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匯率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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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變動穩定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發達的貨幣信用基礎上的，將貨幣政策作為主要的、常規的宏觀經濟調控工具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貨幣政策一般應包括政策目標、實現目標所運用的政策工具、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中介目標及政策效應等諸方面內容，其中目標的選擇是首要問題。1995年央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將我國貨幣政策目標定位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所謂幣值穩定應該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的含義，對內要力求貨幣供需總量長期均衡，對外則要保證匯率基本穩定，所以匯率政策應當視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又有著重大影響；因此只有妥善處理兩者關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順利執行并取得預期效果。

1我國施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總供求關系極不平衡，基本上處于供不應求的背景之下。與這種宏觀經濟不均衡狀況相適應，我國只能施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社會總供求關系出現巨大轉變，但是由于改革過程中某些矛盾沒有得到恰當處理，也是由于我國的具體國情使然，1997年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市場需求不足態勢，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使得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貨緊縮的跡象初步顯現：1997年下半年我國GDP增長率開始下降，物價指數持續下跌，國內市場萎縮，失業增加。為了防止經濟滑坡，政府適時地提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央行從1997年10月份開始在堅持適度從緊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靈活微調的松動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準備金賬戶，并先后兩次調低法定存款準備率，適當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從1996年起央行8次下調利率，優化了利率結構和利差水平；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8年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保證了國內及亞洲經濟的穩定，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

然而西方國家多年的實踐經驗表明，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經濟滯脹。中國實行擴大內需政策之后并沒有出現嚴重地滯脹，但近年社會總需求的增長往往過于依賴少數部門，高增長、無通脹的背后掩藏了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諸多跡象表明，雖然現實的通貨膨脹沒有出現，通貨膨脹預期卻開始上升，比如2002以來的住房信貸的持續擴張，2003年以來難以控制的局部“投資熱”。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時作出調整，2003年以來采取多種措施以期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控緩解通脹壓力。

（1）法定準備率的調整。2003年9月起央行兩次決定將存款準備率提高，以抑制投資過熱造成的信貸擴張，并降低由于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帶來的流動性增長；同時根據金融體系不良貸款率高而資金充足率低的狀況，對金融機構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以強化其風險防范作用。(2）再貼現率的調整。2004年1月央行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擴大到1.7倍，農村信用社擴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決定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均上調0.27個百分點，同時放寬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浮區間，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實行下限管理，城鄉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上限擴大至基準利率的2.3倍，并允許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下浮。

（3）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面對銀行體系流動性劇烈波動和投資過熱、信貸增長過快等情況，2004年央行共開展110次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通過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凈回籠基礎貨幣6690億元。全年共發行105期央行票據，發行總量15072億元，年末央行票據余額為

9742億元；開展正回購操作43次，收回基礎貨幣3330億元；開展逆回購5次，投放基礎貨幣1490億元。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實現預期的目標，可能還有待時間的驗證；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央行始終將保持幣值穩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國民經濟長期均衡地增長。

2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

所謂匯率即兩國貨幣折算的比率，或者說是以一國貨幣單位所表示的另一種貨幣單位的價格。匯率是一種特殊的價格，之所以說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現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國貨幣表示另一國的貨幣；二是在于它作為一種價格指標，對于經濟社會中其他價格變量有著特殊的影響。

作為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之間價值聯系的橋梁，匯率在本國物價和外國物價之間起了一種紐帶作用，它首先會對國際貿易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對本國的國民生產結構產生影響。因為匯率的高低，會影響到資源在出口部門和其他部門之間的分配。此外貨幣領域也會因為匯率的變化，大量資金相應地從一種貨幣流向另一種貨幣；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則可以看到匯率隨著貨幣供求狀況的變化而進行適應性變動，反過來匯率對國內貨幣狀況也會產生極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走過了一個先貶值后升值的過程。

第一階段為改革開放至匯率改革時期，此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外匯儲備不足、物價大幅上漲，而國內又急需擴大出口。在實施貶值后，緩解了國內工資水平大幅上漲的壓力，也吸引了更多國外投資，為我國這一期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第二階段為1994年至今，這一階段人民幣幣值基本保持穩定。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取消官方匯率，形成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此后的幾年里，人民幣匯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間浮動。即使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依然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由于人民幣穩定，我國出口減少、經濟增長放緩，但卻保持了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并促使亞洲金融危機盡快結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機，這一行為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我國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而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了其對外價值，所以在國際經濟波動不大的條件下，保持匯率穩定也是我國貨幣政策的要求；從我國近年匯率政策實踐和實際匯率變動狀況來看，基本上也與我國的貨幣政策相一致。

3我國穩健貨幣政策下匯率的變動趨勢

1994年以后，我國實質上施行的是單一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及固定匯率的維護措施限制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利于短期和中期內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克魯格曼進一步提出固定匯率、資本流動與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即著名的“三元悖論”。所以從理論上看，我國匯率的任何變動將可能影響國際收支的均衡并導致原有貨幣政策的失靈，匯率政策的調整需要特別的謹慎。

影響我國匯率形成的因素眾多，2002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美元近來數次加息，一直以來盯住美元的人民幣由于需要保持幣值穩定，升值預期增強；多方國際勢力因為其切身利益需要，指責中國政策操縱人民幣匯率、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中國政府解除外匯管制；外匯儲備增加，人民幣供應壓力增大；中國對歐美貿易長期的順差也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當前的宏觀經濟過熱也需要貨幣當局采取類似升值等緊縮性政策。

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判斷匯率問題的主要標準應該是國內經濟狀況，關鍵是看國內經濟在現行匯率制度下的運行狀態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保持經濟的穩定性將更為重要：匯率穩定將為中國的企業提供一個內外一致的穩定的貨幣環境；穩定的幣值也有利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周期也主要表現為投資周期，穩定的投資有利于我國增加國內的有效需求、緩解就業壓力，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提升人民幣在周邊地區經濟中的可信任度，同時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這一作用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已得到充分表現；當今世界金融市場充斥著投機行為，人民幣貿然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將有可能引發中國甚至是世界的金融危機，中國近年來外匯儲備的巨額增長就與國際金融投機行為不無關系。

所以，一直以來力求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和穩定的政策在現實中也顯現了良好效應。

但是匯率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規律可循，一國貨幣的相對價格首先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了其對外價值；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伴隨著一國經濟和貿易迅速發展，其貨幣幾乎無一例外地趨向升值。中國經濟經過近20多年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人民幣升值將是必然的趨勢。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度必然提高，適度提高人民幣估值，也有助于多吸收外部資源并減輕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從制度理論研究的角度來看，固定匯率制在資本自由流動的環境下，其維持成本是相當高的，有時甚至是不現實的。目前美元持續貶值，世界主要國家貨幣匯率波動頻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承受了更大的風險，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也異常艱辛；再者，我國現行的結售匯制是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性貨幣的，這將必然導致貨幣投放的結構性失衡，不利于我國經濟全面均衡地發展。所以，彈性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也將是大勢所趨；只不過，這個變革過程應當是謹慎和漸進的。

第2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自愿性披露，匯率，利率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在應對資本市場的政策取向中，政府會運用財政、貨幣政策進行調整。國內外有很多的研究關于怎么樣促進公司進行自愿性披露，包括了公司各種指標與自愿性披露的關系，但是宏觀因素對整個資本市場的自愿性披露有影響嗎？本文圍繞著這個方面展開研究。

對自愿性披披露的研究也有不少。如審計委員會的設立與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董事會中家族成員比例與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呈現負相關關系(Simon和Kar（2001）), 公眾股的比例與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關(Chau和Gray(2002)) ,與公司利潤呈顯著正相關關系(Bernard Raffournier(1995)), 資產收益率與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質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Preston(1978))。Hossain，Perera 和 Rahman(1995) 發現公司規模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Roberts（1992）、Norgan（1985）的研究卻發現，公司規模與自愿信息披露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是一種弱的負相關關系。

喬旭東（2003）發現自愿性信息披露與公司盈利能力、是否存在獨立董事及發行股票的類型有關，而與公司規模無關。封思賢（2005）認為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程度與公司業績之間成正相關關系。

二、研究假設和解釋變量定義

表1解釋變量定義

第3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從貨幣職能出發,分析了代表貨幣內外價值的價格與匯率,并結合近年來我國出現的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怪”現象,闡述了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導機制。最后通過理論邏輯分析和經典的“漢堡包理論”分析,得出了當前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的關系。

貨幣、價格與匯率理論綜述

(一)的貨幣、價格與匯率理論

馬克思強調,金銀本身不是貨幣,自然并不產生貨幣。在世界市場上,雖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輸入者和輸出者之間的利益是相互對立的,可是在匯率中,民族商業卻獲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時通過匯率、行情表及商業經營者之間的通信聯系,每個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動情況,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動與之相適應。由于貴金屬是當時整個貨幣制度的基礎,也由于黃金本身具有價值,因而貴金屬的國際流動所決定的匯率就是兩國金幣的含金量之比。

(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貨幣、價格與匯率理論

按照經典的“一價定理”,在經過匯率折算后,除了運輸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費用,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應當一致。盡管由于外匯市場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短期匯率由供求決定,但從長期來看,一國貨幣的價值是其經濟健康程度和長期經濟增長能力的體現,因而內外價值的升貶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匯率對國內物價指數的傳導作用。所謂匯率傳導機制,即由于匯率變動而導致內部物價的相應變動。匯率變動可通過直接和間接兩個渠道傳導影響消費價格。直接渠道是通過進口商品價格傳導。人民幣升值,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價格將變得較便宜,這將可能傳遞至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和消費價格(CPI),生產商和經銷商可能會相應地降低產品價格,進口商品對國內消費者來說變得較便宜。間接渠道是通過出口商品傳導。人民幣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對外國買家來說變得較昂貴,國產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削弱,從而導致出口、工業生產及總需求有所減少,從而使國內商品價格有下調壓力。根據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人民幣升值對國內消費價格影響的完整推演應當是:將提高出口商品價格,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出口總額將下降,進口總額將上升;我國的貿易順差將減少,外匯儲備的增加將減少;流入國內的錢相對減少了,本幣升值將導致國內貨幣供應緊縮,從而給過熱的經濟發展降溫,可以降低國內通貨膨脹率。

(三)初步認識

本文所謂貨幣的購買力,其實就是貨幣的相對價值或貨幣價值。貨幣的購買力通過其他商品的價格水映出來同一商品,其價格水平越高,貨幣的購買力越弱,其價格水平越低,貨幣的購買力越強。一般而言,本國居民對外國商品與勞務的需求衍生出對外國貨幣的需求;同時,外國居民對本國商品與勞務的需求衍生形成外匯的供給。外匯的價格則決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這種由實質經濟所衍生的外匯供求分析中,應滿足貨幣對內價值是對外價值的基礎這個原則。在目前世界范圍內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一國商品與勞務的加權平均價格作為該國貨幣價值的名義錨。故一國物價水平越高,該國貨幣的購買力就越低,貨幣價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對內價值所決定的對外價值——本國貨幣匯率就越低。反之則反是。

當前人民幣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的現象闡述

我國近年來的實踐表明,人民幣的內外價值走向出現差異,并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外匯儲備屢創新高,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傾向持續增大;與此同時,人民幣在國內按購買力計算的對內價值趨于下跌;二是消費品物價指數(CPI)也持續上漲,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由前述得出圖1,圖2。

2005年7月,中國央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此,人民幣兌美元價格開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幣這種升值依然強勁。然而,國內人民幣的購買力卻呈現另外一種情形。在信用貨幣制度下,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就是該國貨幣的對內購買力,其大小由單位貨幣所能購買的商品和勞務決定,因此貨幣的對內購買力通常與一國國內物價水平呈反向相關關系。自2002年以來,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幣國內購買力的指標,消費物價指數CPI呈現持續上揚的走勢。進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費物價指數(CPI)持續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貨膨脹壓力驟然增加。盡管從2008年5月份開始CPI增速下降,但是過高的PPI指數依然不可忽視。通過PPI傳遞給CPI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很大。

當前人民幣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的內在聯系

本文試圖用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給出一個解釋,采用的模型是經典的“漢堡包理論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麥當勞,在中國和美國生產漢堡包,漢堡包的定價:假設在中國生產一個漢堡包定價為4元人民幣;而在美國生產一個漢堡包的定價為1美元。由于生產技術、工藝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樣的,同時聯系商品的價值,就會有:中國的一個漢堡包=美國的一個漢堡包;那么從貨幣的購買力來說,就是4元人民幣的購買力=1美元的購買力,一個漢堡包值4元人民幣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說,4元人民幣與1美元進行交換是等價的。這就是人民幣與美元的真實匯率。當然,這只是簡化,以便討論。但是這個時候外匯市場上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為1:8,而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合理應該是1:4,那么,就是說人民幣兌美元低估,也可以說美元兌人民幣被高估了,為了使匯率能真實反映美元與人民幣的購買力,就必須進行調整。基本的調整方法有三種:A匯率變動,從1:8調整到1:4(人民幣對外兌美元升值);B調整中國漢堡包的價格,售價從4元人民幣提高到8元人民幣(物價上漲);C調整美國漢堡包的價格,售價從1美元降到0.5美元。這里A、B、C三種調整方法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任意組合使用。超級秘書網

本文認為,由于我國持續國際貿易順差,國際儲備大幅度增加,由于經濟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響人民幣開始了持續的升值過程,并且有持續下去的趨勢。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國外的資本由于利差和匯兌差的吸引,大量進入我國包括房市、股市等領域。由于我國執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大量熱錢進入我國后,央行為了對沖大量外幣資產,必須投放更多的人民幣,從而造成流動性過剩。具體轉到國內購買力上,就表現為包括資產、消費品價格在內的大幅度上漲,從而出現購買力下降,人民幣國內貶值的現象。

綜上,壓抑的對外升值會加劇對內貶值。由此可見,正是中國經濟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貨幣在國內貶值的傾向。而且,考慮到勞動力供應、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轉軌、內需提振以及經濟的強勢性等因素,這一現象很可能具有長期性。這一新的貨幣現象給予貨幣政策乃至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因而,需要樹立中長期目標,大力鼓勵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在實現產業結構轉型的同時,擴大在國際市場本國產品的定價權。此外,要提高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預測性,綜合運用諸如調整法定準備金率、調整基準利率,通過買賣央票來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實現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第4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今日中國貨幣政策乃至全部宏觀經濟政策之焦點，是所謂“流動性過多”。人民銀行最近頻繁調高準備金率和基準利率，顯然旨在抑制流動性過剩。而國際收支不平衡，被公認為中國流動性過剩之主要源泉。大量美元流入國內銀行體系，經過結匯過程，形成銀行體系之外匯儲備，相應地人民銀行就要釋放大量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經由貨幣創造過程，形成整個銀行體系之流動性。為了吸收流動性，人民銀行使出渾身解數（包括大量發行央行票據進行沖銷操作、多次提高準備金率和基準利率），然收效甚微。

國際收支與國內貨幣創造（貨幣供應量）之關系，即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乃是國際經濟學之最重要課題，相關謬論、誤解、怪論亦最多。與今日中國最有關的謬論有二：其一，一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即是所謂“國際或全球不平衡”(美國財政部的說法是Global Imbalance)。其二，讓該國貨幣大幅度升值或浮動，則是解決“不平衡”之首要策略。

筆者曾經撰寫大量論文和專著，詳盡剖析圍繞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的各種謬論（順便說一句：厘清國際收支與國內貨幣創造之關系，亦是蒙代爾、麥金龍畢生研究之主要成果），此不細述。需著重強調的有五點：第一，中國今天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之規模實際上被嚴重高估），是國際產業分工和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之必然結果，與貨幣匯率沒有多大關系。縱觀歷史，美、英、歐洲、日本等等，在經濟起飛和快速發展階段，皆出現大規模貿易順差。說今天中國之貿易順差是制造“國際不平衡”，從歷史和邏輯多方面考察，皆是彌天大謊、荒謬之極。

第二，今天中國國際收支順差之相當部分，是國際熱錢（包括在貿易賬戶和FDI資本賬戶掩蓋下進入中國的投機熱錢），它們是今天中國資產市場暴漲之根源。若沒有人民幣升值之預期，國際熱錢就不會挖空心思、尋找多種渠道進入中國、炒作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

第三，國際收支順差之貿易順差部分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部分，為中國所必需，亦是現階段國際產業分工之必然結果，絕不構成什么國際不平衡。在具有公信力的固定匯率制度下，貿易順差和FDI將推動國內要素價格（工資、資產價格和一般物價）上升，推動中國產業跟隨真實需求和技術進步不斷升級，此乃人類經濟史之共同經驗，非獨今日為然。

第四，扣除貿易順差和FDI部分之國際收支順差，即是國際投機熱錢，是推動人民幣升值預期自我實現和資產價格背離真實經濟劇烈暴漲之帶動力量，實為中國經濟穩定運行之最大禍害。若要說國際收支不平衡，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不平衡。中國必須采取斷然措施，迅速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實施嚴格監管措施，阻止熱錢忽來忽去，擾亂乃至摧毀我們的金融體系。

第5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財政政策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適貨幣區域的分析” 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A·芒德爾（1932－）。芒德爾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1962年的《適當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內外均衡》、1963年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兩部專著《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出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30多年來，芒德爾在理論上對國際金融學說、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國際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亞洲走出金融危機開始復蘇的時候，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授予芒德爾，其意義耐人尋味。

開放經濟條件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匯率制度安排及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問題也一直是經濟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芒德爾的學術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政策選擇提供一個理論視角。

一、 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思考：

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說起

（一）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簡介

1． 芒德爾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

“最適貨幣區域”分析理論是芒德爾走向諾貝爾獎臺的關鍵。該理論是在圍繞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爭論中發展起來的。50年代，西方學者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推崇固定匯率，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學者鼓吹浮動匯率。一般認為，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與成本，并且這兩種匯率制度的利益與成本均依賴于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芒德爾于1961年發表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論文，通過重新系統地闡述不同匯率制度下的優劣點問題而進一步提出，如果通過適當的方式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各區域內實行共同的貨幣或固定匯率制，不同區域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顧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而克服兩種匯率制度的弱點，這就是芒德爾最早提出的“最適貨幣區域”思想。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是關于匯率機制和貨幣一體化的理論，旨在說明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某一區域（若干國家或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和貨幣同盟或貨幣一體化是最佳的。

芒德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適貨幣區域的標準。他定義的“最適貨幣區域”是：相互之間的移民傾向很高，足以保證當其中一個地區面臨不對稱沖擊時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幾個地區形成的區域。芒德爾認為，一個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生了需求轉移。假定有A、B兩個區域，原來對B地產品的需求現在轉向對A地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業率上升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加。若A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A國，B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B國，則B國貨幣匯率的下跌將有助于減輕B國的失業，A國貨幣匯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但若A、B是同一國家內的兩個區域，它們使用同一種貨幣，則匯率的任何變動都無助于同時解決A區的通脹和B區的失業，貨幣當局于是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如果他們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直接處理B地的失業，那么，就會進一步惡化A地的通貨膨脹；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通過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升值）努力解決A地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要冒進一步惡化B地失業問題的風險──被用來改善一個地區形勢的貨幣政策會使另一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除非這兩個區域使用各自的區域貨幣。芒德爾指出：浮動匯率只能解決兩個不同通貨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通貨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同一貨幣區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只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在芒德爾的分析中關鍵是統一貨幣區內的勞動流動程度。如前述，如果勞動力是充分流動的，那么我們將會發現B地失業工人會向A地遷移，這種勞動力的流動也許通過抑止A地工資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資水平來緩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可同時緩解A地通脹和B地失業。因此，他認為：若要在幾個國家之間保持固定匯率并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調節需求轉移和國際收支的機制，這個機制只能是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

2． 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的確立

芒德爾邏輯性地把最適貨幣區的特征概括為“勞動力遷移的偏好足以確保充分就業”。其后，麥金農（1963年）和凱南（1969年）又對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作了發展研究：

（1）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指出，應當用經濟高度開放作為最適貨幣區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小國難以采用浮動匯率的兩條理由是：首先，由于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匯率稍有波動，就會引起國內物價劇烈波動；其次，在一個進口占消費很大比重且高度開放的小國中，匯率波動對居民實際收入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幻覺會消失，由此，匯率變動在糾正對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凱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作為確定一個最適貨幣區的標準。凱南的建議同芒德爾一樣，也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需求波動這一假設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將是多樣化的。在固定匯率下，某一種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對國內就業影響也不會很大。相反，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線下降了，低程度產品多樣化（因而出口產品種類也是不多的）的國家，勢必要更大幅度地變動匯率，才能維持原來的就業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樣化，外部動蕩對內部經濟的影響經過平均化后變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當穩定。因此，產品多樣化國家可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而產品非多樣化的國家難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它們應當是一個采用靈活匯率的獨立（最適度）的貨幣區。

一般認為，上述三位學者的思想構成了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框架，盡管70年代后，關于最適貨幣區標準問題在西方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停止研究和爭論，諸如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政府政策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相似標準等。

（二）開放經濟下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分析

1． 各家最適貨幣區域理論對構成統一貨幣區的條件眾說紛紜。這些討論多圍繞執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各國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往往不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措施。盡管如此，但對進入貨幣區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貨幣區的形成能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效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生產專業化發展，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最佳貨幣區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利于成員國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最佳貨幣區的建立還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正是這種不言而喻的微觀效率是選擇人民幣固定匯率的主要理由，盡管按IMF的正式分類，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1994年1月起，人民幣匯率始終處于8．26—8．70范圍內定住美元，可以認為其實質上采用的是某種較寬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馮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匯率的好處主要在于可減少由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有害的。在發達國家，這種風險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基本規避，所帶來的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在中國及類似的許多欠發達國家，由于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利率遠未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旦發生匯率不能預期的大幅波動，其所帶來的風險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2． 當今世界，對應三大區域經濟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均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似乎亞洲地區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我們可以承認一個事實上松散的“亞洲美元區”的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理由，盡管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亞洲各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些國家（地區）與美國的雙邊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甚至還小于歐元區內各貨幣間的標準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考慮，也可發現這些國家確實已具備構成統一貨幣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有類似的通脹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或地區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標準差為3．67，而歐元區為6．1和4．11（鄭輝，1999）；再則，亞洲九國或地區均采取外向型的經濟政策，均可視作開放小國或地區（除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偏大），采用固定匯率按麥金農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用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規模還是用資金的流動規模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外向態勢已經形成，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產品出口多樣化必將是個趨勢，采用固定匯率無論是按麥金農的“經濟高度開放”標準，彼得·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還是按芒德爾的“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標準來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說轉型期我國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宏觀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表明現時固定匯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爾、麥金農或凱南的論述或多或少能為這種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論上的支托。

二、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作用大于貨幣政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

1． 芒德爾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論述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而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研究部主任的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Marcus Fleming）也對這一問題作出了類似分析。因此，這種分析稱為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當然，就分析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芒德爾的貢獻要大于弗萊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奠定了芒德爾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芒德爾把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閉經濟中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并說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應）。芒德爾的分析說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果與國際資本的流動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證明了匯率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力而財政政策無力；在固定匯率下，情況正好相反。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也可以概括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或者說單獨的貨幣政策基本是無效的。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活動（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影響貨幣量，貨幣量影響利率，利率影響總需求和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國外與國內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干預，以滿足公眾對這一匯率的外匯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就要根據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來調節貨幣量，而無法按貨幣政策的要求控制貨幣量。這樣，利率與匯率總維持不變，貨幣政策無法發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變，財政政策沒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減少的擠出效應，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最大。當一國面臨國際金融和貨幣因素的沖擊時，固定匯率是合意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資本的套利活動可以自發化解貨幣因素的外部沖擊，并使財政政策糾正經濟失衡效果達到最佳。（2）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這時財政政策就無用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貨幣需求增加，利率上升。當國內利率上升到高于國外利率時，資本流入，這就使匯率上升，從而凈出口的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仍然不變。但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因為貨幣量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了國內利率，這不僅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而且會引起資本流出，使匯率下降，這又通過增加凈出口而進一步擴大總需求，擴張性貨幣政策見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紀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進的主流趨勢。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從而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業已排除，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作為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理當可成為我們當前及今后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之一。

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從1998年5月增發1000億國債算起），對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無效或收效甚微（例如從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調），理論界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盡管我們目前利率市場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資本的完全流動也尚需時日，無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將固定匯率與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聯系起來，但至少這一開放經濟中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理論模型能為我們分析相關政策問題擴大了理論思考空間。

最后要說明的是，任何學術理論（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前提，所以對政策實踐的意義都僅是指導性的。更何況，芒德爾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背景，不可能為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這就要求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展適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了解芒德爾理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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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馮用富． 我國不宜選擇浮動匯率制?N?． 經濟學消息報，1999－12－31（2）．

〔2〕鄭 輝． 有關人民幣匯率安排?J?． 上海經濟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國際金融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爾斯·金德爾伯格． 國際經濟學?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第6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如期啟動，使自貿區貨幣合作顯得更加必要和緊迫，當前自貿區貨幣合作的重點應是建立區內匯率穩定機制。本文闡述了中國—東盟建立匯率穩定機制的驅動力，從雙邊貿易、投資、勞務合作等方面探討了當前匯率穩定機制建立的可行性，并提出建立匯率穩定機制的基本構想及其對中國的機遇。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于2005年7月20日全面啟動，推進自貿區貨幣合作顯得更加必要和緊迫。從貨幣合作的發展規律和歐洲實踐看，貨幣合作的主要內容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建立危機救援機制(初級階段)。二是建立匯率合作機制，主要指以匯率穩定為目標的機制安排。三是建立統一貨幣機制(最高級階段)，即區內使用單一貨幣。當前，東亞的貨幣合作仍處于第一階段。鑒于歐元流通以來的經驗與教訓，東亞各國貨幣當局享有充分自主權的貨幣聯盟可能是一種比較可行的選擇(華民，2005)。作為在貿易一體化方面已在東亞經濟圈中先走一步的中國—東盟自貿區，不僅具備進行深化貨幣合作的基礎與條件，而且自貿區自身也為其貨幣合作提供了動力機制，區內經濟的日益密切要求緊密的貨幣聯系。鑒于CAFTA貨幣合作的現狀，當前貨幣合作的重點應是建立區內匯率穩定機制。自貿區需要匯率上的合作和協調，從而為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提供金融支持，并使貿易和貨幣一體化互相推進，同時也對東亞地區進一步的貨幣合作起到促進作用。

一、中國—東盟建立匯率穩定機制的驅動力

(一)中國—東盟自貿區(CAFTA)貨幣合作的現狀。2000年5月，東盟10+3財長在泰國清邁共同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協議，即《清邁協議》(Chiang MaiInitiative)。此協議將東盟之間原有的貨幣互換安排擴展到東盟所有成員國，資金規模已擴大到10億美元;同時，擴大了貨幣互換安排的范圍，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在東盟成員、中、日、韓之間簽訂一系列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之后，東亞10+3貨幣互換機制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韓與東盟10國共簽署16個雙邊互換協議，累積金額達440億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國人民銀行根據《清邁協議》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總額已達105億美元。迄今為止，《清邁協議》是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對于防范金融危機、進一步推動區域貨幣合作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東盟國家匯率安排的內在缺陷。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基本上選擇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大多在名義上轉為實施浮動匯率制度。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從名義上，東盟各成員國的匯率既有實行傳統盯住匯率制度(如馬來西亞)，也有實行事先不公布匯率目標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又如新加坡、老撾等國家，采取匯率獨立浮動的管理方式;再如菲律賓、泰國等國家，既實行盯住美元制度，也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或特別提款權制度;有的國家還實行雙重匯率制度。但麥金農等人的實證研究發現，很多東南亞國家的匯率在危機之后實質上又回到了不同形式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恢復盯住美元的匯率安排存在許多內在缺陷:

1.1990年以來，美國與東亞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已經大大降低，與美國貿易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區內資本流動和貿易流動穩步上升，如果匯率仍盯住美元，只會使亞洲宏觀經濟更加不穩定。

2.由于日元始終采取浮動匯率制，而日本以外的東亞各經濟體大都重新恢復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在此前景下，若美元大幅貶值勢必會對東亞造成直接危害。首先，繼續盯住美元的東亞貨幣將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從而更容易成為國際投機資本炒作和攻擊的對象;其次，繼續對美元浮動的日元將形成對其他東亞貨幣的劇烈波動，從而惡化日本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經貿關系。

3.東亞貿易結構多以美國為第一大出口市場，且多存有大量對美貿易順差。在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東亞貿易結構的這一特點在美元大幅貶值時遇到的問題是:若本幣依舊盯住美元一同下貶，勢必加劇貿易摩擦;若本幣因美元貶值而升值，勢必弱化出口競爭力;同時還因導致區內匯率體系波動從而影響區內貿易投資格局。

(三)建立匯率穩定機制的重要意義

首先，建立匯率穩定機制，有利于CAFTA內各經濟體特別是東盟各國經濟的穩定發展。CAFTA內除中國外各經濟體的特征是:總體經濟規模小但對外開放度較高。其中新加坡為265.9%，馬來西亞為160.0%;其他國家的開放度也比較高，如越南為95.0%，泰國為77.7%，菲律賓為77.4%。由于東盟各國的經濟總量小，對匯率波動十分敏感，迫切需要穩定匯率。鑒于上述單純盯住美元的弊端，在CAFTA內建立匯率穩定機制有利于維護各經濟體經濟的穩定。

其次，建立匯率穩定機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國際投機資本對CAFTA各經濟體貨幣的影響，減少對各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干擾，各成員國對國際儲備的需求亦可相應減少。

第三，建立匯率穩定機制，有利于降低自貿區內匯率波動對區內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從而有助于區內商品的流通和物價的穩定，也有利于資金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促進自貿區內各國間投資機會的擴大。

二、建立匯率穩定機制的可行性

雖然中國與東盟自貿區的成員國之間存在著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制度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這些因素對區域內貨幣合作造成一定的阻礙，但必須看到近年來，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和投資量不斷攀升，促成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自貿區的建立不僅將大大加快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也將為此區域內進一步的貨幣合作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一)雙邊貿易迅速增長，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增強。從基本經濟條件看，中國與東盟之間雙邊貿易逐年迅速增長。1990年以來，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速度遞增，東盟已連續12年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2002以來更是增長強勁，2004年創歷史新高，雙邊貿易額達1059億美元，同期增長35.3%。2005年第二個月，東盟已首次成為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

另據中國海關統計，1990～2003年間，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年均增長20.86%，比同期中國整體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長率高4.25個百分點。東盟有關統計顯示，1993～2001年間，東盟與中國貿易額年均增長22.69%，比同期東盟整體對外貿易年均增長率高16.19個百分點。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占本國對外貿易總量的比重同樣呈逐年上升趨勢，1991～2001年，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總額的比重從5.8%上升至8.8%，東盟從1997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7.2%。近年來，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逆差迅速擴大，2001年是48.4億美元，2004年突破200億美元。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東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市場空間。

(二)區內資本流動日趨活躍，中國對東盟投資潛力巨大。東盟是中國吸引外資的重要地區之一。截至2004年末，東盟各國來華投資項目達24513個，合同外資金額726.21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354.12億美元。

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是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據商務部合作司統計，2002年，中國企業在東盟的投資項目為52個，中方投資額達6633萬美元。其中在越南的投資最為集中，占項目數的37%，占投資額的41%。截至2003年6月底，中國企業在東盟10國的投資項目達822個，中方投資8.7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8.77%。其中對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投資規模較大，占對東盟投資的29.1%和18.73%。

就東盟對華投資而言，中國對東盟的投資規模相對較小，至2004年底中國在東盟的投資尚不足20億美元。但隨著近年中國整體綜合實力的增強，對外投資開始活躍，對東盟區內投資也呈逐年增長態勢，尤其是中國對能源的需求迅速攀升，東盟區內豐富的電力與石油資源都將是中國對外投資的熱點。

(三)旅游等勞務合作日益增強。首先，在旅游方面，東南亞已成為中國人出國旅游的首選。據中國國家旅游局統計，2004年，中國有1000萬人次到東盟各國旅游。越南、柬埔寨等東盟新成員國正成為中國旅游業的新興客源市場和旅游目的地。而東盟赴中國游客的增幅也超過20%。其次，東盟是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的重點區域市場。2002年，中國企業在東盟10國共完成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營業額23.06億美元，占總營業額的16.07%;其中在新加坡完成營業額10.86億美元，使新加坡成為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市場。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03年底，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簽訂的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和設計咨詢合同總額達249.9億美元，營業額170.5億美元

三、建立匯率穩定機制的基本構想

CAFTA與現在最大的兩個自由貿易區——歐盟及美洲自由貿易區有明顯的差異。前者經濟發展和文化背景相似，并已有從經濟共同體開始的長期磨合;后者包含著北美和拉美兩個次區域板塊的合作，且具有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個穩固的核心。而CAFTA則是一國(中國)和一個自由貿易區的結合，兩者在經濟發展、文化習俗和社會制度方面呈多元化特征。故構建CAFTA的匯率協調機制，可參考歐盟和美洲自貿區的現有做法，但具體措施必需有別于前兩者。當前CAFTA可按以下步驟逐步推進匯率協調合作，建立匯率穩定機制:

(一)中國與東盟在現有的匯率制度下加強匯率政策協調，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鑒于目前要求CAFTA各國采取統一匯率制度存在現實難度，各國可保持各自不同的匯率制度，但各國金融當局應盡快攜手在區內構筑一個貨幣協作的平臺。通過該平臺及時溝通與交流金融信息，協商貨幣合作事宜，及時解決合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特別是應加強匯率政策的溝通與合作，當區域內出現匯率較大波動時，建議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為主要政策手段，盡量穩定區域內各國匯率水平，最大限度地預防金融和外匯風險。用以干預的基金可按現有《清邁協議》框架下的貨幣互換協議為基礎構建。

(二)逐步采用基本統一的匯率制度。由于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發生變化，采取不同匯率制度會影響CAFTA各國間的雙邊匯率。雙邊匯率的不穩定就會增加國與國之間貿易和投資的成本，不利于自貿區的進一步發展。選擇相近的匯率制度是各國匯率政策協調的基礎，因此，在條件成熟時，CAFTA各成員國應盡快選擇相近的匯率制度。

鑒于盯住單一幣種的許多內在缺陷，不利于CAFTA經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席更不適合CAFTA各國的現實國情，各國可考慮建立獨立的盯住貨幣籃子制度，根據各國自身的經濟情況和具體特點由各國自選。盯住貨幣籃子制度雖然存在種種缺陷，但它既能夠避免匯率的過度波動，又適合CAFTA各經濟體外貿、外資結構的多元化特點，故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該階段CAFTA各國依然需要聯合干預匯市，以穩定匯率。不過，由于各國的經濟貨幣合作已進一步深化，可建立類似于歐洲貨幣基金(EMF)的CAFTA次區域貨幣基金，該基金不同于現有的亞洲貨幣基金(AMF)，其主要來源是CAFTA各國從各自的外匯儲備中按一定比例繳納，其主要作用是干預CAFTA各國的匯率，穩定匯市。CAFTA次區域貨幣基金的建立使自貿區內雙邊匯率的穩定具備一定的約束保證機制。它可使自貿區內任一國貨幣在出現投機性攻擊而存在貶值危險時，有一個穩定的資金來源履行干預責任。

(三)在條件成熟時，CAFTA各國可在獨立盯住的基礎

上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在實體經濟和貨幣合作進一步融和的基礎上，穩定雙邊匯率的共同要求會促使各國貨幣籃子結構逐步趨同，CAFTA各國改獨立盯住各自的貨幣籃為盯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具有可操作性。該階段可參照歐洲貨幣體系曾實行過的聯合浮動，實行聯動的匯率機制，通過以下措施來建立匯率穩定機制:以共同貨幣籃為目標，確定CAFTA各國貨幣對籃子貨幣的中心匯率和允許偏離的界限(即波幅)。當然，考慮到各國的差異，波幅范圍應依照各國國情經協商確定，因國而異的波幅使各國貨幣當局能在更大程度上自主地控制匯率的運動，干預匯率時可依具體情況決定在邊界干預，還是在區內干預，使匯率朝著有利于各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變動。

四、建立穩定匯率機制給中國帶來的機遇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盟之間貿易投資的快速發展，催生了人民幣在東盟的境外需求。由于人民幣匯率穩定，人民幣已自發地在一些與中國經貿往來頻繁、數額較大的東盟國家充當計價結算貨幣，如在越南、泰國、緬甸等國的貿易中，人民幣事實上已經成為結算貨幣之一。即便在東盟最發達的國家新加坡，隨著中國游客的增加，可以用人民幣購物的商店也在不斷增加。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全面啟動，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經貿往來將進一步增強。中國應把握機遇，盡快與東盟協調以強化貨幣匯率合作并發揮主導作用，積極推進人民幣周邊化、亞洲化、國際化進程，為逐步建立并擴大人民幣貨幣區鋪路。當前，人民幣作為區域貨幣的條件已逐步浮現，如上所述人民幣已被許多東盟國家作為硬通貨接受，一些東盟國家緊隨中國匯率政策，如7月21日在我國宣布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僅20分鐘后，馬來西業便緊跟中國將林吉特與美元脫鉤，亦實行管理浮動。中國在CAFTA內逐漸增強的影響力與號召力由此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1]白鶴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與我國金融應對策略研究[J].金融研究，2003，(12).

第7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匯率是影響對外貿易企業發展的穩定性因素之一，近年來，隨著我過匯率制度改革的逐步進行，人民幣匯率波動日趨增大。本文介紹了匯率風險及其現狀．重點分析匯率風險對我目對外貿易企業的影響．并提出了應對匯率風險的建議措施。

一、匯率風險的概述

匯率風險又稱外匯風險．指經濟主體持有或運用外匯的經濟活動中．因匯率變動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由于國際分工的存在．國與國之間貿易和金融往來便成為必然．并且成為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外匯匯率的波動，會給從事國際貿易者和投資者帶來巨大的風險。

匯率風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分別是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交易匯率風險，是運用外幣進行計價收付的交易中，經濟主體因外匯匯率的變動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

折算匯率風險．又稱會計風險．指經濟主體對資產負債表的會計處理中，將功能貨幣轉換成記賬貨幣時．因匯率變動而導致賬面損失的可能性。經濟匯率風險，又稱經營風險，指意料之外的匯率變動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銷售數量、價格、成本．引起企業未來一定期間收益或現金流量減少的一種潛在損失。

二、我國的匯率制度及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現狀

2005年7月21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在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的前提下了《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宣告中國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制度，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在此期間．人民幣升值T21％；200897~至今為第二階段．期間匯價保持6．83元。

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朝著改革預期的方向實現了雙向波動．現在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已經開始反映出市場供求水平．匯率的波動幅度較改革之前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國經濟穩步、快速的發展，人民幣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樣，人民幣匯率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2010年4月15日．美國國會130余位議員聯名要求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并試圖借此引發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4月16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261．較前一交易日回落一個基點。匯率的變動會對部分行業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以紡織行業為例．中國紡織行業出口企業的利潤率只有微薄的2％～3％，人民幣一旦“被升值”．一部分中小企業將無法面對國際競爭，甚至可能進一步連累給這些企業發放貸款的銀行。雖然中美現初步達成協議．中國對外經貿政策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但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及可能由此引發的匯率波動給外貿企業帶來金融危機之后新的陰霾。

因此，在有管理浮動，參考一籃子匯率制度下，外貿企業不能憑主觀意識對人民幣的升值和貶值妄下斷言．而應不斷適應人民幣升值貶值的波動．掌握規避風險的能力。才能確保企業的穩健經營。

三、匯率風險對外貿企業的影響

(一)價格風險與結算風險

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要常常向合作伙伴報價，就面I臨一個選擇貨幣的問題：什么貨幣來作為投標報價貨幣以及以后用于貿易價款的結算和支付問題招標文件一般會規定投標者可以用某一國際通貨來進行投標報價。但在某些行業的招標文件中業主直接規定了投標者的投標報價只能以業主所在國的本幣來表示或者用2種貨幣表示。如果在貨幣選擇的過程中．由于不能適當把握匯率變動而在投標報價中選用了趨降的幣種．一旦中標，就可能承擔合同價格貶值的風險。對于分期分批來結算的企業．如果遇到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匯率變動造成的貨幣價值波動．將使企業在兌換貨幣時蒙受損失。

(二)企業匯兌風險

在進出口貿易中，訂立合同、開立信用證、審證改證再到裝船發貨。以及之后的議付．每一個過程都必將經歷一段時間．在這樣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如果匯率發生變動，企業將可能承受匯兌損失。當外匯匯率上漲時。如果進口貨物，支付既定的外匯需更多的本幣，進口商將遭受經濟損失：當外匯匯率下跌時．如果出口貨物．收入既定的外匯結匯后獲得更少的本幣，出口商會蒙受損失。

(三)企業折算風險

我國對外貿易企業賬面資產一般由人民幣資產和外幣資產共同構成．但綜合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和負債則必須統一用人民幣表示。而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則會相應的影響資產負債表中部分項目的價值改變。目前我國規定的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日波動幅度遠遠小于兌換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日波動幅度，在這一規定的影響下，對于最終財務成果以人民幣結算的我國企業來說．如果他們使用非美元貨幣計價結算．則其面對的匯率風險要遠遠高于用美元計價結算。

(四)影響企業利潤．導致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下降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外貿易十分常見。更有許多企業是依賴外貿生存的匯率的變動對國際貿易相關企業的營業狀況和企業利潤影響頗深。當人民幣升值時，意味著以同樣的外幣能夠購買的我國出口商品的數量減少．我國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那么．外國企業對我國產品的進口額度將會下降．我國企業出13的產品出El數量就會銳減．進而導致出口企業喪失市場份額．收益下降。而當人民幣貶值時．對于依賴于原料進口的加工企業來講．從國外進口的原料等產品的相對價格上漲。生產成本將會增加．對企業的穩定發展亦十分不利。

四、應對匯率風險的策略和措施

(一)企業要樹立匯率風險防范意識，建立匯率風險管理的工作機制

國際金融環境風云變幻．企業必須充分認識到匯率變動對企業經營帶來的影響．只有熟練掌握規避匯率風險的方法．對匯價變動的基本因素進行全面科學的分析才能將外匯風險對企業的影響降到最低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有必要把外匯風險管理列為公司El常工作的一項重要日程．建立完善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加強對于外匯風險的識別、風險限額的設定，加強對匯率變化的檢測和預測，盡快適應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二)正確選擇計價貨幣

如前文所說．正確選擇計價貨幣對規避匯率風險十分重要。計價的貨幣及其金額將直接成為風險的彌補對象．因此進出口商品用何種貨幣計價是彌補外匯風險的關鍵企業在簽訂合同時．資金的收付可以參考以下原則：爭取出口合同以硬貨幣計值．進口合同以軟貨幣計值：對外借款選擇將來還本付息時趨軟的貨幣．對外投資選擇將來收取本息時趨硬的貨幣，一般來說，外貿企業在出口商品、勞務或對資產業務計價時，要爭取使用匯價趨于上浮的貨幣．在進口商品或對外負債業務計價時，爭取用匯價趨于下浮的貨幣。

(三)選擇恰當的合同價格和結算方式．適當分散交易風險

針對匯率的不穩定性和國際貿易過程中的時間性．進出口企業應根據匯率變動的趨勢和大的國際經濟背景選擇合適的合同價格、結算方式．合理地分散交易風險。我國出口企業在與外商訂立合同的過程中．如果結算貨幣呈現貶值趨勢，可適當提高出lE價格．或與進口商約定按一定比例分擔匯率損失：如果結算貨幣可能升值．我國進口企業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進1：1商品價格外貿企業還可通過提前或推遲結算時間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可以根據結算貨幣的匯率走向選擇提前或推遲結算．如果預測結算貨幣相對于本幣貶值．我國進El企業可推遲進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業可及早簽訂出口合同收取貨款．反之．進口企業可提前進口或支付貨款．出口企業可推遲交貨或允許進口商延期付款。

(四)有效利用貿易融資工具規避風險。

1．出口信貸出口信貸是一種國際信貸方式．它是一國政府為支持和擴大本國大型設備等產品的出口，增強國際競爭力，對出口產品給予利息補貼、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及信貸擔保．鼓勵本國的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本國的出口商或外國的進VI商提供利率較低的貸款．對于處于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的出口企業可考慮采用此種辦法規避匯率風險。

2．福費廷包買商從出口商那里無追索地購買已經承兌的、并通常由進口商所在地銀行擔保的遠期匯票或本票的業務就叫做包買票據．音譯為福費廷．又稱票據買斷。通常用于成套設備、船舶、基建物資等資本貨物及大型項目交易，融資期限一般在l一5年出口企業將匯票賣給銀行后。可將所得外幣兌換成本幣以規避匯率風險對于經營資本貨物和大型項目交易的外貿企業來說．不失為一種規避匯率風險的方法。

3．出口押匯出口押匯是指信用證受益人在向銀行提交信用證項下單據議付時．議付行根據企業的申請．憑企業提交的全套單證相符的單據作為質押進行審核，審核無誤后．參照票面金額將款項墊付給企業．然后向開證行寄單索匯．并向企業收取押匯利息和銀行費用并保留追索權的一種短期出口融資業務。

4．保付簡稱保理。指銀行從出口商手中購進以發票表示的對進口商的應收賬款．并負責向出口商提供進口商資信、貨款催收、壞賬擔保及資金融通等項目的綜合性金融服務．適用于賒銷方式的國際結算出口商將應收賬款轉讓給出口保理商后．可提前得到大部分貨款．從而規避了匯率風險。

(五)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防范匯率風險

當企業既有外幣收入又有外幣支出。既有外幣債權又有外幣負債時．要使用衍生金融工具進行套期保值，盡可能地規避風險。

1．遠期外匯交易遠期外匯又稱期匯交易，是指交易雙方在成交后并不立即辦理交割，而是事先約定幣種、金額、匯率、交割時間等交易條件，到期才進行實際交割的外匯交易，是國際上最常用的避免外匯風險、固定外匯成本的方法。通過恰當地運用遠期外匯交易．出口商或進口商可以鎖定匯率．避免匯率波動可能帶來的風險

2．使用掉期外匯交易掉期外匯交易是外匯交易者在買進或賣出一種期限、一一定數額的某種貨幣的同時．賣出或買進另一種期限、相同數額的同種貨幣的外匯交易。這種金融衍生工具．是當前用來規避由于所借外債的匯率發生變化而給企業帶來財務風險的一種主要手段。

第8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學會副會長、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曾四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和論文獎。

貿然浮動匯率,將被洶涌的投機資本淹沒

沒有宏觀經濟穩定、沒有完善的市場體制以及金融體系,貿然提高或降低匯率,都可能對中國的外匯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

記者:近期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以異常直率的語氣呼吁中國允許人民幣兌歐元升值,這似乎是歐洲貨幣當局第一次公開提到人民幣應該升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為什么又變成了熱點？

李揚:匯率這幾年被炒得沸沸揚揚,全中國人都卷入了匯率問題的爭論。但仔細想一下,中國關于匯率的問題基本上是沒有爭論的,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需要條件,需要步驟,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實際上是實踐的問題。

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表述,有幾個經常被引用的,到現在還是權威的表述,一個就是溫總理的兩次表述,在出席第七次中歐領導會議時,溫總理說了幾條:第一是要實行彈性匯率機制,這將是一個復雜但堅定的過程;第二要有條件有準備,宏觀經濟穩定,金融體系健全,有科學的方案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第三要考慮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中國要對周邊國家負責,要對全世界負責。周小川行長也在多個場合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改革的出發點主要是內部的動力和壓力。改革的關鍵還是要遵循我們自己的邏輯和步驟,制定改革的出發點、目標和順序。

記者:您認為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應該如何選擇？

李揚:匯率形成機制是比調整匯率更急迫的事情。包括長期的升值趨勢并不是人們的分歧所在,重要的是升值時機和幅度,調整匯率不如說是調整機制。因為銀行間外匯市場不成熟、國有商業銀行問題成堆,而國有金融和國有企業機構對匯率信號不敏感。沒有成熟的市場,連匯率價格都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貿然浮動匯率,將迅速被洶涌而來的投機資本淹沒。

中國最終的目標是實現彈性匯率機制。宏觀經濟穩定、市場體制完善以及金融體系健全都是實現彈性匯率的條件,而這些都需要按步驟來實施。貿然地提高或降低匯率,都可能對中國的外匯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

在整體形勢不錯的時候出臺改革措施,改革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可以得到不斷提高。時機的選擇還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的博弈”。政府在制定匯率調整政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市場可能的反應。如果市場反應過激,會導致調整的風險和成本增加。

記者:您曾指出目前匯率改革的技術條件正在完備,但制度條件還不完全具備。那么制度都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李揚:第一,資本項目管制。因為資本項目管制決定著外匯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資本項目管制,在市場上形成的供求是受約束的。其實我們的外匯市場非常發達,非常市場化。人民幣可兌換,至少機制已經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銀行可以吸收人民幣存款,我們銀行卡可以到韓國、泰國刷卡,在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局部可兌換。反過來說,因為這一段時間貨幣可兌換的實踐以及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廣泛的使用,使得匯率以后調整的震動大大地減輕了。

第二,匯率市場化。當匯率有更為彈性的時候,當局應該有手段調控它,因為這時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為匯率涉及到國際關系,不能你說了算,必須用市場化接受的手段。

第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商業銀行是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需要一個正確的理念,一個很好的財務基礎。還有就是完善金融監管的框架,要具有熟練的干預市場能力。

關于匯率改革的條件,可以說,現在制度條件還不完備,技術條件正在逐漸完備。再有就是,現在外匯市場具有非常強的投機氣氛。可能的選擇就是一次性改變評價,然后繼續釘住,擴大浮動幅度,伺機而動。改變釘住的目標,可能解決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果性不平衡問題。中國實際上要改變的是匯率形成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改變浮動和釘住,制度變革的含義更濃一些。

匯率能夠做什么？

變機制是出發點,而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

記者:目前中國政府頂住市場的強大壓力不調整人民幣匯率,意圖等待更好的時機再作調整,這跟中國與美歐的貿易摩擦有什么聯系嗎？

李揚:美國促使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其國內經常賬戶逆差。2004年美國貿易逆差超過6000億美元,占到GDP的5.5%。美國可以選擇的政策十分清楚,實行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減少財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壓縮消費,從而扭轉國內儲蓄持續低于國內投資的格局。這顯然要經歷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痛苦調整,可能還會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這樣,美國政治家的一個回避內部經濟調整矛盾的選擇,就是推動美元的貶值。如果完全期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化解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問題,美元至少要再貶值30％－40％。這同樣不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實際上,急劇的美元貶值會引起美國通貨膨脹、利率水平急劇提高,因此,美國希望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以緩解美元的貶值壓力。從客觀上說,這是美國積極促使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5年在人大會上,溫總理說人民幣匯率調整要“出其不意”,我們體會就是在大家不關心的時候出來,在熱潮的時候不能出來,要不然就反而不升了。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在匯率改革方面有自己明確的目標,并將根據實際情況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不存在障礙,我們不會屈就于外部壓力。

升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順差。原意是什么呢？匯率升值了,順差就減少了。但這是就總量而言的,貿易差異的結構矛盾使得匯率問題復雜了。目前,中國產品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占領是全球性的,無論日本、美國還是歐盟。中國已經在事實上成了世界的加工廠,加工廠一邊要原料,一邊要市場,所以要大進大出,原油依賴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依賴也越來越高,所以摩擦度就高。在世界分工當中,你在中間,屬于加工。我認為貿易摩擦的問題,不是必然要用匯率來解決。最近,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來中國談貿易摩擦的問題。公正地說,中美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

中國貨幣匯率制度面臨巨大的抉擇。關于調整方案,主要則是技術問題。到時候要變的話,大家應該注意變的機制含義和變的評價含義是不一樣的。變機制是出發點,而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而且已經準備好了。

記者:自去年10月央行加息以來,很多輿論認為中國走上了加息通道,今年1－4月份累計數據,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6%,并且逐步走低,是否意味加息的壓力逐漸變小了？

李揚:把利率和價格捆綁在一起的觀點是不對的。利率政策不能惟一地以物價的走勢為參照體系,不能一公布物價變化就認為應當調整利率。利率是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當然要和宏觀經濟聯系在一起。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始終未能展現出一個讓人有把握下斷語的狀態。

中國的價格體系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揭示出來的信息有時候不一定很充分。再加上宏觀經濟運行當中的政府、企業、居民、國外等很多很復雜的要素構成,而這些要素的走勢常常不相同,這時候你就斷言該如何,這是不慎重的。

我們想變動利率的時候,要知道中國的利率體系狀況是怎樣的,這非常重要。首先你為什么動利率？你動了這個利率能否達到目標？如果動了它而不能達到目標的話,那動它干什么。中國利率體系的幾個特征會影響我們利率政策的效率。

中國利率體系是一個很復雜的體系,是“雙軌制”的。有正在市場化的利率,比如銀行貸款的利率,現在上限沒了,還有下限。企業發展利率也在市場化,有嚴格的規定,現在是市場詢價。還有一部分是已經市場化的利率,包括人民幣協議存款利率、美元為主的貸款利率、除企業發行利率以外的金融市場利率,以及覆蓋面非常大的貨幣利率,這些利率現在都市場化了。還有就是央行手里還有幾個利率,比如再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這些極具中國特色。

央行的利率,在市場經濟看來,是非市場利率,是行政利率。我們知道各國貨幣當局在貨幣操作當中的所謂三大法寶有些已經取消不用了,如再貸款利率。現在主要依賴于公開市場操作。市場經濟向下調整利率,就同時意味著調整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減少,利率上升;貨幣供應增加,利率下降,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聯儲加息,通過紐約聯儲,找到一級分銷商,然后往下賣,然后市場利率被逼著往上走,加息的行為是通過減少頭寸實現的。中國不是這樣,原因在于它是管制的,利率是管制的,信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被管制的,至少是窗口指導的。

在“雙軌制”的情況下,利率傳導的機制是不順暢的,貨幣調整通常很難產生覆蓋全部金融交易的效果。“雙軌制”導致利率政策作用不能充分發揮,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盡早結束“雙軌制”的狀況。

中國需要多少外匯儲備？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國以及亞洲地區國家都將長期處于美元和歐元兩大貨幣區的擠壓下,這個地區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狀況將是長期現象

記者:目前中國缺乏匯率風險管理經驗,如果采用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制度,是否可行？

李揚:釘住一籃子貨幣,是匯率制度從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安排。實際上, 釘住一籃子貨幣離自由浮動匯率僅一步之遙,它作為一種匯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

國外曾有人想把它變成一種匯率制度,但很少有成功的。我覺得,一籃子貨幣的功能,是在于它是一種過渡性安排,使匯率制度從完全走向基本浮動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為,一旦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就意味著人民幣對所有的貨幣都可以浮動,只是這個浮動的范圍被人為地限制在了一個可控范圍之內。從這個角度看,它是一種平滑的過渡方式。

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中已有大量歐元和日元。國家外匯管理局使外匯種類多元化,以對沖匯率變動的風險。相對而言,釘住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比較溫和。因為一個籃子中的幾種貨幣之間是獨立浮動的,其匯率的變動方向不盡一致,往往會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監管機構也可以調整一籃子貨幣的組成來穩定人民幣幣值,新加坡和印度采用的也是這種辦法,但具體模式有所不同。對我們最合適的方式是什么,則需要謹慎、細致的研究。

記者:到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6591億美元,我們確實需要這么多的外匯儲備嗎？

李揚:外匯的流入是比較難控制的一個過程。中國國際儲備的來源有四: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不明資金流入、國內居民（包括企業和居民）的外幣存款。在中國官方統計中,居民手中的外匯是不算在內的。到去年底,這筆外匯存款約2000億美元,居民和企業各占一半,按照今年的狀況,可能還是上千億美金。這種情況會積累通貨膨脹的壓力。由于人民銀行一天有七個億到八個億美金的進入,貨幣供應壓力大增。

盡管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一些漏洞,但有近6600億美元外匯儲備,就穩定多了。這些錢可以增加我們干預外匯市場的能力,影響國際投機資本。外匯儲備可以提高貨幣政策信譽,穩定匯率預期。儲備主要不是為了用,而是保持人們對本國貨幣的信心,保持政府對市場最后干預的能力。

第9篇：貨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標價貨幣；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0)01-0005-07

國際貿易中選擇什么貨幣作為標價貨幣，是使用出口商貨幣(exporter currency)、進口商貨幣(importer currency)還是第三方貨幣(third currency or vehicle currency)，是國際經濟學中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不但對于國際貿易中的出口企業和進口企業(直接面臨匯率、需求等風險的經濟主體)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一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以及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中關鍵的一個影響渠道就是匯率波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傳導，如果以本國貨幣為標價貨幣。進口匯率傳導會很低。而出口匯率傳導很高，如果以貿易對象國貨幣為標價貨幣，則正好相反，如果以第三方貨幣為標價貨幣，則貿易的交易國雙方貨幣匯率波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傳導可能都比較低。從近期快速發展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文獻來看，匯率傳導會通過影響名義價格剛性從而作用于最優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選擇。此外，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中國最終的發展目標，而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任何一個國際貨幣首先都是成為本國國際貿易中的主要標價貨幣，然后再逐漸成為主要的儲備貨幣和流通貨幣，因此，研究國際貿易中的標價貨幣選擇也為中國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理論支持和國外經驗。

一、內生標價貨幣選擇的理論基礎

國際經濟學家很早就關注國際貿易中的貨幣選擇問題，但早期文獻主要關注于為什么存在工具貨幣以及什么樣的貨幣能夠成為工具貨幣。Swoboda(1968)強調貨幣作為一種交易中介的作用，尤其是作為金融交易的而不是貿易交易，所選擇的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要具有高度流動性，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帶來貨幣使用收益，因此，他指出那些能成為工具貨幣的國家必須：(1)擁有較大的國際貿易量和外匯市場上本國貨幣的大規模交易量；(2)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Magee and Rao(1980)則認為國際貿易中工具貨幣的存在的原因還包括信息成本和主要工具貨幣的跨期穩定性。McKirmon(1979)指出對于高度同質化的初級產品來說，以相同的貨幣標價可以使得交易更有效率。Grassman(1973)研究了瑞典1968年后的進出口數據，發現66％的出口以瑞典克朗標價，而只有26％的進口以瑞典克朗標價。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制造品的貿易主要以出口商貨幣定價的規律稱之為“Grass，man法則”(Grassman’s law)，并且被Page(1981)、Carse and Wood(1979)、Bilson(1983)等不斷證實。Rev(2001)構建了一個三國的世界經濟模型來研究工具貨幣的使用，她認為一國在全球貿易中的高份額和外匯交易中的低成本會形成該國貨幣的“厚的市場外部性”(thick market externalities)，在一個類似于Kiyotaki and Wfight(1989)的模型假定下，這種外部性增加了交易雙方配對成功的概率，從而實現交易過程中的規模收益遞增。這些文獻雖然為人們理解標價貨幣的選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它們都是從經驗觀察或者宏觀層面來分析，缺乏相對明確的微觀基礎，所以國際經濟學家一直致力于從微觀角度來研究進出口企業的標價貨幣選擇，尤其是近一些年取得了很多成果。

就理論基礎而言，內生標價貨幣選擇的理論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局部均衡模型到一般均衡模型。局部均衡模型一般假定匯率風險、出口商的成本和需求函數都是外生的，而一般均衡模型則將其內生化。

(一)局部均衡模型

Baron(1976)和Giovannini(1988)是最早從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標價貨幣選擇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均假定生產、定價和出口決定同時作出的。Bamn(1976)發現，如果需求價格曲線是線性的，而邊際成本不變，則以進口商貨幣定價對出口企業來說可以獲取最高的期望利潤。Giovannini(1988)假定匯率是風險的唯一來源，認為需求函數和成本函數的形狀決定采用什么貨幣。Donnenfeld and Zilcha(1991)則假定出口企業的順序是生產、定價和銷售，指出在當一個企業在本國和外國市場上處于壟斷地位的時候，采用那種貨幣標價不但取決于收益和成本函數的凸性，還取決于匯率不確定性的程度，匯率風險高時一般采用進口商貨幣標價。但他們沒有分析第三方貨幣的作用。

Johnson and Pick(1997)擴展了Giovannini(1988)的模型，將工具貨幣選擇加入進去，和Donnenfeld and Zicha(1991)不同，他們假設出口企業的順序是定價、生產和銷售，發現在壟斷狀態下，進口商貨幣標價和出口商貨幣標價都是優于工具貨幣標價，但是如果存在一個競爭型出口商，并且該出口商使用工具貨幣標價時，他們證明即使不存在貨幣的交易成本和出口商的風險中性，使用工具貨幣標價也是可能的，他們認為這是由于出口商面對競爭時，為了固定產品的相對價格來降低不確定性時，隨對手標價貨幣選擇成為受益最大化的選擇。他們的理論表明了標價貨幣選擇的相互依賴性。但是它們只能解釋國際貿易中初級產品的貨幣選擇，尤其是美元的工具貨幣的作用，對于差異化產品的解釋不足。

Friberg(1998)認為以往的模型存在兩個不真實的隱含假設：風險中性和沒有遠期貨幣市場，所以他將風險規避和遠期貨幣市場納入到模型中，在一個壟斷模型中，他證明了風險規避和遠期貨幣市場假設并不會改變出口商是采用出口商貨幣、進口商貨幣或第三種貨幣來標價的結論，標價貨幣的選擇仍然主要取決于需求函數和成本函數的形狀。此外，他還將貨幣標價選擇和匯率傳導文獻連接起來，指出無匯率風險狀態下匯率不完全傳導的充分條件同時也是存在匯率波動條件下以進口商貨幣標價的充分條件，導致這種等價性的原因在于兩者都是穩定需求的方式。他的這種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從匯率傳導的角度來分析貨幣標價問題為后面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啟發。

Novy(2006)受到名義匯率對進口和批發價格的傳導彈性遠高于對消費者價格的傳導彈性的現實的啟示，認為這表明企業所面臨的相當部分成本是由外幣標價的，事實上對于許多國家的企業來說，生產成本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使用外國貨幣(如美元等工具貨幣)標價的，如石油、礦產資源、農產品等。這種以外

幣標價成本的存在會影響到出口企業對出口標價貨幣的選擇。他構建了一個壟斷競爭的三國模型，假定j國企業在生產時包括不同國家貨幣標價的投入要素，他發現企業出口標價貨幣的選擇既受到對沖成本的影響，也受到匯率波動性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企業所面對的成本有很大部分由某國貨幣k計價，企業傾向于以該國貨幣標價來對沖成本，如果該國貨幣k和其他投入要素的標價貨幣1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則兩種貨幣標價可以相互替代。但是貨幣k自身很不穩定時，此時會出現多重均衡，取決于成本標價貨幣的比重、投入要素的各標價貨幣之間的相關性等具體的參數沒置，即對沖成本動機和價格、匯率穩定動機的平衡，他的理論從企業層面對為什么美元作為工具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的遠高于自身貿易份額的使用程度作出了一個很好的解釋。

和Novy(2006)假定生產函數規模收益不變不同，Goldberg and Tille(2008)的三國模型則假設規模收益遞減，他們得到下面三個結論：(1)出口商傾向于跟隨競爭者使用標價貨幣來防范產出波動，尤其是當企業面臨著規模收益遞減和產品替代彈性很高的時候，他們稱之為“聚合動機”(coalescing motive)。(2)出口商標價貨幣的選擇隨著宏觀經濟波動性的影響，尤其是匯率通過要素價格和總需求波動對邊際成本的影響程度的大小會影響到企業如何選擇標價貨幣對沖成本和收益的變動，而匯率波動方差和匯率與工資、總需求的協方差的比率也會影響標價貨幣的選擇，即匯率的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3)外匯市場上貨幣的交易成本雖然會對企業標價貨幣的選擇有影響，但是在程度上不如競爭者選擇(“聚合動機”)的影響大。

上述的局部均衡分析都是靜態的。而且沒有分析“歷史”、預期等在出口商標價貨幣選擇中的作用，尤其是美元作為工具貨幣中的廣泛應用，如東亞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有很長的歷史，并且直到現在對于幾乎所有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美元現在依然在國際貿易占絕對主導地位。Fukuda and Ono(2006)的研究主要解釋這個問題。他們首先構建了一個靜態的三國壟斷競爭模型，分析表明預期會對標價貨幣的選擇產生重要影響，當企業競爭比較激烈的時候，這種預期存在“羊群效應”，當某個出口企業預期其他出口企業會以某個工具貨幣定價，它也會跟隨其他企業來使自己不偏離這些競爭者，然后他們將模型擴展到動態，并假定出口廠商以Taylor(1980，2000)的方式對出口價格進行交錯調整(staggered price-setting)，利用動態納什均衡分析方法，他們證明了“歷史”也是標價貨幣選擇的一個關鍵因素，尤其是在面對激烈競爭的時候，“標價貨幣的選擇往往顯示出對“歷史”的路徑依賴和慣性的特征。

在一個類似的動態交錯價格設定假定下，Gooinath et al_(20071區分了兩種匯率傳導，中期匯率傳導(medium-run pass-through)和長期匯率傳導。(long-run pass-through)。前者定義為其他企業沒有調整價格而只有自身進行調整時的對匯率變動的反應，后者定義為所有企業都作出價格調整時對匯率變動的反應，真正影響企業標價貨幣選擇的是中期匯率傳導，具體來說，當0

(二)一般均衡模型

隨著以Obsffeld和Rogoff為代表的“新開放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學”(new open-economy macroeeonomiesl的快速發展，學者越來越不滿足于局部均衡分析和各種外生性的假定，認為匯率波動是由于生產沖擊、貨幣沖擊等各種沖擊所致，這些沖擊同時又會影響到其他經濟變量，于是從更大的層面上來影響出口商的標價貨幣的選擇，從而將局部均衡中的外生性因素內生化，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有Bacchetta andvan Wincoop(2005)、Devereux and Engel(2001)、Dev―ereux et al，(2004)、Engel(2006)等。

Baceheua and van Wincoop(2005)則建立了一個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兩國模型。假定出口企業面臨著不變彈性的需求和成本函數，即D(p)=p+，C(q)=wq，u是需求價格彈性，w為工資率，在壟斷條件下，如果u(-1)1，則以進口商貨幣標價。然后，他們考察了出口國市場份額和企業戰略互動對標價貨幣選擇的影響，假設某行業內本國有N個企業出口到外國市場，而外國國內有N+個企業，則出口國市場份額為n=N／(N+N)，在一個具有差異化產品替代彈性為u(u>1)的CES效用函數下，同時定義n=0.5-0.5／u(h-1)，他們得到以下三個結論：(1)如果u(q-1)1，并且n1，并且n>n，此時存在多重均衡，當存在很多國家都向某國出口時，但如果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份額很大，此時貨幣聯盟會顯著地提高以出口商貨幣標價的概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基礎上，他們將模型擴展到一般均衡中。貨幣以現金先行(cash-in-advance，CIA)的方式引入，匯率就表示成兩國貨幣供給的比率，這樣貨幣供給沖擊成為匯率不確定性的來源，在名義工資剛性情況下，結果和局部均衡結果唯一的差別在于用(u-1)(n-1)代替u(n-1)，這樣企業以出口商貨幣標價的區域擴大了一些，他們認為這是由于與本幣標價相關的需求風險下降。出口商貨幣貶值會增加需求，但貶值又意味著外國貨幣供給的下降。又降低了需求，進而抵消了一部分的需求風險，從而增加了出口商貨幣標價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假定存在一個完備的資產市場，。此時外國需求和本國、外國的貨幣供給正相關，本幣貶值也意味著本國貨幣供給的增加，從而弱化了對需求風險的抵消效應，降低以出口商貨幣標價的吸引力。在實際工資剛性情況下，國家規模對出口貨幣標價有重要影響，其中大國企業和名義工資剛性情況下一樣，但小國企業則比名義工資剛性情況下更可能以進口商貨幣標價，這是反映了匯率波動對不同規模國家的價格指數和名義工資影響的不對稱性。

Bacchetta and van Wincoop(2005)的分析是在一個靜態一般均衡模型，而Devereux and Engel(2001)建立了一個動態開放經濟的兩國均衡模型，和CIA不同，他們使用MIU(內含貨幣效用)的效用函數，分別分析了完全風險分擔和無風險分擔兩種情況下出口

企業標價貨幣的選擇。無風險分擔是指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必須平衡，即國內消費必須和國內收入相等，在他們的模型中，同時也意味著各國居民消費的名義價值要相等，而有風險分擔指存在一些債券可以在國家間流動，此時P，為以外幣標價的價格，S。為匯率，r0為常數，取決于初始狀態，各國居民的消費不需要一定相等，但是消費、價格和匯率之間存在固定的關系。結果表明，在完全風險分擔情況下，兩國的出口企業當Var1-l(mt)Vatt(m*)時，選擇以外幣標價，即出口企業選擇以具有較低供給方差的貨幣標價；而在完全風險分擔狀態下，標價貨幣的選擇不僅取決于兩國貨幣供給方差，還取決于相對風險規避系數(風險規避程度)和本國生產產品種類(在0-1的產品連續統中的范圍)。Devereux et al，f2004)進一步將貨幣供給波動、匯率傳導與標價貨幣選擇聯系起來，并引申出一個政策含義：通過一個成功的貨幣穩定政策，降低貨幣增長的方差，該國會獲得一個價格穩定“紅利”(price-stability‘bonus’)，這是由于更多的外國出口商以該國貨幣標價，降低了匯率變動對CPI的影響。

Engel(2006)在一般均衡的層面上拓展了匯率傳導和出口商貨幣標價之間的關系，他主要研究了粘性價格設定和彈性價格設定兩種條件下出口商標價貨幣選擇問題的聯系，在其構建的壟斷出口廠商模型框架下，利用二項式近似方法，他證明了粘性價格設定下出口商選擇本幣標價等價于彈性價格設定下匯率傳導彈性B-0.5。此外，他還對上述一系列的模型，中匯率傳導和標價貨幣選擇的關系納入到他的模型中，并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盡管由于數據稀缺的原因，對國際貿易中的標價貨幣選擇的實證分析并不多，但還是有一些學者利用有限的資料和數據對該問題進行了經驗研究，表1列示了主要的一些實證研究的情況和結論。

三、小結及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

無論是理論模型還是實證分析都表明：貿易標價貨幣的選擇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既包括本國市場份額、貿易國市場份額、是否為差異化產品等市場結構因素，也有匯率風險、匯率制度等匯率因素，此外還包括金融市場、外匯市場發展程度、企業治理結構、企業規模、貿易類型(是否為公司內貿易)、宏觀經濟變量(通脹率、失業率等)、歷史習慣以及貨幣國際化等有意識的戰略行為等因素，所以要分析和研究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選擇什么樣的貨幣作為標價貨幣時，必須十分慎重。表2前三欄總結了影響企業出口標價貨幣的選擇因素。盡管學者們的研究使人們逐漸清楚企業標價貨幣選擇的內在邏輯和機制，但是從目前來看，這些研究依然不是很成熟，還不能和國際經濟學中的許多主題很好的連接起來，如與開放條件下最優匯率、貨幣政策選擇、最優貨幣區理論等的聯系仍感欠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開放宏觀經濟學”中的模型還沒有將標價貨幣選擇問題完美地融入其框架和體系中，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本文上述的一般均衡模型還沒有能夠分析存在第三方貨幣(工具貨幣)條件下的標價貨幣選擇問題，而這可能也是未來國際經濟學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經過近幾年的推動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區域化進程緩慢而實質性地向前推進。國家也出臺了一些相應的政策，國人也對人民幣國際化報以很大的期望。而前文已經指出人民幣的國際化的第一步就是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作為標價貨幣的比重和份額，結合上文的分析，我們在表2的第四、第五欄給出中國現在在出口企業采取人民幣標價的既有的基礎條件，并做了相應的優劣勢分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中國在貿易份額、匯率波動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在本國金融市場成熟程度、資本項目管制、產品定價能力、出口目的地方向、東亞特征以及進口要素比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劣勢，因此增加人民幣作為標價貨幣的比重是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過程，短期內讓企業較多地使用人民幣標價存在巨大困難。

從出口企業的貨幣標價角度來講，要實現在國際貿易交易上面的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1、人民幣國際化的各種措施最終的落腳點應該是使企業自愿選擇人民幣作為標價貨幣，那么首當其沖的是要清楚中國貿易中的企業在進出口中標價貨幣選擇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從目前來看還沒有專門的論文或公開資料研究這個問題，而這正是有關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基礎。

2、從現實來看，保持人民幣穩定，減少人民幣的波動程度，發展人民幣外匯市場，降低人民幣兌換和交易成本，穩定國內通貨膨脹都會有利于提高人民幣作為標價貨幣的使用比例。

3、對不同的國家的貿易企業在政策上應有所偏重。考慮到不同貿易對象國的差異會對企業標價貨幣選擇有重要影響，人民幣的國際化應重點放在與中國貿易中產品差異化程度較大、國際貿易份額較低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