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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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2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物價影響；效果；方法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我國進行宏觀經濟調整的重要手段，對于物價有著極大的影響，如果政府能夠做好兩者之間的配合，就能夠有效控制物價上漲，并預防通貨膨脹風險。因此，我們將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概念和調控方法進行分析，并探索其與物價的影響與關系。
一、財政政策及調控手段
財政政策是我國政府在一定的時期內，按照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任務，而對財政工作進行的指導，能夠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對整體需求進行調整。從財政支出上來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夠對消費總需求進行刺激，從而增加國民總體收入；反之，如果對消費總需求進行壓抑，會使得國民收入降低。從稅收上來看，增加政府稅收，會對消費總需求進行抑制，使得國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稅收，會對消費總需求進行刺激，從而使得國民收入增加。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調節手段，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通過國家預算的方法，確定預算收支規模和平衡狀態，對收支結構進行安排和調整，使其能夠與財政政策目標相符合。第二，是通過稅收的方法，對稅種和稅率進行確定，確保國家財政收入，對社會經濟的分配關系進行調節，從而使國家的財力能夠滿足政治經濟職能的需求，實現我國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并實現社會公平分配。第三，是通過財政投資的方法，由國家來進行預算撥款，對預算外資金的流向進行引導，從而能夠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進行壯大，從而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第四，是通過財政補貼的方法，我國政府對經濟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和政策需求進行了解，使用財政轉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間接對一部分群眾進行財政補貼，從而能夠安撫民心，起到促進經濟和諧、穩定發展的目的。
二、貨幣政策及基本目標
貨幣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銀行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很多工具來貨幣供應量進行調節，從而使得市場利率發生變化，再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對民間資本投資產生影響，最終對整個消費總需求進行影響，從而實現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調整。貨幣政策對總體需求進行調整有其“三大法則”，即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貨幣政策有其最終發展目標，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物價趨于穩定。物價穩定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基本目標，物價穩定的本質就是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物價的穩定與否進行判斷，主要從三個指標來進行探討，一是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數，即GDP。二是物價消費指數，主要對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支出進行反映。三是批發物價指數，是將批發交易作為對象，對物價的發展情況進行掌握。第二，是實現充分就業，確保有能力進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參加工作的人員，都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國家失業率過高，就會造成了生產浪費，給社會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造成失業率過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業、季節性失業、結構性失業這四個方面。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業之外，其他種種原因造成的失業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我們應注重對需求的良性引導，從而盡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第三，是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主要目標是讓國民生產總值保持在比較合理的增長速度上。經濟增長與各項因素都有著直接的聯系，需要各項要素的綜合作用，如人力資源、資金資源、物質資源等等。中央銀行作為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主管部門，直接對其中的資金資源進行影響，從而對資本的供給與配置產生巨大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我國物價影響效果的比較
1.政策制定主體不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較來說，兩者的制定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的制定主體是政府，很多決策都需要從政治層面進行考慮，其次再對經濟層面進行考慮，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會直接對政治的穩定性起到影響。而貨幣政策的制定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人民銀行也是受政府的影響，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過對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利率，從而直接對消費進行引導，對物價產生影響。由于政策制定主體不同，使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于物價的影響有著明顯的區別，財政政策直接對物價進行影響，而貨幣政策對物價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隱蔽性。
2.對物價影響的時間滯留不同
兩者對于物價的影響，產生的時間滯留的不同。由于財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對物價產生影響的，因此幾乎不存在時間滯留，并且在制定和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受到的阻力比較小。而貨幣政策對于物價的影響是具有滲透性的，當中國人民銀行意識到經濟中產生問題，再到制定貨幣政策，再到貨幣政策的實施，其中存在著比較漫長的時間，其對于物價的影響相對來說比較緩慢。因此，財政政策對于物價的影響比較直接，幾乎不存在時間滯留，而貨幣政策不管在內部政策制定還是在貨幣政策實施的時候都存在著一定的時間滯留問題，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因此對于物價的影響沒有那么直接。
3.對物價影響的靈活性不同
由于財政政策的實施比較直接，中間不存在著什么時間滯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體是政府，因此在實施過程中比較直接，因此，財政政策在物價影像中的靈活性比較高，并且其作用比較明顯，當下就能夠看出影響效果。而貨幣政策的時間滯留比較長，其政策制定的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雖然在政策制定的時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響，但是其實施過程比較漫長，效果在一段時間之后才能夠顯現，因此貨幣政策對于物價影響的靈活性并不高。在財政政策實施之后，政府可以通過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對重點工程項目的投資，來實現消費總需求的增加，從而對物價起到一定的影響。
四、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國物價的平穩
為了能夠使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共同在物價穩定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實現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價的良性、平穩發展，我們應從政府層面和央行層面進行分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議。首先，我們應加強政府層面的監督和管理，在財政政策制定完畢之后，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做好對財政政策實行過程中的監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各級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監督和管理，一旦在財政政策執行中發現問題，就要積極進行解決，確保財政政策能夠在物價穩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由于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很多部門來共同進行協調與合作，才能夠使財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現，并且切實對物價產生影響，因此，在各部門進行協作的時候，應注重對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夠盡快發揮最終，從而在物價穩定上產生作用。其次，我們應做好對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執行都在透明、公開、公正的環境下進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獨立性，使其盡可能多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在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央行要根據經濟情況的不同，來對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整，并且要做好對商業銀行的監督，確保貨幣政策能夠實現貫徹執行，達到相應的政策目標，從而能夠對物價產生一定影響。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依然處于需要提升的階段，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有著明顯的區別，使得央行的各種市場操作存在著一定困難，有的機制在執行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將會使得時間滯留更加延長，從而給整個政策帶來消極的影響。因此，我們應重視對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其更加繁榮，從而有利于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五、結語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物價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物價直接影響著我國消費者的收入和之處，對于社會經濟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物價的影響效果有著一定的區別，我們應分別對二者的概念和手段進行了解，并對兩者在物價影響方面取得的效果進行比較，從而探索出積極、有效的改進措施和方法，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向著更好、更快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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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間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成為大蕭條，在此情況下，商業和經濟運營普遍衰退。首先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農業衰退，引發了金融行業的惡化，大蕭條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比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更為深遠。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引起經濟的衰退，進而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失業增加，工業化國家中資木的短缺引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間搭配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乘數都存在不確定的情況,政府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數不確定的情況下，考慮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選擇，最佳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政策組合的工具。實施多樣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機會使一個乘數的估計誤差被其他乘數的誤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額情況下，制定政策的誤差會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中的微調是指存在于宏觀調控中，針對現實社會運行的經濟中存在的小沖擊、小波動、小十擾而做出的相應的小調整。不斷地試圖穩定經濟的政策行為。對財政政策而高，長時間的內部時滯，使得采用相機選擇的微調措施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存在不可能性。盡管社會中存在的自動穩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濟政策中的微調效果。對于貨幣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是經常運行的，內部存在的時滯較小，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觀貨幣政策的實施所起到的影響一直是在應對曉得波動，則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恰當的。
相機抉擇是政府根據經濟市場所發生的情況和各項調節在采取過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點，進行需求管理從而機動靈活的采取一種或幾種措施，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實行相機抉擇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總需求，又不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決策速度，作用速度，預測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個方而的差異，相機抉擇一般有三種搭配方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單一政策規則是指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學派，關于貨幣供給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長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建議的唯一政策是貨幣供給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單一政策規則的目的在于是貨幣供給量不要限制國民收入的自然增長的速度。貨幣主義者主張的這一政策被稱為單一的政策規則。
積極地規則是指對重大的經濟沖擊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質的規則，在討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達到的效果時，要把對重大經濟沖擊做出反應的政策行動與微調加以區別。而對重大經濟沖擊時，決不能主張不應該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目標，及時采取反周期性質的政策措施在未來政策的確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中國，積極地政策制定者重視政策實施過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而那些贊成難以變動規則的人則重視中央銀行在過去競技場反錯誤的政策措施。
三、動態不協調與規則及斟酌使用
第4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穩健 貨幣政策 理論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我國來說仍然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同時也是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首先要考慮各種外部條件以及環境將來發展的趨勢，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經濟的運行中發揮作用，最后是解決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措施。
一、貨幣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社會需求通過貨幣的形式來體現，購買力則需要通過貨幣幾次周轉來完成。當人們的消費水平增加，市場貨幣的容量也加大的，這時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會購買力，同時，貨幣政策也是有效的；當人們的消費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也就是說社會需求被購買力占滿，這時，增加貨幣量對滿足社會需求就沒意義可言了，這個情況下，提高貨幣的供應量來應對貨幣政策效果顯然是比較弱的。
貨幣變量的變動是否對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具體體現。如果貨幣變量選取M2，實際經濟變量選取GDP；以GDP為因變量，M2為自變量選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兩個區間段的數據，建立如下對數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產出對貨幣供應量的產出系數。）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調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結果分析：對相關性的計算指標進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彈性大，國民生產總值隨著其增長；1996到2005年，M2相對彈性較小，國民生產總值也隨著其增長。數據分析說明了，貨幣的供應量對生產總值得影逐漸減弱，想要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還需要加大貨幣的投量，但在穩定貨幣方面，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二、穩健貨幣政策是最佳選擇
（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基本不存在
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財政擴張的“擠出”效應，這是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得來的。通過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產出。高利率會對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產生阻擋的作用，使人們擠出一部分貨幣，用擠出的這部分貨幣進行個人的消費，這就是“擠出效應”。就我國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擴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投資支出來進行的，我國的基礎建設如能源、鐵路、電信和城市建設都是用國債及其他府投資的來進行的，這些都是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無法涉及的領域，所以就我國來說不存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我國對銀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規定的，還沒有完全實行利率化市場，由此可見，進行擴張財政政策，不一定會使利率提高。另外，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以及外部條件的影響，擠出效應的觀點可能不適合我國國情，也就不需要與擴張財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穩健的貨幣政策可以預防通貨膨脹
流通性是貨幣具有的一項基本性質，在貨幣的流通性足夠大的情況下，貨幣的供給需求就越大，對即期總需求的影響就越明顯，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來總需求可能增加。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儲蓄存款越來越多，中國金融資產的各種產品之間的替代品是有限的，還有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都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假如讓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聯合起來，那么將會對社會的經濟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如果選擇運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緩解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所帶來的壓力，并且可以阻止財政擴張對經濟穩定產生的負面影響有很好的效果。
（三）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主動的貨幣政策
對穩健的貨幣政策來說，穩健貨幣政策是一種中性的政策，不僅要具有可以及時調整政策實施的方位的靈活性，還要有可以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協調性。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增加了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準備資金；國家積極組織商業銀行購買財政債券、購買國債，在購買國債的同時還在貸款方面對其有優惠政策，這樣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財政政策的發展，還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降低人民幣存款的利率時，國債的息票率也隨著其降低了，使國債的發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資金成本也降低了，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收益，還支持了國家財政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在引導資金流向、啟動投資和調整經濟結構等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見，中央銀行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是把銀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儲蓄作為基本資源，通過商業銀行的購買，使其變成長期的、可使用的資金，儲蓄轉為投資，確保經濟增長率，降低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的風險，保證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
三、完善我國穩健貨幣政策
就當前比較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來說，任何針對性強的、過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實施的，這時穩健貨幣政策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在目前形勢還不很清晰明朗的情況下，對貨幣政策的微調和預調就顯得尤為重要。
堅持貨幣政策為基本原則，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實施貨幣政策原則，在此基礎上，保持幣值的穩定性。當下的生活中，貨幣已經深入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與所有的商品以及勞動進行交換。生活中，貨幣可以滿足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資本走向舞臺的動力；目前的金融市場中，它可以引導市場經濟的資金流量，影響物價水平，對投資、產出、消費和國際收支趨勢等產生重大的影響。
就我國的市場經濟來看，不能單一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還要加強多方面的協調與配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要考慮全局，加強“均衡”的理念，加強政治協調[1]。在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拿出一套調整貨幣政策的對策，也不能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第5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產業政策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目前，我國處于經濟新常態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關鍵時期，貨幣政策與以往相比肩負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也面臨更多的挑戰。長期以來，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存在諸多模糊、邊界不清的問題，只有正確認識和準確處理好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深層次挖掘存在的問題并予以解決，才能進一步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貨幣政策和財政、外匯、產業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四者既有著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也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
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關系
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一是在宏觀調控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各有特點，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時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對經濟進行調控。二是同是資金分配的渠道，都與貨幣流通密切相關，二者的出發點都在于對資金流通中出現的對有悖于貨幣流通和市場供求的現象進行調控。三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分別通過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和采用稅收增減、發行國債、調整支出規模與結構等手段實現對全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二者都是主要通過實施擴張性或者緊縮性政策，調控總體經濟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使之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但同時二者的調控范圍存在差異，在流通領域中貨幣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領域中財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貨幣政策具有鮮明的總量特征，而財政政策的結構特征較為突出。二者雖然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貨幣政策具有更鮮明的總量特征，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全國的貨幣供給總量。財政政策具有更鮮明的結構特征，財政政策可以調節不同地區、產業、企業甚至個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側重于貨幣穩定，而財政政策的目標則更為廣泛。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政策，經濟增長、物價穩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調控的目標，但各有側重。其中，貨幣政策側重于價格和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財政政策起著調節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調節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貨幣政策也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一般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財政政策手段來解決②。
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的關系。一是外匯占款的增加會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供給結構改變及供給內生性增強。近年來，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外匯占款持續增長。同時，由于人民幣升值、外商直接投資及熱錢的流入也導致了外匯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余額為272149.14億元，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億元增加1741億元，為連續第九個月增長。可見，外匯占款是貨幣供給的主渠道之一，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首先，外匯占款的增加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隨著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量不斷增加。根據貨幣供給量=基礎貨幣×貨幣乘數，隨著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加，貨幣供給量擴張。其次，外匯占款使貨幣供給結構發生改變。外匯占款導致對外部門資金充裕，對內部門資金匱乏，從而對外部門發展較快，對內部門發展受到限制。我國的外向型企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內向型企業主要集中于內陸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遠好于內陸地區，這將加劇我國的“二元結構”，地區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再次，外匯占款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大量企業或個人的外匯收入賣給商業銀行，中央銀行不能獨立自主地控制貨幣供給量，增加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③。二是匯率的靈活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隨著我國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資本流動加劇，匯率的靈活可以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另外，隨著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微觀主體適應匯率變化的意識增強。
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系。一是產業政策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會把握產業政策的調整方向，把產業政策的方向作為貨幣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二是貨幣政策為產業政策提供支持。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引導資金流向政府希望發展的行業，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為產業政策提供支持。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配合，實際上是通過信貸政策來最終實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控制產能過剩的行業的信貸投放力度，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另外一方面貨幣政策從信貸政策出發向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傾斜，降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金融門檻，通過貸款優惠鼓勵行業投資。三是產業政策作為結構調控政策彌補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不足。貨幣政策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保持經濟總量的平衡，具有總量特征。而產業政策是指向產業的特定政策，從而可以作為結構調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彌補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不足。
貨幣政策受到的挑戰和限制
貨幣政策面臨平衡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的挑戰。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標在于控制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最重要的目標在于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總體上是一對矛盾，只要增長速度、不顧物價穩定，或只要物價穩定、不顧增長速度都相對容易，難的是二者兼顧。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往往會追求快速的經濟增長，如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以增加投資，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會造成物價上漲，這樣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就出現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把二者的目標設計在一個合理的波動范圍內，將是貨幣政策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貨幣政策面臨平衡獨立性與政府干預的挑戰。央行獨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擴張經濟的沖動，提高中央銀行的信譽，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在不斷提高，這主要體現在目標獨立性和經濟獨立性上，而政治獨立性依然較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央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實施貨幣政策的這一安排是合適的，當前這個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也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未來貨幣政策對獨立性的要求會逐步提升，如何平衡與政府干預的問題將成為貨幣政策未來重要的挑戰之一。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協調機制不充分問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現在：近年來社會資金總量、結構存在扭曲現象，一方面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資金結構不合理、資金供求失調現象較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現在：第一，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在使用過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擠占。第二，銀行在宏觀調控中代行財政職能，如在有些地區用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補貼，財政與信貸存在扭曲現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協商研究和緊密聯系的機制，政策配合不夠，容易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消。
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外匯政策的考驗。在我國目前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有時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被動吸收外匯，此時貨幣投放量會增加；而有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控制貨幣供給量，又無法維持匯率穩定，使得貨幣政策陷入抑制通貨膨脹與維持匯率穩定兩難的境地。為解決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之間的沖突，中央銀行只能采取再貸款進行沖銷。但是目前，同時把握這兩個目標難度也越來越大，尤其是隨著資本賬戶的不斷開放，資本流動不斷加快，中央銀行既要協調內部均衡又要協調外部均衡，還要不斷應對外來沖擊，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嚴峻考驗⑤。
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貨幣、財政與產業政策之間缺乏協調。在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財政部希望中央銀行能夠實施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其財政借貸的成本，而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在于維護幣值穩定和物價穩定，這樣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沖突。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能會存在互相扯皮的情況，相互間的政策協調可能演變為政策內耗，這會進一步影響產業政策實施的效果⑥。
理順我國貨幣政策的建議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建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發改委、外管局等部門的協調機制及信息共享平臺。目前，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門之間沒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門的交流通道。長遠來看，我國應該考慮建立持續性的貨幣、財政、產業、外匯政策之間的磋商機制。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可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設立專門的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委員會，成員由中央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門的相關負責人構成，定期召開政策協調會議，就不同調控政策進行協調。評估前期不同政策實施效果的同時，再針對下一階段的預估從政策協調的視角提出改進政策措施的意見，并向其他部門通報下一階段本部門擬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門的意見，避免不同政策之間的沖突或內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門間統一的政策信息數據庫，完成對各部門政策實施信息的匯總、整理及分析，為各部門下一階段的政策提供依據，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以避免決策口徑的偏差，提高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的組合效應。
貨幣政策應引導商業銀行減少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但增加對新興產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等的傾斜。第一，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銀行信貸，引導商業銀行減少對過剩、落后產能的貸款，加強信貸管理、著力優化信貸結構。第二，適當加大對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等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以及技術密集型和服務業等的貸款投放，降低這些行業的金融門檻，并給予優惠的貸款利率。
政府應加強金融信用體系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目前，社會已進入信用經濟時代，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信用成為信用經濟中重要的一環。但目前，我國金融信用體系建設還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設處于起步階段。政府應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體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夠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實現信用體系的完善與發展。二是以中央銀行作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臺，既包括對企業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對個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獎懲機制，懲罰不良信用的同時，對信用良好予以獎勵，以保障信用體系的高效運作⑦。
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定位，進一步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中規定，貨幣政策委員會為“咨詢議事”機構，但這從法律角度來講是不夠明確的，從其近年來實際發揮的作用來看，是一個“準決策”機構。短期內，應當從法律的角度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準決策機構”的地位，從法律上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當逐步由“咨詢議事”機構、“準決策”機構向專門的貨幣政策決策機構轉變⑧。
調整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結構，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一是調整成員結構。為進一步增強貨幣政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可進一步優化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增加中央銀行內部成員、工商業界的代表及學術界代表。同時，要明確委員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專職委員。二是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會公布貨幣政策決策的程序、決策過程所依據的經濟金融信息，披露會議記錄及投票的情況，以讓市場和公眾更好地了解貨幣政策趨勢，從而形成良好的市場預期。
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調整各項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中，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對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的引導作用。首先，要進一步提升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這樣能夠使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有跡可循⑨。其次，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在制定國家的產業政策時要充分考慮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要充分考慮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并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時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時機，進一步理順我國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總體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匯政策、產業政策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雖然同為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但四者既有著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也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貨幣政策如何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成為當前貨幣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徑之一。
同時，貨幣政策與政府之間仍存在諸多問題。因此，如何理順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的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頂層設計方面，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設立專門的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委員會；在行業層面，引導商業銀行的貸款投向，增加對新興產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的貸款投放力度；對于貨幣政策委員會，一方面要明確其定位，進一步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另一方面要調整其成員結構，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強信用體系的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最后，要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調整各項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單位：山東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注釋】
①《中國金融》編輯部：“金融改革發展建言錄―兩會經濟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員談金融”，《中國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賈康，孟艷：“現階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幾個問題”，《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愛儉，王Z怡，武鑫：“國際資本流動對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基于外匯占款傳導路徑的分析”，《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④黃燕芬，顧嚴，翁仁木：“近期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效應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亞培：“開放經濟下國際收支對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吳盼文，任碧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華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體系建設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途徑”，《濟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運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透明性的作用與邊界”，《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1期。
第6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協調配合
一、影響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導致兩大政策出現矛盾沖突：
（一）兩類政策內部不協調
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內部不協調，在使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卻忽略了稅收的減少。目前國內企業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重，而且稅收的范圍廣，體現不出政府擴張性的政策意圖。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在短期之內，難以協調物價的穩定和充分的就業需求，致使貨幣政策目標之間存在矛盾。而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存在矛盾，難免會影響國內經濟的協調平衡增長。另外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在目標、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獨立性，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經營、約束、發展和完善。
（二）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
一是國債政策與市場業務的不協調。我國國債的品種單一，二級市場效率不高，市場發展之后，從利率調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國債市場還不具備市場基準利率產生的條件，不利于儲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與金融技術性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市場份額為追逐目標，采用業務滲透等競爭手段，導致過多的財政資金進入市場競爭領域，從而破壞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另外政策性銀行沒有過多的資金籌集渠道，會使得財政補貼資金難以足額到位，從而影響兩類政策協調配合效力的發揮。
（三）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
首先是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傳導機制，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并沒有將財政政策的目標分成多個層次，導致傳導機制未能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樣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問題，受到不健全的宏觀調控運行機制的影響，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在觀念轉變方面不及時，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不能及時做出反應，致使最佳的調控時機錯失，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思路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根據經濟格局的變化，對兩者協調配合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針對國內存在的經濟發展問題、體制轉型問題，對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進行適當調整，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其次是在財政政策的協調中，重點關注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在經濟波動問題產生的時候，要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進行妥善處理，同時借助一定的微觀基礎，解決短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供應量失衡問題，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再次是為了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規則范圍內，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確立包括企業和居民在內市場主體的經濟體制，以便提高市場主體對經濟變量變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鑒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的差異性，在協調配合兩類政策的時候，對兩類政策的位置進行確定，以便讓兩類政策能夠承擔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責，雖然兩類政策之間的地位沒有固定的形式。還要根據經濟調控的需求，對哪種政策的需求性比較強，就應該采取那種調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執行時滯短，而效果時滯長的貨幣政策。
（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
首先是強化國債方面的協調配合，國債的品種少、流動性差，經濟調節的時候，要調整其品種和期限結構。在重大措施出臺之前，結合調控的總目標，對市場調控方向和力度進行控制，對國債發行時間、發行量、期限結構、發行利率、發行對象等進行協調配合。但很多具體問題因為財政和央行職能差異性使然，在期限結構上，央行會通過短期國債的發行滿足公開市場業務需求，而財政部門會重點關注現金的管理，調整財政季節性的收支差額，因此國債的發行，必須與央行資金調度協調好。
其次是強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協調配合。通過對政策性金融體系完善，將金融體系和財政貨幣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體系，以便對財政投資的方向進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設等方面的權責要劃分清楚，以便調控基礎設施領域的宏觀財政。另一方面是鼓勵投資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包括交通、郵政、通信等行業，而每種投資主體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勵地方政府進行投資，實行競爭性的管理模式，借鑒相關的經驗做法，使得管理制度專業化。而對于建設性資金的撥付，要采用競爭補貼的方法，以減少財政補貼和財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首先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業和銀行的經營管理體制，以便企業和銀行在利率變動的時候，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在建立微觀經濟主體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形成市場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業直接或者間接的融資體制，對利率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擴大，企業方面要拓展融資渠道，同時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比重要適當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準利率為基礎，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這樣就能夠實現金融機構與市場之間的靈活調節。
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市場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是發展資本市場，防止資本市場過度投機風氣的擴散，對資本市場運作進行規范，以理性投資作為引導，發揮資本市場中投資需求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是發展貨幣市場，創新金融體系，建立統一性的國債市場，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同時確保票據市場的健康穩定。
最后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提高國有企業投資利率的彈性力度，發揮利率在投資中的調節作用，以健康的社會投資和消費拉動內需的增長，以此消除內需擴大時的不利因素。讓國企以市場主體的身份，融入市場當中，以獲得足夠的金融資源，但相關的措施采取要有選擇性，符合內需政策擴大的需求。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服務于經濟發展，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因此，我們要確定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和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王銀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8年05期：132-134
[2]藺懷國.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現狀、制約因素與對策[J].天津經濟，2012年04期：34-36
第7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3/81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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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第8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投資；消費；VECM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10-0011-05
一、引言
如何擴大內需是近幾年促進宏觀經濟增長的焦點話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外需受損，擴大內需對于保持經濟穩定尤為重要，這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經濟低迷趨勢難以迅速扭轉的情況下，保持中國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是最有效的手段。投資和消費是擴大總產出的兩大途徑，探討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可以衡量貨幣政策在刺激內需上的有效性，為政策提供指導。
對于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影響的研究，文獻大多是基于傳導渠道來進行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通過銀行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擴大投資、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熊鵬，2005）。楊子暉（2008）用DAG技術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私人投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以信貸傳導渠道為主，但是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對私人投資的作用不明顯，而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的影響具有相對有效性。馬春雨（2012）以貨幣供應量M1和M2為貨幣政策代表變量建立居民消費的回歸方程，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對刺激消費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張和萬（Zhang和Wan，2002）通過利率渠道研究中國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影響，發現通脹率對消費決策的影響比名義利率更大。科伊武（Koivu，2012）用SVAR模型通過財富效應渠道研究了1998―2008年間中國貨幣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貨幣政策的放松能夠提高資產價格、提高消費水平。嚴太華和黃華良（2005）從理論上分析了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非對稱影響的形成機理。梁云芳、劉金葉（2011）基于受約束的VECM模型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國內需求的非對稱性影響，長期貨幣政策正負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性，且負向沖擊大于正向沖擊；短期不存在非對稱性。王文靜（2012）發現長期內貨幣沖擊對消費和投資影響非對稱性均顯著，短期內對投資影響的非對稱性顯著。
現有文獻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但是還沒有系統全面的分析，各研究成果間也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將運用VECM模型討論貨幣政策從不同的傳導渠道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基于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還將進一步在分析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基礎上討論當前貨幣政策對擴大內需的有效性。
二、基于VECM的實證檢驗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擴大內需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個方面，本文選取的變量如下：
1. 貨幣政策代表變量。我國自1996年明確宣布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M1可以較好地反映經濟的周期運行，所以選擇M1作為貨幣渠道代表變量。由于我國仍然是間接金融占主導，所以以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月末數作為信貸渠道的代表變量。由于存貸款基準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本文選取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月度數據作為利率代表變量。
2. 內需代表變量。本文選取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代表投資和消費。居民消費支出缺乏月度數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可近似代表居民消費支出的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缺乏1月份數據，為排除奇異值，本文參照許滌龍和李庭輝（2010）的方法將2月40%的數據分攤到1月。
3. 貨幣政策目標變量。本文選擇用工業增加值增速作為產出代表變量，用CPI同比指數反映物價水平。
表1：變量表示
[變量表示＼&含義＼&M1＼&狹義貨幣供應量＼&CR＼&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R＼&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I＼&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CS＼&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年同月=100）＼&Y＼&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
本文的樣本期間為1996年1月―2012年12月，共204個觀測值。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在進行實證檢驗之前，對原始數據做如下處理：（1）將M1、CR、I、CS換算成同比增長率；（2）運用X12方法對所有數據進行季節調整。本文的實證檢驗采用Eviews6.0為計量分析軟件。
（二）變量平穩性檢驗及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ADF方法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以AI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所有變量皆為非平穩序列，但一階差分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單位根假設，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
（三）基于VECM的實證分析
1. 模型簡介。VECM可以寫作：
LR檢驗顯示χ2統計量為1.67，P值為0.196，表明施加約束是合理的。將b11、b21、b31設定為1，是對消費進行正規化約束；第一個方程是所有變量對消費的混合影響，第二個方程是產出和通脹對消費產生的影響，第三個方程是貨幣供應量、信貸余額和利率對消費的影響。同理，對投資也進行正規化，但是其余變量施加約束條件的LR檢驗拒絕了約束的存在性，所以對于其余變量不施加約束條件。
2. 建立VECM。權衡不同滯后期長度準則對滯后階數的選擇，消費的VECM模型選擇的滯后階數為2，投資的VECM滯后階數為1。表4和表5分別是滿足假設條件的消費和投資的協整方程，CointEq1等是（2）式中的誤差修正項ECM。
反映投資和消費短期波動的誤差修正模型為（3）式和（4）式，括號內是t統計量。投資和消費的短期波動由兩個部分的因素組成：第一個方面是偏離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第二個方面是投資和消費自身及其他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在兩個方程中，調整系數都是顯著的。消費自身的短期波動和貨幣供應量M1對當期消費波動的影響顯著，CR、R和Y的短期波動對投資的影響相對顯著。
三、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更好地反映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我們進一步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著重分析貨幣政策代表變量M1、CR和R對消費和投資的沖擊。圖1和圖2分別是消費和投資的脈沖響應圖。
從圖1可知，M1和CR對消費的影響較大，R對消費的影響較小，影響保持長期不消失。利率R的影響明顯為負，頭幾個月稍有波動以后基本穩定在
-0.2%的水平；M1一開始的影響高于CR，二者還表現出一定同步性，但是CR的影響從最開始的負影響不斷上升，在15個月左右的時候，CR的影響超過M1，并保持這一關系。M1對消費增長率的影響大概穩定在0.2%，CR是0.4%。
從圖2可以得到貨幣政策變量對投資的影響，與消費不同的是，CR對投資的影響從一開始就占據著絕對優勢，從大約7%的高位下降，隨后穩定在略低于4%的水平。而M1只有很微弱的作用。利率R的影響同樣是負的，比M1的影響強度稍微大一些，但是與CR的影響相比也是很微弱的。投資的增長主要是靠信貸來驅動的。
從脈沖響應的結果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并不相同，可以說是貨幣政策對內需作用的非對稱性。首先，從整體影響強度上來說，貨幣政策對投資的影響明顯大于消費，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影響最高位置大概在0.6%，但是對投資的最大影響大約在7%，說明貨幣政策對投資的作用力度遠遠高于消費。其次，從貨幣政策不同渠道來看，利率渠道的差別不明顯，投資明顯是通過信貸渠道發揮作用的，消費則同時受到了貨幣供應量和信貸的影響。綜上，我國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傳導的，并且信貸主要是投向房地產開發等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
貨幣政策拉動消費的效果并不明顯，與科伊武（2012）的分析結果類似，2012年前三季度消費對內需的巨大貢獻可歸因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投資的拉動作用是顯著的，但是貨幣政策不是通過貨幣供應量發揮作用，而是通過銀行信貸，并且主要是政府帶動的對固定資產的投資。總之，貨幣政策主要是依靠信貸渠道刺激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為什么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會存在這種不對稱呢？單獨研究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會發現有積極作用，但是從相對量來看，相較于投資的差距還是很大的。我國現階段還處于銀行主導的融資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信貸渠道傳導；由于銀行貸款在企業融資中占有絕對比重，當貨幣當局實施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時，影響銀行的可貸資金，從而使借款人減少或增加投資支出，這種影響是相當直接的。所以，貨幣政策對投資的影響力度較大。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主要是通過財富效應，貨幣政策通過改變資產價格使居民的財富發生變化，影響具有間接性，居民持有的資產包括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價格作用主要是房地產價格的作用，但作用有限，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不發達，財富效應渠道的作用十分微弱，所以貨幣政策在拉動消費、擴大內需上的作用很弱。
四、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及政策效果
擴大內需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個方面，二者之間其實存在一定合理關系。從資本的黃金律水平來看，由于資本邊際報酬率遞減，經濟體中通過過度積累資本、壓低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偏離資本黃金律水平會出現兩種情形：一是儲蓄率和投資水平較高，資本存量大于黃金律水平，人均消費低；二是儲蓄率和投資率較低，資本存量小于黃金律水平，人均消費在短期內會較高。這兩種情形都不利于實現穩定的人均消費最大化。國內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國處于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狀態（鄒衛星和房林，2008；袁樂平，2008；吳先滿等，2006），我國的經濟增長偏離了黃金律水平，所以現階段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資水平，努力刺激消費，使經濟增長回歸到黃金律水平。
消費和投資可以相互促進，但是消費最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投資需求是中間需求，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投資所帶來的產品增加和GDP增長可能轉化為消費，但也可能沒有轉化為消費，沒有消費支撐的投資會成為無效投資，無效投資往往造成產能過剩、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債務風險增加等，不利于經濟的良性循環。所以從長期來看，投資必須依賴于消費，我國經濟多年來一直是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的，所以在啟動內需的時候必須以消費為落腳點，在制度安排上要多向消費傾斜。
基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影響很弱，所以我們可推測對消費擴大起主要作用的是財政政策，這和我國當前經濟結構以及收入分配失衡的現狀有較大關系。擴大消費需求可以采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類政策工具，財政政策側重于調控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比較直接，偏重于調整經濟結構，而貨幣政策則是對宏觀經濟總量的間接調控。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擴大內需也屬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財政政策更加直接有效。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低利率以及創造寬松的金融環境來影響經濟，但是如果實體經濟沒有足夠的盈利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沒有提高，貨幣政策不能刺激消費增長。財政政策行政性指導色彩很強，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市場性更強的貨幣政策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所以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財政政策的作用，而應該是兩者相互協調。現階段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也比較弱，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上的責任會多一些。
五、結論及建議
基于1996―2012年的月度數據，本文通過建立VECM模型從實證上分析了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發現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并不對稱，貨幣政策對投資的促進作用明顯高于消費，而且差距比較大。貨幣供應量對投資幾乎沒有影響，利率稍強，信貸的作用相當顯著，并保持長期影響，反映出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信貸渠道刺激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對投資作用明顯，但沒有有效拉動消費，消費的擴大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的結果，這也反映了貨幣政策沒有通過財富效應渠道有效作用于居民消費。通過進一步分析消費和投資的關系發現，現階段我國應主要通過刺激消費來擴大內需；而且現階段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需求上的效果比貨幣政策更有效更直接，所以目前對消費的刺激主要依靠財政政策，但貨幣政策也需積極配合。
基于上述結論，可以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完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以提高財富效應渠道對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提高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這樣可以與財政政策相配合。
第二，基于當前消費主要依靠財政政策，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開發，財政政策應注重提高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農村居民消費，擴大內需。
第三，當前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信貸支持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了轉變經濟結構，信貸支持方向和投資結構有待優化提升。
第四，利率在刺激投資和消費中有一定作用，但并不顯著，因此應該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提升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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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