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案例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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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企業投資管理是指企業面臨多種市場投資機會，面對各種投資風險時，以稅后投資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對不同投資項目的選擇。在這種選擇中，企業不僅需要考慮各種市場因素，而且必須考慮相關的稅收因素。隨著稅收制度不斷完善和稅收管理日益規范，稅收日漸成為企業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國多稅種復合型稅制下，企業投資類型不同，需要繳納的稅收也不相同，因此可按不同投資類型分析企業投資的稅收效應。按投資者能否直接控制其投資資金的運用進行劃分，可將企業投資分為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兩種類型。

直接投資一般是指投資者用于開辦企業、購置設備、收購和兼并其他企業等的投資行為，其主要特征是投資者能有效地控制各類投資資金的使用，并能實施全過程的管理。直接投資的形式多種多樣，如投資開辦一家新企業；以較高比例股本金參與其他企業經營；對外擴張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收購或兼并現有企業；開辦中外合資公司，等等。

間接投資主要是指投資者購買金融資產的投資行為，依據具體投資對象的不同，間接投資又可分為股票投資、債券投資及其他金融資產投資，并可依據所投資證券的具體種類作進一步劃分。例如債券投資，又可細分為國庫券投資、金融債券投資、公司債券投資等。其特點是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可以靈活地購入各種有價證券和期貨、期權等，并能隨時進行調整和轉移，有利于避免各類風險，但投資者一般不能直接干預和有效控制其投放資金的運用狀況。

二、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涉稅選擇需考慮的因素①有哪些？企業直接投資是一個長期的、極其復雜的事項，在投資過程中的涉稅問題也同樣錯綜復雜。但無論怎樣復雜，涉稅事項無非是稅收成本的增減。企業在投資中選擇投資項目，主要判斷標準就是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而稅收成本的增加是一種現金凈流出量；稅收成本的節減與現金流入量具有同樣的意義。

在企業直接投資中，稅收成本的增減會導致最終投資效益的變化。因此，直接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

（一）項目之間的不同稅收處理

國家稅收有多種差異性條款，企業投資于不同項目常常會由于所適用的條款不同，導致稅前收益與稅后收益有很大差別。

[案例分析]：A公司現有一筆資金準備投資興建一個項目，有甲、乙兩個備選項目。其中甲項目預計年收入1000萬元，成本費用620萬元，計算企業所得稅時，由于部分費用超過稅法規定準予稅前扣除的標準，故稅前可扣除項目金額僅為500萬元。乙項目預計年收入960萬元，收入中有200萬元可以按90%比例減計收入，成本費用600萬元，均符合稅法規定準予稅前扣除的標準，可在稅前扣除。兩項目所得稅稅率為20%，計算過程見表1。

如果不考慮稅收對不同項目的影響，甲項目（稅前現金流380萬元）收益優于乙項目（稅前現金流360萬元），但當考慮了稅收對不同項目的影響后，則乙項目（稅后現金流292萬元）優于甲項目（稅后現金流280萬元）。

（二）稅率的影響

企業投資項目在不同年度適用的邊際稅率不一定完全相等。所謂邊際稅率是指當納稅人再增加一單位應納稅所得額時所適用的稅率。例如，有的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稅率是累進稅率，在這種情況下，當納稅人某年收入較少時，其所適用的邊際稅率就比較低；但當納稅人某年收入較多時，其所適用的邊際稅率就比較高。再如，雖然有的國家所得稅規定的是比例稅率，但對于那些可以享受定期稅收優惠的企業來說，實際上不同年度所適用的邊際稅率是不同的。

《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企業從事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經營所得，從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四年至第六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不難看出，適用這項優惠政策的企業第一年至第三年適用的邊際稅率為0；第四年至第六年適用的邊際稅率為12.5%；第七年及以后年度適用稅率為25%，實際上是一種不同年度間的累進稅率。或者說，當企業獲得同樣數量的應稅所得（如100萬元），如在第一年獲得，不需繳納企業所得稅；如在第四年獲得，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12.5萬元；如在第七年獲得，則需繳納企業所得稅25萬元。

[案例分析]：B公司所在國家實行超額累進稅率的企業所得稅，相關稅收政策規定，年應納稅所得額在60萬元以下的適用稅率20%；年應納稅所得額超過60萬元的部分適用稅率30%。2009年B公司原應納稅所得額為40萬元；2010年預計年應納稅所得額為80萬元。2009年擬追加投資一個項目，有甲、乙兩個方案可供選擇，兩方案均可獲得30萬元應納稅所得額。甲項目收益可在2009年實現；而乙項目收益可在2010年實現。兩個項目的投資比較分析如表2所示。

從甲、乙兩個方案的比較可以看出，同樣數額應稅所得，由于適用的邊際稅率不同，繳稅數額并且最終使投資項目的稅后收益也是不同的。投資于甲項目所獲得的30萬元應稅所得由于是在原收入較少年度實現，其中的20萬元實際適用稅率20%，只有10萬元適用較高邊際稅率30%。而投資于乙項目所獲得的30萬元應稅所得是在原收入較高年度實現，全部適用30%的較高的邊際稅率，故比甲項目收益多繳2萬元企業所得稅，導致整體稅后收益降低。

（三）現值的考慮

企業投資是一項長期行為，故在投資決策中須考慮投資與收益的貨幣時間價值，應用凈現值法對不同時期的投資與收益折現值比較。顯然，運用凈現值法分析，稅款繳納時間的早晚也會導致分析結果的變化。

第2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本文由中國收集整理。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可見，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第3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國際經濟合作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一門必修課，針對經濟管理類專業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側重研究國際貨物貿易以外的其他國際經濟業務與交往方式，核心內容是探討生產要素(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國際流動的具體形式、原因和效應。該課程具有以下特點:

(一)廣泛性與關聯性我國對國際經濟合作學科進行系統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規模的擴大和形式的增加，國際經濟合作課程的教學內容日趨龐雜，主要內容包括:國際投資合作(國際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國際技術合作、國際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國際租賃、國際經濟援助、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等領域的基本理論、基本內容與操作方法，及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和國際經濟合作主體權利的法律保護。課程內容的廣泛性導致課堂教學存在兩大難點:一是教師在有限的課時內(多數開課為每周2學時)如何深入講授龐雜的課程知識點，課程重難點如何突出;二是如何解決課程知識點與其他課程教學內容存在的重復問題，如國際直接與間接投資內容屬于國際投資學，國際技術貿易、跨國公司內容在某些院校已經單設課程講授。關聯性是指國際經濟合作各種形式之間的聯系比較緊密。目前在信息化與全球化基礎上進行的生產要素國際間轉移與重新配置多數情況是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結合在一起產生的一攬子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與配置。如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本身就涉及可行性研究、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勞務輸出、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租賃等多種形式的合作。

(二)時效性與實踐性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與信息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種類不斷增加，在傳統的資本、技術和勞務的基礎上發展出許多新的內容，如土地、信息、企業管理、風險投資等成為國際經濟合作新的內容。此外，中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理論與現實案例日益豐富。時效性要求授課教師隨時關注國際經濟貿易形勢的變化，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做到與時俱進。盡管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涉及要素流動的基本理論，但其理論沒有嚴格的體系，多數理論是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課程相關理論的歸納，課程內容主要側重于實務，特別是各種經濟合作方式的操作程序與環節，如國際技術轉讓、國際工程承包、國際租賃、可行性研究報告等實踐性較強的內容。

二、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教學改革探討

(一)整合教學內容明確課程定位是整合教學內容的前提。結合課程特點和教學對象，將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明確定位為: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面、為將來的工作與深入學習打下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通過學習，使學生形成一個關于國際經濟合作較為完整的知識架構，特別是掌握重點概念與理論;另一方面，使學生掌握國際經濟合作主要方式的實際操作，把握國際經濟合作實務發展的新趨勢與動態。目前，多數高校國際經濟合作教學采用的是對外經貿大學盧進勇教授主編的國家級規劃教材《國際經濟合作》，筆者以此教材的框架體系為基礎，結合地方產業結構特點，遵循應用性、時效性與重點性原則，對課程教學內容進行了優化與整合。1.導論。主要內容包括國際經濟合作的概念界定、類型與研究對象;國際經濟合作的產生與發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理論。2.國際直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形式與發展趨勢;國際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概述;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國際直接投資環境。3.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或者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國利用FDI的發展歷程、主要特點與作用;中國利用FDI的主要方式;中國利用FDI的政策法律規定。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戰略內涵與必要性;中國境外FDI的現狀、特點與問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文化融合。5.國際間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的含義、特點、分類與影響因素;國際債券投資;國際股票投資;中國對外間接投資。6.國際技術貿易。國際技術貿易的含義、內容;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國際技術貿易價格;中國對外技術貿易管理;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的關系。7.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工程承包概述;國際工程承包招投標程序;國際工程承包合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特點與問題。8.國際勞務合作。國際勞務合作的含義、本質與主要形式;國際勞務市場的發展趨勢與特點;國際勞務合同的基本條款;中國對外勞務合作的現狀與特點。9.國際租賃。國際租賃概述;國際租賃的主要形式;國際租賃合同;租金的計算。10.國際發展援助。概述;國際發展援助機構;中國與國際發展援助。11.可行性研究與項目評估。可行性研究的含義、階段、主要內容與工作程序;項目評估的概念、主要內容與工作程序;項目評估與可行性研究的關系。12.特色專題:浙江省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現狀、問題與對策。

(二)改進課堂教學方法目前，國際經濟合作課程多采用理論講授、案例分析、課堂討論和課后練習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這些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有助于提升教學效果，但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新的教學方式。1.主體參與教學。主要做法包括: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充當教師講授部分教學內容，如國際直接投資章節中的國際投資環境;培養學生自主查詢數據與資料、EXCELL圖表制作與歸納能力，如要求學生上網檢索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并將其主要觀點翻譯成中文、要求學生到國家統計局下載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利用數據繪制圖表并歸納觀點，并將過程當眾演示;要求學生上網檢索《國際經濟合作》雜志，圍繞某一個主題閱讀文獻20篇，并撰寫讀書筆記;鼓勵學生參與教學大綱與教學環節的設計等。這種教學方法有利于改變教師包攬一切、學生消極應付的被動教學方式，有助于調動學生積極性和主動性，鍛煉膽量，提高語言表達能力。2.啟發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對學生進行啟發引導，如直觀啟發、視頻啟發、語言啟發、圖示啟發、對比啟發等。如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效應，可先擺出現象或事實，啟發學生進行歸納，然后結合相關理論進一步深化;國際技術貿易章節的教學可適當拓展，利用數據、案例、對比的方式啟發學生思考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關系;BOT投資方式的含義與特點由教師講解比較枯燥，可采用通過相關視頻啟發學生進行思考、教師提問的教學方法;結合具體案例進行啟發式教學，如雅戈爾集團與吉利走出去的案例，啟發學生思索企業走出去的經驗與教訓。3.項目規劃教學。項目規劃教學是把教學內容分解成若干個項目，從程序上將項目設計、實施與結束的全過程設置一系列的操作環節，從時間上更關注項目的未來發展。如可行性研究報告撰寫項目，首先由教師在學期初設計若干子項目;再根據全班人數分成若干執行小組，每個小組選定一名組長，組員各司其職，有的負責市場分析，有的負責投資環境，有的負責財務分析等;教師提供查找資料的途徑，并根據小組要求提供必要幫助，安排組長每2周匯報一次項目進展情況;報告完成后要求學生制作PPT，并邀請部分教師對報告進行現場評比，評比結果作為過程考核的一部分。

第4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關鍵詞】企業規模膨脹 國際化

一、引言

企業的國際化可謂是一個經久不衰的命題。現存的文獻集中探討了國際化程度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而新的趨勢是對國際化影響因素的研究,以及如何提高企業的國際化程度。現有的階段化理論、IP模型及IP修正模型是國際化進程中的三大經典理論,但其仍停留在產品的國際化層次。事實上,跨國公司在完成初步的國際化后,會進入研發、財務及文化的國際化,其實質是組織的全球性膨脹。在此,本文試圖從組織規模膨脹的角度探討我國制造企業在國際化初始階段的發展規律。

二、文獻回顧

1、企業的組織規模

傳統的制造企業規模表示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產品在企業中的集中程度,有4個維度:企業產能、固定資產價值、員工人數、年銷售收入。大規模的組織對于參與全球競爭的企業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全球化競爭需要大量的資源和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效益。但是我們發現,大規模的組織往往會帶來官僚體制,從而造成企業效率的下降。而小規模的組織具有較好的靈活性,能夠迅速的對環境作出反應。因此,盡管近年來由行業合并產生了不少超巨型的公司,但組織的平均規模正在縮小。人員和產能的減少只意味著有形規模的下降,而組織的無形規模即影響力包括品牌市場影響、企業市場影響、組織效率(內部影響)卻在遞增。因此,我們把企業組織規模定義為:組織擁有的人員、組織擁有的產能(固頂資產)、組織擁有的影響力和組織的年銷售收入(業績)。

2、 組織規模膨脹與企業發展的關系

Gibrat法則認為,總體上,規模對于企業成長有正面影響。企業規模的擴大,意味著固定資本、人力資本、資金等資源的增加。同時,內、外部影響力的提升意味企業擁有更強的市場滲透力,這些都讓企業獲得更強大的競爭優勢,促使企業更好更快地發展。我們可以說企業成長與企業規模膨脹是一個動態循環過程,即企業的成長推動規模膨脹,而規模擴張又使企業加速發展。

3、企業國際化理論回顧

企業的國際化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商務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最早是由 Johanson和 Vahlne于1977年提出的UPPSALA模型,該模型認為國外市場知識的缺乏是阻礙企業國際化的主要因素。而國際化則是一個不斷獲取知識、降低風險、增加投入的循環過程。1977年,Bilkey和Tesar在對423家制造企業的出動調研后發現,國際化可以劃分為六個階段。1980年,Cavusigil根據管理者在一段時間內對出口的連續決策行為,把企業出動劃分為產品國內銷售、前出口、獲得出口經驗、積極從事出動和開始從事各種直接投資活動等五個階段。

4、國際化是制造業企業規模膨脹的必然結果

縱觀世界著名規模以上公司,都經歷了從小到大、由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發展的過程。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化戰略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而楊一塵和余穎則采取定量的方法從2007年上市公司年報中抽取截面數據進行研究,他們選擇國內制造業上市公司共計329家,剔除ST和數據不全者,發現有效樣本(300家企業)中有274家產生了出口行為,192家有合資聯盟行為,47家有直接投資行為。上市公司是規模型企業的代表,無論其產能、固定資產、收入、人力資源和影響力都具有強大優勢。即規模型制造業公司與國際化行為的發生是高度正相關的。

三、模型構建與假設提出

1、模型構建

本文采取“環境―戰略―績效”這個戰略管理的基本框架,作為構建國內企業組織膨脹與國際化框架的主要思路。首先對影響企業國際化的環境因素進行歸類。傳統企業國際化理論在研究中,都涉及到一些變量,國內一些學者對這些變量進行整理和歸納后,發現他們可以被提煉為國際化需要、國際化愿望和國際化能力三個方面。其中,國際化愿望是指企業以及企業管理者的國際化經營取向,即要以國際市場為目標從事企業經營;國際化能力是指企業所具有的營銷、管理、品牌或技術等競爭優勢;國際化需要包括外部環境變化對企業進行國際化的要求(分環境對企業國際化的“推力”和“引力”)和企業自身要求進行國際化的必要性(分企業產品、研發等方面的特點對企業國際化施加的“壓力”和企業欲通過國際化提高效率和拓展市場等國際化“動力”)。在三個變量中,只要具備了其中任何一個或兩個變量都會促使企業步入國際化軌道。不過,要取得國際化戰略成功,必須同時具備三個要素。而warting教授則把國際化動因歸結于三類:環境壓迫、機遇推動和計劃進程。環境壓迫指企業的外部生存環境惡化如金融危機,國內產品市場競爭激烈或飽和;機遇推動則相反,指發生對企業有利的事件,并導致公司據此采取行動;計劃推動表示企業按原定進程來發展。

我們在此綜合國內外兩種觀點,將環境壓迫和機遇推動合并(二者分別是環境對企業的推力和引力),因為機遇推動和外部威脅都可以歸入環境的影響,故將他們定義為環境推動。

2、假設提出

驅動因素將作用于資源、制度與學習創新能力這三個推動組織發展的內生變量。它們決定了企業國際化的能力并推動組織膨脹及產生國際化戰略行為。無論采取哪種進入模式,企業的組織規模都會膨脹,尤其是在采取海外并購戰略時,會發生高速膨脹。相關研究表明,國際化在短期內對企業績效存在負面影響,其本質是短期內企業無法獲得錐型收益中的成本與網絡利益。即便如此,企業仍通過經驗的交流與總結收縮了難以駕馭的那部分規模。這就是經典模型中規模先升后降呈倒U曲線的原因。隨后是組織規模的波動期,當所有學習經驗值都得到消化推廣后,曲線就運動到了組織變革與整合的階段性低點。此時企業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國際組織,產品、服務、技術、人員、文化、競爭力等要素全部流向國際,進而影響企業發展的內生變量,從而開始新一輪的膨脹過程。即企業控制的資源發生顯著變化,將顯著影響國際化進程。因而提出以下3個假設。

假設1:在國內的組織規模膨脹到一定階段后,環境推動希望獲取錐型收益和計劃進程將促成企業的國際化。假設2:在進行海外并購后,企業規模會迅速擴張,但由于地域文化市場差異以及管理失調,在并購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業績會下降并導致規模縮減。假設3:隨著學習效益的逐漸產生,企業的國外組織開始調整,并傳導至國內組織,企業的國內組織開始在結構、資源、學習能力等方面發生變革進而演進,組織規模將觸底回升(見圖1)。

四、案例研究

1、研究方法

由于中國企業國際化時間較短,缺乏定量研究所必需的資料與數據,所以我們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出于以下四點考慮,我們鎖定了TCL。第一,TCL集團的主導產品為彩電,同時很早就進行了橫向多元化的發展,涉及多個產業領域,產品線豐富,如家電制造業與通訊產業,這些產業的產權制度改革較充分,且市場化程度高,在全球范圍具備較強競爭力。第二,TCL的國際化進入模式很全面,既有間接出口與合資聯盟,也有直接投資與收購兼并。而且TCL在1998年就進行第一筆海外并購,是國際化的先鋒企業。第三,TCL的國際化成果很突出,現已在美國、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建立銷售機構,在德國與波蘭建立生產基地,產品遠銷全球60多個國家,成績斐然。

案例資料的主要來源:TCL 年度會計報表、《TCL通訊》和《TCL 新聞》,暨南大學李暉民工商管理碩士論文:《案例:TCL 王牌彩電――競爭戰略分析》, 《中國工商時報》與《經濟觀察報》等報紙雜志對 TCL 總裁李東生及其他相關人士的采訪資料。雖然案例分析以二手資料為主,但這些二手資料卻有多個來源,它們相互印證,增加了資料的可信性和可靠度。

2、案例分析:TCL的國際化

(1)TCL 的國際化歷程。TCL 集團是我國最早的 12 家中外合資企業之一。可以說,TCL 在成立之初就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企業。TCL 國際化過程經歷了多個階段。第一,以貼牌出口為主階段:該階段并未發生組織的國際化擴張,并未發生嚴格意義上的國際化。長期以來,TCL 的國際化經營主要依賴出口,而且出口主要以 OEM 的形式進行。1985 年,TTK 和香港一家外資公司共同出資成立 TCL 通訊設備有限公司,借助于港商的資金和技術,TCL 研制出國內最早的按鍵式電話。1989年,TCL 電話機占領國內 60% 的市場,并出口 30 多個國家。1993年,TCL 和香港長城電子集團合作進入彩電業,利用港資的海外銷售網絡,將 50% 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

第二,以品牌出口為主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階段:1998 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TCL 集團定單大量流失,迫使集團下決心開拓國際市場,用總裁李東生的話說,就是“東南亞金融風暴逼出了 TCL 的國際化”。首先,憑借其國內市場多年建設與運作銷售渠道的經驗,通過自建與合作相結合的方式,先后在美國、俄羅斯、新加坡、越南、印度和香港等地建立了公司或商務機構。其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建立生產基地,生產和銷售 TCL 以及其他品牌產品。1998 年,TCL 通過收購越南的港資彩電企業 DONACO,進入越南市場,隨后成功進入越南彩電市場三甲之列;2000 年 8 月,進軍印度市場,目前已躋身印度家電市場十強行列;2002 年 10 月,收購德國施耐德電子有限公司,并以此為突破口,打開了歐盟市場;2004 年 1 月,與法國湯姆遜公司合資成立了全球最大的彩電制造企業――TCL―湯姆遜電子有限公司。

第三,國際化瓶頸階段:僅湯姆遜和阿爾卡特的并購行動,就使得TCL成為全球第一大彩電生產廠商和第七大手機生產廠商。然而,簡單的大卻并不意味著強。TCL在并購之后,新合資公司一直處于虧損狀態,而且TCL集團收購的德國施耐德電視機公司,從2005年開始放棄電視機生產并大幅度裁員。隨后,TCL總部統一調整國外公司的研發、生產、銷售體系。但因經營理念與文化上的差異導致困難重重。施特勞斯海姆國際咨詢公司的總裁唐納德?施特勞斯海姆先生認為中國的大型企業帶有官僚習性,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中自然會受到損失,即使雇傭西方人作地區經理也不能完全避免。對于TCL在國際化中的困境,李東生的解釋是:我們在國際并購后雖然遇到了很大困難,但我們也得到了不少在國內多少年都無法得到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的專利。同時我們的地位也提高了很多,很多競爭對手和合作伙伴都將我們看成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跨國企業,日本索尼、東芝的高層領導都與我們的拜訪團隊直接會面,而沃爾瑪現在從我們集團的采購額超過3億美元,其全球副總裁最近也拜訪了TCL集團,這在以前都是無法想象的。

第四,重組調整階段:2005年5月17日,TCL從阿爾卡特全資子AlcatelParticipations(Ap公司)手中收購阿爾卡特。2005年7月, TCL通訊對旗下手機業務進行戰略重組,橫向打通TCL移動和TA原來相互獨立的兩條線。憑借阿爾卡特品牌良好的信譽和產品質量,在海外市場主打Alcatel品牌,增長迅速。2008年TCL集團實現凈利潤5.01億元,同比增長26.60%,每股收益為0.1938元,同比增長26.67%。TCL集團表示,2008年公司主要財務指標持續改善主要得益于公司的業務重組,集團總部職能由經營管理型向戰略管理和風險控制轉變,新模式強化了管理效率。同時,公司實施聚焦主業和貼近市場的策略,通過全球供應鏈關鍵流程再造等一系列精細化管理措施提升主營業務核心競爭力。

(2)結論分析。通過上述案例發現,假設一與假設三都得到證明。TCL的國際化發展歷程詳實的展現了制造業企業在規模高速膨脹后即開始海外擴張,同時由于區域文化的差異使企業蒙受戰術性損失,但隨著學習效益的擴大,戰略與成本優勢的顯現在進行戰略重組和股權分置等一系列組織結構調整與變革后,TCL逐漸扭虧為贏并實現向全球性組織的進一步擴張。

五、結論

通過對 TCL 國際化案例的分析與討論,我們發現,TCL 國際化的案例能夠很好地嵌入我們所提出的中國制造企業國際化分析框架之中,提供了支持相關假設的證據。

本文探討的啟示: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和不斷放松的管制,對任何一個處于規模膨脹的國內制造業企業來說,國際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所以百舸爭流,奮起者先,國內大型企業的高管就應該從思想上開始準備,從戰略上開始規劃,創建專業團隊,培養與儲備海外經營人才。第二,在國際化進程啟動后,會面對諸多的問題,特別是海外并購發生時,制度文化的差異、管理的落后等諸多因素都會產生一個業績下滑期并導致企業規模的縮減。所以在收購行為發生時只關注交易的成功是相當危險的,國際化的機遇絕不等于能駕馭的機遇。第三,在遭遇到初期的失利后,不能斷然停止國際化進程。因為企業不可能同時獲得錐形收益的全部,但至少獲得了學習機會,要想獲得國際化收益需要長期理性的堅持與不斷調整。第四,企業國外組織的學習效益必將傳導至國內組織,從而推動組織整體的變革與演進,這才是國際化的本質,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不僅僅是爭奪海外市場,而應該著眼于培養研發、生產和供應鏈等綜合的全球性資源配置能力。唯有全球化組織的最終建立,才能最終獲得市場與利潤。

【參考文獻】

[1] 李暉民:TCL王牌彩電――競爭戰略分析[J]. 暨南大學學報,2004.

第5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我國林業利用外資的主要渠道。我國林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主要體現在規模上利用外資數量呈增長趨勢，但各年有所波動；在資金投向上主要集中在華南等地區的造速生豐產林和木材加工行業。

從規模上來看，目前，中國林業利用外資項目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但是規模有所波動，除政府間和國際組織林業投資合作以外，許多知名的國際林業企業也紛紛在中國進行項目投資。截止到2003年，中國林業利用外資規模達到31.3億美元，林業利用外資規模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2006 年，我國林業利用外資項目個數為646個，比2005 年增加157 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達到7.81 億美元，比2005 年減少32.41%，占全國利用外資總水平的1.12%。其中國外借款1.22 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6.43 億美元，無償援助0.16 億美元，分別占林業實際利用外資總規模15.67%、82.31%和2.02%。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林業利用外資的主要渠道。

從資金投向上來看， 2006 年，林業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集中投向了營造速生豐產林、木竹材加工、花卉種苗等競爭性行業，并且這些資金主要集中在福建、湖南、廣東等南方地區。一方面，營造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個數較多，但投資規模不大。2006 年營造林利用外資項目共為402 個,比2005 年增加138 個，利用外資金額為1.83 億美元。林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以木竹材加工項目為主，全年木竹材加工利用外資項目112 個，利用外資金額為3.85 億美元，占全部林業利用外資的49.23%。另一方面，東南沿海省份依然是林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排頭兵。全年利用外資規模超過2000 萬美元的省區有8個，分別是福建、浙江、湖北、廣西、江西、江蘇、內蒙古和廣東，8 省利用外資總金額占全國利用外資總水平的91.68%。

從使用效果上看，根據顧署生在《WTO與中國林業投資》一文中的研究，我國林業吸引跨國直接投資不僅能夠豐富我國吸引外資的渠道，提高我國林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且還將進一步促進中國企業優勢項目的再投資：（1）外資流入增幅加大,與外商在林業領域的合作將會加強；（2）促進林業企業優勢項目的發展,出口創匯,進而增加廠商的再投資；（3）加入WTO和天然林保護工程,使林業產業有合理定位,形成與市場經濟機制和要求相符合的林業產業規模和產業素質。

二、中國林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中的利益相關者分析

（一）我國林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中的利益相關者需求分析

根據美國學者米切爾提出的“三要素評分法”，本文界定了在本土林業企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當中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并圍繞這些群體，即國家、當地政府、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職工/林農、當地群眾和外商投資者進行主要分析。而對預期的利益相關者和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只做一般分析。（見表1）

利益相關者需求確定的利益相關者國家促使我國林業產業的升級，發揮外資的溢出效應當地政府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發展地方經濟，增加當地就業崗位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方法，取得利潤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職工/林農收入增加，可獲得技能方面的培訓和提升當地群眾獲得新的就業機會，增加收入外商投資者獲得較低廉的生產要素，進入或擴展中國市場，獲得政策上的優惠，取得利潤預期的和潛在的利益相關者獲得有利的投資機會，生產環境得到提高，獲得研究的可能性，樹立良好的社會聲譽，擴大社會影響通過表3的分析可知，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作為宏觀經濟的協調者，希望通過引導外商的直接投資，通過生態建設和技術革新，促使我國林業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將之從資源盲目輸出、低效高耗型的產業，升級為資源合理利用、高效低耗型的可持續發展產業。從當地政府的角度來看，它更著眼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扶持當地企業，提高居民的就業率。從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和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職工/林農的角度來看，本土的合作企業在過去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生產技術水平不高，隨著林區資源的逐漸減少，企業自身和內部職工/林農成為效益相對落后的集體和個體。為了獲取發展所需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為了提高收入，獲得技能等方面的培訓和提升，他們產生了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急切需求。從接受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當地群眾的角度來看，希望能夠在引進投資后，企業擴大生產，從而給自己提供更多、收入更高的就業機會。從作為投資方的外商投資者的角度來看，考慮到中國有低廉豐富的勞動力，相對較為完整的產業基礎，再加之政府在稅收等政策上的優惠，外商認為進入中國不僅能夠從成本上獲得發展的機會，還能開發中國廣大的消費市場，獲取利潤。

（二）我國林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中的利益相關者供給分析

根據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 John H1 Dunning，1977)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本文逐個分析了各個利益相關者所能提供的優勢（見表2）。首先，從各利益相關者所能提供的所有權優勢來看，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他們擁有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完善的產業基礎，并且在長期的市場經營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銷售渠道網絡；本土企業內部的職工和林農，他們多長期、甚至是家族幾代在林業行業內生產工作，已具備基本的技能素質，并且勞動力成本很低；當地其他群眾，雖然不具備林業產業的基本技能素質，但是數量較大，勞動力成本很低廉；外商投資者，特別是跨國公司，他們具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并且可以借鑒其在全球跨國經營經驗和專業人才進入中國。其次，從內部化效應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者能夠通過它在全球各子公司和分公司等分支機構，將設備、技術和人員低成本并高效率地傳遞到中國國內，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國外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向中國逐漸轉移。最后，從區位優勢角度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級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林業也不例外，在稅費等環節上都有許多優惠外商的政策出臺；而本土被投資的林業企業由于對當地市場非常熟悉，并且與政府等機構關系良好，所以能夠為外商直接投資者提供一個與中國政府和媒體機構溝通的橋梁。

（三）我國林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中的利益相關者供需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外商投資我國林業的過程中，各個利益相關者一方面各有需求，另一方面也都能為跨國合作的實施提供相應的供給。首先，作為國家和當地政府，為了實現我國林業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當地經濟的目標，有意愿提供吸引外資的優惠條件。其次，作為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和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職工和當地群眾，為了獲取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并提高收入，有意愿把自己所擁有的工業基礎、銷售渠道、社會關系以及自己的勞動力與外商共享。最后，作為外商投資者，為了獲得低廉的生產要素，進入或擴展中國市場，有意愿對中國的林業進行直接投資，并把它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企業分享。有了上述需求和供給作為基礎，我們可以看出，國內林業企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是可行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雖然上述利益相關者各自既有需求又提供相應的供給，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也會存在沖突和矛盾，即供給和需求的不一致。首先，作為國家和當地政府，要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當地經濟的目標，它所提供的吸引外資的優惠條件有可能是不適宜的，如果優惠過度，可能反而損害本國產業的發展，如果優惠不足，又會造成外商投資動力的缺失。因此一個合適的政策引導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作為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一方面要取得資金、技術，另一方面在與外商分享工業基礎和已有銷售渠道過程中又容易造成國內企業和外商投資者之間利益關系的不平衡和矛盾。因此構建外商投資者和本土企業關系的協調機制是非常必要的，是合作成功的基礎。再次，作為本土被投資林業企業職工和當地群眾，在希望提高收入的同時，有可能由于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希望參與管理等得不到滿足而產生勞資糾紛，因此構建企業和員工、企業和群眾關系的協調機制也是非常必要的。最后，作為外商投資者，雖然希望進入中國市場，取得利潤，但是又在把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企業分享上有所保留。因此對外商投資者一定的約束機制同樣是必要的。

這些從需求和供給體現出來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系列矛盾，如若不能得到恰當的調和，將為林業產業的發展埋下巨大的隱患，如果能通過政府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則將能為我國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動力和難得的機遇。

三、中國林業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規定林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和入股的審批程序，加快林地林木產權評估組織和制度建設

目前，外商直接投資我國造林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通過與我國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合作成立中外合資公司。在具體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外商、國內合作者以及當地林農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外商提供資金，希望中方合資者能夠高效地將林地和林木折股投資，而不顧及中國的實際國情；一些中方合資者在沒有征得農民同意的情況下，私自將農民委托他們經營的林地與外商合資，有的則通過政府部門簡單地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強制執行，從而為公司隨后的生產與經營埋下了隱患。

為此，一方面，中方在引進外資合作時，應當通過座談實地考察等方式讓外商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當地的實際情況，與之協商恰當的合作方式和時間期限，而不應當一味擔保最終的林地、林木折股率；另一方面，當地政府及林業有關部門要通過制訂有關的規章，明確規定林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和入股的審批程序,科學分級估價，在轉讓林地時廣泛征求當地林農的意見，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強制執行，更不能搞一刀切，林農應有自己的選擇權。只有這樣，才能在保證外商投資造林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的同時,避免與林地林農的利益糾紛，將三方的利益最大化。

（二）落實公共保障機能，保障外商直接投資者利益

在外商直接投資造林的過程中,許多外商認為，政府在合作公司的財產保護方面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政府部門征收了林業建設保護費，但在公司的財產受到危害時，如林木被盜砍、盜伐以及遭受森林火災時，政府應組織有關力量及時給予保護和解決。對于這些合理的要求，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應當將收取的有關費用投入到林地防護的隊伍建設中去，切實有效地保護外商投資者的利益。

（三）支持林農工會類型的組織建立，保護林農利益

在外商直接投資造林的過程中，投資者及政府有關部門是積極的倡導者和推進者，但這一過程中有可能忽略林農的作用。 林農是合作重要的參與者，但現實情況卻是林農在整個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屬于弱勢主體,在我國大多數外商投資造林公司的構建及隨后的經營過程中，單個的林農所發揮的作用以及所擁有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公司的實際運行過程中，往往忽視了作為要素投入者的林農的利益，他們往往難以取得應得的平均收益。建議有關各方應充分尊重林農的權益，由政府牽頭建立林農工會類型的組織，以集體形式增強在公事運營過程中的議事和談判能力。

（四）建立外資進入的考察機制，合理引導外資流向

合理引導外資流向，建立外資進入的考察機制是十分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應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針對其進入的產業和入股及利益分配方式進行招商選資，鼓勵外資以高新技術等入股林木及林產品加工產業，并以優惠政策激勵外商投資者將利益所得在我國林業進行再投資。

（五）統一內外資稅費，規范監控外商投資企業針對國內林業企業的并購行為

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改變長期以來外商投資者所獲利益盛豐，而國內合作者無論是從利潤還是技術上都所獲較少的情況是十分必要的。規范外商投資企業針對國內企業的并購行為，對其在國內的并購行為進行跟蹤監控，以防中方在被并購的過程中資產低估流失，同時也給反壟斷法的制定和實施留出充足的緩沖時間。

（六）建立健全林業引資中環境的監測和評估體系

建立健全環境的監測和評估體系，嚴格引資項目事前和事后的環境評估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外資安全評估體系，明確外商投資者的在環境方面的義務，在環境損失發生時，外商投資者與國內合作者應該根據其各自的占股份額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應當將環境的損失全部由國內投資者甚至是國家和當地群眾來承擔。

參考文獻：

[1]王永清,曹薇.不同所有制林業辨析與投融資渠道探討.林業經濟,2006(3):56-58.

[2] 李育材.充分借鑒國外經驗深化中國林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綠色中國,2005(10)：9.

[3]湯曉文,劉建杰,于百川. 2006年全國林業統計年報分析，林業經濟2007(6):34-38.

[4] 顧署生.WTO與中國林業投資. 江西林業科技,2003(6):40-41.

[5]顧蕾,沈月琴,李蘭英.天然林保護的利益相關者分析――基于對天然林保護地去的典型案例分析林業經濟問題,2006(5)425-428.

第6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跨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對策

自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額迅速提升，世界經濟向著全球一體化方向發展，為了更好的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我國提出企業“走出去”的戰略計劃，跨國經營已經成為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的選擇，但如何更好地開展跨國經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現狀及特點

所謂“走出去”戰略指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主動參與各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拓展國際市場，培育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經濟發展開辟新的空間，并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我國走出去戰略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走出去”的規模不斷壯大，以國有企業為主。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改革的深入，我國企業走出去發展勢頭良好，雖然中國海外投資的企業規模一般基數小，項目規模也偏小，競爭力較差，但發展較快。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00億美元，年度投資規模接近600億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一。今年上半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6個國家和地區的216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54.2億美元，同比增長48.2%。在“走出去”的企業中，國有企業獨占鰲頭。據《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報告》，2010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中，國有企業占66.2%。國有企業成為“走出去”的主力軍。

（二）“走出去”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但區域相對集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領域不斷擴大，已經從過去的貿易、餐飲擴展到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農業、林業、牧業、漁業、采礦業、制造業等多個行業。根據商務部的數據，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行業分布和所占比例前三位的依次為：批發和零售業占24.9%；商業服務業占21.2%；交通運輸倉儲業占15.4%，盡管涉獵的行業較多，但從整個海外投資布局來看相對集中，主要投資于歐美亞發達國家和地區，其中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非貿易性投資占70%以上，從國別來看，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我國境外企業的43%，相對集中的投資區域容易造成我國企業重復投資、相互競爭的局面，不利于我國企業進一步拓展并占領全球市場。

（三）對外投資方式多元化并以跨國并購為主，但效益低下，整體缺乏競爭力。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方式日趨多樣化，如海爾安營扎寨模式，TCL品牌共享模式，聯想借船出海模式等。雖然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方式多種多樣，但近年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以跨國并購方式為主，主要原因在于跨國并購的優越性：跨國并購能夠使跨國公司迅速進入他國市場并擴大其市場份額、有效利用他國的各種現有資源、在他國充分享有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便利同時還可以有效降低進入新行業的壁壘，大幅度降低企業發展的風險和成本。但我國企業從事海外經營時間短，經驗不足，又以國有企業為主，所以在海外經營的總體效果不是很理想。據統計，我國企業海外經營初期效益情況基本是“三三制”，即盈利的企業占三分之一，持平的企業占三分之一，虧損的企業占三分之一。而據目前不完全統計，我國海外企業盈利的占55%，且多為非生產性企業，收支平衡的占28%，虧損企業占17%，其中以生產性企業居多。這說明我國企業海外經營情況雖有所改變，但整體效果還是比較差，尤以生產性企業比較突出。經營效果差，加上規模較小、地域相對集中等因素，直接導致了我國企業海外經營在整體上缺乏競爭力。

二、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發展對策

企業“走出去”在海外從事經營活動是體現和增強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表現。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問題與政府和企業相關，因此對于其對策的分析我們要從兩方面著手。

（一）政府方面

第一、建立和完善“走出去”的各項法律、法規、政策。在完善法律法規方面我國政府首先應積極推進同有關國家商談并簽訂投資保護協定。保護我國對外投資者，使其免受因發生戰爭、沒收、匯款限制等非常風險而帶來的損失，促進同締約國之間互利的投資合作。其次應積極推進同有關國家商簽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減輕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負擔。最后利用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有關條款保護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在政策方面，政府要加大對“走出去”企業的稅收、融資政策的支持力度。第二、提供完善的信息咨詢服務。主要方式有加速建立政府主導的對外投資國別地區項目庫，為企業提供及時有價值的信息；成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專門機構全面提供各國及地區的政治、經濟等投資環境，當地外商投資條件，當地投資程序及其他基礎信息，提供介紹合作伙伴、合作項目等直接貿易促進服務；由政府資助，由相關機構對境外投資企業立項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提供技術層面的幫助；中國駐海外的商貿代表履行好為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的咨詢服務任務。

（二）企業方面

第一、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表現在經濟實力、人才優勢、管理能力、營銷網絡等。要全面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首先可以用優質的服務提升品牌形象，優質的服務是消費者購買產品并且獲得滿足的根本保障，因此必須注重終端服務人員的培訓工作，不斷提升服務人員的專業素養和銷售技巧。其次以信息化為動力，加強企業信息化建設，強化企業財務管理，促進管理創新，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第二、確立明確的跨國戰略投資目標。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一定是一種戰略性投資，因此企業應樹立長遠的經營思想和正確的經營目標。一些成功的大公司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在海外能取得成功，就必須是從長期利益出發，先立足，后扎根，再發展，最終目標是全球戰略市場。第三、企業必須建立有效的人才管理機制來留住和吸引人才。企業首先合理的選用人才，一方面政府和企業要把國內懂管理、善經營的戰略型經營管理人才外派到海外企業擔當要職，以保證“走出去”企業的正確經營理念和有效運作。二是要實現經營管理人員當地化，從東道國當地選取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擔當我國海外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既彌補我國外派人員的不足又可以因東道國人員熟悉當地環境而保證經營決策的正確性。其次，建立合理、科學的人才激勵機制。人才激勵不能局限于普通員工，也要考慮企業高層。注重從系統角度出發，在建立良好大環境下實現人才的最優配置，注重對人才的培訓，激發人才的最大潛能。

結 語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經濟發展必然要求，在國內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我們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危機與困難，目前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雖然面對世界經濟更加復雜危險的環境，我們要面臨的困境是空前的，政治上的壓力、經濟上的差距、人才上的欠缺、技術上的落后等，但相信我們國家的企業最終會在激勵的競爭中不斷發展和壯大，脫穎而出。

【參考文獻】

[1]趙偉.中國企業“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與典型案例分析[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吳先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

第7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一、盈利能力的涵義

盈利能力是指企業獲取利潤的能力。利潤是企業內外有關各方都關心的中心問題，利潤是投資者取得投資收益、債權人收取本息的資金來源，是經營者經營業績和管理效能的集中表現，也是職工集體福利設施不斷完善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盈利能力分析十分重要。

二、案例分析

2001年10月31日，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科龍電器）股權轉讓提示性公告，正式宣告第一大股東即將易主。在這次股權轉讓中，科龍電器公司法人股東――順德市容桂鎮政府所屬的“廣東科龍（容聲）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容聲集團）”把總計20，447萬股的法人股轉讓給順德市格林柯爾企業發展公司，轉讓價格5.6億元人民幣。完成交易的過戶手續后，格林柯爾企業發展公司持有科龍電器20.6%的股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容聲集團持股比例將降為13.46%，為第二大股東。（表1）

該案例采用了利潤率、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以及每股收益四大盈利能力計量指標進行分析，過程如下：

1、利潤率。由表1可以看出：并購前一年，也就是2001年凈利潤為-147，589.21萬元，公司處于虧損狀態。該年的銷售收入為438，161.64萬元。因此，2001年利潤率為：

-147589.21/438161.64=－33.68%

并購后的2002年，企業凈利潤扭虧為盈，達到10，127.7萬元，銷售收入也上升為487，825.7萬元，因此2002年的利潤率為10127.7/487825.7＝2.08%，并購后利潤率有明顯改善。

2、資產報酬率。仍然沿用并購前后的凈利潤數據，2001年為-147，589.21萬元和2002年的10，127.7萬元，而并購前后的總資產也可以從表1中查找到，2001年為650，984.78萬元和2002年的765，653.93萬元，由此可以得到并購前后的資產報酬率：2001年為-147589.21/650984.78=-22.67%；2002年為10127.7/765653.93=1.32%。

很明顯，并購后資產報酬率比并購前的資產報酬率有明顯好轉。

3、權益報酬率。權益報酬率，即為表中所給出的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2001年的-59.75%和2002年的3.93%。具體計算如下：2001年為凈利潤-147589.21/股東權益247031.62＝-59.75%，而并購后的2002年計算為凈利潤10127.7/股東權益257500.08＝3.93%。因此，在權益報酬率指標上，并購后也比并購前有明顯提高。

4、每股收益。從表1中還能看到一些其他盈利分析指標，如并購前后的每股收益分別為2001年的-1.4878元和

2002年的0.1021元。也可看出，并購后每股收益比并購前每股收益有明顯提高。

三、建立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根據上述案例分析的啟示，通過利用上述四大盈利能力計量指標建立起盈利能力分析模型。（圖1）

四、模型分析

該模型分析分為兩個層次，盈利分析層次和提高分析層次。

1、盈利分析。本層次建立?琢、?茁、?、?啄四大盈利指標進行盈利分析。

（1）?琢＝并購后的利潤率－并購前的利潤率＝利潤率’－利潤率

當?琢＞0，表示并購后的利潤率大于并購前的利潤率，國有上市公司被外商跨國并購后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并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琢≤0，并購后的利潤率小于或者等同于并購前的利潤率，并購沒有起到提高盈利能力的作用，甚至起到了降低盈利的負面作用。

（2） ＝資產報酬率’－資產報酬率

（3） ＝權益報酬率’－權益報酬率

（4） ＝每股收益’－每股收益

同樣，?茁、?、?啄也同0進行比較，當?茁、?、?啄大于0時，表示外商跨國并購國有上市公司后，凈利潤相對增加，盈利能力有所提高。而當數值小于或者等于0時，表示并購并沒有給國有上市公司的盈利提高帶來幫助，并購不成功。當然，有可能出現有的比率大于0而有的比率小于0的情況，那么盈利是否提高和并購是否成功就看被并購公司更傾向于哪個比率或者對于被并購公司最為重要的指標作為判斷依據了。例如，有的企業最為關注利潤率這一指標，那么只要并購后的利潤率大于并購前的利潤率，即?琢＞0，就已經達到了并購者所期望的基本并購目標，并購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其他的模型指標可用來做輔助參考和進一步分析。

2、提高分析。本層次由模型的最下面一層指標得來。也就是將利潤率、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和每股收益拆分為凈利潤/銷售收入、凈利潤/總資產、凈利潤/股東權益和凈利潤/普通股股數。

由該模型的最下面一層可以看出，各項盈利指標均與凈利潤有關，因此盈利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通過提高并購后的凈利潤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主要降低銷售收入、總資產、股東權益和普通股股數來實現。所以，國有上市公司要想取得并購成功，并且在并購后努力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必須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高凈利潤上來。通過增加收入、持續降低各種成本費用以及通過并購合理避稅來增加凈利潤，進而完成并購后盈利能力提高的目標。

五、總結

綜上所述，外商跨國并購國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從利潤率、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以及每股收益四大指標著手，通過建立盈利能力分析模型，將并購后的國有上市公司從盈利層和提高層兩方面進行分析評價，討論如何進一步提高并購后的盈利能力。

當并購后利潤率、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以及每股收益高于并購前，即模型中?琢、?茁、?、?啄四大盈利指標＞0，表示外商跨國并購后各項指標好于并購前，企業盈利能力得到提高，并購取得初步的成功。

當并購后的利潤率、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以及每股收益低于或者等于并購前，也即?琢、?茁、?、?啄四大盈利指標≤0，表示各項指標無明顯提高甚至低于并購前。企業被并購后盈利能力無明顯改善，并購沒有取得好的效果。

當出現有的比率大于0而有的比率小于0的情況時，那么盈利是否提高和并購是否成功就看被并購公司更傾向于哪個比率或者對于被并購公司最為重要的指標作為判斷依據了。如果對并購公司最為重要的指標好于并購前，就可以認為并購完成了任務，取得初步成功。

第8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本論文首先對醫療服務貿易進行概述，介紹說明在醫療服務方面部分WTO成員國國家開放情況以及中國對外開放的承諾，展示當今世界醫療服務貿易的開放現狀。其次闡述現今中國的醫療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以及加入WTO后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案例分析英美兩國的醫療服務貿易政策，提出政策的成功之處。再者是介紹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的相關政策法規，然后論述國家政府在轉換職能的作用下如何從各方面健康快速的發展中國的醫療服務貿易，最后依據現有的相關政策提出合理化的配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包括:調整政府職能，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加快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

關鍵詞：服務貿易 醫療服務貿易 政策改革

1 選題的背景與意義

現代社會，服務貿易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展著。有人預言，21世紀將會是服務貿易的世紀。隨著服務貿易的不斷發展完善，醫療服務貿易也成為了專業服務貿易的組成部分之一。改善和發展醫療服務貿易，既可以增加外匯收入，又可以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繁榮，加強國際間的友好往來與合作。因此，醫療服務貿易受到各國政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高度重視。

本文主要整理了2000年到2008年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及此期間相對應的政策措施。將中國的醫療服務貿易與歐美一些擁有先進完善的醫療服務貿易的國家進行對比，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期取得更好的成績，使得中國的醫療服務貿易得以健康發展。并基于此對未來中國醫療服務貿易應該采取的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議。

2 各國醫療服務貿易概況與中國開放承諾

2.1 部分WTO成員國醫療服務貿易的開放情況

由于缺乏目前WTO各成員國醫療服務市場開放的資料，我們現在對1995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時約50個左右國家情況做一簡單的分析，涉及的國家包括歐盟成員國、馬來西亞及墨西哥等。

①自然人流動方面，沒有限制的僅1國，占2%；作部分承諾的有46國，占92%；不作承諾的有3國，占6%。

②跨境交付方面，沒有限制的有17國，占34%；作部分承諾的有7國，占14%；未作承諾的有26國，占52%。目前一些國家正重視發展商業性遠程醫療服務，如美國、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泰國及阿拉伯灣國家等。

③境外消費方面，沒有限制的有44國，占88%；作部分承諾的有4國，占8%；不作承諾的有2國，占4%。一些患者到境外尋求醫療服務、境外醫學教育消費等境外消費現已成為普遍現象。

④商業存在方面，沒有限制的有15國，占30%；作部分承諾的有32國，占64%，不作承諾的有3國，占6%。

2.2 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的開放承諾及政策

表2.1 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

■

資料來源：2001：引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中英文對照），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本減讓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附件9中的有關醫療方面的內容。

3 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發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

3.1 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及趨勢

目前中國有中外合資、合作的醫療機構約200余家，其服務內容多集中在婦嬰、口腔以及眼科等一些專科服務項目上。截至2006年年底，中國醫療服務貿易領域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為228個，累計合同外資金額為9.72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48億美元。2006年醫療服務貿易領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為14個，全部是新批準項目，其中外商獨資5項，無大型投資項目，合同外資金額為3091萬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1333萬美元。外資主要來源于英國、新加坡、古巴和加拿大，分別占外方出資總額的45%、16%、14%和10%。

表3.1 2006年醫療服務貿易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瀏覽表

單位：萬美元

■

資料來源：孔祥榮，2008：《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與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理論學刊》，第9期。

3.1.1 外國醫療服務貿易在中國

截止2006年9月，我國累計共批準中外合資、中外合作醫療機構98家，實際投資約7億美元。其中，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的醫療機構13家，實際投資約0.9億美元。

3.1.2 中國醫療服務貿易在境外

與國外醫療服務輸入相比，我國醫療服務的輸出發展速度不快，規模也比較小。醫療服務形式主要可劃分為：自然人流動、商業存在和境外消費。

3.2 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

中國現有人口13億多，年醫療消費為3500億元，只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5%。在發達國家，如美國這一比例為14%，瑞典為9%，英國為5%，韓國、日本、香港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為6%～8%，而我國為5%，且個人衛生投入占60%。

表3.2 各國醫療消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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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07：中國服務貿易指南網，trade in services.

從人均醫療消費看，美國為4090美元、德國為2339美元、日本1741美元，而中國僅有31美元，可見中國的醫療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表3.3 各國人均醫療消費情況（單位：美元）

■

資料來源：2006：聯合國網站，(根據所查資料整理得出表中數據)

3.3 中國醫療服務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3.3.1 醫療市場的監督執法沒有緊跟市場發展

第9篇：直接投資案例分析范文

關鍵詞：跨國并購；吉利；沃爾沃；無形資產；并購動因

中圖分類號：

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3.0067.02

1研究背景及意義

并購作為一種企業快速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獲得發展的重要途徑已受到越來越多企業的關注。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的《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2010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體呈上升趨勢，而中國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量和對外投資年流量均大幅上漲，分別達到11%和17%。據統計，2011年，民營企業500強中有154家企業開展了海外投資經營，海外投資額達74.18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182%。這一數據再次證明我國民營企業已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見，中國民營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正成為重要經濟組成部分。但由于中國經濟發展起步較晚，跨國并購的歷程也較短，企業跨國并購行為存在多種問題急需解決。而在并購行為中，對并購決策的分析，合理分析自身的并購動因，杜絕由于盲目擴張而并購的行為，減少應此產生的并購風險顯得尤為重要。

2并購理論及相關文獻回顧

2.1企業跨國并購的基本理論

2.1.1市場勢力理論

市場勢力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增大企業規模將會增大企業勢力。市場勢力是指通過并購可以提高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使得市場競爭對手減少，可以增加企業對市場的控制力。企業通過并購減少了市場中存在的企業數量，提高行業集中度，獲得了壟斷利潤。

2.1.2交易費用理論

科斯（1937）提出企業存在的原因是可以替代市場節約交易成本，企業的最佳規模存在于企業內部的邊際組織成本與企業外部的邊際交易成本相等時，并購是當企業意識到通過并購可以將企業間的外部交易轉變為企業內部行為從而節約交易時自然發生的。交易費用理論很好地反應了企業跨國經營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

2.2企業跨國并購動因理論

2.2.1并購協同效應理論

效應理論認為，企業并購的動因在于優勢企業與劣勢企業之間在管理效率上存在差異，企業通過并購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降低經營風險，具有潛在的社會效益。根據美國學者Fred West等研究，協同效應理論大致可以分為經營協同效應理論、財務協同效應理論、管理協同效應理論。

2.2.2追求市場勢力

企業影響和控制所售產品價格的能力被稱為市場勢力。市場勢力發展到極致就會令企業在市場上獲得一定程度的壟斷，企業可以以此來保持競爭優勢進而持續獲得壟斷利潤。

優勢企業的并購活動不僅可以減少行業內的競爭者還可以擴大本企業的規模，其并購所產生的規模效應也給行業的進入者造成了一定的進入壁壘。并購后企業的規模擴大有利于企業在原材料采購和銷售渠道等方面形成相當程度的優勢，并表現為極大的市場支配能力。另外，并購活動還可以對消費者的心理產生影響，提高企業的市場知名度。

2.2.3獲取優勢資產

專利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作為企業的核心資產是區別于市場中其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不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的，而且作為企業的核心優質資產，他們具有強烈的不可復制性和不可轉移性。但是，外部并購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用很小的代價實現這些目的，因此外部并購是企業獲取優勢資產的有效策略。這一動因也成為目前國內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關鍵動因。

3吉利并購Volvo案例分析

3.1吉利汽車并購概括

3.1.1并購雙方公司簡介

浙江吉利控制集團有限公司建于1986年，集團總部設在杭州，是一家大型民營企業集團，主要生產經營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集團現有吉利自由艦、吉利金剛、吉利遠景、上海華普、美人豹等系列30多個整車產品，已躋身中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3+6”主流格局。

沃爾沃，英文名為Volvo，瑞典著名汽車品牌，又譯為富豪，該品牌汽車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車。沃爾沃汽車公司是北歐最大的汽車企業，也是瑞典最大的工業企業集團，世界20大汽車公司之一。1999年，福特是以65億美元的高價得到沃爾沃品牌的，但是高價并沒有換來高額利潤，在過去幾年里，沃爾沃品牌一直在虧損。終于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來臨，福特在賣出阿斯頓馬丁、路虎、捷豹之后，又把目標轉移在了沃爾沃身上。

3.1.2并購的背景

2008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繼而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因此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而美國作為風暴的中心，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國內投資消費低迷，通貨膨脹、大量企業倒閉致使失業率增大，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制造商都面臨著資金短缺、大量裁員的困境。

而沃爾沃汽車銷售額在過去數年來一直下滑，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沃爾沃轎車、福特汽車出現巨額虧損。福特開始實行“one ford，one team”戰略，賣掉那些不掙錢的品牌。

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制造企業當然不可能獨善其身，也面臨著產銷量減少的困難，但是相對國外市場，中國國內汽車市場在政府的一些強有力政策的刺激下，仍保持著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汽車市場。

從2009年2月開始，中國的汽車銷售量就已超越了頭號選手美國，在3月份突破了100萬車輛之后，連續4個月穩定在110萬輛左右。而作為國內著名自主品牌之一的吉利汽車，其業績也很驕人。2008年吉利汽車集團國內銷量同比增長11.6%，出口同比增長79.8%，納稅額約10億元。2009年吉利實現整車銷售33萬輛，同比增長48%；實現銷售收入165億元，同比增長28%，實現利稅近24億元。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嚴峻復雜的經濟形勢，吉利保持了國內行業十強的地位。

3.1.3并購動因

（1）吉利實現戰略轉型。

吉利汽車至2001年進入汽車市場以來，一直是走低端市場路線，依賴產品的低價格搶占市場。這雖然有利于提高市場占有率，但也造成產品利潤率低下，品牌的附加值低等問題。因此在2007年5月17日，吉利集團公布了《吉利新聞發言人授權就戰略轉型的相關問題發表談話――吉利汽車進入戰略轉型期》，此文向人們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吉利將從低端走向高端，從價格優勢走向技術領先，也預示著吉利汽車將從價格戰的“紅海”向科技、品牌的“藍海”轉型。

（2）吉利借Volvo提升企業價值。

中國中高端人群的收入隨著經濟發展而增長，中國車市將能看到中高級市場的爆發。但吉利以低端汽車起步，汽車的品牌價值較低，在中高級市場較為被動。吉利擁有了Volvo，就能提升企業價值，從而在中高端市場取得主動權。

綜上所述，吉利并購Volvo是為了獲得Volvo的專利技術以及優質品牌等無形資產。本文在下文將通過分析吉利并購行為發生之后的無形資產變化情況以及盈利能力、營運能力和公司價值的變化情況來分析吉利的并購行為是否成功，其包括并購動因的并購決策是否正確。

3.2吉利并購Volvo無形資產變化

吉利汽車自2001年開始生產汽車以來一直堅持走自主開發的汽車之路，但無形資產等核心資產的發展鑒于國內汽車行業起步較晚等限制因素一直發展較慢。以下是對吉利并購Volvo前后2009年、2010年以及2011年三個時間點上無形資產等情況的分析。

從表1，表2以及圖1我們可以看出吉利集團公司的無形資產在合并前后有了很大的增長，無形資產占非流動資產的比例從2009年12月31日的16.25%增長為2011年12月31日的20.98%；無形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從2009年12月31日的5.695%增長為2011年12月31日的8.05%；無形資產的存量由2009年12月31日的1，069，679增長為2011年12月31日的2，221，745，其增值幅度達107.70%。

通過分析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吉利并購Volvo其無形資產這一核心資產無論是從存量上還是無形資產占總資產這一比例都有了質的飛躍。在短短兩年時間里，這一飛躍單單憑借吉利汽車的自身積累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歸功于吉利并購Volvo的并購決策，這也說明決策時分析的并購動因已成功實現。

3.3吉利并購前后財務指標比較

成功的并購行為可以幫助企業實現更大的財務利潤，與此同時也能完善企業的資產，提高資產的運行效率。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吉利汽車并購前后的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對其并購行為是否成功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單從吉利汽車的銷售凈利率、資產凈利率、存貨周轉率和總資產周轉率這些指標來看，我們發現吉利汽車并購Volvo以后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都是下降的。銷售凈利率從2009年的9.38%下降為2011年的8.18%，下降幅度達12.79%；資產凈利率從2009年的7.02%下降為2011年的6.22%，下降幅度達11.40%；而存貨周轉率從2009年的2196.59%下降為2011年的1544.37%，下降幅度達29.69%；總資產周轉率從2009年的74.83%增至2010年的82.70%，又降為2011年的75.97%，較2009年有小幅度提升。但吉利汽車業績的下滑、盈利能力下降還可能是由于宏觀環境等因素造成的，本為在這里僅通過比較吉利汽車和一汽汽車的相關指標來加以說明。

表4為一汽車汽車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的盈利能力、營運能力指標，我們發現一汽汽車業績下滑更為厲害。銷售凈利率從2009年的5.93%下降為2011年的0.59%，下降幅度達90.10%；資產凈利率從2009年的11.41%下降為2011年的1.18%，下降幅度達89.69%；而存貨周轉率從2009年的1850.12%下降為2011年的1432.57%，下降幅度達22.57%；總資產周轉率從2009年的192.41%增至2010年的211.38%，又降為2011年的200.45%，較2009年有小幅度提升。

通過比較吉利汽車和一汽汽車同一會計年度的盈利能力指標和營運能力指標，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吉利汽車在并購之后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有所下降，但是跟同行業里的領頭企業相比，其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還是相當可觀的。吉利汽車盈利能力、營運能力的下降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國際國內市場經濟不景氣，以及國內汽車限購令等導致的整個行業的不景氣；其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還是要高于行業平均水平，這從某一側面反應了吉利汽車并購Volvo這一決策的正確性。

4 結論及建議

通過分析吉利汽車并購Volvo前后無形資產、盈利能力以及營運能力指標的變化情況，我們基本可以得出結論，若剔除汽車行業不景氣這一宏觀因素，隨著吉利汽車并購之后無形資產在其集團中大幅度增長，其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也是增長的；國內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時可以將獲取目標企業的專利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作為一個重要的并購動因進行考慮。

當然吉利汽車這一并購行為還只是初步成功，并購之后的更長年限里的發展情況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的跟蹤調查。同時，我們也從這一案例中發現企業在并購前應做好包括對目標企業無形資產分析的財務盡職調查，以及并購之后對被并購企業的專利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的整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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