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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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大國硬實力的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國外學者，如亨廷頓看來，主要是由一國的領土、人口、經濟實力、軍事能力等構成，而在構成大國實力的要素中經濟力量又是關鍵。《大國的興衰》作者肯尼迪指出，世界上有一種變革的動力，這個動力主要由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所驅動。如果說經濟力量是決定其他力量的關鍵，那么大國的人口要素與大國核心實力――經濟成長又是什么關系呢？怎樣的人口變遷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是有利的呢？對于這個問題，哈佛大學教授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認為，從人口要素上講，穩定的勞動力人口規模，相對年輕的勞動力人口結構是保證一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積極條件。
而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以其文明文化價值觀為核心的，是由一套價值體系和制度構成的。如果說一個文明價值體系及觀念是一國軟實力的核心，那么軟實力的規模和能量就與這個文明價值系統的共同體――人口緊密相連。具體說來，首先，人口規模是一個文明規模和能量的基礎，是一個文明價值觀的基本載體；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是文明價值體系保持活力和應對外界挑戰的必要條件；其三，人口素質則是傳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條件。
我們可以以20世紀末科索沃戰爭為例，從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科索沃的民族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90％以上是阿爾巴尼亞族，他們信仰伊斯蘭教，其余是塞爾維亞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東正教。雖然塞爾維亞族將科索沃視為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搖籃，不愿放棄每一寸土地。但實際上一個人口規模擴張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個人口規模縮減的民族，從而一個舊有的文明價值體系也被另一個新的所取代更換。
從大國實力競爭的較量歷史看，也有著深刻的啟示。20世紀80年代，創造了東亞奇跡的日本曾經是一派光彩奪目的景象:日本經濟傲視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們津津樂道。然而僅僅過了20年，這一切就像過眼云煙，日本現如今根本沒了對美國說“不”的底氣。探究這樣一個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從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這短短的20年間日本人口進入了加速老化期，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國老齡化指數則由11.2%微升到12.3%，變化不大。請注意，是日本人口年齡結構如此急速老化這樣一個動態過程使其喪失了與美國競爭的人口實力，所以說，大國實力競爭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較量。在西歐大國角逐的19世紀，正是由于英國的人口優勢（如人口增長快、年輕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機）遠超法國等與之競爭的其他國家，最終成為19世紀歐洲大國的“領頭羊”。
反觀當今中國，當我們自信滿滿地追趕美國并與印度形成競爭之時，我們需要從人口的角度，認真地審視比較一下大國人口方面的變化趨勢。中國在未來10年、20年間，面臨著勞動力人口減少、人口加速老齡化、人口總量減少三大變化。毫不夸張地說，這將是我國歷史上正常人口最大的人口變化。與我們的追趕目標美國相比，我們的老齡化速度快于美國，但卻沒有像美國那樣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競爭對手印度相比，雖然目前我國人口占有優勢，但未來勞動力人口劇減和加速老齡化會使我們的發展后勁嚴重不足。大國實力的人口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長跑”，而是一場艱辛的“馬拉松”!單單從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趨勢比較上看，我們處在極為不利的境地，我們的大國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有可能不僅追不上我們的目標――美國，還有可能被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印度所趕超。
第2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 人力資源價值； 影響因素； 分析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1. 037
［中圖分類號］F272.9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 - 0194（2012）11- 0057- 01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源的經濟價值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目前，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由物質資源的競爭轉向人力資源的競爭，誰擁有掌握高新技術和知識的人力資源，誰就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
1人力資源價值的影響因素
1.1自身的因素
人力資源自身的因素包括勞動能力和動力因素。其中勞動能力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智力水平等因素。① 知識是人們長期從事各種活動所形成的各種經驗和理論的總結。人力資源知識水平可用學歷層次、受教育程度來表示，一般情況下，受過較高層次教育的人要比沒接受教育或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的價值更大。② 技能水平主要指的是技術、管理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它反映了人力資源為企業提供服務的潛在能力。技能水平一般是相對固定的，但也可以通過培訓、學習等得到提高。③ 智力是人們認識事物、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觀察力、記憶力、思維能力、想象力等。④ 動力是勞動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它由不同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條件決定，對高級人員來說是企業家精神，它是企業家把企業利益和個人利益聯系起來，自覺要求為企業做出貢獻的努力程度。努力和能力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努力要以一定的能力為基礎，沒有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只有主觀愿望是不行的，同時，努力程度的大小也直接影響到其做出貢獻的大小，在此，知識技能是“硬件”，員工努力或企業家精神是“軟件”。
1.2外部因素
人力資源價值的大小，除了人力資源自身因素外，其所在的組織及社會等外部因素對人力資源潛力的發揮也起著重要的作用。① 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簡單、快速高效的企業為人力資源發揮其潛力提供了良好的環境。② 領導方式。企業組織的正確領導和決策，往往能產生極強的凝聚力、親和力和員工的協作力。這種由于領導有方和信息網絡通暢而產生的協作力，可以激發廣大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欲望，促進人力資源價值的充分實現和發揮，同時還能產生一種生產“自乘”的作用，大大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③社會環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的社會氛圍能給人力資源價值提供良好的激勵機制。
2對人力資源價值進行評估的可行性分析
2.1勞動力成為商品是進行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的客觀前提
資產評估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沒有商品的交換就不會有資產評估的客觀要求。在現代經濟社會中，沒有資產的市場交易行為的發生，也就不會產生資產評估活動。作為企業人力資源基本組成單元的勞動力能夠成為商品，是將人力資源作為評估對象的基本前提。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商品的理論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勞動者必須有人身自由；二是勞動者喪失生產資料。雖然在理想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勞動者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此時勞動力不再是商品。但考慮到我國現階段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不成熟、不完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勞動力仍然具有成為商品的兩個條件。
2.2人力資源會計研究為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人們對人力資源會計研究日益增多，許多會計學者就適合西方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會計核算模式、計量方法、會計報告體系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人力資源價值計量方法，并構成了理論體系。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會計理論工作者也開始對人力資源會計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了對人力資源成本和價值進行核算的方法。國內外有關人力資源會計的理論研究為我們進行人力資源價值評估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3人力資源價值影響因素分析
3.1人力資源價值影響因素調查
為了確定人力資源價值的主要影響因素，對各種相關資料中提到的人力資源構成要素進行篩選、收集、總結和分類后，建立起人力資源價值構成體系的框架，并將其做成調查表，分別在企業單位職工、事業單位職工、高等院校學生和大學教師中間進行了調查。要求被調查者對所列指標的重要性按0~10分進行評價。本次調查共發放調查表240份，收回有效調查表220份。其中，對于生產性企業單位職工共發放78份調查表，收回有效調查表75份；對于事業單位職工共發放66份，收回有效調查表63份；對于高等院校學生共發放66份，收回有效調查表60份；對于大學教師共發放29份，收回有效調查表20份。
3.2人力資源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
第3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流通效率；價值鏈；秭歸臍橙
中圖分類號：F323.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6－0033－03
一、引言
價值鏈(Value chain)的概念首先是由Michael E. Porter (1985)提出，他將價值鏈描述成一個企業用以“設計、生產、銷售、交貨以及維護其產品”的內部過程或作業。Porter的價值鏈是一種描述產品從概念形成到商品進入消費者使用過程的連續過程的概念。農產品價值鏈則強調從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到最終消費的價值創造、價值協調、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等活動。農產品在其中每一個階段都耗費各種資源、發生成本并增加價值，農業產業的生存、發展與獲利，就是通過農產品的價值鏈實現的。
農產品流通是農產品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總和，是聯結農產品生產與消費的橋梁和紐帶。農產品流通使得農產品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轉移并實現其價值，以滿足流通主體（生產者、中間商、消費者）效用需求。
理論上，學者們認為，價值鏈形成過程中市場交易主體數目越少越好，所以，學者舉張盡量減少交易主體以提高流通效率，優化價值鏈。本研究將對農產品價值鏈與流通效率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根據流通效率的衡量指標體系，通過對秭歸臍橙流通市場流通效率的實證分析加以驗證。
二、農產品價值鏈與流通效率的理論分析
（一）農產品流通效率與價值鏈
從理論上分析，農產品流通效率與價值鏈的關系主要表現在：首先，農產品價值鏈中交易主體數量越多，農產品流通效率越低。因為交易主體多意味著多環節的流通鏈條，相當一部分新鮮產品由于運價、運力、交通基礎狀況和產品保鮮技術原因而損失巨大，當農產品集中上市時，物流不暢，加工能力不足，產銷脫節嚴重，損耗情況更為突出。此外，相互“倒手”造成農產品流通的中間環節過多，往往造成農產品流通成本和交易費用增加，價值鏈交易主體越多，流通效率越低。其次，價值鏈中間環節低下的效率將會影響價值鏈的上下游，因此，流通效率提高可以減少價值鏈活動中的農產品價值損失，提高流通效率是優化農產品價值鏈的重要途徑。農產品流通效率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農產品流通聯結農產品生產和消費，流通效率高可以減少流通過程中的價值損失，尤其是許多農產品是鮮活商品；第二，目前農產品經營主體分散、流通組織化程度低，流通環節所占費用較大。因此，對于農產品來說，流通是農產品價值鏈中最為關鍵鏈環，優化農產品價值鏈重要途徑在于提高流通效率。
（二）衡量流通效率的指標體系
本研究沿用許文富（1997）提出的流通效率的衡量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中流通效率的概念包括經濟效率和技術效率，衡量經濟效率的指標包括季節變動幅度、流通差價的大小、成本的構成要素、利潤的構成要素、市場控制力、價格敏感指數；而衡量技術效率的指標包括損耗率、產品在流通過程中所經過的層次。
1.衡量經濟效率的指標
（1）季節變動。季節變動幅度是指如果一種農產品價格在生產旺季時大跌、生產淡季時暴漲，則表示缺乏貯藏設施，或設施落后，也可能是市場情報不靈通，無法適時調節市場供需所引起。
（2）流通差價。一般來說，流通差價數值較大常被視為流通效率低的表現。造成流通差價大的原因可能是價值鏈中商販太多，層層索取利潤，或者商販在壟斷市場中，造成價格形成不合理等。但流通差價不能用直覺來判斷，需要分析差價的構成后才能有定論。流通差價在結構上包含兩個要素，一為執行流通職能所需支付的實際費用，另一個為各利益主體的利潤。第一，成本的構成要素：市場競爭程度，尤其應注意受政府法規保護的市場競爭程度；流通設施的能量及充分利用程度；創造產品刑事事件及地域效用所提供的勞務數量與性質；在流通過程中所產生的損耗程度。第二，利潤的構成要素：經銷商在流通過程中到底應獲得多少利潤才算合理。從理論上來說，合理的利潤應該是可以使該企業繼續生存并足以使企業家繼續投資生產的最低報酬。合理的利潤應該是由該企業的產品性質、營業危險性、資本投資、商品回轉率、工作辛勞度以及職業的社會地位等因素而定。第三，市場控制力。即指各交易主體對市場競爭、對產品最終價格的影響力。第四，價格敏感度指數。價格敏感度指數是指產地價格與零售價格變動相互調試所需時間距離與理想時間相差大小的程度。
2.衡量技術效率的指標
（1）損耗率。即農產品在流通過程中的消耗與其價值的比率關系。
（2）產品在流通過程中所經過的層次。農產品在流通過程中交易的層次一般都較長，大都要經過三級市場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如果能減少交易的層次，不但可以節省時間，也可以減少費用，自然提高了技術效率。
三、秭歸臍橙價值鏈和流通效率的實證研究
（一）臍橙價值鏈價值活動的基本形態
經實地調查走訪，秭歸縣有關臍橙價值鏈的形成有幾種類型：生產者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產者銷售給地方商販，再銷售給消費者；生產者銷售給批發商，再由零售商最終賣給消費者；由合作組織收購生產者的產品，統一銷售給零售商，最終銷售給消費者；生產者銷售給地方商販，經零售商，最后銷售給消費者；生產者銷售給地方商販，再銷售給批發商，再到零售商，最后銷售給消費者；由合作組織收購生產者的產品，統一銷售給批發商再賣給零售商，最終銷售給消費者。秭歸縣臍橙價值鏈形成的基本形態如下圖所示，本研究將以上幾種基本形態表示為1-6、1-2-6、1-3-5-6、1-4-5-6、1-2-5-6、1-2-3-5-6、1-4-3-5-6。
（二）指標賦值說明
1.季節變動
由于農產品的生產受季節變動的影響較大，并且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價值鏈都會有季節變動性，所以將最簡單的價值鏈形式即“農戶――消費者”的季節變動值賦權為“+++++”。當農戶經過小商販時，由于小商販是流動的，且其經營行為是不確定的，所以，在倉儲方面沒有很大投入，加入到價值鏈中對季節變動指數影響不大。當價值鏈中加入批發商后，由于批發商長時間以水果買賣為經營業務，故會有固定的倉儲網點，有倉儲方面的投入，可以減小季節性。當價值鏈中加入零售商時，季節性又可以小幅減小。
2.流通價差
流通差價分為成本構成要素、利潤構成要素、市場控制力和價格敏感度。
（1）在成本構成要素方面。由于價值鏈越長，交易次數會增多，那么，在流通過程中的損失也就會越大。如在產地批發市場，由于存在產地批發市場的競爭，會存在損失，而當再進入零售市場，會再一次面對銷地的競爭，損失進一步加大。所以，成本構成要素隨價值鏈的增長而使流通效率逐漸減小。
（2）在利潤構成要素方面。由于農戶工作辛苦，投入了資本和勞動力，因此，農戶應獲得較高利潤。批發商由于擁有倉儲、物流方面的投入，因此，批發商也應得到較高利潤。而在價值增值過程中，農戶往往會隨著價值增值過程的復雜化，所得利潤占比例越來越少。因此，當農戶直接出售給消費者時，利潤的分配是合理的。當引入批發商后，合理性減小，而在加入零售商、小商販后，其利潤的分配合理性將會變得越來越少。
（3）市場控制力方面。我們假設，秭歸是市場上臍橙的唯一產地，并且只包含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價值鏈為基本價值鏈，根據市場交易原則，當市場上只有唯一的供應者時，其對所擁有的產品具有最強的控制力。當價值鏈中加入批發商后，則批發商對最終價格和產品的流通有所影響。所以，當隨著價值鏈中主體增多時，每一交易主體的控制力都會減小。
（4）在價值鏈的各交易主體中，批發商和零售商對市場信息的反應速度較快。而合作組織和小商販則在價格調節中具有滯后性。另外，主體越少，在流通中價格信息傳遞信息會更加敏捷。
3.技術效率
我們很容易理解，價值鏈中所涉及到的主體越多，意味著經過的交易越多，產生的損耗也就會增多，所以，消耗率與價值鏈的層次是成正比的。
綜合以上分析，結合秭歸臍橙流通市場實地調研資料，本研究得出各價值鏈形式與流通效率評價指標分析（見下頁表1）。
根據表1，我們可以通過模擬賦權并將各項指標綜合值進行比較，得到流通效率比較（見下頁表2）。
由以上分析看出，第一，總體上，價值鏈中交易主體數目與流通效率成反比，價值鏈中交易主體越多，流通效率越低。這正驗證了上文的理論分析，即鼓勵采取直銷的方式，由農戶銷售給消費者流通效率最高。第二，合作組織在價值鏈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果具有相關的設備，進行農產品的統一貯存，則可以降低季節變動的影響。在成本構成、利潤構成、市場控制率和損耗率方面都有積極影響。
四、結束語
綜合以上對秭歸臍橙的實證分析，對秭歸縣臍橙產業提出以下建議：
1.建立起健康、完整的價值鏈，以規避市場風險。雖然在理論上價值鏈中交易主體的數目越多，成本會相應提高，但是，在實際的市場環境下，若果農沒有一個連續、健康、完整的價值鏈體系，就不可能在自發的市場活動中獲得持久利益。
2.果農應提高自身的科學文化知識，如水果的保鮮、貯藏技術以提高果實的市場價值，特別是如果能夠克服季節變動的影響，則能夠在水果生產的淡季得到高額利潤。
3.有關臍橙流通的各個交易主體應強化自身對成本的控制意識，在臍橙流通的每個環節盡量減少甚至是避免損耗的發生，控制并降低生產成本，以實現市場利益的最大化。
4.由政府牽頭組織成立的臍橙專業生產合作組織應對果農產前、產中、產后的生產活動進行全方位積極引導，促進臍橙的生產、銷售從而切實保證果農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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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Value Chain with Circulate Efficiency
――The Substantial Evidence Research on the Zigui Navel Orange Circulate Market
GUO Heng， SUN Lei， QI Chun-jie
（Economy Management College， Middle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第4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經濟發展模式、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舉措。本文在擴展價值工程中價值構成要素的基礎上，分別分析政府和企業應用價值工程原理發展低碳經濟的重點或側重點，并提出政府誘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建議。
［關鍵詞］
價值工程；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經濟發展模式、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舉措。價值工程理論是以功能分析為核心，以可靠地實現產品或服務的必要功能為基本前提，以降低產品或服務的壽命周期成本，實現產品或服務功能與成本的最佳匹配為目的的理論。價值工程原理對于企業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實現其生產經營活動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何實現價值工程與低碳經濟的對接，發揮價值工程原理在發展低碳經濟中的作用，是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本文將在擴展價值工程中價值構成要素內涵的基礎上，分析價值工程原理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實際應用問題。
1價值工程中價值構成要素的內涵擴展
雖然價值工程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產生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該理論主要是從企業的角度研究產品（服務）功能與壽命周期成本的最佳匹配，進而實現產品（服務）價值最大化目標問題。價值工程中的價值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功能和成本。其中，功能是指產品（服務）能給顧客帶來的效用或效益，成本指顧客從購買到消費整個過程中為享用產品（服務）功能所帶來的效用而支付的費用。從現有研究角度看，價值工程理論對發展低碳經濟的意義十分有限。事實上，現代企業經營必須要處理好企業、顧客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兼顧三者利益的平衡，否則企業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因此，從廣義上講，企業有兩類顧客，一類是直接使用產品（服務），通過產品（服務）的功能滿足其需求，但很少為企業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付出代價的顧客；另一類是既為企業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付出代價，又從企業經營活動中獲取效益的社會。由于社會代表國家的宏觀利益，所以，分析企業經營活動對社會的價值時不能簡單地套用價值工程分析的一般公式，需將價值構成要素的內涵加以擴展。從社會的角度看，價值工程分析中，功能就是效益，成本就是費用。其中效益包括產品（服務）生產的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費用也應包括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直接效益是企業直接增加銷售量或勞務量所獲得的收益，或為社會節約的開支、減少的損失和節省的資源；間接效益是由企業經營活動引起的，由于投入產出關系而產生的，對整個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或其他企業有影響，但是在企業的直接經濟效益中沒有得到反映的經濟效益。直接費用是企業投入的各種物料、人工、資金、技術及自然資源而引起的社會資源的消耗；間接費用是指由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引起而在其直接費用中沒有得到反映的那部分費用，如社會為治理“三廢”污染付出的代價。內涵擴展以后的價值構成要素中，功能和成本分別類似于項目國民經濟評估中的效益和費用。因此，基于內涵擴展以后價值構成要素的價值工程分析，對其中效益和費用的估算都要用能體現資源稀缺程度和價值的國家參數來確定。如運用貨物的影子價格、勞動力的影子工資等。
2政府應用價值工程原理發展低碳經濟的重點
發展低碳經濟的目的是實現經濟發展中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而政府是國民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利益的調控主體。因此，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為發揮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中的作用，政府應運用價值構成要素內涵擴展后的價值工程原理，對企業投資活動進行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項目跟蹤價值工程分析和項目后價值工程分析。
2.1組織好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強化事前把關功能由于我國企業投資項目實行政府審批制，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的結論是政府審批項目的重要依據。從政府的角度看，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就是政府或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從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角度分析項目的經濟和社會成本效益，以及項目對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即分析項目的社會效益和宏觀可行性。因此，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是確保國家利益的一種有效手段。政府組織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是提高項目投資決策的科學性、做好項目投資的事前把關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價值工程分析中，對價值小于1，即社會效益小于國民經濟和社會費用的項目進行“封殺”。
2.2組織好項目跟蹤價值工程分析，強化政府對項目的事中控制職能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前提的假定性和結果的預測性特征，使得其分析結果可能與實踐存在偏差，為保證項目實施過程中各項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以及項目按低碳發展要求建設的現實性，政府要對項目的實施過程進行跟蹤價值工程分析。政府組織項目跟蹤價值工程分析的著力點應該是做好項目的環境保護和環境影響方面的價值工程分析工作。在環境影響價值工程分析過程中，要應用價值工程原理，采用效益—費用評估方法，即一方面分析項目在改善環境質量方面的效益，另一方面分析項目對環境質量造成污染后社會對其進行治理需要支出的費用。政府進行項目跟蹤價值工程分析至少要得出以下幾方面的結論：一是從項目所在地的環境現狀和環境容量出發，闡明擬建項目排放總量及濃度可否接受；二是對項目環境保護措施落實“三同時”（即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和同時投產）的狀況作出結論性意見；三是對項目在上述兩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和措施。
2.3組織好項目后價值工程分析，確保項目的低碳運行項目后價值工程分析是指在項目實施完成并已投入運營一段時間后所進行的價值工程分析。從發展低碳經濟的角度看，政府組織項目后價值工程分析的重點是對項目最終的實際情況做出客觀評價，并為項目的后續運營提出改進建議和可持續發展的方案，以確保項目的低碳運行。
3企業應用價值工程原理發展低碳經濟的側重點擴展
企業應用價值工程原理主要是為了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投入一定，產出最大化；二是產出一定，投入最小化。從傳統意義上講，這里所說的投入是指企業的財務成本，產出是指企業的財務效益。由于低碳經濟追求的是“三低三高”，而依靠傳統的價值工程分析很難實現上述目標。為此，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大背景下，企業應用價值工程原理的側重點應有所擴展。具體來講，企業在進行傳統價值工程分析活動外，還要增加以下內容的分析。
3.1增加對污染和排放產出的分析增加對污染和排放產出的分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投入一定的情況上，追求污染和排放產出的最小化；二是在污染和排放產出一定的前提下，追求投入最小化。為此，企業在應用價值工程分析法時，應將污染和排放產品指標加以量化，并將它們作為功能對待。
3.2增加對能源投入的分析增加能源投入分析主要體現為：一是在能源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實現財務效益的最大化和污染、排放產出的最小化；二是在財務效益和污染、排放產出一定的情況下，實現能源投入的最小化。為此，企業應將能源投入作為成本，而將財務效益和污染、排放產出作為功能，進行價值工程分析。
4政府誘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建議
企業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經濟主體。當企業用于降低生產活動中污染和排放產出方面的投資得不到補償，而其生產活動中污染和排放產出造成的負面影響由社會承擔，企業自身不需做出任何補償時，企業不會將污染和排放產出作為功能進行價值工程分析，從而制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落實。作為宏觀調控主體，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誘導企業低碳經營。為保證企業的低碳運行，政府對擬建企業、在建企業和建成運營企業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對于擬建企業和在建企業，分別采取措施加強它們的項目前價值工程分析和項目跟蹤價值工程分析。對于建成運營企業，應采取以下措施。
4.1關停一部分高碳運行的企業政府應運用價值工程分析方法，站在宏觀的角度，對現有企業進行效益—成本分析，對價值小于1，又無法通過技術改造實現低碳經營的企業，應采用行政強制手段，使其關閉；對價值小于1，但能夠通過技術改造，實現低碳經營而且能夠盈利的企業，政府應責令其停產整改；當企業整改后實現低碳經營時，政府應給予適當補貼，以提高其盈利水平，并對其他類似企業產生示范效益。
4.2補貼一部分高碳運行的企業對高碳經營，又可以通過技術改造實現低碳經營，但進行技術改造的成本過高，導致其無法盈利的企業，政府應該對其進行補貼，以降低其經營成本，使其能夠正常盈利。除此以外，政府應采取措施，重獎一部分低碳技術創新成果供給企業和率先采用企業。低碳技術有效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因素。為此，政府應將獎勵低碳技術創新主體和采用主體并重，一方面，通過重獎低碳技術創新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低碳技術的有效供給；另一方面，重獎率先采用低碳技術的主體，使其產生示范效應，從而帶動其他企業采用相應技術，進而促進低碳技術的擴散過程。重獎低碳技術創新主體的前提是該技術應用前景廣闊，而且能產生很好的國民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獎勵的力度應根據該技術的擴散給社會帶來綜合效益的高低來確定，以技術采用的預期社會效益的一定百分比作為獎勵標準實施重獎；對于率先采用低碳技術的企業，應根據其模仿追隨者的數量以及由此帶來的國民經濟和生態效益的一定百分比進行重獎，以刺激企業采用低碳技術，加快低碳技術的擴散進程。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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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 雇主品牌 外部吸引力 雇主認識 求職者行為
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才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今社會，戰略同質化、人力資源多樣化、知識資本化以及工作人性化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時代背景。與此同時，各個領域的企業大多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人力資源不足，特別是高端人才的短缺現象，僅憑招聘廣告或高額薪酬已經很難吸引并留住人才。如何更有效地吸引更多求職者，以及如何在人員流動率增高的環境中防止員工的過快流失被納入大多數企業考慮的首要問題當中。“雇主品牌”其實就是將營銷學中的“產品品牌”概念引入到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應運而生得一個概念，主張企業采用市場學的方法，找準其在人力資源市場上的定位，在目標群體中建立獨特的雇主形象，從而更好地吸引、激勵和挽留最優的人才。[1]
一、研究綜述
雇主品牌這一概念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是繼企業形象品牌、產品品牌之后的第三種品牌，最早由倫敦商學院的安博拉（Ambler T.）教授和英國管理學家巴洛（Barrow S.）提出，即由雇傭關系帶來的職能、經濟利益及心理上的一系列受益，[2]這些受益與公司的特性相一致。Berthon、Ewing和Hah（2005）也指出，雇主品牌關注的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建立有關本企業是最佳工作場所的企業形象。[3]Zuo（2001）則將雇主品牌進一步細化為兩個部分，即外部品牌和內部品牌――外部品牌是指在潛在的雇員中樹立品牌，使他們愿意到公司來工作，為公司樹立最佳工作地的形象；內部品牌是在現有的雇員中樹立品牌，[4]使他們愿意留在公司且盡可能發揮主觀能動性地為公司創造利潤。
隨后，學者們就雇主品牌的構成要素、建設、影響機制等領域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徐茂生、黃琳（2014）提出雇主品牌的外部潛在員工構成要素和內部現有員工構成要素：外部潛在員工構成要素包括認知度、美譽度、和諧度，內部現有員工構成要素包括選擇滿意度、敬業度和忠誠度。[5]在雇主品牌的建設領域，孟文霞（2014）提出通過提高招聘的有效性、擴大宣傳效果、規范招聘流程、反饋招聘結果信息以及保持良好的校企合作關系等途徑來做好校園招聘工作，努力打造雇主品牌，塑造良好形象，提升企業競爭力。[6]丁一等人（2013）以可口可樂公司雇主品牌構建為例指出，為更好地構建雇主品牌，企業要先有“品”后有“牌”，內外兼修，全方位塑造雇主品牌，才能有效吸引和保留人才，實現可持續發展。[7]Backhaus（2004）提出雇主品牌的建設本身就是先在外部市場推廣然后再在企業內部推廣從而滲透到組織文化中的一個整體過程。[8]
而雇主品牌外部吸引力的研究相對較少，唐舟（2012）試圖從組織對外部潛在員工和內部在職員工的吸引力兩方面論述雇主品牌發揮吸引力的作用機制與影響程度；[9]周暉（2009）等人則是結合內部營銷理論和個人組織適配理論探討了雇主品牌吸引力的形成機理，在對外部潛在員工方面，潛在求職者通過將雇主知識與自身的價值觀念、需求等進行對比，根據是否產生組織配適感，以確定要不要加入該組織。[10]
二、雇主品牌對企業外部吸引力的影響途徑
對于與雇主品牌概念同源的概念――“品牌形象”來講，其作用可以分為功能性和象征性兩類。簡單來說，功能性指的是那些基于產品本身的客觀存在、有形的特征，如薪酬福利、職業安全和晉升機會。象征性指的是不與產品使用價值直接相關的特征，常常是使用者的一種意象（Keller，1998），是主觀描述的、無形的特征，來自于人們對品牌的知覺過程，如真誠的、有能力的。[11]起初，人們并未充分意識到雇主品牌的象征性作用，只是在多個研究中發現，人們開始傾向于運用一些特質類詞匯如創新的、守舊的等來描述對一個企業的看法。隨著相關研究增多，人們逐漸開始探索雇主品牌的一些無形的吸引力如何幫助企業獲得更多應聘者的青睞。本研究認為，雇主品牌對企業外部吸引力的影響是功能性和象征性的集合，即一個企業客觀存在的特征連同那些不與其產品使用價值直接相關的特性一起形塑和影響著它的外部吸引力，且象征性因素對求職者的影響作用正逐漸大于功能性因素。人們在求職時不僅關注企業所提供的薪酬待遇、福利保障，更多的還會考慮一個企業的文化氛圍、所秉承的企業精神是否與個體價值觀念相吻合，這一點在女性以及大學應屆畢業生身上表現更為突出。
另外，一些學者則采用雇主品牌的其他維度對這一影響途徑展開探究。Tanya Bondarouk等人（2012）采用企業特性、員工與組織文化、報酬與崗位提升、工作特性和雇主名譽這五個維度試圖發現雇主品牌對企業外部吸引力的影響途徑。研究者在因勞動力日益短缺而越來越重視雇主品牌建設的地區選取了8個組織，并根據提前在其組織網站上獲取的信息制定大綱，與每個組織的人力資源專家進行訪談。在測量雇主品牌得分時，三名研究人員就得到的信息獨立地為雇主品牌進行評分，評分原則是根據企業在上述五個測量維度方面提供信息的完整度、獲取難易度、可信度、相關性和生動性等標準。在測量組織吸引力時，研究者選取了組織名譽和對組織的熟悉度這兩個維度，并請MBA的學生參與實驗。研究者通過五點量表得到這些潛在求職者對這8個組織的吸引力評分，然后與雇主品牌得分進行相關性檢驗，發現二者的確存在直接的正相關，其中熟悉度與雇主品牌的相關性最強。[9]這說明雇主品牌建設能夠提升組織對求職者的吸引力，尤其是提升他們對組織的熟悉程度。
近幾年，世界各機構紛紛發起“最佳雇主”評選活動。智聯招聘和北京大學企業社會責任與雇主品牌傳播中心聯合舉辦了2011～2013年三年間的“中國年度最佳雇主”調查活動，獲得了多方的關注。通過最佳雇主公眾調查報告，不僅是對求職者的關注和預期的總結，也為未來校園招聘中的一些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鑒，企業的文化、理念以及員工工作環境等軟性條件將會成為企業校園招聘中重點宣傳和推廣的目標。調查顯示，近幾年的畢業生對最佳雇主“軟實力”的關注度逐年提升――在雇主評選的六大一級指標中，雖然薪酬福利仍是受畢業生關注的重要指標，但組織管理首次超越薪酬福利成為公眾定義理想最佳雇主的首要指標。同時，工作環境也成為了畢業生對企業的關注焦點。可見，新一批職場進軍者對雇主的要求已經從物質滿足上升為精神尊重，企業不僅要塑造產品品牌贏得客戶以獲得產品利潤，同時也要全方位打造、管理和運營自己的雇主品牌，以獲得在人才市場上的更大份額。
三、影響途徑的作用機制
以上這些實驗和調查初步證實了雇主品牌的建設和推廣的確可以增強企業的外部吸引力，即可以吸引到更多潛在的求職者。那么，在這一過程中，雇主品牌到底是如何吸引到這些潛在員工的呢？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究該過程中雇主品牌發揮效用的作用機制。
Cable和Turban（2003）在從品牌資產的視角研究組織信譽在招聘市場中的價值時提出了一個較為詳細的理論模型（見圖1）。該理論模型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雇主品牌建設是如何提高組織對求職者的吸引力的：如果一個企業的雇主品牌是建立在良好企業信譽之上，那么，良好的企業信譽作為雇主品牌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提高了求職者對企業信譽的認知，從而影響求職者對工作屬性的推斷，提高了他們對工作中可獲得的自尊感的期待，結果就使其更愿意到該企業求職，從而提高了企業對潛在員工的吸引力。[12]
周暉、侯慧娟等人（2009）在研究企業雇主品牌及其形成機制時指出，一個企業的雇主品牌的形成需經歷4個階段：雇主品牌定位、雇主品牌管理、雇主知識的形成、雇主品牌的形成與強化。其中，雇主知識的形成便是雇主品牌發揮效用的階段。雇主知識即求職者對于特定組織作為雇主的記憶和聯想，會影響其如何處理和反應關于組織的信息，從而進一步影響其求職意向和決策。[10]對于潛在雇員而言，他們在感知到企業的雇主品牌營銷信息之后形成自己的雇主知識。如果潛在雇員所持有的雇主知識與自身的需求和價值觀產生強烈認同，他就會產生個人組織適配感，然后在組織的強烈感召下產生求職行為。這時企業就成為求職者心目中的首選雇主，雇主品牌外部吸引力也由此形成（見圖2）。
四、研究結論
根據以上實驗和論證，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雇主品牌作為人力資源市場的新戰略，的確可以通過其功能性以及形象對潛在求職者產生吸引力，且形象更加重要。其中，對組織的熟悉度是影響潛在求職者是否采取求之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是企業名譽。相較于以前的求職者，由90后為主的新一批畢業生更富創新性和個性化追求，使其在注重傳統的薪酬、福利制度的同時，對企業的“軟實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是否與個人價值觀相符合成為其衡量職位的一把標尺。究其根本，在企業成功地對雇主品牌進行定位、構建、管理以及宣傳后，其獨具的企業特質便成為求職者了解該組織的一個途徑，求職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形成對該組織的雇主認識，一旦這種認識與求職者自身所秉持的價值觀念、職業追求等相匹配，強烈的歸屬感以及組織配適感便促使該求職者發生求職行為，組織的外部吸引力由此產生。一個具備良好企業信譽的組織可以潛在地提升求職者對該組織的信譽認知，提升其對自身自尊感的期待，由此便使得該求職者愿意加入該組織，即便以較低的工資為代價。這一過程使企業得以以較低的成本吸引更多的人才，并有效地減少了因人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而導致的效率低下。
（作者單位為中國人民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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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21世紀中國的全球競爭力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建設起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城市和城市群。提高城市競爭力成為中國許多城市十分響亮的戰略口號，成為許多城市市長們的特別熱門的話題。所以，討論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理論與戰略問題十分必要。
九十年代以來，隨著科技、經濟的訊猛發展，世界兩大發展趨勢即經濟、科技的全球化和地方化變得越來越明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背景下，城市不僅變得更加重要，而且城市間競爭更加激烈。21世紀，國家之間、國際企業之間的競爭將突出地表現為城市層面的競爭，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各城市的政府，都在積極致力于檢查、培育和提高城市競爭力，以期在新的世紀對全球實現最有利的戰略爭奪。
21世紀中國的全球競爭力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建設起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城市和城市群。為了應對全球化的競爭，培育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各城市的狀況，需要了解全球化時代決定和影響城市競爭和發展的關鍵因素，調整和制定城市的競爭和發展戰略以爭奪最大化的利益，爭取最快速的發展。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提高城市競爭力成為中國許多城市十分響亮的戰略口號，成為許多城市市長們的特別熱門的話題。所以，討論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理論與戰略問題十分必要。
一、中國城市競爭力的基本理論框架
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具有明確直觀含義卻又不易精確把握的概念，但它主要是指一個城市在競爭和發展過程中與其它城市相比較所具有的吸引、爭奪、擁有、控制和轉化資源，爭奪、占領和控制市場，以創造價值，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城市價值是由城市企業或經濟人創造的。每一個城市的產業群都由若干產業組成，每個產業又分若干個產業部門和環節，每一部門和環節又有不少企業，城市價值體系是所有企業價值體的集合。城市價值體系的狀況決定于一個城市在競爭和發展中實際顯示的產業集合優勢。城市集合優勢是產業內競爭優勢和特定產業比較優勢、領先優勢、落后優勢等諸多優勢集合。城市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競爭優勢、領先優勢、落后優勢分別從不同維度影響城市價值體系，它們之間又有兼容交叉。所有影響競爭優勢、比較優勢、領先優勢、落后優勢、絕對優勢等因素綜合形成的力量即是城市競爭力。
因此，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復雜的混沌系統，其眾多的要素和環境子系統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構成城市綜合競爭力，創造城市價值。概括地表示：
城市競爭力=f(硬分力、軟分力)
硬分力=勞動力+資本力+科技力+設施力+區位力+環境力+聚集力
軟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開放力
勞動力即人力資本是城市競爭力的直接推動力。決定城市競爭優勢的關鍵不只是勞動力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的素質和適合地方需求的教育體系。
資本力是要素資源聯系的紐帶和導航器，是融通、聚集資源要素的關鍵，也是城市競爭力的直接推動力，因而是城市獲取競爭力的關鍵力量。城市資本獲得的便利性，城市資本控制能力比擁有一些資本意義更大。一個城市的資本融通和控制能力將決定該城市對全球和區域的經濟、科技（甚至政治）決策和控制能力。
科技力不僅內含于各個分力中，使各個分力對城市競爭力貢獻具有倍增效應，同時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知識將以獨立的力量顯著地推動著城市的增長、提高和擴張，是城市競爭力決定性推動力。科技創新永遠是城市獲取動力和力量的物資源泉，是城市致勝的利器。對城市競爭力而言，在一定條件下城市的科技成果的轉化能力化比科技創新能力顯得還重要一些。
結構力特別是產業結構水平，決定一個城市產業價值體系狀況，從而決定影響其城市競爭力的現狀及未來變化。高級產業集聚的城市是經濟高增長的中心，也是全球和區域經濟的決策中心。
基礎設施力是城市經濟、社會活動的的基本承載，在基礎設施對提高城市競爭力作用方面，技術性基礎設施越來越至關重要。技術性基礎設施狀況決定一個城市產業的水平，擁有發達的高技術的基礎設施，可以吸引和培育高技術高附加的產業（包括金融業），創造和持續創造更多的價值，提高城市競爭力。
盡管交通通訊技術的進步，降低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現代交通通訊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時空概念，但區位力依然是城市競爭力的基本力量之一，自然區位便利度依然是城市競爭力重要的影響力量，同時區位有了新的內容。技術、環境、文化的區位越來越重要。
自然環境狀況影響城市的生產和交易費用，影響城市對人力等資源要素的吸引，環境力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內容。
資源聚集特別是產業群集極具有互動性和倍增性，聚集力是極其重要吸引力、整合力和生產力量。
社會秩序狀況影響著資本人力和技術等流動性要素的流向，秩序力是城市競爭力不可缺少的狀態力量。
文化力誘導勞動力需求偏好，決定和影響勞動力的創業沖動狀況，是城市競爭力的最初始的深層誘致牽引力量，是城市競爭力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制度通過利益安排決定和影響勞動力的創業沖動狀況。制度安排通過影響交易費用進而城市價值創造，制度力是制動城市競爭力的關健。其中，個人權益保護制度對城市競爭力影響很大。
管理力是競爭力的重要協同力量。科學的戰略規劃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優良的經濟社會環境。一國之內各城市的法律制度區別有限，但如果法制不完善，各地在執行法律和制度方面可能存在很大差異。
開放力對城市的外貿增長很重要，開放對城市學習和創新也很重要。開放力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狀態和制度力量。
以上各分力對城市產業價值的創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貢獻作用。城市競爭力是各分力的耦合，各分力系統及系統內諸要素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途經創造城市價值，貢獻于城市綜合競爭力。各分力系統及系統內諸要素對城市價值體系的不同構成部分貢獻不同，因而對城市競爭力有不同的貢獻，其關系也是非線性的。城市競爭力各分力之間相互作用，每一分力在作用其他分力的同時其他分力也正作用于它。以上分力構成系統，互動增進，形成復合力量，并主要通過產業或企業競爭和增長的績效表現出來。
我們把硬分力比作弓，把軟分力比作弦，把城市產業比作箭，它們相互作用形成城市競爭力，弓弦質量越好，搭配越恰當，所形成的力越大，產業箭射的越遠，獲得價值越大。任何部分有問題都影響城市價值的獲取，由于產業的主要內容被納入到軟硬分力中，產業形式上成為弓弦力量的傳導。我們把這一理論框架稱為城市競爭力的弓弦模型。
二、中國24城市競爭力的排序狀況
為了實證分析中國城市的競爭力狀況，我們設計了顯示和解釋城市競爭力的兩套指標體系。城市競爭力顯示性指標體系共4個指標：城市產品市場占有率，城市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城市勞動生產率，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城市競爭力解釋性指標體系分硬、軟兩類，有十三個具體指標體系即：勞動力、資本力、科技力、結構力、設施力、環境力、區位力、聚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開放力，共70多個指標。
在設計指標體系后，我們選取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武漢、深圳、廈門、杭州、南京、蘇州、西安、成都、無錫、東莞、青島、福州、溫州、、寧波、大連、南昌、珠海、大連、石家莊、哈爾濱24個樣本城市，對與指標有關的1997、1998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4城市統計年鑒或年鑒等數據，以及通過專家和居民問卷調查獲取的數據進行標準化，采用較先進的數理統計方法即主成份分析方法，將24城市的城市綜合競爭力表現指標體系的指標數據和13個分力指標體系的指標數據分別加以凝合，構造了城市競爭綜合力和分力指數，對以上24城市競爭力進行計量。部分結果如下：
中國24城市綜合競爭力前10名排序為：第一上海、第二深圳、第三廣州、第四北京、第五廈門、第六無錫、第七天津、第連、第九杭州、第十南京。在24個樣本城市的中，上海綜合競爭力指數最高，為1.47。總體上看，東部沿海城市的競爭力比中、西部強，前十強的城市都在東部地區。在東部沿海地區，珠江、長江流域的城市競爭力要比環渤海地區的高。在前十名城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東南沿海的幾個中等城市，東莞、溫州等城市的競爭力竟在武漢、重慶之上。從區域整體的角度大致地看，競爭力從強到弱依次是珠江流域、長江流域、閩江流域、環渤海地區、我國中部地區、我國西部地區。
勞動力的指數最高的前5個城市依次為北京、上海、杭州、天津、南京。這些城市在一般勞動力狀況和高素質勞動力狀況及勞動力培養上都比例好，以北京為最好。
在24個樣本城市中，上海、北京、深圳、南京為資本力最大的四個城市，其中上海為最高。從規模上看，資本力和城市規模相關性很大，資本力前十的城市都是特大和大城市。從地區分布看的角度看，總體上，東部沿海沿海城市的資本力比中、西部強，在東部沿海地區，珠江、長江流域城市的資本力要比環渤海地區城市的高。但這些區域中的每一區域都分布著資本力比較強的城市。再將這一得分、排序同表城市綜合競爭力得分、排序比較，發現各城市城市綜合競爭力得分的高低、排序的前后與資本力得分的高低、排序的前后一致性較強。這初步表明資本力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較大。
科技力排名在前四位的城市依次為上海、北京、深圳、大連。上海排名第一，北京第二。從原始數據看，深圳之所以排名進入前三名，關鍵在于科技轉化能力強，而北京所以屈居第三，關鍵在于科技轉化能力弱。從原始數據看，溫州、東莞排序較低，主要是由于科技實力差，而石家莊和南昌是科技實力和科技成果轉化力都不太強。科技競爭力的得分和排名還顯示：科技實力強的城市其科技競爭力不一定強，從全國來看，西安、成都、武漢等城市的科技實力都比較強，但其科技競爭力并不強。從區域來看，在珠江流域，廣州的科技實力遠元超過深圳，但深圳的科技競爭力遠遠超過廣州。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南京的科技實力遠遠超過蘇州，但蘇州的科技競爭力超過了南京。
結構力排名前4位的依次為北京、廣州、南昌、哈爾濱。北京最高。設施力排在前4名的依次為深圳、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最好，因為深圳的基礎技術水平比較高。北京因缺乏水路設施排名大受影響，排名靠后的城市為石家莊、西安、南昌、哈爾濱。表明這些中西部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比較落后。總體上看，沿海地區的城市的基礎設施比中西部好，沿海地區的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比中小城市好。
區位力排在前10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蘇州、武漢、北京、西安、哈爾濱、廣州、南京、南昌、成都。上海最高，排名屬后的為溫州、珠海、東莞、福州，溫州最差。需要特別指出是，這里的區位指的是綜合區位，不是指的某一方面，所以得分和人們的感覺有一定的差距。
環境力指數前10名依次是珠海、廈門、青島、北京、大連、石家莊、南京、重慶、無錫和杭州。珠海的環境競爭力最高。聚集力排名前4位城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北京最高，北京最近幾年企業增長特別快。同時可以看出城市聚集力與城市規模基本是一致的。
城市秩序力排名前4位的樣本城市依次為上海、重慶、天津、青島。文化力指數排名最好的四個城市依次為深圳、上海、珠海、福州。比較城市綜合競爭力和城市文化競爭力的得分和排序，可以發現兩者的一致性較強。表明城市的文化力對城市綜合競爭力貢獻很大。同時，從區域的比較上看，城市文化競爭力從東南沿海向西北內地逐漸下降。
制度力排名前四位的城市依次為福州、廈門、東莞、寧波。制度力表現比較好的城市都在東南沿海地區，即浙江、福建、廣東省。但通常想象比較好的城市如深圳、珠海等并不是最好。制度力表現比較差的城市大都在中西部地區。
在樣本城市的管理力排名中，前四位依次是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原始數據顯示這些城市在城市戰略、城市管理形象、企業管理、政府辦事效率等方面表現都比較好。
開放力排名在前4名的是深圳、上海、廈門、珠海。其中深圳排名為第一。
三、影響中國城市競爭力現狀的關鍵因素
搞清影響城市競爭力的因素，是制定提高城市競爭力戰略的前提。利用收集的數據，我們采用世界著名的實驗室諾斯—阿拉姆斯實驗室金融分析小組新開發的模糊曲線分析法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計量和分析。結果顯示：
現階段，在人力資本領域內，對中國城市競爭力起主要貢獻作用的是勞動力的數量和基本素質，因此，中國城市勞動力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作用，也僅處在一般水平上。勞動力是的城市競爭力的基本推動力量，我國城市勞動力對城市競爭力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關鍵在于我國城市勞動力的科技素質低，城市教育水平低，尤其地方教育體系的質量差。
當前資本力是中國城市競爭力的第一構成力量，特別是對中西部地區城市，資本對提高城市競爭力更加重要。這一方面證明了資本在城市競爭力中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表明中國城市經濟正處于投資推動型發展階段。這一結論與中國的發展實情正好相符。金融機構指數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高于城市貸款余額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表明：城市擁有資本控制能力比擁有存量資本更重要。
科技力對城市競爭力具有重要貢獻作用，但目前在城市競爭的各分力中科技力還不是最重要的力量。這除了可能因為科技力與其他分力相關性較強，它會滲透在其它分力中發揮作用以致造成計量上的遺漏外，還可能與目前城市科技成果轉化不強有關。同時說明中國城市經濟發展還沒進入科技推動型的時期。
在中國的當前階段，城市基礎設施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很大；基本技術基礎設施和高級技術性基礎設施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比一般基礎設施要大的多。
區位對城市競爭力的有一定的貢獻。但城市腹地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自然區位便利度和城市科技區位對城市競爭力貢獻是比較大的。至于城市在區域中的優勢度、城市的行政區位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度不像人們通常感覺的那樣大。
環境力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比較小，與中國的實際較相符，它說明中國城市還處在工業化和經濟起飛階段，環境對城市競爭力提升的作用還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大。不過這里已經初步顯示，優美的城市環境對提高城市競爭力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
在經濟的轉軌和起飛階段，秩序對經濟的發展的影響不像與人們的想象的那樣特別嚴重。經濟的波動、經濟的風險、經濟違規行為發生、社會的不穩定對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有消極的影響，但如果這些能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他們的消極影響不會太大。不過，城市的供給和需求不平衡對城市競爭力影響是比較大的，社會治安良好對城市競爭力提高的貢獻也是很大的。
城市文化觀念對中國城市競爭力的影響非常大。文化力的幾個構成要素價值取向、勞動觀念、競爭意識、創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都比較大，其中交往操守是最大的。文化對城市競爭力的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經驗特別是東南沿海的經驗給予很好的證明。
制度狀況、制度創新對城市競爭力的提高有重要貢獻。個人權益保護度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度尤其高，在70多個要素指標中它是最高的。
城市管理力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管理力的要素構成中，政府戰略、城市管理水平和企業管理水平的對城市競爭力的提升極為重要。城市開放力對城市競爭力有重要的貢獻。城市國內外貿易依存度、外資以及旅游業對提升城市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
就以上十三個分力而言，對城市綜合競爭力貢獻較大的前五個分力依次為（按貢獻彈性系數大小排列）：第一資本力、第二文化力、第三設施力、第四聚集力、第五管理力。
四、提升中國城市競爭力的路徑戰略
世紀之初，面對激烈的區域競爭和國際競爭，在提高競爭力方面，中國城市政府不僅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可以實現城市之間競爭的雙嬴。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中國許多城市政府應采取促進城市相關產業在空間上群集發展的基本戰略。城市政府及時發現和識別正在形成中的城市產業群，為業已形成的產業群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務，積極營造有利產業專業化發展的投資和居住環境，推動和促進城市產業的群集。要注意和利用區域分工，依據自身優勢和產業基礎，施行鼓勵對同一產業進行持續的資金、技術投入的政策，培育和發展其優勢產業。運用財政和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提高技術、擴大規模、推動產業快速升級。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促使決定性影響城市競爭力的高技術、高管理、高增值企業不斷脫穎而出，持續健康成長；吸引國內外高技術、高管理、高增值企業來城市落戶。堅持不懈地培育自己的具有區域甚至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這將使城市特殊的產業群實現幾何增長，從而實現城市經濟的超長軌發展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在產業促群發展的戰略框架下，本文有以下原則性戰略建議：
1、全球化思考，當地化行動。提高競爭力，城市要考慮全球的競爭格局和發展動向，全球化思考有助于城市找準并塑造影響當前和未來城市競爭力的戰略性關鍵優勢。與此同時，城市還要清楚自身的綜合競爭力及其各要素要素的狀況，只有這樣城市政府才能采取符合實際的、有針對性的提高城市競爭力的政策、策略和措施。
2、充分利用比較優勢，保護性利用不可再生要素。中國城市在與國際城市競爭時，更多地是具有勞動力和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中西部城市在與東部沿海城市競爭時，也主要是具有勞動力和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因此，中國城市要充分應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要不失時機的積累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不斷的地提升比較優勢，以提高其城市競爭力。在利用比較優勢時，對不可再生要素，要采取保護性利用的對策。要不斷地變不可再生要素的劣勢為可再生要素的優勢。任何單單利用現有不可再生要素的比較優勢的作法都將面臨坐吃山空的危險。
3、不斷改善非流動硬要素，以吸引流動性要素。在規劃建設吸引和融通外部資金、資源的交通、通訊和信息等基礎設施方面，城市政府一定要考慮基礎設施的先進性，考慮與國際接規，大力推進技術性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數字城市，為科技創新和高技術、高管理產業的發展創造硬環境。在城市環境方面，要保護城市的風景名勝和生態環境，以實現城市自然環境的優美怡人；要建立獨具特色的城市人工環境，建立高素質人才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需要良好生活和工作環境。
4、高度重視軟件要素和可再生資源的培育，積極塑造城市的競爭優勢。城市尤其要著力塑造那些決定競爭力的核心和高質的科技、人才、管理等要素。城市軟要素一般可再生，創造它們有時比創造硬要素的投入要少，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于形成城市的高增殖和創新產業。改善軟要素環境，不僅可以使城市吸引到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和企業等硬要素，同時可以使硬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為此：
政府應該在摒棄傳統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潛能發揮的評估標準和落后習慣方面，在營造寬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講究信譽、等價公平、鼓勵個性和激勵創新的文化氛圍方面積極工作。
政府應積極進行經濟和行政體制改革，尤其要在個人權益制度的完善方面多加努力，以建立、健全有效保護自然人、法人的人身及財產權益的產權制度（包括知識產權）。要加快建立以刺激創業者創業動力的貢獻與報酬相對稱的經濟激勵制度，以吸引優秀人才并有效地刺激他們的創新和創業熱情。建立能夠保證公平競爭的和優勝劣汰的市場制度環境；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確保城市民間經濟交往信用。建立規范政府、特別是規范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制度，規范政府的行為，消除以亂收費、亂罰款、亂難派、亂集資為突出特征的經濟侵權行為。堅持依法治市，建立、完善地方法規、制度和一些補充規定，嚴格遵守和執行國家的有關法律和制度。
城市要建立科學的管理、決策和咨詢系統。克服官僚主義，簡化辦事手續，提高辦事效率。不斷提高領導整體素質，擴大對外宣傳和推銷，提高城市在海內外的知名度。城市應積極探索經濟高速增長和體制轉軌期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法，采取有力措施化解各種矛盾，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為城市的創新和發展提供良好秩序環境。
5、擴大對科技、教育等領域的關注。隨著中國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全球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中國城市經濟將進入科技推動型的時期，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在城市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城市應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重視與提高城市科技競爭力有關的城市軟硬環境的建設。高度重視培育城市的科技轉化能力，促進企業和科研機構走向聯合。要進一步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深化教育改革，調整教育結構，擴大職業教育、在崗教育的規模，大力發展適應地方經濟發展需要的教育體系，以培育適合地方需求的人才。
第7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就業能力；文獻研究；企業調查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童編號：1009－4156(2011)11－130－02
進入十二五規劃，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仍是政府與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學術界也將就業、經濟發展、物價、國際貿易視為四大宏觀問題。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與西方發達國家或其他欠發達地區的就業問題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結構性失業問題仍較嚴重，即存在就業崗位缺少符合要求的就業人員，特別是高校應屆畢業生，由于缺乏專業實踐等相關能力，無法滿足社會的基本需求。從我國高等教育方面人手，本課題組發現大學生自身素養的提高和能力鍛煉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通過研究，學術界引入并開始重視對高校大學生“就業能力”的探討，進而根據我國現實情況深層次挖掘這一概念的內涵。目前，國內對就業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梳理與總結。本文將從最基本的角度出發，結合企業需求進行調研。
一、國內外對就業能力內涵的歷史沿革綜述
從時間序列的角度來看，就業能力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世紀50年代；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對就業能力相關問題的研究才真正進入科學系統的高峰期。其中，美國培訓發展協會(ASTD，1990)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出發，全面定義了就業能力所包含的5個類別及其16項技能，即基本勝任能力(計算、寫作、閱讀)、溝通能力(聽、說)、適應能力(解決問題、創造性思維)、群體效應(人際關系技能、協商能力、團隊合作等)、影響能力(組織文化理解、分享領導等)，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Pallard(1998)公布了就業能力構成要素的相關研究成果，即應由資產、發展、表達、適應等四大部分相互影響、統一構成。其中，個體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組成資產要素；發展則主要涵蓋職業管理能力、求職能力、策略性的方法等子要素；表達要素的實現是通過對自身資產的展示進而完成的，是一種用接受的方法呈現給市場的能力；適應是指個體具備適應勞動力市場不斷變換環境、并逐漸實現或實踐就業能力資產的能力。面對傳統的理論，C.Ovcrtoon(2000)提出了更加抽象、但表述更加全面的看法：他認為就業能力并非個體具備的某種特定的、具體的工作能力(技能)，而是在橫向上與所有行業進行關聯，在縱向上與所有職位進行關聯，實現就業的能力。C.Overtoon的觀點促使學術界對就業能力涵蓋的范疇進行了重新定位，并且從動態的角度對就業能力進行了論述與研究，為就業能力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視角并拓展了新的范圍。Lee Harvey(2001)更加明確、具體地提出了就業能力動態的概念，即就業能力是指個體所具備的獲得就業、維持就業以及在需要時再次獲得就業的能力與意愿。這一成果將組成就業能力的靜態素質轉化成為動態的、不斷變換的能力。VandcrHeijden(2002)從組織行為學角度對就業能力進行了拓展，即個體獲得、利用和保持某種資質或能力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行為傾向。Knight和Yorke(2004)提出了USEM就業能力研究模型，它包含四個組成要素：對學科知識和專業理論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s)；應對工作所需要的專業技能和通用技能(skills)；個體效能(Efficacy Beliefs，包括個人品質、自信心、學習樂趣等)；體現戰略思考和戰略反應的認知(Meta－cognition)。Fugate(2004)認為就業能力指的是個體在其職業期間確認和實現在組織內部和外部職業機會的能力。從四個維度對就業能力進行了分解和研究，分別是職業生涯識別能力、個體適應性與個體行為滿足環境需要的能力與意愿、人力資本、社會資本。Pool和Sewell(2007)提出了就業能力綜合模型，認為就業能力與個體的自我效能、自尊和自信等三個本質要素密切相關，并通過工作經驗和生活閱歷、一般技能、專業知識、情商以及職業發展學習等過程反復訓練最終積累獲得的。國外學者對就業能力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成果豐富，同時為我國學者根據現實進行適用性研究提供了很強的理論意義。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理論界引入并開始關注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問題的研究。結合國情，目前理論界對就業能力相關理論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和嘗試，但仍集中于對就業能力內涵的歸納和總結，更多涉及的是對就業相關問題的探討。例如，造成就業難問題的原因以及緩解的策略及措施，更多的是從理論方面予以闡述。其中，閆大偉(2007)、郭志文和宋俊虹(2007)、宋國學(2008)、文少保(2009)、高揚文(2009)、朱新秤(2009)、莊小將(2011)等學者均是從就業能力的理論文獻人手，結合國情對其構成要素進行的研究和思考。
二、企業內涵調查及其評價體系分析
結合文獻，本課題在研究過程中側重于在綜合研究“就業能力”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根據統計學原理設計了面向省內多類型用人單位的調查問卷，以大樣本的數據分析作為基礎，對京津冀地區1200家(問卷總量1200份，收回問卷1021份，有效問卷982份)不同規模、不同性質的用人單位人力資源部門進行調研，對他們在面試、錄用大學畢業生過程中遇到的大學生就業能力相關問題進行實地調研、數據匯總和系統分析，總結用人單位對“就業能力”的界定；并與學術界定義進行對比，深層次分析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各組成部分的關注度情況，從中尋求就業能力的科學內涵。
就業能力傳統意義的梳理與要素歸納：通過前期調研發現，用人單位之間的差別造成了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組成部分的關注度各不相同，差異性特征比較明顯。其中，用人單位對高校畢業生的專業實踐能力和自我規劃技能的關注度(權重)最高，均超過8.00，分別為8.72和8.71。用人單位類型不同但對專業實踐能力關注度很高，即畢業生進入單位后可以馬上通過工作實現并創造新的價值；自我規劃技能是近些年我國高等教育界提出的針對在校學生的一種培養和培訓工程，例如學業生涯規劃、德育答辯等形式，它致力于學生自我的定位和目標設定，并在工作實踐中能夠準確把握自身優勢，為用人單位甚至社會創造價值的一種長期規劃能力。
根據以往文獻對就業能力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三級指標的歸納。其中，一級指標包含理論知識、職業素養、思想道德、基本素質等四個構成要素。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最終形成某一個體的就業能力。二級指標更加細化，其中，理論知識包括學生所學的本學科的專業知識以及其他常識性質的基礎學科等，可歸納為專業知識和基礎知識；職業素養包括三個層面內容，即學生在校期問的學生工作經驗、校外兼職經驗或專職工作經歷等；學生的思想道德狀況，主要是指學生個體在性格、道德修養等方面的內容；畢業生基本素質主要指個體自身的特殊素質以及面對團隊和處理全體關系等方面的能力。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具備能力的需求還可以看出以下趨勢：用人單位對大學生要求全面，對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職業精神、崗位技能、誠信、道德品質、理解與交流技能、環境適應能力、組織管理能力、團隊協作能力等八項指標關注度較高，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通過對應聘者綜合素質的考察來取舍。
三、從就業能力各項指標靜態構成與動態轉變角度的延伸
從就業能力是獲得、維持甚至變更工作的角度來看，其指標或要素的構成應該是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其中，個體獲得工作時具備的能力是靜態要素積累的結果，是其就業能力在某個靜態時間點展示的成果。個體在維持其工作順利開展的同時，就業能力各要素進行配合并逐漸提高，最終變更工作狀態(包括變換工作單位和工作崗位兩種狀態)，這一過程是所有指標動態轉變的過程，其量化的標準即工作變更的結果展示。
綜上所述，就業能力是指某一個體為了順利獲得并且能夠維持工作，并基于此向更佳工作轉換的一種由靜態指標和動態要素相互影響配合，逐漸積累并不斷提高的能力。其構成要素或指標包含以積累為主的理論知識、職業素養和思想道德，以及以動態能力為主的個體基本素質，并且各項指標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和較高依存度。
參考文獻：
第8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國家戰略貿易政策實質是將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競爭主體和利益主體由企業擴展到國家，將企業競爭力提升到國家競爭力，將企業競爭策略上升到國家經濟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國家公共財力來應對國際化經營中的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效應。根據Brander&Spencer的戰略性出口貿易政策，這種“增進本國福利”的主要來源是它把寡頭行業利潤從外國企業轉移到本國企業，即貿易政策的利潤轉移效應（Profit-ShiftingEffects）。
目前，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借鑒和運用戰略貿易政策。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對戰略貿易政策的理解和運用上存在誤區，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和原發性自主創新能力決定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戰略貿易政策形成的基礎和定位的基點是在高新技術產業具有強大技術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發達國家，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創新和模仿創新是發展中國家科技進步的主要方式。因此，發達國家的戰略貿易政策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不適用。以下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采取的戰略貿易政策進行研究和對比分析。
一、國家戰略貿易政策的導向
發達國家的戰略貿易政策導向是：通過國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綜合運用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幫助企業率先進入和開發新產業，構筑先發優勢和規模經濟，通過成本領先優勢搶占市場份額，扼殺潛在的和成長中的競爭對手，形成國家資助下的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優勢，借助國家競爭力確立本國大企業在新興產業開發方面的國際領先和主導地位，搶占世界高科技領域的制高點。例如，美國自90年代初就開始制定和推出“國家出口發展戰略”，其內容包括財政和金融措施、產業部門支持、特定市場準入、技術性支持等各個方面，而確定為優先支持的領域均為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其目的正如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所說：“是保持美國在世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
發展中國家應采取的戰略貿易政策導向是：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和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產業實施“空心化”戰略（研發機構在本國，生產向海外勞動力價廉的地區轉移）帶來的有利發展機遇，通過政府介入和國家財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國際加工業集聚和發展的戰略“凹地”，吸引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術產業鏈中勞動密集度相對較高的環節，通過國際化生產的外溢效應，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分享當代科技創新的成果和擴散效應。
這種政策目標的確定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新產業開發和技術創新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處于“不對稱競爭”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力，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很少，產業發展主要沿襲產業技術梯度轉移的模式，技術發展也是以跟蹤、引進、模仿為主，無論在基礎研究、戰略高技術研究、還是在新產業開發研究領域都滯后于發達國家十幾年到幾十年，本國獨立完整的高新技術產品開發體系尚未形成。在這種非對稱競爭的情況下，即使發展中國家仿效發達國家資助本國企業進行R&D投資，也很難從創新能力和新產業開發能力上擊敗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因此，只能將戰略貿易政策的目標定位由“競爭”轉向“合作”，借助跨國公司的力量，進入全球配套市場，在較短的時間內，縮小在高新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往的國際經驗證明：大量引進國際資本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技術升級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
以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情況為例實證分析：據外經貿部統計，2000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298.2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8.9%，占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這說明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自主開發能力相當薄弱，外商投資企業是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從其增長軌跡看，9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高于全國外貿出口平均增幅的發展態勢。2001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464.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4%，高于全國平均出口增幅18.6個百分點，在全國新增出口總量中，高新技術產品占55.5%.如果離開“外資”，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不足現有規模的1/5而技術貿易逆差將高達500億美元。從企業的創新能力來看，據外經貿部調查統計，外商投資高新技術企業申請的專利數占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申請數的2/3以上。再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構成分析，2001年，計算機和電子、通信技術類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約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90%，而這類產品絕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的。由此可見，我國的戰略貿易政策導向（尤其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領域）只能是“合作”。經濟的“融合度”決定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度”，只有不斷提升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縮小與世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二、戰略貿易政策的實施
從發達國家情況分析，在生產力諸要素構成中，資本要素相對充裕，因此發達國家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低于發展中國家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存在輸出資本，使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趨向均等化的傾向。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的估計，2000年發展中國家接受外國直接投資金額高達2400億美元，2001年，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和“9.11”事件對投資者信心打擊的影響，降至2250億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25%.例如，美國的國家貿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資源的置換效應”，即用美國的投資、知識產權、技術裝備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生產要素進行置換和組合，以實現美國經濟從“后工業化經濟”向“智能和創造型”經濟演進。這種以全球資源置換為內核的對外投資方式績效十分顯著，1998年，美國海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高達2.4萬億美元，是美國同期外貿出口的25倍。
發展中國家戰略貿易政策實施的關鍵是通過國家財力和政府的經貿政策，改善本國的投資軟硬環境，營造一個有利于國際生產要素流人的戰略“凹地”，吸引發達國家處于成熟期的加工業或高新技術產業鏈中勞動密集度相對較高的“環節”，形成國際化生產加工基地。并通過不斷改善加工貿易條件，拓展加工貿易業務，最終成為跨國公司國際化生產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加工鏈”。據《商業周刊》最近統計，全球5.3萬家跨國公司內部和相互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體系，大力發展產業內加工貿易應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今后發展的基本取向。從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方式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著年均8%的增長速度，已連續9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每年都有400億美元以上的國際資金流入。作為“世界工廠”，加工貿易逐步成長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1474.5億美元，占外貿出口總額的55.4%，加工貿易進口939.8億美元，占外貿進口總額的38.6%，其中高新技術產品的進料加工和來料加工裝配貿易約占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90%.這表明我國出口產品的生產方式仍以加工裝配為主，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貿易是現階段以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國沿海地區制造業發達、人才集中、勞動力素質較高、技資環境較好，如何構建和形成這樣一個戰略“凹地”，主動吸納國際生產要素的流入，應成為我國制定和實施戰略貿易政策的切入點。
發展中國家戰略貿易政策實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構建對國際加工業最具吸引力的戰略“凹地”，而戰略“凹地”的構成要素取決于外國公司選擇海外投資的標準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國在吸引國際投資方面的相對優勢。從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近年來經濟政策的導向看，各國日益意識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對發展本國經濟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資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趨向促進投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放寬對投資領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匯管制，各國都在致力于為投資者創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環境。因此，作為國際化的加工貿易戰略“凹地”一定要具備國際大環境中的政策優勢和環境優勢，要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創造優越的政策條件和投資環境。各國的實踐表明，只有當一個國家致力于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教育體系，提供透明的、可預見性的政策、法律環境，并且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之間能夠政令暢通、協調一致、高效運作，才能對國際投資形成強大的集聚效應。
三、對策措施
外商選擇來華投資的最主要決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場，第三是環境。以下就這三個核心因素以及我國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應采取的對策措施進行分析和探討。
1.成本因素
在產品成本構成要素中，我國最具競爭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勞動力成本。勞動力競爭優勢包括三層含義：
一是，在可用性基礎上的勞動力資源充裕和價格低廉，即較容易雇傭到大批熟練的產業工人；
二是，具備一大批比較優秀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其薪水與國際同類人員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勞動力的可塑性很強，表現在文化基礎知識較好，渴望學習、刻苦鉆研，而且吃苦耐勞、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資源的整體素質還有待進一步提高。而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人力資源要素將逐步取代自然資源要素的主導地位，成為構成貿易條件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我國的人力資源優勢絕不能僅僅建立在價廉的基礎上，因為勞動力的絕對成本優勢終將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喪失，而勞動力的相對成本優勢（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其成本的比較）是我國可以長期依托的支點。我國應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資的力度，為現代加工貿易的運作提供厚實的智力支撐，主動迎合國際跨國公司目前正在積極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戰略。同時要加強人力資源的國際合作，通過國外高技術勞務的引進，與國內低成本的勞動力相結合，形成人力資源方面的組合效應和互補優勢。
2.市場因素
市場是構成外商來華投資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滿在于市場體系的發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場的準入方面存在明顯的經濟成分歧視，限制和排斥外資企業，即使對外商部分開放的領域，還存在地域、企業數量和股權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場約束機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國法律的聚焦點是大公司、大企業，而對小企業缺乏約束力。如對小企業侵犯知識產權、盜用國際名牌商標、偷稅漏稅等行為很少有人問津，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場供給體系不完善，外資企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進口受高關稅的約束，影響了產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
四是，資本市場的發育很不成熟。風險投資的發展依賴于證券市場的發展，高科技與風險投資是一對“孿生子”，缺少風險投資的孵化，高科技產業就很難成長和擴張。從我國情況看，由于受各項政策法規的限制，一方面我國風險投資尚未完全對外資開放，尤其是國內二板市場尚末啟動，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國內上市很困難，運用證券市場資本運作實現高科技企業戰略擴張的策略難以實施，再加上風險投資成功后的退出機制很不流暢等因素的影響，嚴重制約了國際風險資本的進入；另一方面，國內私人資本市場一直處于“地下運作”。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從事私人資金運作，這類公司控制的資金高達7000多億元，其主要功能是從事股票市場的投機。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規障礙，使龐大的私人資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時，加快出臺和完善風險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運作的法律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風險投資管理體系，加快二板市場的出臺，吸引國外風險資本，清除影響風險投資進入和退出的體制障礙，引導國際資本投向我國高科技產業，對培育資本市場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將會產生巨大影響。
3.環境因素
在投資硬環境方面，外商認為我國東部地區在硬件設施（運輸、通訊、電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工業整體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產業和相關產業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撐現代加工業發展的完善的工業整體環境，即使沿海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跨國公司在當地的平均采購水平僅20%左右。從目前吸引外資的新動態分析，外商在投資地區的選擇上越來越注重產品價值鏈的銜接和增值，即投資區的整體工業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資源配套，以及同行企業和相關企業的集聚效應，在我國沿海部分工業整體配套水平較高的地區已出現大規模的區域性外資集聚現象。例如，緊鄰上海的蘇州市吸引外資約占江蘇全省利用外資總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資硬環境方面不僅要具有能承載現代化加工業的一流的基礎設施，還要具備高速便捷、立體化的大交通網絡，覆蓋面廣的數字化、寬帶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傳輸平臺。在國家建設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更應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與國際跨國公司的戰略性合作，擴大BOT、項目融資、基礎設施經營權轉讓等方式的利用外資，加快出臺相應的政策和管理辦法。同時，要注重不斷提高加工水平，增強配套能力，支持國內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發展配套產業，在較小的協作半徑內形成很強的產品乃至產業配套功能。此外，要創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環境，注重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在吸引外資過程中許多地方重視生產環境建設，忽視生活環境建設，這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一個表現：東方人強調“艱苦創業”，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環境和質量。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利用外資較多的地方，經常會出現外企白領階層“江浙上班，回滬住宿”這種東方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因此，在構建國際化加工貿易戰略“凹地”過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態環境建設，如休閑娛樂設施的建設，國際學校和國際醫院的建設，注重防治污染，加強水資源、山體資源的保護，擴大綠化覆蓋面，提高生活環境的質量和品位。
國際投資對軟環境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一國有穩定的政治、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或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條件）、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沒有地理文化上的進入障礙。外商對中國的投資軟環境總體評價較好，認為我國在投資軟環境方面的國際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經濟高增長、低通貨膨脹、人民幣幣值穩定；優惠的稅收政策（所得稅減免、進口技術設備減免稅、境內技術轉讓免征營業稅和所得稅等等）；投資成本低，特別是土地使用費低和建設費用低；當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經濟環境的相對穩定。在投資軟環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問題：一是，法制不健全，經濟糾紛的執法難度很大；二是，經濟貿易政策方面存在隨意性、復雜性，尤其是不可預見性，使外商很難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國稅收政策與國際不接軌，仍存在較大差異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國企業所得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率與國際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稅不到位，依然采用國際上僅少數落后國家采用的生產型增值稅（購進的固定資產不能抵扣稅，制約投資），以及在稅收政策上重稅率、輕稅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門辦事程序復雜，環節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資軟環境方面，要注意創造以下條件：
1.具備完善的與國際接軌的法律框架和經濟貿易管理體制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外貿管理體制變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從政策性管理轉向法律框架下的規范化和可預見性管理。加入世貿組織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經濟貿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項規則，從自主制定各項規則向逐步采取世貿規則轉變，使涉外經濟貿易政策和法規簡潔、統一、連貫和透明。只有在穩定的、與國際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國際跨國公司的中長期戰略性投資。
在經濟和貿易管理體制上與國際接軌，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觀念和方式，逐步轉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調整行政管理的職能，減少部門之間的職能交叉，上下之間的職能重疊，壓縮政府對經濟領域的管理面和干預面；三是，調整和壓縮行政管理權限，減化繁瑣的管理程序和制約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各類審批手續，積極推進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
2.建立國際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國際加工貿易區的三個基本要廣素是加工水平、通關速度和貨物集散能力。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跨國公司越來越注重選擇全球最有利的地區進行研究開發、生產制造和產品銷售。隨著加工貿易供應鏈的拉長，對貨物在國際間穿梭的時間限制將更趨嚴格，以適應制造業向零庫存生產演進。只有具備高速、便捷、流暢的物流通道和覆蓋面廣的供應鏈體系，才能為構筑國際化的生產加工基地創造基本條件。因此，要大力發展與大交通、大流通、電子商務有效結合的現代物流業和開放型的物流網絡體系，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物流企業，建設以港口為依托的現代化、智能化的物流基地，開發BtoB（企業到企業）和BtoC（企業到消費者）的第三方物流，以集裝箱等“組合包裝”、“門到門”的多式聯運，以及以EDI為先導的現代交易方式。海關、商檢、外管、稅務、銀行等單位要簡化辦事程序，加強彼此間的協作、協調和配合，構筑現代化的物流交易平臺。
第9篇：勞動力價值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擇業觀； 服務型； 引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 G71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1）01－0127－03
在我國，自從高校擴招以來，大學生就業率呈持續下降趨勢。201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631萬，就業率僅為72.2%。［1］2011年約有650萬大學畢業生將投入到勞動力市場。面對著激烈的市場競爭，相當一部分大學生認為“畢業即意味著失業”。大量“校漂族”、“蟻族”的出現已經引起了高校和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在積極探索就業政策、拓寬就業渠道的同時，大學生擇業觀念問題也日漸得到教育理論和實踐工作者的重視。
大學生是即將步入職場的非勞動力群體,審慎的進行職業選擇,“無疑是開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業去碰運氣的青年的首要責任”［2］。然而，在“自主擇業”的就業模式下，雖然大學生擇業的目標彈性增大，自我調試能力增強。但是，他們缺乏合理的自我定位、缺乏職業生涯規劃、缺乏實踐操作的能力、缺乏全程的擇業指導、缺乏全面的人才市場供求信息。這些都是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因素。以往關于大學生擇業觀的研究大都無法突破工具理性的桎梏，要么是提高就業率的手段，要么是其他工作的附庸，要么在教學工作中被邊緣化。要想有效解決大學生擇業觀念問題，必須明確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動因，構建以大學生擇業觀本身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服務型擇業觀引導機制。
一、服務型的擇業觀引導機制的內涵
機制是指事物的內在結構及其相互作用的原理和過程。大學生擇業觀引導機制，是指在大學生擇業觀轉變過程中，各種要素趨于教育目標的有效性因果聯系或運作方式。擇業觀引導機制構成要素包括本源性構成要素――實體要素和非本源性構成要素――媒介。其中，實體要素包括社會、政府、高校、家庭等，是大學生群體的外在影響力；媒介要素包括目的、內容、手段、活動等，是聯結實體要素和大學生的中介。服務型的擇業觀引導機制，就是把擇業觀引導工作與大學生的思想、心理、價值追求聯系起來，以學生的個性心理特征為基礎，以調動大學生自我發展與成就的需要為手段，以促進大學生的身心完善和全面發展為目的。在大學生擇業觀轉變過程中，提供一切可能的服務，以大學生的心理變化和內在需求為整個工作的線索。在這一過程中，各實體要素和媒介既各成體系，又按一定方式協調運轉，共同指向大學生。
二、服務型的擇業觀引導機制的運行方式
用“機制”這一視角來研究大學生擇業觀，是把其納入一個整體動態的活動系統中，從整體和整合的角度來揭示各要素構成的大系統的結構、功能和運作方式。運行方式是為運行目的服務的，是服務型的擇業觀引導機制質量和效果的關鍵。合目的性的運行方式，是指社會、政府、高校等實體要素相互協調、相互銜接，整合媒介要素形成最大的合力作用于大學生的擇業動機和行為。具體說來，各要素在擇業引導機制中合目的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1.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宏觀的服務和協調作用
當前我國教育行政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作為公共權利機構的政府對高校的管理采取行政干預的管制方式，影響了教育的健康發展。為此，需要轉變政府職能，變管制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大學生教育管理作為一項重要的公共服務提供形式，是當前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學生擇業觀引導機制中，政府應該把大學生擇業觀念問題納入關注的視域，并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給予應有的重視。在方針政策上給予高校擇業指導工作以宏觀的指導，并提供物力、財力和人力的支持。同時，營造公平合理、機會均等的市場競爭環境，引導社會輿論的方向，為大學生正確擇業注入鮮活的力量。政府行政的目的不只是提高大學生就業率，而是為他們追求理想、實現自我價值提供條件。只有打破工具理性的束縛，政府對大學生擇業取向的引導才能發揮應有的效力。
2.社會輿論的正方向文化引導作用
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大學生擇業觀形成過程即是大學生社會化的過程，社會輿論是大學生社會化的重要手段。它是通過宣傳、鼓動、誘導、批評等靈活多樣的方法，使人們在心悅誠服中改變原有的看法和態度。這一特點使得社會輿論成為大學生最喜愛的接受社會信息的方式。電視、報紙、廣播、網絡等大眾傳播媒體要堅持正面引導的原則，宣傳合理、科學的職業價值觀，宣傳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經驗和途徑，宣傳面向基層就業、自主創業的優惠政策，反映分析大學生群體存在的各種心理困惑，批判、化解具有負向功能的擇業取向，探討社會所期望的職業價值取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等與大學生擇業觀有實在關聯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實踐問題。
3.高校 “全程化、全員化、信息化、專業化”的服務作用
高校是指導大學生擇業觀的最重要實體要素，與大學生形成直接的雙向互動關系。高校全程化的指導工作包括：第一，建設擇業指導課程體系。 “所有高校要從2008年起開設就業指導必修課或必選課”［4］，并依據各校自身具體情況制訂教學計劃。就業指導課程教材建設，以科學性、系統性、針對性、操作性為原則，適應新形勢需要。第二，注重通識教育。我國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經歷了“知識本位――能力本位――素質本位”的轉變過程。素質本位的目標取向更注重通識教育。通識人才的顯著特征是“溝通能力和團隊精神，表達和組織討論的技能，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的能力，跨文化和外語能力，概括和組織知識與信息的能力以及進一步自主學習的能力。”第三，職業生涯設計指導。目前我國高校的就業指導模式，仍然是帕森斯式的“就業安置”，偏離了教育“以人為本”的思想。我們需要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輔導中注重學生探究自我、開發自我綜合素質的培養。學校職業規劃指導的策略是：一是結合課堂教學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指導；二是通過個別與團體咨詢對大學生進行職業心理輔導，解決學生擇業時遇到的各種困惑；三是重視社會實踐的作用。以高技能實踐型教師隊伍建設為推動力培養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以實習、實訓基地建設為生長點。同時，要力求探索以訂單培養為目標、以產業項目為載體，以開門辦學為重要手段，以就業指導為中心的工學結合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服務體系。［5］第四，加大就業指導經費和人員投入。我國部分高校的經費額度與美國高校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兩國高校就業指導經費的有效利用率卻差別很大。在美國約50%的經費直接用于畢業生就業指導，而國內很多高校的經費只有1/6到1/3直接用于就業指導工作。［6］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強就業指導隊伍正規化、職業化和人性化建設。就業指導隊伍除了指導機構的日常管理和辦公人員以外，還要培養和引進數量較多的專業性的擇業指導咨詢師。
4.家庭對其他實體要素功能的整合作用
家庭關于職業發展的價值觀是社會各種價值取向的縮影，市場經濟社會的趨利性和不正當競爭對家庭價值觀的沖擊很大。因此，在大學生擇業觀引導機制中，一方面，家庭與社會、政府、高校共同構成大學生擇業觀的外在實體要素；另一方面，家庭又是最難把握的變量因素，對其他實體要素的功能和效力有時起推動作用，有時起弱化或消解的作用。為了避免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員的職業價值取向對社會、高校所倡導的職業價值取向的弱化或消解。爭取家庭的積極配合，也是社會、政府、高校的重要任務。一方面，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完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營造誠信、友善的日常交往環境；另一方面，通過社會輿論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使父母和子女更加了解人力資本市場的動態和大學生擇業的前景。家庭擺脫個體本位的職業價值取向，在方向和目標上與其他實體要素一致，最大的教育合力才能得以實現。
5.大學生在解決自身擇業矛盾中的理性平衡作用
人的社會化過程是其主觀認識與客觀存在的事物及其發展變化相符合、相一致的過程。作為即將步入社會的青年大學生必須塑造與時俱進的精神品質，在擇業的過程中找到社會需求與個人目標、道義與功利、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之間的理想平衡點。第一，社會需求與個人目標之間的平衡。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 “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該認為，這兩種利益是作對的，互相沖突的。”［7］大學生在考慮自己的專長、興趣、愛好的同時，目標崗位的社會價值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個體的社會價值得以實現，個人才會有更大限度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第二，道義與功利之間的平衡。義利觀是指人們如何對待精神倫理和物質利益關系的態度和觀點。道義是某一社會的倫理規范，功利即“所得”，與“道義”相對主要指“個人所得”。市場經濟社會崇尚的個人品質，并不是“一切向錢看”的物質主義，而是更加注重誠信觀念、團隊意識、奉獻精神等職業品質。注重培養自身的優秀職業品質是人才市場競爭的法寶，面對“義”與“利”之爭時，理想的結合點是：重利但不薄義、揚公義但關乎私利。第三，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之間的平衡。自我意識是個人對自己本身以及自己與客觀世界關系的認識、評價和調節。［8］大學生作為自我意識的主體通過自我觀察和認識，將“我”這個統一體分解為理想的我和現實的我，二者之間的矛盾運動是自我意識的基本特征。在擇業取向上，大學生常常以“理想我”去評價職業崗位的價值，而忽視“現實我”的能力和水平，造成眼高手低，影響擇業。所以，正確的自我認識和評價在大學生擇業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考察現實我和理想我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探究現實我向理想我轉化的程度和可能性。
在今天，大學生所處的環境更加社會化，影響大學生思想和心理的因素更加復雜，范圍更加廣泛。各系統要素孤立地進行活動將繼續弱化擇業指導工作的效力。組成系統的各個要素只有在目標和方向上保持一致，才能發揮最大效力。
參考文獻
［1］吳晶.教育部:201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72.2%［EB／OL］.［2010-07-21］..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5.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4］教育部召開2008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視頻會議［N］.中國教育報，2007-12-6（01）.
［5］《教育研究》編輯部.2007年中國教育研究前沿與熱點問題年度報告［J］.教育研究，20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