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難融資貴的解決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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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融資難融資貴的解決方法范文

【周德文】：溫州確實存在兩多兩難的問題，一方面民間資本很雄厚，缺乏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溫州40多萬家中小企業缺少資金支持。這兩者之間沒有一個很好的橋梁連接起來。這就是國家金融改革包括相配套的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目的所在。進一步推進溫州的金融，包括投融資的體制改革，在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之間架起一座有效的橋梁，幫助民間資本更好的進入這些民營企業以及中小企業，讓他們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是金融改革的目的之一。

記者：溫州金融改革難點在哪？關鍵點又有哪些？

【周德文】：溫州金融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難處，所以從實施金融改革到今年3月份已經快一年了，依然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我覺得難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間資本參與設立金融機構方面遇到很大瓶頸沒有取得突破。現在民間資本直接設立金融機構，哪怕是小銀行，依然不行，進入不了，遇到了阻礙。二是利率市場化沒有試點，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推進非常困難。三是個人資本、海外直投，盡管已經列入試點的條例，但到現在還沒有實際的操作，也是遇到了難點。四是包括地方金融監管合法化現在還處于很尷尬的狀況，盡管我們溫州設立地方金融監管局，但是到底設立合法不合法，現在也還沒有明確。所以在金融改革的難點在這四個方面。而關鍵點有兩點：一是要打破金融的壟斷，要使金融改革取得成績，我認為很重要的就是要敢于打破金融的壟斷，要引領民間資本直接進入金融領域，這樣才能夠取得成果。二是要堅定的推進利率市場化試點，因為利率市場化是金融改革繞不過去的，必須要積極的予以推進。只有利率市場化，才能真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曾剛】：我想這個難點始終存在，不僅僅溫州，其他地方金融改革試點也都存在。去年溫州信貸剛剛提出來的時候，我們也就探討過這個問題。就是它最大的一個問題，它和其他的政策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中國的金融管理是一個集權式的管理，它和地方的財政也好，其他的也好，是不一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關系到金融體制最根本的一些政策上，包括金融許可證的頒發，包括利率市場化這些最根本的，包括資本項目的兌換，甚至包括匯率等等這樣一些最重要的金融改革領域，其實最重要的核心東西，都是由中央部門來控制的。比如說這個權利都在人民銀行，或者銀監會的手里面。這就給很多地方金融改革帶來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你想做一些重要的突破，但是，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最重要的難點，或者最重要的東西都不在你手里面，而且你很難去改變這種框架，因為這種框架有它的合理性。怎么樣在這種框架下做改革做探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去年溫州金融改革剛開始的時候，人家講沒有利率市場化，這個不能算是新的。說要搞小貸公司轉制，說要成立一個新的銀行，準入歸銀監會管，人家不批你，沒有辦法。所以搞來搞去，他最想要突破的東西都沒有突破，金融權利本身的集中，和它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的改革之間的錯位矛盾，我想這是它最難的。在這個方面它還有一些什么樣的方向，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探討的。我想真正的方向，因為在大的面上是不能做的，小的方向面上幾個機制的梳理是可以做一些嘗試的。過去他們已經做了，比如民間借貸的規范，包括民間借貸的信息中心，用這些方式使他們變得透明化，另外使這個過程也能夠得到更多的保護，規范化。這是一個方面的努力。我覺得以后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去推廣。當然，這個里面還有一些，我一直在想，可以去處理的或者探討的，但是目前可能沒有看到的，我覺得它可以去做一些關鍵的。就是怎么樣處理銀行監管，就是分權的問題，從長遠來看，因為我們講金融是一個集中的管理，但是事實上，從長遠來看，這種集中管理并不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為什么？不同地方的情況是不太一樣的。全國用同一個標準去限制浙江，或者這樣的地方，同樣的一些準入的標準去對待這個地方或者對待那個地方，同樣的監管標準對待這個地方的機構、那個地方的機構，出現這個問題，大家的條件不一樣，就會出現一個套利的問題。第二個，從風險承擔的角度來講，地方政府在金融機構風險處置上面也是要承擔風險的，比如過去最早期地方很多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改制過程中，地方政府都是出了錢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金融風險自己也是要分擔的。這幾個東西湊在一起，金融完全是抓在中央層面的話，恐怕也不合適，因為風險畢竟是地方要分擔的，而且各個地方有不同的情況。意味著你是不是在監管方面，其實應該去探討一個多層次的監管關系。地方政府或者地方的監管機構，在我們的金融監管里面，以及未來的風險處置里面，應該去承擔一個什么樣的責任，去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機制。溫州其實有這樣的案例可以去嘗試，因為它過去已經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問題，這些問題要化解，怎么樣化解，這個化解里面，大家怎么樣分擔這樣的機制等等，我想這些東西是可以為未來我們其他地方做一個很好的探討。因為在全世界范圍來看像美國的州聯邦有不同層級的監管機構，有不同的管理方法。這種是符合一個大國的狀態，小國無所謂，因為它沒有差異化。大國，我想這種差異化的監管通過多層次的監管體系來體現，這個未來是要去探討的，當然這是一個大課題，這個大課題在地方層面上可以觸及到的。在這個方面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部分，回到我們剛才講的利率市場化的層面，不在這個層面上。所以，在我看來，第二個問題也是他們可以去探討的關鍵點。但是目前來看，好像還沒有去做這方面的努力。或許我覺得可以去做這樣的探討。

記者：在您看來，溫州“金改”的瓶頸要如何突破？

【周德文】：金融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和瓶頸，我認為現在沒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在于兩點：一是國家的相關部門沒有松綁放權，仍然按照現有的法律政策，不允許有突破，這是很大的瓶頸。我們要想突破，但是上面沒有給予支持和配合，就是國家有關部門，包括銀監會。二是地方政府有畏難情緒沒有大膽的進行改革，盡管國務院已經給了溫州尚方寶劍，但是溫州政府我認為改革的勇氣和膽略還稍微欠缺一點，沒有敢于去創新和突破。本來國務院的試點就是讓你大膽的去改革和試驗，我們地方政府因為不敢去冒險或者缺乏改革的勇氣和魄力，所以沒有大膽去創新和突破。我認為這也是一個瓶頸。主要是上和下兩個瓶頸，使得溫州金融改革到現在都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要突破金融改革的瓶頸，我認為首先取決于國家要進一步的松綁放權，特別是對現行法律法規等一些政策，如果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加快進行修訂，這樣才能夠給金融改革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外部環境。二是我們地方政府要敢于改革，特別是在金融改革上要敢于創新和突破，不要事事請示和匯報，因為國務院已經給了框架性、原則性的試點條例，在這個原則內應該大膽的去做，這樣的話才能突破瓶頸。

記者：在溫州金融改革中如何理清并處理好政府、金融機構、企業這三者的關系？

【曾剛】：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在整個中國金融改革試點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政府、金融、企業。大一點講是政府、金融和金融機構客戶三者之間的關系，我想是一個良好的金融體系里面應該厘清的關系。我理解這個關系的含義是什么？因為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里面，金融里面，金融盡管是一個有風險的行業，但是我們在這個風險承擔主體的邊界，并不是非常清楚。舉個例子，我們在銀行的很多風險里面，或許它會有一些所謂的政府信用擔保，比如我們過去一段時間看到，它有些問題出現了，可能是金融機構的問題，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本身合約里面有說到，這個風險該歸誰，實際上大家有對政府信用擔保的要求，有些時候出了問題以后，也可能要求政府去做這個擔保。比如企業或者客戶，比如我買了某一個產品，或者民間借貸的事情，也可能出現這個問題的，到最后出現問題了，它跑掉了，甚至有可能兜底的結果是由政府來處理。但是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政府維護社會穩定是必要的，是有好處的。但是有一個問題，沒有把金融風險非常準確地弄清楚。本來應該由個人來承擔，或者應該由金融機構去承擔這個風險，導致這個風險錯配。這樣的結果導致我們判斷很多金融風險關系不清不楚。過去一段時間也有媒體指出，中國的金融工具，各種各樣的債券也好，包括現在的理財產品也好，信托產品也好，都沒有違約的。沒有違約是不是意味著沒有風險呢？他說是有風險的，既然沒有風險，它本身是有風險的，實際上又沒有表現出來風險，這個風險去哪里了呢？有可能被運作了或者隱性地被政府擔保了，被某種意義上擔保了，這樣導致風險錯誤的積累。我知道這個事情最后政府買單，或者銀行買單，百份之十幾、二十的產品，我也不看它的實際風險是什么，我也去買，這個本身就有一個風險邊界不清楚的問題。這種體系下，你搞出來金融體制，金融的核心是在不同的主體之間去優化地配置資源。如果風險成本沒有準確地衡量，可能會導致資金的錯誤配置。從這個角度講，我個人理解可能是這樣一個東西，就是它想理清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在我看來包括所有的居民，每個經濟主體的關系，就是它的風險、收益、責任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是沒有搞清楚的。一個方面，我想要做到很多基礎的事情。一個是關于一些基礎的風險教育，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要去做的。第二個我們可能有很多相關的法律法規需要去完善的，這里包括了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等等。還有我們在實際的一些案例操作過程當中，逐步地要退出對一些風險隱性的擔保，這些我想都是長遠需要去做的。這是一個大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些試點的地方，比如像溫州，它能夠在試點過程中，把這些問題理的更清楚，這樣對我們整體的未來金融改革創造很好的案例，或者做一些探索也好，這是很重要的。金融風險方面應該堅持有所不為更好一些。金融是一個市場化程度很高的行業，主要的風險還是應該交由市場去消化、釋放。不然，市場的風險集聚，沒有辦法釋放，積累的更多，會是一個更大的風險。炒過股票的都知道，股市里面金融的風險，或者風險的承受能力，我想還是有的。但我們的問題就是怎么樣把原來已經形成的這種風險意識能夠擴展到整個金融范圍里面。這一點可能是需要一點點的時間。當然我們也需要對金融消費者更規范的保護措施，包括立法等。

記者：在溫州金融改革過程中，銀行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曾剛】：就中國目前來講，因為銀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主體，所以說，大家如果有興趣看各地的經濟改革方案里面，對銀行都有一些規定，或者都有一些想法。它具體的想法有幾個涉及到銀行。一個是可能增設法人主體，我們在溫州金融改革方案里面看到，小貸公司改制成銀行，還有就是銀行多設機構，甚至他們還有一個方案是成立溫州新的商業銀行等等。這個都是對它機構上的要求，是通過機構數量的擴張，去加大銀行體系對它本身經濟的支持，這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我們在過去，當然從上面到下面，都會有這么個努力，就是說，去鼓勵銀行對這種小微企業支持。當然既有銀行支撐的努力，通過改進它自身的信貸方法，原來是做大企業的模式，現在改成針對小微企業的模式。這個需要銀行根據新的業務流程、風險管理的規定，甚至專門的機構做這個事情。另一方面可能是地方上，還有銀行自身對小微企業技術方面的更新以外，在我們很多地方，這個里面還有一些地方的財政資金，對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出現的一些風險進行擔保等等，這個也是我們在過去的改革里面看到的，做出的一些努力。總體來講，我想銀行因為是一個金融的主力，更多的從供給方面，從資金的供給方面，盡可能地給小微企業多提供一些資金。一般來講正規金融和民間借貸之間就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如果正規的越多，民間借貸的問題可能相對來講會更少，這樣要解決民間借貸，可能就更容易一些。這個解決方法是什么？是通過這種邊界的擴大來解決，而不是直接取締。如果銀行真正可以發揮一個更充分的作用，更好地發揮對實體經濟也好，對小微企業的支持也好，這本身就是在解決這種非正規金融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看起來，大概就是這么幾個方面。一方面是機構方面的擴充，另一方面是銀行自身在信貸服務方面的改進。通過自己的一些提升。還有一個是政府的介入，通過它外部的擔保、補貼等等方式，去降低它的風險成本。

記者有：建議稱銀行不妨轉換思路，對一些比較正規的中小型企業降低風險預期，當然中小型企業的信用體系也需要盡快完善起來。對此兩位是否同意？

【曾剛】：這個問題其實我剛才也提到了，銀行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已經開始在轉換思路了。這個思路我想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從銀行自身開始也在關注中小企業甚至小微企業，為什么？它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現在大企業融資渠道越來越寬泛，由于大客戶選擇范圍比較多以后，銀行和大客戶二者之間的關系不那么緊密了，它的溢價能力也差了。第二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銀行的資金成本提高以后，必然要提高它資金運用的效率才能獲得好的收益，它對大企業，現在沒有什么談判能力，價格稍微高點，大企業有可能去找其他銀行，或者市場上的融資。所以，它只能轉換到小微企業方面。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銀行的思路已經轉換得很明顯了。有些銀行現在已經主打小微貸，開始把它作為一個品牌，就把客戶拓展的重點，從小型、中小型企業去做。一方面通過自身的條件，就是一方面加大拓展的力度，把更多的資源投向小微這一塊，另一方面改進它自身對于小微企業風險的調查、控制的技術，我們引入了很多新的技術和方法。當然，也有提到要建立信用體系，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案，因為我們要去調查一個小微企業的真實狀況、風險評估等，如果有一個好的信用體系，應該可以很好地解決銀行調查企業本身所付出的成本問題。從目前來講，這些都是好的建議。我還想講，過去除了銀行以外，甚至包括一些互聯網的企業，利用他們的一些信用調查體系和方法，比如像淘寶、人人貸這種方式，他們也在開始用他們的方法，利用現在技術的發展，對小微企業進行一些拓展。所以，我想不管從政策的角度，到微觀主體的金融機構，甚至包括我們非金融機構，都在把小微企業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周德文】：我也同意這個觀點，我們現有的金融機構經常是扶大放小，對大企業是扶持，對小企業忽略，不愿意給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貸款，我認為銀行這種觀念是錯的。因為我們國家中小企業已經占了90%以上，對社會的貢獻達到70%以上。銀行要積極的拓展業務，特別是在未來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不得不把眼光瞄向中小企業，銀行要加快針對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融資機構和貸款機構，設立專門的考核指標，特別要創新一些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品種，改善中小企業的擔保條件，提高對不良貸款的容忍度。這樣我認為銀行才能更好的支持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發展。現在我認為銀行應該有很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因為金融改革是大勢所趨，一定會使大量的民間資本打破金融壟斷，為小微企業服務的小行金融機構。美國有7000多家金融機構，我們中國只有300多家，美國7000多家大部分是小銀行，銀行之間會面臨著劇烈的競爭，包括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就會使銀行之間的競爭更加白熱化，現在的銀行不能再抱著過好日子，因為原來國家給它壟斷的地位，它的日子很好過，我認為現在銀行要推進自身的改革，積極尋找與市場相適應的新體制，來滿足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融資的需求。

記者：金融改革無法避開“吳英現象”，您認為政府應如何權衡各方利益，使民間借貸更加規范？

【曾剛】：整個浙江也好，民間借貸都是非常活躍的，而且它一直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怎么樣去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想學界也好，看法是一致的。就是說，從長遠來看，我覺得對民間借貸的這種規范也好，或者開放也好，從目前來看，金融的管制，準入的限制是很嚴格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壟斷。這樣的話，它可能會使我們這些很多的民間資本沒有一個很好的消化渠道，同時，可能使我們很多需求得到很好的滿足。從長遠看，這是一個趨勢。所以，這個趨勢就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從法律上保障的問題，確定像融資也好，借貸也好，是一個正常的權利，民間資本也好、民間企業也好、個人也好，可以去使用、介入的一種權利。這個涉及到立法的規范問題。因為目前規范我們信貸也好，借貸也好，最基本的文件，只有人民銀行，在1996年出臺的放貸人條例，放貸人條例里面寫得很清楚，所有放貸款資格的實體，必須要經過人民銀行批準的獲有金融許可證的，否則就是像吳英這樣的。這樣意味著貸款這樣一種權利，是被牢牢掌握在準入這樣一個限制范圍之內了。從長遠來看，應該有一個放貸的條例，擴展有放貸權利的這樣一些機構或者個人的范圍。同時放貸人權利不僅僅是放貸這種權利，而是更加地規范，你有貸款資格以后，你有貸款責任，你承擔什么樣的責任，一系列的要更規范。這個是必須要做的。這么多年了，市場經濟改革我們已經深入到一個程度，我們十幾年前，快二十年前的這些規定，我覺得也應該有一個適度地逐漸開放的需要，這也符合中國從長遠來看它的一個市場化經濟改革的取向，也能夠有助于更高提高我們的金融效率。所以我想未來我們依然期待著放貸人條例在立法層面上、法律層面上，如果這個不改，它永遠都是灰色的，它永遠沒有名分。我們講現在有的貸款通知告訴你是沒有資格的，你運氣好，你可能不是吳英，運氣不好可能就是吳英了，有一些基本的東西需要規范，需要去正視這個問題，當然這個研究時間很長了，人民銀行研究這個東西不下十幾年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慢慢我想會提上議事日程，會做這樣的事情，我想這個才是最根本的。目前在沒有立法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去有些方法上需要它規范，比如溫州做的民間借貸登記的，盡管他們依然是在灰色地帶里面，但是在灰色地帶里面也可以給他們一些相應的規范，讓他們變得更加符合基本的規則。當然，最徹底地要改變，還是需要從立法的角度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