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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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各類經濟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從而使得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融合，最終朝著無國界經濟轉變的一種過程和趨勢。伴隨著國際分工日趨深化和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其主要標志是：國際直接投資急劇增長；跨國公司作用顯著強化；國際經濟合作迅猛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膨脹。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能夠獲得它們自身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中國家要想得到發展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特殊的“后發優勢”，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特有的優勢，就有可能以發達國家所遠遠不及的速度發展，加快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戲規則”，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灼過程變成其謀求經濟、政治霸權的過程，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既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切實把握好分寸，注重趨利避害，防止欲速不達，在經濟和政治上受控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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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國外投資經營是當今高度社會化、現代化和國際化經營的必然趨勢,是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國際技術與資本流動的需要,它代表著現代企業的發展方向。我國入世以后,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如國內市場遭遇搶灘,“走出去”的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等等。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國企業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國際定位,只有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制定新的國際戰略,并有效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迅速提升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走得更快更穩。本文以國外直接投資理論為指導,對我國外向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實基礎與可行性進行了詳細地闡述,在對我國外向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的基礎上,具體提出了我國外向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地區戰略選擇、行業戰略選擇、資金籌措與運用及風險控制等戰略。本文的實踐意義在于,為我國外向型企業如何運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特別是在境外投資戰略方面提出了參考性意見。
【關鍵詞】:外向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投資戰略
【正文】:
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國際分工日益深化。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任何一個國家的生產活動與資本運動都在依靠本國資源、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的基礎上,跨越了國域疆界,實現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隨著世界經濟國際化的不斷深入,國際直接投資發展迅速,并成為世界經濟生活和國際經濟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體和主要承擔者,它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全球性經營戰略對世界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我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相比較來說,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和更具有代表性的實踐經驗。因此,本人認為,在具體分析我國企業境外投資戰略之前,有必要深入分析國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過程,并對各種國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方法進行比較和分析。只有在了解和掌握了國外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和國際投資慣例的基礎上,再結合我國的實際和企業的特點,才能探索出具有我國特點的外向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和方法,并制定出有利于我國外向型企業發展的境外直接投資經營發展戰略。
一、關于國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理論
國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又稱國際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或對外直接投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國外直接投資的定義是:“在投資者以外的國家(經濟)所經營的企業中擁有持續利益的一種投資,其目的在于對該企業的經營管理具有有效的發言權。”①《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國外直接投資的解釋是:“涉及到工廠和土地等生產資料所有權”或“股票所有權使股東控制了廠商的經營活動的投資。”②簡言之,國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者將資財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生產或經營,并掌握一定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它包括在東道國設廠創立新企業和收購東道國已經存在的企業兩種基本形式。根據投資者對外投資的參與方式不同,國外直接投資又可以分為獨資經營、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和BOT(英文Build Operate Transfer的字頭縮寫,中文意思為“建設—經營—移交”)投資方式,我們通常把前三者統稱為“三資企業”。
國外直接投資融人、財、物、技術、信息等因素為一體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因此,具有多方面的國際開發能力。不僅能拓寬國際勞動力市場,開發新的就業途徑,而且能夠培養一大批從事國際合作的高級人才;不僅能夠充分利用國際資源,而且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市場。③
(一)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于1966年提出的,他主要從產品和技術壟斷的角度分析了產生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認為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規律決定了企業必須為占領國外市場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生命周期可分為三個階段: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在產品創新階段,國外直接投資應首先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進行,因為這些國家在開發新產品、采用新技術以及國內市場容量上都具有優勢地位;在產品成熟階段,隨著仿制品的出現,國外直接投資就應轉移到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如歐洲各國、日本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因為西歐經濟、技術水平和消費需求與美國比較相似,而生產成本低于美國,所以美國的企業首先投資于西歐;在產品標準化階段,隨著創新企業的壟斷優勢逐漸消失,國外直接投資也伴隨著生產相對優勢轉移而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和勞動密集型經濟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一般為發展中國家。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貢獻,在于從動態區位條件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并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外部環境條件,進而發展了以新技術為特征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該理論認為,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演進,比較優勢是一個動態轉移的過程;隨著這種演進,貿易格局和產品流向將發生逆向變化;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資源條件,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一定生命周期階段上的產品,然后通過交換獲取利益。這在相當程度上為投資企業進行區位和市場選擇提供了分析框架。
生命周期理論對于初次進行國外投資,特別是主要涉及最終產品市場的企業比較適用。對于已經建成的國外企業實行國際生產和投資的全球戰略行為,則不具備強大的說明力。總之,世界經濟發展至今,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日益顯示出其局限性,最為典型的是它無法解釋如石油生產部門等非標準化產業的對外投資。不僅如此,國際投資格局也并非如弗農認為的只有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投資,而更多的是表現為發達國家之間的雙向投資。特別是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樣,當前沒有什么企業是按產品生命周期模式來進行國際生產和直接投資的,它們完全可以在新產品時期組織國外生產,甚至通過其子公司在東道國研制開發新產品。
(二)廠商壟斷優勢理論
廠商壟斷優勢理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海默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后來被金德爾伯格予以發展和完善。壟斷優勢理論的核心是市場不完善性。
海默認為,以不完全競爭為前提的市場不完善性為國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前提,這種不完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不完全,即有少數賣主或買主能夠憑借控制產量或購買量來影響市場價格的決定;二是由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三是由于政府的介入而產生某些市場障礙;四是由關稅引起的市場不完全。
海默認為,在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國外直接投資企業對投資經營過程的控制不僅是出于經營管理的需要,更可能是因為寡占競爭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海默將國外直接投資企業看作是壟斷者或寡占者,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廠商具有壟斷或寡占優勢的條件下形成的。①
以市場不完善為核心的廠商壟斷優勢理論,不僅可以解釋發達國家企業在國外的水平式對外投資,即在各國設廠生產同樣的產品,而且可以解釋垂直式對外投資,即把一種產品生產的不同工序分布到多國進行,如在石油工業中,少數跨國公司在長期內支配著世界石油市場,就是典型的垂直式對外投資。
(三)內部化理論
內部化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后來經濟學家羅格曼和吉狄等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該理論。
內部化是指在企業內部建立市場的過程中,以企業的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從而解決市場不完整而帶來的供需交換不能保證進行的問題。該理論首先指出市場的不完整性是市場內部化的原因,并認為決定市場內部化有四個主要因素,即,產業特定因素、區域因素、國別因素和企業因素。區域因素和國別因素決定投資的方向,即投資的地理分布。產業特定因素和企業因素是投資的前提條件。
內部化理論探討的主要是中間產品市場,而不是最終產品市場;重點研究的是廠商擴大直接投資的動機,而不是如何利用外部市場。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通過直接投資可以取得內部化優勢,并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提出了一種綜合性的解釋,但是它沒有能夠考慮到世界經濟現實結構中制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眾多因素,尤其是非生產要素或經濟要素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發展的影響。
(四)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于1977年提出的。其核心思想繼承了海默為代表的壟斷優勢論,吸收了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優勢說,借用了俄林的區位優勢理論研究方法。鄧寧在《國際生產與跨國公司》一書中,將上述優勢命名為“所有權特定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認為企業只有在同時具備這三種優勢的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才會發生。
“所有權特定優勢”,是指企業擁有或掌握某種財產權和無形資產的優勢,即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的國外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包括對無形資產的獨占和企業經濟規模兩方面所產生的優勢,或泛指任何能夠不斷帶來未來收益的東西。“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有能力將所有權優勢在企業內部配置、轉讓和有效利用。“區位特定優勢”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的阻礙出口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選擇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所有權特定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決定企業是否對外投資的因素,即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它們可以通過企業自身的發展得以具備;“區位特定優勢”則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力,它是一個動態的外生變量,只能通過投資主體在外界尋求,無法通過企業自身來創造。
第3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要獲取技術帶動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和品牌戰略，提高企業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引言
建國后，我國對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無償對外援助，而對外直接投資直到1979年8月才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方針，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從1979年至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探索新的經濟領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30年的發展后初具規模，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50億美元。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2、我國的對外t接投資極況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己經建立了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分布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對外直接投資勢頭銳不可當。
表1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類構成情況
資料來源:((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公報里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金融類投資達到140.5億美元，增長速度最快，較去年相比增長741%，占據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其中，銀行業仍然是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龍頭。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共在美歐等國家設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達10幾萬人。
據資料統計，2008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7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我國企業在境外總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見，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正確指揮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銳不可當。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
3.1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國際收支表中的賬戶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準備賬目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上幾個賬目，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的出口貿易增加，從而對母國國際收支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通過投資資金與利潤的匯出而對該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隨著經濟的無國界發展，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呈積極方向發展。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保持快速增長。隨著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繼續和外匯儲備數額的進一步加大，國外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加強，國際熱錢的涌入及快進快出，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以對國際收支波動進行有效調節。因此，在目前資金供給充足、外匯儲備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可以減少國內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促進外匯保值增值，同時可以適當減少資本項目的順差，緩解我國經常性項目賬戶中投資收益項逆差的壓力，積極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
3.2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在一國國際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蒙代爾的投資貿易替論和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分別介紹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蒙代爾認為:在對外貿易中貿易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貿易的發展。投資國會減少擁有比較優勢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而東道國則增加該種商品的生產，另外投資國會增加擁有比較劣勢商品的生產。這兩種情況都會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即投資和貿易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與蒙代爾等學者不同，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可以擴大兩國問的比較成本差距，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
近年來，外國資本越來越注重在華獨資經營，想方設法保護其技術，我們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在這種狀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逆向技術轉移，即技術由東道國向投資國轉移，紛紛通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一步講所取得的技術帶到母國企業進行消化吸收。我們所熟悉的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優秀中國企業到海外市場投資并不一定直接獲得產品上的優勢，但是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兼并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來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將這些技術帶到國內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術動態，與時俱進。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先進技術的源頭，并實現國外向國內的轉移，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3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短期就業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因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而使本國企業本該進行的生產活動停止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造成的國內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為海外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形成的額外的就業機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第4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污染天堂假說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200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達527.43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當年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國家。外資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對我國年均9.5％的GDP增長速度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近年來我國的環境質量持續惡化。113的我國土地上都遭遇過酸雨的襲擊，七大河中一半的水資源是完全沒用的，而另有1/4的國人沒有純凈的飲用水，我國城市人口中有1/3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氣，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環保方式處理的，在世界上1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僅我國就占了5個。人們不禁要發出疑問：中國吸引了數額如此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資都流向了何方?FDI對中國的環境污染究竟起到了多少推波助瀾的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這兩個問題。
二、文獻回顧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與污染行業轉移問題，國外理論界有兩個非常著名的學說――“污染天堂”假說和“競爭到底”假說。“污染天堂”假說認為，由于發達國家環境標準嚴格，出于利潤最大化的考慮，跨國公司會把污染產品的生產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改善了發達國家的環境，卻導致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惡化。“競爭到底”假說是在“污染天堂”假說上發展起來的，它認為國家間為了爭取外資會主動降低環境標準。低收入國家為了吸引外資和發展經濟，常常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不對造成污染的廠商進行處置；而高收入國家為了抑制不斷流出的資本則會放松本國的環境標準。隨著競爭加速到底，所有國家都收斂于同一個地獄般的、讓底層民眾受盡折磨的污染水平。
然而，對“污染天堂”假說的實證結果卻莫衷一是。Tobey認為，環境規制對FDI的產業定位不產生影響。Eskeland和Harrison認為，理論上環境管制標準對產出和投資的作用不能確定，“污染天堂”假說只能通過實證檢驗。Jeppesen，Gray等發現，FDI對“污染天堂”有強烈偏好。Wagner和Timmins對OECD和部分非OECD成員國1995－2002年六個污染密集型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說明“污染天堂”假說在大多數污染密集型行業被證實成立。
在國內相關文獻研究中，楊濤通過回歸分析說明，環境規制對FDI流入量的影響是負面的，但不是主要因素。應瑞瑤等運用面板數據對環境規制與FDI的關系作回歸分析，認為二者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不過也有不同看法。黃順武對環境規制及其他變量對FDI的影響因素進行經驗分析，認為環境規制對FDI的負面影響是不顯著的，且二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影響的定性分析
蓬勃發展的外商直接投資在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對我國生態環境的影響也不容小覷。自20世紀六十年代國際環境保護運動興起以來，國際上先后舉辦了“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聯合國人類環境與發展大會”等重要會議，簽署了一系列旨在控制環境污染和危險廢物越境轉移的全球性公約，如《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等。但這些條約并沒有涉及到通過直接投資將污染產業從受控制地區轉移到不受控制地區，從而使跨國公司名正言順的通過跨國直接投資將污染轉嫁于東道國。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看，不少境外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對我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是客觀事實，對我國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不容低估和忽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污染環境的特征，在我國主要表現為兩方面：
(一)大量投資集中于工業。近年來，我國第二產業吸收外資的比例一直持續上升，2000－2004年間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第一和第三產業分別維持在2％和20％左右。而在直接投資投向最多的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有4，000多億美元流向了制造業，占全年吸引外資總額的63.59％，其次是房地產業與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二)地區差異突出。東部沿海地區由于開放較早，其累計利用外資比中西部地區多出許多。截止到2000年底，80％以上的外資項目、協議外資額以及實際利用外資額都投在了東部地區。由于外資很大一部分都投向了制造業，所以東部地區的污染比西部地區要嚴重得多。2007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數據表明，2006年東部地區除了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較小以外，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排放量分別達到了排放總量的50.48％和44.26％。
但是，外商直接投資也對地區資源環境帶來了積極影響。為了維護企業聲譽，很多跨國公司和外資企業采用國際通用的環境標準，這給國內企業樹立了良好的典范。我國從1996年開始ISO14000認證工作，目前通過該認證的企業中2/3以上為外商投資企業。跨國公司還能夠借助生產的向前和向后聯系幫助國內企業改善環境管理。如，通過與國內企業的合作，幫助國內企業引進外國的環境友好型技術或提高已有的生產技術水平，減少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四、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影響的定量分析
為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以全國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作為資源環境指標，選用1991～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四組環境指標數據和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額進行相關分析。由于各個數據之間計量單位不同，且絕對值都較大，在實際檢驗中對備序列都做取對數的處理。外商實際直接投資額序列用Ln(fdi)表示，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分別用Ln(gas)、Ln(SO2)、Ln(water)、Ln(solid)表示。為判斷時間序列是否具有平穩性，首先對各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這里采用的是ADF檢驗方法。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情況下，變量Ln(gas)、Ln(SO2)、Ln(water)、Ln(solid)、Ln(fdi)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穩的，而他們的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的。下面對上述的一階差分平穩序列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與污染增長之間是否有長期穩定的關系。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與各項污染物之間存在著單項的因果關系。在滯后三階、四階和二階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分別是工業廢氣、工業二氧化硫、工業廢水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的格蘭杰原因。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利用我國1991～2006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效應做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四項污染物的因果關系十分顯著。因此可以認為，外商投資的增長的確是環境污染加劇的原因之一。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國在下一步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提高外資質量。避免一味地重量不重質，吸收外商投資戰略應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不應盲目追求經濟上短期、局部的“增長”而犧牲環境。
其次，調整外資結構。既要根據東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階梯性狀態及趨勢適當調整地區引資結構，又要積極引導外商投向第一和第三產業，以提高農業發展水平和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第5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一、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鄧寧就已經提出“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投資國產業調整”的觀點,國際投資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同時,也為國內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讓出了資源,從而使我國原有的產業結構得以不斷優化。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
一是對外直接投資使國內剩余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現階段,我國國內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食品、家用電器、自行車等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在國內處于比較劣勢地位,如不能及時調整,會使我國現有資產存量的收益下降,影響整個產業結構的升級過程。通過對外投資,將這些已失去的或正在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到要素成本具有相對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可以延續這部分資產的盈利能力,同時也為國內產業的調整、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空間。近年來,我國的紡織、服裝、家電、輕工等行業的企業紛紛在境外設廠。以彩電業為例,廈華在德國和法國設有兩個加工廠,海信在意大利、法國設有工廠,長虹、創維、海爾、TCL集團等也在墨西哥、俄羅斯、匈牙利、捷克、波蘭、比利時等國建立眾多的海外彩電生產基地和合資公司。截至2007年底,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的境外加工貿易企業就達到800多家,在境外形成了1700萬臺家用電器、260萬輛摩托車、140萬輛自行車、55萬個棉紡錠、1.1億件服裝、4000萬雙鞋的生產能力,促使國內部分行業的過剩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轉移。
二是對外直接投資推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面對全球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興起,我國要盡快形成一批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高,成本和質量有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保持和增強我國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目前,我國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已經在國外經濟發達的地區設立研發機構,通過充分利用發達國家技術積聚地的外溢效應,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以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例如 TCL 在美國洛杉磯獨資設立研究機構;科龍在日本神戶獨資設立技術開發機構;小天鵝在美國和日本東京獨資設立研究機構;海信在美國獨資設立技術開發機構;上海貝爾與比利時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華為,它的國際化發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為止,華為不僅與TI、摩托羅拉、IBM、英特爾、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廣泛開展技術與市場方面的合作,而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設立了美國硅谷研究所、美國達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羅斯研究所等五個研究所。這些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并購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不僅可以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還可以將從當地獲得的技術信息高效地傳遞到國內公司總部,有助于整個企業掌握世界領先技術和國際市場動態,從而推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影響
當代國際實踐表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難以獲得先進技術,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的重要捷徑。尤其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因為發達國家對先進技術的輸出一直采取嚴格的限制政策,所以發達國家向外轉移的大部分都是已標準化的技術。我國想要在較短的時期內迅速提升整個產業的技術水平,就要進行對外投資,靠近技術源,以獲得反向技術外溢,主要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得以實現:一是到發達國家兼并或收購科技型公司,特別應該加大對研發要素豐裕的國家和地區投資的力度,可以選擇和增加對美、英、德、日等國的投資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術外溢效應。值得肯定的是,我國一批有實力的跨國經營企業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經驗。例如,浙江的華立集團通過收購飛利浦CDMA移動通訊部門,獲得了飛利浦公司CDMA的全部知識產權、研發成果、研發設備、研發工具和一大批有經驗的研發人員,一躍成為國內IT領域首家掌握芯片核心技術的民營企業,在國際上打破了美國高通公司對CDMA技術的獨家壟斷局面。再如,首鋼集團通過收購美國麥斯塔工程設計公司70%的股份直接獲取了相應的關鍵技術等。二是在海外以獨資、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設立研發機構,充分利用當地技術資源優勢,了解和把握國外新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以此作為開發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基地。如海爾集團在美國和德國建立了以研發和技術轉讓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業,并在美國洛杉磯和硅谷、法國里昂、荷蘭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爾設立了6個產品設計分部,通過境外產品開發來推動國內產品的技術升級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
同時,國內也有很多學者運用實證的方法來考察我國外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劉凱敏、朱鐘棣通過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即技術進步率)時間序列數據分別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二者的一階差分序列均是平穩的,所以認為它們之間有長期的穩定關系。龔艷萍、郭鳳華通過借鑒Coe和Helpman的貿易溢出模型(即CH模型)構建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影響的模型,并分析計算得出定量結果,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是比較明顯的。
三、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
西方學者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貿易替代論與貿易補充論。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我國企業主要通過以下三種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內產品的出口:
一是構筑國際營銷網絡。企業通過在世界其他地區設立貿易服務機構,構筑國際市場營銷服務網絡,打造自身品牌,與生產加工企業形成銷售對接,產生顯著聯動效應。如浙江的萬向集團先后在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8個國家設立了26家境外公司,并對他們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建立起海外生產基地、海外研發中心和涵蓋50個國家與地區的萬向國際市場營銷服務網絡,有力地帶動了國內同類產品出口的大幅增長,出口額從1984年的20 萬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5.21億美元。
二是跨國并購投資。在一個企業的產品知名度還有待認可和銷售渠道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收購國外的品牌成為進入新市場的一個捷徑。通過海外并購國外知名品牌和資源,借助品牌背后的營銷渠道和消費群體,既合法地避開某些國家對制成品進口的限制和高額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又維護和開辟了我國的出口市場。例如,三九集團成功收購了日本漢方企業――東亞制藥55%的股份,這是中國企業首次涉足日本制藥領域,也是中藥首次躋身國際主流市場。由于醫藥是一個比較非凡的行業,各國的壁壘比較高,若單靠企業直接打入國際市場,其代價昂貴。三九集團通過收購東亞制藥,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實現了進軍日本市場的目標,并且獲得了進入國際主流市場的一個跳板。聯想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也是想獲取IBM的品牌、渠道等,為聯想的國際化鋪平道路。
三是服務貿易型投資。這類投資的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擴大出口服務,投資形式主要包括批發零售投資、在東道國設立辦事處以及售后服務點等貿易型企業與辦事機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三九集團在拓展海外市場時采用在海外辦中醫診所的方式,三九提出在海外建立千家“麥當勞”式的中醫診所,把中藥帶到海外市場。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來看,這類投資所占比重比較大。
四、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影響由兩個方面來決定也就是替代效應和刺激效應。替代效應是指因從事海外生產而使本土進行的生產活動減少,因而導致就業機會的喪失。刺激效應是指海外直接投資帶動產品出口增加所導致的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當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時,海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總體來講,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就業機會有可能產生負效應,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正效應。
在中國,一般來說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刺激出口以達到擴大就業的功效。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國許多企業或是為了尋求更多的生產資源或是為了繞過關稅壁壘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都紛紛到國外投資設廠,而且主要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這些投資往往能增加國外附屬企業對我國國內資本設備、中間產品或輔助產品的需求,從而可以因增加出口而刺激我國國內企業的就業。近年來,我國沿海一部分與國際市場較接近的企業已率先“走出去”,其生產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區域。這些企業的管理職能都集中在中國總部,也為國內創造了許多非生產性的就業機會,如吸納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從事科研開發活動,聘用了大量熟悉國際貿易業務的市場策劃和營銷人員以及具有國際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員等。同時,這些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其子公司的國際經營業務會導致對中國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詢、國際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務于這些領域的中介機構人員就業。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中有很多涉及到資源開發項目、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這些投資中需要派出國內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參與開發建設。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創造或維持一部分母國就業,提高國內就業人員的熟練程度和技能水平,從而有助于國內就業結構的優化。
五、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源優化的影響
我國是資源大國,但又是人均資源貧困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資源分布不均衡。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資源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是1/4,人均森林資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同時,我國資源消費增長速度非常驚人,從1990年到2001年,我國石油消耗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銅增長189%,鉛增長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在資源再生利用率上也遠低于發達國家,例如:我國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水資源循環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50%以上,資源再生利用率也普遍較低。我國即將進入汽車時代,大量廢輪胎再生利用率僅有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面對國內如此短缺的自然資源,我們必須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市場,以緩解我國資源緊張的局面。
第6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資本在大量流入我國的同時，其資本結構也不斷變化并呈現出新的態勢。80年代，流入我國的外國資本中對外借款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79-1983年平均為81.4%，1984和1985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也分別達到47.6%和57.8%，1986年和1987年又上升為69%和68.8%。這表明，在80年代，雖然我國開始間接的開放資本市場、發行政府債券并允許外國投資者進入我國市場，但是我國的國際資本流入仍然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礎上。自90年代以來，外資進入以FDI為主，特別是1992年以來，我國資本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流入我國的外國資本年均增長速度為32.1%。從外資結構上看，FDI占全部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為58.8%，隨后連年增長并始終保持在70%以上，2002年，我國FDI實際利用金額達到527.43億美元，同比增長12.5%，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接受國。吸引外商投資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FDI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日益顯著，大量FDI的利用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彌補了資金缺口，引進了高新技術，促進了產業升級及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在這種形勢下，采用合適的對策，更好的吸收、利用FDI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就成為了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FDI的來源、區位及產業分布特征
我國吸收FDI的主要來源地是港澳臺地區，但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深入，FDI的來源地結構不斷改變，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FDI不斷加大。截至2005年，來自香港的FDI最多，占資金總額的45.73%，其次是美國、日本和臺灣省，分別占8.9%、8.11%和7.39%。此外，我國來自港澳臺地區的投資盡管在總量上占有絕對優勢，但就平均規模而言，遠不及歐美等發達國家。
由于我國采取由沿海地區逐步向內陸地區梯度推進式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經濟地理區位與軟硬件投資環境的差異，使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的FDI在區位選擇上出現了從南到北、由東到西逐步推進的趨勢。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收的外資高度集中在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區，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南部沿海地區減少的外資份額逐步轉移到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京津塘為中心的環渤海灣地區。1992-2005年，我國累計87.3%的FDI分布在中國東部包括東部直轄市和東部沿海，累計12.7%的FDI分布在中西部。此外，從FDI發展趨勢看，南部沿海地區(包括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的比重有所下降；中部沿海地區(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的比重逐年上升，而包括北京、天津、遼寧、山東和河北的北部沿海地區的FDI比重也在不斷上升。
外商對我國各產業的直接投資并非平均分配，截至2005年，我國累計FDI達8280.59億美元。其中包括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為157.59億美元，僅占全部外資總額的1.9%，這主要是由我國實施的以為主體的農業經營體制所導致的，此外，我國的第一產業也不存在比較優勢；第二產業為5242.86億美元，占63.32%，這是因為我國FDI的來源主要是港澳臺地區，而他們主要從事第二產業的制造業；第三產業占全部外資的比重為34.78%，其中房地產、公用服務業累計吸收1810.81億美元，占21.87%。房地產業是第三產業中吸收FDI的主體，約占2/3，金融、保險、外貿以及信息服務等其他行業吸收的外資有限，這是由于這些行業起步較晚。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金融保險業將會吸收更多的外資。
二、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外商投資規模的擴大和投資結構的變化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以及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FDI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自2000年以來，FDI占GDP的份額始終維持在3.2%左右。有研究認為，我國GDP增長率中2%-3%歸因于外資的貢獻，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的GDP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由外商投資引起，FDI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
2.吸納FDI是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的重要途徑。FDI是我國大規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我國引進市場機制、促進市場競爭的主要原因。此外，FDI提升了我國制造業的競爭水平，將發達國家長期積累、高額投入的人力資源和知識技術轉移到我國。
3.大規模FDI的流入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FDI實現的生產擴大，既會加深對我國的市場滲透，也會進一步拓展新的第三國市場，從而使以貿易導向的生產帶來總貿易量的凈增。
4.FDI企業是我國新增就業的主要渠道之一。基于我國目前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資源稀缺的基本國情，吸引FDI意味著利用工業國的剩余資本，為我國剩余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迄今為止，外資企業已經為我國制造了近30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
三、我國利用外資發展的新趨勢
目前，我國關于外商投資的法制和政策環境大為改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提高，行政審批事項大幅度減少，國內統一市場日趨完善，從而大大降低外資進入的交易成本和體制風險，此外，我國社會的穩定、市場的開闊都將進一步增強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在當前經濟穩健增長階段，我國利用外資的結構和方式將發生新的變化。
1.外商投資的規模結構將更趨合理，外資來源更為多元化
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將紛至沓來，充分利用我國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水平以及要素成本差別較大的因素，著眼于全球經營戰略，潛心投資于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大型基礎設施、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擁有專利技術和專業化生產優勢的中小企業，也會到我國尋求投資機會，發展符合國內外市場需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及產品。因此，外商來華投資的規模結構將呈現大項目增多、平均規模擴大、大中小項目并舉的發展趨勢，這對我國發揮國際比較優勢大有裨益。
2.外商投資的地區分布將由南向北、由東向西進一步擴展
東南沿海地區具有優越的區位、完備的基礎設施、雄厚的產業基礎和先行改革開放的體制優勢，仍將受到外資的青睞；同時，環渤海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重化工業和大型國有企業聚集的地區，也將在我國掀起新一輪外商投資熱潮；在西部開發戰略的推動下，中西部地區將會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加之投資領域的外資準入條件較東部地區更為寬松，政策也更為優惠，因此，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將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
3.外資的產業分布將發生較大變化
由于新一輪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間產業轉移的新趨勢，以及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制造業吸納外資的重點將由勞動密集型的輕加工組裝業轉向重化工業、深加工業和高技術產業；我國農業資源多樣化，農村勞動力豐富且人力成本低廉，有望較大規模地吸收外商投資；服務業引進外資的增長速度將超過制造業，銀行、保險、旅游、電信、運輸以及各種服務業將成為外商投資的新熱點；在房地產開發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利用外資也將有新的發展。
4.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加多樣化
在繼續以原有的方式吸納FDI的同時，允許外資收購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的不良資產，逐步放開跨國企業并購，允許外資參與國內產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外商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必然會把參與國有大型企業的改組改造作為他們的重要選擇，并與更多的非國有、非公有內資企業相融合，將我國企業納入其全球生產經營體系；一些成長較快、規模較大的非國有、非公有企業和科技創新型民營企業，將成為外商關注的焦點。
四、政策啟示
針對FDI中存在的問題，以及FDI發展的新趨勢，我國應及時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以更好的吸收利用外資。
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的改善，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法制環境，包括穩定的政策環境、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優越的人才環境。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大力推動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高效廉潔、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監管。目前，在較大規模的獨資企業中，對于市場競爭和投資環境的敏感度均已超出傳統意義上對于廉價成本的追求，作為戰略性投資者的跨國公司已完全放棄低成本進入的選擇，從外商主觀評價的層面上已經能夠清楚地看出，投資環境是否具有競爭力對區域經濟吸引和利用外資成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7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利用外資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6-0071-02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FDI），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的流入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普遍認為FDI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河南省作為我國一個內陸省份，經濟外向度相對較低，開放型經濟發展緩慢，尤其是吸引FDI的數量累積額占全國的比例較小。在建設中原經濟區的偉大進程中，提升利用FDI的水平及其經濟效應對推動河南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在深入分析河南省利用FDI現狀的基礎上，實證分析利用FDI的經濟效應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1 河南省利用FDI的經濟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利用FDI的數量快速增加。1985-2010年，河南省簽訂FDI協議（合同）個數、協議利用FDI金額與實際利用FDI金額都呈現顯著增長，尤其是1994年以來，利用外資數量呈現單邊增長態勢：簽訂協議（合同）個數由1985年的29個增加到2009年的362個，增長了11.5倍；協議利用FDI金額由6870萬美元增加到578385萬美元，增長了83.2倍；實際利用FDI金額由565萬美元增加到624640萬美元，增長了1104.6倍。河南省利用FDI呈現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1）FDI以獨資經營為主要投資方式，2010年外商獨資企業所占比重達到58.7％，合資經營所占比重為30.6％，合作經營所占比重為9.7％。（2）FDI主要來源于我國香港地區，2010年來自香港的外資占全省實際利用FDI的比重分別達到52.7％，2008年高達64.6％。（3）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是利用FDI最多的產業，2005-2010年期間第二產業實際利用FDI的比重分別達到74.6％、74％、72％、73.3％、68.2％和72.4％，其中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占全省的比重分別達到48.8％、52.8％、46.5％、45.6％、51.1％和52.5％。
1.1 FDI對河南省經濟發展的總體效應分析
對位于中部地區的河南省來說，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兩大根本性問題是經濟總量的擴張和市場主體的成長。這兩個問題的背后，都回避不了一個最重要的支撐因素――資金投入，而這恰恰是中部地區最為稀缺的要素。對中部地區而言，解決投入問題，一個最現實的選擇是招商引資。資本稀缺的中部地區可以通過引入國外、境外的資金，培植市場主體，實現經濟總量的擴張，對河南省尤其如此。
為更好研究FDI和河南省經濟增長的統計關聯，以每年的FDI對GDP回歸（取雙對數計量模型），建立回歸方程LNGDP=c+αLNFDI+μ，選取1985-2010年的河南省GDP與實際利用FDI金額（其中GDP單位是億美元，FDI的數據單位是萬美元，數據都是以1985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得出的實際值，數據來源于河南省統計年鑒），采用Eviews.6.0數據分析軟件對時序數據進行了線性回歸分析，得到分析結果如下：LNGDP=1656.515+0.047LNFDI。方程表明，當FDI每增長1％，GDP增長0.047％。這說明引進FDI對GDP有擴張效應，引進外資的經濟效果很明顯。
1.2 FDI對河南省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分析
（1）資本形成效應。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南省資本形成的帶動效應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FDI彌補了河南的資金缺口，增加了該地區的資本存量，促進了地區經濟增長。與“雙缺口”理論相反的是，河南省不存在資金缺口和外匯缺口，反而存在“雙溢出"現象，即省內儲蓄超過省內投資并且一直存在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匯盈余。
其次，彌補了河南省的技術缺口，提高了河南省投資質量。外資企業同省內企業相比，具有更高的資本密集性和技術密集性，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河南省投資效率。
（2）貿易促進效應。
一般來說，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促進效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貿易替代效應、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補充效應和市場擴張效應，衡量的最直接方法是考察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情況。自1992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大幅增加，特別是2003年隨著進口額和出口額的跳躍性增長，進出口總額也上了一個新臺階，FDI為河南省發展外向型經濟做出了貢獻。
1.3 FDI對河南省經濟發展的間接效應分析
（1）技術進步效應。
根據資本外溢效應的作用機制，FDI對河南省的技術進步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①內外資企業的聯系效應。按照現代產業價值鏈理論，企業是其產品價值鏈中的一環，它要向其上游的企業購買原材料、中間產品、生產要素或服務。事實上，許多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價值鏈的上游企業大多是國內企業，外資企業為了保證產品的質量，必然會將其質量標準、技術標準向國內的供應商灌輸。通過這種方式幫助這些企業改進生產工藝、改善產品質量。例如，鄭州日產汽車有限公司，黃河租賃有限公司，新鄉湯川精密機械金屬有限公司，平頂山中南小汽車修理有限公司和愛迪生電力系統有限公司等；②外資企業帶來的競爭效應。外資企業的進入加劇了當地市場的競爭程度，會對國內同類企業產生顯著的競爭效應。同時，內資企業的技術進步也會對外資企業帶來競爭壓力，反過來迫使其提高技術，從而達到一種技術的螺旋型進步趨勢。這類企業主要有洛陽哈斯曼制冷有限公司，平項山雙鷹聯合電力有限公司，中原桑巴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和鄭州中法原（供）水有限公司等。
（2）產業結構調整效應。
要素稟賦結構理論表明，生產要素供給結構的變化將影響產業結構的演進。外商直接投資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投入，作為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演變必然產生影響。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伴隨著經濟增長，必然要實現產業結構的演進。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的產業結構演進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基本上平穩上升；第三產業所占比重有小幅上升但是不穩定，具有階段性。
2 提升河南省利用FDI經濟效應的對策建議
目前河南省的發展既存在動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資來源和技術支撐，又存在缺乏競爭意識、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的問題。在深入分析河南省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的基礎上，其利用外資的速度和水平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今后的發展速度和質量。因此，大力改善投資環境，全面加快利用外資步伐，切實改善包括基礎設施與重點工程建設、努力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造就開放型的社會文化環境、改善融資環境等內容的綜合環境，努力營造公開、平等、自由競爭的良好發展環境是河南省提高利用FDI水平的關鍵。
2.1 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造就開放型的社會文化環境
打破內陸封閉意識和傳統思想束縛，擴大開放程度。要摒棄陳腐的觀念，學習吸收國外尖端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增加收入與就業，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最大程度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要提高對外商和外資的認識，一切按照國際慣例辦事，積極主動地吸引外商來河南省投資辦企業，敢于推出骨干企業與外資合營和合作。
2.2 切實抓好基礎設施與重點工程建設，加速改善投資硬環境
（1）大規模開展能源、交通、通訊、旅游等基礎設施建設。
除少數城市外，河南省大部分地區基礎設施較差，為滿足改革開放、擴大引進外資的需要，增加河南省投資環境吸引力，必須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交通、郵電能源等。同時還要努力改善涉外服務條件，通過獨資、合資等多種形式，在主要城市建成符合國際標準的星級賓館。
（2）加強商業和市場服務設施建設。
加強商業和市場服務設施建設，加快發展生產資料市場和金融、技術、信息、勞務、房地產、產權交易市場。要采取靈活政策，和鄰省搞活邊貿，嚴格執行《中央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市場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樹立社會主義大市場的觀念，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陳舊概念，徹底解決在商品緊俏時限制本地商品外銷、產品積壓時又制止外地商品流入、人為造成自我封閉狀態的問題。
（3）加快鄭州和洛陽的鐵路、公路、航空口岸和保稅區建設。
遠離海岸線和缺乏直接對外聯系口岸，是內陸省份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和世界經濟聯系最大的障礙因素。因此，利用河南省四通八達的內陸交通優勢，特別是第二條歐亞大陸橋開通的有利條件，在河南省交通樞紐地區建設內陸口岸，將海岸線引伸入內地，建立和世界經濟聯系的直接通道是十分必要的，這將大大提高河南省和國際市場與經濟的聯通能力，改善河南省投資環境狀況，增加吸引力。同時，加快保稅區與保稅倉的建設，也是進一步改善河南省投資環境的重要措施。
2.3 改善投資的金融環境
（1）培育和發展金融市場。
吸引外商投資必須有相應的配套資金，解決資金問題的重點是在發揮金融部門職能作用和優勢的同時，培育和發展金融市場。首先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金融體制可仿照經濟特區實行金融業務交叉，打破各專業的業務分割，另外還要創造條件引進外資銀行，一方面可引進競爭機制，推動地區金融業的發展；同時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資，減輕河南省銀行貸款資金不足的壓力。開放外匯調劑市場，外匯管理部門應放寬對兌換范圍的限制，不僅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參加，也允許內資企業參加，保障外資企業資金的合理流出的自由。
（2）健全外商投資的服務體系。
軟環境的改善除了觀念的轉變、素質的提高、形象的改變以外，還要具體搞好外商投資一系列的服務體系和建設，它包括進出口海關服務體系、政策咨詢服務體系、法律服務體系、項目審批的一條龍服務體系、生活物資保障服務體系、生產資料供應服務體系等。
（3）優化外資產業結構。
制定引進外資的合理產業政策，加快河南省外向型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①由加工型向基礎型轉變；②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③由粗加工向深加工系列化配套化方向轉變。
參考文獻
［1］袁偉，賈建華.我國吸收FDI的特點及趨勢分析［J］．江蘇商論，2011，（10）：71-73.
［2］周文娟，張堅.經濟轉型時期江蘇省吸引FDI的現狀與建議［J］．江蘇商論，2011，（10）：74-76.
第8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資本在大量流入我國的同時,其資本結構也不斷變化并呈現出新的態勢。80年代,流入我國的外國資本中對外借款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79-1983年平均為81.4%,1984和1985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也分別達到47.6%和57.8%,1986年和1987年又上升為69%和68.8%。這表明,在80年代,雖然我國開始間接的開放資本市場、發行政府債券并允許外國投資者進入我國市場,但是我國的國際資本流入仍然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礎上。自90年代以來,外資進入以FDI為主,特別是1992年以來,我國資本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流入我國的外國資本年均增長速度為32.1%。從外資結構上看,FDI占全部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為58.8%,隨后連年增長并始終保持在70%以上,2002年,我國FDI實際利用金額達到527.43億美元,同比增長12.5%,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接受國。吸引外商投資是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FDI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日益顯著,大量FDI的利用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彌補了資金缺口,引進了高新技術,促進了產業升級及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在這種形勢下,采用合適的對策,更好的吸收、利用FDI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就成為了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FDI的來源、區位及產業分布特征
我國吸收FDI的主要來源地是港澳臺地區,但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深入,FDI的來源地結構不斷改變,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FDI不斷加大。截至2005年,來自香港的FDI最多,占資金總額的45.73%,其次是美國、日本和臺灣省,分別占8.9%、8.11%和7.39%。此外,我國來自港澳臺地區的投資盡管在總量上占有絕對優勢,但就平均規模而言,遠不及歐美等發達國家。
由于我國采取由沿海地區逐步向內陸地區梯度推進式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經濟地理區位與軟硬件投資環境的差異,使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的FDI在區位選擇上出現了從南到北、由東到西逐步推進的趨勢。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收的外資高度集中在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區,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南部沿海地區減少的外資份額逐步轉移到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京津塘為中心的環渤海灣地區。1992-2005年,我國累計87.3%的FDI分布在中國東部包括東部直轄市和東部沿海,累計12.7%的FDI分布在中西部。此外,從FDI發展趨勢看,南部沿海地區(包括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的比重有所下降;中部沿海地區(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的比重逐年上升,而包括北京、天津、遼寧、山東和河北的北部沿海地區的FDI比重也在不斷上升。
外商對我國各產業的直接投資并非平均分配,截至2005年,我國累計FDI達8280.59億美元。其中包括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為157.59億美元,僅占全部外資總額的1.9%,這主要是由我國實施的以為主體的農業經營體制所導致的,此外,我國的第一產業也不存在比較優勢;第二產業為5242.86億美元,占63.32%,這是因為我國FDI的來源主要是港澳臺地區,而他們主要從事第二產業的制造業;第三產業占全部外資的比重為34.78%,其中房地產、公用服務業累計吸收1810.81億美元,占21.87%。房地產業是第三產業中吸收FDI的主體,約占2/3,金融、保險、外貿以及信息服務等其他行業吸收的外資有限,這是由于這些行業起步較晚。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金融保險業將會吸收更多的外資。
二、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外商投資規模的擴大和投資結構的變化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以及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FDI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自2000年以來,FDI占GDP的份額始終維持在3.2%左右。有研究認為,我國GDP增長率中2%-3%歸因于外資的貢獻,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的GDP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由外商投資引起,FDI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
2.吸納FDI是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的重要途徑。FDI是我國大規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我國引進市場機制、促進市場競爭的主要原因。此外,FDI提升了我國制造業的競爭水平,將發達國家長期積累、高額投入的人力資源和知識技術轉移到我國。
3.大規模FDI的流入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FDI實現的生產擴大,既會加深對我國的市場滲透,也會進一步拓展新的第三國市場,從而使以貿易導向的生產帶來總貿易量的凈增。
4.FDI企業是我國新增就業的主要渠道之一。基于我國目前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資源稀缺的基本國情,吸引FDI意味著利用工業國的剩余資本,為我國剩余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迄今為止,外資企業已經為我國制造了近30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
三、我國利用外資發展的新趨勢
目前,我國關于外商投資的法制和政策環境大為改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提高,行政審批事項大幅度減少,國內統一市場日趨完善,從而大大降低外資進入的交易成本和體制風險,此外,我國社會的穩定、市場的開闊都將進一步增強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在當前經濟穩健增長階段,我國利用外資的結構和方式將發生新的變化。
1.外商投資的規模結構將更趨合理,外資來源更為多元化
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將紛至沓來,充分利用我國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水平以及要素成本差別較大的因素,著眼于全球經營戰略,潛心投資于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大型基礎設施、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擁有專利技術和專業化生產優勢的中小企業,也會到我國尋求投資機會,發展符合國內外市場需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及產品。因此,外商來華投資的規模結構將呈現大項目增多、平均規模擴大、大中小項目并舉的發展趨勢,這對我國發揮國際比較優勢大有裨益。
2.外商投資的地區分布將由南向北、由東向西進一步擴展
東南沿海地區具有優越的區位、完備的基礎設施、雄厚的產業基礎和先行改革開放的體制優勢,仍將受到外資的青睞;同時,環渤海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重化工業和大型國有企業聚集的地區,也將在我國掀起新一輪外商投資熱潮;在西部開發戰略的推動下,中西部地區將會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加之投資領域的外資準入條件較東部地區更為寬松,政策也更為優惠,因此,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將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
3.外資的產業分布將發生較大變化
由于新一輪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間產業轉移的新趨勢,以及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制造業吸納外資的重點將由勞動密集型的輕加工組裝業轉向重化工業、深加工業和高技術產業;我國農業資源多樣化,農村勞動力豐富且人力成本低廉,有望較大規模地吸收外商投資;服務業引進外資的增長速度將超過制造業,銀行、保險、旅游、電信、運輸以及各種服務業將成為外商投資的新熱點;在房地產開發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利用外資也將有新的發展。
4.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加多樣化
在繼續以原有的方式吸納FDI的同時,允許外資收購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的不良資產,逐步放開跨國企業并購,允許外資參與國內產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外商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必然會把參與國有大型企業的改組改造作為他們的重要選擇,并與更多的非國有、非公有內資企業相融合,將我國企業納入其全球生產經營體系;一些成長較快、規模較大的非國有、非公有企業和科技創新型民營企業,將成為外商關注的焦點。
四、政策啟示
針對FDI中存在的問題,以及FDI發展的新趨勢,我國應及時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以更好的吸收利用外資。
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的改善,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法制環境,包括穩定的政策環境、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優越的人才環境。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大力推動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高效廉潔、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監管。目前,在較大規模的獨資企業中,對于市場競爭和投資環境的敏感度均已超出傳統意義上對于廉價成本的追求,作為戰略性投資者的跨國公司已完全放棄低成本進入的選擇,從外商主觀評價的層面上已經能夠清楚地看出,投資環境是否具有競爭力對區域經濟吸引和利用外資成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9篇：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90年資管理政策的自由化為美國跨國公司進行跨國并購創造了條件。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90年代以來各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而且絕大多數政策調整是建立在單邊基礎之上的。在90年代各國進行的外資政策調整中，絕大多數是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的，其中，取消合資要求、取消對外商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等措施大大便利了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的直接投資。據對100多個國家外資管理法規的調查研究，大多數國家的外資法規對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沒有嚴格的區分，（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146.）因此，當這些國家取消對某些待業外資進入及外資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時，國外企業就能合法地并購當地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