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系統理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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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1．1森林覆蓋率增加，森林資源數量減少
大興安嶺經過50年的開發建設，森林的覆被率由開發初期的75．7％，增加到81．37％，但是森林資源的數量卻大幅度減少。大興安嶺林區現有的天然林資源情況與開發初期相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整個林區活立木總蓄積下降，已由開發初期的7．2億m3減少到5．5億m3，減少了23．6％。有林地單位面積蓄積下降了21．3％，疏林地單位面積蓄積下降了27．5％，而近成熟林的面積比重由解放初期的65．7％，下降到現在的12．1％，蓄積比重由79．4％下降到現在的15％。
1．2森林質量下降，生態系統趨向脆弱化
大興安嶺開發建設50年，長期超負荷利用森林資源，加上過量采伐致使林相破損、火災頻發，天然林逐步減少，林緣回縮，逆向演替加劇。一是單位面積林木蓄積量處于低水平，全區商品林平均每公頃蓄積量為77．26m3；二是林分低齡化，中幼齡林面積占有林地面積83．1％；三是樹種單一化，針葉樹比重下降，闊葉樹比重增加，優勢樹種興安落葉松與白樺蓄積比值發生了重大變化，由7∶1變為1．29∶1；四是一些地方林地流失嚴重，形成越來越多的低質低產林，大興安嶺林區特有的生態功能弱化，已經引起生態環境的破壞。
2森林經營工作的對策和建議
2．1掌握實據，科學規劃是森林經營首要安排和解決的問題
摸清底數，科學經營。目前我們的森林資源數據，是在每十年一次對林業局的資源二類清查基礎上調查累計的結果，同時也因資源管理和木材生產中存在的一些實際情況，使統計數據與現實森林資源狀況存在差距，有些還有較大出入，所以當務之急，應對大興安嶺整個森林資源情況進行一次徹底清查，真正地摸清家底。家底清了，才能做到措施得當，實現“永續利用”；才能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目前的森林資源科學安排、規劃各項森林經營（如天然幼中齡林撫育、造林、人促、低質林改造、母樹林經營）目標和措施。原則是要徹底改變目前各項木材生產計劃安排體制，不以產量為依據，給森林“松綁”，一切按照森林資源現實狀況進行規劃與生產，即要經營好、培育好、利用好，又要切實保護好森林，走在保護中經營，在經營中利用，在利用中發展之路，讓森林自身不受“過勞”之害，從而才能真正使林區經濟和森林資源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2．2明確培育方向，實施分類經營，保證森林經營目標和效果
因地制宜、因林規劃、分區施策。一是對生態脆弱、森林植被稀少、恢復難度大的生態公益林，實行嚴格保護、合理補償，科學經營，對宜林地和林中空地，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恢復森林植被，保持森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促進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二是對生態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要進行合理補植和封育，改善林分結構，逐步增強森林生態功能。三是對一般生態公益林要按照可持續經營的目標和“近自然林”的經營模式，實行可許經營管理，嚴格執行森林經營管理的規程、規范，加強對現有林的撫育和殘次林的改造，合理調整樹種、林齡結構。四是對立地條件好的商品林區域，大力發展速生豐產林、珍貴樹種、大徑級用材林的培育。五是對可采資源瀕臨枯竭、森林質量急劇下降、迫切需要休養生息的區域，全面停止木材采伐。
2．3推進林業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和全面綜合經營轉變，保障森林健康發展
森林經營要從粗放型經營向集約經營、全面綜合經營過渡。全面綜合經營核心就是實現森林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模擬森林的原有生態系統，恢復森林的頂極群落。因此，在森林經營的全過程中，我們必須拼棄原有的經營模式，在森林資源恢復上從單純營造純林向針、闊、草相結合方向轉變，宜闊則闊、宜針則針、宜草則草，使廣袤的林地得以充分利用；在調查規劃中從單純看現狀轉向看現狀和歷史相結合，要認真研究原有森林的生境，了解原有森林群落的特點、立地條件、樹種組成及與周圍環境和其他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恢復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模擬原有森林群落，以其達到恢復原有生態位的目的。在營造林上從單純重視造林質量（成活率、保存率）向重視營造林的全過程上轉變，首先要從種子抓起，在育苗方面必須加大力度。其次，要注重林地質量，在今后營造上在貫徹適地適樹原則基礎上，更要注重后期林地的經營，促進林地增溫、培育林地肥力、調節林地旱澇等。
2．4加大科技投入，積極推廣使用新技術，統籌兼顧的開展森林經營工作
推廣和使用先進的科研成果及生產技術，是提高林分綜合質量的關鍵，在衡量營造林質量上不能只靠成活率、保存率等數量指標，而必須考慮該林地的整體功能，對現有森林經營規程及技術規范要做到及時修改和完善，保證其時效性。對森林經營的技術人員定期進行業務技術培訓，及時更新知識，要加強森林資源的動態信息管理，逐步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次的森林可持續經營的共享信息網絡體系。
2．5探索多種森林經營模式是脆弱生態系統恢復的有效途徑
探索適合林區特點的森林經營模式，其一，劃小經營單位，以家庭或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使家庭成為森林經營的最小主體；其二，劃小經營單元，根據森林資源分布特點，按林班、溝系區劃經營單元，在一個經營單元內，采取立體經營、綜合經營等具體措施；其三，在荒山荒地造林上，則可鼓勵個人投資或引資造林，在保證國有林地不流失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簽訂中長期造林合同，成林后，國家按其林分質量進行回收；其四，在森林撫育上，在嚴格核定原有林分立木蓄積和質量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簽訂15～30年的長期經營合同，經營期滿，國家按其經營成果，按立木蓄積進行回收。
2．6改革創新體制和機制是林業發展重要舉措
林業管理體制和機制直接影響著林業生產力發展，森林資源管理體制、機制是林業管理體制和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創新是實現森林可持續經營、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要進一步深化重點國有林區森林資源管理改革試點，實現森林資源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責權利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辦事高效、運轉協調、執法嚴明、監管有力的森林資源管理新體制；進一步做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逐步建立“產權歸屬清晰、經營主體落實、責權劃分明確、利益保障嚴格、流轉順暢規范、監管服務到位”的現代林業產權制度；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完善責任追究制。
3結論
第2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商務生態系統 電子商務 發展對策
商務生態系統理論概述
James F.Moore首次提出了商業生態系統概念，隨后在1996年《競爭的衰亡》一書中對此做出進一步闡釋。商業生態系統概念產生的靈感來自于自然界。商業生態系統模擬了自然界中的生態系統——物種相互依存，適應環境的變化，并共同進化。商務生態系統是指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包括客戶、供應商、主要的生產廠家、中間商、資金供應者、行業協會、政府及其他關聯組織或群體，如圖1所示。
按照商務生態系統理論，各企業應當適應環境的變化，確定共同的愿景，依照各企業個體的不同貢獻，組成商務生態系統，并追求共同品牌。各企業個體相互依存并共同進化，作為一個系統整體，共同抵御來自系統外部的競爭，為顧客創造新的價值（Sanjiv Gossain et al.，1998）。
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理論
（一）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核心企業
所謂核心型企業，是指在生態系統中處于中樞位置，為系統其它成員提供共享資產，具備創造價值的能力并與系統其它成員分享價值的企業。
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管理者關注的中心問題轉移到整個商務生態系統的發展及企業在系統中的地位。基于商務生態系統視角，電商企業之間的競爭其實質是企業所屬的商務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以及企業在其所屬的商務生態系統內的領導地位的爭奪（徐博藝等，2002）。對于核心型企業來說，其企業戰略制定主要應當聚焦于新商務生態系統的建立，重點問題包括基于本商務生態系統的技術標準、商務模式、知識共享模式等的建立。另外核心型企業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務生態系統發展的不同階段，應根據階段特征以及自身在系統中的地位，來培養企業自身核心能力。未來的競爭是商業生態系統和商業系統之間的競爭，更加強大的商業生態系統能夠使對方的生態系統萎縮和瓦解從而使對手企業失去價值。
（二）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網商”群體
“網商”指運用電子商務工具，在互聯網上進行商業活動的個人，包括企業家、商人和個人店主。其來源之一是網民，隨著對網絡價值的深入認識，他們開始利用互聯網資源來創造財富；另一個來源就是傳統商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意識到電子商務可能帶來的機會，大批傳統商人也迅速成為“網商”。
初期的“網商”之間是孤立的，面對日漸惡化的競爭環境，“網商”逐漸自發結成較為緊密聯盟，一般包括供應商、客戶、投資商、渠道商。聯盟內部的“網商”之間是共生的關系：有共同的遠景、相互信任、遵守規則、密切溝通協作、分享利益、共擔風險。聯盟的形成增強了資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創新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聯盟中的“網商”自然要比孤立的“網商”更有競爭能力。在互聯網環境下，電子商務平臺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公平的交易規則以及結成企業聯盟而抗御競爭的機會，吸引了大批“網商”，依附于電子商務平臺形成的“網商”聯盟成為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葉秀敏、陳禹，2005）。
（三）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
隨著消費者要求的提高，依靠單一企業的力量已經無法更好滿足，電子商務生態系統此時顯示了其卓越性：一方面，系統內部成員整合力量，能夠更加快速靈活的組合資源，通過系統成員高度相關整合形成的系統價值來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系統將消費者也融合進來形成一個共同進化的體系。成為系統成員的消費者在為系統創造價值同時，也得到了更多的自身需要的動態變化發展的價值。
（四）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的政府部門和其它準政府組織
政府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法規規范電子商務交易，創造公平的競爭秩序和商業環境；頒布行政政策引導微觀主體的投資導向或規避市場風險。另外，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回收期長，單純依靠廠商的力量無法解決，在一定程度上還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
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現狀及問題分析
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在我國的迅速普及，電子商務的用戶群體基礎急速擴大，網絡購物市場的增長呈現積極態勢。
但同時，我國電子商務在各用戶群體中所占的比例表現出較不均衡的狀態。電子商務的主力為大學生和辦公室職員兩個群體，所占的比例大于其他群體。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所占比例則明顯偏低。一方面，通過這種不平衡可以看出我國的電子商務整體發展仍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所以才會出現主要用戶仍集中于知識水平較高的群體中。另一方面，也可以預知，未來幾年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將會逐步從城市群體向城市郊區及農村群體擴散。
從技術角度觀察，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的商務活動模式，是以信息的互聯網絡為載體的。因此，其發展首先受制于信息網絡的基礎設施水平，但我國的信息網絡的基礎設施水平地區間差距仍較大。同時，我國對應于網絡經濟的社會法律、誠信環境狀況不甚完備，相比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這些都是制約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的更直接、深層的因素。
（一）缺乏明確的電子商務發展戰略及相應支撐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已提出了多項發展電子商務的專項規劃，但從整體上來說顯得過于散亂，并沒有從全局的角度明確我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戰略并加以有效部署。在電子商務相關法規方面，多年前即已開始起草框架，至今仍未能完善并在全國范圍推廣，現在僅有的行政法規也沒能得到及時修訂，其適用性值得商榷。同時，國家和各級政府缺乏針對支持電子商務發展的明確和有力的配套政策。
（二）企業信息化建設仍需進一步加強
經過多年的信息化建設，我國多數企業計算機和網絡基礎建設初具規模，但從整體上講企業的信息化水平還處于落后狀態。集中表現在我國的人多數企業只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忽視了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企業的管理尚未真正實現信息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企業所有者或高層管理人員的意識不足，有關專業人才缺乏，導致企業在導入電子商務系統的過程中忽略了對信息資源的組織、管理及應用建設。
（三）電子商務交易的安全性問題
各類調查顯示，對于電子商務安全的擔憂是影響網絡交易的最主要問題之一。交易雙方關心的問題包括：如何保證網絡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證參與交易各方身份的真實性，以及在網絡交易中傳遞信息的完整性和不可抵賴性。從技術角度來看，關于安全的標準、協議和算法已經較為成熟，不存在技術上的瓶頸。我國電子商務安全性問題更多的是管理和觀念上的，例如建立、規范統一的信息安全標準、密碼算法并加以應用推廣，對各層主管部門和企業管理者、消費者的網絡安全知識普及與培訓等。
（四）多層次電子商務人才培養問題
電子商務所需的人才并不僅僅只限于技術服務人才，作為一種新的商務活動模式，電子商務將逐步融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角落，電子商務的持續發展會受到原有各層次人才知識水平和意識的制約。為保證我國電子商務的持續高速發展，對各層主管部門、企業一般管理人員、高層管理人員乃至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教育均不容忽視。
基于系統論的電子商務組成結構及應用模式
（一）電子商務的組成結構
系統是指具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具有集合性、目的性、整體性、環境適應性等特點。作為一個系統，電子商務內部各要素的協調問題是產生整體績效的首要問題。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支付、認證、安全等系統，對這些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在于他們之間的集成優化程度。其次就是環境問題，一方面，環境為系統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資源、支撐等條件；另一方面，環境對系統的發展具有約束和擾動影響。一般來說，電子商務的環境包括技術環境和社會環境，前者為電子商務提供技術上的支撐，包括網絡技術、安全技術、標準化技術等，后者包括法律、信用體系、社會信息化程度等。環境問題在電子商務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包括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二）我國企業電子商務應用模式
第一，大型企業的電子商務。國內大型企業的傳統線下銷售渠道一般都很成熟，電子商務應用主要是作為一種輔的手段出現。國內大型企業通常建立有自己的網站，通過這一平臺企業和產品的相關信息，主要目的是為了企業品牌形象考慮，部分承擔與外界交流的功能。第二，中介服務類。一些公司，如淘寶等，通過建立中介網站，在網絡上為買家和賣家提供交流的平臺，和提供商品、信用等信息，甚至參與其資金的流通，促成交易。一般這類中介平臺還通過廣告獲取一定利潤。第三，網上服務類。與傳統的實物交易提供者不同，這類電子商務企業大多提供數字產品交易或者通過一個平臺提供一些虛擬服務，比如網絡游戲、付費電影等，屬于電子商務新興產業。第四，特色網站類。特色網站也屬于電子商務新興產業，依托電子手段，提供特殊服務來滿足一部分消費者的特別需求。從實質上看，這種電子商務應用模式同網上服務類企業一樣，也是通過提供一種服務來獲利。
基于商務生態系統視角的我國電子商務發展對策
第一，重視核心企業的重要作用。核心型企業利用先進的技術和豐厚的資金建設和運維的公共平臺是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成員們必不可少的依附主體。另外，核心型企業積極倡導和規范網上信用體系等環境建設，在吸引用戶、防范交易風險的同時，也有利于整體電子商務行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第二，發揮網商群體的內省力量?！熬W商”的形成完全是網民和傳統商人的自發行為，核心的驅動力就是物質利益的追求和自身價值的實現，“網商”群體的內省力量會主動推進生存環境改善，進而推動電子商務生態系統良性發展。
第三，重視消費者的力量。共同進化強調的不單是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企業之間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結果的高度整合，還包括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結果的高度整合。隨著電子商務生態化的形態由“網商”聯盟到網絡社區、虛擬社會等的演變，消費者的力量將會日益突出。
第四，正確認識政府的作用。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在形成和演化過程中，仍有許多規律尚待探索。應密切關注政府部門和其它準政府組織行為對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影響，是否會對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存在反作用？如果是，又有可能存在哪些反作用？政府和其它準政府組織應該如何規避？
參考文獻：
1.James F. Moore.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J]. Fortune， April 1996，4
2.Sanjiv Gossain， Gajen Kandiah. Reinventing Value：The New Business Ecosystem [J].Strategy & Leadership，（Nov/Dec） ，1998
3.徐博藝，楊冬梅，姜麗紅.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商務生態系統研究[J].決策借鑒，2002（4）
第3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 兒童發展 家庭 生態系統理論
近日在一些期刊和網絡上，人們在關注一個有關孩子教育的有趣爭論，這一論爭的主題是――在孩子的發展與教育中，是“窮孩子”有利于孩子的發展還是“富孩子”有利于孩子的發展？爭論者認為，所謂“窮孩子”就是家境較困難的兒童，“富孩子”就是家境較富足的兒童。對此，雙方都提出了相應的現象和理解。
一、關于兒童教育中的“窮”與“富”的爭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獲得了穩定的發展，城鎮居民也大多走上了富裕之路，富裕之后如何教育孩子，就成了人們關注的問題，而教育中“窮”與“富”的爭論就由此而生。
（一）“富孩子有利觀”的論點
1.富了當然要富孩子，富孩子天經地義，符合中國國情。“再富不能富孩子”的論點有違中國人“為子孫造?！钡膫鹘y幸福觀，不合歷史常理；有違所有中國父母都認可并堅持的“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觀點，不合人之常情；有違富起來的家庭讓孩子好好生活的現實，不合生活常態；“富了當然富孩子”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
2.“富孩子”擁有更好的物質條件，其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滿足，有利于人格的健全發展；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受到更多更好的幫助，有利于智力的充分發展。因此，發展前景必然會更好。
3.“富孩子”的父母接觸到更多的成功人士，在潛移默化中模仿成功人士的成功人格、為人處世做事的方法、思考問題的方式等，更利于其成長。
4.所謂“富孩子的問題”其實更多是一種偏見，如果說存在的話，那么相對來說“窮孩子的問題”可能會更多，很多人關注貧困生問題就是例證。
（二）“窮孩子有利觀”的論點
1.“富孩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衣食無憂，不知生活的艱辛，狂妄而不知謙虛，自私而不知感恩。
2.“富孩子”有需要很少得不到滿足，很少經歷挫折，容易產生“驕嬌”二氣，很難正確對待挫折，意志薄弱，心浮氣躁，遇事半途而廢。
3.“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孩子”更能設身處地理解別人，處事更成熟，意志堅強，吃苦耐勞。
4.“窮孩子”由于家庭經濟支持更少，往往學習主動性和獨立性更強，有利于學業成就的取得。
5.有人提出，所謂“窮”與“富”是相對的，存在“窮家富孩子”和“富家窮孩子”?！案F孩子”是指學習生活條件較為儉樸，只提供必需的物質條件，其中包括“窮家”孩子與家庭經濟狀況一致的物質條件和“富家”孩子避免生活上的奢侈與教育上的過度投資?！案缓⒆印笔侵笇W習生活條件極為優越，包括“窮家”孩子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與教育上的過度投資和“富家”孩子不加限制的物質滿足。
應該說，兒童的發展，是家長們和教育家們關注的永恒話題，但是，以這種方式關注和爭論，卻能真實反映當下中國眾多家庭教育的現狀――一切以孩子為中心，折射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為子孫造?！钡男腋Ｓ^。家長們“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愛子之心和社會人士的“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憂慮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從心理學上看，兩者都承認客觀條件對兒童發展和社會化的影響，也都看到兒童是處在相應的環境中的。但是，兩者都沒有看到兒童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復雜的包含家庭教育環境的大生態系統，其發展固然受家庭客觀物質條件的影響，也受到兒童教育大系統其他部分的影響和家庭環境中其他因素的影響。沒有看到環境與兒童個體之間存在交互作用；沒有看到兒童具有主動性，他們能自覺地建構自己的主觀世界。這正是生態系統學理論告訴我們的。
二、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
（一）生態系統學理論強調兒童的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環境，任何脫離具體的環境而孤立地探討兒童的發展問題都是缺乏科學性的。對此，生態心理學家克力克認為，環境對孩子行為的影響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①生活的空間及空間的事物對兒童的影響要遠超成人。作為兒童生活經驗中最為基本的部分，生活空間和空間的事物對兒童動作和感知覺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②物質環境是兒童獲得知識的重要一環，通過主動對物質環境中各事物的作用，兒童獲得其他領域中的知識。③游戲環境對兒童發展起特殊的作用，在誘導和鼓勵孩子之間的交往與合作方面，良好的游戲環境不可或缺。④游戲活動是幼兒的最基本的學習形式，物質環境會影響到兒童游戲活動的種類。兒童認識外部世界，主要通過動手操作，在與客觀事物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實現的。具體的物質對兒童發展和成長是不言而喻的，其重要性會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而相對減少。因而，不管是“窮”家還是“富”家的孩子，都是家庭的重要成員，都是受家庭保護的未成熟個體，從一出生就處在家庭生態環境的影響之下。家庭的環境，包括物質環境當然會對兒童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生活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并與之相互作用，組成個體發展的行為系統，這些相互聯系和影響的系統構成了個體發展的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呈現出同心圓式的層級結構，從里至外依次為――微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和宏系統，前者逐個被后者包含，與個體的活動頻率和密切程度依次降低。
1.微系統(microsystem)。位于環境層次的最里層，是兒童活動、交往及體育的直接環境。微系統是兒童從事活動、承擔角色、發展人際關系，并親身獲得真切的感受和經歷的環境系統。家庭、學校、同伴關系等都是兒童的微系統環境?！案F”與“富”最終必須直接通過微系統的物質、互動、關系等形成影響。如兒童之間的對“窮（富）孩子”的排斥；成人對“窮（富）孩子”的區別對待。
2.中間系統(mesosystem)。位于微系統外層，是指微系統環境之間的彼此聯系與相互作用，是由微系統環境間關系所組成的系統。如家庭和學校的關系、學校和社區的關系、家庭和同伴的關系等，都會影響到生活在其中的兒童的心理發展。“窮”與“富”在此時表現為受其影響之下的各種關系。如學校對“窮（富）家孩子”的不同待遇。再如，“富”孩子在家受溺愛，在外卻不一定享受這種待遇，從而帶來不平衡，進而影響到與同伴的關系。
3.外系統(exosystem)。位于中間系統外層，是個體并未直接參與其中，卻影響兒童成長的環境及其作用與聯系。發生在外系統環境中的事件會影響個體所生活的環境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間接而必然地影響到個體的發展。如父母的工作環境會影響到他們工作的性質、要求、條件等因素，導致在家庭中的行為方式和態度受到影響，從而影響對子女的養育質量，因此，兒童雖未參與其中，卻仍間接地受到父母工作環境的影響。如外出農民工對留守兒童的影響。
4.宏系統(macrosystem)。位于生態系統的最外層，是指個體所處的文化、亞文化或整個社會環境的背景（藍圖）。微系統、中系統和外系統都涵蓋在宏系統中，并受到影響和作用?！案F”與“富”亦表現為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如一定時期人們的嫌貧愛富。
5.歷時系統(chronosystem)。在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中，時間的變化是貫穿所有系統的長線，歷時系統是指在兒童成長環境中產生影響兒童發展的新情況的時間變化。如多年以前留守兒童可能覺得受到歧視，而現在留守兒童可能受到關注。
生態系統理論強調，在兒童發展過程中，不能靜止而孤立地考察單一的環境或即時的環境，而要放眼于各類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并進一步了解這些情景根植的更大環境，在多個層次關系尤其是大系統的關系層次上解析兒童的發展尤為必要。
簡而言之，家庭的“窮”與“富”必然影響了兒童，但如何影響，應該考慮到“窮”或“富”通過各大系統具體對兒童施加的影響。如，有些家庭或許“窮”，買不起玩具，卻可以自制豐富多彩、非常別致的玩具，既滿足了兒童的智力與技能發展的需要，又滿足了兒童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父母對兒童的關心比單純的物質給予更能讓兒童體驗到積極情感。
（三）兒童對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理論提出，兒童的發展固然受到環境的影響，兒童的主體因素會融入到兒童發展的環境中，會對環境發生相應的作用。兒童對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1.變更。改變某種活動的性質和內容，是兒童影響環境最常見的方式。譬如，“富”家為孩子學習買來了一臺電腦并接通網絡，孩子卻沉迷網絡游戲而荒廢學習。
2.建構。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智力發展的核心是兒童通過自己的動作作用于物體，并將經驗組織到自身的認知系統中，這是一個對外部適應的動態建構過程，環境也會受到知識建構過程的影響。兒童的建構活動改變和創造了新的活動情境，如以水代替墨水在紙上寫字，進而可以重復練習。
3.非參與性。精心設計的教學環境或活動環境，兒童的參與是其發揮教育功能的前提。因此，興趣是環境設置必須考慮的因素，否則，兒童會以不參與表達自己的要求，這是對已經設置的環境最有力的影響方式。兒童對活動（學習）的非參與性，意味著改變環境設置的必要性。
因此，可以認為，作為生態環境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兒童不是僅受環境影響的發展主體，而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兒童的發展與環境之間相互交織，關系復雜，不是簡單而機械地誰決定誰的聯系；對兒童的發展起主導作用的是環境與發展主體――兒童之間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單獨的環境或發展的主體因素。比如，有的“窮”孩子生活節儉，學習勤奮，贏得教師和同學的尊重，充滿自信，更加嚴于律己；有的“窮”孩子生活奢侈，無心學習，讓老師和同學費解，極不自信，放縱自我；有的“富”孩子謙虛勤奮，大方友善，充分利用家庭的有利條件，獲得了應有的發展；有的“富”孩子恃寵而驕，嬌氣蠻橫，以自我為中心，和同學和伙伴很難相處，自然不利于發展。
參考文獻：
［1］鄧賜平，劉金花.系統發展觀：兒童社會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展傾向［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1）.
［2］席居哲，桑標，鄧賜平.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家庭生態系統特點研究［J］.心理科學，2004，27，（1）.
［3］朱z.近50年來發展心理學生態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心理科學，2005，28，（4）.
第4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空巢家庭 養老問題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政策建議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統計，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傲铡睌祿@示：截至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的人口1.78億，占13.26%，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家庭結構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數量急劇增加，并呈現年輕化、長期化的趨勢。2010年11月7日，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說，城鄉老人家庭中，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70%。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構建社會化的空巢家庭支持政策，使得老年人在經濟上得到支持、生活上得到照護、精神上得到慰藉，以實現安享晚年，老有所養的目標。
空巢家庭的界定及成因分析
關于空巢家庭，多位學者曾進行過研究，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空巢家庭是指無子女或雖有子女，但子女長大成人后離開老人另立門戶，剩下老人獨自居住。筆者認為，空巢家庭界定關鍵是看老人與子女居住的距離，不在同一居住地，客觀上子女不能夠經常與父母相聚，不能履行日常照護責任。
空巢家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由于經濟生活條件及住房條件的改善；二是觀念變化，人們接受與老人分開住，為減少矛盾，互相提供自由生活空間；三是城鎮化及就業觀念的變化，離開父母地工作居住成為常態，家庭倫理觀念發生巨大變化。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及其在空巢家庭養老問題上的應用價值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是用以考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交互關系的理論，該理論把人類成長生存與其中的社會環境（如家庭、機構、團體、社區等）看作是一種社會性的生態系統，強調生態環境，注重人與環境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的重大影響，是社會工作的重要基礎理論之一。把空巢家庭的養老問題進行微觀-中觀-宏觀的社會生態系統研究，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指導意義。
查爾斯?扎斯特羅在《理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中首先闡述了社會生態系統的層次性。他認為，人是在環境中與各種生態系統持續互動的主體。人在生存環境中，既受到各種不同社會系統的影響，也持續和具有活力地與其他系統相互作用。查爾斯?扎斯特羅把人的社會生態系統區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宏觀系統。他指出，微觀系統是指處在社會生態環境中的看似單個的個人。個人既是一種生物的社會系統類型，更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社會系統類型；中觀系統是指小規模的群體，包括家庭、職業群體或其他社會群體；宏觀系統則是指比小規模群體更大一些的社會系統，包括文化、社區、機構和組織。
空巢家庭養老問題現狀
經濟保障城鄉差距大。經濟保障城鄉差距大，成為影響空巢老人的首要因素。在城市，空巢家庭老人大多靠退休金生活，①經濟上相對獨立也是城市老人與子女分居的原因之一，但城市中也存在一部分收入低或因為疾病等原因無收入的空巢家庭老人或孤寡老人，他們得到政府有限的低保救助。農村空巢家庭經濟支持主要靠自我勞作或子女支持，老人在自身無能力參與農活的時候，經濟就會陷入困境，子女的經濟支持是有限的。②
空巢老人家庭服務需求難以滿足。何斯等人組織的調研結果顯示，城市空巢家庭老人日常起居基本沒有困難，但就醫和采購生活用品需要別人幫助。③農村空巢老人的服務基本缺位，鄰居和親屬給予不確定的精神性照顧，無錢看病和病后無人照顧成為農村空巢老人最困難的事情。④
空巢家庭老人精神慰藉欠缺。學者黃潤龍、何斯等人的調查研究顯示，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質量呈下降趨勢，或多或少存在精神孤獨感和懷舊感，尤其是空巢家庭中單身或喪偶老人。研究空巢老人的精神狀況，一般從空巢老人與子女的聯系方式及頻率、老人參與社會活動情況、老人自我孤獨感三方面。此方面城鄉空巢家庭老人存在差別。城市空巢老人由于通信、網絡、交通便利，與子女聯絡方式多樣化、頻率較高，一般會參加社區老年活動，自我精神調節能力較強。農村空巢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較單一，大多數老人聚集一起聊天、拉家常，孤寡老人的孤獨感更加強烈。
構建空巢家庭養老社會支持網絡系統
以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為依據，空巢家庭養老問題是集空巢老年人、空巢家庭、社區、社會團體、政府或社會于一體，一個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的網絡系統，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需要整合系統中所有資源，形成整體功能。
空巢家庭養老問題宏觀系統：正式政策支持。第一，政府是空巢家庭老人基本生存保障權益維護的主導責任承擔者。國發[2011]28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通知，提出老齡事業發展目標是“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政府需要加快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實現全民覆蓋，形成制度化的城鄉困難老人的資金補貼制度，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和特困空巢家庭資金扶持盡快制度化、預算化并進行物價聯動調整機制；加快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弘揚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將空巢家庭納入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框架之內。
第二，社會化養老服務公司提供市場化、專業化的養老服務。NGO組織參與包括空巢家庭老年服務事業，鼓勵社會化養老服務公司提供市場化、專業化的養老服務。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或以稅收優惠予以政策扶持，鼓勵社會力量和資金參與養老服務事業，養老服務公司作為新興市場主體，參與社區養老服務，為本社區的空巢家庭老人提供居家上門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家政服務、常規健康檢查（如測量血壓等）、緩解心理壓力以及解決老年人特殊的服務需求；建立社區養老服務中心，提供老人日托餐飲服務、老年文化娛樂活動、文化講座、老年特長培訓、老年表演社團等，讓空巢家庭老人居住在家里，又可以方便老人參與社區活動；養老服務公司可以建立社區養老機構，政府以補貼床位或補貼居住老人等政策扶持，讓空巢家庭老人中需要失能照顧者接受專業化的護理，由于機構設立在老人熟悉的環境中，可以隨時回家或接受鄰里親屬的照看，比較符合我國傳統的養老方式，是較理想的解決空巢家庭失能老人和較高經濟條件老人滿足服務需求的方式。
空巢家庭養老問題中觀系統：非正式政策支持?？粘布彝ヰB老問題的中觀系統包括家庭、親屬及鄰里、社區醫院、志愿者等。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空巢家庭老人養老的主要支持力量，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家庭可以為老年人提供經濟支持、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精神慰藉，對空巢家庭來說，配偶是提供養老照顧的主要依靠，有“少年夫妻老來伴”的俗語，配偶之間的精神支持對空巢老人身心健康尤其重要。徐亦文對西安市東關南街102位老人進行問卷調查，在老人生病時，由配偶提供照顧的占比達到46%；⑤子女對空巢老人的支持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徐亦文的調查結果還顯示，91.5%的空巢老人表示自己在生病和需要幫助時主要依靠子女?？粘怖先说泥従釉谵r村顯得更加重要，但鄰居和近親屬提供的主要是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
微觀系統：空巢老人的自我支持?？粘怖先俗晕艺樟鲜前l揮老年人主觀能動性，鼓勵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提升老年人自身價值和生活幸福感。第一，老年人要樹立正確的養老觀。老年人要理解出現空巢現象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理解子女的艱辛，積極面對因為與子女分住產生的精神孤寂及情感危機。第二，空巢老人要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粘怖先艘e極參與社會活動，要培養興趣愛好，廣交社會朋友，讓自己的老年生活豐富多彩，參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娛樂活動，如果身體條件允許，繼續發揮專業領域的余熱，為社會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實現自身價值。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注釋】
①趙芳，許蕓：“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狀況和社會支持體系分析”，《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②黃潤龍：“我國空巢老人家庭狀態”，《人口與經濟》，2005年第2期。
③何斯，王德文：“空巢老年人健康狀況實證研究及政策建議―福州市社區空巢老年人健康狀況調查”，《南方人口》，2006年第4期。
④熊漢富：“空巢家庭―一個應當關注的老年群體.北京大學身邊無子女家庭探析”，《人口研究》，1998年第3期，第51～53頁。
第5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內容提要：戰略網絡作為適應網絡競爭的新戰略思想，戰略管理的學者們已從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了研究。本文在總結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今后戰略網絡研究的發展趨勢和主要方向。
關鍵詞：網絡戰略管理戰略網絡
一、導言
隨著Internet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人們已步入網絡時代，它將徹底改變企業傳統的經營方式和戰略行為。網絡時代的競爭已不再是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企業合作網絡之間的競爭，這是一種新的競爭形態——網絡競爭。在網絡競爭環境下，基于“公司是獨立、自治實體”的假設和僅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來研究企業戰略的局限性越來越明顯，必須從嵌入于企業的關系網絡視角來研究企業戰略。戰略網絡(StrategicNetworks)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和發展起來的新戰略思想。
所謂戰略網絡，是指由社會的不同組織或個人為了共同的遠景，通過一定的協議或契約聯結在一起，以彼此間相互信任和長期合作為基礎而構成具有戰略意義的、不斷進化和優化的動態合作網絡。戰略網絡及其管理“必然將成為新的管理范式與新的競爭游戲規則”，“戰略網絡管理是當今企業成功的關鍵”。因此，戰略網絡研究既是一個急需研究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正如《戰略管理雜志》(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在2000年3月出版“戰略網絡專集”時，編輯所評論的那樣：“我們覺得認真地強調戰略網絡是如何影響公司的利潤率問題——戰略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的時機已成熟”。戰略網絡作為戰略管理研究的新領域，已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從不同的角度展開研究。但由于戰略網絡及其嵌入其中的動態關系網絡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現有的戰略網絡研究系統性不夠，缺乏定量和動態分析及其支撐技術。為此，本文在評價現有戰略網絡研究學派的基礎上，提出今后戰略網絡研究將是系統化、動態化和定量化，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可操作的戰略網絡理論與技術方法，使得戰略網絡理論能真正應用于企業戰略管理的實踐之中。
二、戰略網絡研究沿革
20世紀80年代以前，市場環境相對穩定、資源稀缺，而且企業網絡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價格控制和市場的份額上，網絡參與者將網絡視為一種投機選擇，協調成本高和機會主義多，因而網絡被許多學者認為有負面影響和缺乏效率，長期以來其優勢沒有得到理論界和實業界的認真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后，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知識、信息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組織網絡化日益凸現，而且網絡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顯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業之所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際競爭力迅速增強，國際化經營效果顯著，就是因為日本的企業并非以單個原子狀態來活動，而是以一群合作企業或組織構成相互依賴的關系網絡參與國際競爭，實現知識共享、共同發展，形成了世界級的核心能力。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企業網絡及其關系管理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相繼出現了組織生態系統(OrganizationEcosystem)、組織網絡化(OrganizationalNetworking)、網絡組織(NetworkOrganization)、組織域(OrganizationField)、企業集群(EnterpriseCluster)、伙伴關系(Partnering)、關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拓展企業(ExpandedEnterprise)、合作競爭(Co—petition)、組織間競爭優勢(Inter—organizat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關系能力(RelationalCapability)、關系資源(RelationResource)、網絡資源(NetworkResource)、聯盟網絡(AllianceNetworks)、戰略網絡(StrategicNetworks)、戰略區域(StrategicBlocks)、公司間信任(Inter—firmTrust)、供應商網絡(SuppliersNetwork)等新概念，有學者和先行的廠商已認識到企業隱含的、不可模仿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應商、顧客、互補者和聯盟伙伴，是“創新關鍵來源”、“組織學習的關鍵來源”、“學習和能力的關鍵來源”。R·Gualti等人將這些具有持久性的、對進入其中具有戰略意義的組織之間的節點構成的網絡統稱為戰略網絡，這些節點包括了戰略聯盟、合資、長期的買賣伙伴等。于是，戰略網絡研究就成為戰略管理研究的新熱點。
就戰略管理學者對戰略網絡研究歷程看，首先提出戰略網絡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戰略管理雜志》發表題為“戰略網絡”的論文，可謂是戰略網絡理論的經典之作。該文從戰略的高度闡述了戰略網絡的內涵，認為戰略網絡是一種關系網絡，獲取企業生存和發展所需資源和知識的關鍵渠道，是“企業競爭優勢之源”，而不僅僅是一種組織模式，使之有別于一般意義的網絡組織。這篇文章的發表，標志著戰略網絡理論研究的開始。隨后，戰略管理研究者開始對企業之間和企業與其他組織之間的關系網絡研究產生了廣泛的興趣，1992年N．Nohria等編寫出版的論文集《網絡與組織：結構、形式和行為》，匯集了社會網絡理論、組織理論、戰略理論、經濟理論研究者對戰略網絡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與此同時，戰略網絡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過進一步研究和實證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專著《戰略網絡》，標志著戰略網絡理論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專著《戰略網絡——日本企業間合作的藝術》，該書以日本企業的戰略網絡為例，研究了戰略網絡的理論基礎、戰略網絡形成動因、戰略網絡的管理與進化，進一步豐富了戰略網絡理論，促進戰略網絡理論走向實踐。2000年《戰略管理雜志》出版“戰略網絡’論文專集，介紹了當前有關戰略網絡理論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強調這一理論要整合和系統化，使之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更有效地指導企業在網絡競爭環境下制定和實施企業戰略。這標志著戰略網絡研究進入了一個系統研究階段。
三、戰略網絡研究主要學派
由于戰略網絡及其嵌入其中的動態關系網絡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目前戰略管理的學者們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論為基礎，從不同的視角研究戰略網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戰略網絡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作者綜合有關文獻，將現有戰略網絡研究主要分為五大學派。
1．以R．Gulati為代表的結合新經濟社會學來研究企業戰略網絡的理論，我們稱之為經濟社會學派。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戰略網絡》、《聯盟與網絡》、《網絡位置與學習：網絡資源和公司能力對聯盟形成的影響》。
他的主要觀點是：(1)規范了戰略網絡的定義，界定了戰略網絡的研究范圍，明確將對企業有戰略意義的戰略聯盟、合資、長期的買賣伙伴和一群相似的節點都歸集為戰略網絡，強調它是嵌入于企業之中的關系網絡，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具有戰略意義。(2)用社會網絡理論的“嵌人性”和“結構洞”原理，證明了戰略網絡對企業行為和績效的影響，說明戰略網絡及其管理能力是網絡資源和關系資源，是戰略網絡參與者在參與網絡后所獲得的獨特資源，具有獨特性，難以模仿性，是一種核心能力。(3)強調戰略網絡是一個公司接近信息、資源、市場和技術的關鍵渠道，能夠取得學習、規模和范圍經濟的優勢，戰略網絡直接影響企業的戰略行為和競爭優勢。(4)嵌入于戰略網絡之中的網絡關系，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既有機會又有約束的資源。因為“網絡也意味企業被鎖定在非生產關系里或排除了與其他可行的組織結成伙伴的機會”。(5)提出要整合戰略網絡于企業戰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從產業結構、產業內分析、企業能力、交易成本和轉換成本、網絡進化和企業收益來與現有的戰略研究相結合。
該學派的主要缺點是：如何整合戰略網絡于戰略研究中，沒有提出具體的理論框架，缺乏技術方法研究，難于對企業的實踐有實際指導作用。
2．以J．C．Jarillo為代表的用組織理論來研究戰略網絡，我們稱之為組織學派。其主要代表作為《戰略網絡》、《戰略網絡——創造無邊界的組織》(專著)。
他的主要觀點有：(1)最早捉出戰略網絡的概念，認為戰略網絡是一種長期的、有目的的組織安排，其目的在于通過戰略網絡使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優勢。(2)提出了用商業系統思想來研究企業經營活動。他認為，實現產品／服務有效地傳送到顧客手中，整個過程的所有活動要合作，如何選擇組織合作方式的中心問題，就是要保證企業持續競爭優勢。(3)提出了組織商業系統活動方式的評價標準，是最大化組織效率與靈活性，并通過比較層級制、市場和戰略網絡三種組織方式，說明戰略網絡是網絡經濟時代最佳組織模式。(4)初步形成了戰略網絡的基本理論，有利于指導企業進行戰略網絡管理，包括網絡選擇的時機和信任機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論說明何時建立網絡為好，利用博弈理論提出了加強組織間信任的機制。
其主要不足是：沒有考慮網絡關系、社會和文化等因素對網絡及其效率的影響，沒有分析戰略網絡的成因、特征等基本問題，沒有對戰略網絡中組織間學習過程和網絡進化過程展開研究。
3．以P．J．Richter為代表的文化學派。他根據自身在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擔任國際跨國公司代表、與這些國家的企業有長期交往的經歷，發表了多篇有關東亞企業成長的論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專著《戰略網絡——日本企業間合作的藝術》。該書以日本企業的戰略網絡為例，研究了戰略網絡的理論基礎、戰略網絡形成動因、戰略網絡的管理與進化，進一步豐富了戰略網絡理論和促進戰略網絡在實踐中的應用。
Richter的主要觀點有：(1)日本經濟及其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于其企業的戰略網絡管理水平高，日本企業的戰略網絡與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網絡組織不同，它注重知識、能力資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戰略網絡形成和進化中的作用。強調由于日本企業受傳統文化影響，容易形成戰略網絡的網絡文化，包括高度忠誠、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統一價值觀等。(3)運用企業系統理論、成長理論和博弈論來系統研究戰略網絡的動因，為戰略網絡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4)重點分析了戰略網絡企業間的網絡學習過程，說明戰略網絡在知識管理和能力培養中的特殊意義。(5)論述了企業后勤合作、技術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戰略網絡管理問題，為戰略網絡走向實際應用奠定了基礎。(6)強調了企業家之間的關系在戰略網絡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僅從文化視角研究戰略網絡，沒有將戰略網絡管理整合于戰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難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對戰略網絡進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對戰略網絡管理對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為代表的用企業集群理論來研究區域合作網絡。由于企業集群理論起源于區域經濟研究，故我們將此學派稱為區域經濟學派。企業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區域內的一群相互聯系的公司和各種組織(包括學校、研究機構、中介機構、客戶等)，為了獲取新的和互補的技術、從聯盟中獲益、加快學習過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擔風險而結成的網絡。因此，我們認為，企業集群是戰略網絡的一種，集群研究也屬于戰略網絡研究范疇。波特有關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國家競爭》、《亞當·斯密：區位、集群和競爭的“新”競爭微觀經濟學》、《集群與新競爭經濟學》和《產業集群與競爭：企業、政府和機構新議題》，其集群理論主要是通過對各國典型區域的企業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頓的高新產業區、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業集群等)的實務觀察和研究所得，他認為“所有進步的經濟體中，都可明顯存在著企業集群，企業集群的形成，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觀點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個地方、在特定領域內獲得異質的競爭優勢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個競爭優勢。(2)企業集群是一個開放體系，具有外部效應，同一地區內的公司或機構之間相互聯系、共享知識，企業集群是一種“新競爭”和“新經濟”。(3)企業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處的社會、文化、政策等條件形成的，具有歷史依賴性。(4)集群是空間布局上的新組織形式，“代表一種合作與競爭的組合”，是一種合作競爭思想，是一種群體思維的戰略思想(突破單個實體的狹隘思想)。(5)分析了企業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網絡關系，揭示了企業集群與競爭優勢的關系，豐富了戰略網絡研究的內容。
其主要缺點：過分強調地理位置在企業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認為在網絡經濟時代“地點仍是競爭的根本”，產業選擇首要問題是區位：過分強調政府產業政策對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業本身在關系網絡管理中的能動作用，利用集群理論側重于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發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觀層面的企業戰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為代表的從生態觀的視角來研究戰略網絡，我們稱之為商業生態學派。Moor提出的企業商業系統包括了供應商、主要生產者、競爭對手、顧客、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門、政府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我們認為，各個成員在這個系統中相互依賴、共同進化所形成的交錯復雜的關系網絡，從本質上看也是一種戰略網絡，有關商業生態系統研究也應屬于戰略網絡研究領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1996年出版的《競爭的衰亡：商業生態系統時代的領導和戰略》。他認為，網絡經濟世界的運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爭，而是像生態系統那樣，企業與其他組織之間存在“共同進化”關系。在企業的商業生態系統中，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彼此間應該合作，努力營造與維護一個共生的商業生態系統。因此，他強調必須有“新的語言、新的戰略邏輯和新的實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論——商業生態學來全面闡述了商業生態系統的企業戰略。
Moor的主要觀點包括：(1)用生態系統的觀念來透視整個商業經營活動和研究戰略，拓寬了戰略網絡研究的視野。他認為，企業是其所處商業生態系統的成員之一，這個系統決定了企業的戰略行為和戰略價值，這個系統績效直接影響到企業績效。(2)按照自相似、自組織、自學習與動態進化的原則來設計網狀結構組織和商業生態系統(即戰略網絡)，通過共創愿景、系統思考、網絡學習、共享知識、協同作用，使企業在創造未來中實現可持續發展。(3)建立一個相互依賴、相互學習、共同進化的企業生態系統，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前提。企業的績效主要取決于其在這個系統中的合作效率和網絡關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業生態系統中的成員間相互合作演化過程，包括了開拓、發展、權威、重振或死亡，企業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不斷進化、異化和蛻變。(5)強調了企業與環境的相互滲透，企業的邊界模糊。企業的戰略行為受其所在的系統制約，企業的戰略制定、實施和評價都依賴于整個系統。
其主要缺點是：過分強調系統選擇企業的作用，忽略了企業本身初始條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業核心能力對其戰略行為的決定作用和對整個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僅強調整個商業生態系統中各成員的合作，忽視了成員之間的合作是一個博弈過程，有合作也有競爭，并認為合作有周期性，無法持久。
綜觀戰略網絡研究各個學派的主要觀點，我們認為，當前有關戰略網絡研究有以下的特點：(1)應用一種理論從某個側面研究的多，而綜合各種理論從系統觀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戰略網絡形成和企業戰略網絡案例分析的多，而對嵌入于戰略網絡的關系分析與戰略網絡結構分析的少。(3)側重于戰略網絡的靜態研究多，企業戰略網絡管理的動態研究少，更缺乏對深層次的網絡管理問題和網絡進化問題的研究。(4)在技術方法研究上，以定性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動態性的技術方法，更缺乏有關動態戰略分析方法、網絡信息管理支撐技術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戰略網絡研究至今還沒有形成一種比較完整的、對企業戰略管理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可操作的基本戰略理論及其技術與方法，使之未能廣泛應用于企業戰略管理實踐之中。
四、戰略網絡研究趨勢和主要方向
從上分析，我們認為，現代戰略網絡研究發展趨勢是：(1)戰略網絡研究系統化。由于戰略網絡及其嵌入其中的動態關系網絡的復雜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經濟學、管理學的內容，又涉及到社會學、心理學的知識，未來的研究必須整合多個學科的理論來系統研究戰略網絡，才能對戰略網絡有全面的認識和理解。(2)戰略網絡研究動態化。戰略網絡的基本特征就是動態變化和不斷進化，只有引入社會網絡技術、系統動力學、進化博弈、離散仿真的技術等分析方法來分析戰略網絡的互動性和動態性，才能真正揭示戰略網絡的演化規律。(3)戰略網絡研究定量化。由于戰略網絡涉及的組織多、相互的關系復雜，未來的研究必須采用社會調查統計方法收集大量的數據，利用現代數學統計方法分析網絡和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才有保證戰略網絡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結合戰略網絡研究發展趨勢分析，我們認為，今后戰略網絡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統觀進行戰略網絡理論框架研究。綜合應用現代企業戰略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協同商務理論、企業能力理論、系統理論和博弈論等，從系統觀的角度，構建戰略網絡理論框架。它包括戰略網絡的結構、功能和特征，戰略網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企業核心能力和企業動態關系網絡分析，戰略網絡的目標與選擇，戰略網絡的動態管理，戰略網絡績效評價與網絡進化。
2．戰略網絡中的組織間動態關系分析與技術方法研究。要運用系統動力學、社會網絡技術方法和離散系統仿真技術，進行組織間動態關系網絡分析與仿真模型優化，明確對企業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發揮不同作用網絡節點之間的動態關系，保證戰略網絡的優化。
3．戰略網絡動態管理過程研究，要促進戰略網絡研究成果用于實踐和可操作性，這是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它包括：(1)利用組織學習理論和企業網絡理論，建立起有效的網絡學習機制：運用博弈理論分析網絡學習中的博弈均衡問題，制定出企業在網絡學習中的最優策略。(2)運用委托—理論，建立長期網絡信任機制，保證網絡知識有效轉換、整合與創新。(3)運用協同商務的原理和技術、數據庫技術、計算機和網絡通訊技術等，開發和實現基于協同商務觀的企業戰略網絡信息管理系統，保證網絡內部信息、知識的快速交流、處理和共享。
4．戰略網絡進化研究，體現動態性和共生性的特點。要以進化博弈理論為基礎，結合進化理論和遺傳基因理論，揭示戰略網絡進化規律，針對有限理者所組成的大群體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進化力量，建立戰略網絡動態進化模型來描述其進化過程，研究網絡行為的穩定性問題。
第6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生態園林；綠地系統；研究
隨著城市景觀規劃生態意識的覺醒，城市園林綠地系統也被賦予了應有的生態內涵，即“生態園林綠地系統”是繼承和發揚中國園林中的精髓，吸收了世界其它城市園林綠化有益的經驗，遵循景觀生態學基本原理，堅持以人為本，建設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植物群落，修復生態系統，使其良性循環，保護生物多樣性，謀求持續發展，以體現出功能、環境的文化性，結構和布局、形式和內容的科學性。
城市園林綠地系統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宜居環境的基礎。只有完善發達的城市綠地系統才有可能營造出宜居的城市環境。人們在欣賞、享受美的城市綠化景觀的同時，能夠更加自然、親近地融入到城市綠地環境中。
本文通過對生態園林綠地系統研究進行系統的歸納，旨在分析國內外研究的現狀以及在不同區域實踐的好壞，以提出今后綠地系統規劃的具體方向。
1 國內生態園林綠地系統研究進展
20世紀70年代初，生態學作為設計理論引入綠地規劃，城市綠地開始了以改善城市環境及滿足景觀要求的生態園林綠地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城市綠地進入了生態園林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階段，出現了“世界花園城市”和“世界最適宜人居城市”。此時，老一代園林工作者系統地總結建國30多年來城市園林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主張用生態理論作指導，建設融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于一體的園林綠地系統[1]。景觀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已融入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國內的城市綠地建設就此達到了新的[2]。1986年，中國林學會在溫洲召開的“園林綠地系統規劃、植物造景與園林生態”研討會上，周義錄、展瑰琦、余森文等人首次提出了“生態園林”新概念。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提出了建設“森林城市”的觀點，強調綠色生態環境對建設人類生存空間的調節作用；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最好辦法就是運用生態學的理論來進行城市園林綠化建設，充分發揮綠色植物的功能。由植物構建的城市景觀，在功能效果上與植物群落結構設計有密切關系。21世紀初，城市綠地進入區域生態綠地及城市大園林綠地階段。生態園林觀點成為制訂城市綠化的方針和政策，也是進行城市園林綠地規劃的重要依據 [3]。
國內眾多大城市如北京，南京、深圳、太原、哈爾濱等紛紛進行生態園林城市建設的對策研究和綠地系統規劃實踐工作[4]。
1.1 人工植物群落的研究
人工自然植物群落是城市綠地景觀豐富的前提，也代表了城市的綠化發展水平，更是綠地系統生態功能的基礎。科學、合理的植物群落結構是綠地生態系統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王曉?。?000）認為“自然式種植注重植物本身的特性和特點，植物間或植物與環境間生態和視覺上關系的和諧，體現了生態設計的基本思想。生態設計的目的就是要創造更自然的景觀，提倡利用種群多樣、結構復雜和競爭自由的植被類型[5]?！甭櫪冢?002）提出城市生態綠化概念，并從創建生態城市的一體化格局，提升城市生態設計水平，構建合理復合人工植物群落，提高植物配置水平等方面探討了城市生態綠化的思路和措施[6]。嚴玲璋（2003）曾提出“城市綠地以有生命的植物為主，構成的植物群落以 10~20 年后再現自然界的頂級群落為模式建成的生態綠地”[7]。宋興琴、鄒壽青（2003）提出在生態綠地建設中，創造多樣的生境，構建多種不同類型的人工植物群落，吸引益鳥、蟲等有益動物回到城市中，不僅能形成病蟲害的生態調控機制，還能大大豐富城市景觀，為市民創造一個鳥語花香的環境，讓人們感受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8]。李妮等（2006）通過分析研究成都市園林綠化的現狀與不足，歸納現有的植物群落特征，提出“近自然人工植物群落”的營建理念，即遵循植物配置方法，營建不同類型的人工植物群落，應用于城市綠化建設[9]。郭麗（2009）提出應用人工頂級群落和動態平衡演替理論，形成具備多個優勢物種的不同類型群落交錯分布、穩定而優美的城市綠化景觀[10]。李燕等（2010）提出了生態園林的主題是自然植物群落或模擬自然植物群落。要使園林綠要使園林綠地景觀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實行園林綠地類型的多樣化和園林景觀的生物多樣性[11]。
1.2 綠化不能背離生態規律
目前我國在綠地建設中有不少違背城市生態規律的現象，如：“廣場熱”、“草坪熱”、“景觀大道熱”等，為綠化而綠化，造成自然地貌植被被破壞。鑒于這種現象，不少學者提出了綠化一定要與生態相結合，城市的綠地系統規劃必須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綠化建設離不開生態學理論的支撐。馬少妝（2010）提出了：無論從維護城市生態平衡，改善居民生活環境，或是城市現代化水平，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來看，都要求城市綠化以改善生態環境為主，同時發揮美化景觀、發展經濟等多種效益[12]。楊培峰 (2007) 以攀枝花市攀密片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方案為例，指出綠地系統是城市內最重要保障安全的功能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城市綠地系統功能的優劣，對城市這一人工生態系統的是否健康穩定顯得尤為重要[13]。韓忻德 (2002)指出：建設生態城市，要在積極搞好城市綠化的同時，在郊區建設大規模的環城林帶，抓好道路、河流綠化及近郊綠化，增加森林植被，提高森林覆蓋率，建立以城市為中心的綠色生態圈，形成良好的大環境,使我們的城市成為“森林城”、“園林城”、“生態城”[14]。胡建軍（2007）在對無錫市生態城市建設中提出了“綠線”規劃的具體措施，把無錫市中心城區的綠地系統規劃結構定為“環、楔、廊、園”的結構模式，可見生態城市建設中綠化是重要的一部分[15]。蒙光遠 (2005) 分析了目前城市環境綠化建設中潛在的隱患，指出人類對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建設、協調與恢復主要是通過城市綠化來實現的[16]。黃雪萍（2009）闡述了生態園林城市綠地系統生態建構的途徑，主要觀點有：城市綠地系統是城市系統內執行自然的“納污吐新”的子系統，傳統的綠地建設，重在挖掘單體的景觀功能。生態觀念引入城市建設，為認識和解決日益尖銳化的復雜城市環境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17]。忻一平 (2009)指出城市需要綠地，城市更需要景觀生態綠地。所謂生態綠地就是以生態學原理為指導建植的綠地系統[18]。李昌浩(2007)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生態設計理論被引入綠地系統規劃，城市綠地開始了以滿足城市景觀環境的生態綠地階段[19]。李興平（2004）指出城市綠化的本質就是生態建設。其次，加強城市綠化是改善城市生態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城市綠化在保護和凈化環境的生態效果是顯著的，城市綠化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生態平衡的調控者[20]。王海 (2009)提出了生態園林城市的內涵：創建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即利用環境生態學原理, 規劃、建設和管理城市，進一步完善城市綠地系統，充分融合社會、文化、生態、經濟等因素，通過物質、能量、信息的高效利用，有效防治和處理城市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和各種廢棄物，實施清潔生產、綠色交通、綠色建筑，實現城市生態的良性循環和人居環境的持續改善[21]。
1.3 生態園林綠地系統規劃內容
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空間范圍有3個界限：一是市域；二是市區；三是城市建成區及分區。張菲莉 (2005)的《昆山市生態綠地系統規劃研究》，在全面調查分析昆山市生態綠地系統現狀的基礎上，提出昆山市生態綠地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布局與原則[22]。趙艷華（2008）的《三河市城市生態建設和綠地系統規劃研究》，通過科學合理的系統布局，形成多方面、多層次穩定的綠地系統結構，建立具有三河市特色的城市綠地系統，形成特殊的城市景觀體系[23]。董慧玲（2007）通過分析城市生態綠地系統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探討了如何建立具有自然生態效應的城市綠地系統[24]。陳粉麗（2009）通過探討蘭州市綠地具體建設方面應該采取的措施，對綠化植物的選擇和優化配置提出了建議[25]。陳竟（2008）探討了在生態園林城市定位下的新疆市綠地系統規劃的決策方法，在各類綠地規劃和綠地綜合效益兩個方面，運用生態學原理，比較分析法，多目標決策，AHP 法等多種方法進行合理的規劃決策[26]。胡英（2008）對包頭市生態園林綠地系統規劃做了詳細的研究，進行了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綠地建設規劃、樹種規劃、古樹名木保護規劃等[27]。
1.4 新技術的應用
生態園林綠地系統規劃也需要較強的技術支撐，無論是綠地現狀的調查分析，還是各類綠地的定位、定量以及功能的確立等，均需要借助一定的技術手段才能完成。隨著計算機學科的不斷發展，不少新技術在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得到運用，如：地理信息系統(GIS)在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的應用廣泛，它有助于更合理地規劃綠地系統，同時也更容易協調城市綠地與城市其他用地之間的關系。目前，GIS技術與景觀生態學相結合的原理現運用如下:
辛江等（2005）對應用遙感和GIS技術對烏魯木齊市的生態綠地格局進行了分析研究，試用TM多波段組合對烏魯木齊市綠地所進行的解譯，較好地提取了城市生態綠地的信息，對烏魯木齊市綠地分布格局的特點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烏魯木齊市生態綠地建設今后應施行的策略與措施[28]。胡勇和趙媛（2004）采用衛星遙感數據，選取景觀生態學指標對南京市主城區范圍內的城市綠地進行景觀格局分析[29]。肖榮波等（2004）介紹了城市綠地生態研究中的遙感特點，并論述了3S技術在城市綠地覆蓋清查、綠地三維量估測、適宜度評價、綠地景觀格局及其動態分析、綠地生態質量監測和城市綠地景觀生態規劃上的應用現狀，提出了現存的問題，并對其未來發展的方向作了展望[30]。
1.5 小結
國內在生態園林綠地系統規劃方面的研究很多，涵蓋了很多方面，有比較多的經驗可以為我們借鑒。但從整體而言，我國生態園林綠地系統規劃更注重人均綠地指標，因而我們要加大對綠地結構和空間配置的生態學研究力度，城市生態園林綠地規劃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還需進一步加強。
2 結語
生態園林綠地系統的研究已經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對于綠地系統的研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是今后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方面。我國生態園林綠地系統的研究理論比較詳細，但城市園林綠化的總體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國內生態園林綠地系統理論在實際規劃設計時，還需要加大對綠地結構和空間配置的生態學研究力度。因此，我們要做好綠地系統的生態學宣傳，讓更多人認識和了解并把生態園林理念加入綠地系統的研究，使城市綠化能夠展示出順應自然的嶄新面貌，這將對城市生態環境改善起到極大的作用。創建生態園林城市，發展城市園林綠化事業，是城市建設的必然需求，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也是改善生態環境，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選擇和必由之路。（收稿：20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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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學文化；生態系統；育人功能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曾指出：“大學是通過文化培養人才的，所謂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說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學本身作為一種文化生態，在具有自身特殊性質的同時又具備文化生態的一般功能，是大學文化育人的重要載體。就文化本身來說，實質上是一種“有而無在”，雖看不見摸不著卻可以實實在在地引導和制約意識和行為。知識是文化的基礎和表現形式，文化這種“有而無在”在大學中主要體現為顯性的或隱性的知識，因而唯有將大學這一文化生態系統作為載體，使文化這種“有而無在”通過知識傳遞發揮效力，從而實現大學文化的育人功能。換言之，文化育人作為素質教育觀指導下的教育模式，其實質是在知識教育中，通過文化價值等各種非智力因素的介入，發揮促進人才發展的良好內在驅動作用，并與培養對象共同形成一種互生互補的有機的文化生態系統，從而達到“文而化之”的目的。[1]
大學文化生態系統―育人的載體
我們首先需要明確大學文化育人的載體―“大學文化生態系統”這一概念的具體內涵。目前，我國關于文化生態方面的權威論著不多，各領域的學者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角度和出發點也不相同。但基本可以形成的共識是：文化生態系統是指就某一區域范圍中，受特定的情況和傳統所規定，一系列的文化特質在其發展進程中不斷完善，逐步形成一個文化要素系統。該有機系統的諸要素之間通過相互關聯和作用呈現出動態性、過程性和導向性，同時，還伴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區域的發展狀況和價值觀念。
在這一共識的影響下，教育學界也開始關注校園文化生態，特別是大學文化生態問題。王樹國（2009）探討了良好的文化生態對于高校在競爭優勢、精神堅守以及科學創新等方面的重要意義，并指出創造良好的大學生態有利于發揮大學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進而促進大學可持續的、內涵式的發展。何頻（2010）分別就大學文化生態建設的方略、運行機制進行了探討，對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啟發作用。此外，謝凌凌（2011）就大學生態的本原狀態：生態理念的遺傳與變異、生態管理的平衡與失衡、共生與競爭的生態和諧等問題展開了分析，并提出了大學生態系統的基本架構。張慶輝（2012）則基于生態系統理論中生態位、生態網、生態流的觀點分別探討了大學的戰略目標、戰略任務和戰略實施的管理策略。上述研究在充分運用生態學中的概念和觀點以闡釋大學生態系統特點的基礎上，明確了大學文化生態對于大學發展和管理的重要意義，為本文研究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提供了有益借鑒。在關于文化生態系統構成的研究方面，余清臣，沈蕓（2005）首先提出應將學校視作典型的文化生態系統，文中以學校的不同文化場所為依托，將學校文化生態劃分為五種生態圈。以場所作為劃分文化生態結構的出發點，雖然借鑒了生物學中生態圈的概念，但似乎并不能突出幾種生態圈之間的有機聯系，就更無法探討各個生態圈之間的互動，以及每個生態圈對整個文化生態系統的作用。潘靜等（2013）則從大學文化的結構入手，將大學文化這個生態系統分為主體系統、環境系統和資源系統三個子系統，但對各要素系統如何在整體文化生態中進行能量傳遞和物質循環，即對要素之間的聯系與作用方面著墨不多。
總結已有研究，不難看出大學內部不僅具備多種文化類型和文化因素，這些多樣性的因素之間又通過顯性或隱性的方式被聯系到一起，加之高校本身更是一個既存在開放性又有其封閉性的知識系統，因而屬于典型的文化生態系統。戴聯榮教授（2005）在其博士論文中詳細界定了大學生態的內涵，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大學生態與學生“文化人格”之間的關系。其將文化人格理解為是“人適應社會文化環境過程中，穩定、持續追求生命潛能發揮的過程，保持個人內在心靈與外在文化生態平衡的個人化道德力量”[2]。至此，大學文化生態與大學文化育人就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關系：學生 “文化人格”的養成是在大學文化生態系統中進行的。學生充滿個體情感和體驗的自我成長和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以活化而又直觀的方式表達了對大學文化的感悟和領會，他們事實上也參與著一所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運轉。特別是由于大學生態系統傳統的稟賦與性格、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仍舊“活”著，并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發揮著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其對學生的影響意義十分深遠。因此，我們討論與解讀的是一個互動和傳遞的關系，學生個人與大學自身的文化在大學文化生態系統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并最終實現整個大學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和諧關系。此種文化互動和傳遞的過程事實上就是大學文化育人的過程，而大學文化生態系統正是其實現育人功能的載體。
大學文化生態構成與功能―育人的路徑
欲提高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內部調節能力，從而加強其外部適應能力，關鍵要促進大學生態系統的本體功能―育人功能的發揮。文化作為一種“有而無在”須依托有形載體來發揮效用，大學文化也須通過大學文化生態系統中的各要素作用于學生，實現“育人”功能，因此大學文化生態的構成維度與大學文化育人的路徑具有一致性。依據大學文化“以人文為特質，著眼于精神建設，側重環境熏陶，直接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基本特征，本文將大學文化生態系統劃分為學科文化生態、制度文化生態、場域文化生態和行為文化生態幾個子系統，分別通過學科精神建設實現教書育人，通過環境熏陶和影響實現環境育人，通過人性化的制度管理實現管理育人以及通過全方位的服務支持實現服務育人。
1.大學學科文化與教書育人
學科是大學最基本的單元，學科文化就成為了大學文化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也最外顯的組成部分，無疑起到的也是大學育人過程中最直接的作用，即教書育人的作用。
潘云鶴（2002）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提出了“學科生態管理”的概念，揭示了學科“交叉、生長、造峰、整體繁榮”的發展范式，并在此基礎上對激勵學生主動學習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由此可見，學科文化的發展和學生的成長成才密不可分，不僅關系到學生的理論知識儲備，更從長遠角度影響著學生未來適應社會的能力。此外，楊連生教授和肖楠博士（2010，2011，2012）就大學學科育人的本質、機理、方式及功能進行了大量詳實的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知識體系（學科知識理論和方法論的總和）是學科文化的基礎要素，通過對大學生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價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方面的引導，實現育人的目的；而學科主體（教師、學者和其他學生）則通過成員間的現實交往，影響大學生的學術人格和學科思維；同樣，學科專業領域的價值體系（已形成的學科發展范式、學科功能與價值定位等）則通過學科傳統影響感召學生的學術信仰，體現了文化濡化育人的效應[3-4]。欲使大學學科文化生態發揮更好的育人作用，唯有對學科文化采取“生態管理”變革，合理配置學科文化知識的結構，明晰學科文化知識體系的脈絡，創新教學模式和學習方法，關注學生學習效果，增強學科傳統的感染號召力，才能真正實現學科文化“教書育人”的目的。
大學學科文化生態作為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單元，對于整個生態系統運轉的意義和作用也是基礎性的，簡單來說就是利用專業的學科知識，通過外顯的方式影響學生，即實現教書育人的過程。
2.大學制度文化與管理育人
大學制度是大學“治理”的直接手段。大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其本身的運行也需要相應的組織制度予以約束和規范，因而同企業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相類似，制度文化也是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文化育人的載體中扮演管理育人的角色。在學科文化利用理論教化人，環境與服務通過校園文化和行為文化以“情”育人的同時，制度文化以規則育人的效果不可忽視。
“制度文化育人”在教育學界尚屬于一個比較新的話題，陳琦（2003）首先提出應給予制度育人以足夠的關注；鄭天竹（2010）、肖福S（2011）分別就制度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作用展開了初步的研究。已有成果對于制度文化的特征總結為規范性、約束性、層次性和相對穩定性，而對于制度文化功能的認知，僅寬泛總結為認識導向、情感陶冶和行為規范。
制度文化同學科文化一樣，在整個大學文化生態系統中處于較為靠前的顯性位置，其主要通過看得見的規程、條例、準則等，保障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傳遞過程順暢有序，因此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規范作用。首先，制度化管理的直接結果是形成秩序，這種秩序的直接體現即為各類章程，而無論教學的秩序、學習的秩序，還是管理的秩序、都是保證高校每天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這也是制度實現育人的途徑。其次，制度中的各種規則規定著責任和義務，任何行為自由都基于一定的責任基礎之上，學術自由也同樣如此，文化主體在行使教學、學習、科研等學術權力的同時，必然需要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和學術義務。最后，制度本身還應包括完善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這兩種機制也是制度育人的效應從外向內轉化的重要途徑。制度文化正是以一種顯性的、剛性的形態，保障著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轉，是維持其他幾個子系統發揮效力的必要條件，也同時是學生人格塑造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3.大學場域文化與環境育人
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正是由大學中的人的生活習慣、情感與信仰等產生的一種文化，即大學場域文化。這種風格不僅體現在大學的儀式文化中，更透過大學的每個細節表現出其內在的精神文化。大學精神文化在學生中的傳播，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說理甚至灌輸，但更離不開學生長期生活的環境對其產生可知可感、具體生動的影響作用，場域文化正是通過環境作為載體實現育人的目的。此處我們所關注的環境，不單單指學校所在的場所這一靜態概念，更是基于對“環境與人的渾然天成的統一”的思考。
認為，環境決定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態，環境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文化資源和心理條件，人在認識與改造環境過程中發展。具體到大學場域文化育人中來，高校的物質條件包括教學設施、生活設施，體現著一所學校自身的風格，形成獨特的儀式文化，借助于形象影響學生的思維和觀念；同時，大學又擁有著各不相同的各類文化資源，這些文化資源在服務日常教學及生活時發揮資源效力，實現育人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環境決定著人們的思想和觀念，環境的變化影響到人們思想的變化，大學環境借助場域文化來改變學生的心理條件，最終還會促使學生行為的改變。
與學科文化和制度文化相對具有外顯性不同，場域文化大部分時候是通過環境“潛移默化”的作用，影響并改變著學生的思維甚至行為，而這種隱性文化的育人效力往往更深刻、更持久。
4.大學行為文化與服務育人
大學是為學生提供教育服務的組織，因此學科文化、制度文化和校園文化最終都將融入到大學的教學服務、行政服務和生活服務中，體現為整所大學的行為文化，此種行為文化又在時時刻刻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實現育人的功能。
目前，學術界對于大學服務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勤機構（宿舍、食堂）、圖書館、校園網絡服務中心的服務對于學生的影響，體現了學術界對大學生活服務中的行為文化已經形成一定認識（田曉明，2010；張丹平，2011等）。但不容忽視的是，學生學習的過程也是接受教育的過程，因此教學本身也是一種服務。盡管去行政化的浪潮正在影響著中國高校，但不可否認大學成員的學術活動離不開行政服務的支持。由此可見，教學服務、行政服務和生活服務是大學發揮服務育人的三種基本途徑，學科文化透過教學服務展示出來，制度文化很多時候則通過行政服務展示出來，而校園文化也往往通過生活服務展示出來。
諸多文化通過大學服務展示出來，并通過與學生進行行為交流和互動，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又逐漸內化為一種行為文化。大學行為文化通常是成員間不言自明的共識，因此也是一種隱性文化，這種隱性文化得到成員的普遍認同后又將指導行為。可見服務通過行為文化育人的過程，是一種從實踐中總結出認識，認識再指導于實踐的過程。
大學文化育人的過程―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服務
著名生態經濟學家康斯坦扎（Costanza）認為生態系統的服務過程，即是人類從生態系統的各種功能中獲得收益的過程，并將生態系統服務分為 17 種類型。文化系統功能在其研究中作為其中一個功能模塊，被定義成傳播審美、藝術、教育等精神科學價值的生態系統[5]。大學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依據其本身屬性亦可以被視作一個典型的文化生態系統，因而大學文化育人的過程，也相應可以視作為：大學借助文化生態系統向學生提供服務，學生獲得教育收益的過程。根據文化生態學觀點，大學文化生態育人過程中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系統內要素間所處的狀態、運行規律的問題，即大學文化生態系統如何有機運轉的問題。
根據前文的論述，我們將大學文化生態系統劃分為顯性的學科文化與制度文化兩個子系統，以及隱性的校園文化和行為文化兩個子系統。顯性文化系統育人的過程，是育人主體（大學文化）直接通過系統作為載體，作用于育人客體（學生）的觀念和行為的過程；而隱性文化系統則首先需要透過育人載體（文化生態），把文化這種“有而無在”體現和展示出來，再影響育人客體（學生），這是一個間接的過程。但隱性文化系統育人的效果，往往更具互動性和持久性，這是由于育人客體是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受到隱性文化熏陶。與顯性文化育人相對具有強制性不同，隱性文化通常是育人客體去主動接受和習得，又能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育人客體的潛意識中，并再次指導育人客體的后續行為和觀念。當然，無論是顯性文化抑或隱性文化，都離不開大學文化生態這個載體的有機地動態的運轉，其各組成系統及系統內的要素間所處的狀態及其運行規律（如圖1所示）。大學文化生態系統主要由學科文化、制度文化、校園文化和行為文化四個子系統構成，學科文化和制度文化通過外顯的知識傳遞功能和規范保障功能，直接地、一定程度上是強制地實現教書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目的；校園文化和行為文化以隱性的展示功能和內化功能，潛移默化地間接實現環境育人和服務育人的目的。
圖1 大學文化生態系統的育人模式
文化育人的主體和客體分別是“有而無在”和生動又復雜的人，探循這一過程中的規律和機制是一項及其困難的工作。而把大學文化視作一個動態開放的生態系統， 并把大學文化的各類載體看作是既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的生態因子，是希望借助大學文化生態這一系統作為載體，討論系統組成要素間的各種關系和作用，以期在各生態因子競爭與共生的狀態中探究大學文化傳遞與嬗變規律[6]，最終將“育人”這一抽象過程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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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發表了題為《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在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明確闡述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1］，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生態經濟協調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無時無刻不在與生態系統發生關系，且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行始終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上，并與生態系統構成了耦合關系復雜的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在該系統中，不斷增長的社會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資源環境需求的無止境性與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對資源環境供給的局限性構成了連續發展過程中貫穿始終的矛盾，該論斷同樣適用于海洋生態經濟這一特殊復合系統。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隨著人類對海洋認識的不斷加深，人類社會開始了以捕魚、海運、鹽業等為重點的初級海洋產業發展時代，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結構、功能、生物生產力、食物鏈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不斷增多，海洋經濟學研究也逐漸萌芽。20世紀90年代，海水養殖的普及、海洋油氣資源的大面積開發以及海洋旅游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促使人類進入了現代海洋產業發展時代。然而，隨著人類開發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產業的規模化推進，海洋生態系統運行狀況卻愈加惡劣，人為因素引起的海洋災害不斷增多，海洋資源枯竭、水域污染與生境破壞日益嚴重，海洋自然凈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斷衰退。鑒于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生態保護矛盾的日趨尖銳，20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國內外對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不斷增多。
縱觀已有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國內外學者研究對象涉及到沿海國家、沿海城市、海岸帶、海島、濱海、近海、海洋、漁場等眾多地理空間區域，研究視角大多從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帶、海島等研究對象)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出發，基于海洋經濟需求與海洋生態供給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種海洋生態與經濟發展關系模型和可持續發展評價模型，并在海洋生態經濟綜合協調管理措施上不斷創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實際開發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總結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研究邏輯思路為:以海洋的生態經濟價值貢獻為起點，剖析當前海洋生態經濟矛盾和危機，評估海洋生態安全及產生問題根源，構建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進行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態經濟問題協調、治理或綜合管理的辦法與措施。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涵蓋:系統分析方法、生態經濟學方法、地理學方法、數學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起步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處于交叉進行階段，不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按現有研究邏輯和內容劃分，本文將該領域的國內外論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個方面綜述。
1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
海洋生態經濟價值與貢獻研究是海洋生態學、海洋經濟學以及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乃至人類開發海洋的基礎，國外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的研究已積淀了較為深厚的理論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評估體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構建海洋生態經濟價值類別體系的基礎上，詳細剖析并評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價值為461220億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區域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重要性，提出應推進繼續海洋生態經濟評估工作，以確保沿海實現最有價值的可持續發展;Beau-mont等［4-5］識別并定義了海洋生物多樣性所能提供的物質與服務，提出該物質和服務的有效利用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運轉能夠起到基礎性作用;Kildow等［6］探討了衡量海洋對國民經濟貢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國相關定義和方法的差異，以現有資料測量、比較與海洋有關的經濟活動價值仍較為困難。
在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方面，國內學者最初主要從理論探討的角度進行定性分析，近幾年許多國內學者開始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并將生態經濟學有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方法(如市場價值法、影子工程法、機會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諸多定量實證性結論，尤其是隨著2005年國家海洋局啟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計劃的實施，國內學者相繼在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界定、經濟屬性概括、服務類別劃分及經濟價值實際評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張朝暉等［7］從海洋生態系統的組分、生態過程及生物多樣性等3個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態系統能夠產生和支持的生態系統服務，并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歸納為15種類型;高曉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帶環境的空間價值差異，并對海岸帶產業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發現天津海岸帶工業開發通常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而漁業開發則能帶來正面綜合效益;石洪華等［9］以桑溝灣為例對養殖型海洋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價值進行了系統評估，結果表明2004年桑溝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為10．51×108元;盧霞等［10］根據TM遙感影像及海岸帶資源綜合調查結果，采用國外學者Cost-anza分類系統和服務單位價值，估算出連云港海岸帶生態系統功能總價值為22．55億美元/a;王麗等［11］應用條件價值法對羅源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維持服務價值進行了評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對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環保意識是影響生態價值評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海洋自然科學研究推進，人類對各類海洋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程度不斷提高，新興海洋產業陸續崛起，然而，面對海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自然資源不斷枯竭、水域生境持續破壞的現實狀況，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海洋生態穩定運行與人口急劇上升、消費超常增長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調和的程度，人類必須重新審視人與海洋的關系，改變海洋經濟原有粗放式發展模式，以扭轉當前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危機。
Costanza［12-13］認為人類活動已開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續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時提出沿海災害對生態、經濟和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其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類經濟利益盲目驅動的經濟體系可能正在破壞人類的可持續福祉;Clausen等［14］從跨國的角度分析了導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下降的人口、經濟和生態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由此也導致了全球漁業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Kildow等［6］認為當前海洋生態與各產業正面臨諸多困難與麻煩，亟需對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區采取經濟、生態恢復措施。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的研究主要應用歸納演繹方法，從現有海洋經濟效益和生態問題兩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涉及內容較多、層面較廣，但學者們也普遍認為我國海洋經濟需求無限與生態供給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銳，局部沿海區域和海域生態經濟危機已十分嚴重。如楊金森［15］從海洋荒漠化危險、海洋產業衰退、沿海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的威脅、海洋生態環境的突出問題等多個方面系統剖析了我國海洋生態經濟系統當前正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危機;樓東等［16］在分析我國海洋資源現狀的基礎上，應用灰色系統法對海洋產業進行了關聯分析和預測，認為我國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科技貢獻率低、海洋災害影響大，是制約我國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吳次方等［17］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危機在不斷加重，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嚴重、固體廢棄物堆積、熱島效應、地面沉降、濕地消失、水資源污染與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頻發、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方面。#p#分頁標題#e#
3海洋生態安全評估及機理研究
為深入研究海洋生態惡化的程度與產生的根源，國外學者在主張推進海洋資源環境普及調查的同時，也將海洋生態安全評價與機理作為研究重點，研究成果呈現出細致、深入的特點。如Garry等［18］計算并分析了新西蘭地區歷年的生態足跡;Bolam等［19］全面評估了英格蘭和威爾士海岸線周圍疏浚物處理的海洋生態環境后果;Vassallo等［20］應用微觀泥沙和底棲生物群落評價了亞得里亞海南部沿海地區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性;Borja等［21］綜合回顧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態完整性評價的工具與方法;Day等［22］應用GIS系統和空間分析法，對澳大利亞海域斯潘塞灣的生態分級進行了空間分布研究，為澳大利亞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輔助支撐。由于海洋生態系統的持續衰退，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安全評估的研究也在不斷增多，現有研究大多借鑒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區或海域生態安全的現狀評價，缺乏細節性、跟蹤性、系統性的研究結論。如楊建強等［23］應用結構功能指標法對萊州灣西部海域海洋生態系統進行健康評價，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達較差狀態;吳次方等［17］以長江三角洲為例評價了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問題，認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人類認識論、科學技術發展、資源產權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劉偉玲等［24］利用生態足跡法計算出遼寧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態足跡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且生態赤字有逐年增加趨勢;王曉紅等［25］應用EwE5．1軟件對南海北部大陸架海洋生態系統演變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近20a的過度捕撈已導致生態系統和漁業資源逐漸退化;陳斌林等［26］在對連云港近岸海域進行生態環境調查和評估的基礎上，運用因果鏈分析法，闡述了社會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惡劣影響的機理;吝濤等［27］通過探討響應力與生態安全問題因素的作用機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帶生態安全響應力反饋效果、反饋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評估體系，并以廈門為例進行案例分析，發現廈門整體生態安全響應力尚處在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與可持續研究
近幾年，國外學者越來越多地應用數學模型模擬并分析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評價各類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規律性總結及共識，為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礎。如Grasso［28］分別運用動態優化模型與模擬模型建立了海岸紅樹林生態系統中森林和漁業生產的生態經濟模型，研究了兩種模型方法在解決紅樹林資源使用問題時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過合并生態與經濟分析模型，開發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帶生態經濟系統的輸入輸出模型;Verdesca等［30］從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之間能量交流的視角出發，應用有效能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構建了描述生態系統狀態和其經濟附加值之間關系的指標體系，并應用該指標體系對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帶生態經濟系統進行了可持續性評價;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護區的生物經濟模型，但認為當前學者對海洋保護區的生態經濟關系分析結果較為悲觀;Finnoff等［32］構建了連接生態與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將其應用于瀕危斯特勒海獅的替代品及配額制定，提出應改變所有人口和經濟變量以恢復海洋生態系統;Ho-agland等［33］對全球64個大海洋生態系的社會經濟、海洋產業活動、漁業和水產養殖、造船和石油開采、海洋旅游業五個方面進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個大海洋生態系的海洋活動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之間的關系曲線，并對64個大海洋生態系統的海洋產業活動與社會經濟發展進行了分類;Ian等［34］認為海洋生物物理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并由此提出了一個研究海洋系統的生態經濟方法和模型。
隨著海洋生態危機與海洋經濟增長矛盾的日益尖銳，國內學者也開始意識到將海洋生態與經濟視為統一整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據海洋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學科，不斷延伸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內涵，并引入多種計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態與經濟的相互作用機制，評價復合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斷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陳東景等［35］基于生態足跡指數和人文發展指數構建了可持續性評價框架，并對我國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進行了實證評價，結果顯示1991年到2003年我國的漁業資源開發以粗放投入為特征，對生態經濟系統運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蘇偉［36］通過對1996～2005年北部灣廣西沿海區域經濟系統和水環境系統13個指標的計算，得出泛北部灣經濟區廣西近岸海域環境與經濟發展屬于協調類型;李懷宇［37］運用非線性動力學理論法對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運用DEA法對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進行了評價，得出無機氮類污染物對天津地區影響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尚有潛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帶生態經濟耦合系統模型的基礎上，以非線性動力學理論為指導研究了海岸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反饋機制，探討了海岸帶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同演變;狄乾斌等［39］運用復合生態系統場力分析框架對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演進特征及其系統耦合模式進行了探討，結果表明由于海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海洋資源環境保護的加強，1997～2005年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增強。
5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綜合管理研究
進入21世紀，西方國家更加關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并逐步將海洋生態經濟的綜合管理納入國家日常工作范疇，實踐經驗的積累為學術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使得該領域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討了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及其當前面臨的問題，并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態、科學和政策之間的聯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續管理的核心準則;Bene等［41］關注了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在危險狀態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關海洋可更新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管理的動態模型;Cicin-Sain［42］從海洋保護區的角度回顧了沿海和海洋綜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認為海洋保護區對海洋綜合管理的有效實施意義重大;而Lloret等［43］通過對近50a來影響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區域各種生態要素的人類活動進行分析，認為在當地建立海洋保護區并不足以保證海洋資源和物種的可持續性，應將其與綜合海岸帶管理規劃相結合;Chang等［44］將海岸帶系統分為四個子系統:社會經濟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環境子系統和管理子系統，在對各子系統內部要素進行協調的基礎上，建立了海岸帶綜合管理決策支持系統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并應用其對墾丁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進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認為傳統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決海洋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沖突問題，提出應將不同專業知識和價值觀進行整合，應用社會多準則評價方法作為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決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過程中的價值沖突和不確定性。#p#分頁標題#e#
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海洋綜合管理模式創新是近年來國內學者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領域的重點研究課題，尤其是許多國內學者將管理信息系統理念與技術引入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和綜合管理研究中，對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華［46］介紹了基于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岸帶管理模型，并將其應用于渤海灣天津海岸帶管理中;葉屬峰等［47］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經濟發展及其對海洋生態的依賴性進行深刻剖析，闡述了海洋生態修復建設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發展的積極作用;李純厚等［48］在系統分析我國海水養殖環境質量的基礎上，總結了已有的海洋生態修復技術，具體包括物理修復技術、化學修復技術和生物修復技術等;郭嘉良等［49］為實現對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相關因素監測值系統化管理，嘗試性地構建了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管理信息系統;陳豫等［50］在分析了數學模型的輸入、輸出和處理方法的基礎上，利用ASP．NET技術和SQLServer設計開發了一個基于數據庫的海洋生態模型管理系統;陽立軍等［51］在分析海洋生態、環境、資源和經濟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在海洋開發過程中需維持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應當實施海洋開發的集成戰略;倪一卓等［52］以東海海岸帶綜合管理為例，基于C#語言和ADO．NET技術等構建了東海海岸帶管理協議支持工具。
此外，為解決海洋生態經濟發展當前存在的問題，國內外許多學者還從海洋資源產權管理(如賀義雄［53］等)、海洋生態補償制度(如韓秋影［54］，張繼偉［55］等)以及海洋產業升級優化(如Smith［56］，朱堅真［57］等)等角度進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生態經濟矛盾的緩解提供了借鑒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評價
縱觀國內外對海洋生態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不難看出，國內外學者都十分重視海洋生態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協調發展，深刻認識到現有問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從不同角度、不同專業領域研究分析了生態、資源、經濟在海洋系統中發展的若干重大課題，并采用各類技術支持手段、多種定量模型、各類評價指標體系等輔助工具使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內容與方法不斷更新與完善，研究領域不斷延展，但總體而言，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1)理論體系尚不健全。理論研究成果是客觀實踐的主觀反映，由于現代海洋產業發展起步較晚，現有海洋經濟與生態數據統計體系尚不健全，盡管已有海洋地質學、物理海洋學、海洋物理學、海洋化學、海洋生物學、海洋生態學、海洋環境科學、海洋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一系列學科理論支撐，但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資源消耗、海洋產業發展與海洋環境保護、沿海人口激增與生態容量有限等諸多社會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間的矛盾還未在整體上充分展開，海洋生態與經濟相互作用關系的本質規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該研究領域的諸多基本問題不能達成統一共識，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進行較為系統的理論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態經濟學理論研究框架體系。
第9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范文
論文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是供應鏈戰略協同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直是理論界和企業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企業是具有智慧的商業生命體，供應鏈是由企業構成的具有自然生態系統特征的復雜系統。生物界的形成與演化是有一定的科學規律可循的，試圖從生態學理論的角度，以自組織、協同基因、自然選擇和生物進化動力為切入點研究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因，為對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的研究開辟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
在供應鏈的戰略協同中，協同內在機制是供應鏈協同研究領域中一個最為重要問題。它是戰略協同中決定供應鏈上的各企業能否達成協議，進而進行協同的首要問題。其中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又是一個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企業是具有智慧的商業生命體，供應鏈是由企業構成的具有自然生態系統特征的復雜系統。所謂供應鏈協同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了實現某種戰略目的，通過公司協議或聯合組織等方式而結成的一種網絡式聯合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自然生態系統解決復雜性問題的能力和經驗值得好好學習，生態學理論可以為人類解決經濟管理系統的問題提供一個方向。其一，生態學研究的對象是復雜系統。其二，生態學研究的系統往往是非線性系統。其三，生態學研究的系統規律往往具有不確定性。生態學理論對供應鏈協同的研究具有適用性，所以本文試圖從生態學理論的角度，以自適應、協同基因、自然選擇和生物進化動力為切入點研究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因，為對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的研究開辟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
1、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的研究現狀
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是供應鏈戰略協同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直是理論界和企業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對此的研究只局限在經濟管理領域。目前在理論界和企業界針對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因問題普遍認可的觀點有：謀求中間組織效應，追求價值鏈優勢，構造競爭優勢群。
1.1 謀求中間組織效應
供應鏈上各企業之間的關系即不是單純的組織外關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組織內關系，它實際上是一種中間組織關系。因為它們的關系在形式上保留著許多市場交易關系即組織外關系的特征，又融入了一些企業之間關系已帶有固定性即組織內部關系的特征。中間組織既具有內部一體化組織的一些控制和協同優勢，又保持了市場的靈活性。供應鏈上企業之間的協同，動因之一正是為了謀求“中間組織效應”，是為了穩固、強化企業之間的協同關系，發揮協同效應，避免企業組織規模擴大可能產生的負面問題。
1.2 追求價值鏈優勢
供應鏈系統上的各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價值鏈，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和細化，技術創新及其推廣速度的加快，市場范圍的日益全球化，價值鏈的增值環節變得越來越多，結構也更加復雜。價值鏈分解使企業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從事所有的價值鏈活動。企業保存有競爭優勢的價值鏈環節，把沒有競爭優勢的環節分離或外包出去，在市場上尋求新的合作伙伴，組成協同關系，共同完成整個價值鏈的全過程。價值鏈的分解與整合都是企業生產與組織的創新，用于提升企業的競爭力，這也是供應鏈協同的一個動因。
1.3 構造競爭優勢群
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消費者需求日益的多元化，單個企業已難以應對復雜的市場環境，企業與企業之間結成一組具有動態適應和調整能力的競爭優勢群已變得越發的緊迫和必須。供應鏈協同是一種較為便利和便宜的方式，可以使成員企業優勢互補，形成共贏局面。
2、生態學理論的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分析
在上一節中，簡單對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的研究現狀做了一個概述，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和經濟領域。供應鏈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具有非線性和不確定，這些特征與生態學理論研究對象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本文試圖從生態學理論的一些觀點和視角去審視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因，以系統自組織、協同基因、自然選擇和生物進化動力為研究切入點。
1 供應鏈協同是供應鏈系統的一種自組織
生態學理論針對復雜系統的形成強調系統元素的自組織性。生物進化的本質是生物為適應生存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生存狀態進行的自調節：調節過程包括生物與外界進行的質量、能量及信息的交換；進化的結果是生物本身結構復雜性的提高。生物進化總是導致新物種的出現和結構的復雜化，即有序性的增加。有學者認為，生物在進化過程中滿足一定條件時生物可以自發地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以適應周圍環境。這種適應既包括暫時性的適應性反應，如條件反射，也包括永久性適應，即產生遺傳性變異。把這個生物進化自發性條件稱為自適應函數。生物界的生物自適應對社會領域問題的研究很有啟發意義。
目前供應鏈已從分散式管理轉變到協同式管理，所以本文研究的是由自組織程度低到自組織程度高的演化過程。供應鏈系統是一個自組織系統，是一個與外界發生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開放系統。供應鏈系統從外界環境中吸取的任何東西，都可能產生序參量，都會引起漲落。由于系統的開放性，系統無時無刻不在與外界環境發生著能量的交換，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的行為都會導致序參量的產生，同樣，外界環境的變化也會導致序參量和序參量系統的產生。因而新的有序只是在一個瞬間，系統始終處于非平衡的相變中，“漲落”現象總是發生。正是由于有不斷的序參量產生，有不斷的“漲落”出現，供應鏈系統才得以不斷創新?？梢姽溝到y具有把物質、能量、信息轉化為維持自身存在，謀求自我發展的“自組織”的能力。
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供應鏈系統內部序參量的不斷產生，比如物流瓶頸、信息共享的需求、供應商忠誠關系等，有不斷的“漲落”出現，使供應鏈系統向協同自組織，以求共贏的系統平衡。但供應鏈系統不完全與自然生態系統一致，它具有很強的自組織性，供應鏈自組織具有對環境的“適應”和“選擇”的能動性；同時它還存在著“自組織悖論”，所謂自組織悖論指的是系統的演化與發展、組織化、進化既是自組織的又是非自組織即他組織的。供應鏈系統是經濟系統，它的運行環境離不開人為的干預、一些政策法律法規的組織策略。總之。供應鏈系統的自組織屬社會系統范圍內自發的一種組織現象，它反映了人類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并在一定條件下通過自我選擇、協同、改變和適應環境，從而達到新的有序狀態的社會行為。
2.2 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供應鏈協同
生物學中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定義為生物體繁殖引起了資源的稀缺，從而形成了消滅不夠適應變種的壓力，這種過程就叫自然選擇。自然選擇本質上就是“有益的變異被保存而又有害的變異被拒絕”。進化論學家拉馬克認為，生物進化的動力與機理，首先來自于生物具有一種不斷地增加結構復雜性和完美性的天生趨勢，其次是生物具有對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有兩種觀點：一個是器官用進廢退的觀點；一個是獲得性狀的遺傳的觀點，也就是生物體在環境的長時間作用下而獲得或失去的任何性狀都可以遺傳給后代。自然選擇對變異和遺傳發生作用，導 致新物種的形成或舊物種的滅絕。自然選擇學說認為適者生存是進化的機制，它認為每一物種在發展中越來越適應環境。物種每個個體的基本特征由后代所繼承，但后代又會產生一些異于父代的新變化。在環境變化時。只有那些能適應環境的個體特征方能保留下來。
把經濟系統的運行機制建立在生物進化和自然選擇的基礎上，其理論的核心是適應機制，強調經濟體能否適應環境是企業生存的決定性因素。弗里德曼在其經典論文《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中求助于“自然選擇”論證了市場競爭傾向于保證最有效率的企業生存下來；最有效率企業的行為都基本上做到了使其利潤最大化。
在現代市場選擇壓力足夠大的情況下，只有最有效的策略才能生存。器官用進廢退的觀點對企業的啟示是企業在進行自我的審視之后，把自己的現有價值鏈分解，充分發揮自己的有優勢的價值鏈環節，把不具有優勢的價值鏈部分分離或外包出去，這就產生了需求合作伙伴的欲望，這是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力。
供應鏈系統的生存與此非常相似，面對有限的資源，現代的競爭形式已轉變成為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同一行業里的各條供應鏈在接受著經濟自然選擇。如果供應鏈仍按傳統的分散式管理，已不能適應競爭環境。那些能夠很好地整合供應鏈上各個企業的相對競爭優勢，實現無縫協同的供應鏈往往經受了自然的選擇，得到了快速發展，不斷成長壯大。所以供應鏈協同是環境賦予的供應鏈企業迫切需要的適應模式。
3 生物進化動力——協同基因
自然界從誕生到現在，無論是在物種數量或者是質量上無疑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雖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認識自然界進化的動力機制對我們研究社會系統的形成進化機制也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大量生物實驗和研究表明，生物進化的基本動力有競爭和合作。競爭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所以在有限的生態位內，競爭是生存的必須。競爭主導的生物進化是存在的，在一定范圍和水平上競爭的結果有利于植物形態、生理適應特征及生活適應策略的進化。
但對我們更有意義的是生物界存在著廣泛的合作機制——互惠共生機制。所謂互惠共生是指物種之間相互有利的共居關系，彼此之間有直接的營養物質的交流，相互依賴、相互依存、雙方獲利。尤其是在自然界生物集群中，分工與合作的意識更強烈和明顯，特別是在較穩定的生物集群中，個體之間具有相互吸引力，彼此互相需要，分工協作，共同維持這一群體組織，從而使集群能夠長期存在。并且這種性狀會隨著物種的進化逐漸的保留下來。我們知道，生物的性狀是由基因決定的，在此我們把控制物種分工與合作的性狀的基因為協同基因。協同進化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共棲、共生等現象都是生物通過協同進化而達到的互相適應。協同進化強調通過不同種群問的相互協作來提高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效率，增強彼此間的生存能力。協同有利于加強系統自身的自組織能力，有利于維持生態系統的有序性和多樣性。因此，協同作用的結果應該是更有利于生物進化，而且比競爭更普遍、更有意義。
網絡組織內部企業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關系，企業之間若為上下游關系或相關產業，則其收益相關性一般比較大。供應鏈系統是典型的網絡組織。供應鏈中除了核心企業外，其他節點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為了保存競爭優勢必須對自身的資源及配置資源的能力不斷進行調整，逐步形成各自不同的經營目標、資源和技能組合、競爭戰略及企業文化。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歷程中充滿了競爭，資源規模有限，競爭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其實協同合作是他們的需求和內在愿望即他們攜帶有協同基因。正因為如此，供應鏈理論一經實施。便取得了很好的響應。所以供應鏈系統也采用了協同進化的方式來建立相互之間的互惠共生關系，以提高對外部市場的適應性。
3、結束語
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一直是企業理論界關注的問題，對它的研究也出現了百花齊放的時代，很多新的理論被引進來。在此大背景下，從生態學理論的角度對供應鏈協同進行分析。首先簡述了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的研究現狀，被普遍認可的觀點有：謀求中間組織效應，追求價值鏈優勢，構造競爭優勢群。在此基礎上，又從生態學理論的角度，以自適應、自然選擇、協同基因和生物進化動力為切入點研究供應鏈協同的內在動因，得出供應鏈協同是供應鏈系統的一種自組織，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供應鏈協同，供應鏈上的節點企業具有協同基因等論點，為對供應鏈協同內在動因問題的研究開辟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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