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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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摘 要：金融經濟力對城市化經濟的發展與運行有著強大的推動作用，能夠保證城市化經濟的均衡態發展。從現階段城市化發展進程角度來看，“城市病”主要集中在“短缺型”和“過剩型”兩個方面，而且這一缺陷有愈演愈烈趨勢，造成城市化經濟背景下的非均衡經濟發展態勢。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金融經濟力的調整上下功夫，促使其由非均衡發展態勢轉向良性的均衡發展模式。這一轉變不但有利于城市經濟的規范化運轉，同時也將成為未來城市經濟發展的戰略性目標。
關鍵詞 ：金融經濟力 城市化 運作環境
引言：
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其和諧性與均衡性已經成為成熟化發展的基礎要求，從這一意義來講，金融經濟力在城市化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同時也成為城市化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制衡因素。“城市病”的產生主要表現在“短缺型”和“過剩型”兩種弊端中，這兩種缺陷同樣不利于城市化發展的可持續性和集約性。如何在金融經濟力中尋求城市化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勢，促使城市化經濟均衡化發展，改變現階段的發展弊端，已經成為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重點。關于金融經濟力在城市化經濟背景中的運作有效途徑，筆者將從以下方面分別論述：
一、充分發揮城市地租的調節能動力
城市地租能夠有效調節城市化經濟的高質量穩定平衡發展，也已成為金融經濟力調節中的基礎因素，是促進城市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見，在城市化的經濟運行過程中，要著力創建城市建設的金融市場，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的建設上，要建立更為全面的市場靈活周轉機制，增加投資產品的多樣性，開發多元化投資工具，從而有效緩沖由于非均衡經濟對沖帶來的市場震蕩。
在實現區域性經濟均衡發展的同時，還要注重市場這一關鍵因素，通過金融市場的有效交易，暢通資金轉換渠道，為城市地租發展創造機會。在經濟均衡的前提下調節區域性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范圍。在城市基礎建設中，結合市政服務發展需求，發行不同期限的市政債券，從而實現城市內部提地價格的有效調節。
同時，還應當以城市化經濟運作為前提，以其平衡調節機制為實施基礎，充分調動地租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促進城市經濟向良性的均衡發展態勢轉變，為城市化經濟的規范化與規模化發展奠定基礎。
二、著力構建包容性金融體系
在金融經濟力發展過程中，要經歷由量性遞增到質性遞增的過程，在質與量的雙重完善中，完成金融經濟的包容性增長。這一轉變意味著經濟力的調節作用正在由弱變強，金融經濟力的調節作用，應當與城市金融發展同步，建立在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相匹配的基礎上，兩者相互徐進相互影響。由此可見，在城市化經濟發展體系中，要主動培育金融項目的包容成長性，建立其良性發展機制，促進普惠金融的輻射型發展，構建其更為完善的金融發展體系，從而體現金融體系的發展彈性與包容性。
包容性的金融體系是建立在普惠金融基礎上的，具有共享服務特色，這也是建設城市經濟力的核心動力。尤其是對于弱勢融資方而言，更能夠享受到規范金融體系中的增值服務，保障其經濟權益不受侵害，并能夠有效遏制城市化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貧富失衡現象。
金融經濟力還能夠為金融資源的合理分配、金融改革的深入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保持城市經濟發展的和諧與均衡，從而實現城市發展的本質化需求。從這一層面而言，包容性的金融體系能夠為城市經濟力發揮基礎保障作用，成為城市經濟邁向良性軌道的一條捷徑。
三、傳導優勢下金融經濟力的作用
金融經濟力的產生主要有兩種途徑，第一是生產力，第二是消費力。金融經濟力在實現共享與普惠的前提下，對于城市的非包容性矛盾的緩解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金融經濟力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對于城市化經濟推動與優化中。從生產方面而言，金融經濟力倡導不同利益主體對金融資源的平等使用，通過使用和金融權益分配，實現金融資源的推進性發展，從而實現主體財富的有序增長。從消費層面而言，金融經濟力倡導各利益主體享有金融產品消費的平等權益，使消費者獲得更多市場便利，從而改進市場福利狀況。
在實際發展中，普惠型金融體系以及金融市場服務體系，能夠有效幫助非政府機構參與到城市基礎建設中看，并在城市建設、土地開發、公眾設施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促使金融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更為完善。在企業規模升級、產業優化改造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整體金融體系構建中，金融經濟力能夠實現合作金融的嶄新發展模式，尤其是在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發展中，起到積極的協調與穩定作用。不同社會領域的金融建設都需要一個完備的發展框架，需要金融市場的引導型服務，而金融經濟力的優勢也正體現在這些方面，能夠對金融體系中的政策以及制度的實施起到統籌作用。
建立平等的金融服務體系，有利于調節城鄉金融關系，增進城市化發展速度，在各個金融環節實現良心互動與有機協調，從而形成金融市場的發展合力。在市場傳導優勢下，包容性金融經濟力有利于城市化進程中的非均衡因素抑制，從而促進城市化經濟發展步伐。
結語
在城市化經濟的類別區分上，應當歸屬于工業化發展的產物，城市將使其發展空間的載體，而城市發展則是金融經濟力的驅動所在，是經濟發展的嶄新模式。在工業化經濟發展的整體態勢下，城鄉經濟之間被硬性區分，在加上城市化發展模式使其多元化特點更為明顯，公眾在沒有外界干預條件下，自主向城市生產投資、消費的各種經濟行為，已經成為城市化經濟發展的主要表現，金融經濟力的衍生發展，對于城市化經濟的推動力不容小覷，只有充分認識到金融經濟力在城市化經濟背景中的運作特點，才能完深度發掘其推動作用，實現城市經濟的均衡、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齊昕.城市化經濟運行中的金融經濟力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2013(02).
[2]王雅莉.城市化經濟定理初探[J].城市.2004(01).
[3]崔敬.中國城市化經濟的社會福利及發展效應分析[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2(01) .
作者簡介：
第2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經濟增長；影響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提出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加速經濟增長。關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許多學者從20世紀中期開始就做過實證研究。1965年美國地理學家貝里選用了95個國家的資料進行分析，顯示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我國學者也對該問題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周一星對1977年世界157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二者是一種十分明顯的對數關系。許學強、朱劍如和成德寧等人也做過類似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相關系數都在0.8以上。由此可見，在宏觀水平上，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一般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其工業化程度和經濟增長水平也較高。但是，城市化并不是一種生產要素，它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必定要有一個作用渠道，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取決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Henderson研究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城市化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任何直接的關系。因此，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城市化的增長效應究竟有多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在我國的運行情況如何？就我國城市化現狀而言，是否能夠發揮理論上的作用？本文將通過對處于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江蘇省地級市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考察這種影響機制在我國的作用情況。
二、計量模型的設定、數據來源和計量方法的選擇
（一）計量模型的設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公式為：
Y＝AK?琢H1－?琢（1）
其中，Y是產出，K是物質資本存量，H是人力資本存量，?琢∈［0，1］，A表示技術、制度等因素，很明顯，這個函數描述的是一個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呈現出不變規模報酬的情形。
本文認為，城市化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經濟增長，即城市化促使一國二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上升，而結構主義學派認為，結構變革能夠加速經濟增長，因而在本文的模型中應該加入產業結構這一因素。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建立下列計量模型：
Y＝AK■H■STR■（2）
即：總產出是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產業結構STR，以及A中的制度、技術、文化、結構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將（2）式改寫成人均形式，并求自然對數：
lny■=c■+c■lnk■+c■lnh+c■STR+?滋■（3）
其中，人均產出y=Y/L，人均物質資本k=K/L，人均人力資本h=H/L，t為時間，c■是常數項，?滋■是隨機干擾項，表示受隨機因素影響而未能觀察到的偶然因素。c■、c■、c■分別表示lnk、lnh、STR的變化對GDP增長的貢獻程度。
具體的變量解釋依次為：lny：歷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值，代表江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模型中是被解釋變量，其余均是解釋變量。lnk：歷年人均資本的自然對數值。從理論分析上看，該變量應該和人均產出呈正相關關系，表明物質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會產生正的影響作用。鑒于數據的可得性，這里采用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表示。lnh：歷年人均人力資本的自然對數值。本文用高校在校學生數來表示人力資本（這種方法已在不少文獻中應用）。STR：產業結構因素，表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程度，根據結構主義學派的理論，該指標應該和人均產出呈正相關關系，一般用二三產業的總產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考慮這個指標在估算時會出現產出與產業結構的多重共線性，本文采用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來代替。其他因素的影響，均包含在隨機誤差項中。
此外，為研究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本文建立以下計量經濟模型：
lnk■=?琢■+?琢■URB＋?著■（4）
lnh■=?酌■+?酌■URB+?著■（5）
STR=?漬■+?漬■URB＋?著■（6）
?滋■=?啄■＋?啄■URB＋?著■（7）
其中，URB表示歷年的城市化水平，用每年的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該變量。依據前文的分析可知，城市化應該與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和物質資本呈正相關關系。
（二）數據來源和計量方法的選擇。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2001～2005（電子版）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1～2005（電子版），根據模型的需要，本文選擇了江蘇13個地級市連續五年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非農人口、總人口、高校在校人數、二三產業從業人數、總就業人數等基礎數據，然后進行統計處理。在計量方法的選擇上，目前國內的研究文獻大多采用簡單的時間序列或某一特定時點的截面數據，并運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預算，估計各變量的系數。為了避免時間序列數據的缺陷，本文采取面板數據來進行分析檢驗。由于面板數據既包括時間序列數據又包括橫截面數據，可能產生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問題，從而使普通最小二乘法失效，因而在數據可得的基礎上，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檢驗，以消除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的影響。
三、計量分析及其結果
本文首先對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總體上的分析，然后對（3）～（7）式進行估計，以確立對人均產出有顯著影響的因素，以及城市化是如何通過影響這些因素最終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最后對檢驗結果進行解釋。
為了考察城市化對人均產出的影響，本文首先采用調整后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對數對城市化率URB進行回歸，結果見表1。（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城市化的系數為0.04033，回歸系數顯著，因此說明城市化和人均產出顯著呈正相關，與理論預期相吻合。但是，上面的分析中并沒有指出江蘇城市化與人均產出之間是通過什么途徑產生正相關關系的。接下來，本文將對人均產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本文利用分析的各變量的數據，對人均產出的可能影響因素進行估計，并檢驗每一個變量的顯著性，以此來最終確定回歸方程。對lnk、lnh和STR的回歸結果表明，擬合優度R2依次為0.997904、0.999458和0.995881，并且通過了變量的顯著性檢驗。
對于面板數據的常用分析方法，本文通過對變量lnk、lnh和STR進行總體回歸，最終確定了最適合的模型是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為了減少由于截面數據造成的異方差的影響，本文選用cross section weights，表示先用相同權數做出初步的回歸權數估計，然后用估計出的權數做加權最小二乘法，得出的結果如表2所示。（表2）
通過對江蘇13個地級市情況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城市化能夠通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這三條途徑來影響經濟增長。此外，被忽略的因素則全用?滋■來表示。對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和物資資本是城市化與人均產出之間的顯著影響渠道，人力資本在7%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但其作用還沒有明顯發揮出來，其他因素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綜合運用內生經濟增長和聚集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實證分析了江蘇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得到如下結論：一方面對城市化和人均產出的總體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和人均產出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確實能夠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對人均產出決定因素的回歸結果表明，對我國人均產出有顯著貢獻的變量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其中物質資本和產業結構對人均產出的貢獻較大，是目前江蘇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其次是人力資本。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主要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及其比重的不斷加大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因此，城市化和人均產出之間如果發生影響，必然通過這三條可能的途徑。
第3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首先，工業化、城市化雙加速，產業結構也正在調整，這無疑需要大量投資。我們研究發現，近十多年來，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是投資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正好揭示了第三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階段性現象。第三產業當中，恰恰包括了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而在中國目前城市化和工業化雙加速的發展階段，生產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必然要求大規模的投資。
2008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剛剛達到45.7％，僅接近于2001年世界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是差距，也意味著巨大的發展潛力。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曾經說過，未來世界經濟發展有兩大動力，一個是以美國高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這是他從多次訪問中國的所見所聞中得出的結論。根據世界經驗，城市化程度達到70％左右才能保持基本穩定，我們中國還有2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如果一年增加一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就會創造出巨大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拉動中國經濟增長20多年。 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中國自己的發展階段，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速改造傳統農業和工業，加速發展服務業，促進大量農民轉到城市和非農產業，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是我們巨大的投資需求來源。
其次，中國的消費需求潛力同樣巨大，消費結構正處于全面提高小康水平的新發展階段。改革開放的頭20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由貧困進入到溫飽，再由溫飽跨越到了初步小康階段。到2020年，中國要建設成為全面小康社會，這時候老百姓消費升級的熱點主要是改善居住、出行和交往的條件，包括購車、買房、買手機、當互聯網用戶等。
中國城鄉居民的這一輪消費升級，至少將持續十幾年。我們看到，中國人均GDP水平只有3000美元，但互聯網用戶已經超過美國居全世界第一，我國的手機擁有量也位列全世界第一。這無疑是不平衡的發展，同時也體現了巨大的消費需求潛力。過去，我們靠改善基本生存條件的消費熱點，可以拉動輕工業、農業、紡織業。現在老百姓新的消費熱點拉動的將是住宅、建材、裝修、鋼鐵、機械加工、橡膠、化工、電子、城市規劃，以及汽車美容業等更多產業，包括催生一些新興行業。現在，由消費結構升級拉動的產業結構調整，正成為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
第4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一、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滯后現狀
建國五十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按照改革開放20年的GDP增長速度，中國本來應該處于城市化加速的發展階段中，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仍然有將近七成的人口生活在廣大農村地區。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不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滯后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化的速度都達到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速度，而在中國，建國五十年來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為百分之三，僅比總人口增長率高一點二個百分點，也遠遠低于中國工業年均百分之八的增長率。這與我國經濟發展情況相比出現了明顯的滯后現象。從我國經濟發展情況來看，在過去的20多年的時間里，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邁上了一大臺階，經濟發展很快，人均GDP與第二產業增加值都是上升的，特別是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趨勢更加明顯。1992--1999年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為13.02%，這與上述同期城市化率的增長速度1.61%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沒有與工業化進程同步，反而出現了逆工業化進程的現象，城市化進程越來越慢。
二、中國城市化發展滯后帶來的負面影響
首先，農業人口比重高的直接后果是滯留在自給自足傳統鄉村的農民商品化消費水平低，造成“大中國，小市場”。這不僅會直接影響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農戶生產投入的增加，而且會對城鄉差別的縮小和小康目標的實現產生不利影響。
其次，城市化發展的滯后還造成人口結構、資源占用和收入分配結構上的不合理。到1999年中國城鎮人口和鄉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30.1%和69.9%，而同期城鄉居民的年末儲蓄存款余額卻分別占總量的大約80%和20%，有關研究認為城鄉收入差別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農村集體和農戶生產性固定資產占有的比例也偏低。中國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只有18.7%，而第一產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卻仍然高達49.9%；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嚴重不對稱。
第三，城市化發展滯后加大了產業重組的難度，限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國際經驗表明，在城市化水平滯后的前提下，第三產業不可能有正常的發展。同時，鄉鎮企業面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壓力，對資金和技術的需求更廣泛，對規模經濟的要求也更高，這些都決定了鄉鎮工業必須及時從農村轉移進城市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第三產業的不發展，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產業在其結構推移過程中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使農民的就業領域沒有得到充分擴展，從而也使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帶來的增加農民收入、促進整個經濟發展的潛力不能充分釋放。
三、積極采取措施，加速城市化進程
1.積極推行體制創新和改革。在戶籍制度、投資體制、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我國城市化的健康發展予以政策上的支持，掃除制度上的障礙，逐步實現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和自由選擇，實現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要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聚集，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市化步入快車道。
2.完善以大城市為龍頭的城市化體系。大城市規模經濟的優勢強，創造就業機會多、就業潛力大，還有不可低估的擴散效應和幅射作用，可以帶動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地區的迅速發展，從而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在我國，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群，也是中國經濟最活躍、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環渤海城市群也是在大城市廣州、北京、天津、大連等大城市的帶動下迅速崛起的。
3.加快推進小城鎮。發展小城鎮是我國城市發展的一條獨特之路，小城鎮在我國城市化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是廣大農村城市化的重點和橋梁。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科學教育水平和經濟能力，一般都比較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通常多采取就近轉移的方式，而小城鎮更接近農村便于吸收農村勞動力等，這為在中國發展小城鎮提供了最有力、最具可能性的依據。因此，應堅持節約資源的原則，正確引導中、小城鎮的健康發展，運用市場機制更多地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加強政府引導。
第5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認為城市化的發展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軸心（注：周振華.經濟增長軸心轉移：中國進入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階段.經濟研究，1995;1）。世紀之交，國家提出的“十五”發展計劃中，“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也被列為基本的發展戰略之一。因此，城市化發展問題又一次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多數研究者分析和論證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滯后性，力陳城市化發展滯后的種種弊端和危害，主張克服制度障礙，大力推進城市化的發展。
進行中外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固然可以為我們分析中國城市化發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參考，但歸根到底，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是由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等內在因素所決定的，忽視這一基本出發點而翻來覆去論證城市化的滯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理論研究的意義，甚至可能誤導城市化發展戰略，不利于推進城市化發展的社會實踐。進一步說，僅僅分析城市化發展滯后是遠遠不夠的，它要求我們分析城市化發展的內在動力，研究如何通過我國經濟結構和城市結構的優化來推動城市化的發展。
2 低度？適度？過度？標準的迷失與誤導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研究，從來就是一個充滿混亂和爭議的領域。90年代以來，對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判斷是見仁見智，是滯后（低度）發展？還是適度發展？亦或是過度（超前）發展？各種意見都曾出現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僅僅是筆者所見各種文獻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結果。
從已有的研究不難看出，眾多研究者的主流傾向是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是滯后的，與之持相反意見的“發展超前論”者所持的理由，其實在滯后論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統計口徑問題，隱性城市化問題、流動人口問題等等。對同一現象，之所以會有截然不同的認識，是因為在如何認識中國城市化水平這一問題上，我們陷入了迷團之中。具體說來，我們認為在評價中國城市化水平問題上，有如下幾點不應該忽視：
表1 90年代以來對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評價的不同意見
研究者 時間
分析依據
基本結論
一發展滯后論
辜勝阻 1991
IU比、NU比，亞洲模型
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10多個
百分點
杜輝
1992
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偏差
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
余立新 1994
錢納里模型、經濟計量模型
城鎮化發展水平滯后約15個
百分點
俞德鵬 1994
城市化發展經驗數據的“大
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約10個
國模型”
百分點
付晨
1995
114個國家人均GNP水平與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為
市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7個百分點
孫立平 1996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鎮
中國城鎮化發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同等發達程度國家13至33個
百分點
葉裕民 1999
中、日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
1997年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
比較
化水平與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發展的差距為38.2個
百分點
周一星 1999
人均GDP與世界下中等國家
城鎮化發展水平滯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較
個百分點
孫永正 1999
中國城鎮化率、農村人口與
城鎮化至少滯后于工業化水
農業勞動力比重差異與世界
平10個百分點以上
中低收入國家組的比較
2001
與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較
均率低12個百分點
王茂林 2000
工業人口比重與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應
國際比較
該達到43%左右，滯后約17
個百分點
二、基本適度論
劉連銀 1997
與印、巴、泰等經濟發展水
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這些國
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較
家基本相當，并沒有滯后
劉勇
1999
中國的發展水平與“世界平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與經濟發
均模式”相比較
展基本相符，僅稍顯滯后
郭克莎 4001
人均GNP與城市化水平關系
中國的城市化并沒有嚴重滯
的國際比較、城市化與非農
后，城市化與人均收入水平
就業關系比較
和非農就業比重基本相適應
三、發展超前論
陳阿江 1997
把已經城市化了的農村人口
中國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
統計進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國城市的“超常規
中國的城市發展脫離了經濟
”發展
發展現實、城市發展過快
鄧宇鵬 1999
把鄉鎮企業和鄉城流動人口
1997年中國的隱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開的城市化，實際水
平超過60%
首先，拿不同時期、不同發展背景下，不同國家工業化、非農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互動歷史資料來說明經濟發展與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一般趨勢固然沒有問題，但套用其經驗數據則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
一方面，人均收入從400美元到800美元的發展階段，發達國家出現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所謂多國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慮時空背景，僅僅從人均收入（而且是以匯率變化十分頻繁的美元作為計量單位）這一指標，用此時的收入水平來套用彼時的社會經濟結構，試圖說明某個國家城市化水平應該在某個水平，是十分缺乏說服力的。部分學者雖然考慮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實際購買力評價(PPP)方法來進行論證，但也存在同樣的缺陷，更不用說PPP方法本身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今日中國在實現工業化時的全球經濟背景和條件也是不一樣的，這些將直接影響到各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對不同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的取舍。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所需的巨額初始資本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外部渠道：一是通過殖民擴張，在殖民地進行搜刮，獲取巨額的擴張紅利，刺激了國內工業的發展；二是通過索取巨額的戰爭賠款，加速其原始積累的進程；三是引進外資。而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一沒有發達國家當年所具有的優越資源條件，不可能從其它的國家和地區掠奪到大量的資源為己所用，以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發展民族工業；二來它們處的國際經濟環境決定了它們只能成為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市場。這些因素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工業和其它非農業發展的空間十分有限，要用比發達國家更短的時間實現城市化，困難很大。特別由于缺乏足夠的市場空間發展工業以帶動城市化，這些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常常出現過度發展第三產業，從而形成過度城市化的現象。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經濟因素，從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與制造業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較短時間里，實現了工業化、非農化和城市化的同步發展。中國長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經濟市場之外，國內經濟結構又與一般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不同，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自然既難以用發達國家的既往歷史模式來套用，又難以用當今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格局來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業化率，U＝城鎮化率）和NU比（N＝非農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況是，IU比最開始大于1，隨著經濟發展程度提高，特別是服務經濟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這就是說非農化勞動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產業所吸收，城市發展的動力的重心由工業變為服務業。中國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服務業發展的滯后；二是非農產業，尤其是大量農村工業分散地在城鎮以外的區域發展。造成這種發展格局，既是過去制度選擇造成的結果，也是發展中大國所存在的合乎邏輯的現象。類似的情況在印度也存在。作為人口眾多、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相當的大國，印度與我國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況。因此，我國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國家是一種正常現象，不能以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判斷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滯后多少個百分點。
再次，從“隱性城市化”的角度來論證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滯后，是試圖克服目前人口流動和遷移的某些政策障礙的后果和統計資料口徑混亂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應該說，這種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種參考性思路，但以此來說明城市化滯后，則存在難以克服的難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居住于農村的情況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現象是一種常態。按照“隱性城市化”的定義和計量方式，即使最不發達的農村地區，也可以計算出一定的“隱性城市化”水平出來，雖然通常人們不會去這么做，但理論上是會出現這種情況的。這足以說明，“隱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確把握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滯后的程度。
雖然我國的城鎮行政區劃體制混亂和城鄉人口流動二元性的特點，使人們從統計意義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較為困難，但這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參照一般經驗，我們可以把目前我國城鎮人口分成三類：一類是城鎮建成區內的市鎮非農業人口；二類是分布在城鎮近郊、融入城鎮社會經濟活動、使用城鎮基礎設施、享受城鎮文明的部分農業勞動人口。這類人口，依多數學者意見，按城鎮人口的30%計算為宜；三類是以流動方式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流動人口。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鐘擺型在城鎮與農村之間進行流動，部分是長期在城鎮中務工經商。根據一系列典型調查，第三類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視為城鎮人口。以此標準進行計算，90年代末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應該為37%左右，大致領先于按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口徑計算的城市化率6個百分點，而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基本吻合。
除了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人為抑制城市發展的現象，如中國20世紀60～70年代，朝鮮以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執政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都是其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城市化發展水平也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相適應的。中國的城市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出與其它國家有別的特征，是我國的經濟結構和城市發展中的結構出現偏異的結果。過多地研究和爭論中國的城市化是滯后發展、適度發展亦或是超前發展，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相反，我們研究的重心應該放在如何從經濟結構和城市結構改善著手，促進中國城市化的發展。
3 城市化偏差還是非農化偏差？經濟結構與城市化發展
長期以來，我們過多地把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緩慢歸咎于城鄉隔離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特別是戶籍制度。認為城市化發展落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礙了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從而產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這種思路，只有把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應該從根本上予以廢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矯正。
客觀地說，長期以來形成的阻礙人口流動的制度因素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延緩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但這并不是所謂“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實上，經過近20年的改革與發展，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影響人口流動從而阻礙城市化發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經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逐步放寬了鄉城人口流動的限制，如吸收農民自理口糧進入城鎮落戶、實施藍印戶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來步伐趨緩。如1979～1988年，我國市鎮人口年均增加1140萬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個百分點；1989～1998年，市鎮人口每年只增加928萬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個百分點。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發展速度又明顯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鎮人口每年增加938萬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個百分點，而后半期的1994～1998年，市鎮人口每年增加918萬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個百分點。（注：課題組.關于加快小城鎮發展的對策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00;3）應該說，十多年來，鄉城之間的壁壘是在逐步松動的，而且越來越多的鄉城流動人口以各種不同方式進入到城鎮，其中的相當部分已經融入城鎮，成為城鎮人口。在許多地方，可以說是城門大開，戶籍制度名存實亡。過去政治經濟制度下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政治經濟利益已經消失殆盡，客觀上并不構成繼續阻礙城市化發展的重大障礙。戶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發展滯后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補課”完畢。時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現“偏差”，且城市化從絕對人口增加到相對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實，說明把城市化滯后及發展速度緩慢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體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說服力的。實際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戶籍制度政治經濟利益的幻覺所遺留下的剩余影響，試圖加快城市化發展的進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過賣戶口的方式籌集資金來進行城鎮建設。其結果難盡人意，這恰恰從反面證明戶籍制度已經不構成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障礙。
中國城市化發展之所以呈現出與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同的發展模式，問題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農化偏差”，尤其是“工業化偏差”。這就是說，中國城市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水平與結構之間呈現出的與其它大多數國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其它國家的差異。中國經濟結構的特異對城市化發展的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突出的方面，一是從產業的角度來看，非農產業發展對非農就業的拉力不足，從而對城市化發展的拉動彈性過低，我們可以稱之為產業結構偏差；二是非農產業在農村地區的分散發展，限制了供給和需求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過程，從而造成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不足，我們可以稱之為非農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偏差。
就非農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關系而言，我們可以分別從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表2利用序時統計年鑒資料對我國非農化與城市化發展軌跡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偏差所在。顯然，方程(1)說明我國城市化與非農產值之間存在一定的依存關系，而方程(2)和(3)則又說明在兩個不同發展階段，我國的非農化和城市化之間存在不同的發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農化對城市化發展的解釋力較低；相比較而言1980～1999年，非農化對城市化的解釋力則十分顯著。數據的實證分析支持了這樣的結論：我國的城市化發展緩慢，原因在于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沒有在經濟產出結構變化的同時實現城鄉結構的同步變化。
表2 中國城市化與非農化發展的回歸與相關分析
內容
回歸方程
擬合度(R[2]) 相關系數(r)
城市化與非農產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與非農就業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從就業結構變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來看，上述特點更加明顯。方程(5)說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的非農就業的增長對城市化幾乎談不上有什么貢獻，而改革開放后的非農就業的增長與城市化的發展呈現極強的對應關系，非農化對城市化的彈性大大提高。
歸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和經濟結構變化的一種外在性表現。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決定的。中國非農產值和就業的擴張沒有產生相應的城市化拉動力，原因有三：一是非農經濟的重型結構抑制了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二是廣泛存在于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造成了非農化與城市化的脫節與背離；三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結構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輻射與吸納能力。
在經濟結構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國工業的重型發展結構嚴重阻礙了城鎮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吸收。據一項研究表明，從1952～1987年的35年間，我國的工業資本積累應該吸納的勞動力就業量為1.7億人，而實際吸納的勞動力僅為8000萬人，不到應當吸納勞動力的50%。（注：課題組.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及國民經濟的宏觀協調.中國農村經濟，1990;5）產生這種特殊的非農經濟結構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以工業為主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總體戰略；另一方面則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強調先生產、后生活，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要建設生產性城市而非消費性城市，由此導致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輕型工業和服務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有了顯著增強，但這方面具有的潛力遠未充分發揮出來。由于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結構問題較為突出，吸收勞動力就業能力最強的城市服務功能難以發揮，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產業結構的制約。
導致中國城市化發展與非農就業增長之間出現嚴重偏差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非農就業廣泛地分布于廣大農村地區，沒有有效地向城鎮集中。我國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態勢，集中說明了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城市化發展緩慢的原因及我們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來，各地為實現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級開發區的設立，就是為了筑巢引鳳。在一些地方，開發區吸引了一批投資項目，但總體來看，對引導鄉村非農產業向城鎮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國的鄉村非農產業難以向城鎮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從需求的角度來看，對鄉村非農企業生產經營的產品的需求大多來自于當地農村社區的農民，一定社區圈子里的相對較穩定的需求使得小規模、低水平的非農產業企業得以維持。從供給方面看，把企業分散地布置在鄉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業可以大大降低其生產經營成本。如有些企業本來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銷售產品，把企業辦在家門口，符合經濟原則。二是可以以臨時工的方式極為方便地從大量的閑散鄉村勞力中招收工作人員，可以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這種對企業員工非正式的錄用和管理模式，極大地降低了企業人工成本。三是企業用不著為員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設施，省卻了管理者的許多麻煩。四是企業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資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納各種費用。五是可以較為方便地逃避有關部門的監管，省卻五花八門的各種正當和非正當的費用。
當然，鄉村非農業企業難以向城鎮集中，還存在另外一個體制性障礙，那就是農村社區的基層行政管理者并不熱心甚至反對所管轄的區域內的非農企業向城鎮的集中。對他們來說，在轄區內興辦了多少非農企業，是其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基層干部們的小金庫或招待基地，他們享有“控制權”利益，自然不希望非農企業向轄區外的地方集中。
狹隘的目標市場定位、與低收入和低下的購買力相適應的產品和營銷方式、非正式的生產和管理模式和不計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農產業在農村分散經營的交易成本和經營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鎮生產經營可能具有的諸如人力資源、技術、信息、管理、交通、市場等優勢大打折扣，對它們難以產生足夠的吸引力。這就是中國NU比一直居高不下進而導致城市化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4 頭重腳輕還是頭輕腳重？城市結構與城市化發展
第6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字 城市化 集聚效應 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一、城市的定義
城市的特征總結起來有三個方面：從普遍性來看，城市具有密集性，即巨大數量的人口和高度的密集性；從經濟的性質出發，城市具有由第二、第三產業等非農業經濟活動支配著的市場常駐地的性質，簡稱“非農業的土地利用”；從社會的觀點來觀察，城市具有流動性和多樣性，這種性質同時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
1.城市的形成
所有的城市都存在著基本的特征，即人口和經濟活動在空間的集中。對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各個領域對此有不同的解釋，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職能的多樣性。從目前來看，絕大多數城市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都脫離不開經濟方面的原因。經濟力量始終是決定城市規模、存在和發展的一個根本力量。決定城市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力量主要有三個：比較利益、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
比較利益是城市形成的源動力，是建立在區域分工基礎上的貿易比較優勢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這與社會分工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旦人們的勞動生產率有了差異，自然就會產生比較利益。
大多數城市的出現都源于大規模活動的經濟利益。所謂規模經濟，是指當技術和要素價格不變時，等比例投入的增加帶來更大產出的經濟現象。它為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集中提供了市場動力。
聚集經濟提供了城市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謂聚集經濟，是指“因企業（或活動）設址接近另一個企業（或活動）而產生的經濟活動中的成本節約”。
城市生活的發展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城市最初是怎樣形成的，什么因素在促使人們傾向于城市生活？第二，為什么在最近一個世紀里城市化加速發展得這樣快？巴頓認為，城市化的發展并不是一個逐步的、漸進的過程，而是經歷了許多不連續的步驟與階段。今天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數量的激增，與過去的城市發展全然是兩回事。
2.城市的系統
由于城市的經濟活動是多種多樣的，要想從理論上對其進行整理和掌握，我們有必要先把城市當作一個系統來把握。在后文中將要論述的內容，也大都與城市系統的這兩方面相關聯。
其一，不論哪一個城市，要想作為一個城市而存在的話，那么，在構成城市的諸要素間的相互關系中，就存在著某種內部的平衡問題，我們稱為“城市內系統”。城市經濟活動和為它們服務的城市設施之間必須保持平衡。如果一個城市的規模較大，是具有城市中心職能的完整的市場圈，那么需要設有廣闊地域的生活圈。
其二，城市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不僅與作為腹地的農村相聯系，而且還要和其他城市結成相互依存關系，在各城市之間，存在著城市職能的分散和互補，在這里存在著某種外部的平衡問題，我們稱為“城市間系統”。從理論上分析城市職能的分布，或者說是各城市的層次結構，有中心地理論。在各種各樣市場圈的中心位置上，發揮中心市場職能的性質叫中心性，這個中心市場的所在地叫做中心地。
二、經濟發展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城市化是人口、社會生產力逐漸向城市轉移和集中的過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所必經的過程。就城市化的內容而言，大體上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在經濟基礎過程中的城市化現象；一是在社會的文化過程（或上層結構）中的城市化現象。本文所探討的城市化是前者，即經濟基礎過程中的城市化。
1.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城市化的具體形式、途徑、速度可以因各國具體歷史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作為一個客觀歷史發展過程卻并不會因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而有差異。城市化是城鄉關系的轉型，其標志是城市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可以說，城市化、城市現代化，都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經濟過程。
城市化的浪潮使城市適應現代工業發展的要求，并且使居民能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所創造的現代化生活設施。這就是城市現代化作為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趨勢。當人口和工業在地理上集中于城市地區的時候，公共設施費用比之人口平均分散在全國更為經濟。對于個人來說，城市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務設施和舒適的環境。這在農村是不能得到的，農村即使可以提供這些設施，代價也極為昂貴。企業發現在城市里進行生產，其費用比在其它地方遠為低廉，因而它們選定地點時，這一點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對于城市化過程開始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傳統的學說認為城市化最初是從農村生活慢慢地演變過來的。勞動的進一步分工，鄉村規模增大與專業分工具有更大的經濟性。工業被吸引過來，其原因在于城市能夠以大規模占有本地市場、提供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力、便于利用輔助工業等各種形式顯示出聚集經濟的優越性。對個人而言，城市可以提供廣泛的服務事業，還能提供安全保障和就業。從各方面來說，城市化過程一旦開始，他就形成自行增長的市場力量，這些力量促使各種要素和人口不斷流入城市。這種傳統的說法遭到簡?雅各布斯的批評，她認為城市和城市生活先于農村的發展，城市是從集市中心發展起來的。
這兩種解釋一開始似乎相互排斥，巴頓認為對于產生城市的一些解釋，我們均可以設想它們是正確的，相互分隔，在地理上不同的地區，城市的發展具有獨立和互不聯系的性質。
對于第二個問題，不同于之前的城市生活發展，近期出現的城市化則是完全不同的一種現象。改變以農業為主的地區經濟是促使城市發展的一種積極刺激，工業化的到來提供了這種必需的動力。
2.城市聚集經濟效益
現在我們會提出一個疑問，為什么今天工業與人口仍然在向城市集中？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考察選定城市地區所能得到的效益是什么。
從本質上看，城市經濟是空間集中的經濟。人口、企業和各種活動的空間聚集才形成城市，才存在城市經濟。這里所指的集中，是在地理上集中于一個指定的地區或城市。工業在地理上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大家所能享有的所謂“聚集經濟效益”。從而使城市產生吸引力（聚集經濟）和排斥力（聚集不經濟），藉此主導并推動著城市的發展、壯大、衰退及相應的結構變動。
聚集經濟是城市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城市因空間聚集而產生，又因空間聚集而發展壯大；城市的物質、經濟結構既是空間聚集的結果，也是城市聚集演化的基礎；空間聚集既是城市吸引力的產生原因，也是各類城市問題的產生根源；沒有空間聚集，就沒有城市經濟。
當地理上的緊密接近能為企業與工廠產生外在利益時，就出現了聚集經濟效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聚集經濟效益都是外在的：當某一單個企業在某一特定地區發展而享有利益時，比如那些由于擴大規模而增加利潤的經濟，應該是嚴格地屬于內在的。
聚集經濟一般可分為兩種類型：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前者是指一定有限區域內隨著某一產業總產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該產業內企業生產成本的降低。后者是指“當經濟活動集中于城市地區時，產生的成本節約”。
聚集經濟產生的原因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 空間集中所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從而降低有關社會經濟活動的成本。
2 空間集中所產生的大數法則效益。多個行為個體（居民和企業）及其活動的空間聚集，使任何一項活動都會有足夠多的個體與之相適應，從而減弱由社會經濟活動所帶來的損失。
3 空間集中的互補性利益。
4空間集中所產生的信息交流。
正是由于上述聚集經濟效益，人口、企業不斷地趨于地理上的集中，從而推動力城市的形成。
三、城市化拉動經濟發展
城市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發展對于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經濟總量上看，我國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和社會商品零售額都占全國70％以上，城市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載體；從經濟效益上看，城鎮的經濟效益要大大高于農村，大城市的經濟效益要高于中小城市。
如果運輸成本和內部規模經濟是城市發展唯一的經濟理由，那么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常是有限的。城市的經濟重要性將嚴格取決于運輸和生產所能利用的技術。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出行成本的降低以及“最優”制造商規模的縮減導致城市對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性變小。
事實上，城市對現代經濟的重要性幾乎很少強調內部規模經濟的作用。與此相反，它更多強調的是外部效應、溢出效應、外部規模經濟、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而變得日益重要的那些因素、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等。
從城市宏觀經濟來看，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構成經濟增長的機制問題。現代城市規劃基于地方或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響，城市的發展是在這種審慎制定的政策下進行的。規劃人員需要城市發展理論以便能遇見這些措施的長期效果，所以城市發展模型（或者說城市發展理論）對于我們了解過去城市發展是重要的。
就城市經濟增長的本身來說，有些作者認為城市像人一樣，會有它的生命周期，也會經歷成長、繁榮和衰落。增長只是較長周期中的一個階段，巴頓認為，要理解城市經濟活動，我們應當了解這個周期中的基本機制。在本文中，我們集中探討其中一些較為重要的理論。
這些模型可分為兩類――“需求指向”型和“供給基礎”型兩類。
前者考慮了出口基礎和投入產出的研究方法，假定經濟增長是由于外界對城市經濟內部生產的商品某些預定需求的外部增長刺激。例如中心地理論（需求引起增長）。
在城市中，這種“需求指向”型又分為兩種產業，一個是以來自城市之外的需求為對象，生產輸出商品的產業，再一個是城市多個需求，也就是為滿足有輸出產業的生產活動而派生出來的需求，以及由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動而派生出來的需求（生活資料和服務）的地方產業。
在輸出產業和地方產業之間的關系上，作為城市成長的動因并使其持續成長成為可能的是前者，支持前者并對前者起被動反應的是后者。在這個意義上，前者稱之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支柱產業），后者則稱之為非基礎經濟活動（非支柱產業）。
雅各布斯認為，“只有輸出產品是不夠的――從城市的最早輸出產業和面向輸出產業的供給產業（地方產業）出發，是城市經濟多樣化，并使其通過派生的過程，城市才得以成長。”她所指的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在舊式的生產過程中追加了許多新的生產，只有在新的生產活動中增加生產過程，才會使城市經濟不但在規模上日益擴大，而且也會使它更復雜和多樣化。
第二，在這種反復過程中，城市既有了生產輸出商品的產業，又有了供應給輸出產業的物資和服務的產業，這種“乘數效應”就是這一反復過程的基本點。城市的輸出產業擴大了，地方產業的規模和種類也會增加。相同的事情在反復，促使城市得到了不斷而持續的成長。這一反復體系，在城市形成和成長過程中發揮了作用。不管城市多么復雜，只要其經濟發展，它仍在城市中發揮作用。
第三，就是通過城市生產的輸出商品而得到的輸入商品，將怎樣處理的問題。雅各布斯把城市購買輸入商品轉化為自己面向市場進行生產的過程，稱作“輸入替換過程”。這一過程雖然減少了地方產業那部分輸入商品，但是，卻擴大了城市的市場規模，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如果輸出也增加，就會使“輸出”和“輸入替換”兩個乘數效應結合在一起，城市將會加速地急劇成長。
供給為基礎的理論則采取相反的途徑，認為是城市供應了各種設施，從而將勞動力、資金和商業吸引到這個地區，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增長。
四、實現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并進
從前文中的分析可知，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關系，客觀上要求城市化必須和經濟發展相適應，過度城市化（城市化超前于經濟發展）和過低城市化（城市化滯后于經濟發展）都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尤其是二戰以后，一些發展中國家掀起了城市化的，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化超越了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由此造成了就業、交通、環境、治安等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根據美國著名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提出的城市化階段理論，即城市化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城市化水平較低、發展較慢的初期階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鄉村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的城市化加速階段（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之間）；在高度城市化后城鎮人口比重增長趨緩甚至停滯的晚期（城市化水平大于70%）。
在我國，由于建國以后長期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片面的重工業發展戰略，使城市化進程十分緩慢，城市化滯后于經濟發展，表現為過低城市化的特征。實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和戶籍、土地制度的放松，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穩步發展時期。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去迎接城市化，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加強城市規劃和管理，扎扎實實地推進城市化進程，實現城市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協調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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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產業結構；循環經濟
河北省社科聯課題：現階段我省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矛盾問題研究（200803006）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F29文獻標識碼：A
目前，關于城市化定義的觀點有很多，總的來說認為城市化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二是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大，即原有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和新的城市數量不斷增加；三是產業結構的演進，即由傳統的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變。大力發展城市化有利于縮小城鄉間經濟、教育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增加就業機會、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近年來，河北的城市化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中生態環境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但由于城市人口的逐漸增加、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城市承載能力逐漸降低，城市環境污染變得日益嚴重，阻礙了河北的可持續發展。
一、河北城市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
由于河北的產業主要是以礦產資源和鋼鐵等重工業產業為主導，對一次性能源消耗嚴重，并且這些能源的使用是造成河北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基礎設施薄弱、城市規劃不合理、政府環保措施執行不力等原因，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程度。
1、空氣環境。近年來，城市空氣環境質量雖然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空氣呈煤煙型，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這也是導致河北酸雨頻繁發生的主要原因。（表1）
2、水環境。水體污染和水資源短缺是困擾河北水環境的兩大難題。由于過度開采地下水，河北地下水位一直呈下降趨勢，地下水蓄存量正逐漸減少。與此同時，水環境的總體污染程度正逐年增加，2004～2007年河北省廢水排放總量分別達到了20.6、19.6、22.23、22.29億噸。
除上述水環境污染外，河北的海洋環境也受到了嚴重破壞。近年來，河北赤潮現象一直發生，并且面積越來越大，2006年發生的第四次赤潮面積就達到大約1，600平方公里，而2007年在秦皇島附近海域海洋發生赤潮4次，其中有3次被確認為有毒赤潮，在秦皇島海域尚屬首次。
3、農業環境。由于河北水資源的匱乏，導致部分地區的農民使用污水灌溉農田，且面積正在逐漸擴大，再加上農藥等化學藥品的使用，使得耕地質量降低，農業污染事故頻頻發生。從2004年到2006年，河北省發生農業污染事故分別達25、35、36起，污染耕地面積分別達938.5、2，121.5、2，583公頃。
受污染耕地面積的擴大和耕地質量的下降不但使河北遭受了不少的經濟損失，還使本已逐年減少的耕地資源顯得更加緊張，人均耕地面積低于全國人均平均水平。
二、環境問題對經濟的影響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河北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無法否認的是，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對環境的損害為基礎的，明顯與環境保護之間不協調，這無形中又增加了經濟的支出。
1、直接經濟損失。主要是指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比如，由于污水灌溉、工業廢氣的排放、劣質農藥的使用造成的耕地污染、水資源污染，導致農產品產量減少形成的經濟損失；由于礦業開采造成的地面塌陷、公共設施破壞、地質災害等形成的經濟損失；由于酸雨造成的農作物大幅度減產、房屋建筑的腐蝕等形成的經濟損失；赤潮對水產養殖業、海洋旅游業的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由于耕地污染引起的農產品產量減少，造成的經濟損失。
2、環境治理支出。主要是指對環境污染綜合治理的投資。比如，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對廢棄物的處理、對環境污染的治理等。這部分的支出金額是較大的。河北2004～2006年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資分別達到了147.61、191.37、167.03億元。對于環境治理的支出能夠起到改善環境污染的作用，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如果我們在城市化發展的初期能夠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重視環境保護問題，就會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也就會減少這部分的支出。所以，環境治理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補償性特征。
3、預防性支出。這部分支出主要是為了避免、預防環境污染而做出的。比如，環保部分的管理費、環境監測支出、環境保護的培訓費和環保宣傳的支出，等等。預防性的支出不但有利于加強環境保護，防止環境污染，還能夠幫助政府和企業減少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補償性支出。
4、機會成本。這主要是指因環境污染問題導致的其他產業發展受阻的機會成本。比如，因為生活垃圾侵占土地，導致土地無法用于耕地、建筑等其他用途的損失等。
5、健康成本。由于環境污染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產生惡劣影響，由此導致疾病的發生所引發的經濟支出。如因患病引起人們的收入損失和包括藥費、檢查費在內的醫療費用等。
三、促進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相關對策
1、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城市化的過程包括產業結構的演進，即由傳統的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變。而河北由于以重工業為主，成為了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資源的消耗大戶，而第三產業發展緩慢。能源的大量消耗是造成河北環境污染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并以此推進河北的城市化進程，改善河北的城市環境。
（1）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河北具有優秀的旅游資源，自然風光秀美，是全國唯一兼有海濱、平原、湖泊、丘陵、山地、高原的省份。除現在已有的秦皇島、承德等較為著名的旅游資源外，河北還有很多尚未開發的鄉村旅游資源。比如，歷史古城盧龍、玉田等。通過鄉村旅游業的開發，有利于加快農村交通、垃圾處理、綠化等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改善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由原來依靠種植、養殖為主變為發展旅游業為主；有利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增加就業機會；有利于促進農村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加強旅游業的管理，在開發旅游資源的同時加強對環境的保護。
（2）大力發展食品業。河北有許多的土特產品和風味小吃享譽中華，很多在國內外市場都是供不應求的。比如，壩上高原的口蘑、京東板栗、昌黎的葡萄酒等。河北在大力發展旅游業的同時，也應該大力發展食品業。借助旅游業，大力發展旅游食品，帶動地方經濟。
（3）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近年來，河北的新能源產業發展不錯，如保定的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年產太陽能電池200兆瓦。河北有很豐富的新能源。如作為農業大省，河北小麥的種植面積大，產生秸稈多，通過大力發展生物質能發電項目，就能實現變廢為寶。另外，河北省地處環渤海地區，有著豐富的海洋能源資源，可以利用潮汐這種潔凈無污染的可再生能源進行發電。
（4）大力發展體育業。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健康問題日益重視，逐漸加強了對體育的要求，而且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申辦，秦皇島作為足球分賽場已經具備了承接國際賽事的能力和條件，可以說河北的體育業有著難得的發展機遇。體育產業的發展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進步，創造再就業的機會。比如，體育場館的建筑可以帶動制造業的發展，體育賽事的舉辦可以帶動廣告業、食品業、服務業的發展等。
2、發展循環經濟。傳統經濟是一種單向流動的經濟模式，即“資源―產品―污染物排放”，而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再生資源”閉路式的反饋流程經濟模式，強調資源的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這有利于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的排放，改善環境質量。
（1）通過科技創新，大力推行清潔生產。依靠科技創新，改變高能源、高消費、高排放、低效率的生產模式，大力推行清潔生產，減少或淘汰有害原材料的使用，減少產品使用對環境的污染，盡可能地使用可再生資源，有效地進行廢物利用，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利用等。
（2）倡導綠色消費。消費的增加往往會增加對資源的索取及對環境的破壞，因此人們應該樹立節約、環保的消費模式，減少污染。提倡消費綠色產品、綠色能源。這些產品不但要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最主要的是他們可以回收利用，是可再生能源，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
3、以預防為主，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城市化的發展應改變過去那種先開發后保護的方式，改為以科學規劃為前提，以預防環境污染為主的發展模式。科學地確定城市的性質和規模，充分考慮城市性質、規模與環境承載力之間的關系，立足實際情況，依靠相關條件，合理進行城市的規劃和布局。這不但能夠有效地防止對環境的污染，也可以降低對環境破壞的補償成本。在規劃時，我們要盡可能地按照循環經濟的模式，將可以進行循環生產、相互利用的企業集中在一起，實行生態工業鏈園區布局，實現污染的少排放或零排放。
（作者單位：河北科技師范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孫麗欣，劉云.河北省城市化進程中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問題思考.生態經濟，2006.2.
第8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業；城市化；經濟發展
目前，我國城市人均住宅面積已經達到30平方米，另一方面，若城市化率每年增長1％，就會新增加城市居民1000萬，此時，至少需要新增住房供給3億平方米。由此可見，我國房地產的剛性需求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房地產市場的長期趨勢的上升趨勢。
一、城市化影響下房地產業經濟問題剖析
（1）城市化對房地產業的影響。城市化的發展必然導致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伴隨著城市數量和規模的不斷增擴，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很有必要的，這些行為也注定會給房地產業帶來巨大商機。伴隨城市化進程加速的同時，商業用房不斷擴大，住宅小區也成片崛起，加之基礎設施的建設，再進一步對城市科教文衛等公共事業進行完善，在促進了當地房地產業的良性發展、提高對外的吸引力的同時，也相應帶動周邊地區的其他產業和總體經濟的發展。（2）房地產業中存在的經濟問題。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房地產業為拉動內需而率先復蘇，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進而為國民經濟的企穩向好做出重大貢獻。但伴隨著這種爆發式的增長，房地產業出現“泡沫”，為宏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總體價格偏高。2005年至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為9.7個百分點；2010年商品房平均價格較上年增長7.8％。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4月的國房經濟報告顯示，2011年第一季度，我國商品房的平均銷售價格同比上漲了12.5％，與去年同期相比，漲幅提高了5.8個百分比。二是房地產有效供給不足，開發結構失衡。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高校的擴招政策以及國內外投資者的參與，都加劇了對房地產的需求。除此之外，我國房地產市場供求結構矛盾明顯也是房地產住宅價格過快增長的原因之一，大戶型與中小戶型的比例關系失衡，但目前房地產市場供應的主體仍然是大戶型或中高檔住宅。三是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增多。房地產的需求包括有居住需求、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這三種需求中，第一種需求是消費者的實際住房需求，可以促進房地產開發的良性發展，而投資和投機需求則屬于虛擬需求，帶有很強的投機性質，投機行為越猖獗，房地產價格越高，相應的需求越虛，對房地產市場的正常發展具有很強的沖擊破壞作用。當前許多城市廉租房和保障房的制度還不完善，廉租房僅覆蓋一小部分，廉租保障住房的資金保障體系不到位，住宅開發投資的增幅也連續多年遠遠高于經濟適用房開發投資的增幅，甚至還出現負增長的局面，在住宅開發投資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因此，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要求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審核制度，強化動態監管，對保障房家庭實時監測，定期復審，及時調整實施住房保障。
二、解決房地產業經濟問題的建議
（1）建立適宜的住房制度。2007年起，中國住房制度發生重大變革，以“24號文件”為標志，在近十年被忽視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設被提到很高的位置，2008年系列政策出臺更是使保障性住房大力推進，在今年的“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把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放在首位。但仍要看到，雖然近幾年出臺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國家對滿足多數的弱勢群體的住房需求下了很大力氣，但仍要看到工作還沒有完全做好，因為還有很多人“望樓興嘆”，如果大部分人住房需求得不到滿足，這說明制度不合理，要改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通過住房制度的改革滿足大家的住房需求。（2）采取配套的財政和金融政策。房地產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房價過高和投機性購房比例較高，已經偏離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所以，保證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措施就是控房價壓投資投機，而控房價和壓投資投機無非是從金融和財政手段考慮。由于大部分投資投機人的資金來源手段是通過銀行貸款，所以通過限制貸款條件或增大貸款難度可以使一部分投資投機人取消購房行為；關于增加房產保有成本，最近幾年學者們討論很多的方法就是開征物業稅，通過稅收來加大房產的保有成本，從而抑制一部分人的投資投機購房行為。（3）加大法律政策的監管力度。制定法律政策的最終目的要通過實施來發揮作用，當前我國房地產業出臺了相當多的制度法規，另外，隨著政府近年來對房地產業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房地產政策的出臺也很頻繁，而且大部分已經從以前的大框架細化到可以操作的層面。我國的房地產不是無法可依，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需要相關部門加大政策的監管力度，對于違規行為要及時糾正及時通報及時制止，只有這樣相關法律法規才能起到應有的調控房地產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永岳，陳伯庚，孫斌藝．房地產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9篇：城市化經濟范文
內容摘要：電力需求預測一直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和經濟學者討論的熱點，尤其是近幾年來由于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我國對電力的需求急劇增長，也造成全國范圍內的拉閘限電現象。本文通過協整分析定量的方法闡釋了工業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和電力需求之間的關系，發現三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工業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電力需求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電力需求 工業經濟 城市化協整分析
隨著近幾年重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氣候因素帶來的新一輪用電高峰，使得近兩年的電力需求急劇增加，拉閘限電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大。導致我國電力供應緊張的原因有：電力投資不足、新增電力投產速度與電力需求增長不匹配、工業和高耗電產業高速增長、電網輸配能力不足、空調負荷快速增長、電煤供應緊張、電網突發事故等。其中兩個重要的原因是工業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近幾年，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穩定增長，而且目前我國國民經濟已經進入重工業化階段，鋼鐵、建材、有色金屬、化工等高耗能行業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僅引起了城市居民用電和商業用電的增加，也帶動了裝備工業和基礎原材料工業的發展，從而引起了我國電力需求的快速增長。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電力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經濟學者對電力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蔣金荷、姚愉芳（2002）通過電力消費彈性這一指標對我國經濟增長和電力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林伯強（2003）對我國1952-2001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對電力消費與國內生產總值、電價等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陳建林、張少永（2005）用OLS回歸分析對我國電力需求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以上研究都表明電力需求和經濟增長存在高度的相關性，所以通過GDP增長與電力需求的關系對電力需求進行預測是電力規劃的有效手段。
但是，經濟學文獻中對我國電力需求與工業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之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還很少，本文希望在以上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定量研究工業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水平對電力需求的影響。
數據與變量的選取
本文根據1978-2003年電力消費、工業總產值和城市化水平的數據對工業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和電力需求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所采用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5-2003)。以下用electric代表電力消費，industry代表工業產值，city代表城市化水平，為了得到平穩序列同時不影響原序列的特征，筆者對時間序列進行對數處理，并分別用Lelectric、Lindustry、Lcity表示經過對數處理后的變量。
影響電力需求的因素眾多，各影響因素之間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這就更增加了電力需求預測的難度。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電力需求預測的優點在于能綜合考慮諸多影響因素，本文通過對歷年的電力消費進行實證研究從而對電力需求進行預測。
工業經濟增長與電力消費存在密切的相關性，歷年各行業的用電量表明工業企業是電力消費的主體。由于投資高速增長導致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產業迅速擴張，從而造成電力消費快速增長。以往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和電力消費存在高度的相關性，而工業經濟增長也是我國主要的經濟增長點，對電力消費與工業總產值二者關系的定量研究，不僅關系到對工業經濟增長速度可靠性的認識，而且也能由此對電力需求進行預測。
衡量一國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就是城鎮人口數占全國人口總數的比例。我國城市化水平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有了顯著提高，特別是近幾年，由于人民消費水平的升級和消費觀念的改變以及氣候等原因，以及各種家電的電力消費量急劇上升，同時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引起了我國工業以重工業為重心的產業結構變化，對水泥、鋼材、電解鋁等基礎工業的投入增加，從而對電力的需求急劇增加。
計量經濟分析和實證結果
OLS回歸預測
為了驗證每個解釋變量是否對因變量（電力消費）有顯著影響以及估計的系數是否具有預期的符號，筆者采用OLS對自然對數形式進行估計。
通過分別繪制用電量和工業總產值以及用電量和城市化水平間的散點圖，可以得出工業總產值和電力消費、城市化水平和電力消費呈高度線性。
由以上分析得出工業總產值、城市化水平都與電力消費存在較強的線性關系，以下是通過OLS估計參數建立模型。建立二元回歸模型為：
Lelectric=C+ALindustry+BLcity
通過eviews3.1軟件分析得到模型為：
Lelectric=7.0959+0.3224Lindustry+0.9514Lcity (1)
（16.1811） * （11.7134） * （6.5927） *
樣本區間：1978-2003年。
R2=0.9954；F=2699。
其中*代表以1%的顯著水平拒絕系數為0的假設。括號中的數字是t值。數據顯示R2接近1，表明模型的擬合效果非常好；F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反映變量間呈高度線性，回歸方程高度顯著。
協整分析
以上用OLS回歸分析法對三個變量進行了實證分析，但這種回歸分析要求變量都平穩，在變量非平穩過程中，可能產生偽回歸現象。所以這種回歸分析的結果很難確定變量間的長期關系。由Engle & Granger等發展起來的協整分析技術有效的解決了傳統經濟建模中非平穩時間序列的偽回歸問題，因此本文用協整分析法研究變量之間長期的均衡關系。協整是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在進行協整檢驗前，先要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只有變量間的單整的階相同，才能進行協整檢驗。以下通過單位根法來檢驗各個變量的平穩性。
單位根檢驗 為了檢驗各變量的時間序列特征，本文采用ADF的單位根法來檢驗模型中各變量一階差分的平穩水平。對于任意變量Yt，檢驗零假設Yt～I(1)相當于檢驗Yt是平穩的。ADF單位根檢驗過程基于OLS回歸式：
(2)
α1=ρ-1 (3)
式中T表示線性時間趨勢，p為滯后項，εt為白噪聲殘差。檢驗Yt中存在一個單位根的零假設相當于檢驗等式(3)中α1=ρ-1的假設。如果α1顯著小于0(ρ＜1)，則存在一個單位根的零假設被拒絕。用ADF方法對樣本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三個變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穩，而它們的一階差分變量都是平穩的，即它們都是I(1)序列，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
Johansen協整檢驗 EG兩步法只適合于雙變量的協整檢驗，在對多變量方程組中的一組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時，Joheansen Juselius的方法要優于EG兩步法，JJ法不僅能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而且可準確定出協整向量個數， 所以用Johansen方法來確定模型中的協整向量個數。由Schwarz信息準則法確定VAR的最佳滯后期p取4比較合適。用Johansen方法得到的結果如表2所示。
樣本區間：1978-2003年；相關觀測值：26；趨勢假定：無確定趨勢（受限常數）；序列：Lelectric， Lindustry，Lcity；滯后間隔（一階差分）：1到3；非限定性協整秩檢驗。
由表2可以得出，變量間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通過協整向量系數估計得出方程：
Lelectric=7.0276+0.3331Lindustry+0.9904Lcity （4）
方程（4）表明了1978-2003年間的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以上結果均表現在樣本區間內，模型中的電力消費、工業產值、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由此可以得出，工業產值每增加1%，電力消費就會增加0.3331%，而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電力消費就會增加0.9904%。
本文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電力需求、工業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間關系的研究，可得出以下結論和政策建議：
電力需求、工業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雖然三者各自的增長并不平穩，但通過協整分析得出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所以在進行電力需求預測時，除了使用GDP這一指標外，工業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水平也應該是被考慮的重要因素。
通過協整分析可得出，工業產值對電力需求的彈性是0.3331。所以，在進行電力預測和電力規劃的時候，應該考慮我國的產業結構變化，尤其是我國工業經濟的增長速度。我國已進入重工業時期，處于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快速發展的機械、汽車、鋼鐵都是單位增加值能耗很高的行業，這使我國能源、資源環境壓力急劇增加，煤、電、油等資源瓶頸以及生態衰退現象日趨嚴峻。所以我國實現工業化必須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樣才能確保電力與工業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通過協整分析得出電力需求和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城市化水平對電力需求的彈性為0.9904，可肯定城市化對電力需求的促進作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消費水平的升級帶來了城市居民用電和商業用電的增加，同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汽車、家電等消費的增加和鋼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消耗的增加，而這些都要靠工業企業生產，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間接的帶動了工業電力消費。
因此，城市化水平應該是預測電力需求的一個重要指標，同時只有在電力產業和工業協調發展的前提下，才能推進高質量的城市化進程。
綜上所述，工業經濟和城市化水平是影響電力需求的重要因素，可以通過工業經濟的增長趨勢和城市化進程的速度等因素對電力進行合理科學的預測和規劃，同時應該大力構建節約型社會，努力構建節約型的工業經濟增長方式和城市化模式，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電力、工業經濟、城市化進程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蔣金荷，姚愉芳.中國經濟增長與電力發展關系的定量分析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