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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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關鍵詞］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趨同化差異化競爭特色辦學
［作者簡介］李斌琴（1980-），女，福建福安人，嘉應學院教育科學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盧志成（1979-），男，福建南靖人，嘉應學院體育學院，講師，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體育管理、高等體育教育。（廣東梅州514015）
［課題項目］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新建本科院校專業設置模式研究”（項目編號：gd10xjy02）和廣東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2010年度項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研究——基于專業設置模式改革的視角”（項目編號：2010tjk32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2）12-0008-04
一、高等教育：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
在當今激烈競爭的時代，為了生存與發展，任何組織都要面對來自外界的競爭。同樣，競爭已成為大學生存和發展的不可回避的問題，誠如加里·貝克爾所說：“無論是推動教育發展，還是促進啤酒生產，我都相信競爭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領域，美國世界領先，而這個領域是美國競爭進行得最為激烈的領域。”①在我國，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過去高等教育的發展一直以政府的調控為主，國家對高等教育大到立法、規劃、評價，小至高校的辦學目標、培養計劃、機構設置、人事安排、專業設置、招生就業等，均通過各種制度予以嚴格規定。在此背景下，高校依附于政府，并無實際辦學自，只需依政府的指令行事，而無須太多考慮外在的社會需要和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之計。因此，大學之間雖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沖突與矛盾，但作為資源擁有者與調配者的政府在主觀上鮮有讓大學進行競爭的意圖。作為非完全獨立的行為主體，大學也基本上沒有競爭的想法和欲望，在計劃經濟時期大學競爭有意無意被掩蓋了。②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效益原則與優勝劣汰原則被逐漸引入，大學作為獨立的法人辦學實體已經得到承認及規模擴張后高等教育“買方市場”的逐漸形成，大學也正逐步失去過去政府提供的全面保護，必須走向市場，通過競爭獲取資源。競爭既是大學獲取“稀缺資源”、戰勝對手的手段，也是現在乃至未來中國高等教育合理配置“稀缺資源”的重要方式。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是這個競爭大潮中必須參與的一個重要支流。
資料來源：趙應生、洪煜、鐘秉林發表在《教育研究》的“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地方高校經費保障問題及對策”一文。
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競爭中的弱者
我國現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262所，而目前這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發展中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趨同，這在其發展定位、學科建設、專業設置等方面均有體現。如，定位向“985”“211”大學看齊，爭當“一流”、爭變“研究型”；向多科性、綜合性大學方向發展；專業高度雷同等。在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趨同的后果就是大家在同一平臺內進行同質化競爭，爭奪有限的辦學資源。而事實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同質化競爭中是沒有優勢甚至是處于劣勢的。因為各級各類高校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校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高低既有辦學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所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著其維持和獲取辦學資源能力的強弱。我國現有各級各類普通高校2358所，高等教育場域“是一個等級嚴格的金字塔式的系統，自下而上分別是民辦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普通地方專科學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點高校、百余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學、8所所謂‘重中之重’的985大學，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③對處于高等教育場域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在獲取辦學資源方面與處于高等教育場域頂部的高校有較大差異，成為競爭中的弱者，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
1.政府經費投入：親疏有別。當下，我國高辦學經費的投入雖然正逐漸走向多元化，但是政府的教育經費投入依然是主要部分。在教育資源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對高校經費的投入依據是其在高等教育場域位置高低，選擇“親疏有別”的重點投入政策。處于金字塔頂端的中央部屬高校財政性教育經費由中央政府負責，地方高校則由地方政府承擔。④地方院校受地方政府工作財力不足的制約，經費保障水平與中央部屬高校存在較大差距，且二者之間有擴大之勢（如右表所示）。除此之外，對處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頂部的“211”和“985”工程項目的高校還能從政府獲得“超國民”待遇，得到額外巨額資金投入。如，在“985”工程一期項目的“2+7”格局中，定位于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和清華，三年時間內從教育部各獲得18億元的投入；其余最初定位“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的中國科技大學等7所高校也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中央部委獲得三年10億元左右的投入。⑤在長期辦學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大幅度的經費支持對高校的發展無疑具有決定性作用。而眾多地方高校受經費投入水平的制約，僅能維持基本運轉，用于教學和科研的經費嚴重不足。
2.招生被“忽視”與就業受“歧視”。長期以來形成的高等教育金字塔體系，使得不僅政府根據這個金字塔體系進行教育規劃，配置高等教育資源，社會如家長、考生、用人單位也以此為標準自上而下考量大學的“優劣”。在他們眼中，處于金字塔頂端的北大、清華及其他“985”“211”院校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個特殊層次。學生進入這類大學學習，不僅是家長培養子女獲得階段性成功的標志，同時也意味著將來可能比進入處于金字塔底部“一般”院校的學生有更好的出路。因此，處于金字塔頂端的院校自然是考生、家長們報考的首選，而位于底部的地方院校則往往被“忽視”。這也使得一些地方院校開始陷入了“生源危機”，不得不降低投檔分數線方能勉強完成招生指標。與此同時，用人單位也依據高校在金字塔體系中的位置高低判別畢業生質量“優劣”，畢業生的“出身”對其就業極為重要，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受到歧視現象屢見不鮮，其就業率也明顯低于211、985院校。《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2009年）》的調查顯示，2007屆、2008屆“211”院校畢業生就業率分別為93%、90%，非“211”院校畢業生則為90%、87%。
3.人才引進：缺乏吸引力。師資力量不足，師資水平不高是諸多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發展初期普遍存在的問題。為此，各院校出臺了相關的高層次人才引進政策，通過提供住房、安家費、科研啟動經費、安排配偶工作等優惠政策吸引高職稱、高學歷的人才，以提高師資隊伍的水平。但是，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大多位于地級市，有的甚至是欠發達地區的落后城市。無論是城市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還是院校的財力、辦學條件、學科建設水平、科研基礎與氛圍、工作環境、發展機會都與一些重點院校存在較大差距，這導致眾多高層次人才寧去大城市的專科院校也不愿落戶在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不僅如此，既有的人才亦有可能留不住，或被其他院校挖走，或讀博離校。
4.科研競爭：先天不足。由于大多地方院校辦學歷史較短，特別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本之前的專科辦學階段，科研基礎條件差、對科研工作不重視，地方院校的科研普遍起步較晚、起點較低。這使其科研競爭力明顯落后于“211”“985”大學，突出反映在其承擔的課題上。如在2006～2010年公布的“十一五”教育科學規劃課題中，地方院校承擔的數量不到1/4⑥，其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承擔的更少。
三、差異化競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性選擇
面對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競爭及其弱勢地位，如何突出重圍？選擇何種發展戰略？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作出抉擇的問題。在自然界，處于同一生態位的各物種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相互競爭，生態位重疊程度越嚴重，競爭越激烈。此時，為減緩競爭壓力，處于同生態位的物種會選擇生態位分離或移動的方式對群落的時間、空間和資源的利用以及相互關系方面，傾向于用相互補充來代替直接競爭，即實施差異化競爭策略，使由多個物種組成的生物群落能更有效地利用環境資源。
在社會領域，差異化競爭已是經濟學、管理學各學派研究的重點內容。這主要源于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的伯川德悖論（Bertrand-Paradox），該理論認為兩個以上的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以不變的規模收益生產同類產品，以邊際成本銷售，會失去獲利空間。回避伯川德悖論的最現實和最常見的做法是實現產品差別化。作為企業競爭戰略的差異化競爭理論，同樣可以應用于教育組織的研究，用來分析院校的發展。高等教育是為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服務，又受其制約，而社會發展又是復雜、多樣性，其需求也是不斷變化的，再加之我國的區域、城鄉之間在社會發展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高等教育只有多樣化、差異化發展，才能靈活應對這一多樣化的外部環境。另外，從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學生的個人智力水平、學習能力、價值取向、社會觀念等亦是多樣性的，大學也應差異化發展，以滿足社會個體的多樣化需求。伯頓·克拉克曾經斷言，“實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辦法就是把所有的雞蛋都往一個籃子里裝——高等教育最忌諱單一的模式”⑦。也正因如此，走差異化競爭道路，已成為當下世界高等教育辦學的共識。從本質上講差異化競爭就是追求獨到之處，以特色求發展。⑧潘懋元先生也說過：“每所大學能夠生存，能夠發展，能夠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雖然，當下對何謂辦學特色有不同的理解，但可簡單地概括為“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新”。這應該是對差異化競爭的最好詮釋。
對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在高等教育場域競爭中的弱勢地位，更需講求差異化競爭策略，應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色來尋求合適的發展空間，強化自身的獨特性、稀有性，走出發展初期的向金字塔頂端的院校模仿的泥淖，避免同質化競爭的劣勢，形成不同于其他學校的比較優勢，提高和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品牌，構建獨特的競爭優勢。
四、特色辦學：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差異化競爭的路徑
總的來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辦學的“特”，要體現兩點：其一，地方性。即面向地方，立足區域。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即為其使命，脫離了這一點，新建本科院校則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生存和發展之基礎。我國地域遼闊，區域間發展極不平衡且各具特色。不同區域在文化積淀、經濟發展重點及社會發展戰略上的差異，為新建本科院校實現服務社會的理想，形成自身特色創造了有利條件。新建本科院校正可根據自身發展條件，結合區域發展現狀，確立服務重點，進而突出特色，最終形成服務地方的特色優勢，為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其二，獨特性。即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管在其辦學定位，還是專業設置、課題研究、人才培養和師資建設等方面都要和研究型大學、高職等其他類型院校有所區別，為自己爭得在競爭中取勝的機會。因此，具體來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既要通過走特色辦學之路實現差異化競爭戰略，又要做到以下幾點：
1.立足區域，科學定位。辦學特色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長期的辦學實踐與目標追求過程中形成的。但若無合理目標與科學的定位，不僅難以形成特色，甚至會影響學校的健康發展。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大學并無實際辦學自，這也導致其“無目標辦學”，以致一些院校經過幾十年發展仍“原地踏步”。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辦學應立足區域，科學定位：首先是明確自身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即學校是一所地方性高校，即使未來辦學層次提升，獲得碩士點博士點，招生面向擴展，但是社會服務面向與發展空間仍主要是學校所在區域。其次是圍繞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特色辦學，強化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重點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政策咨詢、科技服務，并在服務地方的過程中獲得地方政府和群眾的支持。如廣東嘉應學院的辦學宗旨是“立足梅州、面向基層、服務廣東、輻射全國、延伸海外”，其定位為辦出“植根僑鄉，服務山區，弘揚客家文化”的特色。基于此定位，嘉應學院開展了一系列服務地方的活動，2008～2009年該校受當地興寧市委、市政府的委托，為其制定《興寧市總體發展戰略規劃研究》。最終，研究成果不僅獲得興寧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認可，還獲得了“廣東省2008～2009年度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2.以區域社會發展需求為基點打造特色新專業，吸引生源。社會需求是推動大學發展的強大動力，大學專業的設置主要取決于社會的需求。地方院校的專業設置只有密切聯系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迎合地方社會需求方能創出特色。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各地區產業結構、經濟基礎大相徑庭，各有特色，這對地方院校的專業設置自然會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區域的重要產業往往是該區域的特色產業，需要特殊的技術、人才。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應充分利用其區域的優勢，積極主動搜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信息，根據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設置特色專業。如福建龍巖學院根據當地煤炭資源豐富，需要大量研究、開采煤炭的高級專業人才的現狀，果斷地增設了采礦工程、地質工程、測繪工程本科專業，并與福建省煤監局、省安監局合作辦學。龍巖學院為煤炭企業培養定向人才，而企業則為簽訂定向培養協議的學生提供學費、專業獎學金，并分配工作。這種校企合作辦學的模式，很快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的反響，成為龍巖學院的辦學特色和品牌專業。
3.探尋區域特色文化，研究區域特色課題。科學研究是大學的職能之一。受辦學條件等限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獲得國家級、省部級課題的機會較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院校在科研方面可以無所作為。地方院校完全可面向區域特色文化，以研究區域特色課題作為科研的突破口。一是尋找區域特色文化資源，研究區域特色文化。如廣東嘉應學院依托地處客都梅州的區位優勢，成立客家研究院，其客家文化研究作為一項特色在海內外均有較大影響，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也因此成為獲批準成為“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省市共建重點研究基地”。二是積極利用地緣優勢開展特色“產、學、研”課題研究。地方院校對教師科研項目的考核應淡化“級別”，鼓勵教師面向區域經濟建設主戰場，從事直接為區域經濟生產服務的應用型課題研究，將科研拓展至當地企業，形成自己的區域性科研特色，并以此獲得地方政府、企業的支持和科研項目與資金，實現院校與區域社會發展的互動。如龍巖學院資源工程學院，成立“南方不穩定煤層開采研究所”，將其打造成校、企聯系的紐帶，產、學、研相結合的橋梁，對煤炭行業的重大課題展開技術咨詢，針對企業對不穩定煤層開采技術迫切需求和所面臨的重大技術難題確立研究課題，為地方經濟建設，特別是福建省龍巖市煤炭資源開發作出了重大貢獻，并以此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緊抓煤炭行業特點及專業特色的研究，帶動了龍巖學院資源工程學院科研的長足進步。
4.面向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培養特色應用型人才，提高畢業生就業能力。為地方培養特色應用型人才是地方院校特色辦學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核心競爭力。因此，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應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一是課程體系設計突出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特色。課程體系設計是根據人才培養規格確定的，必須符合培養目標的要求，進而滿足社會需要。為體現人才培養特色，滿足特色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及區域社會發展需要；課程體系在內容上應緊密圍繞人才培養規格、目標設計，以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在知識、能力和素質方面的基本要求為框架，構建科學、協調、可操作的課程體系；在形式上應增加選修課的比例，加大學生自主選課權，以拓寬其視野，培養創新能力，體現一專多能的人才培養目標，擴大畢業生的就業面。二是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構筑實踐鍛煉平臺。重理論、輕實踐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對于面向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培養特色的應用型人才，需要加大實踐教學的力度，積極尋求與地方政府、企業的合作，為開展實踐教學環節構建實踐合作平臺，滿足學生開展社會實踐鍛煉的需要。如嘉應學院通過建立定向人才培養基地與當地企業長樂燒酒業公司開設“長樂人才培訓班”，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開設“移動人才培訓班”，整合學校和企業雙方優勢資源，契合學校、企業、學生三方的發展需求，打造實踐和理論學習相結合的平臺，為學生開展學習培訓、營銷實操、企業實踐等項目，增強學生的綜合素質，提升其就業能力。
5.分層次、分類別地建設師資隊伍。不管是區域特色辦學目標的實現，還是特色專業的建設、特色課題的開展及特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最后都有賴于師資隊伍的質量，歸結為師資隊伍的建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目前在這些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一是特色學科、特色專業的人才緊缺，師資隊伍結構和人才梯隊對特色辦學的可持續性和長久性也是個考驗；二是教師的實踐性和動手能力有待加強，“雙師型”教師緊缺，有的老師固守已有的理論研究，不愿拓展在實踐能力和應用性方面的研究。因此，為更好地實施特色辦學，落實差異化競爭發展策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更應緊緊圍繞學科建設需要，以優化結構為目標，有針對性、有重點、分層次、分類別地建設師資隊伍。對于前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應：一是引進與培養并舉。一方面，建立特色學科帶頭人引進的保障機制，確保特色學科建設投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引進外來人才固然重要，但是內部培養也不可少，畢竟現有的教師對于學校的特色辦學有更為深刻的認識，有更多的積累與準備。二是重視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強化重點學科、優勢學科、特色學科的人才梯隊建設，把大力培養青年學術骨干、青年學術帶頭人作為青年教師隊伍建設的重中之重，為學校的長遠規劃做準備。如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實施的“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計劃”，三年為一周期，并給予相應的專項科研經費，即取得了顯著效果。三是做好柔性引人工作。對于學校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不必盡求為我所有，但能為我所用即可。對于后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將教師下放到企業進行掛職，特別是應用性和實踐性較強的專業如機械工程專業的教師，加強“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在引進人才時要加強對其應用性知識、技能和實踐能力的考核，特別注意教師已有的實踐性知識基礎和動手能力是否適合相應專業、滿足該專業的需求；既要“走出去”，也要“請進來”，可以與地方企業達成合作意向和協議，定期聘請企業具有實踐經驗和動手操作能力的專業技術人員到學校進行講學，對本校教師進行培訓。
［注釋］
①朱科蓉.競爭——英美教育市場化改革的核心［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3（2）：88.
②別敦榮.我國地方大學的使命與發展戰略［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84.
③趙炬明.精英主義與單位制度——對中國大學組織與管理的案例研究［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1）：178.
④紀寶成.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歷史性變革［J］.中國高等教育，2000（10）：5.
⑤宋維強，廖媛紅.大學競爭的政治學分析：以“985工程”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4（6）：27.
⑥孫繼英，劉兆文.地方院校的科研競爭力現狀與對策研究［J］.教育教學論壇，2010（18）：152.
第2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深度調整期，我國的工業經濟整體處于工業結構高級化、工業增速下行的情況。為了更好地促進工業經濟發展，在維持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突破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國家要加強對新常態下工業經濟運行特征的分析，積極探索工業經濟發展的新對策。
一、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運行特征
1.工業經濟增速放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然而近些年來，我國工業經濟的增速卻明顯出現了下滑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當前工業企業的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不過盡管工業經濟增速下滑，其總體趨勢仍然較為平穩。
2.產業結構升級加快
根據數據調查顯示，2014年，造成我國工業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電力、采礦業和燃氣等生產和供應產值的下滑，而這些重工業產業的下滑正是因為我國工業經濟目前正處在轉型的階段。當前，我國能源結構正在向更加節能環保的方向發展，城市中的燃氣設施日益完善，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也開始進入市場并飛速發展，這些都表明了我國工業產業結構的升級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對策探析
1.繼續刺激市場需求
首先，國家要在保證投資效益的基礎上，加大投資的力度，促進投資平穩較快發展。投資效益可以分為經濟效益和綜合效益，經濟效益僅僅體現了企業方面的成果，而綜合效益還涉及對社會長遠發展的綜合影響，關系我國的民生穩定和社會穩定問題。目前我國還有許多地區存在產業不平衡的問題，這些地方的設備落后，工業經濟發展緩慢。所以，國家必須加大對民生項目的投資，同時還要把控好投資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資而產生經濟急速發展的不穩定現象。其次，國家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工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干預，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實現消費者的自由購買。同時，國家還要改變土地的出讓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給，使房地產行業朝著積極健康的市場方向發展。最后，國家要制定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降低我國進口關稅，鼓勵國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高加工度產品進行出口貿易，鼓勵中間產品進口。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能夠為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機制，避免貿易爭端，從而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競爭力，促進工業經濟發展。
2.持續引導轉型升級
為了更好地促進新常態下工業經濟的發展，國家要持續引導工業產業的轉型升級。首先，國家要鼓勵工業企業創新。企業創新能給企業和國家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能夠迅速提高整個工業行業的技術水平，為工業轉型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其次，國家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企業的數量多少是決定一個國家工業結構是否先進的重要標準，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可以與其他產業產生乘數效應，加快工業經濟的整體發展步伐。國家在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時不能僅僅專注于高端技術企業，而是更多的從要素結構升級的角度出發，主動承接跨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轉移，促進國內具有發展潛力的低、中端知識密集型產業取得發展。最后，國家還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努力將信息消費培養成市場新的經濟增長點，并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和發展。
3.改革體制機制，實現配置優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體制機制是影響其工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體制機制的優化能夠更好地促進工業煥發活力，催生更強的發展動力。對此，國家應該加快對工業經濟的體制改革，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首先，國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動國有企業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國企股權結構方面的優化，實現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優勢互補，促進雙方共贏發展，進而提高工業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其次，國家要積極促進壟斷行業的改革，在工業行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同時一些壟斷行業的供給無法進一步保障，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對此，國家應該以宏觀調控為手段，將一些資源從產能過剩的行業轉移到供給不足的壟斷行業，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工業產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階段，國家應該積極發揮宏觀調控的力量來刺激市場需求，為工業產業轉型升級創造良好條件。同時，要改革工業發展體制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工業經濟內涵式增長。
第3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提要：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作為反壟斷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在WTO、全球化、知識經濟大背景下，面對出現的新情況和新，應作出適當的回應。本文擬將適用除外制度置于此背景中，并結合國情對適用除外制度作出進一步的探討和。
關鍵詞：反壟斷 適用除外制度 WTO 經濟全球化 知識經濟
一、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概念及其基礎
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作為反壟斷法的一項基本制度在各國反壟斷立法中均得以確立。所謂反壟斷法適用除外，亦稱適用豁免，系指在某些領域對某些事項不適用反壟斷法。具體而言是指在某些特定行為或領域中允許一定的壟斷狀態及壟斷行為存在即對某些雖屬限制競爭的特定協調或聯合或單獨行為，反壟斷法不予追究的一項法律制度。
壟斷的概念相當復雜，在經濟學、法學研究中，人們廣泛地使用這一概念，但是在法律界至今也沒有為之下一個精確的定義。經濟學家們經常將壟斷視為一種極端的市場結構形式，它是指一家廠商供應整個市場，不存在競爭。①顯然，經濟學家將壟斷理解為一種狀態，但是在法學上，壟斷不僅指狀態還被表述為一種行為，即“限制競爭行為”，構成反壟斷法上的壟斷必須具備以下兩點：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然而經濟學研究表明，壟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非都應受到法律的否定或制裁。首先，壟斷能帶來規模效益。它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本身就是進步的標志。正如有學者指出，“反壟斷法反對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大，而是任何獨占市場的企圖，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簡單的企業優勢，而是借助該種優勢對于競爭機制的扭曲與蹂躪；它限制的并非企業通過先進的技術，優秀的經營策略等正當商業行為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及高額利潤，而是其出于減滅競爭壓力，長期輕松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以非正當的方式對于該地位的維持與濫用；它所保護的并非弱小企業的弱小，而是保證它們獲得平等的機會。”②由此可知，反壟斷與促進規模經濟是不矛盾的。其次，依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在某些領域是需要避免過度競爭。因為，在這些領域里進行自由競爭無益于公共利益，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均不利，而進行適度的壟斷則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將市場結構劃分為四種具體形態：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的市場結構均有其理論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現實性，現實的市場結構是處于二者之間的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在產品差別化條件下，寡頭壟斷實質上也是壟斷競爭。這一點是經過產業組織學派的充分論證了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常說“壟斷競爭是特別重要的”。壟斷競爭是在舊經濟中常見的一個特征，同時這一特征在新經濟（又稱知識經濟）表現得更為明顯。“新經濟”指三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行業，第一個是機軟件的制造業；第二個是由以因特網為基礎的企業（包括因特網接入提供者，因特網服務提供者和因特網內容提供者）構成，第三個則是以提供用來支持上述兩個行業的通訊服務和設備的行業。這些行業主要生產智慧財產，即計算機代碼，而非實體性的物品（通訊設備是例外）。智慧財產的特征是固定成本相對應于邊際成本而言很大，但是一旦創造出來，生產額外拷貝的成本很低。③新經濟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創新的成果只有通過獲取市場壟斷力量，才能產生贏利，如果缺乏市場壟斷力量，市場主體將收不回投資。因為為了競爭，市場主體只能將創新產品的價格壓低至邊際成本，從而無法彌補其高額成本，長此以往，新經濟的動力創新將不復存在，在此意義可以說“新經濟發展依靠創新，創新需要壟斷，新經濟時代壟斷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實”。④新經濟時代技術的更新可謂一日千里，而壟斷的取得更多是依靠知識、技術、信息、創新意識等“知本”。這種壟斷地位事實上是很難保持的，正如克魯格曼（P·Krugman）所言：“當你在通用汽車公司干，你知道你的競爭對手是誰，他們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從事或諸如此類的行業，那么可能打敗你的對手的名字你連聽也沒有聽說過，這樣你就不可避免地一直承受著競爭的壓力。”可見，新經濟時代壟斷是絕對的，競爭是相對的。
第4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新貿易理論；“新”新經濟地理學；“新”新貿易理論；企業異質性；空間格局；區域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1.5；F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說經濟活動具有空間結構性這一特征，是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無法回避的問題（年猛 等，2012）。然而，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卻被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這種研究不僅“在上一代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Krugman，1991a），而且難入主流。目前，已經聲名鵲起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規律，解釋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機制，并以此來分析和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規律與途徑（安虎森，2009）。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日趨成熟與完善，形成了許多理論模型。尤其是近年來，企業異質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論的引入，增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完善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新經濟地理學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和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應用和創新方向。
二、 空間、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
1.缺失空間維度的主流經濟學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在現實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排斥關于空間經濟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仍熱衷于講述沒有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安虎森，2010）。美國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Blaug，1997）在《經濟理論回顧》一書中指出：“18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先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J. Steuart）、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論述過關于區域與距離這個兩位一體現象有關的空間經濟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關乎‘空間’的經濟研究主題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文獻當中幾乎不見蹤影；盡管古典區位論在19世紀興起、成熟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整個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間維度的”。
雖然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空間維度，但諸如區位論、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一直研究并關注經濟活動的空間特性，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經典的空間分析范式。然而這些學科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常常假設經濟活動的集聚體（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國經濟學家約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并把這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視作“黑箱”處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塊狀”特征非常普遍且無法回避，于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從“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生產要素稟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構成；另一方面是指技術外部性，也稱為技術外溢或知識擴散。 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現象。但是，主流經濟學這種外部性對集聚形成的內在機制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們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缺失空間維度，關鍵是缺乏處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家們是由于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間問題的；同時，區位論等非主流的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嚴謹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無法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正因為主流經濟學的無能為力和非主流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足，“空間”這一經濟學“最后的前沿”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誕生的立足點。
2.新貿易理論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實際上是脫胎于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與這兩個領域聯系最為緊密的經濟學家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貢獻在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開創了新貿易理論和在經濟活動區位分析方面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構建了全新的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框架（Krugman，1979）。這篇論文不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貿易理論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雛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經濟活動和生產要素的區位。1980年，Krugman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國經濟學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來描述由于貿易壁壘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損失。Krugman將其引入國際貿易研究中以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即一單位商品在到達目的地時會像“冰山”一樣“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這部分就是運輸成本。這種假設顯然有利于Krugman數理模型的構建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這種“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也受到了一些反對者的批評。 假設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在進一步完善新貿易理論的同時，其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也稱市場接近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同樣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內容（Krugman，1980）。盡管新貿易理論蘊涵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但沒有實現立足于消費者與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才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貿易理論被經濟學界譽為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奠定了諸多基礎。Krugman創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貿易理論模型廣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費者多樣化、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和無運輸成本等特征的農I部門以及工業企業和工人在地理空間上的無成本遷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創立新經濟地理學之后，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通過新的理論視角而聯系得越來越緊密，即在給定生產要素國際分布的情況下，同時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國際貿易理論）和這些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區位運行（經濟地理學）的共同驅動力。
3.“新”新貿易理論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微觀理論基礎
《貿易對產業內的再分配和產業總生產率的影響》（Melitz，2003）一文一經發表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掀起了以企業異質性為基本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更加強調企業而不是行業的重要性，來理解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相比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來解釋產業間貿易以及新貿易理論中用規模收益遞增原理來解釋行業內貿易，“新”新貿易理論則是從更加微觀角度――企業來解釋國際貿易活動。NNTT模型揭示出國際貿易導致一個地區或國家同一產業內只有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外市場，而效率低的企業只能被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市場份額的再分配也會促使效率更高的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最終會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得益于微觀企業統計數據獲得的便利性，大量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
因此，引入了企業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只研究產業層面而缺少企業層面的微觀理論基礎的缺陷，進一步增強了貿易理論對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解釋力。隨著新貿易理論穩步發展到“新”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學也逐漸發展到“新”新經濟地理學（‘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經濟地理學仍然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但更強調企業、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和企業的集聚行為。更關注微觀異質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經濟地理學是對關注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和補充，在整個新經濟地理學的體系中搭起了理論與現實的橋梁，而理論與實際的不符正是新經濟地理學飽受批評的原因。
三、“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
1.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脈絡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1）DS模型的出現和新貿易理論的創立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技術基礎
1977年，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創立的DS模型，為新經濟地理學家們提供了將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從而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DS模型設計精巧，涉及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等領域，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Dixit和Stiglitz（1977）通過假設商品效用函數的擬凹性和不變替代彈性以及差異化產品，保留企業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假定，構建了消費者消費多樣化與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據原假設，在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產品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異性；消費者具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特征。對生產者來說，在市場規模和生產資源一定的情況下，產品的種類越少，市場競爭就越不激烈，廠商就越能利用規模經濟進行一種產品的生產；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多樣化消費能促進效用的增加，因此產品的種類越多越好。這樣就產生了廠商偏向商品種類少樣化而消費者偏好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在市場規模不變情況下，新廠商的自由進入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廠商利潤為零；然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生產者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促使產品的種類的增加和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即生產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貿易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規模經濟有效利用以及消費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得到吸納和應用，并最終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
（2）CP模型的創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批判性發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譯為“中心―模型”或“核心―邊緣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規模經濟、市場規模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并將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現象完全內生化。Krugman（1995）指出，運輸成本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是非線性的，呈倒“U”型關系，即：在貿易自由度很低（即指運輸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呈空間分散格局；隨著貿易自由度開始提升（即運輸成本開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經濟地理學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徑依賴”現象。 ，經濟活動的區位不會很快發生改變；但是當貿易自由度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時，會產生“突發性集聚”，經濟活動會突然向某個區域集中并不斷發生累積，并最終形成“中心―”（中心是工業區，是農業為主的區域）的空間結構。
CP模型的問世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斷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學者改善和補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 Baldwin）等人在《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對新經濟地理學相關模型進行了總結（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資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資本創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邊緣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資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業家垂直聯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簡稱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賴“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為基礎，并采用不變替代效用函數（CES）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Iceberg transport cost）。 為基本特征。為擺脫“DCI框架”，尤其是“冰山運輸成本假說”與F實的不符，經濟學家奇安馬可?奧塔維亞諾（G. Ottaviano）等建立了線性自由資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線性自由企業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嘗試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運輸成本和差別定價的框架來解析“中心―”現象。以“DCI框架”和線性函數為基本特征的兩種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在經濟關聯（ELinkage）方面的理論體系，而日本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建立的關于知識關聯（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興起的企業異質性的引入，使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向貼近現實世界的方向拓展，這種趨勢也代表著未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3）新經濟地理學面臨的挑戰、微觀異質性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新經濟地理學只關注宏觀異質性而缺乏微觀基礎是其飽受批評者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為新經濟地理學解決微觀基礎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鑒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梅里茲（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個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開啟了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經濟地理研究潮流（楊開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將納入企業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Ottaviano，2011）借鑒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學者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的新貿易理論稱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Ottaviano（2011）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假設的新經濟地理學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 。
“新”新經濟地理學將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引入傳統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差異。當不同的企業面臨區位選擇時，效率低的企業為避免激烈的競爭而具有更強的動力遠離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額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況，貿易成本越大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過NNEG模型我們可以從競爭性企業供應產品的數量差異及生產效率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區位差異。從這個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可以闡釋橫向產品差異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差異可以闡釋垂直產品差異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譯為產品特異性）是指企業通過某種方式改變同質性或差異較小的產品，從而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具有差異并產生偏好的不同。如果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擴大使得一個消費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個消費者效用的下降，這種產品差異就是橫向的；若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的擴大使得所有消費者的效用都增加，這種產品差異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縱向的。產品差異性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經濟學文獻中。在區位類比分析中，根據具有不同特征的產品的相對數量，某一特定產品被認為定位于一個特定空間中，進而可以根據差異產品空間分布的特征來分析企業之間的區位差異。 。在“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橫向產品差異化可以促進企業空間集中，垂直產品差異化則促進企業空間分散。從這方面來看，不同企業在效率上的異質性程度成為決定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一個微觀因素。同時，對人異質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企業與勞動者異質性導致經濟集聚的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相比生產率低的企業，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具競爭力，因而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核心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競爭會離開核心區而定位于競爭并不激烈的邊緣區域，這樣就形成了存在“質”的差別的“核心―邊緣”結構。很顯然，這種空間結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的同質化的空間結構是不相同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引入，激發了國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們的研究熱情，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和完善“新”新經濟地理學。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業或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歸結為以下三大效應：集聚效應，指由于企業的地理集中會產生知識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規模經濟而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空間選擇效應，指在競爭的作用下，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集聚在核心區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只能布局在邊緣區；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會主動選擇在核心區（大市場區）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總體而言，“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是探討了微觀異質性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結論的影響，并為新經濟地理學奠定了微觀基礎（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從企業和勞動者異質性出發重新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微觀機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業異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區域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福利變化的影響（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學采用“新”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力求構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綜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無論是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還是“新”新貿易理論，DS框架都是其理論模型的基礎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認為整個新經濟地理學都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冰山貿易成本理論、特別動態演化和計算機模擬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初創立者也沿用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討了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區位定位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分類效應；法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貝倫斯等也在DS框架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與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業產品邊際成本加成定價的缺陷，使得企業產品的最優定價策略隨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用準線性效用函數替代CES（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使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以線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經推出，就在貿易領域與新經濟地理領域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場規模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日本經濟學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業異質性對其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僅僅關注Frenchet分布，而無法反映隨機企業的比較優勢，因此該分析框架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新經濟地理領域使用得都比較少。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及啟示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新方向（楊開忠等，2016），國外學者對“新”新經濟地理學已關注近十年，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由于微觀層面稻菘苫竦瞇越喜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以引進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李福柱，2011；顏銀根，2013；陳光，2015；楊開忠 等，2016），僅有少數學者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觀主體異質性集聚驗證（劉海洋 等，2015）和“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時，相關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討論的是過去，不是現在，更不是未來”，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正當其時。實踐應用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為新經濟地理學及其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平臺（孫久文 等，2015）。而“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引進也為研究中國區域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論依據。我們應積極借鑒其最新研究視角和方法，結合中國經濟實際，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機制。
首先，“新”新經濟地理學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觀思路。目前，中國存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以及產業空間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借鑒“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率差異、勞動者素質差異等微觀異質性角度，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解決路徑。
其次，“新”新經濟地理學為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由于引入了微觀異質性，“新”新經濟地理學為學者研究政府實施區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預測性和針對性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近年來密集出臺的“新規劃”，深入探討其原因、機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有價值的素材。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研究學者應扎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實踐，從應用、模仿轉向創新、突破，促進其區域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具體來講，目前的研究應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和模型更大程度地與中國實際的地理空間結構、微觀主體特征等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市場的“空間選擇效應”、區域政策的“分類效應”，并注重實證檢驗方法以及企業效率來源識別方法的創新，讓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中國的經濟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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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CJY019）
第5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6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有人提出，在“新經濟”中，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假定的現實性受到了影響，信息的專有性和壟斷性受到了沖擊，經濟中創造了大量與信息有關的就業機會，形成了專門的信息市場。借助網絡技術，以幾乎實時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傳遞到全球，使人們不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經濟學中諸如隱藏行為（信息）的道德風險模型、逆向選擇模型、信息傳遞模型和信息甄別模型等理論的解釋受到削弱，原來這些模型所表達的經濟學現象也會被新的現象所取代。
第7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世經評論·北京）舉世矚目的“新經濟”現象，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帶動下，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為龍頭，具有明顯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特點，從多方面形成了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新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充其量只是舊理論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而不是標志舊理論的否定和終結。下面我們舉三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經濟周期理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有人提出，在“新經濟”中，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假定的現實性受到了影響，信息的專有性和壟斷性受到了沖擊，經濟中創造了大量與信息有關的就業機會，形成了專門的信息市場。借助網絡技術，以幾乎實時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傳遞到全球，使人們不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經濟學中諸如隱藏行為（信息）的道德風險模型、逆向選擇模型、信息傳遞模型和信息甄別模型等理論的解釋受到削弱，原來這些模型所表達的經濟學現象也會被新的現象所取代。
第8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P.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第9篇：新經濟政策特征范文
一、“澆鑄成功的基石”――構建系統知識框架，掌握基礎知識考點
學生在復習歷史時總有千頭萬緒、無處著手之感。例如，掌握一個歷史事件，不僅要記憶該事件的基本史實，理解其本質內涵，還要把握其時代背景，這就對學生有了很高的要求。尤其近年來新課程標準的廣泛普及，高考文綜的綜合性能力要求更是日益凸現。例如中國古代政治史專題里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這一考點，除了涉及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措施的沿革及其影響，還會觸及美蘇加強中央權力的措施等內容。面對如此繁雜的知識點和知識線索，學生大都存在記憶不全、不能由歷史現象歸納出本質規律、未形成系統的知識架構等問題，答題過程中也總會出現漏寫知識點、答案組織不完整、語言歸納不恰當和概念運用不熟等錯誤。面對這一問題，關鍵重在夯基礎、抓落實。在復習之始就要根據學生實際制定詳細計劃，讓學生自己總結、自查自糾，教師一定要緊扣落實，日查月總，使學生一開始就從源頭上彌補自身的不足。同時對于階段特征和基本概念要反復檢查，務求記憶準確、表述規范。
二、“把握成功的命脈”――深入解讀歷史史料，準確審清題目要義
在解題訓練中，經常會出現有些學生基礎知識掌握扎實，可答案卻總是答非所問、得分偏低的現象。高考歷史中的考點統統出自課本，可不會有一道題是原原本本選自課本。這就對學生知識遷移的能力、歸納分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試卷上的陌生考題轉化為熟悉的知識點，就要求教師加強對學生解題思維和解題能力的訓練。最好讓學生從自己的答題模式中不斷總結經驗，適時鞏固。試舉下例：
請回答：（1）材料一說明了蘇聯的經濟政策發生了什么變化？依據所學知識指出開始變化的標志性措施是什么？
（2）材料二反映了什么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給美國帶來了20年代的經濟繁榮，但也潛伏著深刻的危機。簡述這種危機的表現。
（3）材料三中“大膽、持久”的“實驗”是指什么歷史事件？它的本質特點是什么？它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有什么重大意義？
學生答題實錄：
（1） ①直接的辦法進行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原則到國家資本主義上去。 ②新經濟政策。（2）模式：自由資本主義模式。表現：①工人失業 ②生產停滯③市場萎縮 ④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3）事件:國家干預經濟。本質特點:國家干預經濟。意義：緩解了經濟危機，開創了國家干預經濟模式。
從該生答題內容來看，失誤原因主要是審題不清， 因此得分偏低。如第一問未緊扣“經濟政策”和“標志性措施”；第二問未抓住“20年代潛伏的危機”，沒有突出時代背景；第三問則混淆了事件和本質的區別。由此可見，學生能否準確審題是提升得分的關鍵。
審題的過程就是分析題目的過程，如何分析得到位、準確，關鍵在于掌握方法與步驟。審題要先從分析問題入手，分析過程中必須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答題范圍(如根據材料、結合所學知識、根據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答題要求（如概括、分析、歸納、比較等），答題角度（如原因、背景、評價、影響等），以及反映時代背景的限定詞語（如時間、人物、地點等），針對這些關鍵詞都要明確標注，細化到每一個字，同時要聯系到所考察的時代背景、專題考點，務求做到心中有數。其次分析材料時一定要帶著問題讀材料，從材料中找出相應史實，并做好標記。而材料如何讀全，就要做到分層、分句概括，關鍵詞以抽象性或概念性強的詞語為主，表現時間、背景的詞語也不可忽視。當然，審題時還要注意分值要求，如果分值較低，答題時就無需長篇大論，以免浪費時間。
三、“架起理想的橋梁”――規范答題格式，內容緊扣考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