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資問題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投融資問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投資決策；債務融資；股權融資
一、引言
企業是一個以追求價值最大化為基本目標的經濟組織，制約企業做大做強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資金因素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企業要獲得最大的價值，就是要把有限的資金運用到對企業實現價值最為有利的投資項目中去，并且選擇成本最低的融資渠道。因此，投融資問題成為企業不得不認真考慮的方面：其一，企業必須按照自己的能力進行投融資決策，量力而行。其二，由于企業投資收益必須能夠補償融資帶來的債務，所以企業的融資決策必須建立在投資決策的基礎上。本文將對近年關于投融資關系問題研究的成果進行梳理，作為今后深入研究和指導企業投融資行為的參考。
二、企業投融資概念的界定
投資指的是特定經濟主體為了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獲得收益或是資金增值，在一定時期內向一定領域投放足夠數額的資金或實物的貨幣等價物的經濟行為。在企業財務管理中，投資按時間可劃分為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按投資方式可以分為實務投資、資本投資和證券投資。
融資是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來源。企業根據自身經營情況，現金流狀況，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和投資決策，采用一系列的分析方法進行定量分析，并比較各種融資渠道的優劣。繼而得出使企業效益達到最大的融資途徑，以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公司籌集資金的動機應該遵循一定的原則，通過一定的渠道和一定的方式去進行。按時間可將融資劃分為長期融資和短期融資。企業長期資本融資的方式主要有兩類，包括長期負債和所有者權益。
三、融資約束與企業投資
由于企業的投資行為受到融入資金的影響，融資約束條件下企業如何投資，一直是學者研究的重點，并且產生了不同的觀點。這是由于對于融資約束的界定方法，樣本的約束程度、指標的定義等的不同，其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
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資金的敏感性、融資約束、投融資的關系方面，產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大多數學者在融資約束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方面的研究的結論是一致的，即由于融資約束的存在，企業的投資行為受到限制，印象了企業的投資效率。李延喜、連玉君、程建等（2007）以權衡理論為基礎，研究融資約束條件下的公司投資行為。李延喜對滬深上市公司進行實證研究，證明了資本支出受到融資約束的影響，影響企業使用資金的效率。
同時，學者也考慮多種影響兩者關系的因素，對受不同因素影響下的兩者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鄭江淮（2001）在研究中考慮了公司實際控制主體的因素，對滬深股市不同實際控制主體的上市公司的投融資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國家控股的比重與受融資約束程度成正比例關系，這是因為國家控股比重高的公司，投資行為更具有行政性，外部債權方所要求的回報更大，融資約束更高。何青、王沖（2005）在研究中引入競爭性因素，對面臨不同競爭壓力的公司的融資約束程度進行分析，研究表明，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直接影響公司的借貸能力，外界對于競爭壓力大的公司呈謹慎態度，進而使公司難以獲得更多的資金，融資約束大。全林、姜秀珍（2004）對上市公司以公司規模作為區分研究，研究認為小公司更容易受到現金流量的限制，受到的融資約束更大，投資行為更缺乏效率。
同時，投融資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也是影響投融資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信息不對稱的水平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融資行為，不對稱水平越高，公司受到的融資約束就越大，公司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也就越高。
龔光明從宏觀經濟角度對2004年-2011年上市公司進行研究，研究認為國家執行的貨幣政策也是影響公司投融資行為的重要因素。貨幣政策直接影響公司獲取資金和進行投資的能力，貨幣政策對公司投資行為的影響呈正相關關系，同時，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大，受貨幣政策的影響越大。
四、負債融資與投資的關系
理論是研究負債與投資關系的理論基礎。一方面，負債增加會減輕股東的成本，降低股東風險；另一方面，負債增加也會導致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矛盾加劇，影響公司的決策行為。由于債權人和股東矛盾的存在，學者試圖尋找一個最優的資本結構，盡可能平衡雙發矛盾，以達到雙方利益的最大化，實證方面主要圍繞負債融資對企業投資支出行為和規模展開，同時，由于債務融資可能會導致投資過度、投資不足、抑制過度投資等結果，現有的研究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其可能導致的單一結果，而是在考慮了多重影響因素后的綜合性研究。
國內學者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基于我國的國情，對雙方關系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產生一系列的理論成果。姜建軍對滬深230家制造業上市公司1999年-2003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負債融資與企業投資的關系，通過實證證實了雙方的負相關關系，但這種關系僅存在與投資機會不足的企業中。羅琦和張標（2013）研究也發現債務融資導致高成長機會公司的股東與債權人沖突，而減少了低成長公司的管理者與股東沖突，因而債務融資對公司價值影響是雙向的，并取決于投資機會的多少。童盼和陸正飛（2005）對負債融資的作用進行研究，研究認為，負債融資可以有效限制管理者的投資行為，進而使管理者更加理性的投資，降低過度投資。
基于我國的實際情況，一些學者在考慮了國有股權比例的基礎上，對負債融資與投資的關系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李勝楠對滬深股市上市公司為樣本，區分不同的股權結構，對2000年-2005年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國有股權比例越高，越不容易受到融資約束的影響，也不會影響公司的投資效率。這是因為，公司能力有國家作為特殊保障，更不容易受到外界融資約束的影響。
馬娜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創業板上市公司以中小企業為主，該類公司為追求利益最大化更容易進行過度投資，進而使公司的資金需求加劇，外部融資額增量，負債比率提高。而負債比率的提高，又因為成本問題對企業投資行為進行控制，促進公司投資效率的提高。即過度投資于負債融資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關系。
五、股權融資與企業投資
投資和融資是公司進行資本運作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公司生產經營密切相關的兩個部分，這就決定了公司不能割裂兩者的關系，應該在公司資金決策中綜合考慮兩者對公司經營產生的影響。
股權融資在資金使用和資本成本方面比債務融資更具有優勢，因此上市公司在進行融資時更傾向于股權融資。這就導致上市公司的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出現非效率的投資決策行為。袁國良（1999）的研究就很好證明這一說法，他的研究表明由于股權融資比債務融資擁有更多的優勢，上市公司更傾向于通過股權融資來獲得資金支持，這樣就無限擴大了公司獲取資金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潘敏和金巖（2003）以信息不對稱為前提研究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研究認為由于新舊股東對于公司的信息所能獲得的能力不同，新股東更多的受到限制，在投資時所獲得的收益也就越少，不同股東的目標差異也就越大，更容易促進企業不必要的投融資行為，導致企業投融資效率低下。戴璐（2008）的研究基于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經濟轉型的制度背景導致企業在進行融資時不用過多的考慮企業的償債壓力，能夠最大限度地從外界獲得資金，而對其的監管相對缺乏。這樣，上市公司在進行投融資時更多地考慮了自己的利益，而忽視資金的使用效率和償還壓力，導致企業進行瘋狂的投融資行為。雖然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公司的擴張需求和增加了股東財富，但同樣也損害了廣大債權人、中小股東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因此，學者對于公司投融資行為的研究趨于得到統一的結論，即企業進行更多的投融資行為不僅沒有提高企業的資金的使用效率，相反卻限制了企業投資行為。
對于投融資關系的研究，本文分別從融資約束、債務融資、股權融資對企業投資的角度去梳理國內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此看出，國外的研究成果相對比較全面，既有完善的理論研究，又有相應的實證研究進行證實，而我國開展投融資研究成果較晚，并且主要是建立在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具體情況進行的實證研究，其理論研究突破型不大。并且我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融資對投資的單方向影響之上，投資對融資的影響研究較少。這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角度。
參考文獻：
[1]李延喜，鄭春艷，包世澤，王陽.權衡理論與優序融資理論的解釋力研究：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管理學報，2007，01：108-113.
[2]連玉君，程建.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融資約束還是成本[J].財經研究，2007，02：37-46.
[3]何青，王沖.現金流、融資約束與企業投資行為――基于制造行業細分競爭市場的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8，06：16-26+36.
[4]戴璐.股權再融資后的“雙高”現象研究：超額短期借款融資的視角[J].經濟科學，2008，03：85-96.
[5]鄭江淮.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硬化了嗎？――對1996-2000年信貸約束政策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1，08：53-60.
[6]何金耿，丁加華.上市公司投資決策行為的實證分析[J].證券市場導報，2001，09：44-47.
[7]全林，姜秀珍，陳俊芳.不同公司規模下現金流量對投資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4，03：355-358.
[8]李勝楠，牛建波.負債融資、公司治理與企業價值最大化[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4，05：99-103.
[9]屈文洲，謝雅璐，葉玉妹.信息不對稱、融資約束與投資―現金流敏感性――基于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11，06：105-117.
[10]龔光明，孟澌.貨幣政策調整、融資約束與公司投資[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2，11：95-104.
[11]羅琦，張標.成長機會、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基于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J].經濟管理，2013，09：113-120.
[12]油曉峰.我國上市公司負債融資與過度投資治理[J].財貿經濟，2006，10：23-25.
[13]杜麗虹，朱武祥.證券發行管制與噪聲交易者的生存與繁榮[J].南開經濟研究，2006，04：126-137.
[14]袁國良，鄭江淮，胡志乾.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和融資能力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1999，03：150-157+220.
第2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 城建 投融資體制 問題及對策
當前,隨著對城市基礎設施需求的日益擴大,建立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以政府財力直接投入為主導,行政配置資源為主體的城市建設投融資體制,已無法適應城市化進程的需要,迫切需要進行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改革,打破公用行業市場壟斷,開放城市基礎設施市場,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推行以市場化為取向的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最終建立政府融資平臺化、公用事業民營化、投資主體多元化、企業投資主體化、運營主體企業化、融資渠道市場化的新型投融資體制。
一、目前城建投融資平臺的現狀及問題
1.現有投融資平臺脆弱,缺少實體支撐
按照“政府投資、國企運作”的模式,各地通常以無收益的公益性資產為資本組建國資總公司作為投融資平臺,然后以政府信用為擔保進行融資并負責項目實施。由于缺少實體支撐,幾乎沒有經營現金流入,其財務指標通常達不到基本的信用標準,必須依靠政府資源的支持,才能勉強維持平臺資金周轉。
2.債務問題突出,債務風險凸現
一是籌資渠道單一,城市建設債務主要表現為對銀行尤其是商業銀行的貸款,資金還貸壓力大;二是債務結構不合理,多為中短期貸款,資金還貸期集中,可持續能力不強;三是凈資產負債率高。城市建設項目基本上是公益性項目,投資回報少,必然造成融資規模不斷擴大,而資本金卻未能與負債總額同步增長,造成了凈資產負債率畸高。
3.項目管理機制混亂,損失浪費問題嚴重
目前,城建投資項目的具體實施一般由建設局、水利局等行業主管部門成立國有獨資子公司作為建設業主,各子公司的組織體制不健全,管理人員不專業,違規問題較多。主要表現在:一是招投標不規范,存在規避公開招投標,評標把關不嚴,業主擅自變更招投標結果等問題;二是項目超概算嚴重,很多項目實際投資超概算50%以上;三是項目建設和基建財務管理不規范,普遍存在變更設計施工、違規簽證、提前支付或多付工程款等問題。
二、現行投融資體制運行中已暴露出的弊端
1.投資主體單一
目前,城建、市政、交通等領域的融資、投資、建設和運營主體均為各主管部門成立的國有獨資子公司,呈現分散融資、單一建設、壟斷經營、統一還貸的局面,這些公司擁有代行政府職能的天然業主地位,與政府往日成立指揮部直接參與投資和建設沒有本質區別。
2.成本約束彈性化
現行模式其實就是“借貸主體是國資總公司,投資主體是各子公司,最終負債的還是政府”。這樣,各子公司既不承擔償債風險,又缺少必要的約束機制,造成各種違規問題時有發生,普遍存在損失浪費資金的現象。
3.融資渠道狹隘化
現行的投融資體制,融資渠道單一,高度依賴銀行,不利于民間資金、企業資金和外資進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事實上,許多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有意向出資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但缺少準入規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管理呈封閉式運行,使外界參與投資出現瓶頸效應,抑制了企業和個人參與經營性項目公平競爭的積極性,阻礙了政府財政之外的資金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三、對下一步城建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建議
1.及時轉變思想觀念。長期以來,城市建設的傳統體制使得人們對城市建設中公用行業的理解發生偏差,往往只注重它的社會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認為公用行業向社會提供服務應該是無償的,即使收費,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實踐證明,無視公用行業經濟屬性的觀點,只能導致這一行業的不斷萎縮和衰亡。今后必須真正樹立“經營城市”的理念,以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企業組織形式來運作城市建設,構建城建資金的良性循環機制,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
2.拓寬城建投融資渠道,節約政府投資,解決制約城建發展的“瓶頸”問題。在投融資時應注重直接融資,加快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的步伐,建立科學的、合理的籌資渠道,完善籌資方式,形成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籌集、使用和償還過程的良性循環機制。主要是從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以及各種融資模式的組合方面進行研究,挖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營利點,吸引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實現市場化的投融資格局。
3.盤活存量,搞活增量,推動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盤活存量資產、搞活增量資產和激活無形資產是經營城市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相輔相成,互為條件。通過經營城市,最終要使城市資本實現“投入——經營——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環,真正實現“以城養城,以城建城”。
4.實行“政企分開,投、建、管分離”,提高運行效率。實行“政企分開,投、建、管分離”,可消除原有體制下嚴重的“等靠要”現象,政府可以把主要精力轉向為投資者服務,為各類投資者創造公平的投資環境。同時,政府應防止從統辦統攬的職能定位極端走向全盤推向市場,由市場主宰的職能虛位極端,在整個城市投融資體制改革中,必須切實加強政府的監管、導向、調控作用。
5.加強對城建資金的管理與監督。
(1)加強制度建設。建立健全相關規范性文件,從制度上為強化建設資金管理提供保障,做到“二控制一加強”。
(2)加強審計監督。把內部審計和外部審計、過程中審計和事后審計有機結合起來,包括對工程合同、支付憑證和工作量的審核,控制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確性,并嚴格審核項目用款,減少項目資金沉淀。
(3)配套進行項目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功能。通過推行項目法人責任制、設計施工總承包制以及項目制等方式,對項目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降低建設成本,提高投資效益。
6.建立城建發展專項資金,完善償債機制。建立穩定的城建發展專項資金和可靠的貸款償還機制,是保持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1]姜笑琴.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投資環境[J].中國科技產業,2005,(5).
[2]樊保軍.小城鎮建設與政府職能轉變[J].村鎮建設,2004,(3):15-18.
第3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成因分析，建議與對策
中圖分類號：C29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隨之國內4萬億投資經濟刺激計劃出臺并實施，使得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發展更為迅猛，這雖有力服務了地方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但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問題。2012年3月，銀監會召開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工作會議”，給快速發展的地方融資平臺降溫，加強規范了融資平臺運營模式，以減少貸款風險。換言之，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再繼續按照前期的粗放發展模式已不太可能，一味追求資產總量增加，融資規模擴大，已不能再適應國家宏觀經濟調控及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就上述背景，本文淺析了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定義、現狀及歷史成因，并提出些許建設性規范意見。
一、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定義
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是地方政府為籌集用于城市基礎設施資金，通過財政撥款、土地劃撥等組建資產和現金流可以達到融資標準的公司，承擔政府投資項目融資功能，用于進行地方市政、公用事業等項目的建設。其主要存在形式為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城建開發公司、城建資產運營公司等不同類型的公司。
從本質上講，地方投融資平臺所發行的企業債券和進行的銀行貸款，實質上是以地方政府的信用為擔保的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
二、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現狀
早在上世紀80 年代初，廣東省以修建鐵路融資方式為省內各地政府集資貸款，再利用所籌資金修建道路，償還貸款來源于道路建成后通車收費的收入。這種政府籌集資金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模式，便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展的雛形。1992年，上海市為籌集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最早建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即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地方性投融資平臺。
根據有關數據顯示，2009年5月末，全國省、區、直轄市合計設立8221家投融資平臺公司，其中縣級平臺高達4907家。2008年初，各級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負債總計不過1萬多億元，但是2009年一年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債務就至少增加了3.47萬億元，截止到2010年6月末，據債券市場統計，地方政府可以計算的總債務已超過8.42萬億元。雖然我國政府性債務總水平是可控的，但不容忽視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已超過其償債能力，存在一定債務風險，投融資平臺亟需加強規范和引導。
三、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成因分析
（一）內在主因
1、地方經濟發展的要求
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從理論上講應該都是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企業集團或者公司，但是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地方性投融資平臺都是戴有“帽子”的，根據其投融資平臺的所屬和規格，都有一定想對應的行政級別。這系各級地方政府以企業化平臺撬動政府資源，以包括投融資平臺在內的多種融資方式改善本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在發展過程中，因中央和上級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故各地方政府想要改善本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完成工業積累，就必然通過政府信用的方式吸引社會資本，以加快本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2、政府官員政績考評
因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很多主要領導干部都是相關部門調任或者兼任，這種情況有利于地方投融資平臺統籌利用地方資源和溝通聯系相關部門，以獲得優勢地位和政策支持，但是也使地方投融資平臺喪失了其作為投融資主體的經營管理的獨立性。由于其與生俱來的淵源，地方性投融資平臺不可能不為地方的經濟建設做出投資貢獻，尤其在現如今的地方政府考核標準下，唯GDP 增長率是舉，地方主管官員要想在短暫的任期內迅速提高城市GDP 增長，地方性投融資平臺舉債，加大對城市的道路，公共設施、保障房等基礎投入是比較快捷的途徑，也可以極大的改變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由于上級主管部門及主管領導的要求和布置，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在很多時候不得不極力擴大融資量，加大對地方建設資金的投入，某些時候甚至不考慮其償還能力。
（二）外在主因
1、1997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系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得以全國范圍推廣發展。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各地方政府也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戰略，為了解決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資金不足的問題，地方政府充分發揮了投融資平臺的項目融資功能，極大的滿足了地方基礎設施投入的需要，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在這一時期發揮了相當重要的融資作用。
2、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
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機沖擊，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得以迅猛發展，地方債務總額高漲。在中央政府當年年末出臺4 萬億元投資計劃中，中央政府預算安排投資1.18萬億元，同時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資金一般不低于1:1，地方政府配套資金達到2.82萬億元。此項擴大內需的刺激計劃方案單靠地方財政收入和上級轉移支付是明顯不可能實現的，這便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資金缺口，而唯有通過融資平臺舉債才能解決配套資金短缺這一問題，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和GDP的持續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催化政策因素
（1）財政管理體制因素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極不匹配。在分稅制框架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政府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只有45%左右，承擔的支出比重卻高達75%左右。這使得財權大部分上繳中央，事權大部分下歸到地方，這給地方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財政壓力。在合法融資渠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根據1997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投資體制近期改革方案》，各級地方政府紛紛成立了地方投融資平臺，即國有獨資的城司，實現了基礎設施的投融資市場化，以促進當地的經濟和基礎產業快速發展。但伴隨著地方政府經濟建設投入要求的增加，地方財政支出增長速度大大超過收入增長速度，財政赤字嚴重。加之財政支付轉移制度不能滿足地方正常運轉的需要，使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債來解決支出壓力。
（2）寬松財政政策因素
中央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實施，刺激了地方政府債務的增長。2009年，為更好的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中央銀行與銀監會也聯合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鼓勵地方政府通過增加財政貼息、完善信貸獎補機制、設立合規的政府投融平臺等多種方式，吸引和鼓勵銀行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央投資項目的信貸力度。支持和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央投資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支持有條件的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進而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舉債的積極性，投融資平臺的數量與債務規模開始迅速膨脹。
四、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問題解決的建議
（一）轉變政府職能，政企分開，改變地方政府考核方式
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作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連接的紐帶，必須加強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市場主體地位，依靠市場化運作，到市場浪潮中去搏擊，才能有效的盤活國有資源和資產。必須給地方性投融資平臺一個明晰的定位，在落實政府宏觀調控的意圖，推動地方城市建設，加快地域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體現維護廣大公眾的根本利益。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優勢地位和主導作用，做好地方市政、公用事業等項目建設的同時，利用平臺經濟收益做好地產產業經濟投資配套建設，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到相關重點領域和行業的發展，以彌補政府資本不足的劣勢，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突出地方性投融資平臺自身使命的發展，完成“調控型政府”向“引導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以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此外，國家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應該考慮多方面、多維度的考核，不能只注重GDP，這樣會形成重復建設，造成資源的浪費，應該給地方政府以長遠發展規劃的時間和空間，可以考慮編制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來綜合反映和評估地方經濟管理運行情況。科學的綜合運用債務負擔率（債務與GDP的比率）、償債率（當年債務償還率與當年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債務依存度（當年債務增加額與總支出的比率）等指標，從償還能力，政府支出與融資平臺債務的依存度，融資平臺償債支出與財政支出的承受范圍來具體衡量和評判各級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形成債務的支付能力。
（二）深化財政稅制改革
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上不相匹配是導致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債務激增的根本原因之一。地方政府的稅源比較零散、穩定性不強，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地方稅體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凡是屬于中央政府承擔的財政支出，中央財政應該大力保障，地方政府做好本范圍的行政事務。必須盡快在城市建設、公共保障、環境衛生、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內，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各級政府的管理權限和籌資責任，做到事權對等，權責統一。在現有地方稅的基礎之上，調整和充實地方稅的體系，建立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源，使土地稅收和資源稅收成為地方財政的主要收入，同時盡快建立和完善財產稅，改變地方政府過度依賴的“土地財政”模式，使現有的房地產存量為稅基，成為地方稅體系主要組成部分，增強地方財政的供給能力，解決地方財政難題，不僅能確保地方稅收穩定，也達到減少地方政府舉債規模的目的。
（三）加強地方性投融資平臺融資方式創新，投融資渠道多樣化
在繼續保持銀行貸款的基礎上，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可以逐漸采取公司債、股權融資方式、產權交易方式等多種渠道籌集資金，必須認真考慮怎樣降低地方投融資平臺中銀行貸款的比重，進行融資結構的調整，分散融資風險，使融資成本降低。鼓勵和支持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對融資方式的創新，可以通過BOT模式、PPP模式、資產證券、信托產品和私募基金、居民投資理財等形式，探索融資的新途徑，擴大融資規模，不斷滿足日益擴大的資金需求，
有條件的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應該積極籌備上市融資，以整體上市或者控股、參股企業上市等方式，擴大股權規模，拓寬融資渠道。在條件允許的省份和大城市，亦可借鑒國外經驗，考慮允許地方政府自行地方公債，例如發行專項用于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相關債券。在進一步完善信用評級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信用較好、資產規模較大的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積極申請發行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債券和中期票據，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不具備條件的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應該在時機成熟時，考慮整合重組，使其從相關領域退出，將其持有的股權、債權、知識產權等在資本市場進行變現和流轉，達到將資源和資產轉變為現金流的目的。
此外，地方性投融資平臺還可以抓住國家開發銀行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良機，形成 “市場運作、政府引導、公司經營、融資投入”的城市建設新機制，借助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向我國提供了大量長期優惠貸款，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可以考慮通過這一融資渠道，進行貸款來源的拓展，緩解融資壓力，優化融資結構。
（四）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監督管理規范化
堅持完善出資人制度，由國資委按照地方政府授權，對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履行出資人職責，行使投資收益、選擇經營管理者和監督考核等權利。加強地方性投融資平臺資金最終流向的監督和審計，實行全過程管理，建立國資委、財政局、審計局等綜合部門對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督查會議制度，開展定期檢查、監督，確保資金流向和用途。由國資委等監管部門根據投融資平臺的性質和發展定位進行年度考核，對地方投融資平臺的管理運營、風險防范、投融資規模，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及地方重點工程的完成情況和支持力度進行綜合考評，對負債率過高、資金使用不當，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及時提出意見，并要求整改。
（五）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管理科學化、規范化
地方性投融資平臺應該利用自身的優勢，吸收引進各類人才，企業的發展靠管理，管理的根本在人才，所以企業發展最終還是要依靠高素質的人才，這樣才能提高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的管理能力，提升決策科學化水平和運營管理能力。優化地方投融資平臺工作架構，減少管理層級，精兵簡政，提高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實際運轉效率。必須持續深化地方投融資平臺內部制度改革，把績效考核落實到實處，使地方性投融資平臺管理科學化、規范化。
參考文獻
1、李俠.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風險成因與規范建設[J].經濟問題探索，2010（2）
2、何劍、李雪蔥.地方融資平臺主要融資渠道探析[J].國際金融,2011（2）
3、趙逸楠.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產生與發展研究綜述[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2）
4、李全海.巨額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如何化解[J].對策研究，2012（4）
5、張平.我國地方投融資平臺債務運行現狀及其治理之道[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2(3)
第4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 西部；生態環境；投融資
［中圖分類號］ F124.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12－0077-04
一、西部生態環境重建投融資的現狀分析
中國西部生態環境建設的總體水平不高，難以適應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的需要。當前制約西部生態環境建設發展最直接的原因是融資渠道狹窄，投入相對不足。目前，在中國西部生態環境投融資體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政府財政性投資的有效性不足
中國西部生態環境建設資金來源主要依靠政府投資，但是目前政府投入相對不夠，引導力不強，有效性不足。近幾年，隨著經濟體制進一步開放，雖然引入了銀行貸款和外資，初步打破了財政投資的單一渠道，但在投資主體、決策方式、運行機制、經營管理、資本運作等方面還遺留著計劃經濟的烙印。另外，資源環境產權所有權界定不清，政府財政投入難以帶動民間資本，從而無法發揮杠桿作用，這與大量的建設資金需求不相適應。
（二）融資渠道狹窄，方式單一
21世紀中國西部生態環境重建需要國有資本、外來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配合，應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以滿足中國西部生態環境建設的資金需要。目前中國西部生態環境投融資體系在融資渠道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1）在資金結構上，財政性資金成為西部生態環境建設領域的主要資金來源，絕大部分西部生態環境建設項目基本通過政府直接投入和間接融資（貸款）來解決資金問題，直接融資比重過低。（2）外資利用形式單一，規模不大。目前中國西部生態環境利用外資主要是外國政府援助、捐贈，世行、亞行貸款等等，外商直接投資較少。（3）民間資本市場發展不夠。中國西部生態環境建設民間資本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投融資規模較小，在市場準入問題上仍然面臨著諸多障礙，信息不對稱問題十分嚴重，國家的資金投入并沒有激活和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的投入。
（三）投融資改革不配套，項目缺乏投融資約束機制
西部生態環境建設許多承建項目處于封閉式運作，缺乏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加上項目運作過程中監督機制、約束機制不夠完善，導致無人承擔投資主體的全部責任，項目籌資、建設、經營、償債、資本回收等各個環節都極易出現阻滯，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投資效益的發揮，甚至帶來風險。同時由于缺乏市場化的投資經營機制和強有力的專業投融資機構，籌資渠道不暢通，資金分散使用，資金管理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活力和后勁。
（四）資產經營機制和機構不完善，政策的持續性不強
西部生態環境建設在很多項目中，政府雖然處于投資主體地位，但責、權、利和產權關系不明確，導致建設、管理、處置脫節。比如在小流域治理、水源涵養林建設等生態環境重建過程中，雖然工程的生態效益比較明顯，但是工程在中、短期內很難有比較顯著的經濟效益，項目自身又很難再籌集到工程管護和改造資金。所以當項目建成后，一旦國家不再繼續投入，工程的作用和效益也將難以充分發揮。
二、中國西部生態環境投融資與國外環境建設的比較分析
目前國內外學界對生態環境投資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和森林生態補償機制。國外對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設已逐步制度化、法律化。如日本建立了水源林資金，由河川下游的受益部門采取聯合集資方式補貼上游的林業，用于上游的水源涵養林建設；法國建有國家森林基金，以由政府主持受益團體直接投資、建立特別用途稅及發行債券三種方式開辟林業資金來源渠道。還有一些國家通過對污染者和受益者收費來積累資金用于生態環境建設和流域管理。
德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環境造成了巨大影響。在20世紀70年生了一系列的環境污染事件后，環境保護成了德國政府最緊迫解決的問題。之后，德國政府出臺了世界上最完備、最詳細的環境保護法律，每年為環保貸款近百億歐元，企業每年的環保投資也在30億歐元~40億歐元，已形成近百萬人就業的環保產業。
澳大利亞政府鼓勵企業參與環保產業的開發，對從事環保事業的企業在稅收、設施等方面給以優惠，以吸引更多的企業投資環保產業。堪培拉市有70家～80家企業從事垃圾收集、分類和填埋工作，每年創造1 000多萬美元的產值。政府還與商業企業合作，推出了“生態商業”計劃，鼓勵商業企業減少水、電、汽等資源的使用。
20世紀后期，美國的水土保持進入了進一步改善環境質量、保持生態系統穩定協調發展的新階段，強調水土保持工作的系統性、綜合性。例如美國的“土壤銀行計劃”（SBP，soil bank program），“環境儲備計劃”（CRP，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逐漸走上了規范化、量化和動態化管理的軌道。
和國外這些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建設相比，中國西部生態環境重建機制是在政府主導的體制背景下建設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其投融資體系帶有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比較集中和突出地體現了傳統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缺陷。在法律制度、投資力度、投融資體系建設以及生態保護的整體性和協調性方面，中國跟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所以，結合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投入力度，樹立可持續發展思想，進行制度改革，拓寬融資方式，消除西部生態環境投融資過程中的準入限制，同時完善相應的法規，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從多個方面建立整體性、系統性的西部生態投融資體系。
三、強化約束激勵，引入多元主體――完善西部生態投融資機制的建議
（一）調動廣大群眾生態建設的積極性
生態環境建設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在人力、物力、資金方面的支持，應進一步完善現有的農業產權制度，承包制度，并且保證政策的持續性。生態環境惡化是廣大人民群眾不愿意看到的，他們也迫切需要改善自己生活的環境。在國家政策的正確引導下，人們是愿意投入的，但是國家必須保證他們在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治理大環境下的生活保障，并且最好能夠改善以往的種植養殖模式，最終逐步達到小康水平。
消除民間資本進入西部生態環境建設的體制和制度，引導民間資本進入生態開發、資源開發、旅游開發等領域，建立民間資本進入的誘導性機制。民間資本進入生態環境重建領域具有積極的意義，地方農民承包宜林荒山荒地進行生產性活動，特別是一些農民在荒山上種植一定規模的經濟林，能夠迅速致富，可謂成績斐然。只要政策具有一定的持續性，推廣的價值是很大的。例如廣西柳州象州縣寺村鎮以村民吳建南為首的8戶農民承包了400畝山地，全種上了龍眼和美國油桃，3年時間收入就超過20萬元。陜西省銅川市引導農民在荒山、荒坡栽種花椒、柿子等，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了，同時當地的生態環境也得到了迅速改善。
（二）增加政府的財政投入和補貼，并且保證其連續性
生態環境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在以往的建設基礎上進行持續的建設，這就需要財政的持續投入，一旦停止或者減少投入，當地農民有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問題而不得不對生態環境再次進行掠奪式的開發，從而功虧一簣。目前中國處于轉型期，國家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需要的資金也很多，所以中國生態環境建設投資力度仍然達不到需要，特別是在西部地區。但是，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迫使我們現在必須加大投資力度，并保證政策的持續性。
（三）發行國債、專用債券
利用國債進行投資是政府有計劃的配置資源，對經濟結構調整、完善宏觀調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國債資金大多投資于大型企業的技改項目，但是隨著國有資金進一步退出競爭性行業，國債項目將更加傾向于生態建設、基礎建設、公共產品等收益低甚至無收益的項目。把國債資金用于生態環境建設，可以利用國家信用和資源配置的優勢為西部生態建設提供長期的、穩定的的資金。同時，為鼓勵西部生態建設，可以由國家或者金融機構，針對西部生態建設中的一些長期的、穩定的、收益率較高的項目發行專用債券。例如一定的經濟林建設、水庫建設、藥材產業基地建設、旅游業建設等等。
（四）完善稅收補償機制
在流域生態環境這種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實際上只是由國家與西部農民出錢出力一起建設的，而東部地區大中城市只是當作國家的公共產品來享受，做的貢獻不多。根據生態補償原理，建議在東部地區以及中部一些地區征收環境保護稅，通過專款專用的方式返還西部進行生態環境建設。從目前西方征收環境特種稅的執行情況來看，環境特種稅政策彈性大，便于管理、監督和執行，效果明顯，透明度高，有利于實現資源利用中的公平性，是一種有效率的管理手段。
（五）加大銀行信貸支持
現階段，中國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少、規模小、結構不合理。國有獨資銀行占絕對壟斷地位，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放貸權力的上移，全國統一的信貸利率，難以滿足西部地區生態環保產業的發展。因此，中央銀行在加強經營監管的同時，應積極著手建立和完善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多元化金融機構組織體系，降低在西部地區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適當增加區域性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數量和規模，大力發展農信社、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合作銀行，進一步提高金融效率。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可以實行傾斜性的貨幣管理政策，適當降低當地環保企業獲取貸款的條件；對于政策性銀行來說，可以全力支持有利于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投資項目和信貸融資，用低于東部的貸款利率鼓勵在西部地區投資興辦綠色企業，存貸利差可由中央財政專項補貼。
（六）積極吸收外資用于專用項目
資本是追逐利潤的，只要有合適的項目，就會集中到哪里。西部地區幅員遼闊，有著很豐富的動物和植物資源以及礦產資源，特別是一些特有的藥材和珍惜動物。我們應該緊緊抓住生態環境保護是當今國際合作熱點的有利時機，擴大宣傳，開展形式多樣的交流、合作，吸引外資進行投資，積極爭取外國政府援助、世行、亞行貸款和國際生態環境治理的合作項目，利用國際資金、優惠貸款和技術援助進行生態環境建設。但是前提是，要加強對國外資金和項目的管理，提高項目的經濟效益，增強貧困地區的還貸能力。例如四川省從2000~2005年的5年共接受各方提供捐贈1.68億元，提供貸款1 262萬元，全部用于天然林保護和人工林營造項目。
（七）建立生態投資基金
建立生態投資基金，為生態企業、公司或者個人直接提供資本支持，并對其進行監督。對于西部地區而言，生態投資基金的介入，既可以實現環保產業與資本市場的結合，為生態企業注入資金，起到“孵化器”的作用，又可以解決生態企業后續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還可以起到監督管理的作用。其中基金來源可以通過財政貨幣注資、資產劃撥、提高資源稅率和資源使用補償費以及向下游征收環境調節稅的辦法籌集，而功能則主要用于西部生態環境的保護和重建。
（八）利用項目融資
所謂項目融資，根據國際通行定義：融資不是主要依賴于項目發起人的信貸或者所涉及的有形資產，即在項目融資中，提供優先債務的參與方的收益，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項目本身的收益。（1）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進行環保融資。BOT方式融資經常應用在國際或者國內的一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面，一般操作流程是政府與投資企業簽訂協議，授予項目公司特許經營權，由項目公司籌集資金，完成項目建設，管理項目的運營，在特許期通過對項目的開發運營以及當地政府給予的其他優惠來回收資金以還貸，并取得合理的利潤。BOT方式同樣可以應用在西部生態投融資中，但是由于生態投資的投資回收期長、風險大，國家必須放開投資主體的限制，制定一些更加優惠的政策，如更長的承包期、更多的補貼等等。（2）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轉讓―運營―轉讓。指將已經建成投產的項目有償轉交給投資方經營，國家或所屬機構將一次性融通的資金用來投入新建項目；根據雙方簽訂的有關協議，資金投入方在一定期限內經營該項目并獲取利潤；協議期滿后，將項目轉交給國家或所屬機構。西部生態環境建設需要很多資金，并且是流轉的資金，而生態效益的實現一般很慢，等到最終實現收益，可能其它該治理地方的最佳時期已經過去了。而TOT方式卻可以很方便地使資金流動起來，從而推動生態建設。（3）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其是以特定資產組合或特定現金流為支持，發行可交易證券的一種融資形式。它可以將流動性較低的資產轉換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的可交易證券，使其具有流動性。目前，中國實行資產證券化的條件已經具備，制度正在逐漸完善。而西部生態環境重建中的一些資產完全具備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例如可以把一些優質的林權證作為特定資產組合，以將來產生的特定現金流為支持，以國家政府擔保作為信用增級機構發行債券。圖1以林權證資產證券化為例，顯示了證券化交易的流程與結構。
（九）積極培育和發展資本市場
在現代經濟環境下，資本市場的籌資功能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它有利于擴大企業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讓企業從間接融資走向直接融資。目前中國正在大力發展二級資本市場和場外市場，公司債券的流通也在逐漸完善。在這種機遇下，國家應該鼓勵和支持西部的一些優秀生態企業上市或者發行公司債券，增強企業的融資能力和資本運作能力，從而帶動當地生態環境的改善。
西部生態環境重建任重而道遠，需要整個社會多方面的努力，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在于完善西部生態環境投融資體系。當然這個投融資體系只有做到系統化、整體化，并且長期地堅持下去，西部的生態環境才能有一個質的飛躍。
［參考文獻］
［1］謝麗霜.西部生態環境建設投資的效率風險及其化解［J］.統計與決策，2007，（6）.
［2］劉小鵬，王亞娟.寧夏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投融資環境初步研究［J］.水土保持通報，2006，（12）.
［3］楊德勇，王守法.生態投融資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4］喻大學.淺論環境保護的投融資問題［J］.財經問題研究，2004，（6）.
［5］趙文玉.環境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框架的構建［J］.四川環境，2004，（1）.
［6］葛紅玲，楊德勇.北京及周邊地區生態屏障工程內外融資問題研究［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1）.
第5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風險
一、前言
所謂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指的是為了滿足地方政府進行公益性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和營運的需要，由各級地方政府和政府相關部門如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等，通過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或者財政撥款的方式出資所授權成立的，以投融資為主要經營目的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公司，它包括不同類型的城市建設投資、開發、資產經營公司等。平臺公司主要依靠出讓土地獲得的收入、自身的經營收入以及政府的財政補貼作為還款來源。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是我國經濟發展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產物，它的產生發展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首先，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產品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需要政府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快城市化進程來緩解供需矛盾，龐大的資金需求促使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誕生；其次，我國財稅制度的改革使得財權逐步上升而事權層層下放，由于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為獲取基礎設施建設資金而進行投融資的體系創新，投融資平臺得以迅速發展；最后，在政府官員GDP考核制度和金融危機大背景推動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不僅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動內需刺激經濟的效果，更加助長了地方政府通過搭建投融資平臺獲取建設資金的計劃。
二、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發展經歷及作用
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大體上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分別是摸索階段、起步階段、高速發展階段和規范清理階段：
首先，投融資平臺摸索階段（1987～1997年）。1987年12月，為充分利用外國資本，為基礎設施建設籌備資金，上海久事公司的成立，是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雛形。隨著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的展開，地方政府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得到明確，為取得建設資金的投融資平臺得以摸索試推行，城市建設領導小組成為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主管部門。同時，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成立也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設立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條件。
其次，投融資平臺起步階段（1997～2004年）。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為減少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良影響，我國政府采取項目資金配套制來擴大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入，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推動經濟穩定增長。此時的城市建設領導小組轉變為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結構逐漸發生變化，集中整合了原先較為分散的各部門設施、土地資源和國企經營權，使項目管理效率得到提高。
再次，投融資平臺高速發展階段（2004～2009年）。2004年國務院對完善政府投資體制措施的發文，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建設和發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再加上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地方財政需要承擔其中的2.82萬億，為填補資金缺口，中央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給予支持和鼓勵，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得以高速發展。
最后，融資平臺規范清理階段（2010年至今）。2009年年末，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負債率明顯偏高，甚至個別投融資平臺的債務率達到400%，強烈的風險隱患促使出臺新的政策法規清理和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債務膨脹趨勢和規范問題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焦點。
地方投融資平臺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地方投融資平臺使中國經濟經受住了宏觀經濟的外生沖擊，包括南方冰雪冰凍災害、5.12汶川大地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保障了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其次，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發展，加快了城市化進程，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基礎設施建設在代際間的失衡問題，推動了城鎮化建設，優化投資環境，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后勁；再次，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為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交通市政建設、科教文衛和農田水利等民生項目上大力投入，起到良好效果，推進公共服務均等一體化進程；最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創新了投融資體制，規避法律約束的同時籌集到了建設資金，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適應性和制度先進性，加快了地方經濟社會建設發展進程。
三、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現狀與問題分析
自2011年以來，各地按照國務院部署和相關部門要求，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規范，通過剝離債務、資產重組、充實注冊資本金、注入收益良好的優質資產等方式，使一些融資平臺公司的資產質量、收入水平和盈利能力有所提高。據審計署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的223家融資平臺公司的注冊資本總額比2010年增長10.95%，資產負債率比2010年下降4.16個百分點，收入總額和利潤總額分別比2010年增長53.04%和13.74%。截至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余額38 475.81億元（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8 437.10億元、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9079.02億元、其他相關債務10 959.69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其中12個地方政府本級減少1417.42億元，24個地方政府本級增加5827.23億元），增長12.94%。從債務形成年度看，2010年及以前年度舉借20 748.79億元，占53.93%；2011年舉借6307.40億元，占16.39%；2012年舉借11 419.62億元，占29.68%。
綜合分析目前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現狀，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雖然在促進地方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上做出巨大貢獻，但由于擴展速度過于激進，也存在著一些需要警惕的問題：
（1）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貸款總量劇增，風險隱患不斷擴大。隨著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數量和貸款總量的急劇增長，其負債總額不斷攀升，據審計署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底，所統計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余額38475.81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增長12.94%。因此，面對即將到來的償債高峰，風險隱患不斷凸顯：首先，政府信用風險，由于投融資平臺是以政府信用為基礎進行融資貸款，地方政府成為債務主體，需要承擔龐大的還債責任，一旦政府負擔債務不能及時償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就不能正常運轉，政府信用風險激增；其次，資金信貸風險，由于投融資平臺財務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對稱，銀行面對投融資平臺重復抵押和虛擬抵押的問題，使銀行的資金信貸面臨較大風險；再次，社會穩定風險，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設立本意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然而無節制擴張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和過于龐大的負債率使得投融資平臺岌岌可危，同時擠占了經營性企業的貸款需求，一旦出現內部經濟的不穩定，必然導致社會穩定風險出現；最后，法律風險，由于法律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但《擔保法》和《物權法》等又對地方政府不得對外提供擔保等做了規定，一旦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平衡被打破，必然面臨法律風險危機。
（2）部分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政企不分，公司治理不夠規范化。由于地方投融資平臺在最初設立時就是由政府部門操作管理的，先天性的政企不分導致了投融資平臺公司治理薄弱，市場化程度不夠，偏離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航道，在實際操作中出現眾多問題，如部分投融資平臺注冊資本管理混亂，注冊資本未到位、出資虛假、注冊資本抽逃或調包等現象頻發，再加上違規擔保問題屢禁不止，嚴重加劇了融資平臺的財務風險和銀行的信用風險。同時，地方政府對投融資平臺管理混亂，治理結構也不夠合理規范，資金鏈斷裂危險隱患嚴重。
（3）平臺信息透明度不高，債務資金流向易控。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和保持預算的賬面平衡，不得不通過舉債方式來掩蓋財政赤字，再加上缺乏外部主體的約束和監管，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信息透明度低，和銀行等合作機構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嚴重。同時，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借款人無法實時掌握資金流向并采取相應的管控辦法，融資平臺“管借不管用，不受益不管還”，建設單位“管用受益，不管借也不管還”使得債務資金在經過周折流轉后，責任主體被選擇性忽視，并為個別人私自挪用占用債務資金提供可乘之機，造成債務資金的流失和浪費。
（4）資金通道高度依賴銀行，易受宏觀監管政策沖擊。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資金來源最主要的就是商業銀行貸款，據審計署有關資料統計，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中，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分別占78.07%和12.06%，是債務資金的主要來源。過度依賴銀行的結果就是，一旦宏觀環境發生惡化，商業銀行難以提供貸款，投融資平臺就會發生資金斷裂，財務狀況將遭到巨大破壞，償款能力不足反過來將給商業銀行造成巨大的經營風險，惡性循環將引發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四、防范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風險的政策分析
（1）進行分稅制改革，加強完善制度建設。由于分稅制造成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劃分的不對等，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大規模融資來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在沒有財權的情況下完成事權的職能，這是導致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巨額負債的根源。因此應進行分稅制改革，解決省以下財權和事權關系不清的問題，實現省財政直管縣、鄉財政，財政體系由原來的中央、省、市、縣、鄉五級體系轉變為中央、省、市縣鄉三級體系，明確地方各級政府的事權界定，實現省以下財政層級的扁平化管理，優化配置財政資金，從根本上解決引發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瘋狂融資風險的問題，從而從制度上保證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風險的化解。同時要通過制定和完善投融資法律、健全投融資平臺管理機制和理順投融資平臺債務管理體制等措施，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運作機構，使其按法律法規辦事，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
（2）銀行加強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貸款的控制。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主要資金來源就是商業銀行貸款，因此通過銀行加強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貸款控制，可以從資金源頭上遏制投融資平臺的貸款風險。首先，銀行應全面摸清地方政府的信用狀況，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基礎、行政體制框架、財政資金實力、地方政府債務、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歷史信用記錄等方面進行綜合調查了解，并針對地方政府的信用狀況分別確定其授信總規模；其次，銀行要在對各地方政府全面了解的基礎上，選擇經濟發展水平高、償債資金來源有保障的地方政府進行貸款，并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項目進行充分的考察和了解，詳細測定項目所需用的資金，并根據項目具體情況確定和完善貸款方案，確保其能夠按時還款；再次，要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貸款的第二償債來源進行評估，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多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工程量大，周期長，所以這類中長期貸款期限較長，一旦過了當屆政府的任期，下屆政府可能會出現不承認上屆政府信用擔保的行為，容易造成死賬壞賬，因此，商業銀行應降低對這類貸款的信用貸款規模，并提高擔保貸款的比重；最后，銀行應全程管控項目資金的流向和用途，實時掌握貸款資金的使用情況，做好項目的貸前評估、貸后監控工作，防止項目貸款被挪用占用情況的發生。同時銀行要實時把握宏觀調控政策，切實落實監管部門的要求，采取審慎經營原則，嚴格按照授信集中度、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等指標的要求來運營，從而增強商業銀行抵御此類風險的能力。
（3）擴寬融資渠道，緩解資金壓力。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除了依靠銀行貸款外，要拓寬融資渠道，緩解資金和償債壓力。首先，可以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融資方式，采取一般企業的管理發展模式，企業債券發行成本低，股票融資籌資規模大，可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融資能力；其次，選擇恰當的融資渠道和方式，適當引入民間資本和國外資本，減輕公司的財務風險和信用風險，采取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再次，可通過發展市場化業務提升自身造血功能，如發展“地鐵上蓋物業”，充分集約利用地鐵車站附近的土地資源，并通過房地產項目進行利益和風險的互補，另外土地置換項目也能夠盤活存量土地，實現多方互利共贏；最后，可通過發展投資基金業務和現代金融服務業務等多項現代市場業務來增加投融資平臺公司融資活力，充分利用特色優勢產業來發展經濟。同時還應落實相關政策和資源平衡配置，從外部發展條件入手，爭取政策的支持和資源的平衡，加強對重大戰略性機遇的研究，開展特色項目，擴大融資規模。
（4）加強對投資項目的監控。除了銀行要對貸款資金進行跟蹤監控外，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也要加強對投資項目的監控，首先要對所投資的項目進行分類，主要包括公益性項目、平臺公司替地方政府代建的項目和為了獲取收益的經營性項目，根據項目類型進行分類管理；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投融資的運行和反饋機制，在嚴格執行可行性論證制度，不斷提高可行性論證的質量同時引入不可行性論證機制，嚴格執行重大項目管理程序，建立高效的投融資信息導向制度，規范公司的運作流程；最后，要對投資項目全過程進行風險管理，防范和化解風險危機。
五、結論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對于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到重大作用，目前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和隱患，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要健康發展，就需要通過進行分稅制改革，加強完善制度建設；擴寬融資渠道，緩解資金壓力；銀行加強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貸款的控制等措施，切實對投融資平臺公司進行清理規范，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和諧社會穩定建設。參考文獻：
[1] 劉煜輝，沈可挺.中國地方政府公共資本融資：問題、挑戰與對策——基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狀況的分析[J].金融評論，2011（03）.
[2] 劉兆云，鐘毅.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風險及其防范措施——基于地方政府投融資公司視角[J].企業經濟，2011（06）.
第6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問題；有效解決途徑
中圖分類號：TM7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15-0314-01
作為世界上的農業大國，三農問題是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其中公共產品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源，在三農的發展過程中，起著十分重大的作用。目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在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非常不足，這也極大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而在我國政府仍是主要的公共產品提供者，所以我國政府必須努力加大在農村建設方面的各項資金投入，同時積極創新融資方式，努力拓寬融資渠道。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融資中的存在的問題
（一）國家財政投入不足
從新型政府管理的理論知識方面來講，國家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是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資金來源。尤其是近些年來，為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財政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投入持續擴大。但即使這樣，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政府財政投入在農村整個GDP中所占的比例還是遠遠比發達國家低。從整體上講，目前國家財政在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融資方面的投入明顯不足。同時，因為國家財政主要利用國家財政撥款與國家資金補貼的方式來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資金支持，這些資金必須經過多級政府部門才能自中央到達基層政府，其間就很容易發生各級政府部門擅自截留資金或者私自挪用資金的問題，從而導致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國家財政支持到位率低，真正用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上的資金是少之又少[1]。
（二）農民集體投資有限。
農民集體投資也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融資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由于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要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農村，廣大農村地區尤其是我國的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緩慢，農民的經濟收入還是比較低的，所以他們集體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投入資金是非常有限的。
（三）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差
農村金融服務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融資的重要方式之一，完善的農村金融服務機制可以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用于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然而現階段，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極為緩慢，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差，一般都存著金融產品單一，金融機構工作效率低，金融體系不健全的缺點，從而導致農村資金不斷大量外流、農業擔保發展滯后的問題。
二、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融資問題有效途徑
（一）增強國家在農村各種基礎設施上的資金支持
要增強國家在農村各種基礎設施上的資金支持，政府必須適度調整自己的財政支出結構與財政投資方向，財政支出分配中的”重城鎮輕鄉村”狀況必須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從而不斷增加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融資力度，加快廣大農村地區的基層財政體制改革，健全與完善政府財政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的持續投入機制，依據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原則，進一步健全“城鄉一體化”的現代社會公共財政體制，持續增強國家財政在農村公共產品供上的各項投資性支出，并將受益范圍擴至全國的農村基礎設施，避免單個地方受益。另外，明確劃分各級政府所享有的事權范圍，對公共產品供給的各項供給責任進行合理分配。依據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廣大農村地區的各項基礎建設資金供給應當由中央政府進行資金劃撥。對于例如交通設施、供電設施以及通訊設施等一些明顯帶有“外部效應”的大規模、區域性設施，則主要從地方財政中劃撥，同時中央財政給予適度的補助。而對于一些鄉間公路、鄉鎮水利工程等受益范圍較小的各種農業基礎設施，則由地方政府獨自出資[2]。
（二）調動農民集體投資的積極性
農民集體投資雖然有限，但是只要充分調動農民集體投資的積極性，還是能進一步擴大農民集體投資額，增加農村公共產品入的。為此相關工作人員，必須盡力在農村實施一事一議”的制度。雖然該制度在實踐中有一定的自身缺陷，但仍然是現階段解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融資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通過“一事一議”制度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廣大農民所具備的的知情權利、各項參與權利以及相應的管理權利與督查權利等進行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全面調動我國廣大農民的投資積極性，從而促使他們主動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各項融資活動。同時政府也要對農民參與公共產品供給的投資行為進行鼓勵，并制定出相應的支持政策以及各項鼓勵措施，給予相他們一定的的稅收減免。另外，政府還要不斷改革與農村基礎設施有關的各種產嘀貧齲在投資人即是受益人的基礎上，明確規定農村基礎設施的產權。
（三）完善農村金融服務
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一般包括政策性金融服務、商業性金融服務以及合作性金融服務。它們促進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我國現代化農業的迅猛發展，我國農戶的金融需求也向多層次性變化，為此農村金融服務必須改變以前金融產品單一，金融服務機構工作效率低、金融體制不完善的缺點，不斷革新金融內部體制，推出更能滿足現代農村金融需求的種種金融產品，從而避免農村資金外流，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必須全面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各種優勢，大力引導商業性金融服務機構以及合作性金融服務機構支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融資活動。
結語：
綜上所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投融資問題對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有著直接的影響，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普遍供給不足，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融資方面存在著國家財政投入不足、村民集體投資較少、農村金融服務單一等問題。為此相關工作人員必須采取科學有效的解決途徑，從而有效解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投融資問題，增強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持續有效供給，為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第7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芷江侗族自治縣；旅游業；投融資問題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227
1引言
2015年是中國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1945年8月，中國抗戰勝利受降在芷江舉行，芷江因此聲名遠播，成為抗戰勝利受降名城。芷江作為湖南省國家級貧困縣，正在打造和平文化旅游城市，急需大量的資金投入。因此，研究芷江旅游業投融資問題十分有意義。通過研究發現，大力發展芷江旅游業不僅可以有效促進國民經濟增長，豐富芷江歷史文化內涵，而且有助于樹立歷史文明城市形象，擴大芷江在地區的影響力。然而，芷江旅游業面臨政府投資不足，投融資的市場化程度低，投融資渠道單一等問題，嚴重限制了芷江旅游業的發展，本文試圖通過對政策性投融資和社會資本市場投融資的研究來解決芷江旅游業的投融資問題。
2芷江旅游業投融資主要存在的問題
2014年，芷江市全年全縣地區生產總值832億元，比上年增長106%，其中實現旅游行業總收入251億元，占GDP31%左右。芷江縣2014年統計公報。由此可見，芷江旅游在經濟發展中地位舉足輕重。然而，芷江面臨開發建設資金不足的狀況，已經嚴重影響了芷江經濟的發展。究其原因，關鍵一點就是資金的投入與社會發展不平衡。所以，能否有效地解決投融資問題，是芷江能否加速發展的關鍵一環。根據研究發現，造成芷江投融資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經濟基礎薄弱，政府投資效力不足[1]
由于芷江是欠發達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其發展主要是依靠財政撥款，對于促進投資的金融政策工具很少使用。如對具備一定風險但又對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旅游項目開發，既沒有采取項目資金貼息的辦法，也沒有采取稅收優惠等政策。近年來，芷江發展迅速，財政建設撥款已遠遠不能滿足芷江建設發展的需要，芷江旅游開發的資金嚴重不足，開發的效果不明顯，政府投資逐漸顯示出力不從心的狀態。
22投融資市場化程度弱，資金利用率低
目前，芷江旅游業的發展更依賴于政府，缺乏高層次的市場包裝和營銷，這就決定了芷江旅游業的發展的融資額十分有限。投資不能及時跟上發展，經營機制不夠靈活，這就導致了芷江旅游業融資市場化程度低的重要原因。芷江大部分地區的旅游業發展仍然是由政府主導的，并沒有有效地引入市場化、產業化和組織化的機制。對外宣傳和旅游規劃往往是分散、落后的手段，社會資本的引進薄弱，投資不足。有的景區開發和管理模式單一，資源整合和市場合作理念依然薄弱。[2]這些直接影響了芷江旅游業的發展活力。盡管芷江旅游景區正在迅速發展，但建設過程中忽視了資源的深層次開發，使得資金利用率比較低。
23缺乏有效的融資平臺，融資渠道單一
近年來，芷江旅游業的投資雖然逐步增加，但投融資方式還是比較單一。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融資平臺，使得大量資金無法集中，單一的投資商往往難以完成一個大型項目的投資活動。
3開發芷江旅游投融資的對策
31政策性投融資
第一，制定優惠的投融資政策，大力引入民間投資。目前，芷江關于紅色旅游的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在政策的執行情況上基本上是依靠市場運作的規則。芷江應實施對具有一定風險，但對地方旅游業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旅游項目的開發，采取項目資金優惠措施或稅收優惠等政策。同時鼓勵企業對公共資源的捐贈，對捐贈的企業以一定形式的稅收優惠政策。第二，完善市場制度，統一旅游規劃。目前，擔保難已成為我國旅游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旅游公司可以與芷江政府進行動態聯盟的思想相結合，建立區域性旅游融資的擔保聯盟。一旦形成一個信用擔保聯盟，一次信用評估，可以享受很長一段時間。這樣可以節約擔保費用，降低融資成本。目前，芷江的財務管理實行的是多部門管理。因此，可以在芷江設立專門的紅色旅游管理辦事處，對于統一規劃的旅游景區實行一票制，游客只需要入園時出示門票[3]。政府每年與高校進行暑期科技服務實踐合作以及簽訂德育實踐基地也是宣傳芷江旅游的一個手段。在芷江，現大部分景區免費開放，還有部分景區制作精美飾品，通過發放景區紀念票，拍照免費等活動，大大提高了芷江的知名度。第三，挖掘政治優勢，爭取中央專項資金撥款。通過紅色旅游資源豐富的革命老區爭取當地紅色旅游發展的中央專項資金。例如：近年來，井岡山從國家各大部委籌集建設資金過億元，而瑞金則通過各部委的“尋根”活動獲得四千萬維葺資金。芷江也可以利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申請芷江紅色旅游發展的中央專項基金。
32資本市場投融資
第一，培育資本市場，旅游資產證券化。旅游資產證券化是指旅游企業單位或金融機構能夠將其產生的現金收益的旅游資產相結合，并將其發行成證券出售給感興趣的投資者。在此過程中，旅游企業單位或金融機構向投資者募集資金。第二，加強政企合作，實施PPP融資。PPP融資是政府與私人合作的一種融資方式。該融資模式既不同于獨立的政府融資，也不同于獨立的民間融資，這是一個完整的項目融資理念，是政府、營利性企業、非營利企業基于某個項目的基礎上而形成的相互合作關系。第三，充分利用外部資源，拓寬投融資渠道。BOT融資指的是政府允許私營機構、非公共機構或外商，對傳統的由政府公共部門專門營運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行融資、設計、建造、經營、維護和管理，在規定的時間將項目無償移交給項目所在國政府。第四，投融資組合多樣化，提高資金利用效率。根據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例如旅游景點的交通基礎設施，環保設施和通信設施等旅游基礎設施由政府投資或利用產業投資基金進行來完成；旅游景區建設項目投資前期投資不足，可以運用旅游資產證券化，將其能產生現金收益的旅游資產組合出售給投資者募集資金。
隨著我國紅色旅游業的迅猛發展，芷江紅色旅游投資行為將更加的廣泛，但對于不同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芷江紅色旅游業作為一個市場化的產業還不成熟。因此，芷江紅色旅游的發展，必須發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會各方面資源的積極性。公共力量主要取決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資建設；經營性項目應允許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尋求市場性的投資方式，通過稅收以及項目補貼等來吸引社會資本，動員鼓勵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提供資金支持紅色旅游的發展，引導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參與建設經營紅色旅游，以促進芷江紅色旅游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曠紅梅紅色旅游投融資問題研究[J].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85（1）：52-55
第8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財政
投融資
體制
通常認為，財政投融資是指政府為實現一定的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目標，通過國家信用方式把各種閑散資金，特別是民間的閑散資金集中起來，統一由財政部門掌握管理，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在不以盈利為直接目的的前提下，采用直接或間接貸款方式，支持企業或事業單位發展生產和事業的一種資金活動。財政投融資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配置資源的重要實現途徑，在促進經濟有效增長、調整和改善經濟結構、強化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功效。我國財政投融資起源于上世紀50 年代，進入80 年代以后得到迅速發展。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日漸完善和公共財政框架的逐步確立，原有財政投融資體制的問題日益突出，使得對其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大大增強。
一、我國財政投融資的現狀和問題
(一) 融資渠道單一，融資范圍狹窄
我國財政投融資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財政，包括各項財政周轉金、預算執行中的間歇資金、專戶儲存的預算沉淀資金以及行政攤發的國家債券或金融債券，既缺乏市場性融資手段，又不能適應市場的進程，適時地吸收郵政儲蓄、社會保險基金和借助于一些社會財力，甚至一些應納入財政投融資范圍的資金也沒有到位。
(二)財政投融資管理體系不健全
由于缺乏全國統一領導、規劃，財政投融資管理比較散亂，不成體系。主要表現在:（1）財政投融資的機構名目眾多，既有財政信用機構，又有財政部門內設的諸如農財處、行政處等業務機構，還有政策性銀行，形成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局面，缺乏一個統籌資金、協調行動的管理機構。（2）財政投融資管理混亂，缺乏嚴格的計劃與法制管理。
(三)財政投融資與商業銀行投融資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據
一方面財政投融資范圍界定不嚴，一些本應通過市場融資的項目卻通過財政投融資籌措資金，從而扭曲了資金結構，損害了金融業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商業銀行過分擴張投資性貸款，投資資金過分依賴銀行，這不僅加劇重復建設和結構失調，還會導致銀行不良債務急劇上升而阻礙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
(四) 財政投資不規范
目前，在許多財政投融資項目上，有償資金往往無償使用，資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學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設中缺乏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項目結束后也不進行評估，往往是“說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財政投融資無法維持自身“融資——投資——還款”的良性循環。
(五)企業在投融資領域作為市場主體的地位還未確立，其自主權未能得到很好落實
當前，投資的決策權都在各部門、各地區的行政機構手中，政府行政部門審批投資項目、安排投資計劃，對投資項目單位的管理實行以投資項目為中心而不是以企業法人為中心，投資過程中政企不分的狀況依然存在，致使一些國有企業缺乏面向市場、適應市場的能力，投資的效益觀念和風險意識較差。
二、改革和完善我國財政投融資的建議
（一）拓寬融資渠道，壯大投融資規模
從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財政投融資應從以下渠道籌集資金：一是預算撥款，但作為無償使用的資金，預算撥款在整個資金來源中不能占太大比重。二是郵政儲蓄存款和社會保障基金的剩余金，從發展趨勢看，應將其成為重要資金來源。三是政府擔保債券和政府擔保借款，諸如向各專業銀行發行中長期建設債券等。四是各種民間資金，應作為資金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五是預算外資金“專戶儲存”中間歇資金的一部分，但不包括那些周轉快、間歇時間短的預算外資金。六是增加政策性銀行籌資量。財政投融資機構除采用借款等融資方式外，還可發行股票、債券和其他有價證券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二）進一步明確財政投資的原則、范圍和領域
財政投資的基本原則是：致力于公共福利的增進；不能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造成扭曲和障礙；不宜干擾和影響民間的投資選擇和偏好；不宜損害財政資金的公共性質，進行風險性投資。為此，應進一步明確財政的投資范圍和領域，這主要包括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的公共領域。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財政投融資的重點對象應當是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農業、科技進步、區域發展、環境保護等過去忽視的范圍和領域。
(三)加強管理，提高財政投融資效益
1.建立財政投融資計劃編制制度。通過編制財政投融資信貸資金綜合計劃、財政投融資資金來源計劃和財政投融資資金運用計劃，全面反映其資金來源、資金運用和投資預期收益等情況，從長遠看，財政投融資計劃應成為政府的“第二預算”，由同級人大或人民政府審批，并列入國家綜合信貸計劃和固定資產投資計劃，以利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
2.制定財政投融資資金使用的審批制度、監督檢查制度、回收和效益考核制度、預決算制度、財政投融資內部財務核算制度及其配套管理辦法，并切實按照相關規定組織實施財政投融資活動，保證財政投融資資金的有效投放和健康運行。
3.建立合理、高效的財政投融資管理機構，并實行現代化管理。中央一級可考慮在財政部內部設置專門管理財政投融資的機構，統管全國的財政投融資工作，制定全國的財政投融資政策，同時負責中央財政投融資資金的籌集與使用。
4.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市場經濟活躍的國家，其法制都很健全。因此，應制定相應的財政投融資法規、管理條例及實施辦法等，使財政投融資活動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四）創新財政投融資機制
1.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建立和嘗試多種財政投資項目運營模式
對非經營性項目，可以采取政府投資、政府經營的模式，授權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經營管理。對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國外運用得比較成功且適合我國實際的模式主要有：政府和民間合作投資、民間經營模式；建設經營轉讓模式(BOT)；建設轉讓經營模式(BTO)；購買建設經營模式(BBO)；此外，還有租賃開發經營模式、管理合同模式以及政府和民間就項目合資組建公司的共同投資經營模式等。
2.建立財政投融資和市場投融資的協調機制
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財政投融資活動要嚴格遵照市場經濟的信用原則，對財政投融資資金進行流動性、安全性管理。財政投融資不能唯成分論，而要以社會經濟效益高低來決定投融資領域。二是雖然財政投融資體制強調自上而下一致的政策導向機制，但必須借助市場投融資體制，實施市場化的投融資活動。同時，財政投融資的政策性導向，要對市場投融資的方向、規模發揮引導效應，使市場投融資逐步納入到國民經濟良性運行的軌道上來，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性和短視行為。三是在投融資項目選擇上，市場投融資活動要優先參與競爭，凡是適合從其他來源獲得資金的項目，財政投融資活動不應向其提供資金，而且，在必須通過財政投融資扶持和發展的領域，財政投融資要注意更多體現政府的經濟長期戰略，注重宏觀平衡和結構均衡。
3.建立多層次的財政投融資風險責任分擔機制
財政投融資最大的風險源自財政投融資的產權責任模糊。財政投融資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投融資主體，是來源于政府的政權行使者和國有經濟的代表者雙元身份和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雙重職能，這雙元身份和雙重職能在具體實施中，容易被簡單地運用行政手段所混淆，致使財政投融資活動與行政權力結合在一起，產生低效率和腐敗。因此，為減小財政投融資風險，要通過委托和關系，明確資金托管、資金管理和資金運用三個層次的產權關系，落實各個投資主體的責、權、利。
4.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資決策機制
在投融資體制改革中，應全面落實企業的投資自主權，項目立項、前期研究、籌資方式的選擇、新建或是技術改造的選擇等各個環節都應由企業自主決策。對于新建的經營性項目都要按照《公司法》要求，先確立企業法人，再進行項目建設。政府應進一步減少對企業投資融資的直接干預，而應在加強政策引導，增強社會服務功能和完善經濟管理功能方面多下功夫。
參考文獻
[1]汪雷. 對我國財政投融資資金運用的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04，（10）：12—15.
[2]郭勵弘. 投融資體制改革前瞻[J].中國投資，2003，(07)：52—54 .
[3]何川. 我國投融資體制存在的問題和改革方向[J].經濟師，2003，(04)：33+38 .
第9篇：投融資問題范文
關鍵詞：對外投資；融資平臺
金川集團公司是亞洲最大的鎳鈷鉑族金屬生產企業，鎳和鉑族金屬產量占國內90％以上。近年來，金川集團深入實施國際化經營戰略，以資源開發為紐帶，已與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越南、西班牙、印度尼西亞、贊比亞、南非、剛果（金）、匈牙利、墨西哥、蒙古、津巴布維、古巴等全球24個國家開展了礦產資源方面的合作，先后在澳大利亞、美國、南非、加拿大等國成立了海外控股子公司，形成了大澳區、美洲區、歐非區和中亞區四大國外礦產資源開發區域，初步完成跨國經營的戰略格局。截止2011年末，金川集團已經完成了對19個國外礦產資源項目的投融資，投資總額25.13億美元，獲得國內外20個探礦許可證，擁有國外地質勘探面積3000多平方公里，獲得了穩定而可靠的原料供應，鎳、銅、鈷原料的60%、70%、80%以上均來自海外。鎳、鈷產量分別居全球第四位和第二位，銅產量居國內第三位，營業收入突破1200億元，榮獲中國工業大獎，位列中國對外貿易企業500強第85位。
為加快“走出去”步伐，金川集團于2009年9月在香港設立金川集團（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積極打造境外投融資平臺，并于2011年2月通過收購澳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主板市場成功上市，成為甘肅首家登陸H股的上市公司。交易完成后，改組董事會，變更上市公司為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川國際”），成為金川集團境外礦產資源并購開發及資本運作的主要平臺。緊接著，澳大利亞A項目談判成功，南非B項目順利運作，加之贊比亞穆納利鎳礦的成功復產，都是金川集團通過其境外投融資平臺DD金川國際實施“走出去”戰略，進行境外資本運營的成功典范。
一、境外投融資平臺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金川集團境外投融資平臺的成功經驗看，要想實現企業規模的持續擴張和跨越式發展，僅依靠自我積累是難以實現的，只有積極參與國際資本市場運作，通過兼并、收購、重組、上市融資等方式，才能迅速擴大規模和增強實力，而打造境外資本運營和資源戰略實施平臺無疑是境外投資企業超常規發展的捷徑。
（一）境外投融資平臺運作對外投資項目能有效降低集團公司投資風險。金川集團過去在境外資源項目投資活動中，主要以集團公司為主體進行，使集團公司直接面對國際礦業市場，在稅務籌劃、法律風險隔離以及收購、出售有關目標公司股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集團公司運營的風險和負擔。而通過全球礦產資源投資平臺公司開展相應的投資活動，可降低母公司投資風險和相關稅負，這在國際并購活動中是通常采用的方式方法。
（二）設立境外投融資平臺能有效避免匯差損失。香港是發展成熟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長期以來建立起來的國際商業網絡聯系世界各地，輻射力強，是企業開展跨國業務商機的重要平臺，非常有利于信息交換、業務洽談和資金融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便捷的上市渠道，吸引眾多的國內外公司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設立平臺公司能夠充分利用其優勢實現上市融資，同時可利用香港外匯進出的便利，直接接收與開立信用證，避免匯差損失。加之香港稅率低、稅種少，可利用香港的稅務優勢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三）境外投融資平臺運作買殼上市，可大大縮短上市時間。作為中資企業，金川集團如果想要謀求海外上市困難重重，以發行H股為例，需要經主管部門、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及中國證監會審批，還需要進行資產重組等等，手續繁瑣、過程漫長，但通過金川香港買殼上市就簡單許多。買殼上市是指一家擬上市公司收購上市公司的控股權，然后將資產注入，達到“反向收購、借殼上市”的目的。雖然根據《紅籌指引》規定，凡是中資控股公司在海外買殼，都受嚴格限制。但在金川香港已有收購對象的情況下，籌備時間較短，手續較精簡，比金川集團自身海外上市容易許多，在大大縮短上市時間的同時也規避了集團公司上市的法律風險。
（四）境外投融資平臺可有效提高集團公司全球投融資運營能力。藉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優勢，在香港設立上市融資平臺，并將其作為金川集團境外收并購的投資主體，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香港上市公司的融資優勢，通過不斷增發新股、引入戰略投資者、利用香港資本市場低廉的外匯貸款等方式募集資金，使金川集團擺脫舉債投資境外項目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可在金川集團與境外投資項目之間建立防火墻，將項目收并購及開發運營的風險轉移給市場。
（五）境外投融資平臺實現了子公司資源的全球配置和資本融通。境外投融資平臺在有效拓寬融資渠道的同時，還可以實現子公司共享境外投資資金額度，縮減審批流程的目的。2011年5月金川香港與中非某投資公司協商共同收購南非B項目，因并購時間要求急需1.265億美元資金匯出，但在國內超過億元的礦產資源海外收購項目從報批到資金匯出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在海外并購市場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企業很可能會錯失良機。海外平臺公司的設立使企業多個項目共用資金額度成為可能，只要在報批時增資對象均為該平臺公司，在報批手續中說明項目情況，即可實現額度共用和資金調配。為滿足并購資金需求，金川香港動用了年初為全面收購加拿大A項目所申請的4.437億美元增資額度，順利匯出資金。
（六）設立境外投融資平臺可擺脫國有企業背景，繞開部分國家的市場保護。從近年來我國企業實施海外并購的實踐來看，在市場保護比較多的國家，往往遇到各種關稅的、非關稅的壁壘及政治風險。尤其是我國國有企業的政府背景很容易引發東道國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考慮，結果導致失敗。境外投融資平臺的設立使金川集團擺脫了國有企業的背景，為部分項目海外并購實施提供了可能。
（七）設立境外投融資平臺為面向全球招攬人才提供了更大空間。從近年來我國企業實施海外并購失敗的案例來看，一方面，在并購前往往沒有對東道國的法律、市場、環保、風土人情以及勞動力成本等做足可行性研究和調查，就開始實施并購，結果導致失敗。另一方面，對東道國的市場不夠熟悉，對并購后的整合不能進行正確預判。即使并購成功，但由于融入當地市場的能力和意識相對薄弱，甚至出現并購后無法開展正常業務的情況。而這都需要通過專業人才或者機構才能處理，通過香港平臺可實現面向全球招攬人才，整合利用全球的咨詢公司、律師團、會計師事務所等資源，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國際化的智力支持。
二、境外投融資平臺對企業“走出去”的啟示和借鑒
（一）國際化戰略是礦業企業發展的重要選擇。礦業企業普遍面臨著“腳下的礦挖完了怎么辦”的問題，金川集團也不例外。面對經濟全球化，著眼于可持續發展，針對國內礦產資源日趨枯竭，企業生產所需原材料明顯不足的現狀，金川集團通過打造境外投融資平臺，實施國際化經營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開拓“兩個市場”，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全球化生產經營網絡體系，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原料保障，有效的延長了企業壽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礦業企業原料枯竭后怎么辦的問題。
（二）要鼓勵對外投資企業設立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中國礦產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可以考慮在全球礦產資源投資平臺公司較多的澳大利亞、加拿大、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群島、塞舌爾等主要國家或地區設立投融資平臺。首先，這些地點是發展成熟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長期以來建立起來的國際商業網絡連系世界各地，輻射力強，是企業開發跨國業務商機的重要平臺，非常有利于信息交換、業務洽談和資金融通。其次，以香港為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便捷的上市渠道，吸引眾多的國內外公司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設立平臺公司能夠充分利用其優勢實現上市融資，同時可利用香港外匯進出的便利，直接接收與開立信用證，避免匯差損失。再次，這類地區之所以會成為企業設立境外投融資平臺的理想場所，其稅率低、稅種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利用當地的稅務優勢進行合理避稅。
（三）要鼓勵企業以創新精神通過境外投融資平臺拓寬融資渠道。在境外投資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融資渠道和初步的創新形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境外投融資需求。從金川國際目前的營運情況看，其在海外融資方面還只是邁了一步，買殼上市只是融資渠道的一種，還可以通過內保外貸等方式實現平臺公司自身直接融資，繼續拓寬融資渠道。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創新都有其特殊的背景，應鼓勵企業在不違背既有政策的前提下，以創新精神拓寬融資渠道。
（四）要將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發展成集團公司的防火墻。海外并購直接以集團公司作為主體進行，會使集團公司直接面對國際礦業市場，在稅務籌劃、法律風險隔離以及收購、出售有關目標公司股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集團公司運營的風險和負擔。通過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開展相應的投資活動，可以降低母公司投資風險和相關稅賦，將項目收并購及開發運營的風險轉移給市場，這也是國際并購活動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方法，值得我國礦產企業在實施海外并購中借鑒學習。
三、境外投融資平臺對現行外匯管理政策帶來的影響
境外投融資平臺的設立為企業在境外靈活進行資本運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在境外投資與外匯管理之間形成了一個隔離帶，對境外投資項目審批、資金匯出、調回及監管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項目趨同變相降低審批條件。金川集團設立金川國際這一境外投融資平臺后，幾乎所有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都以該公司名義辦理，即后續多個項目在境內的審批均為金川國際增資，而非具體的境外投資項目。這在便利企業對外投資的同時，變相降低了相關部門的審批條件。
（二）無法對匯出資金用途的真實性實施有效監管。境外投融資平臺便利了企業在境外投資企業間融通調配資金，但弱化了外匯局對境外投資資金的監管。由于外匯局在事后監管方面尚未進行有效的制度設計和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匯入平臺公司后的資金可由平臺公司自由支配，使匯出資金流向難以監管，容易發生實際資金用途超出商務部門審批范圍的問題，從而增加外匯管理風險。
（三）清算資金存在被“截留”的可能。以金川集團2010年印尼金圣項目為例，該項目因一直無法獲取項目的實質控制權，金川集團決定撤資，最后通過董事會決議由其他股東收購其所持股權，獲得的轉股收入依據《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第十八條“境內機構因所設境外企業減資、轉股、清算等所得資本項下外匯收入，通過資產變現專用外匯賬戶辦理入賬，或經外匯局批準留存境外。資產變現專用外匯賬戶的開立及入賬經所在地外匯局按照相關規定核準，賬戶內資金的結匯，按照有關規定直接向外匯指定銀行申請辦理”的規定，應匯回境內或經外匯局批準留存境外。但投融資平臺公司的存在使該筆撤資收入變相回到投融資平臺公司即可，無需調回境內。
（四）投融資平臺公司自身的融資功能會加劇資本項目“順差”。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可依托母公司通過在境外發行債券、貸款等方式獲取低成本資金，在境外投資企業間實現資金融通，從而對境內購匯付款產生替代效應，加劇我國資本項目“順差”。
（五）境內進口企業可間接繞開外匯管理政策。外匯銀行利用跨境人民幣結算，通過各種業務組合產品幫助有海外子公司的境內進口企業間接實現境外購匯并享受海外利率、匯率價格優惠，且不占用銀行外債額度。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一是境內銀行向香港子公司開立一年期人民幣遠期信用證，境內銀行香港分行向金川集團國外客戶開立背對背即期美元信用證。香港分行收到國外客戶信用證項下單據后，香港子公司可向香港分行申請一年期美元融資，香港分行用融資款進行信用證項下付匯，同時香港子公司敘做一年期遠期售匯或NDF鎖定購匯成本。一年后，境內銀行向香港分行支付遠期人民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款項，用此筆人民幣進行遠期售匯交割，用交割后的美元償還香港分行的融資款。此種方式，境內進口企業既獲得了海外低廉的貿易融資又享受了優惠的匯率價格。
二是境內銀行向香港子公司開立一年期人民幣遠期信用證，境內銀行香港分行向金川集團國外客戶開立背對背美元即期信用證。香港分行收到國外客戶信用證項下單據后，香港子公司可向香港分行申請一年期人民幣貼現融資，然后再做一筆人民幣對美元的購匯用以即期信用證的付款。一年期人民幣融資成本大約為3-3.2%，較國內一年期貸款低3個百分點。香港市場是大宗商品轉口貿易中心，絕大多數貿易融資都使用美元，導致市場上的美元較為短缺，并連帶影響到人民幣跨境業務的發展。此種模式，使得客戶有更多的貨幣選擇，而不僅僅依賴于美元一種貨幣，而以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可以借助海外較低的融資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
三是境內銀行向香港子公司開立一年期人民幣遠期信用證，境內銀行香港分行向金川集團國外客戶開立背對背美元遠期信用證。國內銀行由于受貸款規模、短期外債、資金等因素制約，根本無法滿足客戶貿易融資的需求。此種模式，金川集團可以通過其國外客戶獲得超過90天以上的美元融資，融資成本低于國內銀行報價，解決了境內銀行外幣融資難題。
四、加強和完善境外投融資平臺管理的建議
（一）完善境外投資事后監管的制度設計。進一步強化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使用情況的事后監管，對發現資金匯出后實際用途超過商務部門審批范圍的可責令其境內投資主體進行整改，并按非法使用外匯進行查處。
（二）出臺專項規定，構建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監測體系。根據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業務運行特點及監管薄弱環節，建議總局出臺有關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方面的專項管理規定，對投融資平臺公司外匯管理予以規范。要求境外投資主體定期報送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境外融資、與各境外投資企業間的資金劃轉等信息，比對商務部門的審批范圍，掌握境外投融資平臺公司的資金運作和具體投資項目情況，及時發現企業存在的違規問題。
（三）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與外匯管理政策的協調管理。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的一個幣種，對其跨境相關的業務管理應全面納入外匯管理框架。對以人民幣體現的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債務關系，建議明確其“外債”屬性，切實防范銀行利用人民幣跨境結算規避外債指標管理的風險。
（四）加強對融資類創新產品的監測分析，保障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的持續健康發展。建議盡快出臺政策規范外匯銀行利用人民幣跨境結算開發的各種融資類產品，保障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的健康發展，防范銀行和企業利用人民幣結算進行套利交易，盡量減少非正常的人民幣跨境支出對境內銀行售匯的替代。
參考文獻
[1]成思危.中國境外投資的戰略與管理[M].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6。
[2]戴春寧.中國對外投資項目案例分析[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3]劉廣.從金川“走出去”實踐看國企對外投資風險[J].西部金融,2009,(8):45-46。
[4]徐登峰.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10。
[5]鄭春霞.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M].中國社科出版社,2011。
The Role of Financing Platform in Helping Enterprises to Make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Case of Jinchuan Group Ltd., a Large SOE
TIAN Xiulan
(The PBC Jinchang Sub-branch, Gansu Jinchang 73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