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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探險家;傳教士;漢學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傳播簡述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以人的活動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為其內容的系統。①我們被所處文化制約的同時,也在創造著文化。人類文化是種類豐富、多姿多彩的,在當今這個“越變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間的摩擦與碰撞變得越來越頻繁,因此跨文化交流顯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的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神秘的東方國度,從古至今,吸引著無數的“探秘者”來一探究竟。而且中國需要走向世界,正是這些“探秘者”將中國介紹給了世界,一層層地掀開她神秘的面紗。
2.馬可?波羅及《馬可?波羅游記》
在西方關于中國的游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馬可?波羅游記》(也稱《東方聞見錄》),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馬可?波羅也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13世紀來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國游歷了17年。他在獄中口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故事,其獄友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寫下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并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時的文化交流還處于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則逐步加深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
3.以利瑪竇為例的傳教士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媒介,中西文化實現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觸與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傳教士們不自覺地充當了歐洲與文化交流的橋梁,而利瑪竇提出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在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利瑪竇(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揭開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同時也揭開了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瑪竇積極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情況,使歐洲了解中國。他率先將《四書》譯成拉丁文,開創了把中國傳統典籍介紹到西方的先河。盡管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教,但客觀上也溝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傳教活動帶有濃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瑪竇等傳教士所開創的早期漢學,為此一時期西方社會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開端,對西方學術乃至社會思想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中西雙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與對話。②這些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成就主要有:開創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詞匯。③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漢學研究則是現當代一些漢學家所作出的貢獻。
4.漢學家
漢學家,本應譯為中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漢學研究領域的人,一般被稱為漢學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非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近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有美國的費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漢等。
4.1費正清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于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在亞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等,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于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于,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4.2高本漢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本漢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見頗多。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他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更是情有獨鐘。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影響極大,標志著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只是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于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
5.總結
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學習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斷地進步。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勢必會更加深入,我們也應該在清楚認識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加深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① 于語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第一頁.[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張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利瑪竇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2012(4)
③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參考文獻:
[1] 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學術月刊.鄔國義.[A].2012(8)
[2] 從利瑪竇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看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吳強華.[A].2003(5)
[3] 《漢學研究》.學苑出版社.閻純德.[J].2009(11)
[4] 傳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東師范大學.王智玲.[M].2007(6)
此書內容共分為四個階段,作者依次分析了“中體西用”文化觀萌生、形成、嬗變、分解的歷史全過程,并且分析了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文化思想、價值觀念間發生的種種沖突與交融。而中國文化的近世境遇,則是本書探討的主題。誠如本書所著述:正是通過對于晚清各種文化流派和各種文化主張的剖析,致力于揭示中國文化推陳出新這一歷程的艱難曲折,揭示這場文化劇變中各種文化見解間是非曲直的錯綜復雜。而作者更致力指出:中國文化的逐步現代化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止的歷史趨勢。而我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感受到本書寫法的最大特點就是作者通過以時間的先后為順序,直接讓中西文化論戰之激烈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的思想可以穿越時空,使得讀者如身臨其境地感受到國人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所做出的種種犧牲之偉大的精神,從而進一步說明了中國文化前進之不易,更是說明了中國文化前進的過程中,縱然崎嶇異常,但也不能阻止中國文化的向前發展。而在文化的發展前進中,由于“新”“舊”文化觀念之本身沖突和在發展過程中兩者的不可調和性,論戰必然會發生。但唯有如此,才能讓世人明“舊”文化之“弊”,懂“新”文化之“利”,從而更快地去接受它。
而作者這樣的寫法安排可以說是獨具匠心,是有其好處的。因為以時間的先后順序,不易使讀者發生時空錯誤和混淆事件的統一性;而惟有其爭,才能讓人明“舊”文化之“弊”;也惟有其爭,才能讓人懂“新”文化之“利”。一“舊”一“新”,一“弊”一“利”,通過筆者所描寫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論戰,完完全全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任由讀者去判斷。譬如在本書第62頁至78頁的“中西文化觀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鋒――‘同文館之爭’”(第二章第二節),作者通過執權的中央階層對是否要在“同文館中增設專習西方天文算學館”這一具體事件的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紛爭態度,使得“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所謂‘中學西學之爭’,從此進入了短兵相接的階段”(P87),從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兩種文化觀念在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的深層分歧。但同樣也正是因為當時中央政權最后同意“同文館中增設專習西方天文算學館”,表明了文化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正如此書第89頁所說,此次“爭論的實際意義,卻在于通過主張引進西學和發對引進西學之爭,把如何處理中學和西學的關系問題,提上了中國近代文化史的日程”。這猶如一場高超的辯論賽,通過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辯論雙方所持的理由論據都暴露在讀者面前,孰優孰劣,從而任由讀者仔細獨嘗,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讀者能將晚清70年的錯綜復雜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從總體上去把握,從細處上去深化。這樣的寫法來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觀念之沖突和整合,更能顯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學術修養,從而使得本書成為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實一本不得不看的好書。
而本書其次的特點則為:作者通過詳細羅列和分析當時各家各派對待中學與西學這個晚清文化議論中心的態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種錯綜復雜的文化論戰中歸納出既不是隨波逐流又能讓眾多讀者所折服的觀點。這也是作者通過分析各種論戰之后而得到的文化歸納點,也是給予讀者在品味此書時的一個主要參考點。這點也很重要,為何?因為后人研究此段時間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個性化觀點,可以說是各家之長,紛見其中。但由于種種因素,能為眾多讀者所折服的觀點卻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觀點能夠不隨波逐流,于舊中創新,使得本書成為在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時實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這正是因為其書中觀點令人所折服,為人所稱道。
譬如我在閱讀本書的第三章――“為維新變法立論的康梁‘新學’之興起”(P174~275)的過程中,發現作者通過第二節“‘新學’的淵源和‘新學’的實質”的認真探討,闡述了近代“西學”與康梁“新學”、康梁“新學”與今文經學的關系,使得我對它們之間的關系獲得了理性上的認識;而作者更是通過對康梁兩人的“‘會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學’之實”的分析,說明了“新學”對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作出的貢獻。作者對他們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說他們終結了“以‘中體西用’為定式為標志的中西文化交流階段”,并在“‘會通中西’的宗旨下,作出了融合中西文化精華的試驗”,更是認為“正是康梁‘新學’的出現,才子古老的中國大地上,真正吹起了文化近代化的第一場震撼人心的狂飆”。這些精湛的語言論述,可以說是在充足的論據支持下,對康梁所作出的不失公允且又合情合理的評價。這些都是作者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不計其政治上的成敗得失,撇開文化論戰的種種因素而得出的令人折服的觀點。不過分考慮政治因素,只從其對文化進展得失的學術角度而作出合理評價,這點也是本書的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我在閱讀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其他著作時,發覺很多書并不是說其觀點有什么不好,只是覺得由于其作者本身已不能從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角度去著書立說,而過于強調政治因素,導致了一種以政治成敗論得失或以政治壓陣的個人主見,喪失了一個學者思想上的獨立性。就我個人認為,文化思想上的獨立和自由是一個學者所應該基本具有的。
會計生涯平淡精彩
讓時光回溯到1958年,梁學濂先生中學畢業后開始投身會計行業,他先在本地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較短的一段時間后,輾轉進入了國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KPMG)工作。
一次,梁學濂先生參與一個比較復雜的項目,同一名外國會計師一起合作,在梁學濂先生漂亮地完成了工作之后,這名外國會計師對于以梁學濂先生的職位,竟然擁有如此高水平的專業素質,感到驚訝又敬佩,遂向其老板推薦他升職。梁學濂先生始終保持著認真和高標準的專業態度,深受老板賞識,會計事務所的另一位老板甚至特意在備忘錄上寫著有難度的案子要交給梁學濂先生做,還讓他在畢馬威短期內連升兩級。這對梁學濂先生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舞和肯定。
梁學濂先生一邊工作的同時,還一邊進修。上世紀60年代,考會計師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考“CA”,即英國的會計師。必須到英國會計事務所工作,一邊工作一邊考試;另一個是在香港考“ASA”,即澳大利亞的會計師或英國的會計師“ACCA”。梁學濂先生選擇了“ASA”,是因為澳大利亞函授課程較能引起學習興趣。憑著刻苦的學習,他拿到了澳大利亞認證的會計師資格。
1968年,梁學濂先生決定離開畢馬威,創辦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當時有人找他合作,提議自己提供客戶,只要他負責簽名就行,卻被他拒絕了。因為梁學濂先生堅持的是保證真實的信譽,從一點一滴做起。在創業的初期,他在業界近十年積攢下來的良好人脈發揮了積極作用,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急于求成的心態,一步步穩扎穩打發展著。
在發展的過程中,梁學濂先生和他的會計師事務所不斷面對著各種挑戰和機會,本著忠于專業道德,力求為客戶解決問題的原則,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才能慢慢由當初的小企業發展成現在的中型企業。
梁學濂先生說,多年的會計生涯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當時一家客戶準備上市,要求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來做,有人質疑,上市工作從來都是國際會計師行承辦的,但客戶卻對梁學濂先生表示了充分的信心。面對客戶的信任,梁學濂率領自己的會計團隊完成了工作,客戶的股票以一百六十余倍超額認購打破了保薦人最初的疑慮。但梁學濂先生并未將所有的功勞攬到自己身上。他謙遜地說:“客戶的支持非常重要。”但若沒有他一貫勤懇嚴謹的工作態度和品質、個人魅力的積攢和踏實的努力做基礎,這樣的機會是難以尋得的。
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梁學濂先生已立志為國家開放盡一份國民的努力。
他利用會計專業知識加上香港的自由經濟行之有效的經驗作為基礎,從下列的方向,以他及會計師事務所的有限資源,并得到從印度尼西亞回國的愛國華僑潘杏元女士協助,使他的理念得以實現。
(1)強調稅務的收入對國民福利及服務的功能。在1989年開始為海南省(當時還未建省)稅務局分三班在港舉辦稅務研討班,包括與香港稅務局長及高級評稅主任等坐談,了解港稅局的有效運作和掌握香港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以致資源如何分配到社會服務,如醫療、教育等。
(2)政府審計如何保持其獨立性以維持對各政府部門支出的監察及其效益,這方面梁學濂先生亦向香港審計署取得了支持參與,與海南省審計a干部座談。
(3)中國開放及吸引外資的效果有賴投資環境的優劣包括有關干部的管理質素。在這方面,梁學濂先生舉辦工商管理干部研討班,安排有關干部參觀考察香港有關部門如商業登記處、公司注冊處、土地證記處等的運作,從而簡化了外商投資的審批。
(4)如何使初起步的“民間審計”和較先進的國外會計接軌,在這方面梁學濂先生積極參與國際聯網,主持國際性和區域性的會議,并邀請中國會計師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此等會議。值此機會,使國內會計師加強對外溝通了解和交流。例如,以香港成員所的地位替國際會計師聯網主持了一次國際會議和一次亞太區會議,并在內地西安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當時恰好中國北方十省的注冊會計師協會的正副注冊會計師協會會長在西安開會研究民間審計的架構和注冊等問題。梁學濂先生也沒有錯過此機會,通過安排一課,使中外會計師共同參與和交流。雖有語言上的障礙,但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上述的培訓班以海南省為開端,繼而涵蓋的地區包括北京、上海、新疆、甘肅、河南、四川、黑龍江、福建、安徽等20多個省、市、自治區。
現在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已經在深圳、上海都設了辦事處。事務所接待的很多大客戶都是一些在英國、美國、德國及香港上市的公司,以及地產發展商、國際化建筑公司,具有香港主板、創業板上市及新加坡上市、美國上市等執業業績,是香港華人知名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2007年8月14日,以香港作為橋梁,響應中國財政部建議,把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做大做強,以配合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加大向國外投資的發展方向服務。梁學濂會計師事務所與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簽訂合并協議,更名為“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大信會計師事務所創建于1985年,是中國大陸成立最早的民辦會計師事務所之一,也是中國目前實力較強、服務功能較齊全的一家大型會計中介機構。
梁學濂先生說:“作為一間中型的會計、財務顧問公司,而能提供跨國性財務顧問工作,使我們引以為榮。在大陸的參與,使我們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和人際關系。”對公司的未來發展,梁學濂先生表示前景廣闊美好。
專業誠信 服務至上
中國儒家提倡教化,而法家則相反,大力鼓吹刑律,但耐人尋味的是,法家如韓非子,也十分講究誠信。根在內地的梁學濂先生深深懂得誠信的道理,“人無信則不立”,這不僅是商海的規則,也是做人的根本。緣于這一點,使梁學濂先生在商海中牢牢扎根,不斷前進。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能穩健地走過四十個春秋的不凡歷程,取勝于梁學濂先生的嚴謹誠信品質和專業優秀的服務團隊。
在梁學濂先生眼里,做一名會計師有三個最重要的條件:第一,會計的標準,即對專業技能的要求;第二,嚴謹自律的性格,尤其是品質方面的自律;第三,做人的原則、道德的要求。三條之中除了專業技能外,兩條都是對品質的要求。即使在市場人才極其短缺的情況下,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招聘員工都是將人品擺在第一位,會計師的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排第二。
梁學濂先生介紹:“會計師的嚴謹和誠信,因其行業地位的特殊性,不但關乎個人的品質信譽,更關乎所服務客戶的大眾利益。和企業合作,會計師所簽的報告是銀行和其它債權人做事和決定的依據。而每項投資在進行之前,也需要有會計師來進行財務方面的核數測評和報告,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橋梁之一就是會計師的報告,包括董事局的報告等。這個報告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決定。”
會計行業正面對新興科技和新產品市場的挑戰,因此專業服務必須以相當的專業知識配合,不斷自我增值、吸收廣泛的知識,使服務達致專業水平。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在專業和服務兩方面也做得極具特色、優秀。梁學濂先生說:“得到客戶的認同,是我們最大的回報。”
在誠信為本的基礎上,對于香港會計行業的未來發展方向,梁學濂先生對國家的政策和未來前景充滿信心。他認為,香港會計的發展一定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現在中國已經有相應政策及方針,希望會計師行業能夠做大做強。現在國內的經濟局勢也已經和以前不同,以前中國都是吸引資金進口,經濟發展越來越強大,中國的企業也不斷對外投資,現在變成資金凈出口,中國的會計師行業跟隨發展趨勢配合經濟發展,也要走向世界。而香港的會計行業因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國際經驗較多,對走向世界這方面無疑是具備一定優勢的。與國內會計師互相配合,更能響應國家對會計行業“做大、做強、做出去”的號召。
秉承傳統鍾情文化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為中國人,雖然學的是會計,但梁學濂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卻無比熱愛。他特別推崇近代的黃遵憲,為黃遵憲“樹碑立傳”,是他的堅決意志。
黃遵憲(1848―1905年)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是近代中國卓越的外交家、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和民俗學家。曾任清政府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國外交官,被學術界譽為“近代第一個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國人”。
2001年8月,在北京召開“黃遵憲與中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當時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十幾位專家學者和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南開大學、嘉應大學、云南大學的教授出席。著名漢學家饒宗頤、錢仲聯為討論會題詞,祝賀首屆國際“黃學”(把黃遵憲研究作為一門專門學問)討論會召開。作為香港受邀嘉賓之一,梁學濂先生出席了本次會議。
早在本次討論會之前,梁學濂先生就通過與香港學者、“黃學”專家怡然先生的交往,加深了對“黃學”研究活動的認識。2001年第4期《梅州僑鄉月報》刊載他本人寫的文章:《愿海內外有識之士共同振興“黃學”――傳達總理對黃遵憲的高度評價》。文中說“十余年前,先生剛擔任上海市長,在一次接見香港客人的會談中,手中拿著黃遵憲先生的銅像圖片,傾心贊嘆這位歷史人物的不朽功業,肯定他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懷念的變法改革先行者。”
梁學濂先生祖籍廣東南海,這里曾經出過近代名人康有為。而黃遵憲和康有為、梁啟超交往很多。梁學濂先生對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十分景仰,自中學時,他就讀過黃遵憲的詩,對這位梅州客家人十分敬佩。他認為,黃遵憲為“清一代最有風度,最有教養的外交家”。加強對黃遵憲的研究,對于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學史都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對于加深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動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由于梁學濂先生對黃遵憲的推崇,學術討論會召開之前,當時的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王曉秋先生南下香港,親自邀請他參加首屆“黃學”討論會。
就在此次討論會上,梁學濂先生倡議:為振興“黃學”,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聯絡海內外有識之士,
梁學濂先生的倡議,得到了海內外華人華僑的極大關注。此后不久,黃桂清女士就在廣州正式發出倡議書,號召海內外熱心人士為振興“黃學”而努力。
梁學濂先生還是一位“黃學”文化的推動者,對“黃學”研究活動出錢出力。倡議成立“黃遵憲基金”和“黃遵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編輯出版《黃遵憲全集》、《黃遵憲年譜長編》、《人境廬詩評》等書籍,開展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組織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籌集資金修復黃遵憲墓。
摘 要:語言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從中日兩國的交流史來看,文化的交流始于語言。從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來看,語言是從生產力較高、文化較發達的地區流向低處的。落后的國家從先進的國家學習技術、理念、制度以及語言。本文旨在通過日源外來詞的定義與分類、意義等方面,深入考察語言與社會進步的關系,從日源外來詞對中日文化流向進行展望。
關鍵詞:日源外來詞;文化;流向
作者簡介:王麗莎(1985.1―)女,河北衡水,文學學士,研究方向:日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H0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2-0164-01
一、日源外來詞的定義與分類
1、外來詞是從其他的語言中借用、并把其當成本國語言的一部分來使用的詞匯。
日源外來詞是指以所謂的“和制漢語”為基礎的漢字詞匯,是在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產生的。“和制漢語”是一個有著微妙語感的詞匯。“漢語”中的“漢”一字表示中國,“漢語”本來是指從中國傳到日本的詞匯,但是現在日語中的“漢語”里也有日本創造的詞匯,這種就叫做“和制漢語”。這些以“和制漢語”為表現形式的外來詞,因為是用漢字書寫,所以很容易向中國反輸入進來,對中國的近代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于這部分詞匯的起源,目前還未能一一得出明確的結論,但是多數中國學者都把它們定義為日源外來詞。
2、現代漢語研究中對日源外來詞的研究始于1950年,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高名凱、劉正琰的《現代漢語的外來詞研究》(1984年)和王立達的《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詞匯》(1958年)等。以此為依據,日源外來詞大致分為以下三種:
⑴日本人用古代漢語詞匯來翻譯西方詞匯,據此給漢語增加新的含義,如“理性”、“思想”、“意識”等等。
⑵翻譯印度和歐洲詞匯用漢字造出新詞,實際是利用古代漢語創造出新的日語詞匯,這些詞又直接流入中國,如“哲學”“共產”等等。
⑶其他(舉二例)
引用語音直接對照漢字的詞匯。以日源外來詞為基礎,按其發音直接對照中國的漢字,所形成的詞匯,如“瓦斯”“羅曼蒂克”等等。
以漢字的字形為基礎創造的詞匯。漢字的字形與語意都由日本人創造,中國人直接引用,如“腺”“癌”等等。
二、日源外來詞的意義
日源外來詞最早是帶有臨時性和不穩定性的,但是隨著人們的使用,它們已經逐漸滲透并且融入了漢語當中。現代漢語中的日源詞匯數量非常之多,據統計,我們日常所使用的社會、人文科學方面的詞匯有70%都是日源詞匯。這些都是日本的譯詞,傳入中國后被國人廣泛使用。
日語詞匯通過大量的翻譯與引用流入漢語,并且迅速充斥到幾乎各個行業當中。他們有的是現代日本的創新詞匯,有的是給原來的漢語詞匯增添了新的含義。古代漢語發展到現代漢語的進程,是一個語言變得豐富和精準,使人感覺煥然一新的變化過程,這其中日語詞匯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高名凱先生對此這樣評價:“日語詞匯對現代漢語詞匯所造成的影響非常大,甚至可以說日語詞匯是現代漢語詞匯最主要的和最大的出處。很多歐美詞匯都是通過日語重新翻譯后進入中國的。”
中國從日本或者說通過日本開始學習歐美的先進文化,這樣的文化交流和影響模式至今已經有了超過百年的歷史,大量表現歐美現代科學思想的和制漢語融入漢語當中,不僅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更改變了漢語的表現方式。
現在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借用的極其豐富的漢語詞匯,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也為中國的現代化打造了非常重要的平臺。我們所使用的西方的概念,基本都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中國和西方,永遠都會夾著一個日本。雖然漢字起源于中國但是中國卻通過和制漢語來認知世界,向世界學習。可以說日源外來詞的大量輸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進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文化交流的方向
語言與社會的經濟、文化、環境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對日源外來詞的研究對近代中國西學中用以及中日兩國交流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參考價值。因為中國和日本使用同樣的文字符號,所以漢字是漢語吸收和制漢語的最有利條件,但是,這也正是對日源外來詞難以區分的原因。日源外來詞主要在清末民初的二三十年間和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兩個階段進入中國。由于社會背景和歷史的原因,它們有著屬于各個時期的語言特色,在現代漢語中占有重要地位,對現在漢語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雖然像之前那樣的外來詞匯集中輸入時期很難再現,但是相信日源外來詞現在仍在以各種形式、通過不同渠道流入中國。尤其伴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經濟全球化、異文化交流的日常化、語言接觸的多樣化以及外國教育的普及等等,可以想象外來語的數量還會進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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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語境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價值
新時期的一大特征,即是多元文化并存、融合、創新、發展。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言,使用人數最多、使用范圍最廣,以其獨特的魅力活躍在國際舞臺上,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它將世界地球村作為一個整體,讓生活在這個整體內的各個民族有機會共享科技進步和人類文明成果。受文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跨文化交際學、語用學等研究成果的影響,應時展的需要,國內也掀起了一股濃厚的學習英語的狂潮以及研究英語教學手段、教育方式等的新課題。
文化的普遍性、多樣性推動了英語文化的革新。毋庸置疑,這一革新對人們理解跨文化交流的種種問題產生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大學英語教學中作用明顯。英語教育興起于中國近代,的滾滾濃煙驚醒了晚清中國人的泱泱大國夢,固步自封的狀態被列強的破獲打破,李鴻章和等人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由中誕生的“新教育”就是以“西文”與“西藝”為主,在晚清政治舞臺上十分活躍。從1879年的存養書院到1900年的東京大學,都是以教授“西文”為主的主要學堂。另外,政府還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這些傳教士開辦的學堂也以外語教育為主。然而,傳統英語教育總是遵循著死板的語法規則、句型結構、詞匯解析的規律套路,在這種教育模式下誕生的英語學習者在國際舞臺中與外國人真正交流時,往往感到力不從心。文化之間的沖突難以避免,因缺乏跨文件交流意識造成的誤解,阻礙著國人前進的步伐。如今,信息交流頻繁、辯解,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碰撞更為直接,也給各文化提供了互相了解的舞臺。為了適應國際化人才市場的需要,英語教學的變革勢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語境下大學英語教學弊端
“語境”是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的有機結合體,在語境的組成中,“語言的上下文”和“情景的上下文”貫穿其中。中文的學習和使用,就十分注意語境的培養,追求語境的塑造。舉個例子來說,中國人表達“夜晚的燈光很美麗”,往往很少直抒胸臆,而是用優美的詞匯構造出語境,來表達出贊美之情。在文人騷客的筆下,美麗的燈光總是跟其他美景構造成水墨畫卷,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或“車馬紛紛白晝同,萬家燈火暖春風”,將燈火的耀眼跟白天的太陽相比,將萬家燈火跟暖暖的春風聯結,在一片通明中,讓人恍然想起家的溫馨,感激繁華盛世帶來的寧靜。受中華文化固有的“高權利距”思想影響,中國人注重禮節、頭銜、地位、性別與年齡等細節,再加上應試教育的要求,導致中國在英語教學中依然保留著傳統教學模式,通常都是采用灌輸式的教學方法,老師負責教授英語的句法結構,學生負責學習語法句型等,師生之間的交流甚少,同學之間也很少有機會互動,即使是有互動,雙方也是處于同一文化語境中,難以接觸到純正的英美文化,形成了跨文化語境教學的沉默局面。
另一方面,很多學生接觸到的多元文化是經過中華文化詮釋了的,本身帶著中華文化的烙印,并非原滋原味的異域文化。因此,真正在交流使用中,這些變了味的多元文化對學生的幫助并不大,還往往適得其反,也加強了很多學生對多元文化的抵觸情緒,多元文化語境教學的沉默局面進一步擴大。
最近20年來,跨文化語境教學的沉默局面格外突出,極大阻礙了教育產業國際化和文化交流全球化進程。順應全球化對教育的新要求,迎接國際舞臺對交際能力的新挑戰,培養新時代人才的新目標讓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多元文化語境的研究逐步增多。中國學生在課堂中的“沉默”現象引起了學界的注意,跨文化語境教學的沉默局面終于被打破,好似冰山初融,改革的涓涓細流正流向大學英語教學中,滋潤缺乏多元文化洗禮的廣大師生。
三、在多元文化語境中開展大學英語教學
大學是一個自由、開放、民主的天堂,外來優秀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增強學生的英語文化素養。跨文化交際活動的順利進行,不僅要求學生要有扎實的英語基礎,正確的價值觀,熟練的語言使用技巧,優秀的表達能力,還要求學生具備文化的自覺性和跨文化交流的良好意識。但是,多元文化語境下的交流活動并非一觸而就,要碰觸到一種文化的內涵,是需要時間的洗禮的。大學英語課堂的時間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發揮教育最大的價值,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
首先是提高教學模式的靈活性。擺脫沉悶枯燥的灌輸式教育,采用一種學生喜聞樂見的新教育模式,課堂上形成以學生為主的教學風氣,最大程度提高學生的積極性。枯燥無味的課堂氛圍扼殺學生興趣,靈活的教學方法則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強化學生的參與能力。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應把學生的需求放在首位,改變傳統教育方法,以最優的方法把知識傳授給學生。
【關鍵詞】語境;翻譯;歷史使命
中圖分類號:H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271-01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各國文化相互交流,互相學習,共同發展推動人類文明創新不斷發展。翻譯活動是各民族間相互交流的產物,也是作為不同文化交流和傳播的橋梁,因此,翻譯活動既要克服交流中的障礙,還要維護文化多樣性。為了發揮翻譯在多元文化語境交流中的作業,我們應該明確翻譯所要承擔的使命。
首先,翻譯要以促進交流為己任。人類文明史就是各國文明之間交流史,而翻譯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起到重要溝通作用。利瑪竇向西方介紹了中國,也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嚴復的《天演論》對近代民眾思想產生深遠影響,林紓的翻譯讓中國人對西方的小說產生濃厚興趣。翻譯活動在中外文化之間建起溝通的橋梁,讓中國文化走向給世界,同時也把讓中國了解世界,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學習吸收外國的優秀文明成果。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在中國召開,黃友義先生說這既體現了國際翻譯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巨大發展和中國翻譯事業成就的關注和認同,也體現著中國對于推動世界翻譯文化進步的努力和決心,昭示著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構建和諧世界的理想和追求。
其次,因為維護語言多元和文化多樣性對于維護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生存價值,對于促進世界和平民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翻譯應該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實現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存。因此,對待不同語言,譯者應該樹立正確的翻譯態度。世界上各種語言都具有同等翻譯能力,因此翻譯者要努力挖掘語言的表達潛力。不同文化環境下語言在表現手法,語法上各有差異,在接受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有時因為意識形態等價值觀的差異的問題,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會變得激烈,這都對翻譯活動造成一定困難。面對這種情況,翻譯者首先要以客觀平和的心態,許鈞認為,翻譯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譯者首先要盡力達到的,一是認識差異,了解差異,二是在傳譯差異的過程中,要盡可能將差異溶于接受語大語境,溶于接受語文化中去,真正達到吸收出發語文化與豐富目的語文化的目的。在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下,具有文化優越感的國家在翻譯中一般采用歸化的手段,雖然“歸化”易于目的語讀者的理解,但不能保證確切表達原文意思,而且在一定程度抹殺了原文化的藝術,文化特點,不利于表達原文精神和外國文化。語言形式表達差異很大,但共同點不少。這隨意對異文化采取歸化手段,并不能真正實現文化的交流和傳播的目的。也就要求譯者能采取有效的翻譯手段來正確處理不同程度的文化之間的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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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和長春師范學院主辦的中國近代文學學會第十三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7月22日至25日在歷史文化名城長春市召開。參加這次學術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共80余人,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福州、武漢、南京、蘇州、濟南、長沙、蘭州、沈陽、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這次研討會的主題主要有三個。一是重新審視西方文化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影響。這是近代文學研究界長期研討的一個課題。此次會議有關這方面論文的特點是論述更加具體化。如《高旭與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與嶺南近代散文風格之嬗變》,從一個作家的創作實踐或一種文體風格的嬗變來看西方文化的影響,論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瞻望與回顧。這是近代文學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問題。關于近代文學研究的回顧,此前已有郭延禮教授的《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以及關愛和、王飚、袁進教授的專題論文,對此已談得比較全面、深入,故在這次研討會上未把20世紀近代文學研究的回顧作為研討的重點,但與會專家一致認為,20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成績是很大的,它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今天終于在海峽兩岸形成了一個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學科格局的研究陣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紀90年代之后,又出現了一支以近代文學研究生為主體、更加年輕、更加專業化的研究隊伍,這批后起之秀,雖然人數不多,但很有潛力,他們會把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會議研討的第三個問題,是有關近代文學的轉型問題。這方面的論文很多,較有代表性的有《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中國文學敘事視角理論的近現代轉型》《近世世界知識與晚清小說的轉變》《政治小說的出現與公理至上話語的確立――晚清社會心態的變異與文學政治的興起》等,論文的作者分別從文學觀念、文體形式、視角理論、社會心態等方面論述了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型。
會議還收到了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邵寶慶教授的論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擬赴會,因故未能出席),對《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譯為“鮑福”)進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決周桂笙所譯《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
一、跨文化交際中“中國文化缺失”現象檢視
跨文化交際是指本國文化輸出與外國文化輸人之間的一種雙向交流行為,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輸出與文化輸人同樣重要。在跨文化交際中,我們往往注重對目的語的研究,而忽視了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研究,所以中國文化在交際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近代歷史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進行的文化交流基本上都是以輸人西方文化為主,很少有中國文化向西方國家輸出的現象。另外,從文化的影響力來看,西方文化尤其是英語文化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明顯大于我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其原因主要在于強勢經濟對其文化的助推。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優勢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傳播西方文化,進而影響和改變著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則處于劣勢,優秀的中國文化難以輸出,結果在跨文化交際中造成我國優秀文化無法輸出,西方文化則大量輸人。由于本國文化輸出不足,跨文化交際也就演變成了文化引進和文化侵略。隨著我國文化交流現象的日益頻繁,在進行交流時我們經常發現這樣的現象:許多中國人可以非常流利的用英語同外國人談論國外的傳統節日如圣誕節、復活節以及情人節,但對外國人非常感興趣的中國傳統文化如武術、中醫、儒家文化等卻不知該如何用英語進行表達,嚴重的影響了跨文化交際的進行。跨文化交際的成功既需要學習者了解和熟悉目的語國家文化,確保對外交際的成功進行,還需要掌握如何用目的語準確的表達中國文化,以達到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但實際情況卻是許多中國人在跨文化交際時無法用目的語對中國文化的詞語進行翻譯,如許多人不知道該怎樣翻譯孟子”、“老子”。這樣的跨文化交際既無法傳播中國的優秀文化,也易造成外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誤解,最終必然導致交流的失敗。
二、跨文化交除中中團文化缺失的原因剖析
跨文化交際中中國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一)東西方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不平衡西方發達國家由于經濟上的強勢造成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據優勢地位。在許多國家,除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之外很少有人了解中國文化。英國記者麥克雷曾指出:美國的優勢和大國之尊,既不表現在天然資源的豐富,也不表現在經濟規模的強大,甚至也不表現在政治影響的廣泛,美國強權最為隱秘而且最具殺傷力的表現在于文化上的擴張與滲透能力。①因而有學者這樣說,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在不斷地傳人中國并逐步擴張自己的勢力,而中國文化則很少輸出國外,中國文化在交流中受到了極大地沖擊了荊比實在跨文化交際中交流的雙方應當享有平等的地位,彼此尊重對方的文化習慣,這樣才能實現雙向交流。但是對于中國文化來說,英語文化屬于強勢文化,因而人們往往容易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學習和接受強勢文化。這必然造成中國文化在交流中的缺失現象。
(二)在外語教學過程中忽視中國文化教學在外語教學過程中由于受語言學影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只注重對語法結構的講解,無法擺脫應試教育的束縛,形成了學生對語言的機械記憶和模仿。另外在講解詞匯時過分重視語言形式教學而忽視了文化對語言的影響與制約。這種教學脫離了語言具體運用的語境,即使詞匯和語法掌握的再好,在運用時也會出現種種問題,更別說準確的表達我們的傳統文化了。近年來,雖然我國的外語教學逐步重視語言教學的文化因素,但許多教師還是習慣將文化教學看作是一種理解外語的工具和手段。許多教師為避免學生在交際中出現用語和理解失誤,在教學時側重于對外語文化的介紹,卻忽視了中國文化的介紹傳播。這種教學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對目的語文化津津樂道,對于中國文化卻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長此下去,學生在跨文化交際中必然無法準確的用目的語表達本國文化,中國文化在跨文化交際自然會產生缺失現象。
(三)歷史的原因改革開放前我國一直處于保守的閉關狀態,文化輸出受到限制。解放后,時期文化交流又被封殺,造成了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不了解。改革開放后,雖然國家鼓勵文化的自由交流和文化輸出,但由于歷史的長期阻斷以及改革開放時間尚短,我國文化輸出必然受到較大影響,這也是造成跨文化交際中出現中國文化缺失現象的重要原因。
三、克服跨文化交際中中國文化缺失現象的策略與路徑
(一)建立平等的丈化意識文化具有多元價值,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特殊性,任何文化都是與其所處的特殊環境相適應,因而不存在絕對的和普遍的文化價值標準,也不能以一種文化的價值來衡量其它文化的價值。應該以一種平等的心態來對待不同的文化。③中西文化并無好壞優劣之分,在跨文化交際中,要想實現跨文化交際的成功必須尊重交際雙方的人格,在平等的意識和心態中進行。在跨文化交際中相互尊重對于交流雙方起著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交流涉及到人對人,人對社會,人對自然的基本關系,而且與文化的自覺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目前,在文化交流中,我們最需要是尊重我們自己的文化,學會用目的語準確的表達我們的文化。這就要求我們的外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充分的重視中國文化教育,在學習目的語的同時加強我們的母語文化教學,尤其是母語文化的外語表達能力。④
千年興衰,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基于共同語言、歷史等文化現象而產生粘連效應,形成了整個絲綢之路的基石。商旅足跡所至的,正是這樣一條文化過渡帶。
然而,縱觀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程,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文化的認可度和接受程度仍有極大提升空間。這也是若干年來中外文化交流“進多出少”、出現“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此現實一針見血:要提高文化開放水平,并提出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等一系列舉措。
無論從東海之濱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出發,還是從西北口岸踏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需要自文化開放而產生的影響力作為前導。而從今日中國來說,至少需要三個層面的努力。
首先是進一步塑造開放文化。文化開放,究其根本仍需要開放文化。
世界歷史已經證明,擁有厚積薄發的開放文化,才能駕馭時代風向;在開放中搶占先機,才能于發展中占有先機。如何在新的歷史階段,形成促動、堅持改革開放的強大文化氛圍,其實也決定著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前途。
其次,需要有空前的文化自信,才能破除壁壘,以坦蕩心態兼容并蓄。
自改革開放以來,或者說自近代以來,由于西方科學、技術和經濟的強勢入侵,中華文化長期處于“守勢”。然而,在中國政治、經濟空前發達,投資生產貿易遍布全球的現實下,以深遠底蘊為基礎的中華文化,展現獨有風采和魅力的時機已然成熟。
例如,雖然一直有人擔憂互聯網的無國界沖擊,但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強大的互聯網企業。在此基礎上借用現代信息技術創新文化的內涵和形式,已經開始了諸多實踐。
第三,實現工業化后期至后工業化的“華麗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