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的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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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投資；結算審核；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TU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2
工程結算審核是財政投資項目竣工階段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工程造價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確保工程造價準確的有效途徑。通過結算審核，可有效減少因造價結算失誤而造成的損失，避免國家資金流失，進而提高財政資金的投資實效。因此，如何更好地做好結算審核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本文對當前財政投資建設項目結算審核工作中常見的問題進行較為系統地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決對策。
一、財政投資項目結算審核工作中常見的問題
（一）結算報審資料不完整、不規范
結算報審資料未能按相關要求整理編制，涉及對施工單位不利的設計變更單、現場簽證單等資料不完整報審現象普遍存在，甚至參雜一些虛假資料，而代建單位未經全面核實就蓋章確認。同時，結算資料未及時報審，導致部分工程因在結算審核時已拆除改造，無法進行現場核實。
（二）通過合同、招標文件、工程量清單及設計漏洞增加造價成本
1.針對合同及招標文件漏洞，例如條款不嚴謹、責任方不明確、專用條款缺位等，提出工期索賠及趕工費、窩工費、材料保管費、材料二次搬運費等各種費用索賠。
2.針對工程量清單漏洞，例如清單編制范圍不明確、項目特征和工作內容描述不到位等，提出清單外增加工程量簽證申請。
3.針對設計缺陷，例如型號規格及技術參數描述不清等，提出設計變更申請、清單外新增材料或設備單價申請。
（三）設計變更和現場簽證不嚴肅、不規范，導致造價成本增加
1.設計變更手續不齊全，沒有及時辦理變更的相關審核手續，沒有正式的設計變更通知單。沒有設計變更引起的工程量與投資增減的記錄。
2.現場簽證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簽證程序不規范；簽證不及時，例如事后簽證隱蔽工程量導致無從核實工程量；簽證內容含糊不清、簽證工程量虛高、不按合同約定套用計費程序；重復簽證，例如把定額或合同清單中已包含的內容再拿來另行簽證；簽證不合理，例如本應為承包商風險范圍內的工作內容而被列為額外增加的工作內容予以簽證等。
（四）通過虛報工程量，增加造價成本
審核工作中經常碰到的虛報工程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工程量只報增不報減。對設計變更只計算變更后實際工程量，不相應扣除變更前原清單工程量。對實際未施工工程量不體現不扣除?；蚴遣话丛鍐喂こ塘窟M行扣除，而又另行簽證計算。
2.定額中已包含的工作內容，又另列項目計算?；蚴嵌~消耗量中已含有的輔材，又另列項目計算。
3.混淆邊界，多家計算。有的項目由多家承包商共同承建，對同一部位特別是工程交界部位存在多家承包商都算量報審的現象。
4.不按工程量計算規則計算。按計算規則應扣除的工程量不扣除，例如計算砌體時不扣除圈梁、過粱所占體積。按計算規則不應計算的工程量多計算，例如計算有梁板模板時多計算了板周邊的側模。
5.工程量重復計算。例如破水泥路面開挖管溝項目，計算了路面破除工程量，而在計算開挖管溝土方工程量時未扣除水泥路面結構層厚度。
（五）隨意對結算單價進行高套計算
普遍存在定額項目的錯套、高套，定額換算有誤，定額內容含量只增項不減項、定額消耗量只調增不調減、對定額規定的換乘系數不按規定計取等現象，甚至不按定額套價、不按原清單單價執行，尤其是簽證項目。另外，利用一些新型高檔材料在市場上價格的不確定性和不透明性，在結算時高報材料價格。
（六）取費標準高套，取費基數多算
普遍存在不同類別單位工程按高類別工程混合套用，稅金類別高套，材料信息價及機械臺班價格、總包管理費取費基數等未按合同約定執行，取費方式未按相關政策文件調整時間執行，重復取費如重復計稅等現象。
二、針對財政投資項目結算審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采取有效對策
（一）嚴把決算審核關，針對上述結算審核中的突出問題重點加強審核，具體如下：
1.審核結算資料的完整性。應根據送審要求整理編制，裝訂成冊，杜絕補簽資料現象。工程聯系單、設計變更單及現場簽證單要求按序號編列，全部送審，不得缺號。報審資料還應包括竣工驗收紀要、隱蔽驗收記錄、施工日記、監理日記、施工組織設計和材料檢測報告等。這些資料看似與工程計量、計價沒有直接關聯，實際是核定造價的重要依據。
2.加大設計變更和現場簽證的審核力度。首先，審核變更、簽證手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其次，審核變更和簽證的合理性，特別注意變更、簽證的內容與原合同清單是否重復列項，是否屬于清單包干內容，是否屬于承包商應承擔的風險范圍，合同外支付依據是否充足。最后，審核變更和簽證的準確性，嚴格按工程量計算規則審核工程量，按合同約定計價條款審核造價。
3.加大工程量的審核力度。針對上述虛報工程量的問題，重點核實。通過現場踏勘，審核工程內容是否與竣工圖、設計變更及現場實際相符；審核計算方法是否嚴格執行工程量計算規則。重點審核容易重復計算、重復列項的項目；重點審核是否存在只增項不減項或少減項現象。
4.嚴格審核結算單價。首先，審核定額套用是否正確，有無錯套、高套或多套定額的現象，是否按規定進行換算及換算方法是否正確，是否要乘系數或材料級配比的調整，審核定額含量是否與實際工作內容相符。其次，嚴格變更項目的價格審核，特別要注意審核是否存在適用原清單單價而不套用、另行執行合同外新增項目單價的現象。最后，嚴格新增材料和設備的價格審核，注重對沒有公布信息價的材料市場價格的調查，建立詢價體系，以合理定價。更要重視將優質品牌材料更換為普通品牌結算時價差的核減。
5.嚴格審核各類費用的計取。審核取費標準是否執行相關造價管理規定和合同約定，取費基數是否正確，是否存在重復取費現象。工程類別套用是否與工程實際相符、不同類別是否分開套用。特別要注意計價文件調整的時效性。注意合同約定的關于質量、工期的獎罰條件是否具備，是否存在質量、工期索賠與反索賠等。
（二）關口前移，實行全過程跟蹤審核。同時，加強制度建設，從源頭上有效清除結算隱患
1.加強對招標文件、合同條款及工程量清單的審核。主要審核其編制的完善程度和準確程度，包括招標范圍是否明確，各項條款設置是否嚴密，結合項目實際情況的專用條款是否約定到位，風險范圍是否明確、甲乙雙方責任是否明確，清單項目特征和工作內容是否明確、材料和設備的型號參數是否明確等。
2.加強工程項目實施階段的過程監管。深入施工現場，全面跟蹤掌握工程動態。加強對隱蔽工程的驗收，核實并規范變更簽證。積極參加例會和涉及投資變更的各項會議，第一時間解決工程造價方面的糾紛。
3.制定設計變更和現場簽證管理辦法，嚴格審批程序。要求設計、施工、監理及建設單位等嚴格按照程序及時辦理變更和簽證手續。
（1）設計變更應由原設計單位出具“設計變更通知書”和修改圖紙，并經設計人員簽字和設計單位加蓋公章，且重大設計變更應經原審批部門審批，否則不予列入結算造價。
（2）規范工程簽證。簽證資料必須具備施工單位項目經理、監理單位監理人員及總監理工程師、代建單位現場代表及分管領導的簽字確認，并加蓋單位公章。且代建單位及監理單位必須對簽證的合理性和準確性進行審查，給出明確的計量計價意見。同時，對于影響造價較大的隱蔽工程在隱蔽之前還應通知審核部門相關人員到現場勘測取證。否則不予列入結算造價。
4.強化財政預算約束。對背離招標文件實質內容簽訂合同條款及補充協議、對擅自超標準、超規模、超預算形成的資金缺口，財政一律不予認賬，切實硬化預算約束。
5.完善結算報審管理制度。規定結算報審時限，做到項目完工資料能及時完整上報。同時，要求代建單位及監理單位必須對結算資料的真實性及準確性進行初審后方可報審，并出具書面審核意見。
第2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體制轉換模型；時間序列分析；財政貨幣政策規則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2―0008―05
一、體制轉換模型理論背景
自20世紀20年代Tinbergen和Frisch的開創性工作開始，使用數學表達經濟內容的經濟計量分析方法日益在經濟科學中得到廣泛應用。經濟計量方法不僅被用于解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和資源配置等復雜經濟過程，而且用于制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和經濟計劃決策，比如，弗里希的經濟計劃決策模型和丁伯根的經濟政策系統分別在挪威和荷蘭得到應用。
進行經濟計量分析時，將根據理論確定的經濟變量包括在反映廠商、居民和政府行為的理論關系或方程中，繼而，檢驗方程是否成立。若成立則估計系數，相反則重新確定經濟變量和理論方程，直至用模型表達的理論達到滿意程度。經濟計量分析結果可以解釋經濟系統的復雜動態關系并驗證理論的解釋價值，而且，經濟計量模型揭示的代表人的行為模式及其相互影響關系的模型結構可被政策制定者用于指導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結構或政策性質發生變化時，經濟計量分析的有效性受到強有力的挑戰(Lucas，1976)。隨著經濟環境變化、博弈對手的博弈策略調整以及政府政策結構的改變，理性預期下，政府和居民會不斷調整行為模式，這導致既定的經濟計量參數發生變化；而且，程度不同的政府“相機抉擇”政策變化，比如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的變化，也使得企業和居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環境發生變化，并改變用來反映企業和居民行為模式的參數結構。從用于經濟計量分析的數據特征來看，很多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偶爾呈現劇烈的跳躍，且通常與金融危機或政府政策突然變化(Jeanne和Masson，2000：Cerra，2005；Hamilton，2005；Hamilton，1988；Sims和Zha，2004；Davig，2004)等事件相聯系，尤其是金融數據的突然變化(Ang和Bekaert，2003；Garcia，Luger和Renault，2003；Dai，Singleton和Wei，2003)。
為正規地給時間序列數據中的偶然、離散變化建模，通過將自回歸參數視為離散狀態馬爾科夫過程的結果，Hamilton(1989)提出為體制轉換(regimeswitching)建模的方法，并進行美國經濟周期分析，其中，美國GNP趨勢函數的增長率根據一階馬爾科夫過程在兩個不同狀態間轉換。Hamilton的文章激發了大量使用“馬爾科夫轉化”為結構變化建模的文獻并被廣泛引用。
二、體制轉換模型的分析框架
首先考慮描述單個變量行為劇烈變化的結果。
三、體制轉換模型的應用及最新進展
(一)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分析
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常見方法，假定簡單的政策規則，并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畫備選的政策識別。若政策體制是固定的，則泰勒規則文獻所暗含的積極貨幣政策與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產生常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影響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預測，而在與價格水平的財政理論(fiscal theory ofthe price level)相聯系的積極財政政策與消極貨幣政策組合中，貨幣和稅收變化產生改變總需求的財富效應，而政策影響是非貨幣主義和非李嘉圖主義的。固定的政策體制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政策體制持續到永遠，但不斷增加的大量實證證據發現政策體制是不斷發生變化的。Taylor(1999a)、Clarida,Gali和Gertler(2000)以及Lubik和Schorfheide(2003b)等人發現，1960～1979年期間，聯儲遵循僅微弱地針對通貨膨脹而反應的利率規則，所以不滿足泰勒原則，但泰勒原則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后被滿足。相對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多樣化的政治偏好變化更敏感。Davig，Leeper和Chung(2004)將美國的財政體制變化描述為兩個財政規則的交替，一個以預算平衡為目標，另一個以宏觀經濟穩定卻忽視政府債務變化為目標。Woodford(1998)則表明，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國財政政策是積極的，而20世紀80～90年代，財政政策是消極的。實際上，縱觀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財政政策操作的歷史，可以發現，財政政策并非在所有時間都是消極的。1965～1967年期間，約翰遜政府為發動越南戰爭和解決貧窮問題導致了財政擴張，并于1968年增加稅收。1974～1986年期間至少存在3個相機抉擇的積極稅收政策時期：緊隨石油價格上漲后福特總統削減稅收導致1975年財政擴張、開始于卡特總統并在里根總統任內加強的軍備建設，以及1982年里根總統削減稅收。20世紀90年代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政府重新追求財政穩定原則，但布什當局實施的稅收削減(200l、2002和2003年)卻意味著重視財政政策的反周期(相機抉擇)職能，其結果是主要盈余的反轉以及政府債務的穩定增加。
“盧卡斯批判”(Lucas，1976)表明宏觀經濟學家應該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但是盧卡斯考慮的是一勞永逸的變化，而不是宏觀經濟序列描述的正在進行的過程。Cooley，LeRoy和Raymon(1982，1984)等人認為，將政策選擇視為進行一勞永逸的選擇在邏輯上是不一致的。若政策當局可以預期正在變化的體制，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把一個概率分布歸于這些體制。因此，行為人的預期以及因此他們的決策規則將意味著政策變化不是一勞永逸的。
決定政策選擇的規則是經濟環境的函數且這些規則可能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的前提下，利用體制轉換的實證證據，有些經濟學家嘗試為宏觀經濟政策體制轉換建模，并允許存在多個體制變化。明確地在他們的貨幣和稅收政策規則估計中為體制轉換建模，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馬爾科夫轉移回歸方法來估計1960～2002期間的美國財政政策反應規則，并獲得與戰后美國財政政策體制在所有時間里都是消極的觀點不一致的結論。首先，財政政策可以被刻畫為，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是積極的，20世紀90年代初緩慢地轉化為消極的，并在2001年初轉換回為積極的；其次，與基于不變參數識別的規則
相比，體制轉換財政規則能更好地追蹤美國主要盈余的時間序列行為。這樣的結論對最優宏觀經濟學模型框架內的恰當貨幣――財政組合識別提出挑戰，值得注意的是，最優宏觀經濟學模型框架被認為是適合政策分析的。
Davig、M．Leeper和Chung(2004)研究了貨幣和財政體制根據馬爾科夫過程而變化的環境如何改變政策沖擊的影響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分析。他們考慮了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以及財政政策的稅收規則，規則在兩體制間隨機轉換。一個體制中，貨幣政策遵循Taylor(1993)原則，而稅收強有力地隨政府債務真實值增加；另一個體制中，泰勒原則不成立，而稅收遵循外生隨機過程。將計算模型獲得的體制轉換環境中貨幣和稅收政策外生變化的影響與固定體制模型中獲得的結論相比較，他們發現，體制轉換時，行為人的決策規則嵌入未來政策將變化的概率，結果，貨幣和稅收沖擊總是產生財富效應；體制變化而稅收可能針對債務反應遲鈍的時候，一個體制中的積極貨幣政策不足以使經濟與那個體制中的稅收沖擊隔離，并且可能具有稅收沖擊的擴張效應并傳導總需求效應。進而，Davig和Leeper(2005)估計了美國戰后時期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的體制轉換規則，并將被估計的政策過程應用于名義剛性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他們發現，與以政策體制為條件相比，更精確的定性推斷可以在體制轉換環境中從全部樣本信息中獲得。
(二)體制轉換模型的經濟周期分析
為刻畫經濟周期和產出中長期增長的本質，在真實GNP的增長率是線性靜態過程的框架內，自回歸綜合移動平均模型(Beveridge，Nelson，1981；Nels-on，Plosser，1982；Mankiw，1987)、使用卡爾曼濾子將真實GNP建模為未被觀測因素的和(Harvey，1985；Waston，1986；Clark，1987)以及宏觀時間序列的共積關系(King，Plosser，Stock和Waston，1987)等技術被用于經濟周期分析。但是經濟擴張和收縮之間的非對稱性證據(Neftci，1984；Stock，1987；Diebold和Rudebusch，1990以及Sichel，1987)以及宏觀經濟和金融時間序列中偏離線性的更一般證據強有力地挑戰了線性靜態模型。
在體制轉換的非線性模型框架內，Hamilton(1989)假定經濟計量學家在時間序列的被觀測行為的基礎上關于是否發生以及什么時候發生體制轉換獲得概率推斷，并以非線性迭代形式給出概率推斷的算法。其中，自回歸參數被視為離散狀態馬爾科夫過程的結果，非靜態序列的平均增長率可以受制于偶然的、離散變化。該技術應用到美國真實GNP的實證應用表明，從正增長率到負增長率的周期變化是美國經濟周期中經常發生的特征，并確實可以用來定義并度量經濟衰退的客觀標準。被估計的參數值表明，典型的經濟衰退與3％的GNP水平的持久下降相聯系。
多變量框架下，馬爾科夫轉換模型在兩個方面被擴展。Diebold和Rudebusch(1996)以常見的潛在因素方式被引入轉換動態學，Krolzig(1997)考慮了參數取決于常見馬爾科夫鏈的VAR模型(MSVAR)。通過允許每個VAR方程中存在特定的馬爾科夫鏈(多變量馬爾科夫轉換VAR模型，MMSVAR)，J．Anas．M．Billio，L．Ferrara和M．Lo Duca等人擴展了MSVAR方法。他們使用MMS模型研究美國和歐元區工業生產周期狀態之間的關系并探究歐洲區工業生產和歐洲行情指數(ESI)的工業組成之間的周期關系。研究發現，絕大多數時間內，美國在經濟和增長周期中引領歐洲區、兩個地區間存在強有力的相互影響以及非因果關系的零假設在兩個方向被拒絕。
(三)金融市場收益易變性(Volatility)的體制轉換分析
由于兩個原因，描述金融市場易變性如何隨時間變化而變化是重要的，即資產的風險是價格的重要決定因素，變量條件均值的有效計量經濟推斷要求正確識別其條件方差。為易變性建模的通常方法是Engle(1982)介紹的ARCH識別，但很多研究發現ARCH模型給出拙劣的預測和高度的偽持續性。Diebold(1986)以及Lamoureux和Lastrapes(1993)論證了持續性的高估計值可能是由于方差過程在樣本期間發生了結構變化。Hamilton和Susmel(1994)使用2到4個體制估計美國股票周收益率的馬爾科夫轉換ARCH模型，允許ARCH過程的參數來自于幾個不同體制的其中之一，體制間的轉換由未被觀測到的馬爾科夫鏈控制。他們發現，SWARCH識別提供了數據的較好統計擬合和較好預測，并將股票價格易變性的絕大多數持續性歸于低、適度和高易變性體制的持續性，典型地，他們持續了幾年。也肯定了股票價格的杠桿效應，基本新息由來自低自由度的學生分布而不是正態分布描述更好，并且周股票收益是正向序列相關的。
此外，體制轉換模型分析還廣泛應用在利率期限結構分析、經濟危機分析、通貨膨脹的英國商業資產價值效應(Barber，Robertson和Scott，1997)、自然失業率(Bianchi和Zoega，1997)、石油價格的美國GDP增長效應(Raymond和Rich，1997)、Garcia和Perron(1996)分析通貨膨脹和真實利率、Kim(1993)分析貨幣增長不確定性的決定因素等分析當中。
四、體制轉換模型在我國的應用價值
第3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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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本文分析了小微企業融資難的癥結所在，并就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必要性、扶持對象的選擇等進行了分析，最后針對進一步完善財政支持小微企業融資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
小微企業；融資；財政政策
小微企業在解決剩余勞動力、實現技術革新、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維護民族地區安定團結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天生“營養不良”，缺乏資金和技術支持導致其競爭力脆弱，小微企業很容易“夭折”。面對這種困境，政府有責任和義務運用公共財政手段，幫助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題，使其渡過難關，實現全面發展。
一、小微企業融資難因素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小微企業涉及行業多、規模小、數量多、分布廣，加之沒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透明度低，其真實的資信和經營狀況很難獲得，導致信貸雙方信息明顯不對稱，且銀行業金融機構處于掌握信息劣勢一方。由于很難甄別和掌握有融資需求的優質小微企業客戶，致使銀行對小微企業放貸十分“謹慎”甚至不愿放貸。另一方面，小微企業自身對銀行的信貸政策往往掌握不深甚至不了解，導致本來具備貸款資格而錯失機會。
（二）融資渠道單一大多數小微企業是家庭式經營模式，財務管理不規范、制度不健全、信用意識不強，加之我國擔保體系尚不完善，社會信用擔保機構少，擔保規模小，擔保能力有限，因此大部分小微企業難以獲得擔保支持。所以，除了銀行貸款外，民間借貸往往成為小微企業最主要的融資渠道。但民間融資往往缺乏有效監管，利息高，缺乏合法的契約約束，無形中推高了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加大了融資風險。
（三）抵押能力不足青海省小微企業絕大多數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原始資本積累較少，尤其是一些科技類和創新類企業，將有限的資本更多地用于招募人才、技術投入或品牌推廣等無形資產方面，固定資產或有形資產相對較少，甚至沒有獨立的廠房和辦公場所，因此大部分小微企業無法提供可用于抵押貸款的合格或足量抵押物，嚴重影響融資額度。
（四）銀行“惜貸”小微企業融資一般呈現出資金需求少、用款時限短、融資頻率高等特點，使得商業銀行在開展小微企業金融業務時需要花費更多精力用于貸前審批和貸后管理，無形中增加了成本支出，導致盈利空間相對縮小。據統計，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是大型企業的5倍，因此商業銀行更愿意將信貸資金投向規模以上企業或已合作成熟的企業客戶，以較低的成本追逐更大的利潤。
二、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必要性保羅•薩繆爾森認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原因在于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引起市場失靈。如果私人部門在解決某一經濟問題時，出現收益無法彌補成本、收費困難等問題，則應當由政府出面調節。一方面，小微企業普遍具有正外部效應。李揚和楊思群（2001）認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具有較強的收益外在化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特點，政府支持其融資有助于鼓勵小微企業發展，維護其發展權，繼而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融資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競爭等原因造成的市場失靈也需要政府來干預。因此，財政作為政府可以動用的公共資源，是政府激勵小微企業將外部效應內化為收益及矯正市場失靈的重要手段之一。從長遠來看，小微企業的發展會反哺財政，有利于當地培植稅源，提高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
（二）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的角色定位小微企業融資本質是市場行為，而財政資金是有限的公共資源，在支持小微企業融資中如果完全讓政府“買單”或“兜底”，則一方面會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壓力，甚至導致財政風險發生，另一方面會使得小微企業對政府財政過度依賴，缺乏自身融資動力，有違市場競爭原則，不利于其創新發展和行業競爭力的提高。因此，政府在支持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不應該是“主角”，而應將職能定位于補充、調節和引導，讓有限的財政資金發揮出最大效用。
（三）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對象選取在確定扶持對象時，應避免采取“撒胡椒面”式的支持方式，這樣做雖然覆蓋面廣，但企業平均享受到的支持力度小，針對性不強，效果不佳，造成財政資金的低效和浪費。因此在確定支持對象時，應當選取符合政策導向、發展前景良好、行業帶動能力強或者暫時遇到困難但仍有較大可能渡過難關的企業，尤其在當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更需要有活力的小微企業發揮其“鯰魚效應”，通過技術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帶動和促進其他同質企業發展。
三、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常見方式選擇
（一）稅收優惠稅收優惠對小微企業而言是最直接的融資支持方式，因為減免的稅收可以用來支持企業運轉，同時也會降低對銀行信貸資金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目前，我國已出臺了多項稅收優惠措施扶持小微企業發展，如2015年3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關于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二）政府采購作為公共財政行為，政府采購對象包括貨物、工程和服務等，采購規模大、涉及范圍廣，具有很強的調控作用。在政府采購中提高小微企業采購占政府采購總額的比例，降低小微企業參與招標的門檻，允許小微企業聯合參加投標，給予小微企業一定的價格優惠和傾斜；對于數量小的采購項目，可從小微企業當中定向采購。一方面支持優質小微企業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激活了小微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利于小微企業整體向好發展。
（三）財政補貼財政補貼是一種政府轉移性支出，可以再次調節財富分配，主要包括價格補貼、財政貼息、企業虧損補貼等形式。對小微企業而言財政補貼具有直接的支持作用，因此對于在培訓及解決剩余勞動力方面表現突出的小微企業給予補貼，可以激勵其提供更多就業崗位，輔導和吸納更多剩余勞動人口；對于科技水平高、創新性強的新型企業及農村小微企業給予一定的創業投資補貼等，可以降低其經營成本，促進其快速成長，發揮示范效應。
（四）財政獎勵一是對落實扶持小微企業發展信貸政策較好的金融機構進行獎勵，鼓勵其繼續保持和創新針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服務，進一步暢通外部融資通道；二是對致力于專業服務小微企業的中介機構進行獎勵，擴大中介機構隊伍，提高服務水平；三是對發展較好較快的小微企業進行獎勵，通過獎勵代替補貼，刺激企業加快效益轉化力度。
四、當前財政政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存在的不足
（一）支持力度有待加強我國針對小微企業融資出臺了多項優惠措施，但大多數為短期政策，雖然針對性強，但持續性不足，無法形成持續的推動力，并且當前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主要是所得稅優惠，涵蓋環節少，對小微企業的激勵作用有限。另外，有些財政扶持資金對單個企業的支持數額低至數百元，支持力度弱。
（二）信息共享機制不完善政府部門雖然建立了各種信息平臺，但平臺之間缺乏有效銜接、共享不足，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有的信息平臺甚至無法做到對外公布或開放。同時，有些平臺的信息更新緩慢，加大了小微企業融資的時間成本，甚至因掌握的信息滯后而錯失融資機會。
（三）補助對象存在偏差目前，各級財政在支持小微企業融資方面投入逐年加大，但更多的將側重點放在大中型企業或實力較強的小微企業，這些企業在融資方面相較而言本來說容易獲得銀行青睞，因此給予這些企業財政扶持好比“錦上添花”，而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小微企業卻難得到照拂，包括對于小微企業融資具有重要支持作用的第三方信用評級或擔保機構。
五、政策建議
（一）加大財稅優惠、補貼力度在確保落實好現行普適性稅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擴大優惠稅種類別，延長稅收優惠期，并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對一些地方性稅種和行政類收費項目進行精簡清理，切實減輕小微企業負擔。另外，加大對落后偏遠地區小微企業的財政支持力度，減小與發達地區間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導致的補貼差距，實現均衡發展。
（二）建立信息共享平臺政府出資搭建融資信息共享平臺，銀行機構其關于小微企業的相關規定和提供的金融產品內容，方便小微企業及時了解信貸政策；有融資需求的小微企業可以在此融資信息，包括其資信狀況、生產經營情況及財務信息等，提高其融資透明度，便于銀行節省人力、財力；優化貸款審批流程，加快貸款審核速度。通過信息共享平臺，最大程度地消除信貸雙方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困擾，節省融資時間，提高融資效率。
（三）加快信用評級和地方性擔保機構建設政府牽頭協調多部門推進小微企業信用評級和信用檔案建立工作，通過建立信用獎懲機制進一步規范和約束小微企業行為，降低信貸風險，引導商業銀行對征信記錄良好、信用評級較高的小微企業進行信貸支持。同時由政府出資建立地方性小微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推動知識產權、股權等無形資產質押擔保業務，提升擔保能力和規模，為小微企業和金融機構搭建一座橋梁，解決小微企業由于缺乏有效擔保而導致融資難的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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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存款準備金率；宏觀調控；證券市場；金融
一、存款準備金率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實際作用
（一）歷史數據
央行往往選擇閉市后宣布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消息，目的在于防止股市過度的波動，同時也有打擊熱錢涌入和股民的盲目、過分熱情等因素。關于2010年以來央行宣布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次日上證指數和深證指數的變動數據如表一所示：
可以看到我國對存款準備金率的工具應用非常頻繁，目的是通過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影響股市的目標。而在我國，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完善以及宏觀經濟的特殊性，導致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股市的影響并不與理論預期完全一致。
（二）與預期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1.利率非市場化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雖然近些年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得到加快，但我國的利率調控離完全市場化還有一定距離，導致利率和貨幣傳導機制產生了障礙。從而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并沒有引起非市場化的利率在理論上的反應，導致股市價格并沒有產生預期的調控效果。
2.存款準備金制度尚有待完善。我國對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是付息的，由于控制機制不足和貸款風險高，商業銀行通過衡量風險和收益后還是選擇將大量準備金存至央行，來獲得無風險受益。因此央行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各銀行實際上只是將存在央行的超額準備金調進或調出法定準備金賬戶。綜上所述，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可能得不到社會上貨幣供應量相應的反應程度。
3.我國證券市場信息傳遞功能弱。信息披露不規范致使證券市場上的信息質量差，大部分上市公司不愿意及時準確完全的披露法律規定的應當披露的信息。占有股市主體的散戶其搜集信息的能力必然小于機構投資者，這使得普通投資者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地位，因而形成了投資者盲目、警惕的投資心理，造成了政策等信息的改變常引起股市的異常波動。
二、政策建議
我國的金融市場具有復雜性、特殊性，以及國內外金融市場的多變性，為了經濟健康、持續、平穩發展，擺脫不利局面，充分發揮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建議以下措施：
1.加強多種宏觀調控措施的協調與配合。由于政策工具和選擇性工具具有自身的優缺點，因此要相互配合以達到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調控目的。在國外很少利用存款準備金率調節經濟，因為單純依靠存款準備金率很難解決宏觀問題。需要多種貨幣政策的配合，比如公開業務操作，控制貨幣發行、調整再貼現率等。
2.使用財政政策等其他政策作為輔助手段。單純的依靠貨幣政策也不足以調節宏觀經濟，需輔之以其他政策的配合。比如最為常見的有財政政策。在目前經濟新常態的前提下，應當實行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減少財政部門在銀行的存款，以增加社會上的貨幣量。
3.構建有效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央行應當拓展傳導渠道，提升傳導藝術，強化傳導功能，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并使指導性計劃更加科學和靈活。由于區域經濟水平差距不小，因此應當針對區域經濟特殊性制定區域貨幣政策，不斷創新，提高貨幣政策的操作性和針對性，以提高政策效果和影響。
第6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家電下鄉；公共提供；帕累托效率
根據財政部、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全國推廣家電下鄉工作的通知》，家電下鄉政策如下：山東、青島等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已經國務院批準從2008年12月1日起實施。吉林、新疆貴州等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2009年2月1日起開展家電下鄉工作。
家電下鄉產品為彩電冰箱洗衣機手機四類產品，按產品銷售價格13％予以補貼。具體產品型號及承擔家電下鄉任務的流通企業通過招標方式產生。
考慮到地震災區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財力比較困難，對地方負責的家電下鄉補貼資金，中央財政將予以補助。
一、“家電下鄉”與政府公共提供
公共提供是政府通過稅收的方式籌集資金，并將取得的收入免費或部分免費地為社會公眾提品或服務。
政府的財政政策不僅要滿足效率的要求，同時也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公平的目標。一般來說，任何一項財政政策，具體的收入方式和支出項目都具有收入再分配的意義。政府在消費領域中的公共提供政策既是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手段之一，也可以成為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之一。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有助于實現公平。而政府倡導的家電下鄉工作正是政府為實現公平的方式之一。
在實踐中，比較常見的是私人產品的部分公共提供，即通過價格補貼的方式來提供某些私人產品，消費者所支付的價格只能補償這一產品的部分生產成本，而其余部分生產成本則由政府的稅收收入來補償。這種方式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取決于政府補貼的是什么產品。例如，家電類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較大，每月2000元收入的農村居民比起每月1000元收入的農村居民更有能力消費家電類產品，因而對家電類產品的補貼會相對有利于收入較高的農村居民。
二、“家電下鄉”與擴大內需
農村消費市場持續低迷，一度被人們戲稱為“一鍋燒不開的溫水”，由來已久的“刺激內需”的政策，一直試圖尋找一個新的市場突破點。如今在各項利好政策的推動下，這鍋“溫水”已經明顯升溫。確實，家電下鄉，這項旨在擴大內需、拉動農村消費市場的政策，不僅可以轉移出口能力，減少貿易順差和貿易摩擦，同時又可以消化家電行業產能過剩，扭轉企業效益普遍下滑的勢頭，顯然是一舉多得，并且已成為農村市場快速啟動的催化劑。
作為一塊“大蛋糕”，家電下鄉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顯然是不容小覷。它一方面撬動農村消費，縮小的城鄉家電消費差距，另一方面促進相關行業發展，強化了農村家電服務體系。這是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創新突破，也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
三、“家電下鄉”與家電生產企業
“家電下鄉”對企業的重要性并非簡單的資金補貼，而在于農民消費市場的全面貼近。以資金補貼吸引企業對于農村市場加大投入和開發力度，從而擴大內需規模，為家電行業的整體增長落實新的增長點。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戰略目標已基本達成。在“家電下鄉”政策的刺激下，涉及下鄉的中標企業紛紛加大了對于農村市場的投入力度，加快建設銷售渠道、加強完善售后服務，在下鄉產品之外，更多非中標的產品也伴隨下鄉渠道的健全被送到了農村市場，這大大豐富了農民消費者的選擇。除此之外，隨著國家擴大內需系列投資項目的落地和家電下鄉政策的深入實施，也將推動中國家電市場進一步分化，康佳等成功布局三四級市場的家電企業將快速崛起，在市場中的優勢地位將進一步增強。而未能中標“家電下鄉”工程的合資品牌和大量小品牌的市場份額將逐漸萎縮，整個家電市場將重新洗牌。
四、“家電下鄉”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如果有某種資源配置狀態，任何可行的調整都無法使得調整治后一些人的境況變好，而其他任何人的境況至少不變壞，我們就把這種資源配置狀態稱為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或者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dency)。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政府很難做到效率最優，但是，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完善政策，規避風險，使資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
第7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資本市場；二元沖突；三元悖論
中圖分類號：F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3-0061-02
1 我國的“三元”現狀
1.1 我國貨幣政策現狀
今年前三個季度超過百分之十的GDP快速增長伴隨著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并且還出現了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等問題，其中備受關注的是關于回收流動性和降低通貨膨脹壓力。目前央行采取的一系列帶有緊縮性質的貨幣政策也是基于這方面因素考量所提出的：
（1）2007年9月15日起，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7.02%提高到7.29%。這是央行本年度第五次提高銀行存款基準利率，以鼓勵儲蓄減少盲目投資進而穩定通貨膨脹預期，同時逐步緩解因通貨膨脹率持續新高下的實際儲蓄率為負的情況。
（2）中國人民銀行從2007年8月1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在本年內第6次動用這一貨幣政策工具。央行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距離上次國務院20日宣布調減利息稅和央行加息，僅僅間隔10天。存款準備金率是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一般被視為貨幣調控的“猛藥”。不過，從去年開始，面對銀行體系不斷增長的流動性，央行已明確表示，如今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已屬于“微調”政策。
（3）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匯。發行債券作為最常見最易控制也是效果最為溫和的控制貨幣流通過快的工具一直備受央行青睞，但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的發展滯后使得它所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的，現在在普通國債的基礎上發行特別債也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外匯儲備今后幾年可能會繼續較快增長，人民銀行對沖流動性的壓力較大，發行特別國債的規模過小，難以起到回收流動性的作用，與發行普通國債籌集資金的用途不同，財政發債購買的外匯以提高收益為主要目標。
（4）央行啟動特別存款，吸納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央行此前主要通過常規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定向票據等方式來回收流動性，這些方式主要針對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進行，小規模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聯社一般不在回籠范圍之內。央行日前發出通知，擬吸收部分非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主要是城商行及農村信用聯社的資金，以吸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此舉意味著定向央票發行過程中未被覆蓋到的機構將被納入到央行收縮流動性的范圍之內。
1.2 我國匯率政策現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這樣一個逐步市場化的匯率機制下，匯率必然成為反映貿易的鏡像，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巨額貿易順差也就理所當然的需要外匯適度向上浮動來恢復平衡。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幣兌美元19日中間價為人民幣7.5074元，低于18日的7.5113元，人民幣今日大漲39個基點，突破7.51關口，強勢逼近9月21日創出的新高7.5050元，按照8.11的匯率計算，2007年10月24日又以7.5010 元的中間價創下歷史新高，人民幣升值幅度已超出9.3%。
1.3 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現狀
回顧一下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過程,實際上,從1996年我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之后,中國就已經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因為對資本項目下自由開放所帶來的諸多隱患有所考量，我國目前還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國外資本流入容易，國內資本流出困難。不過不管是出于實現對加入WTO的承諾還是國內外經濟失衡的壓力（國內出現了資本的大量囤積導致流動性過盛國外貿易逆差鼓吹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的開放度已經逐步加快。
2 蒙代爾三元悖論的詳細敘述
2.1 從“二元沖突”到“三元悖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首先對固定匯率制提出異議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發表的《浮動匯率論》一文中指出，固定匯率制會傳遞通貨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只有實行浮動匯率制才有助于國際收支平衡的調節。接著，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寫成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一卷《國際收支》一書中也提出，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是矛盾的。他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制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控制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該理論被稱為米德“二元沖突”或“米德難題”。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經濟情況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觀點。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A頂點表示選擇貨幣政策自，B頂點表示選擇固定匯率，C頂點表示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也就是實現三角形一邊的兩個目標就必然遠離另外一個頂點。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2.2 三元悖論的具體解析
（1）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即處于AC邊，必須犧牲匯率的穩定性，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是由于在資本完全流動條件下，頻繁出入的國內外資金帶來了國際收支狀況的不穩定，如果本國的貨幣當局部進行干預，亦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么本幣匯率必然會隨著資金供求的變化而頻繁的波動。
（2）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即處于AB邊，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比如中國，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
（3）維持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即處于BC邊，必須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本國或者參加貨幣聯盟，或者更為嚴格地實行貨幣局制度，基本上很難根據本國經濟情況來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最多是在發生投機沖擊時，短期內被動地調整本國利率以維護固定匯率?？梢?，為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與匯率的穩定，本國經濟將會付出放棄貨幣政策的巨大代價。
2.3 貨幣政策的自對我國的首要性
聯系一下目前正處于BC邊的歐盟，它因為放棄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曾帶來許多成員國經濟停滯不前；在試想一下如果放棄運用貨幣政策僅僅依靠財政政策為主要調控方式顯然會出現許多惡果：
（1）財政政策作為對總需求的直接調控，如果因為國內流動性過剩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就會進一步縮小原本就不足的國內需求。
（2）在我國匯率相對鎖定的現狀下，使用DD-AA模型 進行分析，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都會因為外匯的干預產生過度反應，比如財政擴張帶來了DD曲線右移首先就帶來了一部分的產出增加，但是由于財政擴張帶來了本幣需求增加從而使本幣升值，在要維持既定匯率水平時，中央銀行就得被迫購入外匯來增加貨幣供給，這樣AA曲線又要右移，產出會進一步擴張。同理，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也會使產出過度收縮。
（3）針對國內最棘手的貨幣問題――貨幣流動性過剩，不采取貨幣手段直接調節肯定在效果上更加微小。即使在體制、機制等問題后可以解決某些例如非理性投資之類問題，對于大量外匯儲備囤積的調試仍舊找不到有效解決途徑。
2.4 匯率相對穩定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值為17606.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0%，比上年加快2.4個百分點；全年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達到1774.7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4.7億美元。200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延續了五年來的高位運行態勢，（五年的平均增長速度為28.1%），遠遠高于世界貨物貿易增速（2001－2005年世界貨物進出口年平均增長速度為8.7%），繼續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7%，比上年提高2.9個百分點，比2004年提高7.3個百分點。如此大的貿易依存度，怎么可能說浮動就自由浮動，因為人民幣長期以來的高估，完全浮動必然會帶來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大幅度升值，接下來就是出口貿易額的大幅度縮水。我國跟美國在這方面的主要區別就在于：一方面，我國的內部需求市場很小，對外依賴過大。另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相對來說需求彈性較大。所以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動制也是在比較狹小的浮動上下限內一種極富試探性的變化。
2.5 我國的相機抉擇――資本市場的暫時不完全開放
延續上面的分析，那么我們可以選擇的只有三角形的AB邊了，至少目前看來短期必須這樣。不過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造成了的全球經濟失衡格局，這個定局仍會繼續――不斷增長的外貿順差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我國國內也因此面臨貨幣過度投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增大的壓力。那么，繞A點從AB邊向AC邊的不斷轉動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了今后一段時間里，蒙代爾三角在我國的動態特殊表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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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一、引言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療保健和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數據庫的出現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則包括了：環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展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據的機器。這些發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財政學研究這種演變的第二個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擴大研究主題的范圍，它涵蓋了政府支出和稅收。研究焦點的轉移無疑是因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財政學領域因此從研究為基本的政府服務融資的稅收轉變到公共經濟學領域，看到了更寬范圍內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為了社會保險項目，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正好與之呼應。社會保障養老金、事業保險、工人的補償金、老年保健醫療和窮人醫療補助計劃的增加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20世紀70年代，對穩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轉向宏觀領域，更加強調金融政策，而不僅僅研究通過改變預算赤字和盈余的財政刺激的各種變量。然而，財政學研究如何利用稅收規定(如投資稅收抵免和折舊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刺激企業投資。財政聯邦主義也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即分析這些政府如何選擇它們的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級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區財政補貼和匹配財政補貼)如何影響這些選擇，以及稅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區間差異如何影響私人部門的為政府計劃的效果。
對于未來的發展方向，馬丁教授認為征稅和支出問題將繼續對公共經濟學研究提出挑戰。
哈威•羅森的《財政學》目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教材之一。作為馬斯格雷夫和費爾德斯坦的學生，他在其《財政學》教材①的前言中寫到：“財政學領域已經與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論方面，財政學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將對政府開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了。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適稅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獻。最適稅收就是試圖使用標準的經濟工具而不是根據一套特別的稅制設計原則為政府的財政行為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實證方面，最為激動人心的發展就是為了理解支出和稅收政策如何影響個人行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廣泛應用了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他認為“財政學的發展都是充滿著歧義的”。但是他堅定地認為，財政學就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是分析政府征稅和支出政策的一門經濟學學科。
河野正道教授認為，日本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共經濟學的父母是金融(父親)和福利經濟學 (母親)。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是次優、公共物品定價、最適稅收、最適補貼和外部性等問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觀經濟特征的問題。而財政學(日本語)則在某種意義上涉及的是宏觀經濟問題。按照他的理解，財政學是金融(融資)學的一部分，是日本語中很傳統的財政學(日語)?，F在，金融(融資)不僅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財政學，也是私人企業的財政學。這就是為什么它們使用這些詞語的原因。他認為，財政學專門研究政府(公共部門)的融資活動。
此外，法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也認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在經濟領域中政府如何干預的一門學科。它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財政學逐步發展起來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獨立的學科，其標志就是1971年創辦了《公共經濟學雜志》。 總結幾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關系的認識也是存在歧義的：(1)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題目的變化而已，“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相互替換使用的。(2)存在傳統財政學和現代財政學的區分：傳統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別是稅收方面，而現代財政學則更多地以政府開支為研究對象。(3)公共經濟學是從財政學演變而來的，并且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創建的；(4)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很大不同。財政學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動；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問題，比財政學寬廣。財政學主要研究的是宏觀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則側重于微觀問題。
第9篇：常見的財政政策范文
（一）財政穩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梢?，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梢?，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梢姡袊斦嘧值闹饕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呢敊嗯c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毾淼亩惢?，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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