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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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集聚；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縱觀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經濟的空間集聚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正如克魯格曼所言：“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個簡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與經濟的空間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區差距的擴大。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區之一，江蘇省內部表現出很強的經濟集聚趨勢，同時一直受到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困擾，地區間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擴大。集聚是否是導致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長久以來，經濟增長與經濟集聚的研究幾乎互不相關。然而，現實表明，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與經濟增長是很難被分割的兩個過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新經濟地理學領域內的學者開始嘗試整合新經濟地理學與新增長理論，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下探討集聚與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開創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們通過強調技術外溢和空間集聚的相互作用，為解釋經濟集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和簡明的理論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礎上通過改進研發部門的生產函數和熟練工人的動態遷移過程，給出了一個數學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結果更加具體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與內生增長的框架下，分析了經濟一體化過程對區域差異和不平等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集聚對于整體的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會影響到經濟增長。

伴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經濟學家開始針對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展開實證研究。許多研究驗證了集聚的增長促進效應。如Ciccone(2002)使用5個歐洲國家NUTS第3級地區的數據分析了就業密度對于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發現制造業與服務業活動的集聚的確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正面效應。Henderson(2003)使用70個國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數據，發現城市首位度(一國最大城市份額)在低收入國家有利于經濟增長。[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區1980-2000年的數據，探討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空間集中對增長績效的影響，發現生產活動的內部空間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區增長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與理論預測相反的結論，如Sbergami(2002)使用6個歐盟成員國1984～1995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對經濟增長率和經濟集聚相互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發現。高技術行業、中等技術和低技術行業的集聚對于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都是負面的。㈣更為復雜的是，空間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集聚促進增長；但當達到某個收入水平后，集聚對經濟增長就沒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經濟增長。這一假說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驗證，他們利用跨部門OLS和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研究了一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對國家層面增長的影響，發現只在經濟發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動GDP增長，關鍵水平約為人均10000美元。

針對中國的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問題，范劍勇(2004)認為，中國現階段仍處于“產業高集聚、地區低專業化”的狀況，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總體上仍較低，且滯后于對外的一體化水平，這一現狀使得制造業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無法向中部地區轉移，進而推動地區差距不斷擴大。㈣張艷、劉亮(2007)運用工具變量法，基于中國城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經濟集聚對于城市人均實際GDP的影響，結果發現，經濟集聚具有內生性，它對于城市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張卉、詹宇波、周凱(2007)構造了產業間集聚指數和產業內集聚指數，并以此作為解釋變量實證檢驗了中國產業集聚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他們的研究發現，產業內集聚和產業間集聚都對中國經濟增長存在顯著影響。吳利學、傅曉霞(2008)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包含集聚經濟的生產函數，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場化對中國各地區集聚經濟效應的影響，他們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各地區集聚經濟效應顯著，且集聚經濟效應在地區經濟增長中作用明顯。馬君潞、郭威(2007)通過對我國分省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提升一個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地區的集聚經濟環境，因此，積累集聚經濟優勢是吸引外資、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途徑之一。

在這些實證分析中，雖然有的研究也考慮到了不同地區差異的影響并以地區虛擬變量來衡量，但從本質上看，區域總是被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進行分析，區域間潛在的相互影響往往被忽略。事實上，任何一個地區的經濟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它總是與其他經濟體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多數研究中，這一觀點都還沒有被正式引入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空間計量經濟學是在橫截面或面板數據中研究經濟單位的空間相互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一些學者開始運用空間計量方法，明確將地理空間因素考慮到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級橫截面數據，從空間經濟學的視角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問題，并指出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來源主要是非農業勞動力增長率、制造業產出、資本積累和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林光平、龍志和及吳梅(2005)采用空間計量經濟方法，研究我國28個省(市、區)1978～2002年間人均GDP的盧收斂情況，認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區間的空間相關性對各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國地區間經濟存在收斂性，但是它的估計值表現出增大的趨勢。”吳玉鳴(2007)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對2000年中國2030個縣域的增長集聚與差異進行了空間計量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縣域經濟增長不僅與人力資本、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關，而且與相鄰縣域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依賴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間計量分析方法對技術傳播的空間模式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技術和經濟活動都存在局部集聚，技術集聚度高于經濟集聚，且兩者的集聚度隨時間增強，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隨地理距離快速下降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導致局部集聚和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原因之一。

針對江蘇經濟表現出來的空間集聚現象與地區差距問題，本文擬采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江蘇省縣域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二、江蘇省縣域經濟活動的空間相關性

首先，畫出江蘇省2007年縣域人均GDP的空間分布四分圖(圖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個縣域被平均分為4組，以顏色的深淺代表相應縣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圖1可見，江蘇省縣域層次的經濟活動在地理分布上是極不均衡的，呈現出蘇南一蘇中一蘇北梯度遞減模式。并且鄰近區域的經濟指標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顯的集聚特征。

接著，通過計算縣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數對其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Moran''''sI是最常用的檢驗空間自相關性的統計指標。利用GeoDa0.9.5軟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顯著，表明江蘇省縣域經濟的分布的確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

進一步，作出江蘇省2007年縣域人均GDP空間自相關聚類圖(圖2)，圖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區被人均GDP高的地區所包圍，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區被人均GDP低的地區所包圍。這種分布顯示出江蘇省縣域經濟之間存在著正的空間自相關性，形成了某種空間“俱樂部”現象。人均GDP水平較高的縣域(H-H地區)集中分布在蘇南地區，而人均GDP水平較低的縣域(L-L地區)則分布在蘇北地區，地區之間經濟增長差異顯著。

由此可見，我們觀測到的截面區域之間在地理上是一些明顯具有空間依賴性的經濟實體，誤差項獨立的假設在統計上被拒絕了，也就是說，OLS估計的結果是不可信的。因此，這里將地理空間維度引入研究中來，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來估計經濟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變量選取、數據來源與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關心的問題是經濟集聚是否會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在進行實證檢驗時，需要對經濟增長和經濟集聚分別進行度量。本文選取人均GDP的自然對數來衡量縣域經濟的增長。由于各地區在人口和面積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選取人均GDP為測度指標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關于經濟集聚，本文選取第二產業區位熵、第三產業區位熵和城市化三個指標來衡量經濟集聚的程度。i地區i產業的區位熵定義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區i產業的產值，∑iEij表示i產業在整個區域的總產值，∑jEij表示j地區的總產值，∑i∑jEij表示整個區域的總產值。因此，該指標的分子是j地區的i產業占整個區域該產業總產值的份額，分母是j地區的總產值占整個區域總產值的份額，通過兩者的比來評價i產業在j地區的集聚程度。區位熵小于1說明該產業的集聚化水平比較低，區位熵等于或大于1說明該產業的集聚化水平較高。區位熵越大，說明該地區的這一產業在整個區域范圍內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別表示三次產業；j=1，2，…，65，分別表示江蘇省65個縣域。因此，LQ1、LQ2和LQ3(這里省略了下標)分別表示江蘇省每個縣域第一、二、三產業的區位熵，度量了三次產業在該地區的集聚程度。由于經濟的集聚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所以選擇第二產業區位熵和第三產業區位熵作為衡量經濟集聚程度的兩個解釋變量。

此外，城市的出現也是經濟集聚的一種表現。經濟學家長久以來一直強調城市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更準確地講，城市己被看成一種主要的社會制度。城市化是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尺度的體現，城市化不但表現為人口向城鎮聚集和非農人口上升，還表現為人們生產與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由農村向城市文明升級轉化的過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這里用非鄉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來衡量各地區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蘇省65個縣級行政區域的橫截面數據，所有統計資料均來自《江蘇統計年鑒(2008)》。

(二)模型設定

1經典線性回歸模型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首先構建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縣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LQ2和LQ3分別表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區位熵指標，URBAⅣ是城市化指標，三者用來表示經濟集聚，是本文關心的解釋變量。

2空間計量經濟模型

針對經典線性回歸模型(1)，可以通過兩種不同方式引入空間依賴性。相應地，空間計量模型有兩種設定形式：

第一，空間滯后模型(SLM)，在解釋變量中增加一個空間滯后變量，模型的形式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間權重矩陣；W_PGDP是空間滯后變量，定義為W_PGDG=WlnPGDP；P是空間自回歸系數；ε是誤差項；其他變量的含義與原來相同。

第二，空間誤差模型(SEM)，通過誤差項引入空間相關性，即假設誤差項是空間相關的。如果誤差項是一個空間自回歸過程，則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間誤差自回歸系數，Wε是空間滯后誤差項。

3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據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應的穩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兩種空間計量模型之間進行選擇。首先判斷LM-Lag和LM-Error的顯著性，如果兩者中只有一個是顯著的，那么就選擇相對應的模型，即如果LM-Lag顯著就用空間滯后模型，LM-Error顯著就用空間誤差模型。如果兩者都顯著，則需進一步比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顯著性，選擇Robust指標中更顯著的那一種模型。是選擇空間滯后模型還是空間誤差模型，下文中根據判別指標的具體情況而定。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為了進行比較，首先給出經典線性回歸模型的OLS估計結果，見表1。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OLS估計的F統計量達到117.193，模型整體上非常顯著。擬合優度為0，8521，說明擬合程度一般，可能與忽略了空間依賴性有關。LQ2、LQ3和URBAN系數的符號都與預期一致，均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顯著，URBAN在5％的水平上顯著。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準則(SC)作為衡量模型擬合優度的指標，在下文中與空間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比較。

接下來，采用GeoDa0.9.5軟件對OLS估計的殘差進行空間依賴性檢驗。這里使用的江蘇省縣域地圖數據來自中國分縣行政區劃界線數字化地圖，①空間權重矩陣采用的是一階Rook鄰接矩陣。檢驗結果見表2。表2顯示，Moran''''sI指數在1％的概率上顯著，說明OLS估計的殘差存在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設定不恰當的問題。因此，這里采用OLS估計是不合適的，需要將截面單元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引入模型中。具體是采用空間滯后模型還是空間誤差模型，可以根據拉格朗日乘子檢驗的結果來決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需要進一步比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顯著性更強。因此，根據上文中提到的標準，選擇空間滯后模型(2)更為合適。空間計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系數估計值會有偏或者無效。這里用極大似然法(ML)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

首先，通過似然比檢驗比較原模型(不考慮空間因素的經典回歸模型)與各擇模型(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自相關系數的漸進顯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為25.4468，在1％的水平上顯著，再次證明該模型中空間依賴性的存在。進一步，三個經典檢驗是漸進一致的，但在有限樣本中，應該滿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為28.4089，LR值為25.4468，LM-lag值為24.3492，與預期的順序一致，說明SLM模型符合ML估計的漸進性質，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合理的。

其次，根據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較SLM模型和經典線性模型OLS估計的擬合優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擬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則相反，值越小，表示擬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見，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為-1.3229，大于OLS估計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計的相應值，說明SLM模型的擬合程度優于原經典回歸模型，引入空間效應使模型的解釋力有了明顯增強。

最后，對SLM模型估計的系數進行分析。空間滯后變量WLNPGDP的空間自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縣域人均GDP增長在地理空間的鄰接上表現出了較強的溢出效應。縣域經濟增長集聚的空間相互作用或影響的途徑可以通過鄰接地區而相互傳遞。三個衡量經濟集聚的解釋變量LQ2、LQ3和URBAN的符號均為正，與我們的預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果支持了經濟集聚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具體而言，LQ2的回歸系數為2.3931，說明第二產業的區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使縣域人均GDP增加約2.39％；LQ3的回歸系數為1.7357，說明第三產業的區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使縣域人均GDP增加約1.74％。LQ2和LQ3的系數比OLS估計中兩者的系數均有所降低，說明OLS的估計結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誤。URBAN的回歸系數為0.0105，說明非鄉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則縣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約0.01％。與OLS估計結果相比，城市化指標的顯著性有了明顯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總體看來，第二產業的集聚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明顯。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一)主要結論

1江蘇省縣域經濟具有顯著的空間依賴性，鄰近區域的經濟增長相互影響，但這種影響以回浪效應為主，擴散效應不足，因此導致蘇南蘇北地區經濟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區位、經濟基礎、經濟結構、發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優勢，蘇南地區集聚了大量資本、技術和人才，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自身增長迅速，成為江蘇地區的“增長極”。政府希望通過增長極地區的優先增長帶動周邊更多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增長極的擴散效應。然而事實上，至少到目前為止，該增長極體現出的回浪效應——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資本、人才和技術，削弱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實力——遠大于其擴散效應，從而導致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因此，為了防止在這種累積循環因果作用下區域間差距的無限擴大。需要政府創造條件，引導回浪效應向擴散效應的轉化。

2以產業集聚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經濟集聚對于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但這種影響是地方性的，隨空間距離的增加而衰減。根據內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知識溢出是解釋集聚和區域增長關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會有效地促進知識溢出，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增長。在產業活動空間集中的區域或人口密度多樣化的城市中，知識、人才在不同企業和區域的流動以及與不同群體的互動交流，促進了知識的傳播擴散，進而促進技術進步。同時，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鄰近不僅為面對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業間前向后向的市場聯系，更有利于勞動力的進一步集聚以及知識溢出。但是，知識空間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響隨地理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陋瑚因此，蘇南地區通過知識溢出產生的正外部性難以擴散到更遠的蘇北地區，導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見，如果希望通過集聚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需要充分考慮到地理空間的因素。

(二)政策建議

1促進要素向蘇北地區的流動，使回浪效應過渡為擴散效應。可以通過加強蘇南地區與蘇北地區間的統籌規劃，打破地方壁壘，改善蘇北地區的投資環境、貿易條件、市場條件，創造良好的人才吸引機制，鼓勵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不斷由蘇南向蘇北地區流動，充分發揮增長極的擴散效應。

第2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違法或不當，致使權益受損時，如何保護公民權益，構建和諧社會，成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行政行為的爭議可以通過兩條途徑：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前者是行政訴訟，后者為行政復議。行政相對人在尋求救濟途徑時候，應該怎樣選擇才能真正實現對自己的權益的保護，是本文思路的出發點。

論文關鍵詞：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相對人權益保護

1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概念比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復議是指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復議機關提出申請，由受理申請的復議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適當性進行審查，并作出裁決的活動和制度。行政訴訟是指，行政向對方認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就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作出裁決的制度。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提出爭議，以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為核心i以獨立行使職權為保障；法律主體都由三方構成，行政復議是由發生糾紛的行政機關和相對人各為一方，作為糾紛解決者的上級機關或人民法院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決糾紛所適用的某些原則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不適用調節原則等。二者程序雖然不盡相同，但都體現了司法性，即都要通過特定的程序和機構來解決行政爭議，強調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復議的地位是獨立的。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之間的密切關系是毋庸質疑的，但行政復議對于行政訴訟而言，是處于附屬配套地位還是有著獨立地位，學界有著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行政復議制度是作為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來的，體現了行政復議制度對行政訴訟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學者認為應改變行政復議對行政訴訟的附屬地位，擺脫配套框架的束縛。筆者認為，行政復議相對于行政訴訟是有其獨立性的。復議制度屬行政系統內部的審查與裁決，它是行政權進行自我監督的重要方式，屬于“自律”的范疇；而行政訴訟則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涉及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屬于“他律”的范疇。行政訴訟只能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而行政復議對不合理的行政行為同樣作出裁決。

2我國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關系的狀態和存在問題

(1)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銜接模式中的問題。

對于我國立法上關于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之間銜接的模式，沒有統一的規定，就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則是行政復議前置原則。復議前置是指行政復議是行政訴訟的必經程序，行政相對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如不服復議決定，再行。二則是自由選擇原則，即當事人可在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兩者中自由選擇其救濟途徑。

我國行政法學學術界對這兩種銜接模式有不同觀點：一種認為應該充分尊重相對人的自由選擇權。如經復議再進入訴訟，延長了救濟時間，不利于對當事人權益的及時保護；由于上級機關和原機關不在同一地區，復議前置會給相對人帶來不便。另一種則認為應該遵循“窮盡救濟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當事人在尋求救濟時，首先必須利用行政內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簡便的救濟手段，然后才能請求法院救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理，而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法院原則上無審查權力。這就導致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相對人在選擇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濟模式后，只得無奈地感到失望。

(2)經過復議的案件，訴訟標的確定的問題。目前我國的復議后的情形，大致為以下幾種；

第一，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原具體行政行為機關為被告，原機關負舉證責任。這里由于復議機關無須對其作出的維持決定負責，復議機關為避免在行政訴訟中當被告，往往維持。有學者認為，凡經過行政復議的案件一律以復議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復議決定維持的案件也由復議機關為被告，可能無法很好地履行舉證責任。筆者比較贊同第一種說法，即“誰行為，誰被告”的司法原則。

第二，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包括變更與撤銷)。當行政復議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時，復議機關為被告。這里出現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對具體行政行為適當性審查后作出的復議決定能否被提訟?按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來分析，行政訴訟只能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不能審查其適當性(除非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有學者認為，針對行政行為適當性作出的復議決定仍然屬于行政裁量行為，不屬于現行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第三，復議機關不予受理、不答復。如果是復議前置的。被告為復議機關；而自由選擇復議或訴訟的，被告可以是原具體行政行為機關也可以是復議機關。

3我國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關系的問題解決對策

(1)兩種救濟制度的優勢并舉原則。在構建二者關系的問題上，奉行自由選擇原則抑或“窮盡救濟制度”原則，都應該秉持最大程度保護相對人權益的原則。筆者認為，兩種制度、兩種原則各有所長，可采取互補之的方法尋求救濟之路。比如，人民法院在受理對具體行政行為提出爭議的案件時，人民法院認為是合法的但失當的，可以告之相對人撤訴，另起行政復議。

第3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關鍵詞]流動性過剩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

“流動性過剩”的概念是2004年國有商業銀行首先提出的。“……流動性相對過剩和經營結構調整,利率風險和流動性過剩已日漸顯現……”。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斷地引用。首先在銀行界達成了共識,成為對銀行巨額儲蓄壓力的一種替代說法。2006年以來,這一概念的外延被進一步擴大,成為整個經濟界的口頭禪。

一、“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1.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體現為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

國民經濟的基本運行體現為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我國目前,生產環節的深層次矛盾為粗放型經營的現狀與集約性經營目標的矛盾,粗放型經營的一個標志性的現象就是重復建設。分配環節的深層次矛盾是投資與消費的矛盾,投資率高而消費率低。交換環節的深層次矛盾體現為供需結構不合理,我國目前供大于求的商品達到了70%到80%。至于消費環節的深層次矛盾為國內購買力不足。不僅如此,供應商的產品供給結構和居民商品需求結合也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問題:一方面低附加值產品充斥市場,而居民對這類商品處于充分消費狀態;另一方面市場需求的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研發不足。國民經濟的深層次矛盾導致社會資金過剩,而在國民經濟運行中過剩的資金最終體現為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剩”。

2.居民儲蓄率過高

(1)收入差距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高達40%以上,甚至超過印度。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低,因而富人的存款傾向會更高。

(2)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中國目前的特點是,不僅富人儲蓄率高,普通居民的儲蓄率也很高。這是中國體制改革的特殊時期的特定結果,一方面舊有的福利體制被打破,住房的商品化、教育的產業化以及公費醫療成為過去式,都使居民把大量的收入存入銀行作為養老金、醫療費用以及子女的教育費用。

3.巨額順差與貨幣超發也是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

當前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貿易順差貢獻尤多)是流動性過剩的重要成因。2007年以來,國家不斷出臺政策試圖遏制順差過度增長,但外匯儲備激增不減。這就意味著,由于中國央行需要發行基礎貨幣結匯,中國的貨幣供給量將在今年隨外匯儲備的增加而繼續增長。這些增加的貨幣供給自然也首先會體現為商業銀行的存款。巨額順差導致了經常賬戶的巨大盈余,進而導致了過剩的儲蓄,以及由過剩流動性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化。

二、“流動性過剩”的危害

過度的流動性帶來了巨大的潛在風險。它既可能表現為高通貨膨脹率,也可能表現為資產價格泡沫。

1.“流動性過剩”是通貨膨脹的前兆

“流動性過剩”首先帶來的是資產價格的上漲。但是,我們也要明確,資產價格膨脹也會導致通貨膨脹。僅看到物價指數的穩定而不注意金融資產和不動產價格的上漲,很可能會導致貨幣政策過松,以致不能及時制止泡沫經濟。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股票價格和不動產價格急劇上升,但物價指數卻相當平穩,因而沒有提高利息率,緊縮銀根。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目前中國存在大量超發、但暫時沉積為居民儲蓄存款的貨幣的情況下,資本市場的過度發展(也可以是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很可能激活處于冬眠狀態的沉積貨幣,暫時退出流通的貨幣將重返流通領域去追逐商品,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復活。這一過程在我國已經顯現,去年資產價格猛漲,而CPI穩定,進入2007年后,尤其是進入下半年,基本副食品價格開始上漲,通貨膨脹已見雛形。所以,流動性過剩是通貨膨脹的前兆,從流動性過剩到通貨膨脹只是個時間的問題。

2.“流動性過剩”帶來的“流動性風險”

一般認為,商業銀行經營中“流動性”原則是為了抵御“擠兌”風險。而我國以往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癥結之一就是資金不足,因此以往理解的“流動性風險”是流動性不足的風險。但目前來看,我國商業銀行面對的不是流動性不足的流動性風險,而是流動性過剩的流動性風險。過多的資金無處投放,貨幣市場上甚至利差倒掛,帶來巨大的經營風險,這是2004年以前我國的商業銀行不曾想過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的商業銀行存在巨大的存差,反映為“流動性過剩”;另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資產負債期限結構錯配的現狀,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流動性風險和利率風險,而利率風險是因流動性風險而派生出的風險。

3.“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貨幣政策被動性

在金融市場充分發展以前,過多的流動性可能會導致資源錯配,引發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問題。為此,在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扭轉,在我國金融市場彈性還不夠充分情況下,需要回收流動性以防止其可能產生的危害。而且,央行通過大量的對沖操作,為外部失衡條件下的經濟創造一個相對較為平穩的國內貨幣環境,為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贏得時間,這是可取的策略。但是,又必須看到,通過央行發行票據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方式,對沖因巨額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又是不可長期持續下去的,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緩解“流動性過剩”的途徑探討

首先,應改變信貸投向結構,大力開發中小企業和個人信貸市場。通過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規范金融生態秩序,強化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以保護債權為中心的規范有序的社會法律和信用環境,消化中國持續增長的國民儲蓄。

第二,鼓勵、支持銀行業的產品創新,調整金融產品結構,疏導流動性。要拓展商業銀行的運作空間;發展貨幣市場基金,發展包括資產證券化,以債券為基礎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種組合的利率、匯率產品和債券品種系列等新產品,發展公司和私人理財增值服務。發展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外的理財托管產品,逐漸改變商業銀行的生存方式。

第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調整金融市場結構。鼓勵合規資金進入股票等資本市場,鼓勵和擴大企業通過發債方式籌措資金,培養機構投資者,使之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建立統一的全國債券市場、多元化的市場風險配置機制,有效配置金融資源。

除了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和金融體系的改革,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更應有長遠的眼光。中國的高儲蓄率是“流動性過剩”的一個長期的根本原因,而要改變目前過高的居民儲蓄率,不僅要靠擴大居民的內需,更要增加居民可選擇的投資途徑。中國居民應該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和進口;但是減少儲蓄就要求中國的改革更多地指向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醫療以及養老金體系。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儲蓄率的下降絕非一蹴而就。

而且,我國目前的“流動性過剩”,在更深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均衡,只有從制度入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結構性不均衡。

參考文獻:

[1]黃達.金融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李楊等.應對流動性過剩的兩個基本戰略[J].中國金融,2007,(3).

第4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摘要：要進一步抓好水利統計調查工作，不斷創新完善水利統計工作，為水利又好又快發展奠定良好基礎。要完成好各項水利統計任務。做好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信息統計、匯總和等工作，更新完善各類水利統計基礎數據庫，健全信息通報機制，更好的提升水利統計服務水平。

一、我國的國有水利工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水利工程企業，自50年代起，逐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正規的統計制度和指標體系。

但近年來，水利工程企業統計基礎工作明顯減弱。一是統計工作得不到水利工程企業領導重視，統計部門和統計崗位被撤銷或合并，統計人員變動頻繁；二是水利工程企業統計臺帳和原始記錄越來越不健全，填報統計指標的隨意性加大，統計數據質量下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利工程企業的所有制形式由單一的國有、集體發展到包括私營、個體、股份制、外商投資等多種形式并存，經營方式與管理模式也日益多樣化，許多新水利工程企業應運而生。在這些新成立的水利工程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像老水利工程企業那樣建立規范的水利工程企業統計制度，甚至沒有明確設立統計職能部門和統計工作崗位，國家統計報表由財會人員或其他部門的人員代填代報，一些統計指標也難以準確按照統計制度的具體要求來計算填報。

由于水利工程企業統計工作存在諸多問題，所以統計對水利工程企業經營管理者決策的參考作用就有所減弱，或者說就沒有發揮過太大的作用。作用越小就越得不到重視，越得不到重視就越難以有效發揮作用。之所以陷入這樣一個怪圈，筆者認為主要在于水利工程企業管理者和部分統計人員或是對統計工作的內容了解不夠，或是對統計工作的性質認識不清。這些“不夠”與“不清”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是認為統計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是反映計劃完成情況、為計劃而服務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的地位和作用應該弱化；二是認為統計是為政府統計部門和上級主管部門服務的，只是為了完成上報任務，工作越多水利工程企業負擔越重；三是認為統計對水利工程企業而言，主要是在總結工作時充實一下工作報告，對經營決策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四是認為統計僅反映生產經營的規模，而當前水利工程企業經營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盈利為目的，這只有依賴于財務與會計的工作，統計無能為力。

針對這些問題與認識，我們有必要明確，對水利工程企業來說統計工作的意義與作用統計工作是通過搜集、匯總、計算統計數據來反映事物的面貌與發展規律。統計信息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數量性。即通過數字揭示事物在特定時間特定方面的數量特征，幫助我們對事物進行定量乃至定性分析，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正因為如此，統計信息正越來越多地和其它信息結合在一起，統計信息從整體上看，涉及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社會、文化、科技各個領域和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涉及宏觀與微觀的各個領域和環節。利用統計信息，不僅可以對事物本身進行定量定性分析，而且可以對不同事物進行有聯系的綜合性分析，既可橫向對比，也可總結歷史預測未來。由統計的特性所決定，如果一個水利工程企業建立或完善了一套既科學合理又行之有效的統計工作制度，那么，這套制度對水利工程企業而言，將具有以下作用：做好統計可以反映水利工程企業目前的各種社會與自然屬性，反映水利工程企業的機構、人員、資產、負債等各方面情況。所謂統計制度，我以為主要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方式的確立，二是統計內容及其計算方法的確定。

二、當前存在的問題是水利工程企業目前搜集匯總的各種統計信息難以進行更高層次的配套綜合分析，使信息的利用僅停留在初級層次；水利工程企業各部門之間難以實現有效的信息交換與共享，也使信息的可利用范圍及程度要打一些折扣。

甚至某些水利工程企業，根本就沒有考慮建立統計制度，僅是由財會或業務人員代報統計報表，當然更難以在經營決策中發揮統計工作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目前體制下，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企業領導重視統計工作，賦予主營業務統計部門負責設計本水利工程企業統計制度及綜合各種統計信息。但從整體著眼，這樣的水利工程企業并不是很多。

水利工程企業綜合統計人員應具有較高素質，不僅掌握統計理論與分析方法，還應熟知本水利工程企業業務工作流程和各部門職能，掌握一定的經濟理論和計算機知識、現代管理知識。在有條件的大型水利工程企業，可設立總統計師崗位，以領導綜合統計部門并使其有效發揮其職能，協調各個部門的工作。

在現代水利工程企業中，無論是直線職能制還是事業部制，對水利工程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統計信息都決不僅限于計劃統計部門內部。如勞資部門掌握機構人員數字，基建部門掌握投資數字，技術部門掌握技改數字，營銷部門掌握銷售數字等。因此，為確保水利工程企業統計資料的系統性完整性，應該在各部門的工作職責中明確相應的統計責任，要求其按統一確定的口徑、范圍及時間提供相應的統計資料及分析報告，要特別重視一些被忽視的部門的信息。

第5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1）勞動力供求因素對勞資糾紛的影響

勞動力供求規律表明，如果勞動力供求基本平衡，勞資雙方就會等價交換。勞動力供大于求，勞資雙方的力量就傾向于資方。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勞方就會享有更多的機會。而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市場是供遠大于求，市場機制在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過程中，“市場失靈”問題尤為突出。現階段我國大部分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素質、技術要求不高，勞動力的可替代性很強，求職者并不具備討價還價的條件。總體勞動力市場的這種幾乎一邊倒的供求形勢客觀上成為引發和助長企業勞資糾紛矛盾傾向激化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

（2）忽視人力資本的作用，將薪酬視為企業的純支出

不少企業只重視對物質資本的投資，而忽視提高員工的薪酬水平。在現代薪酬管理理念中，員工薪酬水平的提升與員工素質的提高是互動的良性循環關系。員工滿意于較高水平的薪酬，可以降低員工的流失率，節約員工培訓費用，有助于員工整體素質的提升，進而又有助于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可以形成員工素質提升與其薪酬水平提高的相互拉動。

（3）績效考核制度利用不佳

眾多的企業雖然也在為實現有效的績效考核不斷努力著，但多數情況都不是很樂觀，績效考核存在廣泛的走過場現象。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主觀認識不足、缺少員工參與、與激勵不配套、陳舊管理模式等。

（4）解雇遣散政策

當前企業裁員措施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無故解除勞動合同，辭退職工。有些企業管理隨意性較大，把用人完全看作是自己的自由，置勞動合同和勞動法規政策于腦后，對職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隨意無故解除勞動關系。單純依靠勞動合同來調整企業的勞資關系是遠遠不夠的，難以真正保障勞動者的權利，也更容易導致勞資之間的糾紛。企業解雇遣散等裁員行為最容易引發勞資糾紛而導致法律訴訟。

二解決企業勞資糾紛的經濟學對策研究

1勞動力市場建設

以培育和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促進城鄉勞動者就業為方向，通過推進試點，基本建立功能齊全、流程規范、高效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建成上下貫通、內外相連的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形成運行規范、調控有力的勞動力市場管理機制，妥善解決結構性就業問題。

2員工要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開展企業文化教育

增強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積極參與意識。樹立他們以企業為榮的觀念，用企業精神激勵員工，幫助教育員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并大力弘揚企業文化，激發員工的主人翁情懷。進行員工崗位技能培訓，提高員工對工作的適應能力，使其能夠應對新技術變革的挑戰。增加員工企業管理知識的培訓，引導員工參與企業管理。現代企業越來越傾向于開放式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透明化，管理手段公開化，參與管理的大眾化。加強基礎法律知識的培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如何利用法律知識為企業建設服務，利用法律知識維護自身權益，這不但是企業經營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而且也應被企業員工所熟知和掌握。

3建立體現激勵原則的薪酬管理體系

正確地運用激勵原則，可以提高激勵的效果，達到人力資源管理中預先設定的目標。

（1）保障性薪酬和激勵性薪酬相結合

其中保障性薪酬，跟員工的業績關系不大而只因其崗位不同而異。激勵性薪酬則與員工工作業績緊密掛鉤，實行浮動制度，這樣做可以把企業每個員工的薪酬與企業的業績掛勾。

（2）制定薪酬政策的依據

應該考慮勞動者的基本需要，并伴隨企業的發展定期調整，讓員工從企業發展同時自身有所收獲。企業經營者與普通員工的薪資差距不宜過大，完善企業整體薪資結構。不合理的薪資制度容易引發員工普遍而長期的不滿，是導致企業勞資糾紛的重要因素。

（3）注重提供給優秀員工個人發展的空間

企業薪酬會在中短期時間內調動員工的注意力，但是薪酬不是萬能的，員工一般會更關心長期的發展。良好的工作環境、民主的管理風格及和諧的人際關系都有利于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增加企業的組織凝聚力。

三結語

第6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關鍵詞】煤礦；救生艙；設計

概述

根據世界各國對礦井事故的調查，在火災、爆炸等事故發生現場瞬間受到傷害死亡的礦工只占事故傷亡人數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礦工都是因為在礦井透水或火災、爆炸后不能及時升井或逃離高溫、有毒有害氣體現場，導致溺水、窒息或中毒死亡的。因此，各國都在大力建設礦井避難硐室和研制礦用救生艙，以便為礦井發生事故后無法及時撤離的礦工提供一個安全的密閉空間，對外能夠抵御爆炸沖擊、高溫煙氣，隔絕有毒有害氣體，對內能為被困礦工提供氧氣、食物和水，去除有毒有害氣體，贏得較長的生存時間。同時，被困人員還能通過艙內通訊監測設備，引導外界救援。目前，礦用救生艙可分為固定式和移動式兩類。由于移動式救生艙能夠隨著作業場所變遷而移動，可根據需要改變架設位置，具有方便靈活的特點，所以應用日趨廣泛。

1 國外研究與應用現狀

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礦山安全法規和標準對推廣、使用礦用救生艙有著硬性的規定。在相關政策法規的支持下，歐美各國十分重視礦山應急救援工作及相關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使得一些具有較強科研實力的企業單位參與其中，如澳大利亞的MineARC系統公司（MineARC Systems）、Shairzal安全工程公司（Shairzal Safety Engineering）、Cowan制造有限責任公司；美國杰克·肯尼迪金屬制品公司（Jack KennedyMetal Products）、現代礦業安全支持有限公司（Modern Mine Safety Supply，LLC）、Strata公司（StrataProductsUSA）；德國德爾格安全設備有限責任公司（DraegerSafety Inc. ）等。國外礦用救生艙已有不少成功應用的案例。如：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一座鉀鹽礦井發生火災事故， 72名礦工被困井下，轉移至礦井救生艙（澳大利亞MineARC系統公司生產）中，經過26小時全力營救， 72名礦工全部成功獲救，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效應。

2 國內研究現狀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礦用移動式救生艙的研究起步較晚，其設計思路還不十分成熟，缺少必須的試驗和檢驗支持，更無行業標準可以依據。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國內有十幾家企業、單位在進行礦用救生艙的研制工作。其中，北京科技大學承擔的“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對救生艙的研究進展較快， 2008年7月，在山西潞安集團模擬巷道內完成了4人、96小時的安全驗證試驗。

3 救生艙設計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目前，國內對礦用救生艙的研制工作雖然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但由于種種原因，至今還沒有成熟的產品投入實際應用。一些廠家在研制過程中，由于對煤礦井下發生事故時特殊的環境條件導致的特殊要求了解不深，導致研究工作走彎路，或者研制的產品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筆者認為，在研制煤礦井下移動救生艙時，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3.1 功能定位

移動救生艙一般為車體式結構，整個救生艙艙體由耐高溫、抗沖擊的材料構成，設有觀察窗和逃生窗。國外礦用救生艙高度、寬度普遍在2m左右，長度則依據要求容納的人數改變，但總空間體積必須達到1·5m3/人以上，以保證密閉空間中人員的生命安全。煤礦井下環境復雜，事故多樣。瓦斯爆炸、煤塵爆炸、火災、冒頂、透水，每一類災害帶來的傷害都不盡相同。對于爆炸，要求救生艙能夠抗高溫和沖擊；對于火災，救生艙必須抗高溫；對于水災，救生艙需要防水，甚至要求在數百米靜水壓力下仍有良好的密封性。考慮到我國現階段的技術水平和制造成本，幾乎不可能造出一種能應對所有礦井災害的救生艙。因此應首先確定救生艙主要防哪一種災害，根據災害特點有針對性、有重點地進行設計。

3.2 艙內設施

礦用救生艙一旦開始運行，被困人員要在這個密閉空間中可能生存長達數天的時間，為了保證人員的生命安全，救生艙內所有生命維持設備必須持續正常運行，將室內的O2、CO2等各類氣體的濃度、環境溫度、濕度等生存參數都穩定控制一個適宜人類生存的范圍。救生艙整體結構與有關設施設計，應重點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3.2.1 供氧系統

救生艙內正常氧氣供應主要有礦用壓縮空氣、儲備壓縮氧以及化學反應生成氧氣三種方式，氧氣供應裝置應滿足三個條件：①盡量供應組分接近空氣組分的氣體，純O2應先經過混氣再進入救生艙供呼吸；②能夠持續不間斷地供應O2，一般通過兩套以上獨立的供氣系統來實現；③能夠調節O2釋放速率與救生艙中人員消耗速率達到一致，以穩定O2的濃度。

3.2.2 排泄物的收集與處理

為了避免人體排泄物污染艙內環境，影響被困人員健康，艙內的廁所必須科學設計，妥善收集處理排泄物。

3.2.3 空調系統

礦用救生艙為了最大限度的延長被困人員的生存時間，要求對礦井內的惡劣環境如爆炸、沖擊、火災等具有相當的防護能力，因此，救生艙的外殼必然有一定的隔熱性能。而在救生艙內部，被困人員自身會產生大量的熱輻射。美國《肯塔基州礦井安全建議》中提到，在救生艙空間中，正常成年人每天能夠釋放10133·76kJ的熱量。同時，由于處理CO2等有害氣體的化學反應多數也要釋放熱量，如此多的熱量聚集在救生艙中無法排出會導致溫度升高以及一些嚴重的后果。因此，如何解決隔熱的密閉空間中的熱量累積問題是救生艙研究中非常困難的一個部分。為了控制救生艙內溫度不至于過高，必須使用空調來控制溫度。空調主機可置于救生艙內部，而壓縮機必須外置，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空調壓縮機的防爆問題。此外，在20多立方米的空間中要保持讓人舒適的溫度，需要有足夠的電力運行空調，而礦難時外部電力往往中斷，只能靠電池維持。所以，救生艙維持生存時間的長短很大程度上要決定于空調和備用電池的功率之間的相互協調。

3.2.4 監測系統及清除有毒有害氣體

在救生艙中生存時，隨著被困人員在救生艙內的時間增長，艙內將會有CO2、CO、H2S、CH4等多種有毒有害氣體的積聚，被困人員必須時刻掌握所處密閉空間內外的各類參數，根據情況的變化采取相應措施維持生存條件。多數有毒氣體濃度的變化不可能通過人體器官及時感知就足以致命了，因此，救生艙內應安裝各類監測儀器即時監控所有主要的生存環境參數，并配備吸收或清除上述氣體的裝置。要求操作簡便、自動化程度高、性能可靠。救生艙中的監測系統主要監測的對象一般包括O2、CO2、CO、H2S、CH4、壓力、溫度、濕度以及各種設備的運行狀況。氣體濃度的監測按照氣體對人體的影響設定儀器的監測范圍及報警數值。

3.2.5 通信系統

在事故發生時，遇險礦工進入救生艙只是第一步，利用救生艙里的通信系統，及時與外界取得聯系，引導救援人員前來救援才是最重要的。當前，國外救生艙也很少安裝有效的通信系統，而救生艙中如能配備先進可靠的可與地面聯絡的通信系統，無疑對救援工作的順利開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3.2.6 能量與動力系統

救生艙中的空調、照明、通信、電子控制設備等都要依靠電力來維持，尤其是大功率的空調壓縮機，要消耗大量的電力資源。能否為救生艙耗電設備提供電力，維持其長時間穩定的運行，對延長救生時間有著極大的影響。事故發生時，外部供電中斷，救生艙只能依靠自身的蓄電池供電。礦井用蓄電池要求本質安全，并且需要能夠長時間維持空調等各類設備運行。

3.3 檢測檢驗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礦用救生艙必須取得安標之后，才允許在煤礦井下使用。目前，國內礦用救生艙還沒有取得安標的先例，國內生產企業如何取得安標、如何確定防水、防爆、防火、抗沖擊等各類檢測指標，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亟待有關方面盡快研究解決。

第7篇：經濟糾紛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香格里拉 鉆石模型 區域旅游

一、大香格里拉區域旅游合作背景

“香格里拉”一詞源于1933年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小說以喜馬拉雅以東藏漢交界區域為原型描繪了一個令人神往的夢幻樂園。小說暢銷后，香格里拉成為人們心目中美麗、安然、閑逸、寧靜、和諧的“世外桃源”。

小說中的香格里拉被定位于中國的西南地區，這一區域有美麗的自然風光、獨特的民族風情、珍貴的生物資源，構成了高品質的旅游資源，區域內的四川、云南、各州市都在“香格里拉”這一知名品牌利益的驅動下，掀起了一場“香格里拉”爭奪的熱潮。

2002年5月，首屆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協調會在拉薩召開，滇、川、藏三省區初步提出了構建大旅游區的整體框架，決定按照“區域聯動，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聯合開發這一區域的旅游資源，共同開發建設“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這一旅游區包括三省9個地州市，總面積為61萬平方公里，人口1200萬，分別占到全國國土總面積的1∕15，和總人口的1∕100。2003年和2004年，第二、第三屆協調會分別在昆明和成都召開，加強了滇、川、藏三省區政府及其旅游部門的聯系和合作，商定了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景區開發項目計劃。未來十年，三省將聯合投資500億元，打造“大香格里拉”這一旅游品牌。

二、邁克爾·波特的鉆石模型簡述

產業競爭力，亦稱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某國或某一地區的某個特定產業相對于他國或地區同一產業在生產效率、滿足市場需求、持續獲利等方面所體現的競爭能力。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了“產業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特定產業的競爭優勢是由生產要素，需求狀況，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企業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四個基本因素決定的，同時，政府和機遇這兩個重要變量也可能對產業競爭優勢產生重要影響。四個基本因素猶如鉆石的四角，相互影響促進，推動產業發展，構成了鉆石模型（如圖一）。波特的鉆石模型現在已經成為企業和政府思考經濟、評估地區的競爭優勢和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種新方式，是國際商業思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香格里拉區域地質結構獨特，經濟基礎薄弱，民族關系復雜，但是具有非常多獨特且珍貴的高品質旅游資源，很多地市州都將旅游文化產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發展地方經濟，改善民眾生活條件。滇、川、藏三省區合作制定該區域旅游文化產業的統一規劃和聯合開發，打造“大香格里拉”品牌，勢必將該區域的旅游文化產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本文將通過邁克爾·波特的鉆石模型，分析大香格里拉發展旅游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并提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對策。

三、基于鉆石模型分析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

1.生產要素。生產要素是指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和投入，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兩類。基本要素是指一國先天擁有或不用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高級要素是指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創造出來的要素， 如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大香格里拉的優勢生產要素如下：

第一，品牌要素。品牌是給擁有者帶來溢價、產生增值的一種無形的資產，增值的源泉來自于消費者心智中形成的關于其載體的印象。香格里拉品牌帶給消費者的印象是原始的生態風貌、獨特的自然景觀、多姿的民族風情、燦爛的歷史文化、神秘的理想之地。這一品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美譽度、以及一定的普及度，具有很高的市場感召力，也是相關省區區域合作的基礎。

第二，資源要素。旅游資源是發展旅游文化產業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大香格里拉擁有特色突出、豐富多彩的旅游資源。從自然資源看，該地區地處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云貴高原過渡的地帶，地形復雜、氣候多樣、景色多樣，從白雪皚皚的冰川到四季常青的熱帶風光，幾乎濃縮了我國所有的路上景觀。從人文資源看，該區域內生活眾多少數民族及其內部的眾多支系，每一個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語言文字、民居建筑、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節慶習俗。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都異常豐富，特色鮮明，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巨大的吸引力。

2.需求狀況。需求狀況是指市場對某一產業產品的需求數量、成熟度、發展趨勢等。波特認為，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動力，需求擴大將刺激企業技術改進創新，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也有利于國際競爭。

從現代旅游需求的發展趨勢看，香格里拉自然與人文環境的獨特性與神秘性，迎合了現代社會人們對另類生活的需求，提供了人們回歸自然、追求原始生態所需要的場景，滿足了人們對生活的一種主觀想象。從而形成了對大眾市場的潛在吸引力。大香格里拉資源豐富，所以可以為旅游者提供不同層次的旅游需求。旅游者可以自由選擇旅游方式，比如生態觀光、民俗體驗、科考探險、休閑度假、宗教朝覲等等。不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國外市場，都對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有著極大的需求。

3. 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波特認為對形成某一產業的競爭優勢而言，相關和支持性產業與優勢產業是一種休戚與共的關系，一個優勢產業不是單獨存在的，它一定是同相關強勢產業一同崛起的。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其他相關和支持產業的配套發展。

民族工藝文化產業。在大香格里拉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都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民族工藝品制作模式，如四川甘孜的白玉藏刀，云南大理周城的扎染，云南鶴慶的新華村的銅銀工藝等等，不僅為當地的旅游業提供了特色旅游產品，還幫助了當地的民眾脫貧致富。

民族歌舞樂文化產業。大香格里拉少數民族眾多，具有豐富的民間歌舞樂資源。很多地方將充滿鄉土氣息的民族歌舞樂挖掘出來，通過改編和包裝，按照產業化運作推向了市場，取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

民族飲食文化產業。飲食文化在旅游業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少數民族特色菜肴的用料，從普通的山茅野菜，到多種花鳥魚蟲，再到各種奇珍異獸，應有盡有，且原料大多是無污染，純天然的有機生態食品，很受食客的歡迎。

4.企業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企業的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是指企業在一個地區的基礎、組織和管理形態，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狀況。產業集群內企業的發展戰略、結構狀況以及國內同行競爭程度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相比較國內“京津唐”、“滬寧杭”、“長三角”、“泛珠三角”等區域，大香格里拉地區的旅游文化產業起步晚、規模小，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區域合作機制，產業競爭力較弱，但是在產業的戰略和結構方面，也有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以云南省為例，在云南旅游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批龍頭企業，帶動了旅游影視業、文化工藝生產業、文藝演出業、會展業、傳媒業、高原體育業的共同發展，逐漸形成了以旅游業為龍頭的云南旅游文化產業系列群，實現了產業鏈的有效延伸，形成“1+X”的產業發展的“云南模式”。隨著云南不斷深化旅游投融資改革，許多旅游企業已開始推進股份制改革，積極培育上市企業資源，通過兼并、控股等手段，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提高資產的質量及運作效率，形成了企業的資產競爭優勢。

5.政府和機遇。政府通過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增加投入、加強管理、提供優惠政策等措施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環境，促使產業競爭優勢形成。滇、川、藏三省區政府已經意識到行政上的隔閡和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會形成無序的競爭和資源的浪費，只有建立并完善區域旅游合作機制，才能使三省區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以及“大香格里拉”品牌的維護和擴張。

機遇是能為產業發展帶來新契機，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偶然性或突發事件。首先，隨著東南亞經濟的繁榮和世界重心正在向東方轉移，作為通向東南亞的樞紐和聯結南亞的橋頭堡，大香格里拉區域應當努力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積極拓展東南亞和南亞市場，加快經濟的區域化和板塊化發展。其次，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大香格里拉區域正好處于中國西南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是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四、提升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對策

1.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人才培養力度。生產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兩類。大香格里拉的旅游文化產業在基本要素方面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高級要素還存在不足。

首先，應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目前，區域內主要旅游區的交通連接度仍然較低，集散功能不足。景區景點的道路路況較差，交通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旅游區之間尚未形成環線。通信、供電、供水等基礎設施也相對滯后。因此，該區域應加大資金投入，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對現有公路設施進行修繕與維護，同時加強支線航空的建設和鐵路網的建設；完善無線電話通信網絡和電腦通信網絡；加強生活休閑設施的建設等。

其次，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人才素質的提高是旅游產業素質提高的關鍵，人力資源競爭力的提升是旅游競爭力提升的前提。針對高素質旅游專業人才缺乏的現狀，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加強旅游人才資源建設，制定靈活高效的人才引進機制，為優秀人才提供合適的待遇和寬松的環境。積極與高等院校合作，為區域旅游競爭優勢的取得積蓄后備力量和智力支持。加強對現有從業人員培訓，嚴格執行旅游從業人員持證上崗制度，著力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

2. 建立網絡宣傳平臺，滿足廣大游客需求。在全球旅游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要吸引眾多國內外游客，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離不開市場營銷的支撐。滇、川、藏三省區應加大高新信息技術在旅游開發管理和市場開拓上的應用投資，建立一個統一的旅游信息網絡平臺，努力拓展網絡功能空間，增強網絡平臺的互動性能，使該平臺成為國內外游客多角度了解大香格里拉的營銷窗口。

在吸引游客，擴大旅游需求方面，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應注意以下幾點：（1）在發展模式上，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2）在旅游產品開發和經營上，更加注重多元化、特色化和硬軟件的配套發展，以適應不同人群的不同旅游需求和總體上不斷提高的旅游需求。（3）在旅游服務上，更加注重規范化、個性化和情感化。（4）要努力提高旅游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實行旅游產品縱深化、品牌化，培育精品工程。

3.健全相關輔助產業，推進旅游產業集群化。大香格里拉依托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使得民族工藝、民族歌舞、民族飲食等旅游相關特色產業較為發達，但是一些基礎性的旅游輔助產業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餐飲業，這是旅游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該地區在餐飲總類、規模、檔次、衛生狀況、服務水平、就餐環境等方面還有待提高。旅游產業鏈是以旅游業中的優勢企業為鏈核，以產品、技術、資本等在旅行社、飯店、餐飲、旅游景區、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業之間形成的鏈條關系。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會影響游客對旅游地的體驗，影響到旅游業整體的發展，因此大香格里拉應當加大投資力度，健全旅游相關輔助產業。

集群化是產業在橫向空間上呈現集聚狀態的組織形式，產業集群具有群體競爭的優勢和集聚發展的規模效益，能夠提升集群內單體旅游企業的競爭力，實現集群內不同企業之間的合作多贏，為產業的發展帶來溢出效應。滇、川、藏三省區應該立足于市場需求，根據客觀實際和發展能力，加快完善旅游產業體系和產品體系，努力爭取把相同類型、相互關聯的旅游產品進行有機整合，著力改善旅游產業營運狀況，提高旅游產業經營效益，通過集約化發展，提升區域旅游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4.打造旅游核心區域，構建無障礙旅游區。大香格里拉地區地理環境復雜，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大，因此選取一個空間區位恰當、資源特色明顯且組合度較好的“地理點”作為該區域的核心，使之成為大香格里拉的象征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云南麗江、四川甘孜、林芝，這些“地理點”能夠形成旅游輻射、帶動區域整體旅游發展，同時也能擺脫區內各點獨自開發、主題混亂、重復建設及內部自我惡性競爭等不利局面。

無障礙旅游區的內涵是：在地理位置相鄰或相近地域所構成的一定區域范圍內，在保持各地區自相對完整的基礎上，通過最大限度地消除區域壁壘，達到區域間旅游經濟協作，使旅游資源、產品、市場和信息共享，實現旅游發展的資金流、技術流、消費流、信息流、客流、人才流等旅游流要素暢通無阻。

5.加大政府投資，加強政府職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大香格里拉由于其地理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主導來發展旅游文化產業，所以目前和今后都要重視和加強政府職能。政府主導旅游業的發展并不是直接參與其中，而是通過營造環境、創造條件、扶持企業等方式推動旅游業的發展。其職能包括制定總體發展規劃，宏觀調控，加強旅游基礎設施投入，保護旅游資源，收集和旅游市場信息等。

目前，與長三角、珠江三角洲、黃渤海等旅游區域相比，大香格里拉區域旅游文化產業起步晚，基礎薄弱，區域關聯度低，但是憑借得天獨厚的旅游文化資源和知名品牌，憑借作為聯結南亞的橋頭堡和通向東南亞的樞紐，憑借作為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區域的優勢，大香格里拉一定會在滇、川、藏三省區的共同努力下，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成為我國乃至全球旅游市場中一顆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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