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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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穩健貨幣政策；財務風險；特征；防范

貨幣政策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以達到穩定物價、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和平衡國際收支等最終目標；中介目標主要是長期利率、貨幣供應量和貸款量；操作目標主要有短期利率、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和基礎貨幣等。近期，出于對通貨膨脹、流動性泛濫等問題的擔憂，國家多次出臺收緊的貨幣政策，將今年的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的貨幣政策。

企業財務風險不僅與企業內部管理效率有關，更重要的是，它對外部環境特別是政策環境的變化具有較高的敏感性。當前信貸超常增長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已經淡出，穩健審慎已經成為我國宏觀貨幣調控的基本方向。在此背景下，強化企業財務風險的防范與控制，是施工企業財務管理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問題。

1 施工企業財務風險的基本特征

財務風險作為企業風險的貨幣化表現形式，它指的是由于內外部環境及各種難以預計或無法預計的因素影響。在一定時期內企業實際財務收益與預期財務收益發生偏離，從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財務風險時時處處存在，是企業運營的必然產物。施工企業的財務風險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1 財務風險的全面性和系統性

財務風險是指在資金籌集和運用過程中產生的，從資金開始進入企業，在企業中流轉使用，到資本償還、現金回收、收益分配的各個環節都會產生財務風險。財務風險存在于公司財務管理的全過程，并體現在多種財務關系上。可以說，財務風險是各種財務活動行為失誤的系統性綜合反應。例如：在生產施工中由于質量不達標，可能造成工程驗收和結算的延遲等。由于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造成企業一定時期內現金流出大于現金流入，以致企業不能按時償還到期債務而引發財務風險。

1.2 財務風險的多樣性

企業經營環境的多元化，企業生產經營過程的多樣化以及財務行為方式的多樣化決定了施工企業財務風險的多樣性。從企業經營環境看，不同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施工企業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即使在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中，施工企業即要面臨國內同行的競爭，也可能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多樣化的經營環境必然會給企業造成多樣性的危機影響。從企業的生產經營看，它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每一個過程中的失誤都可能形成財務危機。

1.3 財務風險的突發性

企業財務風險的發生受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其中有些因素是企業內部可以把握和控制的，甚至是可以預見的，但更多因素是具有突發性的，無法預料的。如：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導致工程項目的損毀，或項目建設工期的延長而增加的固定成本；或投資方出現財務危機，而導致不能撥付計價款項等等。當企業發生突發性的財務危機時，若風險水平超過了企業短期能承受的最高限度，那么企業就將陷入財務危機之中。

1.4 財務風險的可防可控性

通常來說，施工企業財務風險的發生具有其客觀必然性。因為財務風險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長期財務矛盾日積月累形成的。但如果具備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多數風險仍然可以早期發現、治理，并按成本效益原則將其控制在一個可以接收的范圍內。

2 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施工企業的財務風險來源與對策

貨幣政策的取向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意味著銀行信用的收縮和金融市場借貸成本的提高。這將使各類經濟主體之間的資金鏈條處于緊張狀態，大大增加經濟主體的投融資風險和支付風險。施工企業結合自己的行業特性，從生產經營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對可能存在的財務風險進行有效識別和控制。

2.1 融資風險與對策

施工企業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通常需要購買更新大量機械設備。如：持續采購大量的砂石料、水泥、鋼材、燃油等材料，并需要按時支付人工薪酬，具有明顯的資金依賴特征。在信貸趨緊的市場環境下，企業的融資能力將會受到較大制約，同時融資成本提高，從而產生項目融資風險。

對策：企業在當前穩健貨幣政策背景下，應當建立有效的財務風險預警機制。

2.1.1 要從最基本的資金鏈考慮，防止資金鏈斷裂。因此就要精心的預測未來現金流，建立企業全面預算，及時掌握現金狀況。

2.1.2 從融資方式來說，負債融資主要包括：金融機構貸款和債券發行。企業要建立長期的財務預警系統，將獲利能力、償債能力等指標作為長期預警系統的主要指標，加強分析與監測。而在確定債務規模時要權衡舉債經營的財務風險來確定負債比率。由于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大額貸款可能比較困難，所以要充分發揮公關能力，爭取提前與銀行簽訂合同，減小變數。

2.1.3 要完善資金管理調度機制。在資金運作上要實行統一調配，集中管理，在滿足發展需要基礎上充分發揮資金規模優勢。在資金調度體系方面，應進一步強化施工項目資金的整體規劃，明確相關流程、責任和權限。使資金得到有效充分的運作。例如：某工程公司，自2009年4月起開始執行資金集中管理機制，由公司財務進行集中管理，下發《**公司資金集中管理辦法》，由下而上編制資金預算，充分利用資金的時間差，加快了資金周轉，降低了資金成本，有效防范了財務風險。

2.2 投標

目前建筑施工市場基本實行低價中標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為了能攬到工程，各公司之間相互壓低標價，開展惡性價格戰。如果投標階段不顧自身實力，不惜血本盲目爭取項目，這將導致極低的工程利潤率，甚至產生虧損，進而引發一系列的履約風險，支付風險甚至訴訟風險，使企業面臨嚴重的財務風險和信用危機。

對策：完善合同管理機制。

在國家穩健貨幣政策下，施工企業的市場因國家投資規模的縮小而變的緊缺，這就會導致施工企業之間更加激烈的競爭。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在制定投標文件過程中，也要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精準報價，量力而為，決定投標與否以及投標標價。施工企業應根據施工方案對其能承受的最高成本進行測算，測算過程中不能漏項，并留有余地。在簽訂合同時形成嚴格的審查制度，逐一推敲合同條款，對涉及到驗工計價時間和方式、工程結算的違約條款及各自應承擔的經濟責任等內容嚴格把關，防止含有不平等條款的承包合同的簽訂，以至于將施工企業置于被動地位。例如某施工單位，在巫山中標某高速公路項目，巫山地理條件復雜、交通困難、機械設備及物資運輸極為不便。由于前期對現場的施工環境調查不到位、對施工難度估計不足，導致該項目進入實施階段后進度緩慢，計價周期內的低產值導致計價款的不到位，進而因為資金短缺導致無法進行下一步正常的施工生產，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致使該項目超出預計工期仍未完工，給企業造成了損失。

2.3 成本控制

成本管理是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項目的經濟效益，任何環節控制不當，都有引起財務風險的可能。施工企業如果不結合項目規模、特點、復雜程度及施工條件，制定出合理的施工組織方案，就可能導致施工工期延長，所需機械設備增加，投入的成本費用增加，最終導致項目實際收益低于預期，形成施工項目虧損。

對策：完善成本控制機制。

2.3.1 結合合同工期、施工現場條件等具體因素，優化施工組織設計，制定科學經濟的施工方案，縮短工期降低成本。

2.3.2 健全材料物資管理，對材料采購、入庫、管理、出庫、耗用嚴格把關，做到材料采購有計劃、質量有保證、管理有辦法、消耗有定額。

2.3.3 推行責任成本管理，進一步落實項目成本目標責任制，將目標層層分解，橫向可以分解到單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項工程等不同施工單元；縱向可以分解到前期準備、主體施工和收尾交付等施工階段，從而把成本費用控制在責任成本范圍內。例如：某橋梁工程公司于2010年1月下發《**公司項目經營承包辦法》，在該辦法中，公司一級成立內部經營承包領導小組，明確了責任成本定額的確定依據；由公司項目管理部依據公司經營承包領導小組確定的項目可控責任目標成本編制《工程項目管理目標責任書》；項目經理部為了確保項目可控責任目標成本的實現，必須成立項目成本控制小組，組長由項目經理擔任，副組長由黨支部書記、副經理及總工擔任，組員由財務部部長、計合部部長、工程部部長、物設部部長等有關人員組成，辦公室設在計合部，辦公室主任由計合部部長擔任；明確各部門在責任成本考核中的分工；制定年度績效考核及獎懲標準，有效調動各部門人員積極性，使公司項目的成本管理上了一個新臺階，取得了顯著效果。

2.4 內部控制風險

施工企業從項目承接開始到完工，牽涉到經營、生產、財務等環節。不建立一整套與項目施工管理相適應的管理制度，就容易放縱部分項目承包人違規操作，給企業帶來風險和損失。

對策：建立健全企業財務內控機制。

施工企業應按照《會計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企業的內部財務控制制度。在會計核算、內部計合、內部牽制、財產清查、內部審計、原始記錄管理、崗位交接、會計檔案管理、會計組織等一系列領域形成有效的財務控制制度。通過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進一步強化會計核算基礎、優化財務管理流程、有效降低企業管理成本，保證企業財產的安全完整和企業經營活動的高效運轉。

2.5 結算

一般而言，施工項目竣工后，就應及時辦理工程竣工驗收，編制竣工決算，進行最后的財務結算。在金融市場資金供應趨緊的條件下，部分業主可能會發生困難，致使施工企業無法及時收回工程結算尾款，而工程質保金也會因難以收回演變成收款風險，這些無疑都會加大施工企業的資金負擔，誘發系統性的財務風險。

對策：重視工程項目結算管理。

由于目前貨幣市場由擴張趨向審慎，施工企業因部分業主無法支付而往往出現竣工項目結算長期擱置的現象，因此可成立項目結算小組或類似機構，安排專人負責工程項目的結算和清欠事務，以免喪失索賠的法律時效，給企業造成損失。要做好結算工作，施工企業則要在內部強化基礎管理工作，如變更簽證、索賠、實物量核對、結算書的編制和送審等，決不因自身的原因而延誤結算。例如：某施工企業成立了法律事務部，該部門通過延續債權時效、轉移債權債務、參與工程項目合同管理、及時完善收尾工作、辦理質保金退款等手段，加大了雙清治理的力度，從而降低了新欠工程款的形成率。采取分塊管理、專人負責、法律清欠等多種靈活清欠方式，僅2010年由該部門牽頭和參與收回尾工款、質保金、變更索賠款等資金5587萬元。為企業挽回了損失，降低了財務風險。

綜上所述，在當前穩健貨幣政策下，建筑施工企業應該做到未雨綢繆，在各個方面做好防范，將企業財務風險控制在可承受范圍內，以期獲得理想的經濟目標。

參考文獻

第2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可信度 體制改革 獨立性

貨幣政策可信度涉及公眾對中央銀行公布的相關政策信息的信任程度，它可通過引導公眾預期影響政策效果。若貨幣政策的可信度高，則政策效果就好；反之，政策效果就差。周小川認為，中央銀行的政策運作應該增強可信度，這對于穩定公眾通貨膨脹預期會起關鍵作用。那么，央行應該如何提高貨幣政策可信度呢？

一、影響貨幣政策可信度的因素

（一）體制特征因素

體質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中央銀行獨立性、貨幣政策透明度和中央銀行責任性。美聯儲官員Blinder就影響中央銀行可信度的關鍵因素做過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人都把中央銀行獨立性看作其可信度的重要來源，僅次于央行有誠實的歷史這一項。而貨幣政策的成功實施取決于公眾的信任，這種信任的獲得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貨幣政策的透明度。貨幣政策透明度有利于公眾合理預期的形成，幫助維持央行貨幣政策的動態可信性。責任性是指中央銀行自發地承擔法律授予其行動的責任的義務。如果央行一向缺乏責任性，那公眾對其披露的信息就不會予以采納，這顯然不利于央行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也會減弱貨幣政策可信度。

（二）行為特征因素

行為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中央銀行言行一致性和中央銀行過往業績。言行一致性是指中央銀行在維持或提高貨幣政策可信度方面所作出的行為與其之前反通貨膨脹的承諾的一致性。央行良好的信用形象能使市場主體在形成通脹預期時將政策預定目標作為參考，一定程度上提高貨幣政策可信度。而過往業績對貨幣政策可信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基于預期的自我實現機制和高昂的違約成本。公眾認為中央銀行會保持政策目標的連續性，可一旦央行破壞其行為特征，就會產生高昂的違約成本，進而導致貨幣政策可信度受損。

二、我國央行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一）央行獨立性不足

根據國內學者蔡志剛的測算，在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修正）》（下面簡稱人行法）頒布前，我國央行獨立性指數只有德國的0.44倍。人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可見，央行實際上只享有貨幣政策的操作執行權，它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難以確保貨幣政策實施的連續性和有效性。此外，我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制度仍不完善，其作為咨詢議事機構的地位使貨幣政策直接受政府控制。總的來說，我國央行的獨立性是欠缺的。

（二）央行透明度不夠

目前，貨幣政策透明度可被界定為中央銀行披露與貨幣政策制定程度有關的信息。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不夠主要體現在：首先，貨幣政策目標沒有具體的量化值，指向不明確；其次，我國未公布中長期經濟預測模型，宣布政策決議時未給與解釋，信息效應不明顯，不利于公眾對政策目標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最后，貨幣政策委員會不具備完全的決策職能，有關會議記錄未得到公開，不利于引導公眾預期。

（三）行為相悖

中央銀行有時未能履行承諾實施既定的貨幣政策，其表現行為有悖于預期的政策目標，即說一套做一套。鑒于如今迅速變化的經濟金融發展環境，央行轉變行事方式雖在所難免，但這破壞了其行為特征，使公眾不能形成合理的通貨膨脹預期，導致貨幣政策可信度受損。

三、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可信度的體制改革思路

通過分析國際經驗證據與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央行獨立性和透明性是決定貨幣政策可信度的本質因素，而行為特征因素則為直接因素。因此，央行應牢牢把握獨立性和透明性兩個方面的體制改革。針對我國的特殊國情，國內學者何運信通過對央行獨立性的深入研究，認為現階段的央行獨立性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提高，因為中國的政黨結構和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國家，法律上的央行獨立性還會因我國的經濟金融結構、社會文化環境等現實因素的約束而在實踐中大打折扣。而貨幣政策透明度更多的是關注中央銀行的信息披露，在現有環境具有較高可行性，因此央行應把提高透明度作為確保貨幣政策可信度的突破口。

結合前面所述的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不足之處，本文認為，要提高透明度可做以下三方面的嘗試：盡可能量化貨幣政策目標，明確政策指向。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所以從根本上量化貨幣政策目標、設置通貨膨脹水平存在一定困難。但有一點值得明確，必須將穩定物價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中央銀行應有意識地對外公布中長期經濟預測模型，并對模型和政策的相關內容加以解釋說明，以便正確引導公眾預期。我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由目前的咨詢議事機構提升為決策機構，要注重提高貨幣政策委員會專業性和代表性，同時定期公開相關會議記錄。

參考文獻：

[1]周小川.中國貨幣政策的特點和挑戰[J].財經，2006

[2]何運信.決定貨幣政策可信度的特征因素與中國改革路徑[J].財經論叢，2013

第3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產業政策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目前，我國處于經濟新常態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關鍵時期，貨幣政策與以往相比肩負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也面臨更多的挑戰。長期以來，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存在諸多模糊、邊界不清的問題，只有正確認識和準確處理好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深層次挖掘存在的問題并予以解決，才能進一步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貨幣政策和財政、外匯、產業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四者既有著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也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

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關系

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一是在宏觀調控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各有特點，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時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對經濟進行調控。二是同是資金分配的渠道，都與貨幣流通密切相關，二者的出發點都在于對資金流通中出現的對有悖于貨幣流通和市場供求的現象進行調控。三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分別通過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和采用稅收增減、發行國債、調整支出規模與結構等手段實現對全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二者都是主要通過實施擴張性或者緊縮性政策，調控總體經濟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使之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但同時二者的調控范圍存在差異，在流通領域中貨幣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領域中財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貨幣政策具有鮮明的總量特征，而財政政策的結構特征較為突出。二者雖然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貨幣政策具有更鮮明的總量特征，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全國的貨幣供給總量。財政政策具有更鮮明的結構特征，財政政策可以調節不同地區、產業、企業甚至個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側重于貨幣穩定，而財政政策的目標則更為廣泛。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政策，經濟增長、物價穩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調控的目標，但各有側重。其中，貨幣政策側重于價格和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財政政策起著調節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調節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貨幣政策也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一般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財政政策手段來解決②。

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的關系。一是外匯占款的增加會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供給結構改變及供給內生性增強。近年來，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外匯占款持續增長。同時，由于人民幣升值、外商直接投資及熱錢的流入也導致了外匯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余額為272149.14億元，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億元增加1741億元，為連續第九個月增長。可見，外匯占款是貨幣供給的主渠道之一，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首先，外匯占款的增加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隨著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量不斷增加。根據貨幣供給量=基礎貨幣×貨幣乘數，隨著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加，貨幣供給量擴張。其次，外匯占款使貨幣供給結構發生改變。外匯占款導致對外部門資金充裕，對內部門資金匱乏，從而對外部門發展較快，對內部門發展受到限制。我國的外向型企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內向型企業主要集中于內陸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遠好于內陸地區，這將加劇我國的“二元結構”，地區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再次，外匯占款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大量企業或個人的外匯收入賣給商業銀行，中央銀行不能獨立自主地控制貨幣供給量，增加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③。二是匯率的靈活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隨著我國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資本流動加劇，匯率的靈活可以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另外，隨著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微觀主體適應匯率變化的意識增強。

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系。一是產業政策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會把握產業政策的調整方向，把產業政策的方向作為貨幣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二是貨幣政策為產業政策提供支持。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引導資金流向政府希望發展的行業，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為產業政策提供支持。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配合，實際上是通過信貸政策來最終實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控制產能過剩的行業的信貸投放力度，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另外一方面貨幣政策從信貸政策出發向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傾斜，降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金融門檻，通過貸款優惠鼓勵行業投資。三是產業政策作為結構調控政策彌補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不足。貨幣政策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保持經濟總量的平衡，具有總量特征。而產業政策是指向產業的特定政策，從而可以作為結構調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彌補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不足。

貨幣政策受到的挑戰和限制

貨幣政策面臨平衡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的挑戰。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標在于控制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最重要的目標在于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總體上是一對矛盾，只要增長速度、不顧物價穩定，或只要物價穩定、不顧增長速度都相對容易，難的是二者兼顧。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往往會追求快速的經濟增長，如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以增加投資，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會造成物價上漲，這樣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就出現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把二者的目標設計在一個合理的波動范圍內，將是貨幣政策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貨幣政策面臨平衡獨立性與政府干預的挑戰。央行獨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擴張經濟的沖動，提高中央銀行的信譽，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在不斷提高，這主要體現在目標獨立性和經濟獨立性上，而政治獨立性依然較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央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實施貨幣政策的這一安排是合適的，當前這個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也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未來貨幣政策對獨立性的要求會逐步提升，如何平衡與政府干預的問題將成為貨幣政策未來重要的挑戰之一。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協調機制不充分問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現在：近年來社會資金總量、結構存在扭曲現象，一方面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資金結構不合理、資金供求失調現象較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現在：第一，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在使用過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擠占。第二，銀行在宏觀調控中代行財政職能，如在有些地區用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補貼，財政與信貸存在扭曲現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協商研究和緊密聯系的機制，政策配合不夠，容易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消。

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外匯政策的考驗。在我國目前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有時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被動吸收外匯，此時貨幣投放量會增加；而有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控制貨幣供給量，又無法維持匯率穩定，使得貨幣政策陷入抑制通貨膨脹與維持匯率穩定兩難的境地。為解決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之間的沖突，中央銀行只能采取再貸款進行沖銷。但是目前，同時把握這兩個目標難度也越來越大，尤其是隨著資本賬戶的不斷開放，資本流動不斷加快，中央銀行既要協調內部均衡又要協調外部均衡，還要不斷應對外來沖擊，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嚴峻考驗⑤。

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貨幣、財政與產業政策之間缺乏協調。在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財政部希望中央銀行能夠實施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其財政借貸的成本，而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在于維護幣值穩定和物價穩定，這樣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沖突。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能會存在互相扯皮的情況，相互間的政策協調可能演變為政策內耗，這會進一步影響產業政策實施的效果⑥。

理順我國貨幣政策的建議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建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發改委、外管局等部門的協調機制及信息共享平臺。目前，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門之間沒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門的交流通道。長遠來看，我國應該考慮建立持續性的貨幣、財政、產業、外匯政策之間的磋商機制。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可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設立專門的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委員會，成員由中央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門的相關負責人構成，定期召開政策協調會議，就不同調控政策進行協調。評估前期不同政策實施效果的同時，再針對下一階段的預估從政策協調的視角提出改進政策措施的意見，并向其他部門通報下一階段本部門擬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門的意見，避免不同政策之間的沖突或內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門間統一的政策信息數據庫，完成對各部門政策實施信息的匯總、整理及分析，為各部門下一階段的政策提供依據，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以避免決策口徑的偏差，提高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的組合效應。

貨幣政策應引導商業銀行減少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但增加對新興產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等的傾斜。第一，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銀行信貸，引導商業銀行減少對過剩、落后產能的貸款，加強信貸管理、著力優化信貸結構。第二，適當加大對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等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以及技術密集型和服務業等的貸款投放，降低這些行業的金融門檻，并給予優惠的貸款利率。

政府應加強金融信用體系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目前，社會已進入信用經濟時代，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信用成為信用經濟中重要的一環。但目前，我國金融信用體系建設還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設處于起步階段。政府應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體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夠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實現信用體系的完善與發展。二是以中央銀行作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臺，既包括對企業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對個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獎懲機制，懲罰不良信用的同時，對信用良好予以獎勵，以保障信用體系的高效運作⑦。

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定位，進一步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中規定，貨幣政策委員會為“咨詢議事”機構，但這從法律角度來講是不夠明確的，從其近年來實際發揮的作用來看，是一個“準決策”機構。短期內，應當從法律的角度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準決策機構”的地位，從法律上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當逐步由“咨詢議事”機構、“準決策”機構向專門的貨幣政策決策機構轉變⑧。

調整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結構，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一是調整成員結構。為進一步增強貨幣政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可進一步優化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增加中央銀行內部成員、工商業界的代表及學術界代表。同時，要明確委員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專職委員。二是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會公布貨幣政策決策的程序、決策過程所依據的經濟金融信息，披露會議記錄及投票的情況，以讓市場和公眾更好地了解貨幣政策趨勢，從而形成良好的市場預期。

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調整各項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中，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對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的引導作用。首先，要進一步提升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這樣能夠使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有跡可循⑨。其次，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在制定國家的產業政策時要充分考慮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要充分考慮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并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時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時機，進一步理順我國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總體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匯政策、產業政策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雖然同為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但四者既有著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也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貨幣政策如何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成為當前貨幣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徑之一。

同時，貨幣政策與政府之間仍存在諸多問題。因此，如何理順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的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頂層設計方面，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設立專門的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委員會；在行業層面，引導商業銀行的貸款投向，增加對新興產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的貸款投放力度；對于貨幣政策委員會，一方面要明確其定位，進一步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另一方面要調整其成員結構，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強信用體系的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最后，要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調整各項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單位：山東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注釋】

①《中國金融》編輯部：“金融改革發展建言錄―兩會經濟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員談金融”，《中國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賈康，孟艷：“現階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幾個問題”，《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愛儉，王Z怡，武鑫：“國際資本流動對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基于外匯占款傳導路徑的分析”，《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④黃燕芬，顧嚴，翁仁木：“近期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效應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亞培：“開放經濟下國際收支對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吳盼文，任碧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華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體系建設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途徑”，《濟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運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透明性的作用與邊界”，《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1期。

第4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非對稱性 惰性區域

一、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規則性簡析

規則性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對外公開的承諾機制，這一機制促使貨幣政策規則需要綜合考慮當下的經濟狀態以及預期影響。若經濟運行長期處于不均衡狀態，此時貨幣政策就會根據其規則對經濟運行狀態展開系統性且持續性的調整。在這種承諾機制下，銀行的機會主義行為得到有效的控制，進而通過調整實現經濟穩定運行的目的。泰勒規則提出之后，對我國貨幣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由于泰勒規則并未將貨幣政策的非線性調整特征以及非對稱特征考慮在內，就導致利率調整機制不能被完全體現出來。事實上，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之下，可允許通貨膨脹率在目標通貨膨脹的適當范圍之內發生波動，若超出這一許可范圍，就需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控。可見，貨幣政策具有一個反應惰性區域，若在較小的惰性區域內，通貨膨脹發生波動，政府就無須采取調控措施；若通貨膨脹波動超出了惰性區域范圍，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強對通貨膨脹的調控。此外，過低或過高的通貨膨脹，都不利于經濟發展，而且適度的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還具有促進作用。進行通貨膨脹調控的貨幣政策，存在非對稱性特征的概率非常大。也就是在目標通貨膨脹低于通脹時，貨幣政策對通脹的反應比目標通貨膨脹高于通脹時的反應更加明顯。由此可看出，貨幣政策即使在其操作運行過程中存在著規則性，但實施規則性時，仍在很大程度上與相關的目標變量的波動范圍聯系緊密。

二、構建具有雙邊約束條件的貨幣政策反應模型

這一雙邊約束條件的貨幣政策反應模型是以非線性損失指數函數為基礎，以總供給以及總需求為約束條件，將總供給函數視作凸函數，并在線性指數偏好的前提下，增加兩項指數參數：通脹缺口以及產出缺口，可對貨幣政策的惰以及非線性特征進行同時捕捉。若將t視作時期，T視作樣本觀測數量，那么t=1，2，3，……T；在t時期中，設其目標通脹率為P*，通貨膨脹率為Pt，貨幣政策偏好為Lt，則通脹缺口為（Pt-P*）。同樣設產出缺口為yt，均衡利率為：，it為名義利率，并設在利率上施加的相對權重為：，產出缺口上施加的相對權重為：，yt與（Pt-P*）的指數項參數分別為整數參數：βy與βp，分別決定著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非對稱與惰性屬性；此外，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非對稱幅度與斜率分別由變量即αy與變量即αp的指數決定。那么政策偏好的線性指數損失函數描述為下式（Ⅰ）：

在對參數施加相應約束的基礎上，（Ⅰ）式中的線性指數損失函數可退化成如下較為簡單的損失函數形式：

（1）當βy與βp皆為1時，則退化成非對稱線性指數損失函數；

（2）當βy與βp皆為1，且αy與αp0時，（Ⅰ）式中損失函數則是一個二次損失函數。無惰性區域、通脹缺口與產出缺口對稱是該二次損失函數的特點；

（3）當參數βy或者參數βp取整數且大于1時，（Ⅰ）式中損失函數具有惰性屬性。由于產出與通脹在此惰性區域范圍內的邊際損失是0，所以當產出或者通脹在該惰性范圍內時，政府無需采取對產出或價格調控的貨幣政策；

（4）當βy或者βp取偶數且大于1時，（Ⅰ）式中損失函數對產出以及通脹的反應為對稱的；

（5）當βy或者βp取奇數且大于1時，（Ⅰ）式中損失函數對產出以及通脹的反應為非對稱的。

此外，線性指數損失函數對通貨膨脹與產出所反應出的屬性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參數情況下，其相應的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屬性不盡相同：當參數αp0且βp取1時，損失函數表現出對稱性且無惰性區域；當βp取1時，則呈現出非對稱性，也無惰性區域；當βp取2時，呈現出對稱性且存在惰性區域；當βp取3時，呈現出非對稱性，也存在著惰性區域。

若設預期算子為1，實際利率的反應系數為γ，獨立同分布的需求沖擊為 ，在給定信息的條件下，t期對（t+1）期的預期產出表示為：Etyt+1，那么，總需求函數則可表示為（Ⅱ）式：

若預期通貨膨脹率為EtPt+1，測度通貨膨脹率對產出缺口以及預期通貨膨脹率的反應系數分別為：，獨立同分布的總供給沖擊為，以新凱恩斯總供給函數的形式表示總供給函數為（Ⅲ）式：

若假設在每一時期的利率初選擇時，貨幣當局沒有將貨幣沖擊考慮在內，那么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函數的約束條件下，貨幣當局在名義利率的選擇時，則會采用最小化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方式進行，表示為（Ⅳ）式：，其中，表示為貼現因子，對（Ⅳ）求解，可得出最優利率為，表示為（Ⅴ）式：

將上式視作貨幣政策規則，為產出缺口的權重，為通脹缺口的權重，且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兩者的權重接呈現出實變的特性，則有：

則，。

從上式可看出，最優利率對通脹缺口以及產出缺口的調整的屬性是一致的。但當參數取值不同時，利率在進行通脹缺口的調整時，呈現出不同的特性，具體如下：

1）當參數βp取1時，表現為非對稱特性；2）當參數βp取2時，存在著惰性區域，且是對稱特的；3）當參數βp取3時，存在著惰性區域，但表現為非對稱性。

進行貨幣政策的估計時，可選取（βy，βp）的不同的整數值進行組合的方式進行，但由于（Ⅴ）式中只有兩個變量，卻存在著四個未知的參數，不能對參數進行有效地識別，因此，本文選擇用來對利率平滑調整的過程進行描述。其中，利率平滑參數為p。在給定信息條件下，vy與vp分別為貨幣當局在（t-1）期的預測誤差，復合誤差為vt，同時也是vyt與vpt的線性組合，則有：

相較于泰勒規則而言，構建的貨幣政策模型，是以添加指數項參數于損失函數中的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之中的方式，進而獲取利率規則，也即是貨幣政策規則。運用這一規則，既能夠對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的惰以及非對稱反應等進行識別與檢驗。

三、貨幣政策非線性與惰性區域檢驗及結果

（一）貨幣政策非線性與惰性區域檢驗

在完成貨幣政策反應模型的構建之后，要對其進行估計，其首要步驟即是利率變量（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的優選，從而對產出缺口以及通脹缺口進行測度。第一，利率變量的選擇。就利率市場化國家而言，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主要采取設置短期名義利率的方式加以調控。經研究表明，7天期銀行間同業拆借不僅具有較高的交易比例，同時還具有平穩的利率的走勢，此外，資金的真實價格還能夠通過拆借利率體現出來，因此，本文將名義利率的變量設定為7天期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第二，目標通脹率與通脹缺口的選取。GDP平減指數、生產者價格指數以及消費價格指數是衡量通脹的主要指標。其中，消費價格指數的實踐性較強，是與居民關系最為緊密的綜合指數，因此，本文將通脹的變量設定為消費價格指數，通脹缺口通過季度通脹率與目標通脹率相減而得到。第三，潛在產出與產出缺口的選取。本文在進行潛在產出的估計時，選用H-P濾波方法，且運用實際產出數據與H-P濾波方法，得出產出缺口。

（二）結果

本文在對貨幣政策反應模型進行估計時，主要選用（βy，βp）進行不同整數值組合方式加以估計，其中βy與βp都分別取值1，2，3，從而形成9個反應模型。這9個模型分別對貨幣政策在產出與通脹缺口調整過程的非對稱性、以及包含惰性區域的調整過程的非對稱與對稱性的組合情況進行反應。并將工具變量設定為：通脹缺口以及產出缺口中，一階與二階的滯后值、拆借利率。最后通過廣義矩法得到反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選用βy=1且βp=2時的貨幣政策方程中，具有最小的回歸標準差，能夠實現利率規則的最優刻畫。由前文可知，βy取1時，若αy 0，此時αy取0.370，所得出的顯著性概率為0.775，則沒有通過顯著性測驗，可見利率調整產出缺口的過程呈現出線性特征；而βp取2時，利率在進行通脹缺口調整時，具有惰性區域。當通脹缺口1%時，此時則開始調整利率，而且利率對通脹的反應隨著通脹缺口的增大而越顯強烈，可見我國貨幣政策的非線性特征較為顯著。

參考文獻：

[1]張小宇，劉金全.貨幣政策非對稱性與惰性區域的識別和檢驗[J].管理科學，2012，（02）：98-104.

[2]張小宇.非線性貨幣政策規則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D].吉林大學，2013.

第5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新興市場國;資本項目開放;貨幣政策;金融加速器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0)11-0041-04

一、新興市場國家國際資本流動及結果

近二十年來,以東亞、拉美等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憑其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吸引了國際資本的注意力,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過去相比有了極大的增長。國際資本的流入一方面推動了新興市場國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構成了這些國家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根源,同時也為貨幣政策帶來了挑戰。由資本流動引發的資本逆轉、債務美元化以及資本流動順周期特征,是新興市場國特有的經濟現象,也是傳統的貨幣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研究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選擇必須正視這些問題給貨幣政策帶來的挑戰。

(一)資本流動的強順周期性

新興市場國和發達國家相比,資本流動呈現出極強的順周期性(procyclical nature)。資本流動順周期性是指,當這些新興市場國經濟表現較好時,資本大量流入,資金融資成本降低,繼續推動經濟的繁榮,相反在經濟出現滑坡時,資本又會爭先退出新興市場,融資成本上升,使得這些新興市場國經濟雪上加霜。從表1我們可以看到,在發達國家,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在不同經濟階段中的差異不大,但對于新興市場國而言,繁榮期的資本凈流入要遠遠高于蕭條期。另外,表I也告訴我們當新興市場國處于經濟繁榮時,由于其在國際市場上的信用等級較好,國際資本的融資利率較低,而在經濟出現不利因素時,信用等級升級很快,國際資本的利率也攀升很快,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信用等級就穩定很多。新興市場國的資本流動強順周期性,不僅使得新興市場國難以使用國際資本市場來平滑國內經濟,反倒加劇了新興市場國的經濟波動,加重了貨幣政策穩定經濟的任務。不僅如此,資本流動的強順周期性也削弱了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效力。以蕭條期為例,中央銀行為了刺激國內需求,需要調低短期利率,以促進長期利率的自動下調,然而在資本流動順周期影響下,新興市場國長期利率并不會自動下降,貨幣政策難以奏效。

(二)資本逆轉

資本流動的易變性是新興市場國國際資本流動的另一個特征,研究發現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國容易發生資本逆轉現象(sudden stop),即原來呈現的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情景會突然停止,甚至變成是資本大規模流出。資本逆轉更多發生在新興市場國而不是發達國家,并且資本逆轉給新興市場國帶來的經濟破壞力更大。例如Calvo等(2004)的實證檢驗表明,在大幅本幣貶值過程中伴隨發生資本逆轉的概率,在新興市場國是63%,而在發達國家卻只有17%。多種因素可以對新興國家的資本突然逆轉現象做出解釋,其中,新興市場國落后的金融市場以及低效的財政政策等因素被認為是罪魁禍首。資本逆轉的可能性極大地加大了新興市場國貨幣政策的實施難度。首先,資本逆轉弱化了新興市場國貨幣當局的最后貸款人功能。中央銀行穩定經濟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第二,資本逆轉會修改貨幣傳導機制。資本逆轉改變匯率、利率的傳導機制。例如Chfistiano等(2002)指出,在資本逆轉的經濟中如果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存在著生產調整的障礙,中央銀行下調利率反倒帶來經濟緊縮的效果。第三,資本逆轉下中央銀行難以實現穩定通脹的目標。穩定通貨膨脹已被廣泛接受為中央銀行的主要貨幣政策目標,通貨膨脹目標制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極為盛行,但是資本逆轉卻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直接構成了威脅。因此我們對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分析不能忽視這一特征。

(三)債務美元化及貨幣錯配

新興市場國的資本流動會引發債務美元化及貨幣錯配現象。債務美元化,是指承擔的債務的計值貨幣和償還貨幣都不是本幣,貨幣錯配是指在債務美元化下,經濟體的收入與支出、資產和負債存在著計值貨幣的差異。表2告訴我們新興市場國的債務美元化問題非常嚴重。當債務的計值和償還是以美元為代表的外幣計值,而能產生歸還能力的收入卻是本幣,這就產生了貨幣錯配。那么貨幣錯配為什么是集中在新興市場國?這可以用“原罪論”來解釋。原罪現象是指這些國家的長期借貸市場不發達,因此長期資金的融資依賴國外金融市場。由于這些國家一方面不能從國際市場上獲得本幣資金,另一方面在國內又缺少固定利率的長期借貸市場,就在這雙方面制約下,新興市場國的長期資金只能借助于國際市場上的外幣資金。至于為什么新興市場國會有原罪現象,相關的因素有金融發展水平落后、貨幣可靠性低、財政穩健性差、信貸市場不完全,等等。債務美元化及相應的貨幣錯配對新興市場國貨幣政策影響深遠。首先,債務美元化下,匯率對經濟的作用變得復雜起來。債務美元化縮小了匯率制度的選擇空間,使得發展中國家不敢讓匯率更自由地浮動。其次,新興市場國債務美元化以及貨幣錯配的經濟特征,也改變了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就如Cook(2004)指出。新興國家債務美元化現象,讓原本膨脹性的貨幣政策反倒體現出緊縮效應,逆周期的貨幣政策不能再有效地發揮平穩經濟功能。再次,債務美元化下,新興市場國金融體系穩健性降低,經濟體變得更為脆弱,因此也會加劇資本波動及相應的投資和產出波動。最后,受債務美元化和資本逆轉現象的共同作用,新興市場國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功能已被嚴重削弱。因此。我們若要對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選擇提供中肯的建議,必須要注視債務美元化及貨幣錯配的可能后果。

從上文我們看到新興市場國的國際資本流動帶有強烈的順周期性,并且帶來資本逆轉、債務美元化以及貨幣錯配等問題,這些現象加重了新興市場國貨幣政策穩定經濟的負擔,又修改了匯率、利率等的貨幣傳導機制,削弱甚至顛倒了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縮小了貨幣政策的可選擇空間。因此每一個欲更多開放該國資本項目的新興市場國,應當密切關注這些經濟現象,以及給貨幣政策帶來的挑戰。

三、傳統貨幣理論的局限性

研究開放經濟貨幣政策的傳統理論主要有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以及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理論,另外由Obsffeld和Rooff(1995)f121提出的新開放宏觀經濟模型影響力巨大,也常見于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分

析。然而這些理論難以對新興市場國上述的經濟現象作出解釋,更難以用于這些背景下的貨幣政策分析。

首先,傳統理論中對消費者的行為設定和國際資本的順周期特征難以相容,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不能由傳統的開放經濟稟賦模型所解釋。在傳統理論中,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被刻劃為在生命期限內平穩消費,這樣在經濟繁榮的年份要有儲蓄,在國際經濟活動中表現為向海外借出資金,資本流動表現為凈流出,在經濟蕭條年份為了保持理想的消費水準,需要從海外借人資金,資本流動表現為凈流入。因此依據傳統理論的觀點,資本流動表現為逆周期性。

其次,傳統模型對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市場的完全性假設,也排斥了資本逆轉現象的發生。不論是在無摩擦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中,還是在價格粘性的凱恩斯模型中,國際資本市場、國際金融市場被設定為在消費平衡、風險分擔以及信貸分配方面是完全的,國際市場為各國居民提供了平滑消費的渠道。在這樣的安排下,資本逆轉是根本不會發生的,因為當一個國家被卷入到不利的狀態中,其他國家會和這個國家共同承擔個別收入波動的風險。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該國幫助該國經濟恢復到正常水平。可見在傳統理論的假設安排下,資本逆轉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

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資本逆轉等現象和傳統理論的假設相互沖突,債務美元化和貨幣錯配也難以在傳統理論框架中體現出來,所以我們若在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分析中,完全以傳統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必然會得出具有誤導性的政策結論。若要研究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尋找合適的貨幣政策規則,我們就必須要有能反映新興市場國經濟特征的理論框架。

四、金融加速器模型在新興市場國研究中的運用

傳統貨幣理論因為建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完全性假設基礎上,因此難以適應新興市場國貨幣政策的需要。所幸的是,金融市場的不完全及對宏觀經濟的作用,這方面的研究已被新凱恩斯主義學者所重視。特別是最近十年中,已有多位學者開始重視新興市場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地位,研究國際金融市場不完全性對新興市場貨幣政策的影響。這些模型可以歸類為開放經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金融市場的不完全被認為是新興市場國區別于發達國家的典型特征之一。新興市場所面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包括兩個層面,即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完全和國內金融市場的不完全。眾所周知,和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國難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為了獲得資金必須要承擔比發達國家高得多的利率成本,這就是國際金融市場不完全的體現。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對于整個經濟的作用被解釋為金融加速器(Finaneial aeeelerator)。這個概念首先由Bemanke等(1996)提出的,所謂“金融加速器”,其意思就是金融市場好比一個加速裝置,當經濟中出現一點很小的沖擊,如貨幣沖擊、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等等,不完全的金融市場能把該沖擊的作用擴大,以至于該沖擊對整個經濟社會產生巨大的后果。在金融加速器的概念剛提出的時候,分析還是停留在封閉經濟中,分析國內金融市場不完全的作用。后來,在Gertler等(2001)的努力下,金融加速器機制已成功地擴展到開放經濟宏觀模型的分析中,從而揭示了國際金融市場不完全的影響。開放經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包含了匯率的金融加速器機制,該機制強調在資本項目開放的經濟體中,匯率會改變公司凈值。從而影響海外的融資成本,該機制圖1所示。

透過該機制新興市場國資本流動的特殊性及后果都可以在模型中體現出來。首先,該機制可以體現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在該類模型中,以信貸形式流入新興市場國的國外資金成本被設定為和公司收入、凈值相掛鉤,在繁榮時期,公司收入提高,凈值提高。風險溢價和外部融資成本也因此而降,資本流入增加,反之則反是。其次,該機制也蘊含資本逆轉的可能。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風險溢價這個關鍵變量是傳統模型所沒有的,我們只需把該變量設定為外生沖擊變量,就可以將資本逆轉現象融入模型中。最后,該機制也能解釋債務美元化現象。在模型中,承受外債的經濟主體如果主要是非貿易部門生產商或資本經營商,那么此時模型就可以體現新興市場國債務美元化以及貨幣錯配的獨特經濟特征。正因為開放經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具有上述這些優勢。所以自Gertler等(2001)以后,多位學者都用該模型分析新興市場國的貨幣政策,如Chang&Velasco(2001)、Cook(2004)、De vereLlX等(2006)、Curdia(2007)、C6spedes等(2001,2002)。

第6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自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以來，中央銀行采取的一系列積極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從現實情況看，其貨幣政策操作力度是相當大的，然而卻與國內市場需求持續不旺、經濟增長緩慢的政策實施效果形成了較大的反差。這究竟是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已經陷入了“流動性陷阱”，還是由于受客觀經濟新形勢的影響，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存在時滯？一時間，人們禁不住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如果僅僅從近幾年貨幣政策的表現就斷言貨幣政策無效，似乎有失偏頗。因為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1984年以前，我國的金融政策一直都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控制下，因而談不上有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確立為中央銀行后，其職能和地位得到日益鞏固和加強，貨幣政策也日漸成為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地位越來越明顯，貨幣政策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為治理因社會總需求過剩而引發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同時保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因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可以說，這是我國中央銀行首次成功地運用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其效果是顯著的。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擴大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中央銀行又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應該說，我國治理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發揮得不夠，屬于弱效應（這似乎驗證了凱恩斯學派早已有過的解釋：貨幣政策的緊縮功能強而擴張功能弱）。為此，國內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二、對我國貨幣政策弱效應的辯證分析

199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弱效應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是復雜的，必須辯證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結構、金融市場體系殘缺與滯后、政府對金融業過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評價標準去衡量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因為西方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市場體系完善、機制健全），而應更多地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分析框架。換言之，同樣的貨幣政策，在西方國家能夠帶動經濟的復蘇，而在我國卻可能無明顯效果，或短期有效、長期無效。其次，以物價穩定作為最終目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我國也不例外。但物價應穩定在什么范圍之內，雖然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然而至今還沒有一個合理的量化標準。換言之，目前理論界認為的貨幣政策弱效應是基于不同的監控指標體系之上得出的結論。再者，從理論上說，貨幣政策的意義就在于貨幣當局通過改變一定的經濟參數，達到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目的。因此，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目標的選定和傳導機制的確定等內部制約因素以及經濟開放度、現行匯率制度、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現狀等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都有著制約性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1.內部因素的制約

（1）中央銀行獨立性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中央銀行獨立性是指中央銀行可以自主決定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程度。由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而中央銀行自成立起就始終擺脫不了政府的影響，受制于政府的行為；中央銀行自主選擇貨幣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獨立性較弱。表現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既要考慮自身的目標偏好，又要考慮政府部門的目標偏好，因而形成了實為多重目標的單一目標——穩定貨幣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國貨幣供應具有的內生性[1]與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證了中央銀行不能獨立地隨意控制貨幣供應量。而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礎貨幣變動都是中央銀行意愿決定的，這里還存在著許多經濟學家常提到的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過程。然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保持幣值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銀行極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標之間尋找平衡。這種弱的獨立性，導致貨幣政策效果難以有效發揮。

（2）貨幣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從現實情況看，要完全實現這四個目標，達到宏觀經濟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四者之間存在著內在沖突，會嚴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相繼完成了從“多目標”到“單目標”的轉變。我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雖然也選定為單一目標，但這一目標實際上卻包含著兩層含義。由于必須考慮到經濟增長的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因而中央銀行在兼顧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雙重目標的同時，更偏重于經濟增長。但在目前我國通貨嚴重緊縮的情況下，究竟應該偏重于經濟增長還是保持幣值穩定，都會產生“囚徒困境”，[2]削弱貨幣政策效應。

（3）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貨幣政策是不能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的，而是要通過一定的中介來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因此，從某些程度上說，貨幣政策的效果取決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靈活、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就成為貨幣政策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我國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為基礎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具體表現在：

第一，凱恩斯學派的傳統利率傳導途徑不符合我國國情。凱恩斯學派認為，利率是整個傳導機制的核心，即決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暢通的關鍵因素是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然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基本上還是實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同時實體經濟對利率彈性也呈現出非預期化特征。因此，用凱恩斯學派的利率傳導途徑來發揮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貨幣學派的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在我國缺乏金融市場支持。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如果貨幣供應量增加到供過于求的狀況，則貨幣資產的持有者會將多余的貨幣用于購買各種資產，從而增加產出。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公眾多余的現金余額支出變動來影響支出和收入，從而達到國民收入的增加。這需要有充裕的貨幣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場和豐富的金融資產的支持。而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完善，即使公眾有能力也有愿望對其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也缺乏可供選擇的金融資產。因此，用貨幣學派的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來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以托賓為代表的股票市場傳導途徑在我國存在現實阻滯。托賓的q理論認為，當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貨幣供應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價格上漲，q值相應上升，企業也相應增加投資，從而總產出增加。因此，貨幣政策通過股票市場傳導的關鍵，取決于資本市場的規模、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場各子市場間的一體化程度。而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還相當滯后，不僅規模偏小，而且還處于規范發展階段；另外，我國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幾乎完全被割裂，通過股票價格提高形成的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也不是很明顯。因此，通過股票市場傳導貨幣政策存在現實阻滯。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主要通過信貸途徑。但據李曉西等同志的研究報告，[3]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存在六方面問題：一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機構存在活力不足的問題；二是傳導機制的客體即企業存在活力不足的問題；三是貨幣政策傳導的路徑過窄；四是貨幣政策傳導速度下降；五是貨幣政策傳導的動力和信號有失真問題；六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環境不容樂觀。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發揮。

2.外部因素的影響

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加快，我國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面臨著許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

（1）經濟開放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貨幣政策效應與經濟開放度密切相關。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總需求和總供給與國際收支形成了一種緊密的聯系，從而使經濟運行方式和貨幣政策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即：貨幣政策對產出和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依賴于經濟開放度；經濟越開放，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越小，而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越大。因此，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快，在貨幣政策實施和傳導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國外經濟因素的影響。同時，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跨國銀行的大量進入，跨國銀行可從我國銀行業手中搶占大量的業務和市場，影響資金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受到極大的影響；也使得我國現行的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貨幣政策效應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2）現行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由于我國現行的釘住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彈性，因此無法及時地對外部沖擊作出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具體表現在：第一，由于我國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釘住美元的，因此會出現所謂的“儲蓄、投資和通貨緊縮”悖論，即越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通貨緊縮的預期反而會增大；第二，釘住匯率降低了套利風險，會造成短期資本外逃，投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受到阻滯；第三，釘住匯率無法及時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匯率變化，影響進出口增長，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應。

（3）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包括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影響、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和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來講，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供應量脫離了中介目標的基本要求，與中介目標的“三性”（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差距拉大。因此貨幣供應量是否仍適合繼續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成為現實問題。具體說來，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增強，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創新增加了貨幣供應定義和計量的難度，降低了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可測性；金融創新改變了各層次貨幣總量的決定因素，削弱了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就貨幣政策工具來講，金融創新降低了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貼現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來講，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有弱化作用。[4]

（4）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層含義：一是指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非均衡發展；二是指資本市場本身的非規范發展。由于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尤其是股票市場的高收益，造成了虛擬貨幣需求猛增，相應降低了貨幣供應量對實體經濟的刺激，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應；而資本市場的非規范發展，使得大量銀行資金流入股市，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導致貨幣政策無法順利傳導致實體經濟，同樣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應。在當前中國股市的發展狀態下，通過股市上揚促進經濟增長只能是一個幻想。[5]

三、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對策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對外開放進程的進一步加快，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受到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多。面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國的貨幣政策作出適當的調整，盡可能地使貨幣政策效果達到最佳狀態。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內部制約因素還是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的作用，最終都落在了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協調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調整對策：

1.我國加入WTO后，隨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對外經濟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經濟的外部平衡開始成為我國貨幣政策制定中必須考慮的經濟因素。因此，在強調穩定貨幣幣值這一政策目標的同時，也應關注國際收支平衡，選擇匯率目標區作為現階段的匯率制度安排，這是我國貨幣政策能否有效發揮的至關重要的方面。另外，為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應盡快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物價水平監控指標體系。

2.適時把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從總量性指標逐步過渡到價格性指標已是世界性的趨勢，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利率彈性的增大，應適時把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這既可消除金融創新對中介目標的不利影響，又可消除外資銀行業務擴展對中介目標的不利影響。但在目前還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可采取漸進調整的策略：即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標，并將外匯存款和外資銀行存款納入貨幣供應量統計范圍，同時參照短期利率指標，逐步過渡到以利率為單一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第7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銀行監管；協調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以及相應地將銀行監管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分立出來，客觀上提出了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進行有效協調的問題。目前看來，在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分離后，二者之間的協調是否有效，需要我們深入地探討二者的互動關系，進而在此基礎上分析二者協調的主要途徑。

1從宏觀角度進行規范分析

1.1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于經濟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銀行監管，都是在同一宏觀經濟環境下進行的。從宏觀層面考察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最為突出的就是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對于經濟周期的不同作用機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通常是逆經濟周期的，而銀行監管通常是順經濟周期的，這兩種矛盾的特性在銀行體系自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下調利率能夠降低銀行的籌資成本，增強流動性，但是會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在經濟高漲時期，銀行經營效益好，風險低，銀行監管對銀行經營的風險約束相對來說較松，銀行本身經營的難度也低，此時貨幣政策則需要注重預警性地進行適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貨幣供應量、對特定部門進行信貸控制等，這顯然會加大銀行經營的成本；在經濟衰退時期，銀行業務拓展困難，銀行監管對銀行經營的風險約束較緊，對于銀行新增的不良貸款也更為關注，銀行的貸款投放當然也就更為謹慎，此時貨幣政策可能采取的擴張性政策難以在銀行系統得以傳導。因此，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合作，首先應當是在宏觀層面的合作，在于對經濟周期的判斷取得共識之后，分別在各自的領域采取相應的、并且不直接沖突和抵銷的政策措施。

1.2銀行體系風險特征決定了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必須進行良性互動

銀行體系與證券、保險體系存在很大的差別，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在流動性方面具有不對稱性，通常具有錯配的缺口，銀行部門十分容易遭受擠兌的沖擊而傳染到整個金融體系乃至經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銀行因為其強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眾公司的許多特征。因此，銀行體系風險具有宏觀性、系統性的特征，其風險主要集中于宏觀層面，且一旦發生對經濟的沖擊面非常大，而證券和保險的風險主要是微觀性的、是與投資者相關程度較高的風險。正因為銀行監管和銀行體系的穩健程度與宏觀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因此，僅僅從銀行體系風險的宏觀性和系統性來說，央行與銀行監管部門的協調的重要性，將遠遠超過央行與證券和保險領域的監管機構進行協調的重要性。

1.3市場環境的發育程度也決定了宏觀層面的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有效協調

對于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分工而言，一般的認識是，貨幣政策著眼于宏觀層面，銀行監管著眼于微觀層面。這實際上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劃分。從貨幣政策運作的環境看，沒有商業銀行微觀行為的市場化改進，貨幣政策的實施在目前的環境下往往也是難以著手的。在較為成熟的金融市場環境下，商業銀行作為理性的市場主體，能夠基本有效地對貨幣政策的宏觀信號作出反應，此時貨幣政策當然無需強調對商業銀行的直接信貸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場化的間接調控手段，銀行的監管實際上也是采取激勵相容的市場化手段。但是，在商業銀行體系市場化程度有限、商業銀行主體的自我約束能力不足的階段，貨幣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業銀行的信貸運作行為，就難以有效地傳導到經濟運行環節，此時必然需要商業銀行和監管部門的積極合作。

2對運作層面的實際考察

2.1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分立后應防范可能出現的決策效率降低

如果說將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獨立，是為了防止原來在央行內部可能存在的角色沖突的話，那么，二者的分立從運作層面也提出了一個決策效率的問題。在呼吁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立眾多理由中，懷疑央行因角色沖突而對金融監管難以中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實際運作中，這可能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在央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與銀行監管部門、或者其他宏觀部門就宏觀政策動向、金融風險和金融穩定應采取的措施產生分歧并爭執不下時，最終可能還是會集中到國務院層面進行統一決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央行和銀監會的分立，實際上只是把原來在央行內部可能存在的角色沖突更多地轉移到國務院層面，而這一轉移必然會導致決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這顯然對于貨幣政策的實施、或者金融風險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響。這種決策效率可能出現的降低，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央行的“最后貸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實際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則無論貨幣政策的基調是緊縮還是擴張，保持銀行體系的穩定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考目標。但是，在銀監會作為單純的銀行監管機構獨立承擔機構監管職能之后，因為銀監會并不能為陷入困境的銀行提供流動性；而央行要妥當運用“最后貸款人”職能，必須充分了解具體銀行的經營狀況，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貸款人職能時將更多地依賴銀監會對銀行困境的判斷而不是自身的判斷，其中顯然存在實施效果下降、運用過濫、過嚴、過遲等，或者在央行與銀行監管部門難以形成共識時需要國務院層面的決策，從而可能錯過防范銀行危機的最佳時機。

因此，在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分立的條件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之間的組織協調機制相當關鍵，否則只能是決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礎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值得關注。

2.2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信息共享應當成為二者協調的基本前提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在兩個機構之間協調，協調關系較弱，協調成本較高，但有利于強化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防止相互干擾。目前，德國、英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都實行外部協調的方式。然而無論是貨幣政策決策，還是銀行監管決策，都是基于對銀行體系大量信息的分析之上的。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銀行體系的傳導機制為前提，可以說幾乎所有的貨幣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調整、公開市場操作，都必須立足于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的深入掌握。更為重要的是，銀行監管信息也是中央銀行及時高效地行使“最后貸款人”職責的基礎。與此同時，貨幣政策操作必然會對銀行體系的經營形成多方面的影響，也需要銀行監管部門及時把握、進而采取相應的對策來指導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

3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內部聯動的協調機制的探索

探索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內部聯動的協調機制，是為了增強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合力作用。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有效協調必須以一定的制度形式為保障，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內部協調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之間有效的組織協調機制。在當前人民銀行內部兩大體系獨立運行的情況下，為了加強兩大體系間的聯系和溝通，需要建立由貨幣政策部門和銀行監管部門參加的聯席會議，定期通報貨幣政策運行與銀行監管的情況和存在問題，相互介紹貨幣政策或銀行監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兩大體系需要協調解決的問題；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使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更好地發揮合力作用，促進金融機構合法、健康運行。

（2）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溝通機制。針對當前非現場監管與金融統計彼此獨立從而不能相互利用的問題，加強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協調性，必須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共享的金融數據庫。要在進一步完善“全科目上報制度”和現有統計網絡的同時，依據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要求，對現有的金融統計數據庫結構進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動生成統計指標與監管數據指標的金融數據庫。條件成熟后，連通中央銀行金融數據庫與金融機構業務經營數據庫，使中央銀行能夠調閱金融機構主要業務數據，從而進一步發揮統計網絡對提高非現場監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務作用。同時，要強化對金融機構數據真實性的監管，嚴格責任追究，從而確保信息質量。在建立兩大部門共享數據庫的基礎上，為了加強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信息溝通，進一步增強合力，還可以建立貨幣政策部門與銀行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傳遞機制，以加強兩個部門的協調。

（3）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之間的人員流動機制。為了增強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兩大職能的融合，要大力加強貨幣政策部門與銀行監管部門之間人員的交流，建立起合理的人員流動機制，從而使貨幣政策部門人員能夠更加熟悉監管要求，使銀行監管部門能夠更加了解貨幣政策意圖，為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有效協調奠定基礎。

（4）建立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在執行手段上的協調機制。針對當前貨幣政策窗口指導作用較弱的問題，要把中央銀行窗口指導的意圖納入監管的內容、通過采取有效的監管措施如機構審批、高級管理人員考核評價等，確保貨幣政策意圖得到有效落實，從而進一步強化人民銀行內部貨幣政策部門與銀行監管部門之間的橫向協調機制。

實際上，無論是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統一在一個機構之內，還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圍內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這是由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法制環境和市場發育程度以及金融體系的演變軌跡等多種因素所決定的，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范式。但是，在選擇了銀行監管和貨幣政策分立的體制之后，我們必須更為強調二者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如何借鑒國際上的經驗為我所用，并結合我們的國情進行制度上的創新，是當前我國金融理論與實踐所應共同關注和探討的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1］陳春光.金融一體化條件下銀行業監管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第8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通脹持久性；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系統GMM

一、引言

深入分析我國總體價格水平的動態特征對于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至關重要的。對于總體價格水平的運行特征的刻畫，文獻中通常從其波動聚集性、預期不確定性、“長記憶性”和持久性等幾個方面進行研究，前三方面國內研究已經相對豐富，對于通貨膨脹持久性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且，通貨膨脹的持久性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將研究通貨膨脹的持久性這一特征。

通貨膨脹持久性（Inflation Persistence），也稱通貨膨脹慣性，是指通貨膨脹在遭受隨機擾動因素沖擊后，通貨膨脹偏離其均衡狀態所持續的時間長度。通貨膨脹持久性越高，貨幣政策的滯后時間就越長，此時貨幣政策對越難物價波動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央行在穩定產出波動和控制通貨膨脹這兩個目標時賦予控制通貨膨脹更高的權重，政府要達到既定政策目標的社會成本就會越大（Fuhrer，1995）。

二、數據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

代表通貨膨脹程度的指標通常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本文選取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CPI與RPI同比數據，季度數據采用的是月度數據的平均數。本文運用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同時對數據進行了X-12季節調整。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二）模型設定

國內對于通貨膨脹持久性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非結構化的通貨膨脹持久性模型，為了與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并且跟以往的研究比較，本文設定通貨膨脹持久性的模型為：

πit=α1+ρπit-1+■φkΔπit-k+uit2≤t≤T

{1}

其中Δπit-k＝πit-k-πit-k-1，ρ即為通貨膨脹持久性。

本文采用系統GMM估計通貨膨脹持久性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不過參數估計是否有效依賴于工具變量的選擇是否有效，本文根據兩種方法來識別模型設定的有效性：（1）檢驗擾動項是否序列自相關，其零假設為差分后的殘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如果不能拒絕零假設即AR（2）的值大于0.1，則說明估計是有效的；（2）用Hansen檢驗識別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其零假設為過度識別檢驗是有效的，若不能拒絕零假設就意味著工具變量的設定是恰當的。

三、通貨膨脹持久性的實證估計

本文采用系統GMM法對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CPI數據與RPI數據進行估計。

系統GMM估計的結果顯示我國通貨膨脹的CPI與RPI序列的持久性分別為0.8200和0.8532。與我國學者（張成思（2007）；楊碧云等（2009））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即我國的通貨膨脹持久性相對較高。模型設定的有效性有兩種檢驗結果：AR（2）的值均大于0.1，不能拒絕差分后的殘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的零假設，說明隨機擾動項uit不存在序列自相關；Hansen檢驗的值表明不能拒絕過度識別檢驗是有效的零假設，說明工具變量的設定是恰當的，這表明本文的模型的設定是有效的。

四、結論

本文運用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動CPI與RPI數據建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采用SGMM的方法估計我國的通貨膨脹持久性，結果顯示，我國的通貨膨脹無論是CPI還是RPI均表現出較高的持久性（相對于Pivetta&Reis（2007）；Vaona&Ascari（2007）等的研究）。

Benigno（2004）的研究指出，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該根據通貨膨脹持久性在穩定產出與控制通貨膨脹之間賦予不同權重，高通脹持久性時賦予控制通貨膨脹更大的權重，而低通脹持久性是應適當降低控制通貨膨脹權重，從而避免社會福利損失。這一觀點是很好理解，因為如果央行不考慮通脹持久性水平而對不同時期采取同樣的貨幣政策，那么高通脹持久性的時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的影響就會持續更久，而低通脹持久性時則正好相反。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考慮不同時期的通脹持久性差異。這樣才能使貨幣政策能更好的調節國內經濟情況。

參考文獻：

1、Fuhrer,G Moore.Inflation Persist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09).

2、楊碧云,易行建,周義.中國通貨膨脹持續性估計及其貨幣政策啟示[J].經濟經緯,2009(5).

3、蘇芳.中國通貨膨脹持續性時變特征及其來源分析[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0(5).

4、張成思,劉志剛.中國通貨膨脹率持久性變化研究及政策含義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3).

第9篇：貨幣政策的特征范文

1資產運用和配置結構。一是超儲率水平。超儲率是影響貨幣乘數的因素之一。當商業銀行持有較多的超額準備金時，其貨幣派生能力（信用創造能力）就相應減小；反之，就較大。二是信貸資產規模及配置結構。在一定資產規模下，信貸資產占比越高，信用創造能力越大。商業銀行通過調整信貸資金規模、結構，改變非金融部門融資便利和融資機會，進而影響其投資、消費決策。

2貸款利率定價。中央銀行基礎利率的變動能否影響市場利率相應的變化，還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行為調整。非金融部門根據商業銀行利率調整對自己成本收益率的影響重新調整其融資策略以及經營、消費行為，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的傳導。

3信貸管理方式。如信貸權限劃分、內部資金價格管理方式、考核方式等，都會影響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調整的靈敏性。

4商業銀行預期。當商業銀行預期中央銀行將采取某種貨幣政策時，會先行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一些調整（當然可能與貨幣政策調整目標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從而對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產生影響。

綜上，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實際中，商業銀行行為調整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取向并不總是一致，“西方學者研究表明，商業銀行往往在貨幣政策發生改變的情況下采取其他手段規避政策變化對其資產負債狀況造成的影響”王春月：《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商業銀行行為評述》，《商業時代》2006-1.這一方面造成貨幣政策執行不到位或出現偏差，另一方面增加貨幣政策外部時滯，一定程度影響貨幣政策最終效果。這種“沖突”和“博弈”，主要是由于兩者目標差異產生的行為差異所致。眾所周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有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制定貨幣政策或出臺調控措施具有“逆周期”性特征。而商業銀行作為微觀經濟主體，更注重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是在既定的可獲得資源和市場機會的綜合制約下，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其行為具有“順周期”性特征，表現為在經濟增長較快，企業景氣的環境下，放貸意愿較強，而在不景氣情況下，會出現“惜貸”、“懼貸”。總體而言，貨幣政策取向與商業銀行行為之間這種宏觀利益和微觀利益的“沖突”和“博弈”，有其必然性，我們所要關注的是這種“博弈”是否在合理、可控的范圍。

二、商業銀行行為變化及其對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的影響：以2006年為例

1與2004、2005年相比，2006年商業銀行的基本面發生了明顯變化，而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商業銀行對其經營行為作出調整。

總體看，2006年商業銀行基本面有以下四方面突出變化：（1）資本充足率普遍提高。2006年初全國資本充足率達標銀行53個，比2005年初增加45家。其中建行、中行經過注資和改制后，資本充足率在10%以上。2004年2月頒布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要求到2007年底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資本充足率要求成為制約銀行規模擴張的重要因素，達標之后這種制約明顯減弱。（2）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繼建行之后，中行也成功上市。上市的完成將在一定程度削弱資本充足率的制約，同時也面臨更大的利潤壓力。（3）信貸管理模式選擇上，經濟資本取代傳統的規模管理和比例管理成為主導。2004年建行率先實行經濟資本管理，到2006年已有多家商業銀行采取此種模式。一方面通過核定經濟資本指標，約束資產增長規模，另一方面，通過差異化的經濟資本分配系數引導信貸資產在區域、產品結構、客戶結構調整。（4）銀行體系內流動性充裕。2005年下半年以來，商業銀行資金面持續寬裕，貨幣市場利率在不斷走低；商業銀行超額存款準備率上升，至2005年末達到4.17%，比2005年6月末提高0.45百分點，即銀行半年內增加可隨時動用的資金1292億元數據引自夏斌：《貨幣政策的下一步》，《中國企業家》2006-8.2006年以來，在存款大幅多增情況下，銀行業流動性過剩問題進一步突出，由此帶來的資金配置壓力不斷加大。

在上述背景下，商業銀行經營目標和理念明顯轉變。而與此同時，商業銀行資產運用渠道仍相對狹窄，主要依賴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并未改變。根據四大國有商業銀行2005年年報顯示，總凈利息收入占其營業收入的比例為80.8%數據引自國研專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2005年年報評析及展望》。由此使得商業銀行的行為調整表現出以下特征：（1）放貸意愿和放貸能力明顯增強。這可以從年初商業銀行適度擴大基層行信貸審批權限、簡化審批程序、調整內部資金價格、下調部分貸款品種利率等得到反映；（2）業務發展更注重信貸投向優化和存量結構的調整，以約束風險資產的增長，實現經濟利潤最大化；（3）支持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適當加大對戰略性和關鍵性業務，特別是中間業務的考評。

2商業銀行基本面的變化及其行為調整，使貨幣政策作用的環境發生改變，而這種改變對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影響是雙重的。

一方面，商業銀行各方面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得到加強，進而對貨幣政策反應的靈敏度提高；同時這種日趨完善的良好機制也有利于促進商業銀行行為的規范和理性，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有效傳導。

以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和考核體系變化為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到2001年，當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是擴張性的或者說是寬松的。但在商業銀行責任追究較嚴而正向激勵缺乏情況下，商業銀行更關心的是貸款的風險，具有明顯的“惜貸”傾向，因而對央行旨在擴大內需的貨幣政策反應是不靈敏的，信貸傳導渠道也是不暢的。2003年，商業銀行對考核辦法進行了修改，既關注不良率，也關注盈利情況，員工的分配與績效掛鉤。為實現盈利和降低不良資產比率雙重目標，普遍采取以資產帶動負債、以負債做大資產的經營模式，并且在信貸投向上表現為“喜大（大項目）好長（中長期）”傾向。這導致2003年信貸規模急速擴張，期限錯配問題突出，金融潛在風險加大。這顯然與央行當時采取有保有壓原則，抑制某些行業和領域投資需求過熱、控制貸款過快增長以及加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的貨幣政策目標相左。

而目前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和考核體系有了根本性轉變，普遍引入經濟資本管理模式。其核心內容是：通過經濟資本增量分配約束基層行資產規模的增長；通過對每類業務（資產）確定不同的“經濟資本系數”引導資源合理配置和資產結構調整；通過建立以經濟利潤為核心，賬面利潤為輔助的利潤考核體系，引導各行實現真正的價值創造和真實的利潤積累。總體上，商業銀行這種以經濟增加值為核心的績效評價機制，體現了科學的發展觀和集約化經營思路。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資本的配置受資本金總額和資本充足率要求的約束，經濟資本系數確定參考巴塞爾資本協議和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中規定的風險權重，并結合國家產業政策以及本行的政策導向、發展目標、資產風險狀況等實際（見表格1-2），從而使基層行業務（資產）規模擴張受到約束，國民經濟不同部門的資金可得性也因之發生變化，進而達到貨幣當局要求約束信貸總量（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合理增長）和調整信貸結構的效果。同時，其審慎經營思路也符合央行一直來強調的正確處理防范風險與支持經濟發展關系。

表1某行某二級分行2004年經濟資本系數情況表

貼現、小額質押、外匯擔保個人住房貸款、貿易融資、銀行卡貸款短期貸款中長期貸款其他貸款

經濟資本系數2%4%8%10%12

資料來源：農行湖北分行營業部課題組《經濟資本管理對基層農行業務經營的影響分析和策略選擇》，《湖北農村金融研究》2006-2

表2某行2006年經濟資本系數分配變化表

產品結構調整客戶結構調整區域結構調整

經濟資本系數分配調低了個人助業貸款、個人商業用房貸款的經濟資本分配系數，分別比2005年調低5個和45個百分點住房類房地產開發貸款、流動資金貸款按客戶風險評級及保證方式差別設置差異化分配系數；AAA級客戶貸款可以比A級（含）以下貸款經濟資本分配系數低2—4個百分點對部分重點中心城市單獨配置經濟資本；

資料來源：根據調查整理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逐步向具有獨立利益和決策權的真正的經濟主體轉變，將根據經濟運行情況、市場變化情況以及自身管理要求、發展需要，自主決定其資產配置，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由此可能加大貨幣政策取向與商業銀行行為之間宏觀利益和微觀利益的“沖突”和“博弈”，導致貨幣政策數量型調控工具有效性減弱，增加貨幣政策傳導的外部時滯，加大調控成本。

以2006年來央行緊縮性貨幣調控政策傳導為例。

本論調控有以下特征：一是政策出臺密集，二是交錯動用數量型、價格型調控工具；三是經濟、行政手段齊下，表明央行在多種外部條件制約下，調控難度和成本較大。2006年4月以來，央行連續出臺了多項調控措施：一是兩次上調貸款利率以抑制貸款需求過快增長；二是不斷收緊基礎貨幣以影響銀行可貸資金量，包括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發行1000億元定向票據、加大中央銀行票據發行（1—8月發行26312.2億元，同比增長61.6%）和公開市場操作力度（1—8月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收回基礎貨幣11956億元）；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包括要求金融機構注意把握信貸投放；與其他部委聯合出臺房地產調控措施等等。

從貨幣調控措施在銀行體系內傳導和實際效果看，也表現出三方面特點：一是商業銀行內部政策調整、向下傳遞速度存在較大差異，如對貼現政策調整較快變化較大，其他業務或規模控制調整相對較慢或不明顯；部分銀行總行政策調整一直到2006年8月份才傳達到縣一級支行。二是實際貸款增長回落慢，且存在反復和區域差異；貸款結構變化看，壓下來的主要是操作靈活、彈性較大的票據融資，中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仍較快增長。三是商業銀行貸款利率變動情況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提高幅度低于央行貸款利率上調幅度。

分析原因，從商業銀行行為角度看，（1）部分商業銀行較強的放貸沖動不利于中央銀行收縮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是最主要因素。首先在商業銀行貸款沖動較強下，商業銀行會通過壓縮其他非信貸資產，抵消央行收縮流動性對其可貸資金的影響，換言之，并不會影響實體經濟可獲得的資金狀況，僅僅對公眾產生“緊縮”心理預期。從銀行資產配置看，信貸資產占資產總額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以某地區為例，2006年9月末，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占全部資產比重比6月末上升2.1個百分點，比上年末則提高4.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存放央行準備金存款、二級準備比年初凈下降69.7億元，而2005年同期為增加107.0億元，占全部資產的比重為7.1%，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其次在商業銀行貸款沖動較強的前提下，加息很大程度上被銀行優惠“讓利”的營銷措施所抵消，在部分貸款沖動較強的區域，貸款利率甚至逆勢下行，使得央行通過信貸渠道引導市場利率，提高社會各部門機會成本的效果不明顯。最后由于商業銀行貸款沖動較強，導致部分銀行在緊縮預期下采取非理，如在央行緊縮政策出臺前加快放貸；基層行利用上級行政策傳遞的時間差，加快放貸。這種“博弈”顯然超出了合理的范圍。

另外需強調的是，單純的流動性較多并不直接構成商業銀行加大放貸的壓力（以前“寬貨幣、緊信貸”便是佐證之一），但在資本充足率達標、資本回報壓力增加、盈利渠道單一等多種因素作用下，才構成較大放貸壓力并轉化成現實的放貸能力（變成今年“寬貨幣、寬信貸”特征），從而影響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效果。這與當前諸多研究將流動性過甚（甚至認為泛濫）歸為影響央行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最主要因素的觀點不同。

（2）商業銀行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后，更注重將有限的資本向低風險、高回報的區域、行業、業務、產品、客戶傾斜，導致資金的‘洼地效應’更為明顯，加劇貨幣政策傳導的區域差異。如一些總行信貸投放傾斜地區，在調控背景下貸款增速繼續加快，與全國反差明顯（當然有些地區可能回落過快，出現矯枉過正情況）。

三、結論和啟示

商業銀行的行為調整對貨幣政策傳導將產生雙重影響。通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三個“非同步性”：即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變革與銀行業改革的非同步性，導致貨幣政策控制力和引導效應弱化；銀行業機制改革與經營模式（盈利模式）轉變的非同步性，降低了商業銀行對貨幣調控反應靈敏性和傳導政策意圖的有效性；外部環境變化對提高貨幣政策工具運用靈活性的現實要求與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所依賴的環境建設非同步性，影響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