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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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金融結構；VAR模型

一、引言

近些年來，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外學者越來越關注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相關的研究層出不窮，盡管不同的學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區域效應，而且對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方面。Carlino和Deft-na(1998)、Owyang和Wall(2004)從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分析了美國的貨幣政策效果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分析認為產業結構、銀行規模和企業規模的區域特點是貨幣政策產生區域效應的原因；Cecchetti(1999)、Guez-fuentes和Dow(2003)、Elboume和Haan(2006)等認為，信貸渠道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產生的原因，并且具體分析了金融結構的差異，諸如規模、集中度、銀行的健康以及非銀行金融資源的貨幣能力等，促使貨幣政策在歐洲各國的傳導出現不對稱。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影響。宋旺和鐘正生(2006)、張晶(2006)從利率渠道、信貸渠道和匯率渠道出發，具體分析了產業結構、企業規模及出口額是否是造成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原因，結果表明匯率渠道不是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原因；劉玄、王劍(2006)，焦瑾璞、孫天琦和劉向耘(2006)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工具執行效果兩個方面來分析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在傳導機制上具體分析了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借款人凈值理論和銀行信貸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他們的研究比較深入、全面，但是缺乏實證研究。國內學者沿襲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差異表現來研究區域效應的分析角度是正確的，但是從研究前沿來看，不能再僅僅局限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框架之下，而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轉向金融結構差異的研究，特別是在導致銀行信貸資金配給的區域性特征的研究上，要重視貨幣政策對銀行、企業的金融行為的影響。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從金融結構差異的角度，結合中部六省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研究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

二、中部六省的金融結構差異

(一)貨幣政策信貸傳導過程中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

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除了傳統的利率渠道或匯率渠道以外，還發現了對總支出具有直接影響的渠道——信貸渠道，信貸渠道可以分為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傳導過程可以表述為：貨幣政策的變化—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企業的現金流量和證券價格的變化—企業凈價值變化—銀行貸款數量變化—投資變化—經濟指標的變化。此渠道存在的關鍵在于，貨幣政策的變動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從而影響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數量。銀行貸款渠道的傳導過程可以表述為：貨幣政策的變化—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變化—金融機構的可貸款數量變化—投資變化—經濟指標的變化。此渠道存在的關鍵是銀行的可貸款數量。從以上兩個傳導過程可以看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中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的中介作用最終影響社會經濟指標。信貸傳導渠道作用的發揮，一方面取決于中央銀行調整基礎貨幣和基礎利率后，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方向和力度，以及這種金融市場利率變化對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是否有足夠數量和合理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

(二)中部六省金融結構的特點與差異

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貨幣信貸政策賴以發揮的基礎，根據中部六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差別來顯示金融結構的差別。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相對重要性，用兩者在金融體系中的規模、行為和效率差別來體現。

1．從規模來看，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和金融機構存款余額／GDP這兩個數據來衡量中部六省金融機構的規模。從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絕對數來看，河南最大，為6264.367億元，江西最小，為2705.544億元；從相對數來看，山西金融機構的規模最大，湖北和江西次之，湖南、河南和安徽三省相差不多，規模相對較小。

2．從行為來看，本文主要考察商業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市場化程度，可以采用金融機構在企業的貸款／GDP指標，由于該數據難以收集，本文將采用股票交易額／GDP和上市公司數目／總上市公司數目這兩個指標來反映。如果企業從銀行貸款數量越多，則直接融資越少，那么股票交易額就越少；反之反是。對于湖北來說，這兩個指標都是最大的，反映了湖北省的資本市場相對比較完善，企業可以選擇在資本市場融資，從而對銀行的依賴比較??；江西和山西的資本市場相對落后一些。

3．從效率來看，本文主要考察商業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效率，采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余額／同期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這個指標反映了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的集中度。安徽和江西在這個指標上比重較高，反映了安徽和江西的銀行資產主要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湖北和河南的比重相對較低。

這些指標反映的區域金融結構特點對貨幣政策傳導很重要，如果在某個省，金融機構規模比較小、企業比較依賴銀行貸款、資本市場不夠完善以及金融資產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則貨幣政策在這個省就有很強的影響力。但是這些金融結構特點不一定在一個省同時出現，而且，單憑某一個區域金融結構特點無法判斷中部六省的貨幣政策綜合效應孰強孰弱，需要綜合考慮各個金融結構特點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將對中部六省的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進行實證檢驗。

三、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存在性——基于中部六省的實證檢驗

(一)實證方法

首先，本文為了研究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采用狹義貨幣供給量M1和各省的GDP來檢驗貨幣供給量對各省經濟指標的影響，收集1995-2006年的年度數據并對中部六省的VAR模型進行估計，由于樣

本文考慮研究的目的和文章篇幅，估計結果只列出了擬合優度值。

由統計指標值可知，系統中的兩個方程式的擬合優度均在0.96以上，表明模型能夠較好地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

其次，在實際運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模型，它無需對變量作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如何。而脈沖響應函數是分析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或者說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因此，本文采用了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貨幣政策log(M1)對經濟變量log(GDP)的影響，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采用中部六省的GDP和狹義貨幣供給量M1來檢驗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假定給貨幣供給量log(M1)一個正的單位的沖擊，得到log(GDP)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將圖反映的現象歸納于表，對貨幣政策在中部六省執行的差異進行深層次的比較，使圖形分析的結論更為深化和精確。以產出響應峰值時間的度量來反映貨幣傳導的速度，由表可以看出，湖北省的傳導速度最快，在第二個月就達到了最大值，而江西的反應最慢，在第五個月才達到最大值；采用產出響應峰值反映表示貨幣政策影響的深度，其中貨幣政策對山西的經濟影響最深，為6.21％，而湖北最小，為1.56％；采用30個月和60個月的累計響應值來反映貨幣政策作用的有效時間，在30個月和60個月中，河南的產出的累計響應值達到66.57％和97.03％，居于首位，而湖北最低，只有16.74％和22.83％。由此可見，貨幣政策在中部六省的傳導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各省具有一定的特點。

四、金融結構與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關系

(一)金融結構差異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的理論解釋

由于中部六省的金融結構存在一定的差異，而金融結構又是貨幣政策作用賴以發揮的基礎，從而貨幣政策會對中部六省的經濟指標產生不同的影響，前述計量結果也證實了貨幣政策效果在中部六省表現出一定的差異，這部分將驗證金融結構差異是否是貨幣政策產生區域效應的原因。本文結合第二部分采用以下幾個指標：

1．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GDP[假定為JR]。當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由于受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限制，金融機構需要尋找替代資金，小規模的金融機構將比大規模的金融機構更難尋找到替代資金。如果某個地區金融機構的規模比較小，則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地區的影響比較大。

2．股票交易額／GDP[假定為GP]。如果某個地區小企業居多，小企業的融資比較依賴銀行，且該地區的資本市場不夠完善，則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地區的影響比較大。

3．國有商業銀行存款余額／同期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假定為GY]。如果在某個地區政府直接擁有銀行資產的比重較高，即國有銀行資產占金融機構資產的比重較大，銀行管理者就不會對貨幣政策的變化敏感，從而貨幣政策沖擊對該地區的影響較小。

(二)金融結構差異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的實證解釋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所有解釋變量采用2004年的數據，由于是各省橫向之間的比較，采取了相同的口徑數據不影響結論。在被解釋變量的選取上，考慮了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和傳導深度兩方面的特征，以中部六省的產出響應峰值時間來反映傳導速度，以產出響應峰值、30個月的累計響應和60個月的累計響應來反映傳導深度。對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

結果表明：(1)股票交易額對max、thirty和sixty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顯著為負，說明股票交易額和貨幣政策波動導致的響應強度之間存在負向的相關關系。這是與現實相符合的：股票交易額越大的區域，說明該地區資本市場交易相對比較活躍，企業從資本市場融資的積極性比較高，從而對銀行貸款依賴性就會相對比較小，則該地區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較小。此外，股票交易額對time的回歸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股票交易額越大的地區在受到貨幣政策沖擊后更容易重新調整到新的穩定狀態。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解釋：受到沖擊后，對銀行依賴較強的小企業可以以較快的速度調整生產以適應需求，從而達到新的穩定狀態。而股票交易額較大的地區，企業受到貨幣政策沖擊后，可以從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從而需要更長的時間達到新的穩定狀態。(2)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集中度對time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顯著為正，說明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集中度越高的地區在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后更容易調整到新的穩定狀態。而對貨幣政策影響深度的解釋不具有說服力。(3)金融機構規模對sixty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但是對max和thirty的回歸系數不夠顯著，不能通過檢驗，從而金融機構規模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解釋不具有說服力。

五、結論

第2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第3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時滯；傳導機制

我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成果從收效甚微到卓有成效，從事后調節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其調控的力度也越來越強，為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一、貨幣政策時滯概念及影響因素

貨幣政策效應時滯定義為：從經濟運行中產生影響貨幣政策目標實現的事件或趨勢起，中央銀行實施新的貨幣政策，到該項政策通過傳導機制作用于微觀經濟組織和個人，并表現出明顯效果為止的時間距離，即貨幣政策從反應、制定、實施、傳導到生效的全部時間過程。它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內部時滯。即指從經濟現象發生變化，需要采取行動加以矯正，到中央銀行研究對策措施并實施對策所需的時間過程。第二，中期時滯。即自中央銀行采取行動后至對金融機構產生影響，使金融機構改變其信用狀況，以便對整個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力的時間過程。第三，外部時滯。即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以后，金融機構改變其信用狀況，到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產生影響的時間過程。

貨幣政策時滯長短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第一，中央銀行執行政策的獨立性。中央銀行是代表國家實施經濟、金融管制的唯一機構，是國家貨幣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第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程度。貨幣政策傳導的全過程就是中央銀行通過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直接或間接調節各金融機構的超額準備金和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的融資條件數量、價格等，進而控制全社會的貨幣供應量，使企業和個人不斷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第三，各行為主體的利益摩擦。行為主體利益摩擦及調整，對貨幣政策發揮正常的調控作用形成強大的沖擊。

二、我國貨幣政策效應時滯表現特點

（一）隨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波動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與經濟周期的關系更為密切，貨幣因素對經濟周期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強，內在時滯偏長

我國中央銀行是政府的重要職能部門，對國務院負責，每項貨幣政策的制定都要國務院批準，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又受到政策工具等客觀條件的制約，在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政策工具的選擇上，需要較長的時間。

（三）資本市場不發達、貨幣傳導機制不暢，使中間和外在時滯偏短

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融資渠道少，資金供給主要通過信貸規模。企業的自有資金率普遍偏低，企業的運營資金要求高度依賴于銀行的信貸資金。

三、我國貨幣政策時滯問題分析

我國特有的轉軌經濟體制背景以及央行的金融調控體制，使得我國貨幣政策時滯表現出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特點。本文通過貨幣政策時滯的三個組成部分來進行分析。第一，內部時滯。內部時滯由認識時滯和行政時滯構成，其中，認識時滯的長度主要取決于貨幣當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認識和判斷能力，行政時滯則取決于貨幣政策調節方案出臺的速度。就行政時滯而言，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起決定作用。我國央行的獨立性不強，影響了央行對宏觀經濟特殊情況緊急應變的能力，許多調節政策不能適時出臺，削弱了央行調控的效果?？傮w而言，我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相對較長。第二，中間時滯。其長短主要取決于金融中介機構的政策反應行為以及金融市場的敏感程度。在市場體系完善的國家，央行采取間接調控方式，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于金融中介機構要通過金融市場，因而從貨幣政策實施到影響貨幣政策中介指標變量（貨幣供應量、利率）更需要一段時間。第三，外部時滯。它主要受經濟金融體制和客觀經濟狀況以及各經濟主體對于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反應及決策行為所影響，較少受中央銀行控制。在我國，企業對銀行貸款具有高度的依賴性，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表現為銀根的松緊，這對企業生產具有很大的影響，由貨幣供應量變動到工業生產以至經濟增長的時滯相對較短。值得指出的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生產領域時與消費領域的時滯有所不同，擴張階段的生產領域的時滯比消費領域的時滯長，其原因在于：在經濟由疲軟轉向復蘇階段，生產領域的增長不是貨幣供應增加所能解決的，企業擴大生產需要一個過程；而蕭條時期正好相反，一旦緊縮銀根，企業立刻會因資金緊張而減產。

四、縮短貨幣政策時滯的建議

賦予和保證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自，要切實保證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責權，使人民銀行能夠對宏觀經濟形勢及發展趨勢做出獨立的、權威的分析和判斷，使貨幣政策的制訂，執行和調整與經濟運行的實際緊密結合。

保證貨幣政策的連續性，不斷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人民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的技巧，增強信貸政策的結構調整作用，要使中央銀行對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成為控制金融機構創造信用能力的手段，而不是貨幣供應手段，要合理調配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明確各種政策工具的實施條件、作用，以達到貨幣政策操作效果和對宏觀經濟調控作用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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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盧萬青.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經濟學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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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小川.當前研究和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應關注的幾個問題[N].金融時報,2004-04-14.

第4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貨幣政策作為總量政策，其傳導是一個涉及諸多環節、渠道和因素的復雜過程。我國不同區域間經濟金融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導致貨幣政策在不同區域的實施效果可能存在不同，進而對區域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產業結構、市場供求等產生差異化的影響。站在中央銀行角度，在差異化區域經濟金融發展水平條件下，如何科學、客觀地分析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差異，是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中的重大課題。本文以甘肅省為樣本，運用計量經濟分析方法構建了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指數（RMCI），對其他可能反映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指標作了比較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一個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分析框架，并對貨幣政策實施狀況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作了簡要探析。

為衡量一國貨幣政策狀況的松緊程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政策及理論領域出現了一個新概念：貨幣狀況指數（Monetary Condition Index，MCI）。MCI是一個被構建出來用以衡量貨幣政策松緊程度的指標。經典形式的MCI是在選定一個基期后國內利率和匯率相比于基期水平的加權平均數。經典形式的MCI適用于開放經濟體，且假定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利率和匯率渠道來傳導：

其中，r為實際利率，q為實際有效匯率的對數值，β是相應變量的權重。

近年來，國內學者就構建適合中國的MCI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和研究，代表性的文獻主要有卜永祥和周晴（2004），李子聯（2010a，2010b），李建軍和李波（2010），郭紅兵和杜金岷（2011），刁節文和容玲（2012），段軍山和郭紅兵（2012），劉林川（2013）等。其中，卜永祥和周晴（2004）在構建中國MCI時，考慮到貨幣供應量這一渠道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重要影響，在利率和匯率之外加入了貨幣供應量指標（參見公式（2）），這一方法也被之后許多學者所接受。

其中，m為貨幣供應量的對數值。

還有許多學者基于不同分析角度，在構建中國MCI時納入不同指標，如李建軍（2008）加入了貸款指標，劉林川（2013）加入了房地產和股票價格。

此外，也有不少學者在MCI的基礎上，嘗試構建反映整體金融環境松緊程度的金融狀況指數（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FCI）。FCI主要是考慮了資產價格的變動對金融環境的影響（參見公式（3））。

其中，c為資產價格。這方面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余輝和余劍（2013），徐國祥和鄭雯（2013），易曉?盞齲?2014）。

關于β的計算，目前經典的做法有三：一是單方程估計（總需求曲線）；二是多方程估計（VAR，結構VAR）；三是一國對外貿易額占GDP的份額。較常用的估計方法是前兩種，單方程估計法較為傳統，其對樣本的要求相對較低，多方程估計法更為精細，但其對樣本量和數據的質量等要求相對較高。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國內研究貨幣政策在區域內實施狀況松緊程度的文獻還非常稀少，原因不外是部分區域經濟金融數據獲取的困難和大部分學者的興趣和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觀經濟而非區域經濟。

二、理論基礎及分析框架

能否科學構建貨幣政策區域實施狀況分析框架，首先需要解決以下兩個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同時也構成了本文貨幣政策區域實施狀況分析框架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政策在不同區域的實施狀況是否存在不同

一般來說在單一經濟體內貨幣政策是唯一的，其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與緊也是一致的。這是因為：（1）單一經濟體一般只設有一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作為總量性政策，其制定當然是全局適用的、唯一的；（2）基于無套利原理，流動的資金會促使不同區域的利率水平處于均衡狀態，從而難以出現某一區域資金流動性顯著高于或低于其他區域的情況。我國只存在一家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其制定的貨幣政策當然是唯一的。但貨幣政策制定的唯一性并不一定意味著貨幣政策在不同區域實施狀況的唯一性。事實上，基于以下幾點理由，我國貨幣政策在不同區域乃至不同省份間的實施狀況會存在不同，至少在松緊程度上會存在不同：（1）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區域間經濟金融情況差異較大，如不同區域所有制結構的不同可能導致信貸資源在經濟主體間的配置和分布存在差異，不同區域經濟主體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的能力存在差異，地方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程度存在差異，不同區域經濟金融的開放度存在差異等；（2）出于支持不同區域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的再貸款、再貼現等政策在區域間存在差異；（3）無套利原理的成立需要相當嚴格的假設條件，包括資本市場的完全流動性、無交易摩擦等，無套利原理在我國不同區域間不一定能夠成立。

（二）如何衡量貨幣政策區域內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

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會直接作用于資金的量和價兩個方面。因此，衡量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無非是從量和價兩個方面來進行。從量的方面來看，有貨幣供應量（M1，M2）、社會融資規模、信貸投放、存款增?L、金融市場流動性等指標可供選擇；從價的方面來看，則主要是利率和匯率指標。從貨幣政策能夠對其產生直接作用的角度來看，則主要是貨幣供應量、利率和匯率指標。經典文獻也是通過構造貨幣狀況指數（MCI）這一方法來衡量貨幣政策實施狀況。MCI無非是對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等指標的一個加權平均，其本身相當于調和了量和價兩方面的因素來綜合反映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然而，在借鑒MCI方法來衡量貨幣政策在某一區域內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貨幣供應量指標在區域范圍內不存在，這就必須考慮運用其他替代指標。通過對甘肅省經濟金融發展特點的分析，本文發現信貸在甘肅省經濟金融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信貸是甘肅省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信貸政策是調控甘肅省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主要抓手。因此，本文主要以信貸投放作為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松緊程度量的方面的衡量指標1。在利率指標的選擇上，則是基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選擇了具有較好市場代表性、傳導性的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利率（詳見下文）。在此基礎上，構建了RMCI指數以綜合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RMCI指數、信貸增速和貼現利率也就成為了本文衡量貨幣政策區域內實施狀況的核心指標。貨幣政策作為一種總量性政策，對其實施狀況的衡量應該盡量選擇具有宏觀性、總括性、直接性和客觀性的指標，以上三項指標的選擇秉持了這一原則，也能得到經典文獻方法的佐證，應該說具有一定科學性。

為更好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本文建立如下分析框架：

“一個綜合指數”：構建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指數（Regional Monetary Condition Index，簡稱RMCI），用以直接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

“兩個直接指標”：通過對信貸增速和貼現利率的分析，找出導致甘肅省RMCI變動的直接原因。以上兩步構成本文衡量分析框架的核心?；趯ω泿耪邆鲗н^程的理解，本文認為資金的量與價是最能直接、客觀反映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

“五個參考指標”：本文主要從物價水平、銀行存款、民間借貸、相關調查指數等方面對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做了補充研究。研究發現，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民間借貸利率、銀行存款增長率、貨幣政策感受指數和感受預期指數基本能對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作出較好反映，是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松緊程度的重要參考指標。

三、甘肅省RMCI的構建與計算

（一）甘肅省RMCI的構建與計算

1.指標的選取

（1）在省域層面無法統計貨幣供應量，因此在構建甘肅省RMCI時就必須考慮用其他量的指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具體到甘肅省，作為一個內陸欠發達省份，其貨幣政策的傳導仍然主要是通過信貸渠道，企業外部融資來源主要是商業銀行貸款，對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依賴和獲取能力都還相對有限2。因此本文以甘肅省內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來替代貨幣供應量指標。

（2）自2005年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較大，考慮到對外貿易在甘肅省經濟中占比相對較小3，如果在構建適合甘肅省省情的RMCI時納入人民幣匯率指標，將使RMCI對實際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反映有偏差，為此忽略匯率因素。

（3）在利率選取方面本文選擇了具有較好市場代表性的甘肅省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利率（yr）、票據買斷式轉貼現利率（pr）和金融機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dr）作為備選。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明yr顯著地表現為pr和dr的格蘭杰因，yr的傳導性更好，因此本文選擇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利率（yr）作為構建甘肅省RMCI的利率指標（見表1）。

2.甘肅省RMCI的構建與計算

建立如下甘肅省RMCI模型：

以100為基準，作標準化處理后為：

其中，r為甘肅省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利率，lnd為甘肅省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的對數值。根據公式（5），相比于基期而言，利率水平越低，貸款余額越大，則貨幣政策區域內實施狀況就越寬松。

?穎酒諼?2008年1季度至2016年1季度。為估計總需求曲線，選取甘肅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季度同比增長率作為產出指標，記為y。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為計算權重β，并考慮到貨幣政策傳導的滯后效應，根據回歸分析相關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值的t檢驗、模型整體顯著性的F檢驗和R2值，建立如下總需求模型：

其中，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缺口，產出缺口由HP濾波法得到（平滑因子為1600）；甘肅省第二產業占比st具有顯著的季節周期性，為此通過HP濾波法對其進行平滑。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據此，可計算得出相關變量的權重β：

關于基期的選擇，卜永祥和周晴（2004）的選擇標準是產出缺口最小。根據本文計算，2008年2季度和2015年4季度甘肅省的產出缺口相對最小。為此，本文選取2008年2季度為基期，計算得出甘肅省RMCI（見圖1）。

從RMCI的角度來看，相比于2008年2季度的基期水平，2008年以來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總體趨于寬松，其中有兩個時期“寬松化”比較明顯。一是從2008年4季度至2010年4季度，二是從2014年2季度至今。從RMCI與GDP增長率的走勢來看，前一時期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狀況有效促進了經濟增長，后一時期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狀況卻并未帶來經濟增速的反彈。對此，需要從理論上加以深入分析。

從宏觀經濟理論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看，一般來說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然而二者間的關系實際上是非常復雜的，極有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在總需求函數中，一般假定存在從貨幣政策到經濟增長的因果傳導關系。但必須指出的是，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間的正相關性也不是必然規律。實體經濟的增長源泉在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和技術進步；對于面臨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經濟體來說，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經濟增長缺乏實體層面增長因素的支撐時，寬松貨幣政策不僅難以推動經濟增長，而且會導致通貨膨脹。在供求關系拉低實際價格水平的情況下，寬松貨幣政策甚至不能導致通貨膨脹。

（二）甘肅省RMCI的特點

從模型構建及計算來看，甘肅省RMCI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考慮到對外貿易及海外投融資在甘肅省經濟金融中的占比相對較小，在構建甘肅省RMCI時未納入匯率因素；二是在建立甘肅省總需求函數時，納入了產業結構變遷指標；三是甘肅省RMCI賦予“量”的權重要顯著高于“價”的權重，這可能表明貨幣政策傳導在甘肅省更偏重于“量”而非“價”，也可能表明甘肅省經濟主體對資金的價格――利率反應不夠敏感。

四、貨幣政策在甘肅省的實施狀況

甘肅省RMCI由貸款余額和貼現利率兩項指標經加權得出，通過分析貸款增速和貼現利率的變化，可以探究導致甘肅省RMCI變動的直接原因，進而也可以進一步判斷貨幣政策在甘肅省的實施狀況。本文第三部分已從甘肅省RMCI角度對貨幣政策在甘肅省的實施狀況進行了分析，下面從貸款增速和貼現利率的角度作進一步分析。

從貸款增速看，2008年以來甘肅省貸款增速一直處于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且在2009年4季度至2010年3季度間出現過一個較高的波峰期；近3年增速則相對平穩，大致在23%―26%之間，卻仍然顯著高于2008年平均14.64%的水平。

從貼現利率看，2008年4季度至2010年4季度是甘?C省利率水平相對較低的一個時期，2011年1季度至2012年1季度利率水平上升明顯。2014年3季度以來，隨著中國人民銀行多次降準、降息，甘肅省利率水平也處于一個不斷下降的態勢。

由此可見，2008年以來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相對“更寬松”的兩個時期都表現為高貸款增速和低利率水平，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狀況在量和價兩方面都得到了體現，而RMCI則綜合反映了這一特點。這也表明，RMCI是一個能夠較好反映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良好指數。另外，也可以看出RMCI、貸款增速、貸款利率三者之間具有平行性。

四、貨幣政策實施狀況在其他指標上的反映

（一）物價水平變動對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反映具有滯后性

現代貨幣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共識是，貨幣政策在短期會影響到產出，但在長期則只會影響到價格水平。價格水平固然不是貨幣政策的操作（中間）目標，但卻是貨幣政策的重要最終目標（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價格水平甚至是貨幣政策的唯一最終目標）。不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的角度看，價格水平一般都能反映出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與緊，只是具有滯后性。也就是說，價格水平是判斷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重要滯后指標4。從甘肅省RMCI與CPI的走勢來看，這種關系在2014年以前表現得較為明顯。但2014年以來盡管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寬松化”趨勢明顯，但價格水平卻持續走低。這種“背離”反映出實體經濟層面的供需不平衡已經嚴重制約了物價水平隨貨幣政策實施狀況變動的一般關系。當然也不排除大量流動性進入了其他領域或在金融系統內“空轉”。

（二）民間借貸利率對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反映直接而微弱

銀行信貸與民間借貸的關系，是關乎到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健康發展與否的重要問題，也是關乎到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暢通與否的重要問題?？梢圆孪?，銀行信貸對民間借貸在規模上可能具有“擠出”效應，而在利率上則可能具有“引導”效應。據此，當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較寬松時，民間借貸利率將走低；當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較緊時，民間借貸利率將走高。從圖4可以看出，甘肅省民間借貸利率與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利率的走勢基本是一致的，與RMCI的走勢呈負相關關系，均驗證了上述猜想。這也表明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在民間借貸中的傳導是有效的，同時也表明民間借貸利率可以作為判斷貨幣政策實施狀況松緊程度的一個價格平行性指標。

（三）銀行存款的“貨幣”角色依然很重要

銀行存款是貨幣供應量（M1）的主要構成部分，存款本身即可被視為“貨幣”。因此，一般而言存款增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從甘肅省RMCI與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增速的走勢來看，2008-2011年二者的走勢是高度吻合的，且存款增速表現出先行性，但2014年3季度以來二者的走勢出現了“背離”。必須看到，近年來銀行存款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與經濟下行導致居民收入增長放緩、理財產品等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大幅擠壓銀行表內業務等有關。因此，2014年3季度以來存款增速的下降，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如實”反映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銀行存款的“貨幣”角色不再重要，納入理財產品等影子銀行業務之后的廣義存款范疇可能會更合理地反映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

（四）相關調查指數：對貨幣政策實施狀況的主觀感受

一直以來，人民銀行堅持通過抽樣調查的方法來了解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并構建了貨幣政策感受指數、貨幣政策感受預期指數及貨幣政策實施效果指數等相關指數，取得了顯著成效。本文對甘肅省RMCI與以上指數作了比較分析，發現甘肅省RMCI與貨幣政策感受指數、貨幣政策感受預期指數之間具有較高的正相關性，而與貨幣政策實施效果指數的相關性則較弱（相關系數分別為0.799，0.756， 0.593）。從圖6還可以看出，當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的松緊程度出現“拐點”時，三項指數基本都能做出較一致的反映，但貨幣政策感受指數、貨幣政策感受預期指數的持續期較短，而RMCI則表現出一定的持續性。這種差異可能來自于指數的構造機理不同：甘肅省RMCI由貸款增速和貸款利率兩項指標經加權得到，數據具有較高的客觀性。而貨幣政策感受指數、貨幣政策感受預期指數則來自于問卷調查，被調查對象往往會由于自身所處行業、所處地域、所面臨問題等的不同而給出不同判斷，導致相關調查指數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另外，被調查對象往往對當期貨幣政策的重要變化（如降準、降息）感受明顯，而對之后一段時期的持續性則反應遲鈍，這種現象在心理學、行為經濟學中都有著堅實的理論支撐。綜上分析，貨幣政策感受指數、貨幣政策感受預期指數對貨幣政策實施狀況松緊程度的反映是顯著的，也是短期的，二者應當作為衡量貨幣政策在甘肅省實施狀況松緊程度的重要參考指標。

六、主要結論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第5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金融創新；貨幣政策；革新

金融創新作為一種對既有金融制度或體系發起有效挑戰的金融運作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經過20年之后進入到高速發展的階段，其對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金融創新不僅給經濟帶來了發展的動力，同時也對經濟造成一定的震動，進而對各國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構成挑戰，其中貨幣政策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金融創新的影響。在這種大變革的環境下，我國貨幣政策是否能夠適應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會形成哪些影響，這些都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一、實際案例

余額寶是某兩個網絡支付平臺共同創造的一項增值服務，該金融產品推出之后，幫助用戶獲得了更多收益，受到了用戶的好評，而原有的消費和轉賬操作不會受到任何影響。該金融創新有效地將理財的貨幣池和電子支付的貨幣池融合為一體，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用戶原有余額收益變多，同時基金公司的業務也明顯增加，雙方互利互惠。該產品的推出對商業銀行沖擊非常大，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被迫群起模仿以防止活期存款客戶流失。由此可見，金融創新通常是以猛烈沖擊的方式對原金融體系做出改善。

二、金融創新的定義及特點

（一）金融創新的定義

作為針對經濟行為的“創新”概念最早出現于經濟發展理論當中，在經濟活動當中，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之間產生的新組合就是“創新”。由此可見，創新是一種來自內部的變革，鑒于經濟行為人都是理性的，因此創新必然帶來經濟的發展。

以此類推，“金融創新”是指金融機構或金融圈內部各要素的變革。在內容上，表現為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服務和金融市場的創新及金融機構職能的創新等。例如，“貼息背書”在現代銀行形成的早期曾經就屬于金融創新的一種，進入20世紀70年代，“美元指數交易”在當時也屬于金融創新。

（二）金融創新的特點

目前來看，金融創新在國際范圍內表現出三個特點：金融創新多樣性和證化，金融創新帶來表外業務重要性增強，金融市場呈一體化趨勢。金融創新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金融產品的設計上，具體體現在金融工具創新的多樣化和融資方式的證化。前者主要包括了幾種類型，如提高金融工具的變現性，促使金融工具具有可轉讓性，信用創造性創新，股權創造性創新和風險轉移創新。融資方式證化是由于商業銀行在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方面的優勢逐漸不明顯之后產生的轉變，其包括兩個方面，即金融工具的證化和金融體系的證化，其中金融工具的證化也就是通過金融工具的創新來實現資金的籌措。表外業務是指商業銀行所從事未列入資產負債表并且以此來提供各種擔保活動等而派生出來的相關業務。其包括四種類型，銀行提供的各種擔保和貸款，投資承諾的承諾業務，外匯買賣業務與投資業務及代收費業務。

三、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一）金融創新對貨幣量的影響

在金融創新出現前，對貨幣的定義和計量是非常容易的，因為只有“鈔票”性的貨幣和活期存款能夠充當交易媒介。但是，在金融創新出現之后，這些都變得比較困難，不同的資產流動性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各種金融資產之間的相互替代也越來越多，這就打破了之前業內對貨幣的定義，使得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之間難分彼此。目前，貨幣已經不單單指現金和存款的數字，同時也包括一些在現實中我們的肉眼看不到的、存儲在電腦和磁盤中的信號，其也屬于貨幣。銀行允許用戶進行透支，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進行信用卡結算等，這種類型的貨幣則是一種承諾形式。正是由于金融創新的方式層出不窮，所以央行對于貨幣信息真實情況的掌握是存在漏洞的，一些新的金融業務沒有也很難被包含其中，同時由于金融市場的各種創新性活動帶來了融資方式的擴展，所以全面計量貨幣的數量的確是一件難事。

（二）金融創新對央行宏觀調控效果的影響

上文已經提到，央行想要明確計量出貨幣的數量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會造成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能力被金融創新削弱。這種能力的削弱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影響了對貨幣乘數的準確判斷。在任意的時點上，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是貨幣供應量，貨幣的基礎供應量是已知的，所以要想得到貨幣供應量，就必須得到準確的貨幣乘數。貨幣乘數K=（1+r）/（rd+rt?t+e+c），其中c表示通貨比率，d表示活期存款，t是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的比值，rd和rt代表了活期和定期存款的準備金比率，這兩個是央行能夠決定的，但c、e、t這三個變量則會受到金融創新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而無法確定。

首先，金融創新會導致c的值變小，c=c/d，d表示公眾所持有的通貨，金融創新使得持幣的經濟成本增加，促進了金融制度的發達，所以公眾會選擇減少對通貨的持有，而選擇參與金融投資，使得c的值變小。其次，金融創新降低了e的值。由于銀行資產的流動性不斷增強，所以其超額準備金會有所下降，從而會提高資金的運轉效益。最后，t值受到金融創新的影響而變小。由于金融市場的發達，銀行的定期存款產品對儲戶所具有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公眾會將部分定期存款用作其他金融產品的投資。正是由于c、e、t這三個變量是不斷變化的，并且很不穩定，所以央行要想準確預算貨幣乘數就變得非常困難。

其次，傳統意義上的貨幣作為政策性工具的特點因受到金融創新的影響而發生了變化。金融創新越來越呈現出證化的特點，其直接結果就是大量的存款流入到商業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這樣就不受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束縛。同時，再貼現政策的效果也被削弱，而該政策主要是由金融機構的主動申請才能實施。由于金融機構從其他途徑獲得資金的渠道越來越廣，對再貼現的依賴也越來越小。

四、應對金融創新對貨幣影響的措施

（一）優化中介目標，改進貨幣供應量，轉變指標

狹義貨幣已經不適合作為中介目標，廣義貨幣目前其可控性還沒有受到影響。優化和完善貨幣供應政策中介目標需要進行短期和長期的規劃。在短期內，中介目標還應該堅持采用貨幣供應量進行優化。首先要不斷完善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目前，金融創新造成了對貨幣供應量的劃分和測算難度的增大，要想最大限度地發揮貨幣供應量這一中介目標的作用，就必須完善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由于金融創新工具的增多，貨幣供應量的統計渠道也要不斷完善。應該按照金融工具的流動性大小來對其進行層次的劃分。如果該金融工具具備了交易結算貨幣交易媒介的功能，那么這種工具的“貨幣”性就越強，在進行貨幣供應量統計時就應該考慮到這種工具。同時，也要盡可能地保證貨幣供應量的統計調整后，其結果與最終的目標相關性不會變弱。對于具有“貨幣性”的金融工具，其應該是具有一定規模的，能夠進行測量的。當統計口徑變化時，也要保持與之前層次的連貫性，不要出現太大幅度的變化。另外，以廣義貨幣M1作為中介目標已經呈現出不適應的情況，所以現階段應該以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從長期來看，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并不能夠長期有效，必須要尋找新的中介目標。將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中介目標的做法在一些國家已經施行，這些國家多是處于長期通貨膨脹態勢，其以此作為中介目標主要的原因是把穩定價格作為國家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另外，將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中介目標還需要有穩定的財政狀況、準確的通貨膨脹預測能力等。

（二）完善貨幣渠道

第一，應該提高信貸渠道的傳導效率，盡可能地提升貨幣政策的作用。具體措施包括改革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管理體制，健全公司治理結構，降低內部交易成本，同時建立有效的內部激勵和約束機制。要鼓勵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和完善，建立多元的信貸傳道渠道，逐漸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局面，同時加強對外資銀行的關注。

第二，要提高貨幣渠道的傳導效率。伴隨著我國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在將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很可能是貨幣渠道。為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就要不斷促進利率市場化的發展進程，強化利率傳道的作用。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已經擁有了確定銀行利率的權利，能夠自主調整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這些都能夠促使利率發揮其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同時，還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結構，對利率渠道的運行要加強監管，并且建立行之有效的檢測制度，提高利率市場化的有效性。

另外，為了健全金融市場體系，首先要加快發展貨幣市場，擴大市場交易主體，增加市場交易品種。其次，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擴大資本市場總規模、完善資本市場結構，提高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體化程度，這樣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使貨幣政策能夠更加及時。最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要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擴大匯率浮動范圍，提高匯率彈性，增加匯率浮動區間，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公眾對匯率失調的心理預期，同時還能增強匯率對外部經濟不平衡的調節能力，將匯率在貨幣政策中的傳導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三）突破傳統機制，調整貨幣政策

目前，金融創新對于貨幣政策工具和傳導機制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適應這種不可逆轉的變化，就必須要突破傳統，調整貨幣政策，加強對社會公眾市場的關注，提高市場化的政策操作。

同時，央行也要做出政策調整，不斷擴寬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圍，對一些非常規性的調控手段的使用要更加靈活，更加主動，中央銀行的指導體系要建立層次。在金融創新的背景下，市場業務操作的公開化已有了良好的基礎條件，事實上能夠有效地調節利率水平，使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二者之間保持著適當的比例，保證了資金流動分布均衡，促進經濟穩步發展。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外國資本不斷進入我國市場，這就會造成匯率對于資本市場、實體經濟及貨幣供應的影響變大。另外，央行也可以將公司債券等金融工具經過自身的創新之后成為業務市場的操作工具。隨著貨幣市場的不斷發展，其規模越來越大，市場結構不斷優化，其活躍程度也將有所增強，這些都有利于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優化。

（四）建立貨幣政策體系自身的創新機制

金融創新雖然對于傳統貨幣政策和貨幣供求機制產生了影響，但是也僅僅是降低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其根本的功能并沒有因此而喪失。金融創新是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環境下，其內部力量的自我顯示，而貨幣政策則是國家層面上通過貨幣手段來對市場發展中的不利因素和缺失進行有效的控制和補救。市場的發展只要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貨幣政策就有著其存在的價值。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貨幣的供求機制和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所以要對市場發展的波動和失靈進行有效的控制，就需要采用靈活的手段進行調整。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實現貨幣政策操作體系自身的動態調整、建立創新機制，才能應對金融創新帶來的挑戰。

五、總結

金融創新對我國貨幣和貨幣政策都有著較為深刻的影響，為了能夠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必須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優化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制訂短期和長期內的規劃；其次要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增強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的傳導效果；最后還要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建立貨幣政策體系的自身創新機制，使其能夠實現動態調整。

參考文獻：

[1]李炎.論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J].國際金融報，2005（07）.

[2]劉濤 高碧野.金融創新環境下的貨幣供求研究[J].深圳金融，2007（04）.

第6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間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成為大蕭條，在此情況下，商業和經濟運營普遍衰退。首先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農業衰退，引發了金融行業的惡化，大蕭條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比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更為深遠。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引起經濟的衰退，進而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失業增加，工業化國家中資木的短缺引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間搭配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乘數都存在不確定的情況,政府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數不確定的情況下，考慮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選擇，最佳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政策組合的工具。實施多樣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機會使一個乘數的估計誤差被其他乘數的誤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額情況下，制定政策的誤差會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中的微調是指存在于宏觀調控中，針對現實社會運行的經濟中存在的小沖擊、小波動、小十擾而做出的相應的小調整。不斷地試圖穩定經濟的政策行為。對財政政策而高，長時間的內部時滯，使得采用相機選擇的微調措施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存在不可能性。盡管社會中存在的自動穩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濟政策中的微調效果。對于貨幣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是經常運行的，內部存在的時滯較小，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觀貨幣政策的實施所起到的影響一直是在應對曉得波動，則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恰當的。

相機抉擇是政府根據經濟市場所發生的情況和各項調節在采取過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點，進行需求管理從而機動靈活的采取一種或幾種措施，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實行相機抉擇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總需求，又不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決策速度，作用速度，預測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個方而的差異，相機抉擇一般有三種搭配方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單一政策規則是指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學派，關于貨幣供給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長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建議的唯一政策是貨幣供給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單一政策規則的目的在于是貨幣供給量不要限制國民收入的自然增長的速度。貨幣主義者主張的這一政策被稱為單一的政策規則。

積極地規則是指對重大的經濟沖擊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質的規則，在討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達到的效果時，要把對重大經濟沖擊做出反應的政策行動與微調加以區別。而對重大經濟沖擊時，決不能主張不應該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目標，及時采取反周期性質的政策措施在未來政策的確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中國，積極地政策制定者重視政策實施過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而那些贊成難以變動規則的人則重視中央銀行在過去競技場反錯誤的政策措施。

三、動態不協調與規則及斟酌使用

第7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摘 要 針對我國現行經濟發展形勢和特點，在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的影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也客觀的評價了貨幣政策的優劣。本文是結合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對當前貨幣政策的調整所做的分析。

關鍵詞 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 貨幣政策 調整

一、實體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由于我國經濟具備轉軌和發展中經濟的雙重特征，所以加重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的復雜性。從我國目前的緊貨幣政策到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看出，這個正是我國貨幣政策雙重目標體制的體現。在這個雙重目標體制下，我國為了兼顧經濟發展與通貨膨脹兩個目標，使得實體經濟與虛擬資本市場兩個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出現了一定的倒置。由于在我國經濟轉軌發展和金融市場欠發達共同作用下，實行了國家隱形擔保和利率管制相互配合的金融體制和適應性貨幣政策，激勵銀行信用擴張，加速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但是由于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經濟體，知識和人力資本嚴重稀缺，使得我國在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推動力來源于引進標準化產業技術，帶動具有知識外溢效應的企業投資增加，之后在刺激資本市場發展。然而，資本市場沒有實體市場支撐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過度投機，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為此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央行連續上調利率，從表面上是抑制了過度的流動性問題，但是也從側面切斷了實體制造業的資金鏈，從這點上我們應該尋求一個更加有效的契合點，來解決當前問題。

二、虛擬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我國的虛擬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充分和快速的發展，可以說只用二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世界上發達國家用了一百多年才走完的歷程。在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發生了劇烈的轉向，為適應經濟形勢的快速變化，由以前的適度從緊迅速轉變為快速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力保經濟穩定增長。雖然在貨幣政策面上，起到了給過熱市場降溫的作用，但是由于牛熊交替變化過于劇烈，也使得我國虛擬經濟發展受到重大影響。所以，類似經濟“硬著陸”的情況，使得廣大資本市場參與者受到巨大損失。因而，政策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三、總體影響

在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關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

1.在我國虛擬資本自由運作的過程中，所出現的高估資本市值和股值虛假走高等泡沫經濟現象，間接旁證了實體經濟中出現的過度借貸、財產資不抵值、流通領域多級衍生和企業高價運行的實體經濟現實狀況。當資本市場的經濟泡沫逐一破滅時，由于虛擬資本產業鏈的斷裂，從而使得我國實體經濟受損，在資金得不到保障時，不得不走向衰退的命運。

2.在實體經濟的經營過程中，企業由于銀行利率高居不下，加上因國際貿易市場原材料無節制上漲、人力資源薪酬隨行就市的自動調整、自由經濟競爭規律使得企業本身已經不堪重負，而之后雖然利率有所松動，但是在次貸危機的大背景下，整個經濟市場處于不景氣之中，使得其沒有得到資金的有效補充。甚至有的企業因為沒有足夠流動資金，應對當前危機，被迫清算、破產。實體經濟的不景氣，也給虛擬經濟的發展蒙上了一層可憎的面紗，使人琢磨不透。因為，種種危及經濟健康發展的現象都和偏離實體經濟的那種泡沫式虛擬經濟密切相關。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整

就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結合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運行特點的同時，對我國當前的貨幣政策的選擇與調整提出幾點建議：

1.加大對市場利益格局的調整

利益格局是金融市場運行的重要力量，不同市場間的收益率是資金流動的主要原因。貨幣調控如果不能最終落實在市場利益格局的調整上，而僅著力于吸收或者促進市場運行的結果時，就可能持續面臨繁重的調控任務。通常虛擬經濟的興衰對貨幣購買力會產生重大影響,而貨幣購買力的變化又對實物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虛擬經濟間接地對實體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2.控制信貸規模

在當前我國利率化市場尚未完全實現和間接融資依然占主體的情況下，確保合理的信貸投放規模和適度的貨幣供應量是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合理、適度的信貸規模，才能使得實體經濟的發展穩中有增，在規模與效益合理兼顧的同時，為虛擬經濟的上升做出有力的支撐貢獻。

3.鼓勵企業票據融資，加強商業銀行票據融資業務

針對企業來講，票據貼現率比較低，可以降低資金成本，而且申請流程比較簡單。從對當前的實體經濟角度講，票據融資更加有利于中小企業。因為收票企業和背書企業一般都是中小企業，這樣既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和支付問題，又可以大量減少“三角債”，在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服務的同時，改善我國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根據2012年1月份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一月份貸款投放市場2.12萬億元，其中40%是票據融資?？梢园l現，這一舉措是順應市場要求的。

4.根據經濟發展形式對貨幣調控工具搭配使用

結合近幾年我國貨幣調控的實踐來看，各項貨幣調控工具各有特點。從功能上講，發行央行票據與定向央行票據、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開展外匯掉期回收流動性效果較好；存貸款基準利率在調節信貸規模方面的作用還有待于發揮；市場化央行票據發行對貨幣市場利率的引導作用在加強；而隨著商業銀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窗口指導作用在下降。從主動性看，央行在運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與定向央行票據的主動性強；市場化央行票據發行與外匯掉期受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意愿的影響，央行主動性較差。從靈活性看，市場化央行票據發行、外匯掉期、定向票據較為靈活，能夠實現結構性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則相反。從成本看，外匯掉期、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定向央行票據成本較低，市場化發行央行票據的成本較高。因此，貨幣政策調控過程中，應該結合各種工具的特點，靈活搭配使用。

參考文獻：

第8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論文摘要】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推進，中國人民銀行已逐漸演變成了國民經濟的重要宏觀調控部門，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筆者闡述了貨幣政策理論及其相關研究，對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進行探討。

1998年以來，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以及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影響，我國經濟呈現出通貨緊縮的明顯特點，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2008年以來，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我國經濟遭受沖擊日益顯現的背景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將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今后兩年多時間內安排4萬億元資金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加大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這次也是中國10多年來貨幣政策中首次使用“寬松”的說法。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在增加貨幣供給，在繼續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同時，要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的進一步的深化，各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更是以政府的銀行、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的特殊身份在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貨幣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國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1 我國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和控制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實施宏觀調控，是中央銀行的基本職責之一。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間接調控的重要手段，在整個國民經濟宏觀調控體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把貨幣政策目標規定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1995年3月，公布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把這一貨幣政策目標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這樣就從本質上堅持了貨幣政策維護幣值穩定這一單一目。

1998年在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7年下半年，針對經濟中呈現的物價上漲過快、投資信貸高增等現象，貨幣政策由“穩健”轉為“從緊”。如今，貨幣政策轉為“適當寬松”，意味在貨幣供給取向上進行重大轉變。

2 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國中央銀行關注的問題，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有效是貨幣政策有效的基礎。我想先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方面分析貨幣政策有效的條件。

企業和居民的行為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經濟基礎，是決定性因素;金融機構行為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中間環節，也是關鍵環節;金融市場建設和中央銀行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基礎和政策因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對這四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較強大，足以干預和控制整個金融市場。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能有效地將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聯系起來，并能引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放款業務;其二，在金融市場方面，要求一個市場容量大、信息傳遞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躍持續的貨幣市場和一個規模較大、競爭充分、市場一體化程度高、運作效率高、市場預期良好的資本市場，要有比較完善的金融機制;其三，在金融機構方面，要求商業銀行等商業性金融機構作為金融企業真正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成本為約束，以客戶為中心。其四，在微觀經濟主體方面，要求工商企業是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居民個人具備較成熟的消費理念和消費行為。

隨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戶”的間接傳導體系。但在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存在的諸種障礙卻導致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微效。這里僅就中央銀行層面上的障礙做簡要分析。

貨幣政策傳導在中央銀行層面上遇到的障礙主要是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同時實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我國雖然放開了同業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和票據貼現利率，逐步擴大貸款利率波動幅度，但是我國仍然是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影響了利率對資源配置的結構調整作用。同時，使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難以發揮作用，影響了貨幣政策信號的傳導。此外，在公開市場上，由于資金寬松導致央行收回資金容易，投放資金困難;在外匯市場上，外匯儲備受貿易逆差影響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約束，央行只能被動地買賣外匯，銀行結售匯差構成了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數量限制，導致公開市場操作對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機制作用難以發揮。

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特別是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標志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因此有專家專門就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從理論到實證進行了分析，他們從固定匯率制下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入手，根據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結論:在固定匯率制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效應比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效應大。

從而進一步推出，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說明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將導致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降低。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下，我國必須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調整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適應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運行機制，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準確把握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調整;在積極推進貨幣市場發展的基礎上，努力擴大公開市場操作;積極參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以提高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貨幣政策在我國經濟生活中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更多地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適當調整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立主從制度上創新，改變我國經濟結構，促進我國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9篇：貨幣政策的特點范文

筆者針對外國學術界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的研究進行了剖析，同時對金融危機影響之下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最新研究理論進行了歸納與總結，發現我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極為有效的，然而也造成了物價的上漲。貨幣供應量以及信貸規模的變化對產出的變化起到作用，通貨膨脹率及貨幣供應量增長之間擁有很強的關聯，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大于產出效應。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大于擴張效應，所以其必然具備非對稱性特征。

關鍵詞：

金融危機；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我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概述

作為一種有效的宏觀調控形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穩定繁榮有著不可替代的關鍵影響。2008年末，我國的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增速大幅下降的現象，為此政府提出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倒退。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后一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及銀行信貸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同年貨幣供應量達到了60萬億元，比去年同比上漲27%，人民幣新增貸款將近10萬億，同比增長了一倍之多。我國經濟于2009年實現了真正的反彈，國內生產總值迅速上升、增速大幅度提高，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像通貨膨脹率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等一系列不良狀況，市場流動性遭到了嚴重影響。不久之后，我國的經濟逐漸回升，GDP增長速度不斷加快，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突顯出來。中央政府為了主動、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經濟結構、控制通脹預期等的關系，逐步開始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就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開始由“適度寬松”向“穩健”的方向轉變，也就意味著央行將會繼續收緊銀根。與此同時，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貨幣供應量及新增信貸數額、規模等增幅降低。盡管中國宏觀經濟之后一直保持著平穩增長的勢頭，然而更加緊迫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也就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更加嚴重，一直處于一個高位狀態。中國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所采取的貨幣措施是不是有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的作用及效果等均成為了國內專家探討的熱門話題。

二、與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相關的理論研究

我們一般通過對貨幣政策能否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以及其影響的程度、貨幣當局是否可以借助貨幣政策指導經濟的運行以完成預期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分析和研究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作為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關鍵性措施，其有效性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重視。

（一）貨幣內生及外生理論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是否可以借助對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令其滿足貨幣的需求，進而調控宏觀經濟活動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前提。根據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不論什么時候，流通中的貨幣量決定了交易量，因此貨幣具有內生性。其后，有專家人士從其他角度對貨幣內生性進行了實證，也就是央行必須遷就市場的需求而令貨幣量增加。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及貨幣通論》當中提出貨幣供給是通過貨幣當局充分把控的外生變量，貨幣供應量的增減對整個經濟活動起到關鍵的作用，而貨幣供應量本身并不受到經濟活動的束縛。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專家認為，貨幣供應量一般是由經濟體系外的貨幣當局控制的，因此貨幣供給具有外生性，是外生變量。貨幣當局能夠憑借貨幣發行、規定存款與儲備比率等形式來操控貨幣供應量。國內學者在研究的基礎上得出，某國的貨幣供應量在特定時期也許是具有外生性的，而在其他時期則屬于內生性。雖然主流經濟理論對于貨幣政策的作用形式及具體效果有著不同判斷，但是在中央銀行可以獨立控制貨幣供給，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可以有效作用于實際的經濟運行這一觀點上卻有著一致的結論。

（二）貨幣中性及非中性理論貨幣的中性和非中性理論研究通常是針對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對實物經濟變量是否產生作用這一話題所展開的研究。貨幣供給外生理論與貨幣非中性都是一個國家進行經濟干預的理論基礎。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提出，流通中的貨幣量只是影響絕對價格水平，對于相對價格體系則沒有任何影響，貨幣是中性的，貨幣當局不可以借助改變貨幣供應量的手段來作用產出及就業等一系列實際經濟變量。國外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提出，當貨幣政策的改革對經濟需求擴張產生作用、轉變產出、就業就實際經濟變量的前提下，便能夠得到貨幣非中性以及貨幣政策有效的結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則闡述了貨幣數量論，重點提出貨幣及貨幣政策的重要意義，認為貨幣長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而美聯儲前理事弗雷德里克則采取計量分析的手段，通過論證得出了由于預期及未預期到的貨幣量變化對實際經濟變量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貨幣具有非中性。反觀中國，國內專家張曉晶依照近年來國內貨幣與產出的相關性得出貨幣非中性的結論，其對產出具有根本上的作用，貨幣總量控制依舊是十分奏效的宏觀調控形式。與此同時，也有其他學者認為如果發生就業短缺的狀況時，貨幣便不再保持中性了，同時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夠影響實際經濟變量。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分析

所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指的是央行利用貨幣工具作用于中介指標，進一步實現預期政策目標的傳導機制和作用機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關乎貨幣政策對經濟影響效果的最主要內容。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從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構建起宏觀經濟框架以來，各經濟學派從多種角度出發，逐漸形成了各自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國外學家依照貨幣及其他資產間的可替代性，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成了兩種，也就是貨幣傳導途徑及信貸傳導途徑。一部分專家認為貨幣政策是借助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來反映市場利率，進而作用于消費及投資水平，緊接著作用于產出。貨幣傳導途徑理論是國外占據主流的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提到了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及有效需求來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的傳導機制理論。另一部分專家認為，貨幣政策是依靠銀行信譽來影響局部投資水平，進一步作用于產出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流程并不依賴利率途徑而是經由影響信貸市場上的信貸來發揮自身的效用。

（二）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中國自從構建起央行體制后開始推行貨幣政策。之后由于商業銀行體制的創新，我國的貨幣政策由信貸調控為主逐漸轉變為價格及數量兼顧。自從公開市場操作業務恢復后，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一直在持續進步和完善。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國由改革開放前的完全信貸現金指令性計劃，慢慢向準利率市場化的方向演變，在窗口指導、指令性信貸計劃以及利率市場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對宏觀經濟實行著全面的控制。首先，貨幣傳導的具體渠道。中國人民銀行依照貨幣政策實行的需求，及時采取相應的利率工具，對利率水平及結構進行相應調整，進一步影響資金供求，目的是最終實現貨幣政策的預期目的。現階段國內采取的可以通過貨幣渠道進行傳導對的策工具通常包括：央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以及再貼現等。國內專家高鐵梅依據信貸渠道及貨幣渠道的有效性進行了論證，總結出貨幣供應量是貨幣渠道傳導中最關鍵要素的結論。不管是利率、匯率或者財富效應途徑，它們的主要傳導渠道均為貨幣供應量及利率間的反向變動。一旦缺少了該環節，就不容易把傳導鏈條維持下去。國內專家學者依據我國近些年來的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供給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結論：國內利率并沒有全部市場化，存貸款利率依舊嚴格控制，較大的利差不但干擾了市場利率向存貸款利率的傳導，同時也阻滯了公開市場操作等間接性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的鏈條，降低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在此期間，國內的貨幣政策傳導的渠道受到阻滯，信貸渠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次，信貸傳導途徑。信貸渠道理論重點是突出金融機構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關鍵性影響。如果對我國上世紀末期的貨幣政策傳導問題進行探究，我們能夠總結出以下結論：國內貨幣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作用同時通過了貨幣傳導機制及信貸傳導機制，然而信貸傳導機制依然被作為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最常用機制。銀行信貸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渠道，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和社會經濟擁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信貸市場對GDP有著明顯的正相關性。由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擁有區別于常規經濟學理論的特點。據有關人士分析，央行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依舊實行“窗口指導”，宏觀經濟政策同樣起到導向性的作用，商業銀行信貸根本上依然受到貨幣當局以及國家市場調控政策的影響，廣義上的貨幣供應量擁有非常明顯的內生性，不容易作用于連接貨幣政策和實體經濟的重要變量，也就是利率。這也在某種意義上波及我國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有效性。

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的分析

一個國家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是否有效？關于這個問題，美國很多的經濟學家均認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有助于降低負面因素的影響程度，對于減弱宏觀經濟風險擁有更有效的作用，然而貨幣政策的不作為導致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社會經濟陷入更加緊縮的狀態，國家必須使用更為主動、有效的貨幣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有效與否，主要從以下方面做出了詳細的闡述：

（一）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產出的關聯性貨幣供應量與產出變動間的聯系是貨幣經濟學領域中具有強烈爭議的關鍵環節，國外學者及經濟學家得出的實證結論也各種各樣。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托賓借助實例論證的方式發現，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短期產出會有一定的影響。然而，其他經濟學者及工作人員通過對幾十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長期產出不會造成任何程度的影響。最近，我國專家人士對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和產出的有關問題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短期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對產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貨幣在短時期內是具有非中性特征的，然而影響的時長通常比較短，一般為11個季度以內，所以從長期看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產出不會形成永久性的作用，如果是長期，那么貨幣則是中性的。通過對我國過去20年的有關經濟數據可以總結出：國內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變化和GDP的變化呈正相關性，短時期內國內的貨幣具備非中性的特點。圍繞貨幣渠道及信貸渠道，并對特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結論表明從對物價及產出最終目的的作用效果來講，貸款的影響最為明顯。

（二）貨幣供應量及信貸水平和物價水平的關聯性即便各種各樣的實證分析關于貨幣供應量變動對產出是否具有影響這一話題意見各異，然而關于貨幣供應量變動及物價變動間的聯系結論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不管是短期或者長期都會影響物價的變動。國外經濟學家韋伯通過研究得出，通貨膨脹率以及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同時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將會最終造成相同程度通脹率的上升。這一點恰好和弗里德曼的觀點保持一致。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將通過物價的變化進行反映。我國的專家人士也對通脹問題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和分析。劉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短期還是長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及物價的變動兩者間的關聯性十分密切，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將會通過物價的變化進行反映。有人利用實例論證的檢驗手段分析了上世紀末期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是十分有效的，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CPI的變化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除此之外，也有人通過近些年來的經濟金融數據展開了實證檢查，其結果證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物價水平的作用非常顯著，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明顯，貨幣供應量的產出效應遠遠小于價格效應。

（三）貨幣政策需要具有非對稱性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實踐說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當時的經濟增長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西方學者逐漸開始重視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問題?？莆譅柊沿泿诺臎_擊作用分成正向沖擊和反向沖擊序列。經由對美國二戰后經濟數據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向沖擊對產出的上升基本沒有起到作用，但是反向沖擊對產出具有強烈的減少作用，正向貨幣沖擊及反向貨幣沖擊對不同效果指標的影響程度不對稱。國內學者通過實證檢驗的方式得出如下結論：經濟膨脹期間，在抑制物價的方面，貨幣政策的強制性及財政政策的弱效應。但是，在經濟衰退時期的經濟恢復方面，財政政策的強效性及貨幣政策的弱效性。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減速影響遠遠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加速作用。自從出現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否擁有非對稱性也是國內專家人士探討的熱點話題。有關人士分析表明，通貨緊縮時期的脈沖響應值顯然小于通貨膨脹時期，貨幣政策效應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貨幣政策緊縮效應遠遠大于擴張效應。在通貨緊縮階段選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及穩定物價的效用遠不如在通脹期選擇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關專家結合全國各省市的面板數據，從經濟增長及物價兩個方面，分別檢驗了金融危機出現前后我國緊縮性及適度寬松兩種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管控的真實作用。實證檢驗的結論顯示，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效應真實地存在于我國，也就是在經濟過熱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平抑經濟的效應，顯然大于經濟衰退期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四）貨幣政策的效應需要出現時滯貨幣政策時滯指的是政策由制定到公開核心的或者全部的效果需要經歷的一段時期。所謂時滯就是作用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西方經濟學家在充分認識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前提下，采取計量經濟手段對貨幣政策時滯進行了大量剖析。例如，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由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到名義收入的變化過程通常需要半年到九個月，對物價的影響則要延后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國內學者運用時差相關系數法，取特定時期內的樣本數據計算出國內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時滯大約為5個季度，而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時滯約為4到5個月。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學者通過實證的方式得出，我國貨幣政策的滯后期大約為3到6個月。結束語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結論：第一，面對金融危機時，我國所采取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非常奏效的，對于國內經濟的恢復和增長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的變動對產出起到了關鍵影響。然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造成了物價的上漲；其次，金融危機時期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恢復及增長作用較弱，然而經濟過熱期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控制通脹的效果較為明顯，貨幣政策必須具備非對稱性的特征；另外，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當中，信貸傳導機制擁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中，貨幣供應量是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國利率市場化水平較低、貨幣供應量及利率間的傳導缺失，是導致貨幣渠道傳導不順暢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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