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社會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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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系，是實現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的結果。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得到說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二、知識的實驗室制造
實驗室研究是人類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創造性運用。它最早起源于人們對化學、高等物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神經心理學和野生生態學的觀察報告，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有著密切的聯系。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研究進路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著名亞綱領。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在加州大學實驗室、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在費米實驗室，最早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于“實驗室研究”，但他們的工作沒有重視實驗室的常規實踐，沒有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談進行分析。80年代實驗室研究迅猛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人類學領域。其中，拉都爾和伍爾加、謝廷娜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他們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識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把實驗室看作原始部落，對之直接觀察和描述，獲得豐富的資料，包括筆錄、實室論文分析、實驗室成員的手稿、通信、談話、備忘錄和其它由實驗室科學家們提供的資料。
從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爾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薩爾克研究所參與觀察，并根據調查的資料寫成著名的《實驗室生活》。在此書中，他描述了實驗室內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學知識是怎樣在實驗室內被建構出來的，科學家應該怎樣說明這些建構。他把個制造現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學銘”系統。認為“人類活動是一種銘文的活動，
類歷史應當看作是一套碑銘整體”。文學銘寫暗示了科學實踐主要是一種文學的和解釋的勸服活動，科學事實是以書面陳述的形式被建構、傳播和評價的。拉都爾和伍爾加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由技術人員在實驗中得出的經驗陳述。科學家就是要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他的陳述應當被接受為事實。
如何才能使陳述被接受為事實，這就需要進行爭論，其“成功與否要取決于該爭論場中的人數、觀點和立場、作者的個性和他所屬的機構，以及論文本身的風格等”。這就是說，自然事實是科學家根據實驗制造出來的數據進行爭論的結果，實在是爭論解決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實是科學家進行實驗和磋商的結果。
拉都爾和伍爾加非常重視環境在科學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環境不是像過去被認為的那樣與科學實踐是不相干的，環境不但影響對科學事實的建構，而且整個科學就是由環境制作而成的。環境與科學實踐是不可分的、一體的。環境決定著科學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為及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對象、材料來源，從而決定著所生產出的產品，并且環境是不確定的，可變的，有很大的權宜性。
對實驗室場點進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謝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她通過日常觀察、訪談、收集實驗室備忘錄、論文手稿和相關出版物，積累了豐富的材料。謝廷娜與拉都爾和伍爾加一樣，主張對實驗室知識生產實踐進行研究。在建構主義論題上，她認為，“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者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但她更強調科學的復雜性，認為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科學家也處于不同的環境之中，因而實驗室知識的生產也具有不確定性。在《知識的制造》這本書中，謝廷娜表述了她的經驗的建構主義認識論思想。她把實驗室比作是生產知識的工廠，認為知識是在實驗室中人為地生產出來的。實驗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實驗儀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實驗對象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或人工培育出來的，因而產品(知識)也就無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她還認為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決策負荷的，科學實踐中包含著選擇機制。它貫穿于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之中。
實驗室研究從發生學視角對科學知識的生產進行分析，著重從內部探討了科學知識形成的實踐過程，實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換。在這種轉換中，科學家的主體主動性得以突顯，而不是被動地受環境的約束，直觀地描述客觀外在世界。他們認為實驗室研究場點的開辟為打開科學“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實驗室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是研究者能直接觀察到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被具體地生產出來的。從而揭示了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不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會世界，科學知識本身是一種文化存在而不是被“發現”的自然給定。
三、評價
科學知識社會學實驗室研究是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在批判傳統的科學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盡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與其它研究場點一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和困難。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其優點和不足，以便為我們找到科學的方法論提供新的思維視角。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研究發現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受到社會各利益團體制約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學基金組織、慈善機構等。這一點，對批判傳統的、與社會因素無關、價值無涉、情感中立的科學觀，打破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科學霸權，有著積極的意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知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必定包含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種因素。如果知識的研究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會導致對虛妄的研究。傳統的知識觀把知識看作是自然的給定，這是一種祛魅的世界觀。它排斥了自由、價值，崇尚物質主義、決定論、還原論及虛無主義。這種知識理性的無限擴張及對科學方法的無限信仰，導致了主體對自身歷史存在的“自我遺忘”。也就是說，它失去了主體的性質。實際上，知識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性質。這就是建構論者所主張的，也是其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
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考查發現，實驗室“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即實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視角的切人非常新穎，但問題是這種建構的成分有多大，實驗者可以根據需要挑選儀器、對象、原料，這是一個建構過程，但被挑選出來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構的呢?即使所有的“實在”的建構性都比較強，那么，必定無疑，實驗產品——知識，也是建構的，這樣知識的確證無誤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為沒有了客觀性，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評判知識的標準，知識也就不存在了。從另一個方面講，每個實驗室都有自己的建構體制，即使它們所使用的儀器、對象、材料，物理環境及人力資源都是一樣的，得出的結論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庫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所有的知識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識不就成了誰說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嗎?可見建構主義者在這一點上走得太遠了。
第2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全球環境總體日趨惡化，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破壞日益加劇，環境社會學應運而生。本文試圖對環境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和不同時期西方社會學理論對環境問題的論述和貢獻進行梳理，希望運用環境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知識更好地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服務，同時推進環境社會學的新發展。
1 環境社會學的學科定位
在學術地平線上出現一個新的學科并非偶然，環境社會學便是社會改革和變化的社會運動所帶來的知識界和政治上發酵的產物。“環境社會學”最早是克勞斯納在他1971年出版的《論環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隨后，社會學家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關于農業殺蟲劑的生態危害的暢銷書《寂靜的春天》便是催化劑。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當時面臨“生態危機”，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關于世界趨勢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并一度成為當代環境保護的理論基礎。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人類環境宣言》。社會學家卡頓深受其影響，開始理性思考人口過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匯集成了一本深具影響的書《過度成長—革命性社會變遷之生態基礎》。[1]20世紀90年代，日本和韓國分別建立了環境社會學。1992年，最早的日本環境社會學家之一飯島申子協助成立了日本環境社會學學會（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環境社會學期刊》。在韓國，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有了環境社會學課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環境社會學研討會上成立了一個研究網絡—亞太環境連線，主旨在解決亞太地區的社會與環境問題。[2]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環境總體形勢不斷惡化，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破壞日益加劇，對經濟社會﹑生態系統﹑人類健康乃至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環境社會學開始引起了社會學者的關注。我國學術界普遍認為，環境社會學是關于環境與社會之關系的一門新的分支學科，是環境科學與社會學交叉滲透的產物。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將對環境問題的解決以及協調環境與社會的發展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人們開始認識到了環境問題的實質是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環境問題是環境—社會系統發展失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國學者有意識引進西方環境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和成果，進入21世紀，社會學者開始自覺運用環境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解決我國遇到的環境問題，推進了我國的環境社會學的發展。
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期，環境社會學肩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為政府環境保護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咨詢服務，為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出謀劃策，同時還將有效地參與社會現代化的規劃﹑實施和檢驗工作。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市環境保護發展的客觀要求，向人們提供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社會活動和社會行為的指導方案，如環境公眾參與﹑環境教育的實施﹑環境文化的構建等。環境社會學的學科地位便由此應運而生。
2 環境社會學的理論視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耗竭﹑酸雨﹑水資源狀況惡化﹑土壤資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機﹑生物多樣性減少﹑毒害物質污染與越境轉移等環境問題頻頻出現的今天，中西學者開始把目光紛紛投向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我國學者也開始發掘“天人合一”所蘊含的生態意蘊。產生環境問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道德和倫理也是產生環境問題的因素之一。
環境倫理的奠基者利奧波德提出了“大地倫理”的概念，他主張把倫理學的道德規范從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擴展到調節人與自然（大地）之間的關系，把道德權利﹑良心﹑義務擴大到動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實體。[3]
環境問題的實質就是人的自身的問題，包括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三個問題，其中最根本的還是人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價值觀問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蘊含的倫理道德意蘊，要求人們尊重自然﹑愛護自然，樹立正確的生態意識，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蘊含的生態意義非常豐富，其最鮮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們確立人與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觀，并在實踐中采取遵循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辦事的方法論，解決環境問題。[4]
2.2 環境建構主義理論
上世紀60年代是綠色意識的精英啟蒙階段，1962年卡森發表的《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就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鐘。70年代是公眾綠色意識的動員和形成階段，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交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對正處于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時代”的西方世界發出了關于“人類困境”的天才預言。80年代綠色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家喻戶曉的常識。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標志著人類已進入維護共同家園的全球時代。
建構主義認為，環境問題是不同群體表達自身意見的一個共同符號，對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理解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總是通過特定的﹑具體的社會過程，經由社會不同群體的認知與協商而形成的，解決特定環境問題的關鍵是利用科學知識﹑大眾傳媒﹑組織工具以及公眾行動成功地構建環境問題，并使之為其他人所接受，進入決策議程，最終轉變為政策實踐。[5]
2.3 結構功能主義理論
結構功能主義非常強調共同價值觀與信仰對于社會運行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它認為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價值觀的扭曲，特別是工業社會，過度役使自然環境與資源，導致環境狀況惡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質主義與貪婪的本質，過于強調物質消費以及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西方文化與環境之間有密切的關聯。社會系統是在對于環境的不斷適應中進化的，但它忽略了社會系統內部強制與緊張的一面。此外，一些環境主義者認為，結構功能主義關于解決環境問題的樂觀看法有可能模糊人們的環保意識。[6]
2.4 社會沖突理論
社會沖突論強調社會中的權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權力的精英影響著社會事件，環境問題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環境威脅，全球環境為經濟正是全球財富與權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是促進資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續發展理論
1987年，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了長篇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即“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發展”。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在人類生產﹑生活中要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綜合效益（經濟﹑環境﹑社會效益）的關系，不能單獨地考慮經濟效益。
2.6 風險社會理論
風險社會理論著眼于人類進步的負面性，尤其是工業和科技對自然和人類自身的危害。貝克指出，在“風險社會”中，現代風險—特別是環境風險﹑核技術風險﹑化學污染風險等等—對社會成員的影響將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氣或水受到大面積污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進步是建立在知識與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上的，溫室效應﹑酸雨﹑大氣污染大都是人類高度發達的科技“制造”出來的。
3 結語
環境社會學研究中的一些理論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提供了學理支撐，同樣地，我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豐富實踐，也將促進我國環境社會學的大發展。
參考文獻
[1][2]約翰·漢尼根：《環境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第3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效果針對性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10)04-0038-03
目前,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逐漸受到學生的重視。不僅社會學專業的學生把社會調查方法課看成社會學專業的基本功,而且非社會學專業的學生也同樣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這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部分專業培養計劃中設置了社會調查方法課。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公共事業管理、文化產業管理、行政管理等專業的教學計劃中都把“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課程列為必修課;其次,大學生創新實驗性計劃的常規性申報凸顯了社會調查方法的重要性,促使學生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的學習。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2007年以來,教務處每年都會組織國家級、學校級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的申報、中期檢查、結項驗收。申報成功的項目負責人、參與者在保送研究生、評獎學金、評優等環節中占優勢。所以,大學生們申報項目很積極。在所申請的項目中,社會調查類的項目占相當的比例。這促使學生重視社會調查方法的訓練。在2009年10月筆者作評委的某次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立項答辯會現場,有一個新聞系2008級的學生答辯一結束就向筆者咨詢關于她的立項設計方面的問題,以求改進;第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實踐教學占相當的比例,促使老師和學生必須掌握社會調查方法的知識。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將社會實踐環節計入總學時中,按照2學分計算。該課程一共是6學分(16學時1學分),其中,課內4學分,課外實踐環節2學分。實踐教學內容就是安排學生利用暑假作社會調查,撰寫社會調查報告。2009年春季學期,社會學系的教師應邀給所有上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的、一個年級的兩千多名學生講授過4學時的社會調查方法基本知識課。再如,重慶大學2008級學生 2009年的寒、暑假和2010年的寒假都安排了學生的社會調查。前者是假期的學生活動,后者是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的作業,計3學分。社會調查的過程使學生發現了自己相關知識的儲備不足,從而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的學習。
但是,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并不等于這類課程的教學效果好。如何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效果是個難題。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接受了系統的社會調查方法訓練的社會學專業學生,在運用社會調查方法進行調查、撰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從2004級學生的畢業論文來看,雖然大家都按照要求作了社會調查。但根據調查結果所寫的畢業論文卻存在很多問題。表現在:對具體單個問題或層面的分析基本沒有大的缺陷,但是從文章的整體布局來看卻存在較大問題。主要體現在前后文的分析思路不連貫,存在較明顯的前后邏輯漏洞,缺乏一條貫穿全文的中心線索。另外,經驗材料和理論分析相脫離,這是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中傳社會學專業的論文非常強調實證資料的重要性,任何分析都要求基于調查所得的經驗資料。但是很多學生在寫作過程中,都是實證資料歸實證資料,理論分析歸理論分析,兩者缺乏緊密聯系和結合。這說明,學術科研精神與方法的培養、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5級學生在畢業論文選題上就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題目過大,如《關系:基于中國文化的一種策略性選擇》;有的社會學理論色彩不濃,如《廈門市民商業醫療保險購買行為的研究》;有的存在邏輯性問題,如《新媒體與大學生擇偶觀》。在具體寫作論文的過程中,也存在2004級學生出現過的調查結果和理論性的結論脫節的問題,如《新媒體與大學生擇偶觀》這篇畢業論文,作者在內容提要中寫道:
當今社會是一個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我國已經迎來了新媒體傳播時代。大學生作為“網民化”程度最大的一個群體,其包括擇偶觀在內的價值觀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媒體傳播的影響和沖擊。本研究采用問卷和深度訪談的方法,以隨機抽樣的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生為例,從分析新媒體對大學生的有效影響開始,進一步調查研究當代大學生的擇偶觀,并著重從網絡時代帶來的西方價值觀對大學生的滲透,虛擬文化帶來的沖擊,公眾人物對大學生的示范作用以及網絡傳播的消極信息產生的影響四個方面,分析新媒體對大學生擇偶觀的直接影響。
這個內容提要概括了全文的輪廓,但致命的問題也在于此。因為,大學生擇偶觀決不是僅僅受新媒體所影響的,很多其他因素(如現實中的人際關系、家庭、自己的經歷、自己的價值追求等)會比新媒體影響大得多。而且,槍彈論在20世紀后半期已經被傳播學界徹底拋棄了。如果還直接地把新媒體的影響和大學生擇偶觀聯系起來,無疑會鬧出簡單化、幼稚的笑話。這說明,上社會調查方法課和實際運用社會調查方法知識在某些學生那里是兩張皮,是脫節的。這就需要作深入、細致的關于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效果的探討。在這個探討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考慮角度是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針對性。
本文根據筆者近年來“社會學定性研究方法”、“文化人類學”等課程的教學經歷和體會,并結合指導社會學專業學生社會實踐、非社會學專業學生社會調查的經驗,探討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針對性問題。通過具體探究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必要性和途徑,本文試圖推進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效果的提高,并以此對社會調查方法的現實意義略作建樹。
一、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必要性
加強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針對性,對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學習效果,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訓練學生科學思考、研究問題能力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1.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是非常必要的。興趣是最好的學習動力、導師,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對社會調查方法課的興趣。現在的學生崇尚效益思維,如果他們所學的對他們將來的就業、深造沒有幫助,那么他們對這些學科是不感興趣的。這也是基礎類學科不受學生青睞的根本癥結所在。在社會調查方法課的教學中,注意針對學生的需要進行講授和引導,必然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提高學生學習效果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提高學生學習效果是非常必要的。空洞地講理論、技巧,不能針對學生的特點和期待,這樣的教學,其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3.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不證自明的公理。社會學專業的課程中,很多都設置了實踐性教學環節(如社區概論)。實踐教學計劃的落實也是很多專業必須的條件。中傳的實踐教學計劃總學分為30學分,除軍訓、畢業論文等必須完成的學分外,需要系里老師安排的學分還有近20學分。這就要求老師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以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
4.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大學生必須具備初步的研究能力,沒有創新能力是不能實現的。而社會調查方法課對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而言是最基本的條件。以下是中傳2007級媒體創意專業某學生2009年12月31給我發的一封電子郵件,說明了創新能力培養的必要。
馮老師:
您好!感謝老師一個學期以來給我們上“文化人類學”這門課!我和很多同學都有交流,大家覺得這一個學期下來,我們感覺到自己相比以前有了很多收獲。我想這其中跟老師您有很大的關系,這門課不僅僅是讓我們學到了一些社會學,人類學方面的知識,還引導了我們如何用嚴謹的態度去寫論文,看問題,做研究……
黃 晶
5.訓練學生科學思考、研究問題能力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訓練學生科學思考、研究問題是非常必要的。現在的學生一般都很善談,但他們的言談往往基于自己的直觀思考,缺乏嚴謹的邏輯性,更缺乏經驗材料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調查方法課對于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能力有很大作用。
二、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途徑
針對學生的需求進行講授,做到有的放矢;針對學生在選題和設計、實施社會調查過程中的問題,進行課堂講授,以加深印象。這兩條途徑對于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是必須的。
1.針對學生的需求進行講授,做到有的放矢。
老師了解學生的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或相關內容的講授,是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基本途徑之一。中傳2007級媒體創意的李舒沁同學2009年12月31日曾給筆者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咨詢寒假社會調查選題的問題,筆者有針對性地作了答復。這樣的互動在社會調查方法課的教學過程中是必要的。以下是我們電子郵件交流的內容:
李舒沁:寒假里我想做一個關于民族融合問題的社會調查。我們市那兒有個南通市民族中學。那邊的孩子小學畢業后就來在這個學校里上初中、高中,據說當地大學的學生常年去那兒愛心教學,藏中也會安排同學寄住在當地人家中。您上課講過關于民族融合的問題,我就想做一個這個方面的社會調查。但是具體的切入點還是不太明白。老師您覺得這個選題可以嗎?具體的切入點方面能給我出出主意嗎?非常感謝老師。
筆者的回復:民族問題在當代中國很有研究價值。你說的調查,我想題目就定為《內地民族中學教育與藏族學生的民族認同》,可以調查藏族學生怎樣接受教育、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教育、效果如何。在作總體描述的基礎上,從民族認同感是否弱化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民族融合范圍太大了,先從這個角度做好,以后有機會再做其他的。
就社會學專業學生而言,從大一開始,老師就引導他們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主題進行研究,帶著這個問題一以貫之地上社會調查方法類的課程,直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把對該主題的思考形成研究結論、見諸系統、科學、規范的科研成果,這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提高社會調查方法課針對性的模式。中傳2005級社會學專業學生羅文宏在一次征求專業建設意見時曾經說過:他們以前在上方法類的課程時,由于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處,很多人都沒有好好學,以為能過關就行。但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發現當初沒好好上課,現在就沒有駕御論文調查階段的能力了,悔之晚矣。
2.針對學生在選題和研究設計、實施社會調查過程中的問題,進行課堂講授,以加深印象。
以下是學生在社會調查知識運用方面的常見問題分類:
(1)選題中的問題
選題不當是社會調查、論文寫作中的常見問題。以中國傳媒大學2009年秋季學期的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申請為例,有不少項目的選題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如:《通過比較香港與北京電視臺的飲食欄目研究兩地的觀念差異》(所用概念過寬、過大)、《影像調查當代中國中西部鄉村教育現狀――以山西省榆社縣為例》(混淆個案研究和總體的關系)、《版權與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之中國網絡版權保護現狀與對策研究》(題目太煩瑣,不精練、表達不準確)、《中國直銷從業人員生存現狀調查》(用詞不當)、《對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社會學研究――以中西四大快餐品牌為例》(題目過大)。
(2)研究設計中的問題
例如,關于定性研究與假設的關系問題,有的同學沒有弄明白,以為所有的調查都應該追求假設和假設的驗證。實際上,定性研究不應該以追求假設驗證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深入、全面地理解調查對象。“深度訪談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釋惑,也不在于驗證假設,抑或是通常所說的‘評價’。深度訪談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鮮活’經歷,理解他們對其經歷生成的意義。”中傳2007級媒體創意專業的晏昭同學于2009年11月交的文化人類學課堂論文題目是《“在京新疆青年”文化融合過程調查與分析》,文章非常認真地呈現了她的深度訪談調查過程和結果分析。但有個明顯的問題,就是過分追求提出假設和假設的驗證,這種研究設計使她的調查和調查的結論誤入歧途,沒有挖掘出定性研究的更深刻的意義。以下是晏昭同學這篇論文的摘要和提出的假設:
本文全程展示了一項針對“在京新疆青年”的文化融合過程的調查,這個調查主要是以文化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和研究視角來實施。研究發現,被調查者“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沖擊,融入北京文化的過程中后,會自發尋求一個同是“在京新疆人”的群體,以群體為壁壘抵抗文化沖擊。同時,調查結果表明,“在京新疆青年”這個群體(文化區),還因為民族的不同分為許多小群體(小文化區)。在這些小群體中,文化之間差異很大的群體更難實現文化融合和“同化”。另外,當時環境對“在京新疆青年”的情緒影響也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的假設
假設一:新疆青年來到北京會遭遇到文化震驚和文化沖擊,之后會進入一個文化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同化”現象出現。在整個過程中,他們會不同程度的感到孤獨和無助。
假設二:“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沖擊后,可能會主動尋求一個同樣是“在京新疆青年”的群體,以群體作為壁壘抵抗所受的文化沖擊,他們還從這個群體尋求情感和安慰。
假設三:最后,他們決定長期在北京生活之后,就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是堅持自己原有的文化,還是接受北京的文化改變自己。此時,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會對他們的選擇造成怎樣的影響?
晏昭同學作研究的態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遺憾的是,她不清楚這個趨勢:實際上,“定量的、實證主義的方法和假設的運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絕。”“定性研究者致力于一種主位的、具體的、基于個案的立場,這一立場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向特定個案的特殊性上。”
(3)實施調查中的問題
在實施社會調查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過程中很好的針對性素材。例如,2009年4月底,筆者帶學生到隴南調查地震災區災后重建的問題。有位同學非常“機靈”地在筆者和一位公交車乘客聊天的時候,跑到乘客后面,悄悄地拿起了錄音筆錄音。過后我對她說,如果要錄音,應該征求被訪談者的同意。她說:“另一個老師說了,千萬別告訴人家,如果告訴了人家,他就該拒絕接受訪談了。”這就涉及到了社會調查中體現的倫理原則問題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絕不強迫任何人參與研究,且不給參與者帶來任何傷害”的基本倫理原則。知情同意應該是多數訪談調查的倫理要求。“研究者要讓受試者了解他們將要去參與的是什么形式的活動,活動的性質是什么,研究的程序有哪些,研究的風險有多大,是否有什么收益或可能受到什么傷害等。”
目前,國內社會學界關于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效果、針對性的探討尚不多見。本文的探究也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尚需要進一步的、持續的、長久的關注與探究,才能取得更深入、更上乘的研究成果。
注釋
1 埃文•塞德曼著.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者指南(周海濤主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9
2 諾曼•鄧津、伊馮娜•林肯主編.定性研究:方法論基礎(風笑天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12～13(第1卷)
3 林聚任、劉玉安主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二版)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392
參考文獻
1 埃文•塞德曼著.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者指南(周海濤主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
2 諾曼•鄧津、伊馮娜•林肯主編.定性研究:方法論基礎(第1卷)(風笑天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
3 林聚任、劉玉安主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二版)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4 中國傳媒大學社會學專業2004級、2005級部分學生畢業論文
5 中國傳媒大學媒體創意專業2007級部分學生文化人類學課社會調查報告
6 中國傳媒大學2009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實驗性項目部分立項申請書
第4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本科畢業論文；問題；原因；應對策略
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和撰寫是高等教育中本科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高低是檢驗本科生四年大學系統學習效果的試金石。畢業論文順利通過意味著大學生順利完成大學學業，反映了大學生初步掌握了科學研究和創新的知識，標志著大學生基本具備了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畢業論文質量的高低也是衡量一所大學本科教學成敗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研究本科畢業論文中存在的問題、找出這些問題出現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于本科畢業論文質量問題的分析，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1-2]。本文立足于筆者自身從事的本科畢業論文指導實踐來看待這個問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一、本科畢業論文存在的問題
本科畢業論文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選題缺乏問題意識、論證缺乏邏輯性、整體缺乏學術規范性。
（一）選題缺乏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的缺乏會造成論文主題膚淺、沒有深度和新意。所謂“問題意識是指學生在認知活動中意識到的一些難以解決的實際問題或理論問題時產生的一種懷疑和探究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會驅使學生積極思維，并不斷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是思維的一種問題性心理品質。”[3]很多學生就是因為缺乏這種問題意識，才導致論文主題陳舊，缺乏新意，或者選題空乏、抓不住核心。例如：有的學生討論“大學生的消費現象”這個論題，僅僅停留在分析大學生學習上的花費、日用品上的消費、娛樂上的消費等方面，而不能結合現實社會中網絡消費這一新現象進行探討，缺乏反映社會現實的意識，進行深入思考的能力。
（二）論證缺乏邏輯性
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有些同學的論文缺乏對論證邏輯的仔細斟酌和全盤考慮。段和段之間缺乏過渡性，節和節之間缺乏連貫性，章和章之間缺乏系統性，以至于整篇文章結構錯亂、邏輯混亂。有些論文材料不能說明主題，有些論文章節游離于核心觀點，有些論文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敘事層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論證。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論文寫作不科學、缺乏邏輯性的表現。
（三）整體缺乏學術規范性
“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4]為提高教學質量就必須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和科技創新能力，“支持學生參與科學研究”。但在現實教學中，尤其是在畢業論文指導過程中筆者發現很多學生沒有養成良好的科學意識，論文寫作缺乏學術規范。如引文不注明出處，表格格式不對，圖形不符合要求，參考文獻不規范。字體大小、段落間距等格式不符合要求，整篇論文看上去不統一、不整潔、不規范等。
二、影響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因素
本科畢業論文作為檢驗學生大學四年所學到的基本理論知識、基本技能技巧的重要工具，對于培養學生的科研精神、創新思維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本科畢業論文的好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本科學歷教育的成敗。根據筆者工作實踐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并不令人滿意，這主要有內外兩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內部原因主要是學生在理論學習、方法掌握、認知態度等方面存在問題，外部原因主要是環境和監管機制等方面存在紕漏。
（一）欠缺對基本理論的深入學習
只有對本學科的基本理論知識有一個系統的學習和領悟，才能培養一種學科的敏感性，才能充分運用本專業的范式去思考問題、閱讀材料和提煉觀點。因為缺少對基本理論的深入學習，很多學生面對浩若煙海的文獻資料感到無從下手，不會運用已經學到的學科知識去分析、提煉文獻、提出獨到的觀點。在很多學生的開題報告、文獻綜述等材料中，經常出現對課題研究的現狀不清，目的不明，對文獻歸納不當，不能闡述文獻的優劣，不能對研究內容進行詳細闡述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是因為學生對該學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沒有吃透和理解。
（二）缺少對專業方法的熟練掌握
很多學生對專業方法不了解，更沒有熟練掌握，造成所寫論文的質量不高。首先表現為對畢業論文這種學術性的專業論文寫作方法不了解，他們不知道論文的寫作要遵循一定的邏輯順序和比較固定的格式要求。如果沒有掌握專業的論文寫作方法，就會出現結構不完整、邏輯混亂、條理不清等問題，甚至會出現語句不通順、錯別字連天、行文口語化等現象。其次表現為對學科所要求的專業研究方法不熟悉，造成所收集的資料缺乏代表性、真實性和準確性，或是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聯系不緊密，如對于社會學本科生來說，實地調查的經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正確和恰當的調查方法對收集資料、提煉觀點、論證主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事實上，有部分本科生沒有掌握好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做訪談不深入，停留在表面，得不到有意義的材料；做問卷流于形式，胡亂得到一批數據或是任意編制一些數據。這種缺少對學科專業方法熟練掌握的現象造成所寫的畢業論文站不住腳，或是沒有什么現實性意義和學術意義。
第5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區，消解，存在，認同感
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是使存在者顯示其為存在者的本源性東西，因而與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優先地位。哲學對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問存在是什么，而是追問存在者的存在的意義。社區作為一種現實的存在之物，我們所要追問的是社區在當今存在的意義，它究竟是一種積極的存在，還是如眾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種沒有價值的即將消解的存在？答案是無須質疑的，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社區是一種散發著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將從社區消失論和發現論兩大理論談起，分析社區在當今被“再發現”的契機。
一、社區概念的發展
“社區”一詞，淵源久遠。“社區”這個概念最早源于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書。該書后來由美國學者查爾斯·羅密斯翻譯成英文，書名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體與社會》）。中文的“社區”一詞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轉譯而來。滕尼斯在書中以正在經歷工業化和城市化轉變的德國為背景，論述了從傳統鄉村社會轉向現代城市社會引起的社會關系的變化，構建了“社區”和“社會”這兩個社會學概念。在他看來，社區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賴和社會粘著為特征的社會共同體組織；而社會則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獨立和社會連接為特征的社會結合體組織。滕尼斯把社區看成是傳統鄉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會當作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
社區概念提出之初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直到一戰之后，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化導致了人們社會關系的疏遠和淡漠，這時人們才開始關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區”概念。由此開始社區一詞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得以廣泛應用，其涵義也發生了許多變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區突出的是一種共同體的特質，并不強調地域特征。之后社區概念在增加了區位含義之后成為專門的地域性社會研究工具。由于社區本身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性，加上不同學者在研究視角和方法論上的差異，迄今尚難找到一個普遍認同的社區定義，有學者粗略統計對其定義就有140多種。美國學者桑德斯曾據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將對國外社區概念的理解分為四種類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居住地方。②人類生態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空間單位。③人類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種生活方式。④社會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種社會互動(桑德斯，1982年)[1]。簡單而言，社區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無論其定義怎樣變化，在現代社區的基本要素至少應包括地域、人群、社會關系、認同感。
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社會的縮影，因此社會整體背景的變遷必然會對社區及其運行產生各種影響。論文寫作，認同感。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著重就城市化對城市社區的影響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社區消失論和社區發現論。論文寫作，認同感。
二、社區消失論[2][3]
這種社區消失論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爾凱姆、齊美爾和韋伯等古典社會學者對19世紀產業革命和城市化的社會意義的研究。其基本觀點是：在前工業社會，普遍存在小規模的、相互熟識的、同質性較強的人群，由于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趨于一致，容易認同某種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的影響，促使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抱負的差異，社會認同感將削弱，其結果是使社區的存在失去應有的基礎。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那種較為密切的、充滿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會關系是社區概念的核心。
可以說，從社會學開始關注現代城市社區起，貫穿其間的一個主調就是認為社區作為地域性人類生活共同體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終結。許多社會學的城市社區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這一點。如芝加哥學派(帕克)認為，除了某些種族聚居區，居民與地方的聯系變得越來越松弛，他們雖住在同一地方，卻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識。美國社會學家斯騰指出，隨著一體化的大眾社會的到來，作為地域性共同體的社區變得難以界定，不同區域居民的價值觀、規范、行為的差異已減少到相當程度。而英國社會學家馬丁·阿爾布勞更是指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確無誤的重要意義。在全球時代，共同體是沒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經和地點脫鉤。人們不應該在增強已經喪失的社區感上做文章，因為，他們并不能阻止社區的喪失。
總之，在這些持相似觀點的學者看來，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社區作為一個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時，維持社會團結和公共道德的傳統機制也失去了社會的政治意義。
三、社區發現論[2][4]
60年代以來，對沃斯理論的批判性評價已成為許多研究的共同傾向。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劉易斯、甘斯、費謝爾、斯塔塞等。如果說，認為社區必將走向衰敗確實是自社會學研究開始關注城市社會生活以來的主調的話，那么，同樣確實的是，這一主調一直都伴隨著對它提出挑戰和質疑的聲音。論文寫作，認同感。
劉易斯提出，許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著自己的小圈子，在這些圈子內人與人之間仍保留著親密的關系；圈外的陌生人對他們的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并沒什么影響，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國學者霍加特通過對利茲市一個工人聚居區的實證調查研究，從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會同一性、社區居住的連續性三個方面論證說明了現代都市中類似于傳統鄰里社區的存在。
古斯菲爾德認為在現代都市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地域性限制雖然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區這種地域姓的共同體依然是人們生活中存在的許多重要的共同體中的一個。甘斯等人也通過一系列個案研究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都存在著具有內聚性和認同感的“都市村莊”。更近的則如帕喬恩，他通過對英國格拉斯哥市760個被訪對象的調查研究，斷定了城市中有意義的、有相對明確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鄰里社區的繼續存在。
大量證據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會變遷并沒有導致城市社區的衰敗或消失，它的現實存在是無須置疑的。“社區”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從“消解”到“再發現”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的人類，是從“社區”邁向“社會”即社區社會化發展趨勢的話，那么21世紀的人類則是從“社會”回到“社區”即社會社區化發展的趨勢。
四、社區在我國的發展機遇[3][5][6]
從這兩大觀點的爭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中社區是一種夾縫中的存在。社區作為一種地域性生活共同體，社會一體化和生活個體化的雙重趨勢都在極大地擠壓著它；另一方面，我們也明確到社區的現實存在是無需質疑的，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在我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大趨勢，給社區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經濟轉軌帶來的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傳統“單位體制”的解體使社區建設成為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城市中的單位社會逐漸萎縮，“單位辦社會”模式漸漸被“社會辦社會”模式所取代。我國城市社會的社會支撐體系的支撐點也由“單位”落實到“社區”。這些變化促進了社區的發展，以人們的生活和居住空間為核心的社區逐漸上升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
第二，隨著土地使用權進入流通領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國城市社區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來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區的居民的“社會同一性”也將越來越高。當居民自己擁有住房以后，一般會與居住地保持較為長久、穩定的聯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擁有者要比租房者對所在的社區有更高的認同感和滿意度。論文寫作，認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區人們也必然會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共同利益，這種利害一致性將導致他們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動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這種認同感、凝聚力，這種共同的社區意識，才能逐步地發展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共同體。
第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類型的多元化，農村勞動力被釋放出來涌入城市，形成大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大規模的城市舊區改造、新區建設等導致了城市社會公共事務劇增。這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而社區作為城市“權利下沉”的載體而得以發展。論文寫作，認同感。無論對本地人還是對外來打工者，社區都是人們較為穩定的生活、棲居的地方，成為人們聯系最多的場所，社區在客觀上就具備了作為城市管理主體的條件。這樣，城市管理客觀上要求“權利下沉”，而社區又可以作為“權利下沉”的載體而得以發展。
第四，社會轉型背景下，人們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經濟使人們的文化需求也多樣化了，滿足文化需求成為都市發展中的一大問題，這就要求社區為他們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繁榮社區文化，讓社區文化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來影響人們，填補他們在轉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鎮小康型生活方式的來臨，使居民對于居住環境和社會服務有了更高的期待。人們的社會需求從單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閑、娛樂、康復等綜合需求發展，從低層次向低、中、高多層次發展，社會服務的對象則由特殊群體向全體居民發展。這些都為社區建設，尤其是社區文化建設帶來了發展的契機。論文寫作，認同感。
綜上，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了：社區在當今是一種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適應時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區是從國外引進來的概念，所以伴隨而來的將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參考文獻：
[1]程玉申.中國城市社區發展研究[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程玉申，周敏.國外有關城市社區的研究述評[J]. 社會學研究，1998,(4).
[3]王小章.何謂社區與社區何為[J]. 浙江學刊，2002,(2).
[4]夏建中.現代西方城市社區研究的主要理論與方法[J]. 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
[5]馬西恒.社區建設：理論的分立與實踐的貫通[J]. 天府新論，2002,(4).
[6]高鵬翔.對社會轉型背景下社區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J]. 重慶工學院學報，2001，15,(3).
第6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有效性
隨著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人民越來越關注環境問題，因此各種相關的環境影響評價行業在最近幾十年來發展越來越迅速。
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Impact Assessment)，是指“對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并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與制度”。
公眾參與(publicparticipation)，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指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單位或個人作為主體在權利或義務范圍內從事的有目的的社會行為。
環境影響評價中的公眾參與，就是指規劃單位、建設項目單位、環境保護部門及其它相關的機關、團體、地方政府、專家學者、當地居民等，通過一定的方式(如討論、聽證會)參與到規劃、建設項目及政府決策和立法的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
公眾參與是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是提高環境影響評價有效性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附加手段，也是避免決策失誤的有效工具。我國對環境影響評價工作中公眾參與一直在進行研究，并不斷實踐著。論文參考。從1979年我國引進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以來，直到1989年12月《環境保護法》的頒發后，公眾參與才被列入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的內容。論文參考。論文參考。2003年9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以下簡稱《環境影響評價法》）使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有了法律依據[1-4]。
1.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存在問題的原因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國絕大數公民對自己周圍的環境問題更多地是一種憂患意識，只有當自己周圍環境出現嚴重問題到難以忍受時才想到去尋求解決的辦法，而對國家的決策和規劃較少關心；雖然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中設專章來分析公眾參與的意見，但大部分時候公眾都只能表示被動、無奈地接受，缺乏公眾自發組織的環保社團，使公眾參與的意見得不到真正的解決，并且目前環境影響評價中公眾參與僅有以下幾種形式：發放公眾參與調查表、走訪、開聽證會等，并以發放調查表為主，形式較為單一，作用有限。因此公眾參與的有效性不能體現，其主要原因如下：
1.1 客觀原因
雖然在《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對公眾參與專項規劃和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作了明確規定。但是這些規定，都太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中國的公眾參與制度基本上還停留在“紙面上”，如對“公眾”缺乏明確的界定,對參與方式與階段規定也不盡全面合理,對公眾參與權的侵害沒有提供司法救濟渠道。不僅如此,《環境影響評價法》對公眾所應有的對環境影響評價相關信息的知情權也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從而使得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機制在根基上存在重大缺陷。
1.2 主觀原因
雖然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環境對人類生存質量的重要性，以及環境與人類其他財產價值的密切關聯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識到參與環境影響評價的重要意義，但是一旦落實到行動上，則不盡然，特別在發
放調查表和進行走訪調查的時候，大部分人認為個人參與環境影響評價的作用太微弱,覺得沒有參與的必要。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公眾也主要是針對污染、破壞環境行為，特別是當這些行為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時候才會向有關部門討個說法，在事前參與，特別是環境影響評價中參與不夠[5-6]。
2. 如何提高環境影響評價的有效性
公眾參與是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是提高環境影響評價有效性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附加手段，也是避免決策失誤的有效工具。將公眾參與納入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中可使環境影響評價制定的環保措施更具合理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公眾參與過程也體現了環境影響評價工作和有關部門對公眾利益和權利的尊重，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環境意識。因此，如何有效實施公眾參與，即提高環境影響評價中公眾參與的有效性顯得十分必要。具體措施如下：
2.1 明確環境影響評價中公眾的界定
公眾參與(publicparticipation)，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指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單位或個人作為主體在權利或義務范圍內從事的有目的的社會行為。
世界銀行對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中的公眾定義包括以下幾方面：
（l）直接受影響的人群：預期要獲得收益的人、承擔風險的團體、利益相關團體，他們大多位于項目范圍或項目的影響范圍內。
（2）受影響團體的公共代表：國家和省政府的代表、地方官員、傳統的當局人員、地方機構、私有行業代表。
（3）其他感興趣的團體：環評中公眾參與包括聽取項目所在地區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群眾團體、學術團體或居委會代表的建議和意見，征詢受影響地區公眾的意見。
2.2 建立完善的公眾參與信息公開制度
從環境影響評價的角度看,環境信息的公開是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能夠得以進行的前提,沒有相應的環境信息,環境影響評價的公眾參與就無法進行,公眾即使參與也是盲目的參與,甚至僅僅是一些情緒的發泄。這就決定了在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公眾必須享有充分的知情權,而一切擔負環境保護責任以及其行為對公眾環境利益發生實際影響的主體,都有義務和責任公開相關環境信息。其中,政府在環境信息公開的問題上負主要責任,而企業自覺地把環境信息向公眾公開,又是環境影響評價得到有效實施的先導。由于環境信息公開對于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至關重要,因此認為我國現有的《環境影響評價法》需要加入信息公開的條款,只有在這方面做出明確的規定,才能真正把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落到實處。
在我國，由于沒有情報公開法，因而如何公開信息沒有法律依據。但我們在實踐中可以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和世界銀行的方法，可以通過公告、利用報紙、電視、廣播、互聯網見報或信息、利用信息會散發工程相關內容的書面材料。公開的環境信息應該全面、清楚（規定保密的資料除外）。內容包括工程（規劃）建設內容，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預防措施、環境影響報告書（包括大綱）。在環境影響具不確定性和比較抽象時，應把公開的相關內容描述成非專業人士能夠理解的語言。
2.3 明確公眾參與的介入時間
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雖然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工作中，公眾參與不僅需要耗費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公眾的過激行為，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有時還會降低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等。這正是政府決策者和管理者所不愿面對的，致使公眾參與發展緩慢。因此選擇恰當的、有效的實踐介入時非常重要的。公眾參與的合理時間應按照盡早介入的原則，在政府對某項決策或規劃決定開展環境影響評價時和環境影響報告書送審前介入。
2.4 建立和發展更多的非政府環保社團
我國目前非政府環保社團還比較薄弱，但在全國各地，有相當多熱心于環境資源保護的人，特別是一些青年人和已退休的環境保護干部、知識分子，他們都有成立非政府環境保護社會團體的要求或計劃。如果他們能夠組織起來，以各種形式參與環境問題的討論和解決，同時，也與政府保持聯系和溝通。
2.5 實行環境教育改革
我國環境教育基本上已通過各種形式在各層面上全面展開，并在積極地探索適于我國國情的各種環境教育方式，讓所有公眾都有良好的環境保護意識。但由于經濟和某些條件所限，許多學校的環境教育，還以應試教育為主，不太注重實踐教育，不太注重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培養。故對我國中小學生來說，不僅要從小養成良好的環境保護意識的，還應多參與和實踐，這是環境教育的重中之重；對于大中專學生來說，在增強環境知識的同時，還應加強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黨政和企業領導干部的環境教育，則以國內外的環境形勢、國家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為重點，增強他們的環境意識，提高對環境問題的綜合決策能力[7-9]。
3. 結語
公眾參與是環境影響評價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沒有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就不能稱其為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的發展，鼓勵了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熱情，保護了處于劣勢地位公眾的權益，公眾參與成為開發方規避風險的一種有益的方式[10]，增強了相關部門間的溝通和環評的透明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國公眾參與起步稍晚，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在實際執行中，還存在種種問題，影響了公眾參與有效性的發揮。我們應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借鑒外國先進的經驗，發展適合我國國情的公眾參與，使中國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能切實發揮其作用。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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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通過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樣分析等方法，時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來如何發展提出了相應時策。
從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開始涉獵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算起，我國體育社會學經歷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本文旨在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進行回顧，理清目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我國體育社會學未來研究發展將如何走向?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能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發現問題，以利于開展我國新時期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以中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概況為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輯分析等方法進行本課題研究。
2結果與分析
2.1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歷程回顧
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大陸地區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涉獵這一領域。除臺灣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寫的《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在小范圍內向國內體育理論界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框架。1983年，由厲鼎禹先生組織江蘇省省內的體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國最早的省級體育社會學學術團體—江蘇省體育社會學研究會;1986年沈陽體育學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同年，《中國體育的社會學研究》課題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這也是我國體育科學研究第一次被納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理論學會中隨之設立了體育社會學學組。然而，國內的研究尚處在摸索階段，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我國的地位和影響相對較小。1990年我國第一本《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人了獨立發展階段。此后陸續有5部《體育社會學》專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1997年體育學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級學科。一時間，體育社會學的學術活動頻頻舉行，各體育類刊物發表眾多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學科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國際上，自1995年起至今，劉德佩教授一直擔任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執委會委員，對我國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溝通、交流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2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趨勢分析
2.2.1體育社會學學術隊伍趨于不斷發展壯大
任何一門學科，學術人才梯隊是該學科發展的有效人力資源。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啟蒙由一些學者如林啟武、蔡俊五、劉德佩、牛興華等發起。隨之，北京體育學院率先在體育理論專業中招收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開始了高層次人才隊伍的培養階段。2001年北京體育大學開始招收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博士。這些先后培養出來的高層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為各院校或單位的學術帶頭人。目前，各體育院校(系)都已將《體育社會學》這一課程納人了教學計劃。《體育社會學》課程在各體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該學科的意義和價值。一支有理論、有能力、勇于獻身的體育社會學專業隊伍和一批有興趣、有熱情、不斷壯大的業余力量正在形成，預示著體育社會學的隊伍在不斷發展興旺，這股強大的力量將持續推動我國體育社會學向前發展。
2.2.2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城趨于逐步拓寬
20世紀80年代，我國體育社會學主要是引進翻譯國外資料，同時兼有借鑒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對國內體育現象展開研究雙重特質。在1980-1986年期間，我國主要以引進、翻譯國外資料為主。進人20世紀90年代，研究領域已包括體育價值觀念、體育產業和體育領域中的社會問題(其中興奮劑問題占22.9%，競技體育職業化問題占25.0% ,體育商業化問題占17.1%，球迷騷亂占11.4%)等。盧元鎮教授在《中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展報告》中總結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將其概括為11個方面，包括體育社會功能、體育改革的社會學理論、體育休閑娛樂、體育大眾傳播媒介、地域性體育、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社會問題、體育與生活方式、婦女體育和競技體育異化。這些成果中既有宏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既有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又有欠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
綜上所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由引進翻譯國外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實證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社會學，其研究領域逐步拓寬，并向縱深發展。
2.2.3體育社會學學科體現了從分化趨向整合發展的趨勢
社會科學包括體育社會學，擁有眾多系列分支的大學專業學科，如體育經濟學、體育政策法規、體育人口學、體育產業學、體育社會學經過一定階段的分化發展之后，也會逐漸向整體化、綜合化方向轉變，并呈現以下特點:1)一些重大前沿課題將吸引眾多學科交叉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2)社會體育學與其同族學科(如社會學、體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的融合進一步加強。3)體育社會學跨學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紀90年代以后，它與體育管理學、體育哲學、體育文化學等學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頻繁，尤其與體育經濟學相結合來討論中國體育社會現象更是一個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來從事其它領域研究的學者轉而研究體育社會學，還常常帶有原來學科的痕跡，跨學科研究的現象也十分突出。4)社會體育學內部的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
2.2.4體育社會學研究特點趨向于注重以定性與定量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的特點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化程度的加強與發展，學科體系與學術研究僅賴定性研究則顯乏力，因此廣大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在學科理論建設的基礎上，開始從事體育社會學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來，中國學者呂樹庭等人的《體育社會測量方法》出版標志著體育社會學定量化研究的開端。隨后出現了較多有關群眾體育、社會體育方面的調研，社會體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論文。隨著20世紀90年代體育運動的不斷發展，社會調查廣泛運用于體育社會學各個研究領域，成為收集體育社會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會調查網絡的意識已經形成。
未來體育社會學將呈現理論與應用并重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承擔起觀念轉移、原理闡釋的指導任務，而應用研究則將通過實證的探索提供具體的工具與方法。2)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通過對社會體育中產生的各種真實問題的切人，逐步糾正長期以來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如老齡化社會、網絡化社會帶來的新的健康問題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問題研究以及近年來體育社會學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熱點:體育產業問題、體育與經濟發問題、體育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體育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人文奧林匹克問題等。3)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將通過國家級重大工程(如奧林匹克運動)或前沿課題進行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2.5體育社會學學科建設重視本土化問題
本土化主要是指學科發展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來體育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由于我國的傳統體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也深得廣大人民的喜愛，因此努力挖掘我國傳統體育，使之展現于世界體育之林，這不僅對豐富全世界的體育文化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國傳統體育的繼承與發展，使之不被西方競技體育所淹沒與淘汰更具有重大意義。
在本土化的建設中，體育社會學研究將在以下幾方面尋找突破:i)應努力學習、吸收國外體育社會學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從中得到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捷徑，少走彎路。2)在借鑒與吸收國外經驗的同時，應加強與本國國情的聯系，尋找出一套適合于我國國情的體育社會學發展的道路。3)加強我國傳統體育的挖掘與繼承方面的研究。
3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對策
3.1注重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應用
社會學為描繪和理解人類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行為和社會互動提供了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在體育社會學萌芽階段，就是通過一些社會學者運用社會學理論觀察體育現象而奠定了學科發展的基礎，其后的發展中又運用各種社會學理論范式對體育社會現象進行深人研究和闡釋，不斷積累，形成體育社會學理論。在中國，體育社會學是一門引進的年輕學科，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體育科學體系的重建，推動了體育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一些學者的努力下被引進到中國。而且，由于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大多是從體育教育專業或體育管理從業者轉行而來，社會學理論較為薄弱，因此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必須加強社會學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學習與研討，進一步明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學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第8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本次學術研討會圍繞近年來災害人類學發展的新動態，反思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討災害研究中的理論與方法，以及防災減災中人類學關懷，為災害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做出貢獻。會議的主題為“災害人類學與防災減災的理論與實踐”。
一、大會主旨發言
六位國內外著名人類學家作了主旨發言。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題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集約化脆弱性與災難”的發言，郝瑞教授通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災害實例，闡述了
人口不斷增長，人民生活穩定，人類從自然中提取物質與能源來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過程往往導致生產或產能的集約化、緩沖的消除、恢復能力的損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發言中強調：盡管人們的環境意識在增強，但要減少災害發生的頻率仍然十分困難。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安東尼?奧尼爾-史密斯教授作了題為“21世紀的風險、脆弱性與災難：人類學的視角”的發言，他在發言中強調：脆弱性和風險挑戰我們去處理那些可識別的社會功能，導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損害和死亡，但它也讓我們遭遇到了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整個體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經濟體系是最為突出的方面。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題為“關于災害的比較社會學”的發言，他從災害與社會科學、災害與社會變動、社會的網絡關系與重建、對社會認識的差異、與自然的共生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東日本大地震為例論述了震后避難趨向及社會認識。
美國原加州大學教授，現為獨立研究者蘇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題為“人類學視野下的災難與核心文化概念”的發言，赫夫曼教授認為：盡管人民經歷了災難的發生甚至結束，但由于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長期積累，環境每況愈下，災難就在眼前。她堅信：一旦人類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運用，減災和恢復重建的能力將會加強。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災難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員作了題為“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發言，他從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基本問題、災害人類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災害人類學的跨文化比較視角、災害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敘事和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個方面論述了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副院長楊正文教授作了題為“巨災風險分擔路徑探討――以‘5?12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為例’”的發言，他強調：“5?12”重災區在較短時間內不僅能夠恢復重建，而且獲得顯著的跨越式發展，完全得益于“對口援建”的災害風險和災害損失的跨區域分擔機制效率的發揮。因此，檢視和探討“對口援建”模式，對創新災害風險管理意義重大。
二、專題研討交流
大會主旨發言后，與會代表分八個場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專題學術研討。八個專題分別是“災害人類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國外災害人類學研究”、“少數民族觀念與防災減災”、“防災減災與災害應對機制研究”、“氣候變化與災害應對”、“災害風險與政治經濟”、“災后重建與宗教觀念”、“災害史研究”。議題廣泛、討論積極，體現了人類學在災害問題研究中的現實性和應用價值，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在災害問題研究上的整體水平。
第9篇：環境社會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從法社會學視角對中國東南沿海一個經濟組織的日報制度執行情況進行了研究分析。該文在描述制度執行情況的基礎上，對制度無法得到100%執行的原因進行了實踐與理論兩方面的探究，指出其根本原因是人的理性有限和公司決策者在發展與穩定間首選發展，并提出了對策與建議。
論文關鍵詞 法社會學 組織制度 執行情況
關于怎樣的法社會學研究范式，才有利于促進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已有較多學者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討論。其中，筆者比較贊成邢鴻飛及許根宏 的觀點：當下中國諸多社會問題在法律層面往往集中表現為法律制度在社會現實中的運行問題，那么法律制度運行的實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響的，抑或影響我國法律實現的社會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從而通過客觀準確的分析來指導我國法律的設計和運行。本文通過以案例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某個具體制度在組織中的執行情況，以期回答這個問題。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筆者為深入了解某個組織內的制度執行情況，采用便利抽樣方法，將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參與觀察、文獻梳理以及重點訪談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E公司系東南沿海城市一家專門為政企單位提供云計算解決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發展迅速，僅兩年時間就從一家小公司發展出四家子公司/關聯公司，注冊資本也從100萬元增加至1400萬元。筆者挑選E公司的日報制度進行研究，是因為該制度系員工每日都要實際操作的規則，且由筆者親自參與制定、監督執行，對相關信息掌握清楚、詳實，便于進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報制度執行情況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從制度制定者的角度來看，一個制度的理想執行情況應該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實現，每個條款都被100%執行到位，沒有任何打折。但日報制度即便簡單，卻依然在執行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達不到100%執行的狀態，這讓筆者發現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一)關于發送形式的理想與現實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兩難
E公司日報制度規定統一使用內部軟件發送日報，目的之一是統一日報發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閱讀。但由于部門主管需發送部門工作，而軟件是按時間、任務、完成情況的固定格式設計，無法另行編輯，不利于部門之內還有各類不同性質分組的主管總結發送本部門工作日報。因此，多個部門的主管改變了發送形式。在筆者看來日報形式的改變并不會對其目的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在監督執行過程中，默認了各部門主管的上述日報發送形式，而沒有要求其進行更改，總經理也沒有對此提出異議。
但其實該類變通，已經與正式頒發的書面制度內容產生差異，該項制度執行情況未達到100%。但若強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統一的形式，對一些內部還有分組或者直接兼管幾個部門的主管而言的確不太方便，日報制度不僅沒有幫助工作反而對其造成負擔。二者之間的沖突正是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兩難之爭，在E公司因為過程環節少，過程執行對結果的影響也小 ，程序正義的犧牲可以達到實現實體正義的目的。但就大型組織而言，犧牲程序正義最終是否可以真正實現實體正義就有待商榷。
(二)關于發送人員與時間的理想與現實監督執行人員面對特殊情況時的兩難
日報制度是針對公司所有成員制定的，因此原本應該是所有在職人員都要每天按時發送兩次日報。但因為E公司處在高速發展期，人員變動較快，時有試用期人員離職現象。另外，有些剛報到的主管級別成員，甫進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項需要交接、學習，因此對這些新進人員，其上級主管都沒有即時安排其執行日報制度。筆者作為制度監督執行者，面對這樣的情況，只能尊重各部門主管的安排，但該類情況，并沒有在制度上得到體現。因此，筆者在接納此部分人員的執行情況時，嚴格來說，其實也是對制度的一種違背。
(三)關于罰則的理想與現實違背制度后果的衰減效應
E公司日報制度明文規定：工作日內無故不上報當日工作開展情況的，予以通報批評;累計兩次不上報當日工作開展情況的，罰值日一次，另扣當月績效2分/次。根據E公司的組織結構，從檢查執行情況到落實全部處罰措施，至少要經過三個部門：總經理助理負責檢查每日日報發送情況，未發送的，總經理助理將即時通知運營部人員予以記錄并通報批評，當月超過兩次運營部人員將在扣績效之外通知行政部人員罰值日。經過這幾個環節，衰減效應產生了：
首先是檢查執行情況階段的衰減。筆者對一貫遵守得很好沒有任何不良記錄的人員，有時他們直接口頭說發了筆者就會略過郵件記錄直接記為已發送。另外，筆者的檢查方式未形成書面制度，抽查的頻率等也未有強制約定，筆者自己決定每周抽查一次，但當事情一多人一忙，有時會一整周都忘記抽查，而變為兩周一次。
其次是處罰落實階段的衰減。運營部每個月記錄清單里都有要被批評、被罰值日以及被扣績效分的人。但是，制度執行幾個月之后，筆者未見一次通報批評或罰值日名單。筆者為此訪問過運營部人員，他說扣績效分落實到位了，而其他沒有，因為：我是不想罰別人而已。
就這樣，三項罰則中有兩項形同虛設，日報制度的執行情況若要進行打分則還需再降一些。
三、日報制度無法100%執行的根本原因及解決對策與建議
源于實踐的理論，并不僅僅是對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更重要的是對實踐的超越。理論對實踐的超越，更在于它能夠把握到實踐的規律。因此，對于E公司日報這種簡單的制度，依然不能被100%貫徹落實的原因，除了上面筆者據實記載的各類實際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從理論高度予以找尋、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以利于更好的解決問題。
(一)日報制度無法100%執行的根本原因
1.人的理性有限
人的心理設施對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 ，由人集合而成的組織就更因為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及信息等因素僅具有限理性。雖然E公司總經理本人極重視公司制度及其執行情況，但他在公司中除了擔任制度總設計者、日常經營管理者外，還是軟件產品總策劃者，存在嚴重的時間與注意力分配困難，這導致他最多只能對制度提出主旨并審查大綱，無法顧及每一個細節的策劃與落實。制度的具體制定人，也因為有限理性，無法預計制度將來執行情況的每一個細節并設計出相應對策。制度的監督執行人則是因此無法完美處理實踐中遇到的每一種特殊情況使其滿足制度規定。
2.E公司決策者在發展與穩定間，首選發展
公司處在快速發展期，變化很多，制度的本質卻是尋求秩序與穩定，希望以根據對過去經驗的總結而得的制度來應對將來產生的變化，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發展與穩定，經濟目標(提高效率創造利潤)與制度目標(100%落實)，為實現各自目的對組織資源進行搶奪。公司決策者很重視制度的落實，但更重視公司的生存發展。
羅家德教授對系統崩解現象的研究對筆者的啟發很大，將其套用到本文中，大概可以描述為：發展與穩定各自利用一部分資源來實現自己的目標，最理想狀態當然是雙方各自依設計利用自己軌道上的資源實現目標。但實際情況不斷變化，總有一個軌道上急需更多資源而另一個軌道上的資源相對空閑的時候，于是急用資源的就搶占了另外一個目標的軌道，這時若不影響另一個目標的發展，則總體而言就不是在浪費系統資源 。但是如果搶占者沒有及時返回自己軌道或給被占軌道的真正目標實現造成影響，則會造成系統集體效率下降甚至系統崩解。因此，系統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動，就必須在有效率及無效率兩種模式間動態地變換。如何在不抑制整體效能的狀況下變換模式，正是這些系統顯得難以管制的原因。
(二)日報制度100%執行的對策與建議
1.將制度內容限制在必然范圍內
周雪光教授在《組織社會學十講》中提到，道格拉斯認為制度的產生是一個偶然的過程，還舉了學校選定八點鐘上課這個例子來說明制度一開始產生的偶然性。筆者卻以為偶然之中有著必然，也就是說學校選定八點這個時間點雖然偶然，但它是根據地球自轉規律、人們的日常作息決定的。
人類理性有限，無法找出完美的臨界點，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剛剛好，即便能找到某個時刻的臨界點卻也無法應對不斷變化的客觀環境。因此，筆者的建議是找出合理的必然范圍然后在其中選擇一個可被接受的偶然點。給制度一個試行期限
人類通過有限理性制定出來的制度，在遇到各類特殊情況時常常不得不做出變通，尤其當他身處一個本身就充滿變通文化的大環境中時。若此時強制進行100%執行，則會造成組織內各類資源損耗，包括組織信任、內部社會網絡、員工士氣等等，但若不進行100%執行，則制度本身的地位將變得很低，最終可能導致制度形同虛設甚至系統崩解。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先給制度一個試行期限，清楚規定這段時間內按制度執行但允許有特殊情況，并在遇到時記錄在案，試行期滿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這樣既不會降低制度的權威，也不會造成確有特殊情況者的抵觸心理，還可更好的完善制度。定期整理、修訂制度
組織及其所處的大環境都在不斷變化，制度在某段時限也許合理，但過一段時間又會因為各類新情況的出現而顯得不夠合理。這種情況如果不予正視，則過往制度僵化死板不符合實際;如果隨時予以關注修改，其實是制度目標對經濟目標軌道的侵占，是對組織資源的浪費，最終反而傷及制度目標本身。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定期組織相關人員對制度進行整理、修訂。具體的期限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長，要根據組織具體情況而言。相關人員包含制度擬訂者、監督執行情況者、懲罰措施落實者等，必要時包含所有被制度規范的對象。設立制度相關的常見問題庫
筆者發現，盡管很多事情制度上都已有明文規定，大部分員工，只要與自己關系不大，都不會去在意。而當遇到想要了解某一制度細節的情況時，很多員工又懶得去翻看近百頁的《員工手冊》，都是直接詢問身邊同事或者制度監督執行者。這類問題可以通過建立常見問題庫進行解決。建立此類問題庫，不僅利于員工更好的了解并遵守制度，也可以為下一次的定期整理、修訂提供最好的素材，使筆者的第3點建議得到最好的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