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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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中圖分類號：G648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5）10-0033-01
清華大學胡庚生教授2004年在《中國翻譯》上發表了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的論文，探討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觀，旨在為"譯有所為"尋找理論依據。本文將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對譯者主體性及其表現形式進行探討。
1.生態翻譯學理論
近年來，人們追求"有機食品""環保居所""生態旅游""綠色工程"等的同時，生態意識在學術界也越來越濃厚。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新的翻譯研究的視角越來越受到重視。
翻譯的生態學研究是將生態整體主義思想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于翻譯研究，試圖用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翻譯的問題，試圖創建新的譯學理論系統，是從生態視角對翻譯的綜合性研究。翻譯生態學最早是由愛爾蘭的Michael Cronin提出的。胡庚生教授2004年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008年，他又提出生態翻譯學解讀，旨在實現翻譯研究的轉向、超越和回歸。生態翻譯學既是一種"喻指"，又是一種"實指"。"喻指"，指的是將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作隱喻類比而進行的整體性研究；所謂"實指"是取向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特別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研究。
胡庚生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胡庚生，2008，P90），他認為"譯者為中心；最佳翻譯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多維適應和適應性的累積結果；對于譯者，適者生存、發展，對于譯文，適者生存、生效。"（胡庚生，2004，P179）
根據生態翻譯學理論，"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文、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胡庚生，2004，P4）胡在《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中明確指出：譯者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也是"適者生存"。譯者與翻譯環境的互動是相互適應和相互選擇。譯者被翻譯生態環境的"淘汰"是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反作用。
2.譯者主體性及其表現形式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活動，強調翻譯活動中譯者的主體意識和主導作用。譯者處于翻譯的中心地位，"翻譯過程是譯者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胡庚生，2004，P20）在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首先處于被動地位，即須適應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并接受影響和制約；同時又處于主動地位，從語言、文化、交際多維度對譯文作出選擇，以達到"整合適應度"最高的翻譯。譯者的主體性不僅表現在譯者翻譯時所遵從的"信達雅"原則上，還包括對原文文本的選擇、翻譯技巧的運用和對譯文文化效用的操控。
2.1 譯者的能動性 。根據生態翻譯學理論，譯者的主體性貫穿于整個翻譯過程，本文將從兩個階段對譯者的能動性的表現方式進行探討。
第一階段是以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或是看做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譯者應該要適應的翻譯生態環境，即原文、原語、譯文和譯語所反映的背景，包括社會文化因素、讀者需求等，適應的最終目的是求存、生效，但這種適應并不是被動的，而是包含了選擇的適應。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譯者要作出適應生態環境的最佳選擇。
第二階段是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這是譯者主體性體現最明顯的階段，前一階段的結構會通過譯者的一系列選擇充分體現在疑譯文當中。無論是宏觀上的翻譯策略的選擇，還是微觀上詞句語篇的選擇，都是譯者主動性的體現。
在翻譯文本時，為提高譯文的"整合適應選擇度"，譯者在適應了原文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選擇與自己的風格、能力相當的作品來翻譯，譯者的選擇是多方面的，包括選擇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根據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觀點，直譯與意譯，歸化與異化，都是譯者為了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可以選擇的翻譯策略。無論選擇哪種策略，都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適應度的選擇，即譯者在原文本的制約和譯語社會文化因素的支配下，能動地選擇是顛覆這些制約還是遵守。而當翻譯生態環境發生變化時，譯者也應作出與翻譯生態環境想適應的選擇。
2.2 譯者的受動性。能動性是主體性最突出的特征，但譯者的能動性又受到了限制和制約。譯者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能動地作出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后，還要受到其生存法則的制約，即在翻譯中遵循"優勝劣汰"的法則。
這些制約因素除了原文、原語、譯文和譯語等客體因素外，還包括作者、讀者、出版商、贊助人、審稿人、譯評人等因素，以及譯者本身的專業背景、翻譯理念、審美觀念、心里素質等內在因素。他們都會對譯者對翻譯策略、翻譯技巧、措辭造句的選擇造成影響。如果譯者忽略這些因素，就會遭到翻譯生態環境的淘汰。
能動性是以受動性為前提的，如果只關注主觀能動性而忽略受動性，就會出現任意性和盲目性，導致翻譯的失敗。
3.結語
譯者的主體性體現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并不斷做出適應與選擇的交替過程。在確保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圖和客觀性的同時也要積極地行駛主體性。不能原封不動地復制原作者的意圖，對原文文化及語言形式一味地還原；當然也不能忽視作者的本意，過分地發揮主體性，使得譯文完全背離了原文索要表達的意思。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譯有所為。生態翻譯學的"譯有所為"可從兩個層面理解。第一，翻譯作品具有社會意義；第二，翻譯活動本身具有意義。簡言之，通過翻譯這種創作活動，譯者能夠有所作為，在語言、社會、文化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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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生態翻譯學；電影翻譯；“三維”轉換；適應；選擇
隨著大眾審美情趣的提升和觀影需求的增加，電影產業的不斷發展，影迷對于影片的要求也逐漸提高，不但要求豐富動人的故事情節，還要求勁爆的視覺與聽覺享受。進口電影要契合大眾的期待視野，高水平的電影翻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學界歷來處于重視文學翻譯而忽略電影翻譯的研究氛圍中，對于電影翻譯的研究涉足較少，并且現有的電影翻譯研究多停留在從語言和文化層面探討個別字句或者片名的翻譯技巧，電影翻譯研究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近年來，在全球生態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翻譯研究突破了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閾限，開始嘗試用自然生態科學中的“適應”“選擇”“生存”“淘汰”等視角來探討翻譯活動，構建生態翻譯學。本文擬引入生態翻譯學“三維轉換”的核心概念，從一種全新的理論視角來透視電影翻譯活動，以期能豐富和拓展電影翻譯研究內涵，并在召喚學界對于電影翻譯研究的關注方面盡到綿薄之力。
一、生態翻譯學簡述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我國的生態翻譯學目前正處于蓬勃發展期。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態學途徑的翻譯研究（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抑或生態學視角的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胡庚申，2008：11）生態翻譯學將達爾文生物進化論“適應/選擇”學說引入譯學研究，并將其作為理論建構的哲學理據，通過研究“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等核心概念，將譯者置于翻譯生態環境①中，將翻譯定義為“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②。（胡庚申，2009：6）生態翻譯學將翻譯原則解釋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將翻譯方法闡述為“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轉換”，并將“整合適應選擇度”③的高低作為評判翻譯質量好壞的標準。
二、“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
翻譯是兩種語言文化間的轉換，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通過語言表現，實現語言文化轉換目的的本質是為了實現交際意圖。在翻譯實踐中，語言、文化、交際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邏輯聯系，這一點毋庸置疑。后結構主義重視語用功能和宏觀語境，重視譯者的主導行為，從交際論、多元論、文化論等視角開展譯學研究，這與生態翻譯理論有著相當程度的關聯和通融。生態翻譯學力圖打破“文本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思維定式，強調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多維度適應和選擇。生態翻譯學所倡導的“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原則上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適應，繼而依次作出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2004：129）生態翻譯學強調“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語言維關注的是翻譯的文本語言表達，文化維關注的是翻譯的語境效果表達，交際維關注的是翻譯的交際意圖。翻譯要保存原文本在譯語中的生態平衡，一方面需要譯者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方面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進行選擇性適應，另一方面又需要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方面對譯文進行適應性選擇。
三、電影翻譯中的三維“轉換”
電影翻譯作為文學翻譯的一種，“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對其同樣適用。因為電影翻譯不僅涉及兩種語言內在結構的轉換，也涉及兩種文化意識形態的轉換。同時電影作為一種跨文化交流的載體，其交際功能不容忽視。在處理兩種語言文化間的影片解碼轉換時，譯者應該綜合考慮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特別是后兩者，進行適應性的選擇轉換。譯者首先要適應整個源語文化生態系統和譯語文化生態系統，在翻譯過程中關注文化內涵的傳遞，同時譯者還應適應影片背后的交際意義，為了有效傳達影片的交際效果而選擇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作出相應的取舍決定。
（一）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英語和漢語分別屬于不同的語言體系，具有不同的語法特點，電影翻譯的譯者在處理兩種語際間的轉換時，應對兩種不同的語言生態環境作出適應后再在翻譯中作出選擇。以電影翻譯中英語代詞的翻譯為例，在電影《魂斷藍橋》中有下面的一段對話：
原文：
Roy：Well，Im the friend you were looking for.Who was he，I insist upon knowing，who was he？
Myra：Oh，it was a girl.No one in particular.
英語中的“he”和“it”翻譯成漢語時，可能會由于“他”和“它”讀音一樣產生混淆。故譯者將“it was a girl”譯成了“是個姑娘”，而沒有翻譯“it”。這種處理顯然是譯者語言維適應性選擇轉換的結果。
（二）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語言文化內涵的傳遞和闡釋”。電影作為傳播文化的重要途徑，承載著大量的文化信息，涵蓋了社會生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譯者必須對原文的文化維有充分的適應，并且具備較強的文化意識，認識到翻譯過程是跨越文化差異的過程，在譯文中體現合理的選擇轉換。
以《阿甘正傳》為例。阿甘終生的愛人珍妮在經歷了顛沛流離后，終于回到了家鄉和阿甘相聚。但幸福的日子很短暫，二人結婚后不久珍妮就因病去世了。影片用了一段阿甘的畫外音來回憶這段美好的時光。
原文：“I never really knew why she came back，But I didnt care，it was like olden times.We were like peas and carrots again.”
譯文：“我從來沒明白她為什么回來，但我不在乎。像是又回到了過去，我們又形影不離了。”
豌豆和胡蘿卜這兩種食材除了擁有營養高的共同點外，似乎沒有什么聯系了。如果直譯為“我們又像豌豆和胡蘿卜了”，作為譯語觀眾的中國觀眾很難理解原文所表達的意思。事實上，這兩者的搭配與美國的飲食文化息息相關。豌豆和胡蘿卜丁，一個圓的，一個方的；一個綠的，一個紅的，美國人通常用它們作為主食的點綴，而且一般同時使用這兩種食材，所以兩者在一起可引申為“形影不離”。譯者只有在對譯語的飲食文化適應的前提下，才能做出符合文化內涵的合理選擇，較好地完成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三）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電影譯文是用于譯語觀眾體會電影情節、把握電影思想的功能性文本，對電影的翻譯應遵循交際法則，用符合譯語文本規范的形式傳達譯語讀者需要的信息。譯者在翻譯影片時，一方面要考慮源語影片的交際意圖，另一方面譯者應該考慮到潛在觀眾的接受能力，充分把握譯語觀眾的審美情趣、心理需求、知識背景等，注重譯語觀眾的可接受性。下面這個選自電影《魂斷藍橋》的片段就是一個成功譯例。譯者充分考慮了原文本的交際維，跨越了兩種語言的差異，準確在譯語中再現了原文本的交際效果。
原文：Man：Blimey！ Ermans ruddy marksman，aint he？
Second man：Erman？
Third man：Yes，“Erman”，the German！
譯文：男甲：哎，“特國”人打得可準了，是嗎？
男乙：“特國”人？
男丙：是的，“特國“就是“德國”！
雖然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胡庚申，2004：39）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和“中心地位”，但畢竟翻譯是基于源語文本內在生態結構的改寫，而非脫離原文本內在客觀規律的純創作，因此譯者的角色還是“帶著鐐銬的舞者”。這個觀點也可歸結于生態翻譯學的一個論點：譯者既要適應，又要選擇；譯者對譯文的選擇中有其對原文為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是一種選擇性適應。前段時間上映的美國影片《黑衣人3》中文版中不僅“傷不起”“ 坑爹”“ Hold住”等網絡流行語和“地溝油”“ 穿越劇”等社會熱點詞頻頻出現，甚至“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等中國古詩詞也從藍眼睛高鼻梁的外國人口中蹦出。雖然影片發行方考慮到國內觀眾很難理解美式幽默而在翻譯上取舍再加工的初衷可貴，但為了讓國人一笑，譯者逾越原文及其文化內在生態規律所做的選擇嘗試還是應慎之又慎。
四、結 語
電影翻譯文本的質量好壞可以通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方面的適應來進行檢驗。電影翻譯者應力求真正做到“多維”適應和“三維”選擇轉換，盡可能地生產出“整合適應選擇度”高的電影譯文，以準確傳達電影的語言文化內涵，契合譯語電影觀眾的“期待視野”，達到電影的交際目的。生態翻譯學對電影翻譯研究有極其寶貴的指導意義，其理論觀點為電影翻譯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值得學界重視。
注釋：
①翻譯生態環境指：“源語、原文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 見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頁。
②在過去幾年中，胡庚申教授對“翻譯”的定義有所發展。在2004年出版的《翻譯適應選擇論》中，他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見第39頁。在2009年發表的論文《生態翻譯學：譯學研究的跨科際整合》中，胡庚申教授將“翻譯”的定義具體為“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見第6頁。
③“整合適應選擇度”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的程度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見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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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 論崇高美闡釋的形態學維度 哈蒂姆的語境維度論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應用 從《飄》的譯本議闡釋學翻譯理論 對闡釋學翻譯研究的新解和深思 旅游外宣英譯策略的生態翻譯學闡釋 從闡釋學談英語謎語的翻譯 淺析斯坦納的闡釋學翻譯理論 新聞文體翻譯的語用順應論闡釋 論關聯理論對古詩意境翻譯的闡釋 《實踐論》的創新維度探析 多維度闡釋在《大學語文》教學中的實踐與思考 翻譯機構的社會學闡釋：一個社會學的視角 曹丕《典論.論文》的文體學闡釋 對闡釋學的闡釋 從闡釋學角度研究《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翻譯 闡釋學翻譯理論指導下的中醫術語英譯過程研究 以斯坦納闡釋學方法分析隱喻的翻譯 以正義論重建經濟學的倫理維度 認識論維度的現代閱讀解釋學 蹤跡學的維度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檢索“道德”一詞的翻譯例證，歸納其翻譯的實踐方法，我們發現語料庫所包含的翻譯對應關系包括：
①道德（名詞）：morals，morality and ethics；values and attitudes。
②道德（形容詞）：moral，ethical。
③不道德：unethical，vices。
從上述列舉可以看出，“道德”一詞以及它的同義詞在翻譯處理中存在著復雜的情況。首先，“道德”一詞和英語中的“對等詞”存在著一對多的關系，有些翻譯采用了解釋性的方法，例如把“道德”翻譯成“values and attitudes”（見表1）。
再者，“道德”在漢語中的詞性處于未明確的狀態，這是漢語的語言特點所決定的，在英譯時必須考慮具體語境中的詞性問題（見表2）。
在漢語的機器標注中，“道德”被標注為名詞，然而由于其作定語的功能，翻譯成英語選擇了“moral”這個形容詞來對譯。最后，“道德”一詞的否定“不道德”在英譯時并非完全遵循拆字理解的方法，而且原文的形容詞通過此類轉換翻譯成了英語的名詞“vices”（見表3）：
廈門大學盧偉教授開發的英漢雙語平行語料庫（http：///ec-corpus/ logon.asp）為我們提供了“道德”一詞對應英語詞匯的更多例證。輸入“道德”一詞獲得的例句有126個，我們對其中涉及的非常規的英語對應詞匯或語境關系列表如下。
上述這些例證足以表明，雙語平行語料庫可以為翻譯闡釋提供豐富的語料例證，使得前人的翻譯成果能夠得到很好的借鑒，這樣也促成了譯者與譯者的視域融合，后來的譯者借助對前人經驗的“體系化”總結，使得視域融合從單純的橫向向橫向與縱向結合的立體融合發展。
闡釋學對“誤讀”的興趣同樣可以通過語料庫豐富的例證得到較好的滿足。例如在上述表4中，“I think keeping animals locked up in cages is criminal.”翻譯成中文是“我認為把動物鎖上關在籠子中是不道德的。”就可能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原文作者想說的說不定就是“把動物關在籠子里是犯罪”呢。通過這樣的對照，一些有意無意的“誤讀”就很容易被發現，其中蘊涵的闡釋學和文化意義也能得以很好地揭示。
計算機語料庫的建立，使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平行語料庫或廣義的網絡語料解決先前很難解決的問題。由于廣義的語料庫不僅包括為了專門研究語言收集的語料，還包括所有使用語言，并能夠從中檢索挖掘出信息的語料，所以像中國知網翻譯助手和各種電子辭典這樣的工具也是很好的語料，它們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翻譯例證。仍然以與“道德”相關的詞匯為例，它不僅列舉了“morality”一詞對應的翻譯“倫理”和“道德”的例證，還列舉了諸多非對應的翻譯例證（見圖1）。
語料庫的發展，部分實現了對包含前人翻譯經驗語料的體系化和結構化。通過雙語平行語料工具、語料編輯工具和語料檢索工具，實現了對前人經驗的結構化，但結構化如果能夠結合譯者判斷的體系化，前人知識就會轉化為當前翻譯的知識，從而為古今、中外的視域融合鋪平道路。經驗的體系化不能夠仰賴機器獨立完成，實際上機器完成的正是非價值判斷的那一部分，而價值判斷則留給闡釋者來解決，但機器的作用是為后者的判斷提供充分的依據，而這一切仿佛是給闡釋學插上了翅膀。
闡釋學所強調的不確定性在語料庫實踐中已經得到證明，由于諸多的不確定性的存在，翻譯表現為一種闡釋行為。如果考慮到意識形態、文化、語言禁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們便能夠發現，翻譯不僅是選擇，而且是闡釋性選擇。中國特有的外宣翻譯就遠遠超出了一般翻譯的范疇，除了信息的選擇要十分注意以外，還需要注意增添解釋性文字。而外宣翻譯中的解釋，正是闡釋學進入實踐的一個重要途徑。當前中國在全世界建立的孔子學院，實際上也是通過闡釋孔子達到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但必須注意其中的闡釋學原則，今天傳播的儒家文化決不應該是包含封建糟粕的儒家文化，而應是融入了當代社會倫理要求、且能夠為所在國人民接受的儒家和中國文化。這其中涉及的經典闡釋與翻譯問題不可謂不多。
闡釋翻譯甚至波及到自然科學的翻譯。科技工作者的論文寫作不應該是簡單的翻譯，而應該是譯寫結合的實踐工作，其中也包括順應國際期刊的規范。筆者曾為不少工科教師校改過論文，很多老師不能理解外國的編輯為什么特別強調要我們修改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語法錯誤。實際上，這里也涉及一個視域融合的問題：中國科技工作者所撰寫的論文、所體現的語言認知如果有悖于英語的表達，就不能很好地順應目的語的規范要求；而各國科學家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英語，那么英語最終只能成為“Englishes”，從而失去作為國際學術語言的資格。要解決這一問題，語料庫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大量的學術期刊數據庫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參考的絕佳資源，蘊含了大量“體系化”經驗的外文文獻為科技論文的譯寫提供了參考。
當然，利用“體系化”經驗來輔助闡釋實踐有其工具的局限性，那就是有些語料庫使用的語料往往不是經過仔細選擇的專家譯者的翻譯，比如中國知網翻譯助手和諸多網絡電子詞典，其中所包含的翻譯錯誤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這種“體系化”的經驗材料也是非常可怕的。筆者有一次讓學生翻譯“高等院校”一詞，學生給出的答案是“institutions of higher”，問其來源，說是手機中的電子詞典！可見，計算機語料庫并不能完全代替紙媒詞典等傳統工具書（包括其電子化版本），因為語料庫往往僅僅是語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不對語料的正誤做出判斷，這就需要譯者參與自主選擇，這也進一步證實了語言和翻譯實踐應用的闡釋性。
五、結語
長期執著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脫離語言解釋實踐的闡釋翻譯學研究必然是死路一條。在闡釋翻譯學研究中引入實踐維度概念，結合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探尋解決闡釋翻譯學的實踐路徑，給闡釋翻譯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闡釋翻譯學因此能夠通過語料庫積累的“體系化”的前人經驗，依靠譯者的主體選擇，使闡釋翻譯學擺脫單純的理論研究困境，從而建立起可實際操作的開放理論體系。
（本研究受江蘇省教育廳項目[No.2012SJD740011]：“基于語料庫的雙語詞典例證選擇與翻譯研究”支持。）
致謝：感謝南京大學魏向清教授的悉心指導和對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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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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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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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產業的不斷發展，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翻譯大量國際新聞來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對新聞翻譯重要性的認識，一些院校開始重視新聞翻譯課程，在專業中設置新聞翻譯方向。目前，我國僅有中國傳媒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等為數不多的幾所高校開設了該專業。新聞翻譯是一門交叉學科，而國內對新聞翻譯領域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從語言學和翻譯學的角度出發的，如有學者曾對發表于1979-2006年間的有關新聞翻譯研究的論文進行了收集分類，發現我國在此期間新聞翻譯研究的主題中有關新聞文體特點和翻譯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聞翻譯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活動，除了語言學和翻譯學的知識外，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新聞翻譯實踐也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本文強調新聞翻譯的傳播本質，試圖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對新聞翻譯實踐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譯的傳播本質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交換活動，具有傳播的一般性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翻譯學研究者開始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即翻譯傳播理論，它將翻譯學納入傳播學的一個分支進行研究，認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傳播行為。沃爾夫拉姆·威爾斯在《翻譯學：問題與方法》中提出“翻譯是與語言行為和抉擇密切相關的一種語際信息傳遞的特殊方式。”。這一定義對翻譯進行動態的過程分析，逐漸明晰了翻譯的傳播本質。呂俊教授是國內翻譯傳播理論的先驅研究者，對翻譯傳播的本體、載體、客體、環境和效果等進行跨學科研究，他認為翻譯的本質是傳播，是一種跨文化跨語際的特殊的傳播活動。。翻譯同樣具有傳播學的一般性質，即是一種社會信息的傳遞，表現為傳播者、傳播渠道、受信者之間一系列關系；是一個由傳播關系組成的動態的有結構的信息傳遞過程；是一種社會活動，其關系反映社會關系的特點。與普通傳播過程不同的是，翻譯是在跨文化間進行的，操縱者所選擇的符號也不再是原來的符號系統，而是產生了文化換碼，但其原理卻是與普通傳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譯的這種傳播本質，譯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翻譯的傳播目的，才能使翻譯活動順利地發揮信息傳播的功能。
三、傳播學模式下的新聞翻譯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于19世紀40年代興起于美國，韋伯·香農是其創始人。韋伯發現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基本要素，形成了傳播學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傳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這一模式包括了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對象和傳播效果等五個方面的內容。針對這五種要素拉斯韋爾又提出五種與之相對應的傳播研究：對應傳播主體的“控制分析”，對應傳播內容的“內容分析”，對應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對應傳播對象的“受眾分析”，以及與傳播效果對應的“效果分析”。按照這一模式，新聞翻譯的傳播模式可解讀為在兩種語言環境下的兩個傳播過程，即原新聞的首次傳播：原新聞作者原新聞媒體原新聞讀者效果；譯文新聞的再次傳播：新聞翻譯者譯文新聞媒體譯文讀者效果。因此，要使新聞在目標語境中取得最好的傳播效果，就必須對新聞翻譯的傳播過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個傳播環節都順利地發揮作用。
1新聞翻譯的控制分析
新聞翻譯作為一種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社會制度條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態環境下進行的。新聞翻譯者具有譯者和傳播者雙重身份，應承擔言論出版者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遵守相應的傳播制度。因此，譯者在翻譯前首先應了解特定社會制度和傳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體和經濟勢力的經濟控制、思想文化和社會監督的文化控制。新聞翻譯是兩種語言間的傳播活動，新聞翻譯者除需精通雙語外，還必須具備淵博的背景知識，對法律政治、經濟、科技、軍事、體育等專門領域也要有基本的認識，才足以應對包羅萬象的新聞題材。
2新聞翻譯的內容分析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提出了新聞選擇的“把關人”理論，形象地說明了大眾傳播是如何報道新聞的。他認為在群體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擠入傳播的渠道。記者是把關人，決定著那些素材應該寫成新聞稿；編輯是把關人，決定著那些新聞稿應該刊播；編審和總編是把把關人，決定著那些內容應該成為重要新聞等等。而新聞翻譯中，翻譯者也是把關人，決定著哪些新聞應該翻譯以及如何翻譯。新聞翻譯者對新聞價值和新聞要素的研究深刻影響著對翻譯內容的選擇。新聞翻譯具有重要的國際通訊功能，對國家社會有重大影響，因此新聞翻譯者面對全球排山倒海的外電報道，必須有能力篩選重要事件，從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組，同時兼顧新聞的完整性以及讀者的興趣。
國際新聞的翻譯非常注重綜合翻譯改寫，尤其在遇到突發事件時，常常采用先綜合整理后翻譯改寫的報道方式以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新聞翻譯中的翻譯改寫技巧相當于翻譯領域研究的“變譯”。所謂“變譯”，指譯者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具體而言，變譯可以是摘譯、編譯、改譯、縮譯、譯寫、譯述、譯評等等方式。新聞翻譯者的任務是根據新聞的不同語體，讀者的立場視角，以及兩種語言所處環境的不同傳播環境(即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采用變譯的方式，對原新聞的內容進行有選擇有目的的編排整理，進而翻譯改寫，向讀者傳遞其最需要的信息。
3新聞翻譯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為信息傳遞、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類傳播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認識和研究翻譯與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間的關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譯的效率、速度、質量、翻譯量的大小與翻譯傳播媒介發展水平的關系。如果在這方面認識不清，不注意研究，就會制約翻譯傳播事業的發展。相反，加強對媒介的研究，增強其可靠性、效果性，就會極大的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對媒介的認識與研究對新聞翻譯者尤為重要。只有了解各種媒介的類型和特點，新聞翻譯者才能通過媒介更好地把信息傳遞給讀者。只有對新聞傳播媒介有系統的認識，才能在跨媒介類型的翻譯任務中順利地將原媒介的新聞翻譯成更適合目標媒介的新聞。如今，隨著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新型的媒介不斷出現對新聞翻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新聞翻譯的受眾分析
受眾，簡單地講就是傳播活動的目的地，是傳播內容的歸宿，同時它又是傳播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沒有受眾的參與，傳播活動是不完整的。大眾傳播的受眾主要包括報紙雜志的讀者以及廣播電視等聽眾與觀眾。由于文化、語言、政治及生活環境的差異，受眾對新聞內容有著不同的興趣及需求。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習慣、思維方式、經濟發展狀況等等給信息傳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礙。作為信息的傳播者，新聞翻譯者必須對譯文的受眾有所了解，確定受眾的社會階層、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齡層次、職業差異、價值取向等等隨著資信革命和互聯網時代的降臨，如何為讀者提供他們所需要和喜歡閱讀的信息，是新聞翻譯工作者面對的巨大挑戰。
5新聞翻譯的效果分析
新聞翻譯作為信息傳播活動，其傳播效果是評價新聞翻譯的重要標準，因此，傳播活動的效果如何也是新聞翻譯者應當關注的問題。在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傳播效果指帶有說服動機的傳播行為在受傳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還指傳播活動尤其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對受傳者和社會所產生的一切影響和結果的總體，不管這些影響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顯在的還是潛在的。在大眾傳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眾傳播的活動對社會的運行、變化和發展所產生的宏觀效果為主要參考對象。傳播效果是檢驗傳播活動成敗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傳播者發出的信息不被受眾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適得其反，那就失去了傳播意義。新聞翻譯的成功與否，同樣也取決于新聞翻譯。新聞中新詞新語的翻譯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尤其顯著。大量的研究證明，傳播效果不僅受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和技巧的影響，受眾自身的屬性，也就是他們的閱讀興趣、政治態度、價值觀等差異，也制約著傳播的效果。
傳播學中，阻礙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稱為噪音。任何阻礙有用信息通過的障礙和不屬于信息來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傳播學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傳播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中，對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產生影響。新聞翻譯的過程就是信息傳輸的過程，如何確保原新聞信息在譯語中最大限度準確無誤地得以體現，譯者不可避免地要處理信息的不確定性問題。譯者的任務就是盡量化小這些噪音，盡量擴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減少不確定性，降低譯文讀者解讀原文信息的難度。
第6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在調查的70家衢州農產品企業中，農產品商標大多數是直接采用漢字注冊。近一半以上的農產品商標是企業商號中部分截取出來的，比如，“一粒志”是衢州一粒志食品有限公司的截取，浙江茶之語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的“茶之語”，浙江菇老爺食品有限公司的“菇老爺”，浙江德輝食品有限公司的“德輝”，常山倚山久胡柚深加工廠的“倚山久”，衢州劉家香食品有限公司的“劉家香”，浙江天源堂蜂業有限公司的“天源堂”等等都是采取了這一做法。有部分農產品企業采取企業創始人的姓氏。例如，衢州劉家香食品有限公司選用“劉家香”不僅采取了企業商號的部分截取而且也選用企業創始人的姓氏“劉家香”命名，商標翻譯用了漢語拼音“LIUJIAXIANG”，浙江阮氏食品有限公司的“阮小二”也是選用姓氏，這樣的商標可以達到商標出了名，企業也出名的效果。商標是企業皇冠上的明珠，需要得到企業足夠的重視。在選擇注冊商標方面，《問卷》中給出了4個選項:農產品商標命名情況為:A-企業商號截取，B-公司管理層內部定奪，C-請專業設計公司，D-其它。根據調查結果，選擇前兩項A約占80%，B約占60%，而C約占總數的10%，從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農產品企業選擇商標命名方面傾向于商標名稱與企業商號一致，或者是管理層商榷即可，少數的會請專業設計公司。在70家受調查的企業中，約58家企業是漢字拼音商標，約12家企業選用漢字+拼音的商標，只有極少數的2、3家采用漢字+英文商標。如下圖所示：從上圖中可以看出，有英文譯名的商標在商標總數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這說明衢州農產品企業對商標的英文譯名還沒有足夠重視，還處在初步的探索階段，沒有達成共識性原則。在這些商標翻譯中,約95%是漢語，只有13%是漢字拼音，其中真正意義上的英文商標僅有2、3個，采用的翻譯方法也是直譯法,而采取其它翻譯方法基本為0。比如，浙江老樹根油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樹根”山茶油，其英文譯名為（OLDROOT），浙江民心生態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語”，其英文譯名為C&Language，浙江不老神食品有限公司的“不老神”雞（BULAOSHENCHICKEN），這些都是采取直譯。衢州作為浙江西部的欠發達地區，農產品是衢州的一大主要特色，其農產品出口到國外，漢字拼音商標不過是一串符號,無法體現衢州市的特色、風俗和文化內涵，也不具備美學特征和符合消費者的審美情趣。筆者進入兩家有英文譯名的企業深入調查，發現浙江老樹根油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樹根”山茶油，其英文譯名為（OLDROOT），浙江民心生態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語”，其英文譯名為C&language，均是咨詢了具備專業知識的專家而選用的英文譯名。
衢州市農產品商標翻譯存在的主要問題
筆者所調查的70家農產品商標中，具有真正英文譯名的才2、3個，其翻譯方法都是直譯，如浙江老樹根油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樹根”（OLDROOT），如浙江民心生態科技有限公司的“炭之語”（C&Language）。而在實際的商標翻譯過程中，我們往往要采取多種翻譯方法，包括直譯法、音譯法、意譯法、意音結合法、諧音法、不譯法和拼譯法等，英文譯名要做到語音美、字(詞)形美、意義美，常常是將幾者結合起來考慮后再有所側重。從我們的調查中發現，目前衢州大部分企業傾向于直譯，或漢字拼音，大多數企業不重視英文商標的選擇，導致簡單的直譯和漢語拼音商標泛濫。商標名穿越國界的時候，它帶給消費者的不僅僅是品質、服務，還有地方文化。衢州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市，農產品商標的英文譯名還處在起步階段，對農產品商標的英文譯名還只停留在商標詞指稱意義層面，衢州的地方文化在農產品的英文譯名中難以體現，英文譯名只是讓人知道產品的種類，對在文化大語境下的農產品商標翻譯難度較大。
衢州農產品商標翻譯的問題成因
從我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衢州出口農產品還是以中文商標為主，有英文譯名的甚少。而有英文譯名的企業，都是簡單的直譯和漢字拼音，選擇其他翻譯方法的基本空白，暴露了衢州農產品企業對商標的英文譯名存在的主觀上的不重視。相比商標的英文譯名，企業更重視商品本身的外形包裝與美觀，商標圖標的顏色組合、圖像等。比如，浙江江山恒亮蜂產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蜂產品與農副產品加工、銷售為一體的中外合資企業，是國家級農業龍頭企業。該企業產品已遠銷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等19個國家和地區，在浙江省蜂產品出口企業中位于第三位。其產品商標“恒豐園”是浙江省著名商標，中國蜂產品最有影響力十大品牌，商標是漢字，外觀圖案美觀，最為可惜的是沒有英文譯名。這說明衢州市農產品企業對中文商標和圖案較重視，卻忽略了商標的英文譯名與商標中的非語言因素的相得益彰。筆者在中國知網上近期在通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2000-2013年）所查閱的有關商標翻譯的論文共有8592篇，這些商標翻譯的研究成果在其它商品的商標翻譯中得以應用。而農產品企業利用這些研究成果基本空白，原因主要是農產品商標翻譯屬于比較特殊的范疇，難以用簡單的翻譯方法翻譯，企業對于商標英文譯名的決策方法較簡單，采取企業商號的縮取或者是管理層商量切磋而定，省時省力，根本不會想著去應用研究成果。而且衢州作為浙江西部的欠發達地區，研究人員和刊登研究成果的載體等也遠離農產品企業。
衢州農產品商標翻譯的改進對策
第7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選擇性適應；適應性選擇；翻譯；魯迅；翻譯生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H3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46(2011)04-0105-05
一、引言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譯適應選擇論從生態環境人手，將達爾文的“適應/選擇”學說引入譯學研究，并以此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和哲學依據，選取“譯者為中心”的基本視角，通過對翻譯過程中“適應”、“選擇”等現象的系統探討”，提出了“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基本理念，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翻譯適應選擇論用“適應”、“選擇”、“生存”、“淘汰”等基本原理和自然法則對翻譯過程進行解釋，證明了“適應/選擇”學說可以用來詮釋翻譯活動的本質、過程、翻譯的原則、方法和譯評標準。
魯迅一生從事翻譯，堅持“科學救國”的譯介路向，翻譯的作品范圍廣，體裁多，數量多。本文擬從胡庚申教授的翻譯適應選擇論角度出發，以魯迅早期譯介域外科學小說為個案研究對象，對翻譯過程中譯者的選擇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進行詮釋，并希望能為魯迅的翻譯研究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平臺。
二、翻譯適應選擇論中譯者的選擇
與適應研究概述
“適應”、“選擇”、“譯者”是翻譯適應選擇論的三個核心概念，“翻譯過程=譯者的適應+譯者的選擇”。“適應”與“選擇”是譯者的本能，是翻譯過程的實質，翻譯是譯者適應和選擇交替循環的過程，如下圖：
由上圖可知，翻譯活動中無論是“適應”還是“選擇”，都是由“譯者”完成的：“適應”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去適應翻譯生態環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這里的翻譯生態環境指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選擇”是譯者選擇對原文文本的理解及選擇對譯本的最終表達。由此可見，譯者集適應與選擇于一身，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正如尤金.奈達(Eugene Nida)在他的《翻譯新視角》(A FreshLook at Translation)一文中所言，“翻譯過程中的譯者要做出成千上萬次的涉及選擇與處理的決定，以適應另一種文化，適應另一種語言，最后還要適應讀者群”。從“原文一譯者一譯文”的“三元關系”流程來看，譯者居中，地處“中央”，是“適應原文和選擇譯文的中樞”，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從而凸顯了譯者的主體性。
根據翻譯適應選擇論，“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所謂“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的程度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它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某譯品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適應選擇度”也就越高。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選擇性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出“最佳翻譯”。魯迅早期譯介域外科學小說的“最佳翻譯”正是他不斷選擇、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與多維度(“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的結果。
三、譯者選擇性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適應選擇論認為，翻譯的實質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這里的翻譯生態環境是“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譯者要接受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但與此同時，翻譯生態環境也在接受譯者的選擇，譯者可以出于個人興趣、翻譯動機、交際目的等主觀因素選擇原文、作者、讀者對象。其次，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所做出的選擇可以選擇全部適應、部分適應、或者放棄適應。所以，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是一種選擇性適應。正是由于魯迅選擇、適應了處于主流地位的翻譯生態環境――“科學救國”，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民眾的需求，才出現了當時魯迅選擇譯介域外科學小說的結果。
梁啟超曾在《變法通義》中提及譯書的三項舉措，“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日，擇當譯之本；二日，定共譯之例；三日，善能譯之才”，梁氏的“擇當譯之本”指的是譯者的選材問題，選擇什么樣的作品予以譯介是“譯事的頭等要義”。譯者在“擇當譯之本”之時，為了實現預期的翻譯目的和翻譯的社會功用，要在多元的翻譯生態環境中選擇、適應特定的處于主流地位的翻譯社會環境。
通過考究魯迅早期譯介域外科學小說所處的翻譯生態環境，我們發現魯迅譯介科學小說的取材適應了當時“科學救國”的社會環境。的失敗使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感到了奇恥大辱，而的失敗則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擺在國人的面前，救中國之亡須學習西方，正如嚴復所言：“富強之基，本諸格致”，“而欲通知外國事，則舍西學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蓋非西學洋文，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將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無救于亡也審矣”。當時中國的有志之士認識到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科學救國”的積極支持者梁啟超提倡“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組織以成文”。正因為科學小說具有“誘智革俗”、“睿發民智”、“啟迪愚蒙”的功能，國內的知識分子大舉翻譯西方的科學著作，以傳介西方科學的方式“啟迪民智”，繼而翻譯科學小說成為時代大潮的強音，尤其是譯介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在當時“科學救國”熱潮的社會環境下，魯迅開始選擇創作和譯介有關科學方面的論著。最初魯迅作《說》、《中國地質略論》、《中國礦產志》、《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等篇章，向國民介紹科學知識和闡明科學的重要性，正如魯迅所言：“故科學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魯迅在創作科學論著的同時，為了適應國內“科學救國”的熱潮，開始選譯國外的科學小說。1903年魯迅從日語轉譯了法國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魯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指出：“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于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茍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從上述《(月界旅行)辨言》中的一段話不難看出：魯迅那時明確認識到清末中國小說“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甚多，而獨缺科學 小說，欲開啟民智，必興科學小說。可以說，魯迅早期的翻譯帶有明確的翻譯選材之目的，即“別求新聲于異邦”，選擇那些可以影響和改造中國、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科學作品，以適應當時國內科學救國“必自科學小說始”的翻譯生態環境。不久，魯迅又譯著了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地底旅行》，《地底旅行》描述了一位科學家從火山口到地底進行科學探索的故事，魯迅擇譯該書的目的是為了以通俗的科學思想來喚起人們對學習科學的興趣。1904年魯迅翻譯了《世界史》、《北極探險記》及《物理新詮》中的《世界進化論》和《元素周期則》兩章，魯迅欲借譯這些西方科學小說，以“尚武之精神”和“希望之進化”啟迪群智，鼓舞民眾，培養國人的科學精神，促使國人的崛起，挽救瀕危中國之目的。1905年，魯迅翻譯了美國作家路易斯?托倫的科學小說《造人術》，該著作的主題思想給唯心主義的“神創論”以強烈的沖擊，旨在啟發國人的科學思想、“破遺傳之迷信”。此后魯迅也一直向國人強調學習科學知識的重要性，魯迅指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又在《讀書雜談》中說：“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魯迅將科學視為“改良思想”、“救助國民”的良藥，但同時對科學長期未能改造國家而憂心忡忡，晚年在《偶感》一文中追憶到，“‘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并非“跳舞救國”、“拜佛救國”之比。青年出國去學科學者有之，博士學了科學回國者有之。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并不足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之高深”。從這段話可透視出：一方面魯迅對“科學救國”持肯定態度，指出“‘科學救國’并非‘跳舞救國’、‘拜佛救國’之比”；另一方面對科學未能救國救民感到失望，痛惜“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真有科學”，同時也表明魯迅將以更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之翻譯來洗滌國人的精神，以更強的力度來促進人們“改良思想”。
反抗外來殖民主義的侵略和爭取民族獨立、解放始終是近代中國翻譯文學的主旋律，這一時代主旋律對于翻譯主體的文本選擇無疑具有重大影響。魯迅譯介域外科學作品的取材適應了當時中國“科學救國”的翻譯生態環境，他精心選擇翻譯西方科學作品，利用異域意識形態來顛覆當時晚清的封建傳統意識形態，旨在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由此可見，譯者的“擇當譯之本”是譯者選擇、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過程。
四、譯者的多維度“適應性選擇轉換”
根據翻譯適應選擇論，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適應性選擇轉換”過程中，“語言維關注的是翻譯的文本語言表達”；“文化維關注的是翻譯的語境效果”；“交際維關注的是翻譯的人際意圖”。翻譯過程中譯者應在多維度適應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考慮譯文語言形式、交際意圖和文化內涵，但語言形式轉換、文化內涵傳遞、交際意圖轉達也會隨翻譯生態環境中“典型要件”的不同而動態變化的。
1.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適應目的語世界的“語言維”，以實現“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為了適應當時漢語世界的“語言維”，即中國讀者所習慣的傳統文學的規范以及章回小說的結構和體例，魯迅翻譯科學小說時采用了“變譯”的翻譯策略，對原作的題名乃至框架結構加以中國化改造。“變譯”策略分為增、減、編、述、縮、并、改等幾種，“譯者采用不同的翻譯變體是為了滿足不同的翻譯發起人和讀者對信息內容和信息形式的不同需要”。從某種程度來說，“變譯”之“變”不僅在內容上有取舍，更在形式上有較多的改變。“變”表面上是語言轉換技巧問題，實質上是譯者有意照顧目的語讀者的“語言維”，以迎合目的語世界讀者的內在需要。
魯迅的譯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的形態。將原著的章節按照中國當時所流行的章回體小說模式重新壓縮，如《月界旅行》原著為28章，魯迅變譯刪減整合為14回；《地底旅行》原著有45章，經魯迅變譯處理得12回。此外，兩部譯作的每一章都有魯迅自撰的對仗回目，如《月界旅行》第10回的標題“空山覓友游子斷魂，森林無人兩雄決斗”目錄、《地底旅行》第5回的標題“假光明造物欺人，大徼幸靈泉醫渴”目錄。此外，魯迅在翻譯中常常對原作中人物的心理描寫、科學知識的敘述等進行變譯，采用“其措辭無味，不適于我國人者，刪易少許”的翻譯策略，如在《地底旅行》原作中的梗斯是個沒受過教育的獵人，魯迅根據當時國人的語言習慣，讓他的語言極富中國特色的漢語言，如：“上窮碧落下黃泉，吾獨不怕！況區區火山乎？吾往矣！”由此可見，魯迅根據小說情節發展的需要以及故事的可讀性對原著的內容及其故事結構進行或刪減或增加，變譯為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小說模式，從而實現了漢語世界的“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2.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眾所周知，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而任何交際活動都有一定的交際目的。這種“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要求譯者不但要轉換語言信息和傳介文化內涵，還要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語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目標語中得以體現。因此，譯者要充分考慮預期讀者的語言接受能力，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在目標語中體現出交際意圖。
就魯迅譯介域外科學小說的交際層面而言，其交際意圖在于通過域外科學的介入使國人“獲一斑之智識”、“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在譯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過程中，魯迅不僅用了淺顯的文言文，而且還采用了意譯的翻譯策略，即文言文式的意譯翻譯路徑。所謂“意譯”，即“得意忘形”，譯文并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要求譯文正確表達原文的內容和意思。在翻譯中當原文的思想內容與譯人語的表達方式不協調時，譯者經常采用意譯來達到譯文意思的順利流暢的表達。
魯迅后來回憶翻譯《月界旅行》時指出，“初擬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復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由此可見，魯迅起初欲用“俗語”(即通俗的語言，也就是后來所指的“白話”)翻譯，以減輕讀者閱讀的難度，使中國讀者在閱讀域外科學小說時“不勞思索”，但又覺得若全用“俗語”，會給人“冗繁”之感，很難達到“改良思想”的交際意圖，故而選擇了文言文式的意譯，以適應在漢語世界傳介域外科學思想的“交際維”，使國人“獲一斑之智識”。例如在《月界旅行》中有這樣一句譯文“如君所知，光線 為氣體所橫截，則直的光線，必屈折而變方向。”此外，魯迅的譯著《北極探險記》“敘事用文言，對話用白話”。由此可見，為了適應漢語世界的“交際維”并實現“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魯迅采取了“盡可能地不驚動讀者，讓作者去適應讀者”的翻譯路徑，選擇文言文式的意譯翻譯策略譯介域外科學小說。
3.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文化意識，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跨越文化的交流過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對翻譯而言，“掌握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還重要”，譯者在進行原語語言轉換的同時，還要關注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
在譯介域外科學小說時，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輸進新的思想觀念，魯迅提倡譯文“異化”的翻譯主張。在魯迅看來，“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為比較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服，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挖掉他的眼睛”。這里的“保存著原作的豐姿”和“不削鼻挖眼”則要求譯文保存原作的異國情調、洋腔洋調，其目的在于學習引進西方新的語言和新的思想內容，使國人了解異國他鄉的風土人情，打開眼界，喚醒麻木的靈魂。原作《月界旅行》中出現大量的人名、地名等專名，魯迅大多使用音譯(transliteration)，如美洲譯為“亞美利加”、俄羅斯的盧布譯為“蘿卜”。魯迅采用音譯法處理異域專有名詞，說到底還是一種“異化”翻譯策略，強調“在異文化中找出異質元素，表現文化多元性，突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并顛覆譯入語語言中的價值觀次序”，彰顯作品本身的“異國情調”和“洋氣”，以實現“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五、結語
譯者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使用者，要想成功地實現翻譯的社會功用，不但要選擇、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而且要在翻譯過程中考慮多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涉及到文化維、交際維、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同時，還要注意三維轉換的有機結合與平衡協調，因為成功的翻譯能夠體現“整體和諧”的翻譯生態系統。D9 J魯迅譯介域外科學小說的目的是宣傳科學知識、引介外國近現代的科學精神，視科學為提高國人科學知識水平、救助中國的一服良藥和改造國人價值觀的重要理性基礎，希望通過科學的介入使中國人“獲一斑之智識”、“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從而適應了當時“啟蒙救亡”、“科學救國”的社會環境。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傳達域外的科學精神，適應漢語世界的“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魯迅譯介科學小說時大都綜合采用了變譯、文言文式的意譯、異化等翻譯策略。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擇當譯之本”要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此外譯者還要重點關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因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從選材到文字都不脫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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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態翻譯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景點名稱 講解內容 公示語 翻譯問題 應對策略
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都屬于公示語這一范疇，“公示語是一種常見于公共場所的特殊文體”。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熱衷于旅游。同時，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士到中國進行旅游。作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近年來，西安也漸漸敞開她的胸懷，喜迎八方來賓，旅游業已成為西安的支柱產業，也帶動了交通、餐飲等行業的相應發展。西安的各大主要景點和講解內容的翻譯極大地方便了外國游客，促進了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但與此同時，本文作者及調查研究小組發現大雁塔、漢陽陵、華山、兵馬俑等的翻譯中存在許多問題，如拼寫不規范、中式翻譯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嚴重影響到外國游客對景點的了解。本文結合公示語的特點，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和分析，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希望有助于西安主要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的翻譯。
一、公示語
（1）公示語的定義。公示語是指“公開和面對公眾，告示、指示、顯示、警示、解釋與其生活、生產、生命、生態、生業休戚相關的文字及圖形信息”。公示語研究翻譯的重點是公示、服務海外旅游者、常駐外籍人士等，涉及食、宿、行、游、購、娛行為與需求的文字信息內容。
（2）公示語的功能分類。公示語的應用功能特色體現在城市、旅游景點、文博場館的方方面面。公示語在其實際應用中具有8類突出的功能，分別為指示類、提示類、限制類、強制類、解說類、教育類、管理類、推廣類。
（3）公示語翻譯的原則。在德國學者弗米爾的翻譯的目的論框架中，決定翻譯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眾――譯文所意指的接受者，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識、對譯文的期待以及交際需求。每一種翻譯都指向一定的受眾，因此翻譯是在“目的語情景中為某種目的及目標受眾而生產的語篇”。在目的論的指導下翻譯時應遵循三大原則------目的原則、忠實性原則、連貫性原則。
就公示語翻譯而言，著名翻譯學者丁衡祁教授提出了“簡潔、規范、統一、醒目和方便”的翻譯標準。上海市公共場所名稱英譯專家委員會提出了公共場所標識語翻譯應遵循“信息準確、行文簡練、語法規范”的原則，力求以最簡潔的語言表達最精確的信息的標準。
二、西安主要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的翻譯翻譯的主要問題及應對策略
（一）拼寫不規范及對策
公示語的翻譯應該統一、規范，但在調查中卻發現一個景點出現多種譯法。例如以奇險著稱于世的華山，有的譯為“huashan mountain”，也有的譯為“hua mountain”。其中前者采用的是音譯法與注釋性翻譯相結合的方法，后者采用的是直譯法。再如大雁塔就有三種譯法，第一種景區譯為“dayanta pagoda”，采用音譯法與注釋性翻譯相結合的方法。第二種The Dayan Pagoda出自《夢回西安》一書，采用的是直譯法。第三種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 出自《陜西英語導游》一書，采用的是意譯法。無論譯員采用的是哪種譯法，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外國游客對西安的歷史文化背景根本不了解，也看不懂漢語拼音，那么當外國游客看到這多個翻譯，會以為是幾個不同的景點，事實上都是同一個景點。因此作為譯員一定要懂得公示語翻譯的原則，爭取做到“簡潔、規范、統一、醒目和方便”，這樣才能做到字里行間的傳神達意，滿足外國游客美的享受。
（二）注釋性增譯問題及對策
注釋性增譯是指對原文中一些帶有原語文化色彩和歷史背景的重要信息，在譯文中適當闡釋甚至加注以明確原義，以免譯文讀者誤解甚至不解，做到內外有別。如在分析調查漢陽陵解說詞時，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發現了這類翻譯現象如：房屋形陶倉陪葬墓園出土（A house-designed pottery storage unearthed from the accompanying graveyard）從整體來看翻譯做到了字數甚至是內容上的對等，這種純粹是為了翻譯而翻譯，沒有任何意義。游客對該文物的出土地并不感興趣，而且這也沒有任何價值。如果外國游客對其造型、質地產生疑惑，為什么要建成房屋形，為何是陶制。因此在翻譯時應對該文物的建造背景加以解釋，達到信息傳遞的目的。像這類翻譯還有很多，如：塑衣式跽坐拱手俑陪葬墓園出土（kneeling pottery maid in the gesture of salutation unearthed from the accompanying graveyard）。如在翻譯時對其姿勢加以解釋，會使游客更好的了解。這樣更能加深中外游客對文物的認知，甚至是對西漢文化的了解。相比之下碑林的翻譯更勝一籌，其譯文不僅對墓碑的詩文加以講解，還對其創作背景、書法加以分析評價。
（三）中式翻譯問題
在使用英語時，由于受漢語思維方式或文化的影響而拼造出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具有中國特征的英語。這是在中國人學習英語過程中出現的，是必然的一種語言現象。近年來中式英語（Chinglish）不斷抬頭，逐漸走進我們的生活。如：很久不見（Long time no see）、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在景點翻譯中也不乏這類翻譯。如“請您帶好隨身物品”被譯成please take good personal luggage。中式英語實際是利用字母雜合而成的一些符號，缺乏規范性，自然也就難以達意。語無倫次的字母堆積是不可能為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提供高感性、高精準信息服務的。因此在景點翻譯中要抵制中式英語，要運用簡潔、清晰、準確的文字，嚴謹、簡練、規范的形式，為公眾和旅游者提供更加深入和周全的信息服務，以達到翻譯的目的。
以上三種問題是調查中發現的主要問題，在此論文中進行了簡單的羅列與分析，還有許多問題尚未提及，如語法問題、用詞不當問題。總而言之，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公示語的翻譯工作不可忽視。而這類問題解決的重點在于翻譯工作者。景區的工作人員在對景點進行翻譯時首先要明白譯文的目的，一是傳遞信息，二是誘導行動。因此譯文語言表達必須準確、通俗、明了、富有吸引力，能雅俗共賞，適合不同層次的讀者。其次，翻譯時工作人員要有跨文化交際意識，要顧及譯文讀者的欣賞習慣和心理，盡量用他們所熟悉的語言表達形式。最后翻譯工作者要具有扎實的語言功底，在翻譯期間要避免語法問題、中式英語、措辭不當等問題的出現。這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相關部門也應加以重視。例如市旅游局應加大對景區的指導工作，不僅僅在景區、景點的運營、盈利方面，還應注重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的公示語的翻譯工作。最后景區還可以集思廣益，發動廣大群眾的力量，從中可獲取一些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三、結論
西安這要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這類公式語的翻譯確實存在著很多問題。究其原因大多都是譯員未能掌握公示語翻譯的原則，才導致多種翻譯問題的出現。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類問題，譯員一定要掌握翻譯的理論知識，如公示語翻譯原則、翻譯的目的論、跨文化交際理論等，再者譯員要有扎實的語言功底。如果一個景區、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公示語不完善，可想其公共信息服務系統還有很多漏洞。那么這個國家再“發展”，這座城市在“發達”，也不具備文化生命活力。總之，在西安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西安這要景點名稱及講解內容這類公式語的翻譯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應當得到大力的支持。希望本文討論的問題能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進一步完善規范景點名稱和講解內容的譯文，從而促進西安旅游產業的更大發展。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