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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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從簡單交換到非個人的交換形式的一個重要轉折是，分工及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生產費用（PC）下降，但另一方面，又會使市場的交易費用增加，其中交易成本是指交易行為發生時，伴隨產生的信息搜索、交易條件談判與交易實施成本；交易費用的提高有時會抵消專業化程度提高帶來的好處。
從企業生存環境角度看，中小企業在專業化生產降低了生產費用的同時，伴隨著交易費用的增加。當交易費用的增加遠大于專業化程度提高所帶來的生產費用降低時，所有的生產與交換活動都會被整合到企業內部以達到成本的最低化。這樣一來，我們所熟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工廠、通用企業”就會應運而生。
產業集群的形成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專業化程度提高所引起的交易費用的增加。中小企業通過結盟與其他相關企業建立良好的分工協作關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在獲得專業化程度提高生產費用降低的同時，通過集群降低了交易費用，則企業就不會將所有的生產環節內部化，而是在適當的范圍內進行外部化，自己則專注于最具競爭力的價值活動，以實現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利益。
二、產業集群降低了企業道德風險發生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新，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制度的存在匡定了交易者的行為界限，能夠減少（雖然不能徹底消除）預期的不確定性，尤其是那種有利于交易重復進行的制度安排。產業集群制度的出現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產業集群的形成有效地抑制了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了道德風險的發生，在通常情況下，人們以及企業之間的高度信任關系是難以建立和維持的，因為信息不對稱往往是一個經濟社會的常態，企業間的交易很容易陷入一次性的交易的囚徒困境博弈之中。假定在市場上有任意兩家非集群企業A和B，在交易中企業A的策略空間為（守信、不守信），企業B的策略空間為（守信，不守信）由于非集群企業交往可能是一次性的，同時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機制只能是個人實施的一次性懲罰。在這個博弈中雙方都存在占優策略，就是不守信。企業間交易往往陷入一次性信任博弈的囚徒困境。
而在集群組織中存在著信任的自律機制，假定企業A分別為產業鏈中的一個下游生產廠商，企業B、C、D、E、都為產業鏈中的上游供應商。企業A和B、C、D、E之間的關系是委托關系，因此同樣存在著諸如侵吞欺詐和質量控制等道德風險的機會主義行為。所不同的是與一般企業間的關系相比，集群區內的企業間對于不講信用的懲罰機制發生了變化。
三、產業集群提高了企業創新能力
集群制度有利于知識的傳播，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在整個技術創新網絡資源體系中，知識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戰略性資源。知識已經替代勞動力、物資、資金、信息而成為第一生產要素，只有知識才是企業維持長久競爭優勢的一切來源，技術創新正是通過企業內外知識的識別、獲取、流動轉化形成的。
制度經濟學認為：知識分為可言傳知識（顯性知識）和不可言傳知識（隱性知識），技術創新源于隱性和顯性兩類知識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而隱性知識流動轉化是企業技術創新的起點和關鍵。顯性知識很容易通過文字和數字表達，容易被理解、傳播和共享。而隱性知識是高度專有，很難確切表達，它由理念、信念、心智和組織文化組成，不易被模仿。隱性知識由非可言傳知識構成非正規的、瑣碎的知識，往往高度復雜并特定于地點、環境和時間---非可言傳知識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恰當地獲得（邊干邊學），產業集群企業中的成員基于互信原則，來自不同企業的雇員能夠經常地坐到一起，進行各種非正式的相互學習、交流和討論，在同產業和相關產業的企業之間，以及同一企業內的不同班組之間也會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與合作，相互傳遞信息和學習技術、技巧。增強了隱性知識的交叉傳播，提高了創新能力，增強了集群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總之，產業集群作為一種制度形式，通過交易網絡、技術網絡、社會網絡所構成的集群內復雜而緊密的網絡，模糊了企業的邊界，提高了集群內企業間的相互信任，降低了交易費用，減少了道德風險的發生，通過知識與人才的流動，使創新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共享，增強了企業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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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權利”。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產權，它是指由人們對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它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獲益和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產權的主要功能就是幫助一個人形成與他人進行交易時的預期。
科斯認為：“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這是法律制度確認的權利調整，否則通過轉移和合并達到同樣后果的市場費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權利配置和由此而來的更高產出將永遠無法實現。”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們開始探討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對于經濟效率的影響。通常產權分為三種類型：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共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從這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出發，研究者們區分了它們之間的效率差異。從經濟學意義來講，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如果對他使用共有權利的監察和談判成本不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個人價值時，由此所產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讓共同體內的其他成員來承擔。且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也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許多“搭便車”行為。在國有產權下，由于產權是由國家所選擇的人來行使，作為權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對資源的使用與轉讓，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權能，就使其對經濟績效和其他成員監督的激勵降低，而國家要對這些人進行充分監察的費用又極高，再加上行使國家權力的實體往往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離利潤最大化動機，因而它在選擇其人時也是從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進行考慮，因而國有產權下產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當然“人風險”問題就自然而然產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產權下，私產所有者在做出一項行動決策時，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問題，并選擇其認為能使私有權利的現期值最大化的方式，來做出具體的安排，而且他們為獲取收益所產生的成本由其個人來承擔，因此，國有產權下的許多外部性在私有產權下就被內在化了，從而激勵對資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夠把產權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進一步提高效率。針對我國國企來講，由于產權問題引起的低效率是很嚴重的。因此，必須對國企產權進行改革，提高國企效率。然而我國特殊的國情，又要求我們結合實際國情，有的放矢地進行國企改革。
二、我國國企產權改革
“產權”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借鑒西方產權理論和分析方法，對我國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尤其是對我國國企改革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許多關于我國國企改革的理論建議和政策主張。他們普遍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使傳統的國有企業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
產權改革并不是簡單地、一味地放權，放權并不能使我國國企短期內起死回生。我們在進行產權改革的同時必須明確產權改革的真正含義。我國的產權改革必須同我國的現實情況相結合。當前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存在著注重產權的重新界定而忽略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等內容的嚴重問題，只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國有企業，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事實上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還不明確，以及這種明確的產權該有什么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不確定。產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產權改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所有問題。我國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必須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第3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變化
1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方法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
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并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政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借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第4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交易費用”、“產權”來分析現行農地制度中新出現的一種承包方式―劃片承包,旨在提供一種不改變家庭承包制前提下通過農戶自主聯合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思路。
關鍵詞:農村公共物品 交易費用 產權 劃片承包
現行體制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現狀
物品依照消費者對其消費是否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即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俱樂部物品。同時具備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物品才是公共物品,也即每增加一單位公共物品的供給,不需要增加一單位生產公共物品的成本。按照公共物品的理論,農村公共物品主要包括農田水利、農林科技的推廣、農用電網和道路設施等。這些物品的供給對于農村生產、農民生活乃至國家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物品的邊際投資支出,提高農村私人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直接作用于人才、資金等能夠創造社會財富的資源向農村的流動,從而提高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但是,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呈現供給不足的局面,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和障礙。
(一)總量上嚴重短缺
從1978年到1998年,國家的農業基建投資總額僅為994億元,占同期國民經濟各行業基建投資的1.5%,國家自1980年始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的數額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再加上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近年鄉鎮企業效益低下,造成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普遍缺乏資金。后時代,農村基層政府動員農業勞動力的能力較以前大為降低,不僅新的生產性公共物品供給不足,而且原有的供給水平也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水利渠道淤塞,農田道路失修,導致農業抗災能力削弱。
(二)供給結構不合理
由于行政體制的僵化,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往往不是來自村莊內部的需求,而是村莊外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府熱衷于投資提供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的公共設施項目,而不愿去維護舊的存量公共項目,也不愿投資一些見效慢、期限長且具有戰略意義的公共物品。
供給結構不平衡還表現在對消費性公共物品供給的嚴重失衡上。我國的農村義務教育問題突出,西部地區還有327個縣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其中60多個縣沒有普及小學教育。公共衛生供給不足,且質量低下,占全國70%的農村人口所擁有的公共衛生資源不足全國總量的30%,還有近1億人口沒有獲得醫療服務。同樣嚴重的是,農村的公共文化、交通電力設施落后,大部分鄉鎮文化館已經癱瘓。此外,我國的農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農村醫療保險覆蓋率只有9.85%。
相關理論及評價
新制度經濟學家在看待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上態度基本一致:徹底的私有化。他們認為,只有產權界定清楚,交易成本并不高時,市場是幫助農民修路、通自來水管、接電話信號、修現代廁所、用手機電腦的最好途徑。他們進一步推論,應該允許農民對自己承包的土地有廣泛的處置權,只有這樣,土地的最高市場價值才得以體現,也只有農民的土地及房產在市場上公平地出租、抵押及買賣,農村自己才可能愿意且有經濟實力享用水泥路、自來水等公共物品。
這種論調直接來源于張五常關于私有產權的定義。張五常認為私產包括三種權利:使用權(或決定使用權)、自由轉讓權、不受干預的收入享受權,有了這三種權利,所有權是不需要的。為了說明私有產權的重要性,張五常還發明了“租值消散”定理來證明公眾對公共物品消費的無序性和無窮性。
土地私有化的根本目的無非是要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鼓勵農民向土地多投資。事實上,農民不愿意向土地增加投資主要是由于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生產)效益比較低,限制了農民土地投資的積極性。目前,由于我國人均耕地少,農業生產專業化、商品化還比較低,實行土地私有制必然是小土地私有制,這樣必然限制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影響土地規模效益的提高。
新制度經濟學家也沒有考慮到我國的國情,由于城市化規模的限制,農外就業門路又很窄,承包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成為農民的“保命田”,土地是他們進退自如的“蓄水池”。如果土地作為商品被賣出,投資無門的農民大量破產,我國勢必會出現人數眾多的無地流民,社會的基本穩定將無法保障。
在理論界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爭論不休時,制度創新從邊緣地帶開始的規律再次發揮了作用。2002年,湖北省荊門官鎮農民創造了“劃片承包”的辦法,一舉解決了長期困繞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問題。雖然各村“劃片承包”具體做法存在差異,但基本思想和主要程序基本類同:鑒于以第二輪承包為基礎的農地制度存在的細碎地塊過多,不利于耕作,尤其不能解決生產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問題,官鎮雙冢村一組先將全組所有地塊根據水源條件好壞劃分成兩等,一等田一畝當一畝,二等田一畝當0.7畝。確定田塊等級后,再按水系劃片,把全組耕地劃分五個片,各片根據畝數大小分別由不同數目的農戶承包,愿意承包耕地的農戶抓鬮確定所在承包片。每一個片共組一個承包單位,并選出一個“片長”,由“片長”主持本片農戶分配同一片耕地,并討論協商用何種方法來籌資籌勞建設以農田水利為核心配置基礎設施。
“劃片承包”的可行性分析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科斯認為交易費用至少包括以下三個項目:發現相對價格的工作;談判和簽約的費用;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交易費用是對社會財富和稀缺資源的損耗,高額的交易費用可能減少或消除本來可能有利的交易,交易費用雖然無法徹底消除,但他們認為是可以降低的,而降低交易費用的兩種主要力量是制度和技術。
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制度最為有效。組織規模越大,提供公共物品越容易。因為較大的組織規模內化了提供公共物品的交易費用,但其對農戶勞動的激勵卻比較差,而“劃片承包”卻可以部分補償組織激勵的無效性,因為這種新的制度可以將“搭便車”的人排除出去,降低交易費用,從而保證了制度的高效率。
“劃片承包”就是要建立一種責任制,這種責任制的關鍵并不是片的規模比村民小組小,而是片可以建立談判,這是可以排除一些人,將不合作者或不愿負責任者邊緣化的制度。
片是以農戶為基礎,但這些農戶的合作并不是外界強制,而是自愿達成。在合作的這個片中,如果一戶農戶合作的責任心、參與意愿較差,對于片內公共事務不積極參加,合作片內其他農戶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失,他們不能忍受這種損失,會采取兩種措施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是想辦法將這個不合作者排擠出去或者將他的耕地劃作一片;二是在村莊里散布對這個不合作者不利的消息,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劃片承包”的責任制度鼓勵了有公益心的行為,而抑制了“搭便車”的行動。當“劃片承包”的所有農戶都積極行動起來時,談判收集和傳遞信息監督合同履行等交易費用大幅度下降,最終形成的結果是用最少的開支獲得了最多的公共物品。
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重視產權的界定,認為只有在產權被分割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地利用大規模集中的財產(現代股份制公司創立的理論基礎)。而我國由于市場體制的不完善和政府對經濟過多干預,土地在目前不得不采用模糊產權,即土地的所有權歸村集體所有,但使用權歸農戶所有,且國家通過《土地承包法》不允許村組以任何理由調整農戶的土地。
正因為土地的產權虛置,導致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的生產公共物品的供給也被虛置起來:基層政府沒有資金資助,私人因收益權不確定而望制興嘆。“劃片承包”則比較好地解決了這一矛盾。片提供的公共物品歸本片農戶使用,基于地域的劃片也不存在產權的收益邊界不清問題,產權的主體就是片(有時“片長”代表)。當界定了產權的邊界和主體,主體就會有努力的動力,就會穩定地獲得與努力程度相一致或相對稱的預期收益。
同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片的產權界定不僅有激勵功能,還包含著約束功能。產權關系既是一種利益關系,又是一種責任關系。片內的各戶明白不但“利益均沾”,還要“風險共擔”的道理,對公共物品的使用也不能是無止境的,不能只享受權利而不履行義務。
事實情況也證明了“劃片承包”后,雙冢全村立即掀起了興修水利尤其是挖當家大堰的,馬上解決了農田抗旱問題,農戶耕作積極性大為提高。
對我國現行農地制度的一些思考
“劃片承包” 切中了的幾大弊端:
其一,田塊分散,不便于耕作,也不便于修建農田基礎配套設施。田塊分散的弊端在承包制實行之初就存在。由于成大塊的肥田或田相對集中,而分田到戶政策為了公平起見,各戶肥瘦搭配,人為地把田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在當時水利條件尚可,機械化耕作不發達情況下,問題不太明顯,后來隨著村組提供水利及公共設施越來越少,同時田塊分散也造成農田作業的不便,使得農業勞動熱情越來越低,分散分田的副作用才顯現出來。
其二,承包經營權的內涵不明確、不充分。雖然國家法規規定了農民承包的土地可以在發包方同意的情況下依法有償轉讓,但這種權利在實踐中卻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正是由于承包經營權是一種不完整的使用權,才導致了土地使用上的隨意性以及土地流轉的困難。由于農民沒有轉讓或轉租土地的權利,不能將土地流動和配置到經濟效益最高的地方去。此外,許多農民根本就沒有書面的土地承包合同,這使得承包經營權缺乏法律上的保障。所謂“拍賣四荒”、“生不增地,死不減地”、“兩田制”、“劃片承包”都可以視作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使之向完整使用權轉化所作的一些努力。
其三,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產權和法權是客觀的經濟權利與其在法律上硬化形式之間的關系。產權和法權的邏輯序列是:先有產權然后才可能有法權。產權是法權的本源,法權是產權的反映。雖然《農業法》中規定了土地承包權可以在發包方同意的條件下有償轉讓,但如何轉讓沒有具體規定,實際操作中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再加上執法機關對有關法律法規的有意曲解,農地產權法律法規具有很大的無效性。
結論
片的存在主要是建立農田水利的供給與建設的責任制,從而解決農田水利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問題。但既然片是一種能夠將不合作者邊緣化的層次,片就不會僅在農田水利方面,而且會在諸如機耕路農田整治乃至農業治蟲除草和部分農田管理方面、在大型農具的購買和使用方面、在產業結構的調整方面,以及最為樂觀的在種子化肥的購買和糧食的銷售方面形成合作。如此片就成為一個農業互助組,這個農業互助組并不否認土地承包責任制,但可以為土地承包責任制提供超越農戶層次的諸多方便,可以降低農戶經營土地的成本,從而增加農戶經營土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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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5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
第6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一、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1、契約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原理，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點，是契約聯結的網絡。這些契約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涉及到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買主。企業不僅與人力資本的提供者(雇員、經理等)和實物資本的提供者(股東、債權人等)締約，也與原料供應者、產品購買者締約，還與政府締結政府管制契約，與社會締結有關社會責任的契約。企業的契約人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企業原有的契約人可按一定的規則退出契約，而原來未締約的人也可按一定規則加入契約。這樣，企業除了有現實的契約人之外，還有潛在的契約人。契約市場(如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勞務市場等)則是現實的契約人與潛在契約人進行角色轉換的制度安排。潛在契約人可以通過契約市場加入契約，而現實的契約人也可以通過契約市場退出契約。
契約是人與人之間交易的結果。交易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就是交易費用。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信息、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其中核心部分是信息費用。交易費用對人們之間的契約有重大影響，不僅其高低決定著人們能否達成契約，而且交易費用低的一方可以利用其信息優勢取得契約中的優勢地位。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契約人就要想方設法降低交易費用。會計是一個將企業經營活動情況進行信息轉換和加工的系統，它不僅可以有力地降低企業契約人的交易費用，而且可以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降低信息成本，從而操縱信息。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財務會計目標界定為：降低企業契約人集(指直接契約人、間接契約人、現實契約人、潛在契約人的集合)的交易費用。
2、委托理論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理論假設人有不同的偏好，并且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甚至會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就導致了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剩余損失)的發生。為此，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這種控制系統就是一系列“游戲規則”，包括三部分：決策權的分配（即誰負責做決策）、業績計量與評價（即向誰報告何種信息）和獎勵與懲罰（收集到的信息與人報酬間的關系）。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所以理論被用在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
3、現代產權理論對會計學發展的影響：產權會計學
產權會計理論認為：（1）產權界定是會計產生的基本動因之一；（2）產權制度是會計政策選擇的出發點與歸宿；（3）提高產權效率是制定會計準則的基本要求；（4）產權博弈關系決定企業會計的未來發展取向。按照產權價值運動論的觀點，會計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產權結構，體現產權關系，維護產權意志。我國著名會計學家郭道揚教授指出：會計的研究對象是產權價值運動過程、結果及其所體現的產權經濟關系。從這一點出發，可將會計的職能概括為：對產權價值運動過程及結果的反映與控制。反映是通過會計的信息系統進行的， 控制則是通過會計的控制系統進行的。會計工作者通過對這兩大系統的協調運作實現對產權價值運動的全面管理，維護、保障所有者的經濟權益及市場經濟運行秩序，履行對企業所有者及對社會的受托責任。由此便把會計的目標與責任統一起來，并在此基礎上揭示會計的本質：會計是一項對產權經濟具有基礎性控制功能與社會性意義的管理活動。
4、信息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基于信息經濟學，司可脫構建了其財務會計理論。他認為財務會計理論的基本問題是協調會計信息的不同角色。二十世紀60年代后期，信息經濟學、證券價格和行為科學在財務會計研究中的運用，導致由經濟收益計量觀向決策有用觀的轉變。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1號(1978)將財務呈報的目標確定為：(1)財務報告應該提供與現在的、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人以及其他用戶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及類似決策有用的信息。這類信息對那些相當了解經營和經濟活動并愿意相當勤勉地研究這類信息的人們來說，應該是全面的；(2)財務報告應該提供有助于現在的、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人以及其他用戶評估企業預期現金流人的數量、時間和不確定性的有用信息；(3)財務報告應該提供關于企業的經濟資源、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以及使資源和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發生變動的交易、事件和情況影響的信息。
二、對會計規范分析的影響
會計規范是圍繞會計信息建立起來的一套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它是一種有關會計信息這種稀缺資源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制度安排，是各個利益集團博奕的結果。會計規范的演進是一個典型的制度變遷問題，會計規范演進的原因是會計規范的不均衡，會計規范的不均衡是指會計規范的需求與供給不一致。人類社會的發展使會計規范的需求與供給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原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不再使制度需求者的凈收益最大，因此產生了制度創新的動機和需求；另一方面，又改變了制度的選擇集合和選擇范圍，從而改變了制度的有效供給。同時，也應注意到制度的不均衡是一種常態，而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制度的變遷只不過是從一種不均衡狀態到另一種不均衡狀態，而決不是從不均衡狀態到均衡狀態，會計規范只存在于動態過程之中，會計規范的演進就是在以上背景下發生的。
新制度經濟學是研究制度的科學，制度作為一套行為規則被用來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和相互關系，會計規范正是包含在制度這個概念之內的。因此，會計規范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一，我們可以運用制度變遷理論、產權理論，用制度分析框架來分析和研究會計規范問題。
三、對會計研究方法的影響
實證會計理論產生于本世紀60-70年代，早期的實證會計理論研究者們運用的是有效市場假說及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奉行以會計信息價值為中心的理論，但最終發現這種理論不能圓滿地解釋會計慣例。而關于信息揭示管制方面的爭論使他們意識到：政府官員和其它管制者的行為可以根據“人的行為動機是謀求個人效用最大化”這一假設，通過建模進行預測。同時他們還發現，在行政管理中同樣存在著非零值的交易費用，使得會計程序能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及其價值。于是，在70年代末從傳統的實證會計理論中派生出了一種以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實證理論。這種理論強調對不同企業和行業的會計慣例進行解釋，而不強調會計在提供計價信息中的作用。這種新型理論不僅建立在企業理論和政府管制理論之上，而且是這兩種理論的衍生物。交易費用是這種理論的核心研究內容，該理論的全部研究都是圍繞著政治成本、成本、信息成本等這些交易費用范疇內的內容展開。因此，如果稱新制度經濟學是實證會計理論的理論淵源恐怕亦不為過。事實上，著名會計學家、實證會計理論的奠基人瓦茨和齊默爾曼就曾感嘆：“缺乏完善的實證會計理論是由于經濟學上缺乏豐富的企業理論和政治程序理論。”(瓦茨，齊默爾，1999)實證會計理論的發展將會隨著相關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而得到促進。
在實證會計方面，經濟學不僅提供了會計研究的方法論，而且使會計學在信息經濟學的影響下，“侵入”到金融學領域，對金融資產定價模型和市場效率假說的檢驗作出了突出貢獻。實證會計理論借鑒的是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思想和方法，致力于根據利益集團選擇會計準則、會計程序和會計方法的行為來解釋現存的各種會計實務，從而用實證方法證明有關會計假設，對未來會計實務進行預測。(張為國，1995)這和傳統的規范會計研究大為不同，被比弗稱為是“一場會計學的革命”。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指出：“本書旨在介紹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經驗性會計文獻的重要理論和方法論。”(瓦茨，齊默爾曼，1999)他們在書中介紹了有效市場假說、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市場失靈、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企業理論、公共選擇、管制理論、契約理論等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應用。
根據上面介紹和分析可以看到，經濟學理論對會計研究的作用，在于解釋會計現象和拓展會計新領域。在會計研究中引進經濟學研究中的先進成果是會計研究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使會計學研究逐漸登堂入室的前奏。會計理論無論怎樣發展，都必須適應經濟制度的變革和新的社會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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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職教城；策略
作者簡介：俞鈺炯(1987－)，女，浙江上虞人，浙江工業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原理；胡斌武(1968－)，男，四川宣漢人，浙江工業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教育學博士后，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原理。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職教城建設模式與實證研究”(編號：BJA11008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胡斌武。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19－0008－03
集約化辦學已經成為職業學校發展的路徑選擇，職教城是典型的發展模式。據我們的調研，截止2011年底，除、青海、海南外，全國已經有28個省(區、市)已建或在建職教城118個，江蘇常州職教城、重慶永川職教城、天津生態職教城等就是典型的職教城。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視閾分析職教城的價值及建設策略。
一、職教城是職業教育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創新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創新是在一定的原驅力驅使下，在現有制度環境基礎上，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借助一定手段，達到增進收入的制度安排過程。這種原驅力既有內部驅力，也有外部驅力。內部驅力主要是來自于個人、社團和政府企圖在這個過程中減少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宏觀上謀取經濟投入的最大收益；微觀上約束主體行為，對不同主體的行動空間及其責權利進行邊界框定，緩解社會利益沖突。外部驅力包括三種情況：一是外界出現了以前不曾有過的新條件，使風險情況變化，交易成本下降，或者新的生產技術被采用，出現了利益機會；二是現有制度發明了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使制度創新有獲取潛在利益的機會；三是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環境等發生了變化，為某一個集團創造了獲取利潤的新機會，或者是重新分配現有利潤的機會。以上三種情況都可能使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出現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從而驅使制度變更或替代。總體來看，制度創新的原驅力在于預期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
制度創新包括制度誘導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形式[1]。誘導性制度變遷是自下而上的創新過程，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強制性制度變遷則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創新過程，是國家在追求產出最大化目標下，通過政策法令實施。強制性制度變遷又分為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變遷和沒有需求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先有制度的需求，然后決策者根據實際，適時、主動地推進制度變遷，以滿足制度的需求，解決制度的缺口，也就是說，國家在使用強制力時有很大的規模經濟，并且可以在制度變遷中降低組織成本和實施成本。職教城是以職業學校為辦學主體，在政府、職業學校、行業企業、社會等多種力量的參與下，讓若干所職業學校和科研機構在某一地域聚集并達成一定的規模，形成以資源共享、能力互補和產學研一體化為主要目標的整合群集。職教城作為職業教育的一種制度創新，是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變遷，其基本邏輯是：我國的職業學校辦學普遍存在著基本建設重復、專業設置雷同、貸款包袱沉重等問題，加之優質教育資源比較短缺，使得有限的教育資源運行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嚴重。面對這一現實，政府要求職業教育要轉向集約化發展，走質量第一、效率優先、規模適度的發展路徑。《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2005年)提出，“推動公辦職業學校與企業合作辦學，形成前校后廠(場)、校企合一的辦學實體。推動公辦職業學校資源整合和重組，走規模化、集團化、連鎖化辦學的路子。”《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加強省級政府教育統籌，促進省域內職業教育協調發展和資源共享。”因此，我國的職教城、職教集團等職業教育集約化形式多為政府主導型。
二、職教城的新制度經濟學價值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勵結構，產生不同的經濟績效，于是，產生相對較高的經濟績效能力是一種制度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動力。職教城是提高經濟績效的有效模式，其根本價值在于：
(一)形成聚集效應，實現規模經濟
第8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本文在研究分析教育經濟學研究方法不足的基礎上，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產權、合約、尋租等理論從微觀角度對我國的高等教育進行分析，并得出在制度改進方面的建議，希望能借此給予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發展完善一定助益。
【關鍵詞】
教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高等教育;制度改進
20世紀9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開始崛起，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其實就是制度變革的理論，它是用經濟學的方法來與制度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它既關心制度在經濟影響下的發展，也關心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說，制度經濟學的目標其實就是在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如何做出相關決定以及做出的這些決定又是如何對世界予以改變的。基于新制度經濟學在現實問題解決上做出的貢獻，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新制度經濟學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基于這一新的視角為我國現行的各種制度提供了研究思路，本文試圖也從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來探討研究我國高等教育制度。
一、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理論概述
(一)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理論是現代產權理論的基礎，著名經濟學家科斯于1937年在其《企業的性質》一書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思想，這一思想后來由威廉姆森、張五常、諾斯等人予以完善。威廉姆森提出交易費用取決于三項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及資產專用性。由于私人信息的存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為的封鎖、歪曲、誤導、掩蓋等原因使人的理性受到局限，從而產生交易費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自覺性畢竟有限，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極容易產生機會主義和敗德行為，從而導致違約、違規、違紀、違法等情況出現。
(二)產權理論
產權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其發展有助于人們解釋人類歷史上交易費用的降低和各種經濟組織形式的替換，并且與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成為制度變遷的三塊基石。”產權的實質是界定產權主體與非產權主體對產權客體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產權主體享有產權，非產權主體有尊重、不予侵犯產權的義務。產權的基本特征是排他性、可交易性。產權的功能主要有保護資產者主體利益，促使資產所有者高效率地使用資產，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現代產權理論強調所有權、激勵與經濟行為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教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不足
教育行業區別于其它產業的特殊性，導致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存以下兩個特征:第一，學生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既體現出購買服務的消費者的特征，也體現出要素供給者的特征，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單純從供求的角度，學生不會出現所謂理性的選擇，教育的質量和用途在未來都存在著風險和不確定性。所以，教育經濟學更愿意把學生接受教育看作是一種投資活動———對自身人力資本的投資，并用明瑟(mincer)函數去衡量這種投資的私人收益率，但又無法象金融投資那樣給出實現風險最低的最優解。第二，教育作為一種商品，具有很強的收入效應，富裕的家庭購買了更多的教育。有觀點認為能力高的學生接受教育是最有效率的，教育經費沒有配置給用途最大的人，就會導致教育的無效率。然而，這種效率是一種生產效率，單純把學生看作一種產品，并非經濟學角度的帕累托最優。所以，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是處于一種矛盾的境地，效率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不能貫穿始終，教育的產業化與市場化改革也在爭議之中。新制度經濟學被稱為現實中的經濟學，基于不完全理性假設，從交易費用、產權、合約、利益集團等角度去審視現實中的交易行為，并對制度的作用進行評估。在教育的經濟分析中，引入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視角是必要的。
三、對高等教育的交易費用與合約分析
如果把學生接受教育看作學生與學校之間的購買活動，那就必須在交易活動中考察交易費用。學生在購買教育服務這種特殊商品時，除了學費，伴隨著昂貴的交易費用。學生必須證明自己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也就是說，學生與學校之間達成合約并非是依靠價格競爭實現的，價格機制也就無法去調整供求。所以，只要有入學考試存在，經濟學意義上的帕累托最優就是不可能達成的。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人力資本投資，那這種投資就不是自由的，是有準入門檻的。同時，交易的本質是權利的轉移，無論是物權、股權還是債權。事實是，學生在接受教育過程中，任何權利包括學籍都是無法轉讓的。所以，把教育看作一種孤立的投資活動是荒謬的，世界上不存在無法貼現的預期收益。對于公立學校而言，學生與學校之間的合約，本質上并非買賣合約，而是委托合約，受托方是學生。學生獲得的酬勞是社會承認的供企業篩選的文憑，學校獲得的是政府撥款和企業贊助。從這個角度看，學生支付的學費并非對商品和勞務的支付，而是一種風險抵押金，因為受托方存在事后的道德風險。努力程度高的學生，抵押金以獎學金的形式返還。進一步審視學生與學校之間的合約，是一種不完全性合約，存在一個合約之外的剩余控制權的歸屬問題。如果學生在某學校付出的努力，不能被其他學校或導師認可，那么學生的努力就成為專用性資產投資，無法用機會成本去衡量。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就會面對被學校或者教師“敲竹杠”的風險。這是因為無論教師還是學校，仍然具有機會主義傾向。具體的例子是，學校會強制安排學生去花費精力學習一些學生不感興趣的課程，或者導師強制安排學生為導師無償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存在一種“治理結構”，去保護學生不被敲竹杠。例如，可以從制度的角度賦予學生會更大的職權，包括選擇培養方案及變更導師。
四、對高等教育的壟斷和尋租分析
在學校固定資產投資完成后，學校的教育過程，尤其是文科教育過程，具備排他性而不具備競爭性，既不是公共物品，也不是公共資源，歸類于自然壟斷。當由政府主導，制度化地把所有公立學校篩選出重點大學的時候，這種壟斷的特征則更加顯露。公立重點學校可以按區域對報考的學生實行歧視，盡管這種歧視不體現為價格歧視，但重點高校區域內的學生低成本入學是顯而易見的。考試的分數不僅體現為一種能力的度量，更是學生消耗成本的度量。而學校執行這種歧視性政策的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利潤最大化動機，而是政府撥款和補貼最大化的動機。任何歧視都不能被稱為公平。此外，雙軌制曾是一種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特殊的制度安排，經歷過的有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匯率雙軌制、股權轉讓雙軌制等，目前中國高等教育招生同樣實行了計劃招生和自主招生的雙軌制，這會導致權力尋租現象的發生。公立高校承擔著科研任務，而職務專利權除了國家科研計劃項目外，在沒有委托方和受托方明確約定的前提下，經常是歸屬教師個人的，尤其是行業或者部門撥款的科研項目。當專利作為要素投入生產領域時，會產生壟斷經營和租金，由于目前公立高校作為事業法人還無法用專利權入股，租金也就只能歸專利所有者個人。這會導致一種現象，教師不僅被激勵從事科研，同時也被激勵從事尋租活動。
五、結語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的結論是:1、教育行業只要存在對學生能力的考核，就不會存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帕累托最優。2、學生與公立高校之間的合約可以看作是委托合約，并且是一種關系性合約，存在剩余控制權的歸屬問題。3公立高校的招生雙軌制和知識產權的歸屬不清晰會激勵個人的尋租行為。
作者：韓巍 王云松 張守芳 單位：黑龍江科技大學
第9篇：新制度經濟學范文
制度非均衡是導致制度變遷的前提條件，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在動機。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這種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兩點。
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總之，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許多國家由于銀行管理不善，引發金融過度風險；或由于銀行財務狀況信息不透明，延誤發現和解決風險的時機；或由于監督機構不獨立，使制定的監督制度不能實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構已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1999年初，由七個發達國與十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盟國金融小組商討制訂“財政透明度行為準則”、“公布數據的特殊標準”和“公司管理行為準則”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并實行金融監管。(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對沖基金是有錢人的游戲，集中大筆資金利用匯市、股市和期貨期權市場進行“立體投機炒作”，給一國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力。喬治·索羅斯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一體化帶來的龐大資本，超越國際的無原則的移動。”對沖基金以及其它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是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對銀行的跨境監督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需要提及的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參加國際經濟協調。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為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會越來越高，并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總之，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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