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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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5月18日傍晚，在“519”行情八周年之際，中國人民銀行及時出手，宣布實施提高利率、提高準備金率和擴大匯率浮動區間“三招并舉”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對過熱的經濟和過熱的股市都是一個強烈的調控信號，市場有可能逐漸進入一個調整階段。
目前，中國A股市場已經全面過熱。根據上市公司當前的股價和2006年的業績計算，滬深300的靜態市盈率已經超過40倍，整個市場的靜態市盈率已經超過50倍。這一數字表明，在這種估值條件下買股票，每年的收益率也就只有2%―2.5％，遠低于當前一年期存款的收益率水平。
此外，中國的靜態市盈率在全球橫向比較也是最高的。對于全球資金而言，撤出A股市場，轉而投向市盈率更低的市場是一種理性的選擇。QFII的海外投資人已經開始撤退了。
中國股市過熱，成因眾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源于中國經濟過熱。中國經濟近年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GDP增速已經連續四年超過10%，2007年有望延續。幾年來，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格局十分明顯，但這種增長一定程度上是以抑制要素價格和犧牲經濟增長效率為代價的。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體系中的要素價格一直被扭曲，包括人為壓低的勞動力價格（低工資率、惡劣的工作環境與廉價的社會保障成本）、資金的價格（利率）、土地的價格，以及其他水、電、自然環境等資源品的價格率等。研究表明，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資本回報率（ROE）不斷上升，其部分原因就是低要素價格管制人為降低了資本成本，后果就是抑制不住的投資沖動，并造成經濟增長中的嚴重透支。
在美國這種市場機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經濟過熱可以通過通貨膨脹指數（CPI）全面地表現出來，從而有利于宏觀調控部門的決策。但中國的市場機制不完善，經濟過熱很可能并不通過CPI，而是通過經濟中的某些薄弱環節表現出來。
例如，在短缺經濟時代，經濟過熱一般通過能源原材料的短缺、煤電油運的緊張體現出來。當前，經濟過熱表現為其他異?，F象。由于要素價格被計劃管制，低利率推動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低資源價格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股市泡沫不過是這些異常現象中的一個表現形式罷了。因此，A股市場過熱的根源在于中國經濟過熱。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因此在美國，面對股市的問題，往往是美聯儲這類宏觀調控部門進行政策相機抉擇。比如將利率政策緊盯CPI變動，從而使得股市的變動與CPI的預期高度相關。但是，大部分的新興市場經濟并沒有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公眾的理性預期也沒有形成，CPI其實并不是惟一的宏觀調控對象。
然而，大部分的新興市場政府認識不到這一點，在資產價格泡沫的初期不作為，從而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的不斷發酵和膨脹；在泡沫到達無法承受的程度后，猛然出臺一些烈性政策，導致泡沫迅速破滅。某種程度上，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泡沫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失當高度相關。
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之一的中國，經濟過熱并不完全表現為CPI上漲，而是體現在經濟中的其他薄弱環節。因此，利率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應該考慮這些薄弱環節的因素，而不能僅僅盯著CPI。
5月18日“三招并舉”的貨幣政策，顯然已將資產價格的泡沫納入了貨幣政策的調控范圍，其目的不言自明：既為了對過熱經濟進行降溫，更是指向以過熱的股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中央銀行的這一政策，對于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健康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當然，中國股市的泡沫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導致，比如金融產品短缺、人為炒作和資金推動等等。5月18日的貨幣政策，未必就能立竿見影地迅速遏制股市泡沫的沸騰。很有可能在短期的停滯后，股票價格繼續恢復偏離經濟基本面的超速運行狀態。
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一、會計政策與相關經濟政策的區別
(一)會計政策與會計法規的區別
會計法規與會計政策的目的都是規范企業的會計核算,確保向企業的投資者、債權人、政府以及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統一的、可比的會計報表資料,但兩者存在著一定區別。
首先,是法律性質不同。會計法規是會計領域的法律規范,其作用是規范和約束企業的會計行為,目的在于調解矛盾,做到公平競爭,最終實現社會經濟活動有序地進行。具體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層為規定企業必須遵照執行、無權變更的部分。如基本原則、一般原則等。第二層為規定企業在哪些領域可以進行選擇,可選擇的領域內幅度有多大。如壞賬的轉銷、存貨的計價、固定資產計提折舊、對外進行長期投資等會計方法的選擇。而企業會計政策是在會計法規允許采用的會計政策中,根據社會經濟環境的現狀,從企業自身利益出發,為增強企業再生產能力,對固定資產采用加速折舊法等。
其次是規范的主體不同。會計法規是對每一會計主體的經濟行為進行規范,要求其必須按照國家的統一規定進行會計核算和編制會計報表,以便各會計主體提供的會計信息橫向對比。企業會計政策是在某一會計主體內部根據需要在會計法規范圍內所作的選擇。每一會計主體具體情況不同,可以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
在此時穩定性不同。會計法規作為國家的法律規范在一定時期、一定經濟環境條件下是相對穩定的,如若朝令夕改,勢必帶來混亂,甚至造成無章可循。而企業會計政策雖然一經確定后不得隨意變更,但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最后是目標重點不同。會計法規的制定或進行某些修訂的目的,主要是在最大限度地保證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基礎上,提高會計信息的有用性,便于財務報告使用者更恰當地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會計信息。企業會計政策則是根據企業自身的特點去選擇或對原來采用的原則方法和程序加以修訂,以達到最有利地對企業經營狀況進行反映之目的。
(二)會計政策與財務政策的區別
企業財務政策的目標是實現投資者利潤最大化。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在籌資、投資和分配各環節中通過種種手段以實現其目的。而企業會計政策的目標,則是向外界提供真實、相關的會計信息,在此前提下,盡可能維護和擴大企業的利益。企業選擇或變更某項會計政策,可以傾向于企業利益,但必須是提供的會計信息能夠滿足各使用者的需要,而且這種選擇或變更對各利益集團或個人(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的影響只能是短期的,否則其目標便難以實現。
(三)會計政策與稅收政策的區別
稅收政策與會計政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傾向性不同。稅收政策盡管強調應保護國家利益和納稅人合法權益,但是稅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一種主要措施。首先是要保護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保障國家充裕的財政收入,即具有明顯的傾向性。而會計政策強調的是中立性,向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所有使用者提供相關的會計信息。而是目標不同。稅收政策的目標是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以便理順分配關系,保障財政收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稅制體系。會計政策是站在企業的角度,考慮如何向外界和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當局提供真實、公允的高質量及會計信息,以滿足他們的不同需要。
二、會計政策的比較與選擇
我國具體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中,會計政策的基本含義是指宏觀會計政策規定范圍內的企業(微觀)財務會計政策,而且制定主體皆為企業。但是,它們的制定權限是有差別的。在我國,會計準則屬于法律規范,可以直接用來約束企業的會計行為,企業會計政策是在會計準則給定的范圍內所作的選擇,企業超出或不接受給定的范圍去作其他的選擇是不允許的。
在我國,由于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影響企業向外提供可會計信息,企業對會計政策選擇的范圍和幅度應該多大,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過小,影響企業認真選擇會計政策的積極性,使會計政策在體現經營思想方面的作用難以發揮。過大,會帶來如下問題:(1)削弱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如果企業選擇會計政策的范圍和幅度過于寬松,必然導致相同的會計事項或同樣的經營狀況,產生較大差異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從而影響不同企業會計信息的對比,也不便于國家宏觀調控。(2)導致會計信息失真。企業會計政策過寬的選擇余地,會給企業人為地調節成本、費用以及最終經營成果帶來方便(3)影響國家和其他投資者的利益。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涉及企業與相關各利益集團的經濟關系、分配的經營利益。因為不同的會計政策產生不同的經營成果,必然對各利益集團帶來不同的影響。
鑒于以上情況,筆者認為,在企業(微觀)會計政策的選擇上不應過于強調與國際接軌,更不宜照搬西方某些國家的做法。因為我國的多數會計信息使用者尚缺乏會計方面的專業知識,現有的技術條件也難以滿足他們處理會計信息的需要。此外,有些企業還存在著短期行為。因此,過于寬松的企業會計政策只會帶來諸多問題。我國在有關準則中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和變更都作了嚴格的規定,這是十分必要的。
三、會計政策披露的內容和方式
自會計準則頒布以后,結束了我國長期以來按統一會計制度處理各企業會計的情況,企業有了選擇會計政策的權力。而采用不同的企業會計政策,會使得同一會計事項所涉及的會計要素有不同的分配結果,進而導致財務報表所揭示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撐過產生重大差異。由此可見,企業會計政策是企業財務報表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一個沒有揭示會計政策的財務報表不是一個完整的會計信息。這足以說明會計政策披露的必要性。
企業會計政策應披露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通常遵循的會計政策。有些會計政策,一般企業在正常情況下都必須遵循,不存在選擇問題。由于某種原因未采用時,應說明其事實和理由。
2.重要會計政策。何為重要會計政策難以量化。通常認為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有重大影響的,應確定為重要會計政策。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關鍵詞：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財政政策：比較
一，引言
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應對短期經濟波動和調整經濟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發展某些階段上也是擴大公共投資、提高經濟長期增長率的重要方式。財政政策如果運用得當，能夠起到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多方面的作用，反之則會阻礙經濟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在財政政策的運用方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這些財政政策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特別是克林頓與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借鑒。
二、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比較
1 概述
評價一屆政府推出的財政政策的優劣與成敗，首先應看它是否實現了預期宏觀經濟目標和取得了實際成效。美國財政政策獨立于貨幣政策，但歷屆政府在多年的實踐中創造了二者協調配合的成功模式，尤以克林頓時代為典型。在變化了的經濟條件下，小布什入主白宮后在財政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上有所改變，實施了大幅度減稅計劃。從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代開始，美國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就使其經常項目和財政收入出現大量赤字，雖然經過克林頓總統期間的緊縮財政政策使雙赤字問題一度有所緩解，但小布什政府的經濟擴張政策又使美國經濟步入“雙赤字”軌道。1992年－2009年財政年度美國聯邦部分財政指標狀況參見《B-78 TABLE－Federal receipts，outlays，surplus or deficit，and debt，fiscal years，1992-2009.》
2 克林頓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產生的結果
1993年1月20日克林頓入主白宮時，面對著他的是經濟回升乏力、失業率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債務猛烈增長的形勢。但在其第一任期內，美國經濟即出現了戰后最佳態勢，經濟持續高增長低通脹，財政赤字大幅削減。而在其第二任期內，到1998年，財政赤字消失并出現盈余，失業率和通脹率為戰后最低水平。這一巨大變化其中關鍵的因素是克林頓政府的財政政策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及其協調配合。
從B-78 TABLE可以看出，自克林頓推出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以來，聯邦財政赤字由1992年的2903億美元降到1997年的219億美元，是1974年以來赤字的最低水平。1997年5月克林頓與國會達成5年實現財政預算平衡的協議。1997年8月5日克林頓簽署了《財政預算平衡法案》和《減稅法案》，預計到2002年實現財政預算盈余(從B-78 TABLE可以看出，實際上1998年就實現了財政預算盈余)，從根本上消除多年來困擾美國經濟的財政赤字。
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平均增長率約為4％，通脹率和失業率分別為1.7％和4.2％，是戰后最低水平。從B-78 TABLE可以看出，1992年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達2903億美元，1997年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降為219億美元，1998年聯邦政府實現財政盈余達693億美元，而在2000年財政年度里，聯邦政府的財政盈余達2362億美元，大大高于1998年693億美元的水平。就此而言，克林頓的財政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從B-78 TABLE可以看出，克林頓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是：1992至1997年財政赤字大幅度下降并實現預算平衡，1998至2001年連續四年保持財政盈余。財政赤字減小，盈余增加，債務減輕，利率下降，投資擴大，美國經濟連續十年持續高速增長。這便是克林頓政府財政政策自身發展的邏輯及其產生的經濟成果。
3 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產生的結果
小布什接任總統伊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連創新紀錄但又面臨急劇減速危險的十字路口。如何保證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對于小布什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止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小布什總統的財政政策的一個中心環節就是推行減稅，他的第一套減稅計劃是在2001年6月推出的，規定10年內共減稅1.6萬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強調美國社會各階層、各集團減稅的同時，聯邦政府的各項開支也在迅速增加。布什就任總統以來，防務開支增加了27％。此外，非軍事的支出也增加了21％。事實進展的結果是，美國經濟的疲軟，各項軍事行動、政府減稅和更多的財政開支，使美國的聯邦預算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表2.1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執政之初，2000年聯邦的預算盈余為2362億美元，約占GDP的2.4％，2001年聯邦的預算盈余為1282億美元，約占GDP的1.3％，在發達國家的財政預算中處于前列。到了2002年末，預算已轉為赤字，約占GDP的1.5％。2003年末，預算赤字約占GDP的3.5％，而2004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約占GDP的3.6％。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小布什政府對財政政策也做出了適度緊縮改府支出的調整，這表明小布什政府已經在縮減政府支出方面有所行動。
從B-78 TABLE可以看出，2004年財政預算赤字達到占GDP3.6％的高峰，以后逐年下降，2005年末，美國政府預算赤字約占GDP的2.6％，2006年約占GDP的1.9％，2007年約占GDP的1.2％，美國經濟又恢復增長態勢。由于美國房屋次貸危機的影響，估計2008年美國政府預算赤字達將到GDP的2.9％。預計2012年將恢復收支平衡，甚至有些盈余。從B078 TABLE還可以看出，近幾年來美國的債務占GDP的比率是：2004年約為64％，2005年約為64.60％，2006年約為65％，2007年約為65.5％，估計2008年達到68％的高峰，預計2009年可下降到39％。盡管遭遇住房市場疲軟、信貸市場緊縮以及能源價格高漲等不利因素，但得益于經濟的靈活性、開放性以及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實施，2007年美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仍達到2.5％，為連續第六年實現擴張。
據小布什總統2008年2月13日向國會提交的年度經濟報告預計，2008年美國經濟將增長3.4％，2009年將增長3.3％，均高于2007年3.1％的增長率。2007年，美國的平均失業率為5.1％，預計2008年失業率將降至5％，2009年仍將保持在這一水平。美國消費價格指數2007年上升了3.4％，為5年來的最大升幅，預計2008年和2009年美國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幅將不會超
過2.4％。從B-78 TABLE可以看出，小布什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是美國聯邦財政由2001年1282億美元的財政盈余到2002年轉為1578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到2004年財政赤字達4127億美元，創歷史最高記錄，美國經濟進入減緩狀態。小布什政府適時調整了財政政策，采取了緊縮政府開支等措施，2005年至2007年連續四年保持財政赤字減少，債務減輕，美國經濟又恢復增長狀態。由于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2008年2月美國官方估計聯邦財政赤字估計可達到4100億美元，2008年10月美國官方估計將可達到4550億美元，聯邦財政赤字將創下新的歷史最高記錄。小布什政府財政政策產生的預算赤字的消極經濟后果已經逐漸顯示出來。
總的來說，小布什時期，美國經濟呈現波浪型發展態勢，平均增長率低于3.5％。利率上升，投資減少，一些抵押貸款證券二級市場的萎縮以及大型金融中介機構可能的資產減記，都是經濟擴張面臨的新的下行風險，目前，美國經濟又跌入減緩期甚至進入衰退期。這便是小布什政府財政政策自身發展的邏輯及其產生的經濟結果。
4 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比較
克林頓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與小布什政府的一個最大不同點在于，克林頓推行平衡財政的政策，主張財政收入同財政支出大體平衡并出現盈余。而小布什卻實行赤字財政政策，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從而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攀升。盡管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強調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1992年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信奉的“政府干預主義”重新上臺，實施被稱為“克林頓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推出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一攬子經濟復興計劃，核心是既要削減財政赤字，又要增加公私投資。這使美國經濟步入穩定發展時期。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8年任期內，美國經濟在低失業、低通貨膨脹和低利率的條件下，實現了長達10年的持續擴張，年均增長率約4％，突破了此前20多年美國經濟增長2.0％-2.5％的速度極限。在克林頓產業政策促進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信息產業成為美國最大的新經濟增長源。信息技術及高新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了整個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克林頓重振美國經濟的經濟戰略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2000年，小布什競選總統成功，此時美國經濟正處于發展降速期：股市下挫、國內投資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赤字高企。其上任后美國又遭遇“9?11”恐怖襲擊，經濟不斷下滑，迫使小布什政府對內外政策進行大調整。在經濟政策上，小布什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大規模減稅和擴大政府財政支出，以及寬松性的貨幣政策。為阻止經濟陷入衰退，2001-2002年美聯儲先后12次降息。這些因素使美國金融市場得到較快發展，股民和消費者信心十足，導致投資增加，個人消費開支膨脹，股市價格上揚，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自2004年6月以來，為抑制經濟過快增長，美聯儲連續提息17次，這是美聯儲為實現經濟“軟著陸”和經濟的長期增長奠定的基礎。受“雙高”赤字的影響，美元在2002-2004年連續三年貶值，幅度近50％，不但減輕了債務負擔，還有利于美國擴大出口。小布什執政的6年，使美國經濟走出了衰退，進入恢復性增長階段，失業率呈現出下降趨勢。2004年以來，美國GDP增長持續在3％以上。盡管受次貸危機影響，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仍預計為2.9％，美國經濟處于較為穩健的增長時期。
總之，財政政策作為一國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工具，其運用的成功與否并不是通過財政盈余或者赤字的狀況衡量的，財政改策的實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才是衡量其成功與失敗的標準。盡管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取向有所不同，具體政策的選用和實際產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強調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是為美國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以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經濟“霸主”地位。
三、對我國持續改進財政政策的借鑒
1 概述
制訂財政政策應立足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既面臨著加快發展與深化改革的雙重任務，也面臨著短期經濟增長基礎缺乏自主性和長期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的雙重壓力。創造性地借鑒和汲取克林頓與小布什時期美國政府制定的財政政策的經驗和教訓，對持續改進我國的財政政策的現實指導意義。
2 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財政風險預警體系
要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財政預警體系。一要合理設置政府債務控制指標，我國財政收入能力低，而且我國國責債是短短幾年形成的，增速過快。因此我國財政的抗風險能力應明顯低于發達國家，赤字率和債務率控制指標也應比發達國家控制指標更為嚴格。二要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全面清理各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實行年度報告制度，建立政府債務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同時要規范政府債務管理制度，由各級財政部門統一負責內外債的管理。三要推進國有金融機構改革，改變財政對銀行單一的注資方式，防范金融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四要保持合理的債務規模和期限結構，將債務負擔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內，有效防范財政債務風險。
3 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多種手段的綜合效能
財政政策的作用重在結構調整，試圖通過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來調節經濟總量是任何國家財政力所不能及的。為此要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積極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在維持現行赤字規模不變的前提下，適當調減建設國債投資規模，逐步實現中央預算內經常性投資與國債投資并軌。積極調整和完善稅制，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刺激內需、激勵供給和調整結構方面的作用。完善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政策，加強對社會投資的引導。進一步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提高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的政府公共服務水平。
4 建立財政中長期規劃管理機制
我國雖然在2003年試編了財政發展五年滾動計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也第一次試編了財政發展三年滾動計劃(2004年－2006年)，但遠未形成有約束力的制度。編制滾動計劃應與部門預算改革、國庫收付改革和實施政府采購一樣，成為并重的財政管理重大改革，這是實現政府宏觀調控、公平收入分配、實現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今后編制財政發展滾動計劃，要理清財政政策目標和發展趨勢，明確分析財政中長期收支變化趨勢，增強財政支出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反映財政債務風險狀況，及時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風險。
第4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積極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是指政策的運用存在的影響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運行的可能性。市場經濟理論與發展的實踐均表明，與經濟的市場化相對應的必然是財政的公共化。公共財政的活動是充分尊重市場力量，只對市場起補充作用而不干預和損害市場運行的規則。就此而論，積極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的含義還可以進一步理解為對公共財政運行的干擾和不利影響。這就是說，如果積極財政政策是在公共財政的框架內運行的，則有利于市場體制的建設與發展，不存在體制風險；反之，存在體制風險。
毫無疑問，政府采用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在宏觀經濟運行上的失靈，熨平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由于各種原因，政府的政策運用，并非總是在公共財政的框架約束下進行，其結果，政府并不能做到促進經濟增長和維護市場體制兩重目標的兼顧，而是在彌補市場失靈、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可能對市場本身的運行規則和效率產生損害。因此，可以說，積極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實質上是政府失靈的一種表現。在實行積極（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由其政策內容和特點所決定，容易使財政分配活動偏離公共財政的原則，存在著較大的體制風險。
首先，財政活動規模擴大從而偏離政府與市場間資源配置的均衡規模。由于社會資源是稀缺的，社會需求包括對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需求都很難得到最大滿足。而且，一般情況下，由于我們不能說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哪一個更重要，因而社會資源在兩種物品間并沒有一個孰先孰后的配置順序。為使資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資源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配置應達到二者社會邊際效率相等的那一點，實現“庇古均衡”。而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大總需求效應是以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為前提的，從而可能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占有的資源過多，偏離“庇古均衡”，導致效率損失。
其次，財政活動范圍的擴大從而混淆政府和市場活動的分工邊界。按照公共財政原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場提供私人物品，混合物品則由政府與市場共同提供。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情況下，政府為在短期內實現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有可能在混合物品供應領域占據太多的份額，并且介入私人物品的供應。
第三，財政決策可能偏離民主財政的原則，導致財政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公共財政理論認為，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即公眾向政府交稅，政府受托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數量和種類，則應由公眾民主投票決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整個過程應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因此，與市場經濟相協調的財政是公共財政，而公共財政的本質則是民主財政。然而，通向民主財政的道路并不平坦，撇開技術性的障礙如循環投票等不論，現實中的民眾由其社會和經濟利益所決定往往從屬于不同的利益集團或群體，而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往往是不均衡的，最終的決策結果可能較多地考慮強勢集團的偏好，偏離全體民眾的真正意愿，從而偏離民主財政的軌道。為增加市場需求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以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為主要內容的，如果我們可以把減稅和得到財政支出的好處看成是一種“租金”的話，那么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可以看成是政府“設租”活動，強勢集團往往會通過尋租得到主要的減稅份額和成為主要的支出受益者。這不僅有悖于市場公平，而且，尋租所導致的大量資源浪費也嚴重降低了市場的效率。另外，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政治家也是經濟人。在財政擴張過程中，他們也可以打著擴張需求的旗號，對財政資源做有利于強勢集團的安排，以換取強勢集團的支持，獲取政治利益?？傊?，擴張性財政政策更有可能使財政活動偏離民主財政的軌道。
需要說明的是，積極財政政策也就是擴張性財政政策。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體制風險顯然不只是在我國才存在，市場經濟國家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都面臨同樣的威脅。為什么倌奉和崇尚市場機制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堅決地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政策？顯然，不能說他們仍和斯密時代的經濟學家一樣天真地認為市場是完美無缺的，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從主要的方面來說，他們可能正是擔心政府職能的擴大和財政的擴張會損害市場體制?？傊?，財政擴張政策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凱恩斯主義看到的是其對宏觀經濟波動有利影響的一面，而新自由主義則正相反，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對市場經濟的威脅。
轉型國家的市場機制本來就不完善。一個不完善的市場存在的缺陷比那些發達國家就更多、也更復雜。因此，我們承認在我們這里政府的作用要多一些，同時，更應認識到市場體制建設的任務也更重，因而在利用政府糾正市場缺陷的過程中更應提防其對市場體制的危害和影響。
二、積極財政政策體制風險的現實分析
1.財政規模的迅速擴張及其非市場化的擴張方式
綜合考慮財政汲取資源的各種途徑來審視政府占有資源規模的變化，我們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無疑存在著一種（計劃）體制復歸效應。而為擴張財政規模采取的那些非市場化的形式，以及下述政府財力運用上的非公共化問題，更會使我們感受到計劃體制的影響和體制風險的存在。
2.國有經濟偏向與財政支出結構的非公共化
市場經濟要求財政應向不同企業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務，而不論其在所有制性質上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然而，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表明，政策支持的重點過分傾向于國有經濟體系，而對非國有經濟的需求則比較冷漠（孫健夫，2002）。從1999年增發的國債除了繼續進行國家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外，還以財政貼息的方式，有選擇地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等提供支持。當然，國有企業并不一定生產和提供私人物品，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公共物品的提供電是通過建立國有企業來實現的。在我國，很多國有企業實際上在提供準公共物品甚至公共物品。如果財政對這些國有企業提供投資支持，那是正常的，也是公共財政的職責。問題在于，我們注意到有關部門在選擇對那些國有企業提供技改支持時，所依據的原則基本沒有考慮公共財政的要求，而是從企業產品的市場占有率、銀行資信、綜合實力、管理水平以及企業的地理位置、對拉動內需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影響等因素來確定重點支持對象的。這些國有企業主要處于冶金、紡織、石化、機械、汽車等行業，顯然不是公共物品（甚至混合物品）的生產者，當然也就不屬于公共財政支持范圍。無疑，財政的支持的確使這些企業煥發了生機，也有效地帶動了社會和銀行的投資，提高了競爭力，拉動了內需。但非國有企業卻得不到這樣的財政優惠，難道對非國有企業的支持就不能“四兩撥千斤”，拉動內需嗎？顯然，技改貼息政策的運作帶有明顯的國有經濟偏向。這種政策安排的負面影響是，一方面財政投資結構非公共化，另一方面則是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軟化和對政府的重新依賴。
3.城市偏向與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
財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屬于再分配范疇，其目標主要是縮小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財政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前者是指財政的收入再分配要盡可能尊重市場分配的結果從而不傷害市場分配的效率；后者是指財政的收入再分配要有助于彌補市場在宏觀經濟運行上的缺陷，消除宏觀經濟波動，提高宏觀經濟運行的效率。
財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目標，在技術上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最終取決于這種公共政策的產生過程是否兼顧了社會各方的偏好和利益，這種非市場性決策過程能否貫徹市場經濟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內進行。已如前述，經濟理論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已經表明，政府失靈是一個普遍現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如此。帕累托最優在現實中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約并不能實現，政府財政決策的目標在于盡可能創造條件追求帕累托改進。
從通貨緊縮的經濟背景來看，增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應該是近幾年收入分配政策設計的直接和主要目標。相比較而言，政策的側重點可能在分配的宏觀效率。然而，以效率標準來審視1999年以來的收入分配政策，政策效果也并不明顯。不否認增加下崗職工生活費，增加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費。因為，大量的下崗職工生活比較貧困，對增加的收入他們不會存起來不花。主要問題在于對公職人員的加薪政策。我們知道，經濟學上有一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收入越低，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因此，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消費需求應貫徹低收入階層優先的原則。在我國的低收入階層，除了城市的下崗職工外，更多的是農民。要增加消費需求，最應該增加收入的是農民。九億農民收入水平過低是國內消費需求的“瓶頸”，占總人口70%的農村居民消費份額不到40%，人均消費不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公務員既不是低收入階層，也不是增加收入后最能擴大需求的群體，而他們卻成為收入分配政策調整的最大受益者。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偏差是顯而易見的。
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與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認識分配財政資源方面有失偏頗，因而未能給社會不同階層以平等的財政待遇，而出現了明顯的城市偏向。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政府的財政行為，無論是提供公共物品還是進行收入再分配，應反映全體納稅人的偏好（盡管現實中不同人群向政府提供的稅金不可能相同），政府的財政決策應是公共選擇的產物。然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經常發生的情況卻是社會強勢集團對決策的左右以從中謀取在真正民主選擇中不能得到的財政利益，和政府對強勢集團的偏向以換取后者對其政治上的支持而謀取政治利益。毫無疑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政府和強勢集團的上述活動提供了機會和舞臺。在我國，城市公民特別是公務員最靠近權力中心，是明顯的強勢群體。收入分配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論決策者主觀上是否意識到，客觀上則確實迎合了強勢集團的偏好，從而也就偏離了公共財政的原則和市場經濟的要求。
三、幾點理論見解
其一，一般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啟用以政府規模和作用的擴張為主要手段，總有可能對市場活動范圍和規模產生排擠效應以及對市場活動的規則產生傷害，總是存在著一定的體制風險，這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和正在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在那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的觀念和傳統經過幾百年的積累和沉淀已經根深蒂固，社會往往存在一種自發的力量形成對政府和財政擴張的牽制（如西方國家存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及其與政府干預主義的不懈的斗爭），這有助于減輕財政擴張政策的體制風險，使政府在偏離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得過遠，保障市場經濟體制的安全。中國作為轉型國家，受計劃經濟慣性的影響和沒有市場經濟的思維沉淀，在政府政策手段選擇上更容易偏離市場經濟，不僅存在比其他國家更大的體制風險，也更容易忽視這種體制風險。
其二，建立在公共財政基點上的宏觀經濟政策不一定是最能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對于中國" 目前的轉軌經濟。這意味著財政政策要有效拉動經濟增長，有可能偏離公共財政的基點，需要付出體制代價。1998年以來的通貨緊縮，不僅僅是經濟總量上的問題（總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深層次的結構問題（供給結構不協調）。沒有不合理的需求，只有不合理的供給。需求的不足實際上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脫節引致的。因此，解決需求不足問題，促進經濟增長，還需要在調整供給結構上做文章。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結構的協調主要是依靠市場自發調節來直接實現的，政府一般不介入結構調節過程，從而公共財政的調控職能主要在于協調經濟總量；政府和市場在經濟調節方面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共同實現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協調。政府和市場在經濟調節方面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分工，前提條件是市場機制的健全和有效運作。顯然，中國轉軌經濟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市場機制的不健全使其難以獨立承擔結構調整的任務，政府只能延續計劃經濟的做法，繼續承擔結構調節的使命。如前所述的財政貼息政策，實際上就具有調節供給結構的性質。而且，在今后一個時期，財政在這一領域還會繼續發揮作用。
其三，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運用財政擴張政策過程中，政府需要審慎處理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矛盾關系，其中，關鍵是要權衡經濟增長的社會貢獻和體制風險（代價）以及經濟增長對財政政策的依賴程度。上述分析已經表明，在轉軌經濟中，為促進經濟增長，政府財政政策偏離公共化的軌道和經濟市場化的軌道有時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基于增長與改革的矛盾關系，政府實際上有時會被推上一個兩難的境地：是保改革，還是保增長？或者，是改革優先還是增長優先？我們認為，在處理這個問題從而決定財政擴張政策的取舍時，一味地強調經濟增長或一味地強調改革可能都是不可取的，而應因時而異，即確定哪一個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就當前來講，沒有經濟增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都難以解決，并會危及社會的穩定。而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可以解決、至少可以緩解很多社會矛盾。經濟增長的巨大社會貢獻決定了其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府啟用一些體制風險較小的經濟增長手段（如貨幣手段）又不見效。這又表明，目前的經濟增長對財政擴張政策已經存在很高的依賴度。在這種情況下，付出一定的體制代價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也是值得的。在我們看來，體制風險并不等于體制危機，也就是說，采取某些非市場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并不等于對市場體制的否定，更不意味回歸計劃經濟體制，只是改革的進程暫緩而已。但這樣做，是對經濟增長的社會貢獻及其體制風險權衡的結果，而不可以理解為可以忽視這種體制風險，更不意味著為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可以隨意付出體制代價。沒有一個健全的體制基礎，這種經濟高增長是注定不能持久的。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因時而異和對體制風險的客觀評價，特別是一個度的把握。
其四，能有效帶動民間經濟的財政擴張政策是最具經濟增長效力的政策，也是體制風險最小的政策。因此，應把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存在較大的體制風險，與財政政策運用過程中民間經濟未能如期跟進有關。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初期，有關部門曾聲稱增發的國債資金“一分錢也不用于加工項目”，因為加工項目屬于私人物品的生產活動，屬于市場調節的范圍。政府原本希望通過政府投資的擴張效應帶動民間投資，以此來帶動整體經濟的增長。但實際情況是，政府的國債投資政策在1998年第四季度使經濟出現好轉跡象后，1999年一季度開始出現效力遞減從而導致經濟增速回落，GDP增幅由1998四季度的9.6%下降到1999年一季度的8.3%、第二季度的7.1%和第三季度的7%.政府不得已于1999年下半年又增發600億元國債，并將其中的153億元用于國有企業的技改貼息，迄今為止，積極財政政策已運行四年有余，民間投資和消費一直處于萎靡不振狀態，經濟的增長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政府的“獨木撐天”和財政的“孤軍奮戰”。政府的擴張政策如果不能喚起民間經濟的響應，則必然會導致財政擴張政策的長期化和范圍的擴大化，由此帶來的后果便是各種負面影響，包括體制風險的加深和積累。無疑，民間投資不響應，有民間經濟自身內在的原因，同時也不可否認與政策的操作不當有關。限于篇幅這里不再討論?？傊?，如何把財政政策建立在拉動民間經濟的基點上，我們還需要積累經驗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技術。這是提高政策的調控效果和防范體制風險的共同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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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征稅與納稅是一種永恒的、充滿智慧的動態博弈對局。企業通過科學合理的納稅籌劃可以降低稅務成本，提高企業納稅意識，改善生產經營模式，提高財務管理水平，降低財務風險。科學、合理的事先籌劃和安排，做好納稅籌劃方案設計有助于企業實現經營戰略目標。
一、納稅籌劃的定義及原則
納稅籌劃是指納稅人在遵守稅務法律法規和其他規章制度的前提下，在既定的稅制框架內，為達到降低稅負和防止稅收風險，運用自身的權利對企業的戰略模式、經營活動、投融資行為、理財涉稅事項等各項活動進行事先安排規劃，以達到節稅、遞延納稅或降低風險為目的的一系列稅務規劃活動。
納稅籌劃是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中的一部分，必須按照以下幾條原則：
第一，依法合規原則。企業在日常生產經營中，依法合規是區別逃稅、偷稅的根本性標志，稅務籌劃的概念已被大眾接受。企業只能在稅收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開展納稅籌劃，必須按照法律規定選擇各種納稅方案，而不能違反制度規定，逃避稅收負擔。稅務籌劃的前提條件是必須符合國家法律及稅收法規，納稅籌劃從某個角度上看是“鉆了法律的空子”， 但依法辦事是硬道理，務必以法律法規制度為準繩，在規章的制約下從事稅務籌劃活動，沒有法律依據的稅務籌劃必將以失敗告終。
第二，總體利益最大化原則。企業在制定籌劃方案時必須從全局利益出發，稅務籌劃是通過滯延納稅時間以及降低稅務負擔來取得稅務利益，追求公司效益最大化。企業不能將眼光放在降低個別稅種上，要通過測算分析綜合各個稅種的稅負影響， 選擇能使公司整體負擔最低的最優納稅方案。
第三，成本效益優先原則。納稅籌劃的根本目標就為了公司利益最大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隨著某一項籌劃方案的實施，納稅人為了獲取額外的稅務利益，必然會為該籌劃方案的開展支付相應的費用，以及因為選擇該籌劃方案而需要負擔其他方案的機會成本。企業的納稅籌劃不是稅率稅金的單一比較篩選，務必參考財務思維模式計算資金時間價值。
第四，事前規劃原則。稅務工作一般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部分，納稅籌劃要在事前借助多項手段開展設計安排、統籌規劃提高事前管理行為能力。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納稅義務通常滯后于應稅行為，為了節省資金成本提高資金效率延遲繳納稅金，客觀上提供了在應稅行為前事先做出籌劃的可能性，有利于開展各項稅務籌劃工作。
二、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目標
納稅活動本身就是一個知識交叉領域，融財務會計、稅收、法律和管理為一體。納稅籌劃方案設計，是一種融戰略規劃、經營模式、商業模型及管理模式于一體的，以稅收規劃設計為核心要素的智慧性行為。
納稅籌劃方案設計，是企業稅務管理的創新，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管理目標是：
1.規避企業稅收風險
規避風險是納稅籌劃方案的目的之一。雖然納稅籌劃在概念上不等同于偷逃稅款、漏繳稅金，但在實際生活中兩者之間經常出現混淆。納稅籌劃方案的設計要吃透法律精髓，領悟稅法內涵。納稅籌劃方案設計過程中，企業不定期進行稅務工作自查自檢活動，過濾、清理、消滅隱患；謀劃即將開展的納稅工作，設計規避未來稅收風險的方針戰略。
2.探索規律性的稅務模式
由于企業經營活動和運作管理有規律性，根據企業自身特點有的放矢地制定納稅籌劃最優方案。研究設計方案過程無疑就是去挖掘最為有效、最為合適的納稅模式，將其固化于生產經營過程中，逐步提高企業內部控制管理水平，長期對企業的特定業務發揮作用。雖然每個企業都有其特點，但在稅務管理上卻有共同共通的部分。在稅務策劃方面，出色的納稅模式是可以復制、嫁接和移植的。成功解決企業稅收問題的納稅籌劃方案，可以成為一種優秀的創新模式，規律性地推演到其他相鄰行業企業中。
3.實現企業合法權益
納稅籌劃方案的設計推動稅務工作在重大涉稅業務的事前參與，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在重大涉稅事項的決策流程中，挖掘了稅收操作的最佳模式，加入稅務咨詢環節，探尋了合理納稅的最優方法。提前開展稅務盡職調查和稅務籌劃，節約納稅成本，確保應當獲得的合法權益，規避納稅風險，在合法基礎之上的節稅效應是沒有法律風險存在。納稅籌劃方案要實現企業效益增值，需在設計過程中評價方案的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并從法律角度維護納稅操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三、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切入點
納稅籌劃方案設計必須依法合規，不是所有的經濟行為都可以進行合法地稅務籌劃，稅務管理有其特定的客觀空間。課稅范圍、對象、稅率、應納稅額有選擇性的開展籌劃，并不是所有稅種都具有籌劃空間，進行納稅籌劃方案設計要選擇合適合規地切入點：
1.確定節稅幅度大的稅目切入
從根本上看，所有稅種都可以進行稅務方案研究設計，但由于不同稅種的性質不同，稅務籌劃的辦法、渠道及其效益也不同。在判斷節稅事宜上，重點關注兩個因素：
（1） 稅務與經濟活動的相互影響。在經營管理中某些稅種對企業的效益影響深遠，在經濟活動中地位特殊比重較大作用明顯。這些特別稅種通常就是稅務籌劃的重中之重，因此，企業在進行方案研究設計之前要排查確定哪些稅種具有籌劃價值。
企業作為市場活動主體，在進行經營管理活動時，即要自覺地使本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規定保持同步，也要考慮個體的經濟效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顯著的產業傾向時，稅收作為有效的經濟手段直接作用于市場，鼓勵并扶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具有強勢競爭力的行業、市場和產品。因此企業在重大涉稅經營事項決策時，就應當按照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要求，放棄限制發展的行業，以此來增加營利能力，減少財務風險。
（2）潛力大的稅負彈性。稅負彈性具有很強的引導性，稅負彈性越大，稅務籌劃的潛力也越大。按照以往的規律，稅種的稅源充足，稅負的彈性伸縮也大，重點稅種是納稅籌劃的主要關注對象。稅制要素構成也是影響稅負彈性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包括稅率、稅基、扣除額和稅收優惠。稅收扣除額越大，稅收優惠越多，稅負就越輕。稅基越寬，稅率越高，稅負就越重。
2.依據稅收差別待遇切入
稅收優惠既稅收差別待遇是稅制設計的基本要素，用足用好用活稅收優惠政策本身就是納稅籌劃的過程。國家為了充分發揮稅收杠桿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職能、體現產業政策，通常在稅種設計時，制定了不同經濟行為的稅種差別、優惠政策差別和稅率差別。稅收差別待遇為企業稅收籌劃開拓了空間。納稅人應充分了解稅收優惠政策，并按規定程序進行申請，避免因程序不當而失去應有的稅收權益。稅收政策還存在種種不成熟與不規范的規定，有許多有待進一步改善的地方，企業不得濫用稅收優惠條款，曲解稅收優惠政策，杜絕以欺詐手段騙得稅收優惠
目前，我國經濟體系尚不健全，稅制不完善，市場波動性教大，法規法制力度較差，企業在財務稅務方面與政府機關有很大協調溝通空間。因此，企業應主動與各財稅機關建立保持長期穩定的政企關系，了解國家財政、稅務統計動態，多溝通多交流掌握國家在財稅上有何特殊優惠政策及要求，積極爭取政策扶持照顧，獲得最大稅收利益。
3.從納稅主體構成切入
根據法律規定，每一稅種都明確規定出各自的納稅人，凡不屬于某一稅種的納稅人，則無須繳納該項稅收。由于生產經營活動的復雜性及特殊性，在某些特定范圍上稅法未給予準確的界定。做納稅籌劃調研時企業必須進行全方位的利弊分析，全面綜合的考慮爭取選擇避開成為某一稅種的納稅人，盡量從根本上減輕稅收負擔問題。
4.從應納稅額的動因切入
影響應納稅額的動因主要有兩個，即計稅依據和稅率。計稅依據越小，稅率越低，應納稅額就越小。反之，計稅依據越大，稅率越高，應納稅額就越大。所以納稅籌劃的操作方法就是要分別從這兩個方面入手找到合法的手段控制應納稅額，實現降低稅負的目的。
四、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結合點
納稅籌劃方案設計需要以下幾個關鍵環節的結合，即：
納稅籌劃=業務流程+稅收政策+籌劃方法+會計處理
因此，抓住三個關鍵結合點是做好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必要條件，即將現行的有關稅收政策和業務流程結合起來；將稅收政策與其相適應的納稅籌劃方法結合起來；將恰當的納稅籌劃方法與相應的會計處理結合起來。下面就對這三個關鍵結合點進行具體闡釋：
1.業務流程與稅收政策的結合
所謂的業務流程是指企業開展某項工程業務的全過程，如企業開展大型投融資行為、擴大某類產品的市場份額等。在發生業務的全過程中，納稅人必須要了解自身從事的業務與之相關的稅收政策、稅率各是多少，自始至終涉及哪些稅，采取何種征收方式，過程中有無稅收優惠政策可以有效運用，法律和法規是怎樣規定的，有無可以利用的規章制度漏洞來獲得額外的稅收利益。在深刻分析以上情況后，企業應高效、有針對性地利用這些動因來開展納稅籌劃節稅增收，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的。
2.籌劃方法與稅務政策的結合
納稅人在準確掌握與自身經營相關的稅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充分運用合理有效的稅收籌劃方法對各項法律法規進行安排，選擇與自身經營活動相適應的納稅籌劃切入點。
3.財務會計與納稅籌劃的結合
納稅籌劃的終點是降低稅收負擔，減輕企業稅收成本。其目標是由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決定的。實現該目標只有稅收政策和籌劃方法還不夠。稅收籌劃應歸結于企業財務管理的范疇，企業的所有經營業務的結果最終都要在會計核算中體現，在確定稅收籌劃方案時，企業還要利用好會計處理方法，不能一味地僅考慮稅收成本的降低，把納稅籌劃結果恰當地體現在會計處理中，以期達到降低企業稅負的最終目的。
五、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關鍵期
1.企業建立、調整組織架構時
企業建立環節是進行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關鍵時期，稅收政策中有許多法規尤其是營業稅、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政策都是針對新成立的企業制定的。企業的組織架構調整會給財務管理帶來很多影響，包括稅務和經營方面，調整組織架構是值得關注的重要時期，所以要走在組織架構調整之前進行納稅籌劃方案設計。
2.企業開展重組整合時
為了增強市場競爭力企業進行分立合并，在并購重組中尋找納稅籌劃的節稅空間極為重要，國家出臺了相關政策來規范企業的合并分立活動。在資產整合及分立合并之際對現行的稅收政策進行有效的納稅籌劃，不僅可以降低并購成本，獲得較大的納稅籌劃空間，而且對企業并購的后續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3.簽訂合同契約時
在對外簽訂契約時，企業要綜合考慮合同條款對納稅活動的影響，否則會給企業的后期經營帶來隱患。因此，對于合同條款的仔細斟酌甚為必要，為了達到納稅籌劃節稅目標必須調整或改變合同條款。
4.開展特殊重大業務時
企業發生重大特殊業務時，也是進行納稅籌劃方案設計的關鍵時期。因為業務特殊影響重大，會直接作用于企業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管理上。企業準確掌握充分了解相關稅務規章制度，設計最優納稅籌劃方案，可以利用該特殊業務一舉籌劃成功。
5. 調整稅務政策時
第6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稅收政策;結構性減稅
一、稅收:國際金融危機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
政府課稅的重要根據之一是調節經濟,發揮稅收的“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以促進經濟的穩定與增長。稅收具有調節宏觀經濟的能力,從理論上說這就是稅收的杠桿原理。政府通過制定不同的稅收政策,建立相應的稅收制度,規定不同的稅收鼓勵措施或限制措施,給予納稅人以有利或不利的稅收條件,以此來影響納稅人的經濟行為。政府的政策措施與制度所決定的稅收的不同分配,一方面改變了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另一方面是對納稅人經濟利益的調節。由于利益驅動改變了人們的經濟行為,使被調節者根據政府提供的稅收環境對自己的利害關系,自愿地傾向于經濟杠桿主體的預期目標。政府通過稅收對納稅人經濟利益的有目的的調節,使納稅人的行為向政府的宏觀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的方向轉變,這一機制就是稅收調節的杠桿原理。可見,市場決定了大多數私人部門產品的價格與產量,而政府運用稅收政策來調控總體經濟的運行,以促進其長期穩定地發展。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被認為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多年未有的同步衰退,全球經濟增速大幅下滑。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加上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沖擊在2008年下半年開始顯露,經濟運行困難急劇增加。我國從2008年9月開始,為了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促進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了包括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和實施結構性減稅、大范圍實施調整振興產業規劃、大力度加強科技支撐、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等在內的系統完整的一攬子計劃。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政策因時而變,結構性減稅政策指導下的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相繼出臺。
二、稅收政策調整的經濟效應分析
1.全面實行增值稅轉型改革
從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由原來的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即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機器設備所含的增值稅,同時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和認定標準。這項改革,一年約減收1200多億元,有利于擴大內需,刺激企業設備投資和技術改造,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產品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換代,增強企業發展后勁,提高企業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2.多次大范圍調整出口退稅率
從2008年8月份以來,為促進出口增長,我國七次大范圍提高出口退稅率,大范圍提高出口退稅率。按照不同商品不同行業逐次進行調整,主要以紡織品、服裝、部分勞動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的機電商品為主。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是我國政府積極采取措施消除金融危機影響的一項重要舉措。出口退稅,實質是減少財政收入,具有減稅效應。提高勞動密集型、高附加值產品等行業的出口退稅率,紡織、服裝、機電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將會直接受益,增強了國內企業抵御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強化了退稅政策的宏觀調控職能,緩和了外部失衡壓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
3.支持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減稅政策
在2008年4月24日起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由3‰下調為1‰的基礎上,從2008年9月19日起,對證券交易印花稅實行單邊征收,稅率保持1‰;從2008年10月9日起,對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取得的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將雙邊征收改為單邊征收,暫免征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個人所得稅的政策調整,作為重要政策信號,極大地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有利于改變股票市場低迷的狀況。從長遠利益來看,印花稅單邊征收有利于降低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提高交易效率。
4.降低個人購房的稅收負擔,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2008年11月和12月,中央兩次調整住房政策,其中調整了個人住房交易的營業稅、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政策,降低了稅負。將個人首次購買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稅稅率統一下調到1%,同時還規定個人住房買賣的時候可以免征印花稅,個人銷售住房還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稅,并對住房轉讓環節的營業稅暫定一年實行減免政策,加大了稅收優惠的力度。這些措施,有利于活躍住房交易市場,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5.減輕個人所得稅稅負,擴大消費需求
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從2008年3月1日起調高至2 000元。從2008年10月9日起,暫免征收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的個人所得稅。為保障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應避免過去僅靠投資拉動內需的老辦法,把刺激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實施結構性減稅是刺激消費需求又快又好的措施。
6.實行促進產業調整和振興的稅收扶持政策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加快國內重要產業的結構調整步伐,本著標本兼治、遠近結合的原則,國務院制定和陸續出臺汽車、鋼鐵、船舶、紡織、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房地產等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其中在企業兼并重組、產品生產和銷售、進出口等方面,給予一定的稅收扶持政策。稅收政策作為重要的扶持政策,在十大產業振興和調整計劃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為了刺激汽車銷售,2009年對個人購買1.6升排氣量以下的小汽車,車輛購置稅由10%下調至5%,等等。
這些政策目標大體可以概括為四點:提升市場信心、擴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鼓勵可持續發展、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這些稅收政策調整的目標和時機選擇突出體現了政策制定部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即時性考慮。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和措施,對于應對金融危機,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結構性減稅政策,可以刺激經濟增長。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以及我國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當前保增長的根本途徑就是擴大內需,以減稅來擴大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拉動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無疑具有基礎性意義。結構性減稅政策,雖然從短期看會帶來財政減收,但卻能緩解企業和居民困難,有利于增加有效需求,引導投資和擴大消費,最直接地刺激經濟增長,從長遠看也將為調整經濟結構、培育財政收入增長點奠定基礎。
第二,結構性減稅政策,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深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能否實現保增長,擴內需,關鍵是調整經濟結構。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等。結構性減稅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絕對不僅僅是短期的,最重要的是其有力地促進了公平稅負,客觀上優化了我國的經濟結構。如增值稅的全面轉型,有利于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和城鄉差距。
第三,結構性減稅政策,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結構性減稅政策有利于鼓勵更新改造,推廣應用新技術和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可充分利用此次政策調整,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工業化進程,促進科技進步,推動傳統產業升級。
結構性減稅,簡而言之,就是“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的一種稅制改革方案。結構性減稅的核心內容固然是減稅,但其背后有特殊含義:一是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當前保增長的根本途徑就是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在財政上無非是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政府稅收兩個途徑。其中,以減稅來擴大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拉動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具有基礎性意義。二是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需要優化也是實行結構性減稅的重要原因。結構性減稅意在從量上削減稅負水平,主要是從優化稅制結構、服務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著手,其落腳點是減輕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
三、實現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增”稅
經濟增長放緩、結構性減稅等諸多原因,我國財政收入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下降。2009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33976.14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832.05億元,下降2.4%。2009年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累計入庫31395億元,比上年同期減收1158億元,下降3.6%。從2002年到2008年我國稅收收入始終保持較快發展速度,平均增長速度達到20%以上。稅收的本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目前稅收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90%以上,也就是說,我國財政能否拿出足夠的資金來改善民生,關鍵看稅收收入的規模和增長速度。如何實現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增”稅收?結構性減稅是一種短期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是在稅收收入規模沒有下降甚至增長的情況下,國家對具體稅種進行有增有減的改革。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稅收職能,認真落實已經出臺的一系列減稅政策,積極支持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同時,要加強征管、堵塞漏洞,切實抓好組織收入工作,努力實現稅收收入持續平穩增長,為政府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提供財力保證。
1.大力推進依法治稅
依法治稅是稅收工作的靈魂,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在國家財力吃緊的情況下,“依法征稅,應收盡收”的重要性就更加顯現出來。近年來,隨著依法治稅的有力推進,稅收征收管理水平的提高為連年的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國稅收的法治化還需要繼續加強,稅收體系的立法規格仍然不高,依然存在脫離“依法征管”軌道的情況,納稅人缺少法律知識和依法納稅的意識、習慣,偷逃稅發生率仍然較高。越是收入形勢嚴峻,越要旗幟鮮明地貫徹落實依法征稅、應收盡收、堅決不收過頭稅、堅決防止和制止越權減免稅的組織收入原則。規范執法,注重程序,創造和諧的稅收環境。稅務機關要嚴格執行稅收法律法規,做到依法辦稅,讓納稅人做到依法納稅。
2.繼續加強稅收的征收管理
在稅制一定的情況下,稅收增長還要靠加強稅收管理來實現。要提高稅收征管質量,認真落實稅收分析、稅源監控、納稅評估和稅務稽查“四位一體”的互動機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強稅源管理和稅收分析,切實加強重點稅源管理,把握重點稅源企業的稅收趨勢,掌握組織收入工作的主動權。針對當前各個稅種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環節,繼續加強各稅種管理,堵塞漏洞。推進信息化建設,按照稅收征管的內在要求完善征管體制、夯實管理基礎,實施科學化、專業化、精細化管理,全面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
3.進一步優化納稅服務
納稅服務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應有之義,是服務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稅收的重要內容,與稅收征管共同構成稅務部門的核心業務,是世界稅收發展的時代主題,也是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的迫切需要。要加強稅法宣傳,強化納稅咨詢,改進辦稅服務,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完善納稅服務平臺,推進納稅信用體系建設,大力推進與稅收相關的社會誠信建設,增強全社會依法誠信納稅的意識,為稅收工作的開展營造良好環境。這將減輕納稅人負擔,降低稅收成本,提高辦稅效率,更有利于納稅人遵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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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金標.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稅收政策調整分析[J].會計師,2008,(12).
第7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我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概述
作為一種有效的宏觀調控形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穩定繁榮有著不可替代的關鍵影響。2008年末，我國的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增速大幅下降的現象，為此政府提出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倒退。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后一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及銀行信貸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同年貨幣供應量達到了60萬億元，比去年同比上漲27%，人民幣新增貸款將近10萬億，同比增長了一倍之多。我國經濟于2009年實現了真正的反彈，國內生產總值迅速上升、增速大幅度提高，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像通貨膨脹率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等一系列不良狀況，市場流動性遭到了嚴重影響。不久之后，我國的經濟逐漸回升，GDP增長速度不斷加快，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突顯出來。中央政府為了主動、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經濟結構、控制通脹預期等的關系，逐步開始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就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開始由“適度寬松”向“穩健”的方向轉變，也就意味著央行將會繼續收緊銀根。與此同時，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貨幣供應量及新增信貸數額、規模等增幅降低。盡管中國宏觀經濟之后一直保持著平穩增長的勢頭，然而更加緊迫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也就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更加嚴重，一直處于一個高位狀態。中國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所采取的貨幣措施是不是有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的作用及效果等均成為了國內專家探討的熱門話題。
二、與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相關的理論研究
我們一般通過對貨幣政策能否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以及其影響的程度、貨幣當局是否可以借助貨幣政策指導經濟的運行以完成預期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分析和研究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作為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關鍵性措施，其有效性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重視。
（一）貨幣內生及外生理論
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是否可以借助對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令其滿足貨幣的需求，進而調控宏觀經濟活動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前提。根據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不論什么時候，流通中的貨幣量決定了交易量，因此貨幣具有內生性。其后，有專家人士從其他角度對貨幣內生性進行了實證，也就是央行必須遷就市場的需求而令貨幣量增加。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及貨幣通論》當中提出貨幣供給是通過貨幣當局充分把控的外生變量，貨幣供應量的增減對整個經濟活動起到關鍵的作用，而貨幣供應量本身并不受到經濟活動的束縛?，F代貨幣主義學派的專家認為，貨幣供應量一般是由經濟體系外的貨幣當局控制的，因此貨幣供給具有外生性，是外生變量。貨幣當局能夠憑借貨幣發行、規定存款與儲備比率等形式來操控貨幣供應量。國內學者在研究的基礎上得出，某國的貨幣供應量在特定時期也許是具有外生性的，而在其他時期則屬于內生性。雖然主流經濟理論對于貨幣政策的作用形式及具體效果有著不同判斷，但是在中央銀行可以獨立控制貨幣供給，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可以有效作用于實際的經濟運行這一觀點上卻有著一致的結論。
（二）貨幣中性及非中性理論
貨幣的中性和非中性理論研究通常是針對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對實物經濟變量是否產生作用這一話題所展開的研究。貨幣供給外生理論與貨幣非中性都是一個國家進行經濟干預的理論基礎。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提出，流通中的貨幣量只是影響絕對價格水平，對于相對價格體系則沒有任何影響，貨幣是中性的，貨幣當局不可以借助改變貨幣供應量的手段來作用產出及就業等一系列實際經濟變量。國外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提出，當貨幣政策的改革對經濟需求擴張產生作用、轉變產出、就業就實際經濟變量的前提下，便能夠得到貨幣非中性以及貨幣政策有效的結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則闡述了貨幣數量論，重點提出貨幣及貨幣政策的重要意義，認為貨幣長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而美聯儲前理事弗雷德里克則采取計量分析的手段，通過論證得出了由于預期及未預期到的貨幣量變化對實際經濟變量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貨幣具有非中性。反觀中國，國內專家張曉晶依照近年來國內貨幣與產出的相關性得出貨幣非中性的結論，其對產出具有根本上的作用，貨幣總量控制依舊是十分奏效的宏觀調控形式。與此同時，也有其他學者認為如果發生就業短缺的狀況時，貨幣便不再保持中性了，同時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夠影響實際經濟變量。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分析
所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指的是央行利用貨幣工具作用于中介指標，進一步實現預期政策目標的傳導機制和作用機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關乎貨幣政策對經濟影響效果的最主要內容。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
從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構建起宏觀經濟框架以來，各經濟學派從多種角度出發，逐漸形成了各自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國外學家依照貨幣及其他資產間的可替代性，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成了兩種，也就是貨幣傳導途徑及信貸傳導途徑。一部分專家認為貨幣政策是借助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來反映市場利率，進而作用于消費及投資水平，緊接著作用于產出。貨幣傳導途徑理論是國外占據主流的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提到了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及有效需求來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的傳導機制理論。另一部分專家認為，貨幣政策是依靠銀行信譽來影響局部投資水平，進一步作用于產出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流程并不依賴利率途徑而是經由影響信貸市場上的信貸來發揮自身的效用。
（二）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
中國自從構建起央行體制后開始推行貨幣政策。之后由于商業銀行體制的創新，我國的貨幣政策由信貸調控為主逐漸轉變為價格及數量兼顧。自從公開市場操作業務恢復后，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一直在持續進步和完善。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國由改革開放前的完全信貸現金指令性計劃，慢慢向準利率市場化的方向演變，在窗口指導、指令性信貸計劃以及利率市場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對宏觀經濟實行著全面的控制。首先，貨幣傳導的具體渠道。中國人民銀行依照貨幣政策實行的需求，及時采取相應的利率工具，對利率水平及結構進行相應調整，進一步影響資金供求，目的是最終實現貨幣政策的預期目的?，F階段國內采取的可以通過貨幣渠道進行傳導對的策工具通常包括：央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以及再貼現等。國內專家高鐵梅依據信貸渠道及貨幣渠道的有效性進行了論證，總結出貨幣供應量是貨幣渠道傳導中最關鍵要素的結論。不管是利率、匯率或者財富效應途徑，它們的主要傳導渠道均為貨幣供應量及利率間的反向變動。一旦缺少了該環節，就不容易把傳導鏈條維持下去。國內專家學者依據我國近些年來的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供給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結論：國內利率并沒有全部市場化，存貸款利率依舊嚴格控制，較大的利差不但干擾了市場利率向存貸款利率的傳導，同時也阻滯了公開市場操作等間接性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的鏈條，降低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在此期間，國內的貨幣政策傳導的渠道受到阻滯，信貸渠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次，信貸傳導途徑。信貸渠道理論重點是突出金融機構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關鍵性影響。如果對我國上世紀末期的貨幣政策傳導問題進行探究，我們能夠總結出以下結論：國內貨幣政策對于實體經濟的作用同時通過了貨幣傳導機制及信貸傳導機制，然而信貸傳導機制依然被作為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最常用機制。銀行信貸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渠道，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和社會經濟擁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信貸市場對GDP有著明顯的正相關性。由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擁有區別于常規經濟學理論的特點。據有關人士分析，央行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依舊實行“窗口指導”，宏觀經濟政策同樣起到導向性的作用，商業銀行信貸根本上依然受到貨幣當局以及國家市場調控政策的影響，廣義上的貨幣供應量擁有非常明顯的內生性，不容易作用于連接貨幣政策和實體經濟的重要變量，也就是利率。這也在某種意義上波及我國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有效性。
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的分析
一個國家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是否有效？關于這個問題，美國很多的經濟學家均認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有助于降低負面因素的影響程度，對于減弱宏觀經濟風險擁有更有效的作用，然而貨幣政策的不作為導致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社會經濟陷入更加緊縮的狀態，國家必須使用更為主動、有效的貨幣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政策有效與否，主要從以下方面做出了詳細的闡述：
（一）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產出的關聯性
貨幣供應量與產出變動間的聯系是貨幣經濟學領域中具有強烈爭議的關鍵環節，國外學者及經濟學家得出的實證結論也各種各樣。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托賓借助實例論證的方式發現，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短期產出會有一定的影響。然而，其他經濟學者及工作人員通過對幾十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長期產出不會造成任何程度的影響。最近，我國專家人士對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和產出的有關問題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短期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對產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貨幣在短時期內是具有非中性特征的，然而影響的時長通常比較短，一般為11個季度以內，所以從長期看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產出不會形成永久性的作用，如果是長期，那么貨幣則是中性的。通過對我國過去20年的有關經濟數據可以總結出：國內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變化和GDP的變化呈正相關性，短時期內國內的貨幣具備非中性的特點。圍繞貨幣渠道及信貸渠道，并對特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結論表明從對物價及產出最終目的的作用效果來講，貸款的影響最為明顯。
（二）貨幣供應量及信貸水平和物價水平的關聯性
即便各種各樣的實證分析關于貨幣供應量變動對產出是否具有影響這一話題意見各異，然而關于貨幣供應量變動及物價變動間的聯系結論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不管是短期或者長期都會影響物價的變動。國外經濟學家韋伯通過研究得出，通貨膨脹率以及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同時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將會最終造成相同程度通脹率的上升。這一點恰好和弗里德曼的觀點保持一致。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將通過物價的變化進行反映。我國的專家人士也對通脹問題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和分析。劉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短期還是長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及物價的變動兩者間的關聯性十分密切，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最終將會通過物價的變化進行反映。有人利用實例論證的檢驗手段分析了上世紀末期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是十分有效的，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CPI的變化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除此之外，也有人通過近些年來的經濟金融數據展開了實證檢查，其結果證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于物價水平的作用非常顯著，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明顯，貨幣供應量的產出效應遠遠小于價格效應。
（三）貨幣政策需要具有非對稱性
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實踐說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當時的經濟增長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西方學者逐漸開始重視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問題。科沃爾把貨幣的沖擊作用分成正向沖擊和反向沖擊序列。經由對美國二戰后經濟數據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向沖擊對產出的上升基本沒有起到作用，但是反向沖擊對產出具有強烈的減少作用，正向貨幣沖擊及反向貨幣沖擊對不同效果指標的影響程度不對稱。國內學者通過實證檢驗的方式得出如下結論：經濟膨脹期間，在抑制物價的方面，貨幣政策的強制性及財政政策的弱效應。但是，在經濟衰退時期的經濟恢復方面，財政政策的強效性及貨幣政策的弱效性。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減速影響遠遠大于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加速作用。自從出現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否擁有非對稱性也是國內專家人士探討的熱點話題。有關人士分析表明，通貨緊縮時期的脈沖響應值顯然小于通貨膨脹時期，貨幣政策效應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貨幣政策緊縮效應遠遠大于擴張效應。在通貨緊縮階段選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及穩定物價的效用遠不如在通脹期選擇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關專家結合全國各省市的面板數據，從經濟增長及物價兩個方面，分別檢驗了金融危機出現前后我國緊縮性及適度寬松兩種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管控的真實作用。實證檢驗的結論顯示，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效應真實地存在于我國，也就是在經濟過熱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平抑經濟的效應，顯然大于經濟衰退期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四）貨幣政策的效應需要出現時滯
貨幣政策時滯指的是政策由制定到公開核心的或者全部的效果需要經歷的一段時期。所謂時滯就是作用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西方經濟學家在充分認識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前提下，采取計量經濟手段對貨幣政策時滯進行了大量剖析。例如，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由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到名義收入的變化過程通常需要半年到九個月，對物價的影響則要延后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國內學者運用時差相關系數法，取特定時期內的樣本數據計算出國內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時滯大約為5個季度，而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時滯約為4到5個月。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學者通過實證的方式得出，我國貨幣政策的滯后期大約為3到6個月。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結論：第一，面對金融危機時，我國所采取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非常奏效的，對于國內經濟的恢復和增長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貨幣供應量及信貸規模的變動對產出起到了關鍵影響。然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造成了物價的上漲；其次，金融危機時期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的恢復及增長作用較弱，然而經濟過熱期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控制通脹的效果較為明顯，貨幣政策必須具備非對稱性的特征；另外，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當中，信貸傳導機制擁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中，貨幣供應量是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國利率市場化水平較低、貨幣供應量及利率間的傳導缺失，是導致貨幣渠道傳導不順暢的重要原因。
作者:井一星 許凱 單位:北京北方車輛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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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關鍵詞】稅務；財務；會計；分離；必要性
一、企業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聯系和區別
稅務會計作為一項實質性工作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與財務會計一樣，同屬于會計學科范疇。它是以財務會計為基礎來對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核算和監督。因此，稅務會計的資料一般來源于財務會計，它只是對財務會計處理中與現行稅法不符的會計事項，或出于稅收籌劃目的需要調整的事項，按稅務會計方法計算、調整，并作調整會計分錄，再融于財務會計帳簿或報告之中。雖然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但是，稅務會計畢竟是區別于財務會計的一門特殊專業會計，所以它與財務會計又有著一定的差異。
（1）二者的目標不同。財務會計是按照會計準則核算企業的財務成果，并為企業利益相關人（包括銀行、債務人、潛在投資者）提供真實相關的信息，便于他們投資決策。而稅務會計則是按照稅法來核算企業的收入、成本、利潤和所得稅的會計核算系統，其目的是保證國家稅收的充分實現，調節經濟和公平稅負，為國家稅務部門和經營管理者提供有用信息。（2）二者核算的對象不同。財務會計核算的對象是企業以貨幣計量的全部經濟事項，包括資金的投入、循環、周轉、退出等過程，而稅務會計核算和監督的對象只是與計稅有關的經濟事項。（3）二者核算的依據不同。財務會計核算的依據是企業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而稅務會計核算的依據是國家稅法。財務會計強調遵循會計準則，依照會計制度處理各項經濟業務，會計人員基于自身的理解和情況的特殊性，對某些相同的經濟業務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現不同的會計結果，這是會計的靈活性和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具有彈性的正常表現。（4）二者核算的原則不同。財務會計遵循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為使報表公允地反映某一會計期間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允許企業在一定情況下對收益和費用進行合理的估計，而稅法則主要是遵循收付實現制原則。為了保障稅收收入，便于保管，一般不允許企業估計收益和費用。此外，稅務會計堅持歷史成本，不考慮貨幣時間價值的變動，更重視可以預見的事項，而財務會計則可以有所不同，在特定時候，財務會計可以考慮幣值不穩的因素，如在物價變動情況下，企業通過會計計價方法的選擇，尋求能夠較為合理的反映物價變動影響的計量模式。
二、企業稅務會計作用及特征
（1）企業稅務會計要在稅法的制約下操作對于企業財務會計核算方法、處理方法等，企業可以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通則》，并結合自身生產經營實際需要加以選擇。但作為企業稅務會計，必須嚴格按照稅法（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運作，受稅收規定制約，不能任意選擇或更改。也就是說，企業的經濟行為和財務會計核算涉及到稅務問題時，應以稅收規定為依據進行相應的會計處理；財務會計制度與稅收規定要求不一致時，應以稅收規定為準繩，進行必要的調整。（2）企業稅務會計是反映和監督企業履行稅收義務的工具企業稅務會計作為會計學科的一個分支，對企業以貨幣表現稅務活動的資金運動過程進行系統。全面的反映和監督，具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因為稅收規定的計稅依據與企業會計記載反映的依據并不總是一致的，處理方法、計算口徑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差異。對此，企業稅務會計應有一套自身獨立的處理準則，通過稅務會計工作所反映出來的情況，保證企業的稅務活動按照稅收規定進行，使應納稅金及時、足額地解繳，防止偷、逃、騙、欠稅問題發生，保證企業認真、完整、正確地履行納稅義務，避免因不熟悉稅收規定、未盡納稅義務而受處罰所導致的損失。（3）企業稅務會計具有稅收籌劃的作用企業稅務會計不僅僅是對稅務資金運動的反映和監督，而且能通過稅負因素分析等方法，使納稅人更加明確地利用合法手段來達到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目的。具體地說，是指企業稅務會計依據稅收的具體規定和自身生產經營的特點，籌劃企業的經營方式及納稅活動，使之既依法納稅，又可享受稅收優惠，實現企業不多繳稅、減輕稅負的目的。
三、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必要性
（1）我國會計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國會計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套能真實公允地反映企業會計信息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而不再具體規定企業如何進行會計核算，這就使企業財務會計核算產生很大的靈活性。隨著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準則的實施，企業財務會計的目標更加明確，即為企業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折舊使得財務會計目標與稅法目標差異越來越大，只有將稅務會計從財務會計中分離出來，才能使財務會計按照新的會計制度、會計準則進行核算監督，才能使會計改革見成效。（2）健全我國稅制的需要。稅制改革是中國的稅收體制不斷完善，逐步建立了多稅種、多環節、多層次的稅收調節體系，基本上符合稅種健全、稅率合理、稅負公平的要求，有利于發揮稅收征集國家財政收入和發揮經濟杠桿作用、調節經濟運行的雙重作用。在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合一的體制下，穩定稅基、規范繳納行為、優化稅收收入水平的要求和各項復雜的計稅工作，不可能在企業會計準則和制度中一一體現。有時，企業可能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利用稅法的不完善，通過直接調整會計數據、修正某業務財務決策等，實現其少繳稅的目的，因而，作為納稅義務人，不論其經濟性質、組織形式和經濟范圍，都需要建立統一的稅收會計，以適應依法、合理、準確納稅的需要。（3）加強企業管理的需要。在財稅合一的會計體制下，會計提供的信息往往偏重于財政、稅務、信貸等部門的需要，忽略了企業自身對會計信息的需要，不利于企業加強管理的需要。但是將稅務會計從財務會計中分離出來時，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特點在可供選擇的范圍選擇適合于企業實際情況的會計處理程序、方法，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反映企業真實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而不必完全遵循稅法規定的方法來進行會計業務的處理。財務會計人員才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強管理上，減少不必要的繁瑣的核算工作。（4）提高會計實踐水平，維護會計的一致性的需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資本的高度集中、工商業的高度發展將成為一種必然趨勢，會計的作用也將得到充分地發揮，而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在客觀上也要求提高會計的質量水平。而稅法已明確規定了一些會計處理方法，并且稅法具有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有利于會計人員在實踐中積累經驗，逐漸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并同時使得會計的一致性原則得到充分體現。（5）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需要。稅法是根據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水平來制定的，因而稅法高度地體現了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而財務會計是根據會計理論和會計慣例進行核算的，體現的是投資者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主要是滿足微觀企業投資者的需要。由于我國多元投資主體的出現，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此時若財務會計再不與稅務會計分離，會計核算繼續實行兩頭兼顧，則會影響會計信息質量，使之不能真實、客觀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若稅務會計從財務會計中分離出來，企業就可以有較大的自主性，可以在允許的范圍內，選擇適合自身的會計處理方法，使其提供的會計信息真實、客觀、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從而有利于各投資者的決策，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決策。
總之，盡管稅務會計長期以來被看作財務會計的延伸，但事實上稅務會計在許多方面已具備了與財務會計并列的會計學分支的學科特征，稅務會計已具備了獨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發展稅務會計，有助于使規范經濟生活的立法活動進入快車道，也有助于為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的實施解除后顧之憂。
參 考 文 獻
[1]鐘高，龔明曉．論會計準則目標[J]．會計研究．1998
第9篇：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
關鍵詞:赤道原則;商業銀行;社會責任
近年來,赤道原則越來越受到國內監管機構和國內銀行業的重視,人民銀行、銀監會、環保部等監管機構也先后引進了赤道原則的相關理念與方法改進推動相關工作。對于中資銀行而言,采納赤道原則,一方面可以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另一方面能使銀行更加注重長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
一、赤道原則的概念及其主要內容
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簡稱Eps,意即非南非北而居中間赤道,以示公平)原名為“格林威治原則”,是一套在2002年10月由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知名商業銀行會議上,提出的一項企業貸款準則,已成為國際上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環境與社會風險的一個金融行業基準,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是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之一,也是國際金融機構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行動之一。赤道原則在國際金融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第一次確立了國際項目融資的環境與社會的最低行業標準,是國際上第一個專門針對金融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基準。這項準則要求金融機構在向一個項目投資時,要對該項目可能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周圍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2006年,赤道原則經歷了一次較大的修訂,這次修訂廣泛爭取了各非政府組織、非赤道銀行、和ECA機構的意見,修訂后的赤道原則于2006年7月開始施行。它適用于全球所有行業的新的項目融資和已有項目的擴建或改建,并且要求項目的財務顧問也執行赤道原則。新版的赤道原則擴大了項目的適用范圍,由只適用于資本成本大于等于5000萬美元的項目改為適用于資本成本大于等于1000萬美元的項目,擴充了文本部分和展示部分。與舊版相比,新版強調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并重,而不是只重視環境問題,如改環境評估(EA)為社會和環境評估(SEA),并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更好的協商機制。目前包括渣打、匯豐在內的數十家大型跨國銀行已明確實行赤道原則,在貸款和項目資助中強調企業的環境和社會責任。根據《基礎建設期刊》(InfrastructureJourna)的數據,2007 年,在新興市場追蹤的總額為 746 億美元的債務之中,有 529 億美元應用了赤道原則,占新興市場經濟體全部項目融資債務的 71%。因此,加強對赤道原則的研究和探討對于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項目的投、融資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二、我國金融機構參與赤道原則的現狀
總體上來說,我國金融機構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尚處于起步階段,只有極少數機構開展了綠色信貸建設,制定了貸款的環保審查機制,如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興業銀行。2007 年 7 月,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和國家環?？偩致摵贤瞥龅摹熬G色信貸政策”,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綠色信貸使環保部門和銀行共擔其責,旨在機制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發展,這是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創新。據不完全統計,五家大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2007 年共發放支持節能減排重點項目貸款 1063.34 億元、支持節能減排技術創新貸款 38.78億元、節能減排技改貸款 209.41 億元,收回不符合國家節能減排相關政策的企業貸款 39.34 億元。1國家開發銀行設立了專門負責赤道原則的工作部門,與赤道銀行開展合作,旨在建立自身綠色信貸管理體系;2008年10月,興業銀行正式承諾采納赤道原則,成為國內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赤道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于2007、2008年連續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積極關注“赤道原則”的發展與變化,嚴格執行國家各項環保政策,在國內較早地提出了建設綠色信貸銀行的發展目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該行綠色信貸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嚴格限制向高耗能、高污染的環保不達標企業提供融資;二是要大力支持綠色環保、清潔能源和循環經濟等行業、企業的發展。綠色信貸的目標雖然與赤道原則的宗旨相一致,但綠色信貸的內容與赤道原則的內容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三、遵循赤道原則的必要性
目前,赤道原則已成為國際項目融資銀行間合作的基本條件。我們認為,國內的其他商業銀行,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也應主動實行赤道原則,提升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和水平。
1.承擔相應社會責任的需要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在經濟建設全面發展的同時, 也引發了諸如收人差距過大、城鄉和區域發展失衡、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建設和諧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我國今后的社會發展目標。銀行作為特殊的公眾企業, 既依賴于股東資本投人, 也得益于客戶、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以不同資源為銀行所付出的努力;銀行作為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傳導的重要媒介, 發揮著支付中介、融資渠道、貨幣創造和培育良好金融生態的功能,日益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樞紐,其日常經營不僅僅關系到自身的利潤,而且影響到社會團體和公眾的切身利益。因此,銀行在為股東創造利潤的同時,理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主動把經濟、社會和環境和諧發展納入自身的發展目標, 真誠推動與各利益相關者的互動。商業銀行在為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 遵循赤道原則,承擔更廣泛利益層面的社會責任,通過提供新產品和服務, 承擔起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和慈善公益事業等道德層面的社會責任,為建設和諧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可向社會彰顯自身風險管理的能力,提高社會信譽;另一方面,可將風險文化傳導到每位員工,進一步提高其識別、管理和控制風險的能力, 增強公眾對銀行的了解和信心。
2.國際化發展的需要
赤道原則是由國際金融機構為解決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而制定的原則,確立了國際金融機構承擔社會責任的最低標準,遵循赤道原則將有助于提高在國際上的美譽度,促進各項國際業務的拓展。同時,也有助于學習國際著名銀行先進金融理念和管理經驗,參與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提高銀行的國際影響力。
3.推進銀行業務結構調整和盈利模式轉變的需要
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 不僅是盈利與納稅, 也不限于參與慈善活動, 而應通過提供專業服務來實現環境保護、減少排放和增加社會福利,通過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來發揮影響力, 支持社會、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此過程中,商業銀行可結合赤道原則的相關標準,提升提供新型金融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在復雜多變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下,資產負債結構配置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項目貸款具有占用資本大、周期長、流動性較差等特點,在商業銀行資本資源、信貸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嚴格項目貸款的準入,強調資本占用和資金占用,提高中長期貸款的整體收益率,對于商業銀行推動業務結構調整,促進業務轉型也將有著積極的作用。
4.提升銀行專業能力、實現長遠發展的需要
赤道原則對銀行的內部管理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相對于國外先進的赤道銀行而言,國內商業銀行目前十分缺乏行業專家和環保專家,因此,商業銀行采納赤道原則后,通過強化內部能力建設、培養自身的專家團隊、建立行外專家庫資源等方式培養與引進專業人才,對于銀行提高自身的調查能力和風險評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遵循赤道原則應關注的問題
在遵循赤道原則,承擔相應社會責任的過程中,建議商業銀行應關注以下幾點:
1.從戰略高度重視社會責任
從戰略高度重視社會責任,將社會責任融入發展戰略、經營理念和運營模式, 將環境保護、節能減排作為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合規經營的重要內容,并在風險管理、信貸審批等內部管理制度中增加對社會和環境因素的考量,確保赤道原則的有效實施。
2.將承擔社會責任與拓展業務統一起來
商業銀行的重大投資和貸款決策應充分考慮社會和環境風險,并充分認識和把握可持續發展領域中的金融創新商機,積極開發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并以社會責任為導向,加強風險管理,提升社會形象、品牌價值和聲譽。
3.堅持“適度”、“發展”和“盈利”原則
商業銀行在履行社會責任,實施赤道原則的過程中,應堅持“適度”、“發展”和“盈利”三項原則。所謂“ 適度”,就是根據自身經營情況和實力, 力所能及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所謂“發展”就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和不同發展階段,動態調整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內容;“盈利”就是把履行社會責任與拓展業務、提升服務水平結合起來, 在保護環境、減少排放等社會責任活動中, 保持一定的盈利, 確保承擔社會責任的長期性和持續性。
五、結論
簡言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熱環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和高昂的成本,尤其近些年環境保護的壓力已都然而生,環境保護的實質就是實現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其目的在于督促生產者和消費者關注其生產和消費行為的社會福利效應,督促和引導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赤道原則的實踐充分證明,其已在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領域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切入綠色命題的范式,雖然在中國金融行業的大規模推開尚有一個過程,但隨著以綠色信貸為切入點的環境經濟制度的實施,中國各商業銀行在追求企業自身利潤目標的同時,也必將追求企業社會責任價值目標的實現。商業銀行的自覺行為和監管部門的積極推動將進一步推動赤道原則的應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推斷,赤道原則在中國金融業的前景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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