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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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佛教傳入中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文化交融的結果之一。近年來，漢語國際教育這門學科不斷發展，在學習方面也不止只限于書面知識，更多的外國學生因為學習漢語，所以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隨著世界的發展，人們不止注重衣食住行，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培養。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大多對佛教文化比較感興趣。本文就將從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來看中外文化交流進行論述。我們知道，印度佛經傳入中國內地經由兩條路線：一條是陸路，即由中亞、西亞地區傳入我國新疆地區，然后再深入中原地區。史書上記載的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以白馬馱經到達洛陽，就是經由陸路而來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婁伽讖也是通過這條路線來到中原的。另一條是海路，大約到南北朝時才有著名的譯經大師從海路來到中國傳教，如禪宗祖師達摩就是經海路到達廣州，然后才逐漸北上，進入少林寺修行的。絲綢之路的發展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的作用是相互的。

由于科技的發展，所以實習方式多元化，可以簡單概括為線上、線下兩種方式。因為實習是跟漢語國際教育有關的工作。在平時講課時就接觸到了外國學生。學生為印尼學員，信教，所以在講課前會進行禱告。這也是本文來源之一。

中外文化交流有多方面的。例如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鄭和下西洋、絲綢之路等等。宗教間的交流為其中一個方面。本文將從宗教方面，通過文獻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中外文化間的交流。

本文主要針對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并且結合Chinlingo平臺的實習經歷，研究在宗教方面，中國與外國之間，怎樣進行文化交流。很多書籍介紹的主要為佛教東傳的過程，忽視了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活動。其實，在印度佛教東傳的同時，中國的僧人興起了西行求法活動。西行求法活動，可以追溯于西晉時期。據統計，西晉時，已有三人西行求法，東晉已多達37人，六朝時達百人以上。因為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推動了中外之間的友好往來。

可以看出，宗教的傳播與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與學習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學涉及人生領域的許多課題，觸及民族文化的內核，因此，它的影響深遠、巨大。其影響不止體現在宗教文化方面，也體現在文學、醫學等各個方面。在文學方面，佛教的傳播，促進了例如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等其他僧人的作品的出現，保留了中國文字學以及其他方面的資料，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醫學方面，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各種印度醫學觀念也傳入中國，引起了廣泛的影響。

本文擬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通過文獻研究方法，針對在宗教方面的差異以及相同之處，進行對比，看中外文化如何在宗教方面體現出來交融，并且通過宗教，與其它文化方面的事件進行聯系。其最終目的是：在宗教文化中，看出中外文化交流，體現中國文化的，即包容性。

一、主持人：選題的目的和意義？

答辯人：目的：因為大部分文獻都是從單方面對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特別細微的闡述。但從兩方面進行闡述的文獻卻少之又少。本文欲從這兩方面產生的影響進行歸納、闡述，從而得出論文結論。

二、主持人：本篇論文的結構是什么樣的？

答辯人：本文欲從六個方面對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產生的影響進行論述，即：

第一章寫了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的結果；

第二章是有關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意義；

第三是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與絲綢之路的關系；

第四章我主要寫了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這兩件事情的異同；

第五章我針對這兩件事情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進行了一個概述。

最后進行了一個大致的概括，也就是我們對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應該是怎樣一個態度。我的論文的大概內容和結構就是這樣。

三、主持人：在你研究的課題方面，你主要運用了什么方法進行研究？

答辯人：我運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

1、文獻研究法：針對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對中外文化產生的影響，翻閱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獻。比如程裕禎的《中國文化要略》以及法顯的《佛國記》等，種類有許多，在論文撰寫初期對這些文獻進行了大量的閱讀，并對此進行了初步研究。

2、對比法：對中國以及外國產生的影響，從不同的幾個方面進行了對比研究。分析其產生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又與“一帶一路”進行結合，產生現實意義。并得出我們針對此現象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得出佛教東傳與西行求法對現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2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摘要：翻譯是一種重要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是不同文化間進行交流的橋梁。但是，文化的個性所衍生出的大量文化局限詞給文化間的順暢交流和翻譯造成了障礙。隨著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不斷發展，反映中國獨特文化的詞匯，也就是中國民俗詞匯日益增多，探討這些詞匯的翻譯就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翻譯 文化 民俗詞匯

一、前言：文化、語言和翻譯。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文化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文化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種文化的共存。如果我們要保持我們的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獨特性，它有一個新的需求，那就是我們必須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而翻譯則是跨文化交際中的一個重要的工具。

過去的翻譯研究一直強調在語言分析和文本的對比研究，但缺少文化因素。隨著世界經濟和文化交流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翻譯人士開始走向跨文化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文化交流的意義。近年來，翻譯研究的重心已經從語言的遷移轉變為文化的交流，而翻譯一直被看作是一個強大的跨文化交際的工具，成為文化和文學交流的一種手段，翻譯的深層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因此研究文化問題，促進跨文化交際翻譯是必須的、重要的。

二、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民俗詞語翻譯的重要性。

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旦形成，就成為規范人們的行為、語言和心理的一種基本力量，同時也是民眾習得、傳承和積累文化創造成果的一種重要方式。

中國民俗文化來源于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探索和傳承，其博大精深的內涵構成中華民族特色文化的精髓，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外延力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縱觀中國翻譯史，無論是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還是至“五四”的西學翻譯，都是以外譯漢為主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引進”占據了絕對的強勢，而輸出明顯處于弱勢。這與中國這一文化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發展強盛的追求是不相稱的，而關于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俗文化的翻譯更是鳳毛麟角。直到今天，尚無一部專門的漢英或英漢中國民俗文化辭典問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應有意識地實現翻譯工作重心的調整，在兼顧“輸出”與“引進”平衡的同時，側重向外國傳播中華文化，特別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因為中華民族特色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所以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所在。只有這樣，才能使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時代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我們的民族特色不至于淹沒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海之中。

三、中國民俗詞匯翻譯的困難性。

我們知道，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轉換，也是文化轉移。因此，如何克服文化障礙，把源語言的信息傳遞到目標語言已成為翻譯的中心問題之一。由于特殊的生活環境，不同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價值觀，審美觀，等等，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特征的沉積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這些獨特的文化特征是傳達文化負載詞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我們中國的文化也有我們獨特的文化負載詞或者我們可以說，中國民俗詞匯。因此，語言與文化關系密切，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重視中國民間文化信息方面的研究。由于一些獨特的目標語讀者可能難以理解的，如何翻譯好這些中國民俗詞匯是翻譯的一個重要目標，這對于文學作品的翻譯尤其如此。

我國傳統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伴隨著游牧、農耕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民俗傳承主要是依靠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在經濟、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環境發生變遷，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的日益豐富，使得傳統意義上單純依靠人際傳播的民俗文化的發展和傳承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因此，我們應更加關注民俗文化的傳播過程，運用大眾傳播媒介為民俗傳播服務，使民俗傳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下面是有關中華民俗詞匯的誤譯案例分析。前面是字面意義上的轉換，后面是內涵意義上的轉換。

年飯 the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 family reunion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紅包 red bag，red packet，red paper / envelope with gift money

紙錢 paper money，paper coins / ghost money

唐裝 dresses of the Tang Dynasty / 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s

王八 tortoise / turtle cuckold

龍鳳帖 dragon and phoenix card / marriage certificate

黃道 yellow way / lucky days

黑道 black way/ unlucky days

拜天地 kowtow to Heaven and Earth / 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

從以上例句來看，如果按照字面意思來翻，目的語讀者會不知所云，而根據內涵翻譯，他們才會充分理解。奈達（1993：110）曾指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譯工作，掌握兩種文化比掌握兩種語言甚至更為重要，因為詞匯只有運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義。

四、結語。

任何語言都是與本語言所根植的文化密不可分的。而詞匯，作為語言中最敏感、最重要、最基本的組成部分負載著該語言的文化。中國民俗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民俗文化詞匯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是中國文化個性的體現。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意識形態、工作和生活方式、價值觀、，風俗習慣等，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產生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負載詞匯，給當今更加廣泛、深入的國際跨文化交流帶來障礙，如何在漢英翻譯中保持其獨特性，做到文化的“全真傳真”，是語際翻譯中的難中之難。

所以為了幫助更多的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增長其見識，我們應該多加練習，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恰當的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努力地譯出忠實通順、優雅的譯文。這對弘揚中華文化，增進民族間的交流，具有深遠意義。（作者單位：西安科技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基金項目：西安科技大學培育基金項目論文

項目名稱：從Nida的功能對等看中國民俗詞匯的翻譯（以魯迅小說選為例）

參考文獻：

[1]Nida，Eugene.A.（1993），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胡文仲.《文化與交際》，[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第3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1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現狀

絲綢之路是世界最早開通的連接亞、歐、非3大洲的交通大動脈，也是一條最古老、最輝煌的人類“文化大運河”。但正式命名其為“絲綢之路”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德國歷史地理學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將古代中國從長安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網絡稱為“絲綢之路”(即德語“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譯成英文版本后，“絲綢之路”(TheSilkRoad)這一代稱被廣泛使用。“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國學大師饒宗頤［2］提及。

在漢語中，“絲綢”一詞是“由含蠶絲纖維織成的紡織品的總稱”，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蠶絲纖維”“絲線”“絲綢面料”及最后的“蠶絲面料制成品”。作為商品或者流通貨幣的“silk”(絲綢紡織品)，在經由海、陸絲綢之路的運輸、交換、行銷之后，大多會被進一步加工處理，最終成為穿在人身上的服飾，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們從物質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廣義的“服飾”意指裝扮身體所用具體可見物品的總稱，包含穿衣服、佩戴飾品、美容化妝等。絲路沿線各國的服飾藝術交流，不僅是簡單的物質交換和藝術借鑒，其背后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動因，體現出一定區域族群內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集中了科技、文化、藝術、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將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史置于絲綢之路視域下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發現:正是由于絲路沿線各國在歷史上頻繁密切的服飾文化交流互動，促使中國服飾文化在傳承、發展、演化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吸收大量優秀的異質文化因子，使中國服飾在形制、款式、面料、紋樣等方面都呈現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絲綢之路服飾藝術交流”是絲路研究和中國服裝史論研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課題。

由于以往諸多條件的限制，中國服裝史多注重對本土服裝的斷代研究、民族區域性研究和個案分析，普遍缺乏國際化的視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框架體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已成顯學，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等建設戰略構想提出以來，國內外社會對于絲綢之路的關注度直線攀升，學界也迎來了絲路文化藝術研究的新機遇與新熱潮。

筆者檢索了中國知網有關論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絲綢之路各類綜合研究成果論文信息24781條(1972—2018);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條(1985—2018);絲綢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條;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193條(1981—2018，1981年前未見);絲綢之路紡織研究成果81條(1997—2018);絲綢之路藝術交流研究成果10條(1997—2018);而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相關研究成果僅有5條(2011—2018)。盡管以上統計存在一定誤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目前關于絲綢之路的各類研究成果雖多，而針對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專門研究尚未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廣泛重視。

2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飾”和“文化藝術交流”的內容可知，自20世紀以來中外學界有關絲綢之路服飾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個兩個階段。1)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鋪墊階段，其又可細分為兩個時期:①20世紀60年代以前，這一時期主要是完成對絲綢之路概論性、整體性的研究，其特點是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鮮有發表;②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的絲路研究向著縱深方向拓展，出現了更多斷代史類研究和專題、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發表量開始持續上升，服飾的國際化交流研究開始被學界注意，比較性研究類的成果開始陸續出現。2)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崛起階段，其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相關基礎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迎來了全新的學術契機，研究成果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2．1早期絲路歷史研究成果中有關服飾和對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來，中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印度等國家的專家學者陸續對絲綢之路進行研究，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著絲路研究的國際視野。早期有關絲綢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較的研究論著中，一些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服飾給予了篇幅不等的關注，為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流進行了鋪墊。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絲綢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發掘中亞腹地地理歷史的探險熱。RICHTHOFENFV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先對“絲綢之路”沿途諸國，特別是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著作《絲綢之路》。英國籍匈牙利探險家、地理歷史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自19世紀末開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爾、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及中國新疆、甘肅等進行了4次考古探險考察，重點研究了絲綢之路蔥嶺古道一線，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等詳細記述了他的探險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圖記》［3］第22章翻譯了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繪畫、刺繡、織物等的詳細記錄;第24章記錄了千佛洞的織物。法國的東方學家保羅·伯希和，于1906年開始前往新疆喀什、圖木舒克、阿庫爾、克孜爾等地對佛寺和石窟進行考古發掘，其間發現了大批健陀羅藝術品及古梵文、龜茲文寫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珍貴繪畫3000多卷，還有大量紡織刺繡藝術品，拍攝了數千卷文獻照片。保羅·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注》《伯希和考古文獻》等，即便是對當下學者開展古絲綢之路服飾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1975年，日本學者加藤九祚和前島信次聯合編寫了《絲綢之路事典》，是亞洲學術史上較早的絲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國學界也陸續出版了多部絲綢之路古代資料匯編類文獻，例如張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紀中葉(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國與歐洲、非洲、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地往來互動的珍貴文獻史料，并對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實加以詳述考釋，書里匯集了諸多介紹域外國度服飾風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吳豐培編纂的《絲綢之路資料匯鈔》、牟實庫主編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等，均收錄了與服飾相關的資料。

早期“絲綢之路與對外交流”的專題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對研究絲路服飾文化交流具有極大參考價值的信息。向達［5］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國與歐洲各國的交通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6］編輯出版的圖集有詳細的文物介紹，圖版質量較好;馮作民［7］對羅馬與東方進行紡織服飾貿易交流的詳情進行了介紹;日本學者書上誠之助［8］對日本古典服用狩獅紋的絲路源流展開詳述考證;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紹了絲綢之路海上與陸地貿易線路的形成及變遷，分析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國的經貿關系，對于了解絲路貿易歷史背景有重要意義;常任俠［10］介紹了香料和裝飾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編委會編寫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繆良云的《中國歷代絲綢紋樣》等，均有論述中外服飾交流背景、軌跡及藝術表現的內容。另外，還有許多零星發表的學術論文，如日本學者高橋健自的《古代遺物所見大陸文化的輸入》、陳竺同的《漢魏以來異域色料輸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傳說之比較》等，對體現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案例進行了論證分析。

1987年以前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陸上絲綢之路范疇。1987年為了強調中西相遇時所產生的復雜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激發了全世界對絲綢之路的興趣，也標志著絲路研究進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隨即出版了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莊為璣等［12］、姜培玉［13］、吳家詩［14］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15］、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6］等學者和單位出版的專著，對古代絲綢之路中外服飾交流的海上傳播路徑及情況展開概述性、整體性的研究。

2．2近30年來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研究成果

中國服飾文化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其所體現的文化對外交流、設計創新等都與中國本土文化軟實力建設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近30年來，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

2．2．1通論性研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建設推動了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外延上都遠超其本意。近30年來，學界有許多關于絲綢之路的通論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飾文化的部分。

《中國絲綢之路交通史》梳理了絲綢之路公路交通網道的歷史文獻記述，以及各個時期交通與經濟的因果、主從關系的變化情況，對研究服飾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徑提供參考［17］。李明偉［18］從絲路貿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兩漢至明清時期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向和多向交流的相關史實，為研究絲綢之路的紡織服飾商貿活動以及由參與這些活動的外國商人所帶來的異域服飾文明提供了直觀素材。

還有一些中外學者在其專著中介紹了部分絲路沿線服飾史料的相關歷史記載情況。例如:楊蕤［19］以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為研究對象，統計了中外歷史文獻所載中國五代、宋、遼時期諸蕃的朝貢情況和朝廷的回賜情況，對唐、五代、宋時期絲路所貢物品及外來物種進行統計及對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飾品;薛愛華［20］引據古代漢文典籍，列舉了唐代舶來服裝及紡織材料、用以制作服飾品的寶石和金屬、絲綢染料和化妝顏彩。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設和邏輯推演的純理論研究，它是以具體服飾品對象為物質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樣、多層次交互的外延之上，從研究方法到學術視域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學科交叉性與綜合性。對此，劉瑜［21］指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宜分作3個層次進行推進:①從服飾的物質性角度出發，考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具體的服飾款式、造型、設計、工藝等特點;②研究人與服飾共同構成的服飾穿著體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飾的方式，以及服飾對人體的表現和規訓等;③從服飾的社會性角度出發，著重研究各種體現服飾藝術交融的服飾現象與政治、經濟、宗教、環境、生產力、藝術審美等社會因素的相關性。

這些通論性的研究成果，向人們展示出絲路沿線的異質服飾文化之間具有相互理解、吸納、互鑒、衍生及創造發展的可能性。開展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系統性研究，旨在探求絲綢之路視域下，服飾裝扮這一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行為方式，如何通過這條古代世界東西方之間最為重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條件下相互交流和影響;及“服飾”這一具體藝術形式在絲綢之路所涉的民族、國家、地域之間的異同和關聯。

2．2．2專題性研究。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動性。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服飾交流通過款式互仿、紋樣互鑒、工藝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無，生成了一系列繽紛且獨特的藝術表達形式。一些學者對體現在服飾上的綜合藝術表達形式進行了專題性研究。

絲綢之路敦煌服飾藝術一直是學界持續關注的研究熱點，是世界范圍內敦煌學研究的分支。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敦煌服飾”，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多達405條。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地處中原王朝與西域少數民族政權的中間地帶，自古就是絲路上重要的商品貿易和文化集散地，歷史上此地居民和往來人員的國別及民族成分十分復雜，敦煌本地服飾藝術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十分明顯。

敦煌莫高窟擁有從北朝至宋元時期的壁畫、文書、帛畫等文化珍寶，其中包含著豐富而珍貴的服飾圖像和文字史料。盧秀文等［22-23］對敦煌壁畫中體現文化交流的服飾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分析。鄭炳林等［24］從少數民族服飾角度對敦煌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過敦煌的少數民族和在敦煌營建過石窟的少數民族的服飾形象進行了專題研究，所整理的服飾圖像及資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鶻、鮮卑、黨項、蒙古6個少數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總計26卷的《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其中第23卷“服飾畫卷”按照供養人服飾、世俗人服飾、佛國人物服飾3大類，對敦煌石窟的服飾圖像進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類書籍還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譚禪雪編著的《中世紀服飾》。

7—14世紀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之一。唐朝與海外有官方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70余個，與宋元帝國有交往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針對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融的專題研究熱點較多。7—8世紀，是中國唐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最為興盛的時期，異域風潮推動了中原服飾審美及款式結構等的變革，引領了當時的服飾風潮。針對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王若詩［26］從《全唐詩》的角度切入，通過研讀唐詩中對當時服飾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絲綢之路影響下發生的諸如胡服盛行、時世裝對胡服元素的吸收、異域舞蹈服飾的流行及民間服飾潮流變遷、新服裝材料的引入等服飾新變。馬勒JG［27］在其著作中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發現的具有所謂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結合繪畫以及文獻記載，對塑像的類型、特征、年代、族屬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涵蓋了大量胡人服飾信息，對于研究唐時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及當時胡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服飾形象有較高參考價值。

10—14世紀，宋元服飾對胡服元素進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飾體系的新樣式。張飚雪［28］認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經逐漸融入了宋人漢族服飾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還成為朝廷官服的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飾設計之中;宋代服飾之中的上領、靴鞋、幞頭、銙帶均為經過宋人吸收創新之后形成的漢化胡服。李詠［29］針對民族文化交流對宋代服飾演變產生的影響及相關的知識內容進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紀朝鮮半島高麗時期與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金文淑［30］論述了高麗時期服裝中的蒙元元素，討論了這些服裝在款式和稱謂上對當今韓國常服的影響。位于伏爾加、頓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區的游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紀中葉的服飾和絲織品，茲維思達納·道蒂［31］對這一地區出土的服飾品、紡織品進行了組織結構分析，發現所出土的織物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認為其代表了蒙古時期較高級的絲織工藝水平。

當某種服飾符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其會逐漸升級成一種社會服飾現象，而每一種服飾現象又可以被分解為具體實物、行為表現。學界對絲路沿線所出現的服飾現象也有很多專題性研究成果，如對希臘化時期絲路服飾流行“希臘風”現象的專題研究。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不斷受到希臘風格東傳的深刻影響，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獨特希臘風藝術，并在紡織服飾品、壁畫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體現。藝術史家稱公元前323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羅馬征服托勒密王朝為“希臘化時期”，也是馬其頓希臘文明的“東方化”時期。這一時期希臘藝術文明沿著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在北非和西亞廣泛傳播。李京澤［32］指出，“亞歷山大的東征開啟了‘希臘化’時代，為古波斯與古希臘百年來的纏斗劃上句號，但卻是東西方文明下一輪更強烈的碰撞與交流的開始”。王蘊錦［33］對阿富汗希伯爾罕“黃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飾配件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屬于希臘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飾、龍形飛翼雙馬神守護國王金垂飾、格里芬混合中國獅虎造型的金扣飾等黃金飾品體現了中國、波斯、西亞、中亞草原等的多元藝術要素，顯示了當時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技術手段和審美，并反映出深層次的傳統民族文化信仰之間的交流。

被希臘化的西亞人給印度西北部一小塊邊界地區帶來了希臘式佛教藝術，在犍陀羅地區許多服飾都留存有模仿希臘羅馬式樣的痕跡。希臘文化隨犍陀羅藝術繼續向東傳播，最遠一直傳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諸國，且在同時期的中國佛教壁畫、雕塑中也有體現。早在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古城就發現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希臘風格壁畫和藝術品。陳曉露［34］、趙艷［35］、滿盈盈［36］等對“絲綢之路佛教服飾的希臘化”這一專題展開較為詳細的分析論證。

17—18世紀歐洲服飾流行“中國風”的現象，當時的歐洲服飾藝術表達呈現出對于中國文化極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納［37］針對這一現象考察了從中世紀至18世紀西方藝術家和工匠對東方的認識以及他們的表達方式。王洪斌［38］從全球史視角出發，以東方奢侈品為代表的物質文化“西進”現象為切入點，對東方文明在英國文明轉型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王洪斌認為來自東方的絲綢等奢侈品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大量運輸進入英國市場，逐漸為英國人所接受，改變了英國人的服飾觀念，由此掀起的“中國熱”對英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在紡織和服裝制造等行業。IMPEYO［39］認為“中國風產生于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對相關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來才逐漸轉變為對美的關注”。邁克爾·蘇利文［40］指出:“對18世紀歐洲藝術品味的研究已經表明，當時歐洲人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對這一服飾現象以及體現當時中國風與巴洛克、洛可可服飾紋樣設計相融合的典型實例進行了分析，指出歐洲人利用中國元素進行服飾表面裝飾以追求異國情調的表達，但缺乏對這些元素的深層研究。

透過對這些專題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夠深切感受到絲路服飾藝術互聯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研究是從服飾品的物質性角度切入，結合文獻記載與新的考古發現，考察并分析某一具體服飾品上所體現的絲路文化互動。

韓香［42］以波斯錦與鎖子甲為例，指出這兩樣物品均產自西亞波斯一帶，是隨著中西交通絲綢之路的展開，傳播并且影響到內地的服飾文化。陳習剛［43］以唐代胡騰舞者“葡萄長帶”的服飾裝扮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葡萄長帶”的絲路源流及與宗教間的關系等。趙胤宰［44］通過高句麗的“鳥羽冠”捕捉其與絲綢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鮮半島國家的冠飾材料在沿著絲綢之路的古代遺跡中多有發現，趙胤宰認為高句麗的“鳥羽冠”為研究服飾史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線索，“鳥羽冠”作為證明當時朝鮮半島和絲綢之路之間聯系的證據，透過它可以了解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和古代朝鮮半島之間的交流情況。茅惠偉等［45］針對絲路沿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多次出現的百衲織物進行研究，采用文獻結合實物的方法，從形制與類別、材質與技藝、起源與蘊意、流變與兼容4個方面，對絲路沿線考古出土、民間使用、文獻記載和博物館收藏的各種百衲織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百衲織物很可能是在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文化體系下產生的，但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絲路沿線各文明有了復雜聯系，各自獨立的百納織物共同朝著形式美的方向發展，最終成為絲路織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過對拉薩大昭寺藏銀瓶上的人物服飾、紋樣以及工藝進行探討，認為其是吐蕃王朝時期(但在松贊干布統治期之后)藏族藝術家融合西亞、中亞及唐朝的多種藝術風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這些服飾品案例看似細小瑣碎、零星四散、相互獨立，但若將其置于絲綢之路文化視域下進行考察，就能夠發現其產生、流行與演變都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些已發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驗性探索，提供了多種可以借鑒的研究路徑和論證體例，為進一步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打開了新的視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從國內外已發表的服裝史論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對于“絲綢之路”上“silk”的關注更多集中在“蠶絲原材料”和“絲綢紡織品”上，而對“絲綢服飾品”的關注度則相對較弱，基礎研究呈現出“重紡織、輕服飾”的現象;同時，較之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于陸上絲路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成果遠超海上絲綢之路，系統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服飾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鮮見，基礎研究總體上呈現出“重陸絲、輕海絲”的現象。

如文中第2節所述，目前國內外學界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散點出現，或者穿插在其他學科研究論著的間隙被提及、帶過。這些成果為開展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基礎和理論支持，但迄今為止，尚缺少圖文并茂、邏輯嚴謹、學理性強的絲綢之路服裝史論綜合研究體例，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這一研究領域中比較系統化的服裝史專著暫付闕如。絲路沿線許多國家可以用于服飾研究的出土和傳世的服飾實物、雕塑、典籍、古代繪畫等珍貴資料還沒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許多獨具絲路特色的服飾文化交流路徑和交融歷程等尚且眉目不清，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已經上升為中國社科類新一輪的學術研究熱點，這一領域未來或將形成新型交叉學科———“絲綢之路藝術學”。而中國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經國和現代世界范圍內“一帶一路”框架體系建設的發起國，有望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并開創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學研究新領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未來學界對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縱深方向拓展的趨勢。例如以圖文互鑒的方式重新發現歷史信息間的有機聯系并對其進行服裝學學理闡釋，開展以圖像、圖解和圖示的方式補充國內外現有文字和實物資料的圖志研究等。通過廣泛搜集國內外相關圖、文及實物資料，發掘體現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服飾藝術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各類服飾品與服飾現象并對其進行系統整理及剖析，加強國際間相關的學術交流，逐步建立起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研究資料數據庫，逐步開展按照服飾藝術門類進行的系統化比較研究，逐步勾畫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歷史圖志。

4結語

第4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關鍵詞】第二課堂；文化；歸屬感

中圖分類號：G5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179-01

隨著全球經濟化日益增長的趨勢，國際漢語的發展也相對全面，孔子學院在全球范圍內的揭牌成立，外國來華留學生遍布大江南北，在對外漢語教學上，單純的局限于課堂上的講授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于學生的需求，第二課堂充分發揮著消化理解及運用第一課堂知識的作用。

一、第二課堂是對外漢語教學必然趨勢

（一）第二課堂是第一課堂的延續。為留學生提供消化理解運用第一課堂知識的平臺是對外漢語第二課堂不斷追求的目標。將書本上的內容生動化，靈活化，不僅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拉進了老師與學生的距離，老師在這些活動中了解學生，因材施教，對課堂的教學事半功倍。

（二）留學生培養目標的要求。來華留學生中一大部分是獲得了國家留學基金委發放的留學獎學金，獎學金中也有固定的款項是用來組織留學生的文體活動，那么這里所說的文體活動就是留學生的第二課堂。根據國家留學基金委法規和有關方針政策，外國公民來華留學的組織、資助、管理，以利于發展中國與各國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與了解，體現國家對公費留學生的關懷。對公費留學尚有如此規定，自費留學生的來華生活更應該是是留學生工作部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留學生工作部的工作包括留學生簽證辦理，在校期間的醫療保險獎學金的發放，宿舍的管理、維修等等。第二課堂在這其中充當著重要角色，學生與老師能夠充分的交流，溝通，教師可以在一些活動上發揮特長，讓留學生們除了課堂學習以外，還能感受到來自老師生活上關愛。

二、留學生第二課堂的組織形式

學術活動，特色講座，邀請著名學者、教授等為留學生開展中外文化系列講座，使留學生在了解中國文化之余，也提供了一個讓他們了解世界各地區文化的平臺。

（一）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趣味運動會，徒步尋寶；走進社區，義務勞動；組織中外文化交流周的體驗活動，將世界各國的文化引入校園，實現其與留學生零距離的接觸，使學生對各國文化有更廣泛的認識和更深刻的領會，在輕松歡快的氛圍中體驗和學習各國文化，豐富學生的課余文化生活。

（二）多種競賽：其中包括留學生中文歌曲比賽、留學生中文演講比賽、舞臺劇大賽、配音比賽等。在國家漢辦舉辦的發現吉林之美的競賽活動中，各高校留學生用舞臺劇的方式分別演繹了吉林省各個地區的特色文化，吉林的烏拉民族發展史，松原的冬捕傳統，延邊的朝族文化等等，正是通過這樣的競賽，留學生們精心準備、反復彩排，生動地詮釋了地區文化。

（三）城市文化夏令營。中國文化包羅萬象，然而每個城市都是中國文化部分的縮影，讓留學生們體驗城市的魅力，了解城市的發展，感受衣食住行文化的不同，成為了中國文化體驗活動的重要部分。高校應結合所在城市人文特色，組織具有中國特色、民族特色的城市文化活動，如參觀當地歷史博物館、城市規劃展覽館等，讓留學生對所在城市的經濟、歷史有更加深入、細致的了解。以長春為例，為了讓留學生更好的感受中國汽車的制造情況，高校可以安排參觀中國一汽汽車的生產流水線，留學生通過實地參觀，了解了中國汽車的發展史，這對一些留學生來說是極好的體驗。

（四）志愿者協會的組織建立。為中外學生提供學習交流、溝通互助的平臺。在這里，留學生不僅能和中國學生討論文化差異，學術問題，還可以結交許多中國朋友；同時通過互動討論，彼此分享大學生活，中國學生也可更好地了解國外學生的學習環境及生活狀態，更好地開拓視野。

三、第二課堂的展開優勢

（一）感知文化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第二課堂作為課堂教學的延伸，把課堂教學與課外實踐有機融合，努力實現語言與文化的結合、學習與娛樂的結合，使學生們在相對輕松的環境中感受文化。

（二）鞏固漢語，激發學習興趣

在第二課堂里，無論是特色講座還是參觀旅游，都少不了聽說讀寫的綜合運用，學生在課堂里的學習注重讀和聽的輸入功能，說和寫的輸出功能相對匱乏，第二課堂的開展有利于學生在相對完整的語言環境里發揮所學的知識，展示自己的長處，同時查缺補漏，及時發現不足，從而激發進一步學習完善的動力。

（三）增強歸屬感

留學生初次來到不同于家鄉的文化環境中，無法迅速與陌生的社會群體擁有真正的情感上的交流。組織第二課堂課教學容易幫助留學生找到歸屬感，使他們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情緒降到最低。馬卡連柯說過：活動教育了集體，團結了集體，集體自身就是很大的教育力量。例如新生剛剛報到，參觀校園，參觀校使館，全面深入地了解國內高校的發展情況，能消減他們對陌生環境的恐懼，從而增加認同感，歸屬感。

第5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專業必修課開設情況：對外漢語專業開設15門，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11門，兩個專業相同的必修課有7門，都由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師任課。相同課程之外，對外漢語的專業必修課還有中國文化概論、英語口語、英語聽力、英語寫作、高級英語閱讀、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對外漢語教學法、第二外語等8門課。漢語言文學專業必修課還有文學理論、語文教學論、學術論文寫作等課程。再看專業必修實踐課：對外漢語開設7門，實際施行的有4門，漢語言文學開設8門，實際施行的有8門。根據《目錄和介紹》的要求，對外漢語專業最注重語言、教學法及在此基礎上中外文學和文化的修養和外語的學習。因此，下面再從語言學及教學法、文學與文化、外語幾個方面進行分類，來觀察相對漢語言文學專業，我校對外漢語課程是否符合要求。首先看對外漢語專業：語言學及教學法類開設的專業課程有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對外漢語教學法、漢字教學專題、漢語詞匯教學專題、漢語語法教學專題、言語交際學、學術論文寫作9門，本校方案中設置而未開設的課程有漢語修辭、漢語教育改革研究2門。中外文學和文化類開設的專業課有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中國文化概論、外國文化與禮儀、古代文學作品欣賞、漢語寫作8門，本校方案中設置而未開設的課程有跨文化交際理論與實踐、現當代文學作品欣賞、當代西方小說研究、歐美文學專題、東方文學專題、海外華文文學專題、民俗學、嶺南文化、東南亞文化與習俗9門。外語類必修和選修課程，有大學英語、英語口語、英語聽力、英語寫作、高級英語閱讀、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6門課，本校方案中設置而未開設的課程有英語口譯理論與實踐、商務英語、專業英語3門。再看漢語言文學專業：語言學及教學法類開設的專業課程有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學概論、語文教學論、學術論文寫作、形式邏輯、語文教育實習指導、中學語文教材研究、訓詁學、教學案例研究、語文現代文研究、朗讀學、修辭學13門。本校方案中設置而未開設的課程有詞匯學、音韻學、社會語言學3門。中外文學和文化類，開設的專業課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史、外國文學、民間文學、臺港文學、兒童文學、魯迅研究、新詩研究、女性文學研究、中國古代山水詩研究、莊子散文研究、文學理論、西方現代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美學、應用文寫作、基礎寫作、中國文化概論19門，本校方案中設置而未開設的課程有詩經研究、楚辭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國古代戲曲研究、東方文學、宗教文化研究、俄羅斯文學研究7門。

二、課程設置的比較分析

（一）對外漢語課程結構不合理

李鐵范指出：對外漢語專業課程的設置，漢語語言學是主體和核心，教育類和文化類是重要的“兩翼”[1]。綜合《目錄和介紹》的要求及李鐵范的觀點，對外漢語專業合理的課程結構應為：語言學及教學法為主體課程，文學與文化和外語類是兩翼（一體兩翼）。表一顯示，我校對外漢語的15門必修課中有7門與漢語言文學相同，比例近1/2，其中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兩門主體課的課時也少于漢語言文學，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作為兩翼課程，課時遠遠低于漢語言文學。表3更清晰的顯示出對外漢語的“一體兩翼”比例失調：漢語語言學及教學法課程門數比24.3%、課時比20.2%，都低于漢語言文學同類課程的30.2%和25.1%，未能體現出語言和教學法類課程在對外漢語專業中的主體地位。而文學文化類課程門數比21.6%、課時比21.8%，遠遠低于漢語言文學同類課程44.2%和47.8%，使作為兩翼的文學文化類課程比例過于單薄。再從對外漢語自身看，課程門數上，“一體”比例為24.3%，“兩翼”為21.6%、16.2%；從課時比上看，“一體”比例為20.2%，“兩翼”為21.8%、31.8%。“一體”遠不豐滿，“兩翼”課時超過“一體”。再看我校方案中對外漢語專業開設而實際未實施的課程中，語言學及教學法有2門，而文學和文化類有9門，外語類有3門。如果加上這些課程，兩翼的課程必然太臃腫，超過“一體”。而兩翼中外語類開課門數遠低于文學文化類，兩翼之間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對外漢語課程未能體現“一體兩翼”的框架。

（二）專業實踐課程單薄

在培養方案中，對外漢語的專業實踐課規定7門，而實際實施的只有4門，為書法、教師口語、專業技能和畢業論文，而專業技能實際上開展的只是對學生普通話的訓練，而重要的教學技能、專業實習、畢業實習等與對外漢語密切相關的實踐課實際上沒有開展。學校和學院沒有創建相關實踐場所、場地，沒有統一安排學生進行校內外實踐和畢業實習。對外漢語專業大四年級全年沒有開設課程，在沒有統一組織和安排的情況下，學生很難自行聯系到實踐資源。目前我校對外漢語專業僅有的實踐是越南班學伴，從對外漢語專業中選出部分學生擔任越南留學生學友。但是這種部分性參與畢竟不能顧及全部學生，沒有普遍意義。表2可見，漢語言文學的專業實踐全部實施，學院專門組織學生到各個單位畢業實習，教學專業技能上則有完備的微格教學等設施和教師配備。

（三）課程設置未體現漸進性和豐富性

對外漢語是漢語和外語的雙結合，課程安排應按年級體現出循序漸進性，突出由淺入深的過程。一年級應以開設基礎課程為主，如語音、語法、文學史、文化史、普通話口語、寫作、英語口語、聽力等課程。學生具備一定基礎知識后，在二三年級的課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對比性、跨越性的課程，如中西文化比較、國外漢學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第二語言教育、英漢口譯、商務英語等課程，并注意將基礎知識和社會實際需要聯系起來，輔以種類豐富的實習訓練，如授課實操、授課觀摩等，而我校的對外漢語基礎和實踐課的結合未能凸顯。學校每年也招錄了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的留學生，可以開設日語、越語、韓語等第二外語選修課，豐富英語之外的第二語言，而目前對外漢語專業二外只開設了日語，且只開設一個學期，課時少，且跨文化交際理論與實踐、海外華文專題、民俗學、東南亞文化與習俗等文化類課程更是形同虛設。整體上看課程設置未能體現出循序漸進和豐富性。

（四）師資缺乏

學校目前對外漢語專業的任課教師都是中文專業教師，沒有專門的對外漢語教師，給對外漢語專業學生的授課模式和方法與漢語言專業的學生沒有明顯區別，語言文學類課程的教材與漢語言專業也幾乎一樣，對漢語言文學專業存在較大的依附性。而外語類課程的教師則全部來自外語系，外語系的老師只強調外語教授，沒有站在對外教學視角，缺乏對外教學視野，如不能教給學生使用外語授課技能，用外語來解釋一些中外文學文化現象，表述對外漢語專業詞匯和術語，使學生很難達到使用外語進行教學的水平，對專業的發展產生限制，造成了對外漢語專業學生英語水平不如英語專業學生，而中文專業知識比不上中文專業學生的尷尬處境，自然產生身份的困惑和對未來出路的迷惘。

三、對外漢語專業身份定位和方向發展的途徑

（一）突出本專業特點，辨清自身身份

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歷史、師資、課程等方面都比較成熟，而對外漢語專業只開設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師資、教材、課程同漢語言專業多有雷同，有的課程只是在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的基礎上增加了對外漢語教學法、語言學等課程，有的課程則是漢語加外語的簡單疊加，造成了對外漢語學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專業身份，必須在課程設置等方面進行改革，課程比例應凸顯“一體兩翼”結構，授課內容應區別于漢語言文學專業，針對對外漢語學生的需求。對外漢語受眾對象是外國人，如在同樣講授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等課程時，應針對外國人學習漢語過程中易出現的語法問題講授，如外國人多數對虛詞的使用易于出現錯誤，授課就應該多舉實例，總結規律，對外國學生在語法、語言學習方面的錯誤進行歸類研究，讓學生了解外國人的語法障礙，以便日后教學能有的放矢，使教學理論更好與實踐結合，這樣才能讓學生感到本專業的獨特性和專業實力，明晰專業身份。

（二）培養實踐型和社會型人才

我校對外漢語專業的實踐課程并未實施，沒有固定的見習、實習基地，學生得不到實踐技能的鍛煉。應該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實習基地，增加資金投入，加強與外企、公司的聯系。擴展學生與留學生接觸，給留學生授課的機會，盡量并選派學生到海外實習、交流。結合我校教學方案培養應用型、復合型、學術型人才的目標，應在社會型和創新型人才能力培養上下功夫，構建學生漢語、外語、文化、文學、教育等綜合學科知識結構和應用技能的整體性，整合優勢資源，讓學生既能走向社會實地教學和開展交流，又能承擔研究工作，有創新意識。與漢語言文學專業比較，對外漢語還應突出國際化和對外性視域，增強外向性聯系，向著“教學語言國際化，教學內容國際化，教師資源國際化，服務對象國際化來形成學生的國際化視野與國際化競爭力。[2]”這樣培養出來的對外漢語人才才能真正成為實踐性、社會性、創新型人才。

（三）引進優秀師資

我校對外漢語師資的引進迫在眉睫，師資決定了課程的質量和特色。應該引進和聘請對外漢語專業教師，尤其是高職稱教師，以及有實際跨文化交流和教學經驗的教師和學者，開發國內國際資源，增強與國內同類院校的交流，并聘請優秀外教授課。招收更多留學生，讓學生參與到教授留學生的授課實踐中，與留學生多交流。另外，還應結合我校人文和地理歷史特征，發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為選修課程，如硯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龍母文化，聘請這方面的教師、學者擔任對外漢語學生的課外文化指導教師。還應適應世界上漢學熱的潮流，開設一些國學、國際漢語學等語言文化類選修課，聘請知名的客座教授來講座，組織本校的教授博士講壇，以優秀的師資從語言、文化、教學各方面促進學生的培養。

（四）努力建設雙語教學團隊

第6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漢學熱”的顯著標志，乃是專業力量的增強和專題著述數量的激增。在這之前，相關研究的譯文和論文，多半散見于各種期刊、學報(如《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而在《國際漢學》(1995)之后，又有《漢學研究》、《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刊物或書系相繼問世。專業刊物的創辦，有力地推動了“國外漢學”研究的發展。這兩年間隨著中西、中日、中韓、中俄雙邊關系研究的深化，還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陸續出版。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學術史的形式出現，如嚴紹璗、中西進主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學卷和思想卷，1996)、嚴紹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1996)、衛茂平著《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編《國際漢學漫步》(1997)、劉海平主編《中美文化的互動與關聯》 (1997)、吳芳思(Frances Wood)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洪允息中譯本，1997)、黃鳴奮著《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1997)、周發祥著《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1997)、鄭判龍主編《韓國詩話研究》(1997)等等。據不完全統計，總數當在20種以上。在半個世紀之前，老一代學者已有漢學著作，這時又見重印本，以補學術研究的空白，如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1997)。

在“漢學熱”興起之時，一些學者認為對“漢學”一詞本身，就應該有個比較明確的認識。于是他們撰寫文章，著重探討它的內涵和性質，以及反饋國外漢學研究信息的價值和意義。閻純德為《漢學研究》創刊號作序時，強調國外漢學的特殊性、開放性、及其對交流雙方文化建設的互補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意思說，事物只有運動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動的，流動可以開化文明，發展文明。中國文化可以流出去，帶著自己的古老、滄桑和輝煌；還可以流回來，帶著異樣的風景。從中國流出的文化，汲取了異國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國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國文化思維的一種文化，這就是漢學。漢學是以中國文化為原料，經過另一種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種文化。所以，可以說漢學既是外國化了的中國文化，又是中國化了的外國文化；漢學，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漢學可以與中國文化相近，也可以與中國文化相距很遠，總之，它是一門相當獨立的學問，是一個亟待投入人力進行研究與開拓的學科。”(《序〈漢學研究〉》)諸如此類的論述，對“國外漢學”研究的發展，無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既然漢學是中外文化碰撞的產物，它便廣涉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科技等多種專門的知識領域。面對這種情況，我國學者一般是雙管齊下，巨細兼顧，一方面進行綜合考察，梳理國外漢學的發展史，把握其間的總體規律，另一方面，也越來越關注單一學科的漢學研究，具體分辨其透視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見。顯然，無論是宏觀考察，還是微觀考察，力圖做到史論并重，縱橫交織，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國外漢學的面貌，是學術界為之追求的目標。

就文學研究而言，這兩年的研究出現了以下幾個重點：

一、譯介或撰寫國別漢學史，而涉及中國文學。前者如胡書經譯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長文《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載《漢學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節譯《趙氏孤兒》、儒蓮(S.Julien)選譯言情小說，巴贊(A.P.L.Bazin)翻譯并研究元雜劇，葛蘭言(M.Granet)研究《詩經》等等。后者如熊文華所撰《荷蘭的漢學研究》(載《漢學研究》第二集)，則提及高羅佩(R.H.van Gulik)譯介并且創作公案小說，伊維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戲曲、撰寫文學通史。

轉貼于 二、介紹各國漢學界的名流，乃至巨擘，其中不乏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造詣高超的專門家。如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瑞典的高本漢(B.Karlgren)、德國的鮑吾剛(W.Bauer)、美國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等。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以創作中國題材的小說而名世，但她也翻譯過《水滸傳》，與漢學研究有關。吳海蔓的《東方不是東方——賽珍珠在中國》(載《漢學研究》第二集)對她的雙重文化身份有所介紹。

三、評介漢學譯著和論著。除了散見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帥雯霖評《紅樓夢》英譯和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之外，這時已有專書問世，即黃鳴奮的《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稱，他借海外訪學之便，廣為搜羅，書中濃縮信息4000條，其耗時之多、耗資之大，可想而知。全書設七章，散文、詩歌、小說、戲劇之傳播，各有專章評介；古代文論和民間文學，則放在綜合研究一章內加以評介；此外，還有兩章分別介紹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背景，以及英語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工具書。該書資料翔實，脈絡清晰，評點文字也要言不煩。著者認為，“研究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流傳情況，不僅對全面評價中國文學的歷史影響、弘揚中國文化、促進我國人民的對外交往與國際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有助于加強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比較文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建設。”(第1頁)這種論斷，是就文學學科具體說明反饋國外漢學研究信息的學術價值。

四、梳理中國文學外播史。這種研究實質上屬于比較文學范疇里的影響研究，但由于中國文學的外播，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通過漢學家的譯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與國外漢學密切相關。這時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嚴紹璗、中西進主編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學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這套叢書凡十卷，由中日書社分別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寫者有嚴紹璗、中西進、劉雨珍、諏訪春雄、王曉平和山田敬三。全書分六章，分論中日神話、中日詩歌、日本物語與中國文化、中日戲劇、日本前近代小說與中國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學與中國作家之間的關系，或就兩者做平行比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東方文化文學因緣》(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這部書涵蓋面極廣，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種雙邊關系，在某些方面填補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衛茂平的《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則是中西交流中的個案研究。全書以接受者為視角，采用形象學研究的方法，分期縷述中國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著者從德國騎士文學和巴羅克文學，依次講到啟蒙運動文學、古典時期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印象主義文學、表現主義文學、“內心流亡”文學、流亡文學、左翼作家、戰后文學等等與中國的關系。關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響”一詞做了說明。他指出，“這個概念極易引起人們關于主動與被動、給予和接受的聯想。而事實上，文學中的影響關鍵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選擇，受者自身才決定取舍。所以，本書實際要點不在于中國如何‘影響’德國文學，而在于德國文學如何對中國進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頁)

第7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玉華山，在今陜西省銅川市北部。玉華山自古風光秀麗，與太華、少華、金華、女華、翠華諸山齊名，這里春天桃花爭艷，夏季松風習習，秋日紅葉如云，冬月冰筍奇絕，早在隋末唐初，就形成規模宏大的仁智宮和玉華宮，成為唐初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宮。

玄奘與玉華山有緣，“本緣《般若》”。唐高宗改玉華宮為玉華寺后，玄奘來這里設譯經道場。用生命最后四年的時間，譯出佛經14部682卷，占一生譯經總卷數的一半以上。玄奘最后圓寂于玉華山，因為玉華山和他的出生地河南偃師都有一個“鳳凰”的地名。所以人們認為，玉華山注定和玄奘有緣。

獨具殊榮的“皇家譯場”

顯慶三年(658年)正月，玄奘奉旨在長安西明寺譯經。此時，玄奘，從印度歸來已經十年多，他已經翻譯了大量的佛經。但是有一部浩繁600卷的大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唐以前的譯本殘缺多訛。玄奘久懷重譯大愿。終因“京師人眾，竟來禮謁”而不能付諸實施。玄奘想起十年前太宗皇帝召他去避暑的玉華山，那里清靜幽僻，鳥語花香，是個可以避開“競來禮謁”的庶務，靜下心來譯經的理想場所，就立即向高宗皇帝上了一份《重請入山表》。得到高宗同意后，已經60歲的他滿懷抱負地帶領“玄門四神足”窺基、神意、嘉尚、普光及弘彥、釋詮、大乘欽、靖邁、玄則、玄覺、寶光等一批高僧精英，遠行200多華里來到坊州玉華山已經廢宮為寺的玉華寺。看到深秋的玉華山依然景色秀麗，他深信：“這里就是閻浮兜率天!”他在這里鋪開譯場，一譯就是四年，以年均譯經170卷的拼搏精神，耗盡心血，共譯出佛經14部計682卷。這14部佛經是：《阿毗達摩發智論》20卷、《成唯識論》10卷、《阿毗達摩品類足論》18卷、《阿毗達摩集異門足論》20卷、《辨中邊論頌》1卷、《辨中邊論》1卷、《唯識二十論》1卷、《緣起論》1卷、《異部宋輪論》1卷、《阿毗達摩界身足論》3卷、《大般若波羅密多經》600卷、《五事毗沙論》2卷、《寂照神變三摩地經》1卷、《咒五首經》1卷。

英俊　英俊玉華寺佛經譯場因玄奘法師而設，是玄奘一生中最重要的譯經道場。又由于玉華寺是由皇家避暑行宮玉華宮廢宮而設，這里的佛教譯場是經皇帝批準而設，所以說玉華宮的佛教譯場是一所獨具殊榮的“皇家譯場”。

法相宗發祥圣地與祖庭

由于玄奘在玉華寺與窺基翻譯了有十大論分別注釋的《成唯識論》(共10卷)一書，并以此為理論基礎，創建了佛教的“法相宗”，玉華山成為法相宗的發祥圣地、亦即是其祖庭。法相宗因玉華山而稱為“玉華宗”，就連玄奘法師，也被稱“玉華法師”。日本佛教法相宗的第一代傳人道昭、第二代傳人智通、智達，先后來玉華寺拜玄奘法師求學，學成后回國傳法。法相宗還東傳至朝鮮。法相宗的許多高僧，如神窻、圓測、智信、元曉、義湘都是朝鮮人。

譯經絕筆與圓寂圣地

唐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玄奘拼盡生命最后的余力，終于譯完《咒五首經》。這時的他，已經精疲力竭。像一點風雨中的燈光。正月初三，玄奘覺得精神稍好，便欲翻《大寶積經》，終因力氣不支，只好作罷。他自覺大限不遠，便對寺院僧眾，慨然施盡身外物品，從容安排后事。正月初九，玄奘在肅成院過一小渠時，不慎跌倒，小腿受傷，被門人抬歸臥室。至十三日，一臥不起，沉沉昏睡，偶有譫語。二十三日，玄奘忽然醒來，向玉華僧眾及同來的譯經大德、門徒、衛士等，鄭重作臨終前的歡喜告別。玄奘說：“我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農歷二月初五日夜半，玄奘法師停止了呼吸。舉世聞名的一代高僧，大唐三藏玄奘法師，安詳地圓寂于坊州玉華山中，卒年65歲。從此，《咒五首經》成為他一生佛經的絕筆。玉華山成了玄奘圓寂的圣地。

第8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摘要:本文擬通過分析跨文化教育在英語教學中的影響，闡明跨文化教育在英語教學中的地位以及幾點在教學中的具體方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差異

語言和文化是相伴而生的兩個相關聯的事物，它們之間的關系極其密切。近些年來，人們在外語教學中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語言的文化內涵，及其對語言知識教學的影響。美國語言學家Sapir在“Language”一書中就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語言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深受其根植的文化影響。因而外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知識教學，而且應包括其文化知識教學。

不少外語教育家認為，是否把跨文化交流納入外語教學的內容是區別傳統外語教學和現代外語教學的主要標志。美國外語教育協會在其提出的外語能力要求中已經把文化歸入交流能力的重要內容。交流能力包括五個方面，即四種語言運用能力（聽、說、讀、寫）加上文化素養（社會文化能力）。其目的是讓學生了解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的差異，增強學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識，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相互進行交流時，應具有的文化素養，而不至于受文化的影響而出現語言失誤或造成誤解，使交流難以成功進行。圍繞在外語教學與文化素質培養的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文化教學從屬于語言教學，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同時進行，文化教學融入語言教學。盡管這三種觀點強調的重點各有側重，中心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就是在外語教學中一定要有文化內涵。我國新修訂的《高等學校英語教學大綱》（2000）中規定：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注意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種能力除包括正確運用語言的能力外，還包括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能力。“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中國人和英語國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風俗習慣、、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應把英語語言教學置于跨文化交際的環境之中，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正確得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把跨文化交際列為英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目標。英語教學才能達到完整、純正，才能真正實現學以致用。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逐步了解：一個社會的語言是該社會文化的一個方面，語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其特殊作用表現在：它是學習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學習和應用語言的過程中獲得文化。這樣，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還有利于學生了解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之間的差異，對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在增強語感的同時，適應英美國家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際中能夠正確理解和運用，使交流和溝通不至于受到影響，以達到良好的交流效果。

那么，如何將跨文化教育引入到英語教學中呢？

我國語言學家張占一把語言教學中的文化背景知識按功能劃分為兩種：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因此，教師教學中要做到既不放棄知識文化的積累又要加強交際文化的導入。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一）與詞語有關的文化。如我國文學巨著《紅樓夢》，“TheStoryoftheStone”的譯法比“TheDreamoftheRedChamber”的譯法就高明的多。因為“紅樓夢”這個意思在英美和歐洲讀者頭腦中引起的聯想，與在中國讀者引起的聯想完全不一樣。在英美和歐洲讀者群中“紅樓夢”的意思是“一個人睡在一間紅顏色的房間里”，這一本書也頗能引起他們優美神秘的聯想。再如：Heisaverywhiteperson．這里white的意思是正直的、直率的意思。（二）與篇章有關的文化。當讀到一些關于建筑或住房一類的文章時，我們要向學生講清floor一詞的含義及英美兩國表達方式的異同，常要涉及到“13”這個數字，因某些宗教原因，英美等國認為13不吉利，因此在一些建筑和賓館內不設13層，也沒有13號房間，12之后就是14。這樣，我們的學生就可對英美文化有一個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三）與交際環境有關的文化。例如最簡單的幾句問語在我們中國人見面寒暄時顯得十分自然親切，而在英美國家的環境中，這一類問題諸如：“Wheredoyoucomefrom?What’syourname?Howoldareyou?”會把對方弄得很尷尬，他們覺得有一種被審問的感覺。在這樣一些國家，這樣一些問題一般只在醫院、旅館、移民局、警察局等地方才會用，但也很少用這種形式問。在需要問及姓名、年齡等問題的場合，一般也只是說“Yourname，please?”或“Maylknowyourname?”，因而，只有了解了對方的交際文化，我們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又不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那么，實現上述目的有那些具體的方法呢？

文化教育的方法多種多樣，教師應采用靈活多變的方法提高學生對文化的敏感性，培養文化意識，從而能使學生主動地、自覺地吸收并融會到新的文化環境中去。憑借多年的教學經驗，筆者認為以下兩種方法效果很好。

（一）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感謝、謙虛、贊揚、表示關心，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英語學習中。

第9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高端翻譯嚴重匱乏,需求的專業結構趨向多樣化。高等學校外語教育在語種結構、人才培養模式及語言能力的評價標準等方面的趨同化,是造成高端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對高端翻譯的旺盛需求不僅要有現實的緊迫感,而且要有順應發展趨向的長遠眼光。解決高端翻譯人才匱乏的根本出路在于:堅持傳統外語教育,注重語言與文化的雙重關懷的辦學特色;改革辦學體制,推進人才培養模式的多樣化,特別是要注重科技外語和翻譯專業人才的培養。

    我國的翻譯市場現狀不容樂觀,而高端譯員的匱乏已成為這個市場健康發展的瓶頸。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外語翻譯的文化交流與信息交流的功能越來越彰顯。隨著越來越多的國際信息涌入中國,翻譯人員如果不能及時而正確地消化國際信息流,將導致大量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信息的流失。翻譯能力薄弱的問題不解決,還將嚴重影響中國的政企涉外活動的開展,甚至影響中國的持續發展,妨礙中國全球化的推進速度。

    一、翻譯市場的強烈訊號:精英人才匱乏,呼喚高端翻譯的多樣化

    當前中國翻譯大國地位與翻譯人才青黃不接形成強烈的反差。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出現了巨大的翻譯市場。來自中國翻譯協會的資料顯示:中國的注冊翻譯公司有近3000家,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僅在北京注冊的就有400多家。全國翻譯從業人員多達50萬人。從規模來說,中國已成為“翻譯大國”,但并非“翻譯強國”。因為這支隊伍中的專業翻譯人才只有6萬,真正有水平的、受過專業訓練的翻譯人才僅占5%。

    翻譯人才青黃不接集中表現為高端譯員匱乏。而且從譯員需求的專業結構看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高端人才匱乏是世界人才市場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中國翻譯市場上表現得更加突出,其中突出的表現是:

    (一)文學翻譯人才青黃不接,這主要反映在外國文學翻譯質量下降。以2005年初舉行的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為例,在涉及文學翻譯的5個獎項中,竟被評委無奈地空缺了3個。外國文學翻譯之所以遭遇窘境,是因為優秀文學譯著要求譯者深刻把握兩種語言的精髓,特別是要有深厚的母語文化功底。然而達到這種要求的譯員太少,導致優秀文學譯作稀缺。時至今日,人們對20世紀中國的一代翻譯大家的風采依然歷歷在目,例如錢鐘書不僅英語基礎好,而且博覽群書,還有濃厚的文學興趣,其譯作具有很強的權威性;蕭乾先生以集文學創作、翻譯和記者于一身而著稱,得益于他深厚的母語修養和對英語文學的嫻熟研究背景。然而中國本來翻譯大家就不多,隨著一代名師的相繼逝世,優秀翻譯后繼乏人。

    (二)科技翻譯,尤其是高新科技翻譯人才稀缺。多年來外語院校十分重視外語復合人才的培養,但存在著重文輕理的傾向。當前,外語復合人才的知識結構主要是外語專業知識與經濟、貿易、金融、新聞與法律知識的復合,而外語專業知識與理工科知識的復合結構則長期受到忽視,以至于當前懂經貿、商法的文科復合型人才很多,但熟練掌握外語的工程技術人員稀缺。機械、化工、軟件、信息技術和電子專業都緊缺外語人才。

    (三)口譯人才匱乏,尤其同聲傳譯人才稀缺。隨著對外貿易和國際交流的發展,中國口譯人才嚴重短缺。目前國內能夠熟練地在商務活動、國際會議中擔任翻譯的人才實在太少。同聲傳譯作為語言金字塔的“塔尖”,被稱為外語專業的最高境界,因而培養也十分困難。這種人才不僅在我國緊缺,甚至是全球化的人才難題,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第一大緊缺人才”。有資料顯示,中國口譯人才缺口百萬,第六屆全國口譯大會暨國際研討會對中國的口譯人才短缺表示擔憂。

    (四)中譯外人才緊缺,尤其是經典著作和重要政治文獻方面的中譯外,面臨重大問題。中譯外比外譯中難度更大,寫作風格與語言習慣要適合外國人的要求,對譯者的中外文水準、政策把握力和文字表達能力都有較高的要求。尤其古代經典著作的翻譯還有古文、文言文的阻隔。現代文人能夠閱讀文言文的已經寥寥無幾,因此存在著把古典文獻翻譯成現代漢語,再由現代漢語翻譯成外語的雙重語言轉換問題,難度可想而知。而且隨著對外交流的日益擴大,中譯外涉及的語言也越來越多。僅有英、法、德、日、俄等常用語種顯然不夠,而稀有語種的翻譯人才就更顯得匱乏。

    二、外語教育的缺失:教育理念和體系陳舊,辦學模式趨同化

    在2004年舉辦的“特色·個性·人才強國戰略”為主題的一次高等教育國際會議上,與會專家認為,中國高等教育正陷入一個辦學誤區:辦學模式趨同化。大學普遍按照一個模式培養相同規格的人才,而不是根據個性差異來培養各類創新人才。

    中國高等學校的外語教育的辦學趨同化問題,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專業語種結構趨同。開設英語專業的學校過多,英語專業招生人數遠遠超過小語種。目前全國有800多所院校開設外語院系,同時全國興起了一批以新東方學校為代表的外語培訓機構,而所有的院系及培訓機構均設置英語專業或進行英語培訓。以至導致英語專業人才飽和,畢業生就業由“熱”轉“冷”,而小語種尤其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則供不應求。

    (二)外語人才培養模式趨同。多年來,傳統外語教育只注重語言和文化雙重關懷,而忽視綜合知識的傳授。近年來,又清一色地轉向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忽視了外語專業本色,造成了多元文化的缺失。這種現象的認識誤區在于:把外語僅僅當作語言的工具,進行語言技能的訓練,而淡化了包括漢語文學在內的中外文化教學,以至于跨學科界限的知識性課程——法律、經貿、金融、新聞——的過量,而導致語言專業的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忽視了深層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語言人才失去語言與文化為特征的傳統特色。

    (三)語言能力的評價方法趨同。中國的外語教育長期以教學服務于考試為導向,導致學生只關注知識和語言技巧,而忽視了語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以測試為標準的外語能力評價方式,導致中國學生的外語學習時間長,資源投入大,整體效率低。而以客觀題為主體的語言測試方式只測試了學生的記憶能力和知識存量,卻忽視了用主觀題對學生的語言理解能力和運用能力的評價。記憶能力和語言知識的存儲狀況是可以見諸卷面的,而語言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則難以在卷面上展現。然而外語的寫作能力與跨文化交際能力至少對于翻譯人員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誠然,過去清一色的培養純外語人才,畢業生知識結構過窄,曾經是外語畢業生就業由“熱”轉“冷”的主因。因此培養“外語+專業”、“英語+小語種”的復合型外語人才是適應社會需要、應對就業難的根本出路,更是教學型大學發展的重要戰略。然而這種復合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應用性”,而對于研究型大學的精英教育來說,必須保持語言教育的文化多元性,培養高層次外語專業人才。只有具備比一般外語學習者更高的外語水平和更扎實的中外文化基礎,其畢業生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因此,研究型外語大學必須把堅持外語教育專業的辦學特色作為一種理性選擇。

    三、解決高端翻譯人才匱乏的根本出路:把握外語教育的“市場定位”,堅持辦學的特色和人才培養模式多樣性

    (一)對高端翻譯人才的需求不僅要關注現實的緊迫性。而且要有放眼國際化的遠大眼光。高端外語人才需求旺

盛及其需求專業結構的多樣化,不僅僅是一種市場現實,而且是社會發展對語言人才需求的大趨勢。從全球視角看,信息時代促使我們的湛藍色星球變成了“地球村”;科學、技術和經濟的交融促使整個世界趨向“全球化”;文化與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必然要求異域文化與教育的“國際化”。從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前景看,隨著我國加入wto,北京申奧成功,以及上海迎來世博會,必然大大刺激人才市場對高端人才的旺盛需求。在這種大背景下,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地位不容動搖,同時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為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外語教育語種多元化,也是一種必然要求。

    從現實情況已經看到外語教育落后的緊迫感。全世界學術刊物的80%~90%都是英語刊物,離開英語就無法吸收外國學術資源;全世界的計算機信息90%都用英語表達,我國計算機軟件教育的國際化與標準化已大大落后于印度,而英語教育水準不高,理工科碩、博士的翻譯能力不足是軟件人才國際化的一道坎兒。在這種大背景下,上海外語大學校長戴煒棟,在近年強勁的“全民學外語是國力資源的一種浪費”的驚呼聲中,清醒地指出:“從整個社會的外語水平看,不足以說明‘全民學外語’。”并指出,從外語教育的現狀看,“中國整個社會的外語水平比一些亞洲國家要低”,“英語在中國是一種外國語,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英語則是第二語言”。當然我國的外語水平更不能與歐洲相比,在荷蘭有80%的國民熟悉英語。

    (二)根據外語需求的市場定位,改革辦學體制,推進外語人才培養模式的多樣化。必須承認:“全民學英語是國力資源的一種浪費”的驚呼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主要表現在它有針對性地指出了當前以服務于考試為導向的英語學習方法的弊端,以及外語教育在包括教育觀念、辦學模式、教學方法以及評價標準等方面的趨同化。這些弊端直接導致了外語教學的低效化。這種呼聲對外語教育提出了警醒,啟發了人們必須認清外語教育的兩個改革方向。

    首先,要根據市場需求認真把握外語教育的市場定位,對不同語種、不同地區和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提出不同的外語教育辦學要求。例如,從語種的專業結構規劃看,必須肯定地認可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地位,把英語教學作為外語教育的范本;同時注意糾正當前小語種專業辦學只限于幾個小語種人才培養基地的狀況,注重在更多院校發展小語種教育,實現外語語種的多樣化。從不同地區的外語教育要求看,對沿海及東部發達地區,特別是北京及上海等未來的國際化都市必須普及英語教育,提高全民的外語水準;而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則主要要求學好他們作為第二語言的漢語。從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看,研究型大學應該傾情于外語精英的培養,在堅持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同時,必須堅持以注重語言與文化雙重關懷的傳統英語教育特色;而教學型大學則應堅持外語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方向,并以培養語言復合型人才為主要目標。

    其次,必須十分注重不同專業結構的外語精英的培養,實現高端外語人才的多樣化。英語教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精英外語教育則具有一定的導向性。高等學校必須堅持其應該具有的社會發展的前瞻性和導向性品格。在外語教育中,這種品格主要表現在注重各類專業外語精英的培養,以滿足社會發展對外語人才的前瞻性需求。為了實現這一宏大目標,高等學校的首要任務是針對外語人才模式趨同化的弊端,實現專業結構的多樣化,除了必須加速小語種人才的培養及在堅持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同時,保持傳統外語教育的特色外,應特別注重兩種外語專業的發展:一是在理工科院校發展科技外語教育,二是大力發展翻譯專業。

    在外語教育中應當認清兩種復合型人才的區別:一種是傳統的“語言+語言”(例如:“英語+漢語”,“英語+小語種”),以及“外語+社會科學”(經貿、金融、法律、新聞)等以外語為主體知識結構的“語言型”外語復合人才。另一種是以科技知識為主體知識結構的“科技+外語”的“科技型”專業外語復合人才。后者實質是一種專門用途外語人才,它的第一能力是理工科知識,本質上屬于科技型人才。

    科技外語專業人才的能力結構及教學要求都有異于語言型的外語復合人才。從能力要求看,臺灣科普翻譯家侯捷指出,“一般人認為英文好就能翻譯英文文稿,這是大錯特錯的說法,進行科技翻譯與你有什么樣的專業背景密不可分”;“科技翻譯的關鍵不在外文功底,如果要列出科技翻譯成功的要素應該是:專業素養,中文程度,中文文采,英語程度”。同時理工科外語教學的要求也有異于文科型的外語教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鐘美蓀指出:“大學生英語不必都能說會道,文理科英語教學要求不宜一刀切。”許多專家認為不同類型學科的英語能力有不同要求,閱讀英語專著及查閱英文資料的實際能力對理工科高層次人才是最重要的。科技外語人才的培養應該在理工科院校進行,因為純外語的人才培養不出合格的科技外語人才,鐘美蓀副校長就說過“目前大學英語教學存在很多困難,主要原因是英語教師都畢業于英語專業,教師通常按英語教育的思維和標準去教授不同學科的學生。英語專業畢業生與理工科學生的知識結構不同,雙方難以找到結合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