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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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2013年，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困難局面，我國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宏觀經濟呈現出平穩增長態勢。展望2014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提振信心，宏觀調控政策會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我國宏觀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平穩增長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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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宏觀經濟運行基本特征
2013年，國際經濟形勢風云多變，國內結構調整任務艱巨復雜，我國宏觀調控緊密圍繞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既定方針，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與針對性，實現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一）宏觀調控目標基本實現
適應世界經濟進入低速增長的新常態和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2012年十后，我國不再追求高經濟增長，而是更加重視結構調整和增長質量，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3年，按照“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措施。首先，從我國經濟發展變化的客觀實際出發，科學確定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保證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就要盡量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其次，堅定不移深化改革，著力激發市場活力，大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同時，擴大了“營改增”試點范圍，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鐵路等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等領域改革。再次，著力調整優化結構，積極培育信息消費，增加節能環保、棚戶區改造、城市基礎設施、中西部鐵路等方面的投資，促進養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務業發展。這些穩中有為的配套政策措施，穩定了市場預期，增強了市場信心，保證了經濟平穩運行。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增長7.7%，1-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9.7%，預計全年經濟將增長7.7%，工業增加值增長9.7%，可完成全年預期調控目標，經濟發展平穩開局。
（二）三大需求保持基本穩定
投資依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約占投資的22%；二是既具有投資功能也具有消費功能的房地產投資，約占投資的25%；三是企業主導的制造業投資，占投資的33%左右；其余為農業投資和服務業投資等。1-11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19.9%，較上年同期放緩0.8個百分點。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成為今年投資增長的主動力，1-11月增幅同比加快9.6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好于預期，增幅同比加快2.8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在產能過剩的重壓下，增幅同比放緩4.2個百分點。消費增速略有回落。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13%，增幅同比放緩1.2個百分點。居民收入減速以及零售物價漲幅回落使得消費增速放緩。分行業看，住房、汽車等消費龍頭市場呈現購銷兩旺局面；信息消費、網絡購物新興消費業態與消費模式快速增長；餐飲、糧油煙酒、服裝鞋帽和石油制品的回落幅度居前。消費結構變化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擴大消費，鼓勵新增長點政策逐步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提倡勤儉節約，嚴格公務消費有效抑制了公款吃喝。盡管餐飲、娛樂消費增速較往年同期可能有所放緩，但節省支出應用于其他方面，沒有減少國內需求。
外貿出口平穩增長。1-11月份，我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8.3%，增幅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機電產品出口基本穩定，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有所提高，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加工貿易。由于我國經濟的逐步企穩回升以及大宗初級產品價格的明顯上行，下半年以來，我國進口增速逐步回升。
（三）價格總體平穩，不同領域價格出現分化
今年以來，由于國際輸入性通脹壓力不強、宏觀經濟總需求仍顯不足，產能過剩壓力較大，我國價格整體相對溫和，但不同領域價格出現背離，居民消費價格小幅上漲，工業品價格連續下跌，房地產價格漲幅較大。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1-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6%，漲幅與上年同期持平，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價格漲幅相對較高，預計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將上漲2.7%。生產者價格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情況下，延續負增長態勢， 1-11月份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已連續21個月下降。房地產價格漲幅較高。社會普遍關心的房地產價格今年以來呈現持續上漲局面，上漲幅度偏大，按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計算的全國商品房價漲幅達到8.1%，同比加快1.5個百分點。
（四）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
今年以來，我國在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方面呈現出新變化。一是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一產業穩步發展，糧食生產有望再獲豐收；服務業延續較快增長態勢，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長8.4%，較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5.5%。新興產業和新興業態發展迅猛，成為結構調整的亮點與重點。前三季度，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達7.5萬億元，增長35%，軟件業完成業務增長23.7%，信息消費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拉動作用日益明顯，并有力帶動了物流、倉儲、郵政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對增加就業起到積極作用。同時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落后產能加快淘汰，列入2013年公告的19個行業落后生產線已實現關停。二是民間投資比重提高。1-11月份，我國民間投資比重達到63.5%，較上年同期提高1.7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投向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資金增長較快，尤其是第三產業增速提高2.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投資體制改革的推進下，許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準入放開，促進了民營經濟發展。三是東部地區創新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今年以來，東部地區部分勞動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向中西部加快轉移，信息、醫藥等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率先企穩。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潛力和比較優勢得到釋放，東中西地區各自的動態比較優勢逐步形成。四是節能減排取得積極進展，國家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機制建設，6月深圳碳交易市場上市，9月出臺“大氣10條”，前三季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降低3.6%。
（五）就業形勢較為平穩
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增強，特別是隨著就業容量較大的服務業發展加快，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速可以創造較多的就業崗位。近年來我國就業彈性大幅提高，每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吸納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2012年增加至164萬人。1-11月份，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242萬人，超額完成全年就業目標。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就業人數增長最快，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服務部門就業人數增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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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風險隱患
我國經濟從10%左右的增長速度向目前8%左右的速度轉換后，出現了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新興產業尚未形成、貨幣政策擴張后大量資金進入房地產和其他虛擬部門、政府通過基礎設施拉動經濟增長帶來負債增加、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財政收入減緩等諸多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風險是體制改革滯后的結果，是新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表現，也是應對金融危機期間大規模擴張政策的代價。
（一）產能過剩制約經濟回升程度
我國的產能呈現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一方面，我國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處于嚴重過剩當中，有的處于絕對過剩狀態。另一方面，過剩行業的投資仍在增長，而且大部分為現有水平的重復投資，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劇。在中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加快淘汰和兼并重組，過剩行業的利潤會繼續下降，優秀企業難以發展壯大。
（二）財政金融風險調控難度增加
近年來，財政收支矛盾日漸顯現，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受到制約，債務風險提高。與此同時，由于貨幣投放量偏大，貨幣環境寬松，融資平臺公司負債增長較快。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我國廣義政府債務增加到占國內生產總值近50%左右，這些負債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出售土地收入支撐借貸和償還，或者舉新債還舊債。為繼續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融資，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大規模擴張影子銀行業務。隨著國內企業兼并、破產增多，部分理財產品信用違約風險提高，這些因素積累導致金融風險不斷上升。
（三）房地產市場分化加劇系統性風險
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在調控政策、實際需求、區域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下，出現明顯分化走勢。一方面，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繼續累積。以限購限貸為核心的房地產調控并沒有抑制住房價上漲，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房價不斷飆升，遠遠超出居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我國部分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規模不斷擴大，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較快，房地產自住與投資需求不足，出現了嚴重過剩局面，部分城市價格出現連續下跌。
（四）企業經營成本上升
在產能過剩影響下，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負增長，企業實際融資成本顯著提高。2005-2012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4.4%，2010-2012年農民工月均收入年均上漲17.4%，企業用工成本提高。環保成本、土地和資源產品價格呈現剛性上漲局面。在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大部分企業微利經營，影響未來投資、技改等生產經營活動。
（五）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
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不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結構性失業主要是由于我國產業結構、社會結構變化，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特征與社會對勞動力需求不吻合，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表現在行政與內勤人員供給過剩，大專院校畢業生的知識結構與企業需求脫節就業形勢嚴峻，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較強，短期就工現象突出，而技術工人和高端技術研發人員嚴重短缺。2014年，我國大學生將達到727萬人，比上年增加28萬，過剩行業下崗職工增加，結構性失業趨于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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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仍具備保持穩定增長的基本條件
（一）世界經濟仍將延續緩慢復蘇態勢
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情況有望好于2013年，增長格局逐步由新興經濟體主導轉變為發達經濟體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世界總產出2013年增長2.9%，2014年增長 3.6%，提高0.7個百分點。經過五年的調整，發達國家系統性金融風險明顯降低，“再工業化”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效果初顯。美國經濟在頁巖氣革命、出口倍增計劃、智能制造等眾多經濟戰略拉動下，消費市場再度啟動，房地產市場走出谷底，IMF預計，2014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6%，比今年提高1個百分點；歐洲隨著成員國財政改革以及救助機制的完善，歐債危機沖擊逐步緩解，出口競爭力回升，2014年歐元區經濟有望實現微弱增長；日本經濟在安倍經濟學刺激下，仍將保持溫和增長態勢。但是新興經濟體增長動能疲弱，結構性矛盾突出，在增長放緩、資本外流和本幣貶值三者疊加下，部分國家金融乃至實體經濟可能出現危機，成為明年世界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縱觀世界經濟，發達國家新的增長動力源尚不明朗，美國等國家的貨幣政策存在退出可能，世界貿易投資格局變化方向不確定，全球債務風險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區域動蕩給世界經濟帶來不穩定性。世界經濟向好，整體有利于我國外需回暖，但全球經濟領域存在的復雜性亦將給我國進出口帶來不確定性，我國低端制造業向外轉移，發達國家需求回升對我國出口拉動有限，而新興經濟體增速下滑對我國出口將帶來不利影響，我國吸引外資難度將加大。同時新興經濟體減速將推動國際市場大宗初級產品價格穩中趨降，有助于降低我國進口成本，并減輕輸入性通脹壓力。
（二）我國經濟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
當前我國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能力逐步提高，國內需求擴大和供給改善潛力巨大。
1、改革開放深入推進將極大調動和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新一屆政府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大力推進經濟、行政領域各項改革，已陸續出臺的各項改革舉措在明年將會繼續發揮積極成效，不斷激發市場活力和增長動力，大力推動經濟發展。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未來改革路線圖、時間表做出全面部署，在財政、金融、行政、價格、城鎮化等領域改革步伐加快，這將極大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作用，調動企業尤其是民營經濟積極性，釋放制度改革紅利。
2、國家努力打造“經濟升級版”，調整優化結構展現良好態勢。區域方面，東部地區不斷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目前轉型升級取得初步成效，經濟增速率先企穩。由于東部經濟總量大、占比高，未來有利于帶動全國經濟穩步運行。產業方面，第二產業比重回落，第三產業增長較快，服務業發展加速，新興產業增勢良好，新興業態蓬勃興起，經濟增長潛力逐步累積。企業方面，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指導下，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倒逼下，部分企業積極進行技術升級，加大研發投入，科技創新水平有所提高。今年以來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利潤上升，增加了企業擴大投資、強化技改等生產經營后勁。
3、我國國內市場空間廣闊，擴大內需潛力巨大。當前我國儲蓄率維持在較高水平，仍將可以保持較高的投資水平。在高鐵、城市基礎建設、信息基礎設施、節能減排、棚戶區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設等領域仍有較大的投資需求空間。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民收入增速和水平都有明顯提高，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奠定了基礎。我國不斷突破戶籍、土地、教育等制約城鎮化發展的障礙，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為內需增長注入新動力。
4、宏觀調控水平不斷提高，宏觀政策仍具備運用空間。今年以來，我國在宏觀調控上創新思路，提出了“底線思維”理念，確定了按“上下限”調控的合理區間，采取了與“穩中有進、穩中有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在調控方向、力度和時機的把握上，在調控手段和工具的使用上，都增加更多的鮮活經驗。總體上講，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仍具備較大的空間，國家總體資產負債安全，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余額均處于安全線內。銀行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較高，有足夠多的調節流動性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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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宏觀調控政策
2014年，既要著力化解一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防范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緩解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猛、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等問題，也就是要“去產能”、“去杠桿”、“去泡沫”，又要保持經濟適度增長，防止結構性失業。因此，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必須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
（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2014年，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然不足，經濟回升勢頭并不穩固，需要保持一定規模的財政支出和必要的結構性減稅來帶動和引導社會需求。同時，民生等薄弱領域和關鍵環節財政支出剛性較強，深化改革和推進轉型升級也需要一定的財力支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穩定財政赤字率、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以及結構性減稅上。建議2014年中央財政赤字規模安排9500億元，比2013年增加1500億元；中央代地方發行4000億元國債，和2013年持平。全國財政赤字規模增加到13500億元，赤字率約2.2%。結合稅制改革，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將郵電電信業和鐵路運輸業等行業納入營改增試點。清理規范區域優惠政策，轉向實施產業導向稅收優惠；實施煤炭等品目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進一步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從嚴控制一般性支出，增加棚戶區改造、節能環保、鐵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支持農業可持續發展新戰略，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地方融資渠道，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等方式舉借債務，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情況的監控。
（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2014年，為了有利于市場主體形成合理和穩定的預期，保持經濟平穩增長，避免觸發潛在財政金融風險，貨幣政策不宜過緊；同時，為“去產能”、“去杠桿”、“去泡沫”和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政策環境，貨幣政策也不宜過松。因此，貨幣政策應繼續保持穩健取向，并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考慮到目前貨幣存量過高以及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和物價之間的經驗關系，建議2014年廣義貨幣增長13%，和2013年預期目標一致。加強流動性調控，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適度增長，穩定市場預期；盤活存量、優化增量，加大對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引導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創新創業企業、三農等發展提供金融支持。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貸款利率管制的完全放開使利率市場化大為推進，市場利率對資金的配置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我國金融調控開始從數量調控為主逐步進入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并重的階段。應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和公開市場操作，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和銀行間市場利率水平平穩波動。市場利率體系尚未完全形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仍需改進，應逐步完善利率間接調控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條件，適時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價格型工具的政策有效性。
（三）積極擴大有效需求
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充分挖掘消費潛力，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積極培育信息消費，養老、醫療、保健消費，環境消費等新業態；改善消費環境，推進流通環節倉儲、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降低消費品流通成本，加大食品、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確保品質安全。充分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進步、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調整預算內投資結構，大幅壓縮用于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停止建設樓堂館所等投資；深入貫徹落實“新非公36條”，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確定重點投資領域，加快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支持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推進棚戶區改造工程建設，加強農業、水利投資等，充分發揮出口的支撐作用。保持傳統出口優勢，同時形成以技術和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帶動關聯行業出口的新模式，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加強與相關國家與地區的自貿區建設，穩固推進投資協定談判；全面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探索改革新路徑，推進服務貿易增長，擴大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強對走出去的宏觀指導與服務，簡化審批程序，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積極性，提高對外投資效率；加大對國際大通道內外互聯互通建設的協調力度，積極推進陸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努力開拓國際經貿合作新領域；擴大國內轉方式調結構所需設備和技術等進口，增加原油、貴金屬、糧食等初級產品進口。
（四）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一是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落實“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更加注重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抓好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二是化解產能過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化解產能過剩的核心要義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方面是完善市場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優勝劣汰，淘汰落后產能；另一方面是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組織創新等創新發展，推動產業升級，形成更具競爭力、更具優勢的主導產業，從根源上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三是加大環境治理與保護生態工作力度，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推進節能減排；推進工業、農業、服務業循環經濟發展，力爭實現資源能源循環利用；落實和完善大氣污染治理計劃及配套政策，重視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四是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細化區域政策指導的空間格局，注重產業區域間梯次轉移；加強跨省區、跨流域、跨行政區協作與共建，打造一批具有區域特點的經濟圈與經濟帶；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提高貧困地區群眾生活水平。五是積極穩妥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推動出臺戶籍、土地、資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組織編制實施重點城市群發展規劃，各地因地制宜編制和實施本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圍繞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元化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設市模式、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區域開展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試點。提高東部地區城市群綜合交通運輸一體化水平，推進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內主要城市之間的快速鐵路、高速公路建設，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與交通干線、交通樞紐城市的連接。強化市政公用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
（五）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繼續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重點關注農民工、社會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情況。二是重視結構性失業問題，鼓勵技術教育培訓，同時拓寬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做好化解產能過剩過程中下崗職工再就業工作。三是加快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探索適合國情、符合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住房模式，主要思路是通過加大供給，通過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保障低收入群體住房需求，同時重點增加住房建設用地供給，提高土地容積面積，打破城市與周邊地區之間、城區與郊區之間的行政壁壘和市場分割狀態，用改革創新的辦法抑制房價、擴大住房消費。
（六）積極防范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需要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一是加強源頭規范，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加大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清理和規范力度。制定統一標準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嚴格限制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時將融資平臺的資金、負債以及項目效益等公之于眾。二是盡快建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允許地方政府合理舉債，短期內加大財政部地方政府債的力度。三是建立有效的償債機制，地方政府應通過出售、轉讓或證券化國有資產償還債務。四是研究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的條件和懲罰措施，包括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等，約束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
（七）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發展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把經濟體制改革分為四類，區分情況、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屬于方向明、見效快的改革，地方和部門可以授權操作，2014年有望推進實施；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包括房產稅等由于涉及面廣，需要中央決策，將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待全面統籌和審定后，適時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等由于認識有待加強，將先行試點，探索規律；涉及到修改現有法律的改革如生態保護、土地法修訂等，將加強研究，盡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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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基本經濟走勢
根據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分析和2014年我國經濟政策導向，2014年我國經濟增速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從經濟增長速度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會加大經濟下行的壓力，而釋放改革紅利、基礎設施投資和庫存回補因素將推動我國經濟穩定增長。制造業產能過剩會降低企業投資意愿，開工面積連續兩年增速較慢和部分地區銷量遲滯會影響房地產投資，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范圍和領域擴大有利于服務業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會保持穩定，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會略低于2013年。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有所放緩，將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而信息消費、社區消費等新型消費模式會顯示較大潛力，嚴格公務消費對抑制餐飲等消費的滯后影響基本消失，2014年消費需求基本穩定。美國經濟復蘇勢頭增強，歐元區經濟出現改善跡象，日本經濟在強力政策刺激下步入復蘇軌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壓力減小，我國對發達國家出口將有所好轉。由于新興經濟體增速下滑，貿易保護主義依然嚴重，出口難有大的改變，國內需求減弱使進口增速難以加快，預計2014年進出口將增長9%左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增強。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7.5%左右，工業增加值實際增長9.5%，繼續處于中高速增長態勢。
第2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形勢；宏觀；宏觀經濟；走向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3）22001701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運行狀態以及其經濟活動的總體活動簡稱為宏觀經濟，簡單來說也就是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總體活動。然而，由于一個國家內外經濟狀況的不斷變化，并為了能夠實現國民經濟活動與發展的穩定增長的態勢，就需要采取宏觀經濟政策，也就是以政府為主體，采取相關的政策措施，對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調節，從而實現宏觀經濟的國民產出水平、穩定物價、低失業率等目標。
宏觀經濟政策是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發展形勢而采取的相應的對應措施，因此，下面筆者就根據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進行相關分析。
1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下的經濟形勢進行探討
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相對健康，主要在于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一直處于長期平穩且快速發展的狀況，這種經濟發展狀況也正好符合了經濟健康發展的標準。具體來看，我國的GDP、財政收支、投資于對外貿易等實現了長期的快速發展，且從增長數據判斷來看，其增長的速度也較為合理，也形成了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國家。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后革命時代”。所謂“后革命時代”，指的是未來的經濟革命時期。“后革命時代”首先表現為以“和平、和諧、共同發展”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題，強調經濟發展為時展的主旋律。其次，“后革命時代”著力于生產關系的轉變，提高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適應性，從而實現經濟發展的創新與優化。因此，從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已經做好準備，逐漸走向經濟發展的“后革命時代”。
當前的“后危機時代”即將過去，從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來看，全球的經濟復蘇的勢頭仍在持續，基本上已經實現了金融危機的渡過，雖然目前也存在著一些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但從整體的發展形勢來看，從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后危機時代”也即將過去，逐漸開始走向新的宏觀經濟發展道路。
步入了經濟發展的“雙重并存”階段。一般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要渡過三個階段：首先是建設階段，其次是發展階段，最后是消費階段。然而，當前的“雙重并存”階段指的是我國的東部地區已經發展到了“發展與消費并存”階段，而我國的中西部地區仍處于發展的“建設與發展并存”階段。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存有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沒有實現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并伴有其他的經濟問題。
2簡要分析我國目前經濟狀況存在的問題
雖然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發展來看，我國經濟處于平穩持續快速發展時期，并逐漸走上“后革命發展”時期，但在這些良好的經濟信號下，仍存在著一些經濟問題。
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實現優化。從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來看，主要依賴于我國的外貿出口與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實現根本性的轉變。經濟增長依賴于外貿出口則體現了我國國內的消費不足，尤其其個人消費，而較大數量的投資就會造成本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加，從此以往，就會造成外匯積累較大，國際收支與國際貿易出現雙順差，從而增大了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這兩種經濟增長方式存有不利于我國經濟長期性發展的弊端，需要通過調控手段，逐漸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健康化。
當前我國的經濟調控政策存有局限性。宏觀調控主要是在市場經濟中，通過政府采取經濟、行政以及法律手段來對經濟的運行進行有關調節，該手段主要是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從而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然而，從我國具體的經濟形勢來看，我國的經濟調控政策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某些領域難以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其次，宏觀調控表現為對市場經濟的干預，且具有一定的不穩定性。最后，宏觀調控需要較為專業的知識作為基礎，一旦調節出現錯誤，就使經濟出現更為嚴峻的問題。就業率低與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就業率低、通貨膨脹形勢嚴重是目前我國人民能夠切身感受的經濟問題。就業率低主要表現在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據調查顯示，2009屆大學生的就業率僅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而目前我國出現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的經濟狀況主要原因在于“流動性過剩”，也就是“錢多資少”，人民幣的投放速度過快。這種情況不僅對造成勞動成本上升，物價上漲，還會使人民財產流失，從而造成更大的經濟問題。
區域經濟發展發展不平穩問題凸顯。正如前文提及，我國目前處于“雙重并存”的經濟發展階段，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快于中西部。另外，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問題也十分嚴重。總的來說，在這種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宏觀經濟形勢下，我國的經濟發展依舊面臨著許多挑戰欲風險，且伴隨著諸多不確定的、不穩定的國內、國外因素。
3就我國經濟形勢的宏觀走向進行相關探究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是推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優化，改善目前經濟形勢的重要措施，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防線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因此，以下筆者就我國經濟形勢的宏觀走向進行有關探究。
以積極態度逐漸走向“后革命時代”經濟發展道路。“后革命時代”是以和平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是逐漸完善市場經濟發展與提高生產力的時代。所以，為了走向“后革命時代”就需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當前的和平時代，努力將中國經濟推向未來，推向現代化。其次，注重經濟發展途徑的創新型，轉變滯后的、不合理的經濟發展結構，不斷加強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與改進，并實現市場經濟主體的生產要素的創新，從而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未來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最后，合理利用投資、消費、出口三個經濟拉動力，通過調整投資、消費、出口的比例從而利用者“三駕馬車”拉動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步上“后革命時代”健康發展的路子。
合理利用宏觀調控政策，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宏觀調控主要依賴于三種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為了使我國走上健康、穩定發展之路，就需要合理利用這三種手段，借助于價值規律與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區域予以調解。首先，要推進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一方面不斷將城市的有力資源注入鄉鎮發展，另一方面鄉鎮應該不斷優化農業的生產要素，實現產業的規模化經營，從而在加強城鄉聯系的基礎上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另外，對于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也應該遵循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將東部的技術、資金資源引入中西部，帶動中西部的經濟發展，從而使我國經濟發展實現協調、平衡。
堅持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的經濟體系，其主要是指在這種體系下的生產、銷售等市場經濟活動完全主導于市場的價格機制，并通過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力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效果。因此，在我國政府調節經濟走向的同時，還應該利用市場經濟這雙無形的“手”，將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整形結合起來，從而在這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共同的作用力下，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完善與改革，推進我國經濟走向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未來經濟發展之路。
總的來講，目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存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并在不斷完善與調整的過程中，仍面臨著國內、國外的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所以，為了能夠推進我國經濟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就需要立足于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不斷探究目前存有的經濟問題，以實現我國宏觀經濟走向的準確判斷，從而在政府為主導的前提下，借助有行與無形之手，推進我國經濟發展走向新的健康、創新發展路程。
參考文獻
[1]王碧峰，周傳龍.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問題討論綜述[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03）.
第3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 資產價格 宏觀經濟 貨幣供給 股票市場
伴隨著資產市場的不斷擴大，資產價格的波動也變得更為劇烈，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學者們對資產價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票和房地產這兩個市場，而研究內容則主要側重于關于資產價格泡沫成因的研究及關于資產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穩定的研究。本文主要從客觀因素的辨析出發，基于資產價格理論，運用計量方法來考察2008年以后中國股票市場的波動。
一、中國資產價格波動的驅動因素分析
1、根源于預期
人們購買資產的直接動機是為了獲得投資收益，因此，決定資產價格最基本的因素就是資產未來獲得收益的能力。做出任何一項投資決策需要衡量投資的成本與收益，這就需要做出向前的預期，將未來可能獲得的現金流折現成為資產的現值，這符合資產的本質屬性，也符合我們一般的投資決策過程。但是這種向前預期的定價方法又帶來了新的問題——不確定性。向前的預期由于不同主體間信息的不對稱、以及主觀認識的差異會大不相同，從而造成了不同投資主體對同一資產的價值的不同看法，最終會形成資產價格的波動。
2、客觀因素
（1）宏觀經濟形勢。向前預期的定價方法使得資產的價值取決于未來獲取收益的能力，而未來的收益又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資產價格波動的當前變化歸根結底反映的是“預期的宏觀經濟形勢”。宏觀經濟是個體經濟行為的綜合，是個體預期的綜合反映，當前的經濟形勢是前一階段人們預期的結果，而未來的經濟形勢又反映了人們當前的預期。如果某一時期內資產價格呈現持續的上漲或者下跌，那么，資產價格的這種趨勢必定與這一階段的宏觀經濟形勢相符合，這一階段的宏觀經濟形勢應當也是同樣的趨勢。
（2）政策制度。中國股市發行、退市和分紅等制度的不完善，上市公司質量存在隱患，投資者教育的缺失，使中國股市的“投機性”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和國際資本進出的沖擊之下，表現出了繁榮時期的泡沫化，以及對于實體經濟一定程度背離的疲軟走勢。
3、主觀因素
行為金融學認為，人是復雜動物，不論客觀條件上是否存在限制，人的決策行為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各種心理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認知偏差。資產的虛擬性和它的投機性使人們對于資產的買賣摻雜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這使得我們必須重視投資主體非理性在資產價格波動中所起的作用，從而能夠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避免對實體經濟的損害。
資產價格波動因素分析如圖1所示。
總結資產價格波動的驅動因素，其根源于資本化的向前預期的定價方式，這種定價方式本身就蘊含著未來的不確定性。同時，股票這類金融資產屬于虛擬資產的范疇，其交易成本低、流動性強，其運行特征相對于實體經濟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
在向前預期的定價機制下，資產價格波動的最根本的客觀驅動因素是宏觀經濟形勢，它決定資產未來收入現金流的多少，是資產定價的基礎。但是中國資產價格波動的驅動因素又具有特殊性，就股票價格而言：第一，金融市場投資品種單一，不完善的發行、退市、監管和分紅機制的存在，使得我國股票市場交易具有更多的“投機性”。第二，中國的融資渠道仍以銀行信貸為主，利率市場化沒有完全放開，同時，考慮到我國財政體制的特殊性，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對資產價格具有更大影響。第三，投資主體投資理念的不成熟，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相對較晚，但規模擴張十分迅速。投資者很多都是跟風入市，面對股市的跌宕起伏被各種非理性思想所左右。
二、對中國2008年以來A股市場的實證分析
本文以2008年以來的A股市場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A股市場股指與中國實體經濟發展指標和貨幣政策指標的VAR模型來考察股市與實體經濟和經濟政策之間的聯系，并通過脈沖相應分析來考察其相互間的影響，說明該時期內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客觀驅動因素。
1、數據選取與處理
選擇工業增加值IAV同比增度，貨幣供應量M2，以及上證綜合指數SHDEX三個指標來反映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市場流動性和股票市場走勢，所有數據均為月度數據，樣本期間從2008年1月至2012年11月。然后，用X-12方法對其進行季節調整，并對季節調整后的數據取對數減輕數據的過度波動與異方差問題。
2、數據的平穩性和協整檢驗
從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來看，序列不平穩，但呈現一階單整I（1），這說明三個序列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的結果（表1）顯示，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這說明工業增速、貨幣供應量，以及上證綜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3、VAR模型與脈沖相應分析
運用Eviews建立VAR模型之后，對模型的特征根進行AR Roots檢驗，結果顯示VAR模型是穩定的。脈沖響應函數是指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如果給貨幣供應量一個正向沖擊，其并沒有對股票市場帶來明顯的影響，而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第一期有正向反應，在隨后的階段逐漸衰減趨近于零。這說明這段時期內，流動性并不是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但是對于實體經濟有明顯的影響，見圖2。
如圖3，給上證指數一個正向沖擊，工業增速會在接下來的兩個時期快速上升，隨后緩慢下降，逐漸趨于平穩。這反映了股市資產價格對經濟的預期作用，資產價格波動的基本驅動因素是人們“預期的宏觀經濟形勢”，股票價格的正向沖擊代表了投資者對經濟向好的預期，經濟主體對于未來經濟的樂觀看待會直接帶來更多的消費、投資行為，從而帶動經濟增長。
4、格蘭杰因果檢驗
三個序列呈現一階單整I（1），通過對其一階差分的格蘭杰因果檢驗來考察三個變量間所呈現的統計上的因果關系。從表2中可以看到，只有上證指數是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的Granger原因，其他變量之間均沒有明顯的統計上的因果關系。這進一步印證了上面脈沖相應分析的結果，即2008年以后至今，股市資產價格的波動反映了預期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的變化。
三、結論
實證表明，2008年以后中國股票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其波動反映了人們“預期的宏觀經濟形勢”，而貨幣政策和流動性并沒有對資產價格波動起到太大作用；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整個股票市場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投資主體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但這似乎與投資者對股市表現的抱怨相差甚遠，對于這個問題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投資者抱怨中國股市是基于中外宏觀經濟增速的對比，即，中國經濟增速比國外發達國家要高，但是股票市場的表現卻不如發達國家股市的表現。這種說法的問題在于其針對股市漲跌這樣一個相對變化的比較并沒有基于經濟增長率相對變化的比較，并非只要GDP增長率是正數，股市就一定要漲，或是我國GDP增長率高于其他國家GDP增長率，股市收益率就應當高于其他國家股市收益率。這是明顯有問題的，因為股票的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經濟增長的因素，因此股市的漲跌，反映的是一國經濟增長率的相對變化。
第二，中國股市的疲軟是經濟發展調整的必然過程。中國股市本身與國外股市存在差異，平均估值高于國外股市，股票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國股市的疲軟反映了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與實體經濟“軟著陸”的經濟現實一致。中國經濟面臨著轉型的巨大壓力，高速增長的時代很可能一去不返，股票市場的表現雖然令投資者不滿，股票市場制度的建設仍有待完善，但這樣的表現主要并不是股市本身存在的問題，而是我國的經濟現實所造成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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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退出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輪經濟上升期出現的部分地區和行業投資偏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導使然。除了地方黨委和政府換屆的“政治周期”推動,以及財政稅收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體制性因素影響以外,以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迅速升溫也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不可否認,積極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走出通貨緊縮,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可謂功莫大焉。但是,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不再是總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刺激總需求擴大。對此,去年底以來,貨幣政策選擇了適度從緊的取向。而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手段——財政政策,如果繼續在“積極”的道路上前行,勢必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相矛盾,也將進一步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
另外,從規避風險的迫切性看,僅長期建設國債就累積達到9100億元之巨,而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這些都為財政運行本身帶來不小壓力。因此,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不合時宜,現行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必須作出調整的時刻。
我國當前的財政收支狀況為財政政策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
首先,近年來我國稅收一直保持較快增長。由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近年金稅、金盾和金財工程全面實施,稅收征管進一步強化,稅收實際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14306.7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億元,同比增長30.6%,完成年度預算60.7%,這是近年來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進度最好的一年。雖然下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將放緩(如清欠出口退稅、部分偏熱行業引起的稅收增加部分將隨著宏觀調控見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財政收入增加額仍可能達到4000億元左右。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為壓縮赤字、減發國債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來積極財政政策逐漸縮小擴張力度,實際上在進行淡出性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2004年維持了3198億元的赤字,沒有安排新增赤字。隨著GDP的增長,實際的赤字率(赤字/GDP)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億元,調低到2003年的1400億元,2004年又減少至1100億元,并且明確承諾將逐步停發。(3)2003年10月出臺的新出口退稅政策,使出口退稅率在總體上降低了3個百分點。(4)長期建設國債的投向有所調整,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建設項目,擴展到在建重點工程的后續投入、公共項目的欠賬填補和支持亟待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這些實踐不僅為財政政策進一步調整積累了經驗,而且形成了擴張性財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預期,這將減少政策調整的難度和阻力。
二、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從擴張性政策逐步轉向平衡性財政政策
基于宏觀經濟形勢的改變,對財政政策作出調整的必要性已經被大家所認識,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淡出”或“轉向”。但是對如何調整,調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調整后政策的新作用點等問題則存在爭議。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把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界定清楚。
財政政策一般分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稱自決的財政政策)和“內在穩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稱非自決的財政政策)兩大類。前者又根據不同的宏觀經濟條件和對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平衡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國債和稅收。平衡性財政政策通常指維持財政收支大體平衡,不影響總的社會需求狀況,亦即不應新增政府支出和增發國債及減稅,人為地進行擴張;也不應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稅,人為地制造緊縮。而所謂自動穩定器,一是指稅收(主要是所得稅等直接稅)的自動穩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轉移支付)的自動穩定功能;平衡財政政策與自動穩定器屬于不同政策類型,前者是當局的積極行為,可以在不影響總需求情況下,對財政收支進行內部結構調整,采取同幅度對沖性政策組合,比如減稅與減少政府支出組合,或者增稅與增加政府支出組合等。而后者是當局真正的“不作為”,讓財稅制度自動發揮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來國際上對自動穩定器的調節作用給予較多關注,但是在我國以間接稅(主要是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下,自動穩定器的作用還很薄弱。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正應該是平衡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在總量上,平衡性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不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維持財政預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維持當期預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減赤字余額,并保證不出現新的赤字。在結構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過熱行業的發展,財政資金從“越位”領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頸部門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財政資金轉向公共財政“缺位”領域。實行平衡性財政政策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而是強調在穩定社會總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對沖性政策組合,努力實現預算平衡,優化支出結構,引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持續發展。
三、“平衡的財政政策”在當前可表述為“適中的財政政策”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認為在財政政策的名稱選擇上可考慮三個標準:(1)是否代表了宏觀經濟形勢所需要的政策類型;(2)是否明確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準確傳遞政策信號,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義和誤解。
對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名稱選擇,大體上有以下7種主張:(1)“適度的”或“溫和的”財政政策;(2)“可持續的”財政政策;(3)“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4)“穩健的”財政政策;(5)“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6)“結構性”財政政策;(7)“中性”財政政策。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種提法,“適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對于財政政策調整方向并沒有指示,可以適度擴張,也可以適度緊縮,不便于引導預期,對于以上三個標準都不滿足。而“溫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減輕、柔和、適度和不過分等意思,可能會給人逐步降低和減少擴張幅度的預期,但是容易引起誤解。關于“可持續”的提法,強調的是財政政策堅持收支平衡、不搞無米之炊,并使財政政策的重點轉向加強薄弱環節,支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個提法帶有中長期特點,但對短期宏觀經濟調節的導向比較模糊。至于“相機抉擇”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財政政策的類別和具體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而且導向并不清楚,顯然也不合適。而“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他們的支撐點在于認為我國當前財政政策既然不擴張也不緊縮,那么選擇穩健的提法正合適宜。其實不然,僅從“穩健”一詞很難判斷出政策的方向和趨勢,雖然我國近年貨幣政策也采取了“穩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執行的實質上看,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適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之所以稱穩健,其強調的是在松動銀根、支持增長的過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風險。這樣來,如果財政政策也稱“穩健”的,則可能使人們比照貨幣政策來理解,而形成繼續擴張的錯誤信號和預期。因此,這個提法不滿足第二、第三條標準,顯然也不合適。至于第五種提法,“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可能有矯枉過正之嫌,從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看,的確存在呈現局部偏熱,警惕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還沒有需要進行全面緊縮的時候,而且宏觀經濟本身還存在再次步入通貨緊縮的不確定性,所以這種提法不滿足第一條標準。而主張使用“結構性”財政政策的提法,應該說其抓住了我國財政政策調整后的主要著力點——支持結構改革。但是作為一項財政政策的名稱,它并沒有標明政策調整的總體方向。結構調整可以在擴張中進行,也可以在緊縮中進行,即不滿足第二條標準,所以也不太合適。
目前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經典財政理論對“中性財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沒有嚴格界定,一般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經濟自由主義觀點,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由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影響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二是政府干預主義的觀點,將財政政策定位于擴張性與緊縮性之間,強調在總量上不影響社會總需求。當前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正在討論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層意思,其實質與平衡性財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財政政策有一個硬指標——預算平衡,而我國當前3198億元赤字的削減不可能一蹴而就。馬上轉向“平衡的”財政政策會給人們傳遞過于“嚴格”的信號,容易誤解政策調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財政政策也可能被誤解為政府“無所作為”和“經濟中立”,不利于準確反映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
據此,我們建議財政政策的調整取向應為“適中的”,“適”表明漸進和適度的意思,標識了政策的力度,同時也留下了靈活操作的空間;而“中”則表明政策調整的方向,強調不偏不倚,介于擴張和緊縮財政政策之間。“適中的財政政策”這一提法,能體現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是逐步實現預算平衡(考慮到削減赤字的漸進性,預算收支平衡應當作為一個中期目標,例如在“十一五”期間達成),并能體現政府在政策調整中將“有所作為”的態度,又能反映政策調整的漸進性特征,而且能讓更多的人、特別是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滿足以上我們提出的三個判斷標準。
四、“適中的”財政政策實施要點建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建議“適中的”財政政策應當包含以下幾方面含義:
(一)大規模減發長期建設國債,甚至停發,盡快兌現將其調減至零的承諾
第5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銷售電價 調整 措施
1、銷售電價調整方式
銷售電價受國家管制，定價原則是公平負擔，有效調節電力需求，兼顧公共政策目標，保護電力企業和用戶的合法權益。目前我國輸配電業務尚未分開，銷售電價的調整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定期調整方式。定期調價是指政府電價主管部門每過一段固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的整數倍，對銷售電價進行校核，如果年度間成本水平變化不大，銷售電價應盡量保持穩定。
第二，聯動調價。是指與上網電價實行聯動。政府電價主管部門核定銷售電價后，實際購電價比計入銷售電價中的購電價升高或下降的價差，通過購電電價平衡賬戶進行處理。當購電電價升高或下降達到一定的幅度時，銷售電價相應提高或下降，但調整的時間間隔最少為一個月。
第三，特殊情況下電力企業提請政府調整的方式，受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供電企業經營困難時，可向政府申請調整銷售電價。
銷售電價調整的程序一般先由電力公司向政府提出調價方案，并附上必要的資料；再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向多方征求意見，形成電價調整的總體方案，并根據總體方案測定本省具體電價調整方案，報國家價格主管部門批復后執行。
自2003年以來，全國性銷售電價調整8次，提高幅度14.32分/千瓦時，其中11.4分為疏導上網電價上升、1.03分為政府性基金及附加、1.89分用于解決供電企業輸配環節矛盾。
2、銷售電價調整因素
銷售電價調整因素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水平調整因素，這類因素變化將直接影響銷售電價水平調整，包括：燃料價格、宏觀經濟形勢、物價指數、電力企業經營狀況、政府性基金及附件政策等；二是結構調整因素，該類因素變化僅需對銷售電價結構進行調整，不影響銷售電價整體水平，包括城鄉同價、工商并價、基本電費比重、電壓等級價差、峰谷分時電價等。
2.1銷售電價水平調整因素
2.1.1燃料價格
燃料費用是發電成本的主體。在我國，燃料費用占火電廠發電成本的70%左右。如果燃料購進價格有較大的變化，電價必然要與之作相同方向的調整。2004年國家出臺了煤電聯動機制，規定：以不少于6個月為一個煤電價格聯動周期，若周期內平均煤價較前一個周期變化幅度達到或超過5%，便將相應調整電價。可見，燃料價格變化是銷售電價水平調整的主要因素。
2.1.2宏觀經濟形勢和物價指數
近年來，世界經濟環境瞬息萬變，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十分復雜，國家宏觀調控壓力巨大。電價作為重要的基礎性生產資料，對國家經濟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國家對電價調整時機和力度的把握更加慎重，更加重視電價調整對物價總水平的影響，電價調整總體上服務于宏觀調控需要，已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宏觀經濟形勢和物價指數已經成為影響電價水平調整的關鍵指標，當經濟過熱、物價指數高企時，國家需要調控物價水平，電價不能調整，當經濟發展停滯，市場疲軟時，企業承受能力差，提高電價水平對用電企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電價也不能調整。可見，宏觀經濟形勢和物價指數符合要求是電價調整的前提條件。
2.1.3電力企業經營狀況
上面提到，燃料價格上漲導致電力企業成本增加，需要調整電價，但如果宏觀經濟形勢和物價指數不滿足條件，國家又不允許調整電價，這種情況下，上游增加成本需要電力企業消化。近兩年，煤炭價格大幅上漲，銷售電價無法及時、足額調整，導致電力企業，特別是火電企業普遍虧損，加之國家收緊信貸，火電企業資金鏈出現嚴重問題，無錢買煤導致停機的情況時有發生，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電力供應安全。這種情況下，國家會采取緊急措施，實施電價調整。
2.1.4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目前，國家在電價中征收了多項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用于解決專項問題。例如開征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用于支持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發展，隨著可再生能源發電規模不斷擴大，需要補貼資金不斷增加，征收的基金附加不足時，國家將通過提高銷售電價來增加基金附加收入。
2.2銷售電價結構調整因素
2.2.1城鄉同價和工商并價
城鄉同價前，一般農村用電價格高于城市用電價格，實施城鄉同價將降低農村電價，提高城市電價，整體上保持農村用電降價減少電費等于城市用電提價增加電費，用電成本只是在不同用戶之間進行調整，不提高平均銷售電價水平。因此，城鄉同價是一項結構調整因素。
工商并價與城鄉同價類似，降低某類用電價格的同時，提高另一類用電價格，總體保持銷售電價水平不變。
2.2.2基本電費比重
基本電費是指執行兩部制電價的用戶承擔基本電價相應的電費。基本電費比重是指用戶基本電費占總用電費用的比重。一般情況下，兩部制電價應按照用電成本特征合理制定，即固定成本通過基本電費回收，變動成本通過電量電費回收。當基本電費比重變化時，電量電費也會隨之變化，以保持用戶承擔的總電費水平不變。因此，基本電費比重調整也是電價結構調整的一項內容。
第6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我國當前經濟趨緩的性質：結構性收縮
受凱恩斯理論的影響，對我國當前經濟趨緩，多數人歸結為總需求不足，特別是把全球經濟低迷導致的外需不足視為重要原因。這種判斷是從經濟學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現象出發的，忽略了當前的具體情況和深層因素。
要準確判斷當前經濟趨緩的性質，至少要關注三點：一是當前的經濟趨緩是從接近于兩位數增長的“高位”開始的，與從“低位”開始的經濟下行有質的區別。二是在經濟結構長期不合理的基礎上出現的，尤其是實體經濟結構，不僅表現在附加價值低的行業和產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三是我國經濟體量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國因素與全球因素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已經產生了“質變”，全球市場、全球資源、全球環境、全球流動、全球軍事、全球政治等都會對我國產生深度影響，并從我國反射到全球，這不僅僅是一個“外需”的概念所能涵蓋的。因此，放在全球時空坐標下來觀察當前的經濟下行，其性質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結構性調整與我國結構性調整相互影響疊加而產生的一種結構性收縮效應。這與總需求不足導致的經濟下行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也很難用經濟周期理論來解釋。
（1）結構性收縮：從產業結構來觀察
在產能絕對過剩情況下，任何刺激政策都會失效。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內的過剩產能往往可以通過全球市場來消化，在全球市場高漲的情況下，絕對過剩的產能往往被掩蓋了。一旦全球市場陷入低迷狀態，就會使產能過剩問題暴露出來。問題的嚴重程度，取決于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我國市場經濟現階段還是政府主導型的，產能過剩既有市場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顯著。而且，作為低端產品生產的世界工廠，我國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無論是產品市場，還是原材料市場都是如此。這使我國的產能過剩很容易從相對過剩演變為絕對過剩。而過剩產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政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尤其在經濟下行時期，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往往會留下“病灶”，使絕對過剩的產能難以通過市場的力量來徹底淘汰。這樣，產能過剩就會在“下一次”變得更加嚴重。累積到一定程度，無論政府采取什么樣的刺激政策，經濟增長都會收縮。我國當前的情況大致就是如此。
從產量看，我國鋼鐵、水泥、煤炭、有色金屬等工業品產量都已經接近或超過全球產量的一半，在22個工業大類行業中，我們有七個行業（鋼鐵、紡織、水泥等）產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資產投資減速和節能減排壓力加大等因素，諸多行業低端產能已經絕對過剩，面臨著先進產能替代落后產能的問題。
我國制造業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產能絕對過剩，而且是“大”而不“強”、升級困難，在國際分工中，被長期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從量上來看，我國制造業產值已經跟美國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卻相距甚遠。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國、德國都達到40%以上。我國在自主研發、高端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銷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環節都十分薄弱。我國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一方面產能絕對過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產品的產能卻普遍不足。面對這種格局，靠擴大總需求來穩增長顯然是難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產能過剩愈發顯得嚴重。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總需求不斷萎縮，歐債危機的復雜化和長期化將會帶來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新興市場國家也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和經濟增速放緩的挑戰。總的來看，全球范圍內的“去杠杠化”和經濟再平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全球需求低迷將不是一個短期現象。其次，國內房地產調控當前難以放松。目前，我國房地產正處于膠著狀態，房地產價格既不能大漲，也不能下跌過快，需要在擠壓部分地區房地產泡沫和防范房地產風險中找到平衡點。從長遠來看，房地產業不應成為我國國民經濟和財政增收的支柱，各種由于經濟困難而放松房地產調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則只會使前期調控前功盡棄。最后，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如以光伏產業為代表的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行業規模和市場準入受政策影響很大，也出現了低附加值產能過剩的問題，缺少自己的核心技術。
由此可見，就現有的產能而言，過剩已經不是局部現象，再依靠政府來大規模拉動投資已不現實。因此，依靠實體經濟和民間投資，推進供給端的結構轉型升級，鼓勵創新、創業應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2）結構性收縮：從區域結構分析
近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從經濟增長格局看，我國歷史上長期呈現著“東高、中次、西低”的態勢；2000年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后，這一格局變成了“東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則又變成了“西高、中次、東低”。投資空間結構不斷優化，表明中央區域發展政策效果不斷顯現，區域產業轉移更趨活躍，區域結構在快速調整。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下，一些發達國家積極推進產業回歸和制造業再造，這勢必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的產品出口和發展速度。因此東部地區實現經濟轉型的任務還十分艱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動的視角看待當前東部經濟態勢，也不應走產業回頭路，與中西部地區競爭國內市場，而應瞄準世界上最先進最前沿的領域，積極搶占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的制高點，進一步提升東部地區產業附加值和核心競爭力。
中西部地區面臨“趕超”與“轉型”的雙重壓力。一方面，部分產業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呈加快態勢，對促進中西部發展和增加投資需求發揮了積極作用，中西部地區正在步入增長的快車道。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面臨著資本外流、資源環境瓶頸等壓力，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無法復制東部曾經走過的路，要獲得高質量的快速增長并非易事。而東部在我國GDP中的占比達70%，東部經濟趨緩勢必帶來全國經濟趨緩，即使有中西部的當下快速增長也無法填補東部趨緩導致的缺口。區域結構的這種變化無疑也會引發整個國民經濟產生結構性收縮，帶來經濟增速趨緩下行。
總之，當前經濟下滑是國際國內結構性收縮疊加作用的結果，表面上看是增長速度的回落，實質上則是市場力量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新視角：就業
（1）經濟增長速度不足以成為判斷當前經濟形勢的主要依據
結構性收縮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趨緩下行，這對習慣于僅以經濟增長速度來判斷經濟形勢的傳統思維來說，意味著經濟形勢在變“壞”。當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國經濟趨緩下行至8.1%、7.6%時，認為經濟形勢在變“壞”的這種擔憂情緒在全社會蔓延，甚至已有人開始呼吁政府采取類似于2008年那樣的經濟干預措施。其實，判斷經濟形勢好壞的臨界值指標，并不是經濟增長率本身，更不是所謂的8%，而是就業的狀態。只要勞動力趨向充分就業狀態，即使經濟增長趨緩下行，也說明經濟形勢良好。就業狀態指標比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更具有綜合性，包含了經濟增長、社會狀況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長曲線變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經濟、社會的趨勢，為政府政策選擇提供了更科學的依據。
尤其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經濟體量更大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曲線已不是過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長曲線，因為生產函數已經不一樣了。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經濟增速會隨之自然放緩，很難延續工業化初期那樣的快速增長。我國經濟已經經歷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長，今后很難再保持過去那樣的增速。再以老眼光來看待新階段的經濟增速就很容易導致判斷失誤，誤認為經濟增速趨緩下行是經濟形勢在變壞。經濟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為今后一個時期的常態。經濟增速的參考系該是改變的時候了。
（2）應以就業形勢來判斷經濟形勢而不是相反
從我國當前的就業狀態看，盡管經濟趨緩下行，但就業狀態良好，說明當前經濟形勢沒有變壞，宏觀調控無須做大的調整。
當前，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新增就業崗位繼續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農民工人數比上年末增加508多萬人，同比增長3.4%。2012年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694萬個，完成全年900萬人目標的77%，創下歷年同期最好水平。盡管青壯年勞動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國20～39歲青壯年勞動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減少到4.2億人，勞動力供應下降，從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趨緩下行帶來的勞動力需求缺口，但從另一方面也恰恰說明了勞動力供應對經濟增長的制約。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占比下行，自然也會使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增長趨緩下行。這也意味著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已經無法支撐過去的那種經濟增速。因此，從勞動力的角度觀察，經濟趨緩下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一種自然結果。
（3）從就業來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仍處于正常狀態
按照一般經濟學原理，增長與就業是同方向變化的，而現實卻是反方向變化。這并非現實錯了，而是現實情況發生了不曾有的新變化，即就業狀態不同了，不僅勞動力供求關系在逆轉，就業能力、就業方式、就業觀念、就業區域都已經與過去有了明顯的不同。不僅如此，產能過剩的行業主要是那些GDP效應明顯，而就業效應不明顯的行業，因此，從GDP來看增長慢了，但對就業的影響卻不大，從而出現了經濟增速下行，而就業并未同時下降的局面。這也說明，這種無失業增加的經濟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擔憂。
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
（1）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應以結構性政策為主
以工業轉型升級和構建現代服務業體系為抓手，有保有壓地推進供給端的結構轉型升級，把創新、創業作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結構性政策在制定、實施等環節比總量性政策的難度、復雜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創新，沒有現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結構調整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產業比例關系問題，而本質上是一個創新的過程。
因此，結構性政策的重心應放在創新、創業上。政府可從兩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包括體制環境和政策環境，在創新激勵和創新風險分擔方面發揮市場無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強化創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職業訓練、勞動力培訓等。不言而喻的是，實施結構性政策與體制機制改革的深化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沒有改革的相應推進，結構性政策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2）在“穩中求進”的政策框架下專注于有效增長與就業狀態
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要順勢而為，要著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徑依賴，通過總量放松來追求以“量”取勝，改變過分注重增長速度的傾向。“穩增長”是必要的，其內涵是避免“停車檢修”，以使結構調整在相對平穩的軌道上運行，以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在這個意義上，穩增長是為推進結構調整服務的，即“穩中求進”。要堅決防止為增長而犧牲結構調整的傾向。經濟發展要從以“量”取勝轉到以“質”取勝，實現有效增長，唯一的路徑是結構轉型升級，改變發展方式。因此，穩增長要從促進結構調整的角度著眼，只有與此相符才是經濟政策預調、微調的內容，任何偏離結構調整的穩增長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經濟趨緩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穩增長”呢？關鍵看就業。只要就業指標在合理區間內，對短期經濟增長的回落就沒有必要“草木皆兵”。當然，失業就業指標在統計上有一定的滯后性，但更具有長期意義的導向作用。就業狀態具有綜合性特點，關注就業，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關注了增長，關注了社會公平，也關注了分配格局。從關注增長轉到關注就業上來，并把改善就業狀態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第一目標，也是促進結構調整的要求，因為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和就業環境從根本上決定了結構調整的有效性。
實行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并與有差別的信貸政策相結合，形成政策合力。
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也應當是結構性的，主要從結構方面發力。一是結構性減稅，二是支出的結構性調整，瞄準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給予定向支持。面對財政收入增長大幅度回落的壓力，結構性減稅有打折扣的危險，尤其在地方，已經出現了地方稅收收入逆向增長的現象，值得關注。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結構性減稅與稅制完善應結合起來，盡快推進。例如營業稅改增值稅、針對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個人房產稅，應當盡快在全國推開實行。
貨幣政策應重新回到穩健的正確軌道上來，并適時適度微調，同時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對于結構調整而言，比總量的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貸政策。應把信貸政策和財政政策結合起來，實行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如差別化的住房信貸政策、差別化的行業貸款政策、差別化的企業貸款政策等，盡可能地使資金市場上的資金供應與資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對中微小企業、農村、創新創業企業和個人，都應當給予特殊的融資政策支持。
第7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內容包括：規定繳納存款準備金的對象；規定存款準備金的計提范圍，即規定銀行的哪些負債或哪些存款須交準備金；規定可用準備金的資產，根據存款種類和期限的不同，規定相應的存款準備金率；規定準備金的計提方法。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存款準備金政策與制度》的相關規定，將原各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的“準備金存款”和“備付金存款”兩個賬戶合并，稱為“準備金存款”賬戶；金融機構準備金存款利率為5.22%；將金融機構人民銀行財政性存款中的機關團體存款、財政預算外存款，劃為金融機構的一般存款。金融機構按規定比例將一般存款的一部分作為法定存款準備金存入人民銀行。
一、宏觀經濟形勢及政策調整（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
1 宏觀經濟形勢
（1）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9月以后，經濟形勢變得十分嚴峻：一是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外需增長大幅回落；二是受出口需求增長明顯放緩和國內住宅需求持續萎縮的影響，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加速回落；三是物價增長由猛升轉為猛降，總供給過剩和總需求不足的矛盾顯現。顯示我國經濟正在顯著趨冷。
（2）2009年，經濟實現了快速復蘇，經濟增長率逐季提高，通貨膨脹形勢基本保持穩定，但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如產能過剩趨于嚴重，產業結構低度化。
（3）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期間，中國宏觀經濟仍處于持續復蘇的路徑之中，在實體經濟沒有過熱的情況下，資產價格居高不下，物價水平持續攀高，貨幣存量偏高，資金大規模流向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各種可以“資本化”的產品市場。
（4）2011年下半年以來，進出口增長盡顯疲軟，國內經濟增長放緩趨勢明顯，貸款規模仍然偏低，銀行流動性緊張的局面仍未得到徹底改觀。
2 貨幣政策目標（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
（1）2008年下半年，面對趨冷的經濟形勢，為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政府實施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2）2009年，宏觀調控目標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貨幣信貸快速增長，提高貨幣政策的可持續性，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資金需求。
（3）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間，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遏制物價過快上漲，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4）2011年年末至2012年上半年，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穩定經濟、補充流動性。
3 2008年以來我國準備金政策的調整（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
整理歸納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期間，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與如下：
（1）2008年年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前，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7.5%，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6.5%。
（2）200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共下調存款準備金率4次。2008年年末，大型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5.5%，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3.5%。
（3）2009年，存款準備金率未作調整。
（4）2010年初至2011年6月末，中國人民銀行共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2次。2011年6月20日的調整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21.5%，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8%。
（5）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間，中國人民銀行共下調存款準備金率3次。2012年5月18日下調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20%，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6.5%。
二、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1 評價貨幣政策效應的標準
評價貨幣政策效應的標準是：第一，政策效應發揮的快慢。貨幣政策時滯越短，預期目標實現得越快，政策效應就越好。第二，政策發揮效力的大小與發揮效力時產生負面影響大小與發揮效力時產生負面影響大小之間的比較。如果貨幣政策效力明顯，政府與社會的福利均可達到最優，負面影響較小，能夠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好。
2 檢驗貨幣政策效應的主要指標
計量貨幣政策效應的指標體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可計量的宏觀經濟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失業率、國際收支狀況、消費物價指數等；二是貨幣量相關指標，反應目標變量對中介變量的影響程度，如貨幣增長率、貨幣結構比例等。
針對本文中的貨幣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政策，考慮到貨幣政策目標，本文將就基本的宏觀經濟指標GDP增幅、CPI，貨幣量相關指標貨幣增長率，展開相關討論。
從圖1可以看到，GDP的增速在2009年的1月至5月間出現了拐點，前期減少后期增長；2010年1月至5月間出現拐點，前期增長后期減少，且后期的。而存款準備金率在2008年9月之后下調4次，2010年1月之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2次，2011年12月之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3次。
考慮到時滯等因素的影響，可以發現GDP的增速變化與準備金率的調整方向大致相符。
但存款準備金并非宏觀調控政策的唯一政策工具，經濟危機以來，政府出臺了許多強有力的配套財政政策。因為我們無法斷定，是存款準備金政策的調整影響了GDP的走勢。
從圖2可以看出，消費價格指數在2009年5月至9月間出現第一個拐點，在2011年5月至9月間出現第二個拐點。這與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趨勢并不十分一致。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間，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遏制物價過快上漲，也并未有效實現。
（3）貨幣增長率
由圖3可知，2008年5月以來，我國貨幣增長率（以M1增長率為分析對象）波動較大，并未呈現出明顯規律。我們知道，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機制，一是通過直接影響商業銀行手持超額準備金的數量，調節其信用創造能力，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二是通過改變貨幣乘數，使貨幣供應量成倍的收縮或擴張。但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間，近二十次的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對貨幣總量的影響甚微。
綜合以上三個經濟變量的分析，結合上文所分析的貨幣政策目標，我們暫時無法得出“中國存款準備金政策有效”的結論。
三、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局限性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會使貨幣供應量成倍地收縮或擴張，對經濟產生強烈的震蕩，不能作為一項日常的調節工具供中央銀行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商業銀行日常流動性管理目標與利潤目標產生極大的影響。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與金融機構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本身固有的主動性被弱化。影響政策效應的主要因素是：
1 貨幣政策時滯
中央銀行從制定貨幣政策到貨幣政策取得預期效果，會存在一定時間間隔。可以看到，四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非常頻繁，甚至在一個月內對存款準備金率做兩次方向相反的調整（2008年末），不可不說力度之大，但收效并不明顯。中央銀行從政策制定到實施存在認識時滯和行動時滯。由于經濟結構及各經濟主體的預期和行為因素都是不穩定的和不易預測的，所以外在時滯難以預測。
2 合理預期的抵消作用
在央行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之前，商業銀行可能就進行了超額準備，因此收效并不明顯。政府實施擴張的貨幣政策，企業家預期社會總需求增加，可能只是提高價格而不增加產量。貨幣政策的取向和操作力度透明度的提高，使經濟主體準確預測政策效果成為可能，可能會削弱貨幣政策的效果。
3 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受制度因素、金融創新、利率、預期通貨膨脹、收入水平等的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文中貨幣政策目標與存款準備金政策有效性分析，結合存款準備金政策的特點，建議央行減少使用存款準備金政策的頻率，而更多地與公開市場操作、調整貼現率等政策相結合，以更好地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參考文獻：
[1]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預測（2008-2009），（2009-2010）[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2009
第8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易憲容
對于當前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形勢，就主流的觀點來看，2004年中國經濟運行在邊增長、邊調控的良性互動中取得高速均衡增長，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踏上了少有的健康發展之路。 但是，從近來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來看，情況好像迥然不同。這不僅表現為煤電油運緊張局面依舊，價格水平繼續保持上高位運行，而且表現為生產要素的價格，如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公共服務品的價格仍然在大幅上漲。特別是房地產的過熱，房價持續高速的上漲，目前應該成為中國國內宏觀調控密切關注的重點。
各國普遍以消費價格指數（CPI）作為衡量通脹的標準。但由于這一指數沒有把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納入其中，其界定范圍已經不適應現行的經濟環境了。試想，這幾年中國國內經濟持續發展最大的動力是個人住房消費，居民消費支出最大的也是住房購買，而價格上漲最快也是住房，用現行的CPI來反映整個社會居民的總消費，如何來反映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及通貨膨脹率水平呢？
由于通貨膨脹水平嚴重低估，從而導致中國國內利率一直處于極低的水平上。而過低的利率水平是目前房地產過熱或泡沫的最主要根源。因為，利率水平過低不僅誘導資金密集性房地產開發投資過熱，而且造成中國國內房地產需求的虛假繁榮。
目前中國國內不少地方快速上升的房地產價格已經有嚴重背離基本面價格的傾向，而決策者仍然用現行的CPI指數作為貨幣政策主要的依據時，那么對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及過熱的經濟來說都是百害無一利的事情。
總之，房價快速上升是目前中國國內宏觀經濟最為關注的焦點。今年以來，中央政府對房價密切關注，并采取不少政策來穩定中國國內房價。如果不從這里入手，新的一輪經濟過熱又會不遠了。
外貿體制改革:
政府職能轉變是關鍵
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
除了農村體制改革外，外貿體制改革在我國是最早的。從1979年開始，外貿體制改革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打破國家高度壟斷。當時，我國只有中央所屬的10多家總公司有外貿經營權，從1979年開始，把總公司的外貿經營權下放給地方分公司。第二階段從1987年開始實施承包制改革，由條條塊塊承包，地方公司和總公司脫鉤，外貿盈虧由中央財政統一負擔。第三階段是從1994年開始，以匯率并軌為中心的全面改革，全部取消出口補貼，外貿全部放開，這一改革基本上是市場化的改革，改革比較到位。
匯率并軌改革到現在，外貿體制沒有做大的改革，但小的改革不斷。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貿體制，包括政策法規的透明度、管理的規范化，都作了必要的調整。目前，我國對外貿易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基本上已與國際市場接軌。但是，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政府的職能定位問題，雖然減少了很多的行政審批，但行政干預在不同的程度上還有所表現，特別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預還是比較突出。政府職能首先要從管理型向服務型政府進行轉變，這個轉變還需要一段過程，還有一段比較長的路要走。
歐元問題對亞洲的啟示
《聯合早報》6月16日
隨著法國和荷蘭兩國在公投中否決了《歐盟憲法條約》，歐盟繼續走向一體化的遠大理想已經遭到嚴重的挫折。影響所及，市場上也開始傳出非議歐元的聲音，意大利勞工部長馬羅尼更提出讓意大利退出歐元機制，重新發行原來貨幣里拉的建議，使得“歐元崩潰論”不脛而走。
雖然歐元區12國財長已在上周的會議中努力澄清謠言，把有關歐元的不利傳聞稱為謬論，但基于歐元區經濟問題重重，所以歐元兌美元匯率已經連續滑跌半年，從去年底1歐元兌1.36美元的最高水平，輾轉下挫到1.20美元的心理防線。如果歐元無法回穩，可能進一步動搖歐元區人民的信心，也為全球的金融市場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甚至觸發信心危機，其影響不可低估。
第9篇：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延遲退休 政策性保險 相互制 陽光農業相互保險公司
退休年齡的調整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經濟決策，涉及到諸多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而現在人社部的方案只是在研究什么時候延遲退休，延遲幾年合適，已然認定了退休年齡的調整必須是延遲。究其原因，是延遲退休可緩解政府養老支付壓力，畢竟延遲退休年齡利于進一步開發人力資源，增加退休后收入，勞動者在60歲以上仍然可以自食其力，自己解決自身的養老問題。
但從宏觀經濟形勢、社會保障、醫療體系以及就業情況等方面來分析，我認為我國目前尚不適宜進行延遲退休。
一、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任何的經濟政策的制定都離不開宏觀經濟形勢這樣的大背景，基于我國即將面臨的養老金重大缺口，人社部才寄希望于延遲退休，以期通過延遲退休帶來的巨大“收益”來彌補養老金的不足。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總體上處于一個失衡的狀態，低消費高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弊病重重。過度投資導致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導致增長乏力，使中國對外依存度過高。同時，投資和消費失衡造成大規模的產能過剩。
然而，延遲退休并不能夠解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狀況，甚至會加重產能過剩。因為延遲退休對于社會就業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時由于目前我國就業市場上處于明顯的供過于求的狀態，延遲退休更加擠占了市場新入勞動者應有的就業崗位。大批失業者在市場上出現，并且這部分失業者的消費則更無從說起，更會導致我國宏觀經濟的失衡，對整個社會無益。
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分析
再從微觀的經濟社會體制方面進行分析，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依舊存在相應地問題，而解決方案不能夠僅僅通過延遲退休來揚湯止沸。
農村養老保障問題同樣是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一個難點。我國有8億多農民，農民的養老問題不解決，就難以實現建立社會保障的目的，也會對社會構成巨大的不安全隱患。
所以延長退休年齡，由老年人自己工作自食其力來解決自身的養老問題貌似合情合理，實則不然。如果我國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得當，老年人能夠得到應有的保障，并不需要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來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同時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延遲退休年齡僅僅是為了解決養老問題，這正說明了我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有失偏頗，所以建立適合當前農村特點的養老保障制度勢在必行。
三、醫療制度缺陷分析
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我國醫療體制改革，即在醫療市場化之前，我國居民醫療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25%左右，扣除公共部分，個人實際支出的看病費用只占到總費用的17至20%，在那時候的居民看得起病。然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個人醫療衛生支出逐年急劇大增，2001年即超過65%，2007年將超過80%。在10年間，我國居民個人付出的醫療費用翻了4倍多，從當初的個人支出可以忽略不計變成了現在的國家支出可忽略不計，看病貴就是自然的了。
同時我國目前實行的“以藥養醫”制度存在重大的社會隱患，中國目前的國際通用類藥品（西藥）生產成本應該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在醫院或藥店則是歐美市場價格的2-14倍。醫院的藥品醫療近乎漫天要價，一個家庭因為一個成員的重大疾病而近乎傾家蕩產的新聞屢見不鮮。而且居民對醫生的怨恨情緒也水漲船高，殺醫事件的頻發也讓我們不寒而栗。
老年人是重大疾病的高發群體，理應讓他們更加健康地安享晚年。減輕老年人的工作壓力，同時讓他們能夠看得起病，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保障和醫療體制應該具備的良好狀態。
四、就業現狀分析
就業是民生之本，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注入市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擴大就業關系到當前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在今后的若干年內，就業將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發展最大的難點。
根據人社部《2011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來看，八成以上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年齡和文化程度有要求，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對35歲以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勞動者的用人需求增長幅度較大。
雖然這僅是一個季度的分析，但是可以看到，大多數用人單位會青睞年輕人，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年齡45歲以上的僅有4.9%，可以想象出要求勞動者年齡60歲以上的會有多少？
從用人單位的需求和偏好來看，延遲退休并不能夠能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相反，持續雇傭60歲以上的勞動者，未必能夠繼續對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對此企業或許還會付出雇傭年輕勞動者對企業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的機會成本。
五、結論
延遲退休涉及到當前經濟社會各個制度層次，各方面爭論不休。不過從整個經濟形勢上來看，只有等我國養老保障體制、醫療體制和就業形勢等方面得到完善，改善養老問題以及養老金的缺口，那時再推出延遲退休或許更加合適，目前尚顯得操之過急。
參考文獻：
[1]庹國柱， 王國軍.中國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M].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