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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的理論

第1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旅游翻譯；文化差異；跨文化交際；策略

一、引言

根據世界旅游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超過其它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這是一個良機，能夠讓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增進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讓中國真正地走向世界。那么，如何既讓外國游客更好地對我國五千年燦爛的歷史文明有所了解，又使他們在有限的時間里接受中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詩詞典故，景點傳說等，就涉及到跨文化交際下的旅游英語翻譯。旅游宣傳資料中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因素，文化差異給漢英旅游翻譯造成較大的困難，因此，要以功能派翻譯理論的核心—“目的論”為指導，來探討漢英旅游翻譯的原則，提出有效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從而準確、生動、形象地譯介旅游資料，推動我國旅游業的發展。

旅游文本翻譯的內容包羅萬象，跨文化交際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旅游翻譯中進行跨文化譯介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有實際意義。優秀的旅游譯本能讓祖國大好河山由靜態變為動態，使悠遠流長的歷史故事沁入外國讀者的心田，喚醒外國游客對中國名勝古跡的深切向往，從而激發他們不辭萬里的旅游行為。然而，目前在漢英旅游文本翻譯中存在著很多問題。文軍和高存以問卷調查的形式對外國游客理解英譯旅游文本的情況作了調查，發現漢語旅游文本英譯出現的錯誤有拼寫、遺漏、語法、中式英語、用詞不當、累贅、文化誤解等若干類型。因此，漢語旅游文本的英譯亟待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根據美國著名翻譯家尤金·奈達的理論，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譯工作，掌握兩種文化比掌握兩種語言甚至更為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講，旅游翻譯是一項高層次的綜合思維活動，譯者不僅應使兩種語言對接成功，更要使兩種文化的內涵對接成功。

二、中西文化的差異

文化是一個民族知識、經驗、信仰、價值、態度、等級、宗教以及時空觀念的綜合。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維方式和審美觀念。中華民族主張“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強調客觀融入主觀，喜歡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書畫、建筑、詩歌都講究神似重于形似。所謂“我看青山多嫵媚，青山看我亦如是”的道理。反映在語言上就有了漢語行文辭藻華麗，情感橫溢，講究聲律對仗、音韻和美的特點。此外，受中庸哲學思想的影響，中國人的美學觀念別強調平衡美，除了極為頻繁地使用對仗這一修辭格，還大量使用四字詞組。在這方面，西方民族則迥然不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使西方哲學保持物我分離，二元對立，在主觀和客觀的物象關系上，更多注重模仿和再現，體現了“天人各一”的思想，直面物體本質特點，再現事物原貌。這種趨勢反映在語言表達形式上，就出現了英語重形式、重寫實、重理性的特點，形成了其句式構架嚴整、表達思維縝密、行文注重邏輯理性、用詞強調簡潔自然、描述突出直觀可感的風格。因此，中文旅游資料中極為主觀，有關感受的描寫，在英譯時可以傾向于選擇細節。

三、文化差異對旅游翻譯的影響

（一）由文化空缺和文化沖突造成的漢英翻譯的不對應性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社會習俗使兩種語言的詞匯出現非對應和非重合的現象，它們之間沒有語義共鳴，有的只是語義空缺或語義錯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產生的詞匯空缺以及文化沖突導致的詞匯沖突，這些詞匯我們稱之為“文化負載詞”（culture-loaded or culture-bound words）。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語言的特殊性，象“陰陽”、“五行”、“氣功”、“八卦”等詞匯，嚴格來說，在英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象“餃子”、“粽子”、“元宵”等食品也沒有相應的詞來翻譯，如果勉強將“餃子”翻譯成“dumpling”，此詞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種水果餡或肉餡的食品，與中國的餃子并不相同，意思要寬泛得多。再如文化上的缺失，“粽子”可以解釋成“a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但是，外國朋友如果不知道屈原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不知道龍舟節的來歷，不知道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內涵意義仍然沒有傳遞過去。又如“秦始皇”僅僅譯成“Qin Shihuang”，可能外國游客就無法理解，如果適當補充歷史背景，增譯為“Qin Shihuang,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the year B.C. 221”，就更容易被外國游客所理解。因此，許多專家主張以音譯加注的方式來保留這類詞匯的特殊文化聯想意義。譯者在翻譯時要克服的不僅有語言障礙，而且有文化障礙，正如王佐良（1989）先生所說的“譯者處理的是兩種文字，面對的卻是兩大片文化”。

第2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對外漢語教學理念文化差異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綜合國力增強，學習漢語的人越來越多。在聯合國《2005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和應用力調查報告》上，漢語被排在第二位，僅次于英語。“漢語熱”的日漸升溫，同時暴露出對外漢語教學中存在的薄弱環節。很多教師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往往只重視語言結構系統和文字的學習掌握，卻忽視了文化的教學，容易導致學生在交流中因對交際禮節、民俗民風、歷史沿革等文化因素的缺失，導致表達不得體、理解不達意的尷尬。因此，將文化教學引入對外漢語教學之中，選擇恰當的文化教學手段，提高外國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已成為提高學習效果的有效手段。

一、對外漢語的教學意義

對外漢語教學是指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是一種外語教學。它的任務是培養、訓練學生正確使用漢語進行社會交際；對以漢語研究、教學和翻譯為職業的學生則必須掌握必要的基礎理論知識。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生多半是成年人。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愛德華?安東尼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故事的，并且語言不可以脫離文化而獨立存在”，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種基礎形態，民族文化對于語言的約束性是非常明顯的。民族文化的差別，發展文化的軌道在語言中會留下深深的印記，民族文化對語言的約束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表達范圍；另一方面，是表達方式。并且民族語言也反映出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民族文化對語言有著非常強烈的約束性，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語言也影響著地方文化。正如愛德華?安東尼在《語言》所表示的方法是，“語言是一種文化功能”“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系的，語言的詞匯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化史和語言史沿著平衡的路線前進是完全正確的。”語言自身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自然載體，滲透了大量的文化內涵。并且人是使用語言的文化的締造者，是一種高級的文化產物，不可能擺脫文化之間的約束。

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異

人類在情感與思想上表達的方式不外乎就是語言，在這個社會中語言的表達是無法取代的，就像是字、詞組、語法等等這些基礎性的東西構成所謂的語言系統，不管是語言還是文化，它都必將是人類社會所必須的，是我們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重要體現。由此可見，在對漢語教學的進程中加入中國的歷史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在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時，可以使得學生了解并喜歡上中國的歷史文化，這樣能夠更好去理解并運用漢語。可見，文化的差異是在語言學習進程中的一大障礙，并且在教學的過程中是很難的到突破的。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最為根本的特征就是文化的學習與語言的學習是要有一定的統一性。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就需要對這個語言進行文化的學習與理解，并且通過語言學習、推廣并且傳播這種語言文化。因此，在對外漢語的教學進程中，通常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在語言上有些用法使得學生總是會弄不懂或是含糊其辭，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使得學生不能夠進行完全的理解與掌握。也就是說，語言的核心就是詞義，并且基礎是詞匯，而且詞義與文化的關系最最為密切的，可以說詞匯也就是表現著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一種特殊語言結構的方式，在詞匯結構中文化內涵的發掘也是需要花費很打的功夫。在對詞匯的內部結構上看來，漢語的詞義與詞形中的關系要比西方中的表音文字是更為緊密，在漢語的詞匯中一些詞形是直接來表示詞義的，可以說是包含著較為豐富的民族特有的文化內涵。在中國文化的特征中，其固定詞組與習慣語的作用是突顯的，成語典故大都是與民族得習慣與心理是息息相關的。然而，呂必松先生曾說過：“從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就必須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因為語言理解和語言使用都離不開一定的文化因素。”同時，在外漢語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充分了解漢語詞匯和語音以及語法的規則，這樣使得學生能夠在交際進程中的表達完全符合語言要求的規則要素外，還要幫助并且使得他們充分了解我們民族的文化和這種特定民族文化背景所產生的行為方式與心理特征，能夠讓他們口中說出來的話非常得體并且有效地傳遞心中所想的信息。

三、對外漢語教學要求

第3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英語漢語文化差異翻譯

引言

語言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存在于語言之中，語言和文化呈相依相存的關系。正如皮薩爾所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與此同時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也指出：“就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譯者的雙文化功底甚至比雙語功底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語境中才富有意義。”所以對一個成功的翻譯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徹底弄清英漢文化差異之處，并且在精通雙文化基礎上的翻譯才會翻譯準確。因此研究英漢文化差異及其翻譯策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1.文化與英漢文化差異

文化的經典定義，是英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確定的，他認為：“文化是一種復合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他從社會上學得的能力與習慣。”而所謂文化差異是指人們在不同的生態和自然環境下形成的歷史、語言、知識、信仰、人生觀、思想意識、觀察、思維方式、道德、風俗習慣等方面的不同，翻譯不僅是語言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所以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要深入理解英漢文化差異的具體表現。

1.1英漢兩種語言差異在詞匯意義、詞的搭配能力等方面的表現：

1.1.1英語中詞匯與漢語中詞匯在詞義對應方面：如：mascon（表示月球表層下高密度的物質聚積），beddo（一種多用途的床），這些詞在詞義上到現在都沒有相對應的漢語詞匯與之對應。

1.1.2詞的搭配能力方面：如：to cut wheat即漢語的“割麥子”；to cut cake即漢語的“切蛋糕”；to cut finger-nails即漢語的“修指甲”，由此to cut的搭配能力很廣，可以用于麥子、蛋糕、指甲，而漢語則要用割、切、修等來搭配。

1.2英漢兩種語言差異在句法方面的表現：

1.2.1句子結構方面的差異。在翻譯中，英漢句子結構有時可以不轉換，但有時則要轉換，這種轉換，對于我們正確處理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例如：

Here ends the diary of Dr.Watson.

華生醫生的日記寫到這里就結束了。（英語倒裝句結構―漢語正裝句結構）

1.2.2句子順序方面的差異。句序是指復合句中主句和從句的順序，因為其時間順序和邏輯順序不完全相同，因此它們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致，從而導致句子順序方面的差異。比如：

Nothing has happened since we parted.（后置）

我們分別之后，一直沒有發生什么事情.（前置）

2.英漢文化差異的翻譯

文化的內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受東西方文化思維模式差異、文化習俗的差異、地域文化的差異、的差異、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的差異的影響，導致英漢文化在詞匯意義、詞的搭配能力、詞序變化、句法方面具有顯著的差異。以上通過舉例清楚討論了這些文化差異之處，于是對這些文化差異翻譯的策略選擇則具有實際應用意義。為了讓更多的讀者更加廣泛地分享英漢文化精粹，筆者總結了四種針對性的翻譯方法：直譯、代譯、增詞、意譯。

2.1直譯法

直譯的優點就在于能夠保存文化特征，因此有利于英漢文化的交流，并能豐富譯文語言的表達能力。如直譯“hot dog”為“熱狗”，“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為“血濃于水”等。

文化意義上一方有特殊含義而另一方沒有特殊含義的詞，也可采用直譯法。如：“olive branch”直譯為“橄欖枝”，其象征和平的文化意義在原本無此義的漢語中也強化了此意。

2.2代譯法

代譯是指在保留原文交際意義的基礎上，用譯文中的某個概念意義不同但文化意義相近的詞語代替原文詞語的方法。對于文化負荷較重要的詞，由于其排外性太大，用直譯法不能傳達出原文的文化意義時，可考慮代譯法，特別是比喻和習語的翻譯中更常用此法。例如“four Asian tigers”譯為“亞洲四小龍”。

2.3增詞法

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而直譯不容易使譯文讀者理解的時候，可在直譯的基礎上增加適當的解釋性的詞，這樣既忠實于原文又易于譯文讀者的理解。舉例說明：“班門弄斧”譯為“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如果不加上“the master carpenter”英語讀者就無法理解本句之意了。

2.4意譯法

一些文化意義很濃的詞匯，直譯不能準確傳達其文化意義，代譯又易將譯文強加到原文文化中，增詞太多無異于解說，在這種情況下不妨考慮意譯法，即完全用譯文中文化意義較弱的詞匯去譯原文所傳達的信息。這樣雖然會造成翻譯過程中原文文化的損失，但對于達到合理的翻譯來說這也是無可避免的。比如說：“child’s play”直譯為“兒戲”顯然不對，不如譯為“非常容易的事”。

3.結語

研究英漢文化差異的目的在于提高譯者對英漢語兩種語言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重視英漢文化差異，以便充分理解原語言的文化內涵，再合理地根據譯文文化對譯文進行調整，從而達到忠實、通順的翻譯標準。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說“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研究英漢文化差異，探索英漢文化差異翻譯策略，最終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既是對翻譯理論的補充，也是翻譯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Nida，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3.

［2］張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謨禹編著.英漢翻譯教程［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19-69.

［3］孫小軍.淺析英漢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報，2006，（1）：186-189.

［4］王佐良.翻譯中的文化比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5］范振輝.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與翻譯［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3，（2）：91-93.

［6］楊賢玉.英漢文化差異與翻譯［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4）：70-72.

第4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二、選題的意義和價值

涉外商貿談判中跨文化溝通，是國內企業談判者難以把握的內容。如何處理好涉外談判中的文化溝通，如何避免談判中的誤解……，是國內許多涉外談判者十分關心的問題。論文從談判中常見的中外商務談判的文化沖突分析出發，結合東西方思維方式、商業習慣、社交禁忌與法律等方面的差異，提出了涉外談判中的跨文化溝通的策略

商務活動開展必須依跨文化溝通來實現。跨文化溝通往往會受到不同的文化差異因素的阻礙。這些文化差異包括語言文字、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法律規范、風俗習慣等因素。要進行有效的跨文化的溝通，應采取適當的溝通途徑，克服文化差異的不利因素，加強理解和融合。

三、選題的學術前史

跨文化溝通是跨國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方面。文化、文化層次及文化差異在跨國經營中對跨文化管理和談判的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溝通的基礎有著重要影響。肩負跨文化溝通任務的跨國管理者們應該認識文化差異、尊重其他文化及努力協同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跨文化溝通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個體的交際行為、審美觀念、時間觀念和個人成就觀會有所不同

四、選題的重點和難點

重點：

1、商務談判中的跨文化溝通問題的重要意義。

2、商務談判中的文化語言文化差異。

3、商務談判人員的跨文化交通能力。

難點：商務談判人員應該具備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五、計劃采用的方法

6月到9月查找資料，10月整理資料，11月完成初稿，12月修改，定稿。

將用夾敘夾議的方法進行論述。既對跨文化交流學進行論述，又結合涉外秘書的具體工作進行分析。把跨文化交流學的理論有效的運用到商務談判的具體工作中去。

六、論文綱要

第一章商務談判中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意義

第二章關于跨文化交流學

第一節內容

第二節文化交流學研究的目的

第三節跨文化交流學的基礎研究提高跨文化意識

第四節跨文化交際的障礙

第三章商務談判人員應該具有的跨文化語言修養

第一節中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文化差異

第四章商務談判人員應具備的素質

七、參考文獻

⑴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11第1版

⑵胡文仲，跨文化交際面面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⑶王興孫，陳潔，報道國際貿易方面的理論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介紹國際商務知識。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

⑷王健宜、滑本忠編著：潘雪輝、滑本忠、劉肖云、張季蕓，書中所討論的問題是由三方面的專家共同認為在國際商務溝通方面至關重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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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團隊學習；文化差異；影響；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09-0180-02

目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企業間的競爭由原來的質量、價格的競爭逐漸轉向以知識為關鍵競爭優勢的競爭，管理者由此越來越意識到學習，尤其是團隊學習的重要性。然而團隊中的成員可能來自不同國家或者不同區域，他們有其獨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差異決定了人們不同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及解決問題的方式，這些不同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等會對團隊學習產生不同的影響。國內外的學者主要探討了團隊成員個體特征因素和群體特征因素，以及情境變量對團隊學習的影響，而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對團隊學習效果的影響研究較少。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內涵

1 團隊學習

關于團隊學習的內涵，Edmonson提出，團隊學習就是團隊所從事的一整套加工數據、從而調整自身、進行改進的活動，其特征是提出問題、尋求反饋、試驗、對結果進行反思、討論出現的各種錯誤或者非預期的結果。熊燕認為團隊學習是團隊成員共同解決問題、平等對話的過程；團隊從過去成功經驗和失敗檢驗中不斷反思和改進的過程；分享知識和經驗、尋求反饋、要求幫助的學習行為。團隊學習行為是團隊成員在團隊互動中表現出的學習行為，其不但與團隊成員所在團隊結構特征有關（團隊領導、團隊構成、團隊激勵等），而且與團隊成員對如何有效地進行團隊工作和團隊互動的共同認知有關。綜合來說，團隊學習就是知識、技能等在團隊這一共同體中的共享，它可以合理的利用每一個成員的知識和技能協同工作，解決問題，相互學習，以達到共同的組織目標。

2 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指不同國家以及不同地區在語言、宗教、價值觀念、教育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吉爾特·霍夫斯泰德（Hofestede）從文化的維度出發，歸納并提出了五個隨國家不同而不同的識別民族文化的維度：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權利距離、不確定性規避、價值觀的男性化與女性化、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荷蘭的經濟學家特羅姆皮納斯提出了愛國個體現國家與民族文化差異的維度：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中性化與情緒化關系、關系特定與關系散漫、注重個人成就與注重社會等級、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人與自然的關系。基于文化差異的理論，我認為對團隊學習方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團隊學習的目標、行為、過程以及人際關系等方面。

二、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的影響

1 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目標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人們在制定目標時更加看重未來的利益，注重長期的發展，是長期導向的目標。長期導向的文化使團隊目標更多的傾向于個人能力的提升，他們參與到團隊學習中是為了共享團隊的知識經驗，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在以后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西方文化則注重短期收益，他們的目標是追求短期收益的最大化，是短期導向的目標。在團隊學習中短期導向的團隊目標則是強調員工眼前利益的獲得，他們參與團隊學習的目標往往是工資的提高以及職位的晉升。

2 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行為的影響

中國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更多地強調集體主義，主張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團結合作，更愿意合作和分享，時時以整個團隊的大局為重。同時中國文化比較保守，講求中庸之道，善于預見未來的危險性，更愿意維護現狀，保持和諧，這就導致在個人權利和責任的承擔上會有回避心理。

西方文化則是以個人價值觀為中心，強調個人主義，以個人的成功來衡量人生價值，鼓勵人民開拓創新，個人為了充分展現自己的個性以及實現個人的價值，喜歡競爭勝過合作，個人可能會產生新的想法，但是出于競爭的意識，未必會將想法分享給其他成員。

3 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過程的影響

中國的文化有著較大的權力距離，人們的等級觀念非常強烈，團隊學習的過程是上級下達指示，下級按照指示學習的過程，團隊中的個體較少積極地創造學習機會，不去主動思考團隊中存在的問題，而只依賴于上級的決策。

西方文化一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行關系，團隊學習的過程是個人充分發揮自己潛能的過程，團隊成員具有更多的主動性，承擔更多的工作責任，他們可以參與到與自身有關的決策之中，更有利于促進他們開展創新活動以及對自身工作的改進。

4 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中人際關系的影響

中國的管理方式是人治為主，關系網絡對一個人的成長有重要影響，人際關系偏向柔性，人們注重人際和諧、彼此的合作，傾向于采用和解的方式解決團隊沖突的問題，有利于團隊學習中進行成果的分享，但是人們為了與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在自己本來不認可的觀念前妥協，不利于團隊的創新。

西方人則是以自我為中心，工作獨立于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偏重于剛性的人際關系，人們會按照既定的規則制度進行學習、工作，他們認為工作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在浪費時間，這樣的文化會提高團隊學習的效率，但不利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信息的分享。

三、基于文化差異的團隊學習的對策建議

通過理解文化差異對團隊學習的影響，下面從文化差異的角度，提出對團隊學習的幾點建議：

首先，使命陳述，塑造共同目標。共同的目標是團隊學習的基本前提，只有這個目標符合客觀規律，并被團隊成員一致認可，團隊成員的行動才會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努力。因此，在塑造團隊目標時，要將個人文化融入到團隊目標中，通過使命陳述、學習溝通等方式，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前提下，制定被團隊成員一致認可的共同目標，從而保證團隊學習的效果。

其次，正視文化差異，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文化差異不是障礙，而是創新的推動力，合理的利用文化差異，可以創造競爭優勢。一方面，要正確面對和認識不同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加強對多元文化知識的透徹把握。在團隊學習過程中，可以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持有不同價值觀、具有不同期望的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使團隊學習達到取長補短的效果。

最后，注重溝通，提升文化理解力。溝通的核心在于通過溝通與協調，提高人們對彼此文化的認識，消除文化差異帶來的鴻溝，增強團隊成員彼此間的信任。在團隊學習過程中，只有團隊成員之間相互信任，才能增進團隊的互動和合作過程，促進團隊學習行為，沒有團隊信任會讓團隊成員不敢冒險，且安于現狀，使團隊學習陷入碌碌無為的狀態。

四、總結

跨國公司的興起以及各國之間人員交流的增多，公司的員工可能包含不同國家及地區的成員，這使團隊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差異。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團隊成員，只有充分發理解人們不同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以及這些差異對團隊學習的影響，才能有效利用這些差異，合理引導團隊學習的行為及過程，促進團隊學習達到良好效果。

參考文獻：

[1] Edmondson，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44）： 350-383.

[2]熊燕，團隊學習中習慣性防衛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管理學院，2006：6

[3] Mohammed S， Dumville B C. Team Mental Models in a Team Know ledge Frame work： Expanding Theory and Measurement a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J].Jom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1，22（2）： 89- 106.

[4] HOFSTEDE G. Cultural constraints in management theor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3，7（1）： 81-94.

第6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論文提要：本文運用后現代意義上的“差異”觀和“差異政治”觀，簡要評價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這兩種觀點是典型的后現代差異政治觀的代表——它們從多元文化、文明作為理解差異政治的切入點，為理解多級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但同時它們也過分彰顯和強調了當今政治學中差異與沖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辯證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異與同”，用辯證的觀點來審視文化、文明中的差異以及后現代差異政治觀，才能真正科學把握紛繁復雜的世界政治圖景，弘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一、“差異”與“差異政治”的內涵

差異，作為一種哲學范疇，早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就業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為矛盾的一個要素，是矛盾發展過程中的最初階段和表現，它處于二種尚未激化的矛盾狀態。簡而言之，差異就是矛盾或對立統一的幼體。

然而，在后現論視野中，辯證法“總是錯誤地解釋差異，它是對譜系學的一種混亂倒置”。因此，福柯、德勒茲、德里達等后現代主義學者雖然也使用“差異”這一術語，但其內涵卻是與辯證法迥異的。他們承認差異性，否認同一性，反對把差異最終歸入更高的統一之中。尤其在德里達那里，“差異”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并常用“延異”加以替代。

“延異”(diferance)是德里達自撰的一個重要術語，是其鏘構主義理論的奠基性概念。從詞源上考證，德里達的“延異”是由“diference”(差異)演變而來。源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關于語言學理論的兩個基本原則：“任意性”和“差異性”。按索緒爾所說，語言符號都是任意的或約定俗成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存在自然或本質的關系。不僅如此，符號還有嚴格的區別意義的作用，即差異原則。語言是一種差異關系而無確切的意義系統，語義主要“撒播”在一連串能指的轉換過程中，它是壓抑差異或不斷變動的結果。

索緒爾的差異原則，經德里達繼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異”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達的說法，延異是“不再以在場(pres-ence)／缺場(absence)的對立為基礎而構思的一個結構或運動。延異是差異、差異的蹤跡和諸因素得以相互關聯的間隔(spac．ing：)的系統游戲。這種間隔同時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沒有這種間隔的產生，‘完整的’術語就不能指示其意義，就不能發生作用”。在德里達看來，延異至少有兩種不同而又相關的意義：即它同時既指差異(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異包含著“在場”與“缺場”之間的非同一性或差異；另一方面，延異既不是“在場”也不是“缺場”，而是指意過程成為可能的游戲，“在場”既與“缺場”相異，又延宕到“缺場”，同時“缺場”又延滯了“在場”。德里達認為“延異”是無法明確界定的，它必須避免概念化，否則它將會使“中心”與“根源”等含義重新進入“延異”之中。如此說來，“延異”是一個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獨特或超驗。它不控制任何東西，不主宰任何東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權威。

概而言之，“差異”或“延異”是德里達用來借以消解現代哲學的一種后現代策略性用語，它具有多元性、不確定性、相異性、非意義性和非真理性等內涵。

說到差異政治，就是指在后現代思潮中，用差異性原則或策略對當代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進行理解的一種方式。具體說來，它的主要內容是：以德里達的“差異”或“延異”、利奧塔的反對“宏大敘事”觀作為哲學基礎，以多元政治觀和差異政治觀為基線，反對建構任何類似于“啟蒙理性”那樣的大一統政治哲學，強調政治價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維化傾向。無論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抑或后現代女權主義、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無不具有濃厚的差異政治色彩。

后現代政治觀的首要目標是反對現代政治學中的宏大統一敘事體系，進而要求建立具有異質多元的差異政治觀。這一差異政治觀多從政治文化論研究人手，隨著文化學研究視角的不斷轉向而形成并擴展。

當代美國政治哲學的代表羅爾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一方面堅持了《正義論》一書中提出的“無知之幕”，即將人們用于選擇權利的生活基礎“虛化”；另一方面，針對哈貝馬斯、“社群主義”等等的挑戰，提出了所謂在諸差異的理解基礎上的“交叉共識”觀。這一觀念，與哈貝馬斯的以商談交往為基礎、以真理為內容而具有強烈重建現代主義愿望的“普遍共識”相抵觸，從而成為一種獨特的后現代差異政治觀。

庫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種不同民族的語言可以互相翻譯，但不存在凌駕于眾多語言之上的“世界語”。差異政治觀對于自啟蒙學派以來的現代政治學的“統一、宏大敘事方式”以及抽象統一的思維，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沖擊，對西方“中心論”的政治觀也存在著深刻的批判性。它強調多級主體性，并關注異質性，這都有助于當代政治學的思維范式由單一主體論向多級主體交往實踐的政治學的轉型，進而推動著世界多級格局的最終形成。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作為差異政治觀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都從差異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為理解差異政治的切入點，將差異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聯系在一起，從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來理解差異政治的基礎，從而為現代政治學進入后現代軌道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認為，現代政治學一直將政治權力視為一種抽象的、統一的和總體性的存在。而實際上，現代政治學在基礎方面存在著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重大差異。在他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亞洲權力與政治學——權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統地考察了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東西方關于“政治權力的本性及其運作”在理解方面的差異的史實，進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異觀。他認為“那種追尋有關權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論是完全不得要領的，因為在所有社會現象中，唯有權力是一種對文化細微差異都成為最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樣可能性和界域總是由時間和空間來規定的”(帕依，1985)。

具體而言，他的差異政治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政治學基礎觀上，他反對現代政治學的抽象同一觀，強調政治學基礎的差異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導出的抽象統一的現代政治學，是非歷史的和非辯證的：它將古希臘城邦的政治與現代國家政治都納入到同一概念體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歷史的；這種抽象的政治觀忽視了各種文化的差異對政治的主導性影響，所以是非辯證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異對政治的影響，但是他沒有進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間的關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對論認為，政治和文化一樣，此政治與彼政治、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差異，然而此政治與彼政治、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決不存在誰優誰劣的事實。

(2)其文化差異決定論。在探究政治差異的基礎上，帕依認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異造成了政治觀的差異。這是一種關于政治學理論基礎方面的“文化差異”決定觀，他指明了政治權力對于所屬的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認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們的文化視野、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不同，對于權力等政治運作現象的觀念就會不同，當然其評價合法性、合理性的標準也就不同。他通過對馬來西亞、緬甸、印度的實地調查，親身體驗了不同文化中對權力和權威的“應是什么”、“實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還具體分析了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機理，他認為，由于西方個人價值觀主導性，決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亞洲的群體價值觀的主導性，相應地產生了權威主義政治模式，這一模式是從社會文化機體中“總和地”醞釀產生的。帕依從公眾文化、社會心理、政治運作等多元視角對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產生的原因作了獨特的分析。從公眾文化層面來說，整個亞洲社會對于像權威和權力這樣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見解。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它們總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體經驗”中，甚至內化于每個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們懂得必須對占有權力和處于支配地位的統治者以及其神圣權力本身頂禮膜拜，而在這種崇拜權力的活動中必然也使權威和權力的政治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同化和加強，從而為權威主義政治模式打下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從社會心理學層面來看，亞洲人對權威的接受是滿足其個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對他們來說，西方的自由和個性是“異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尋一個能隸屬的群體，即尋找一個適合于己的家長制權威形式，使自己能隸屬于其中，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從政治運作層面來看，亞洲后發式“趕超型”的現代化要求權力的高度統一，因此，權威主義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們的效率觀念的。帕依認為，考察亞洲社會內部諸文化模式的差異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內部文化差異對于政治運作的主導性的影響更有意義。他認為，亞洲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順性，并將之變成行為心理意義上的運作的能量釋放——這是一種最具深刻意義的依賴性。通過“民族主義的亞洲形式”或由“種族的同一性”、群體的依賴性等因素構成了亞洲權威主義的新形式，而亞洲社會政治的運作則主要依賴于這種“權威一服從”的兩極紐帶。所以沒有權威主義，亞洲的政治運作就失去了準則和模式。

總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強調東西方文化差異所造就的政治差異的現實性，這對于消解政治觀上的“西方中心論”，尊重各國政治價值觀多元存在的現實，推進在承認差異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平等對話與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體闡釋亞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機理時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長制”、“權威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賴性的“權威一服從”式的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理論，其科學性則是有待進一步考證的。

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

如果說帕依的政治文化差異觀還停留在比較政治學層面，那么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等論文中就將差異政治觀應用于全球政治結構分析，以“文明”為單元建立起國際政治理論。從思維范式轉型角度來看，亨廷頓完成了從單一主體觀或抽象統一政治學范式向多元主體的差異政治觀范式的轉化。

現代政治學理論話語的核心觀——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正義、國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個政治學的思考方式和觀視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紀資產階級政治學家們援用的兩大哲學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觀視方式”。它以單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觀構筑政治學的基礎，以抽象的理性構筑政治學方法論，沿用自然法的宏大敘事結構，采用元理論和元敘事所產生的等級體系。由此可見，以啟蒙理性為主導的現代政治哲學無疑是以大寫的“人”為中心的單一主體性哲學，這一哲學視野的基本缺陷是單一主體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義基礎觀、抽象普適方法論觀念和具有嚴格邏輯與大一統的等級秩序理論敘事話語，遭到了后現代政治學的猛烈批判。后現代政治學以“多級主體交往觀”為哲學基礎，是無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沒有可以制約主體的客觀底板。因此，多級主體產生多級、多元視野，在彼此對話和交往中是開放和互動的。它只有游戲規則而無真理制約，主體間性是由差異的、異質的主體彼此交往而構成的。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濃厚后現代政治哲學色彩的“差異政治”觀。亨廷頓在其一系列論文中一反傳統的“西方中心論”，以多級主體差異政治觀來勾畫全球政治學。在亨廷頓看來，冷戰時代是建立在以美蘇為代表的西東兩個集團各自“具有絕對權威和絕對真理性”的“單一主體性”的視野基礎之上的。而現在，世界政治正進入一個全新階段。需要有一個多級主體間的差異結構的全球政治觀。亨廷頓認為，這種差異政治的基礎在于差異性的文明，而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紛爭，也不是民族國家之阿的競爭。

亨廷頓認為，文明間差異必然演化為主體際政治沖突，文明間的差異是差異政治觀的主要源泉。文明通過歷史、語言文化、傳統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與人區分開來，不同文明的人們對一系列政治價值觀的見解有著重要的分歧。這些文明差異是差異政治觀賴以生存的“語境”，它作為歷史積淀并非短期能夠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利差異更為根本。差異并不等于沖突，但卻是沖突，尤其是持續長時間激烈沖突的導因。世界正在變小，不同文明間(主體際)人們日益頻繁交流強化了文明意識(文明的自我認同)，加深了人們對同一文明的認同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的意識，從而推動了不同文明問的差異甚至敵意的增長，同時也增強了人們對文明的尋根意識。經濟全球化使得人們超越了原先民族國家和地方區域性的狹隘眼界，從而從“比較文明”的差異性角度追尋對“跨國界文明的認同感”。

亨廷頓還認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認同意識崛起、強化。這種文化特征和差異具有穩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經濟特征更難協調與變更。在階級和意識形態沖突中，問題是“你站在哪一邊?”人們可以選擇站在哪一邊或改變之。而在文明沖突中，問題變成“你是什么人?”而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變的。另外，經濟區域主義使文明內部的聚合力增強，也使差異文明的離異度增強。文明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對政治(人權、正義、價值觀等)、經濟(貿易和發展權等)到環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觀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將自己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作為“普遍價值觀”進行推廣，越容易激起來自其他文明的反對，文明間的差異必然演化為主體際政治沖突。

總而言之，差異政治觀成為亨廷頓觀察世界政治、建構全球政治學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頓的視野中，文明問的差異和沖突成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較之帕依的“文化差異決定政治差異”，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無疑是一次提升和發展，而且是一種朝向極端方向的發展。許多差異政治論者由差異必然性而導出了相互寬容、忍讓、理解、尊重等后現代結論，而亨廷頓卻將之推到另一個極端，強凋“沖突”主題政治論，無疑是重蹈冷戰時期的“集體對抗”思維的覆轍，有悖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四、差異政治觀之啟示與誤導

綜上所述，無論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異觀，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都將多元文化、文明與政治差異相關聯，將政治的差異性、多樣性歸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進而與現代主義的“普遍共識”相抵觸，體現出一種獨特的后現代差異政治觀，成為后現代主義政治學的一種典型現象或典型形態。他們是借“文化”之異而強調“政治”之別，其內涵是通過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來揭示政治范式、政治價值觀和政治話語中異質存在性和差異性，由此導出多級政治主體問存在著一種異在(無統一范式)的交往關系。既然主體際的政治范式各異，因而就難以通約，難以將之再統攝到一個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轉換。

文化差異、文明差異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著差異，這是客觀；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間決沒有誰優誰劣的說法，這是主觀。如前所述，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也是差異政治的形成基礎，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會沖突嗎?差異政治一定是沖突政治嗎?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著差異，但是他們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構建幸福美滿的家庭，雙方相敬如賓、恩愛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講“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也就是說，水到牛那里就變成珍貴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變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異也像水一樣，我們應該學會以善美的心態去應對它的存在。

第7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多元文化思想應當成為初中閱讀材料的取向之一

教科書中選擇的閱讀材料，要反映出社會文化思想的主流，也就是我國社會在對待外來文化，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思想主流。根據傳統的教學體系，語文主要是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和文化知識，并不是專門介紹文化及文化差異的，但是作為向學生傳達多元文化思想最好的途徑，語文課程內容的多元化是應該且必須的。就目前文化教育狀況來看，多元文化的教學內容的缺失對于學生的世界觀都產生了影響，這種負面的影響不利于學生的自身發展。結合語文閱讀獨特的思考過程，閱讀材料中融合多元文化思想，更加全面的考量語言知識和文化思想的比例，適當突出多元文化思想和民族文化理論，擴大閱讀材料的選擇范圍，增強語文閱讀材料的豐富性的同時，強化多元文化思想與閱讀的融合有其時代必要性。

多元文化與閱讀材料的有機融合

多元文化主要涉及到多民族文化，多種族文化，多地區文化等，為了方便將多元文化的內容與閱讀材料有機的融合起來，既要考慮到文章的中心與主題，也要考慮到學生能夠理解的深度。在國別文化中，傳統的教材多通過課外擴展閱讀安排外國文學閱讀，或者通過文體介紹內容融入西方詩文或劇本，體現國別文化和自然知識的較多，涉及人文方面的較少。不難發現，要想正確理解多元文化差異，少不了這些內容的普及。而且涉及多元文化的文章一直處于不被重視的位置，閱讀訓練仍然是以傳統的文章為主，多元文化理論的傳播效果不十分明顯。

實際上多元文化理論的融合，也可以從最原始層面開始，也就是以國內地區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作為閱讀材料的核心。語文教材中，常以主題劃分獨立的章節，通過不同作者對于同一主題的描述，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實際上，安排中外文學作品對比閱讀，不僅能夠達到培養能力的目的，在開闊視野的同時，也能部分的向學生傳達中外文化的差異。朱自清的抒情散文《春》，十分鮮明的描寫對象，讓學生很容易在腦海中呈現出一副春景。與之相對比的有英國作家威廉布萊克的散文《春》，全文節奏明快，朗朗上口，雖然只是簡單的將春天所見的人和事物素描下來，也不難看出作者對于春天的熱愛和喜悅之情。通過這兩篇文章的對比閱讀，學生很容易感受中外散文的差異，中國更注重寫意，國外則更注重寫實，這也從側面體現出中外文化的差異。從思想上來看，中國人更加注重思想上的享受，國外則更加注重實際生活的物質性。所以說對比閱讀的過程，就是學生自我思考的過程，通過合理的文章安排，學生很容易感悟到文化的差異和思想的差異，通過適量的多元文化融合對比，很容易將文化差異的理論傳遞給學生，學生也能通過自我思考建立起個人觀點。另外，中外文學融合對比，對于學生的閱讀能力也有很明顯的提升作用，對比閱讀產生的個人觀點更加多樣化，理解的層次也更加深入，能夠很好的培養學生的自主思維和創新意識，可見多元文化與傳統內容的有機融合對于教育來說有諸多好處。

不過，多元文化在融入初中閱讀材料的過程中，要注意引導與內容控制，過多的文化引入很可能影響學生個人思想的完善，甚至出現弱化傳統文化的問題。所以在多元文化引入初中閱讀材料的過程中，要強調“有機”融合。所謂有機，就是合理安排多元文化所占有的比例，加強學生自我能力的培養，教師注重核心內容的指導，只有在這些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閱讀教育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第8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貿易能力跨文化能力發展曲線跨文化能力培養教學方法本科

貿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使跨國公司越來越多。新的國際貿易形式的出現,比如戰略聯盟和國際易貨貿易,這意味著企業對具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跨文化管理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是20世紀末首先在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出現的。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企業跨國經營的日益深入,跨文化領域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了,美國和歐洲一些一流的商學院非常重視培訓學生的跨文化能力。中國企業國際化程度總的來說相對較低,對這個課題的研究起步也比較晚,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跨文化能力對國際貿易的重大意義。

跨文化能力的內涵

在跨文化能力內涵的研究上,跨文化意識、跨文化商務技巧和國際管理能力已成為研究的核心。

跨文化意識

跨文化意識是指商務人員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并做出適當反應的一種商務意識。換言之,反映國際貿易者本土文化的價值觀的行為標準已不能滿足跨國公司發展的需要了。國際化的企業運作中的各個環節,如:人力資源管理和激勵機制、國際營銷、交流決策,都需要較高跨文化意識。在文化研究的范疇內,很多研究者提倡將文化差異概念化,以使學習者認識到文化多樣性對商務的影響,并為跨文化意識培養奠定基礎。

GuyandMattock(1991)提出了地域、宗教和歷史是影響文化的三個重要因素。BonvillianandNowlin(1994)則深入的解釋了文化差異對個體行為方式的影響。他們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個體的交際行為、審美觀念、時間觀念和個人成就觀會有所不同。Hofstede對文化差異的實證研究則在該領域最具影響力。他認為,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個體受到態度、價值觀、文化差異的巨大影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個體從四個維度上互相區別: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生活數量與生活質量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Hoecklin(1994)提出文化意識不僅僅是在國際貿易中對文化差異的反映,良好地跨文化意識是跨文化貿易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的首要條件。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影響國際商務活動的重要因素,有時甚至起決定性影響。以上有關文化意識的文獻回顧旨在為國際商務人才培養者提供一個框架,使他們能更好幫助學生深入、客觀的了解和理解文化多樣性。應當注意的是,僅僅了解文化差異是不夠的。至少,跨文化意識必須轉化為跨文化商務技巧才能為商務活動服務。

跨文化商務技巧

對國際商務人才所應具備的商務能力的研究,美國學者Bigelow在此領域的研究具有重大貢獻。Bigelow(1994)提出跨文化商務環境下的商務能力應涵蓋十個方面:對文化和組織的理解力、適應能力、建立關系能力、系統和多視角的思維能力、態度、敏感性、語言能力、文化影響下的決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Lane與Distefano(1992)在回顧了有關全球國際商務戰略管理和國際營銷領域中急需解決的人力資源能力問題后,強調了國際商務管理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包括:發展和運用國際商務技巧的能力、管理變化和過渡的能力、在多元文化下進行管理的能力、在各組織結構中設計和運作能力、與人合作的能力、與人溝通的能力和在組織中學習與轉移知識的能力。顯然,良好的跨文化商務技巧能使商務貿易者有效的參與國際貿易事務。

在跨文化商務交際中,語言、文化、商務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中國,此方面的研究集中揭示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性和培養方式。馮毅(2004)闡釋了企業管理中的跨文化溝通。提出從認知層面、價值觀層面、語言層面和非語言交際層面構建我國企業跨文化溝通體系的建議。周錳珍(2004)從言語行為、非言語行為、意識形態、價值標準、禮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跨文化經濟交際在商務話語系統中的表現、作用和影響,并提出了深入了解對方文化和遵循經濟市場的共同規約等建議。

誠然,跨文化商務技巧的發展需要在商務環境中得到磨練,實踐經驗和大量的在職培訓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在培養商務人才時,義不容辭要以培養學生跨文化商務技巧為核心。越來越被首肯的做法是通過跨國合作提供國際商務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參加多文化的小組活動,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同學進行合作與交流。

跨文化管理能力

跨文化管理能力與跨文化商務技巧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強調綜觀全局的高級管理能力。一個跨國公司跨國投資經營時,他們往往需要融合三種文化:自己國家的文化、目標市場國家的文化、企業的文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在國際化經營管理中非常重要(黃華,2004)。國際管理能力包括:具有國際視野的商務能力、在國際貿易管理中協調不同文化的能力和在國際貿易中有效管理人力資源的能力。合格跨國管理人才應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對地方情況快速做出反應、協同學習、轉變和適應、跨文化交際、合作與國外經驗等素質(Adler和Bartholomew,1992)。

跨文化貿易能力的發展順序

在國際商務課程中,有效跨文化素養發展途徑要求其培養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能力發展順序。Clackworthy(Laughton和Ottewill,2000)的跨文化能力發展曲線將跨文化能力發展分為六個階段(見表1)。

發展的第一階段被Clackworthy看成為“質疑”或“無知”階段。他把受訓者稱為“本地專家”。也就是說,受訓者具有較表層的文化差異的認識,而他們行事以本國文化為標準。在“覺察”階段,學習者逐漸意識到跨文化差異的存在,同時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優勢和弱點及存在跨文化技能差距。到了“理解”階段,學習者開始深入的了解跨文化差異的內涵以及跨文化技能發展的性質和緯度。在“合成”階段,學習者開始將本土文化和異國文化進行融合,這些“二元文化專家”開始掌握了以技能為基礎的跨文化能力。接著學習者自然的過渡到了“選擇”階段,學習者又被稱為綜合者,能夠自如的融合兩種文化,并結合技能方法構建跨文化能力。到了最后的“能手”階段,學習者能夠利用跨文化能力管理國際貿易項目,達到了一個多元文化“領導者”應具有的能力水平要求。

高校國際商務課程是符合市場需要,并急需通過與國際接軌來加強建設的一門學科。對我國高校國際商務課程建設者來說,其挑戰在于開發將跨文化能力發展曲線和技能發展有機的融合在一起的課程內容,,以使學生的跨文化能力逐步得到提升。在采取這種培訓理念時,整個程序中的技能發展培訓必須在多元文化的視角下進行。但是在課程整合與統一的現代國際商務教學下,方案的設計有一定的難度。在英國,大部分大學的商校開設的國際貿易專業的一些課程的教科書都已將跨文化教學內容獨立成章,其他課程則將文化教育很好的融入各個章節中。在美國,不少商學院開設了“國際貿易文化”課程,如圣路易斯大學開設了“歐洲政治和文化環境”、“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環境”、“亞太政治和文化環境”和“管理文化差異”等課程,以期更好的培養學生的跨文化商務能力。

跨文化能力培養的教學方法

深入到培養學生跨文化能力的具體教學策略,我們可以從人力資源培訓項目中汲取經驗。下文以Clackworthy的文化能力發展曲線為基礎,結合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培養任務提出具體的教學建議。

從教學的模式來說,我們可將教學分為事實教學、分析教學、實踐教學(見表2)。

事實教學

事實教學一般用于學生跨文化能力發展的初級階段,學生此時往往會對異域文化存在疑問,開始覺察到文化差異的存在,容易會以固有的本國文化來對異域文化想當然。教師在教學中要恰當的介紹不同的文化,并簡單介紹相關的文化理論(如:Hofsted的四維理論),使學生在了解大量的有關跨文化知識的同時建構初步的理論框架。具體的實施方法有講課、提供相關書籍、播放錄像、專題講座等。

分析教學

分析教學是指以對比分析為手段,深入分析理解國際商務實踐中成功和失敗的案例。學生對不同的案例加以分析,將理論與實踐相融合。較深層次的理解和掌握跨文化商務的技巧。在此階段,基于案例分析的教學方法是最有效的。教育者也可以采取課堂語言訓練、比較練習、多媒體交互學習等方法來進行教學。

實踐教學

實踐學習適用于跨文化能力發展的最后階段。教師以發展學生多元文化能力為目標。教育學生利用已有的跨文化技能構建正確的文化觀。初步參與并利用已有的跨文化能力進行商務實踐。這一階段是針對大三大四開始參加商務實踐的學生設計的。教學以參于活動的方式為主。可以采用的教學活動方式有:跨國小組活動、文化訓練自我診斷、角色扮演、國際工作經驗、跨國商務談判模擬等方法。這一階段的關鍵是發展學生的文化元認知能力,在每一項活動前,讓學生事先有一個明確的規劃:做什么,怎么做,為什么……。事后有反思:做了什么,成功否,學到什么,如何做的更好。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加快了其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跨文化素質是跨國界合作的必備素質。任何高校的人才培養都應服務于市場需要。忽略勞動力市場發展趨勢的培養模式將導致學生面對挑戰無所適從。以上對跨文化能力的內涵界定和發展順序的分析,以及便于操作的具體教學建議供高校國際經濟貿易課程設計者、教材編撰者、一線教育者參考。

參考文獻:

1.曾宇平.國家經濟與貿易人才獨特素質及其培養對策.經濟師,2003(11)

2.陳立新.跨文化管理對我國企業跨國經濟活動的影響.商業時代,2004(12)

第9篇：文化差異的理論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