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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央銀行 貨幣政策 有效性
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資產價格持續攀升,物價上漲,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如此特殊的經濟情況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銀行已多次實行貨幣政策,但在目前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是否能發揮其應有作用。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一、文獻綜述
1.西方經濟學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爭論
在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中,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認同貨幣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預期學派則提出不同意見。
(1)凱恩斯學派。凱恩斯認為,“有效儲蓄之數量乃定于投資數量,而在充分就業限度以內,鼓勵投資者乃是低利率。故我們最好參照資本之邊際效率表,把利率減低到一點,可以達到充分就業”。可見,凱恩斯雖然偏愛財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貨幣政策的作用。
之后,凱恩斯主義者漢森、薩繆爾森、索羅和托賓等人也肯定了貨幣政策的作用。隨著他們對貨幣政策作用的認識的加深,他們提出了“逆經濟周期調節”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主張。
(2)貨幣學派。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主要根源”,“貨幣政策能夠發揮的第二個作用,是為經濟運行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繼續用米爾的比喻,就是使貨幣政策這架機器運行”,“貨幣政策有助于抵消經濟體系中來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動”。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貨幣政策對穩定經濟的作用。
(3)理性預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盧卡斯曾提出過著名的“政策無效性命題”。他指出:“當擴張性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刺激作用,期望生產能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憋@然,盧卡斯完全否定了貨幣政策的作用。
2.中國經濟學界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觀點
對于貨幣政策能否發揮調控作用,中國經濟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過分突出甚至否定貨幣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認為,“給人的印象,貨幣政策得心應手,是極有利的工具。但實踐證明,過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實現不了設想的目標,就是在強力貫徹實施中帶來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即通貨膨脹得力而治理通貨緊縮乏力。對外貿易大學的吳軍教授認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可以證明再經濟衰退階段的恢復經濟增長方面,財政政策的強效應和貨幣政策的弱效應”。
第三種觀點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態度。南京大學的范從來教授認為,“我國并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投資和消費的利率彈性是存在的,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是具備的”。
二、評價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標準
弗里德曼說,“我相信,某一貨幣總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貨幣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評價標準。而且我相信:與選擇價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體選擇哪一種貨幣總量所帶來的妨害則小得多?!笨梢?,弗里德曼認為評價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標準是貨幣供應量。
在國內,李春琦等學者在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時,多數也采用貨幣供應量M2作為評價指標。而崔建軍(2006)認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體現在貨幣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程度。但其是在封閉的環境下,用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來評價。
考慮到,在我國貨幣供應量是否應作為中介目標尚存爭議,而且經過線性回歸的檢驗,發現貨幣供應量與CPI的擬合程度不高。中國經濟已逐步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市場已不再封閉。所以本文以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目標作為評價標準,即“維持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分析貨幣政策在近期調控中發揮的作用,評價貨幣政策的效果。
幣值穩定,包括對內幣值穩定和對外幣值穩定。本文通過06年和07年的CPI指數和人民幣匯率走勢,進行考察。而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則通過GDP增長率來評價。
三、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評價
經過數據統計,在這兩年中央銀行已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年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以達14%,創歷史新高,凍結了商業銀行大部分資金。年貸款利率也調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顯是要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雖然中央銀行頻繁地實行貨幣政策,但物價仍呈上升趨勢,超過警戒線3%,這似乎與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背道而馳。
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路上升,人民幣持續升值,貿易順差也持續增長,外匯儲備屢創新高。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圍,但現在匯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銀行似乎無法控制。
再看GDP增長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11.1%,第二季度為11.9%,第三季度為11.5%,第四季度為11.2%,仍成雙位數增長,并沒有放慢的跡象。緊縮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
如果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顯著,應該能平抑通貨膨脹,且不影響經濟發展。雖然貨幣政策在這輪調節過熱經濟的過程中,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但沒有成功地維持幣值穩定,人民幣仍然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日趨嚴重,所以貨幣政策的效果不顯著。
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響貨幣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既有貨幣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經濟環境的制約。主要表現為:
1.貨幣政策本身的缺點
貨幣政策存在時滯性。貨幣政策由制定、執行到產生效果,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市場較完善的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發揮效用需為六個月到一年。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信貸集中,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阻塞,由貨幣政策所推動的貨幣供給很難達到縣域地區。貨幣市場體系尚存缺陷,市場利率尚沒形成,這也影響到貨幣政策發揮效用。此外,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務院,只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沒有決策權。所以,貨幣政策的時滯要比發達國家要長。
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通過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一般很少給中小企業貸款。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影響不到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能夠按往常一樣進行貸款投資。在我國,中小企業占據市場的大部分。調控不了中小企業,貨幣政策的效果也減弱。
從貨幣供給性質來看,目前我國處于轉軌經濟,同時,我國奉行二級銀行體制,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體系、企業、居民個人都參與貨幣創造過程。因此,我國的貨幣供給同時具有外生性和內生性,而不是純粹的外生性,中央銀行控制的貨幣供應量有限,貨幣政策的效果有所減弱。
2.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制約
本次的通貨膨脹屬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所以貨幣政策的效果不顯著。這次的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而食品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其他物品的價格上漲。全面的物價上漲,自然引起工資上漲,市場上貨幣供給增多,從而使通脹加劇。即便中央銀行能控制貨幣的供給,但不管貨幣政策如何緊縮,人們都不可能將購買食品的錢存入銀行。在這種情況下,緊縮的貨幣政策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人民幣持續升值,外界對人民幣產生升值的預期,也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國內外的投資者都拋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被迫拋出更多的本幣,使貨幣供應量上升,流動性加大,通貨膨脹加劇,貨幣政策產生了反效果。
我國的金融體系不完善,利率的種類很多,有基準利率、同業拆借率、存貸款利率、銀行間債券利率等,沒有統一的市場利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利率政策的實行。
3.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的情況
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貨幣政策要超出人們的預期,才能發揮作用。但現在人們對貨幣政策已有預期,中央銀行所制定的貨幣政策沒有考慮到預期因素,所以貨幣政策沒有達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時,貨幣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警告,真正的調控作用較弱。
中央銀行決定執行貨幣時,已經延誤了時機。市場已存在大量貨幣,緊縮的貨幣政策很難控制住這種趨勢。而且,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或年存貸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調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貨幣政策暫時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針對影響貨幣政策的種種原因,本文將從三方面提出改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1.盡量減弱貨幣政策的時滯性
首先,縮短貨幣政策產生效果的時間。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國目前的情況,時滯性可以減弱。這就要求中央銀行提高對經濟情況的預見,制定出有預見性的貨幣政策。而且中央銀行的調控要適時,避免貨幣政策在經濟情況發生轉變時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銀行要有一定的獨立性。雖然和建國初期相比,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還是較弱。我國的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務院,沒有決策權,執行貨幣政策要遵照國務院的決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實行貨幣政策的時機。此外,還需商業銀行的配合。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要深入縣級金融機構,并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限制,使貨幣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傳導。
2.改善貨幣政策實施的環境
繼續推進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促使市場利率形成。這有利于我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而貨幣市場的完善則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更有效。因為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主要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票據,若利率能夠市場化,則利率所反映的市場情況更加真實,有助于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制定的貨幣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財政政策不和貨幣政策相配合,這也會使貨幣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紤]到現在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財政政策似乎比貨幣政策更有效。通過政府補貼、減免稅收、政府限價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產的成本,控制價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物價上漲的幅度。通過制定對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產品的優惠政策,可控制住貿易的持續順差。財政政策是一種直接調控的政策。所以貨幣政策應與財政政策配合使用,會事半功倍。
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體系的重要部分?,F在人民幣被低估,對外貿易持續順差,造成較多貿易摩擦,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而國內通貨膨脹的問題日趨嚴重,政府可考慮放寬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以緩解通貨膨脹問題。人民幣升值,出口減少,進口增加,擴大國內供給,而且也減少了貨幣供應量,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有較大幫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國力增強,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幣必然的趨勢?;蛟S要人民幣一次升值較多會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但政府可根據中國具體國情,讓人民幣逐步升值,達到人民幣真實的價值。
3.提高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
加強金融創新。目前,一般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但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F在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中央銀行很應該創造出適合當前情況的新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沖的力度。
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要考慮到預期因素,每次的貨幣政策能超出人們的預期之外,將使調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銀行調控的決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貨幣政策的強度。中央銀行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調,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貨膨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增加調控的難度。所以,中央銀行可以減少調控的次數,但加大調控的強度。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經濟的“硬著陸”。但以現在的經濟情況,市場能承受得了較強的緊縮政策。相反,現在頻繁地使用貨幣政策,效果不大,對市場的警告作用也不大。當貨幣政策產生累積效應時,也同樣會導致經濟的“硬著陸”。
中央銀行也可以嘗試使用窗口指導等貨幣政策措施,加大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控制,同時督促商業銀行承擔穩定經濟的義務。
六、結語
綜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因其自身缺點和環境影響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顯著。貨幣政策有效性偏弱,對宏觀調控十分不利。以現在的經濟形勢來看,中央銀行必須實行宏觀調控以穩定經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銀行要根據現時中國經濟的情況,分析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對貨幣政策的認識和研究,克服貨幣政策的缺點,改善金融環境,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只有這樣,中央銀行才能充分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經濟過熱,維持經濟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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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貨幣政策最早由日本央行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使其陷入長期衰退中,日本央行為刺激經濟恢復、提高通脹水平,多次下調政策利率直至“零利率下限”。一般傳統經濟學都支持存在“零利率下限”約束,否則人們會選擇持有現金資產,陷入“流動性陷阱”,不能有效刺激投資和消費,顯然這一觀點得到了日本央行的認同。在政策利率觸碰“零利率下限”后,日本貨幣當局開始轉向尋求其他貨幣政策手段,以量化寬松為主的非傳統貨幣政策就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
2008年次貸危機后,發達經濟體政策利率達到“零利率下限”約束后,借鑒日本經驗,紛紛開始求助于非傳統貨幣政策。美國為例,美聯儲貨幣政策操作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主,同時輔助前瞻性指引,維持金融穩定、提供充足流動性和降低長期利率。歐洲央行在長期低利率環境下實施量化寬松仍不能提振經濟,轉向求助于負利率政策。日本央行近年來實施的“負利率”政策搭配量化寬松政策,前者重在降低短期利率,后者主要調整長期利率,從而有目的地塑造利率期限結構。
然而,在長期的低利率和量化寬松為主的非傳統貨幣政策下,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依舊不容樂觀,通脹水平也未達到預定目標。此外,非傳統貨幣政策也顯現出弊端,一方面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將過剩流動性存入中央銀行,另一方面長期利率處于低位及短期利率傳導到長期利率效率降低。2012年以來日本、歐元區等國家陸續針對超額準備金實施“負利率”政策。“負利率”這一非傳統貨幣政策的提出,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熱議,同時也引發了經濟學家對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再次思考。
二、 量化寬松政策
伴隨著經濟衰退與零利率下限的到來,貨幣政策利率渠道已無法有效刺激經濟,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數量型貨幣政策逐漸受到各國的青睞。量化寬松政策通過改變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與結構,改變了未來短期利率路徑與通脹預期,降低長期實際利率,改善結構性需求,阻遏經濟衰退。這一政策總體來說維持了經濟與金融穩定,但不同國家的實施過程與效果也各有差異。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是一個政策目標、操作工具逐漸明晰的過程。在第一輪量化寬松(QE1)中,資產購買的范圍不斷擴大,由國債到金融機構債,購買的數量也不斷增加,旨在為市場投入充足的流動性,緩解燃眉之需;而第二輪量化寬松(QE2)購買的資產則固定為長期國債,在保持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降低市場長期利率;到了第三輪量化寬松(QE3)政策目標則更為明晰,扭轉操作與資產購買都是為了進一步降低長期市場利率,并且規模也進一步縮小。最終于2014年10月29日,美聯儲正式宣布退出量化寬松。
而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計劃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2008年9月到2010年2月,這一階段也是購買標的與規模緩慢擴大的過程。由短期債券到3年~5年期債券,由百億級體量到千億級體量,政策力度不斷加大;而第二階段從2011年6月開始,進一步擴大了購買范圍,以及持續提高的購買規模,操作對象加入了商業票據、公司債等私人部門資產,對市場沖擊巨大。
日本的量化寬松施行最早可追溯到2001年,受到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滅的影響,自零利率政策施行以來略有起色的日本經濟再遭重創,日本當局不得不將目光轉向了量化寬松政策,通過購買長期國債,為市場注入流動性,這一政策很好地改善了日本經濟低迷的境況,于2006年,第一輪量化寬松也正式宣告結束。而不幸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日本也深受其害,進而開始了第二期的量化寬松與進一步的質化寬松,通過不斷擴大資產購買的數量與范圍以及期限,試圖降低長期利率,緩解通縮,然而目前的結果并不理想,經濟并未得到大幅改善。
歐元區的量化寬松政策一開始則比較平緩,歐洲中央銀行在2009年僅僅購買了600億的資產擔保債券,但是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為了穩定經濟,資產購買規模逐漸增大,長期再融資機制持續施行,但成效不佳,直到2017年1月份,債務/GDP同比只下降1.1%,債務危機依舊嚴峻。因此,歐洲中央銀行決定將量化寬松政策延續到2017年12月,以促進經濟進一步回暖(ECB,2017)。
從美、英、日、歐元區等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施行經驗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通點:第一,在政策的施行時間上,各國央行具有一定的同步性(戴金平,2010)。2008年9月,美、英、日、歐元區相繼使用了量化寬松政策為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第二,各國的資產負債表都有量上的顯著提升與結構上的重大調整。美、英、日、歐元區等發達國家總資產規模在施行量化寬松后均提升了1.5倍以上;第三,創設了各種不同的新型流動性工具。如美聯儲引入了短期拍?u工具(TAF)、英國的流動性提供特別計劃(SLS)、日本的綜合貨幣寬松政策(CME)與歐元區的資產支持證券購買計劃(ABSPP)等等均是危機后各國設立的新型貨幣政策工具。
三、 前瞻性指引
前瞻性指引最早由Eggertson和Woodford于2003年提出,是指中央銀行通過經濟指標與利率等前瞻性信息,來引導公眾對于未來政策立場的預期。具體的可將其劃分為“預測性”與“承諾性”前瞻性指引。其中“承諾性”前瞻性指引是指貨幣當局對未來政策立場有明確的或隱含的承諾,是各國金融危機后普遍采用的貨幣政策之一。
關于“承諾性”前瞻性指引,學界一般將其分為三代:第一代定性指引、第二代日期指引、第三代經濟狀況指引。第一代定性指引是指定性的對未來可能的貨幣政策路徑進行描述,該前瞻性指引方式不確定性較高,為政策施行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極大的降低了信譽損失成本,但與此同時,不能明確的塑造公眾預期,無法體現貨幣當局的信息優勢。具體代表國家為日本央行、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第二代日期指引是指對未來的政策時間進行明確規定,這種指引方式對央行溝通信息加入了時間約束,形成了較為清晰的公眾預期,但也會造成動態不一致問題,造成一定信譽損失,主要代表國家為美聯儲。第三代經濟狀況指引則是央行約定在未來某一時間施行某一政策的一種央行溝通方式,這一指引方式很好地解決了動態不一致問題,十分清晰的塑造了公眾預期,但復雜的市場環境與信息沖擊很容易導致預期偏差,主要代表國家是英格蘭央行,日本央行與美聯儲。
從時間上來看,日本是較早使用前瞻性指引的國家,從1999年施行零利率政策以來,政府一直定期公布核心CPI等數據,并承諾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直到通縮消失,物價穩定。引導長期利率持續降低。而美國在最近十幾年也頻繁使用了前瞻性指引政策,自2003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政策聲明中指出“將會維持一段時間的寬松貨幣政策”即拉開了美國前瞻性指引政策的序幕,金融危機爆發了后,美聯儲陸續發聲,對貨幣政策施行的時間、效果,長期利率走勢做了詳盡的闡述,引導公眾預期。英格蘭銀行則是在2013年8月正式提出了多重經濟指標的前瞻性指引,通貨膨脹率接近2%,失業率低于7%,并且保持0.5%的基準利率水平與寬松貨幣政策,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指標來表明貨幣政策立場與未來預期。而歐洲央行則更多的施行定性指引與經濟狀況指引,如2013年7月,ECB提出“預計基準利率將長期低于當前水平”;2015年推出一萬億資產購買計劃,直到通脹接近2%。這些都是定性或經濟狀況指引的典型代表。
從各國的實踐經驗來看,各國的前瞻性指引有以下共同點:第一,定期公布與貨幣政策立場、未來利率走勢相關的宏觀經濟指標,尤其是通貨膨脹、失業率等指標;第二,注重對未來利率路徑與長期利率預期的塑造,強調長期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與實施中的重要性;第三,對各種“承諾”施加限制,或是時間上的,或是條件上的,旨在正確、有效的引導公眾預期。
四、 負利率政策
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得不解決需求疲軟和低于通脹目標這兩個問題,在“零利率下限”配合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效果不佳甚至背離初衷時,各國央行紛紛推出“負利率”政策。2012年以來,丹麥、日本、歐元區等九個國家為提高通脹水平,防止資本流入,先后實施“負利率政策”?!柏摾省闭叩奶岢觯鹆巳虻臒嶙h。2012年7月,丹麥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控制避險資金流入,首次實施負利率,將金融機構央行定期存款利率下調至-0.2%。2014年6月歐洲央行為防止虛弱的經濟增長和低通脹,將隔夜存款工具利率下調至-0.1%。2016年2月,日本央行為價格穩定、提高通貨膨脹預期,將存在存款利率下調至-0.1%。
一般傳統的經濟學基礎理論都認為,一旦現金貨幣比其他資產的收益率更好,那么人們將選擇持有。正如凱恩斯指出的:如果資金持有成本可以忽略,利率不大于零時,持有現金永遠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利率必須是正的。在這種傳統基本理論的邏輯下,以及Keynes提到的“流動性陷阱”存在,所以經濟學界一般都認為負利率是不可行。貨幣政策降低利率真正有效能刺激需求和提振經濟,實施負利率的一個必要前提條件就是要能抑制人們囤積現金的行為。格賽爾是被廣泛認為第一個提出實施負利率可行的人,他的辦法是對貨幣征收“攜帶稅”,這樣人們持有現金貨幣時就存在成本,就不會囤積貨幣,提升貨幣的流動速度和有效需求。他對當前發生的經濟危機進行了解釋,在沒有通貨緊縮和通縮預期時,貨幣供給才會影響總需求。在經濟危機時,資本存量上漲,價格開始下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降低,這時會發生通貨緊縮。因為通貨緊縮提高了貨幣的實際利率,降低了實際資本收益,投資會減少,從而降低了總產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將發現越來越難償還債務,這時會發生費雪所說的通貨緊縮螺旋效應:一旦通縮發生,有效需求將減少,將進一步降低價格。如果貨幣當局為了刺激需求和低通貨緊縮,增加貨幣供應,這時額外的貨幣將會被囤積,不能真正刺激?需求。通過稅收的方式恢復貨幣供給的有效性,貨幣不會再被囤積,提升流通速度,刺激需求。獨立的貨幣政策這將使得貨幣當局通過指導貨幣總量確保價格穩定。此外,當資本存量擴張到邊際效率為零時,利息和食利者將消失,提高產出和就業。
在經濟衰退期,負利率的使用也是有條件的:一是只有當經濟很弱,而且中央銀行的利率已經達到零利率下限并且對貨幣政策制約時才有用。不然負利率可以理解為對銀行征稅,而在量化寬松時期征稅可能是不合適的。二是一系列其他政策受到限制并且實施效果逐漸減弱時,貨幣政策才應該更加的積極。短期來看,負利率有助于刺激經濟,而長期來說,存在潛在的不利因素。負利率主要通過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對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利率渠道的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利率降低能減少融資的成本和儲蓄的利息,這樣投資將會增加。信貸渠道包括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的觀點是利率的降低,一方面企業和居民支付的利息就會減少,另一方面他們資產的價值也會升值,從而增加了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能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扭曲資產價格。負利率的實施一方面使得金融資產的定價比較困難,另一方面也會使投資者追求高風險、高收益資產,推高資產價格,為系統性風險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第二,流動性陷阱的出現。如果人們預期負利率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那么負利率可能傳導到銀行存款利率,這樣人們可能會選擇持有更多的現金,從而任何寬松的貨幣政策都不會刺激需求。第三,削弱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和資產負債結構的穩健性。長期的負利率通過凈息差的縮小減少商業銀行的凈利潤,同時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資產收益的下降,將嚴重挑戰他們的商業模式。
五、 對我國的啟示
當前我國已經完成了利率市場化,貨幣政策操作正處于數量型向價格型貨幣政策的轉型當中。國外非傳統的不斷實施、創新和突破,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是低利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問題。零利率下限的存在使得金融危機后眾多發達國家驚慌失措,在傳統貨幣窮途末路時,開始求助于非傳統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量化寬松和負利率這三個典型非傳統貨幣政策推出后,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較大爭議。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不可能僅僅依靠貨幣政策就能解決問題,不能將經濟無好轉的跡象歸因于非傳統貨幣政策的無效。但同時,在經濟不景氣、全球缺乏優質投資資產時,寬松貨幣政策注入的流動性,可能會“脫實向虛”,從而推高資產泡沫,帶來金融的不穩定性。因此,在利率接近“零利率下限”時,貨幣政策的操作應該要相當的謹慎。“零利率下限”時,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法降低長期利率、提高短期實際利率或突破零下限,最終擺脫零利率下限的約束。
第一,提高通脹目標。提出通脹目標使得人們預期未來通脹水平較高,降低未來可預期的實際利率,增加投資,以此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目標。這一方法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認同,包括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現任副主席。布蘭查德(2010)建議主要經濟體應該把通貨膨脹目標從原來的2%提高到4%。但這一方法的缺點是可以會來帶來通貨膨脹率的更大波動,負面影響較大(Fisher,2016)。比如變動的通脹水平下,家庭和企業將更難做長期決策。
第二,提高供求平衡的實際利率。一個根本解決“零利率下限”約束的措施,就是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從而提高供求平衡的實際利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有助于提高均衡的實際利率,包括基礎設施投資、減稅,以及增加對人力資本、教育的投入。此外,許多研究表明美聯儲的資產購買計劃能減少期限溢價這一決定長期利率的重要影響因素。通過降低期限溢價,同時采用補償性措施提高短期利率,就能達到保持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一致的長期利率。比如財政部縮短美國國債的平均期限,同時美聯儲繼續持有大量長期資產。
紐約聯儲在美國聯儲系統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紐約聯儲是12個地區性儲備銀行中資產規模最大的銀行,其資產甚至超過其他11個儲備銀行的資產總和。應對金融危機期間,在實行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過程中,紐約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實現了比美聯儲更快速度的擴張,其資產規模目前已達到整個美聯儲的60%以上。
第二,紐約聯儲是美國“政府的銀行”,負責財政部存款賬戶的日常維護及協助財政部融資。美國財政部存款100%存放在紐約聯儲。紐約聯儲還一直負責銷售美國的政府債券,是財政部發行短期票據或長期債券的唯一指定的營銷機構。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財政部的存款賬戶為紐約聯儲在危機期間發揮積極靈活的救助作用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
第三,紐約聯儲在貨幣政策制定執行和創新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上高瞻遠矚。其一,紐約聯儲的核心職能之一就是執行公開市場操作,貫徹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危機期間為向市場注入充足流動性,紐約聯儲的公開市場操作實現了資產負債表的大規模擴張。在規模上,紐約聯儲的總資產年均增長率高達38.7%,遠高于美聯儲27.9%的擴張速度;在結構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新增了許多新的貨幣政策工具,而這些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幾乎都是由紐約聯儲負責研究推出和市場操作的。其二,紐約聯儲在危機期間的流動性供給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通過貼現窗口和定期拍賣信貸(TAC)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占整個美聯儲的80%左右,另一方面,獨創一級交易商貸款工具、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TALF)和“對AIG貸款”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其三,由于傳統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不具有指向性的缺點,而金融危機定金融機構亟須專項救助,針對這種現象,紐約聯儲實施了創新多樣的直接救助措施。在美聯儲的授權下,紐約聯儲成立了多個可變利益實體對“大而不倒”金融機構進行了直接的救助。其四,紐約聯儲行長是美聯儲貨幣政策制定機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永久會員,享有終身投票權,在貨幣政策的研究制定中也起到關鍵作用。
第四,紐約聯儲在金融監管領域扮演領導角色。紐約聯儲管理著整個聯儲系統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紐約聯儲負責監管的“聯儲二號區”包括紐約州、新澤西州北部的12個郡、康涅狄格州的Fairfield郡、波多黎各以及美屬維京群島,這些機構均需要接受紐約聯儲的監管并在紐約聯儲開立準備金賬戶,將其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存放在紐約聯儲。
關鍵詞: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區域非對稱性效應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1-0099-07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有關貨幣政策統一性和差異性的爭論由來已久。統一或單一貨幣政策的理論前提是經濟的均質化(Homogeneity)和經濟周期的一致性(synchroniza-tion),貨幣政策在貨幣區內有著一致性的效應。但是貨幣政策傳導是一個有著眾多環節、渠道和因素構成的復雜過程,各個地區由于在經濟和金融結構等方面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導致單一的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產生區域非對稱性效應。如何協調貨幣政策的統一性及其政策效應的區域差異性,是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對的難題。
一、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的內涵及其理論基礎
(一)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的內涵
宋旺、鐘正生(2006)認為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是指對于以地區經濟發展有差距,尤其是地區差距比較大的國家而言,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會在政策效果上產生差異,甚至會對部分地區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進而損害整體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是從貨幣政策非對稱內涵中分離出來的。Cover(、1992)在其發表的論文《正向和負向的貨幣沖擊的非對稱性效應》中最早提出的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概念,之后為理論界所普遍接受。隨著貨幣政策理論研究的深入,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逐漸豐富。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主要表現在時間和空間維度的不一致,具體細分為三方面:其一,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asymmetric effect)――經濟衰退階段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小于經濟過熱階段緊縮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減速作用);其二,貨幣政策效應的時間非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在政府與公眾的動態博弈過程中,由于公眾行為導致政策環境改變,政府最初制定出的最優政策,在執行階段可能會失去最優性,為了避免損失,政府不會真正執行原來的政策,而是采取相機抉擇的策略,重新選擇最優的政策);其三,貨幣政策效應的區域效應(Re-onal Effects),或稱空間非一致性,與時間非一致性相對應,主要是指同一貨幣政策作用于不同經濟區域會產生的不同政策效果。
在上述三個方面的研究中,前兩個方面的問題在國內外研究的時間相對較長,而第三個方面的研究在國外大約從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正式開始,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成果,但也僅處于起步階段。本文的評述主要針對第三方面即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來展開的。
(二)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理論基礎
1.最優貨幣區理論
一直以來,歐洲經濟運行結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優貨幣區理論框架下進行的,所以對加入貨幣區后單一貨幣政策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中的非對稱效應研究也采用了同樣的理論基礎。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蒙代爾(Robea Mundell)于1961年提出了最優貨幣區理論(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根據《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一個最優貨幣區可以定義為“有不同國家或地區組成的貨幣聯盟,區域內實行單一的共同貨幣,或者雖有幾種貨幣但相互之間具有可兌換性,其匯率在對內進行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盯住,對外則統一浮動,以求在總體上達到宏觀經濟政策的最優效果,即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
但是,如何判斷最優貨幣區是該理論的核心內容。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發展的重要特點是強調單一標準。蒙代爾(Mundell,1961)提出以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劃分最優貨幣區的標準;麥金農(Mckinnon,1963)提出以經濟開放度,即一國生產消費中可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重,作為決定衡量最優貨幣區的評價標準;凱南(Kenen 1969)提出了產品多樣化作標準;英格拉姆(Ingram,1973)提出金融市場一體化標準;哈伯勒(Haberler,1970)和弗萊明(Fleming,1971)提出通貨膨脹的相似性標準。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受時代的經濟環境特征影響,也就可能帶有難以避免的時代局限性。其基于工資的“貨幣幻覺”和向下傾斜的菲利普斯曲線假設前提,反映出鮮明的凱恩斯主義特征。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理性預期被應用到最優貨幣區理論研究中,為最優貨幣區理論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從政策可信度、時間非一致性和政策規則等方面對貨幣聯盟可能帶來的收益和成本進行了重新評價。格勞威(De Grauwe,2004)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巴羅――戈登模型擴展到開放經濟條件下,分析各國是否選擇加入貨幣聯盟。該模型采用了理性預期假定,認為只有不被預期到的通貨膨脹才會影響失業率。理性預期下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為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主張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實行統一貨幣政策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提供了理論支持。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缺陷
首先,就蒙代爾的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劃分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來說,早有學者指出這種標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連蒙代爾本人后來也承認這一點。麥金農等一批經濟學家在進一步研究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判斷標準,但是這些評判標準除了自身存在的問題外,而且某些標準之間還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關系以及內生性的問題,所以我國學者張晶(2007)認為最優貨幣區本身評判標準存在問題,與最優貨幣區理論所強調的貨幣區內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可以抵消沖擊的觀點不符合。
其次,最優貨幣區理論明顯的是建立在貨幣非中性、貨幣供給外生性的二分法的前提條件下的。而國內學者(陳宇峰,王有光)的實證分析表明我國貨幣供給具有一定的內生性,于是以這樣的理論為基礎來研究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非對稱性就會存在現實性和前提性的不足。
因此,以最優貨幣區理論作為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研究的理論基礎存在現實性和前提性的不足,地區經濟結構差異不能有力地解釋我國貨幣政策產生的區域效應差異問題。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一定的貨幣政策手段,通過經濟體制內的各種經濟變量,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以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傳遞過程。簡而言之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到實現貨幣政
策最終目標的中間過程,這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傳導,而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構成要素很多。
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后,伴隨著經濟理論和貨幣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貨幣政策實踐的日益豐富,貨幣政策傳導理論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依據貨幣政策的不同傳導渠道,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以分為利率傳導機制、資產價格傳導機制、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指銀行貸款渠道和資產負債渠道)和匯率傳導機制等。因此本文重點研究利率渠道、匯率渠道、信貸渠道。
(1)利率渠道
利率傳遞機制是最古老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維克塞爾的累計過程論中就有所涉及。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資本費用說(1935)使得利率傳導理論成為整個西方現代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理論基礎。以后相繼出現的信貸傳導機制、資產價格傳導機制、匯率傳導機制等都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所以利率傳導機制在西方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與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最直接的利率渠道理論是凱恩斯學派的利率渠道傳導機制理論。該理論認為貨幣政策影響經濟活動的傳導過程是經由利率和有效需求的變動完成的。其基本機理是:在一定程度的價格黏性條件下,貨幣供給量的下降導致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上升,實際利率的上升使資本的使用成本增加,由此減少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從而使總需求下降(M -r-IY)。
產業的很多因素都會對利率彈性構成影響,如產業發展階段、規模報酬因子、技術水平、市場結構、產品的需求因素、要素密集度等。因此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產生區域效應的非對稱性,體現在各區域產業結構對利率敏感性的不同。戴金平(2005)從基于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兩部門例子出發,說明了由于行業自身的異質性,每個行業對同一貨幣政策沖擊的反應各異。接著利用E-G兩步法、ADL模型和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1995年后中國六個行業對貨幣政策沖擊的反應。結果顯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房地產業對利率政策沖擊反應明顯,第三產業、餐飲業和批發貿易零售業反應較小。因此,如果一個區域具有較高利率敏感性的產業(主要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產值占地區總產值的比例較大,則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區域的影響就相對較大。此外,如果一個地區有較高的資本產出比,那么貨幣政策在該地區具有相對較強的影響力。因為高投資地區對于利率的變化更加敏感,即使微小的利率變動都將較大地影響到投資進而總需求的變動。
(2)匯率渠道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各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匯率這種特殊的資產價格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麥金農(1985),奧伯斯特費爾德(1996)等逐漸將匯率因素納入了貨幣傳導研究中。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變動是貨幣政策變動引起資產收益率變動進而影響實際產出的又一渠道。未預期的名義貨幣增長率上升(下降)首先導致短期實際利率的下降(上升),總需求的上升(下降)導致資產賬戶及經常賬戶的惡化(改善)。這種變化會引起名義匯率(E)的上升(下降)。本幣貶值(升值)刺激(抑制)出口(Nx),抑制(刺激)進口,導致產出和就業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下降)。匯率變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強化貨幣政策效應取決于國際資本流動對本國與外國實際利率差異的敏感程度。以未預期的名義貨幣增長率上升為例的傳導機制可表示如下:MrENXY。由于出口額占地區產值的百分比反映出該地區出口部門的重要程度,所以出口部門在各區域重要性的差異就是產生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具體表現,即如果各地區出口部門重要性不同,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渠道對這些地區的影響就會不同。
(3)信貸渠道
信貸渠道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銀行信貸渠道(The Bank Lending Channel)和資產負債渠道(TheBalance Sheet Channel)。
銀行信貸渠道強調銀行信貸的特殊性和銀行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發揮的作用。Kashyap和Stein強調了銀行規模的重要性,認為銀行的規??梢院芎玫亟忉屗鼈兊娜谫Y能力。當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小銀行尋找替代資金來源所受到的限制要比大銀行所受到的限制更大,因而小銀行提供貸款的能力更小。因此,小銀行提供的資金比重較高的地區,受到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沖擊比較大。
資產負債表渠道也被稱為金融加速器,它強調借款人獲得貸款的數量受制于它可以抵押資產的價值。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提高了利率,企業的資產價值就會下降,那么企業的借款能力也下降了。與大企業相比,由于信貸市場的不完美性,小企業和銀行打交道時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信息成本f Informa-tion Cost)和交易成本(Transanction Cost),因此它們在進行外部融資時的成本更高。而大企業除了銀行貸款渠道以外,還有其他的外部融資渠道,所以受到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就小。因此,小企業比重較高的地區受到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比較大。
3.貨幣主義學派關于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的觀點
貨幣學派從貨幣供應量這個總量出發,通過研究貨幣量對收入的影響,進而收入對需求的不同影響來分析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效應。貨幣學派主要是運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簡約式模型進行研究,試圖證明的是國家內部的各個地區和整個國家一樣,其商業周期的波動也是由貨幣和貨幣政策直接導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就是Beare(1976)的文章;圣?路易斯方程的簡約式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名義國民收入;M代表恰當貨幣總量的過去值和現在名義值的向量;G代表恰當財量的過去值和現在值的向量;z代表其他自變量的向量。但是,圣?路易斯方程簡約式模型依然存在以下缺陷:一是難以反映貨幣與產出之間的因果關系;二是由于同時存在許多關于同一問題的競爭性經濟理論,因此模型選擇具有一定程度的隨機性;三是模型中變量關系是單向的,模型無法反映貨幣與產出之間的動態互動反饋關系。
國內外有關貨幣政策區域不對稱效應的研究在規范和經驗研究兩方面都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盡管不同的學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論基礎,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貨幣政策具有比較明顯的區域不對稱效應,而且對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方面。
二、貨幣政策區域區域效應非對稱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實證研究主要側重兩方面:一是否存在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非對稱性;二是什么因素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非對稱性。而研究這兩個方面的常用方法是有兩種:一種是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和脈沖響應函數(IRF);另一種是結構向量自回歸模(sVAR)。
(一)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Model,VAR)和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
用VAR方法估計貨幣對經濟的影響,是由西姆斯(sims,1972,1980]首開先河的。從二元(西姆斯,1972)到三元(西姆斯,1980),再到越來越大的系統,利拍、西姆斯和查(1996)對該方法的發展,以及理論文獻中所給出的經驗發現進行了總結。對于一個n維隨機向量服從P1階向量自回歸過程,記為VARfP),其數學表達式為:
yt=A1yt-1+A2y1-2+……+Apy1-p+Btxt-1+……+Brxt-r+εt。
其中,yt是m維內生變量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有P和T’階滯后期。εt是隨機擾動項,其同時刻的變量可以彼此相關,但不能與自身滯后期和模型右邊的變量相關。同時,為了保證模型的有效性,在做VAR模型前,一般首先要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通常采用的方法有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檢驗法和PP(Phil-lips-Perron)檢驗法。實證研究中的一個基本要求是,保證模型中的變量是同階單整(Itergration)。
VAR模型的顯著優點是:1.避開了結構建模中需要對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關于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函數的建模問題。應用樣本可以確定一個多變量VAR系統的參數,從而得到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因而VAR模型是分析多變量時間序列的有力工具。2.VAR模型不需要相關理論假設條件,無需區分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與宏觀結構模型相比,VAR模型在數據使用上比較節省,只需要研究相關變量的數據。
而脈沖響應函數是檢驗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性的核心工具。它是建立在VAR模型基礎上的,是VAR模型檢驗中的一種。它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而是用來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值的動態影響。如何從脈沖響應函數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存在區域效應呢?研究文獻中一般通過觀察脈沖響應產生的駝峰曲線的差異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指標:變量對沖擊的靈敏程度、最大的響應效應出現的時間、累計響應效應的大小、沖擊的長期影響等。
但是,VAR模型及其脈沖響應函數的缺點在于模型中變量順序的不同會導致分析結果出現較大的差異。為彌補VAR模型的缺點,可以先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分析哪些變量對其他的變量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依據變量對其他變量影響力的大小作為VAR模型中變量的排列依據。此外,還可以使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法(GIRF)。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法最早由Pesaran和Shin(1996,1998)等人提出的,這種方法消除了VAR模型中變量排序對分析結果的干擾,而且利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可以不考慮變量的排序問題而得出唯一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這種方法在其他研究領域被廣泛使用,因此,也可以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方法分析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問題。
(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tructural VectorAutoregression Model,SVAR)
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是為了解決VAR模型中存在的沒有給出變量間的當期關系且模型參數過多等問題而被提出來的。SVAR是一種通過對參數空間施加約束條件從而減少所估計參數的一種方法,并能有效地消除模型中的干擾??梢愿鶕洕碚撝薪洕兞亢徒Y構沖擊之間的短期和長期關系,從而建立模型的短期約束和長期約束。一種常用的短期約束方法是由Sim提出的,又名Cholesky分解法。Carlino和DeFina(1998,1999),陳安平(2007),楊曉等(2007)等的做法就是通過假設變量當期之間的關系矩陣為下三角矩陣來識別模型。由于Cholesky因子的決定與VAR模型的變量次序有關,因此模型中變量順序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分析結果。長期約束的方法最早由Blanchard和Quah于1989年提出,通過對VAR模型施加基于經濟理論的長期限制性條件,從而減少了模型的待估參數。曹永琴(2007)基于貨幣政策不影響長期真實產出的假設,對SVAR模型施加了一個長期約束以識別模型。
三、國內外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非對稱性的研究現狀
(一)國外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研究現狀
國外關于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非對稱性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于歐洲和美國等大國。在這里,本文列舉一些近幾年有代表性的文獻以供參考。
1.對歐元區的研究
Elbouren和Haan(2004)對歐元區各國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效應研究所使用的各種VAR方法進行了回顧,估計了10個歐元區國家的43個VAR模型,并對價格和產出的反應大小進行了穩健性排序。認為這些VAR模型估計結果的差異主要是由于不同樣本期間的選用、額外變量的加入、遞歸、長期以及結構性識別方法的采用所導致的。證實了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存在。Barran,Couclea和Moion(1996)的研究發現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德國對產出的影響時間長,而在法國的時間短。Huchet(.2003)的研究特色在于區分了兩類貨幣政策沖擊的非對稱性效應:預期到的和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沖擊對各國產出水平的非對稱性影響和積極與消極貨幣政策沖擊,對各國產出水平的非對稱性影響;Toolsema et aI(2002)的實證研究顯示六國在貨幣政策沖擊的初始效應和長期效應上存在著重要的差異,而且沒有指標顯示這種差異有縮小的趨勢。同時,隨著加入歐元區的國家越來越多,特別是經濟和金融結構差異更大的中東歐國家(CEEC)的加入,單一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效應也有可能進一步放大(Paczynski,2006)o
2.對美國及一些大國的研究
Caflifio和DeFina(1998)采用VAR方法分析了在1958年到1992年間貨幣政策對美國48個州個人真實收入的影響,其中有兩篇關于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效應方面的重要文獻。并且還從SVAR估計結果進一步得出的脈沖響應函數,結果表明:聯邦基金利率在預期外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州人均真實收入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收入水平的最大化效應發生在政策沖擊后的第8個季度,各個州對于貨幣政策的反應有差異甚至一些情況下存在巨大差異;在此之后,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效應研究基本采用了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對VAR進行其他形式修改后的模型。Giacinto(2002)對VAR模型進行專門
的改良,建立SVAR模型并通過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中的技術把地理信息納入到了模型形式中;Ivo J.M.Arnold和Even B.Vrugt運用VAR模型和IFR實證檢驗了德國1970-2000年利率沖擊對地區產出的影響,他們發現:在德國貨幣政策不同的區域效應與產業的組成結構相關,而和企業規模和銀行規模不相關;Webe(2004)分析了澳大利亞的地區經濟差異,發現作為小型開放經濟的澳大利亞,匯率渠道是其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原因。
(二)國內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研究現狀
對于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的實證研究,很多學者主要采用的計量模型是VAR和SVAR這兩種。而研究的內容也是從以下兩方面展開的:一是否存在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性效應;二是什么因素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效應。本文將圍繞這兩方面的內容對近幾年有代表性的文獻作一總結:
宋旺、鐘正生(2006)以最優貨幣區理論為基礎,利用VAR模型和IRF檢驗證實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區域效應,并從貨幣傳導機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貸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導致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從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來看,目前我國還不是最優貨幣區。當前我國應該減少對勞動力流動的制約,改變銀行信貸資金縱向管理和條塊分割的狀況,實現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同時應該引導生產要素流動向中西部地區適當傾斜;應該促進區域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產品多樣化;應該鼓勵中西部地區發展對外貿易,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開放度;同時對目前單一貨幣政策對擴大區域經濟差距的潛在不利影響要及早防范,有效化解。經濟同質性的提高將使我國實行單一貨幣政策的合意性相應提高。
張晶(2006)采用2004年4月至2005年12月期間的月度數據,運用VAR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通過對中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貨幣政策效應的實證研究表明,監管貨幣政策對三大經濟區域的影響方向相同,但是在影響程度以及滯后期的表現上仍然存在明顯差異,區域間的產業結構、企業規模及產值構成等方面的差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給予解釋。
丁文麗(2006)基于菲利普斯――羅利坦的動態滯后模型,并運用協助關系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兩種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體制轉軌時期貨幣政策效力的區域非對稱性進行了檢驗。其檢驗結果證實中國貨幣政策效力存在區域非對稱性,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各區域經濟與金融發展水平的非對稱性。強調為實現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必須實現區域之間貨幣政策效應的協調,推進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與金融的發展。
楊曉,楊開忠(2007)從定性與定量兩個角度,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對東中西三大區域經濟的不同影響,其中東部地區對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高于中部、西部。為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需求,可以在統一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實行某種程度的靈活的區域貨幣政策;王滿倉,王里(2006)同樣指出,為降低區域差異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就必須實行貨幣政策區域化策略,根據不同區域的經濟特質確定哪些貨幣工具可以進行區域化操作,從而熨平區域間經濟差異對貨幣政策操作的影響,實現統一的貨幣政策目標。
胡振華,胡緒紅(2007)運用VAR模型從進入結構差異的角度,結合我國中部六省金融發展的實際狀況,分析了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結果顯示中部六省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其主要原因是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的差異,并提出為促進中部六省經濟協調發展,可以考慮在中部地區建立區域證券交易中心。
蔣益民,陳璋(2009)運用SVAR模型及其脈沖響應函數對經濟區的實證檢驗表明,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區域非對稱效應,而區域生產力水平的差異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長期因素。生產力水平越高的區域,可能收到貨幣政策的沖擊效應越大,并指出區域金融結構相對于區域產業結構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影響力更有實際意義。
耿識博,謝士強,董軍(2005)以凱恩斯宏觀調控理論為基礎(乘數貨幣政策效應不對稱理論),在乘數不對稱和經濟非均質性條件下,通過構建和比較貨幣區內不對稱效應和區間不對稱效應模型,推導出地區i在t時期權重為∞貨幣政策產出的平均乘數:K*it=pi[(ωi1-ωi3)Kmit+ωi2Krit],揭示了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的不對稱影響。而何曉夏(2010)在該理論模型的基礎上,研究金融結構因素對我國貨幣政策區域不對稱效應的影響,首先用我國區域金融機構主題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和金融市場化指標(REMR),實證分析金融結構因素對pi(表示對地區i貨幣政策產出乘數的調節系數)值的影響;其次,作者在不同視角(上市公司數量,股票市值,銀行貸款期限結構,證券機構,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結構和股本結構,居民資產)比較我國各區域的金融結構差異的基礎上,進而分析其對Kmit(i地區t時期的貨幣量乘數)和Krit(i地區t時期的利率乘數)的影響。作者強調實行差異化地區貨幣政策的同時,更應該致力于不斷優化落后地區的金融結構,不斷縮小區域金融差距來緩和貨幣政策區域不對稱效應。
實證研究顯示,無論建立不同的實證模型,或選取不同的代表變量,還是采用不同的區域劃分方式,都證實了我國貨幣政策存在明顯的區域效應非對稱性,主要結論認為貨幣政策對東部地區的作用強于中、西部。而在引起區域效應非對稱性因素的分析中,主要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利率渠道、匯率渠道、信貸渠道)的差異,金融結構差異,以及經濟結構差異等研究角度出發的。就我國而言,國內學者更多地沿襲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差異角度展開研究的,而從金融結構地區差異,經濟結構差異角度研究也呈逐年增多趨勢。分析貨幣政策對銀行、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的影響將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研究的主要發展方向。
四、區域非對稱性效應研究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一)計量模型及檢驗方法需要進一步的改善
VAR模型是目前研究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性的常用計量方法,雖然優點顯著,但是其依然存在缺陷:其一,VAR模型分析結果受模型中變量順序的不同而導致分析結果差異較大;其二,VAR模型忽略了變量間的當期關系。針對上訴缺陷,專家學者通過對參數空間施加約束條件(長期和短期約束)來建立模型。由于廣義脈沖響應函數不考慮變量的順序問題,因此還可以使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法(GIRF),消除了VAR模型中變量排序對分析結果的干擾。
(二)區域劃分問題
從國內文獻可以看出我國區域劃分標準并不確定,有把中國區域粗略地劃分為東、中、西三個部分,也有把中國區域劃分為東、中、西、東北四大板塊(八個綜合經濟區)的。由于區域劃分標準的不確定最終導致VAR和IRF的檢驗結果出現大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區域劃分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
(三)貨幣政策指標的選擇問題
理論上,準備金總量、貨幣供給量、利率等都可以作為貨幣政策的衡量指標。從統計角度看,貨幣政策指標選擇的差異本身就會造成貨幣政策的區域非對稱效應。國外學者通常采用利率作為衡量貨幣政策的指標,但是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利率也沒有市場化,因此信貸或者貨幣供給量更適合我國貨幣政策的衡量指標。
五、綜述總結
關鍵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
中圖分類號:F82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1-0055-04收稿日期:2007-10-20
一、貨幣政策中介指標選擇的理論基礎
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特定的貨幣政策目標而選取的操作對象。在我國央行和理論界都推崇的是利率和貨幣供應量,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為什么要選貨幣供應量而不選利率呢?這要從選擇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3個標準來判斷,首先解釋一下3個判斷標準的概念:(1)可測性,即中央銀行能夠迅速和準確地獲得它所選定的中介指標的各種資料,并且能被社會各方面理解、判斷與預測;(2)可控性,即中央銀行能夠有效地控制,并且不會遇到太多的麻煩和障礙;(3)相關性,即中介指標應與貨幣政策目標之間有高度的相關性。再來看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原因:(1)我國利率種類多種多樣而且還經常變化,對央行來說利率的可測性不如貨幣供應量,而且對于再貸款利率,央行只能影響而不能強行干預,只有貨幣供應量央行可以直接操縱。所以從可控性上看,貨幣供應量對經濟變量的作用更為直接。從相關性上看,我國經濟與貨幣供應量相關性較強;(2)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有一定的優越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直接影響經濟活動;與貨幣政策意圖聯系緊密;可以明確的區分政策性效果和非政策性效果;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力較強。當然選擇貨幣供應量也有其缺點:中央銀行對其控制不是絕對的;中央銀行應用貨幣政策工具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有一定的時滯。
二、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有效性的分析
現在我們來分析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是否有效,這要從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3個標準來判斷。
1.可測性
可測性就是央行根據貨幣供給函數預測未來短期內貨幣的需求量,這種預測只是名義貨幣,而不是實際貨幣需求量,再加上這種預測函數是建立在對過去貨幣需求量進行回歸分析的基礎上的,其函數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1)對未來貨幣需求量有一定的時滯性。貨幣供應量是在經濟發展表現出緊與松后才實施的,具有一定的滯后性;(2)目前國內有一些巨型超市自己發行優惠卡,其實質已執行著貨幣的支付手段和價值尺度職能,還有一些電子貨幣的“流通”如校園卡、大型單位的電子卡、地下金融活動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央行對貨幣統計的難度;(3)從貨幣供應函數中求得的貨幣量與實際貨幣需求量肯定存在差距,未來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貨幣的流通速度很難掌握;(4)隨著我國貨幣市場的不斷發展,各種金融創新及金融融資渠道增多,一些流動性非常強的貨幣工具的使用,使得貨幣當局對貨幣統計的準確性存在偏差。
2.可控性
理論上貨幣供給量是可以控制的,這是因為:
其中,C/D:通貨―存款比率;R/D:準備―存款比率。總體來看,在決定貨幣供給的3個基本因素即C/D:通貨-存款比率;R/D:準備-存款比率和基礎貨幣B中,通貨-存款比率的大小特別是超額準備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存款貨幣銀行的行為,但中央銀行對此有很大的影響?;A貨幣主要取決于中央銀行的行為,央行根據貨幣供給意向,應用政策工具直接影響基礎貨幣的數量。如果對上面的貨幣供給公式作更細致的劃分,結果也是如此。由于存款準備金率是由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構成,所以有:R=(r+e)D其中,r=法定準備金率;e=超額準備金率。
全部存款D是由活期存款F、定期存款T和儲蓄存款S構成,所以有:
這樣,現金比率C(C=C/D)、活期存款比率f(f=F/D)、定期存款比率t(t=T/D)、儲蓄存款比率s(s=S/D)、法定準備率r、超額準備率e等6個因素,再加上基礎貨幣B,這7個因素決定貨幣供給總量。其中r由央行決定,央行對B控制也很強;e由存款貨幣銀行控制。但央行對其有很大影響力,c、f、t、s這4個因素取決于公眾,但受央行各種政策特別是利率政策的影響。從公式上看,央行對貨幣的供給基本上是可以控制的。(以上公式和主要解釋來自王廣謙主編《中央銀行學》)。但實際上并非如此,請看表一。
從1996年中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在M1上,1998年,實際值比目標值低5.1個百分點(約差1776億元);1999年,實際值比目標值高3.7個百分點(約差1441億元)。在M2上,1997年實際值比目標值低5.7個百分點(約差4166億元),后目標值改為區間值,1998年實際值比區間值上限低2.7個百分點(約差2457億元),2000年實際值比目標值低1.7個百分點(約差2038億元)。從1994年到2000年7年間,僅1996年實際值與目標值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從2002年到2006年間M1和M2的目標值與實際值之間差距最大的達到將近4個百分點,在這5年間僅M2在2005年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主要有兩個:
1、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1)基礎貨幣投放難以控制和貨幣乘數不穩定,中國貨幣投放忽快忽慢,很不穩定,如1997年基礎貨幣比1996年增長14%,到1998年增長率急劇下降為2.3%,而1999年又升到7.3%。其中2002年至2003年表現最明顯。這一現象是由中國匯率決定的。中國名義上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因“管制有余而浮動不足”,實質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2)中國的郵政儲蓄全額轉存制度。其起因是20世紀80年代高通貨膨脹的壓力環境下,為央行向財政融資提供資金來源。時至今日,一方面貨幣當局意圖增加基礎貨幣以擴張貨幣供應,另一方面不斷增長的郵政儲蓄存款卻不斷的從商業銀行分流存款,間接導致基礎貨幣減少;(3)貨幣政策的實施帶有一定的時滯性,是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內部時滯包括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外部時滯包括操作時滯和市場時滯。
2、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是導致中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的另一個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指標之所以與物價、就業增長等宏觀目標相關性不強,甚至出現貨幣供應量增長和物價下跌并存的局面,除經濟自身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外,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是導致這種背離,尤其是與物價走勢背離的重要原因。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貨幣持有成本的變化,持幣成本不僅影響通貨比率,而且也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意愿。1996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率急劇下降,甚至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持有貨幣資產的機會成本隨之迅速下降。2003年后又出現了一定的通脹,給居民的預期造成了不確定的影響。受其影響,居民持幣待購的心理不斷增強,貨幣流通速度難免下降。二是受社會福利體制改革和就業壓力加大的雙重影響,居民普遍感到未來經濟走勢和個人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增加。出于預防性動機,居民的貨幣需求函數向右移動,使得實現同樣的GDP規模需要更多的貨幣存量,表現為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三是由于我國的貨幣進程尚未結束,大量貨幣作為給不斷擴張的市場領域提供的必要的交易媒介而被經濟所吸收。關于改革以來出現的貨幣高速增長,一般認同所謂的經濟貨幣化進程的解釋。實際上受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力度加大影響,我國的經濟貨幣化進程不但沒有停滯反而加快,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近年來的貨幣擴張效應。
綜上分析,決定基礎貨幣、貨幣乘數效應以及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眾多又不易預測與控制,決定貨幣供應量與物價、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極為復雜。
3、相關性
在計量經濟學中我們把R-squared稱為可決系數,用它可以檢驗模型的擬合優度的,也就是說被解釋變量中有多少是解釋變量解釋的。它的取值范圍是0到1之間,越靠近1說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解釋的程度越高,越靠近0說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解釋的程度越低。把被解釋變量設為GDP;以M0、M1、M2、CPI的增長率為解釋變量。利用Eviews5.0系統對1985-2006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可以得出R-squared=0.379,即在此區間GDP中37.9%的變化是由M0、M1、M2的變化引起的。可知貨幣供應量與GDP的相關性非常低。貨幣供應量已不適應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
因此,在當前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于中介目標的作用不僅是充當貨幣政策操作的信息提供者,更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名義錨的作用。在沒有找到非常適合我國國情的中介目標時應采用多個指標同時監測,如同時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物價指數、經濟景氣度等多個可行的重要經濟指標共同監測,其中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更好一些。通貨膨脹率的優點在于:其可測性和相關性非常出色,便于公眾準確理解和形成穩定合理的預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再次要努力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加強對股市的監管力度,使得中央銀行能更準確高效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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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鄭建明.中國轉軌時期貨幣政策有效性[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5] 王廣謙.中央銀行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
關鍵詞:歐債危機,區域一體化,亞元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進入到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階段。從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到爆發于本世紀的次貸危機、美國債務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來看,合理的風險管理策略和政府債務規模是治理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關鍵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國家普遍出現了高額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和希臘四國尤為嚴重,其中希臘于2009年12月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一場波及多個歐元區國家的債務危機開始不斷的發酵和蔓延。目前,歐債危機問題就成為國內外學者討論的焦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關于在亞洲成立最優貨幣區以及亞元的呼聲不斷高漲,甚至在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以前,許多金融專家和學者認為歐洲是亞洲可以借鑒的模式,這次爆發于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暴露出來歐元貨幣體系的一系列缺點,為亞元的構建提供了借鑒意義。
一、歐債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關于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學者們已經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部分國家高額的財政赤字是歐債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認為,歐元區國家之所以會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主要是源自歐元起國家長期以來比較僵化的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福利體制導致的財政赤字過高,同時當這些國家發生財政問題時,由于歐元區內部的經濟治理機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貨幣政策手段,再加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比如德國和法國遲遲不愿伸出援手,最終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2]。
(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下調歐元區國家信用評級是歐債危機起著助推作用
據imf統計,美國、日本以及英國的財政赤字率均和希臘12.8%的財政赤字率水平相當。但是為何僅有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我們認為正是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了歐元區國家的信用評級,導致這些國的融資能力下降和融資成本上升,最終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徐明祺(2010)認為,正是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調低希臘的信用評級,導致希臘市場融資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3]。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難以形成科學合理和客觀公正的信用評級,助長了全球信用風險的積累和資源的嚴重錯配,由此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動蕩以及主權債務危機的產生。
(三)歐元區經濟制度缺陷與歐元區內部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歐債危機爆發的內部原因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許多學者認為歐元區經濟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貨幣政策統一,財政政策不統一。費爾德斯坦曾經預言,歐元區的這種缺陷有利于長期處于財政赤字的國家,但最終會導致歐元區的解體,其內在邏輯是: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統一,財政政策歸各個成員國所有,貨幣政策歸歐洲央行所有。但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中,不管是經濟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還是經濟一體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國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本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首要目標,但在歐元區,歐洲央行的首要目標是維持物價和匯率穩定。因此,當各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不一致的狀況時,部分成員國必定會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錯配。
此外,歐元區內部的經濟結構不平衡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內部原因。這主要體現在:首先,歐元區并不具備蒙代爾(1961)所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條件。蒙代爾(1961)認為,在一些商品、勞動力和資本一體化,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經濟政策比較一致的國家和地區可以組成獨立的貨幣區。在這個貨幣區內,各個成員國可以實行統一的貨幣和貨幣政策,對內采取固定匯率制度,對外采取浮動匯率制度,這樣可以實現各個成員國的內外部均衡。但目前,歐元區各個國家之間的通貨膨脹率、經濟結構、經濟周期以及勞動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異,并且差異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同時,歐盟各個成員國也具有不同的生產結構,它們對原材料的進口和依賴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個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因此國家之間的勞務和產品
價格競爭趨勢依然存在。其次,歐元區各個成員國的經濟實力呈兩極分化的態勢[5]。主要體現在歐元區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的經濟體系差距不斷拉大以及經濟結構明顯失衡,同時核心國家不斷向外圍國家出口并輸出貸款,外圍國家的負債比較嚴重。
(四)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
首先,歐洲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缺乏必要的彈性。雖然歐盟內部統一市場的建立促進了國家之間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但由于文化和語言方面的障礙,以及社會和教育問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得勞動力缺乏必要的流動性,再加上歐盟內部普遍存在的工資剛性也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此外,勞動力在工會組織強大的保護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比較困難。其次,歐洲國家相繼建立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擴大了財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債務,并使其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逐漸喪失了區位優勢。
二、歐債危機對區域一體化的經驗借鑒
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言,如果說歐元區處于金字塔的頂部,那么北美自由貿易區處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而東亞地區僅處于一體化的初級階段。因此,從歐債危機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得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驗借鑒,從而對亞洲地區貨幣金融的合作前景進行分析。
(一)建立區域范圍內的金融監管和救助退出機制從而有效地防范各種風險
在目前的“清邁協議”框架下,各國財長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時,還倡導成立一個對各國經濟金融形勢進行監測的支付系統。但東亞地區內各個國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因此也有可能出現類似歐元區的“道德風險”。因此在建立這種監管與救助體系的同時,還應該建立一種退出機制。
(二)擴大共同基金的規模,積極推動區域間貨幣與金融合作
從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及演進可以看出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和貨幣體系不足以有效地解決東南亞的區域性問題。從歐債危機、迪拜以及冰島的債務危機可以看出,在區域間建立共同貨幣基金才是有效的解決區域間金融風險的途徑。在歐債危機爆發以后,由于區域內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個國家獨自的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區域內的德國等成員國未能實施及時救助,從而導致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擴大。因此,加強區域內的貨幣金融合作,利用區域內共有的金融資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產生的金融危機。
(三)加強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穩步推進區域間貨幣金融合作
目前,貨幣合作共有兩種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類似歐元區的共同貨幣。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歐元區的貨幣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產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場化的結果,正是由于歐元區的這種非市場化的合作方式才導致目前危機的產生。因此對于東亞區域一體化而言,如果強行通過政治合作來推動,區域內各個成員國經濟條件和經濟政策的差別可能會給區域一體化乃至貨幣區的穩定帶來重大挑戰。
(四)建立獨立的信用評級體系
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債危機,美國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一直扮演著推波助瀾作用。美國正是通過對國際評級長期話語壟斷權來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建立屬于自己區域內的信用評級體系,有利于維護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經濟金融穩定。
三、歐債危機對建立
亞元的啟示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關于推出“亞元”的呼聲不斷,但亞洲各國的政治合作意愿、經濟發展水平等差距預示著推出亞元的道路還比較漫長。歐債危機的爆發更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亞元的前景,并為構建亞元藍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統一歐元區統一
的貨幣政策和獨立的財政政策是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在亞洲,由于現實原因和歷史原因,亞洲各國間的隔閡和差異更多,對主權看得更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施一體化的貨幣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當類似歐債危機的事件發生時,亞洲各國面臨的壓力和威脅將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亞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統一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二)政治和經濟要相輔相成
雖然超主權貨幣是一種革命性的創建,但歐洲貨幣聯盟畢竟是在缺乏政治聯盟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導致危機爆發后,救助措施寸步難行。這要求亞洲各國在推行亞元時,必須首先考慮政治聯盟。雖然亞洲的歷史發展表明,在亞洲實行政治聯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這次歐債危機充分說明,只有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相輔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機的國家迅速恢復經濟。
(三)構建亞元要穩定推進
在亞元的推進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條件,即只有各個國家在要素流動性、經濟互補性、市場一體化、經濟開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趨同的情況下,組建最優貨幣區才能帶來最大的市場紅利。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勉強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償失。亞洲各國應以歐債危機為借鑒,循序漸進地推進亞元,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決不能強行推出亞元,否則就會陷入比歐元區更加嚴重的危機中。
(四)增加貨幣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對于歐元區,亞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亞元必須要在一個貨幣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環境中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減輕投機者的供給。同時也要建立一個具有更多話語權、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較便利的金融穩定組織。這個組織的建立也需亞洲各國不斷地進行研究和探索。
總之,當前歐債危機還沒有完全結束,歐元未來的命運也很難判斷。亞洲各國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密切關注歐元的動態,積極研究歐元在運行過程中的優缺點,并吸取歐債危機的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為區域一體化及亞元的構建做好充足的準備。
參考文獻:
[1]安國俊.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的反思[j].中國金融,2011(18).
[2]余永定.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啟示及中國面臨的挑戰[n].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月報,2010(6).
關鍵詞:存款準備金制度;中西方比較
一、存款準備金制度概述
(一)基本概念
存款準備金是指商業銀行等存款貨幣銀行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提取的準備金,由自存準備金、法定準備金、超額準備金三部分組成。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是指中央銀行在法律賦予的權利范圍內,通過規定或調整商業銀行繳存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的比率,控制和改變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以達到間接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活動。其與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務共同構成了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法寶”。
(二)政策工具的特點
中央銀行通過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直接改變貨幣乘數的大小,從而影響存款貨幣銀行的業務規模和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改變貨幣供應量。同時,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還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等存款貨幣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結構,改變超額準備金與法定準備金的相對比例。因而,該政策工具有對所有存款貨幣銀行影響均等,調節貨幣供應量力度大、速度快、效果明顯的優點。但其缺點也同樣顯著,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微調就會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作用對貨幣供應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該政策的運用會加大經濟的波動,甚至引發經濟的強烈震蕩。同時,也正是由于該政策工具對各存款貨幣銀行影響均等,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高可能導致超額準備金比率較低的銀行陷入流動性困境,容易造成小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引發金融的動蕩。
二、中西方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相關對比
(一)功能作用比較
西方國家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初衷,并非將其作為一種貨幣政策工具,而是作為商業銀行清償力的保證,即在于保障客戶存款的安全,避免流動性危機。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到70年代末,法定準備金制度則更多地被用來控制銀行的信貸擴張及貨幣供給。但近幾年來,隨著金融經濟形勢的變化,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技術日益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調節貨幣供給的功能大大減弱,其作用更多側重于穩定儲備需求,輔助央行調控利率水平。
自從中國人民銀行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我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在中央銀行金融調控中的功能可分為三個:一是作為支付準備;二是進行信用控制;三是進行結構調整。其中前兩項與西方國家前期階段相同,第三項則具有中國特色。
(二)準備資產的結構比較
所謂準備資產的結構,是指存款機構的資產中可充當準備金的范圍,一般是商業銀行的庫存現金和在央行的存款。據英格蘭銀行的規定,英國的合格準備資產除了存于中央銀行的存款及庫存現金外,還包括對貼現市場的通知存款、國庫券、商業票據和一年期以下的公債等。法國將一些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資產,例如,國庫券、地方政府債券、可以在中央銀行貼現的商業票據等,也列入存款準備金項目。從存款準備金的構成來說,我國的準備資產構成比較單一。目前,只有在人民銀行的存款才能作為存款機構的存款準備金,而把存款機構的庫存現金、支付準備金排除在外,存款機構持有的國庫券等優質流動性資產更被排除在外。
(三)準備金率的水平及差別比較
1.存款準備金率水平
從西方國家準備金率平均水平的演變趨勢看,隨著經濟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從總體上,西方國家的準備金水平呈逐步下調趨勢。我國自1984年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存款準備金已進行多次調整。中央銀行通過提高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削弱或增強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應量的收縮與擴張。
2.存款準備金率的差別
西方國家大都采用差別準備金率,即不同的存款類型、不同規模的存款機構實行不同的準備金率。而我國現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雖也是差別準備金率,不過是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狀況等指標掛鉤。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貸款比率越高,適用的存款準備金率就越高。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可以制約資本充足率不足且資產質量不高的金融機構的貸款擴張。
(四)準備金付息情況比較
法定準備金是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媒介,具有強制性。基于其特點和中央銀行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原則,西方各國央行都對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存款不予付息,使之成為商業銀行的一種機會成本,故又被稱為“準備金收入稅”。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央行對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存款支付利息,且利率較高。
三、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未來走向
我國目前貨幣政策操作環境具有特殊性,與發達國家相比,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的區別。
(一)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
我國仍處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央行所規定的一定時期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可非常明確的向公眾表明貨幣市場利率的底線,對于防止利率過度"降調"具有其他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金融體系內流動性過剩
2008年以來中央銀行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是由中國貨幣金融制度、貨幣政策操作環境與內在操作框架決定的。
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在貨幣政策體系中的功能經歷了三個階段,在各個階段都基本上實現了其所賦予的功能?;谥袊洕l展和轉型的任務和過程的長期性特征與金融體系存在較多過剩流動性的基本事實,此政策工具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都將是有效的操作工具。至于取消存款準備金制度,與國際接軌至少需要達到以下條件:外部經濟失衡問題明顯好轉,國際收支基本達到平衡,公開市場操作具有更大的靈活性;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得到明顯緩解;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存款準備金擔負的金融穩定功能下降;形成能反映市場基本供求狀況的基準利率,經濟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提高,形成以利率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等等。
在上述這些條件具備后,我國才可及時調整存款準備金制度,使之適應變化后的經濟金融環境。
參考文獻:
[1]童適平.中央銀行學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關鍵詞】國民經濟;行政管理;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供求平衡
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行政管理是一項重要的國家職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不斷完善,國家執行經濟的行政管理職能的方法也由過去的行政指令轉變為宏觀調控。歷史證明,過去一些西方國家單純依靠市場調節只會使經濟危機愈演愈烈,而我國過去所奉行的計劃經濟體質也會打擊社會生產的積極性,不利于經濟快速發展,阻礙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而我國當今的經濟體制通過市場靈活反映價格的變化,使國民經濟能夠通過市場自主運行,當市場運行出現故障時,政府能及時出臺合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樣的經濟體制相對于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一的市場調節更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更有利于推動社會的進步,文明的發展。本文將分別介紹與宏觀調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關的一些理論知識和它們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應用。
一、宏觀調控
(一)何為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策略對國民經濟實行的調節與控制的過程,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經濟行政管理的職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運行總的經濟需求,所以宏觀調控的權利只能屬于國務院。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動態平衡。為了達到特定的目標,政府需要通過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制度來調節這種總的平衡。一旦市場因為供求關系失調等原因發生問題或者產生了混亂,政府就能夠通過出臺相關的專門針對該類問題的經濟政策來在宏觀上調節市場的運行,穩定經濟的發展趨勢,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均衡增長。
(二)為什么要宏觀調控。
1.市場不能夠調節所有的經濟領域。
像槍支彈藥等武器,公共產品等涉及到國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領域就不能讓市場去按照市場的規律調節,而應該根據有關情形,由政府來調節。
2.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缺點,市場也會失靈。
如:外部效應,公共產品,市場壟斷,不完全市場,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觀經濟運行不穩定等。
3.宏觀調控有利于幫助人們認識市場的弱點和缺陷。
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進而維持經濟穩定增長,最終使社會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三)宏觀調控的手段。
宏觀調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種。分別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手段一般是通過經濟政策來實現。而行政手段一般通過政府的有關命令實現;法律手段則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宏觀調控,要將這三種手段綜合運用,要使這三種手段之間達到相互適應的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必須要堅持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節方法,并以間接調節為主。直接調控一般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現,比較生硬而不緩和。而間接調控則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相應的經濟目標,一般會利用價值規律,并且順應了市場規律,更為緩和,更容易被受眾接受。直接調控可能見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決當前問題,但卻很有可能治標不治本,而間接調控恰好彌補了直接調控的缺點,盡管間接調控產生效果會慢一些,到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長遠來看,對解決問題更為有利。因此,要將這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運用,發揮出宏觀經濟調控的最大功能。
二、財政政策
(一)何為財政政策。
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為完成社會經濟穩定,促進公平和效率相協調的任務,通過稅收、公共支出等方法來分配社會財富,而制定的財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財政政策有階段性和相對穩定性,有導向,協調,穩定的功能。
(二)財政政策的分類。
財政政策由于其分類標準的不同,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由于財政政策具有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財政政策劃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二是依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這樣就又可以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是根據財政政策發揮調節作用的地方不同,將財政政策劃分為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
(三)財政政策的應用。
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選擇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就能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來拉動社會總需求,刺激消費,進而消費掉多出的社會產品。但如果當供小于求時,就可以使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債發行,減少投資需求和財政補貼等手段刺激生產,適當減少社會總需求,這樣就可以緩和社會總供給不足所造成的矛盾。當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可以搭配使用積極和消極這兩種財政政策,要增加財政補貼減少國債發行等政策刺激總需求增長。另外,還要抑制社會總需求,使二者逐漸趨于平衡。社會總供給小于社會總需求也可以同時使用這兩種戰略。通過縮減財政開支,縮減財政赤字,增發國債,減少居民消費補貼等方式來縮小社會總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會總供給的增加。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仍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三、貨幣政策
(一)何為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國家通過各種工具和方法來調節貨幣的總量和利率以實現某些特定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是國家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貨幣供應和貨幣流通管理的基本準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絕對的,要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經濟運行態勢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選擇。一般情況下,當經濟過熱,總需求又過于旺盛時,應該采用雙緊政策。在當市場疲軟,經濟過冷時,要采用雙松政策。在結構失調但是經濟又有一定熱度時,應采取緊貨幣,松財政的政策。在經濟下滑時,應采取松貨幣,緊財政的政策。
四、結語
當前要更好地通過宏觀調控這雙有形的手輔助市場這個無形的手,使市場與政府協調平衡,保證我國經濟平穩運行,持續發展;合理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遵循并利用價值規律,綜合運用計劃、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來維持國民經濟平穩運行,促進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不斷提高我國綜合國力,進而實現社會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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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元區的基準利率體系概況
(一)歐洲央行基準利率。自歐元誕生以來,歐元區政策性基準利率(ECB interest rate)是由歐洲央行直接制定與調控。在歐洲央行眾多的利率指標中,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MRO)、邊際貸款便利利率(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 rate)和存款便利利率(deposit facility rate) 被視作歐洲央行基準利率水平的衡量標準,其中,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通常又被稱為政策性基準利率,邊際貸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則由常設便利產生,分別代表隔夜市場利率的上下限。這三種利率均從歐洲央行系統ESCB(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的貨幣政策工具中相應產生。
(二)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在貨幣市場上,最具代表性的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則是歐元區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EURIBOR)、歐元區隔夜借款平均利率(EONIA)和歐元回購參考利率(EUREPO)。
EURIBOR是歐元區內一級銀行之間的歐元定期存款報價利率,反映了歐元區銀行(包含各種性質與規模)存款批發業務行情。由歐洲銀行業協會和金融市場協會聯合發起,期限共15個,長度從1周到1年不等。每個交易日上午10:45之前,各報價銀行通過歐洲自動實時結算傳遞系統報出自己的拆借價格;10:45 至11:00可以修正其報價;11:00,授權路透將所有報價去掉各個期限的最高和最低的15%個報價,通過算術平均計算后公布EURIBOR。
EONIA是歐元區內指定銀行的歐元隔夜拆借利率的交易量加權值,它由歐洲央行根據EURIBOR和相關金融衍生品市場指數制定,是針對歐元衍生品市場的有效基準利率。由于EONIA較好地跟蹤了隔夜拆借利率,央行利率調整將直接影響其價格,非常適合投資者利用基于EURIBOR的投機或套期保值,也便于指導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上的資產負債管理。
EUREPO與EURIBOR和EONIA不同,它是基于有擔保的回購市場而形成的,隨著全球債券回購交易量的增加,債券回購已經成為貨幣市場以及銀行間市場的主要交易品種之一,也是歐洲央行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手段之一。這主要適應固定收益率證券的做市商和一級交易機構對于回購工具的大規模使用、證券化和脫媒進程的推進、信用風險暴露的降低以及資本充足率的提高等環境變遷而產生。
二、歐元區貨幣政策操作中的利率角色
(一)政策性基準利率的制定。歐洲央行(ECB)的職能是“維護貨幣的穩定,管理政策性基準利率、貨幣儲備和貨幣發行以及制定歐洲貨幣政策”。其中,政策性基準利率的制定必須完全服從于歐元區貨幣政策戰略,即一個量化目標和兩個分析支柱。
一個量化目標:中長期通貨膨脹率(歐元區消費物價協調指數(HICP))年增長低于但接近2%。一方面,量化目標給公眾明確了歐央行的責任,也提供了預期未來價格變化的指南。另一方面,這目標是中長期目標,貨幣政策沒必要微調以應對短期價格變動,對前瞻性要求較高,以避免對現實經濟產生過多的反應和不必要的波動。
兩個分析支柱:在政策性利率決策時,歐央行需要進行經濟分析和貨幣分析。其中,經濟分析的目的在于確認和識別各種驅動經濟波動的經濟沖擊,并對通脹的周期性動態變化進行評估。貨幣分析的對象是中長期價格變化趨勢。歐洲央行經常選擇兩種分析方法綜合判斷,特別是當貨幣分析信號模糊的時候,經濟分析往往能起到影響決策的關鍵作用。為了提供評估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基準,歐洲央行給M3年增長率提出了一個參考值,但并不是機械地對M3偏離參考值做出政策反應,在這個過程中注重兩點分析:一是M3的組成部分(即負債的結構)和M3的對應項目(資產的結構)分析,區分是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還是資產結構的轉換,特別是M1受到特殊的關注,因為它們更能反映持有貨幣的交易動機,與總體消費關系最密切。二是如果貨幣和信用的增長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需要,但是卻沒有引起通貨膨脹,十分強調金融不平衡分析,因為金融不平衡或投機類資產價格泡沫的出現都會動搖經濟活動和中長期價格變化趨勢的穩定性。
(二)貨幣市場基準利率調控模式――利率走廊。歐洲央行的貨幣市場基準利率調控的實質是利率走廊模式,即由政策性基準利率確定走廊中心,以邊際貸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為走廊上下限。這種制度安排有三大優點,一是利率走廊可使央行嚴格地將拆借市場利率控制在走廊內目標利率附近,拆借市場利率波動較小。二是使利率政策與流動性政策相分離。雖然對銀行間通過拆借市場進行交易激勵有限,但是央行仍能獨立地控制市場利率與超額準備金水平。關鍵弱點在于在目標利率附近,準備金需求曲線的彈性極小,這勢必會影響央行利用利率走廊系統實施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效果。
實際上,歐洲的銀行體系也適合利率走廊式的調控,這是由歐洲的全能銀行體系造成的。以德國為例,全能金融是德國自1983年以來逐漸興起和正在形成的一種新金融體制。其優點在于,一是德國全能性銀行能滿足客戶的各種需求,有超強的應變能力,而且密布的銀行網點,也會便利中小企業各項業務的辦理,避免了銀行間的過度競爭。二是由于全能銀行的業務多樣化和收人來源多元化,銀行的一部分業務虧損可由其他部分業務活動的盈利來補償,即利用內部補償機制來穩定利潤收入,這就可以降低經營風險,使銀行經營活動更加穩健,有利于整個銀行體系保持穩定。三是全能銀行以商業銀行為依托,涉足各個不同領域,有著雄厚的資金實力,在開拓國際市場時,資金融通可以比較順暢,從而可以施展自己的拳腳。四是該體系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德國農民在資本市場上享有特殊地位,其能較容易的獲得銀行中長期貸款,且貸款利率低于其他貸款項目。其最大的缺點是全能銀行戰略相似,業務強項不夠突出,但也穩定了各項基準利率之間的利差。
(三)維持貨幣市場利率走廊的方式――注重數量型工具的運用。常規情況下,歐洲央行維持貨幣市場利率走廊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有五種具體操作工具,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儲備交易,該交易以回購協議或有擔保的貸款為基礎,其它四種為直接交易(outright transaction)、發行債券、外匯互換和吸收定期存款。公開市場操作由歐洲央行進行,并由它決定使用何種工具和交易條件。公開市場操作采取標準招標、快速招標和擔保交易方式。二是常設信貸。有兩類常設信貸――邊際貸款便利和存款便利,都采取非集中的形式,由成員國中央銀行管理,合格的交易對象可自主決定是否參與交易。三是法定存款準備金。如果信貸金融機構沒有滿足最低準備金要求,歐洲央行可以征收懲罰性利息或進行其他的懲罰。但是金融危機后,各環節傳導由于道德風險而中斷,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維持貨幣市場利率穩定有了長足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利率承諾。自2008年10月起,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歐元區連續下調其基準利率(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至2009年5月,歐元區基準利率降低到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連續22個月保持在該水平低位運行。2011年4月,歐元區的通貨膨脹率攀升至2.8%,超過了央行設置的2%的警戒線,并且有潛在抬高的趨勢。為了應對通貨膨脹,歐洲央行在保持22個月的低利率水平(1%)后,重新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達到1.25%;三個月后,又再一次上調25個基點。2012年7月,歐洲央行迫于沉重的債務危機壓力,將歐元區利率水平降到了0.75%的史上最低水平,幾乎接近零利率。
第二,強化信貸支持。歐洲央行推出的強化信貸支持計劃主要是通過信貸支持,為金融市場提供充分的流動性,該計劃主要是通過對主要再融資操作(MRO)和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兩項措施的延伸。2009年5月,歐洲央行開始實施強化信貸支持計劃,首先是繼續延遲LTRO期限,在原有1個月和6個月期限基礎上,增加1年期LTRO;其次是央行增設參與再融資操作的參與方數量,包括歐洲投資銀行在內的多家金融機構獲得了參與央行再融資操作的資格;再次是進一步擴大再融資操作中抵押資產的范圍;最后是繼續實行固定利率全額分配政策。2009年底,歐元區經濟好轉,歐洲央行宣布將逐步退出強化信貸支持計劃。然而歐債危機隨后迅速出現,歐洲央行迫不得已再次恢復強化信貸支持計劃,相繼在2011年末和2012年初分別推出兩輪三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
第三,資產擔保債券購買計劃。2009年7月,歐洲央行正式推出資產擔保債券購買計劃(CBPP)。歐洲央行和各成員國央行直接購買在歐元區內發行的以歐元計價的資產擔保債券,并希望通過CBPP為資產擔保債券市場提供有力支持,以此增加私人債券市場的流動性,活躍和改善融資環境,促進信用機構擴大信貸規模。到2012年10月末,僅完成了該計劃額度的不到一半。主要原因是由于歐洲央行在推出CBPP2后,又連續推出了兩輪三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使得CBPP2的執行變得無關緊要。
第四,證券市場計劃。2010年5月,歐洲央行啟動了證券市場計劃(SMP),即歐洲央行直接購買政府和私人的債券。證券市場計劃啟動后,截至2011年2月底,歐洲央行已經從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重債國購買了共計740億歐元的政府債券。2011年8月,面對嚴重的歐債危機態勢,為了穩定債券市場,歐洲央行又重啟證券市場計劃,主要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重債國的政府債券為主。2012年9月,歐洲央行推出“直接貨幣交易”新國債購買計劃,證券市場計劃便同時終止。
第五,三年期長期再融資操作。歐洲央行于2011年12月宣布啟動兩輪三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 LTRO)。歐洲央行推出此次長期再融資操作的目的是通過為歐元區銀行提供固定利率為1%、期限長達三年的全額低息貸款,并且可以歐元區成員國的國債作為抵押的方式,來激勵獲得貸款的銀行購買歐元區成員國債務。但該計劃最大的問題在于,歐元區銀行在獲得低息貸款后,并不一定按照歐洲央行的預期購買重債國的債券,從而使該政策效果有所削弱。
第六,直接貨幣交易。歐洲央行為繼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于2012年9月推出直接貨幣交易(OMT)。從客觀上講,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央行推出的OMT是對SMP的取代。OMT的推出主要有以下優點,其一,將購債與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救助條件綁定。其二,承諾無限量購買國債,有利于降低私人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其三,沒有優先償還權,歐洲央行明確表示放棄優先償還權,這有利于引導私人投資者增加對國債資產的穩定需求。
從上述特點看,作為管理超主權貨幣的中央銀行,歐洲央行創新引用貨幣政策工具維持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穩定具有三項特點;第一,以固定利率為金融機構提供長期的信貸支持,穩定長期預期。第二,以傳統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為主,在貸款期限、抵押資產范圍等進行有效拓展,滿足短期流動性需求。第三,為清理貨幣政策在各主體及市場間的傳導障礙,直接介入傳統做法不允許的領域。第四,歐洲央行只能從政策上加以引導,而無法直接決定購買資產的結構和數量,由銀行的自主性決定,完全根據銀行的實際需要來決定資金的流向。
三、歐洲利率調控體系對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啟示
(一)貨幣市場基準利率應與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緊密聯系。從歐洲央行發展歷程來看,貨幣市場基準利率應當由市場自主決定,而在實際操作中,并非全由市場自主決定,只是加大了由市場決定的比重。此時的央行不應直接干涉利率價格水平的形成,而應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影響貨幣市場資金供求及利率水平,從而體現政府的調控意愿和政策導向。目前,我國央行創造性的推出SLO和SLF,就是穩定短期利率的穩定性,維護流動性的重要工具,已經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與貨幣政策工具操作建立了緊密聯系。
(二)維護基準利率的穩定應有明確的貨幣政策戰略框架。借鑒歐央行經驗,維護基準利率穩定的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可供借鑒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明確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結合對宏觀經濟的研究分析確定貨幣供應量等重要的參考目標,最終落實到基準利率水平的操作目標的制定上,保證良好的透明性和穩定性,從而有利于合理引導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并保證貨幣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學性和政策的連續性。二是將創新豐富公開市場操作作為維護基準利率穩定的主要工具。及時有效地抵消隨機因素的沖擊和傳導障礙,確?;鶞世实姆€定。三是定期討論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情況,注重貨幣分析和經濟分析,對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全面的評估和糾偏,對基準利率目標的合理性進行有效的評判和調整,以確保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