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競爭力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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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金融危機余波未平，新的挑戰風浪又起。在頗為黯淡的世界經濟前景中，還有哪些經濟體具備競爭力，這些競爭力體現在何處？世界經濟論壇（WEF）9月7日的《2011-2012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給出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根據該報告，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三個經濟體分別是瑞士、新加坡、瑞典。中國排名第26位，較去年上升一位；困難重重的美國排名第5位，連續第三年下降；英國從去年的第12名躋身前10名；亞洲只有日本和新加坡入圍前10名；法國從第3名大跌至第18名；債務纏身的希臘在142個國家中排名第90位。
全球競爭力：贏在創新
全球競爭力報告始于1979年。今年共評測了142個經濟體，排名依據為全球競爭力指數(GCI)。該指數由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夏威爾?薩拉-伊-馬丁(Xavier Sala-I-Martin)為世界經濟論壇設計，于2004年首次引入。
GCI由基礎條件、效率提升、創新與成熟度三大類共12個項目決定。基礎條件是指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健康與初等教育；效率提升因素有高等教育與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市場效率、金融市場成熟性、技術準備、市場規模；創新與成熟度因素包括商務成熟性和創新。
瑞士、新加坡和瑞典在本年度競爭力排名中位列三甲，被稱作三“S”國家。報告數據顯示，盡管各有所長，但三國的共同點是在創新方面有較強的實力。
在世界經濟論壇常務董事兼首席商務官羅伯特?格林希爾(Robert Greenhill)看來，三“S”國家領先表明，在全球經濟體競爭中，僅靠規模無法取勝。“競爭力和生產力是畫等號的，最復雜的就是驅動生產力，也就是商業的創新能力，這是促使發展的關鍵因素。”
格林希爾認為，三國來自不同地區――中歐、亞洲和北歐。“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因為在不同特點的經濟體中，其他國家可以復制這樣的成功經驗。”
以瑞士為例，其在12個大項中表現均很強勁，最強的三項為創新、技術設備、勞動力市場效率。瑞士的科研機構世界領先，學界與商業結合緊密，企業愿意花大成本搞研發，研發成果也能轉變為可進入市場、受到知識產權保護的產品。
亞洲國家中另一充分發揮了創新優勢的是日本。在今年的榜單上，日本排名第9位，較去年下降了三位。其中，日本商業成熟度排名第一，創新性排名第四。報告指出，日本企業注重研發，擁有大批高素質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產品附加值高。
當然，日本排名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宏觀經濟穩定性僅排名第113名，公共債務數額龐大，2010年占GDP的220%。
薩拉-伊-馬丁指出，在全球經濟發展前景疑云重現的今天，決策者們一定不能忽視長期競爭力。
“為使增長更加穩健，新興經濟體應確保將增強生產力作為增長的基礎。而復蘇乏力的發達經濟體應更專注于提升競爭力，建立良性的增長循環，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中國：得于穩定，失在體制
競爭力報告指出，在過去7年間，發達經濟體的全球競爭力發展有所停滯，新興經濟體發展腳步更加穩健。
不過縱觀榜單，新興經濟體在過去一年中的表現平平。在金磚國家(BRICS)中，只有中國和南非進入前50。巴西排名第53名，較去年上升五位；排名第56名的印度和第66名的俄羅斯名次較去年略有下降。
中國在12個大項排名分別為：制度48，基礎設施44，宏觀經濟環境10，健康與初等教育32，高等教育與培訓58，商品市場效率45，勞動市場效率36，金融市場發展48，技術設備77，市場規模2，商務成熟度37，創新29。
不難看到，與發達經濟體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在市場規模、宏觀經濟穩定性方面優勢明顯，在技術設備、高等教育與培訓、制度、金融市場發展、商品市場效率、基礎設施等方面亟待提高。
中國的全球競爭力排名近年來呈上升趨勢。報告認為，中國是世界上負債最少的國家之一，預算赤字較為適度，經濟發展前景較好，中國的債務質量遠高于其他金磚國家。中國的居民健康指標和初等教育普及率都呈積極態勢，商業成熟度和創新方面也位居前列。
不過，中國在制度大項的排名僅為第48位，報告認為，主要原因是在腐敗和司法獨立性方面依舊存在較大挑戰。
在不少外國公司看來，過去3年間，中國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在華企業為預防犯罪投入的成本越來越高。另外，中國的商業道德和企業責任感也令人擔憂。
金融市場發展與技術設備曾是制約中國競爭力的兩個大項，但去年這兩項均有顯著改觀。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較去年上升九位至第48名，主要原因是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及可負擔性提高，信貸渠道改觀；技術設備項上升一位至第77名，主要原因是中國網民和手機用戶的大量增加。
從構成全球競爭力指數水平的三大決定因素來看，中國的基礎條件因素競爭力水平近年來發展較快，受排名全球第10的宏觀經濟環境條件拉動，已位居全球第30名；效率提升因素競爭力水平盡管位居第26名，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排名全球第2的市場規模因素的拉動，其他項目有待提升；創新和成熟性因素競爭力水平較高，尤其近兩年發展較快。
有分析認為，包括市場規模、不斷增長的國內需求和改革等眾多因素，使中國保持了強勁增長。然而，中國無法單純依賴豐富的低成本要素投入來維持增長，如何保持競爭力將是未來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歐洲分化
歐洲經濟體在過去數年中遭遇了重重挑戰，但不少歐洲核心國家競爭力仍排在前列，歐洲國家在榜單前10名中占據7席。
在另一端則是更為慘淡的前景。
希臘在今年的榜單中下降了七個位次，名列第90，在歐盟國家中排名最低。從各項競爭力指標來看，希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跌至第140名，金融市場發展跌至第110名，包括政府效率、腐敗等在內的公共制度指標跌至第89名。
此外，排名第126的低效勞動力市場也已成為制約希臘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之一。希臘近來已采取了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措施，同時提高了退休年齡。
當然，希臘也并非一無是處，該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較高，更易接受新技術。
歐元區另一個麻煩不斷的國家──葡萄牙，排名上升了一位至第45名。主要原因是該國在信息及傳播技術的廣泛運用上高居第18名，基礎建設更是大幅提升至第12名，其中道路一項排名世界第5。
但葡萄牙仍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不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儲蓄率和公共債務均排名第128名，赤字排名第122名。報告建議，必要的改革以及吸引外資是葡萄牙提升競爭力的關鍵。
對于部分歐元區國家而言，減債與增長的需求好比遠水與近渴的關系：減債需要長時間的堅忍變革，另一方面在減支與增稅的“陰影”之下，競爭力低下的國家在短期經濟增長著實無望。
歐元區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平庸的競爭力表現限制了長期的生產力增長。
第2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一、報告背景：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
今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是在世界經濟深陷金融危機漩渦背景下推出的，排名結果引發了廣泛議論。美國次貸危機及由此引發的信貸緊縮，加上世界范圍的通貨膨脹和發達經濟體需求的下滑，使得世界經濟面臨諸多短期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增速已呈現明顯放緩跡象。
始于2007年美國次貸市場的金融危機，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它不僅導致了市場恐慌和金融機構倒閉，而且侵蝕了工業化國家的公眾對金融部門的信任。與此同時，高企的能源和商品價格也給世界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推動了資源稟賦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使得近一、二十年的減貧成果幾乎毀于一旦。
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大家最初預期，正在快速地向工業化國家蔓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目前還很難估計。各國（地區）正在努力采取多種措施消除本國經濟面臨的不利沖擊，使得本國（地區）經濟能夠在變幻莫測的全球經濟版圖中占據有利位置。美國的金融危機從反面也說明，依賴于虛擬資本膨脹和虛擬經濟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早晚會走到盡頭，一個經濟體若想取得長期發展，必須夯實基礎，竭力改善有利于本國競爭力提升的各項支撐條件，從而在激烈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位勢。
《全球競爭力報告》的關注點恰恰是對各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做出客觀評估，增進我們對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的理解，解釋為什么一些經濟體比別的經濟體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更成功，從而為政策制定者和商業精英們改進經濟政策和推進制度改革提供參考。今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區域覆蓋面進一步提高，已擴展至134個國家，所包含的指標達到100多個。
二、GCI排名：美國仍居第一
傳統發達經濟體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仍然占據全球競爭力指數（GCI）排名榜的第一集團（前30名）。名列前四名的經濟體沒有發生變化，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其次分別為瑞士、丹麥和瑞典，亞洲的新加坡排名繼續上升，與德國的排名互換，列第5位（詳細排名參見附表1）。
美國保持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效率因素的提升和創新因素的優勢。其中，市場規模、勞動力市場效率、創新能力名列前茅。美國的突出劣勢表現在一些基本條件方面，特別是宏觀經濟穩定性（66位）、醫療與初等教育體系的問題（34位）
很多人對金融危機陰影籠罩下的美國仍列第一這樣的結果表示了懷疑，我們對此的解讀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理論因素：競爭力是一個經濟體營造良好環境的能力的綜合評價，美國在這方面的確具有公認的總體優勢。盡管發生了金融危機，以人均GDP（PPP）衡量，美國仍保持著很高的生產率。
第二，模型因素：競爭力評價模型的設定基礎是自然和社會條件平穩變化，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這一突發事件，在反映和預測競爭力變化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
第三，數據因素：該模型所采用的“硬數據”是基于2007年及以前的統計，存在數據滯后問題；調查數據是基于今年1―5月份的問卷調查，而在當時“次貸危機”尚未演變成全面金融危機，人們的悲觀情緒還沒有大范圍蔓延，從而影響了問卷調查評價結果。
在今年的報告中，WEF還著重介紹了英國的競爭力狀況。盡管在過去的10年，借助全球化浪潮，英國保持了較高增長率，人均GDP增速快于多數歐盟和七國集團（G7）國家，但是，英國的競爭力排名卻從2006年GCI指數推出之時的第2、2007年的第9，一直下滑至今年的第12，已經跌出了前10位置。
英國的突出優勢在于其高效的勞動力市場（第8），這與其他歐盟國家勞動力市場僵化的特征形成了強烈反差。英國的金融市場仍是世界上最富效率的市場之一，但排名從去年的第2下滑至今年的第5，原因是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實體經濟部門對銀行的穩健性和通過各種方式獲得資本的便捷性存在擔憂。此外，在利用最新技術提升生產效率方面，英國也有不錯表現，技術環境排在了第8。在競爭劣勢方面，英國的突出問題在于較為脆弱的宏觀經濟環境，僅列第58，低儲蓄率、公共部門日益攀升的赤字以及由此導致的高負債，都是英國必須解決的棘手問題。除此之外，英國的制度排名也從去年的第12下滑至今年的第25，2005年恐怖襲擊以來安全形勢日益嚴峻、企業界對政府機構和政治家信任程度的下降等，都是排名下滑的重要因素。
在亞洲地區，日本排名從去年的第8下降至今年的第9，日本競爭力的突出問題仍然是宏觀經濟穩定性，高額預算赤字和政府負債使得該國的宏觀經濟排名僅列第98。韓國排名下滑兩位，從去年的第11下滑至今年的第13，金融市場效率和勞動力市場效率（分列第41和37）都是韓國應關注的重點領域。中國香港排名則進步了一位，取代韓國列第11，高效的金融市場、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分列第1、第2和第4）、穩健的宏觀經濟（第3）、完善的基礎設施（第5）及健全的制度體系（第9），都是香港的突出優勢，但在衛生、教育和培訓等領域，香港還存在諸多缺陷。中國臺灣排名則從去年的第14下滑到今年的第17，臺灣在創新（第7）、商業成熟度（第12）和高等教育和培訓（第13）等領域存在一些競爭優勢，但在金融市場和公共制度領域，臺灣存在一些缺陷：在金融市場方面，銀行體系的健康性（第117）和嚴格的資本流動限制（第78）是兩個突出問題；在公共制度方面，公眾對政客的信任度較低，司法獨立性不足，人們抱怨監管負擔過重。
在其它區域排名方面，智利仍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區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第28）；以色列在中東及北非地區排名最靠前（第23），其中，在油價飆升的背景下，波斯灣國家的競爭力呈現強勁上升勢頭，排名靠前的是卡塔爾（第26）和沙特（第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排名最靠前的是南非（第45）。
三、中國（大陸）繼續領跑“金磚四國”
中國（大陸）的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30，繼續領軍金磚四國，在發展中國家也是競爭力最強的經濟體之一。
中國排名上升的首要原因是其巨大的市場規模，僅次于美國排在第2位，基于龐大人口規模的國內市場是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的基礎優勢之一。此外，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是中國經濟的另一優勢，今年排在第11位。宏觀經濟穩定的主要原因是高國民儲蓄率（52.2%），排名第5，比去年下滑了4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通貨膨脹加劇（排名從去年的第七下降到今年的第62）。中國競爭力最突出的劣勢是金融市場成熟度，僅列第109位，其他還有技術環境（第77）、高等教育和培訓（第64）以及制度（第56）。（詳見課題組對中國的專題分析）
印度排名下滑了2位，名列第50，龐大市場規模（第5）、成熟的商業環境（第27）和較強的創新能力（第32）是印度的主要優勢，在“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可得性”指標上，印度甚至排在了第3位。但是，糟糕的宏觀經濟環境（第109）、低水平的衛生與初等教育（第100）、低效的勞動力市場（第89）以及匱乏的基礎設施（第72）等都是印度面臨的主要問題。
俄羅斯排名前進7位，列第51，市場規模（第8）、勞動力市場效率（第27）、宏觀經濟穩定性（第29）等都是俄羅斯的突出優勢，但在金融市場成熟度（第112）、制度（第110）、商業成熟度（第91）等方面，俄羅斯都存在明顯不足。
巴西排在64位，排名上升8位，這主要得益于基本條件和效率因素的穩步改善。巴西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規模大（第10）、商業成熟度較高（第35）、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第43），突出劣勢是宏觀經濟穩定性很差（第126）、商品和勞動力市場效率較低（分列第101、91），制度缺陷明顯（第91）（參見表1）。
四、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CI）即將推出
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推出以來，就一直在探索將最有價值的方法和最新的理論引入評價指數之中，曾經多次調整或改革指數評價體系。2000年，杰弗里?薩克斯教授在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設計了成長競爭力指數（同樣簡稱GCI），這成為《全球競爭力報告》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同年，邁克爾?波特教授又引入了商業競爭力指數（簡稱BCI），旨在探索經濟繁榮的微觀經濟驅動因素。
2004年，在新增長理論方面建樹頗豐的夏維爾?薩拉―易―馬丁教授將微觀與宏觀經濟因素綜合到一起，創立了現在的全球競爭力指數（簡稱GCI），與BCI一起沿用至今。
今年開始，WEF與邁克爾?波特教授的團隊合作，正在設計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以下簡稱“新GCI”），以在2009年的報告中取代前些年并用的GCI和BCI。新指數充分吸收了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并致力于為決策者提供更實用的真知灼見。新GCI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一個經濟體提高生產率水平（進而實現繁榮）的決定因素，同樣采用公開的統計數據資源和WEF的企業家調查系統（EOS）。與原GCI相比，新GCI的概念架構更為堅實，利用了更為嚴格的統計方法體系。
新GCI由兩大部分組成，即微觀經濟競爭力（MICRO）和宏觀經濟競爭力（MACRO）（詳見下圖1）。
MICRO包括公司運營與戰略（COS）和國家商業環境（NBE）兩部分。COS又細分為戰略與運用實效、組織實踐和企業國際化。NBE則根據波特教授著名的“鉆石模型”構建，包括要素（投入）條件、戰略與競爭環境、支持性和相關性產業與集群和需求條件。其中，要素條件又包括物流、通訊、行政管理、資本市場和創新這五類廣義的“基礎設施”。
MACRO則包括兩部分，即社會基礎設施、政治制度（SIPI）和宏觀經濟政策（MP）。SIPI包括三類子指數，即基礎人力條件、政治制度和法治。MP則包括傳統上討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第3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自2007年開始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以來，浦東新區以“創新驅動，責任引領”為出發點不斷將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推向深入，并突破了傳統的區域競爭力評價體系，逐步形成了由“評價企業社會責任”到“評價企業社會責任與評價區域責任競爭力”并重的格局。由浦東新區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體系聯系會議辦公室作為指導單位、《WTO經濟導刊》作為支持機構，金橋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康橋工業園區編制并的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報告較為全面系統的展示出了兩家開發區區域責任競爭力的優勢、潛力以及提升方向。
探索將責任競爭力融入區域發展
當前，伴隨這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成為新的潮流，責任競爭力理念在企業、區域和國家層面被廣泛接受。2011年，浦東新區商務委員會與《WTO經濟導刊》率先開展了“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研究，并提出了區域責任競爭力評價的六個一級指標、18個二級指標和55個三級指標。浦東新區還在同年成為了第一個應用該指數評價區域責任競爭力的地方政府，并《浦東新區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報告》。該報告的標志著浦東新區自2007年開始推進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進入到區域整體發展態勢。在浦東新區商務委員會的推動下，金橋、康橋兩家開發區成為應用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評價的首批試點區域。
出席會的浦東新區副區長劉正義在講話中指出，指數系統地評價了浦東新區提升區域責任競爭力的理念、措施、績效和典型實踐，既為其他地區評價區域責任競爭力水平提供參考和借鑒，又為建設“創新浦東、和諧浦東和國際化浦東”，實現浦東“二次創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商務部世貿司副司長黃任剛在會上充分肯定了浦東新區近年來以先行先試的勇氣與智慧，以及構建和完善“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的探索。黃任剛認為，由經濟發展責任、區域管理責任、商務服務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責任和社區發展責任六個方面構成的“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以及浦東新區以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四位一體”的企業社會責任推進模式，在本質和內涵上與十提出的“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思想上高度一致，并且結合了區域發展的特點，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更明確的指向性和指導意義。
探索科學評價區域發展方式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正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的重任。發展方式的轉變既需要在理念上變革，同時也需要在發展方式和發展質量的評價體系上進行探索，擺脫過度依靠GDP等經濟指標評價區域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的局面。
浦東作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過去的五年時間里不斷將責任競爭力理念從理論推入實踐，并通過實踐檢驗和完善“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體系”。黃任剛認為，“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從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人手，在區域發展水平和質量的評價上進行了大膽嘗試，除經濟發展指標外，將地區的發展措施、發展潛力融入到考察范圍，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區域評價體系，對于構建科學的區域評價體系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劉正義副區長提出，浦東新區經濟正在逐步轉向以金融、航運、貿易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轉向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點的先進制造業，轉向總部經濟、平臺經濟的新業態、新模式。“率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是浦東新區“十二五”時期的發展主線。在此背景下，加快推進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既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提升浦東新區新一輪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發揮自主創新作用的重要戰略舉措。金橋和康橋兩個開發區各自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報告，為提高浦東新區區域責任競爭力起到先鋒示范作用。金橋、康橋兩家開發區對于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的應用，順應并進一步引領了社會責任發展的潮流。
探索區域責任競爭力指數未來應用
第4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服務外包；中國服務業；發展對策
一、跨國公司服務外包發展情況
（一）跨國公司服務外包產生的原因
一是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布局的作用。跨入21世紀，世界經濟開始向一個更為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國際分工日益深化，為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跨國公司不得不改變以往的經營策略，選擇更為高效的戰略外包策略。二是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實現效益最大化，強化核心業務在國際市場上的爭力。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所述，企業應著重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業務，對外直接投資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一個企業很難具有全面的資源優勢，所以企業應將全部資源用于其最具比較優勢的業務來實現內部資源收益最大化。三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的提高。信息技術的發展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使國際服務外包變得更加便利，同時也擴大了跨國服務外包的范圍。發展中國家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吸引外資，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跨國服務外包的發展。
（二）跨國公司服務外包的現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的經營環境和競爭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跨國服務外包成為跨國公司降低經營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首要選擇。隨著跨國服務外包規模的擴大，服務外包成為當代跨國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為發展中國家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與此同時，加入外包承接業務的國家也越來越多，以印度和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也開始步入到跨國服務外包的行列中來。服務業的外包體現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IT和金融服務外包則主導著國際服務外包。根據2016年美國市調機構統計，全球IT外包市場總額從2013年的2880億美元，每年以5.84%的幅度增長，預計到2019年將達到3776億美元。在英國脫歐，新興市場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政策的國際環境看，全球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步伐的不斷加快，全球生產要素流動日益自由，國際產業分工日益細化，市場融合不斷加深，跨境產業鏈與跨境價值鏈的快速整合，服務外包行業將持續促進市場對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現狀和問題
（一）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現狀
自2016年以來，在國際經濟復蘇乏力和國內經濟持續下行兩大壓力下，我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驅動力，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在供給側改革的作用下，我國國民經濟在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的同時，增速仍保持平穩運行。其中，服務業在我國經濟增長中起了極大地促進作用。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得到了穩步提升。在世界投資增長總體減緩的大背景下，中國服務業投資仍保持持續增長。據2016世界投資報告顯示，我國服務業吸引外資比重提升，外資持續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和高附加值領域傾斜。
據《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十年發展報告》顯示，到目前為止，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服務外包承接國，并樹立了“中國服務”國家品牌。并預計我國服務外包產業將在未來十年內步入“黃金發展期”。
（二）中國服務業務發展存在的問題
第一，技術和管理實力薄弱，核心競爭力差。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服務業技術與管理方面卻遠不如印度，新加坡等國家，并且在服務業中缺乏核心競爭力。
第二，對服務業的重視不夠，高端人才嚴重匱乏。我國在戰略性人才，實施操作人才，國際交流輔助人才方面比較匱乏。就國際交流人才的培養，印度每年有二百多萬說英語的畢業生步入社會，僅經幾十個小時培訓，就可以消除印度口音，與美國客戶進行交流，但在中國卻很難做到。
第三，承接服務外包業務主要集中在低端環節。發展至今，我國服務外包仍以軟件開發測試，數據錄入等低端業務為主，較少承接設計研發類高端業務。在金融服務離岸外包業務中，主要承接日本和韓國離岸外包，較少直接從歐美發包商手中接單。
第四，政策法律環境還不夠完善，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我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還不夠完善，以至于跨國公司在選擇服務外包供應方時存在極大的顧慮，對我國服務外包承接業務的開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約。
三、中國服務業應對跨國服務外包發展的對策
一是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與升級，增強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從需求側入手，通過產生產品差異化效應吸引外資，同時在產品的開發設計、營銷策略、附加服務等方面建立企業獨有的競爭優勢，以此來提高我國在世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二是培養競爭新優勢。明確產業發展方向，集中資源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服務外包業務，從而實現向高端產業價值鏈的延伸。實施國際市場多元化戰略，增進與相關國家和地區服務外包的交流。通過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深化與周邊國家合作，構建多元化市場新格局。
三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企業創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吸引外資，而創新是產業發展的動力，創新也將成為影響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四是注重高端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對服務外包人才的培育，可提升我國服務外包水平。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采取海外引進和自我培養相結合的方式來壯大高端人才隊伍。同時鼓勵高校與企業增進交流與合作，引導大學生創新創業。
五是利用互聯網，實現線上與線下融合。在大數據與平臺化的信息時代，服務外包網絡協作化成為可能。眾包模式成為一種新型的服務外包形式，服務提供方與需求方的對接變得更加快捷和便利，從而大大提高了資源整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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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這不是《經濟學人》第一次“唱衰”法國。在今年法國大選之前，一只蒙上眼睛的公雞登上雜志封面，顯示著“法國面臨未來選擇”的茫然。前不久，同為歐洲經濟“引擎”的德國，也在批評“生病”的法國拖累了歐洲經濟的恢復。
法國工業在全球競爭中逐漸喪失優勢地位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債務危機以來，如何提高法國工業企業競爭力一直是該國各界爭論的焦點。今年總統大選時，爭論達到高峰，的薩科齊主張給企業減負和努力工作來提升法國競爭力，左派的奧朗德則強調社會公正，通過加稅來擺脫財政困境。
大選后，上臺的左派面臨法國公共赤字和債務過高、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經濟難題，如何提高競爭力被提升到國家戰略。11月5日，受政府委托，法國投資委員路易·加盧瓦提交了《法國工業競爭力》報告，對法國工業現狀作出“診斷”，提出22項振興法國工業的“藥方”。
這份報告僅74頁，開宗明義地指出法國工業不斷萎縮的現狀：工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逐年下降，工業創造的附加值從2000年的18%下降到2011年的12.5%，在歐元區17國中位列15位，甚至比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還要低。法國在歐盟內部出口市場的份額也從2000年的12.7%下降至2011年的9.3%。同期，德國則從21.4%上升到22.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法國經濟的最大挑戰是缺乏競爭力。工業競爭力下降加上公共支出擴大，債務危機顯現。工業企業萎縮令失業率大幅增加，法國工業就業人口在30年間減少了200萬人。
工人福利高、工作時間短、用工費用昂貴，產品成本居高不下使法國企業負擔沉重。強勢的法國工會組織也經常采取罷工的方式與雇主解決矛盾，這與德國比較寬松的勞資關系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具有先進技術創新的法國小型企業被批缺乏成長性。由于法國現行稅收和用工制度的阻礙，這些小企業一旦取得成功，不是技術被買走，就是加入大型企業，很難成為中大型企業，何談投入更多資金參與國際競爭。鑒于此，報告最引人關注的是削減工業企業300億歐元的負擔，以期將更多資金用于創新、培訓和再投資，并提高社會購買力。
就在報告第二天，法國總理艾羅宣布了一系列振興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措施，加盧瓦的很多建議被采納。這項政策給予企業抵扣稅優惠，相當于三年內為企業減免200億歐元的稅收負擔。此外，政府還將在兩年之內削減公共開支100億歐元。
第6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段樵教授最近有些忙。自《滬港國際城市競爭力報告》后,他就成了公眾和媒體關注的焦點。
段樵,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中國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席。從2000年開始,他與幾位專家組成的項目組開始了對香港與上海這兩個城市綜合實力的調查與評價。歷時5年的《滬港國際城市競爭力報告》在上海正式,引起了兩地的轟動乃至世界的關注。
香港競爭力再次領先上海
據中國新聞社報道，5月23日,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香港競爭力連續5年領先上海,領先幅度有逐漸擴大的跡象。以5分為滿分,香港的整體競爭力今年為4.1分,較去年增加0.1分;上海輕微下降0.1,為3.2分。
段樵教授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公布上述數據時表示,除了在宏觀經濟結構一項得分與上海一樣之外,香港在三大范疇的競爭力得分都超越上海,其中包括經濟發展條件、引資環境及全球化形象。而引資環境仍然是三大競爭力類型中,香港領先上海最多的一項。2005年底香港的引資環境整體評分比上海多出1.2分,這結果也與過去4年基本相同。
在這次研究報告的32項競爭力指標中,香港領先上海31項。段樵教授分析,是中央政府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商機。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發表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說,2005年,香港的經濟繼續快速擴張,本地生產總值繼2004年增長8.6%后,去年再增長7.3%。商品出口及服務輸出增幅可觀,固定資產投資進一步上升,消費持續增加。
“上海經濟正在急速發展,但目前欠缺適當條件建設合適的平臺讓市場經濟可以完善發展。同時,港滬兩地在華南及華東各占獨特天然的地理環境,兩地在國家發展中的分工非常清楚,因此香港絕對不必擔心會被邊緣化。”段樵教授這樣認為兩地的關系。
上海市統計局在今年2月8日公布的《2005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指出,2005年上海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全年實現生產總值(GDP)9143.9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1.1%,自1992年以來已連續第14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全年全市財政收入4095.8億元,比上年增長13.9%。
本次《滬港國際城市競爭力報告》公布的結論之一是,上海于個別競爭力指標上,評分高過香港;報告同時指出,雖然上海在經濟總量上不及香港,尤其是在金融和貿易方面。但從制造業、高科技、消費品行業角度和發展的后勁來看,上海應更具競爭優勢，在10年內上海的人均GDP將會超越香港。
上海發展潛力大于香港
對于上海的發展,上海市委書記很自信:“日益開放的中國需要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的上海,需要一個創新涌動、更具活力的上海,需要一個面向世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上海。”
《2005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指出,2005年上海市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著力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使國民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社會和諧穩定,各項社會事業加快發展,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圓滿完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任務和預期目標,為“十一五”規劃開局奠定了良好基礎。
2005年,上海市加強金融中心建設工作也取得了新進展。金融業對外開放不斷深化,至2005年末,在滬經營性外資金融機構實到資本金(營運資金,下同)35.69億美元。全年實現金融業增加值689.87億元,比上年增長11.6%。
2005年,上海市的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的建成開港,使上海市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取得重大突破。當年上海港貨物吞吐量就達到4.43億噸,比上年增長16.9%,躍居成為世界第一大港。集裝箱運輸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全年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到1808.4萬國際標準箱,比上年凈增長24.3%,繼續保持世界第三位。至2005年末,上海港擁有16條國際集裝箱班輪航線;上海港每月集裝箱航班數已達1967班。上海浦東、虹橋兩大機場2005年共起降航班37.51萬架次;進出港旅客達到4139.16萬人次。其中,國內航線進出港旅客2679.87萬人次;國際及地區航線進出港旅客1459.29萬人次。上海正在成為國際上的重要航空港。
比較上海和香港的發展,段樵這樣告訴媒體,兩地比較常用的一個指標就是GDP。從這個指標出發,上海和香港的比較就很容易。比如說過去10年,每年的GDP增長率減去當年的物價增長,如果上海是10,香港是3的話,就很容易算出在現有基礎上,上海幾年能趕上香港。對比現階段的上海和香港,上海的物價在2000年至2001年還是比香港低,也就是說貨幣購買力在上海比在香港高。我們算了一下,10年里上海就能趕上香港。
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數學模型,沒有實際性意義。什么時候會趕上,要看拿什么做標準,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平減以后的GDP,還可以用相當多的其他指標,比如訪問上海的外國人,國際金融的交易量等來估算。所以這個是很難去評估的。要說趕超,就必須設一個具體的標準。
段樵認為,上海經濟的發展潛力比較大。他說:“香港就那么大,也就那么幾家學校,人才的儲備就不能和上海比。相比上海,香港的先天條件不足。”他認為,香港和上海能同步發展、良性競爭就更好了。上海的優勢決定了其發展的方向可以和現在的香港不一樣。上海地大、物博、人多,它以制造業為依托所走的路,香港已經沒有條件走了。但是話又說回來,在金融和服務這一塊,上海很難趕上香港。
香港擁有眾多世界之冠
段樵認為,香港整體條件仍優于上海,香港的城市競爭力無論在引資環境上還是在全球化形象方面,都明顯超越上海,香港仍然保持其亞太地區國際城市的領導地位。但今后香港的發展大概只能以現有的優勢加以整合發展,如國際市場為主的貿易、金融,良港和空港的優勢。
現今的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貿易經濟體系、第六大外匯市場及第十三大銀行中心。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香港經營的國際金融機構數目相當多。截至2004年年底,香港共有133家持牌銀行,其中121家為外資。在全球前100家銀行中,有70家在港營業。此外,香港有75家外國銀行的附屬機構或相關公司以有限制牌照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形式經營。另有85家外國銀行在香港設有代表辦事處。香港銀行的對外資產總值在全球名列高位。
香港的外匯市場發展完善,買賣活躍,在全球外匯市場中占不可或缺的地位。由于香港與海外其他外匯市場均有聯系,因此可全日24小時與世界各地進行外匯買賣。根據國際結算銀行在2004年進行的每三年一度全球調查,香港外匯市場的成交額在世界排行第六位。
目前,香港股票市場在亞洲排名第二,僅次于日本。創業板是根據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的模式而設立的第二板市場。截至2005年3月,共有205家公司在創業板上市,資本市值總額達653億元(83.7億美元)。根據2000年5月推行的試驗計劃,有7只主要的美國納斯達克股份在香港交易所掛牌買賣,使香港成為亞洲區內首個提供納斯達克股份在亞洲時區買賣的城市。
以船只抵港和離港次數計算,香港港口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2004年,抵港及離港船只共有約451000艘次,接載的乘客數目約為2140萬人次。
香港國際機場也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2004年,經機場出入境的旅客共有3630萬人次,出入境航機數目達237308班。香港是主要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之一。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飛往香港。
段樵向媒體表示,在中國這個大的經濟體中,香港和上海肯定會有競爭,但爭的是第一名。任何一個大國,都需要不止一個金融中心。中國太大了,就像一個大工廠只有一個發動機不夠一樣。競爭的結果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第一名可以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金融業,再細化一點,比如總貸款數哪個多、進入的外資銀行數哪個多、外資銀行的業務哪個做得更多等等。
加強合作滬港可以各領
第7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建設美麗中國”，是十上同志提出的一個愿景，也設立了一個目標。而在過去的多次講話中也不厭其煩地強調促進經濟的轉型發展，推進創新驅動。在全球性的剛性碳約束環境下，“低碳競爭力”勢必成為未來中國城市競爭力、產品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發展清潔能源產業驅動下的低碳發展，并借以培育“低碳競爭力”，似乎可以成為推動甚至重構中國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其中需要的不僅是持續的技術創新，更需要能重塑當前能源結構，轉變能源利用方式的“基礎創新”。
再次被期待的“基礎創新”
130年前，從愛迪生在J.P.摩根位于華爾街的辦公室按動亮燈的開關始，電力就與人類結下不解之緣，以至于現代人已無法想象沒有電力的生活，電力產業發展為現代文明之基礎，而蒸汽發電也帶動了煤炭產業的大發展。
126年前，從“汽車之父”卡爾·本茨拿到史上第一項“汽車制造專利權”，并隨后創立奔馳公司始，汽車成為“改變世界的機器”、“推動社會進步的車輪”，隨后的發動機改良將石油產業推上了歷史的前臺。
歷史學家們將在技術和組織領域里創造了新的產業、改造了現有產業，甚至是重塑了社會結構的這類基本變革稱為“基礎創新”。電、汽車、飛機、計算機以及互聯網，都屬于這類“基礎創新”。它們不是一個個單純的新技術的運用，而是一系列創新發明、應用、流通網絡、商業模式與個人、組織的思維轉變聯系在一起，改變了商業、技術和人才的匹配方式。
100多年后的今天，在經歷了化石能源“”之后，全球變暖、工業污染已成為最受關注的全球性問題。許多國家和企業意識到這些問題，并已經對現實的危機做出了反應。德國早在上世紀60年代便開始經濟結構的調整，推進新型工業化；法國各級政府都與有關大學建立了科研協作機制，致力于環境問題的解決；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明確了節能減排、低碳經濟的發展方向，黨的十報告中更是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將生態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
管理大師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推動了下一波基礎創新的浪潮，而率先推進基礎創新的國家和企業將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占得先機。”在思考節能減排及可持續發展等能源問題時，整個工業社會都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即不再以單純地減少某種能源或材料的使用，而應考慮創造出一種更富裕、也更具有持續性的生產生活方式。這無疑需要來自能源產業的“基礎創新”，通過創新建立一種像自然一樣自我循環的“工業生態”系統，帶動整個工業社會走出“獲取-生產-消耗”的舊模式，才能真正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及化石能源枯竭所帶來的危機。
顯然，已經有先覺的企業嗅到這一巨大機遇：杜邦開始將原料來源從石油的提取物變為以生物的給料為基礎；而在國內， 以新奧集團“泛能網”技術為代表的中國清潔能源企業，正在向世界闡釋解決能源困局的“中國智慧”。
新奧集團提出的清潔能源整體解決方案，就是在滿足了資源、技術與市場多重需求的情況下，實現了多產業合作的有效協同，并通過貫穿能源生產、轉化、儲運、分銷和應用五個環節所形成的系統的清潔能源產品鏈，為大型工業企業、公共建筑等，提供能源項目咨詢、設計、融資、建造與運營的一體化服務，最大限度提高能源應用效率、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
“基礎創新”在路上
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能源企業都在努力進行下一輪的“基礎創新”，尋找重塑能源產業、占得競爭先機的新機會。
《國家競爭力》的作者維爾特將國家競爭力分解為五個指標：經濟總量、經濟效率、經濟結構、發展潛力以及創新能力。直白來講，這五個指標應當分別是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以及更可持續的能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前30年，我們將更多、更快發展放到了首要地位，但正如“生態思想家”愛德華·艾比所言“為增長而增長是癌細胞增長之道”。中國的政府已經明確意識到這一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國將側重后三種能力的提升，以尋求更加健康可持續的國家競爭力增長模式，能源產業創新尤為重要。
中國政府正在推廣旨在緩和能源需求增長和減少污染的政策。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在整個基礎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至15%。這既是為了發展可再生能源，也是為創建新型的中國工業體系所做的基礎性工作。建立在低碳技術基礎之上的新產業將更具有競爭力，這或將使中國成為一個綠色能源的領導者。
要破除資源和環境魔咒，政府與企業必須相互協作，共同推動中國的“能源革命”。受益于政策環境的不斷改善，企業在城市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如在中國與德國政府合作建設的青島中德生態園中，諸如新奧、西門子等眾多優秀企業參與到前期規劃中。其中新奧以煤基低碳能源轉化技術與泛能網技術所構建的清潔能源整體解決方案，正在為包括中德生態園在內的多個工業及城市生態園區項目提供一攬子能源規劃。
中德生態園控制性能源詳細規劃由新奧集團編制，它是利用泛能網技術將能源、資源和信息耦合在一起，實現區域內的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經初步測算，與常規供能方式相比，系統節能率達40.6%，CO2減排率達57%，SO2減排率達80.2%，NOx減排率達63.7%，粉塵減排率達75.2%，中德生態園的萬元GDP能耗已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
第8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關鍵詞：旅游業；國際競爭力；策略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152-02
旅游業，國際上稱為旅游產業，是憑借旅游資源和設施，專門或者主要從事招徠、接待游客、為其提供交通、游覽、住宿、餐飲、購物、文娛等六個環節的綜合性行業。旅游業務要有三部分構成：旅游業、交通客運業和以飯店為代表的住宿業。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旅游業的發展軌跡，世界旅游市場出現新格局，打破了原有的旅游市場格局。東亞經濟的崛起，為世界旅游熱點向亞太轉移創造了經濟平臺。東亞地區接待國際旅游人數占世界的份額將從1995年的14.2%上升為2020年的27.3%，超過美洲（2020年為17.8%），位居世界第二。歐、美主宰世界旅游市場的局面已被打破，全球旅游市場已形成歐、亞、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近日，全球商務旅行協會最新報告稱，中國將在2015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商務旅游大國。中國商務旅游產業將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增加17%和21%的利潤，商務旅行費用將分別增加至2 020億美元及2 450億美元。而美國2011年的商務旅游產業額為2 500億美元。該報告預測，在未來兩年，中國至少2 / 3的經濟增長來自旅游業。近年來，旅游業快速發展，成為全球新興產業之一。
一、中國旅游業發展分析
中國旅游業是一個新興產業部門，被成為“永遠的朝陽產業”。它雖然起步較晚，但已在改革開放中，伴隨著國民經濟的騰飛而發展起來。旅游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旅游業為國民經濟的創收、為國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國的旅游業依然處在發展水平較低的現狀。
發展水平較低主要體現在旅游產品的低品質化，就如同快餐。它僅僅只能滿足國人對于旅游的“饑餓”感并不能滿足國民對于旅游的高品質享受，中國的旅游業的發展空間依然很大，應可以大大提高旅游業的發展水平。
中國的旅行社那樣僅僅只是一個旅游服務型的中介公司，往往為了一個團隊的順利出行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機構，尤其在遇到突發事故的時候，旅行社的體系更為脆弱。根本不能在服務行業中起到“領頭羊”的作用。也就是由于這些現狀導致中國旅游業的發展規模較小。
雖然現在旅游業處在這樣一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境地，但是中國旅游業依然有著不可代替的地位和廣闊的發展空間。首先，中國是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伴隨著國民經濟的日益增長而導致國民不僅僅追求物質生活，更渴求精神上的愉悅，而這些需求必定是旅游業來幫助滿足絕大部分的需求。其次，旅游行業因其涉及面寬泛、對國家經濟提升有著催化劑的作用、并且是綠色環保產業，國家相關部門對其越來越重視。
二、中國旅游業存在的問題
總的說來中國旅游業仍然處于一種低消費、大眾化、低水平、中近距離旅游的狀況。旅游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建設發展很快，但仍不能適應國內旅游發展速度的要求。主要表現在：（1）從旅游消費方式和旅游消費結構來看，絕大部分屬于觀光旅游，文化型、享受型極少。（2）旅游人員構成廣泛、公費旅游占有很大比重。（3）從旅游的地域性和客源分布來看，國內旅游熱點多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知名度較高，旅游基礎設施較完善的旅游勝地，從距離上看，一般以中近距離旅游為主，遠距離旅游為輔。（4）從總的旅游人數和回籠貨幣來看，旅游人次數穩步增加，旅游消費額逐步提高。（5）由于中國對上述旅游服務設施僅有少量直接投資，而在利用外資方面，因有的項目開放，有的不開放，以致服務設施不配套。
三、中國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1.中國旅游業國際競爭力的整體水平。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入境旅游的經濟總量已步入世界旅游大國行列，并呈現逐年提升的態勢；國內旅游也以世界最大的市場規模飛速發展，尤其是21世紀以后，隨著假日旅游的迅速崛起，更加展現出日益廣闊的發展前景。但是，與世界旅游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旅游業的市場競爭力還很不夠，一些標志競爭力和發展水平的指標還很弱小，這反映了中國旅游業現階段規模與效益的不對稱，這也正是我們與世界旅游強國的主要差距所在。
2.中國旅游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這里所說的中國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是從中國國情和旅游業特點歸納的，不是針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泛泛而言的，也是其他國家一般所不具備的或不夠明顯的。（1）旅游資源豐富，產品種類齊全，富有較高的吸引力。（2）旅游基礎設施規模初具，產業要素較為齊備，具備了加快發展的條件。
根據世界旅游組織 WTO1996 年的年度報告，2020 年，全球將接待 16 億國際旅游者，旅游消費將達到 2 萬億美元，國際旅游人數和消費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4.35% 和 6.7%，遠高于世界財富年均 3% 的增長率。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同時也將成為名列世界第四位的客源輸出國。在國內旅游方面，發達國家已經近于飽和狀態，亞洲等將成為發展最快的地區，屆時，國內旅游與國際旅游人數之比將保持在 10∶1，旅游消費比例將保持在 3 或 4∶1 的水平。可以預見，中國入境旅游和國內旅游都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
3.中國旅游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劣勢。中國旅游經濟總量雖在世界排位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意味著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就很強。中國旅游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劣勢主要有：（1）粗放型發展的格局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2）旅游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益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中國旅游資源豐富，發展旅游業的條件很好，但由于缺乏有效和有機的協調機制，限制了發展旅游的整體效益的發揮。（3）旅游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不高。（4）旅游產品開發水平層次較低。中國旅游資源具有很高的開發品位，但由于規劃、策劃和開發水平不高，加上資金投入不足，使中國很大一部分傳統觀光型景區的資源品位、文化內涵沒有得到深入挖掘。
四、提高中國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
旅游業是旅游服務貿易的基礎，要提升中國旅游業的競爭力，就要大力發展旅游業。提高中國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方式如下：（1）充分利用和整合中國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進一步提高人才素質，實現資源集約優化利用。（2）發展旅游服務貿易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實施國際旅游服務業競爭力的可持續發展戰略。（3）提高旅游信息化水平，延長旅游服務貿易的產業鏈，加強配套設施建設。（4）增強企業競爭力，改善服務質量，增強開拓海外市場的能力。（5）熟知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則和中國旅游業的入世承諾，充分把握加入WTO后給中國旅游服務貿易提供的機遇。（6）加強政府的引導和行業協會的作用。國家的旅游政策以及有關制度是發展旅游業的保障。旅游業對國民經濟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它的地位也在不斷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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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全球競爭力報告范文
本文將探討這份報告的內容，并對中國高居全球第一的“科技地位”的實質予以評析。
喬治亞理工學院報告更多的是評價國家的科技產品生產能力而并非科技地位
報告對33個國家的5個項目進行了統計數據以及專家評論的比較，但投入項與產出項的統計相關性不大，4個投入項分別是國家定位、社會經濟基礎設施、科技基礎設施以及生產能力，1個產出項―科技地位，投入單項與產出項之間統計相關性差異很大，投入項與產出項之間的總體相關性不強，國家的定位―科技地位：0.44；社會經濟基礎設施―科技地位：0.34；科技基礎設施―科技地位：0.75；生產能力―科技地位：0.92 （數字為相關性）。中國在投入項目上綜合排名為第9，美國為第1，在產出項目上卻分別為第1和第2。
報告中的產出項―科技地位的測量方法并不能反應真正的科技地位，報告中采用的測量方法為：科技地位=（高科技產品出口額得分+電子產品出口額得分+專家對該國目前的高科技產品生產能力的評價得分）。報告中的科技地位僅僅是對一個國家的高科技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能力的評價，并沒有考慮科技的來源和后續創新能力等，該科技地位排名只能反映國家的生產制造能力，而非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報告中的生產能力項與科技地位項的統計相關性高達0.92。
中國是全球的科技產品生產制造大國而并非科技強國
制造業已經成為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測評的2006《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的“中國上市公司競爭力綜合排名”的前10位中有7家屬于制造業，分別為振華港機、東鍋、江淮汽車、海螺水泥、武鋼股份、長豐汽車、長江電力。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優勢已經吸引了世界大部分電子科技產品生產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進行產品的生產制造和出口，2005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相當于美國的1/32，日本的1/20。2007年世界《財富》500強企業中前200名的電子和通信產品制造企業幾乎全部都以中國為其重要的產品生產和出口基地，其出口也被計入中國的出口總額，包括GE(11)、西門子(28)、HP(41)、IBM(42)、三星電子(46)、日立(48)、松下(58)、索尼(69)、東芝(91)、DELL(102)、諾基亞(119)、摩托羅拉(143)、佳能(182)等等。
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科技產品技術和生產能力構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近10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出口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并多為科技型產品。2005年，外商投資企業創造了中國出口的57.07%，外企對中國企業的科技外溢作用不明顯，后者仍然集中在科技含量低的產業鏈底部。
中國出口的高科技與電子產品中有很大部分是由外資或者中外合資企業完成的，中國企業在高科技以及電子產品領域極其缺乏核心技術和產品的研發能力，在平板電視產品方面，盡管中國已經是全球重要的液晶電視生產基地，但核心部件―液晶面板以及模組的研發和生產技術都被外資公司掌握，中國內地只是產品的組裝基地，面板等核心零部件都要從外資企業購買。賽諾報告顯示2006年前3季度中國出口933萬臺液晶電視，面板無一國產。在傳統的CRT電視機方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但多數核心技術和專利仍被索尼、湯姆遜等國外企業掌握，索尼等技術專利持有者曾多次要求向中國彩電企業征收專利費。
中國是全球個人電腦產品生產基地，但生產商多為HP、戴爾、華碩、索尼、三星等外資企業，電腦科技也主要來源于美國，2005年中國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蘇州共生產出1570萬臺筆記本電腦，絕大多數為外資品牌。2007年中國電腦產量超過1.1億部，出口5300萬左右；核心零部件如芯片和電腦主板等都是從Intel、AMD、威盛等外國和臺灣省企業提供，主要軟件更是被微軟壟斷，中國廠商―聯想所掌握的只是整機組裝技術。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和出口基地，但生產商主要是外資企業，中國手機廠商所掌握的核心技術極少，技術多為歐美企業，如高通、摩托羅拉、諾基亞等掌握，2005年中國出口的2.28億部手機中，有95％的是由外資廠商生產的，2006年CCID表示，NOKIA與波導對手機核心技術的掌握比例分別為85%和10%。
中國曾經通過與外資成立合資企業來引進大量的高科技產品的制造能力，但中方并沒有建立獨立的技術研發和創新能力。中國企業先后與大眾、寶馬、通用、福特、豐田、本田、三菱等世界領先汽車生產商成立了合資公司，形成了很大的整車生產能力，但技術主要掌握在外資方手中，2007年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汽車生產國，但中國自主品牌的份額不到10%，合資品牌占據了絕對的優勢。有媒體報道上海大眾在中國生產汽車20余年，但中資方仍然沒有掌握獨立制造汽車的技術。
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與美歐日韓等科技發達國家相比仍存有較大差距
世界前500強企業中的22家中國企業多數都是國家行業壟斷性企業，科技創新含量不高，這些企業的業務集中在銀行、建筑、能源、電信等服務行業，國家對這些行業都有進入壁壘保護為數不多的制造企業―汽車行業的中國一汽與上海汽車集團主要是通過與外資合資獲得汽車制造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