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研究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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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 農民工城市社會適應的影響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適應研究 關于第二代農民工的社會適應 社會適應視角下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研究綜述 老一代農民工返鄉社會適應的個案研究 淺析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 返鄉農民工社會適應困境及其社會工作介入初探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適應現狀分析 石河子維、哈、漢城居農民工子女社會適應問題研究 農民工流動子女社會適應性問題初探 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的社會關系網絡現狀研究 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與社會支持分析 農民工子女的城市適應研究文獻綜述 中國西部農民工社會適應性現狀及其影響調查報告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社會認同 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及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社會工作視角下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適應問題探討 淺論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中的文化適應 淺析農民工與城市化的聯系 淺析企業對農民工的社會責任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2-7-5.

② 張雨林.小城鎮建設與城鄉協調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1986（4）.

③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70.

④ 李明歡.20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J].廈門大學學報，2000（4）.

⑤ .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5.

第2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字]會計職業教育　臺灣　特色

臺灣經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功不可沒，為各行業輸送了大量的實用人才，也積累了豐富的職業教育經驗。當前大陸的會計職業教育在為社會培養和輸送高素質會計人才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需要探索和改革的深層次問題，臺灣會計職業教育的特色對大陸職業技術教育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臺灣會計職業教育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　建立完善的會計職業教育體系

臺灣自1968年起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六年學制的國民小學和三年學制的國民中等學校教育對于臺灣地區的所有及齡國民是屬于義務的，相當于大陸的小學和初中。國中畢業生就面臨分流，進入普通教育體系或職業技術教育體系。普通教育體系包括普通高中、大學和研究所，大學指的是本科層次的大學及學院，研究生教育包括碩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

在臺灣的教育體系中，職業技術教育被稱為“技術及職業教育”(簡稱“技職教育”)。技職教育體系包括高級職業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高級職業學校是屬于高中階段職業技術教育，相當于大陸的中等職業學校，以培育基礎技術人員為宗旨；專科學校是專科職業技術學校，以培育中級實用人才，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為目標；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屬本科層次的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屬本科層次的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以“教授應用科學及技術，養成高級實用技術人才”為目標，如中國科技大學(中國臺灣地區)的辦學理念之一就是為產業界培養解決實務問題的最佳咨詢顧問與堅實后盾。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亦可設置研究所，培育碩士及博士等研究人才。從技職教育體系來看，臺灣的職業教育體系已經形成了包含高級職業學校、專科、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完整體系，目前屬于技職體系大學計有“國立科技大學”12所、私立科技大學34所、“國立技術學院”4所、私立技術學院27所、“國立專科學校”3所、私立專科學校12所，持此之外還有高職學校156所，共計248所。各層次的職業教育定位清楚，培養目標明確。除了專科學校，高級職業學校、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都設有相關的會計事務科或會計系，而15所專科學校沒有設置相關的會計科或系。因為上個世紀末政府鼓勵專科改制技術學院，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因此自1997年起，臺灣大多數的專科學校已陸續改制為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現有的15所專科學校中有14所是護理、醫護管理或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相比之下大陸的職業教育卻只有職業高中、職業技校或中專到高職(大專)，之后就很難有再深造的機會了，即使有專升本的機會，但畢竟是少數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需要的不僅僅只是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還需要高素質的人才，理論與技能并重的人才，能為企業解決實際問題，而僅有大專層次的高職教育顯然是不夠的，應當把職業教育拓展到本科以上體系。

二　注重會計理論與實務結合

職業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應用人才和具有一定專業知識技能的勞動者，相對于普通教育而言。職業教育更側重于實踐實踐技能和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臺灣的職業技能教育就很好地體現職業教育的本質。

(一)教師的社會工作經驗豐富

按照臺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的規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的教師聘任或升等，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等代替專門著作送審。第15條規定只要是從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的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二年以上可以被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聘為助教，講師及助理教授也有了類似的規定，可見社會工作經驗的重要性。臺灣職業院校的教師大部分有在企業或政府部門工作過，具有豐富的社會工作經驗，比如中國科技大學(臺灣)會計系有9名專任教師，其中8名教師都有社會工作經驗，他們或來自政府部門如審計部，或來自一些基金組織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或來自企業如會計師事務所、銀行、租賃公司等，而且還吸納了2名非會計專業的教師，如電腦碩士或系統工程師，聘請了5名的兼任教師。又如，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有12名專任教師，10名教師在擔任教師之前從事過會計相關的工作，其中6名教師有過在事務所擔任職務的經歷，3名曾在企業或部隊擔任過會計相關的職務，1名曾在政府部門工作過。2010年2月臺灣“教育部”出臺的《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中鼓勵技專院校新聘專業科目教師應具有一定年限事務經驗(具與任教領域相關的專職工作年限3年以上或兼職工作年限6年以上者)，并將執行成效納入私校整體發展獎補助指標。教師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廣泛的社會關系，是職業院校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強有力的保障。而大陸很多的職業教育基本上是從校園畢業后直接進入校園授課，實踐能力有待于進一步的提升。

(二)注重學生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

從臺灣各職業院校設置的課程來看，一般都有安排相應的課程實習，除此之外一般都有開設專題制作課程。比如“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校”會計事務科訓練學生完成段落為會計實作，并要求學生剪閱報刊雜志，寫心得報告，以期理論與實務配合。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會計事務科2010學年適用的課程表中規定實習科目至少要拿到30各學分，而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至少要拿到60學分。同時還有專題制作，專題制作分為小論文組和電腦應用組，小論文組以專題制作研究報告書為成果，電腦應用組以專題制作研究報告書和電腦應用作品為成果，但不管是哪一組，專題制作研究報告書的主題必須與商業與管理群專業課程相關。從2008年該會計事務科各組專題制作題目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專題制作是與企業緊密聯系，如《速食業廣告影響消費者消費行為因素之研究――以麥當勞、肯德基承德店為例》、《探討量販店經營策略與消費者滿意度之影響――以全聯福利中心與家樂福為例》、《北頭溫泉業經營型態轉變之研究》等等，這些論文都是以具體的企業或機構為研究背景，提升了實作能力，而且多人(一般以5人為限)合作完成，也提升了人際溝通合作能力。又如中國科技大學(中國臺灣地區)會計系在大學部3年級下學期至4年級上學期開設會計實務專題課程，目的是為提升學生會計專業能力及培養學生研究及整合理論與實務能力，并增進其專業技術與專業精神，方式一般是依興趣自由選擇組員，組員人數為三至五人為原則，并自行請指導老師進行指導。大陸的職業院校基本沒有專題制作。

(三)會計證照考試注重技能的掌握

臺灣地區目前會計事務技能鑒定分為乙、丙兩級，檢定方式包括學科與術科，成績合格者就可以取得會計技術士資格。學科

測驗包括會計事務的基本知識，術科測驗包括編制傳票、記賬及編表等賬務實作，其中記賬實作包括分錄、過賬、試算、調整、結賬等，編表實作包括結賬工作底稿、財務報表及其附表、調節表等。一般術科題數約四到六大題，采用計點方式計分，滿分為100分，測驗時間120分鐘。從其考試內容就可見對會計實務操作技能的重視程度。大陸的會計師等考試還是以理論為主。

另外，臺灣地區修訂了《各級各類學校同等學歷的辦法》，規定持有職業證照的人士，在有若干年的工作經驗之后，也能取得相應的同等學歷資格。如丙級證照加5年工作經驗即相當于高級職業學校畢業或普通高中畢業，可以參加普通大學的入學考試或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及專科學校的入學考試；乙級證照加4年工作經驗即相當于專科學校畢業，可以參加大學附設二技或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的入學考試；甲級證照加3年工作經驗即相當于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畢業，可以參加研究所(碩士、博士)的入學考試。從而建立起職業證照和畢業文憑之間的等值互換關系，工作經驗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　注重后續的學習

第3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村；留守兒童；學校；社會工作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大力實施城鎮化、產業化發展戰略，全國已有上億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打工。然而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有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已為人父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因經濟問題等種種原因，將子女留在農村，這些農民工子女集中起來，變成了一個特殊且龐大的群體――留守兒童。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青壯年農民進入城市，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也隨之不斷攀升。這些留守兒童正處于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在人生如此重要的時期，他們的父母離家外出打工，使他們無法享受到父母的關愛和引導。由于在成長發育時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關心和呵護，生活環境也不穩定，部分留守兒童產生了認識、價值上的偏差和心理發展異常，致使他們的成長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

1.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

（1）學習方面的問題。農村留守兒童大多處于義務教育階段，這一階段的學習狀況影響兒童未來的發展。然而，留守兒童在學習上存在一定困難，因家中缺乏有效的監管和指導，他們的學習動力普遍不足，成績普遍不理想。

（2）生活方面的問題。大多數留守兒童正處于需要父母關愛和呵護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兒童對父母的依賴感很強，然而父母外出打工使他們長期置身于一個并不完整的家庭生活環境中，這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留守兒童的課余生活也十分單調、基本處于放任自流狀態。同時由于家中缺乏勞動力，留守兒童還有可能負擔較重的家務勞動。

（3）心理方面的問題。留守兒童的父母長期在外，對其心理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留守兒童因缺乏家庭的溫暖，情感上得不到及時的交流，從而導致其性格上的缺陷，他們一般都比較內向、自卑、敏感、焦慮，性格也比較脆弱。他們缺乏父母的關心和呵護，與臨時監護人相處常常不融洽，從而導致更強的孤獨感。

（4）安全方面的問題。由于缺乏父母有效的監督，家庭與學校之間的銜接常常會出現問題，監護人對孩子缺乏管教，導致留守兒童存在較大的安全教育隱患，大多數留守兒童缺乏安全防范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極易產生安全問題。

（5）行為方面的問題。留守兒童因其性格上的缺陷在群體中常常表現為不合群，叛逆，固執，不能與群體和睦相處，個別兒童還有暴力傾向。

二、學校社會工作介入留守兒童問題的必要性

學校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學的分支學科，是屬于社會工作領域的一種專業服務。學校社會工作以其獨有的理論視角和工作方法，為解決存在于家庭、學校和社區間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問題和干預效果提供專業服務。

目前，我國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日益呈現出復雜化和多元化，并且成為受到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因此也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者的關注。留守兒童所面臨的問題常常涉及家庭、學校、社區以及社會方面等環境因素。學校社會工作注重從心理、情感等角度出發提供人文關懷，它的主要功能是協助學生與“家庭―學校―社區”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促使學生獲得幸福美滿的人生，因此它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有效途徑。

三、學校社會工作介入留守兒童問題的工作方法

基于留守兒童所面臨的問題，學校社會工作者可采取社會工作的三大基本方法，即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三種形式，立足農村中小學， 借助學校以及留守兒童所處的社區所能提供的現存資源， 運用學校社會工作專業的理念與方法，幫助農村留守兒童順利解決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最終實現其自身全面、健康發展。

1.個案工作

個案工作為社會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學校社會工作者常常用它來處理兒童問題。根據留守兒童的個體差異，了解特殊問題留守兒童的家庭背景、人格特點和心理狀況等情況，學校社會工作者采取直接的、面對面的溝通方式，為留守兒童提供專業的支持和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者在采取個案工作的方法時，要用積極主動的態度去理解農村留守兒童并且充分信任他們，用全面的、發展的眼光看待他們，尊重他們的人格。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通過與留守兒童內心的感受與情緒的交互來建立專業的關系，從而能夠順利地走進他們的生活。開展個案工作要將留守兒童生理和心理健康發展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向。

2.小組工作

小組工作是通過小組成員間的互動和分享，使組員表達個人對他人的理解與關心，并且通過小組力量使組員提高自我認知水平，消除自卑心理。在處理留守兒童問題時，學校社會工作者通過發展社會、模仿行為、人際學習、團體凝聚力以及情緒宣泄等治療方法幫助留守兒童在良好的氛圍下獲得歸屬感，提升學習能力，改善人際關系，提高對困難的承受力。

3.社區工作

學校與社區關系密切，學校社會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資源，同時建立起學校與社區的良好互動關系。學校社會工作者在開展留守兒童社區工作時離不開社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借助社會上的物質幫助和政府的經濟支持，為留守兒童創造一個健康的學習娛樂休閑場所，從而提升留守兒童的綜合素質，同時彌補父母長期在外打工不在其身邊造成的空虛及課余活動的不足。學校社會工作人員也可以在留守兒童所處社區建立如心理咨詢中心等機構，建立留守兒童專用檔案，同時舉辦一些活動來豐富留守兒童的生活。

總之，我認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家庭、學校、政府及社會各個方面的長期關注與參與。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僅僅關系到一個人，一個家庭，也關系到整個社會，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未來，關系到我國和諧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參考文獻：

[1]王思斌.社會工作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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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 勝.關注農村“留守綜合征”（上）[J]. 農家參謀，2004，（8）.

[8]馬潤生，尹書強.論社會工作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介入――契合性、困境與途徑探索[J].黑河學刊， 2008，（6）.

第4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社會工作；農民工；角色；功能；協作者

中圖分類號：C 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623X（2013）03001810

一、 來自本土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的探索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第一批打工妹駐扎深圳河畔開始，至今已經有2億多農民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反觀國際經驗，自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完成后，均出現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快速轉移的時期，而這一時期，恰恰是社會工作專業迅速崛起成熟的時期。也就是說，社會工作實際上是伴隨工業化而萌芽、伴隨城市化而興起的，是應對城市化造成的社會問題的重要專業力量。

然而，中國農民工問題既有全球化背景下勞工與移民問題的普遍性，又有中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社會背景。如此大規模的非農化轉移浪潮，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都屬于史無前例。縱觀人類社會工作發展歷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鑒的理論與模式。

2003年春天，一群青年人簽下“生死狀”，冒著被感染的風險開始了農民工抗擊SARS的緊急救援服務，由此，全國第一家致力于以社會工作專業服務農民工的民辦社會工作專業機構――北京協作者誕生①。當時這個連自身生存都不能保障的草根組織，以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最核心的農民工問題為介入點，希望通過開展能力建設、社區發展、教育倡導等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使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參與中，逐步由受助者轉變為服務者，實現自我服務與服務社會的有機統一，進而在實踐中總結創新農民工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經驗，推動本土社會工作與社會組織發展。

2007年，北京協作者實現了第一個組織發展戰略規劃，為超過15萬余人的農民工提供了各類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創新出服務對象在參與社會服務中實現從求助者到助人者的發展性社會工作服務模式，探索出“服務創新與政策倡導相結合”的農民工社會工作服務模式。

之后，北京協作者模式被復制推廣到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建立了長三角第一家以服務農民工為主的民辦社會工作機構――南京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簡稱南京協作者）及國內第一家致力于企業社會工作的民辦專業機構珠海市協作者社會工作教育推廣中心（簡稱珠海協作者），并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農民工社會工作的理論與模式探索。

本文正是基于“協作者”長達10年的專業實踐而開展的行動研究。研究者作為在“協作者”長期從事農民工服務的專業社會工作者，鼓勵農民工與研究者一起參與到行動研究中，目的不在于驗證某種理論，而是通過長期的專業實踐與持續的專業檢討，在實踐情境中，對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角色與功能進行總結梳理，以期豐富和完善本土社會工作專業建設。

二、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角色

研究者分別結合自身實踐體會，以及對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手法與成效的反思，分析認為，針對農民工服務，社會工作專業在城市化建設中應當承擔起八種角色。（一） 推動農民工融入城鄉社區生活的服務提供者農民工處于傳統服務體系的邊緣，而社會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應用性較強的專業，其專業服務建設基于注重公平、平等和參與的價值觀，從而使社會工作者既可以為農民工提供最基本的社會服務，拾遺補缺地彌補傳統服務的不足，又可以自下而上地開拓適合于農民工需求的全新的服務空間。

農民工群體的不自信心理、對城市社會環境的陌生、人際關系的缺少、城鄉文化與生活方式差異等現實因素，都成為其融入城市社區生活的障礙。而社會工作專業從助人自助、尊重、平等、接納等價值觀出發的服務理念，既可以有效為農民工適應新環境提升自信、發掘潛能，縮短農民工對城市新環境無論心理還是現實的距離，也可以為城市社區公共服務人員提供可以借鑒的社區服務經驗，改善社區公共服務對農民工群體的接納，從而為農民工融入新環境打開大門。

無論何種形式的社會工作服務，其基本原則均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恢復和增強服務對象的社會功能為導向。以北京協作者為例，她開展的活動包括了個案工作（涉及農民工情感支持、心理疏導、權益維護和家庭矛盾等）、小組工作（主要分為促進農民工建立同伴支持系統的各類小組活動）、社區工作（主要是城郊邊緣社區探訪活動、社區融合活動、社區照顧以及社區規劃等），還有教育倡導和公眾教育活動等等。在這些活動中，作為一個專業組織承擔著組織者和服務者的角色，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也扮演著一名服務者的角色。希望通過專業服務活動，可以促使有需要的服務對象適應環境、逐漸地成長，實現自助互助，實現賦權和發展的目標。

“上班時是高速運轉的機器，下了班是躺下的機器，這不該是年輕人應有的生活。”

珠海協作者中心組織合唱進行心理干預。在中心的活動室教學板上，兩張大宣紙上寫著兩首歌曲的歌詞：《打工行》和張藝謀新作《三槍拍案驚奇》的主題歌《我只是一個傳說》。楊玳瑁告訴記者，每周末都有外來工分批來這里聯誼，這是最近正在學習的合唱歌曲。由于歌詞貼近尋常人的生活，深受打工者歡迎，不少年輕人還把這兩首歌曲設為手機鈴聲。

“他們其實很容易滿足。”李真說，打工者作為社會的底層人群，整日與機器打交道，“上班時是高速運轉的機器，下了班是躺下的機器”，過慣了流水線的單調生活，他們的理想和信念也被消磨殆盡。

“這些歌曲很通俗，看到這些年輕人演唱時的全情投入，我常被感染得不禁手舞足蹈。”李真告訴記者。一名在新青工業園管委會供職的干部也深受感染，常常前來參與合唱，他說：“在這找到了當兵時唱軍歌那種激昂積極的感覺。”

一名偉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打工者把剛失戀的工友“強行”拉到了珠海市協作者社會工作教育推廣中心（下稱中心），參與合唱。短短數天時間，工友就從失戀的痛苦中走了出來。

除了組織合唱，中心還常舉辦一些集體娛樂活動，讓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歡聚，釋放生活的壓力。2012年12月，新青工業園相繼發生兩起兇殺案，中心得知后，先后多次對和兇手及受害者有過接觸的外來工進行心理疏導。

珠海協作者中心運行10個月來，已經做出了有益的嘗試。有人在這里治療了情傷，有受訪者表示因為留念這個心靈的家園不忍離去，有人變得更積極主動去關心他人、關心社會。

然而，我們同時看到，中心的人力財力都非常有限，力量單薄。但無論如何，中心的創建是一個好的開端，我們希望看到它的步子邁得更快、走得更遠；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部門，越來越多的人來關注它；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建立，為打工者營造心靈的棲息地……[1]（二）推動社會管理改革的服務創新者如前所述，如此大規模的非農化轉移浪潮，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都屬于史無前例，而縱觀人類社會工作發展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鑒的理論與模式，中國城市化迫切需要動態的服務手法創新。社會工作是社會服務創新的一種專業方法或手段。社會工作者服務于農民工群體，無論是從理論的角度，還是社會工作實務的角度，都具有創新性。強化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專業服務理念，革新傳統社會管理服務工作，進而創新農民工直接參與的發展理論與手法，使得社會服務更具中國城市化本土特色。

將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引入到農民工服務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而更重要的是在社會服務和社區教育中，打破傳統的單一、生硬、僵化、靜態的服務，實現服務的專業化、系統化、動態化和人性化，倡導人文精神和社工理念。

以南京協作者的社區調解工作為例，其將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方法融入其中，不僅僅是協助服務對象解決當下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讓服務對象充分地參與進來，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心和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挖掘他們自身的智慧和能力，獲得自身能力的提升及對助人理念的理解，從而實現更為長遠的自我服務目標。受助對象一方面解決了自己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使得自己的意識和能力獲得提升，能夠將助人精神與方法傳遞下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實現從受助者向助人者的轉變。而不同于律師將案件承接下來，直接幫助農民工解決當下的問題。在南京協作者從事社區調解的工作員孫亮（化名），原來就是一名向協作者求助的農民工，在接受服務過程中成功地從受助者成長為志愿者再到助理社會工作師。

2006年，針對流動兒童身處城鄉結合部，無法享受充分的教育資源的現狀，北京協作者設計了“流動教育服務快車”項目，搭載教育設施與城市志愿者有效深入流動人口邊緣社區，不僅使邊緣貧困農民工和孩子感受到來自城市社會的關愛，增強他們與城市人群溝通交流的能力，這是學校教育很難得到的成效，而且流動探訪服務的方式，非常適應“流動”兒童，還可以使有限的服務資源得到以一傳十的利用，從而實現服務效益最大化。該項目在2008年被南京協作者引進到南京，被世界銀行第二屆中國發展市場項目評選為中國最具創新的100個扶貧項目之一。2012年，該項目榮獲民政部舉辦的首屆全國優秀社會工作志愿服務項目案例評選活動一等獎。

針對農民工業余生活枯燥、接受社會政策信息途徑單一的現實，北京協作者成立了文藝探訪隊，動員鼓勵愛好文藝的農民工通過文藝成長小組的方式將自己生活中的經驗、政策法規編排成文藝節目，以文藝的方式在工地、社區演出，既豐富了農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又普及了城市生活知識與政策法律信息。（三）推動農民工參與社會建設的能力建設者城市化不僅僅是基礎設施的城市化，更為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即從農民轉化為市民。這種轉化不僅包括生產方式的轉化，還包括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轉化。而農民工不僅僅是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社會建設必須借助的力量，其自身蘊含著巨大的潛能力。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專業理念、“使能者”的專業角色，即在于強調農民工的參與性和可培育性，注重賦權理念的應用和服務對象作為人的全面發展能力的提升，提升他們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幫助服務對象開發潛在的能力和資源，鼓勵案主運用自身的資源自我解決問題，進而增強他們服務社會的功能。

針對農民工難以適應城市生活，而傳統的培訓注重技能忽視綜合能力，注重專家經驗脫離農民工實際的現實，北京協作者通過開展系列農民工“適應城市生活能力建設”“新市民意識培訓”“我的成長”等專業小組活動，不僅帶動農民工學習城市生活的實用知識，而且通過鼓勵農民工結合自身打工經驗，開展實用知識、自我成長經驗的分享等，提升農民工自我服務的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每次小組活動，在由社會工作者與打工朋友共同參加的活動籌備小組上，大家一起討論活動形式，確定小組步驟、主持人等各個細節，其中主持人多是在這一活動主題下有著豐富經驗的打工者，這個籌備小組會議也會為這位主持人提供前期支持――“以前沒有主持過沒有關系，現在咱們就一起來看你感覺困難的地方是什么，看怎樣解決”，社會工作者給主持人充分的支持與鼓勵。小組活動開始后，主持人引導，基本是組員經驗的分享與交流，使一個人的經驗成為所有組員可借鑒的知識，使一個人的困難，成為大家可以一起面對的困難。同時，這種方式還使得組員擴大了朋友圈子，增加了人際關系范圍，尤其是組員還有來自城市社區及高校的大學生，與他們關系的建立，幫助流動人口打破了其在城市社區原有的孤獨感，增進了不同群體的了解與接納。這就為農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區融合創造了條件。最終，這個活動產出了一本被出版界稱為“打工者寫給打工者看的實用指導手冊”――《農民工城市新生活自助手冊》，被農村讀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向全國發行。（四）推動農民工對社會重建信任的資源協調者農民工是城市化和諧發展的核心要素，而農民進城的過程，既是再社會化、再城市化的過程，也由于制度差異、文化差異、社會服務滯后等原因，使得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與原有的鄉村社區保護、鄉村文化漸行漸遠，使這一過程也正在成為去權化的過程。如果被割裂于城鄉之外的狀況不能得到改善，被排斥的感覺對他們的心理及現實生活均將造成難以估量的長遠的創傷。

盡管保護農民工權益狀況成為社會日益關注的問題，但對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大多停留在勞動關系層面。對于如何協助農民工在城市中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如何協助農民工融入城市、如何處理遭受侵權的農民工面臨的心理康復，重建其對社會對自我的信任，是更為嚴峻也更容易被社會忽視的問題。

社會工作者在預防和解決農民工群體權益保護、處理社會沖突方面，其實具有司法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比如，侵權事件發生后，經歷了漫長的訴訟過程，即使得到了法律意義上的公正處理，但在此過程中，案主遭受的心理創傷、被污辱感、對社會的不信任感，卻不是法律技術可以解決的，需要社會工作者在社區工作中長期跟進輔導。比如，工傷者的個案輔導，使其重新接納傷殘的自我，恢復對自我的信心、對社會的信任，均需要社會工作者的專業介入。而每一個具體的個案均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和跟進，這顯然是司法行政部門無法完成的。

在浙江永康打工的湖南小伙子小楊，在工作中被機器切去四根手指，老板沒給任何賠償還炒掉了他。小楊不服，把老板到法庭。一審判決極為不公，小楊再次上訴，但一年多的官司，沒有收入，沒有住所，也看不到前景，小楊對整個社會失去信心，買了炸藥要與老板同歸于盡。

一個偶然的機會，小楊了解到北京協作者，決定在與老板同歸于盡前先看看北京協作者是怎樣的一個機構，于是撥通了北京協作者的服務熱線。

了解了他的情況后，北京協作者通過電話先勸阻他不要采取極端行為，同時也告訴他，北京協作者愿意和他一起再通過法律途徑做些努力……之后北京協作者專門就小楊的情況進行專項討論：事情緊急，人命關天，又鑒于小楊在失望中很難控制自己，北京協作者決定動員他來北京住些日子。幾次電話溝通、書信往來后，小楊于2005年5月第一次來到北京協作者。

北京協作者協助他找律師論證，聯系媒體，做心理調適……開始了系統的個案輔導工作，并通過協調社會各方資源支持到小楊的案子中來，同時鼓勵小楊積極參與社會志愿服務活動，在志愿服務活動中培育其自信心和對社會的信任感。他要離開北京協作者的那晚，告訴社會工作者說，“以前自己一直認為世界上好人多，要相信正義的力量，工友說我腦子有病，我絕望了……謝謝你們，讓我找回我自己。”

2006年底，小楊第三次來到北京協作者，這次談的不再只是他個人的案子，還有他鼓勵、協助他的工友如何理性處理勞動爭議沖突……2007年初，小楊給北京協作者工作員手機發來短信：我的案子判下來啦，正在執行中……我現在慈溪一家工廠做工，掙點錢以后開個小食攤，你看怎樣……（五）促進城鄉群體互相接納和諧發展的教育倡導者我國農民工產生的背景是在城鄉二元分割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狀態下驟然發生的，由此產生的文化心理差異沖擊，無論對城市人還是農民工來說，其適應的過程都是一個個體獨自難以承受的，同樣也是國家制度安排難以迅速適應的。如何促進農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如何促進政策改革更加適應農民工的真實需求，均需要社會工作者在一線實務中推動。而政策倡導和公眾教育是社會工作間接服務方法之一，具體到農民工社會工作服務，包括協助農民工發聲，表達自身真實需求，維護群體利益；讓社會不同群體間能夠相互了解和融合；結合專業服務，注重服務中的倡導工作，普及社會工作理念；同時，從宏觀層面，不斷促使城市化進程中相關法律法規、制度政策的革新和完善，并符合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為農民工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2006年以來，北京協作者開始了以圖片展和民眾戲劇演出的方式，促進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民工相互融合的嘗試。北京協作者在北京首都圖書館、北京圖書大廈、三聯書店，以及北京、南京、廣東、湖北等地部分高校開展了“脆弱與潛能――農民工流動在邊緣圖片展”②，超過20萬名城市居民、大學生觀看了展覽，并被《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農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廣泛報道；之后，北京協作者又嘗試以民眾戲劇的方式開展針對知識分子的教育倡導活動，組織農民工自編自演了60分鐘的大型民眾戲劇《一個民工的美麗期待》③，在長安大戲院、南京大行宮會堂、珠海大會堂等劇院，以及北京、南京、武漢、廣州、珠海等地高校巡演。這些生動而直觀的方式將農民工的群體狀態持續地展現在公眾面前，而民眾戲劇以一套極具創意的藝術教育方法，不僅使更多主流人群，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對農民工更加了解與關愛，也使參與的農民工透過一連串有系統的綜合藝術活動，發掘來自自身群體的經驗故事，顛覆人們慣性思維中認為農民工只能被“高雅藝術”教化的觀念。很多媒體在觀看過《一個民工的美麗期待》后，都以“農民工演話劇”“真實再現農民工生活，推動社會融合”等主題進行了報道。媒體的參與，不再使農民工的文化表達僅限于一種自我欣賞式的表達，而是使這種表達通過主流話語的建構，使更廣泛的社會群體有所了解與接納。

這里，北京協作者演出、展覽的社會工作服務，正是發揮了社會工作教育倡導的作用，來傳遞農民工現實需求，塑造其文化的具體實踐。

北京協作者注重在服務過程中發現關鍵問題，并在服務中與農民工一起分析問題、尋找對策，整合成調查報告，通過研討會、出版、媒體宣傳等方式推動社會政策的改革。例如，針對農民工工傷職業病問題，北京協作者開展了系列職業安全培訓活動，在活動中與工傷者一起分析原因、尋找對策，2004年召開了中國第一屆“全國農民工職業安全與健康權益保障研討會”，包括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衛生部、國家勞動保障部在內的中央政府部門，以及學者、媒體與農民工代表開展對話，之后，北京協作者又出版了三本反映農民工職業安全問題的圖書，向社會倡導推廣農民工職業安全權益保障。

流水線工人李冰（化名）平日寡言少語，少與人發生矛盾，也絕少關心別人的事務。但一天晚上，當看到兩撥小青年在廠區門口摩拳擦掌準備動武時，已經成為珠海協作者中心義工的李冰沒有像過去一樣悄然走過，而是挺身而出，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避免了一場沖突。

李冰告訴記者，他與珠海協作者中心的結緣，是因為一本書。去年年底，他無意中在中心的免費書屋里看到了一本自己一直想買卻沒買到的書，自此他成為了這里的常客，并不自覺地被“拉攏”到義工的隊伍中。每周末，他除了來聽心理健康和職業規劃的講座，還義務擔任了書屋管理員。“助人者自助，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社會中有用的一分子。”這是李冰參加義工后的感悟。[1]（六）促進社會群體相互支持的資源整合者農民工處于城市資源配置的邊緣，而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無法僅僅依靠行政部門的力量，來解決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非農化轉移浪潮帶來的所有問題，2億農民工的問題需要來自政府、企業與民間共同的整合。而使資源整合能夠產生最大效應的基礎，必須借助于怎樣發揮這個群體自身蘊含的巨大能動性。社會工作專業的特點之一就是善于調動整合資源，不僅注重服務人群自身的潛力，而且注重動員其他社會工作者、社會部門、政府、企業等各種資源向邊緣群體傾斜。因此，在香港，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又被稱為“社會經紀人”。

2009年夏天的南京―北京流動兒童夏令營交流活動，充分體現了社會工作資源調動和整合者的角色。南京協作者與北京協作者經過充分的協商準備，最終調動和整合了社會不同資源和力量的參與：國家體育場（水立方）和首都博物館提供免費的參觀以及講解服務；北京車友會的志愿者使用自己的私家車免費接送孩子們；東四奧林匹克社區文化體育中心委派一位老書記為孩子們講解奧林匹克社區文化，并提供免費的培訓活動場地等；高校志愿者也參與進來，帶領孩子們參觀清華大學……多方的參與搭建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孩子們慢慢地成長和變化，正如他們所講，“我學會了感恩，學會了互助，還有要有毅力，勇敢地面對遇到的困難……”

北京協作者設計的“流動教育服務快車”項目，就是動員高盛銀行提供資金支持，動員高校志愿者參與，快車搭載社會各界人士捐贈的二手圖書、教學設備與社會工作者、志愿者，有效地直接深入最偏遠最需要幫助的人群中去。流動探訪服務的方式，還可以使有限的服務資源得到以一傳十的利用，從而實現服務效益最大化。而項目本身就是一面流動示范宣傳牌，項目探索積累出一套整合動員社會資源，尤其是企業白領、知識分子與農民工攜手合作，共同參與志愿服務的社會資源整合模式，取得了單純的物質捐贈所無法達到的社會效益。（七）促進農民工社會工作發展的研究者如前所述，中國農民工問題既有全球化背景下勞工與移民問題的普遍性，同時又有中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社會背景。縱觀人類社會工作發展歷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鑒的理論與模式。而社會工作專業具有較強的反思性，強調專業服務中的經驗積累和評估。社會工作研究作為其間接服務方法之一，能夠不斷地在服務中積累、改進及提升經驗，洞察城市化建設中的社會問題，并同時作為開展實務工作的基礎，進一步開拓農民工社會工作體系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過程也是從實務基礎上完善豐富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體系的創新過程。

對于當前社會工作發展還不充分和成熟的中國來說，專業實務經驗的積累是舉足輕重的，因為這一點涉及到社會工作的長遠建設和發展。開展社工專業研究也是北京協作者的重要工作，本課題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體現。

北京協作者自成立以來特別重視專業服務資料的積累和整理，力爭提取有重要價值的本土經驗和模式。在日常服務中，要求每一名社會工作者在每次活動后進行嚴謹的評估并撰寫報告，積累實務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尋找更好的解決辦法。同時，每一名工作者既是一個行動者，也是一名善于思考和總結的研究者，定期進行工作總結和項目經驗總結，形成富有經驗的總結報告。迄今為止，北京協作者已經正式公開出版7本圖書，完成了4個富有社會影響力的課題研究報告。（八）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組織建設者社會工作的發展為中國城市化建設和社會服務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同時，社會工作又通過農民工服務實踐培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進而推動本土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豐富多元的發展。

而反觀人類歷史，城市化進程與公民社會④建設息息相伴，而反思社會工作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重要特點就是公民社會組織發達，因為社會工作的應用和發展需要借助于社會組織，而社會組織則是推進公民社會建設的實體，社會組織的不斷發展將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和發展。

公民教育、公民意識、市民組織是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從公民社會的實踐中可以看到，公民社會發展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具有三方面重要意義。第一，公民社會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和多元表達機制，平衡城市化進程中的各種力量，緩解城市化造成的矛盾，促進公平發展。第二，公民社會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改進公共治理機制。第三，公民社會是自下而上的自組織秩序的基礎。[2]

在中國長期以來的行政管理體系下，公民社會組織常被認為可能會與國家形成對抗；而在市場/政府失靈理論和合約失靈理論看來，公民社會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彌補政府和市場以及合約的失靈，是滿足人類服務需求的替代性反應機制。

最新的國際研究表明，公民社會組織不僅出現在政府、市場或合約失靈的地方，在很多政府與市場運行得很好的領域，公民社會組織同樣很活躍。[3]因此，公民社會組織其實是一個健全社會不可缺失的重要構成部分，正因為公民社會組織、政府與企業在各自功能上的優勢和不足，三者才需要相互依賴和合作。

“協作者”建立了團隊社會工作能力建設體系，培育了自己的社工督導，每年為超過30名在校社會工作專業學生提供專業實踐指導。截至2009年，機構先后有2名工作員取得社會工作師（中級）職業資格，11名工作員取得助理社會工作師職業資格，其中，有3名從農民工成長起來的工作員取得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認證，機構負責人李濤身體力行推動機構專業化建設，在沒有任何社工專業教育背景的基礎下，完全通過實務摸索與勤奮自學，成為第一批社會工作師（中級），而在香港理工大的支持下，協作者相繼支持3名工作員帶薪參加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學習。如此高成本的人力資源建設工作對于一個小小的草根組織來說，其中承擔的壓力與付出的艱辛，是需要對社會工作建設抱持極大的熱愛與信念才可以實現的。

2007年5月，南京市政府以引進民間組織服務模式推動當地社會工作創新的方式，引進了北京協作者的服務模式，建立起長三角地區第一家以社會工作專業手法服務流動人口的社會組織“南京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為當地社區流動人口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這也是第一個由地方政府部門主動引進民間組織服務模式的合作形式。

2009年，北京協作者再次創新推廣模式，與珠海市民政局及珠海偉創力工業園合作，建立全國第一家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三方力量共同參與建設的社會工作專業機構“珠海市協作者社會工作教育推廣中心”，被譽為中國社會工作人才建設的第四種模式“珠海模式”。

同時，“協作者”還為北京、河北、江蘇、廣東、湖南、重慶、貴州、、青海、新疆等地的7 000 多名民政干部、社區干部、NGO工作者、志愿者相繼開展了社會工作實務、參與式社區發展、社會動員與倡導、NGO管理與創新等專業培訓，并作為世界銀行中國發展市場活動協辦單位、中國青基會與世界銀行希望工程激勵行動項目指導專家等角色，持續推動公民社會建設。

三、 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功能

社會工作所發揮的作用被稱為功能。而社會工作作為助人的專業，是用于幫助個人、家庭、群體或社區增強他們發揮社會功能的能力，并創造有助于實現目標的社會條件。因此，社會工作的總體目標是恢復與增強服務對象的社會功能。

結合長期服務農民工的實踐與本課題的研究，我們認為，社會工作應用于城市化建設中服務農民工的功能，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減少城鄉差異造成的負面影響的功能城鄉差異不僅表現為經濟差異，也表現為文化心理層面的差異，而城市化的過程是城鄉兩種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文化方式相互碰撞、相互影響的過程，農民工作為個體掙扎于其中。而社會工作則是通過發掘、提升農民工的自我保護、自我發展、自我管理的能力，并通過教育倡導來促進城鄉社會的相互交流與包容，為農民工創造適宜其正常生活發展的環境，減少差異性對農民工乃至城市市民的負面影響，增強農民工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社會功能。 （二）促進農民工融入城鄉生活的功能 流動將是常態，無論農民工還是市民。社會工作的目標是協助農民工，無論是返鄉，還是進城，都能夠迅速度過適應期的心理與生活危機，預防其社會功能失衡，進而協助農民工提升就業、人生規劃、職業規劃、人際交往，以及適應城鄉社區生活的能力，增強其社會功能；二是推動城鄉社區組織與公眾充分發揮接納功能，給予農民工社區身份認同和社區居民待遇。 （三）建設城鄉公益文化的功能無論城市社會還是鄉村社會，當包容性與利他性的文化缺失的時候，無論對于作為外來者的農民工還是本地人，都將是一個封閉、保守而令人窒息的社會。在以經濟建設為主導下的城市化進程中，以消費主義為主導的價值觀念使得社會文化逐漸喪失人文關懷，需要我們重新對城市及城市文化做出詮釋。城市將是包括人口、文化在內的各種元素高度流動、交叉、碰撞的聚集區，一個城市的靈魂在于其公益文化與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而以人道主義、利他主義為價值觀基礎的社會工作，承載著在日常服務中建設、普及、推廣公益文化與志愿精神的功能。 （四）推動城市化和諧發展的功能一方面，社會工作通過改善、解決問題，預防和化解矛盾，并倡導促進社會環境與社會政策的平等，自下而上地來增強新老市民理性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同時，對外來者與外來文化的包容與接納程度則體現著一個城市的人文發展水平，農民工作為城市的建設者，作為鄉村社會流動的代表，對城鄉多元文化的交融發展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社會工作通過接納、尊重、個別化、不批判等原則體現的服務實踐，身體力行倡導構建城鄉社會平等、寬容、接納、尊重的和諧文化，從而促進城市化進程能夠和諧發展。

四、培育服務農民工的社會工作人才，

保障城市化和諧發展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具有其他專業無法替代的獨特角色和功能，而社會工作專業角色與功能的有效發揮，則取決于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為此，研究者從“怎樣建設服務農民工的社會工作人才”“社會工作如何有效服務農民工”兩個角度，對充分發揮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角色與功能，提出八條建議。 （一）通過實務與研究推動建立服務農民工的社會工作人才體系目前推進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這些地區恰恰是農民工集中的區域，也是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地區。因此，應該鼓勵引導沿海地區的相關部門著力將服務農民工問題納入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

鼓勵引導社會工作者在實務過程中，注重發現、總結、提煉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組織模式、應用方法、專業理論、社會政策等方面的創新經驗。在為推動農民工服務創新的同時，通過實踐與研究，培育、儲備服務農民工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二）通過社會工作人才服務農民工，推動我國社會管理服務模式創新，進而探索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突破性路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樹立科學發展觀已經成為我們社會治理的指導思想，而社會工作接納、參與、平等、尊重、個別化等價值理念正是該指導思想生活化、具體化、服務化、技術化的體現。事實上，對于日益多元的階層分化的中國社會來說，這些專業理念不僅是我們改革思路需要借鑒的，同樣也有助于我們處理具體民生問題，尤其是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社會工作學科體系與實務（服務）體系的推廣與建設，實際上不僅有利于農民工問題的解決，更有利于當前我國社會政策改革與社會管理服務改革的理念體系重構。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城鄉一體化和諧發展的核心要素，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是我國城市化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社會工作人才服務農民工問題，實際上是以社會管理服務創新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突破性路徑。（三）拓寬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領域的崗位，發揮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服務農民工、保障城市化和諧發展的獨特功能社會工作在服務農民工、保障城市化和諧發展中，具有其他專業不可替代的功能。可通過政策推動、輿論宣傳、資源支持、先行先試等方法，鼓勵、引導與農民工相關的社會管理服務部門，包括勞動保障部門、安全生產部門、勞務中介部門、計生部門、職業技術培訓部門、教育部門、流動人口聚集的基層社區管理部門、社區組織、社會組織、工業園區管理部門、企業等，廣泛引進、培育、建設、使用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四）整合三個部門的資源優勢，形成自上而下動員與自下而上參與的內發動力，建立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體系的可持續建設機制形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購買專業服務，企業開放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設置企業社工崗位或購買專業社會組織服務，協助企業實現員工人性化、社會化服務，社會組織提供專業技術力量和專業服務的優勢互補，共同推進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體系建設。（五）培育農民工義工與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具體包括激勵引導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與專業人才，將助人自助的專業理念切實地運用到服務農民工的實際工作中，注重在解決農民工現實困難的同時提升農民工自我服務進而服務社會的能力；鼓勵、引導、支持農民工參與志愿服務、社區建設、社會工作專業建設，建立社區層面的農民工自我服務體系。一方面是普及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方法，培育社會工作人才，這也是社會工作實踐性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面也為農民工群體的自我服務與自我管理提供有力支持。從而探索建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平民化”“大眾化”發展新方向。（六）開放社會服務，建立購買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開放的競標監測體系通過政府購買公益服務項目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建設與服務農民工相結合，建立政府部門、第三方社會組織與農民工代表共同參與的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項目監測評價機制。在推動社區服務惠及農民工的同時，打破公共服務資源以戶籍基數配置的困局，建立以社區實際服務需要為導向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體系。 （七）完善農民工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與專業實踐平臺，整合力量開發、建設農民工社會工作將專業機構組織建設、農民工服務與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三者整合起來，這樣既補充了為農民工群體服務的力量，又能夠培養專業學生的綜合能力，同時也推動了專業機構的建設。具體包括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建立農民工與城市化問題的課程體系，引進具有服務農民工經驗的實務工作者走進課堂，加強服務農民工的實務教育力量；鼓勵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學生）的專業實踐與扎根農民工社區的服務結合，鼓勵高校社會工作專業院系與服務農民工的專業機構結合，共同開展學科建設和實務督導工作。（八）加強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的社會政策倡導能力建設農民工社會工作不應只停留在微觀服務領域，還應介入到社會政策等宏觀層面。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工作人才需要充分發揮教育者、協調者的角色作用，將社會政策有效傳遞到基層社區與農民工中，并在服務中推動政策的切實執行；二是社會工作人才在具體服務中要注重農民工的參與性，加強在實務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整合問題的能力，鼓勵其理性表達需求，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并以社會工作專業視角開展相關社會政策法規的調研工作，結合來自基層的心聲、經驗和建議，提出建設性意見，從而彰顯專業價值，發揮專業作用。

政府管理部門與專業機構應該充分借助社會工作的倡導功能，借助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將政策倡導納入社會工作服務農民工體系，為社會工作者提供良好的調研環境，并從一線社會工作隊伍中了解民情、總結建議，使政策適應于農民工，服務于農民工。

①2003年2月成立之初，北京協作者由于找不到主管單位，只能在工商局注冊為“企業”， 名稱為“北京市協作者文化傳播中心”；2010年6月，該機構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冊，成為北京第一家由民政局直接主管的民辦社會工作專業機構，名為“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本文簡稱“北京協作者”，并將北京協作者及其復制推廣的南京協作者和珠海協作者統稱為“協作者”。

②本圖片展為北京協作者的社會工作者李濤、李真積累的跨度10年（1996―2006年）照片，共分五個主題：進城、就業、保障、教育和解放，涉及農民工群體的各方面問題及其發生的變化。本圖片展和民眾戲劇相結合，采取捆綁式的服務模式，與民眾戲劇一同進行，成效顯著。

③本劇采用民眾戲劇的藝術手法，由北京協作者社會工作者李真為導演，和農民工朋友們一起自編自演，以三名農民工的打工生活為基本線索，取材于北京協作者服務對象的真實經歷，展現他們在城市務工中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以及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旨在呼吁政府、企業以及社會不同群體對農民工群體的了解和關注，共同創造美好的和諧社會。本劇進行了數十場公益演出，其中包括在北京、南京、武漢、廣州等數十所高校以及北京長安大劇院、南京大行宮、珠海人民大會堂等地公演，成效明顯，受到觀眾的好評，服務人數約十余萬人。

④公民社會指介于國家、企業與家庭之間的領域，它首先指公民的自我組織，即公民社會組織，或者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社會組織等。

[1]左旭光.為打工“機器”營造心靈棲息地――省首家工業園內公益社工組織運行10月狀況調查[N].南方都市報，2010-01-13（ZA01）.

[2]賈西津，王春光，劉洲鴻，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公民社會[J].加圖公共政策評論――紀念中國改革三十周年特刊， 2008（11）：40―41.

第5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社會工作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是近年來社會變革中逐漸衍生出的一個特殊群體，是指父母一方或雙方正在監獄服刑，年齡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2005年司法部的調查顯示，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國監獄服刑的156萬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員近46萬人，占押犯總數的30%左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由于父母服刑往往會給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沖擊，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和教育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因而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群體的服務管理和預防犯罪工作，成為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工作視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和實踐內容。

一、監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現狀

（一）生存現狀

目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主要以單親撫養、寄養、年長哥哥姐姐照顧、獨自生活、流浪社會五種方式生活。異于普通家庭的生活方式，導致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難以獲得豐富穩定的物質保障，經濟收入的匱乏導致生活窘迫。

（二）教育現狀

無論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普遍存在教育缺失的現象。家庭教育方面，人員健全的家庭對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長是不可或缺的。父母一方或雙方正在服刑導致的家庭結構缺失，子女無法得到健康完整的父愛和母愛，子女的身心健康難以獲得健全的呵護。學校教育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綴學。數據顯示，服刑人員中小學未成年子女綴學率為13.1%，遠超全國平均水平的1.3%。父母服刑期仍就讀的未成年子女，在各種歧視非議和輿論壓力下，難以專心致志地學習。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學習成績相比普通家庭子女較低。

（三）心理現狀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狀況欠佳。人格上，他們普遍趨于保守，不愿意接觸陌生人和新鮮事物；受父母犯罪事實的影響，他們變得較為自卑；情緒控制方面，他們敏感沖動，對刺激的反應較為強烈，而且很難平復；在歸因風格上，他們傾向把失敗的原因歸結到自身，逐步喪失自信。總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一小部分甚至具有很嚴重的心理問題。

（四）價值趨向與社會適應

由于父母犯罪前生活習慣和犯罪行為的影響，部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有說謊、暴力等不良傾向。但在合適的教育后，一到三個月基本能得到較好的改善。通過調查，大部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在生活習慣和道德觀念上與正常未成年人沒有顯著區別。同時，他們對未來的夢想和期望大多落在光鮮亮麗的職業，例如演員、律師、企業家等。然而，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社會適應能力較弱，這與他們的個人性格、情緒不變化、處事風格等因素有關。同時，由于社會對他們的不恰當待遇（無論是歧視還是過度關心），他們很難正常地表達自己，沉默寡言，傾向獨自行動。

二、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常見心理問題

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狀況的研究中，作者引入了社會工作領域的心理投射技術。當代心理學范疇內，投射是個體對自我心理特征和心理傾向的外顯解釋，即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內在心理過程無意識地附加在外在客體上。之所以選擇心理投射技術研究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在于該方法可以降低被試對自我暴露的阻抗，易于獲得真實信息。在傳統的文獻調查、問卷調查基礎上，作者基于心理投射技術進行個案調查。既能獲得全面豐富的統計數據，又可以挖掘更為深入的信息。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主要存在以下心理問題：

（一）情感脆弱，情緒敏感

由于父母服刑，其未成年子女未能獲得健全的家庭生活與情感關懷。在長期的情感缺失中，子女對父母思念的難以排遣可能導致安全感的缺失。他們由于受到父母入獄的重大打擊，對待生活中的刺激和挫折較為敏感，過度關注他人話語，常常認為他人提及的事件與自己相關。易于波動的敏感情緒之后，是難以平復帶來的長期憂郁。在沙盤測驗中，一位被試無意中將已經完成的區域破壞，立刻陷入了緊張與焦慮中難以自拔。這反映了被試脆弱的情感狀態。其他調查也顯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遇到失敗與挫折時，情緒波動會持續較長時間，難以積極應對。被作者建議重新完成作品之后，被試的操作速度明顯提升，操作穩定性明顯下降，最終復原結果欠佳，這也反映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情感脆弱、情緒敏感的心理特征。

（二）自卑自閉，缺乏自信

由于父母服刑的既成事實，其未成年子女被打上了“罪犯子女“的標簽，這種隱形標簽會導致未成年子女的心理負擔。他們會覺得他們的父母無法樹立正確的榜樣，自己的家庭狀況不如普通家庭良好，久而久之，他們的歸因風格變得缺乏自信。在戲劇測驗中，一位被試不愿意承擔臺詞較多的角色，反映了她的自卑與不自信心理。在安排了較少臺詞的角色之后，被試在戲劇表演中，對自己簡短的臺詞發聲較低、斷斷續續，這是被試缺乏自信的表現。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大多自卑敏感，自覺不如他人，逐步產生自閉傾向，傾向斷絕與他人的過多接觸。

（三）個性內向消極，人際交往不良

長期的憂郁孤僻對未成年人的個性發展是極大的傷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大多內向，不喜與人溝通。在調查過程中，被試往往不會主動提及自身信息，在提問之后，能夠勉強回答，但絕不提供過多信息。這反映了被試的內向性格。在某次羅夏墨跡測驗中，正常被試會將墨跡聯想為花朵，這在心理學上是積極的信息傳達。而一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被試則將該墨跡聯想為鯊魚。鯊魚在精神分析中是死亡陰影的象征，往往正常人是不會有如此大的負向能量。在背景調查中發現，該被試在10歲時親眼目睹其父殘忍殺害其母的景象，從此留下極大的心理陰影。在于同伴的溝通分享中，該被試神情呆滯、一言不發，人際交往能力較差。不善于表達自己的意愿、難以適當地拒絕別人等現象都是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普遍不具備良好的人際交往能力的體現。

（四）問題行為傾向，非親社會傾向

由于父母犯罪前生活習慣和犯罪行為的影響，部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有說謊、暴力等不良傾向。如果沒有合適的教育和引導，很容易誤入歧途。在繪畫測驗《我們一家人》中，一位被試將其父母畫成蝸牛，而將自己畫成背負刀劍的忍者神龜。蝸牛行動遲緩，個性怯懦，反映了該被試對父母的不滿情緒。而自畫像的忍者神龜則是力量和武力的象征，在父母難以保護自己的既成事實下，被試渴望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自由獨立與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父母與自身形象的不同也反映了被試能夠有效區分自己與父母的身份差異。經了解，該被試在學校成績較差、沉默寡言、我行我素、偶爾參與打架斗毆，均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問題行為傾向的體現。而被試不樂于幫助其他同學的事實，反映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非親社會趨向，他們自覺難以也不樂意融入社會。某機構研究報告顯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長大后成為罪犯的概率比正常家庭的孩子高6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難以具有親社會傾向。

三、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影響因素

（一）家庭因素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家庭。一方面是家庭情感缺失。心理學和社會學同時認為，良好的親子關系對于孩子的身心成長極為重要，而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難以獲得普通家庭子女擁有的父愛和母愛，這是他們身心健康成長的極大障礙。缺乏及時關愛和陪伴，未成年子女可能會出現多種心理問題，諸如孤僻自閉、自我認同感低、傾向等。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不到位。由于父母服刑導致的家庭結構破壞是帶來家庭教育問題的根源。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難以獲得正常的家庭教育。隔代教育中的缺乏科學性、親屬寄養的融入困難、父母一方撫養的男孩女性化與女孩男性化，這些都是家庭教育不全面、不到位的體現。弗洛伊德認為，親社會行為發展的必要條件是良好的親子關系，家庭因素是造成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的主要因素。

（二）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也是加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不可回避的話題。一方面是社會歧視。服刑是法律對父母犯罪行為的懲罰，而父母犯罪并不代表其子女品德、行為方面存在犯罪傾向。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傳統觀念深入人心，加之服刑人員子女復雜的家庭背景，他們在社會生活（包括學校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歧視。各種歧視一方面會加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自卑情緒以致產生自閉，還可能增加他們的傾向。另一方面是社會過度關注。隨著眾多媒體的報道，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這一弱勢人群逐步進入人們視線，越來越多的機構、團體、個人，尤其是以大學生為代表的青年人紛紛關注并援助這一群體。誠然，愛心精神值得提倡，但不恰當的關愛方式和過度的關注不同程度地招致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反感和排斥，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極其敏感，社會的過度關注愈發加重了他們的負向情緒和心理問題。

三、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的救助對策

根據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問題及影響因素，結合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作者從社會工作視域提出以下幾點針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的救助建議和對策。

（一）加強社會工作的專業介入

1.提供專業系統的心理援助

（1）了解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狀況

首先，通過司法部門、教育部門、民政部門，收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相關信息，建立相關信息庫，尤其是心理情況信息庫。其次，在心理援助之前，還需要對服刑父母與寄養家庭的情況進行了解。只有充分了解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狀況與心理狀況，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心理援助。

（2）提供專業心理，改善心理健康狀況

社會工作者作為專業人員，能夠利用專業所長，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提供專業的心理咨詢。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普遍具有情感脆弱、情緒敏感、自卑自閉、缺乏自信、內向消極、人際交往不良、問題行為傾向、非親社會傾向等心理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成因復雜，難以完全消除。問題的棘手，更需要社會工作者抱以職業熱情與專業精神對該弱勢群體施以援助，尤其是心理援助。在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情況的多方面了解后，開展個案工作，關注他們的心理問題和心理訴求，以專業的心理引導提高改善他們的心理將抗狀況。使得他們能夠正視父母服刑的事實，不因此自卑甚至自暴自棄；使得他們積極樂觀，具備正常的社會交往能力；使得他們擁有自信，可以積極地面對困難和挫折；使得他們遠離極端行為、問題傾向行為，具備樂于助人等親社會特征；使他們收到尊重與重視，得到關愛與陪伴，同時可以適當地宣泄自己的情緒，甚至能夠幫助同伴以獲得自身價值的更大實現。社會工作者同時具備援助弱勢群體的意愿和能力，提供專業的心理援助，社會工作者責無旁貸。

（3）心理投射技術的應用

針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援助中，優先選擇對當事人負向影響小的方法進行，例如應用心理投射技術。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由于缺乏安全感，量表測驗會激發他們一定程度的心理阻抗。他們的隱性情緒更強，自我掩飾性更強，在心理問題的診斷鑒別環節，為了獲取積極的鑒定結論，他們可能會傾向選擇親社會的選項。這種現象一定程度導致施測結果的不準確，不利于后期心理援助的跟進。而心理投射技術通過淡化被試反應的明顯傾向，避開偽裝和隱藏，通過行為、表情、選擇等洞察被試的真實心理狀態，同時還給予被試表達個體差異的機會。

2.堅持系統干預，修復親子關系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問題成因復雜，難以根絕，對其進行心理援助是一項系統工程，所以必須堅持系統干預的理念。家庭、學校、社會，三者共同構成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環境，所以對其心理援助勢必要從這三方面入手。作為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在爭取學校教育、社會支持的同時，更需要改善的是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環境與親情培育。基于父母服刑的既成事實，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難以獲得普通子女一樣完整健全的家庭結構，那么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提前溝通司法部門，精心設計修復流程，有計劃、有目的、有節制地安排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與其父母會面、通話等交流。這種方式對于修復親子關系、滿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愛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同時，對于服刑人員而言，特別是女性服刑人員而言，子女是自己的重要精神支柱，子女獲得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無疑會讓他們看到生活的希望，增強改造的動機。反之，親子關系的修復和促進會激發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對自身的嚴格要求，感恩對自己施以援手的個人和團體，培育親社會觀念。系統干預以系統論的觀點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施以援助，而親子關系的修復則可以對親子雙方產生循環的良性影響嗎，這對服刑人員與其未成年子女而言，或是對社會而言，無疑都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局面。

3.志愿服務專業化，豐富社區工作

從重要性方面，隨著媒體的關注與報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關愛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愛心隊伍中來。作為志愿者，他們擁有熱情但缺乏技能，他們急切想要幫助這些孩子而苦無對策，甚至，會給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帶來更大的傷害。所以，實時適度地推動志愿服務專業化，就成了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的重要內容。從緊急性方面，社會工作作為專業的援助他人行為，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的援助上是可行且有效的，但考慮到目前我國專業社會工作者的數量，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現象還不普遍，社工的專業知識轉化為實際的心理援助這一供需關系極大得不匹配。所以，培育基數更大、范圍更廣的志愿者服務隊伍，以點帶面地開展社區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援助工作，顯得尤為緊急。志愿服務專業化，是豐富社區工作必不可少的內容，同時也是志愿服務實現自身價值的合理路徑。

（二）推廣兒童村建設

兒童村作為集中提供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救助的綜合服務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太陽村、晨露國際鄭州愛童園和陽光溢鴻兒童村作為國內領先的機構，具備一定的模范帶頭作用。兒童村的建設對于集中供養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具備明顯的優勢，而且在這樣的環境中，每個孩子的均有父母正在服刑，相同或相似的背景能夠保障他們之間基本不存在歧視問題，這種情況能夠維護他們的自尊心，促進他們的健康成長。所以作者認為，兒童村集中提供援助的模式有其可取之處，尤其是在社會資源并不能夠充分流向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這一群體的時期，所以，在地區或城市推廣兒童村建設，對于集中資源救助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是行之有效、經過實踐檢驗和論證的。

（三）加強教育機構的特殊關注

學校作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學習、生活的重要環境，因此，社會工作視域下加強學校等教育機構的特殊關注顯得尤為必要。首先，要樹立“全納性教育”的理念。“全納性教育”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在尊重個體差異的前提下對所有個體進行無差別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特別關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特殊教育需求與特殊心理需求。同學間的歧視是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問題的重要來源，教育機構應該通過有針對性的方式，引導同學間的正確價值觀念，從而引導社會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包容與認可，使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不會打上父母是罪犯的標簽，“去特殊化”是教育機構特殊關注需要實現的重要目標。另外，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援助需要多方面的協助，教育機構組織豐富多彩的文藝、體育活動，對于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去特殊化進程會有促進作用。同時，文藝、體育活動中的合作內容也可以幫助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逐步建立起正常的社會關系，使他們走出自卑敏感的自我封閉世界。

（四）倡導全社會發揮力量

另外，倡導全社會發揮力量援助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是必不可少的內容。社會工作者可以開展并主導相關的調查研究，基于詳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這一弱勢群體進行研究；進而，積極推動相關政策的制定，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援助和心理援助提供必要的政策優惠與政策支持；接著，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援助是一項系統工程，所以需要各部門明確分工、緊密合作，才能保證政策與援助的順利執行。另外，作為大眾眼睛的媒體，其宣傳作用不可小覷。倡導媒體適時適度報道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生活狀況與援助情況，引導社會大眾對這一弱勢群體客觀的認識，這是消除歧視獲得平等的重要途徑。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是整個社會需要關注的群體，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援助工作說到底，還是全社會力量的體現。（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1監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基本情況調查報告[J]犯罪與改造研究，2006，8.

[2]鄭敏.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特點與教育對策[J].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2：29-31.

[3]范蕾蕾.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特點與教育[J].法制與經濟（中旬刊），2011，01：123-124.

第6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西方踐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已超過一個世紀，在我國開展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我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首先發端于上海，其實踐取得很大成績，主要表現在類別多、范圍廣、發展速度迅猛，注重平臺建設，推進社會組織的發育，公共服務覆蓋范圍逐步從城區向鄉村延伸，但也存在問題，主要體現在合法性不足、無清晰完善的程序、多數屬于崗位購買模式、獨立競爭性購買比例仍然較少。這些不足也反應了全國層面問題，需要大量的體制改進和社會組織培育以及宏觀環境改善。

一、上海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歷程

早在1988年，上海就開始實施政府購買就業崗位，購買培訓成果等中介服務的事情，但真正意義上的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1]。1995年，上海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興建了羅山市民休閑中心，為了提高休閑中心管理效率，該局不采取依靠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等傳統社區組織管理模式，而是通過協商，委托給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由其為當地居民提供社會交往、社會教育、文化娛樂、體育健身、享受公共福利服務的公共場所。這種購買打破過去只向市場企業購買服務的模式，公共服務供給主體走向多元，而政府購買服務由此第一次進入實踐。2000年，上海又率先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提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要求。緊接著盧灣等6個區12個街道開展依托養老機構進行居家養老試點工作，并逐步從養老、社區衛生擴展延伸到就業、計劃生育、文化、教育等領域甚至整體化的運營。2002年，普陀區長壽街道成立民間組織服務中心，通過向民間組織購買服務方式探索社區民間組織管理模式，這種卓越探索使其在2008年獲得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2009年又獲得首屆上海慈善獎。2003年，上海市政法委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總體思路，組建新航、陽光、自強三個民辦非企業組織，從事禁毒、社區矯正、社區青少年事務管理工作[2]。2005年，浦東社會發展局引進民辦非企業性質的 “上海成功教育管理與咨詢中心”，管理新區的郊區學校東溝中學，并以契約方式委托新城教育事務所，按照“安全、規范、質量”的要求，對全區23所民工子女簡易學校進行監管。2006年，盧灣區提出基層社區應有社區文化中心建設，打浦橋社區文化服務中心作為試點單位與民辦非企業的華家社區服務管理中心簽訂了購買協議，打浦橋社區的公共財政投入包括：硬件設施投入、實體運行日常費用以及人員費用等，華愛社區服務管理中心負責日常運營和管理[3]。

2006年，上海浦東新區又與民辦海川學校、陽光慈善救助社、街道老年協會等8家民間組織簽訂購買服務協議，后又與32家培訓機構簽訂政府購買職業技能培訓成果協議。此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資金規模和項目類型迅速擴張。2007年，浦東民政局安排3000萬元資金，將30多個公共服務項目委托100余家有資質的社會組織、中介機構。2008年，上海靜安區購買上海靜安公益場所管理服務中心的社會服務，對靜安區免費開放的14個學校、29個籃球架和昌平路上新建的籠式足球場實施場地管理，主要在秩序維持、保潔、體育指導、預約等各方面事務[4]。

二、上海購買公共服務的主要特點

（一） 類別多、范圍廣、發展速度迅猛

發達國家購買公共服務包括教育、文化、公共衛生、社區、養老、就業等，美國政府購買的公共服務甚至包括了道路修建、治安消防。我國由于社會組織發育程度不健全，有資質的公共服務提供者數量較少，導致公共服務領域、規模和范圍都異常狹窄。總體說來，上海政府公共服務購買雖涉及行業與管理類行政事務，但主要集中在社區服務與管理類，可參見表1［5］。

從地域上看，上海市浦東新區的政府購買發展最成熟和完善，不但第一個進行公共服務購買實踐，還制定了一系列規范化文件，譬如《關于促進浦東新區社會事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著力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新型政社合作關系的指導意見》、《關于促進浦東新區民間組織發展的若干意見》及《浦東新區關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試行）》等等，在購買過程中還委托第三方對社會組織項目進行合作審查，并跟蹤了解社會績效評估，最關鍵的是將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納入財政預算，保證了資金的穩定。目前浦東新區購買公共服務的種類已達18大類、68子項目。

上海市政府購買服務實踐的資金支付方式呈多樣化：一是專項業務基金。如2009年上海市民政局與區縣民政局兩級福利彩票公益金出資，以上海市社區服務中心作為招投標平臺，按比例配套使用福利彩票公益金，購買社區安老、救濟、扶優、助殘服務以及其他社區服務。還有，上海市經委從2005年起年均10%左右遞增1000萬元專項基金，用于購買行業協會服務。二是預算外資金。如虹口區四川北路街道每年投入3000多萬元，用于購買社會組織在社區文化體育方面的服務；三是財政預算。除浦東外，閔行區每年財政用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資金達1000萬元。

（二）注重平臺建設，推進社會組織的發育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實踐說明從單一中心向多中心治理，政府與市場、社會契約或者伙伴關系已是大勢所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需要相應的實現機制，這就是平臺作用。譬如普陀區將全區300多家社會組織的日常管理、黨建工作和婚介機構監督及家庭收養的評估等職能轉移給區、街道、鎮社會組織服務中心。還譬如浦東區積極搭建政社合作互動平臺，構建市民中心，任何重大決策、事項都通過該中心提前征詢意見，政府與市民、政府與社會組織、政府與企業交流和互動都在平臺交流，而這個中心運營也由政府購買浦東區社工協會服務實現。2008年，上海浦東公益組織發展中心通過公開競標方式獲得三林世博家園市民中心托管權利，政府采用整筆撥款方式投入，三林世博家園市民中心現已成為上海最大社區服務中心，并成為全國社區服務中心的示范窗口[6]。2007年，靜安區區委、區政府及時提出對靜安區社會組織實行樞紐式管理的構想，即發揮聯合性社會組織作用，以政府委托授權的形式，對區、社區（街道）、系統社會組織實現歸口管理和服務，形成了“1+5+X”民管民的樞紐式管理機制，其中“1”是指靜安區社會組織聯合會，“5”指全區五個街道的社會組織聯合會，“X”指全區各行業條件的社會組織聯合會， “1+5+X”已經成為培育和服務各社會組織的平臺[7]。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僅實現了公共物品供給多元化，還推進了政府職能轉型，進而促進市場和民間組織發展。根據上海民政局統計，上海已注冊的社會組織高達10200多家，而未經注冊草根組織更無法統計，但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非常稀少。為此，浦東新區根據自身特殊情況做出積極努力，推動成立了社區專業服務組織（上海公益社工師事務所）、綜合治理類社工組織（中致社區服務社），促進了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還制定了專門性的社會組織扶持政策，對行業協會、民非單位的培訓機構和養老機構，從建設、運營等方面予以資金支持。目前浦東新區各類社會組織總數超過660余家，備案群眾團體3000多個。上海市黃浦區2007年登記民間組織373個，其中社團95個，民辦非企業單位278個，購買服務主要集中在了國家職業技能鑒定培訓項目和社區為老服務項目上。

（三）購買的公共服務覆蓋范圍正逐步從城區向鄉村延伸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主要集中在城區，但是隨著城鄉統籌發展和郊區城市化，鄉村的公共服務需求也在提升，這也需要政府通過購買形式予以實現。這種購買要實現成本—效益的有效性需要幾個條件：地方政府有財力購買公共服務、地方政府有購買公共服務的主觀意愿、地方有相應的社會組織為政府提供其所要購買的服務且形成競爭性市場。滿足這些條件的鄉村地區并不多，但上海發達的服務體系為城鄉融合提供了條件。上海松江區為了讓村民享受方便、快捷、優質、廉價的公共服務，全面推行小超市、小戲臺、小藥箱、小學校、小窗口、小交通“六小工程”，但與城區社區公共服務不同的是，“六小工程”提供服務的載體是村委會、學校等組織機構，如小學校是通過政府購買培訓機構服務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有針對性地開展實用性人才培養，著力提供農民市場就業競爭能力[8]。上海浦東新區對涉農社會組織給予4萬元的開辦經費、運行費和房租補貼，以推進鄉村公共服務提供的多樣化。上海奉賢區購買公共服務主要集中在“區域型政府補貼培訓項目”，如養老服務、老年活動室和服務社，財政支付其服務員崗位和保險費補貼，解決了老年富余勞動力就業的同時，也滿足了多樣化的社會生活需求。此外，上海還準備在有條件的鄉鎮和區縣推行社區保潔、居家養老、社區教育、外來人口管理與服務、中介機構的評估鑒定等方面公共服務的政府購買。

總體說來，上海通過對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的購買，使政府的改革意識和競爭觀念得以加強，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進一步提升，政府在逐步減少事務性工作的同時，也提高了經費的使用效益。

三、上海購買公共服務的不足之處

作為舶來品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在全國各地的實踐各有千秋，上海的購買工作主要是面向社會組織進行，其購買過程的缺陷和不足具體表現在：

第一，面臨合法性問題。我國的法律法規并無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明確規定，2002年6月國家出臺的《政府采購法》規定的采購范圍為，依法指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雖然“服務的行為”包括公共服務，但對服務的理解僅限于政府自身運作范圍，比如后勤、信息化維護等等，而政府為公眾提供的服務并沒有納入政府采購的范圍。上海市意識到這一問題，一些區縣為此做出了改革。除上述提及的浦東新區規范性文件，2008年，靜安區民政局、財政局共同下發《關于靜安區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新增）公共服務項目資質的規定》，對購買服務的流程、評估和標準做了規范。2010年，閔行區人民政府轉發了《規范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實施意見（試行）的通知》等規范文件。但是全市層面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制度尚未建立，規范化操作辦法還未形成。這一點明顯落后于深圳。深圳修訂了《關于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意見》、《政府采購社工服務合同》、《社工機構行為規范指引》、《政府購買社工崗位需求規定》等文件，明確確立實施范圍、購買方式、服務供應方資質和能力，強化項目評估，嚴格評估標準，落實資金保障及合理安排資金，并要求加強過程管理[9]。上海市應加快修訂《上海市政府采購管理辦法》，制定相應規范文件，為政府購買服務提供法律依據。

第二，尚無清晰完善的程序。購買公共服務應有清晰完善的制度程序，譬如服務范圍、資質標準、預算管理、合同樣式[10]，以及多元、公正、科學的評估體系。上海購買公共服務范圍雖大體確定，但預算管理和評估體系方面嚴重不足。預算管理方面，雖然2012年上海市準備從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公共文化體育、就業服務等若干領域試行“政府采購、合同管理、審計評估方面、信息公開”，但總體未納入財政預算。支付方面，上海基本采取“市級政府出政策，區（縣）級政府出資金”方式，雖然經費都是政府支付但市級財政統一撥付和區縣財政撥付意義顯然不同。區縣財政撥付意味著委托方和受托方直接掛鉤，很容易促使區縣政府在“強政府、弱社會”格局下直接干預社會團體內部事務和具體工作方式；而如果由市財政統一支付，那么區縣政府就會更加關注實際績效。評估體系上，上海基本處于“誰購買、誰評估”的境況。如何參考發達國家經驗引入第三方評估體系，構建專業化評估指標體系仍需探索。

第三，多數政府購買屬于崗位購買模式。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一般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購買崗位。譬如各類協管員，保潔、保綠、保安等公益性崗位；一種購買公共服務。譬如公共廁所、公園、新建區域綜合性公園、居住區配套公園整體運營。發達國家公共服務多是項目形式，即社會組織承接的項目越多從政府部門獲得，購買費用越多。上海多采取購買崗位形式，各類專業文員、社會工作者和輔助管理人員（包括協管員）隊伍，分布在“條”和“塊”、行業和基層，人數眾多、規模龐大，其中與弱勢社會群體有密切關聯，主要著眼于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這些崗位的經費支出為人均4萬元。由于購買經費和服務質量、效益以及項目多少無特別關系，而是與人數相關，長期實施必然造成效率低下、質量受損，當政府提出細化要求必然面臨經費不足問題[11]，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政治意義大于經濟社會意義[12]。

第四，獨立競爭性購買比例仍然很少。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按照競爭程度、主體間關系大體可分為三種模式：獨立非競爭性購買、依賴非競爭性關系、獨立競爭性購買。競爭程度最直觀表現就是公開競標，相較于其他地區，上海購買形式已經多樣化，譬如單一來源采購、委托管理、項目申請、意向性談判、資助、憑單等等，但公開競標占全部公共服務比例不足。雖然浦東出臺了《浦東新區關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試行）》，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有明確規定，但真正意義上公開競標數量依然很少。主體間關系即政府和社會組織關系是獨立性還是依附性，即是否屬于形式性購買，主要看社會組織是不是政府推動成立，是否需要政府經費支持其自身活動。一些學者認為上海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并不是購買而是政府“給”的，主要是指社會組織本身就是政府推動的結果，對社會組織內部事務有較大干預權甚至直接任命負責人；沒有明確公共服務標的，政府往往將自身意圖通過非社會組織形式予以實現，無法真正培育民間力量解決基層社會問題[13]；經費主要源自政府，離開政府資金無法生存。

四、結束語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在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問題和公共事務日趨復雜，單靠政府力量已很難解決問題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為提供公共服務而建立起來的公私伙伴關系。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也是目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實踐的首要區域，在上海的所有區縣中，浦東新區又最為完善。譬如購買服務數量受政策主導，缺乏整體性規劃和制度性保障；當經濟波動、社會發展滯緩時購買數量自然下降；政府職能改革停滯時購買相對減少，在整個公共服務體系仍處于邊緣位置，資金并沒有從整體納入政府財政預算等等。好的方向是目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基本向弱勢群體傾向，力求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一定意義上屬于“真正的”重大制度轉型[14]。顯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能僅僅著眼于政治形象，因此如何從購買崗位模式轉向購買服務模式、從社會組織和政府的依賴非競爭性轉向獨立競爭性還需要大量的體制改進和社會組織培育以及宏觀環境改善。上海公共購買服務的發展還需要全國層面的制度創新和工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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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一、實用的環境創設

總體來看，美國幼兒園的環境創設與我們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門廳的家長園地、走廊的裝飾、班級的主題墻等。但是有一點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就是環境的實用性。他們墻上貼的內容，大多是可以讓孩子直接互動的，而我們幼兒園還會因為美觀等因素貼一些對孩子來說意義不大的內容。也很少關注孩子與這些環境互動的頻率。

他們也會廢物利用，而且很多有創意。比如他們會把一些塑料的框子倒下作為書柜(見圖1)，很輕便、實用。教室中的物品雜而不亂，多而具有藝術氛圍，讓人流連忘返(見圖2)。

所以，我們在環境創設上需要考慮是不是每種材料都發揮了作用?

二、欣賞的評價眼光

看到美國幼兒園墻上貼滿了孩子涂鴉的作品(見圖3)，我不禁在想：美國教師用怎樣的心態與眼光去看待孩子們胡亂涂鴉的作品呢?后來，我們送給美國教師一個小禮物，他接過去顯得特別開心，大聲地叫道：“哇!好漂亮!”他不斷地夸獎這個禮物多么漂亮，我們心里也特別開心，有一種被尊重的感覺。之前的困惑也隨之解開：原來美國的教師一直用一種欣賞的眼光去看世界。在他們眼中，沒有難以接受的事物，只有很特別的事物。他們很少批評孩子的做法，而是用一種欣賞、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孩子的一切。這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需要用更加包容的心態去看孩子。看周圍的一切。有些事物也許換一個角度或者換一種理念去看，會有不同的發現。

三、關注早期閱讀的行動

這次美國之行，讓我感受到美國人對早期閱讀的重視。在美國，有很多公共圖書館，為閱讀提供便利。圖書館里還安排了專業人員為孩子們講故事，吸引孩子們去圖書館看書。一到周末，孩子會主動要求成人帶自己去圖書館。而在中國，更多是家長要求孩子去圖書館。這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孩子不如美國的孩子愛讀書，而是美國政府在這方面有巨大的投入，提供了專業的場館和服務，

在美國，不管是幼兒園，還是中小學、大學，最惹人注目的建筑肯定是它的圖書館。圖書館從硬件到軟件都以方便讀者閱讀為原則。幼兒園的圖書館制訂了細致的借閱規則，允許孩子自己借閱書籍。此外，班級里有公共的閱讀區，每個孩子還擁有屬于自己的小書盒(見圖4)。孩子們可以選擇自己安靜地閱讀。也可以選擇與同伴共同分享交流，還可以選擇在老師的指導下閱讀。

近年來，我們幼兒園也意識到了早期閱讀的重要性，并相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分享閱讀活動、“故事媽媽團”活動、與“親番茄”等機構合作提供更多親子閱讀的機會等。通過參觀，我感覺還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建立孩子自己的小書柜，鼓勵孩子自己帶書來與大家分享等。

四、平等的師幼關系

在美國，我們發現每個班級都會有一把屬于教師自己的椅子，一塊顯示教師個性的空間(見圖5)。學校允許教師表現自己的喜好與個性，大多時候教師都會很輕松自在地與孩子溝通。教師既不是奴仆。也不是專制的帝王。教師與孩子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師和孩子在教室里是同樣重要的。

在我國的幼兒園中，要么教師在班級里是權威，孩子順從教師，要么教師溺愛孩子。在教室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沒有屬于自己的空間和時間。其實這都不是我們想要的。教師和孩子是一樣重要的：教師尊重孩子，孩子也尊重教師。教師要認真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樹立適宜的角色意識，這是我們的教師需要向美國教師學習的。

五、細致有效的家長工作

在美國康州幼兒園，家長都會準時地接送孩子，從這一點可以想見，美國的家長工作應該很有成效。通過翻看美國康州幼兒園制作的《家長手冊》，我感覺他們的家長工作有這樣幾個特點：細致、深入、有效。《家長手冊》會詳細列出小到一日生活安排、大到課程方案的許多具體內容。對幼兒的來園離園規定、一系列需要家長配合的事項，以及家長遇到某些突發事件時的應對方式等都有寫到。手冊設計精美而有趣，內容全面而富，形式靈活而多樣，是家長必學必備的指南。之所以設計得圖文并茂、生動有趣，是為了讓家長喜歡閱讀。美國幼兒園認為，只有在形式上吸引家長，才可以實現內容上的意義。美國的《家長手冊》不是擺設。它有很高的使用率，既有專業指引，又有具體要求。就拿來離園規定來說，他們會在《家長手冊》上具體說明：如果遲到會有怎樣的懲罰措施，是家長需要特別注意的。除此之外，學費規定也寫在《家長手冊》上。可以說，美國的《家長手冊》就像一個寶典，家長需要對它很熟悉。除了《家長手冊》，美國幼兒園的家訪工作、對“家長園地”的利用等都表現出美國家長工作的細致、深入、有效。

在家長工作這一項，我們需要向美國學習，不能流于表面，要把每一項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有效，讓家長了解自己不是教育的旁觀者。而是教育的參與者，不能將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交給幼兒園。

六、重視幼兒教育的社會

美國幼兒園不僅有我們所知道的教師、助教、保健醫生、園長等人員，還有一支專業團隊，包括語音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社會工作者、家長協調員等。這些專業人員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為整個幼兒園提供幫助。比如有的孩子有語言交流障礙。語音治療師就會通過專業客觀的檢測，確定孩子的狀況。然后針對孩子的狀況提供量身定做的干預方案。我們國家的幼兒園，所有的教育任務都放在幼兒教師身上，教師的精力和專業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很難做到有針對性的教育。如果社會足夠重視，為幼兒園提供這樣的專業隊伍，我們也可以達到美國那樣的專業水準。有研究報告指出，當前幼兒教師的職業倦怠感很嚴重，美國幼兒園中的職業治療師就負責為幼兒教師提供心理治療服務，緩解幼兒教師職業倦怠感。現在國內部分地方政府為中小學購買了社工服務，就是由社工機構派社會工作者進駐中小學，為其提供專業的心理服務。但是我國政府對幼兒教育的投入不足，還沒有考慮到為幼兒園購買這類服務，緩解幼兒教師的職業倦怠感。

美國的幼兒園教室內積木十分富，但在我國很難買到這些積木，我們只好根據美國幼兒園提供的尺寸自己制作，但是自己制作的玩具可能會存在一些安全隱患。即便是有的玩教具能購買到，質量與衛生方面也存在問題。

第8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一、兒童福利視角下的非正規學前教育

日本兒童福利研究專家中田照子介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社會保障體制下的兒童福利制度與學前兒童保教制度。據介紹，日本的《兒童福利法》非常重視對兒童的生活保障，尤其是對貧困、殘疾等弱勢群體兒童的生活保障。日本政府對兒童權利的保障并不只是中央政府從上而下推進的政治行為。它與民間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動有很大關系。為此，中田照子希望中國的民間力量要充滿信心，堅持為保障兒童權利作貢獻。學前教育具有福利性、公益性、補償性、社會服務性等屬性。中國政府已經簽署《兒童權利公約》，但是缺少具體的實施措施，例如，沒有《兒童福利法》，兒童的福利保障仍然得不到足夠的重視。日本《兒童福利法》對兒童尤其是弱勢群體兒童的保障，對當前中國解決流動兒童學前教育問題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全國婦女聯合會新近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當下，我國城鄉流動兒童已達3581萬人，與2005年比，增加超過四成。報告指出，學前流動兒童普遍面臨入園難問題。原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朱慕菊認為，當前我國仍處在高速發展時期，教育不能被動等待，而應積極回應時代變革的要求，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朱慕菊特別指出，目前很多人對非正規學前教育的認識還不到位。她認為，非正規學前教育不僅能夠有效促進社會穩定，而且是學前教育多元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她對四環游戲小組堅持9年努力探索出的非正規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

非正規學前教育具有社區化特點，即依托社區，因地制宜。四環游戲小組的實踐證明，非正規學前教育不僅能滿足流動兒童接受教育的需要，還有助于外來務工人員更好地融入社區。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提出，發展社區非正規學前教育不僅有利于滿足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需求，而且可以使更多城市人關注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狀態并施以援手，幫助外來務工人員走出封閉隔離的狀態，提高其文明素質，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當地城市居民和社區的融合。當然，要從根本上實現外來務工人員群體與城市居民的融合仍然任重而道遠，需要加大戶籍制度的改革力度，推進勞動就業、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相關制度的改革。從而形成外來務工人員與當地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體系。

此外，還有學者指出，非正規學前教育不僅適合流動兒童，也適合農村留守兒童。咸陽師范學院教育科學院吉執來的研究表明，非正規學前教育所具有的針對性、靈活性、開放性、高效性、社區性等特點與農村的地理結構、教育現狀和環境條件契合，在農村地區有極大的推廣價值。

二、面向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道路探索

本次論壇會聚了致力于解決流動兒童學前教育問題的專家學者、民間組織等，他們積極分享了各自基于中國國情以及不同地區實際情況進行探索的經驗。

什么是好的學前教育，什么是適合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要想為流動兒童提供適宜的學前教育，需要深入了解這些流動兒童，深入了解他們的發展需要。民族學院講師、原四環游戲小組志愿者張怡，結合自己在四環游戲小組做志愿者的經驗，對學前流動兒童的特點進行了深入分析，發現這些兒童既有高度流動性，又在流動中保持相對穩定，他們受到城市與鄉村雙重文化的影響，往往活動能力和自理能力比較強，而語言發展比較緩慢。浙江師范大學杭州幼兒師范學院教授呂蘋認為，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應該由政府、社會和市場三方共同構成。其中，市場的作用很大，而目前最需要加強的則是來自社會、民間的力量。她認為，可以適當普及以適齡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為服務對象，以保育為主兼顧教育的學前教育看護點。

面對數量龐大的學前流動兒童，深圳市教育局學前教育管理辦公室主任馬芹娣介紹了深圳市政府為解決流動兒童學前教育問題進行的探索，即淡化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的界限。淡化戶籍幼兒和非戶籍幼兒的界限，既大力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又積極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為解決學前流動兒童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深圳市政府把擴充幼兒園學位作為市政府的重點民生工程來抓，并發放學前兒童健康成長補貼，相關費用由市、區政府籌措發放。

社會公益組織“千千樹”針對流動兒童學前教育問題，在課程研發、家長學校開辦、網絡產品制作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致力于為城鄉婦女和學前流動兒童提供服務的成都“愛達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則針對學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缺失的問題，嘗試依托社區，以非正規學前教育方式開展行動研究，既關注兒童的社會性發展，又關注家長家庭教育知識和技能的提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則分享了他們在昆明開辦社區公益幼兒園項目的經驗。北京師范大學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研究中心則以四環游戲小組為依托，歷時9年探索出了非正規學前教育的本土經驗。

三、“種子計劃”培訓項目經驗交流

北京師范大學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研究中心受北京市教委委托，承擔了“種子計劃”培訓項目的工作，為北京市城鄉結合部打工子弟幼兒園（以下簡稱“自辦園”）提供教師培訓服務，借此提高流動兒童學前教育質量。

“種子計劃”培訓項目自2012年3月啟動以來，以四環游戲小組數年來形成的非正規學前教育基本理念為指導，與“自辦園”教師就幼兒教育實踐中的各種問題展開研討，以引導教師樹立科學的兒童觀和教育觀。培訓采用集中培訓、培訓員現場指導、觀摩培訓基地（即四環游戲小組）等方式，努力解決“自辦園”教師教育方法簡單、小學化傾向嚴重、保教工作不到位等問題。

第9篇：社會工作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電子政務,信息化,存在問題,對策

隨著計算機和網絡通信技術高速發展,數字化生活方式逐步由夢想變為現實,人類社會開始跨入信息化時代.順應時展潮流,我國提出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的戰略決策.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政府部門應當勇立潮頭,秉承與時俱進之精神,把握機遇、迎接挑戰,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利用信息化技術實現業務流程優化和管理決策能力全面提升。

一、電子政務的內涵

電子政務是指政府機構運用現代網絡通訊與計算機技術，將政府管理和服務職能通過精簡、優化、整合、重組后在互聯網絡上實現，打破時間、空間以及條塊分割的制約，從而加強對政務運作的有效監管，提高運作效率，為公眾提供高效、優質的一體化管理和服務。政府是社會中最大的信息擁有者和處理者、最大的信息技術的用戶，只有有效地利用信息技術，才能極大地提高政府業務的有效性和效率。

二、實施電子政務發展的意義

1、電子政務的推行有助于提高信息傳遞的速度和效率，優化行政管理的組織結構，提升政府的溝通效率和行政運作效率，簡化行政運作程序，降低行政運作成本，從而節約政府經費與開支。

2、加強監管，促進政務公開。實施電子政務，能夠電子政務，能夠加強政府和社會公眾對各權力機構業務運行的監管，并可實現政府相關信息和業務處理流程的公開化。實施電子政府后，政府的業務流程通過電子政府平臺自動實現，其處理的過程、處理的時間、處理的依據、對于上級領導、相關公眾、政務工作人員都是公開的，從而減少了傳統政務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暗箱操作，實現了政務的公開化、透明化。

3、改善公眾服務，提高政府形象。電子政務使政府從被動服務轉變為主動服務，企業、公民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掌握和了解政府的方針政策，接受政府的管理。以我國為例，普通民眾過去要辦一件事，要跑很多路、進很多政府部門、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利用互聯網進入電子政務平臺，每個人都就可迅速了解政府機構的組成、職能、辦事章程和各項政策法規。同時，政府也可過網絡與公眾進行進行信息交流，聽取公眾的意見與心聲，從而使政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互聯網絡是沒有國界的，我國的電子政務建設也將加強我國與世界的交流，樹立我國政府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4、通過政務信息化，推動社會信息化，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由于政府是信息資源的最大擁有者，也是信息技術應用的最大使用者，同時由于互聯網的廣域性，使政府的電子政務建設涉及面更廣、影響更為深遠。，在推動全社會信息化方面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實施電子政務還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九五”期間，我國信息產業年均增長33%，是我國GDP增長的3倍。2000年，我國信息產業總產值突破了1萬億元，成為我國第一大支柱產業，帶動國民經濟增長近2個百分點，對GDP的貢獻率達到19%。

三、電子政務存在問題

1. 我國在發展電子政務方面存在不少錯誤認識。一種是把電子政務僅僅當作政府部門的計算機化，不重視軟件的開發和政府業務流程的整合，而是用計算機系統去模仿傳統的手工政務處理模式，結果很多政府部門的計算機設備成為高級打字工具，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另一種是簡單地把電子政務等同于政府上網，以為把政府一些政策、法規、條例搬上網絡就萬事大吉，沒有把傳統的政務工具同網絡服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對電子政務的系統性及其在信息化建設當中的地位缺乏認識。

2.重視硬件投入，忽視制度建設和對公務人員的培訓。電子政務建設既需要技術的支持，也需要高度重視制度建設和公職人員的能力建設。電子網絡下的政府管理和傳統的政府管理，其理念和手段上有較大差別。因此，對公職人員進行培訓，不僅要使絕大多數公職人員都能熟練掌握電子政務的操作技能，更重要的要轉變他們的管理觀念，提高他們的管理能力。而這恰恰是我們目前工作的薄弱之處。

3.保障電子政務發展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電子政務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法律法規環境。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為了促進電子政務的發展，都制定或修改了相關法律。然而，我國在保護電子政務信息安全方面的電子政務立法一直是滯后的。我國目前電子政務的法律法規很不健全，只是由行政機關對互聯網管理出臺了一些限制性的行政法規。政府信息化缺乏基本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如缺少政府信息公開法、政府信息資源管理法。原有的一些法律已不能適應信息化發展的要求。法律法規的欠缺勢必阻礙電子政務建設的進程。

4. 電子政務的發展缺乏統一規劃，也沒有相應的組織機構。目前我國電子政務的發展缺乏宏觀規劃，國家沒有提出明確的電子政務發展目標，也沒有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各地電子政務的建設是各自為政，采用的標準各不相同。機構還很不健全，作用也很有限。各國建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統一領導、組織協調和實施政府電子政務。論文大全。如英國在內閣辦公室成立信息中心(GentralITUnit-CITU)，美國成立了信息技術理事會(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Board-GITB)，愛爾蘭政府成立了信息社會委員會(InformationsocietyCommission)等，負責電子政務的研究、規劃和實施。但是，現在普遍擔負不起這個任務。即政府對公眾的電子政務和政府對企業的電子政務服務等，尚無職能部門管理。這些都是制約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重要原因。

四、電子政務存在問題的對策

1、提高公務員素質。推行任何改革，思想解放是關鍵。應加強對公務員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轉變觀念，從而在思想上接受這場變革，進而在行動上積極應對這種變革。要加大對公務員的培訓工作，使得他們掌握先進的信息技術，以適應全新的信息社會工作環境，并且要把信息技術知識與技能的考核納入公務員綜合考核范圍之內。

2、制定發展規劃，明確階段目標，避免重復建設。作為政務活動和信息技術的結合點，電子政務建設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且涉及到政黨部門的工作程序、組織結構、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調整和協調。因此，國家要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建立相應的領導機構，加強對電子政務的研究、規劃和組織協調，并根據國情，制定切實可行的階段性目標。論文大全。

3、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網絡安全，促進電子政務發展。要加強政府信息的安全管理，不斷提高反病毒，保證信息網絡的安全，制定相應的管理法律法規，對政府信息網絡的建設、管理、維護、內容和形式的規范進行必要的規定和約束，保障政府信息網絡的規范、安全運行。針對電子政務的安全特性，現階段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應用層面，都有兩種觀點及操作方法。一是技術隔離，也就是政務完全搬上網，再利用技術的手段在網上保障政府的安全。如多級防火墻、網絡分級授權、數字簽名、數據庫備份等。二是物理隔離，也就是不完全依賴虛擬網絡，而是采用網上與網下聯合完成業務，重要的審批、授權、決策等放在網下，還是依靠傳統手段來執行。論文大全。很明顯，兩種隔離各有各的適用范圍。

3.加快信息資源的整合和共享。據統計政府掌握了社會信息資源的80%，提高社會信息的價值，信息資源的整合和共享是關鍵。然而，在傳統的行政模式下信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把信息看成是一種權力的象征。要實現信息共享，必須打破各級政府和部門對信息的壟斷和封閉，整合信息資源，在原來離散、孤立的信息技術平臺上構造一個開放的統一信息技術平臺，實現信息最廣泛的交換，使之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4、注得總體規劃，先易后難，急用先行，協用推進。統籌規則，制定總體方案。各地區的電子政務總體規則必須嚴格遵循國家電子政務的總體規劃，做到與國家電子政務總體規劃全面銜接。同時，要將近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相銜接，下級部門目標與上級目標銜接，行業管理部門目標與同級其他機關建設規劃相銜接。由于我國電子政務的標準化工作基礎相對薄弱，各地區信息化應用水平參差不齊，因此必須采取先易后難、急用先行的原則，密切結合國內電子政務建設的實際需求，來確定電子政務中應用系統建設工作的優先順序。電子政務的發展，不可能全面開發，齊頭并進，必須有選擇、有重點地進行。

電子政務建設的實施是十分復雜和困難的，要加強對政府部門電子服務的協同研究，制定政府部門電子服務協作規范，使各級政府部門在管理和服務時協同一致，真正實現高效率的政府管理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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