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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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哲學；基本問題；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生相互聯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可見，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哲學發現，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一性，統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象中把握本質規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第2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一書主要選自《自然論文集》，本書由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文化科學邏輯領域內的批判性研究、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三篇長文組成，它們分別闡述了韋伯方法論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內容，是韋伯方法論著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通過深入的閱讀研究韋伯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一文，進行淺析。

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一文中，韋伯提出人們在大學授課時是否應當宣明他們所贊成的某種倫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觀基礎上的實際的價值判斷這一問題。針對此問題，有兩種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從純邏輯演繹而得到的事實和經驗事實為一方與以實踐的、倫理的或世界觀的價值判斷為另一方的區分是正確的；其二是盡可能在課堂上不講實際的價值問題。對于上面兩種回答，韋伯發表了自己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大學教師在一切具體情況下，甚至在面臨使他的授課內容變得毫無吸引力的危險時，都會毫不猶豫地向聽眾，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陳述是純粹從邏輯推理演化而來的或者對純粹經驗事實的說明，哪些陳述是實際的價值判斷，并且把這一點看作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第一種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韋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贊同第二種回答，認為第二種回答只適于掩蓋向聽眾發表的意見的實際影響，韋伯認為如果讓教師放棄實際的價值判斷，不能講激情昂揚的話語，會使聽眾迷失于各種不同范圍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講壇上一般是否應該進行實際的價值判斷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因而它最終只能由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對大學的任務所取的觀點來決定。韋伯批評了種種不合時宜的德國教授們在大學課堂的言行，認為“如今的大學生在教室里應當向自己的教師學到的東西，首先是熟練地完成給定的任務的能力；其次，承認事實，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實，然后把關于它們的規定和自己的價值態度區別開來；第三，使自己服從職責，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個人興趣和其他感受的沖動。”提出在每一項職責任務中，承擔任務者應當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屬于職責的東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愛與恨。

韋伯認為經驗科學只能告訴人們事實怎么樣，它可能怎么樣，但決不指導人們應當怎么樣，因此關于實在的經驗認識的科學必須拒絕承擔價值判斷的任務，從而保持科學認識的客觀性和中立性。科學研究者在涉及社會事實時，應當克制對它公開發表個人見解，韋伯寫道：“一個職業‘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職責的話，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對時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個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動’。”韋伯深切地認識到研究者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和做學術報告時需要回避價值判斷，不借科學研究來鼓吹自己的價值觀；正是在這些因素之下，韋伯提出了“價值無涉”的概念。

韋伯寫《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這篇論文的意圖在于，批判德國的教授們利用自己不受攻擊的權威在學術講壇宣揚自己的價值觀點，混淆了價值判斷和關于經驗事實的科學知識之間的界限。在韋伯看來大學教授不能任意的發表其價值判斷。即應該做到價值無涉（價值中立）。所謂價值無涉是指要求研究主體按主觀愿望選擇了所要研究的問題之后，應該客觀地描述關于所要研究問題的全面資料和對這些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而不管這些資料和結論是否與研究主體、社會或者他人的價值觀念相沖突、相對立。

價值無涉這一原則首先是由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原則，今天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依然廣為接受的標準。社會科學是否需要堅持“價值無涉”的原則，引起了學者的廣泛爭論。這兩種立場在中國社會學界爭論了十幾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的鄭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間的爭辯。

李金教授對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價值無涉”的立場是持基本接受的態度。他在《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寫道：“在中國社會學界正如在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一樣，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即主張我們應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決拒斥價值中立的研究立場。

鄭杭生教授對“價值無涉”立場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回應〈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對我觀點的批評》中寫道：“‘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

鄭杭生教授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實事求是”的原則來代替“價值中立”。他在《關于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一文中寫道：“總之，我與那位批評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學性，在堅持科學性上我絲毫也不亞于他；分歧在于科學性能否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來達到。我認為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不僅不能達到科學性，還會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來，科學性只有通過實事求是才能達到。”

在我看來，對“價值無涉”我們應該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簡簡單單地認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徹底地拋棄。“價值無涉”原則在韋伯那里是一種原則，而非方法。是以解決實際出現的問題為出發點的，這也是科學研究過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態度。因此，我認為在大學教學的過程中大學教師可以適當地進行價值判斷、發表其主觀性的評論。以讓學生能夠更好的了解老師的思想，使大學課堂充滿活力、學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課堂討論，增加其知識，開闊其視野。

參考文獻：

[1]李金.為“價值中立”辯護[J].社會科學研究，1994，（4）：58-63

第3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摘要】矛盾是普遍存在著的。人們思想中的矛盾都是現實世界中矛盾的反映。矛盾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經過實踐證明的科學有效的研究方法，我們應該正確使用這一理論武器。本文將從矛盾研究方法的內涵、什么是有價值的理論課題和如何正確運用矛盾的研究方法提煉具有價值的理論問題三個方面來闡明矛盾分析法對探索理論價值的意義。

【關鍵詞】矛盾分析 理論問題 探索

一、矛盾分析法的涵義

我們常說科學研究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然而作為初級的研究者我們往往會只具有“意識”卻不能夠在生活中發現“矛盾”。假如我們只具有了“意識”卻對我們生活中的“矛盾”視而不見那么我們的研究將錯過很多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不同系統具有不同的矛盾，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在社會這個大系統內諸不同系統以及各系統所包含的各要素單元呈現出復雜的矛盾關系，認為應該把矛盾對立統一規律運用在社會研究之中于是我們就有了一個新的社會研究的理論武器―社會矛盾的研究方法。不研究社會矛盾，也就沒有社會科學。矛盾分析方法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社會矛盾的研究方法是指運用矛盾對立統一的規律運用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原理，運用兩分法、兩點論，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理性看待我們所要研究的學科，將社會矛盾研究方法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理論武器貫徹運用在我們研究課題過程的始終來指導我們的理論研究，使得我們的研究課題能夠更好的立足于社會矛盾分析的實際進而服務于本學科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服務于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與大繁榮。

二、如何發現具有價值的理論課題

面對復雜性的挑戰，根本出路在于堅持正確的方法論。莫蘭說：“復雜性需要策略”。問題并不存在于對象之中，以客觀的形式表現出來；矛盾的本身存在與主體意識到矛盾存在不可一概而論。問題存在于主體意識之中以主觀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問題會隨著主體不同而不同具有較大的主觀性。所以作為研究課題的主體研究者應該對于存在的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再對矛盾進行把握。只有在經過理性思考的加工我們才能夠迅速的找到研究課題的價值。除此之外還應重視整體的作用。辯證唯物主義這樣一個哲學思想恰恰正是指導我們研究復雜問題所必需的。

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眾多的矛盾，內容不一，然而社會科學研究本身決定了它并不單純是從觀念出發去解釋實踐，卻會從物質實踐出發去解釋觀念的形成。社會科學研究如果要體現其科學性與實踐性必須要從實踐中提煉矛盾，從實踐中存在的矛盾進行篩選。我們所要篩選的矛盾現象必須要具備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時代價值要反映為時代立言、為民立命、為社會立法、為未來立向的學術正能量。

社會的發展進步與矛盾的與時俱進的變化發展，因此社會問題也會隨之而更新，所以又會引起學術術語的更新發展，最終會推動著理論的更新發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要想始終保持新鮮感保持長遠的生命力與持久力就必須直面社會生活，研究社會矛盾，圍繞以問題為中心的學術導向。我們要切記在“貌似深奧的煙幕下，掩蓋著連篇廢話”。使得以問題為中心的學術導向成為學術研究的第一要務。

三、正確運用矛盾的研究方法提煉具有價值的理論問題

在《矛盾論》一書中說矛盾的普遍性是“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他從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嚴密的論證了矛盾的普遍性。除此之外同一矛盾在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矛盾，不同矛盾具有不同矛盾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矛盾還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發展過程的始終，矛盾不僅存在于階級社會即使是無階級的原始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存在著矛盾。無差別無矛盾的境界只不過是一種美好的幻想。因此在M行課題選擇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以更好的凸顯研究課題的科學價值。

由于“我國還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影響存在，加上國外資產階級的思想滲透，階級斗爭還在我國一定范圍內存在，有時還會在一定條件下激化。”利益是思想的基礎，利益決定思想”，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物質利益是上層建筑形成和發展的最終動因，是社會改革和社會革命的起點和歸宿，而利益關系的變遷則是社會發展狀況的標志。然而要充分利用利益分析法則應該把握以下幾點：一是要具體的分析一定社會的利益關系格局之后要根據已經形成的利益關系格局決定我們與之對應的政策與策略的走向。

在我們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有著相應的社會階層結構，階層分析方法作為一種科學的分析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是研究社會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想完整準確的將階級分析方法運用恰當必須注意以下幾點：準確把握好階級關系格局；將思想分析、政治分析與經濟分析相結合；著作階級矛盾的變化情況；既要把握好國內階級矛盾也要注意國際階級矛盾；綜觀矛盾整體概況做出決策。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應該認真區分帶階級性和非帶階級性的社會現象與矛盾以免做出錯誤決策。

我們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將的理論武器運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全過程以此來更好的凸顯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科學性和創新性。我們在學習中要善于發現學習“發現學習就是以培養探究性思維的方法為目標，以基本教材為內容，使學生通過再發現的步驟來進行的學習”。因此我們在研究過程中要運用矛盾分析方法發現再發現問題。

參考文獻：

[1]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赫舍爾.人是誰[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3]楊春貴.與社會科學方法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埃德加.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5]錢學森.要從整體上考慮并解決問題[M].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

第4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網絡；消費行為分析；社會科學研究

當今是網絡信息的時代，網絡將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及人類生活等的各個領域。國內外網絡消費環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消費者網絡消費已成為時尚。因此，網絡消費行為分析，對于抓住市場機遇、捕捉市場機會、迎接網絡時代挑戰具有積極的促進意義和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行為分析的要義

行為分析方法發端于生物學、心理學等對人的行為規律的研究。行為分析認為，研究人的行為是理解社會現象的鑰匙，而人的行為又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觀察、描述、實驗、分析而獲得規律性的可靠認識。考究行為分析的利弊得失將有助于行為分析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應用和發展。盡管行為主義有著自身的內在缺陷，但我們只要堅持以辨證的眼光看待它，認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學成分，行為分析將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行為分析主要體現為兩個大的方面：

第一、“價值中立”論。對于行為分析來說，“價值中立”不僅是一種原則、一種理想，而且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現實目標。為了做到完全“價值中立”，不僅研究者要自覺約束自己，克服個人主觀好惡，而且還要對研究方法進行改革創新，改變既有的研究對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第二、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具體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強調科學研究的資料應當量化，才能發現規律及各種內在的關系；二是強調必須不斷地探究人類行為的規律以及與此相關的變量，讓其真正成為一門解釋和預測的科學；三是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應當破除學科間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技巧、技術和概念，建立跨學科的方法聯合。四是強調科學研究的基礎是實際可觀察的現象，借助現存的理論體系和學者們的思維加工，提出有關現象之間因果關系的假說或假設，用經驗材料驗證假說.

二、網絡消費者的特征

第一、網絡消費者的心理特征：

（一）、能理性分析. 但缺乏耐心。由于網絡用戶以大城市高學歷的年輕人為主， 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喜好、見解和想法，對自己的判斷能力也比較自信。不會輕易受輿論左右，對各種產品宣傳有較強的分析判斷能力。但比較缺乏耐心，當他們搜索信息時，比較注重搜索所花費的時間，如果鏈接、傳輸的速度比較慢的話，他們一般會馬上離開這個站點。

（二）、好奇心，并有強烈的求知欲。這些網絡用戶愛好廣泛，無論是對新聞、股票市場還是網絡娛樂都具有濃厚的興趣，對未知領域抱以永不疲倦的好奇心。

第二、網絡消費者的需求特征：

（一）、信息索取趨于多、捷、便。消費者幾乎足不出戶便可以最快捷、最便宜的方式，獲得所需的大量資料，消費者更追求消費過程的方便和享受。今天，現實消費過程出現了兩種追求趨勢：以方便性購買為目標，人們追求的是時間和勞動成本的盡量節省。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自由支配時間增多，他們希望通過消費來尋找生活的樂趣。

（二）、個性化的出現。個性化已逐漸成為現代人性格的一大特征。目前，許多消費者已進入明顯的個性化消費階段，同時也使網絡消費需求呈現出差異性。不同的網絡消費者因其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需求。從事網絡營銷的廠商，要從產品的構思、設計、制造、包裝、運輸、銷售等方面認真思考這些差異性，并針對不同消費者的特點，采取相應的措施和方法。

（三）、價格仍是影響消費行為的重要因素。從消費的角度來說，價格不是決定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唯一因素，但卻是消費者購買商品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網絡消費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網絡銷售的商品價格普遍低廉。盡管經營者都傾向于以各種差別化來減弱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避免惡性競爭，但價格始終會對消費者的心理產生重要影響。由于消費者可以通過網絡聯合起來與廠商討價還價，產品的定價逐步由企業定價轉變為消費者引導定價。

（四）、消費的主動性增強。由于消費者能接觸到更多的信息和有更多的選擇機會，他們不再被動地接受他人的觀點和信息，不再消極地購買和消費，而要求積極掌握主動權，需要被關注、被傾聽。消費者選擇商品趨于理性化，他們會利用在網絡得到的信息對商品進行反復比較，以決定是否購買.消費主動性的增強來源于現代社會不確定性的增加和人類追求心理穩定和平衡的欲望。

三、消費行為分析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

首先， 消費行為分析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提供依據.隨著各種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商業行為不斷增多，消費者權益保護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消費者作為社會的一員，擁有自由選擇產品與服務，獲得安全的產品、獲得正確的信息等一系列權利。消費者的這些權利，也是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礎。政府應當制定什么樣的法律，采取何種手段保護消費者權益，政府法律和保護措施在實施過程中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于消費行為研究提供的信息來了解。例如，很多國家規定，食品供應商應在產品標簽上披露各種成份和營養方面的數據，以便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選擇。這類規定是否真正達到了目的，首先取決于消費者在選擇時是否依賴這類信息。在網絡信息化迅速發展的今天，網絡為市場調研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

其次，消費行為分析促進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一、消費行為分析運用數學、統計學、物理學、生物學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術，如先進觀察、資料收集、個案分析、統計分析等為分析提供量化根據，以量化資料去說明各種社會關系的規律，從而避免了主觀臆斷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議論，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學性；二、社會科學的概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一樣也要通過操作程序，不能進行操作的概念則被排除在科學之外。這種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運用增加了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可操作性、可重復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從而推動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證化進程。

四、網絡消費行為分析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啟示

其一、社會科學研究要把事實與價值結合起來。一方面社會科學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致力于學科科學化建設，不斷探索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視價值的追求，要重視規范研究。

其二、社會科學研究要有宏觀視野和微觀聚焦結合起合。一方面要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要有現實感、時代感，但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又要有宏觀視野，要對國家、社會、民族的長遠發展有戰略思考。

其三、社會科學研究要把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社會科學既要進行基礎理論研究，也要大力倡導實證研究。理論指導實證，實證發展理論，形成良性循環。

其四、社會科學研究要進行跨學科交叉研究。社會科學一方面要充分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來充實、發展和完善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第5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經典實用主義以社會科學介入現實問題的解決，從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

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框架更有理由讓我們相信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上并不在意理論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為行動的向導、是否能有效地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否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實用主義學家們不在意社會本身是什么樣的、應該是什么樣的，他們更關注的是現在的生活環境是否是居住在這里的人類想要的，如果不是就聽從內心的呼喚，向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努力改造。他們信奉的是這樣的信仰，就像愛因斯坦說的“：有很多時候想象力比知識重要，想象力無限而知識有限。”按照實用主義的思想這句話是真的，因為他們還信奉另外一句話，就像皮爾士所說的：“每一個真值的句子都是為某一種信仰服務的。”而在這里，人類的興趣就是他們的想象力的向導，他們在這樣的想象力的條件下探索社會科學，就像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實用主義哲學剖析社會科學是需要我們以人類需求為本，以興趣為出發點，以效率為落腳點。在這個問題上羅蒂———新實用主義的代表，延續了實用主義探索社會科學的精神，在新時期展現出他與前輩和同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哲學家不同的新特點。

二、新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發展

20世紀中后期，隨著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似乎越來越不能很好地處理實際問題。一種繼承并發揚經典實用主義的新實用主義油然而生。新實用主義繼承了經典實用主義的主要精神，即以人類需求為出發點、以興趣為研究起點、以信仰為真理的判斷標準、以效果為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在我們可以找到的參考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實用主義有它特有的理論觀點。而新實用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羅蒂。羅蒂的實用主義思想與經典實用主義思想的聯系和區別是清晰可見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他的后現代哲學思想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哲學基礎地位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給了我們新的視野。所以我們選擇對他的觀點進行說明和解釋，后現代哲學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實用主義的理論特點。后現代哲學思想主要強調語言哲學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視經驗對哲學的重要影響，而是注重我們的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贊同哈貝馬斯那樣：“交談理性代替了主體核心理性”。交談、互動的研究方式，不僅表現出對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繼承，同時也看到羅蒂把研究重點放到了溝通的語言中來。羅蒂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個人主義與整體論的完美結合。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學者對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的問題上多少都有分歧。社會學家涂爾干堅決支持方法論整體論。堅持整體論的哲學家必然會忽視個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力；而很多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都偏向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非常注重個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忽視整體的作用。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我們需要找到的是社會背景下的社會規律或是較為普遍的特征。但鑒于社會環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我們在此討論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是整體論就十分不妥。羅蒂在他的后現代哲學中認為：“把個人的自我創造和社會的團結同等對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這里我們可以說他把這個問題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說他把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分別做了限制性的解釋，即社會的發展是由個人做的，但個人的才能和價值需要有社會的發展來體現，在不同范圍討論不同的內容。

二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的進一步發展。在上文我們已經對實用主義真理觀有所討論。對于一個句子的真值的判斷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種信念作為標準。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會帶來不同的信念，雖說這個會隨著該地區的人類的不斷認識的變化而變化，但信念還是有較強的穩定性。信念來自于我們對一個事物的習慣性認識或習慣。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有時候會帶來一定的惰性，習慣于這樣認識和行為的人不再會為更先進的發展而勞煩。羅蒂在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進的真理觀：真理便是可以指導我們成功的與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為我們的信仰提出了檢驗性的標準。較以往來說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們需要與世界打交道，每個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是另一處人類需要打交道的對象。打交道時雖然要以自己的信念為出發點，但只有那些可以與對方達成共識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學的概念。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時候都很清楚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心理學等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但其實這些學科都有較為嚴密的邏輯、嚴謹的思想和他們獨有的名詞及屬性。他們同樣是由被系統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義組成。比如《社會學原理》《經濟學原理》《心理學原理》這類的書籍，它們包含了作為這一學科共同的、普遍的、較為一致的內容。因此，這些學科知識內容與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們同樣來自于理性的總結和概括。它們的研究對象相對穩定。相比較而言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觀意識參與的較多，對于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論性更為弱，但地域性和社會背景的限制會更多，這樣的研究更加符合實用主義的精神。當然，羅蒂并不局限于對哲學認識論的擴充，還有對方法論的豐富。他更加欣賞用文學批判的方法來與世界和不同的人類打交道。他認為：“實用主義的復興超過了哲學的界限，還涉及文學的批判、社會政治問題而較少地關注自然科學。”這個思想與羅蒂反基礎主義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學的基礎地位，從而更加突出人類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終側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語言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羅蒂所強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溝通手段都是為了了解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生活，從而可以有效地解決發生在那里的社會矛盾，最終促使社會進步、生活幸福。因此，語言在他的研究中是關鍵性的研究對象。這個特點也是新實用主義與經典實用主義標志性的區別。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經典實用主義與新實用主義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經驗；后者最重要的是語言。”這與他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羅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實際與應該的區別、本質與現象的區別，最終找到實際和本質，而是忽略此問題，找到對話中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是否是我們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對方語言中的真正含義，就要了解表達人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對于研究人員而言便是要了解這其中的差異，為我們的語言環境提供這種差異。找到了差異就找到了沖突，找到了沖突就找到了矛盾。當我們解決矛盾之時就是我們達到共識之日。這樣我們即可順理成章地找到對話中的共同點，進行有效的溝通。不難看出，羅蒂的后哲學文化思想其實就是用文化的思想來豐富哲學的內涵。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一定會在保持中心思想不變的情況下豐富并蓬勃發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承載著歷史使命比其他哲學學派對社會科學哲學的使命要豐富、多樣并且有效。因為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基調就是為解決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實際問題的。他的檢驗標準并不是理論的嚴謹性和思維的邏輯性，而是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種工具書，更是一本洗滌心靈的書籍，它會為我們帶來陽光般的色彩。

三、未來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升華保障

基于對經典的和新的實用主義社會科學特征及其哲學思想的概括總結，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其研究和發展趨勢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內容極為豐富。實用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包含范圍十分廣泛的方法論，用它來研究社會科學不難想到它的范圍會擴大。這里不僅僅體現在研究內容的擴大，還有研究方法的擴大。從研究的學科內容上來說，經典實用主義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局限在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方面。但新實用主義的社會研究已經拓展到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可以說在以后的研究中還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領域。只要社會中存在行為和思想的地方，都會是實用主義方法論下所要研究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的發展趨勢勢必會向著更加注重人的情緒、欲望、夢想等人類特有的方向發展。這與所談的中國夢是一脈相承的。“夢”就是實現民族復興、增強民族自信的夢，這個夢是現實的，是可以實現的，推而廣之，世界的“夢”也會實現的，關鍵要立足于“人”。在對這些學科的觀點上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并行觀點。這些觀點可能是相互交織并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為這是由社會科學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們可能會認定某種理論是正確的，因為它的確為我們的社會問題帶來解決方案；但我們很難說哪個理論是錯誤的，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會背景下無法解決問題的理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權利。”從研究學科的方法論上來說，實用主義的理論淵源非常豐富，這就不難看出它的方法論是開放性的。用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們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為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注入了活力。不僅如此。同樣是由于社會學科的特殊性，筆者不難看到研究各個學科的學者們同樣具有研究他們那個學科領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也有這一特點，但是社會學科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得幾乎是淋漓盡致。

第二“，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靈活的、豐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極強的哲學，所研究得出的理論也是開放的。一種“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方法來源于詹姆斯意識流原理，發展于杜威的生物體間的互動理論，在羅蒂這里演變成為較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學批判”模式。但無論是什么樣的表現形式，什么樣的載體，最終都呈現出一種“行為———反饋”的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對話，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的碰撞，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思想碰撞。這種碰撞是明顯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決方式，解決后我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會達成最有效的共識。這種共識是有益于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當然，這樣的對話不僅僅體現一種思想的碰撞，還顯示出語言對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表達方式，我們要通過語言研究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但同樣也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對于語言的研究還會有較大的困難。在蘇格拉底時期，我們認為“：如果語詞能夠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們就得到完善的語言，然而世界語言卻總是由約定來加以補充。”

洛克對詞語的認識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他認為“：一個詞語的意義不是要表達這個事物本身，而是要表達說話人的觀念”。這樣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對話交流的意義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溝通，達到基本共識，在有限的范圍內找到社會的基本規律和內在本質。而洛克這樣的解釋與新實用主義的“詞語的意義僅限于對話范圍內”的觀點是一致的。很顯然，這樣的研究方法將會成為我們今后研究社會科學的主要指導思想。“科學”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神秘的詞語。很多非專業人士感覺它離人類生活和日常活動很遠，因為，當我們一提到“科學”一詞時，首先想到的都是難懂、生澀的專業名詞，嚴謹的理論思維和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那些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才有天賦碰觸到的神秘領域。其實，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實用主義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對那些領域感興趣；其次，那些領域的專有名詞當下記得，因為不常用所以隨后就忘記；再次，能夠有嚴謹的邏輯一定不與繁雜的生活打交道。但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便不再讓“科學”神秘，他們會使得“科學”親民化。

“科學”知識本應該為人類生活服務，很多人認為“在大部分的時間里，科學家們通常會把精力放在理論的爭辯中，至于可行性的問題，他們考慮的略微少。”實用主義則不同。他們并不對“現象是否反映本質”的問題爭論、也不為“當一個人說話時候牽動了多少塊肌肉”這樣的問題而煩憂。當他們研究孩子的教育應該著手于他們感興趣話題的時候，就奠定了這樣的基礎：要想使孩子們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興趣是起點，當他們找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們自然會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徑，而這個路徑就是“對話”，對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這樣的方法論理念把“科學”帶到了生活中，而隨著實用主義方法論在研究社會科學的道路上廣泛運用“，科學”就會俯下身子與他的“子民”親密接觸。綜上所述，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一個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學科。它不僅為我們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最有效的“工具”，進而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為我們的思想提供養分，讓我們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盡可能多地拓展視野。

四、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有聲戰爭，而是以市場和國民生活水平為主的無聲無息、無硝煙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所有的國家都在奮力保衛自己的經濟領地并以此為依托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這是經濟實力的比拼，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就算沒有戰火，也要知道戰爭其實已經悄然開始。這個現實讓我們明白，在處理與別國之間關系時候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國的經濟基礎，對他國的實力有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從另一個方面來講，生活在本國的百姓對經濟的發展體會最深。因為，經濟的發展會給國民帶來快樂。怎樣能夠使國民生活得快樂，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課題。在當今社會，國與國之間也需要“對話”，但首先我們要站在同一個對話的平臺上。那么，平臺的高低取決于我們的經濟實力。具體而言，涉及到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兩個方面。然而，怎樣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自身發展既有約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觀調控怎樣才能做到不對市場自行發展進行過多干預。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國民幸福和快樂。

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應該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國富論》還是《經濟學原理》都體現著這一研究目的。而我們的經濟理論指導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實踐來完善經濟理論。無論怎樣，經濟理論是一種方法，它告訴我們要切實發展，以國民生活的幸福感為一切理論研究和政策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發展即開放，我們同樣要抱以開放的態度來發展經濟。例如，區域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我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從來都是國家嚴控的范疇。但是我們很清楚，多種方法的比較才能為資源開發選擇到價值最大化的方法。這就需要政府抱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私人或團體優秀的經營理念。與此同時，我們深知資源是有限的，重商主義不能完全流入資源領域，這就需要宏觀調控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該行業進行調控。無論用怎樣的方式，我們都要在科學的經濟理論指導下努力發展經濟，國家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保證經濟體系健康快速的運行、其實我們都已經體會到這樣的好處。在這種既有外界壓力，又有內在需求的環境下，深入研究經濟理論更加有必要。

第6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第7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圖書情報學 研究方法 假設檢驗 實證研究 規范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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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研究特點

中圖分類號：G40-03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673-4289（2013）04-0029-03

一、質的研究方法簡述

（一）概念界定

質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兩大范式之一，是一種定性研究。質性研究從質的規定性方面來認識具體事物的一種研究方法。它表明該事物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存在著。學者陳向明對質的研究方法定義如下：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真實的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的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的探究，通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進行建構從而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1]。一般而言，構成科學研究的基本要素有三：研究主體、研究環境和研究手段。根據陳向明對質性研究方法的定義，我們可以觀察到定性研究的研究主體是研究者本人，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認識主體；研究環境是沒有控制變量的客觀真實自然情境，是對現實中鮮活生動的田野對象的自然研究；研究手段包括觀察法、調查法和訪談法等。

（二）兩種研究范式的比較

定量研究認為教育研究對象是可以用數據測量，其理論基礎是孔德倡導的實證主義，體現在哲學上是還原論的哲學思想。定量研究認為運用觀察、分類的方法去探求事物彼此的關系獲得的結果，才是正確可信的，并且認為復雜的事物和現象可以通過將其化解為各部分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通過對各個部分的還原達到對整體的認識。實證主義認為客觀世界是以物質方式存在的，研究主體具有可以認識物質存在形式的能力。孔德倡導下的實證主義的確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使人文社會科學可以和自然科學一樣進行縝密的推理研究從而讓研究真實而非虛幻、精確而非模糊。但是他們忽略了在教育領域中對教育對象的定量化研究有著其天然的弊端：教育研究中研究對象為活生生的和大寫的人。人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統一體。問題就產生了：人的精神世界如何運用實驗去精準而縝密的測量呢？

另外，教育的定量化研究本身還存在著一個評價標準的問題，即在不同教育情境下進行的數據采集可能是不同的，顯然會產生評價的信度和效度問題。教育的定量化研究也不能人為地通過操縱控制變量的方法去探索教育與人的發展關系[2]，畢竟在管理學中曾經產生霍桑實驗的困境。與定量研究的理論基礎不同，質的研究是建立在后實證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定性研究注重關注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的探究，這也恰恰是定量研究分析的短板。即展現出對信度和效度的追求。定性研究吸收了解釋學中交互主體性這一理論，于是在研究中注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與定量研究的哲學思想不同的是，質的研究遵循的是整體論的認識路線。它認為：系統不能被人為簡單地任意割裂為不同的組織部分，脫離其整體環境去分析某一部分是片面狹隘和受限制的。對于高度復雜的系統，這種做法就行不通，因此我們應該以整體的系統論觀點來考察事物，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其存在的環境，盡管會表現為各種具體性，但是卻不能脫離其整體探討具體性。如若離開了整體去討論部分，容易走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常識錯誤。

在教育領域中質性研究把研究對象（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由于社會生活是復雜多面的，即使某些數據或者是經驗有一定的價值，但當時的條件脫離了特定的背景，并不一定會產生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教育領域中更是這樣。由于人行為活動的復雜性，解釋變量數據的變異性會更大，這樣對于被解釋變量，研究產生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對教育對象進行研究時要運用辯證的方法論進行，即全面的整體的觀點去考察研究對象的本質問題，質性研究力求從整體上還原事物的本真面目，反對定量研究的斷章取義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二、質的研究方法特點

（一）主體程度深，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互動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是相對淡化或者是分離的。由于定性研究的哲學思想吸收了解釋學中主體間性的理念，認為活動中的人與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對立的關系，而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理解關系。在質的研究方法中，研究者本身是教育研究中最活躍的因素，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的工具，為了深入客觀地了解教育研究對象的真實世界，自然就突出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與溝通。在此溝通過程中教育研究對象的活躍程度由此也提高了，也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進展。因為在質的研究方法中，研究對象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研究受力者和被動者，而是和研究主體一樣主動參與教育研究中，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平等的溝通與互動真實地敞現了教育對象的真實生活世界，從而相對于定量研究通過控制變量獲取穩定性較差的數據而言提高了研究的效度。

（二）過程開放、靈活、彈性大

定量研究具有程序固定化和剛性化特點，其研究邏輯與程序一般分為以下幾個步驟：一是確立研究問題。二是根據已有理論提出假設。三是根據研究假設提出可以測量的解釋變量，預先估計各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四是收集資料。五是分析整理資料，檢驗假設。但是在質性研究中，沒有預先規劃好的研究假設，在教育研究中是根據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互動的情況及時調整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集中表現為了“因時而異”和“因地而異”。在自然情境下的質性研究中對研究者的水平能力要求是相當高的，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能夠及時有效的控制住研究場面，要研究者“相時而動”。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運用自己已有的各方面的知識通過質性研究方法去探索教育研究對象的真實世界。

（三）人文關懷濃厚，凸顯對個體生命的關懷

這一點正好與中國教育改革的理念不謀而合：關注生命歷程，注重個體全面發展。由于研究者本身作為一種研究工具，所以，質的研究能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下能夠觀察教育對象的日常行為并且與教育對象成為密切的合作伙伴。只有深入走進教育對象的真實心靈中才能夠得到最真實和最原始的研究對象信息，為進一步采取適當策略得到依據。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溝通互動中，研究主體通常運用換位思維幫助自己摒棄原先主觀形成的偏見并且改善心智模式，為形成正確的策略找到依據。當然質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充分重視倫理道德，例如要對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進行保密，這從另一方面也彰顯了研究工作的人文關懷。

三、質的研究的優點及局限

（一）質的研究的優點

質的研究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全方位整體性的考察。質的研究的理論基礎和研究邏輯認為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現象是不同于自然科學中的研究對象的。在教育領域最明顯不過的是，人是有思想有意志的，并且人的行為也是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的總和。質性研究反對定量研究方法適用于社會和人的研究。因此質的研究方法為教育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多種可能，適用于比較微觀層面對教育研究對象進行觀察和分析，是一種深度描述，因此比較適合于對小樣本進行個案調查，畢竟小樣本容量小，可以為細致和深入的研究節省時間、物力和財力。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為研究過程的主角，親自參與和經歷研究過程，能夠及時地了解研究的進展與過程。減少了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孤立在研究過程之外而造成的信息失真，從而提高了研究的效度。研究主體在研究過程中方便把握研究對象的思想感情和價值標準，不會忽略社會現象的特殊性和小概率事件，從而進一步避免了在定量研究中用簡單的變量與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回歸分析來描述復雜現象，造成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由于質性研究沒有事先預備好研究假設，也不會準備問卷和調查量表。只是一種情境式的研究，在真實情境中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并隨時對問題進行修正和完善，這樣質性研究就大大豐富了研究的彈性和深度，在最大程度上減少了由定量研究中造成的小概率事件的干擾。

（二）質的研究的局限性

質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研究成果受個人影響因素大。眾所周知研究者是開展各項研究的最為活躍的因素，在真實的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自身處理各種問題的能力顯得特別重要，這就對研究者本身的知識結構、心理素質和價值取向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是對研究者的挑戰之一。另外在研究中也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觀態度和價值取向的左右，盡管研究者力求客觀公正保持價值中立，但實際上教育工作者在進行研究實踐時或多或少的受到自身情感認知水平的制約，正如“人的任何思想和見解都包含著一種任意和偶然的因素，這種因素依賴于個人能力、愛好和個人設置的界限”[3]。

質性研究小樣本在微觀層面進行研究，這樣就很難運用于大規模大樣本的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得到的研究成果在真實性和詳盡性方面要優于定量研究，但是研究結果畢竟是小規模的適用，不具有普遍性的推廣價值。

四、質的研究方法發展前瞻

綜上所述，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有優劣，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工具理性”。在各種教育實踐中，要綜合發揮兩種研究方法的“長板”，竭力避免其“短板”，達到研究效用的最大化。在實踐應用中不可偏執一端，造成研究結果的偏頗。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不是終極的。因此任何一種方法強調到極致而完全排斥另一種方法都是推行方法論上的“霸權主義”[4]。本文觀點認為：人類在認知復雜的教育世界時是“有限理性”的個體，而非“完全理性”。在教育研究中研究方法是一種工具，但是工具本身也是我們要在教育實踐中探索和思考的問題，其實包含著一種元認證的含義。一種方法論與另一種方法論相比在某一領域或者層次上或許有一定優越性，但也并不具有能夠全面推廣的“普適性”。

我們在教育實踐中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可以以個人的知識結構、偏好和學術研究興趣進行選擇。本文認為，只有打破封閉的研究范式允許和鼓勵多元化的研究工具才能使研究過程和研究成果呈現出信度和效度的統一。這也是任何研究所極力期冀的。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是在實踐中形成并且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改進，而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是靜止的絕對的真理，也是在不斷的發展和建構的。方法論前進一小步，都可能會帶來教育研究前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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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　社會科學范式　知識連續體　學術品格

[中圖分類號]C9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2-0174-07

社會科學范式呈現的是一種學術研究的集群現象，涉及的是為某個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所遵循的一組由價值取向、方法論原則、范例與理論硬核、研究視角等結構性要素組成的環環相扣的知識連續體。這些結構性要素相互鏈接，共同制約著一群社會科學家觀察和認識人類經驗世界的基本視角和立場。在同一范式主導下從事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必將分享著共有的價值信念、理論命題和概念系統，遵循著相同的方法論假設。具體說，作為一個知識連續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客觀性與自主性、群體性與公共性等學術品格。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科學范式是各種社會理論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論論戰的基礎。任何理論論戰都必將以范式論戰為前提，并最終上升至范式論戰層面。各種理論的論戰不僅涉及學術觀點和命題的爭論，而且其中還隱藏著不同范式在方法論和價值論等方面的分歧。

當前學界在對待社會科學范式問題時，將其作為一個不加分析的概念運用，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等同于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等同于某種理論觀點的爭論，這顯然無從彰顯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知識連續體的學術品格。本文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視為知識連續體的整體性聯動，從價值信念、方法論原則和理論硬核等層面對社會科學范式進行系統研究，這必將克服當前學界對社會科學范式認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現象，呈現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知識連續體的學術品格。同時，對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的認識，不僅能使人們理解理論之間的親緣關系和新舊知識的交替過程，把握社會科學的理論邏輯和理論之樹的脈絡，重要的是讓人們明了不同理論觀點論戰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論和方法論語境，為新的知識和理論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

一、庫恩關于范式問題的開創性研究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是第一位對范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在庫恩看來，公共性是科學知識的基本屬性。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創造是一種集體行為，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在一定的理論范式主導下的解謎活動，它“像語言一樣，本質上是一個團體的共同財產。”而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信守某種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種承諾，這些承諾包括概念、理論、工具和方法論。它們構成了一張牢固的網絡，成為了把常規科學與解謎聯系起來的隱喻的主要源泉。”因此，范式是科學共同體的信念，“拋棄了范式，就等于終止了范式所規定的科學實踐活動。”對一個科學共同體來說，范式將科學研究的范圍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為該群體提供世界觀及方法論的指導。而一個科學共同體就是分享著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學術研究旨趣、關注著共同的學術研究假設的人，它是“連接個別科學家與整個社會結構的橋梁。”個別科學家的發現，必須經過科學共同體才能與其他社會團體產生互動。因此，科學活動是一種集體性的活動，離開了群體，個人的認識無法進行，這正是科學知識公共性的體現。

庫恩從兩個層面界定范式的內涵。一方面，范式“指謂著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一個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分享著共有的理論和知識規則。其中，一個科學共同體的信念和研究共識是形成某種理論范式的基礎。這些知識源于科學實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一種默會知識，“一套科學習慣。”這些習慣可以是知識的、語言的、行為的，或技術層面的。由一群學者信守的理論范式猶如“一株演化樹……一條線自樹干直至樹梢尖端，沿樹向上決不折轉回頭，循此可找出一連串有親緣關系的理論。”范式是科學發現的邏輯，它與科學共同體密切相關，囊括了共同體成員圍繞特定學科或研究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圍。

庫恩將各種理論范式之間的轉換稱為科學革命，這場革命改變了科學的思維方式，意味著“科學家據以觀察世界的概念網絡的變更。”這種范式轉換始于科學實踐中的意外發現和反常現象，這種現象無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釋，并使之陷入了危機中，引發科學革命。意外發現、反常和危機，成為了指向非常規科學、建立新范式的路標。在不同范式主導下的科學共同體之間展開了辯論和競爭，雙方都試圖取代對方，讓對方接受自己的理論原則和價值信念。相繼范式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他們對宇宙的構成要素及其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當范式發生變化后，解答問題的方式和正當性標準都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科學家將采用不同的視角，懷著不同的期望和信念來面對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間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的關系，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它們之間的裂痕是難以彌合的。庫恩所描述的理論范式的轉化可以用下述圖式加以表述：

依據庫恩觀點，范式是屬于某一研究領域中的學術共同體的公共活動，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為該群體提供了基本的問題假設、方法論原則和價值信念。庫恩的范式理論包含了如下要點：其一，范式具有群體性特征，是由一群學術研究共同體共同遵守的約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種科學直覺的特征，是隱藏在一群科學團體心靈深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是科學思維邏輯中的無形之手，科學革命的本質在于科學直覺和科學思維的轉換，是一種信念的變化；其三，范式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相互取代的關系，故而多種范式之間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學進步沒有統一標準，科學不是追求客觀性與真理的活動，科學知識是相對的，科學的發展不受客觀知識的支配，而取決于科學家的心理轉換。

二、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及關于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闡述

在庫恩筆下，社會科學由一種追求客觀性、追求真理的實踐活動變為了追求主觀性、相對性、突出科學直覺的群體心理活動。因此，庫恩的范式成為了“科學家的一組信念，一種信仰，一種成功的形而上學思辨。”他的這一觀點，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學史學家的質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認科學家的主觀心理和思維方式對科學理論的重要性，但同時強調，科學理論的發展涉及到科學理性問題，涉及到科學進步的客觀標準。他指出，在庫恩筆下，科學革命只是一種信念的非理性變化，這種變化完全不受理性規則的支配。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沒有區別，科學進步缺乏誠實性標準，庫恩陷入了一種相對主義的思維邏輯之中，“認為科學革命是突發的、非理性的視覺變化，這是錯誤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學成就的單位不是某個孤立的理論假說，而是相互連續的理論系列即研究綱領。每個研究綱領都由一組被科學家群體所接受的“硬核”、保護該硬核不遭受反駁的巨大的輔助假說

“保護帶”、方法論原則即“正面啟發法”與“反面啟發法”等結構性要素所構成。硬核是研究綱領的基礎，是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知識，因此，它不會被輕易改變。一旦硬核遭到反駁和否定，整個研究綱領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護帶是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的假說和命題的集合，它由很多輔助假說所構成，其功能是保護硬核，將經驗反駁的矛頭從硬核引向自身。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導致了進步的問題轉換，發現了新穎的事實并預見了經驗增長，且反常只在內核的即保護帶上發生變化，內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駁和動搖，那么這個綱領就是進步的；反之，如果未預見新穎的事實，理論增長落后于經驗增長，則其硬核將被放棄，該綱領也必將崩潰。反面啟示法又稱為消極性誘導，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禁止性規定，它禁止我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硬核。正面啟示法又被稱為積極性誘導，它限定問題，草擬輔助假說保護帶的建立，預見反常并成功地將其轉化為例證。它由提示及暗示構成。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學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問題、方針和步驟，本質上是一種積極性的規定，能使科學家建立復雜的模型或結構來形塑和模擬現實，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實際的反例所困惑，因為“在有力的研究綱領內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合理地選擇哪些問題，是由綱領的正面啟發法決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發愁的反常決定的。”正面啟示法允許新的變體存在，并由此產生了理論科學的相對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個研究綱領比它的競爭對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內容，即不僅進步地預測了其競爭對手真實地預測到的東西，而且還能預測其競爭對手未能預測到的某些東西，這個綱領就取代了其競爭綱領。科學研究綱領之間不是庫恩所說的競爭和取代的關系，各種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論范式之間的關系是多元而開放的，“永遠也不要讓一個綱領成為一種世界觀，或一種科學的清規戒律……理論多元論要優于理論一元論。”因此，不能因為一個年輕的綱領沒有超過其強大的對手便拋棄它，理論范式之間應當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懷。只要該研究綱領能夠產生新的事實，帶來新的問題轉換，就應當對其加以保護。

總之，在拉卡托斯看來，應當將科學理解為研究綱領的戰場而不是單個理論的戰場，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科學的連續性、理論的堅韌性，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獨斷的合理性，“如果我們大部分科學知識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樣的孤立理論，互無聯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綱領中，那么我們對科學增長的理解便寥寥無幾。”成熟的科學是由研究綱領構成的，在研究綱領內，不僅預見了新穎事實，而且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還預測了新穎的輔助理論。

三、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

如何評價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論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之間的關系呢?這兩位學者的理論立場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特別是天體物理學的分析之上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思維中是否也存在他們所說的理論范式和科學綱領呢?答案是肯定的。社會科學理論知識是長期以來對真實的人類社會經驗進行研究和積累的結果。人類社會之間的聯系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多態性使得社會科學所形成的理論范式同自然科學的理論范式相比，其表現形態更為復雜。在從自然科學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綱領向社會科學范式的轉化中，應當對他們的思想進行合理借鑒、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命題。具體說，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體現在：

首先，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不是競爭和取代的關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范式之間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種理論范式正是在差異中相互借鑒、修正和爭論，才帶來了社會科學的繁榮和對人類社會的深刻理解。社會科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理論之間的爭論本身就是推動經驗研究最強有力的動力之一。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帶來了知識的繁榮，逐漸積累了寶貴的知識財富，為人們理解人類經驗世界提供了多維視角。

其次，社會科學知識既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這些理論知識既來自于現實的經驗世界和社會實踐，又深深地打上了社會科學家的烙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各種社會建構。”如果說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元的，那么社會科學知識則具有二元性，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因此，庫恩所說的科學直覺、科學家的默會知識與拉卡托斯所說的客觀知識、科學的客觀標準即新穎事實是一致的。社會科學之所以被稱為科學而非神學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經驗世界，立足經驗事實。但同時，在研究過程中，社會科學家總是帶著一定的理論預設、一定的價值判斷和想象力去觀察世界，“分析者的價值取向、偏好、假設等不可避免地進入分析過程中”，從而使所形成的理論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觀與客觀、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特征。同時，人類社會經驗世界具有感性與理性、情感與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屬性，具有多樣性，以此為研究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庫恩強調科學直覺與科學思維、強調科學家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拉卡托斯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基礎、強調新穎的經驗事實和客觀知識對科學知識增長的意義，兩者之間是相容的，反映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雙重特性。可以說，拉卡托斯賦予了庫恩的理論范式某種社會基礎，而庫恩則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賦予了價值原則。而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相對性都是社會科學范式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元素。

第三，社會科學家的行為是一種集體行為，具有公共性的品質。社會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一群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成員對人類社會經驗進行長期積累的過程，它“不是孤立的對社會的思考，它是人類集體的創造，在明確的結構之內以期達到明確的目的。”庫恩將在某個領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設、信守一定的科學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學直覺、堅持相同的方法論原則的群體視為科學共同體，將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形成的知識和理論體系比喻為“一株演化樹”。當我們從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轉向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應當看到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各種理論視角、社會科學家之間知識與思想的連續性，應當將這些理論知識和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連續體，探尋該范式共同體成員之間知識發現的邏輯和內在聯系。因此，將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視為一種群體而非個人行為，必將引導我們去探究科學知識的發現邏輯及理論思想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

第四，社會科學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員必將分享著一組基本的理論原則、方法論假設、價值信念。正是這些共同的東西使其區別于其他范式，并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與其他范式展開論辯，促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繁榮。庫恩將一個范式中科學家所信守的共識、科學直覺、方法論原則和科學信念視為理論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則將共同體成員發現的新穎事實、信守的理論硬核和輔助假說即保護帶、堅持的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的基本要素。這說明，無論是從方法論層面、研究問題傾向、還是從價值信念與研究共識層面，社會科學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組基本要素所構成的思維連續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體中關于研究問題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問題應當研究，在研究中應當提出什么問題，如何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質疑。它告訴我們，我們應當遵循什么樣的規

則來解釋我們所獲得的經驗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領域中一個群體所獲得的最廣泛共識的基本單位，我們可以用它來對不同的研究共同體進行區分。它能夠將存在于某一學科領域中的范例、理論、方法和工具進行歸納、定義，并將這些要素聯系起來。”

四、作為知識連續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及結構要素

為更好地體現社會科學范式的特征和學術品格，我們可以用下述圖式來表述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結構、理論要素和內在邏輯。

這一圖式首先表明，社會科學本身是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充滿價值爭論的知識形式。每個社會科學家就經驗世界和社會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取決于其興趣的指向，并最終取決于其價值信念，“正是價值觀念和興趣指向決定了社會科學的全部概念框架。”在進入經驗世界的研究領域中，社會科學家必然會將自己的價值信念隱藏于其理論表述與經驗描述中，帶著有色的眼鏡來看待這個世界。因此，在看待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社會科學家群體的價值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元素。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成為了社會科學中兩種主要的價值取向，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思想基礎。亞歷山大分別稱其為形式意志論與實質意志論。持個人主義的學者主張社會行動是基于個人相互關系基礎上造成的，社會運作依賴于個體仃為，個體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設定的旨趣，個體的自由和自主成為了理論分析的起點。因此，個人主義者強調將“個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僅僅是一塊肉――一個肉體。人還有更多的東西，有神圣的閃光和理性；以及對真理、仁慈、人道的熱愛，對美和善的熱愛。這就是使人生活有價值之所在。”在研究路徑上，這些社會科學家的出發點是個體行為。并從個體出發逐步推演到集體行動乃至宏觀的社會體系。集體主義者則強調社會群體、社會規范與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主張個體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行為，必然受制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制約，他們往往從群體與社會層面來理解個體行為，強調個體行為是一種社會化與制度化的過程。

學理上，社會科學家所持有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信念同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追求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信仰是兩種具有明確區別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觀察和認識經驗世界的基本立場和認知態度。學術研究中，個人主義中的“個人”往往是系統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個體”，是社會科學家按照一定的理論模式建構起來的“理念人”。這些個體不是經驗世界中的真實個人，而是社會科學家所建構、并具有普遍意義的“個人”。同樣，集體主義中的“集體”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統化的產物，他們所表述的“社群”、“社會”、“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同真實的人類社會現實本身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產物。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強調的是人們所信仰的一種價值追求，并由此決定他們的行為選擇和生活方式。因此，從學術上說，學者所持有的價值信念與國家及其社會生活中人們信守的價值觀念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不能將兩者混為一團。

其次，社會科學范式中，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理論要素，它直接決定了社會科學家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信守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研究者往往從理性個體出發，并依據個體行動的目的、意義和主觀心理來解釋個體行為及群體、社會的關系，主張“一切社會關系，尤其是社會制度的運行，應當永遠被理解為產生于人類個體的決策、行動和態度等。”亦即，“每個人以及他們的態度、期望、關系等情況來建立和分析我們的社會學模式――這個設定可以稱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從這種個人主義立場看，個體成為了社會的真正實體，成為了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人而存在。社會現象被還原為個體以及個體之間的互動。在個人主義眼里，個人成為了一個超越歷史的、不變的、離散的、自主的個人，社會是這種個人的自由的組合體，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個人行動來解釋，而個體行動則無須通過社會來解釋。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社會科學家群體往往會從群體、組織、社會與制度的層面，來思考和認識個體行為。它認為，社會整體不僅是其構成元素即個體的總和，更重要的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比這個總和具有更多的屬性，即社會的結構屬性。這種結構屬性既不是來源于個體本身，也不是個體的屬性所能解釋的。社會整體、社會制度或宏觀社會現象具有一種超越于個體的屬性。方法論整體觀強調，社會整體是不同于個體集合的真實存在，雖然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但社會也不能還原為個體。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相反，這種社會結構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會現象的出發點和立場不應該是個人，而應該是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等宏觀的社會現象。亦即，個人現象只能在社會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是個體行為的決定性力量。

尤為重要的是，一定的價值信念是方法論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學基礎。一般而言，有什么樣的價值信念，就會有什么的方法論假設。方法論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論戰，實際上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爭論，因此，方法論和價值觀本身具有很強的親和性。故而，在社會科學范式的連續體中，我們將方法論放置在范例與理論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顯方法論和價值信念之間的情緣關系。

第四，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構成某種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要素。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會科學家進行長期思考和凝煉的結果，是區別于其他范式的關鍵要素。在范式系統中，理論原則與概念體系則是理論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間的論戰，往往針對不同的理論原則和命題展開。正是在這種思想交鋒中，社會科學的知識得以積淀，同一范式主導下的理論之樹得以成長。因此，在認識社會科學的范式時，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極為關鍵的要素，它們成為了學術思想與理論匯聚的焦點，成為了學術爭論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識形態、價值信念和方法論原則下，往往會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對經驗事實展開研究。信守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社會科學家，更習慣于對人的行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模型，強調理性計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學者，往往習慣于采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典型個案與拓展個案研究方法、歷史與區域比較等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強調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當然，這種比較只是相對的，在社會科學研究經驗中，研究方法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和交叉性，這正是社會科學范式相對開放和包容的體現。

最終，社會科學將面對經驗事實，并對人類社會關系與行為作出解釋。從現實的社會經驗世界中發現新穎的社會事實并對其作出解釋，成為了社會科學的理論著落點。社會科學范式之間的爭論必須立足于人類真實的社會生活經驗，面向新穎的經驗事實。若是缺失了經驗事實的支撐，不同范式的論戰往往會蛻變為一種抽象的邏輯思辨，很難真正增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對人類社會經驗的理解。因此，面向真實的經驗世界，成為了社會科學范式論戰的知識之本，成為了社會科學知識增長的理論之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施特勞斯指出，社會科學是關于人類生活的知識，它“必須建立在對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或‘常識’所了解的社會實在的分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