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需求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農業勞動力需求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3-0022-2
江西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業曾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截止2009年末，江西省4432萬人口中，約有56.8%的農業勞動力。隨著江西省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業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將越來越少。“十二五”期間，發展生態農業，走農業產業化之路，是江西省富農強省的必由之路。而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眾多，如何轉移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是江西省“十二五”期間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難題。
1 模型構建
1.1 理論基礎
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只要從事農業與非農產業的邊際收益不同，農民為追求收入最大化，必然要在城鄉之間、發達與欠發達地區、中西部與東部之間發生流動。只要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大于從事農業的收入，這種流動便會發生。所以，要實現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勞動力的最優配置須滿足均衡條件：
（也即： ）
其中，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農業的邊際收益；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非農業的邊際收益；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農業平均工資；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非農業的平均工資。
1.2 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與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這里用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表示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用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表示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1986-2007年22年間，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從1986年的395.63元/年增加到2007年的4097.82元/年；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則從1986年的744.12元/年上升到2007年的11754.16元/年。1978-2007年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與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見表1。
注：圖中虛線為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趨勢，實線為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趨勢。
由圖1可知，江西省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均呈現大幅度增加的趨勢，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業收入的增速要明顯小于非農產業的收入增速，隨著時間的變化，農業收入與非農業收入的差距在不斷的放大，這必將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非農行業。
1.3 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的估計
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為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非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與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的差值比上非農勞動力的邊際收益（非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
筆者查閱了2008年江西省統計年鑒，收集整理了1986-2007年江西省農業與非農業勞動力年平均收入，代入公式（2）中，計算得到1986-2007年江西省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繪制散點圖，由散點圖可知江西省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一元線性函數模型特征，故使用SPSS11.5可得估計模型如下：
（3）
1.4 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估計
根據江西省統計年鑒統計1978-2007年江西省的農村農業勞動力人數，見表2。
根據1978-2007年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數據，分別采用Linear（一元線性）、Quadratic(二次函數)、Compound(復合函數)、Growth(生長函數)、Logarithmic(對數函數)、Cubic(三次函數)、S(S形曲線)、Exponential(指數函數)、Inverse(逆函數）、Power(冪函數)模型進行估計，以下為SPSS11.5中的模型估計結果（表3）：
其中，Mth表示模型形式，Rsq表示R2，d.f.表示自由度，F表示F檢驗值，Sigf表示F檢驗值的實際顯著性水平即p值，b0表示常數項，b1、b2、b3表示回歸參數。由表3可知，模型CUB（三次函數）形式時的R2=0.965、F=241.26值最大，QUA（二次函數）次之。所以，筆者選用三次函數模型擬合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人數隨時間的變化。構建函數模型如下：
（4）
Y為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人數；T為時間年份。
構建的三次函數模型與原數據的擬合程度見圖2：
圖2中，實線為原始數據，虛線為擬和值。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擬和值與原始觀測值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采用三次函數模型是合適的。
2 “十二五”期間江西省農業剩余勞動力預測
農業剩余勞動力（ALS）為農業勞動力（Y）與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的乘積，即：
（5）
根據模型（3）、（4）和公式（5），可估算2011-2015年期間江西省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人數如下表（表4）：
3 結論
3.1 農業剩余勞動力人口基數大
從2011至2015年這五年間，江西省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人數雖然有所下降，從2011年的2236.36萬人降至2015年的2030.86萬人，但各年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人數仍然維持在2000萬人以上，這對一個總人口只有4000多萬人（截止2009年年底，江西省人口4432.16萬人）的省份來說，無疑是十分龐大的。
3.2 農業勞動剩余率在不斷增大
可以看到，隨著江西省農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業產業化的不斷升級，借助生態農業的發展模式，江西省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必將越來越少，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將越來越多。
3.3 待轉移人口多，任務艱巨
“十二五”期間，江西省總共要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2236.36-2030.86≈205萬人，平均每年要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41萬人。
4 建議
4.1 戶籍制度放開需先行
長期以來，戶籍制度一直是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鄉之間轉移的主要因素，江西省亦不例外。首先必須要從制度層面上保證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后具有一個新的“身份”。筆者認為，對于江西省的三線城市和中小城鎮可以完全放開戶籍的限制，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而對于一、二線重點城市（如南昌、九江等），可以參照國外“技術移民”的做法，鼓勵有技術、有才能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精英轉移，實現市民化。
4.2 職業技能培訓是關鍵
江西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業剩余勞動力長期從事農業生產，非農業生產技能缺乏。這就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造成了障礙。江西省應積極開展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和提供教育補貼，使每一個農業剩余勞動力都有一技之長。
4.3 第二、三產業轉移是重點
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等，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業、建筑業等是吸納勞動力的重點行業。2006年，中國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需求人數所占比重分別達到32.9%和64.9%，對勞動力的需求旺盛。江西省應結合自身特點（截止2008年7月，江西省共有世界遺產4處、世界地質公園2個、8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1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和39個國家級森林公園等），發展扶持生態旅游業、觀光農業等特色服務業，吸收大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本省內的轉移；除了省內吸納之外，江西省應積極籌措組建就業咨詢公司，輔助就業中心等就業機構，收集就業信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出省就業。
參考文獻
[1] 江西省統計局.2008年江西省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 國家統計局.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Wall, F.J.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handbook, Donnelley & Sons Company,1986.
第2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農業勞動力；農業現代化；農業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6-008-05
農業勞動力轉移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規律，不僅是成熟的現代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也是當展中國家正在經歷的經濟實踐。馬克思在其經典著述中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現象進行的深刻而全面的闡釋，為我們探索和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理論借鑒。黨的十從農民與現代化的戰略高度提出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加快農業勞動力轉移。現階段“三農”問題仍然突出，尤其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導致農村人均資源占有量過少，資本、技術投入不足，農業基礎條件薄弱，難以實現規模經營，農業生產競爭力和比較利益下降。
梳理和挖掘馬克思農業勞動力轉移思想，不僅可以豐富和深化中國化的研究，而且可以為我國農業剩余勞力轉移提供理論指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農業勞動力轉移思想產生時代背景
馬克思農業勞動力轉移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淵源，考察馬克思農業勞動力轉移思想的產生背景，有助于對這一思想進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1.工業革命帶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變革
西方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1760年代的英國，直到1830～1840年代才宣告完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建立了以蒸汽機為動力、以機器體系為生產技術基礎的近代大工業，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產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生了巨大飛躍的同時，也使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遇到什么抵抗。”“在農業領域內，就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并代之以雇傭工人來說，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產業革命創造出一個工業資本家階級的同時，也創造出一個在人數上遠遠超過前者的產業工人階級。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使工人無產階級的力量得以壯大的同時，也加深工人與農民的聯系，不斷地改變著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力量的對比。
2.資本主義城市化過程中城鄉對立加劇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185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總數首次超過了鄉村人口總數，占全國人口的50.2%，城市的快速發展為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城市成為擁有大量資本和先進生產力的聚集地，資本擴張使生產工具、資本、需求和享樂集中起來，財產也逐漸聚集在少數人手里，而在鄉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轉化為牧場、采用機器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造成農村人口流離失所，并時刻面臨疾病和饑餓的威脅，“這種情況也許比幾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糟。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這種禍害更迅速滋長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條件簡直糟糕透了。”資本主義城市化過程，就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血淚史，城市擴張造成鄉村衰落、城市病態以及城鄉尖銳對立和沖突。英、法等國城市化中農業勞動力悲慘的移民現象，成為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本質的切入點。
3.經濟周期對農業人口流動的影響日益加深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聯系和運行規律開始發揮作用，在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支配下，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變得愈加尖銳，經濟周期性的更替是矛盾的突出表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使就業人口在資本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綜合作用下，發生劇烈的波動，因此農業勞動力轉移規模也相伴發生周期性的變化。如果說“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于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吮吸足夠數量的剩余勞動的權利”，那么，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經濟周期可以更加自由、更大規模地吸引或延滯農業剩余人口，造就了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人口流動規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影響日益加深。
二、馬克思農業勞動力轉移思想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從人類演進的宏觀視角，站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高度，根植于社會化大生產的運行規律，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社會歷史根源，科學預言了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農村的巨大變遷和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
1.農業勞動力轉移是現代農業代替傳統農業的歷史必然
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考察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傳統農業是“在勞動孤立地進行和勞動的社會性不發展的情況下，直接表現為直接生產者對一定土地的產品的占有和生產。”屬于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的經濟，典型的“維持生計的農業”。他同時指出：“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這種分散落后的經濟形式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戰勝舊的社會制度，通過市場交易將農業生產各要素和產品作為商品納入農業領域，“使農業合理化，從而才使農業有可能按社會化的方式經營。”“資本主義生產一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一部分農村人口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于這種轉化的條件。”
在工業化已經越來越向農業領域滲透的進程中，小塊土地所有制不再成為農民富裕的條件，反而成為了農民貧困的一個根源。“‘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而在這個世紀的過程中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了。”農業工業化和規模經營加速了小農經濟的解體，并將大量農業人口從封建宗法關系和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成為產業工人或農業工人。
2.機器和現代耕作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直接原因
“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農業由社會最不發達部分的單純經驗的和刻板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圍內，轉化為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的應用。”這表明，“科學終于也將大規模的、像在工業中一樣徹底地應用于農業。”機器和現代耕作技術“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年齡不斷下降。一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一個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并使他們的工資下降。”“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里去尋找棲身之所。”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描述到：“1846年，法國城市人口占24.42%，農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農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來，農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為減少了。”
馬克思在1853年《強迫移民》一文中描述當時英國的農業移民現象時指出：“現代的強迫移民，情況則完全不同。現在，人口的過剩完全不是由于生產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借助于饑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由于在生產中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居民被從農業地區驅逐出去，同時人口在工業城市集中起來，我這里所談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機器耕種土地和大規模采用現代農業耕作法而引起的強迫移民。”
3.資本積累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根本驅動力
從表象看是機器排擠了農業勞動力，促使農業勞動力出現過剩，但就本質來說，資本積累才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根本驅動力。馬克思在揭示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指出：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資本積累增加，對勞動力需求增大，即使在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但勞動力需求總量是增加的，因此城市工業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工人。資本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
“勞動力必須不斷地作為價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資本，不能脫離資本，…，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上是資本本身再生產的一個因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農村因租地集中，耕地轉化為牧場，采用機器不斷產生過剩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隨著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游離，他們以前的生活資料也被游離出來。這些生活資料現在變成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必須從自己的新主人工業資本家那里，以工資的形式掙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國內農業提供的工業原料也同生活資料的情況一樣。它轉化為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這些從土地上分離出的農民，他們來自于農村，“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資本主義生產不僅生產商品和剩余價值，它還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再生產雇傭工人階級，把絕大多數農業生產者變為雇傭工人。
4.農業勞動力轉移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和制約
馬克思在談到大工業對農業和農業生產當事人社會關系上引起的革命時指出，資本主義農業發展水平不同，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路徑是不一樣的。“在劍橋郡和薩福爾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機器目前只是潛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種更大的面積，但是并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領農業領域的深度越深，農業中轉換為可以自由利用的勞動力就越多，例如1861年英格蘭的《國情普查》顯示：1851年全國城市580個，農村人口與城市差不多相等，到1861年農村區域人口僅增加6.5%，城市人口增加17.3%，這一差別是由于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這說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英國，由于第二、三產業和城市化發展速度較快，所以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也強，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美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則有限。馬克思在論述愛爾蘭資本積累對農業人口的影響時寫到：“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后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后備軍則是從城市，即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轉化為工廠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里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并不斷地送回農村去找活干。”
5.農業勞動力轉移引發農村社會關系的轉型
在馬克思看來，農業勞動力轉移并不只是簡單的由農村向城市的空間和產業轉移，它必將引起新的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整，所以農業人口轉移過程也是農村、農民社會關系轉型的過程。他通過對英國、法國和德國農業和農村的研究發現，農民內部的社會流動和分化使農村居民中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一個是富裕農民階層，他們由大土地占有者、大租佃農、大農和中農組成，屬于農村資本家階層；第二個階層是小農階層，這個階層擁有農民的大多數，因而是農民階級的主體，他們擁有小塊土地、自我經營，是小私有者，同時也是勞動者；第三個階層是農業工人階層，主要在農業工廠打工生活，屬于典型的農村無產階級。“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增長起來，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內部分層是伴隨著資本滲透農業進程自然分化的結果，對社會階級陣營進行了新的調整，整個社會階級逐漸分成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這為整個資本主義埋下了“剝奪剝奪者”的革命種子。農民被徹底剝奪生產資料，成為大工業需要的勞動力商品，從農民的貧困轉化為工人的貧困，階級對立嚴重，社會矛盾激化。
三、現實啟示
“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馬克思一百多年前關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深刻的論述，今天仍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對于指導和順利實現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充分認識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性和長期性
我國農村勞動力數量眾多，目前農村勞動力約4.7億多。已經轉移到城鄉非農就業約2.2億，按照農業專家的估計，未來農業適度就業規模應該在1.8億，也就是說還要從農村轉移出7000萬勞動力，農業勞動力轉移壓力巨大。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普遍規律，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黨的十提出加快推進我國“三化同步”建設，重要前提就是實現農村勞動力順利轉移。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階段，城鎮及第三產業還難以吸納大量農民工；同時各地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性較大，因此，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任務將是長期和艱巨的。
2.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鞏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物質基礎
歷史經驗表明，農業科技和現代裝備在農業生產中廣泛應用，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物質基礎。只有推進農業現代化，才能提高農業生產率，農業剩余不斷擴大，農業勞動力轉移才有可能性。現代農業本質上是對傳統農業生產的替代與創新，表現為技術、土地、勞動、資本和生產的組織管理最優化。更加高效配置資源，發展集約農業和規模化經營，實現“讓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土地”，把大批農村勞動力從土地里解放出來。沒有農業現代化，那么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只會是馬克思描述的“強迫移民”，必然會引發社會問題，上個世紀拉美國家脫離實際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就是沉痛的歷史教訓。
3.大力發展農村地區工業化，推進城鎮化是未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
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空間路徑就是由農村進入城市。城市的工業、服務業發展為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的可能，但未來城市絕不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陣地。隨著世界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不斷喪失，產業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工業吸納新增就業人口能力不斷下降；此外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對城市公共服務能力帶來嚴峻的挑戰，城市病和環境惡化，將嚴重影響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當前要充分利用產業升級和地區轉移機會，大力發展農村地區工業化，增強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能力；推進中、西部地區小城鎮建設，積極發展服務業，增強人口吸納能力。可見農村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未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
4.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構建城鄉統一勞動力要素市場
人是生產力要素中最活躍、最積極、最重要的因素。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中強調：農業“增長的關鍵在于獲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現代（從貧窮經濟中人民的經驗來看就是非傳統的）生產要素……持續增長便主要依靠向農民特殊投資，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現農業的經濟增長。”我國長期受城鄉二元體制影響，農村豐富的人力資源并沒有顯現其優勢，農村勞動力價值低，同工不同酬，乃至拖欠工資現象普遍存在。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必須要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加大公共財政向農村基礎教育傾斜，加強農村基礎教育，適時普及高中教育；通過職業技術教育、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能，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打破勞動力流動制度障礙，構建城鄉統一勞動力要素市場，不僅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價值的實現，同時也促進更加優質的勞動力等要素流向農村，帶動農村經濟發展，消除城鄉差別。
5.推進制度創新。實現農村勞動力社會轉型
伴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民內部出現職業和階層的分化。農民階層分化體現著不同的利益訴求，既有代表對農村和土地財富的追求，也有代表對城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國家應尊重他們的選擇權并滿足他們的愿望，積極推進以戶籍制度改革為標志的城鄉二元結構改革，實現農民在醫療、保險、就業和民主管理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創新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變革農村生產經營方式。進一步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和經營組織創新，在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實現農村勞動力社會轉型。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楊玉華.馬克思的“農業勞動力轉移”理論及其當代價值[J].經濟評論，2007，（2）.
[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0.
[6]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2.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8.
[8]何增科.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農業和農民問題的基本觀點述要[J].與現實，2005，（5）.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6.
[10]楊守寶.論馬克思關于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和轉移理論[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5）.
[11]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133.
第3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婦女在農村和農業發展中的貢獻和作用正在逐步提高，這種趨勢給農村和農業帶來促進作用的同時，也帶來負面影響。應該運用完善農村女性教育體系，提高其文化素質；推廣農業信息和科技服務，激發農村女性農業生產的潛力；對農村家庭的生產結構進行調整；建立完善的醫療和養老保障體系等策略予以解決。
關鍵詞：
勞動力女性化；農業經濟；影響
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農村勞動自農村走向城鎮，從事非農職業。男性勞動力率先進入城鎮，將家中農業生產留給婦女，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形成農業勞動力女性化的情況。農業勞動力女性化對農村經濟、農業生產以及婦女自身的影響成為學術界爭論的交點，至今沒有達成共識。一種觀點認為在農業生產中，婦女的貢獻和作用較以前有所提高；一種觀點是農業勞動力女性化對發展經濟有負面影響。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女性化的現狀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農村勞動力逐步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我國各地都產生了農業女性化的發展趨勢。按照我國相關部門的調查數據顯示，1986年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東部地區的婦女占36.4%，西部地區占13.6%，中部地區占20.8%。所以農村婦女向城鎮轉移的速度比較慢，而且越在貧困、邊遠地區轉移的婦女勞動力越少，農村留守人員女性化的趨勢非常明顯。由于貧困、邊遠地區的婦女文化水平較差，影響她們轉移的能力。1990年婦女從事農、牧、漁、林的人數占從事農業生產總人數的52.4%，2000年為61.6%。2002年由全國婦聯開展的婦女地位社會調查數據顯示，在農業家庭中女性從事養殖、種植等農業勞動的人數占婦女總人數的82.1%，而男性占68.7%，女性高于男性17.4%。2006年婦聯在甘肅、云南、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蘇、吉林、河北等十個省對萬余名農村婦女進行調查，其結果顯示：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的占總數的74.7%，婦女是生產生活的決策者，也是家務勞動的承擔者。隨著農村轉移勞動力和調整產業結構，婦女在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男耕女織”逐漸轉化成為“男工女耕”。農業勞動力女性化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特征。農村勞動力進行非農轉移，是農業勞動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在轉移過程中，轉移的農村女性數量比較少，轉移的代價相對較大，因為土地制度、家務、生育、素質、性別、戶籍等原因的影響，大多數農村女性難以徹底離開農村外出打工，而是被限制在農業生產上。所以我們要正視女性在建設新農村、發展農村經濟過程中的貢獻和作用，對于她們面臨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在各有運用各種措施予以解決。
二、農業勞動力女性化對農業經濟具有的影響
（一）農業勞動力女性化對發展農業經濟的正面影響
第一、能在數量上滿足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需要的勞動力，降低或避免因為勞動力缺乏而產生的耕地撂荒現象。第二、能夠確保農民糧食、蔬菜、水果等農作物的基本供應，減輕市場所面臨的壓力。第三、它能夠保障農民的生活與生產條件，進而減少因為非農轉移而產生的社會和經濟風險。第四、能夠讓婦女運用閑暇時間對庭院經濟進行發展，并投入到第二、第三產業的活動中，以降低城市交通、就業、住房的壓力和負擔，另外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第五、它能讓農村的孩子和老人得到幫助和照顧，對維持社會穩定和農村正常生活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六、它能夠給農村婦女提供實踐機會、經營管理機會、鍛煉機會、學習和培訓的機會等，進而增強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并推動農村人口素質的提升。
（二）農業勞動力女性化對發展農業經濟的負面影響
第一、農業勞動力女性化會降低農業勞動力結構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因為各種原因，農村男性的文化水平高于女性。我國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15周歲以上有1.8億文盲，其中1.54億為農村文盲，城鎮有0.28億文盲，城鄉文盲數量比為1：9，農村女性文盲是我國文盲的主體。而且文化程度較高的女性農民中很多轉移到城鎮中工作。所以隨著農業勞動力女性化的發展，會導致農業勞動力在整體文化結構方面有所下降，這是雙重因素的減少，因為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文化水平比全國農業勞動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高。另外農村留守女性，不但要進行農業的管理和生產，還要教育子女、操持家務，讓她們沒有時間學習文化知識，造成其文化水平難以提高。第二、農業勞動力女性化會造成勞動力的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降低。我國運行生產責任制后，生產決策、土地經營、技術選擇等事情由戶主決定，而農村家庭的戶主基本是男性。從前農村女性很少有得到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能的訓練的機會和條件。就農業推廣而言，以前女性很少參與推廣工作，她們盡管廣泛、大量的從事農業活動，但接受農業推廣指導、培訓、教育的一般都是男性。從調查結果看，女性通常只參與村社級培訓活動，而參與縣級培訓的女性所占比例特別少。所以當會管理、懂技術、有能力的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后，會造成勞動力的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降低。第三、傳統農業生產結構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主，當丈夫外出打工而出現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時，留守女性就會面對勞動時間長，購買生產資料困難、天旱、勞動設施陳舊等問題，讓農業女性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處于困境之中。第四、農村缺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系，對農村女性促進經濟發展具有一定影響。現在農村社會保障能力差、水平較低，合作醫療的作用較小，重大疾病統籌體系還沒有建立健全。造成家中老人生病時，加重農村女性的精神和經濟負擔。
三、應對農業勞動力女性化負面影響和提高農村經濟的策略
（一）建立健全農村女性教育體系，提高其文化素質
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要素是勞動者，所以要保證農業生產安全、穩定農業生產，就要增強農村留守女性的文化水平，改變和更新其陳舊的觀念，以滿足建設新農村、促進經濟發展的需要。現在農村女性沒有完善的教育體系是客觀事實。我國現在文盲群體，留守的農村婦女占據相當大的比例。這不但體現在由于農民工進城而出現的城市流動性打工子弟和農村留守學齡兒童的教育上，還反映出農村女性教育條件落后、教學資金不完善、教學內容較少等問題。面對這些情況，政府要從公正政策的環節入手予以解決。例如農村技術推廣站可以運用夜校等形式開展農業知識的教育和普及活動，向廣大農村女性勞動者傳授科學技術知識，并開展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在增強她們農業知識的基礎上，提高其減災防災的意識和實際操作能力，運用靈活有效的方式進行農業科技的教育和普及，進一步增強農村女性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
（二）推廣農業信息和科技服務，激發農村女性農業生產的潛力
我國農業生產中不論是農產品還是生產方式具有的科技含量都較少，需要大幅度提高。在農村地區開展有效率的、規模大的信息服務與技術推廣是建設農村、發展經濟的重要方式。運用此方式為農村女性勞動力提供實用又靈活的生產服務，促進她們提高農業生產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能，并讓她們詳細了解市場對各種農產品的需求情況，提高她們的經濟意識，為調整農業結構，邁向國際化、現代化奠定基礎。地方及中央政府要增強財政對于農業的扶持力度，以補償農村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缺失。例如建立起科技下鄉服務到農村的田間地頭，發放科技資料，請專家進行現場指導，并開展專項技術講座，提高農村女性勞動力的農業技術和知識。政府可以鼓勵和動員高校農業專業人才，組織“教授顧問團”、“博士下鄉服務團”等，對農業管理、栽培經濟作物進行指導，并增強她們抗災和作業的能力。在勞動力女性化的環境下，女人在生產管理方面有困難時，就要運用信息、科技等要素所具有的潛力，以彌補缺憾，保證糧食安全、農業穩定與經濟快速發展。
（三）對農村家庭的生產結構進行調整
為了解決家人外出務工產生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三層女性選擇減少土地耕種面積，在這些女性中半數以上選擇將土地交給其他人管理，兩層人選擇將土地出租出去，以獲得租金或實物，具有不足一層人將土質差、距離遠的土地撂荒不種。對農業生產類別進行調整的女性勞動力占總人數的三層左右，調整方式主要有：用單季稻代替雙季稻、減少或增加水稻種植數量、減少或增加經濟作物種植比例、減少或增加家禽或家畜的養殖數量等。農業女性勞動力對生產結構進行調整的影響因素有兩個。其一是丈夫打工提高家庭的收入，女性一人耕種土地比較困難，她們會選擇減少土地耕種的面積。其二是農村家庭糧食能夠實現自給自足，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家庭降低口糧需求，女性會降低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提高經濟作物的面積來提高家庭經濟。例如甘蔗、柑桔、種桑養蠶等作物比較省力，可以分散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比較符合女性勞動力的特點，其收益性較好，很多女性勞動力會降低水稻種植面積，選擇經濟作物來解決勞動力少的問題，還可以提高家庭的經濟收入。
（四）建立完善的醫療和養老保障體系，減輕農業勞動力女性的負擔
當勞動力參與率不斷提高，農村女性的負擔更加沉重，她們不但從事農業的管理和生產，還負責贍養老人。而歲月流轉，讓老人的抵抗力不斷下降，生病特別是重大疾病，會增加農村女性的負擔。現代政府重要的屬性是公共性，政府要擔負起建設農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系的責任，在農村范圍內積極推行現階段能夠實現的醫療體系，擺脫現在單一的家庭養老模式，讓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沒有后顧之憂、更加幸福。完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制能降低農村女性勞動力的負擔，便于她們更好的參與農業生產，走好建設新農村、發展農村經濟的每一步。
四、結束語
提高農業生產力、穩定農業地位是發展經濟、建設新農村的必經途徑和內在要求。我國已經體現出農業勞動力女性化的趨勢，成為建設新農村、發展農村經濟的挑戰。所以政府一定要正視農業勞動力女性帶來的不良影響，在實踐中要把性別意識引進到制定農村公共政策、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全過程中，以達到發展經濟、建設新農村的目標。
作者：王曉東 單位：天津商務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1］汪衛霞.農業信息化：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新動力［J］.學術月刊，2011，（05）.
［2］張笑寒；洪艷.農業勞動力女性表征與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的思考［J］.湖南社會科學，2012，（05）.
［3］姚德超；汪超.農業女性化研究文獻回顧與展望［J］.農業展望，2012，（02）.
第4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關鍵詞：農地流轉；農業工；雇傭策略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044-02
一、農地流轉催生農業工的形成
（一）土地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從而產生農業勞動力的需求
首先，隨著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放開，農村土地經營方式從農戶家庭零碎向大規模經營轉變，涌現出一批種養大戶，他們僅靠自家勞動力遠遠不夠，需要雇傭“農業工”幫忙干農活。尤其因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和周期性，種養大戶在農忙時人手不夠，需要農業勞動力來幫工。其次，土地規模化經營促進農業機械化從而拓寬對低體力勞動力的需求。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推進，大部分重體力活都用農業機械代替，對農業勞動力的體力要求降低，一些輕體力的農業勞動可由老齡、女性等低體力勞動力承擔；況且，老齡、女性等低體力勞動力的保留工資要求比較低，雇主更愿意雇傭他們以降低人力成本[1]。最后，土地流轉促進農業產業化從而衍生對專業技術農業勞動力需求。土地流轉推動農業產業鏈延長和深化，包括農業新品種的引進、新技術的應用、大量經濟作物的種植、農業生產環節延長等，使得對有一技之長的農業勞動力的需求隨之增加。如花卉生產，除種植外，還可延伸出采摘、分級、保鮮、套袋、貼標簽、裝箱和運輸等程序，形成生產、服務、銷售一條龍，每一程序鏈都需吸納大量的“農業工” [3]。
（二）土地轉讓促進留守農民提供剩余勞動力供給
一些農戶通過出租、出賣或入股等方式轉讓出自己的土地“經營和使用權”，之后，家庭勞動力變得富余，一些人還具有較嫻熟生產技能，于是在種好自己責任田的同時，向農業專業戶、農業企業輸出勞動力[1]。例如在江蘇省灌南縣新安鎮一些有技術的農民，紛紛走出家門做起“技術鐘點工”，干起了養殖防疫、果樹栽培與修剪、配方施肥、配料育苗等各類技術性農活。
留守農民通過做農業工實現了充分就業[3]，從而盤活了農村閑置勞動力；農業工在務工過程中學到了農業實用技術，再在生產實踐中通過傳幫帶，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科技的推廣[1]；“農業工”由于其職業化和專業化，對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大有裨益[2]，解決了大批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造成農業勞動力季節性緊缺的困難，為發展現代農業構筑了人力保障[1]。
二、農地流轉中農業工隊伍的構成
（一）專職農業工與兩棲農業工
1.專職農業工。專職農業工是基本放棄耕種自有土地而受雇于農戶（企業）的專職農業務工者。專職農業工的優點是：專職和連續務工，工作技能得到積累，職業生涯規劃意識較強；存在失業壓力因而服從管理，遵守紀律，組織化程度高，對企業忠誠感高。其缺點是：因缺乏用工彈性，雇主不易根據經營景氣的波動增減人員，需要承擔較高的固定人力成本；專職農業工缺少土地保障，對保留工資和社會保障要求較高。
2.兩棲農業工。兩棲農業工是既受雇于農戶（企業）又耕種自有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即農余時到公司打工、農忙時打理自家田地[3]。兩棲農業工的優點是：由于兩棲農業工的務工目的僅為非農創收，薪酬期望值不高，因而使雇主能就近獲得廉價勞動力，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周期性使得農忙時節需要農業工，而農閑時節不需要，這使雇主選擇雇傭兼業農業工來應對農忙 [1]；兩棲農業工利用農閑時間務工，能夠工余兼農顧家，回到自耕地易于將務工所學內容加以遷移運用。其缺點是：兩棲農業工由于有土地保障因而缺乏專門務工的壓力，形成臨時打工觀念；難以擺脫小農勞動生產方式的思維和行為定式，組織紀律性差，在自耕地勞動中養成的自由散漫習性很容易遷移到受雇工作崗位上；當家庭農活繁重而勞動力不足時，他們不得不丟下工作而回家支農，自耕地與雇主地構成勞動時間沖突；兩棲農業工在自耕地與被雇地的勞動投入激勵機制存在差異，前者激勵力明顯大于后者，必然出現在自耕地上很賣力而在被雇地“磨洋工”，某些人甚至可能將雇主的農資偷回家。
（二）短期農業工與長期農業工
1.短期農業工。短期農業工是農戶（企業）臨時雇傭的農村勞動力。短期農業工的優點是：能夠隨旺淡季靈活用工。農業生產的季節波動性很強，對勞動力需求是周期性變化的，容易出現淡季時人員閑置，旺季時人手不足，如果根據生產季節靈活增減人數，可降低固定人力成本。其缺點是：短期農業工上班時斷時續，崗位變換不定，知識技能不能得到持續提高；勞資雙方難以構建穩定的長期勞動契約，短期工懷有臨時打工觀念，哪里的工資較高，工作又不太累，他們就會跳槽；雇主過于依賴短期農業工會面臨極大用工風險，畜禽、農作物生長周期具有強烈季節性。
2.長期農業工。長期農業工是農戶（企業）長時間雇傭的農村勞動力。長期農業工的優點和缺點與全職農業工相似，這里不再贅述。
（三）本地農業工與外地農業工
第5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關鍵詞】四川省；農村；勞動力轉移
1.四川省農村勞動力現狀
目前，四川省各市在農村普遍存在一個問題，絕大多數家庭青壯年都不在家，留在家的絕大多數是小孩和中、老年人。在城鄉收入差距和追求更好生活理念的驅動下，青壯年男性及婦女均義無反顧地走向了城市，盡管許多不可避免的加入失業大軍或呈隱性失業狀態，但這種勞動力轉移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同時，當地農業生產出現了因先進技術不能很好普及和耕作技術落后引起的農業產量增長微弱，甚至停滯的現象。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反而有擴大的趨勢，城市工資率上升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似乎出現了盤旋上升的關系[1]。
2.安家村1、2社勞動力轉移基本特點
2.1 基本情況
蓬南鎮位于遂寧市蓬溪縣南東部，是一個淺丘農業鎮，是蓬溪縣第二大的城鎮。安家村位于蓬南鎮偏西部，共有10個社。其中安家村1、2社面積較大，范圍較廣，獨具特點，屬于安家村比較典型的村社。1990年至2000年兩社總人口為350人左右，其中農村勞動力資源約為231人，農村勞動力占農村總人口的66%。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第一、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分別占76.3%、6.02%、8.16%。20世紀末這兩個村的村民仍然以在家務農為主，兩社外出務工的人口約為70人，僅占總人口的20%。這期間轉移勞動力主要以20-30歲為主，且以男性居多，轉移方向以沿海為主，轉移后大多數從事建筑業、紡織業和制造業等行業。在這部分轉移勞動力中，多數人學歷不高，多以小學畢業為主，主要通過熟人介紹或者自行轉移到廣東、福建以及重慶等地。
2.2 勞動力轉移情況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業生產能力的提高，非農產業的發展，我們村勞動力正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外出打務工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與日俱增，由此而孕育出的勞務經濟急劇增大，為農民增收帶來了實惠，加快了脫貧進程。據村務資料統計，至2005年這兩個社已有168名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達到歷史高峰，外出勞務人員占農村勞動力比重達到了65.12%，其中外出到省外務工的勞動力達102人。由此可見安家村乃至蓬南鎮以勞務輸出為主要特征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已具備了相當的規模。且通過詢問這兩個社的年事較高的長者，我了解到我們村這兩個社勞動力帶家眷轉移情況：1990年至1995年主要以夫妻一同轉移為主，2000年后開始全家一起轉移。
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外出務工人員的積極性有所降低，到2010年，外出務工人員約為141人。這個時間段，外出人員的文化程度多以高中為主，還有少數大專以上文憑的務工人員；轉移區域明顯擴大，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方針政策，轉移勞動力不僅僅局限于沿海地區，已經漸漸深入內陸、新疆、內蒙古、等地。從事的職業也有所變化，除了紡織業、建筑業、制造業，增加了旅游業、餐飲業及農業。
有部分勞動力回到家鄉投資，讓閑置在家的勞動力栽種果樹，減少勞動力轉移的同時也解決了閑置勞動力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舉動讓荒置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在過去，大量勞動力轉移，土地為代耕，甚有一部分打荒。所以，農村的土地問題一時成為一個時勢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最好的選擇莫過于吸引外商投資和鼓勵轉移勞動力回鄉創業。
3.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3.1 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斷提高，優質勞動力也在不斷轉移。而農業部門人均人力資本存量的減少將會阻礙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甚至造成它的下降。這一方面是由于優質勞動力本身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術進步的載體。舒爾茨關于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都證明了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農業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在于有較高知識和技術的勞動力。各種體現新技術的物質資本只有在人力資本的配合下才能發揮應有作用，很難想象在一個人力資本低下的農業生產環境中，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引入能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2]。
3.2 對農業總產量的影響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現代城市部門如同一張大網，把大量農業優質勞動力網羅到城市，使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降低，這也是周瑞明先生稱之為的城市篩選過程。農業勞動力在城市篩選機制作用下流入城市部門后總量雖仍過剩，可是由于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降低，必然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導致農業總產量下降。
4.結論及相關建議
（1）農村勞動力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轉移是導致優質勞動力流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總產量下降的原因。
優質農業勞動力不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更占優勢。在勞動力轉移的城市篩選過程中，有絕對優勢的優質勞動力首先流出。雖然對個人和家庭來說是理性選擇，但對農業的長期發展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隨著農村優質勞動力的過分流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總產量極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提高，甚至增長率下降、停滯，威脅著農業的長期發展。
對我國當下而言，農業基礎設施總體水平還比較落后，因而農業發展中物質資本的增加所體現出的邊際生產力遞減尚未充分表現，農業勞動生產率在物質資本的增加下可能出現大幅增長。但是，隨著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必然伴隨對人力資本的更高要求，農業勞動者知識和技能的不足將不可避免的成為農業現代化的阻礙。因此，我們應當十分重視農業人力資本的積累，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使農業人力資本的積累率高于轉移率，防止其成為農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3]。
（2）農村優質勞動力的流出，使我國呈現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上的無限供給與城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不斷上升的“矛盾”狀態。
當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總產量得不到應有的提高時，農業部門就不能為工業部門提供足夠的剩余，因而糧價上漲，工資上升。但同時，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總量上升中依然呈現出無限供給城市勞動力的狀態。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勞動力盲目的轉移，正因為如此導致了農村勞動力在總量過剩情況下，勞動力的流出造成了農業總產量下降。
（3）工資水平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相互循環促進。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求，從而驅使農村優質勞動力循環往復不斷地向城市轉移，使得農村優質勞動力的流失阻礙農村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從而制約農業總產量的提高，最終與城市的工資水平進一步拉大。
（4）勞動力轉移在我國可能導致農業發展滯后與失業、“城市病”并存的問題。
農業優質勞動力的流出的結果之一就是女性與老人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軍，許多土地也面臨荒置。這勢必有礙于科學知識的普及、良種的推廣，也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最終甚至有可能導致農業生產的停滯、滑坡。城市范圍內創造就業的機會小于勞動力的流入量，就業壓力增加；另外結構調整和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城市失業問題，兩股失業問題交織，加劇了城市失業。由于就業概率具有預期上的累積性，只要還存在經濟勢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會繼續，導致城市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城市畸形發展。周而復始的現狀使得社會問題更加明顯，甚至可能造成二元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擴大。
因此，政府應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特別是人力資本投入，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實行農業優惠，采取有力措施理順主要產品與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關系，縮小工農剪刀差，提高農業比較效益，從而使更多的農業優質勞動力愿意留在農業部門，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4]。這種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將有效的降低農產品價格和工資水平，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使經濟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路徑。同時，發展鄉鎮企業以實現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也是減少勞動力轉移對城市就業和基礎設施的壓力的重要途徑。另外，還可以鼓勵轉移勞動力回鄉創業和吸引外商投資。
參考文獻
[1]西奧多·舒爾茨.經濟增長與農業[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
[2]西奧多·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商務印書館, 1987.
第6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一是市場意識滯后，思想開放不夠。農業剩余勞動力，大多生活在貧困地區，多年來一直是政府關注的“扶貧”對象，大部分農民已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一切等著政府安排，同時，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大多數農民家庭顯得缺乏活力，有點門路的出去了，留在家中的，有些思想不活躍，小富即安，自滿守舊；有些缺乏市場意識，前怕狼，后怕虎，小農意識濃，更談不上主動適應市場，調整生產，不利于勞動力從土地釋放出來。
二是勞動力素質低下。只有人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使人們提高獲取收入的能力，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更容易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而文化程度的提高則會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并導致邊際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素質較高的外出勞動力更受城市用人單位的歡迎，就業機會更多，外出對他們的吸引力也更大。然而就我國目前農村勞動力素質看，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有1.8億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15.88%，科盲、法盲、生態盲的數量也更大。同時，農民的職業技術培訓的機會卻很少。根據1998―1999年12省12縣的抽查，僅43.5%的農民參加過培訓，平均每人次培訓7.62天，這樣一些文盲或近半文盲的勞動力，不說掌握現代技術，連進行簡單操作也成問題。他們進城只能干“險、難、臟”活，如此局限了就業渠道，而且有些因不能勝任工作被“炒魷魚”。
三是制度性歧視。我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唯出身論”管理觀念下的制度模式，它充分體現了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產生而后不斷被強化了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二元體制管理方式，它的本質就是限制人口在城鄉之間甚至城市之間的流動，同時，隨之出現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把農民排除在之外，如此使得農民“進不去城”，即使進去了，也住不下去，因為不能平等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受到歧視，極大地制約了農業富余勞動力的轉移，也影響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農業勞動力轉移難，農民增收困難，農村落后，這些因素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為此必須城鄉統籌，堅持科學的發展觀，解難之方有以下幾點：
一是加大宣傳教育力度，解放思想，提高認識。首先是解放城里人思想，農民工“進城”非洪水猛獸，而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事實也是如此。比如在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在這些地區的經濟中所占比重極大，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因此，他們吸收了大量的異地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者已占到當地企業職工總人數的60―70%。又如，這些年隨著一些特大型城市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步伐的加快，城市建設如火如荼，而在城市建設的大軍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來自異鄉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事實上，他們已是城市現代化建設中不可缺少的有生力量。為此應視農民為兄弟，加大維權力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其次是解放農民思想，開拓農民視野，讓農民徹底擺脫“井底之蛙”的小農意識，消除自卑感，城市非城市人專利，平等就業，公平待遇。
二是改革不合理的戶籍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取消社會從業人員之間的不同“身份”，為農民兄弟進城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因為制度造成了不平等。制度歧視，影響農業勞動力的順利轉移。
三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籌城鄉就業。一個完整、合理、統一的勞動力，能夠合理地對勞動力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包括勞動力的規模，勞動力的自身素質技能等，使其能夠按照勞動力市場的要求，調節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規模、速度和結構，從而避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盲性、無序性；同時，一個高效的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必須要求勞動力在市場上一律平等，有助于消除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系列針對農村勞動力的不等待遇，為農民工進城提供適應的必備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如此農民工可以進城，城里人可以下鄉，真正使農業富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僅是“勞務輸出”、“進城務工”，而是真正融入城鎮，成為合格的“城里人”。
四是設立專項基金，加大勞動力培訓力度，切實提高農民素質，通過培訓使農業勞動力由“體力型”向“智力型”轉變，不僅要有充沛的精力，而且須有較深的文化技術知識、熟練的勞動技術和經營才干。如此將龐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與人力資本，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第7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資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
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絕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歸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歸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歸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與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與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初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合理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與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與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認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量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歸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動和轉移，這與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二、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新定義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人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強調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合理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簡要說明。
首先，我們認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與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問題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問題，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與“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問題和爭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測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合理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強調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而這些前提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與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前提（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育率與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
第8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資本存量；農業生產函數
【作者簡介】糜韓杰，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1 引言
在2008 年2月25日《人民日報》的經濟周刊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在談及中國勞動力成本仍然占優勢時，把其歸因于三個方面，其中一個方面是，他認為中國勞動力資源總體上非常豐富，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億以上，可隨時進入勞動力市場，這會提供一個長期的人力資源優勢保障（白天亮，2008）。但是中國農村是否像莫榮副所長所說的有1億多剩余勞動力呢？特別是在經歷過近30 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之后的現在，會不會如蔡先生所說的，如今“堅持認為中國農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規模的剩余勞動力的觀點,已經成為缺乏經驗證據的教條,且妨礙我們對勞動力市場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蔡，2007）。
本文通過修正目前學術界指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直接計算法的兩處假設過嚴及估值偏低的不足，結合最優理論，從全社會農業生產支出成本最小的角度，推算出農村農業生產所需的合理勞動力，進而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人數，以此揭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多寡的現狀，以證明這種“教條”是否存在。
2 相關理論綜述
2.1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定義
國內外理論界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定義歸納起來有以下四種:第一種是已被廣泛接受的傳統定義,即勞動邊際生產率等于或接近于零,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而不會減少農業總產量的那部分農村勞動力。第二種定義是農業勞動力的供給量和社會需要量之差。本文所修正的直接計算法即是基于這種定義。第三種定義為邊際收益低于非農業勞動力的農業勞動力。第四種定義為當一個國家(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就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
2.2 目前學術界對于測算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方法
2.2.1 國際標準模型法
該方法由錢納里和賽爾昆在《發展的型式：1950~1970》一書中提出,他們通過對許多國家有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與不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適應的各部門勞動力份額和各部門產值份額的“國際標準結構”,并用所研究的國家農業勞動力份額與該“國際標準結構”相比較,從而得出該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較“準確”的估計值。但是，這種統計方法在計算過程中忽略了國與國之間的差別，太過粗略（江秀輝，李偉，2007）。
2.2.2 耕地勞動比例法
該方法是由胡鞍鋼在《中國就業狀況分析》一文中提出來的，通過估算一國農業生產中耕地數量與有效勞動力數量的比例來計算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各年的農業有效勞動力數量等于當年的耕地數量除以這一比率，而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就等于農業勞動力總量減去有效勞動力數量。該方法的關鍵是如何確定耕地與有效勞動之比。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假定某一年沒有農業剩余勞動力，以該年的耕地勞動比作為系數，同時假定這一比例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胡鞍鋼運用這一方法，假設1957 年中國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按照這一年的耕地勞動力比，對中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進行了估計。但是假定耕地與有效勞動比例從1957 年開始一直保持不變，是一個很嚴格的假設。農業中的技術進步會對這一比例產生影響（胡鞍鋼，1997）。
2.2.3 直接計算法
該方法是由王誠在《中國就業轉型：從隱蔽失業、就業不足到效率型就業》一文中提出來的，是根據相關農業統計數據直接計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種方法。計算公式為RDU=RE-TVE-PE-IE-FE-CE。其中，RDU 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RE 為農村總勞動力數量，TVE 為鄉鎮企業就業量，PE 為私營企業就業量，IE 個體勞動就業量，FE 為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CE為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在文中作者指出，RE、TVE、PE、IE 這幾個數據可以從《中國統計年鑒》中查到。FE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算出1994 年在城市中成功就業的民工人數占城市就業人數的比例為5.35%，假定這一比例不變，用這一比例乘以城市就業人數就得到歷年民工就業量。對于CE，作者據其測算的上世紀90 年代中期我國農業資源可容納勞動力數量為1.5 億，按照農村生產性固定資產計算出容納系數為6.4，假設這一系數不變，用這一系數與歷年農村生產性固定資產相乘就得到歷年農業資源可容納的勞動力數量。但是作者假設固定資產和勞動力數量的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相抵，進而假設容納系數不變，這與實際的替代效應占主導的情況不符。同時，在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FE 的估計中，成功就業的民工人數占城市就業人數的比例不變的假定同樣過嚴，以此推算往后各年的數據誤差較大（王誠，1996）。
2.2.4 生產函數法
這種方法由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社區處在《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定量分析》中提出的, 在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等于農業勞動力數量減去農業勞動力需要量的共識下，他們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分析農業生產總量達到最大時,各生產要素(僅指勞動力與耕地)按最優配置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從而推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生產函數模型構造為:Y=ALdK1-d,其中A為常數,L、K分別為農業勞動力和土地。根據剩余勞動力的經濟特征,農業總產值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通過計算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社區處多年的回歸模型,發現1978年比較符合這一條件,即勞動力與耕地面積指數之和接近1。回歸結果顯示該模型通過各項統計檢驗,由此得到農業總產值與農業勞動力、耕地面積的生產函數模型:Y=18.43 Land0.6Lab0.32(Y為農業總產值,Land為耕地面積,Lab為需要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從理論角度分析,這種測算方法雖然與剩余勞動力的定義最為接近,但同時也成為它的弱點,剩余勞動力不僅包括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的那部分勞動力,其實還應包括一部分邊際生產率大于零的農業勞動力（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社區處，2002）。
3 模型修正及相關數據
針對直接計算法的不足，本文從三處對其進行了修正。
3.1 對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FE的修正
在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中，2006年中國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人數是13181萬。按照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的定義，其是指村住戶戶籍從業人員中，2006年到本鄉鎮行政管轄區域以外從業1個月及以上的人員。因為鄉鎮以外從業人數和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是同一個概念的兩個方面，所以可以以此作為直接計算法中2006年的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這樣減少了按照成功就業的民工人數占城市就業人數的比例不變所推算的2006年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的誤差。
3.2 通過最優化方法對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CE的修正
3.2.1 農業生產函數的估計
（1） 模型介紹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通過計量經濟學中的多元回歸，擬合出我國農業生產函數
lnY=lnA+αlnK+βlnL
其中Y是農業產出（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值），A是技術水平和耕地面積等因素(注:需要特別指出，在短期，技術水平和耕地面積通常變化不大可以看做常數；而在長期，這兩者會對農業生產總值產生較大影響。所以本文的農業生產函數需要每隔一段時間重新估算。)，K是農業中的固定資產投資（農業資本存量），L是農業勞動力人數（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由于農業產出，農業中的固定資產投資，農業勞動力人數，這些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在滿足協方差穩定，或者是協整的前提下，可以擬合出農業生產函數曲線。得到，
lnY=lnA+αlnK+βlnL,即Y=AKαLβ
（2） 數據準備
產出Y：通過各年的第一產業生產總值指數（按可比價格計算）和1980年的第一產業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得到以1980年為基年的各年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實際值，見表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中國統計年鑒(200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農業資本存量K：農業資本存量就是指在農業生產活動中在一定時點上所積累的實物資本，它反映了人們在一定時點上所掌握的農業物質生產手段的數量（吳方衛，2006）。目前通常采用的估計資本存量的方法是永續盤存法，它是由戈德史密斯提出的，其公式是Ksub>t=Kt-1(1-δ)+It。本文以1980年為基準年，數據的樣本區間是1980~2006年。其中，1980年的農業資本存量基準采用1615.48億元（Chow，1993）。以后各年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其中1981~1997年，采用吳方衛（1999）估算的相關數據，并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了1997~2003年的數據，同時由于《中國統計年鑒》在2005年以后不提供“國有經濟按各種分組的固定資產投資”該項數據，所以2004~2006年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用《中國統計年鑒》2004年新增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按行業分”中的第一產業的數據。
同時，由于各年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都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名義值，所以需要通過以1980年為基年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折算成實際值。由于《中國統計年鑒》沒有1991年以前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所以1991年以前的指數用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的代替（張軍、章元，2003），1991年以后則仍用《中國統計年鑒》上公布的相關的指數。折算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值見表2：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上海統計年鑒（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折舊率采用王小魯（2000）的估計為5%。按永續盤存法的公式，得到農業資本存量的估計勞動力投入L：與大多數研究相同，本文同樣將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作為勞動力投入指標。 (3) 計量結果及檢驗
按多元回歸擬合的我國農業生產函數為：
lnY=-0.621654+0.879324lnK+1.407260lnL
由于農業產出Y、農業資本存量K和農業就業人數L都是時間序列數據，所以需要進行協整檢驗（Engle，Granger，1987），通過對農業生產函數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見表4），可以看到在10%的置信水平下，函數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即殘差序列是平穩的，也就是說這個回歸方程不是偽回歸。
ADF檢驗統計量-2.9496650.0539
檢驗的臨界值: 1%置信水平-3.724070
5%置信水平-2.986225
10%置信水平-2.632604
*麥金農 (1996) 單側p值。
注：零假設：殘差序列存在單位根；滯后長度：
同時，由于回歸方程的參數t檢驗、F檢驗、擬合優度R2均令人滿意（見表5）。
表5 農業生產函數回歸方程分析
3.2.2 最優就業量的估計
（1）模型介紹
等式約束極值問題求解在滿足一定的農業總產出的要求下，社會對農業的支出成本，主要是勞動力成本和資本成本，最低情況下的固定資產和農業勞動力人數的最優配置
min wL+rK
其中，w是農業勞動力成本，這里用按行業分城鎮單位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估算的農村農業從業人員平均收入的加權平均，r是資本成本（貸款基準利率），Y0是已知的當年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實際值。
通過一階、二階檢驗，得出最優的農業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勞動力人數。
這里有個數據處理的說明，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CE等于農業勞動力人數減去按行業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第一產業）。之所以保留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的稱謂，是為了和原公式保持一致，更合適的稱謂是農村農業資源可容納勞動力人數，因為它排除了城鎮中的農業資源容納勞動力人數。
（2）數據準備
農業勞動力成本w：由于有一部分城鎮人員也從事農業，所以農業勞動力成本用按行業分城鎮單位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估算的農村農業從業人員平均收入的加權平均。因為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中從事農業的人數很低。據有統計資料的2003年，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中從事農業的人數為46.5萬人僅占當年農業從業人數的0.13%，所以暫不予以考慮。由《中國統計年鑒2007》按細行業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2006年城鎮從事農業人員的年平均收入是9269元。農村農業從業人員平均收入,由于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所以通過下面的公式估算：
農村農業從業人員平均收入=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中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農村家庭平均每戶常住人口/平均每戶整半勞動力按《中國統計年鑒2007》，整勞動力指男子18周歲到50周歲，女子18周歲到45周歲；半勞動力指男子16周歲到17周歲，51周歲到60周歲；女子16周歲到17周歲，46周歲到55周歲，同時具有勞動能力的人 。。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2007》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7》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2006年的農村農業從業人員平均收入為2177.13元。以就業人數為權重，2006年農業勞動力成本為2271.84元。
資本成本r：資本成本用貸款1年期的基準利率表示。由于中國人民銀行在2006年兩次上調了貸款的基準利率，從年初的5.58%，第一次上調到5.85%，第二次上調到6.12%，所以本文以天數加權估算出的年平均貸款利率為5.86%。
產出Y0：2006年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實際值4627.37億。
（3）最優化結果及檢驗
其中，系數4.18是對農業資本存量作了由實際值到名義值轉換的調整。按照拉格朗日方法解得:
L=1.8788K=10890.6799
這是唯一的駐點，又由方程的含義一定存在最小值，所以社會最小支出成本存在，此時的農業從業人員人數是18788.45萬人（為了提高精度，單位由億轉換為萬），農業資本存量是10890.68億元。
3.2.3 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CE的估計
按照直接計算法的含義，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其實是單指農村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此處之所以保留原有稱謂是為了和原公式保持一致。上文已通過求等式約束極值得到在保持2006年農業產出不變的情況下，從全社會對農業支出成本最小的角度，所需的農業從業人員人數，即18788.45萬人。因為城鎮的農業生產結構優于農村，且對資源的配置比較合理，所以假定城鎮的農業從業人數是滿足最優條件的。在此假設前提下，最優的農村農業從業人員人數為農業從業人員人數減去城鎮單位的農業從業人數（即：18788.45-435.2=18353.25萬人）。所以CE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的估計值是18353.25萬人。
3.3 對直接計算法其他項的修正
根據直接計算法的公式RDU=RE-TVE-PE-IE-FE-CE。其中，RDU 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RE 為農村總勞動力數量；TVE 為鄉鎮企業就業量；PE 為私營企業就業量；IE 個體勞動就業量；FE 為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CE為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等式右邊RE-TVE-PE-IE-FE是為了計算出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作者的角度是通過在農村總勞動力中減去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另外加上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在城市就業，得出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然后通過已求出的農村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人數。但這種計算方法容易導致數值被低估，因為各經濟類型中也是分行業的會包括部分農業生產人員，特別是包括在公式內的TVE 鄉鎮企業就業量《中國鄉鎮企業年鑒2006》中2005年各地鄉鎮企業主要經濟指標統計(按國民經濟行業分)(從業人員年末數)中農林牧漁業有2852069人。、PE 私營企業就業量和IE 個體勞動就業量，雖然所屬經濟類型不同，但卻可以從事相同的行業，特別是農業。
所以一種方法是按照本文3.1和3.2中對FE 流入城市崗位就業量和CE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的修正，通過直接計算法的原始公式估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估計出的數據會低估農村剩余勞動力,且該低估值很難調整，因為只有鄉鎮企業就業量可以查到相應的按行業分的數據；另一種方法是，遵照直接計算法原始公式的含義，從另一個角度，即通過用農業就業人數減去城鎮從事農業的就業人員人數，直接得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然后減去農村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估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本文采用后一種方法。4 修正后的直接計算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估計
根據上文，修正后的直接計算法公式為
RDU=TAE-CAE-CE
其中，RDU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TAE為農業就業人數；CAE為城鎮從事農業的就業人員人數；CE為農村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
通過《中國統計年鑒2007》可以獲得2006年的TAE農業就業人數和CAE城鎮從事農業的就業人員人數的相關統計數據，它們分別是農業就業人數32561萬人、城鎮從事農業的就業人員人數（城鎮單位的農業從業人數）435.2萬人。同時按照上文對CE農業資源可容納有效就業量修正后的數值,可以得到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為13772.55萬人（即：32561-435.2-18353.25）。
同時，根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告（第五號），農村勞動力資源中，20歲以下占13.1%；21~30歲占17.3%；31~40歲占23.9%；41~50歲占20.7%；51歲以上占25%。所以剩余勞動力的年齡分布按此估算得，20歲以下1804.20萬人；21~30歲2382.65萬人；31~40歲3291.64萬人；41~50歲2850.92萬人；51歲以上3443.14萬人。
另外，2006年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中，20歲以下占16.1%；21~30歲占36.5%；31~40歲占29.5%；41~50歲占12.8%；51歲以上占5.1%。可以看出外出從業勞動力主要集中在50歲以下，占94.9%，50歲以上的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即使可以轉移，也不存在相關的勞動力需求。
但是，農村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分布中50歲以上卻占了足足1/4，所以真實的有需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人數應該不包括50 歲以上的人口。按此得出2006年農村剩余勞動力人數為10329.41萬人。證實了本文引言中莫榮副所長的觀點，即中國勞動力資源總體上非常豐富，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億以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剩余勞動力并非可隨時進入勞動力市場，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一個長期的人力資源優勢保障，它是要受到農業資本存量的限制。因為10329.41萬人的剩余勞動力需要10890.68億元的農業資本存量，而按上文的估算2006年的農業資本存量僅為4627.01億元（見表3），兩者相差了6263.67億元。如果按2006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值作為每年的投資量，且不考慮投資增長和資產折舊，那么要達到10890.68億元的資本存量需要投資將近10年。當然隨著投資的增長，這一年限可以大大縮短，但從這里可以看出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卻不是隨時，而是一個逐步的過程，隨著投資的不斷增加，由于替代效應的作用，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釋放。
5 修正方法的局限及其對結果的可能影響
（1）修正方法較之原方法更加復雜，從收集數據到回歸擬合，至最后通過最優理論推斷，需要經過多個步驟，對計算的準確性和數據來源的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
（2）修正方法在對農業技術水平的考量中，主要通過擬合農業生產函數，估計出一個長期的平均值A，短期的農業技術水平的重大提高對農業勞動人數的影響，會由于回歸擬合而減弱。因而，修正方法在短期對農業技術水平的反應會有一定的滯后，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低估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但在長期中，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逐漸在生產函數中體現，最終將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的估計趨于合理。
6 結論的政策含義
（1）要保證一個持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過程，以期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一個長期的保障，需要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通過資本和勞動力的替代作用，逐步釋放出剩余勞動力。同時加快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政策建設。這主要包括促進平等就業、勞動力流動、培訓、工資、企業用工、勞動力市場建設等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政策；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政策；進城務工人員的養老、醫療、工傷、最低工資支付、 失業、 生育等社會保障政策 ；保護進城務工人員合法權益的勞動合同、 勞動保護、 工作強度及工作時間等制度；面向進城務工人員的安置房、廉租房政策等（黃乾，2007）。這樣通過構建起良好的對于進城務工人員的制度保障，不斷吸引有條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出。
（2）加強對農村的教育投入，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整體受教育水平。按照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農村勞動力資源中，文盲3593萬人，占6.8%；小學文化程度17341萬人，占32.7%；初中文化程度26303萬人，占49.5%；高中文化程度5215萬人，占9.8%；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648萬人，占1.2%。在外出從業勞動力中，文盲占1.2%；小學文化程度占18.7%；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所以當務之急是通過基本義務教育，職業培訓等再教育降低農村，特別是50歲以下勞動力人口的小學文化程度以下人口的數量，增加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數，這樣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才是有需求的剩余勞動力，真正能起到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一個長期的人力資源優勢保障。
（3）雖然農村按估算有1億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但隨著中國整體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人口紅利的消失，人口逐漸呈現老齡化，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人數也會逐步減少，所以需要目前逐步展開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增加高端資本密集型行業，減少低端勞動密集型行業，加快行業整合，提高行業的整體效率和競爭力，提高中高端產品的生產，增加產品附加值，這樣在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減少的同時，實現中國經濟的平穩過渡，減少由于勞動力數量優勢的喪失而對中國經濟產生的沖擊。同時由于產品逐步向中高端轉移，附加值不斷增加，勞動力的待遇也會隨之上升，實現人民富裕、社會和諧。
參考文獻：
1 白天亮.四問勞動力價格上漲.人民日報，2008-02-25（13~15版）
2 蔡．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中國人口科學，2007；2
3 江秀輝，李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統計方法的比較．甘肅農業，2007；5
4 胡鞍鋼．中國就業狀況分析．管理世界，1997；3
5 王誠．中國就業轉型：從隱蔽失業、就業不足到效率型就業．經濟研究，1996；5
6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社區處．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定量分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 2
7 國務院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stats.省略/tjgb/nypcgb/qgnypcgb/t20080227_402464718.htm，2008
8 吳方衛．我國農業資本存量的估計．農業技術經濟，1999；6
9 Chow, G.．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1993；108（3）
10 張軍，章元．對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經濟研究，2003；7
11 王小魯．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制度變革，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57-65
12 Engle, Robert F. and C. W. J. Granger.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Econimetrica，1987，（55）：251-276.
13 上海市統計局．上海統計年鑒（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14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第9篇：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
關鍵詞：農業職業技能；現代職業農民
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0432（2012）-02-0015-1
1 農業從業人員現狀及存在問題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業從業人員發生分化，專業化生產、社會化服務日趨明顯，據統計和調查，目前江蘇省農業勞動力總數850萬人左右，除了兼業農民（約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58%）外，職業農民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2%。職業農民中，生產型（種養大戶、專業戶、農業企業工人等）占73%，經營管理型（經紀人、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帶頭人、農業企業負責人等）占11%，服務型（畜禽防疫員、植保防治員、農機手、沼氣工等）占16%。分析農業從業人員隊伍狀況，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1 優質農業勞動力總量相對不足
兼業農民對農業不夠重視，投入不足、管理不精心、產出不在乎，影響土地的產出率。職業農民以農業為主以農業為生，關注農業重視農業，是推動農業產業發展、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主力軍，但優質的職業農民隊伍總量依然偏小，只占農業勞動力的40%左右，規模經營的面積不到耕地面積的一半。
1.2 整體素質偏低
農業從業人員文化水平很低，大部分在初中以下。科技素質不高，2010年全省持有農業職業資格證書或農業中等學歷教育畢業證書的農民僅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3%。
1.3 結構不盡合理
從事傳統產業（種植、養殖業）的較多，規模較小，從事產品加工、流通以及農業服務業的較少。
1.4 流失較為嚴重
農村青年初高中畢業后基本都進入城市或鄉鎮企業，向二、三產業轉移，留守農村從事農業的都是老年人、中年以上婦女及體弱多病者，農業兼業化、農村空心化、農民老齡化現象十分明顯，農村勞動力總量過剩與優質勞動力短缺的結構性矛盾并存。
2 加強現代職業農民培養的建議
針對農業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的問題，2006年起省委省政府啟動農民培訓工程，并列入“十一五”新農村五件實事工程，每年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和農民創業培訓。“十一五”期間，全省累計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1123.44萬人，使農業新品種、新技術較快地被農民采納應用，確保了糧食產量的八連增；農民創業培訓53.8萬人，培養了一批具有較高專業技能和較強創業能力的現代農業生產經營者，促進了高效農業的快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但是隨著農業現代化工程的實施，農業現代化推進步伐的加快，對農業勞動者特別是職業農民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持有涉農專業職業教育證書或專業資格證書的現代職業農民比例要達到35%，而2010年這個比例僅為4.3%，現狀與目標差距很大，必須進一步加大農業職業技能培訓力度，加快培養現代職業農民。
2.1 加大涉農學歷教育
要為農業發展培養長期依靠的核心骨干力量，必須通過系統的涉農學歷教育。目前我省中等職業教育涉農專業享受免學費政策。應充分利用這項政策，發揮農業部門自身優勢，壯大辦學規模。在大專及以上涉農學歷教育方面，吸收借鑒浙江省對就讀農學類專業的學生免收學費的經驗做法，建立符合省情的涉農中專及以上學歷免費教育的制度。
2.2 擴大培訓規模
目前全省農業勞動力總數850萬左右，按每年轉移25萬人推算，到2020年全省農業勞動力總數600萬左右，持證農民比例占35%，總數要達到210萬人。2010年全省持證農民為35萬人左右，今后10年要培養175萬人，每年18萬人左右。因此，要進一步擴大培訓規模，增加年培訓人數，加快培養現代職業農民。
2.3 創新培訓方式
農業產業分布有區域性、種類有多樣性、生產有季節性，要根據農業農民的特點因地制宜地開展培訓，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不同產業的職業農民可以采取分類培訓的方法，在農作物生長的不同關鍵階段可以采取分段培訓的方式。培訓形式除了集中授課外，要有現場教學、案例教學、觀摩考察等，增加農民的感性認識。培訓內容除了生產技術外，要有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培訓后要加強跟蹤指導，幫助農民解決生產實踐中的具體問題。
2.4 重視手段建設
農民培訓要有陣地場所，我省農民教育培訓組織機構比較健全，省市縣各級都有農廣校、農干校或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但由于多年來缺乏專項資金投入，教學培訓的基礎設施（教室、宿舍等）陳舊、設備手段（電腦、多媒體等）落后，不適應現代農民教育培訓的要求。在加大農民培訓投入的同時，要安排部分資金用于教學培訓能力建設，改善培訓條件。
2.5 增加財政投入
培訓農民、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是一種公益性投入，“十一五”期間，各級政府比較重視，已經拿出一定的資金用于農民培訓，效果很好，但是隨著培訓規模的擴大和物價的上漲，現有補助標準偏低、投入總量不足，與客觀需求差距很大。為此，應從省級層面制定農民教育培訓的穩步投入機制，確保每年用于農民教育培訓的財政投入增幅不低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
2.6 完善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