世界各國經濟形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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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民營企業；創新模式；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8-35 -03

一 引言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發生巨大改變，人口老齡化趨勢嚴重，人口紅利下降，產能過剩，整體債務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呈現結構性失衡，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開始顯得力不從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新思路，是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舉措。民營企業作為市場供給的主體，其未來的發展是決定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與傳統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民營企業的整體創新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國民營企業現狀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現狀

截止到目前，中國中小企業數量已突破千萬，占中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50%，提供了近70%的進出口貿易額，創造了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民營企業的數量已大大超過了國有企業，它們滲透到了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它們形成的民營經濟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民營企業發展的好壞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極大的影響。

（二）存在問題

盡管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十分迅速，然而，在當今互聯網經濟的沖擊下，大多數傳統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這將會直接影響到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甚至生死存亡。這些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內部因素。本文將對其內部因素進行分析：

1.管理體系落后

（1）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落后。大多數民營企業對待人才的觀念不正確，沒有建立健全的薪酬管理和績效考核，內部的培訓很少，員工之間的隔閡比較嚴重，員工的滿意度不高，這將會影響其效率。（2）財務管理體系落后。在當今互聯網經濟的沖擊下，大多數民營企業依舊按照傳統的財務管理體系模式管理企業資金，對風險管理沒有長遠的目標。（3）經營管理體系落后。許多企業依舊是家族式經營管理模式，以家庭為核心的管理分配方式，實行集權化領導、專制化決策，在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通常以倫理規范代替行業規范。

2.缺乏企業文化，觀念傳統

企業文化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靈魂，是企業運轉和進步的內在精神動力的重要源泉。許多民營企業不注意企業形象，缺乏自律性，也不注重培養企業的文化建設，觀念十分傳統，不愿進行主動革新，注重眼前利益。有不少的民營企業忽略自身的文化培養，只是注重于企業表面的包裝，缺乏長遠的考慮。

3.盲目擴張，市場定位不精準，營銷體系不健全

缺乏整體化結構化的戰略指導，市場定位模糊，不能及時發現高端需求，盲目產出。市場營銷觀念落后，不重視選擇目標市場，不重視產品的市場定位，促銷方式運用存在偏差。我國中小民營企業促銷方式普遍存在著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不能正確地確定廣告訴求點；不能很好地選擇和運用營銷推廣的工具；不能夠調查和糾正推銷人員的觀念；沒有有效使用公共傳播手段進行關系營銷。

4.產品核心競爭力不強，社會信譽不高；不注重產品質量，缺乏服務意識

民營企業對自身產品的市場定位不準確，沒有明確的方向。從而導致企業在定位方面目標不明確、戰略不清晰，廣泛地存在著隨波逐流、盲目發展等經營管理現象。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來自于對自身品牌的建設。品牌的建設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存在高度正相關的趨勢。目前，我國民營企業的品牌建設存在很多誤區，這將影響到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健康發展。首先，缺乏對品牌建設的全面認知。許多民營企業將自身的品牌建設誤解為是創造名牌，因此在品牌建設方面一味地使用廣告效應來提高自身產品的知名度，他們認為只要企業的產品有了知名度，自身的品牌便會自然產生。有的甚至進行盲目的品牌攀比，用盡手段地提高產品的知名度，而不去想提高產品的內在質量，這與品牌建設的本質要求是嚴重相違背的。還有的企業在努力“創名牌”的同時，卻不進行高質量產品的創新與研發，導致所謂的“創名牌”只是空有其表，在市場上的生命周期自然不會太長。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我國民營企業創新模式探究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互聯網經濟的背景下，民營企業要健康發展，不斷開創新的模式才是最為重要的。隨著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加快建設創新生態環境，民營企業創新面臨前所未有的契機與優勢。在經濟“新常態”下，民營企業應該主動去探索適應時代經濟發展的新道路，轉變傳統落后的舊思維，積極進行自主創新，把握好時代的脈搏，成為新常態的重要力量支柱。

觀念和文化創新是民營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的前提，加大創新投入和創新激勵是民營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的保障，合理運用知識產權等創新戰略是民營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的關鍵，選擇適當的創新模式是民營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的捷徑，不同發展階段和規模的民營企業在提升其創新能力時應采取不同策略。民營企業想要在經濟“新常態”下做大做強，創新的意識必不可少，只有重視資源的整合與創新機制的有機結合，才能在時代背景下立于不敗之地。“新常態”背景下，民營企業需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看清經濟發展趨勢，主動去適應市場新要求，把握好時展的新機遇，在穩增長、調結構中尋找發展機會、迎接新挑戰，實現穩健的發展。民營企業的創新模式，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考慮。

（一）態度創新

首先從觀念上改變對員工上下級關系的看法。將員工看成是自己的合作伙伴，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動態合伙人。鼓勵企業內部創業，員工在價值鏈上進行相關創業，對外部創業進行戰略投資。對待消費者的態度創新，將消費者從傳統的一次性顧客的劃分，轉變為永久性用戶劃分。讓用戶能夠不斷參與企業的產品設計與研發。將用戶的個性化需求放在首位，由顧客能在企業買到什么轉向我們能夠為用戶解決什么上去。從而增加用戶滿意度及用戶粘性。

（二）組織結構創新

大多數民營企業的組織結構都是傳統金字塔型的科層制組織模式。在互聯網經濟時代，這種傳統的組織形式已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了。民營企業應順應互聯網時代的潮流，將傳統的組織形式向網絡化的平臺型組織形式轉變。打破層級間的枷鎖，讓員工與用戶自己來決定產品的價值，管理人員發揮的是激勵的作用，考核的權力給用戶。

（三）互聯網+創新

“互聯網+”作為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新引擎”。需要以“開源、開放、共創、共享”的互聯網思維來驅動產業轉型升級，并進行有利于長遠發展的戰略調整。創新是企業構筑競爭力、獲取可持續超額利潤的源泉所在。“互聯網+”是一種創新經濟，在“互聯網+”的背景下，傳統企業應將自身的特色與“互聯網+”有機地結合起來，汲取互聯網協作共享精神，打造互聯網虛實互聯互通的理念，實現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產品經營與資本經營、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線上與線下的交融發展。互聯網+時代的企業需要樹立開放性思維，重心放到外部。究其原因，采用更多的資源來自外部，實現更低的成本來自外部，獲取更高的利潤來自外部。因此，整合是需要企業發揮開創精神協同世界范圍內的優質思想資源、富余資本資源和高效業務資源，構筑眾智思想、眾籌資本、眾包業務的世界價值網絡。

（四）文化創新

企業文化在當今越來越重要，國際上許多發展成功的優秀企業都將企業文化作為自己企業的戰略高度，企業文化的培養是企業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企業領導者精神也極大程度地影響著企業的價值實現。要把握兩點：一是致力于企業價值觀的創新。二是要確立企業文化創新的機制。創新機制主要有企業文化的目標機制、激勵機制和傳播機制，并以企業精神為統帥，指導企業的不斷創新。

（五）服務創新

傳統意義上，服務，很大程度是關注產品的售后服務，在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服務應該貫穿于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應該是全程式的服務。從設計開始到最后的銷售，用戶都能參與進來，是體驗性的，滿足用戶新的需求。在任何時期都能夠與用戶有良好的交流，滿足消費者個性化的需求。

（六）創新聯盟

積極參加或者組織創新聯盟，進行跨區域、跨行業、跨學科的創新合作，努力建立校企、院企的合作平臺。努力達到競合戰略。互聯網+提供了無邊界存在的可能性，企業需要進行跨界合作。跨界是通過虛擬手段整合跨越傳統的產業邊界。資源是企業維持競爭優勢的主要源動力。互聯網+提供了資源整合和利用資源的聚合平臺，通過綜合性的創造性的信息處理過程，促進產品設計的發展。通過互聯網把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結合起來，借助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的外力來匯集眾智，全面改造傳統工業，互聯網的“脫媒”促成供需雙方在沒有渠道的幫助下進行互動與交易，重構了價值創造的邏輯，促進了商業資源的有效協調。

（七）營銷體系與銷售渠道創新

對市場進行精準定位，區分有效供給和無效供給，有選擇性地投放市場。1.采用先進的市場營銷觀念，用正確的市場導向觀念來指導營銷行為，并樹立正確的社會導向觀念。2.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選擇目標市場。面對市場細分這樣一個復雜的過程，我國的中小民營企業應當正確了解每一步驟的具體要求，同時按照具體的要求完成相對應的工作任務。3.適當地采取避強定位策略。由于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多，質量參差不齊，一些中小民營企業在其目標市場上會面臨不同的競爭對手，這些對手不僅有小企業還存在大企業。當存在這種情況時，作為弱勢的企業應當采取避強定位的策略，避免直接與強大的競爭對手競技，將目標鎖定為規模相當的企業。4.正確運用促銷方式。正確定位廣告的訴求點；靈活運用營銷推廣工具；樹立正確的推銷觀念；推銷觀念主要包括產品導向觀念、技巧導向觀念、顧客導向觀念三種；正確運用良好的公關傳播手段，使企業在社會公眾的心目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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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我國農業的發展已從過去的數量矛盾轉化為現在的結構矛盾。”陳錫文指出，過去12年，國內糧食產量持續增長，從2003年的8654億斤增長到2015年的12429億斤，年均增長300多億斤。即便如此，和13.7億人相比，還有不足。現在國內糧食大概還有500多億斤的缺口，所以必須要進口。

缺口有500億斤，但是去年的進口量接近2500億斤，為什么呢？陳錫文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內供給結構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其中最突出的品種就是大豆。中國是大豆的故鄉，但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大豆進口量第一的國家。國內去年只生產了240億斤的大豆，但是進口量超過了1600億斤，大豆嚴重供不應求。

小麥、玉米和稻谷等品種國內基本能自給，但是也進口了1000億斤左右。原因在于國內生產成本高，價格也高，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

這幾年，我們在糧食生產上出現了“三量齊增”的復雜局面，即國內的產量、進口量、庫存量均增加。這就是品種結構的矛盾和缺乏國際競爭力所導致的。陳錫文指出，所謂農業供給不足，不是短期內根據市場需求，在品種和數量上做一些生產方面的調整，根本問題在于提高農業的綜合競爭力和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解決好這兩個問題，重點在于調結構。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加快體制創新。

四大原因導致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

當前國內糧食和其他一些主要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有復雜的原因。

第一，價格管控不到位。隨著經濟發展，土地、資金、勞動力成本都在上漲，農產品價格水漲船高。尤其在糧食產業上，過去幾年，小麥價格上漲了66.6%，水稻價格上漲了119%，國內糧價比國際市場價格高出40-50%。

第二，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后，經濟復蘇緩慢，消費品、工業品的價格越降越低，引起國際糧價下跌。

第三，能源價格下降使得糧食貿易中的海運價格明顯下降。

第四，人民幣持續貶值。國際市場的糧食價格都是按美元結算，人民幣持續貶值不利于國內農產品出口。

總體來看，當前國內農產品和糧食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是由多種多樣的因素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加快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勢在必行。

陳錫文對當前一些坊間的認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去年有人提出中國生產糧食經濟上不劃算，財政上要補貼，農民種糧入不敷出。國際市場上糧食價格低，不如從國際進口。從經濟上分析似乎有道理，實際上并非如此。”陳錫文算了一筆賬，到目前為止，全球每年生產的小麥、大米和玉米這三大谷物最高產量是7000億斤左右，而國內的糧食總需求大概接近13000億斤。從國外進口，不現實、不可靠、不安全，不能滿足國內需求。

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依靠國外的話，中國的農業不會安全，中國農民的就業和生計不會穩定。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要確保糧食安全，就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實現谷物基本自給。

多方發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陳錫文認為，改革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在于科技創新。下一步我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見效、真正落地。

第一，要使市場在價格形成機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對東北玉米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改革機制。今年東北三省和內蒙古的玉米播種面積減少了2300萬畝，比去年減少了4.5%。現在新玉米已經上市，遼寧的玉米收購價大概在0.75元，黑龍江最低價大概是0.6元，農民遭受很大損失。但還有價補分離，價格定下去了，政府會給農民補貼。當然，農民實際交售的價格加上政府補貼，也不可能超過過去的收購價格。但從長遠來看，如果東北玉米臨儲制度改革成功，對其他糧食品種將會有很好的引導作用。很多地方鼓勵農民調整結構，大力發展經濟作物，成效明顯。要通過有效的改革和有序的市場價格來引導農民生產。

第二，要加大風險管控。國內去年的風險率超過了56%，問題很嚴重。以大豆為例，大豆產量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對大豆的科技投入太少。所以必須要加快推進科技進步，才能提升農產品競爭力。

第三，加快推進農業經營體系創新。過去認為，發展現代農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土地的規模化經營。現在在糧食價格下降的背景下，規模經營的效果受到了很大損害。因為很多農民發現，用這么高的價格租來的地種出來的農產品，沒有多少利潤。但是規模經營畢竟是未來農業發展的方向。

很多地方的農民發現，用自己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去成立當地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避開了土地租金問題。這樣統一起來，更重要的是推出了土地托管和社會化服務。

第3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

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第4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政策 國際協調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呈現國際化趨勢，資本流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大，人們稱之經濟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所運用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容易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國際金融渠道相互傳遞、相互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課題。我國在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聯系進一步加深，宏觀經濟政策也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原來主要運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不得不考慮外部經濟環境，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將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注意內部的協調，更要兼顧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大國的政策協調。本文就是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協調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運用時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分析

自從20世紀50年代世界經濟聯系加強，西方經濟學者就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間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就需要這些政策工具相互協調配合。在論述內外均衡時，產生了有名的"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特別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爾提出"政策配合說"（Policy Mix Theory），強調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這些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世界各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我國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針對我國特殊經濟環境提出了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認為，在我國國際資本流動管制不對稱情況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線是折線而不是直線，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搭配理論。今天，在我國已加入WTO、經濟全球化形勢更為明朗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借鑒西方成熟的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還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國經濟現狀的政策協調理論。

二、我國90s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互動效應加大，二是我國的改革開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受經濟全球化影響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覺地要求與外部經濟協調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利用世界經濟穩定形勢，專注于國內均衡，在內部協調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在20世紀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美國、西歐經濟相對平穩，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比較穩健，這給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這一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集中于國內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過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緊"搭配，成功地實現經濟的"軟著陸"。同時，我國政府還對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為日益開放的經濟提供了又一政策平臺。但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雙緊"政策同時運用，使國際收支出現較大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增大。

2、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不得不與之協調配合。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匯率壓力和外貿壓力。由于周邊國家的貨幣都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形成了對出口部門沉重的壓力；而且，這些國家自我保護的外貿政策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進一步地，東南亞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更深遠的影響是外資政策。國際投資者出于對投資風險的考慮而減少對外投資，使外資政策效應減弱。據國家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97年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長逐步放緩，貿易順差減少，貿易部門效益惡化，外國資本流入減少，國內資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終減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導致1998年"通貨緊縮"現象出現。

這一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與外部經濟協調，實行人民幣匯率貶值，外貿政策更為寬松，貨幣政策需要擴張；另一方面，為防范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政策不便使用，貨幣政策也不能過于擴張。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堅持穩定的匯率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的運行。政府也運用外貿政策與國際經濟協調，增加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力度、減免部分出口商品稅收，鼓勵出口。但是，世界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的衰退，以及亞洲諸國采用"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外貿出口更為困難。1998年，我國商品出口總額1836億美元，增速僅為0．5%。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需的減少就加劇了國內經濟的緊縮。這也就是為什么1997-199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國政府繼續為解決"通貨緊縮"而努力，大力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金融政策，側重于內部政策的協調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經濟增速為 7.1%，物價則持續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眾多的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經濟要盡快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外部政策如匯率政策、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必須同時加大調控力度，才能與世界經濟協調配合。

3、2000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整體放緩，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特別是美國、西歐、日本三大經濟實體出現衰退，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到我國經濟，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注重國際協調。

面對經濟的衰退，美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動用行政手段推行貿易擴張和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雖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經濟各國的經濟信心，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貫性，便于治理"通貨緊縮"；但是，它使我國外貿出口形勢更為嚴峻，外貿政策效應更小，匯率政策又面臨協調變動的情形。出于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和國內的經濟形勢，2000年以來，我國的匯率政策并未改變，只是強調了外貿政策、外資政策與外部經濟協調，鼓勵出口，同時利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外國資本進行協調，引進外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依舊側重在國內經濟部分，這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三、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看出，政府出于各種經濟的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以國內經濟均衡為主要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側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而對于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和外資政策的協調使用則比較慎重。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客觀上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第5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摘 要 統計工作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作，是國家制定宏觀政策的重要依據。我國的統計工作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重大變革。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我國的統計工作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統計工作如何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要求，如何滿足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了我們共同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 統計工作 解決 重要問題

一、統計的重要性

統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統計隨著人類文明的誕生而產生，在遠古時代就有結繩計數的雛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統計變的愈加重要，它已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統計數據是各級各部門了解國情國力的重要途徑，是國家制定宏觀經濟調控和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二、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國內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當前的統計體系已有許多方面不再適應新的發展需求。統計體系大而不強、統計機構大而不精的弊端日益顯露，統計數據的虛報、瞞報現象時有發生，統計調查內容還不能很好地反映科學發展的需要，統計調查工作還過多依賴于全面報表，統計調查管理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健全等。

國際方面，世界經濟目前正面臨著就業、環境、金融危機等諸多方面的嚴峻挑戰，為幫助各國盡快走出金融危機，促進本國的充分就業，實現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共享式發展，各國統計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重要作用。各國政府只有全面掌握世界經濟動態，才能科學地制定本國的發展政策。建立規范統一、科學高效的共享式統計體系成為了當今世界統計發展的迫切需求。

三、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1．建立規范統一的統計體系，改變傳統的數據采集方式

統計數據的最終目的是要服務于社會經濟，只有各部門的統計口徑一致統計數據才能夠比較分析。規范統一的統計體系是統計工作的基礎，科學有效的數據采集方式是實現統計數據真實準確的客觀保障。在統計數據的采集過程中，要努力實現各級統計機構特別是中央統計機構直接獲取數據，要充分利用企業財務會計資料和經營記錄資料來獲取統計信息，要充分利用各行業部門的行政記錄資料來代替傳統的統計報表。

2．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基礎，加快統計現代化建設

統計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是統計的網絡化和信息化建設。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統計工作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把現代信息技術有效地運用到統計工作當中，實現統計工作從調查方案設計、任務布置到數據的采集、傳輸、加工、匯總、存儲、的全流程網絡化、電子化、信息化是統計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途徑。

（1）物聯網是在互聯網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發展起來的現代新型信息技術，是通過各種信息傳感設備，采集其聲、光、熱、電等各種需要的信息的系統。在統計調查、數據處理過程中，應用物聯網可以有效提高統計數據的準確可靠性。

（2）云計算技術是通過網絡把多個成本相對較低的計算實體整合成一個具有強大計算能力的完整系統，對大量通過網絡連接的計算資源統一管理調度。在統計工作中云計算技術的有效運用，可以解決單機運行效率不高、數據資源存儲有限的局限性，實現數據處理的完整高效。

（3）以遙感（RS）、地理信息技術（GIS）、全球定位系統（GPS）為代表的空間信息（3S）技術，可以有效把握特定領域調查對象的物理變化，在數據的生產、采集、監測領域運用空間信息技術可以有效實現獲取調查對象信息的科學性。

3．加強理論創新，培育高素質人才

加強統計科研機構的建設管理，統計科研機構要著眼于更好地服務于政府統計的中心工作和重點工作，針對當前社會對統計的新需求，注重統計理論和方法的創新，推動統計科學研究與統計工作更好的結合轉化。在做好對統計工作者業務培訓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大專院校的教育基地作用，把統計學納入專業課程，積極探索實踐統計學碩士、博士的培育工作，培育出適應當代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素質統計人才。

4．以核心價值觀為指導，積極推進職業道德建設

“真實可信、科學嚴謹、創新進取、服務奉獻”是統計的核心價值觀，是全體統計人對統計事業的共同價值取向，是統計工作者的精神追求。價值觀決定了一個人的精神追求，只有把統計核心價值觀融入統計人的精神世界當中，統計人才能夠在工作中自覺抵制各種腐蝕誘惑，才能夠自覺實現統計工作的客觀真實。

5．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統計事業的全面發展

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對各國統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我國的統計工作要與世界接軌，就要在結合我國國情的情況下，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統計管理方法、管理體制和調查方法，采用統一的國際標準開展統計工作。加強世界各國間的交流合作，加強國際比較項目的交流工作，加強聯合國提出的千年發展目標的監測和社會、環境核算，不斷提高各國官方統計的質量，更好地實現各國的統計資源共享，成為了世界各國統計機構的共同使命和重要職責。統計信息的資源共享，可以為世界各國準確判斷經濟形勢和走勢、科學制定政策提供依據，有利于推動各國政策協調，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復蘇。

四、結束語

展望中國統計未來發展的美好前景，我們的統計工作必將在適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與時具進、科學發展，在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同時，也會積極融入到世界統計大舞臺當中，積極發揮我國統計在世界統計中的重要作用，與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推進世界經濟的繁榮穩定。

參考文獻：

第6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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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匡佩遠：《移動運營商3G商業模式研究》，《通信世界》，2005年第33期，第20頁

⑥呂廷杰：《手機視頻很可能成為移動增值服務的下一個贏利點》，《世界電信》，2005年第8期，第7頁

⑦《2008年度手機媒體研究報告》，新浪網，.cn/z/WAP2009

⑧《2008年度手機媒體研究報告》，新浪網，.cn/z/WAP2009

第7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發展。首先是發達國家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美國經濟在平衡中強勁發展，與日本和以德國為例的歐洲國家經濟低迷的經濟發展形成對照；其次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衡，中國、印度等國經濟發展快速，而拉美、非洲等大多數國家的發展卻極為緩慢；最后則是美國經常財政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順差多以國債方式資本輸出到美國，由此形成世界經濟的“雙循環”。然而，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過程相對很緩慢，我國也將面臨風險。全球經濟失衡已成為當今世界日益嚴峻的問題。

1.對世界經濟與發展的影響

這一輪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經濟失衡，不同于第一次全球經濟失衡，匯率作為調節國際收支差額的主要手段失靈了，美國一邊擴大貿易逆差，一邊讓美元貶值，造成全球的“流動性過剩”。雖然不平衡下的2007年全球經濟形勢并沒有如人們預計的那樣悲觀，前三季度美、日、歐投資消費形勢樂觀，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發展迅速，全球貿易，尤其是服務貿易和并購投資也有所增長。但這輪全球經濟失衡的領域很廣，原因多樣，時間和空間上具有不定性，復雜性超乎想象，其對未來世界經濟的影響將長期存在。

2.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雖然目前全球失衡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還是不明顯的，但也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相當嚴峻的考驗，尤其是在資源、能源、市場、技術和人才及世界現有的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的約束下，失衡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很高的不確定性風險。

二、全球經濟失衡的成因分析

1.全球性原因

從全球范圍看，全球經濟失衡主要來自現有的世界經濟、貿易、貨幣金融等格局的失衡。首先，全球經濟的非均衡性發展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美國經濟出乎意料地增長強勁，而日歐近年一直處于經濟緩慢增長期；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率超過西方國家的同時，兩者總體經濟的差距仍然在不斷擴大。其次，近年來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的變化是不平衡產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發達國家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服務轉移或外包到發展中國家，其國內轉而生產更高檔次的產品或服務，以促進經濟結構提升并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這一過程往往滯后一段時間，加上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往往不愿意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高新產品，為此貿易不平衡日益擴大，而各國的貿易、匯率政策等多種因素往往助長了這種趨勢。最后，全球性的儲蓄投資失衡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另一內在根源，中國及亞洲一些國家由于經濟體制、消費習慣、人口結構及社會文化傳統等原因有著非常高的儲蓄率，加上國內投資途徑少、效率低，過多的儲蓄沒有全部轉化為投資，對應為貿易順差；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其擴張性政策下消費經濟的趨向不斷加強，使得逆差不斷擴大。

2.美國方面的原因

美國經常項目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國內政策。首先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當前美國經濟主要依靠消費拉動，近年政府大規模減稅、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以及個人收入和資產價值快速增長等因素都極大地刺激了個人消費增長；而美國為了實現其政治、經濟、軍事霸權，其公共開支一直是天文數字，而且不斷擴大。其次是儲蓄不足。在消費不斷擴大的同時，美國個人儲蓄率即儲蓄占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卻不斷下降。1995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大約在4%～5%，而從2005年開始降至負數，這表明消費者不僅將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開支，而且還動用了儲蓄或進行貸款消費。最后，為自身利益對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施加影響。一方面，把勞動密集型及環境破壞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把產品由這些國家出口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美國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本國市場巨大需求的同時，卻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美國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

三、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建議

1.全球性對策建議

全球失衡的調整，需要各國加強溝通和協調，共同努力。為此世界各國應對促進全球經濟失衡的有序調整進行積極的對話和磋商，并加強相互間的政策協調。第一，通過更多的戰略合作加強南北合作。工業化國家應利用其較強的經濟實力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為消除失衡負起主要責任，按照“新千年發展目標”，切實履行在消除貧困、資金援助、債務減免等方面的承諾，同時按照蒙特雷共識，努力實現發達國家把國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發展援助的目標。第二，加強南南合作，加快發展中國家自身發展。發展中國家只有從本質上提升各方面的實力才能實現對全球經濟不平衡及現有的各種全球性問題和矛盾的根本性解決。而先進的發展中國家應在分享發展經驗、貿易、投資和援助等方面幫助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并立場一致地爭取平等有利的發展環境，以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第三，世界各國特別是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雙方應該加強緊密合作，各自加快結構調整，增強各國貨幣政策彈性，在調整中維持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在穩定發展中逐步消除全球經濟的明顯失衡狀態。第四，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加強各國在一些涉及世界經濟發展全局和各國共同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的協調，采取集體政策行動，進一步完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制，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改善多邊貿易體制，切實防止貿易保護主義。第五，主要大國進行匯率合作型調整，即主要大國之間重新簽訂一個“新廣場協議”，根據不同國家貨幣對美元的最優升值幅度分類，合作調整匯率，或者是美國削減財政赤字，以避免匯率調整中的“囚徒困境”。

第8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一、正確研判國際經濟形勢，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

2008年始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近年來發展成歐洲的債務危機。危機發生至今，已經四年過去了，國際經濟時好時壞，波動起伏，總體低迷。去年，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全球經濟增長3.8%，比上年下降1.4%。世界貿易增長6.9%，比上年下降5.8%，世界經濟與貿易出現雙降。

美歐日都采取了多種方式促進經濟復蘇，但實際效果甚微。即使重新重視實體經濟，培育新型戰略產業，加強金融監管、實施自救與互助，短期內都難以根本好轉。

擴大內需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戰略方針。擴內需，必須穩外需。以出口為例，我國目前雖已成為出口額第一的國家，但我國人均出口僅是原來出口第一大國德國的十六分之一，我國外向型經濟的潛力與差距仍然很大。目前，我國對外經濟中，出口受阻，利用外資下降，但是對外投資增長強勁，去年達到601億美元，成為世界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鑒于國際經濟的嚴峻形勢，盡管各國都在采取措施力挽危局，但復蘇之路將會曲折而漫長，我們必須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告訴我們，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僅十分重要，而且更加緊迫。

二、堅持轉方式、調結構的方向不動搖

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已經影響到世界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也難以獨善其身。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走過了國外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歷程，成就巨大，舉世矚目。但是別人一、二百年曾經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也會在我們今天集中表現出來，改革、開放、發展的道路任重道遠。我們目前的發展方式代價高昂。以2009年中國、日本的主要能耗與經濟指標相比，日本消耗了世界3.3%的煤炭和5.1%的石油，創造了占世界8.7%的GDP。同年，我國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創造了占世界8.6%的GDP。中、日當年實現的增加值差不多，我們卻消耗了相當于日本14倍的煤和2倍的石油。長期依靠資源低價、環境無價發展經濟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轉方式、調結構具有十分的緊迫性。

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也是艱巨的。轉方式調結構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和一些制度的變革，改革已進入“趟深水、啃骨頭、打攻堅戰”的關鍵時期，每一項改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此外，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一路“高歌猛進”，雖有調整的要求，卻無調整的壓力和動力；現在增速下滑，各方面的關系又開始“繃緊”，雖有改革調整的緊迫感和壓力，卻缺少財力等有利條件的支撐。近期，穩增長的壓力增加，使轉方式、調結構的工作更覺困難。

科學發展是“十二五”的主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二五”的主線，轉方式、調結構是“繞不過、推不開、拖不起”的時代課題。“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舒舒服服轉不了方式，輕輕松松調不了結構。繼續沿著資源低價、環境無價、勞動力廉價的發展方向走下去，會出現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代價越來越大，空間越來越小，路子越走越窄。我們必須正視矛盾，迎難而上，沿著轉方式、調結構的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三、認清形勢，苦練內功，努力實現我國餐飲業的科學發展

2011年，我國餐飲業實現營業收入20635億元，同比增長16.9%，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1.2%，拉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9個百分點。餐飲業營業收入從1萬億元到2萬億元，用了五年時間，這個歷史性的新突破，離不開包括在坐的全體代表在內的全行業職工的辛勤勞動和長期貢獻。

但是，去年我國餐飲業的增幅已呈現下行趨勢，近兩年還略低于社會消費品總額的增幅。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房租成本上升和利潤率下滑，這個“三高一低”的狀況使餐飲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餐飲業“用工荒”、“用工貴”、漸成常態。進一步加強企業管理，實現經營模式創新、企業重組、產業轉型正順應歷史的潮流，催生我國餐飲業發生著深刻的變革。我們要認清形勢，苦練“內功”把轉方式、調結構作為我們行業的緊迫任務認真付諸實踐，努力實現我國餐飲業的科學發展。

苦練“內功”，首先要認清形勢，胸有全局，腹有良謀，樹立起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當世界各國、各個行業的經濟發展都出現困難的時候，創業者的機會來到了。我們的經濟包括餐飲業在內，增幅仍居各國之先，我們巨大的市場潛力和仍然較低的人均消費，使我們轉方式、調結構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發展空間。

其次，轉方式、調結構對餐飲業而言，要始終把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遵守法紀，樹立誠信。餐飲行業是廣大消費者在第一線的生產者和服務員，也應該是他們在第一線的安全衛士。要堅決執行食品安全的所有法規，拒絕一切“地溝油”、“瘦肉精”、不合規的“添加劑”等等，真正使“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安以誠為本，誠以質為根”的理念成為每一個餐飲工作者的“經營基因”和工作信條。

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任何企業都處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境地，加強企業管理尤其是統計分析、市場開拓、用工管理、標準化等基礎工作當然是最基本的“內功”。但是，在找準自己的市場定位之后，企業規模、改組改制、業態選擇、發展方式、人才組織、模式創新、提高信息化水平，等等影響企業長遠發展的內容常常是破解“三高一低”“魔咒”的有效手段，也是企業必須苦練并帶有戰略性的“內功”。

第9篇：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金秋十月,清風送爽。來自海內外的各界有識之士,相聚在美麗的渤海之濱,共同舉辦首屆曹妃甸論壇。首先,我對論壇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誠摯的歡迎!

我們今天所在的曹妃甸,是中國的國家級循環經濟示范區,也是中國推進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在這里舉辦以可持續發展為永久主題的國際性論壇,打造一個探討可持續發展問題、展示中國可持續發展成果的高層互動平臺,對于匯集全球智慧、促進務實合作、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屆曹妃甸論壇以“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與新型工業化”為主題,抓住了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順應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我相信,論壇圍繞這一主題深入探討、廣泛交流、凝聚共識,對于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可持續發展,對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健康復蘇,必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去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同舟共濟,積極應對,世界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開始緩慢曲折的復蘇。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也帶來了巨大沖擊。我們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從容應對。既強調國際金融危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注重把握國際金融危機蘊含的發展機遇,堅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了總額4萬億元人民幣的兩年投資計劃,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多次降息和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大范圍實施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力度。經過努力,基本扭轉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增長明顯下滑趨勢,經濟形勢總體呈現企穩向好勢頭。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7.1%,其中二季度增幅回升到7.9%;1―8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1%。實踐證明,中國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一攬子計劃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也是及時的、正確的、有效的。但我們也清醒地看到,中國經濟回升基礎還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我們將繼續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全面落實和充實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提高針對性、有效性、可持續性,切實做好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各項工作,實現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也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我們剛剛隆重慶祝了60周年。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發展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進而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必須深入貫徹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更好地造福廣大人民。為此,我們將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一是大力調整經濟結構。積極擴大國內需求,不斷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堅持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精心培育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強做大先進裝備制造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是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堅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加大對自主創新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的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形成經濟發展的科技支撐;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

三是狠抓節能環保和生態建設。大力實施重點生態建設工程,加強節能和資源綜合利用,推進高效節能新產品開發,積極發展循環經濟;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全面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加快開發低碳技術,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新能源,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不斷增加森林碳匯,推動綠色經濟增長。在前不久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中國政府鄭重承諾,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這些都充分表明中國政府發展低碳經濟、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誠意和努力。

四是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以人為本,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積極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發展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促進公共服務逐步均等化,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五是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全面提高開放水平,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健全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仍在持續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應攜起手來,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以更大的決心、更堅實的步伐,推進新型工業化,實現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繁榮。借此機會,我愿提出以下主張。

第一,把綠色增長作為我們共同的追求。綠色增長既是當前世界經濟擺脫危機的重要途徑,也是今后世界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應把綠色增長作為共同的目標和追求,積極制定全球綠色發展路線圖以及符合本地區實際的發展規劃,有效協調政策和行動,切實履行各自的責任和義務。世界各國應把推進綠色增長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基本取向,通過各種可行的調控手段,加快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大力推動綠色產業發展,促進綠色城市建設,把經濟發展進一步引向綠色增長的發展道路,使世界經濟煥發出新的生機。

第二,把節能減排作為我們共同的責任。氣候變化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節能減排是主動應對氣候變化、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每個國家、城市、企業和個人都應以對人類長遠利益高度負責的態度,切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世界各國應積極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深入推動節能減排,努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要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同時考慮各國基本國情、發展階段、歷史責任、人均排放等諸多因素,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切實落實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帶頭大幅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并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發展中國家也應盡最大努力,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積極貢獻。

第三,把科技交流作為我們共同的抓手。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世界各國應把科學技術特別是節能減排、環保、新能源等高技術領域的成果,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充分依靠科技進步增強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科學技術的傳播不應以國劃界。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應采取新的政策和機制,既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又加強國際間技術交流與合作,強化科技創新對世界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作用。發達國家應在可持續發展核心技術研發、應用等方面開放市場,降低人為的技術轉讓壁壘,尤其要加強綠色技術領域交流與合作,確保發展中國家用得上、用得起綠色技術,避免形成新的“綠色鴻溝”。

第四,把對話合作作為我們共同的行動。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一項緊迫而長期的任務。世界各國應展開交流、增進理解、加強合作,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生態建設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在科技成果轉化、資金援助、減免債務等重點問題上切實采取措施,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實現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不斷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曹妃甸是中國環渤海地區的一顆耀眼明珠。這里擁有港口、區位、資源、產業等得天獨厚的集成優勢,是中國能源、礦石等大宗原燃料集疏港,是環渤海地區崛起的重要引擎,也是輻射京津冀區域、溝通“三北”(華北、東北、西北)、聯接東北亞、走向世界的重要樞紐和對外通道。近年來,曹妃甸開發建設取得可喜進展,基礎設施配套更趨完善,產業集聚步伐明顯加快,國內外對曹妃甸的關注度明顯提高,項目投資明顯提速,目前已經進入大規模產業集聚、逐步產生效益的關鍵時期。首鋼京唐鋼鐵廠等一大批產業項目已投產,一個以循環經濟和綠色增長為特征的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基地正在快速崛起。隨著開發建設的推進,未來的曹妃甸將形成綠色港口、綠色產業、綠色城市協調發展的三大空間布局。中國政府將按照高起點規劃、高質量建設、高水平使用的要求,進一步加大對曹妃甸發展的支持力度。圍繞建設綠色港口,支持曹妃甸建設年吞吐量超過5億噸的世界一流國際大港。圍繞發展綠色產業,支持曹妃甸發展循環經濟,努力建設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示范區。圍繞打造綠色城市,支持曹妃甸打造一座“世界一流、中國氣派、唐山特色”的國際示范城市,建成一座未來之城、創新之城、生態之城、幸福之城。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發展可持續,世界更美好。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必將成為全人類更加美好的家園。讓我們勇敢應對各方面的困難和挑戰,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工業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光明之路,創造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