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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會生態系統則是城市生態系統和社會的一種融合,它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逐漸建立起來的,包括城市生態系統中的各種自然網絡和更為重要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關系的網絡。城市社會生態系統是人類社會群體與生存環境的有機結合,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長期共同發展的產物,是自然生態系統進化的必然產物和最高形態,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與任何生命系統一樣,城市社會生態系統也具有其特有的系統結構與功能以及控制規律。社會生態的系統性質既存在于結構方面,也存在于功能方面,還存在于系統效益方面,這就是社會生態學的結構系統性、功能系統性和效益系統性。城市社會生態系統具有與其結構相適應的四種基本功能:社會生產功能、能量流動功能、物質循環功能和信息傳遞功能。
城市社會生態系統由社會要素和環境要素構成,其中,環境要素包括理化、生物及人文等各類因子,而社會要素則由各個階層、各個類別的社會人組成。城市社會生態系統的功能主要通過自然力和社會力實現,自然力是自然界的各種能量,而社會力由經濟杠桿、社會杠桿和文化杠桿三種作用力構成。城市社會生態系統的控制規律可歸納為三大原則:競爭、共生和自生。競爭原則強調對有效資源及可利用生態位的高效合理利用;共生原則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以及不同種類間生物個體與整體間的公平與共生,以維持系統穩定;自生原則是城市社會生態系統應付環境變化的一種自我調節能力,通過循環與行為維護系統在結構和功能方面的穩定。
如果把人類看成城市這一復雜巨系統中的一個組成因子,那么人類因子無疑是城市這一復雜巨系統中最為活躍的因子。人類具有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雙重屬性,這也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所謂自然屬性,是指人與自然界發生的物質交換、循環時所產生的關系總和,即生態關系,是人存在的基礎,是城市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所謂社會屬性,是指在實踐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總和,即社會關系。人的自然屬性對城市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已逐漸減弱,而人的社會屬性卻越來越多的在人的各項活動中體現,人類也正是作為社會人在城市中扮演主角。人類與其所存在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長期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人類通過自身的各種行為作用于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當人類改造自然的水平超越了人類認識自然的水平時,便會破壞人與自然協調的生態關系,產生人為災害,造成各種生態危機,從而阻礙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當人類認識自然的水平超過人類改造自然的水平時,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相互協調,保證了城市生態系統的良性運作,從而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相對應的,自然界對人類呈現的亦是雙面性:自然界為人類的生存及發展提供時空資源和物質資源,當這些資源得到合理分配和協調利用時,自然界促進人類及社會的發展;若自然界發生自然災害時,則阻礙人類及社會的發展。
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合理,導致人類對自然資源占有量產生極大的差距,這種差距若長期得不到調整,會進一步拉大人類對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占有量的差距,從而產生極大的社會和生態矛盾,矛盾的不斷激化就會產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在現代社會的分配機制未得到完善之前,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資源的占有量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從而導致人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便會產生一系列影響人類社會正常發展的阻礙因素。在國家之間,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手段掠奪欠發達國家的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拉大了貧富國家之間的差距,增加了民族矛盾,激化了地區沖突。不發達國家常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效益,從而陷入了“生態經濟”的惡性循環中,導致了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兩種危機都會阻礙人類及社會的發展,應該全面地研究社會生態系統,綜合采用政治手段、經濟手段和可持續發展手段,科學地解決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
解決生態危機應從人類社會的總體高度來考慮問題。許多社會生態學家認為生態危機的實質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問題,其本質根源是社會生活模式的弊端。為了消除當今世界的生態危機,根據不同的理論提出了不同的辦法:計劃生育、有限生產及建構生態文化等。然而,這些辦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筆者認為,應根據社會生態系統的特性和演替動力,遵照自然法則和社會發展規律,利用科學技術,合理分配資源,積極協調社會關系和生態關系,實現生物圈的穩定和繁榮;強調社會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信息的高度綜合和合理競爭,共生與自生能力的有效結合,生產、消費與還原功能的協調,社會、經濟、環境的耦合,時、空、量、構、序的統籌,最終實現社會關系和生態關系的和諧發展,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解決社會危機也應從根本問題入手,合理分配資源,實行公平競爭,實現共同發展。注重社會關系協調,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及時地調整人類社會內部的各種關系,合理分配資源,減小人與人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資源占有量的差距,推動公平競爭,促進共同發展。同時,注重軟環境的構建,強調文化的地域性、生態的社會性及設計的人文性等。
社會生態學
1社會生態學的產生背景、研究對象與研究方向。大部分生態類學科研究的重點仍屬自然學科的內容,但采用自然學科的理論來解決社會問題顯然并不合適,所以有必要從社會的角度去審視生態問題,由此產生了社會生態學。
社會生態學研究的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類與周圍環境及各種事物之間的關系,是從社會角度對生態問題進行考察的生態學理論,是研究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學科,即人類社會的生態科學。當前社會生態學主要有三個研究方向:①社會學方向,即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著重研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模式變化和空間組合;②行為科學方向,即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社會行為;③人類生態學研究方向,即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角度研究社會與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社會生態學包含社會向度和生態學向度兩個向度:所謂社會向度,是指分析生態問題和尋求構建理性生態社會的社會視角;所謂生態學向度,是指運用生態學的觀點、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啟示和指導人們重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
社會生態學的認識主體是與生態系統共存的社會人,認識客體即社會生態系統。社會生態學將人類社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有機結合起來,并進行整體性和交叉性的綜合研究。
2社會生態學的研究目的?!叭撕蜕鐣蛩卦谏鐣匀幌到y中起著積極的主導作用,自然與社會間的相互關系如何,取決于人所選擇的自然資源利用戰略”[3]。在前蘇聯社會生態學家馬爾科夫看來,社會生態學的目標從對自然過程的簡單描述逐步過渡到對這一過程的控制,即通過對環境的管理促進生物圈轉化為智力圈?!叭祟惒⒉皇谴笞匀坏闹魅耍谴笞匀坏囊徊糠帧盵4]。我國的社會生態學者丁鴻富等人運用系統論的觀點探討社會生態問題,并對其概念和演化機制做出闡述:生物之間互為環境。對于人類來說,地球上所有生物組成的生物圈是人類的生物環境。人類本身在生物環境中棲息繁衍,是生物圈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生態學的研究目的是為了減少和消滅人類已經或可能發生的、對人類自身賴以生存與發展的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種種不利甚至有害的行為,從而逐步自覺地建立和維護有利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態平衡。
3社會生態學的基本觀點。城市社會生態系統具有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根據系統的整體性和動態性原理,城市社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效益大于它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三部分的總和,城市社會生態系統優化的核心是整體最優,即在實現系統整體與長遠最優的前提下,兼顧各個局部與眼前的效益。
首先,社會生態學呼吁道德再生。社會生態學認為,無論是人口、科技和文化,還是經濟、生產和消費,都是社會本身的構成要素,它們的發展和運行都受到社會存在本身的觀念影響和制約。只有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深刻認識人類社會本身,破除社會的壓迫制度,人類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
其次,社會生態學呼吁沿著生態路線重建社會,形成“生態社會”。社會生態學認為,人類是具有獨特社會意識的大自然的組成部分,生態危機是人類作用的結果,這個結果對人類自身亦有損害。如果在生態學原則基礎上沿著生態路線重建社會,將改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現城市生態系統整體最優效益。
社會生態學注重人和環境的關系,把社會和自然看作是在統一的完整系統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追求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本質統一,也即人與人關系的辯證統一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統一?!吧鷳B社會發展的內在目的就是使自然世界的存在不再外在于社會,使生態的社會存在與發展不再是單純地追求人自身利益的實現,還必定要維護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進化”[5]。
空間規劃
1空間、規劃及空間規劃的基本概念。在城市規劃和空間規劃的理論與實踐中,空間一般被理解為“生存空間”,即物理空間和人類使用功能的合成,包含物質空間和非物質空間。規劃是從長遠和全面的角度制定發展目標,并對現有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從而實現預期目標的方法和手段。其主要內容包括土地使用的配置、城市空間的組合、交通運輸網絡的架構和城市政策的設計與實施。空間規劃是“主要由公共部門使用的、影響未來活動空間分布的方法,其目的是創造一個更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功能關系的領土組織,平衡保護環境和發展兩個需求,以達成社會和經濟發展總的目標”[6]。空間規劃包括了每個層面和各個空間相關的專業區域的公共手段。由此可見,空間規劃的實質是人類改造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一種手段,通過對各種空間發展引導和控制來影響資源的配置,實現人類對其所在環境的作用與影響。
2空間規劃的手段??臻g規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盡管沒有一個全面、綜合的理論可以概括,但規劃工作者卻有著非常廣泛的專業方法:傳統的概念設計、專業規劃,以及新興的基于項目的規劃、相關人參與性規劃及各類合作性規劃等。
社會生態系統的空間規劃思考
傳統意義上的空間規劃僅僅對城市的用地布局、景觀環境及城市空間進行設計和改造,在提出建設生態社會的發展目標后,空間規劃也融入了一些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的要素,注重對城市生態系統的保護。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綱要指導下,空間規劃應汲取社會生態學的內容,關注人類社會及其所處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互關系與作用,從社會角度考察城市的生態問題,并用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的方法來解決城市社會問題,建立人類自身以及人類與環境之間和諧發展的穩定生態格局。
1全面發展—深化理解空間規劃的概念。很長時間內我國一直沒有以“城市空間規劃”命名的規劃類型,而城市規劃工作的核心內容和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城市的空間布局,以致于很多規劃工作者認為把城市規劃的成果落實到城市空間中就是城市的空間規劃。長期以來,人們對空間規劃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空間形態的表達是大多數物質規劃與設計的終極指向,所有的意念與價值都由它來承載,因而要求所有的規劃設計體現出精確和肯定的空間特征。傳統意義上的空間僅僅注重城市空間的物質空間,忽視城市空間的社會性、經濟性,所以城市空間規劃的內容偏重于空間的藝術布局和技術處理,對于空間發展的經濟、社會、生態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缺乏關注。這種不考慮經濟、社會及生態等要素的單純的物質空間規劃無法引導城市空間的發展,促進人與環境和諧共生格局的形成。
盡管城市空間規劃的直接對象是城市物質空間,且其規劃成果常常由城市空間布局的變化與調整來體現。但城市空間規劃的依據并非僅僅來源于城市的物質空間,而是基于城市空間的多種組成要素的綜合研究?!耙虼耍鞘锌臻g規劃的內容不僅是空間布局(表現為土地利用的狀態),還包括相應的空間政策。空間布局中包含了對社會、經濟、生態和技術等內容的思考,空間政策的內容非常豐富,直接體現為城市空間發展的政策指引,它的實現需要各種影響到空間演變的政策的協同”[7]。
空間規劃應將各個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和生態學等)的理論引入到對城市空間的研究中,提出城市綜合空間發展的新模式及其規劃調控手段,包括從社會學角度闡述社會—空間互動的總過程和從生態學角度研究城市空間生態系統—空間規劃的理論與方法,通過規劃行為控制城市空間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分配,促進城市空間協調發展。
2可持續發展—注重生態系統的發展。盡管由于城市空間作為城市活動的物質空間載體與城市的各項要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并因此在規劃過程中受到格外的關注,但并不能將城市的物質空間布局作為城市空間規劃的唯一著重點,因為城市的各項物質性、非物質性要素不僅對城市空間產生重要影響,其本身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亦同樣對城市發展有著深刻影響[8]。因此,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及景觀等各項因素都應當成為城市空間規劃的對象。長期以來,我國的空間規劃都以建筑空間、公共空間為主體對象,城市生態因素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對城市社會生態系統的考慮則更少。
生態環境對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發展應當遵循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原則。但生態環境并不只是城市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某些特定的城市,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與之密切關聯的城市自然及人文景觀實際上還是城市發展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必須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注重對獨特自然和人文景觀環境的維護與提升。城市空間規劃應該吸收生態學的方法,構建一個基于生態學理念的城市用地空間結構,營造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積極運用景觀生態學理論,對城市空間發展的基本狀況和條件進行生態適宜性評價,即根據區域內景觀資源、環境特征及發展需求,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生態特性,從景觀的獨特性、多樣性、功效性、宜人性及美學價值入手,分析某一景觀類型的資源質量及其與周圍景觀的關系,以確定這一類型對該用途的適宜度[9];在此基礎上,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各項用地與建設做出更為合理的安排,提高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并能動地調控城市的各種社會經濟活動,使之和諧相容和可持續發展。
3健康公平—引入社會生態學理論。城市空間不僅僅是城市物質空間結構的體現,更是城市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綜合表征,社會因素對城市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空間規劃中,社會因素往往被忽略。而社會生態學認為,所有的生態問題都是由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造成的,要創建和諧發展的“生態社會”,就要建立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良好關系,除了關注城市的生態環境建設之外,還需要關注人類社會結構與活動及其環境,即城市社會空間的發展。
傳統城市的社會空間往往根據居民的社會地位、宗教關系與信仰等來劃分,現代城市由于工業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社會空間的劃分往往與居民的職業、身份及收入水平等密切相關。我國大多數城市正處于人口急劇增長與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大量新型社會空間,如高檔住宅區和棚戶區等在城市邊緣區快速形成;另一方面老的社會空間在舊城改造與更新的過程中面臨解體和重組。隨著住宅商品化、私有化以及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貧富分異所形成的城市居民社會空間結構調整將成為引導城市社會空間結構調整與重組的主要方式[9]。從合理引導城市的社會空間發展的角度對城市進行空間規劃,要對城市的社會基礎進行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城市居民的階層、職業、遷移、年齡、文化水平、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等,以及居民的空間分布,在分析、確定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發展與城市綜合發展的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城市社會空間發展的策略性建議,作為城市空間規劃的組成部分。
一個理想的現代社會結構,應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和開放性的重要特征。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數的社會,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或“紡錘形”社會是比較穩定和理想的社會。201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報告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要達到城市社會生態高標準—“安居立業,讓城市成為更多人的生活家園”這個目標還需要不懈努力:一方面,國家應進行相應的社會體制改革,促進社會結構的轉型;另一方面,規劃師應借助空間規劃的手段創造合理的社會空間,以促進社會結構的更新。
對資源的分配與再調配是空間規劃對社會空間發展引導的一個重要手段,如對城市各級中心、公共空間及綠地系統的配置。按照等級區分,級別越高的中心享有越多的資源與權利,這樣會造成地區間差異的急劇擴大,從而破壞社會結構的平衡發展。因此,可以通過創立和引導多中心發展、扶植低等級中心的方式,采取基礎設施建設、城市資源調配、空間發展引導等手段來減少因城市中心地區位差異造成的社會空間分化。按照規模來分,城市公共空間包括服務于城市的大型公共空間、服務于社區的中型公共空間和服務于鄰里的小型公共空間。大型公共空間一般作為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和舉辦大型公共活動的場所,其規劃建設往往基于政治和經濟的考量,對于改善市民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型公共空間的規劃建設更多基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但由于服務半徑等問題往往造成市民使用的不便;小型公共空間具有方便到達和形式靈活等特點,對于提高城市宜居性和適應現代公共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在實際建設過程中,中小型公共空間的建設常常被忽視,這對于提高城市宜居性極其不利[10]。在空間規劃的過程中,面對城市公共空間尤其是中小型公共空間建設不足的情況,應盡可能完善公共空間體系,合理分配各類公共空間的建設資源,改善公共空間環境,提升人們生活的品質。
4以人為本—合理組織城市功能。伴隨著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城市飛速發展,當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人們認識水平的發展速度時,城市發展就會缺失許多生態、文化及社會元素的植入,導致不同的城市病態現象的出現。
城市功能主義是病態現象之一。功能是城市空間的基本要求,在現代主義運動的影響下,規劃師特別強調城市的功能性,往往遵循“形式必須服從功能”的理念,將住宅當成“住人機器”,將城市當成“增長機器”,背離了以人為本的規劃原則。城市發展一味追求效率,而缺乏人文情懷,導致了功能主義的出現[11]。例如,目前我國的很多工業區、開發區的建設過于注重城市的單一功能,而忽略了人的感受和需求,使得文化、娛樂、休憩、運動及交往等活動很難進行。為了創造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空間規劃應合理組織城市功能,即優先考慮城市的基本功能,包括城市的交通、居住、工作和游憩等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及城市運作密切相關的功能;慎重處理城市現有的特殊功能,塑造城市的特色和形象;考慮城市自身的發展,開發城市的新功能并妥善處理新舊功能之間的關系。
《雅典》提出了城市的四大活動,明確了人及其活動與利益是城市規劃的基礎,確立了現代城市規劃中的人本主義思想,要求規劃師把“以人為本”作為規劃設計的前提和目標。在微觀層面上,空間規劃以創造舒適幽雅的城市環境空間為主要目的,主要體現在對人本身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尊重和人文關懷的增加;在中觀層面上,空間規劃著眼于為城市居民創造舒適的社區環境,主要體現在具有強烈歸屬感的社區空間設計、反映居民的生活習慣和創造融洽的鄰里環境;在宏觀層面上,空間規劃力求創造有機的城市結構,通過合理的交通組織、適度的城市規??刂坪陀袡C的城市更新,滿足人們的日?;顒有枨蟆?/p>
以人為本還體現為廣泛的公眾參與。在進行空間規劃時,應充分考慮規劃主體的切實利益和協調各種利益間的矛盾,通過在規劃設計和管理過程中對公眾參與的強調,提高公眾對規劃的滿意度,創造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空間。
5新規劃理念的運用。土地混合使用、功能混合、TOD開發和PPP模式等新規劃理念的運用可就近滿足居民需求、促進鄰里交往、降低機動車使用頻率,引導城市邁入良性循環[12]。
關鍵詞:新農村;生態環境;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新時代的要求,對農村進行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建設,最終實現把農村建設成為經濟繁榮、設施完善、環境優美、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農村地區生態環境建設工作沒有成果,新農村建設也不會取得成功,提升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水平是建設新農村的前提條件和基礎?!?/p>
1我國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
1.1生態破壞問題突出。生態破壞問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水土流失,由于對森林的濫砍濫伐和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問題日益嚴峻。二是土壤鹽堿化,由于農藥等化學肥料的濫用,導致了土壤鹽堿化問題。三是生物多樣性減少,動物的棲息地遭受破壞,大型公共設施的建立以及對動物的非法捕獵都是造成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重要原因。四是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的加劇勢必會導致土地荒漠化。1.2農村環境污染加劇。農村環境污染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的生產活動,由于在種植作物的時候,無節制地使用化學肥料,造成土地污染,嚴重情況下,對食品安全問題也會產生影響。二是工廠生產的活動,工廠在生產過程中如果無節制不加處理地排放工業廢料,會造成嚴重的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氣污染等等。三是農民生活的污染,生活垃圾隨意丟棄,并且沒有進行集中處理,會擴大污染面積,增加污染程度。1.3農村資源缺乏合理利用。當垃圾產生,但卻未進行處理,就會侵占更多的土地資源。同時,“濫砍濫伐之后,沒有進行新一輪的植被種植,”這些都會造成耕地資源的浪費。一些垃圾或者廢料堆積在河邊,還會造成水污染,農民給作物毫無節制地澆水,缺乏合理性的安排,這些又會造成水資源短缺。
2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生態環境的舉措
關鍵詞 和諧社會 構建 生態倫理問題 建設策略
一、生態倫理涵義
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被確立為主客體關系。在這種關系的支配下,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意愿日益強烈,向自然無止境地掠奪。特別是高新技術發展,他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成為人類掌握的巨大力量,為人類帶來極大的福利,實現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的現代化,但是,任何一種偉大的力量,如果不受道德的約束,它可能被濫用。經濟的繁榮帶來了豐裕的物質生活,但卻遭受著工業社會造成種種環境惡果。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銳減、臭氧層耗竭等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的不斷加劇,正在把人類推向危險的“生存困境”。當今時代,生態環境問題已經超越了國界和意識形態,在“生存”這個最基本的層面上把人類共同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生存還是毀滅?”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二、當前和諧社會構建中的生態倫理問題
1.當前我國生態倫理問題的主要表現
(1)我國的生態倫理問題在政治領域中的表現主要體現在領導干部的政績方面。領導干部的政績觀與發展觀是密切相連的。能否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關鍵在于領導干部能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樹立科學的政績觀。生態道德問題在政績觀上集中表現為,生態保護是不是政績、生態利益是否大于經濟利益、在生態問題上有沒有地方保護主義。
(2)生態倫理問題在經濟領域中的表現主要是經濟發展問題。同志在論述科學發展觀時指出:“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可持續發展?!边@一論斷的基本倫理意義就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應以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和長遠利益為根本尺度。但是,目前“先要溫飽,再要環保”、“等經濟發展了再治理生態問題”的觀念仍然在一些地方流行;把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的觀念仍然很有市場;
(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急于抓經濟建設卻沒有注意選擇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用高投入、低產出、粗放型經營方式去搞物質文明建設,忽視了生態效益,引發了一系列生態問題,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我國目前面臨的生態環境形勢嚴重惡化,必須采取措施加以解決。水體污染嚴重。目前我國每年廢水排放總量為四百多億噸,大大超過了環境容量,導致全國約有50%的地區淺層地下水受到污染,約有一半城市市區地下水污染比較嚴重,還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
2.生態倫理問題的原因分析
(1)認識論誤區是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人和自然的關系,從認識論方面理解,就表現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人們錯誤的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處于主導地位、中心地位,自然是為人類服務的。而這一錯誤的理解是生態倫理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以人的理性作為人與萬物存在的根源,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他認為,人目的,而且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絕對的價值,而且,據此人要為自然界立法,“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恩格斯曾指出:“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身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做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
(2)經濟與科技的落后是問題產生的直接原因。在我國,我們一直有一個思想上的誤區,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就等于發展,只要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了,就有足夠的物質手段來解決現在與未來的各種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而導致這一錯誤思想的原因是我國經濟與科技的落后。中國工業化的發展盡管不斷強調要避免重蹈西方工業化的覆轍,但在事實上卻沒有脫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說明,現實的國情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思維模式決定理論興趣的方向。
三、和諧社會構建中生態倫理建設策略研究
1.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建設生態文明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從思想意識上實現三大轉變:必須從傳統的“向自然宣戰”、“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轉變;必須從粗放型的以過度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模式,向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模式轉變;只有大力弘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核心價值觀,在全社會牢固樹立與保護生態相適應的政績觀、消費觀,形成尊重自然、熱愛自然、認知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圍,讓生態觀念深入人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倫理問題。
2.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核心
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其中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這是我們黨首次把“生態文明”這一理念寫進黨的行動綱領,必將在解決我國生態倫理問題過程中產生重大影響。生態文明既是工業文明自身演進、自我超越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置身未來的明智選擇。生態文明觀的核心是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從人統治自然過渡到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生態文明的本質特征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形態。
3.以樹立科學的生態倫理觀念為價值導向
樹立同步發展生態倫理觀念,即追求個人、社會、經濟和生態同步發展的生態倫理觀念。由于生態系統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它們中的多種因素又都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有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我們絕不能因為單方面的發展而影響甚至破壞其他方面的發展,應該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作為社會的發展目標。人類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己經不再是孤立存在的、純客觀演化著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而是作為人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打上人類活動烙印與人類社會有著多方面關聯的綜合體。馬克思說:“一個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沒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參加自然界的生活”。
目前,我國國民的生態道德意識水平還較低,有必要通過完善的制度和規則特別是法律法規的形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對違公德的行為給予相應的處置或懲罰。尤其是社會政治組織必須本著對人類生存負責的精神,切實履行好既是社會管理者又是生態環境管理和維護者的職責,切實地保護好、治理好人類的生存環境。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7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5
一、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石
社會資本是區別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的一種資本形式,是當今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許多學者從不同的學科領域進行研究,對社會資本給出的定義各不相同,可謂仁者見仁,作者見智。比較公認的是布迪厄、科爾曼以及布坎南的定義。由于農村社區是一個社會組織,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義,即從社會組織角度加以闡釋的定義。在《讓民主有效運轉》一書中,布坎南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規范以及網絡等,它們能夠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張文宏,2003)。運用布坎南的定義分析,可以看出,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能夠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會資本可以打破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囚徒困境”
生態環境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最大難題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撲論中的范例,用來說明信息不完全條件下放棄通過合作實現最優目標的現象。兩個囚徒被分開審訊,選擇不認罪是二者的最優選擇,每人將得到最輕的懲罰。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選擇了自己認為的最優選擇:認罪,結果放棄了整體最優選擇,每個人得到了較重的懲罰?!扒敉嚼Ь场背S脕斫忉尮驳氐纳鷳B環境問題,個體的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而社會資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們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們在生態環境保護中合作的紐帶,“相信你能遵守規則,我也就會遵守規則”,是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人們的普遍心理,而這其中的基礎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們之間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規范制約著人們之間的行為,使人們的行為向著有利于社區長遠利益的方向演進。盡管社區的規范大都不像國家法律法規那樣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約定俗成的規范代代相傳,沉淀到成員的心理,內化為社區成員的自覺行為。再次,農村社區聯系人們的紐帶是血緣以及地緣,社區人際網絡重疊率很高,人際網絡具有全面性與實名性特點,不像城市社會中那樣片面性與匿名性,人們之間易于合作,這對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是有利的。
(二)社會資本可以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
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社會資本可以促使人們遵守相關規則。市場機制在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國當前,不少污染企業都和政府管理玩“貓捉老鼠”的游戲,“白天冒白煙,黑天冒黑煙”的情況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發現概率低以及違規成本低,遵守規則的激勵不足。與市場機制相比,農村社區中由于飽含社會資本,在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在農村社區中,人們之間的互動較為頻繁,互動頻繁本身就是一種監督。很多情況下,監督只是一種“順便”的事情,就像奧斯特羅姆所引案例那樣,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當一人在取水時,下一個人就在他后面排隊,多取水馬上就會被發現,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意味著監督,并且成本極低,而違規被發現的概率極高,促使人們遵守規則(奧斯特羅姆,2000)。其次,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社會資本牽涉其中,違規成本是很重的。在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中,違規者所受到的懲罰很少涉及法律與物質利益層面,大多涉及道德與精神層面,這種成本看起來似乎很輕,實則不然。因為在鄉土社會,信用與聲望等是“社會貨幣”,失去了信用與聲望,也就失去了社會資源,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利益受損。在互動性強的鄉土社會,違規的成本無疑是巨大的,這也能夠促使人們遵守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則。
(三)社會資本可以解決人們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利益沖突
生態環境問題表象上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本質特征不在人與自然之間,而在人與人之間,是人與人之間針對自然環境的利益博弈問題。人與人之間關于自然環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攤派等的博弈構成了生態環境問題的主旋律。在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中,沖突與摩擦無處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與磨合成本。而社會資本可以有效解決人們在資源環境利用中的利益沖突,降低摩擦成本。與政府管理相比,社會資本體現為身份承諾、信任、關系等非正式調控手段,依賴情感、默契、理解等維系關系。在小規模群體中,依賴社會資本調節,要比依賴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與更有靈活性,同時能夠減少摩擦成本,協調沖突。
(四)社會資本可以抵御外來污染轉嫁
當前在我國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問題大部分是外界社會誘發與轉嫁的。這里面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農村社區在外來經濟誘惑的情況下,急于發展經濟,沒有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只要金山銀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種情況是,由于城鄉之間生態不平等,社區遭受外界污染轉移之苦。無論哪種情況,破解的關鍵都在于社會資本。在第一種情況中,由于社區資源環境是社區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孫后代的福利都與此息息相關,同時由于信任、規范以及網絡機制的存在,使社區成員從長遠角度考慮問題成為可能。這使得不少社區能夠抵制市場機制的誘惑,保護好自己的生態環境。我國不少農村社區面臨市場經濟的沖擊,仍然保護好了自身的生態環境,機理正源于此,反之則亦然。在第二種情況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區成員面臨外界污染轉嫁時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應,予以反抗,極少出現機會主義“搭便車”行為。在我國一些農村社區集體反抗外界污染的環境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奧爾森“集體行動的困境”,在這里沒有發生。
二、社會資本流失:當前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
社會資本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具有重要意義。社會資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決于以下因素:一是群體的規模。群體規模太大,人們之間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喪失,使規范失效,同時也難以保持良好的人際網絡,社會資本也就難以形成與維持。反之,群體規模適中,人們之間保持很強的互動性,有利于社會資本恒久甚至增值。關于這一點,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給出了極好的闡釋。他認為,“除
非一個集團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者集團的利益”(奧爾森,2004)。二是歷史沿革。一個群體能否形成良好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歷史上形成的路徑依賴。由于社會資本需要時間浸潤,一個社區在歷史上社會資本生成的狀況,對以后社會資本的走勢也會產生重要影響。三是人員固定性。信任、規范以及網絡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生成,這其中一個重要前提是社區人員相對固定。人口流動過于頻繁,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就會失去載體,社會資本將大打折扣。四是社會結構狀況。社會資本與社會結構狀況是息息相關的。傳統農村社區中人口相對同質,導致社會資本雄厚。
從以上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的形成與增值需要一定的條件,傳統農村社區存在著良好的社會資本,與以上條件關系很大。但是目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市場、政府力量等向社區的滲透,農村社區中社會資本正面臨流失的危險。仍從以上四個條件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趨勢。其一,農村社區群體的規模正日益增大。傳統的社區是自然村,當前農村社區是行政村,甚至一些農村社區已經演變成“超級村莊”,社區群體規模的增大,對社會資本的形成與積累構成一定的威脅。其二,社區歷史沿革的影響日見微弱。隨著國家政權向社區的滲透,沖擊了社區歷史沿革的傳承性,尤其建國后的幾次大的政治運動,如、等,對社區歷史沿革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而現代教育造成農村社區中“代溝”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區歷史沿革的延續,影響了社會資本的積累。其三,人員流動性加快。目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不少農村人口流動加快,尤其在發達地區更是如此。在一個缺乏人員穩定的社區中,居民對社區公共資源的貼現率是非常高的?!拔易袷匾巹t,別人不遵守規則,等于我替別人作了犧牲”,信任機制在這里將大打折扣,而且外來人口不一定認同社區生成的規則,規范開始失效,人際網絡也隨著人員的變動而松動,社會資本易于喪失。其四,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農村社區社會分化,出現了復雜的社會結構。傳統農村社區人們有著利益一致性,這是建立在人口相對同質性的基礎之上的。社會結構的復雜,帶來了利益需求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削弱了人們對社區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人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都會受到影響。
我國目前農村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與社區社會資本的流失關系很大。這從以下兩種情況可以反映出來。一種情況是社區的生態公共地遭到破壞。由于社會資本的流失,人們對生態公共地的心理預期變差,公共資源的貼現率變高,個體爭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資源,“如果現在不用,等想用的時候,也許就沒有了”,在這種心理預期下,于是我們看到,一個一個公共地悲劇被造出來,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場,都在演繹著這方面的悲劇。
另外一種情況是外來污染摧毀了社區的生態環境。在這里,社會資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體現出來:某些案例中,社區中一些“精英”通過出賣社區公共資源,從外界污染中獲得大量實利。而為此付出的成本,卻由社區全體成員買單,成本與收益被嚴重割裂。如果社會資本雄厚,人與人之間充滿信任,社區有著嚴格的公共地資源使用規范,這方面的悲劇本應當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臨著外來污染威脅之時,社區沒有運用社會資本,進行抗爭。盡管抗爭不總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這里,我們運用科塞的沖突理論,可以解釋社會資本在抵制外來污染轉嫁中的作用——當一個群體面臨與外群體沖突中,該群體如果有雄厚的社會資本,已經構建起維護自己結構的核心價值并取得全體成員的認同,群體整合的較好,就有可能動用更多的資源;反之,在外部威脅的情況下,群體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體。
三、社會資本的重構與再生: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結合
綜上所述,傳統農村社區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對社區生態環境保護起著重要作用。在歷史上,許多農村社區利用社會資本進行“自組織”,較好地保護了社區的生態環境。社會資本的運用,是農村生態環境得以合理保護的關鍵。但目前,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等因素影響,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險。由于社會歷史條件所囿,目前就我國大多農村社區而言,我們難以復制傳統的社會資本。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利用社會資本保護農村的生態環境。我們認為,當前我國處于傳統農村社區與現代農村社區的過渡階段,社會資本的流失只是一種暫時現象,社會資本在農村社區可以得到重構與再生(當然在一些農村社區中,社會資本并沒有失去),并在生態環境保護中起到重要作用。這種重構與再生,沿襲的是一種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結合的路徑。我們詳細解讀與縷析其中的路徑,大體歸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傳統農村社區階段,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價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會資本雄厚。第二階段是過渡農村社區階段,價值理性喪失、工具理性尚未成為人們合作的紐帶,特征是社會資本衰弱。第三階段是現代農村社區階段,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結合的合作,特征是社會資本重構。第四階段是未來農村社區階段,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有機結合的合作,特征是社會資本得以積累并日益雄厚。
現代農村社區社會資本重構的起點是工具理性,即在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中,人們之間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選擇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為了私利得以實現,在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中選擇了合作,因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這是基于理性的判斷?;诠ぞ呃硇缘暮献魇怯锌赡艿?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們之間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間,只要滿足一些條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奧斯特羅姆將這些條件歸納為八點。一是清晰界定邊界;二是占用和供應規則和當地條件保持一致;三是集體選擇的安排;四是監督;五是分級制裁;六是沖突解決機制;七是對組織權最低限度的認可;八是分權制企業。而阿科瑟爾羅德以及沃塔納波等人以計算機模擬環境“博弈”,其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自私的理性人之間也可以合作。在重復進行的無數次“博弈”中,首先違規不合作的人總是被淘汰,“一報還一報”(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獲利最大。
開幕式由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杜寶貴教授主持。東北大學宣傳部部長丁義浩、遼寧省社科聯主席張沈立、遼寧省教育廳科技處處長陳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盧風教授、中國環境倫理學會會長、哈爾濱工業大學葉平教授、遼寧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研究會理事長、大連理工大學學院院長魏曉文、遼寧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軍出席了開幕式并對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在13日上午的大會報告階段,先后做主題報告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葉平教授、吉林大學的劉福森教授、北京大學的郇慶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曹孟勤教授、東北大學的秦書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的王魯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會交流階段,清華大學的蔣勁松副教授、南京林業大學的曹順仙教授、四川師范大學的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解保軍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楊志華副教授、東北大學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題發言。專家學者們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構建、實踐路徑選擇等相關主題做了報告。
13日下午的分組討論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與會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展開了激烈的對話與爭鳴,現場氣氛熱烈,迭起,圍繞“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這一會議主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充分交流。
[論文摘要]在當前物質財富迅猛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人文精神衰微的時代困惑。新時期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需要以人文價值的生態文化理念貫通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共生互動、自我生長的過程,進行“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人文建構,使“義—利”相融、“德—得”相通,確立倫理—經濟—社會三位一體的有機人文精神系統。
現代社會發展和繁榮的背后潛隱并伴隨著“經濟發展一元論”的價值陷阱(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的指標,人居環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會事業發展卻相對滯后,“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同時,也遇到了“小康難題”(雖然當前全面小康建設進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面臨著農民增收困難、社會事業發展滯后、資源環境壓力加重、區域差距拉大等難題)。為此,在新時期,應有效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在理論研究中,經濟、社會與倫理似乎是難以并存與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質現實世界與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現,然而,現代文明發展的基本趨勢卻是倫理、經濟與社會共生互動并日益復歸于其生態本性,這不僅是學術研究中的理論突破,同時也是現代文明困境的實踐超越?!皞惱怼弊鳛槿祟惿c生活的智慧結晶,是人文精神生態的內在依據和有機文化構成。“生態”不僅是“生物的居留場所”和“生命的存在狀態”,更是一種“生存姿態”和“生活樣態”,以“倫理—生態”的文化理念滲透貫通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共生互動、自我生長過程,應當進行“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人文建構,確立倫理—經濟—社會三位一體的有機人文生態系統,從而對有效抵制單純重經濟增長、科技進步,輕德性塑造、價值提升的現代文明的舊的發展模式、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社會和諧的人文價值底蘊
“沖突”與“和諧”的對立與角逐,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便一直潛在或自在地存在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整部人類文明史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乃至人與自身相抗爭的歷史,同時也是消除“沖突”、追逐“和諧”的奮斗史。然而,無論如何,“和諧”,并且惟有“和諧”才是生態倫理精神或者生態社會的價值“基地”與價值“目標”。
“和諧社會”并非傳統社會中原生自發的和諧有序,而是歷經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后加以反思并內化的社會全面發展的和諧,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和諧,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與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同進步所構建的倫理秩序,因而,社會和諧所衍生的應當是一種公平正義、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滿境界,從而體現出對人的價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會和諧內蘊著與生俱來的人文價值底蘊?!叭宋摹笔且环N無限可能的意義世界生成,是對自我的不斷創造、突破、超越與提升,是超越于“實然”以達“應然”的價值體系的無限賦予過程,人文價值的現實體現過程實際上是倫理的實行過程,“是通過倫理化對人的動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導、提升的過程,也是人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建構的過程?!盵1]是對實體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則是伴隨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而勃發的時代精神氣質,狹義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為掙脫宗教神學禁欲主義羈絆而崇仰人的主體價值能動性、凸現主體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實現的人文關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則是廣義層面上的價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體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生幸福的實現為終極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層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是個性的充分展現和潛在能力的充分發掘,在對現實物質世界超越與提升的基礎上賦予人類以生存意義指向和生活價值旨歸,是整體人類前途和命運的終極價值的理想關懷。
中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人文價值發展后勁不足的態勢,經濟發展與人文價值的矛盾構成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瓶頸”地帶,單純的經濟增長指標極有可能使整個社會流于“片面發展觀”的缺陷而遭遇嚴峻的“發展”難題,所以,重建整個社會的價值生態體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和諧社會建設根本上應當是人文價值理念指導下的“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合理價值建構模式,是在倫理—經濟—社會系統整合的有機生態體系中理解、確證并建構的一種自我生長、共生互動、良性循環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會合理持續存在狀態。
二、“義—利”相融的“倫理—經濟生態”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倫理沖動力與經濟沖動力之間的緊張與游移態勢,而倫理與經濟的關系在倫理視域中主要體現為義、利關系。利益需要必然導致謀利的沖動,然而,和諧社會的經濟建設決不是謀利本能的純粹釋放,謀利的努力應當具有價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經濟沖動成為造福社會的力量,實現義利互動。歸依于社會生活秩序與個體生命秩序中的社會主體,在物質欲望沖突與矛盾過程中彰顯社會“應然”的價值理念,是“義”的社會訴求。然而,經濟發展最深層的根源是趨“利”的行為傾向,“義”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對“利”的超越與提升,從而高揚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所以,義利關系的調節是倫理與經濟關系調整的反映,倫理既是對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對過度的自然物質欲望的揚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人的生命價值尊嚴與生活目的意義的肯定與提升,倫理—經濟的生態基礎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與超越本性的和諧中,是人對自身經濟行為的合理性的價值追求。“如果沒有欲望及其沖突,倫理、道德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超越,沒有在道德的運作中對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經濟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義?!x’來源于‘利’又與‘利’相對立,二者的緊張與和諧構成倫理精神的內在矛盾運動?!盵2]所以,倫理—經濟關系的生態整合點是“義—利”相融,倫理與經濟的辯證互動構筑起了一種合理的倫理精神生態,即“倫理—經濟生態”。
(一)“利”的突顯與傳統家族血緣倫理模式轉換
美國著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指出,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之所以不能快速發展,原因在于中國的私人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陰影,華人企業是“兩頭大,中間小”的馬鞍型組織,國有企業和傳統的家族企業作為主要的實力框架占據兩頭,民營企業占據中間地帶,后者緣于中國傳統的家族血緣倫理不輕易相信外人的傾向而力量薄弱,“在傳統中國社會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賦予其責任無疑是一種弱點,這在自給自足的農家里尤其明顯。”[3]104從而不能將管理制度化,并且遺產的均分繼承制影響財產的相對集中,制約企業的發展規模。中國社會普遍存在這種傳統的家族血緣倫理情結,家國一體、由家及國是中華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緣”作為家的靈魂,是由家及國的出發點,更是中國人獨特的“人化”起點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深層的社會根基,既是個體生命活動的歸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體,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緣倫理情結最終跨越了基本的人際關系界限,逐漸包容涵括并滲透影響一切社會倫理關系、政治關系以及經濟關系。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馬鞍型”現象,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成績的取得與改革開放30年來所構筑起來的鄉鎮企業模型、民營企業模型以及外向型經濟模型密不可分,特別是最為普遍的家族企業模型,然而,家族血緣倫理情結使得傳統家族企業發展缺乏創造力和發展魄力,企業發展固守著傳統的家族觀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內部,對一切“外人”始終保持著極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備心,由此,企業的運作便囿于自我狹窄的小圈子,難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術創新體系,難以吸納社會精英管理創新人才,難以構筑趕超型的企業內部競爭推動機制,也缺乏輿論大眾的有效監督約束機制。此外,家族企業財產的均分繼承制使得企業資產難以積累和積聚,極大地制約了家族企業的規模效應,難以形成國際市場競爭力。因而,“馬鞍型”企業模式下的經濟運作因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滲透因子而存在規模弱小和競爭力匱乏的弊端。新時期超越“經濟發展”難題和“小康難題”,唯有實現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轉換,訴諸社會信用和公民社會的競爭推動機制,從而推動國內企業組織模型的機制轉換,形成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品牌,實現新世紀又一個跨越式發展。
(二)“義”的回歸與社會資本積聚
弗蘭西斯福山認為:“未來兩、三代間中國大陸的平均國民所得達到目前臺灣和香港的水準時,最大的問題才會冒出來?!盵3]358這個充滿警醒意味的“最大的問題”便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嚴重匱乏?!案I筋A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亞洲各國文化傳統及經濟特色的前提下,在總結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明確提出后發國家若以經濟的單一片面增長作為現代化的唯一指數勢必拋開對社會資本的倚重,而后者卻往往是現代化成功的生死攸關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會資本”被界定為一個社會的成員相互信任、以組織形式進行合作的能力。美國、德國和日本以超越家族關系的“社會資本”為主,陌生人能夠在共同的組織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協作,因而能夠建立起大規模的現代化企業模式。相反,像法國、意大利、中國臺灣和香港,其“社會資本”仍舊囿于傳統的家族血緣,信任限于家庭內部成員之間,根深蒂固的血緣紐帶造就的是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單個家族的小規模的企業模式?!吧鐣Y本”的獲取要求社會成員普遍具有誠信可靠、踏實忠誠的美德,而縱觀中國傳統家族企業經濟的發展,因局限于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當面向社會市場時就會存在社會資本脆弱甚至貶值的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經濟信用危機,而這無形當中又降低了企業組織效率并提高了企業經營成本?!吧鐣Y本”是建構在普遍道德責任意識基礎上的“人文精神”,社會資本的匱乏必定帶來企業與社會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內部的社會資源成本、社會風氣成本和經濟監督成本的無謂增加,實際上,這是一種人文價值和倫理精神的匱乏,所以,社會資本的積聚與“義”的回歸成為彌補經濟發展弊端的有效途徑。
如何彌補經濟信用的缺憾,及時在“小康”目標實現的過程中積聚“社會資本”,實現倫理與經濟的辯證互動,成為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并強化法律監督機制和懲戒機制,抵制欺詐失信的市場行為,在全社會營造公正、公平、公開的制度環境氛圍,引導市場行為主體明禮誠信、懂法守法、有序競爭;其次,由于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滲透,“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積聚面臨“中空”地帶,一端是強大的政府組織,另一端是原子化的個體與眾多單個的家庭,中間層面空場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組織社群,無形中縮小了社會人文資本產生的空間,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樣的溝通、協調型的社區、社團以及工會組織,培養團結、協作意識,形成互信的社會氛圍,逐步克服傳統狹隘的家族血緣倫理局限,積聚“社會資本”;再次,通過加強社會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重塑個體、集體及相互之間的誠信、公正、平等、合作、創新的德性精神,培養普遍的社會公德,超越家族意識,克服當前社會資本閑置、分散、封閉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倫理—社會生態”
人文價值理念作為文化存在形態,在中國區域經濟目標實施過程中不僅體現為倫理與經濟達至的有機生態,同時還表現為社會倫理實體存在形態的精神價值模塑,即“倫理—社會生態”。在社會共同體的具體運作中,存在“德”與“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與意義世界、“德”的世界與“得”的世界的沖突與對立,正確處理“得”與“德”的關系,實現“德—得”相通,不僅是倫理—社會關系的生態互動點,同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永恒主題?!暗隆辈粌H是社會倫理與個體道德內在的道德自我建構過程,即潛在形態的“德性”,同時也是社會的道德文化品質與個體的道德行為品質,即自在形態的“品德”,內在的“德性”與“品德”的外推,必定彰顯為個體與社會的道德行為,即自為形態的“德行”?!暗隆眱仍谟凇暗谩?,“得”為“德”存在的內在依據,“德”的使命是透過價值的努力揚棄“得”的矛盾,從而提升“得”、升華“得”,以“德”獲“得”,在“德”與“得”的辯證互動中,構建“倫理—社會生態”。
(一)“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德—得”邏輯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賦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長的三個階段,即抽象法、道德、倫理,三者分別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觀自由以及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相統一的辯證復歸的生長層面,只有達到倫理階段才是客觀精神的生態境界,而倫理主要落實為三種社會倫理實體,即:自然社會(家庭)、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國家)。新時期中國要實現經濟、文化發展基礎上的社會跨越式發展,有必要探尋三種倫理實體的“德—得”邏輯。
黑格爾在辯證法中分析認為,家庭是自然的倫理實體,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倫理精神”,是“神圣性和義務的淵源”,“作為精神的直接實體性的家庭,以愛為其規定,而愛是精神對自身統一的感覺。”[4]175“愛”的本質是“意識到我和別一個人的統一,使我不專為自己而孤立起來”,“但愛是感覺,即具有自然形式的倫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愛和感覺為基礎的自我與他人相統一的倫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諧再現,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認,反之亦如此,這便是家庭的主觀性方面;但同時,家庭以財產等外在的定在確證自己的存在,這是家庭存在的客觀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觀的愛與客觀的經濟歸屬確證其倫理的存在,其中,“愛”是家庭維系的根基和紐帶,而客觀的財產契約關系并非家庭的本質確證。因此,在自然的倫理實體“家庭”內部,倫理精神是自然統一的。
市民社會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被界定為“差別的階段”,是“結合在家庭的統一中的各個環節必須從概念中分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實在性”[4]195,通過社會教育的環節,家庭中的子女長大并逐漸脫離家庭融入社會,在社會中依靠社會契約建立組織關系,逐漸具備自身獨立的法律人格,成為自由的定在。隨著家庭的解體,便出現眾多個別性的人和多樣性的個別需要,市民社會由不同的需要構成的需要的體系來建構,從而成為個人利益的戰場,即面“得”而居。這種狀態極易剝去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再現一種自然本能的狀態,于是,市場經濟運作下的社會實體成為硬性契約中的樞紐,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導又容易造成對自身責任和義務的忽視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業公會與私法的約束。實際上,市民社會殊性與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個人要獲取自身利益實現自身目的,必須以其他人或整體的存在為生存與發展的依托,在“普遍”中獲得真實,“我在促進我的目的的同時,也促進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過來又促進了我的目的”[4]199,個體與整體的共生發展構成市民社會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滿足不僅應當透過他人和共同體的中介,而且要透過“德”的努力,努力建構“德—得”相通的邏輯進路。
家庭和市民社會在倫理階段繼續向前提升,便到了國家階段,“國家又是它們的內在目的,國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特殊利益的統一,即個人對國家盡多少義務,同時也就享有多少權利?!盵4]261國家作為最高的倫理實體,融特殊與普遍、權利與義務為一體,個體作為社會公民在為社會盡義務的同時,他自身的人身、財產、福利以及作為實體性的本質得到了保護和滿足,在為國家倫理實體盡義務的過程中再現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價值,在融入實體中體會到歸依的幸福,從而達到個體至高境界的自由,實現“德”與“得”的辯證為一。因此,作為價值理想,“德—得”相通的價值原理及其價值合理性歷經家庭—市民社會—國家倫理實體的自然演進,最后必須透過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會(國家)中才能夠獲得現實性,彰顯倫理—社會關系的生態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倫理精神與實踐落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整個社會在發展經濟、開拓市場的理念指導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模式,從而導致了自然科學興盛、人文主義德性教育備受冷落,整體社會陷入經濟發展“一元論”的泥沼。因此,實現“德—得”相通與生態互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德—得”相通的倫理精神在邏輯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結構性內涵。首先,“得”必須“德”,“德”是“得”的價值前提和原則規范,以“德”謀“得”是基礎性的理論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堅定的道德價值信念應當成為市場經濟運作的實踐依據,從而正相契合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善惡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這種德得觀,與“利在義中”、“義中有利”的價值取向實現了內在的統一與一致。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應當對接社會倫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實踐”的生態鏈條,實現“德”與“得”的生態互動與價值整合。道德理論教育必須與道德管理相結合,這是內在自律意識與外在他律約束共生互動理念的體現。道德管理的滯后性勢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學合理地落實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團結、文明的社會氛圍,就應當重視道德約束管理的環節,采用行政、經濟、法律的手段對違反道德的行為進行制約規避。同時,道德教育與道德管理的合理運作,最終要透過思想的熏陶滲透落實于普通大眾的道德實踐,實現道德的“教育—管理—實踐”的生態鏈條的合理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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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檔案學;生態學;檔案生態研究;述評;展望
20世紀90年代末,檔案界開始關切檔案生態研究,嘗試從生態學角度分析檔案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相關命題,開了檔案生態研究的先河,為后期檔案生態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今天,生態學普遍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成果凸顯。在圖書、情報、檔案領域,利用生態學理論分析專業問題也不再陌生,相關概念如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及檔案生態、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被不斷提及并被學術界持續關注,同時,國家各層次相關社科基金也紛紛為此研究立項,支持學術界持續、深入地開展相關研究。為此,本文將在文獻綜述基礎上,梳理并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1檔案生態研究發軔
單純從生態學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觀之,環境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引入生態學理論的重要基點。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環境問題、地區環境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態學思想也恰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由此,環保問題、生態安全問題、轉基因問題、物種問題等,成為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相關的交叉學科不斷涌現,相關的交叉研究層出不窮,相關的交叉成果琳瑯滿目。檔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態的關注中開始關注并研究檔案生態問題,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檔案文化生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研究命題,為檔案生態研究開了先河。
1.1生態研究及其應用。生態學(Ecology),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藸栍?866年定義的一個概念:它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英語ecology是由希臘語詞匯“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學科)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環境中的動物的學科”,目前,已經發展為“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1] 20世紀40年代以來,生態學發展迅速,應用廣泛,研究對象與領域不斷拓展,相關分支學科不斷涌現。[2]生態學發展至今,其內涵和外延都有了變化,尤其是隨著全球人口猛增,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不斷凸顯,促使當今生態學研究日益從以生物為研究主體發展到以人類為研究主體,從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發展到人類生態系統的研究,因此,生態學的定義應當反映這種變化,把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包括在內。為此,在集成眾多生態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鄒冬生、高志強認為,當今生態學可以定義為:生態學是從系統的高度,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科學,其中的生物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環境則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環境;[3]曹湊貴認為,生態學可定義為“研究生物生存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協調發展”。[4]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生態問題成為全球問題之一,生態學也從誕生時的生物學范疇衍生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生態學的應用可謂百花齊放,各類成果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生態學由自然科學進入人文社會科學,最大的功效是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維導圖,使人們嘗試運用生態學理論從觀察自然界轉移到觀察社會生活,如企業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文化生態等。其中,生態位理論尤為明顯,生態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態個體、種群和物種生存與競爭的普遍規律,該理論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成為研究人類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分析工具。[5]
1.2檔案生態研究。檔案生態問題,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態學理論和思想,參考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積極地將生態思想引入檔案學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檔案學研究視野基礎上,為檔案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或者是提供思維導圖。而如何去實現,如何去選擇生態學的理論,怎樣使得生態理論和思想與檔案研究之間取得關聯等,這便是檔案研究者、檔案從業者需要面對和思考的直接問題。隨著生態學知識在圖書情報檔案界的應用,除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研究外,檔案生態研究也業已初步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果。據筆者通過中國知網以“檔案+生態”為關鍵詞,以“題名”為限定條件進行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其中,有關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研究最能體現檔案生態研究之思想,不僅積極引用借鑒生態學知識思考檔案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理念,為學術界認識和研究檔案問題奠定了基礎。據統計,在目前有關檔案生態研究的文獻中,明確提出“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有3篇,分別為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 [6]及葛翠玲的《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剛一文[8]對檔案信息生態系統進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實現檔案信息的產生、積聚、傳遞、開發、利用等為目的,具有特定的結構和秩序的由各種要素組成的相互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有人、信息、設備及指導其運行的檔案學術理論等。并指出,理想的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應該是平衡的、穩定的系統,是“人造系統”、“開放系統”以及“動態系統”,突出強調人、信息傳遞、環境變換在檔案信息生態系統中的表現。
目前,生態學理論和知識在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鑒生態學知識開展專業研究,不僅適用于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也同樣適用于新興社會學科。盡管檔案生態研究業已開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檔案生態研究仍然處于起步狀態,但研究的問題深度不夠,成果不多,有關專著更是鮮見。為此,筆者以為,擺在檔案生態研究面前的首要問題,是進一步推動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展,使得檔案生態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同時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參與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成果體現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問題驅動檔案生態研究。
2檔案生態研究現狀
通過“檔案生態研究發軔”的論述,我們對檔案生態研究的主題有了基本把握,也對檔案生態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認識,為今后檔案生態研究提供了參照。接下來,筆者將以傳統文獻綜述的方式詳細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為檔案生態研究的未來提供系統的文獻梳理和問題導向。
2.1文獻回顧。檔案作為社會存在一分子,檔案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與生態有自然的內在關聯,實際上,我們從傳統檔案管理實踐來看,作為檔案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檔案保護”問題,其實,涉及諸多自然科學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和傳統生態理念,這在《檔案保護技術學》這門課程上得到鮮明體現。同時,告訴我們,利用生態學知識開展檔案保護工作,也是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其中,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而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層面上,金波教授《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態學理論與我國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研究》課題,分別在2008、2010年度獲得立項研究。通過分析檢索出的文章,我們發現,檔案生態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9]一文,是檔案界最早從生態角度開展檔案研究的專業論文,作者從檔案的角度,分析了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的系列問題,盡管,不是我們所說的檔案生態研究,但對我們后期開展檔案生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而《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10]一文,應是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文旗幟鮮明地從生態學角度探討檔案信息生態問題,并首次從生態系統的高度,認識檔案事業可持續發展問題,誠如其文所說,意在“著重探討影響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諸因素,及保持和恢復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途徑”。
新世紀以來,在上世紀末研究基礎上,生態思想進一步被檔案學界借鑒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態檔案館”,[11]當然,這純粹是從建筑生態的角度認知檔案館建設低碳、環保問題,是傳統檔案保護技術研究的傳承;有人提出,要關注“檔案生態位”, [12]分析了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的原因,指出,“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以它的真實性、開發性、系統性、滯后性等特點,區別于其他信息,而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并由此,形成它獨特的‘生態位’――司法工作的憑證,戰略決策的依據,科學研究的參考,宣傳教育的憑據等”,雖然文章較短,但“標題黨”效應明顯,明確地將處于生態學核心理論之一的“生態位”理論引入檔案學研究,并提出“檔案生態位”問題,至今不乏參考意義。事實上,這已經涉及檔案與其他事務之間的生態生存問題,可以說,已經很“生態”了;有人提出“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13]此文已經將生態思想貫徹深入到檔案管理制度層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還有提到“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14]此文引入生態式管理理念,可以彌補傳統“科學管理”的不足。生態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體功效,向一切等級制挑戰,它使人生發新的潛能,使檔案工作可持續發展,這已經從檔案業務環節內部開始了檔案生態考察,為我們全面認識檔案管理工作開啟了新的分析視角;同時,將文化生態有關理念引入檔案學研究,也成為新的研究增長點。《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15]、《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16]、《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17]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18]等文,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初步成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19]一文,通過生態學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數字檔案館的研究中,把數字檔案館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系統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各生態因子及其相互關系,建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結構模型,為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研究提供參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編號08BTQ040)的項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來以課題為支柱,已經指導多篇有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有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環境、結構、保障機制、運行機制以及評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學張東華則在《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論述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意義,分析了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應對策略。
2.2研究述評??v觀上述文獻回顧和分析,我們看出,目前,檔案生態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尤其是專著除了傳統檔案保護技術學教材外更是鮮見。從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來看,反映了檔案生態研究在檔案學學術領域受到重視,且相關課題也被提到國家層面,需要開展深度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從已有的成果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主要研究突出表現在初步的借鑒層面,缺乏深度的專業研究且研究層面比較分散,呈現零星研究狀態,缺乏系統深度研究層次??上驳氖?,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已持續關注檔案生態研究,相信隨著這類以課題為中心的檔案生態研究,將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成果。
筆者以為,借鑒生態學理論研究檔案問題、探索檔案發展等,這其實是涉及學科嫁接這一基本問題,不算創新。若想提升至創新層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選擇、如何關聯”問題,進而回答“如何實現”,即通過學科嫁接或者理論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終是“為我所用”,使生態理論為檔案事業作“嫁衣裳”。雖然,檔案生態問題客觀存在,但實際上,檔案生態卻仍是個新生問題,相比相關學科而言,我們的交叉研究剛剛起步,我們的專業關注還很薄弱,我們的專業視野還很狹窄。為什么說客觀存在?我們知道,生態問題與環境之間息息相關,檔案與環境之間關系也很密切,相關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論深度和社會高度,生態學的問世及應用為檔案與環境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和思想路線。作為新生問題,只緣從生態學視野關注、研究檔案問題的太少,已經提出的檔案生態問題聲音太弱,迫切需要檔案人開始高度關注,積極研究,充分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形成檔案生態理論和思想,促進檔案工作發展。
3檔案生態研究展望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末業已開啟,在新世紀初得以全面展開,并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層面進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見,生態學與檔案學之間的關聯研究,業已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但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相關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間仍然廣闊,需要學人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筆者以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層面,可以從以下諸角度開展研究。
3.1檔案事業生態環境研究。目前,檔案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檔案事業發展呈現諸多新特點,如新領域的開拓(數字檔案館的建設與發展所帶來的系列專業問題)、新環境的呈現(檔案事業發展環境需要直面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的網絡社會現實環境)、新問題的困境(檔案事業在“傳統與現代化”的轉型歷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如檔案信息化、檔案信息資源組織、電子文件的采集與長期保存、數字檔案館等結構與功能等)等,所有這些新領域,均可歸結為檔案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學術界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研究,一方面,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新問題,另一方面,通過跨學科的介入拓展傳統檔案學研究的范圍。
3.2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實際上,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態系統的角度觀察與分析數字檔案館系列問題,而提出的跨學科性研究課題。該課題,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推動下,目前,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態系統理論對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發展的戰略影響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這也是近年來,生態學理論與生態系統理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體應用的進一步發展。面對未來,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問題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數字檔案館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問題,且關切到中國檔案事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全面推進與發展。我們可以從生態系統理念的角度,提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并從戰略上規劃數字檔案館發展,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指點迷津??梢灶A見,隨著數字檔案館建設投入的加大和相關研究的深入,該課題將會面對更多新情況,需要學人持續跟進,從生態學、系統學角度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相關的各類問題。
3.3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目前,文化生態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據百度百科解釋,文化生態核心思想有三:[21]①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顯露的美好的姿態或生動的意態;②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③泛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狀況和環境。檔案作為人類文明的承載,它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特性,通過文化生態的引入分析檔案文化生態問題。目前,檔案界在檔案生態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獵,有涉及檔案文化市場研究的,如《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有從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與《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部分成果,但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系統深入研究,從文化生態學視角,深度探討文化屬性層面的檔案及檔案文化與“大文化”、“文明”等關聯命題。從檔案自身文化屬性以及文化生態研究趨勢來看,系統從生態學、文化學等角度,分析檔案文化生態課題具有廣闊的空間,它不僅有利于拓展檔案學自身研究的領域,而且,可以提升檔案學研究的深度,也是傳統檔案文化研究的升華。
3.4檔案生態管理研究。生態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學者稱之為“eco-management”),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門。由于自身的復雜性,生態管理無論是作為理論還是實踐至今仍處于發展中。生態管理的理論基礎非常廣泛,它跨越了生態學、生物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和系統論等學科領域。[22]生態管理思想是生態管理理念的集中體現,認為“生態系統是自然-社會-經濟復合而成的系統,對于它的管理與調控,必須在遵循生態學原理的同時,受到社會、經濟規律的調節和制約”,需要通過生態管理思維達到“維持依賴于自然資源的社會經濟修通之間的一種平衡”。 [23]鑒于生態管理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作為從生態學、系統學等多學科角度綜合提出的檔案生態研究命題,生態學自然對其影響深遠,不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動因,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傳統檔案學學科體系中,檔案管理學處于核心地位,這與檔案管理活動的實踐性以及檔案學起源于檔案管理實踐密不可分。在生態思維大力引入管理實踐的今天,作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檔案管理實踐來說,引入生態管理思想具有邏輯的合理性。我們認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中,引入生態管理思想滲透入檔案管理實踐具有必要性,借鑒生態管理理論研究檔案管理活動具有實踐的可行性。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已經起步并有諸多成果問世,但學無止境,檔案實踐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著,需要學界同仁持續跟進,進一步探索檔案生態研究的前沿課題,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領域,為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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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用于地區可持續性評價的出發點就是:把地區的生態承載力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制約因素,探討與人類活動相關的生態消費水平與地區的生態承載力之間的關系,以此確定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地區可持續性發展評價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生態系統服務在供給與需求方面的空間流轉于地域分異,不僅提供了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基線數據,而且是制定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政策依據。本文擬采用生態足跡分析方法,在對青海省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進行計算的基礎上,評價了青海省可持續發展前景,并在可能改善的領域進行情景分析,探討促進與改善青海省可持續發展的可能途徑。
1.“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的要點釋義
1.1生態足跡的概念
人類依賴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產能力,同時也依賴自然吸納污染物的能力。為了測度人類對自然提供的各種生態服務的消費是否在其承載力限制內,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生態足跡的定義:任何已知人口(某個個人、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生態足跡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性土地總面積和水資源量【1】。
1.2生物生產性土地
生物生產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產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據生產力大小的差異,地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可分為6大類【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論上講,地球表面的各種土地類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種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時用作建筑用地開發【3】。
1.3關鍵的技術參數
1.3.1產量因子
產量因子(β),又稱為生產力系數。由于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生產力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因而各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實際面積是不能直接進行對比的,這就需要一個生產力系數將各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轉化為可比尺度。生產力系數可以用評價地區的某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產力與其世界平均生產力的比值來計算。本為計算采用的產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當量因子
查字典論文頻道一路陪伴考生編寫大小論文,其中有開心也有失落。在此,小編又為朋友編輯了“完善舟山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希望朋友們可以用得著!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報告還進一步明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任務。這個體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開展農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文化權益為出發點,以公共財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規為保障,使廣大農民在勞動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務的場所、場地;滿足不同層次文化需求的活動內容;有接受培訓、展示技藝的機會和條件;有創造文化的氛圍和環境。目前,漁農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切實加強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積極培育漁農村文化市場,對于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構建和諧舟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漁農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先進文化、提供精神食糧、滿足漁農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漁農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機構和服務的總和。它將文化建設與漁農民群眾的基本權益緊密結合起來,不僅體現了文化事業發展以人為本的特征,而且凸顯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的本質。因此加強本市的漁農村文化建設,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漁農村,構建和諧舟山的重要內容,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緊迫任務。
1.1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建立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通過公共文化服務的制度基礎、物質保障、人才隊伍、基本載體等方面的夯實和建設,能有效實現文化事業的科學發展,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資源、社會資源、服務資源、管理資源、經濟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設備資源、觀眾資源等各類文化資源要素的全面整合與有效利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針對海島文化發展的現狀和特點,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縮小城鄉文化差距,從而促進了文化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1.2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構建和諧舟山的內在要求。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不僅把文化建設納入了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共進的社會進程,也凸顯了文化在和諧社會中培育時代精神、體現人文關懷、實現文化權益、促進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發展的獨特功能。目前,漁農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因此,構建完善的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文化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靈魂的社會教化功能,統籌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對文化的不同需求,從而不斷鞏固和諧社會的思想文化基礎。
1.3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漁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鄉風文明”的重要載體和內容。新漁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是漁農民,如果沒有全市漁農村群眾的參與,建設漁農村新社區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強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當前新漁農村文化建設的關鍵,不僅能夠傳播科技、法律、市場知識,提高漁農民綜合素質,滿足廣大漁農民“求富、求知、求樂”的綜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對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促進科學文明鄉風的養成,維護農村穩定乃至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將發揮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強漁農村文化建設,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本市新漁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全市廣大漁農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富裕起來的漁農民對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同時,由于文化服務、文化產品不夠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總體上還比較貧乏,存在著看書難、看電影難、看戲難等突出問題,廣大農民的文化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加強漁農村文化建設,保障漁農民的文化權益,就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
1.4主要指標的計算方法
1.4.1生態承載力(EC)
將評價區域的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R)經產量因子和當量因子分別轉化后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即EC=∑R×βjγj。其中βj為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產量因子,γj為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當量因子。
1.4.2生態足跡(EF)
通過匯總地區的消費數據,將其轉化為相應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Ai),并用當量因子調整為世界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即EF=∑Aiγj。
1.4.3生態赤字或盈余
地區生態足跡如果超過了地區所能提供的生態承載力,就出現生態赤字;如果小于地區的生態承載力,則表現為生態盈余。地區的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反映了區域人口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狀況,生態系統的安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況。
2.青海省生態足跡的計算與分析
根據上述的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本文對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和分析。
生態足跡的計算包括兩個方面即生物資源消費足跡計算和能源消費足跡計算。生物資源的消費分為農產品、動物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共選擇24項消費品種,根據世界平均的單產水平【5,6】,計算其世界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將其分類匯總可以得到消費的生態足跡占用。能源消費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氣、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電力的消費量,將其換算成標準能量單位,并參照世界平均的各種能源的單位面積(化石能源地)吸引熱能量【5】,計算其生態足跡的占用。在計算生態承載力時,根據青海省土地利用類型,利用產量因子和當量因子將其轉化為世界平均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它是青海省的實際生態承載能力。同時出于謹慎性考慮,在生態承載力計算時應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7】。因篇幅所限,計算過程未詳細列出,只將計算結果列表如下:
3.評價與改善建議方案
從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個研究時間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態足跡需求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逐年增大,說明該青海省的生態系統不能支持人類對它的壓力,地區生態處于強不可持續狀態。為了減少人均生態足跡和增加人均生態承載力,促進青海省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應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依靠科技,發展高產、優質的新品種。保護耕地,提高土地生產力,要鼓勵農民對土地進行集約化經營,增加對土地的投入。
(2)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積極發展林產品,發展蔬菜、花卉等農產品的種植。加大對畜牧業的投入,來滿足人們對畜牧產品的需求。
在教學的過程中,如何在輕松的氣氛中讓學生學好知識是我一直的探求方向。學生是主體。因此,在教學之前,認真細致地研究教材,研究學生把握知識的方法。通過鉆研教學大綱和教材,不斷探索,嘗試各種教學的方法,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為生物課單單做好這些還遠遠不夠,要讓生命活動的過程留在學生的記憶中。提高學生學習生物的愛好和提高課堂的工夫效率是關鍵。
首先,我經常利用網絡資源、各類相關專業的書報雜志了解現代生物科學的動向,搜集一些新的生物學成果介紹給學生,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愛好,也開拓自己的教學視野和思維。我在教學中,同時也鼓勵學生搜集身邊有關生物的問題,在課堂上開辟一片互相交流、互相討論關注問題的天地。通過這樣的資料互動形式把課堂教學與社會生活聯系起來,體現生物學科的社會性一面。
其次,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認識活動總是和情感緊密聯系的,是在情感的推動下進行的。教學中,我常組織學生參加豐富多彩的生物課外科技活動,如生物標本制作,小論文的撰寫,創意作品,還與開展昆蟲名稱的認識比賽。豐富多彩的生物課外科技活動符合學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長規律,既擴大學生的知識視野,激發求知愛好,也增強他們學習生物學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課外科技活動把生物課堂延伸到課外,為他們發展自己的愛好和特長提供了機會,通過發現、探索和解決一些生物學問題,了解生物科學在人類生活和發展以及現代化建設中的運用,更有助于學生的愛好、愛好升華為理想和志向,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培養生物科學的后備人才。
再次,教育心理學的研究還告訴我們:詳細的東西比抽象的東西輕易被感知,人獲得知識是通過各種感覺器官來感知的,運用的感官越多收獲也越大。因此,課堂上,我習慣通過媒體影片、實物觀察、實驗操作、掛圖演示、實地參觀、事例說明、角色扮演等手段把復雜的問題簡樸化處理后呈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學得更輕松也讓學生能夠更多的參與到課堂之中得到更多的操作技巧。同時,課堂上我重視德育的浸透工作,讓學生在學習生物知識的同時,陶冶他們愛自然、愛科學、愛祖國、愛勞動的思想情操,樹立關懷生態環境等的思想,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個性培養。
通過兩年的努力,我根據生物學科的特點,迎合學生好奇心強的特性,大膽地進行課堂改革。把課堂與生活拉近,以形式多樣的探究活動為主,讓生物課的范圍擴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學上基本創建了一個師生同樂,以生為本的課堂氛圍,學生們都喜歡我的課,所教班級的生物統考成績均能保持前列。同時,教學過程中,我善于總結經驗,撰寫學術論文,和同行進行交流,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年撰寫的論文《淺談生物課教學中的趣味教學》獲區優秀教育論文二等獎并在學科論文交流大會上宣讀,創新活動想象方案獲區年度一等獎。我積極地擔任學校的生物公開課任務,積極參與區鎮有交流活動、培訓課程,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