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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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業生態；經濟管理

一、中國產業生態經濟發展現狀與問題

1、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導致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對外依存度嚴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2、生態環境嚴重透支。隨著經濟以每年8%、9%、甚至10%的速度發展，中國的生態環境正面臨著迅速退化的災難：270萬平方公里耕地被沙漠吞噬、70%以上水系被污染、400座城市缺水等等。有關專家斷言：如果中國不迅速轉變生產方式，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將出現在中國。

3、社會文化出現了毀滅性破壞。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占用大量耕地，糧食產量大幅下降；而過去一味建造高樓大廈和基礎設施的種種弊端，已經在很多地方顯現出來：龐大的城市吞噬了大片農田，許多城市無可挽回的被開發成清一色的灰色城鎮，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些最具民族文化和傳統特色、外國游客一心想看的東西被胡亂建造的新式樓房無休止的吞噬，居住環境日益惡化。

二、宏觀、中觀、微觀生態經濟管理的主要任務

1、宏觀生態經濟管理的主要任務

這一任務的核心內容是,根據生態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我國現代化總體戰略的需要,確立我國生態經濟發展戰略,制定以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產業化為中心的中長期生態經濟管理目標,謀求建立生態(包括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相互協調發展的模式,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生態經濟緊密結合與協調發展的新路子。

2、微觀生態經濟管理的主要任務

從總的來說,微觀生態經濟管理的任務,是根據“優質優構低耗高效”這個企業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規律的要求,及現代企業總體發展的需要，科學地組織企業生產力，尋求生產要素的最佳結合,優化企業生態經濟系統結構，節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提高資源轉化率,提高企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實現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變和經濟快速增長時期要著重完成以下具體任務：(1)按照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和市場需要,制定企業生態經濟發展目標和規劃，推進企業發展模式的轉換；(2)建立現代企業管理,改革企業內部經營機制；(3)加強微觀生態經濟管理，必須把生態環境納入企業管理的軌道，使企業管理由過去單一管理經濟系統轉變為對企業生態經濟系統進行整體管理。

三、 增強產業生態經濟管理的途徑

1、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

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政府宏觀管理,解決由市場失靈出現的問題,首要的是政府必須轉變其經濟職能。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轉軌時期,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應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1)為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需要,政府經濟職能轉變關鍵是由傳統的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

(2)為了適應生態經濟管理需要,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關鍵是由傳統的單一經濟管理向經濟與生態兩大系統協調管理轉變。

(3)對于市場機制失靈的盲區,必須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2、加強政府的生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建設

(1)政府要確立起生態經濟觀念

生態經濟是現代經濟的一種理性認識和一種理想經濟模式。從生態經濟系統的結構看，生態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是基礎,經濟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主體，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只有更新觀念，提高認識，才能夠從經濟與生態相協調的高度加強生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建設。

(2)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必須確立生態經濟宏觀總量平衡

確立生態經濟宏觀總量平衡，在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不僅應當尊重經濟規律，充分開發利用自然生態系統資源，增加社會經濟財富，來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同時還一定要注意尊重自然規律，適應生態平衡的需要，來保持宏觀生態總量平衡。

3、產業生態與綠色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生態工業園實現了區域內工業體系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代表了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是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發展生態工業，使物質能量和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有效保護和改善區域生態環境，使污染由末端治理轉向全過程資源綜合利用，同時也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提高了經濟效益。這種區域性清潔生產，實現環境與經濟的統一，保證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任何事物都是相聯系的，生態與經濟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適合生態經濟發展的路徑，遵循一定的規律來安排經濟的發展是實現二者共贏的重要方法。綜合運用多種手段，用各種生態與經濟政策指導協調經濟發展和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實現整個社會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陳寶蘭，《市場經濟下生態經濟的構想》[J]. 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2, (01)

第2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相關人員如果想要從根本上研究經濟法的本質,那么首先就必須對經濟法的產生和人類的歷史進程進行全面考察。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經濟法主要指的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為解決政府干預失靈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法律部門。經濟法并不是與政府干預同時出現的,而是在政府干預失靈的前提下應運而生的。20世紀3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國家干預,為發展現代市場經濟而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政策。但是,由于這些經濟政策本身就不具備現代經濟法的規范政府干預的職能,從而導致政府干預的濫用,最終影響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性

    (一)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自由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

    自由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初始形態。所謂自由市場經濟,主要是由于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商品化程度不同所導致的一種市場經濟形式。這種市場經濟形式在實際開展過程中,對于產品的類型、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人員的選擇等都是由個人或企業自行決定的,政府在此過程中不會給予任何干涉。此外,每一位勞動人員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自行選擇自己的職業,每個家庭也可以用自己的收入來決定購買什么。簡單的說,在這種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每個人的意愿和行為都是自由的,不會被任何外界因素所控制。現代市場經濟正是在這種以自由競爭和價值規律作用下,通過價值傳導作用,自發的調整經濟資源和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二)現代市場經濟克服了自由放任經濟的缺陷

    自由市場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初始形式,只有在兩個前提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才能夠將其對社會的促進作用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首先是市場的充分競爭,這種競爭的表現形式應該是多個市場主體在不同的范圍內展開市場競爭,不存在壟斷等現象。對于資源的配置則是通過價格信號的傳導來實現的,只有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降低生產成本,將工作做到極致。另一個前提條件是,產品的稀缺程度能夠通過價格充分的反映出來,由于市場資源的配置大多都是通過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來進行的。對于價格便有了較高的要求,不僅需要其能夠真實準確的將產品的有關信息傳遞到市場主體,而且還需求確保信息的全面性和及時性。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主體能夠第一時間對產品信息進行把握,從而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三)現代市場經濟發揮了計劃經濟制度的優勢功能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一項重要制度,該制度不僅具有高度的權威性和自覺性,而且還具有較好的全面性和持續性,給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然而,隨著我國現代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所表現出來的缺點也越來越明顯,比如說由于缺乏市場主體靈活性而導致的信息反饋滯后,由于權力集中失控而導致的違背經濟規律,逆規律行事。此外,由于“國家之手”的強制性和主觀性,很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經濟決策,從而造成社會資源損失嚴重。

    三、經濟法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分析

    (一)現代市場經濟關系的性質決定著經濟法的性質

    法律的制定主要是為了規范社會發展中人們的各種行為,從而更好的促進我國社會安全、穩定的發展。社會各個領域都有與其相對應的法律,經濟法則是主要應用于市場經濟。無論哪一個領域的法律,其性質主要取決于各領域的性質。而經濟法的性質則取決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性質。無論是從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還是當前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其經濟法的性質都是由當下市場經濟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

第3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關鍵詞：分配制度；按勞分配；按要素分配；勞動要素；非勞動要素；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0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5―0002―06

全部要素收入合法化是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允許非勞動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適應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對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理論界對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制度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特別是對于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這兩大分配原則的前提條件、在我國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相對地位、相互關系以及各自的理論依據與理論基礎等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述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時，提出了“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新思想。這種將勞動要素的分配與資本、管理、技術等非勞動要素的分配置于相同層次的思想，是對原有分配制度的重大突破和創新，標志著我黨在理論上的更加務實和更趨成熟；同時也預示著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收入分配制度創新的開始。

一、分配制度由資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等多個因素共同決定

多年來，我們的理論研究嚴重脫離社會實踐。理論界一方面強調公有制條件下要實行按勞分配；但是對按勞分配原則的真正含義、前提條件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能實現的形式、程度，卻缺乏科學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實際上，創始人所描述的按勞分配存在著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生產資料為社會公共所有，勞動者個人除了擁有自己的勞動外，沒有任何屬于個人所有的財產，從而排除了按要素所有權獲得報酬的可能性，只能通過向社會提供勞動來換取相應的生活資料；二是不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交換關系，計劃是配置資源的唯一有效手段。在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這樣，勞動者付出的勞動和所得的報酬便可以用時間衡量，價值已無存在的余地。然而，幾十年來的社會發展實踐證明，生產資料的完全社會所有、尤其是消滅商品經濟和市場交換等條件是難以具備的。

按勞分配前提條件的缺乏決定了在我國實施按勞分配面臨眾多困難。實際上，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方式并沒有嚴格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主要選擇了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平均主義分配方式不僅對社會公正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而且還嚴重地阻礙了人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更決定了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能真正具備實行創始人所描述的那種嚴格意義上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分配方式對經濟發展所應有的激勵作用不僅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而且還導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分配不公，引起了一些人對科學性和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懷疑。因此，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我們應該運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進一步解放思想，根據變化了的客觀實際，適時地從理論上對關于社會主義的分配理論進行創新和發展，從而在實踐中切實推動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通行的分配原則是按要素分配，作為財富生產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質資源和必要條件，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都具有稀缺性特點。要素的稀缺性一方面決定了生產者在要素使用過程中應該精打細算、注重節約，要努力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以實現最大的產出率；另一方面，要求社會和理論界要積極探討并推動有利于要素資源優化組合和高效使用的生產、交換、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在私有制和階級產生后，由要素資源的有用性和稀缺性特點所決定，要素資源的個人所有制便得以確立；從我國來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發展的經濟制度建立后，決定了各經濟主體在生產資料的占有和使用上是不可能處于完全相同的地位的；而且，市場經濟下的勞動者已不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只擁有唯一的消費資料，他們已日益成為各種生產要素的實際擁有者。作為要素的所有者，各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必然要憑借要素的所有權、以其要素在社會財富中的貢獻為依據索取相應的報酬。這種按要素貢獻進行分配的制度安排不僅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客觀需要，是促進非公有制經濟成份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而且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所有者實現其要素所有權的有效形式，它對于優化稀缺資源的配置、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保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認為，按要素貢獻分配收入的原則不僅適應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還是公有制經濟內部分配制度建設的必然選擇。公有制經濟實行按要素貢獻分配，同樣是由我國取消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決定的。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公有制企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不僅要和非公有制經濟一樣，從要素市場上按等價交換的原則來購得；而且，其內部的勞動用工制度也在發生著重大的變革，聘用制和勞動合同制等契約式用工形式已越來越多地被公有制企業所青睞，這在客觀上決定了公有制企業內部也必須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推行按要素貢獻分配收入的制度。此外，我們應該看到，傳統的簡單地以所有制形式來劃分收入分配方式的做法，即那種認為“私有企業實行雇傭勞動制，就應該選擇按生產要素分配方式；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因此應該采用按勞分配方式”的說法還隱含著一個悖論：按傳統理論來解釋，同一個勞動者，當他在公有制企業工作時，他就屬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其勞動所得也屬于以按勞分配方式取得的；但是當他因“下崗”而變成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員工后，他的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也隨之喪失，其勞動所得便是貫徹按要素分配原則的結果。在該勞動者的就業方式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都是聘用制)、勞動付出的形式沒有變、勞動報酬的形式也沒有變化(仍然是貨幣形式的收入)的情況下，僅僅根據他工作的“企業性質或生產資料歸屬”不同，勞動收入就分別歸入兩種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這顯然難以令人信服的。

之所以產生上述悖論，關鍵原因是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的分配理論缺乏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特別是在分配理論的運用上違背了馬克思的基本原理。長期以來，雖然我們清楚地知道馬克思的按勞分配原則存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前提條件，但是對于“計劃經濟”這一條件不具備時的公有制企業分配制度卻研究不多。在實踐中，我們實際上放棄了“計劃經濟是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這一基本觀點，單純地將分配制度看成是由所有制一個因素決定的。其實，分配制度應該是由資源配置方式(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和所有制等多個因素共同決定的。目前，既然商品交換規則已滲透到了每一個所有制經濟內部，而按生產要素分配又是與市場經濟和商品交換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因此，按生產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就不應再簡單地劃分各自的應用領域與范圍，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應成為全社會統一的分配原則。”

二、分配制度的選擇需要考慮分配標準確立的可行性或可操作性

撇開我國現階段不具備實施創始人所描述的那種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不談，在操作實踐中，標準的按勞分配方式還存在著分配標準難以確定等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分配的實質是交換勞動，然而“勞動”作為按勞分配中的唯一分配標準，該如何界定其量的大小呢?這一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并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誠然，馬克思說過下列這段話：“他(指勞動者――引者注)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一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到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部分消費資料?！?/p>

我國一些學者從這段話中得出結論，認為按勞分配中的“勞”就是指勞動的時間長短(勞動時間標準可稱為“流動形式的勞動”)，實際上這一認識并不完全準確。因為第一，馬克思在這里雖然提到了以勞動時間或“流動的勞動”為尺度來衡量勞動者所提供的勞動量大小，但他在此只是將勞動時間作為一種例子來分析的，他運用了“例如”這一詞匯。第二，馬克思在隨后的分析中，還提到了另外兩種形式的衡量勞動量大小的標準，這即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標準(體力和智力標準，或稱為潛在形式的勞動)和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標準(即凝固形式的勞動)。第三，最關鍵的是，勞動時間尺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勞動者在勞動投入質量上的差別，而且社會主義的分配實踐也證明，單純地以勞動時間為標準來衡量勞動付出會極大地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這樣，社會主義究竟以哪一種形式的勞動來衡量勞動者的勞動付出?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只是概要地描述了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總原則或分配總綱領，至于具體的操作以及操作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馬克思并沒有回答。當然，今天我們在研究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時，也不能苛求創始人，我們不能要求創始人在社會主義還沒有建立時，就將未來社會的所有問題都考慮周全。的科學態度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我們應該按照變化了的客觀實際，靈活地選擇適合現實國情的分配制度。從理論上講，在流動的勞動、潛在的勞動和凝固的勞動等標準中，比較科學的衡量勞動付出的標準是“凝固的勞動”。但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大多數企業選擇的卻是勞動時間標準，這不僅帶來了低激勵和低效率問題，而且造成了分配上的嚴重不公；而選擇混合多元標準，或者說綜合考慮三種形態的勞動計量，無疑增加了操作上的難度，最終也難免會陷入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梢姡磩诜峙湓趯嶋H操作中所面臨的勞動尺度問題，促使我們必須積極探索適合新形勢需要的國民收入分配新機制，這是時代賦予我國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市場經濟條件下，按要素分配實際上是按各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貢獻狀況進行分配。要素的貢獻可以概括為要素的財富創造能力。較之于按需分配和平均分配制度，按要素分配雖然保證了收益分配過程中的公正性，但是，如何科學地測定各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或財富創造中的貢獻與作用，也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大問題。我們知道，現代企業對生產要素的需求是聯合性的需求，現代社會生產是在眾多生產要素的合作中進行的，產品是各要素聯合使用的結果，任何一個單獨的要素都無法完成產品生產的任務。作為分配理論，不僅要明確某一類要素(如勞動要素)對產品生產的實際貢獻；而且還要確定該類要素中的不同組成部分(每個勞動者)在產品生產中的實際貢獻大小。我們只有較為準確地將某一類要素及其具體組成部分對產品生產的貢獻從整體產出中分解出來，才能最終地(或者說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嚴格說來，這種對要素貢獻的測定和對要素不同組成部分作用的分解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傳統的按勞分配實踐中，因為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最終采取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回避了矛盾。在按要素分配的制度框架下，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將“均衡價值原理”運用到要素市場中來，讓競爭與供求機制決定要素的價值(價格)或要素所有者的報酬。這樣，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制度也就轉化為按生產要素價值(價格)分配的制度。

理論與實踐證明，運用供求決定價格的市場機制來確定要素所有者收入的方法，從總體上講是較為合理的和可行的。首先，從理論上分析。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均為競爭的假定前提下，決定要素需求的基礎是企業使用要素的原則，這一原則(即要素市場均衡條件)是“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要素的價格”(其中，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是產品價格與要素邊際產品的乘積)。將該均衡等式兩邊同時除以產品價格，則有“勞動的邊際實物產品等于勞動的實際價格”的結論，或者說有“勞動的實際報酬等于勞動的實際貢獻”。這表明，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上，選擇“要素的價格由要素的市場供求關系或供求曲線決定”的機制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當然，上述分析的重要前提是市場的完全性或充分競爭假定。但是由于現實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形形的壟斷與不完全競爭因素，如要素市場上企業對要素需求的壟斷、產品市場上企業對產品供給的壟斷、要素市場上的人為分割和地區、行業封鎖(要素自由流動受阻，特別是勞動要素不能自由地參與崗位競爭)等等，必然會導致產品分配(或要素價格決定)中的要素價格與要素邊際產出價值相偏離，按要素貢獻分配原則也就難以得到完全的落實，進而出現企業對勞動要素的利益侵占或所謂的分配領域中的“剝削”現象。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政府主動介入，出面進行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從而營造一個公正、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政府的有效干預是按要素分配原則得以順利貫徹的重要保障，是防止經濟生活中產生剝削現象或分配領域出現不公現象的重要保證。此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索洛、丹尼森等人所提出

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法也為我們測定各要素的貢獻提供了現實的理論依據。

其次，從實踐操作來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分配實踐以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長期推行的分配實踐表明，在積極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基礎上，選擇由市場供求機制決定要素報酬或要素價格的做法是能夠為廣大要素所有者所接受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市場競爭的充分性要得到有效的保障，要防止壟斷情況下企業壓低要素需求價格和提高產品供給價格等損害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的現象出現。當然，按要素貢獻分配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不利問題是，因為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要素數量與質量差異(初始產權配置不均)，會造成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的拉大，不過，這一問題同樣是可以通過政府干預(再分配政策等)加以緩解的。由此可見，消除分配領域的剝削現象、維護社會分配的公平合理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之一。

三、“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實踐和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

毋庸諱言，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實際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要實行按勞分配，生產資料私有制要實行按要素分配”思想認識基礎上的。這種思想認識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兩大分配原則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有下列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第一，如上所述，將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直接掛鉤、將私有制與按要素分配直接掛鉤的做法不僅不符合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要求；而且，按勞分配原則在公有制的分配實踐中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從公有制經濟內部分配來看，企業內部分配更多實行的是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分配體制；從公有經濟之間的分配來看，企業之間的現實分配也背離了按勞分配的要求，例如，在生產資料同為國有的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勞動者的相同勞動付出卻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額，這顯然不能說我們已經嚴格地貫徹了按勞分配原則：(1)在假定國有非壟斷企業職工的低收入為按勞分配所得的前提下，則必然有“國有壟斷企業中的國有資本所有權沒有得到有效保護”的結論，企業收益更多地轉化為該企業內部職工的勞動所得，而相應地國有資本的貢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本應屬于資本的所得卻被轉化為勞動所得，這既表明國有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勞動剝削了資本)，按資本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沒有在國有壟斷企業中得到貫徹；同時也等價地表明國有壟斷企業中的按勞分配原則流于形式(勞動投入出現了超分配或過量分配)。(2)在假定國有壟斷企業職工的高收入為按勞分配所得的前提下，則可推知，國有非壟斷企業中的勞動者利益可能受到了侵犯，因為相同的勞動付出沒有獲得同一回報，按勞分配原則在國有非壟斷企業中也流于形式(勞動投人分配不足)。總之，按勞分配原則在我國公有經濟領域的分配實踐中流于形式或停留在理論上已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按要素貢獻分配原則沒有深入到公有制企業內部又導致公有資本(國有資本)的合法權益受到了侵蝕。

第二，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沒有嚴格地界定“勞動”與“生產要素”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眾所周知，“勞動”作為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本身就是一種“生產要素”，因此，盡管從“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基礎、理論內含以及操作方式來說，二者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或差異，但是從邏輯上說或者從概念本身來看，按勞動分配范疇顯然應該包含在按生產要素分配范疇之列。可喜的是，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采取了將“按勞動要素分配”的范疇或分配原則歸入“按全部生產要素分配”的范疇或分配原則之中的做法，且提出了“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新要求。我們認為，新提法和新要求中最重要的理論創新點是：在統一生產要素內容的基礎上實現了各類要素分配方式的統一，或者說實現了全社會收入分配原則的統一。(1)從統一生產要素的內容來看，十六大報告一方面以“勞動要素”概念替代了過去的“勞動力要素”概念；另一方面，以“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多要素”替代了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三要素”。應該看到，要素內容表述上的變化是對傳統政治經濟學所進行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它適應了新形勢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客觀需要，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非公有制經濟內部私營企業主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認識“剝削”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理論指導。(2)從統一各類要素的分配原則來看，十六大報告指出，無論是勞動要素還是非勞動要素都要按照其在財富生產過程中的貢獻大小來進行分配，勞動要素的分配原則和非勞動要素的分配原則被置于相同層次，這一思想為我們正確認識井科學建立公有制企業中的分配制度指明了方向。

第三，按勞分配的最終理論基礎和依據是勞動價值一元理論，而按要素分配的理論依據則是要素價值理論和均衡價值(價格)理論，依據不同的價值理論而創立的分配原則如何進行有效的結合，這又是一個需要作進一步研究的重大課題。對于這一問題，我國理論界有不少學者認為，勞動價值論并不是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依據，或者說，收入分配和價值創造是兩個沒有關系的問題。理由有二：(1)馬克思創立了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但他并沒有以此作為收入分配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用以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經濟關系的，并不意味著只有參與價值的創造，才有參與消費品分配的權利。利潤、利息、地租是資本、土地等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換言之，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根據是資本、土地等要素的產權，而非價值創造理論。(2)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和現實依據主要是由于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勞動者成為生產和產品的主人等等，同樣不是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

我們認為，上述認識是片面的和錯誤的，持上述觀點的學者沒有洞察到或者說有意回避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持有的強烈的階級感情與思想傾向。眾所周知，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目的之一是在于表明以下基本觀點：不創造價值的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盡管以資本主義產權制度所賦予的“要素所有權”為依據參與了現實的價值分配，并獲得了利潤、地租等收入，然而，這種參與分配的活動卻是一種“剝削”和“不勞而獲”的行為，是對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侵占”。在馬克思那里，“剝削”、“不勞而獲”和“無償侵占”等顯然都是貶義性質的概念，是值得譴責的行為。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土地等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剝削、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利益對抗或不可調和的矛盾關系，才決定了無產者必然要聯合起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梢姡R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他所主張的收入分配理論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一致性，沒有勞動價值論就不會有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理論，也就沒有必要對資本主義

的現實分配制度進行譴責和批判，更沒有必要提出消滅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革命主張，自然地也就不存在社會主義實現按勞分配之說?？梢姡瑒趧觾r值論不僅與收入分配理論有著內在的、邏輯上的關聯性，而且還是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終極理論基礎。最后，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明確指出：“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么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焙茱@然，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與他在勞動價值論中所提出的商品的本質是反映商品生產者互換其勞動的關系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現有的“兩大分配原則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將勞動要素獨立出來，形式上看是強化了勞動要素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與作用，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做法并不一定能使勞動者的權益得到有效的維護。眾所周知，報酬確定上的“時間差”是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顯著區別之一：按要素分配原則所確定的勞動報酬是在“事前”(即生產過程開始之前)通過要素市場上的競爭而形成的，它由要素的供求雙方以合同或契約形式決定。勞動合同一經簽訂，勞動者的工資報酬就有了法律效力，只要勞動供給者按照合同的約定為企業提供了有效勞動，勞動需求方(企業)是不能以任何借口拖欠或削減勞動報酬的，即便企業因為經營管理不善而出現了效率下降，在資本雇傭勞動的制度下，企業首先應該保證的是勞動者的收益，然后才是國家稅收、債權人的利益和所有者的權益等。然而，馬克思意義上的按勞分配程序就不完全如此。他所設想的按勞分配是在“事后”進行的，即在生產過程結束后，首先對勞動者提供的有效勞動量(或社會產品)作必要的社會扣除(含企業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資本在內)，然后才按照勞動者支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這里所隱含的問題是，如果企業因為經營管理上的原因而出現了虧損或低效率，則勞動所得自然下降，勞動者的權益必然會受到影響。可見，馬克思的按勞分配設想中忽視了生產過程中因產品不對路等原因而造成的勞動無效性問題和企業虧損問題，按勞分配原則顯然是建立在“計劃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思想認識基礎上。上述分析表明：(1)標準的按勞分配原則與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2)出于強化勞動者利益保護考慮而設置的按勞分配制度在市場經濟實踐中很可能會難以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利益；(3)按市場規則運行的按要素貢獻分配原則在維護勞動者權益上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之，本文認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操作中來看都存在著創新空間。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我們應該對“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進行完善與創新，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全部生產要素都“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新思想，或者說確立“按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價值(價格)進行分配”的市場經濟新理念。

第4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貨幣國際化;國際貨幣;貨幣功能

中圖分類號:F8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374(2010)06-0080-03

貨幣國際化是指一種貨幣在國際范圍內發揮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價值儲備等貨幣功能,最終成為被國際市場廣泛使用和持有的國際貨幣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就是指人民幣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價值儲備貨幣工具的經濟過程。由國際經驗,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具備的條件有:較強的綜合國力與體制競爭力,較高的貨幣政策制定水平與貨幣管理水平,規模足夠,產品多樣化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人民幣穩中趨開的過程中自由兌換,擴大其計價、支付、儲備功能。

一、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條件

(一)政治條件

國際貨幣的發行國的政治必須保持長期穩定。該國政治的不穩定會引起經濟的不穩定,繼而會引起貨幣的不穩定,甚至對國內外居民持有的以該國貨幣形式表現的金融資產的安全性構成威脅,該國貨幣就難以獲得承認。因此,一國政治的穩定性是其貨幣國際化的前提和基礎。國際貨幣發行國必須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較強地位。政治地位較強,能較好地保護本國利益免受傷害,能較好地保障國內外居民以本國貨幣形式持有的金融資產的安全性。

(二)經濟條件

1.必須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并保持宏觀經濟長期穩定。該國的經濟規模足夠大,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足夠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和作用就較大,該國貨幣在國際上的使用程度就較高。評價一國的經濟能力,不僅要考慮目前的經濟實力,還要考慮未來的增長趨勢。

2.同時,該國必須與世界各國有廣泛的經濟聯系,在世界進出口貿易和投資中占有較高比重。強有力的出口和國際投資地位可以直接推動該國貨幣在國際上的廣泛應用,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途徑。一國只有和世界各國建立廣泛的貿易和投資關系,其他國家才可能將該國貨幣作為支付、結算和儲備貨幣。歷史上,英國、美國在各自貨幣的國際化進程之初都經歷過貿易和投資擴張的過程。因此,一國若要實現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最根本的辦法是發展生產力,提高總體經濟實力并推動經濟的國際化程度。

3.必須擁有具備相當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發達且開放的金融市場、健全的金融體系、遍及全球的金融機構和服務網絡是一國貨幣國際化必不可少的條件。貨幣的兌換主要是在金融市場和通過金融機構進行的,健全的金融體系是貨幣國際化的組織保證。

(三)我國是否具備合適的條件使人民幣推向國際化

從我國的政治及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狀況來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尚存在諸多不足。

我國的經濟實力有待進一步加強。與貨幣國際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實力還有一定的差距。同時,我國的宏觀經濟環境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因此,現階段大規模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基礎并不穩固。現有經濟體制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初見成效,但仍存在難以支撐人民幣迅速實施國際化進程的諸多問題。如利率市場化問題、人民幣匯率機制完善問題、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問題等。以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為例。我國之所以采用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漸進模式,主要目的在于盡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創造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前提條件。這些前提條件,簡言之就是,穩定的宏觀經濟、健全的微觀機制、健康的金融體系、有效的金融監管、有利的國際環境。另外我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對于我們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來說尚不是很成熟。

顯而易見,目前我國尚未完全具備上述條件。我國宏觀經濟存在著眾多的矛盾,還很不穩定,微觀機制有待健全,金融體系較為脆弱,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國際環境較為嚴峻。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前提條件的成熟,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在這種情況下,“漸進模式”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二、推行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困難

事實上,一國貨幣爭取國際化的過程,就是參與激烈的貨幣競爭的過程。直觀來看,在一定時期內,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崛起,必然伴隨其他貨幣競爭力的下降與衰落。因此,當一國貨幣走上國際化道路之后,將會面臨他國貨幣的強烈反擊。從當前國際貨幣格局來看,美元雖然頹勢明顯,但未來較長時期內霸主地位仍難動搖,同時隨著歐洲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的提高,歐元的地位將更加穩固,而日元國際化近年來有所倒退。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前進的道路上首先要破解四大難題:

1.貿易逆差是對外輸出本幣的主要途徑,這依賴于強大的內部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這點我國短期內顯然難以達到。

2.對一國貨幣的需要也與其相關的金融交易活躍程度相關,我國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缺乏具備本幣國際化的基本支撐條件,除了資本項目尚未實現可兌換之外,金融市場對外聯系程度已落后于整個改革開放進程,而且也缺乏支持交易活躍的金融工具。

3.政府的政策選擇和戰略思路還需明晰。一方面,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趨勢仍然主要是由市場自發形成的,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思路尚不明晰,如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推動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加快人民幣境外結算的發展、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競爭等。另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管理能力還需不斷提高,控制人民幣國際化伴隨的風險并非易事。

4.政治因素仍然是最大的障礙之一,雖然目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但在政府透明度、公共政策選擇合理性等方面還有所不足,對于試圖持有人民幣的一些外國人來說,這也是擔心的因素。

總之,當前的國際金融動蕩是一把“雙刃劍”,雖然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曙光,但也增添了許多困難,例如推動金融自由化改革面臨更大風險,而這又是本幣國際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應該說,人民幣國際化在較長時間內將仍處于準備階段,還未到確定“時間表”的時候。未來我們一方面要“練好內功”,針對困難不斷創造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把重點首先放在亞洲,不斷增強人民幣的競爭力。

三、在現行國際條件下我們應當冷靜對待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仍然存在眾多障礙。目前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民幣國際流通量增長不足;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和國際標準化程度不足;國際化過程中人民幣對外價值可能發生巨大變動,妨礙經濟政策自主性。其中,人民幣國際流通量不足將成為最大問題。因為在金本位的黃金時代,英國雖然存在龐大經常項目順差,卻通過資本輸出向世界各地輸出了大量英鎊;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后,美國通過經常項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了美元流動性。盡管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貿易順差最大國之一,但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然較小。而且,縱觀全球主要國家的貨幣國際化的實踐,一國貨幣國際化進程要求該貨幣發行國應具備以下條件:占有全球經濟較大份額的經濟實力,政治上高度穩定,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特別要注意到,人民幣的國際化可能會引起中國的復活。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西方國家對待人民幣的矛盾心態將會更加強烈地表現出來。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人民幣的升值來“解決”全球貿易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可能促使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替代也是他們所不希望看到的。

目前,國家間經濟競爭的最高表現形式就是貨幣競爭。如果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替代性增強,不僅將現實地改變儲備貨幣的分配格局及其相關的鑄幣稅利益,而且也會對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面對這些,我國時刻保持清醒頭腦,注意防范少數別有用心的國際利益集團歪曲事實,蠱惑煽動,阻撓和破壞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的上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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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波克,張青龍.貨幣國際化:條件與影響的研究綜述[J].新金融,2005,(8).

[3]邱祥.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尚需時日[J].經濟決策信息,1999,(15).

[4]景學成.論人民幣基本可兌換[J].財貿經濟,2000,(8).

第5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高利貸；民間金融

近年來，隨著我國民間金融的出現和活躍，民間金融的高利息率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重視，馬克思的高利貸理論重新得到關注和爭論。馬克思對高利貸做出了明確的界定，而且高利貸資本有其產生的前提條件，在運用馬克思高利貸理論解釋當代經濟生活中的信用借貸關系時，應當注意這些前提條件。否則，要么得出“馬克思理論已過時”的錯誤結論，要么危言聳聽，認為高利貸已經相當嚴重。

一、高利貸產生的前提條件

在中世紀經院經濟思想中，任何放貸取息的行為都被視為高利貸（Usury）并被禁止。雖然馬克思沒有對高利貸資本做出量上的規定，而且提出高利貸利率相差很懸殊，但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相對于資本主義借貸資本低微的利息率，洪水期前的古老的生息資本即高利貸資本（德文版Wucherk-apital或英文版的Usury）是高利、暴利的。馬克思指出：“除了歸國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貸者的利息會占有全部剩余價值，而現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這個剩余價值的一部分。”[1]資本主義階段的借貸資本利率要低得多，“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馬克思把高利貸資本稱作古老的生息資本即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并不是對高利貸資本做出的定義，而是從高利貸資本所產生的社會形態來看，它很早就產生了，甚至在古羅馬，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以及貨幣經營資本已經發展到最高點。[3]并且，高利貸資本出現在各個社會經濟形態中，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如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高利貸資本是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存在高利貸資本，但已經不占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是從屬于產業資本的借貸資本。馬克思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高利貸量以及所處社會形態等外延的界定，也沒有象紐曼那樣只從借款人的貧富來區別銀行家和高利貸者，而是從高利貸產生的前提條件———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來分析的。

前提條件之一：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不發達。把馬克思關于高利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僅僅理解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出現以及貨幣職能特別是支付職能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多次提到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越不發達，高利貸越是發展和興盛，“生產要素越是不作為商品進入生產過程和不作為商品離開生產過程，由貨幣轉化為生產要素的行為就越是表現為個別的行為。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貸就越是興盛。”[4]“一個國家生產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實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價值，該國的高利貸資本就越是發展。”[5]所以，高利貸產生于商品的產生和貨幣職能尤其是支付職能的出現，但高利貸更是和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沒有充分發展天然地聯系起來。因為，商品經濟充分發展依賴于貨幣轉化為生產要素的行為不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行為，而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是勞動者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成為喪失生產資料和商品的自由人，但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些前提條件都不具備，勞動者不是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奴隸和農奴，就是擁有少量生產資料的小生產者，貨幣轉化為資本還沒有成為普遍現象，謀取利潤渠道還很少，高利貸者只有以“貨幣索取權”的形式占有生產者全部剩余勞動甚至必要勞動才是有利可圖的，才能謀取高利，正如吉爾巴特在《銀行業的歷史和原理》中描述的“在中世紀，純粹是農業人口。在這種人口中和在封建統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潤也是很小的?！J款人雖不是合法的壟斷者，卻是事實上的壟斷者?！盵6]中國解放以前的高利息率也印證了這點，“中國農村（指解放前———引者加注）的地租率和利率，高得使自己經營收益率低于收租和高利貸，高得讓地主不愿意進化為資本家；產業利潤也低于收租和高利貸。”[7]同時，商品交換是商品具有價值的前提，商品交換只有在產品有剩余時才得以進行，如果一個國家生產的大部分越是限于使用價值，說明該國商品交換越不發達，可用于交換的產品也就越少，勞動者所擁有的僅僅是必要的生活資料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或生產的選擇范圍很小，一旦勞動者缺乏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及簡單再生產的鏈條斷裂，勞動者只能借高利貸來維持。僅有的剩余沒有被用于生產，反而被奴隸主和地主用于揮霍性消費，為了維持寄生性的生活消費的巨額開支，奴隸主和封建主也向高利貸者借貸，無論是小生產者必要的生活消費或生產支出，還是地主的揮霍消費，他們都是把借來的貨幣作為單純的貨幣來使用，即當作單純的購買手段或支付手段來使用而不是作為資本來投資。所以，商品經濟越不發達，高利貸越盛行。這在現代許多學者的研究中得到了驗證。如陳志武（2005年）根據1934年民國政府中央對當時全國22個省所作調查顯示，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省份，如中西部，借貸利率越高，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省份說明農業占主要地位，商業不發達，高利貸現象越嚴重。另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對現階段新疆農村高利貸現象所作的調查（2004年）顯示，偏遠農村和貧困農村高利貸較多，城鄉結合部和經濟較發達的農村高利貸較少。

至于商人向高利貸者借入貨幣進行商業經營，或者用貨幣購買奴隸、土地等進行生產，這里的貨幣是作為資本來使用的，但這不是資本主義以前社會的高利貸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屬于從屬地位的，馬克思引用達德利。諾思的《貿易論》，以英國為例說明了這點，“我國為生息而放的債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給商人營業用的?！盵8]在資本主義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對地主和小生產者主要是農民的消費性借貸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借貸，這種借貸必然是高利貸。

前提條件之二：小生產方式及其影響。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高利貸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借貸資本的區別在于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生產者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個體小生產，是高利貸產生的根本前提；與這種小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是勞動者分散在各自的土地上，用各自的生產工具進行分散的生產。生產方式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使生產和交換處于分割狀態，統一的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難以形成，平均利潤率則難以形成，從而使各地區利率相差很懸殊，馬克思引用休耳曼《中世紀城市》歐洲各城市存在的從200%到10%的利率差異證明各地區利率相差懸殊。而陳志武（2005年）也證明，美國從1880年直到1890年，不同地區的同期貸款利率的差別也很大，其主要原因是市場的分割。生產和市場的分割使高利貸資本處于壟斷地位，高利貸者能自行決定利息率，并維持利息率居高不下。高利貸資本直接占有剩余勞動和一部分必要勞動，使小生產者時刻處于“水深齊頸”的孤立狀態，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斯科特，1976），生產的風險很大，勞動者沒有任何保障，生產條件的任何變化都可能使勞動者喪失生產條件，再生產鏈條發生斷裂，正如馬克思描述的：“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9]勞動者在高利貸的擺布下，要么自己全部的剩余勞動甚至必要勞動都被高利貸者占有，要么喪失對勞動條件如房屋、土地等的所有權，成為奴隸或農奴。所以，就剝削方式（即占有剩余甚至占有一部分必要生活資料）來看，高利貸資本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借貸資本沒有兩樣，甚至占有的更多，剝削的更重，但高利貸資本是天然地同小生產者聯系在一起，即使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小生產者也不例外。盡管馬克思認為高利貸本身不改變生產方式，反而使再生產每況愈下，但它對生產關系具有破壞和解體作用，它一方面把貨幣財富集中起來，使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使生產者和生產條件分離，但只有具備其他各方面條件的情況下，這些才能成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霸趤喼薜母鞣N形式下，高利貸能夠長期延續，這除了造成經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以外，沒有造成別的結果?！盵10]正如中國解放以前的高利貸摧毀了農業生產，但并沒有為工業提供積累，也沒有可能使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反而越來越衰落。

前提條件之三：教會和法律的禁止。中世紀的教會是禁止任何放貸取息行為的，法律也沒有給予借貸活動任何保障，但對貨幣的需求并沒有減少，而提供貨幣并索要利息者會冒著被教會譴責和被法律制裁的風險，“因此，在個別場合，利息率就更高。”[11]可見，教會和法律的禁止不但沒有把高利貸排除在經濟生活之外，反而使利息率更高，事實上，“一再重申禁止高利貸這一點反映了這樣的事實，許多人可能并不拒絕這種誘惑?！盵12]反對高利貸的教會卻是高利貸的主要貸放者，虔誠的教徒慷慨捐獻給寺院大量貴金屬器皿，這些器皿融化后可以從造幣廠換回鑄幣用以放貸，古代中國的寺廟也是重要的放債者，他們很可能是為了維護他們放貸的壟斷地位，防止新的競爭者進入而反對高利貸。所以，當產生高利貸的經濟基礎以及生產方式沒有發生相應變化時，單純地依靠人為的手段加以禁止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正如馬克思諷刺英國為使貧民擺脫高利貸的盤剝而設的公立當鋪一樣，“虔誠的愿望在實現時正好走向它的反面”，[13]這個當鋪不僅沒有降低利息率，反而高達100%.現代學者的研究同樣印證了這點，陳志武（2005年）在分析1934年我國部分省份的民間借貸利率時，發現寧夏的借貸利率是最高的，高達30%，其原因之一是寧夏以回民占多數，而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明確禁止有利息的借貸：所有的回民都是兄弟，兄弟之間借貸是不應該償付利息的。

前提條件之四：現代銀行信用制度的缺失。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高利貸者處于壟斷地位，可以決定利息率的高低，利息率決定利潤率的高低，同時，資本主義以前社會也是貴金屬貨幣流通階段，可供借貸的貨幣有限，而對貨幣的需求卻很大，決定了高利貸的利息率很高?，F代銀行信用制度是在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反抗高利貸的壟斷中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勞動者不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成為失去生產條件的自由被雇傭者，由分散狀態變為被資本集中在工場內，使用機器而不是工具進行既有分工又有協作的生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使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對投資于生產和經營的貨幣資本的需求不斷增加，他們一方面要求公開承認借貸取息的合理性，一方面要求降低高利貸高昂的利息率。隨著資本主義商業、工業的發展，對高利貸的譴責和禁令以及壟斷被取消，適應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銀行制度產生。現代銀行一方面把閑置的貨幣集中起來，一方面打破了貴金屬的壟斷，開始發行銀行券，這樣大大增加了可供借貸的貨幣，使得銀行家即使降低利息率也能和職能資本家分享剩余。

前提條件之五：缺乏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和社會保障制度。馬克思認為無論資本主義以前具有特征形式的高利貸資本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高利貸形式都和小生產以及消費需求有關，事實上，小生產者的生產也是直接或間接為了滿足消費需求，但這并不能得出“凡是和消費有關的借貸都是高利貸”的結論，更不能以現達資本主義社會廣泛存在的以及在我國現階段已經出現的消費信用來懷疑馬克思關于高利貸理論的正確性，因為兩者的前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為消費者提供消費信用并不是僅僅為了滿足消費需求，任何商業性信用的目的都是追逐利潤，消費信用也不例外。它是以消費者有較高的穩定可靠收入為前提的，而消費者的收入是以平穩的經濟運行環境以及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基礎的。平穩運行的經濟環境保證了就業的連續性，社會保障制度解決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廣泛存在的消費信貸正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了宏觀調控以及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的。而馬克思所處時代以及之前，這些條件并不具備，無論小生產者的生存性消費需求還是富者揮霍性消費需求都是缺乏彈性的，必然求諸于高利貸資本；而正因為用于消費的貨幣是作為貨幣使用，而沒有作為資本使用，進一步加劇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甚至使貨幣需要者陷入高利貸的盤剝而無法自拔。所以，高利貸被認為具有剝削性，尤其對小生產者、消費者以及農戶。

二、馬克思高利貸理論對我國當前民間金融發展的啟示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馬克思認為高利貸這一古老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生息資本，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不發達為前提的，是和小生產方式天然地聯系在一起的，是在沒有紙幣流通、缺乏現代銀行信用制度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障情況下出現的，人為地以各種形式限制或取代高利貸并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現代學者如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的研究得出了和馬克思相同的結論。只不過在“如何對待高利貸”即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關系上，陳志武認為只有放開民間金融（包括高利貸），才能更好地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的增長。馬克思認為生產方式的變化起根本作用，只有小生產方式被現代生產方式所取代，商品經濟獲得高度發展，高利貸資本才能轉變為從屬于產業資本的借貸資本。本文認為資源尤其是資本的最優配置是以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統一資本市場的形成為前提的，而只有在現代生產方式基礎上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小生產的孤立和分割狀態下，即使取消對高利貸的禁止，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的發展。

當前我國的民間金融利息率一般高于甚至遠遠高于正規金融機構（如國有銀行和信用社）的利率，但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稱為高利貸。因為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商品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沒有出現經濟的大起大落，且人們對我國經濟發展預期樂觀，紙幣流通條件下的銀行信用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產生普遍高利貸現象的條件并不具備。但是，并不排除在一些地區或一定階段出現局部的、暫時的民間金融高利息率的現象，民間金融的出現不能僅僅從金融抑制、正規金融機構的缺點和缺位以及民間金融的優勢來解釋，而應從產生高利率民間金融的經濟社會條件尋找根本原因。

第6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關鍵詞]：市場失靈政府干預產業結構調整

Abstract:Governmentisoneofprincipalentitiesofeconomicactivity.Marketfailureisthenecessaryoutcomeofmarketfunction.Thegovernmentcanrectifythemarketfailure,andjustthismomentthegovernmentinterferenceisnecessary.Accordingtothemarketeconomicrules,marketshouldplaythebasicroletocollocateresources.Sodoesthe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Governmentfailurealsocanresulttoindustrialpolicyinvalidation.Nowmarketandgovernmentshouldbeunitedtocarryoutourcountry’stactic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Keywords:marketfailure；governmentinterference；industrialstructure

一、市場與政府之爭

政府和市場之間怎樣分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充當什么樣的角色，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和方式是經濟發展史中討論最多的話題。經濟學家們對政府干預市場問題的討論也由來已久。

經濟學家們對政府干預市場問題的討論也由來已久。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認為政府不需干預市場，市場可通過“看不見的手”自行調節，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經濟自由發展的思想。20世紀30年代，英國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進一步闡述了自由主義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意義。20世紀后半期，在西方國家，特別是“供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盧卡斯提出的“無為而治”的理性預期學說等，都屬于市場自由主義學派的范疇。

相反的觀點是強調政府干預的意義，認為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李嘉圖非常注重政府運用貿易和稅收政策對一國經濟平衡增長的作用。1936年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最明確、最直接地提出了用赤字財政和膨脹性的貨幣政策為主的“政府干預”，乃是解決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機問題的重要手段的主張。1994年，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市場并不是完美無缺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前亞洲經濟出現的持續繁榮，主要經驗之一在于政府的作用。

二、市場失靈是政府干預市場的根源

市場失靈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運行的必然產物。政府是“市場失靈”的糾正者，只有在市場失靈時，政府干預才是必要的。

西方學者認為，資源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只存在于理想世界的市場經濟，而不存在于現實世界的市場經濟。而當理想世界的市場經濟的任一假設條件得不到滿足或不能成立時，就會出現這種市場失靈。

例如，當進入市場的賣者和買者不是非常之多，而是存在壟斷時，當進入市場的產品存在差別時，當進入或退出市場存在障礙時，當經濟活動產生外部影響時，當存在公共產品時，當市場參與者存在不完全信息時，都會導致市場失靈，出現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狀態。這種資源配置無效率，或者資源配置達不到帕累托效率的狀態即是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無力于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三、產業機構調整中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產業結構是指各產業間的關系結構，包括各產業的技術基礎、發展程度，及各產業在空間上的分布結構等。產業結構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與經濟增長有密切聯系。

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經濟發展減弱了結構調整中的資源限制，為產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使新的產業重組有可能在無障礙的市場條件下進行。

根據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如此。從理論上講，市場經濟主要依靠價格機制對資源進行配置在一些嚴格的條件下，價格機制可以使資源最優配置，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這些前提條件至少包括：信息的完全和對稱、充分競爭、規模收益不變或遞減、經濟活動不存在外部性在現實生活中，由于這些前提條件得不到滿足，價格機制起不到最優配置的作用，因而存在市場缺陷或市場失靈問題正是市場機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國家需要趕超型發展，成為政府推動產業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我國目前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的優化和升級，完全靠政府制定產業政策來指導和干預是不可能的，政府無法掌握與結構變化有關的所有信息和對多元化的變動方向按其重要性進行排序因此，必須發揮市場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實際上隱含著如下一些假定：第一，制定產業政策的政府決策層有動力和有能力制定出合理的產業政策；第二，政府的行政執行系統有動力和有能力有效地推行產業政策；第三，通過產業政策解決問題比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問題的成本更低，只有滿足上述條件政府干預才是有效的才能彌補市場失靈問題。

四、產業機構調整中政府的失靈及其表現

(一)政府機構及其官員的利益最大化傾向，使產業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并非必然。

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化身，本應公正無私地矯治市場失靈，以優化資源配置和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然而在產業政策決策過程中，政府機構及其官員會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力求使制定出來的產業政策符合其利益取向，置社會整體利益與社會福利目標于不顧。

(二)行政性(或經濟性)分權的不徹底，致使產業政策在貫徹與執行中被扭曲變形。

一些地方為增加地方收入，不考慮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導向，不考慮周邊地區的經濟環境，而是千方百計擴大基建規模，盲目發展短期內高盈利的產業，加劇了重復建設，造成了地區的產業結構趨同的現象，阻礙了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致使國家的產業政策在具體的執行中被扭曲變形，進而影響了國家產業政策目標的實現。

(三)信息不完全與政府機構運行效率低下,導致產業政策決策的失誤與滯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信息是在大多數分散的個體行為者之間發生和傳遞，以及現代經濟社會的復雜性和多變性，政府要全面掌握和準確分析所有信息非常困難，而且成本高昂，產業政策決策失誤在所難免。

五、我國政府如何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作用

從國際經驗看，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對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發揮干預作用。而通過對美、日、德三國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政府應均充分尊重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都以不破壞市場調節為前，其干預的范圍也多是為彌補市場失靈，而做出必要決策”。其次，三國政府都十分注重對教育和科研開發的投資和建設，以科技進步推動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演進。第三，日、美兩國政府在產業政策決策時注意吸收社會各利益集團(包括私營企業)的意見和建議，以使其制定出來的產業政策符合社會各集團的利益，在實踐中便于貫徹和執行。

目前我國各產業之間機構不協調，第一產業結構升級緩慢，農產品加工與社會化服務體系落后；第二產業中，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增長不協調，傳統產業比重大，高新技術產業發育不足，加工業能力過剩；第三產業發展不足且結構不合理。區域產業發展中，地區產業結構嚴重趨同，組織結構水平低。針對現存產業機構失衡問題，政府應采取的措施有：

（一）轉變政府職能，推進體制改革，為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

政府的調控行為必須依法在范圍、力度和方式上作雙向的調整，在某些方而強化政府調控以糾正調控不足，在另一些方而弱化政府的調控，以糾正調控的過度。例如，為保護競爭，維護市場秩序，質量規制和打擊假冒偽劣而進行的政府行為必須強化。加大力度改革不合理的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制度，盡快形成合理的投資融資機制，完善證券市場的功能，建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真正實行“非禁即入”市場準入制度，改審批制為備案制。

（二）推進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加強市場機制對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調節作用。

“十五”期間政府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式和政策，應當有較大的轉變和相應的改革，不僅要提出鼓勵或限制的產業和產品目錄，要有符合市場規律要求的經濟和法律手段加以配合，而要重視加強和完善市場調節功能，使結構調整的政策手段主要通過市場機制起作用。

（三）為了加強市場機制對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調節作用，需要重點推進以下幾項改革：推進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加快以股份制為基本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完善全國城鄉人市場，健全市場體系；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盡快形成合理的投融資機制；進一步完善市場競爭的規則和機制，加快優勝劣汰的進程；繼續消除地區之間的割據狀態，促進資源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和各種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構建企業破產和職工再就業的系統工程。

參考書目：

1、政府干預與市場經濟秩序[M]徐向藝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5）

2、以制度和秩序駕馭市場經濟[M]洪銀興人民出版社2005，（3）

3、政府干預理論與政府經濟職能[M]謝自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7）

4、產業結構調整政府應有所為[J]郭克莎瞭望新聞周刊2001(2)

第7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一、我國民法在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于基本法地位

有人認為市場經濟顧名思義,就應該是以經濟法為基本法來調整市場經濟的運行,實則不然,筆者認為,民法才是調整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實際上主要就是財產歸屬關系和財產流通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歸屬關系是財產交易的前提,而交易最終向財產的歸屬轉換。馬克思在描述商品交換過程中曾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占有者……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生關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別人的商品?？梢?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

民法作為反映商品生產和交換關系的法律,是市場交易活動的最基本準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民事主體地位平等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公平原則等。只有首先遵守民法基本原則,才能有可能發生與其它部門法之間的關系。當然,只有這些商品的所有人在交換商品時遵守這些規則,才能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整個商品交換的過程才能得以有序進行,進而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即平等、自主、高效、競爭的健康的經濟體制。因此,民法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當然地處于基本法地位。

二、 民法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民法是一切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最早、最完備、最基礎的法律。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門一樣,是一定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是反映社會經濟關系的,并且為產生它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服務。我國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區別于其他部門發的特點在于:民法是權利法而非義務法,是私法而非公法,是實體法而非程序法,具有任意性而非強制性,重點強調自愿、公平、平等協商、誠實信用、等價有償原則。

我國的民法統一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需要。民法固有的屬性決定了它是保護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利益,保護他們發揮獨立性、主動性的最好法律手段、我國民事主體制度確認和保障了商品生產者的獨立性并允許和鼓勵主體依法從事廣泛的經濟活動,保障主體依法對其行為進行選擇地自由。為了保障交換著對于交換的產品擁有法律上的支配權利,使交易雙方通過何以來完成交換行為,我國民法以所有權制度確認財產的歸屬,利用債權制度保障交換的正常秩序。為了使進入市場的商品交換著,彼此把對方視為商品所有者,并基于其自主自愿而發生等價有償的交換行為,《民法通則》所確立的平等、自愿、公平、誠實信用等原則就成為市場活動的最基本的法律準則。

恩格斯曾經指出:“民法的準則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弊鳛樯唐飞a和商品交換客觀需要的法律?D?D民法,是商品交易活動的最基本規則。民法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它是市場經濟在法律上的反映,它為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提供法律保障,維護市場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它的基本法律制度全面地反映了商品經濟運動中主體之間的獨立性、財產所有權的自主性、相互經濟交往的協商性、損害經濟利益的補償性,為現代市場經濟活動提供了行為規范。如:民事主體制度、物權制度以及債權制度(主要限于合同領域),分別反映或者說規制了,商品交換中的當事人、交換客體以及交換規則。而民法中的商法從其產生到不斷的壯大無疑更加直觀地體現了民法與商品經濟之間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如:保險法、金融法等商事法律的誕生,就與保險市場、金融市場的出現密切相關,是人們對這些市場產生法律調整的訴求之落實。一部“正義”的民法,就應該是對整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狀況的“準確”把握。

民法所調整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有著密切聯系。某些人身權(如名譽權、姓名權、榮譽權等),是公民從事商品經濟活動及與他人產生財產性利益的前提條件,而某些民事主體人身權利受到侵害往往也會遭受到財產損失。實踐證明,保護財產權、人身權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形成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所不可缺少的。

第8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財政融投資就是具有財政忭質的金融投資，它既具有財政投資的某些性質，也具有金融投資的某些性質，是“中介”T財政投資和金融投資之間的一種新型的宏觀調控國民經濟的國家投資方式。筆者認為，在我國建立財政融投資體系，是轉變財政職能作用的重要措施;是推進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必要條件;是銜接協調價格、財政、金融配套改革的關鍵環節;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新秩序，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需要?？傊?，實施財政融投資改革，可收一石數鳥之功效，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對策。

 

一、系統論是設計配套改革方案的一個重要原則

 

改革需要配套運行，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對改革如何配套運行，則是見仁見智。筆者認為，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看，系統論的相關性理論是設計配套改革方案的一個重要原則。

 

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我國經濟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是宏觀經濟效益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欲優丨k配置資源提高國民經濟宏觀經濟效益，必須及時地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實施有效的價格、財政、金融配套改革工程，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任務;能否實現調整不合理產業結構的目標，則是對價格、財政、金融配套改革方案自身是否科學的嚴峻考驗。

 

價格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必須要深化價格改革。但是，價格改革不是孤立的，它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巨系統”之中的一個“子系統”。根據系統論的相關性理論，系統內具有重要基礎意義“子系統”的不同行為選擇，必然會引發系統內其它“子系統”的不同行為。也就是說，不同的價格改革戰略選擇及其運行，必然會引發與之相關聯的其它經濟杠桿(主要指財政投資和金融投資)采取相應的不同改革措施與之配套運行。否則，必然導致系統運行出現結構性紊亂，各項改革措施互不配套，運行功能互相抵消。目前，我們面臨著兩種繼續推進價格改革的戰略選擇：第一種選擇，是采取“放開價格、一步到位、敢冒風險，奮力闖關”的價格改革激進戰略;第二種選擇，是采取“穩步推進、調放結合”的價格改革穩進戰略。

 

二、價格改革激進戰略的選擇及其理想化的配套改革設想

 

我們假定“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可以在短期完成并投入運行，并以此假定作為前提條件重點分析價格改革激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財政投資、金融(信貸)投資配套改革的相關聯系和特征。

 

經過“一步到位”的“奮力闖關”，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在短期完成并投入運行，標志著我國的價格體系已經從價格結構畸型和比價、差價很不合理轉變為建立了合理的價格結構和比價、差價關系;標志著我國的價格結構已經不是人為意志的產物，而是反映了價值和供求關系，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已經從行政定價體制轉換為市場定價體制。

 

在上述假定的前提條件下，價格改革激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聯系特征是：市場定價體制中的價格是放開的，價格反映供求狀況。短線產業的產品價格上升，需求必然減少，以利益導向為動力機制的生產者增加生產，供給必然增加。長線產業正好相反，產品價格下跌，價格下跌使生產者減少生產，消費者增加需求。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生產短線產品，這不僅對它有利，首先是對全社會有利。這樣，一個企業的局部利益通過市場和全社會利益聯結起來，結果是長線壓短，短線拉長，產業結構實現了優化配置。也就是說，在這種假定的條件下，價格改革激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緊迫需求是一致的，二者之間不存在重大矛盾，價值規律可以通過價格及其運動，充分發揮市場導向型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作用。

 

由于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可以在短期完成，金融(主要指銀行信貸投資系統)改革的戰略思路就明朗化了。除了中央銀行作為國家機關行使貨幣政策調控職能外，其它專業銀行都應該實行企業化改革，把專業銀行真正辦成國際通常意義上的商業銀行，使專業銀行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國家對專業銀行必不可少的政策性要求，可以具體體現在法律和法規之中。由于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己在短期完成，能源、原材料、農業、交通等產業同樣能獲得資金平均利潤率，各產業、企業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專業銀行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完全根據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原則，在國民經濟各產業、企業之間合理配置信貸投資結構，并通過信貸投資的合理配置引導國民經濟其它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專業銀行成為經濟實體的基礎上，中央銀行才有可能運用“三大法寶”，根據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通過放松銀根和緊縮銀根的措施，影響企業化專業銀行的利率水平和利潤水平，并通過專業銀行信貸量的多寡和信貸利率的高低，在宏觀上間接調控國民經濟，充分發揮銀行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由于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已在短期完成，己經沒有因價格因素導致利潤偏低而難以發展的所謂重點產業，因此，也就不需要財政承擔所謂的重點建設投資。只有在這種經濟運行機制的基礎上，財政退出物質生產領域，用銀行信貸投資代替財政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投資職能才是順理成章的。也就是說，只有在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可以短期完成的條件下，“小財政、大銀行”、“財政管吃飯，銀行管建設”的觀點才有一定的實踐意義，“公共消費財政論”才有立足的基礎。

 

三、價格改革穩進戰略的選擇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上述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激進戰略不適合中國的囯情，在實踐中無法實際操作。價格改革涉及范圍很廣，大體上是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推進的，試圖在短期內奮力“闖價格關”，不可避免地會引發通貨膨脹、比價復歸和其它社會弊病。沒有一、二十年的努力，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難以取得最后成功。

 

如果我們不可避免地選擇價格改革穩進戰略，那么，在兩種價格模式轉換的較長過渡時期內，價格改革穩進戰略所決定的價格結構現狀與產業結構調整緊迫性之間必然存在重大矛盾。價格改革穩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必然演化成為二元價格結構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也就是說，采取穩進戰略的價格改革和以專業銀行企業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必然產生矛盾。

 

眾所周知.在價格結構不合理和僵化的行政定價體制情況下，價值規律很難通過價格及其運動發揮調整產業結構和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價值規律甚至會通過扭曲的價格信號發生“逆向調節”作用。由于價格改革穩進戰略采取的是“穩步推進”的策略，因此，通過穩進戰略實現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由于價格改革穩進戰略采取“調放結合”的改革策略，這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過程內，國家仍然要把一部分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價格控制在行政定價體制內調整，而把另一部分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價格“放”到市場中去，由價值規律和市場供求關系自動定價。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必須實行市場定價和行政定價相結合的雙重混合定價體制。由于國家控制一部分價格而放開另一部分價格，因此，我國的價格體系結構仍然處于一種相對扭曲狀態，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比價、差價難以勻衡合理。所以，在這個時間過程內，因價格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因素始終存在。價格改革可以在一、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穩步推進，而現存扭曲的產業結構卻不能等到一、二十年價格結構合理后再進行調整，價格改革可以穩步緩慢推進，而調整扭曲的產業結構卻是當務之急，具有很強的緊迫性。這就是價格改革穩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緊迫性之間的矛盾。

 

在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內，價格改革穩進戰略決定了我國必須實行雙重定價體制，雙重定價體制則決定了我國的價格結構是一種二元價格結構。也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過程內，我們必須把我囯的價格結構劃分為兩部分.分別進行研究。一般來說，由市場定價體制形成的那部分價格的結構是相對合理的，其量的發展趨勢是逐漸增多;由行政定價體制形成的另一部分價格的結構是相對不合理的，其量的發展趨勢是逐漸減少。為了在繼續深化研究這個課題時更加簡明地表述二元價格結構及其內在的和外在的相互關系，我們將市場定價體制形成的那部分價格結構稱之為?元價格結構;將行政定價體制形成的另一部分價格結構稱之為P元價格結構。與《元價格結構相對應的大體上是國民經濟一般加工產業(以下簡稱為CX產業)，與P元價格結構相對應的大體上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農業等基礎產業(以下簡稱為e產業)。價格改革穩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二元價格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

 

由于價格改革穩進戰略決定了雙重定價體制;雙重定價體制決定了二元價格結構;二元價格結構決定了我國的價格結構仍然是相對不合理;不合理的價格結構決定了我們不能完成依賴價值規律實現倍貸投資的合理配置。

 

在無法改變二元價格結構的情況下，如果我們試圖把信貸投資的管理機構全部改革成為企業性質，完全依據市場導向機制，統一按照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銀行信貸準則發放信貸投資，信貸投資勢必流向已經是長線的《產業，而因價格因素利潤率偏低但社會急需的卩產業則難以得到信貸投資的支持。國家行政型的產業政策很難抑制由價值規律所決定的這種利益導向的信貸投資流向趨勢。二元價格結構已經成為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攔路虎。雖然說，專>lk銀行企業化改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我國采取的是“穩步推進，調放結合”的價格改革戰略，二元價格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必然演化成為二元價格結構句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因此說，近年來，我國采取的以“穩步推進、調放結合”為基本思路的價格改革和以“專業銀行企業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是不協調、不配套的，其惡果是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失調，經濟效益下降。

 

四、面對兩難選擇，尋找新的配套改革思路

 

改革不僅是經濟、政治改革，而且也是思維方式和觀念的改革。為了解決二元價格結構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必須要沖破傳統的思維觀念，從一個新的并且是合理的思維角度，重新認識價格、財政和金融的配套改革。

 

財政投資和金融(信貸)投資都是國家能夠直接或間接掌握宏觀調控國民經濟的國家投資(與企業和私人的微觀投資有明顯區別)。根據傳統的觀念和習慣性的程序，國家是通過兩大機構(財政和銀行)、采取兩種方式(財政撥款投資和銀行貸款投資)、運用兩種政策(財政投資政策和銀行投資政策)向產業、企業投放經濟建設資金，并通過這種二維結構的宏觀投資管理體制，在宏觀上調控國民經濟和產業結構。

 

經過全國人民十幾年的努力，我國的企業體制、價格體制和財政、金融體制等方面的經濟改革都有了重大突破(雖然都沒有完全實現改革的目標模式)，市場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價值規律和市場關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專業銀行企業丨匕改革;另一方面，二元價格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又要求暫緩推行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這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一t兩難問題。

第9篇：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范文

[關鍵詞] 營銷道德 社會責任 外部性

市場營銷道德是用來判斷市場營銷活動正確與否的道德標準。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市場營銷道德和社會責任兩個概念雖然有一些區別，但二者之間在實質上又有很緊密的聯系。一般而言，企業不遵守市場營銷道德標準就很難履行其社會責任，而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又必然違背了市場營銷道德標準。

一、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違背市場營銷道德的原因

在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的“經濟人”和“社會人”身份之間經常發生沖突，這就導致許多企業在經營、營銷中只考慮自身利益，持有“利潤先于倫理”的觀念，而很少考慮營銷道德和社會責任問題。這一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以下這一些原因導致的：

1.企業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不強

我國1993年末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2001年末才加入世貿組織，由于市場透明度和開放性不是很高，加之信息的不對稱性，這就使得企業自身對營銷道德方面不重視。我國的市場經濟雖然已經實行了10多年的時間，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短，所以對市場營銷道德的建設還是比較落后。這就從大環境上未給企業提供良好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形成的平臺。

2.生產的外部不經濟的存在

生產的外部不經濟是指生產者的一項經濟活動會給社會上其他成員帶來危害，但他自己卻并不為此而支付足夠抵償這種危害的成本，此時生產者為其活動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小于該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目前生產的外部不經濟現象在我們國家比較多。如一些印刷廠、造紙廠、煉油廠等污染比較嚴重的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顧環境的污染情況，由于我國目前沒有對這些污染的企業征收環境保護稅，而只是象征性的征收排污費，這樣這些企業為自己的污染行為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遠遠小于治理其造成的污染所花費的社會成本，因此由于外部不經濟的出現，使得一些企業成為“免費乘車者”，其自然而然不會考慮營銷道德和社會責任問題了。

3.市場營銷道德標準和社會責任范圍不明確

道德標準不同于法律規范，它沒有國家的強制力作后盾，所以我國許多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主要強調的是合法，因為合法的企業就不會受到處罰，至于是否合乎營銷道德水準、是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認為不需要考慮太多，因為我國目前沒有比較明確的營銷道德標準，這就導致企業不重視營銷道德標準的制定，不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的事件屢屢發生。

基于以上這些原因的出現，我國目前企業的市場營銷道德意識比較差，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比較少，要想使我國的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在國內競爭中形成良性競爭，必須要采取一定的對策來提高企業的市場營銷水準和社會責任意識。

二、提高企業市場營銷道德水準和社會責任意識的對策

導致企業營銷道德缺失以及社會意識比較淡漠的原因很多，既包括外部的大環境，又包括企業內部的小環境，因此提高企業市場營銷道德水準和社會責任意識的對策也主要包括企業的內部環境的轉變和外部環境影響的加強。

1.加大宣傳力度，努力營造良好的市場營銷環境

解決營銷道德缺失以及社會意識淡漠的首要方法是營造良好的市場營銷外部環境，政府、媒體、輿論應在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政府應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高營銷道德意識，對這一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企業應加大宣傳力度，引導企業自覺遵守營銷道德、履行社會責任；媒體應不定期的宣傳遵守營銷道德、履行社會責任比較突出的企業，并對一些違背道德、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曝光。通過這種方式也可以使企業為了自身的發展而遵守營銷道德，自覺履行社會責任。

2.轉變企業的市場營銷管理哲學

市場營銷管理哲學是指企業在開展市場營銷管理的過程中，在處理企業、顧客、社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時所持的態度、思想和觀念。因此，要想使企業在生產經營中自覺遵守道德標準、履行社會責任，必須使企業的營銷觀念提升到社會市場營銷觀念這個層面，即營銷者在制定市場營銷政策時，要統籌兼顧企業利潤、消費者需要、社會利益這三個方面。

3.加強市場營銷道德規范的制定

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是擁有良法、依法而治。同樣實現德治的前提條件是擁有良好的道德標準、依照道德標準來治理。因此，政府應從宏觀上制定營銷道德標準，給企業提供最基本的營銷道德依據，促使企業根據自身的情況并結合政府的道德標準制定適合企業的營銷道德準則。政府應明確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并將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作為考核企業經營狀況的一個標準。政府從宏觀上強調了營銷道德標準和社會責任，而企業應該從微觀上進行操作。

4.提高企業的不道德成本，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

許多企業由于生產的外部不經濟的影響，導致其不道德決策的成本比較低。因此政府應提高企業的不道德決策的成本，迫使企業在決策時考慮相關的利益群體以及社會利益。如使用“污染者負責”的方法降低企業的污染程度，使用環境標志督促企業自覺維護環境，使用重罰強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等。通過這一些方法，企業的不道德成本將大大增加，企業在決策時會更多地考慮社會利益、社會責任等問題。

企業的市場營銷道德和社會責任問題是一個持久的問題，需要政府、企業、消費者共同努力才會逐漸的取得一些進展，因此應將這些問題作為持續問題，常抓不懈，這樣才會使我國的市場營銷環境慢慢趨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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