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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特征是主要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有標準化和模擬個性的特色。大眾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內,它是一個社會內與公眾輿論、價值觀念、社會時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趨同、基本適應的、又是與傳統文化核心內容有直接傳承關系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費性、娛樂性、商業性、產業性等種種特征。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漸獲得了主體意識的民眾,不僅需要新的娛樂形式,而且也需要表達這一階層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與此現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興旺發達及最體現大眾文化特征的晚報和都市報的異軍突起,成為報業發展的生力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有趣或是諷刺現象是嚴肅文學的節節敗退和向通俗文學的靠攏。有資料顯示,安徽的《江淮文藝》改名為《通俗文學》、天津的《新港》改名為《文娛世界》、北京的《評論選刊》改名為《熱點文學》。報刊結構、內容數量的變化演繹在說明,大眾文化的巨大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無所不有,無處不在。它不僅無形中解構了過去一體化的文化專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過大眾傳播得到充分發揮,即演繹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繹得無可抗拒。
文化對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影響作用在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媒差異上也得到了充分凸顯。我們可以說,一個最突出的例證是東西方傳媒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差異本身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代表,在此我們不作論證。以中國傳媒為例,南北大眾傳媒有很大不同。北派傳媒(以北京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當然也不乏前衛。因為北京是首都,是先進文化最先引薦和爭鳴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氣、天子腳下的豪邁與責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質樸洗練富有沖擊力。語言簡練準確沉穩。而南方的報紙則信息性、商業性很強,注重輿論監督,娛樂版追逐時
尚、流行和明星,重視商業經濟。在編排上花哨生動搶眼,更前衛,是一種快餐文化。南北傳媒風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眾文化氛圍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傳媒。因為傳媒是思想意識的喉舌,文化引導、影響了傳媒的特色風格與品位。
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塑造者、引導者。大眾傳媒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過大眾傳媒建構了電視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搖滾文化等。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大眾文化,不經過大眾傳播,就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而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因為大眾傳媒通過傳播的議題設置功能,能讓人們感覺到那些被大眾傳媒所關注的傳播內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眾文化在現今時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娛樂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們欲望的膨脹和它無處不在的商業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資源都有可能被大眾文化形態納入市場,在新的包裝挖掘之后變為文化消費品。這一巨大解構力和浸染力使得嚴肅文化和經典作品也被演繹為大眾文化,并成為暢銷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與解構
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相互間的巨大作用與影響相互碰撞的直接結果是造成對它服務的對象———人的傷害。特別是當媒介在文化領域已取得決定作用和關鍵性地位時,現代媒介傳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們認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選擇性的建構了社會知識的社會影像。我們透過這些知識和影像才能建構我們的生活,即傳播學中的人們所處的第二世界和虛幻世界。這是個不真實的世界,但人類只有通過這個不真實的世界去認識世界,因為媒體對于我們來說是如此重要,離開它,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狹隘并且不現實。媒介是我們認識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即訊息。
大眾傳播對大眾文化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娛樂功能的發揮使得兩者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使得大眾傳媒和大眾逐漸變得物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驅動之下,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顯示出享樂傾向和游戲特征。這些欲望刺激產生的文化垃圾無助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靈世界的升華,造成文化消費的媚俗低級傾向,嚴重地敗壞了大眾的品位和文化修養水平,而且使人們更多地依賴電視等媒介,成為畸形的電視人或單面人。
現代傳媒造成了人的異化。大眾文化具有膚淺性、無根性、商業性的特征。馬爾庫塞指出,如果面對大眾的信息傳播是完全和諧而且不斷經常不留痕跡地把藝術、政治、宗教、廣告節目融合在一起,他們使文化領域恢復了對他們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覺,靈魂的音樂也是售貨術的音樂,人們考慮的不是真正的價值而是交換價值。大眾文化的商品性把人類異化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費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所啟動的大眾文化市場構成了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的巨大沖擊,使其在文化重構中以妥協退讓為代價以適應市場,適應這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大眾文化設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類在大眾文化消費中耗盡了空閑時間,失去了接觸高級文化的機會。媒介在給予人們充分選擇自由的幌子下,制約了人們接觸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類似于自然環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互動削弱了文化的社會功能。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超越現實,給人們提供一個理想目標,即包含有否定現實的異端因素。文化的這種否定功能隨著大眾文化的產生而逐漸削弱甚至消失。這是因為將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用于高級文化,從而將其中的異端觀點現實化,將理想物質化。由于大眾文化取消對現實的懷疑、排斥、超越,人便變成為生意的、現實的、物質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與重構
從以上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互動關系我們可以看出,大眾文化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其中通過大眾傳媒對人們的影響更為深刻。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在商業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眾傳媒這個以傳播精神思想文化內容為主的文化產業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對大眾文化的過多關注和商業性追逐使其逐漸失去了其本應具有的思想行為指路明燈的作用。
關鍵詞:大眾傳播 異化 主體性 社會性
當今社會,大眾傳播的影響力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現代社會的人們己經被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網絡等一系列大眾傳播媒介所包圍。人們已經習慣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利用大眾傳播、享受大眾傳播為自己所帶來的信息、娛樂等,大眾傳播也滲透性地融入到整個現代人類社會之中,并成為人類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謂交往?交往理論學者姚紀綱對交往是這樣定義的:“哲學上的交往范疇就是指人與人或人群與共同體之間為了變革世界和生存環境的目的,通過媒體中介而開展的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相互改造的各種實踐活動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會關系。交往行為從動態上看產生出人的各種交往實踐活動,從靜態上看則形成了人們之間的種種交往關系狀態,它是人的社會化根源和動力之所在。”①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哲學范疇上的交往的媒介也是媒體中介,而現今最廣泛傳播的媒體中介就是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大眾傳播領域下的交往是人的基本活動之一,它是人的社會化根源和動力所在。
人在進行物質交往的同時,也有信息交往的需求。馬克思對人的本質曾作過一個經典表述:“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②這一定義準確地概括出了人的社會性和現實性。馬克思認為,人和人要發生社會關系必須有個前提就是這個人是進行生產活動的人。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重要標志之一是交往。當今人類正在從工業社會步入信息社會,信息傳播技術和交通技術的迅猛發展,這是人類最突出的勞動成果,這些成果又極大的促進了人類的交往。難以想象,現今人類沒有傳播,世界將會怎樣。可以說大眾傳播是人交往本質推動下的結果,同時它也體現著人的交往本質。人要完成其社會性,建立其社會關系就必須以交往為前提。如果人和人之間不進行交往,那么人只能是“孤獨個體”,這個人就沒有任何社會關系,失去了其本質的社會性,那么他也就不是現實意義上的人了。
從歷史上看,人創造了大眾傳播,而大眾傳播也對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人創造和發展大眾傳播的初衷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更廣泛的交往需求,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但是,大眾傳播反過來又對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這就是大眾傳播中人的異化問題。
“異化”最早出現在德國的古典哲學中。如在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中,異化是指精神的異化,精神外化為物質后,就感到有一種與人的本性相對立的力量制約著自身。而費爾巴哈將異化概念運用在對宗教的批判上。他認為,神是人想象出來的,卻反而控制和支配人,因此“人在宗教中將他自己的隱秘的本質對象化。宗教使人的本質割裂開來。”③人的化問題是馬克思早期哲學思想內容之一。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分析,抓住了工人及其產品異化這一事實,得出了異化勞動的四個理論,即從生產結果、生產過程、人的類本質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全面分析了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認為,“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個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④馬克思由勞動本身的異化進而推論出人類的本質同人相異化,人和人的關系發生異化。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于“自由自覺的活動”,由于“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走了他的生產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活”,因而“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⑤如此一來,便使得人同人的真正本質相異化。
本文所探討的大眾傳播使人異化的過程可以用馬克思關于勞動使人異化的理論進行闡釋。其共同點是造成的結果都是使人與人的本質相異化,即限制和扼殺人的某些本性,同時又被迫適應物的要求和需要,突出和放大人的某些負面本性,使之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人逐步喪失其精神獨立自主性。因此,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說,交往的異化可以理解為人在交往過程中由于自身矛盾而產生自己的對立面,產生客體,而這個客體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凌駕于主體之上,轉過來束縛主體,壓制主體。具體而言,大眾傳播視野下交往的異化可以分為人交往主體性異化和人交往社會性異化。
一、人交往主體性異化。人自身的創造活動是一個開放的、生成的過程,即人是一種按應然的價值追求超越其事實存在而可能是或將來生成的存在,這便是人的主體性。主體性與客體性是辯證統一的。主體與客體是主客體關系的兩極,在主客體關系中,主體與客體是相互作用的,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既表現出主體性,即確立、維持其主體地位,發揮其主導作用,又要受到客體的影響和制約。交往是人作為主體間的交往,交往是按照“主體――中介――主體”的模式進行的。這里的“中介”是交往的客體。但當“中介”這個客體超越主體而存在時,就產生了人交往主體性的異化。
在大眾傳播領域中,人與人交往的客體便是大眾傳播。大眾傳播的存在使得人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了,人可以通過大眾傳播知道遠在千里之外的事,也可以知道歷史上幾千年的事,這極大豐富了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基于此,著名傳播學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并指出這不單單是人的感官的延伸,而且還是人智力的延伸。作為一個能動的、具有創造力的個體,人創造和發展了大眾傳播,幫助人更好的進行交往活動。但是,大眾傳播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了人的主體性異化,表現為人對大眾傳播的依賴。大眾媒介是人的附屬品、占有物,但當人的存在必須通過占有物來體現時,那么人就產生了對占有物的依賴性。一方面,人不得不通過大眾傳播來了解這個世界每天發生的事情,否則就與這個世界脫軌。并且,人通過大眾傳播獲得的信息越多,就越離不開大眾傳播,其依賴性就越強,就越容易喪失自我的主體性,成為大眾傳播的附庸。另一方面,人越來越試圖通過大眾傳播尤其是電子網絡來宣示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的存在。電子網絡成為人的領地,人熱衷于在虛擬世界中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成就,離開虛擬世界,人只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個體。總之,大眾傳播從人的需要變成人的必需,從人的必需又變成人的依賴,人成為大眾傳播的附庸而非大眾傳播的主體。
二、人交往社會性異化。交往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行為,是人的社會關系的活化形式和動態表現。一般情況下,人和人面對面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真實性是最強的。而大眾傳播使人的交往有現實社會轉向虛擬社會。當今時代,城市化進程和大眾傳媒的發展使得傳統的社區部落急劇減少,人生活在狹小而陌生的高樓大廈里,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減少,而媒介營造的“擬態環境”式的交往在增多。擬態環境,即由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它并不是客觀環境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報道,重新加以結構化后向人們所提示的環境。因此,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
交往的虛擬化是不利于人的健康成長的,虛擬交往造成人的社會性的弱化,會增加人的孤獨與和在真實社會的不適應,這造成人交往的社會性異化。人在感嘆:“現代人哀嘆社群衰弱了,顯然不是指他的人數減少了,而是指人們之間的聯系紐帶被削弱了。”⑥在大眾傳播的影響下,尤其是在虛擬網絡社會的影響下,人患有強烈的“社交網絡綜合癥”“媒體依賴癥”,在虛擬社會中自我欣賞、自我發泄、自我沉淪。根據《2010第四屆中國網民健康狀況白皮書》最新的調查顯示,中國網民每天上網時間8-12小時的人數比例占到了36.9%,而平均每天上網5小時以上的人群中,大約有30%的人會減少跟家人、朋友的交流,10%的人會逐漸與社會隔離。在調查中,85.2%的網民認為自己缺乏熱情與積極性;70%的網民認為自己不自信;還有47%的網民認為自己很抑郁。⑦更為嚴重的是,虛擬社會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社會責任感缺失。公眾就逐漸淪落為一個缺乏社會認同、缺乏情感的虛擬社群,這加劇了人交往的社會性異化。我國著名傳播學學者喻國明在分析傳媒產業發展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時指出,“傳媒的商業化操作將導致傳媒的傳播重心遠離對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它將導致一部分青少年目光短淺、胸無大志、缺乏對于社會的責任意識。”⑧
綜合以上兩個異化的方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大眾傳播是借媒介來進行的交往形式,媒介的復雜性和普遍性實際上增加了人與人交往的難度,使得“人無法同客觀世界發生關系,而只能和共同的社會世界或獨自的主觀世界建立起聯系。”⑨我們無時無刻不被大眾傳播帶來的信息所包圍,大眾傳播的發展不僅沒有促進人的交往,反而增加了人交往的復雜性。于是,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即大眾傳播的悖論:一方面大眾傳播是人的延伸,極大地促進了人對社會的認知和人與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又束縛了人的認知深度和交往程度。大眾傳播傳播什么,我們才能認識到什么,并且認識到的事物不一定準確客觀;一方面大眾傳播給予人更多的信息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人不能自由的選擇信息;一方面豐富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卻又使人成為娛樂的附庸。一方面大眾傳播方便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使人在交往的過程中逐漸異化,成為孤獨、缺乏社會責任的個體。
大眾傳播有好的影響和壞的影,一方面促進了人的交往、人的發展,另一方面卻束縛了人的自由主動發展而使之異化。實際上,這兩方面是辯證和統一的。人應該拋棄信息無限占有的欲望,把大眾傳播當成人實現主體性和社會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應該對大眾傳播有理性的認識,運用大眾傳播要有適度的安排。最關鍵的是一切要以服務自我主體性為目的,人是大眾傳播的主人,而決不能成為交往的奴隸。這樣才能成為馬克思所說的“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據為己有,從而成為‘具有人的本質全部豐富性的人’。”⑩
(作者單位:理工大學)欄目責編:陳道生
注釋:①姚紀綱著:《交往的世界――當代交往理論探索》,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4頁。
②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8、29頁。
③[德]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下卷)》,三聯書店,1962版第60頁。
④[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4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97頁。
⑥杜俊飛著:《彌漫的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版第305頁。
⑦《2010第四屆中國網民健康狀況白皮書》,http://。
關鍵詞:議程設置 擬態環境 構建
印度神話中有這樣一則:“其實世間的一切,不過是梵天做的一場夢,你我都活在他的夢中。梵天一旦睜眼,這個世界便消失了,直到他再次睡去,周而復始。”在這則神話中,梵天做夢才是真實,而世間的一切不過是梵天構建的“擬態環境”。而人們的生活,所接觸的世界是否就如同這則神話,只不過是梵天做的一場夢,所不同的是傳播扮演了梵天的角色,在我們稱之為“議程設置”的傳播理論中構建了一個“真實”的“擬態環境”。
電影《楚門的世界》就是向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某電視制作公司收養了一名嬰兒,他們刻意培養他使其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紀實性肥皂劇《楚門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為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這一切卻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該劇的唯一主角――楚門。楚門看上去似乎過著與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卻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鐘都有上千部攝像機在對著他,更不知道身邊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內的所有人都是《楚門的世界》的演員。以電視臺為代表的大眾傳播媒介,演員們共同制造的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以及楚門毫不知情的自我傳播最終為楚門構建了桃源島這個“真實”的擬態環境。
在探索本文結論的過程中,本人通過對《楚門曲世界》進行傳播學層面的分析,深入思考李普曼在《輿論學》中提出的“擬態環境”和“議程設置”的理論,并且在下面幾個方面對這一傳統經典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真實環境與擬態環境之間的區別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人物――擬態環境。人們的行為是在對擬態環境作出反應。但因為是行為,如果見諸行動,行為后果就不是出現在刺激行為的擬態環境中,而是在行動發生的真實環境中。……因為,在社會生活層面上,所謂人作出適應環境的調整是以虛構為媒介來進行的。”李普曼認為人們是生活在“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疊合的雙重環境中,擬態環境和真實環境是同時存在,但又是截然不同的。就好像北方的人經常會問“云南是不是遍地都是孔雀,出門都是騎大象”,這就是他們通過各種信息來源渠道形成了云南的“擬態環境”,而真實的云南是一個與其他城市一樣的現代化都市,既沒有那么多孔雀,也不可能騎大象出門。在這個例子中,可“清晰地辨別擬態環境和真實環境,它們之間的區別涇渭分明。
但是我認為,從大眾層面來說,擬態環境和真實環境是客觀存在的。它們之間有著不同的區別。然而對于作為個體的人來說并不存在真實環境與虛擬環境的區別,二者應該是同一的,所不同僅僅是人自身的意識發生了改變。就好像在電影《楚門的世界》中,在大眾的服里,在真實的世界中,楚門作為一部泡沫劇的主角才是他生活的真實,而桃源島上楚門的生活不過是媒體刻意為之的“擬態環境”。然而在楚門意識到他的生活是一場演出之前,他的工作、朋友、家人等構成了他的生活環境,這些對于楚門這個人本身來說就是真實環境。直到他意識到自己的生活不過是一部肥皂劇,桃源鎮對于他才成了虛幻的存在。再舉一個例子說明,二戰時期逃入深山的日本兵一直不知道戰爭的結束,那么對于他來說二戰仍然在持續就是他的真實環境,盡管對于大眾來說“戰爭沒結束”不過是“擬態環境”。
不僅是大眾傳播構建擬態環境
“回過頭來看,我們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環境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我們看到,報道現實環境的新聞傳遞給我們時快時慢,但我們把自己認為是真實的東西當作現實環境本身來對待。”李普曼對“擬態環境”進行闡述時用的是“報道現實環境的新聞”,傳統理論認為擬態環境通過大眾傳播得到構建。就像《楚門的世界》中,電視媒介搭建了桃源島這個平臺,虛擬了楚門的生活環境,并且通過電視這一大眾傳播媒介向大眾展示這一“擬態環境”。
但是我認為在“擬態環境”的構建中不僅僅是大眾傳播媒介發揮了作用,而應該是包括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甚至是自我傳播在內的所有傳播方式共同構建了“擬態環境”。例如在《楚門的世界》中,楚門所處的桃源島這一擬態環境就是由演員構成的人際傳播、電視媒體參與在內的大眾傳播,甚至是楚門自身的自我傳播共同構建的。當楚門通過人際傳播得知他所處的世界不過是一場鬧劇,他的自我傳播在其中不斷地深化“鬧劇”這一事實,最終他從桃源島逃離出來,但是誰又能保證楚門之后的生活就是完全真實的呢?其實出走的生活不過是各種傳播方式合力打造下的叉一個屬于楚門的“擬態環境”。再舉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朋友們對一個人的評價如果是“溫柔的”,那在平時的信息傳遞過程中就會強化這個人的這一特質,最終讓其真的很“溫柔”,這就是人際傳播對“擬態環境”的構建。
關于議程設置理論廣義范圍的探討
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認為議程設置是大眾傳播的重要社會功能和效果之一。該理論認為在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中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與傳播媒介的報道活動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對應的關系,傳播媒介給予的強調越多,公眾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越高。根據這種高度對應的相關關系,可以判斷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形成社會“議事日程”的功能,傳播媒介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公眾矚目的焦點和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得到三個關鍵詞:“公眾”、“公共事件”、“大眾傳媒”,也就意味著“議程設置”理論只有在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
然而在現今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只是大眾傳媒,其他的傳播媒介在傳播過程中也體現了“議程設置”理論,比如和朋友交談時通常會把感興趣的話題進行排列,并且期望通過話題的排列和強調改變或者強化朋友的態度。因此可以把議程設置理論的關鍵詞做一個范圍延伸,把“公眾”、“公共事件”、“大眾傳媒”改為“所有人”(包括公眾和個體)、“事件”、“傳播”(包括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大眾傳播)。由此得到一個議程設置理論的新概念:所有個體的人對事件的認識和判斷與傳播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對應的正相關關系。傳播過程中,傳播者通過對“議題”的排列和高度強調影響人們對事件的判斷和觀點的形成,同時影響人們的行動。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理論認為大眾傳播構建了擬態環境,擬態環境和真實環境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人們生活在擬態環境和真實環境疊合的雙重環境中。另外,“議程設置”是大眾媒介通過對公眾事件進行議題的設置從而影響公眾的態度,最終導致公眾的行為發生改變。
而我的結論可以通過三個層面進行闡述:第一個層面,是傳播而非僅僅是大眾傳播構建了“擬態環境”;第二個層面,議程設置對于“擬態環境”的構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議程設置的最終結果就是構建了“擬態環境”;第三個層面,就個人而言,在議程設置中構建的是真實的“擬態環境”。
“廣義議程設置構建‘真實’的擬態環境”的現實意義
首先,通過這個結論我們不得不對目前比較流行的“大眾傳媒構建擬態環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的說法進行反思。比如前段時間熱議的網游玩家跳樓事件,各方都認為在該起事件中網絡游戲負有主要責任。然而這一“擬態環境”不僅僅是網絡這個大眾傳播媒介造成的,在小男孩所處擬態環境的構建過程中有大眾媒介的因素,也有網絡游戲其他玩家的人際傳播元素,還有小男孩自身自我傳播強化的因素。它是一個多方面傳播造成的后果,而不僅僅是大眾傳播的錯。
[內容摘要]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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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出的知識產權、文化侵略等等成為貿易各方常常爭論不休的問題。此外,由于大眾傳播工具用途的開發,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競相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時髦方式。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僅在相互促進,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一、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發展中相互促進
1.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決策變得更為快捷和準確。
大眾傳播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快捷,這主要體現在貿
17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掌握了許多通訊工具和手段,其中報紙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新式傳播工具也在古羅馬帝國和中國唐朝出現了。這時,報紙主要用于為地中海和尼德蘭地區商人們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況,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國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上百年。這樣,商人們決策時就有了較多的信息,從而使得決策更為準確。所以說,大眾傳播工具一開始就直接和國際貿易有聯系。隨著印刷傳媒的發展,其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功能對國際貿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種國際經濟信息,報道國際經濟領域的最新事態,評述國際經濟新近變動的重大事件,預測國際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影響,為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依據。
到了20世紀,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間的阻隔、國界的限制,覆蓋面廣,這就為貿易決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務。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發展非常迅速,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戰中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電子媒介的信息傳播特點恰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
20世紀末,網絡的出現使得全球各國、各地區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它打破了傳統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為中心的跨國界的虛擬空間。網絡使大眾傳播領域又發生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也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網上的信息具有極大豐富、多媒體形態、迅速及時、全球傳播、便于檢索、交互等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可以為貿易決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絡與貿易的直接結合,如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從而使得貿易過程更為快捷。
2.國際貿易促進大眾傳播的效果。
國際貿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在促進著大眾傳播的效果實現。這不僅體現在有形和無形貿易本身所蘊含的商品與服務信息的傳播與交流,而且體現在貿易渠道的通暢也使得大眾傳播的效果更易達到。因為當今世界各國間的力量對比已由過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對抗,轉變為主要是經濟和科技的較量。經濟實力決定著一國的綜合國力,關系著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這無疑會對各個國家傳播自己的文化與理念帶來影響。一個國家的外貿實力增強,會提高其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談判力量,這對大眾傳播的實踐和效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二、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1.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
(1)很多大眾傳播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客體(標的)。隨著國際貿易中無形貿易的發展,報紙、期刊、雜志等印刷媒介和廣播、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不再僅僅扮演為貿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漸成為貿易產品的一部分。影視服務貿易的興起與發展就是佐證。
影視服務業,主要包括電影和電視的媒體傳遞及其服務,它帶給人們的是對信息的直接汲取、對藝術的直接欣賞。目前,世界電影服務貿易市場廣闊,交易量大,據統計年進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國家達83%。而且,各國對進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國內生產量與國內放映總片數之比超過10%的國家也僅有30個,可見,大部分國家嚴重依賴進口電影市場。在國際電影貿易中,美國占據著主導地位。如1992年美國電影占領了英國電影市場的95%,法國的2/3。1996年美國在歐洲聯盟電影市場的總體占有率為70%。1995年到1996年歐洲同美國在電影、電視領域的貿易逆差從48億美元增加到56.5億美元①。美國電影在我國進口電影中也占據主導角色。1996—1998年我國共發行進口影片149部,其臺片37部、外國片112部。在外國片中,美國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從境外進口電視節目,而且進口的數量占整個電視節目總數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間,有的甚至達到83%,可見世界電視服務貿易也廣泛存在于各國之間。從全球來看,進口節目的絕大多數來自美國,以及相當少的一部分來自西歐和日本一些地區,如拉美3/4的進口節目來自美國。我國引進的外國電視節目情況也表明美國節目占主導地位。1994—1998年,我國引進有線節目共478部3593集(其臺53部1062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國引進無線節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臺133部3376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說,國際影視貿易十分活躍,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2)大眾傳播媒體(網絡)與國際貿易直接融合成一種新的貿易方式——網絡貿易。網絡這一新興的傳播媒體,正將整個世界聯在一起,改變著一個社會的認知結構,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也為網絡貿易敞開了大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個亮點。“網絡貿易”、“網絡商務”這些新詞在新聞媒體上也頻頻出現,越來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務功能的日臻完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網絡貿易不僅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貿易的競爭思維和行為,而且會日益成為信息化時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之一。
網絡貿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貿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加快商業周期循環、節省時間和費用、降低成本等優勢,其發展速度讓人吃驚。據統計,全球網上貿易交易額1996年只有23億美元,1997年就為250億美元,1998年達500億美元。2001—2002年可能達到3300億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長到1萬億美元。另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到2002年,通過網絡進行的國際貿易將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0%—15%。按現在網絡貿易的發展勢頭,未來十年全世界國際貿易將有1/3通過網絡來進行。可見,網絡貿易前景廣闊
2.國際貿易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個途徑。
世界各國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互通有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在國內市場就能買到世界各地的高質量、多品種以及花樣、規格繁多和性能優良的商品。此外,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還能得到他國提供的優質服務與文化產品,從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達到共享人類文化的目的。可見,無論是有形的國際貿易還是無形的國際貿易都是人類進行交流和傳播的一種途徑。
在有形國際貿易中,貿易標的是有形的貨物,我們通過貨物的進出口,不僅達到了物質方面的交流,而且能達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為每一商品本身都蘊含著豐富的知識與信息。事實也是這樣,我們正是從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諸多商品中享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外國游人也正是從中國的絲綢、茶葉等商品中享受著中國的古老文明。展望未來的國際貿易,無論在技術水平、人員素質、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將有很大的提高和改進,這必然會使大眾傳播的途徑更為通暢。
在無形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體現得更為充分。如國際技術貿易,它是傳播科學技術的重要方式,通過這種貿易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圍內先進的技術知識。國際電信服務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難想象,沒有電信服務業的發展,人類今天的交流與傳播會是什么樣子。國際影視貿易是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結合得最緊密的一個領域,我們正是從許多進口的影片、電視節目中了解著國外的風土人情,了解著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隨著國際影視貿易的日益活躍,必然更好地帶動人類文化藝術的傳播與交流。
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WTO及其他國際組織也都在積極尋找方法來規范這種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達成了協議。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且是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交流,也能促進
新聞教育進入大學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反對的聲音一方面來自于報界,一些人認為師徒 制是培養新聞記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來自于大學,1892 年報界巨頭普利策帶著捐款向哥倫 比亞大學校長塞思洛提出建立新聞學院的請求時,遭到婉言回絕,理由是設立這樣一所學院會 損害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聲譽。[2]雖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開始開設新聞 學課程或創建新聞學院,1918年北京大學也正式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但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 新聞學教育中“術”與“學”的爭論久未平息。傳播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為新聞學教育的發展 提供了良好的學術土壤,使其在大學中的學術身份與地位得到加強。傳播學在學術層面,讓研究 者們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開、廣闊無垠的研究領地;在教育層面,又給傳統新聞學帶來了更為豐 富的理論滋養與批判意識。但對于起步較晚的中國傳播學而言,傳播學與新聞學邊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與學術立場的模棱兩可,使當前中國的傳播學教育尚處于思考與探索階段,未能確 立明確的教育目標,形成鮮明的教學特色。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相比較,中國傳播學的 未來發展可簡要地歸納為三個焦點:明確“局外人”的批判視角,從“大眾傳播學”轉向“傳播 學”,以及通過加強理論建構推動學科建設。
“局內人”與“局外人”
在學術研究中,“‘局內人’指的是與研究對象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 (或比較類似的) 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局內人’之間通常共有比較類似的生活經 歷,對事物往往有比較一致的視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處在某一文化群體之外的人,與這 個群體沒有從屬關系。……由于‘局內人’之間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研究者可 能會對被研究者的某些語言和行為所隱含的意義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認為自己對這些意義已經十 分了解了,沒有必要再進行追問和探究。‘局外人’由于與被研究者分屬不同的文化群體,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與研究的現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在 研究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來幫助自己理解異文化中的某些現象。”[3]
在新聞傳播學教育中,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提出,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有嚴格分界,新聞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職業記者,而傳播學創辦的宗旨在于培養傳媒批評家與分析者。
[4] 換言之,新聞學教育是以“局內人”的理念,深入媒體文化本身,根據媒體的需要,傳承媒體 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教授媒介產品的制作細節與職業技能,而傳播學教育則應站在“局外 人”的立場,與媒介保持距離,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在美國,雖然新聞 學與傳播學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學院,二者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但近年來,對大眾傳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漸興盛。[5]
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新聞與傳播學院都開設了傳播學的相關課程,如傳播學概論、大眾傳播學 等等。但總體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在課程設置與教育理念上并無太大區別。新聞學與傳播學的 本質差異也未能在各階段的教育中得以體現。在本科教育階段,傳播學課程數量較少,大多作為 實務類課程的補充,以概論性課程為主。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傳播學胸懷廣闊地將廣播電視、廣 告、網絡、動畫等相關專業納入其中,新聞學則被相對狹義化,近乎成為“報業”的代名詞。簡 而言之,二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傳播學偏重于理論提升,新聞學專注于技能培訓;傳播學以電 子媒體、網絡新媒體等為主要的媒體依托,新聞學將報紙作為主攻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 播學教育是對傳統新聞學教育的錦上添花或領域擴張,并未顯現出獨立而強勢的發展態勢。
“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為中國傳播學教育的未來走向提供了有益參 考。傳播學對于新聞學的區別或超越,不能僅僅停留于媒介形態的差異、涵蓋面的寬窄,而應深 入到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以及教育目標、教育職能等層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維應該成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開設每一個傳播專業的學生都應該知道的公共 核心課程,在此基礎上再開設相關的技能課程。[6]
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
查菲曾不無憂慮地提出,傳播學中“小國割據”,是學術上的南斯拉夫,在“傳播”這個大 的概念下,存在著無數的子概念,如大眾傳播、口語傳播、電信傳播等等,甚至很多傳播學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為文學和哲學批判研究的一個部分。[7]
在西方,大眾傳播媒介的相關教育與研究通常集中在新聞學領域,傳播學是一個相對寬泛的 概念與范疇。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傳播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眾傳播學”的專有名 稱。組織傳播、人際傳播、政治傳播、健康研究等西方傳播學研究與教育的重要領域,在中國依 然處于邊緣地帶,僅有少數院系開設了一兩門課程。即使是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國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對歐洲批判學派的關注明顯不足。傳播學教育在這個意義上甚 至狹義化為了“美國大眾傳播學”。
不可否認,大眾傳播學是傳播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大眾媒介關聯最密切的部分,但傳 播學的狹義化明顯阻礙了傳播學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因而,陳力丹在論及傳播學在中國的發 展朝向時特別提出,“課堂教學,要全面向學生傳播傳播學各個學派、各個方面的知識,避免以 大眾傳播學替代傳播學。”[8]中國傳播學教育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的過渡,不僅需要 新聞傳播學科內部的自省與革新,同時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良性互動。傳播學多學科起源、 跨學科發展的自身特點,決定了傳播學教育對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甚 至自然學科的依賴。因而,未來中國傳播學教育一方面應該增加跨學科課程的比例,強調通識類 課程和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另一方面,相對新聞學教育,傳播學教育更應強化理論基礎,增加 理論類課程的比重,輔以新聞實踐類課程。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如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 治傳播等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這不僅是中國傳播學教育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走向,而且是傳播學 學科建設與理論發展的必需。 53
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教育層面將新聞學與傳播學合二為一是出于學科建設的需要。一個學 科若要獲得學術身份認同與學科地位,必須進行理論建構。一直以來,學術性與理論性的缺失是 新聞學的軟肋。傳播學的誕生給予了新聞學無數的學術想象與學術滋養。雖然較之新聞學,傳播 學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傳播學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學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為沒有核心知識與統一理論。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種傳播理論教材,從中鑒別出249 個各自不同的“理論”,其中195個僅在1本教材中出現過,也就是說,只有22%的理論在7本教材 中出現過1次以上,只有7%(18個)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紹。“如果傳播理論真的是一個領域,那 么似乎應該有超過一半的介紹性教材,對該領域基本內容的7%以上達成一致意見。”[9]
對中國傳播學研究而言,理論建構更是一項宏大而艱巨的工程。作為學術“舶來品”,傳播 理論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中,或是在“國際化”趨勢下的理論譯介和理論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論運用與理論測試,鮮有獨立的理論創見。“理論”接近于科學法則,特指經過 完全檢驗的思想與觀念,它是對一系列觀測結果的解釋,這些觀測結果以被證實的假說為基礎, 并多次被相互獨立的研究者所檢驗。對個體研究和單獨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創立一個假說,而 不能創造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學理論建構是全體研究者的共同追求與目標,中國學者應成 為其中的積極分子,中國傳播學教育也力求為此添磚加瓦。
基于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的重任,傳播學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強調理論素養之外,更 需要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標與宗旨上,明確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差異,強 調傳播學教育的批判立場與理論視角,加強對學生的理論訓練、理論積累與學術培養。在教材選 擇上,盡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還傳播學原貌,既有利于學生英語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資料造成的理解障礙。在教學方式方法上,加強研究方法的學習與訓練,在全球化的理論背 景下充分激發本土化的學術想象力。
注 釋:
[1] 與此對照,其他國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國城市大學將大眾傳播系設在社會科學系,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系獨立于新聞學院,設在藝術與科學學院,臺灣地區傳播相關系所更廣泛地分布于人文社會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管理學院、藝術學院等。
[2] 轉引自單波. 反思新聞教育. 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3] 陳向明.質的研究中的“局內人”和“局外人”.社會學研究,1997(6).
[4] 鐘新. 英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嚴格分界. 國際新聞界,2002(5).
[5] 鐘新. 美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界限模糊. 國際新聞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摘 要】相比于西方受眾研究的熱鬧,我國學界對受眾研究顯得比較冷清。我國的受眾研究或許存在的問題是想急切吸收西方研究的思想,以致體系混亂,難成系統。
關鍵詞 受眾研究 歷史 現狀
受眾研究從未從大眾傳播理論中缺席,它與效果研究關系緊密,難解難分。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效果研究都從屬于受眾研究”。媒介研究的意義歸根到底“要看這些分析最終能不能在媒介對讀者和受眾的影響性質方面有所闡發”。
一、西方受眾研究的歷史
2004年,復旦大學廖圣清教授在《西方受眾研究新進展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對西方受眾研究的歷史進行概括,將其分為:受眾研究早期發展、使用與滿足與受眾研究地位凸顯、新受眾研究的出現和發展三個時期。結合斯坦利·巴蘭和丹尼斯·戴維斯在《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中對受眾研究的分析,現將西方受眾研究分期如下:
1、受眾研究早期發展
受眾研究通常分為理論和應用兩個層面,表現為受眾學說和受眾調查兩種形式。因此,受眾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研究的早期,它最初起源于對廣播聽眾的調查。受眾首先表現為作為市場的要素,其次才是信息產品的消費者。
西方媒介受眾研究開始于20世紀初,早期研究大部分都是對受眾的描繪,判斷媒介對人們是否有直接作用。真正的受眾理論研究則開始于宣傳研究,受眾被認為是孤立、被動的個體。1949年,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森在《人民的選擇》一書中,用人口統計學原理來劃分受眾的類型,標志著具有獨立學科地位受眾學說誕生。他們發現,社會結構不同,受眾對媒體的態度也會不同。
2、使用與滿足理論時期
對媒介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有兩次復興,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有限效果范式提出,而人們也知道關于電視暴力會影響不同受眾的說法,新調查研究方法,使得使用與滿足理論形成。
近年來因特網和萬維網的使用,特別是新媒介的交互性特點,使用與滿足理論有了第二次復興。
使用與滿足理論之所以在受眾研究的歷史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于它使受眾在媒介研究中處于一個更中心的位置,它把受眾看做能動的參與者,突出了受眾主體地位。
3、接受研究的出現
戴維·莫利1980年出版的《〈舉國關注〉的觀眾》一書標志著一種新受眾觀的出現:接受研究。接受研究,是一種受眾中心理論,關注不同類型的受眾怎樣理解特定類型的內容。新受眾研究對受眾的接受、表達及其與意識形態、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分析,并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和抵抗進行了研究。
社會學家Pertti Alasuutari提出,接受研究目前已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圍繞霍爾的編碼和解碼展開的。第二階段,圍繞莫利的創新性的受眾人種學研究展開。而第三階段,需要一個更大的框架,其中還包括對媒介研究本身的質疑。
4、框架理論和信息處理理論
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提出框架分析理論。它假設人們是根據自己的期望去理解情境,并決定自己如何行動的。而媒介的貢獻在于,影響人們的期望,并影響人們對于情境中固有暗示的解讀。
信息處理理論關注個體如何處理和理解媒介訊息,它被廣泛用于大眾傳播中,解釋人們如何對電視新聞進行解碼和學習。
西方喜歡用媒介理論來對研究歷史進行分期,如他們把大眾傳播理論分為五個時期:大眾社會與大眾文化時期、大眾傳播科學研究視角出現時期、有限效果論時期、文化批評理論時期以及適中效應視角出現時期。因此,對于西方受眾的研究,也以其中的杰出理論作為劃分依據。上述受眾研究理論是作為有限效果范式的反面發展起來的,其基本原則是:受眾是積極的,并且通過使用媒介來服務于自己的目的。
二、西方受眾研究的主要內容
丹尼斯·麥奎爾在對西方受眾研究進行歸納、總結之后,結合詹森和羅森格倫現代大眾傳播受眾研究的五種分類:效果研究、使用和滿足研究、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將受眾研究分為三種傳統:結構性受眾、行為性受眾和社會文化性受眾。
麥奎爾概括的三種傳統,其區別不僅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和受眾觀的差異,還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結構性和行為性受眾研究主要采用調查統計和心理實驗等定量的方法,而社會文化性受眾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西方受眾研究的主要結論:(1)不同的研究傳統依次反映了受眾研究在演變過程中階段性的主流模式。(2)受眾研究的重心從“以傳者為中心”向“以受者為中心”轉移,從行為主義向社會文化研究視野轉移。(3)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研究目標提供眾多不同的研究路徑、研究方法,受眾研究異彩紛呈。
三、我國受眾研究的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所陳崇山在《中國受眾研究20年》的報告中,把中國受眾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
1、解放思想積極創新階段(1982年—1989年)
1981年,北京新聞學會舉行首次受眾學術研究會,開始了我國受眾研究的歷史,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成立,標志著我國的受眾研究結束了零散無序的研究現狀。
2、趨于成熟深入發展階段(1990年—1994年)
1989年的北京風波牽制了新聞改革的前進步伐,全國的受眾調研跌入低谷。隨著1990年亞運會廣播電視傳播效果研究展開,受眾調研開始了新起點,受眾理論研究與實踐從顯性向隱性深入。
3、進入市場走向規范化階段(1995年至今)
1995年之后,央視調查中心、索福瑞媒介等專門從事電視收視率調查的媒介調查公司相繼成立,受眾調查進入市場,走向科學化、規范化。
四、我國受眾研究的內容
我國的受眾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但學界對于受眾的研究多是2000年之后才開始的。在對中國知網所收錄的有關受眾研究的123篇文獻可以發現,我國的受眾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
在歷年的有關受眾研究的文獻綜述中,常以受眾的身份進行分類。如盧迎安《近年受眾研究述評》將受眾研究分為:農村受眾、城市受眾、大學生和少年兒童四類;或以媒介分為報紙受眾、廣告受眾和新媒體受眾三類。
李葉的《我國受眾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背景分析》一文,指出我國的受眾研究的發展。
1、從媒介本位到受眾本位
改革開放后,受眾調查興起,受眾受到重視,2001年,“受眾本位”的概念提出,一切傳播活動要以受眾意志為轉移,以滿足受眾需要和提高受眾素質作為傳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2、從受眾基本行為特征向受眾思想觀念與媒介的關系轉變
受眾研究最初,調查研究一般從基本需要出發,通過對受眾基本行為特征的了解,掌握不同受眾的媒介行為及其對媒介的評價等等,之后,媒介對受眾思想觀念、態度、行為的影響以及媒介對特定人群的作用受到重視。
3、從定性向定性和定量結合
我國最初的受眾研究,以座談會、受眾來信來訪等定性研究為主,受眾調查在國內的興起,標志著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
我國的受眾研究在內容上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體現在不同群體之中,大學生/青少年/農民工/農村受眾/城市受眾/兒童;二是體現在受眾與媒介的關系上(受眾的媒介使用、媒介認知、媒介對受眾的影響等)。我國受眾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的缺陷。
五、中西方受眾研究的比較
縱觀中西方受眾研究的歷史,可以發現,我國的受眾研究存在的問題是它發展得太快。我國的受眾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幾經波折,框架理論和信息處理理論進入受眾研究視角;而英國的受眾研究也出現新視角、新方法,戴維·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備受追捧。而受眾調查研究一經引入,便如火如荼的展開。但這種研究本身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在實踐操作和運用方面遭受商業性、功利性和無序性挑戰;二是在學術價值方面,由于得到的成果多是描述性調查報告,沒有太多實際的用途。而在理論研究方面,我們更是拿來主義,霍爾、莫利、伯明翰學派、英國文化研究成為我們關注的對象。
研究內容上,在受眾調查發展的同時,相應的受眾理論研究卻并沒有成熟。近年來,我們也研究受眾心理、研究特定文化對受眾的作用,我國的受眾研究快速進入到麥奎爾所說的社會文化性受眾研究的階段。
我國的傳播學發展,或許正如郭鎮之在《傳播學受眾研究接受分析》中所說的那樣:“我們貪婪的吸取了一個又一個新理論,來不及細細咀嚼……我們一下子就看到了科學前沿,從而對過時的、不完善的研究方法失去了深究的興趣。”
有人認為,隨著新媒介的發展,大眾傳播將變得越來越私化,因此,受眾,會消失。對于這個問題,丹尼斯·麥奎爾給出了自己的回答。麥奎爾認為,技術的發展、全球化從兩個方面影響著受眾,一是受眾的分化,另一個是出現更大規模的受眾。而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強化了受眾使用媒介的能力,為受眾提供了在更大范圍內參與傳播和進行交流的可能。盡管,目前一些新媒介的發展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受眾的行為。技術發展的潛能,更多的是表現在拓展而不是取代舊的“受眾行為”模式方面。只要“大眾媒介”依然存在,關于受眾的傳統含義和傳統現實,也將繼續存在并且仍然適用。或許,我們在大眾傳播受眾研究領域,仍然有追趕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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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文獻資料的方式研究發現,臺灣職業棒球產業的發展與網絡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職棒網絡傳播的突出特性為即時性、互動性、資料龐大性等。
關鍵詞 臺灣 職業棒球 運動傳媒 關系
在通訊傳播技術迅速發達的二十一世紀,各項傳播媒體都昂首闊步不斷精進。隨著各項體育競技、競賽活動的開展,報紙、廣播、電視、網絡、雜志等媒體都在日益更新戰況、報道、評論,使更多的受眾能在第一時間看到戰況分析并參與當日討論話題。各大傳播媒體在賽事尚未舉辦之前做賽前報道、賽中通過衛星連線使國內觀眾享受無時差現場轉播。運動轉播對現如今的競技運動、體育競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雖然有效媒介(報紙、電視、雜志等)有時并沒有親身參與競賽,但它們通過運動傳媒的傳輸使運動領域漸漸打入人心。許多人的生活常伴隨著運動聯盟、運動明星、運動節目以及運動報紙等變得多姿多彩。同時,傳播科技的發展使資訊的獲得變得更加便利、快速。
在臺灣民眾的生活中,觀賞職業棒球(以下簡稱為職棒)比賽已經轉變為民眾調劑身心、舒緩壓力的重壓組成部分。通過大眾傳媒的報道,更使得職棒成為臺灣民眾閑暇之余談論的話題。傳媒使訊息交匯,媒體也成為了社會風氣與文化的觀察點。而傳播媒介與體育運動競賽相結合,無疑使大眾傳播領域延伸、范圍更廣。因此,運動傳播在運動產業的發展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一、職棒產業
產業即一群類似企業與組織的結合,是一群產業服務類似、銷售對象類似或價值活動類似的企業組織結合。
(一)職棒表現部門(核心產品):以消費者觀賞的產品,即職棒本身;
(二)職棒產品部門(實體產品):指用以制造或影響職棒表現的產品,即服裝、裝備用具、場地設施等;
(三)職業促銷部門(隱身產品):用以促銷職棒運動產品的工具性產品,即職棒商品、媒體、贊助、代言等。
二、運動傳播媒體
大眾傳播是社會媒介組織通過文字、電波、電影、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向社會大眾公開傳遞自己用各種手段復制的信息的社會實踐活動的過程;即有效而迅速地把訊息傳送給大眾的科技型溝通工具。
(一)平面媒體:報紙、雜志、書籍;
(二)電子媒體:收音機、電視機、電影。
有人稱電視媒體為“強勢媒體”,因為它能傳送圖像與聲音,使受眾覺得很有說服力;電視不僅能為人們提供新的訊息、擴大知識面、消磨閑暇時間等等,網絡了各個年齡層面的觀眾。
大眾傳播媒體不僅能傳送訊息,也有教學、娛樂、商業等功能。從大眾傳媒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其變化:研究的風貌從短期、表面的效果變成現在的長期、間接效果,受眾也從被動接受信息變為主動、有選擇性的媒介內容用戶。
筆者認為大眾傳播業包括運動咨詢傳播、平面媒體、運動媒體網絡;服務對象包括重大賽事、職業競賽及其他體育相關活動。運動與媒介發展至今,它們已經相互融合并成為彼此重要的部分。
三、職業棒球與運動傳媒
近年來,由于大眾傳播媒體的快速發展,不但促使運動成為全球化的現象,甚至使運動成為一股風潮。來自于世界各地的體育運動賽事報道已經占據各大報紙、電視、雜志、網絡的體育新聞版面。世界舞臺上的大型的職棒賽,都通過電視實況轉播,成為各國觀眾矚目的焦點。大型的職業球賽之所以引人注意,電視實況轉播功不可沒,通過電視的畫面,與場內球迷一起歡呼感嘆,并隨著球賽越來越受歡迎,電視轉播的幾率越來越頻繁、轉播金漸漸水漲船高,成為媒體與企業競逐的目標。
縱觀職棒運動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職棒隨著傳播媒體的發展,從早期的廣播、報紙等平面報道,變為電視轉播等電子媒體的轉播,這翻天覆地的變化探究其原因,媒體在這整個過程中擔任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在職棒產業發展過程中,大眾媒體的運用相當廣泛,職棒產業乃利用網路媒體的即時性、互動性、資料龐大性的優點融會貫通其中。筆者將職棒產業運用大眾傳播網絡的特性歸為以下幾點:
(一)即時性:雖然網絡媒體的影音效果無法和電視相比較,但網絡轉播使球迷在大眾傳播的媒介使用上又多了一項選擇,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使用網絡觀看比賽轉播的頻率也越來越高。
(二)互動性:通過網絡,球迷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互動,形成小群組、有了溝通的媒介。
(三)資料龐大性:網絡資料庫有著超鏈接的功能,將運動咨詢、比賽片段等保存起來供人參考。
體育運動沒有媒體的參與不容易聚集焦點。大眾傳播媒體對職棒產業的推展具有相當大的助力。分析臺灣地區職棒產業及大眾傳播媒介所傳達消息,可以了解到職棒產業的相關訊息需透過媒體的運作來傳播訊號至球迷本身,因此,媒體乃是提供球迷諸多有關職棒訊息的媒介,加強職棒的曝光率,可增強職棒的精彩性,同時,球迷也可獲得最新的比賽消息。換句話說,在傳播的過程當中,職棒隊是發信者、媒體是媒介、球迷是受眾,構成了這樣一段緊密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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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眾傳媒;青少年價值觀;關系研究
由于大眾傳播技術的巨大的作用,許多研究人員對它進行了探索和總結,持續推斷和證明了大眾傳播技術對人類和社會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大眾傳播媒介由最初被稱為“皮下注射論”以及“魔彈論”,逐漸成為有限效果論和宏觀效果論,還包括一些理論如使用與滿足理論等,這些都是人類在認識到它的重大影響力下所做出的各種效果分析總結。然而,不管是大眾傳媒對人類有絕對影響力,還是有限效果論和宏觀效果論,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始終與各種傳播媒介共存,讓人類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在現今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大眾傳媒技術將會越來越多地影響著整個人類和社會。
一、大眾傳媒的含義
媒介一詞也就是現在用的是media這個英文單詞的復數形式,單數形式是medium。大眾傳播媒介簡單地說就是傳媒,它是職業化的信息傳播機構,是在1920年前后出現了廣播電臺后才產生的名詞,指在傳播途徑上用于復制和傳播信息和符號的機械與傳播組織之間的傳播渠道,這些傳播組織包括編輯人員的報刊、電臺等等,詳細的可以劃分為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其中印刷類媒介包括報紙、雜志、書本等,電子類媒介包括電影、廣播媒體和電視媒體。
二、青少年群體受大眾傳媒影響狀況
根據青少年時期所接觸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將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受眾分成三個群體,即報紙廣播媒體受眾、電視媒體受眾、網絡媒體受眾。而在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過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觸群體,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響也是最大最深遠的。青少年受到的影響有方方面面,婚姻觀念是其中一個方面。大眾傳媒所倡導和報道的時尚婚戀觀和時尚婚戀行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運用于實踐中去。若在劃分中,再細化到年齡中的話,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報紙媒體受眾,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電視媒體受眾,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網絡媒體受眾。90年代之后,網絡媒體的快速發展和傳播使處于這個時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觸網絡媒體最多的群體。
三、實驗證明媒介內容對青少年有深遠的影響
媒介內容對青少年來說,影響非常深。有關實驗表明,西方國家的心理學家曾經針對媒介中帶有暴力特點的節目對兒童產生攻擊性行為是否有影響這一課題開展了接近十年的調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試驗者都是年齡位于8、9歲的兒童。結果發現,愛看暴力節目的男孩群體跟那些不愛看暴力節目的男孩群體比較而言,在人際關系交往方面的攻擊性更強。此調查還顯示,9歲男孩喜愛暴力電視節目的程度跟他19歲年齡時候的攻擊行為息息相關,且是正相關的關系。隨著各種高科技傳媒產品的出現,大眾傳媒的影響愈來愈強,不管其形式怎樣變化,擴大規模還是內容更時髦,無一例外都表現出了對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強大滲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作用。
四、大眾傳媒影響下的青少年價值觀教育對策建議
大眾傳媒給青少年價值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逐漸得到大家的關注。怎樣合理避免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群體的負面影響,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
(1)政府應加強誘導和管理監督,促進價值觀的教育。政府應該在整個社會群體達成廣泛的認識,除了學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傳媒教育、有關政府公共部門也是社會教育,既有責任也應該有義務針對青少年的價值觀進行正面引導。價值觀教育不能作為一個孤立存在的系統,沒有任何單一機構可以獨立擔負價值觀教育的重任。所以,務必綜合考慮到各個方面的作用,使他們相互協同,克服彼此之間的沖突,避免因為各種因素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降低學校價值觀教育正常功能的發揮,進而導致價值觀教育的低效用狀態。
(2)大眾傳媒需要得到完善,對青少年進行正確的價值引導。社會給予大眾傳媒的職責是協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發展,促進人的全方位發展,大眾傳媒在青少年積極向上的價值觀方面有功不可沒的影響。所以,大眾傳媒的消極信息內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體的態度和努力決定的。大眾傳媒不但要在樂趣中教學,讓學生學得開心,教師教得也開心,而且不能丟掉它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大眾傳媒應加強提倡行業自我約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現出人文關懷。
(3)家庭價值觀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比較特別,至今還沒發現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對孩子的社會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種方式方法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培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積極的媒體環境,對青少年要加強關心和培養,通過正確的方式進行家庭的建設,父母自己也要持續充電,加強媒體知識的學習。
(4)加強對青少年的傳媒素養教育。傳媒的素養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對受眾群體傳授有關廣播、電視、電影或者是報刊、國際互聯網等大眾傳媒的特性、制作技術及其產品的美學欣賞和社會學評析等方面的知識,它的目的是加強大家對大眾傳媒信息的分辨過濾能力、承受和抗干擾能力,學會合情合理地使用大眾傳媒。只有這樣,才能使青少年們在學習和生活之中通過大眾傳媒獲得很多積極的幫助,才能培養每個人的判斷能力,以及根據情況采取行動的能力。
關鍵詞:電視節目;錄制;人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3-0124-02
在大眾傳播無孔不入、網絡傳播興起并迅速成長的時代,人際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打人們出生伊始就與人際傳播結下了不解之緣――第一聲啼哭引來的母親關切的眼神、第一次被護士輕輕抱著、包括第一口甘甜的乳汁,這些都屬于人際傳播。視覺、觸覺和嗅覺傳播是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人際傳播形態。接下來就是學說話,人們學會說話的同時也學會了思考,這就形成了自我傳播(自言自語實際上也是一種人際傳播)[1]。人際傳播伴隨人們生活和成長,而當人際傳播從剛出生時的一種本能態的傳播變成自身可控性較強的傳播時,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就變得難以捉摸。它會由于人們當時的心理環境、語言環境等等產生不一樣的傳播效果。
現在很多電視節目把人際傳播的直接優勢運用到節目中去,以增強與受眾的交流感,提高收視率。其實受眾看到的電視節目和節目實際錄制時候可能會大相徑庭,在錄制過程中也經歷了多種多樣的人際傳播[2]。人際傳播會對節目的錄制產生何種效果,正是這篇論文要探討的。
大眾傳播越來越發達的今天,電視節目更是專注其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些節目不僅有主持人控場,還有工作人員的現場調度、嘉賓的參與、現場觀眾的觀摩等等,每個角色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節目錄制的整個過程,并且通過人際傳播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一、主持人和嘉賓的交流
訪談對象可以說是訪談節目的中心,整個節目都是圍繞訪談對象而展開的,主持人要做的就是在節目錄制過程中盡可能挖掘被訪者與受眾分享的事情,把它們呈現給受眾。讓受眾通過主持人與嘉賓交流中獲得“人際傳播”的體驗。
首先,主持人給訪談對象的第一印象很重要,這里包括服裝、儀表、肢體語言等非語言符號的傳遞。雖然在演播室錄制節目和現實生活中的人際傳播有所差異,但是人際傳播是基于人的傳播,落腳點是在人身上,既然如此,那么一個笑容也許就會讓人心情愉悅,從而增強傳播效果。
其次,好問題幫助主持人打開訪談內容的局勢。陳魯豫在《魯豫有約》中采訪女嘉賓的時候,常常會以“你也很瘦”為話題開場,在這個以瘦為主流審美的時代,這樣的話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肯定嘉賓的美,第二是拉近與嘉賓的心理距離。打開場面后,接下來的訪談內容便更好開展。
再次,在訪談節目錄制過程中,觀察被訪者的細節,與之進行語言或非語言的互動,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柴靜在《面對面》中采訪“旭日陽剛”組合中的王旭時,觀察到受訪者的衣著,于是在博客中寫下了這段話“他倆上春晚前,彩排的時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舊綠褲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來色的毛衣,滿臉蕭條,問他在春晚上換不換衣服,他說‘不換,我沒錢。有錢也只會買這樣的’。”這樣的細節能夠讓受訪者自如地表達自己,也讓受眾看到一個更真實的受訪者。
最后,一個好的主持人往往會保護受訪者的隱私。一般來說,訪談節目的嘉賓都是公眾人物,他們的隱私底線較之于普通人來說肯定是低的多,作為合格的主持人,心里應該有個標尺,避免談及受訪者的過于隱私的事情。有一次陳魯豫訪問張柏芝,聊著聊著兩個人都十分盡興,突然間說到了一個非常隱私的話題,大大咧咧的張柏芝在說的時候沒有意識到,說完之后告訴陳魯豫剛才的內容還是不播出為好。陳魯豫也尊重張柏芝的意思,在節目播出的時候剪掉了張柏芝的“隱私”。當談到對方不愿提及的或是敏感的事的時候,如果不是關乎公眾利益,我們有理由為其捍衛隱私的權利。放在節目中,這樣不僅僅是尊重了受訪嘉賓一個人,而且培養了受眾的良好的媒體素質。
二、現場導演和觀眾的互動
為了營造良好的氣氛,有的訪談節目現場會請來一些觀眾,現場觀摩節目的錄制過程。
一般來說,觀眾是沖著受訪嘉賓或者訪談話題去的,也就是說觀眾參與節目錄制的心態是很積極的。
筆者曾經去現場觀看過《挑戰主持人》的錄制,節目開始錄制前現場導演和觀眾交流,指導大家一齊練習鼓掌,以便等到節目錄制的時候觀眾看現場導演的指示給予掌聲,增強節目錄制效果。
當錄制競技類節目時,現場導演還要注意把觀眾劃分成不同的方陣,指導觀眾們呼喊本方陣口號,并且和觀眾代表交代錄制需要的效果以及如何面對鏡頭等等問題。
三、主持人和觀眾的接觸
雖然觀眾在現場觀看節目的錄制過程,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和受訪嘉賓進行直接交流的。這時候就是主持人發揮作用的時候了。有的主持人會就受訪者的某個話題到觀眾群里進行訪問,有的主持人干脆把觀眾請到臺上一同參與節目錄制。在這個過程中,主持人要像劑一樣,把受訪嘉賓的情況和現場觀眾的問題、觀點交代清楚。
主持人能用觀眾的眼光來看自己的節目是非常可貴的,所以說把握好了現場觀眾這一環節,能極大調動節目錄制的氣氛,無論是受訪嘉賓、現場觀眾還是電視機前的觀眾都能融入其中。
一度深受觀眾喜愛的電視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的節目主持人崔永元,就特別擅于和現場觀眾進行面對面交流,給筆者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他會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稱呼觀眾“大爺”、“大媽”,所用的語言也是平實而真誠,使人沒有距離感的,他對待各個年齡層的觀眾都是以一種自然流露的狀態和他們交流,比如在年齡稍小的觀眾發言后,他會輕拍對方肩膀示意對方坐下,很多觀眾都說崔永元就像自家鄰居,在談論問題的時候,總是使他們敞開心扉,把內心真實的想法表達出來,這就是崔永元充分運用人際傳播的效果。
四、現場導演和主持人的溝通
主持人和現場導演之間的交流可能影響整個節目的進程和效果。進過演播室的人都知道,什么時候開始錄制或者直播,都得看導演的指示。這是因為現場導演在其中起到了一個連接主持人和電視機前的受眾的作用,他們負責“把關”節目質量,并且及時把錄制中的重要訊息傳遞給主持人。
主持人在節目中好比一場音樂會的演奏者,“調場”則是指揮。在《挑戰主持人》的錄制過程中,主持人多次和“調場”就走位問題、燈光問題等進行溝通,“調場”就主持人反饋的問題再和各崗位的工作人員協調,過程雖然短暫,但是顯示出的專業素養令人稱道。
由于節目錄制現場人員復雜,時間有限,主持人不可能做到和每個人都進行人際傳播,對于電視機前的觀眾來說也許主持人、嘉賓、參賽選手是主角,但是現場錄制的時候“調場”是控制整個局面的人。這也有助于節目及時調整錄制軌道,實現更好的錄制效果,奏出更加和諧的樂章。
五、直播錄制和錄播錄制中人際傳播的區別
前文討論的是錄播節目錄制的一些基本情況,直播節目與之還是有一定差距的。直播節目一般是延時30秒播出,所以直播節目的錄制應該一氣呵成。為了不影響節目錄制出來的音畫效果,主持人和導播之間通常是用非語言符號進行交流,在直播新聞節目中,主持人往往是接受導播提示的一方。這就要求主持人和導播事先多溝通、多交流,及時反饋和總結,互相熟悉各自所表達的“符號”的意義。
大家熟知的大型早間新聞直播節目《朝聞天下》中,有一次主持人在播完一小節之后補妝的畫面,被導播以直播的方式“切”給廣大的觀眾朋友看,雖然觀眾們都紛紛表示理解,但是這確實體現出主持人和導播之間人際交流不足導致的一些紕漏。其實一臺機器背后都是人在操作,所以人和人的交流顯得至關重要。主持人和導播之間加強人際交流,能使得新聞節目的錄制更加順暢、更加自然。
六、結 語
當今時代正處在一個劇烈的轉型期與變革期之中,近代電子媒介的誕生到發展再到以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和如今飛速的發展,使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研究領域互相交錯、相容。
電視節目屬于大眾傳播中的一種,大眾傳播中的傳播者是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而人際傳播的傳播者是個體。大眾傳播是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的活動;而人際傳播傳遞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靈活。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即受眾;而人際傳播的對象也是個體。大眾傳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屬性,又具有文化屬性;而人際傳播的信息豐富而復雜[3]。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活動;而人際傳播則雙向互動交流很強。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人際傳播是非制度化的傳播[4]。人們應該發揮人際傳播的諸多優勢來提升大眾傳播的效果,共同營造一種更加貼近人性的傳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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