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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曲陽石雕;高校美術院系;傳承開發意義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3-0254-01
曲陽是我國北方漢白玉雕像發源地和雕刻之鄉,目前,曲陽石雕正朝著產業化的方向發展,全縣雕塑企業2300多家,規模企業50多家,大型雕刻集團7個,分布于9個鄉鎮,從業人員近10萬人,年產值40億元,產品遠銷80 多個國家和地區。2006年,曲陽石雕被國務院確定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1 年2 月,曲陽雕塑文化產業園被命名為首批國家級文化產業試驗園區。該園區目標是建成“中國雕塑文化產業基地”和“世界雕塑文化藝術之都”,到2020年,該園區將完成全部建設,實現總產值115億元。
一、河北曲陽石雕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存在的問題
(一)曲陽石雕的品牌、版權保護不力
目前“曲陽石雕”這一區域品牌尚未獲得國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在版權保護方面,曲陽石雕只有2項外觀設計專利,在區域品牌保護與知識產權保護兩方面用力不多,石雕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石雕企業陷入價格戰的泥潭,這種惡性循環正損害著曲陽石雕產業的健康發展。
(二)曲陽石雕面臨大規模、小產值的困境
大規模、小產值是曲陽石雕目前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曲陽石雕企業以產值數十萬元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廠居多,數量雖眾,但實力不強,石雕產業集群尚未形成;二是曲陽石雕多為來料加工,利潤的大頭被設計者和經銷商拿走。曲陽石雕總體是:工藝靠世代流傳,管理靠自己琢磨,市場靠別人開發,產品創新能力、開發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都很有限。
(三)曲陽石雕從業人員文化素質偏低,存在人才瓶頸
曲陽石雕匠人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極少,從事石雕行業的農民占大多數,他們大都只能充當石雕匠人,成不了石雕藝術家。曲陽石雕藝人在設計上沒有實力,作為省級貧困縣的曲陽,很難引進外地的知名雕刻人才。
二、河北曲陽石雕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美術高校的意義
(一)高校是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現代傳承的重要途徑
地方文化傳承大多經歷過封閉半封閉模式階段,傳承方式主要為家族式教育、民間師徒式傳習或以文化交流為主的社會教育。對于曲陽石雕而言,青年人不愿學習和從事這項技藝,老一代曲陽石雕藝人的石雕技藝傳承后繼乏人。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高校,學校教育就成為傳播石雕技藝的重要陣地。
(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當今社會,文化已經深深融入經濟之中,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物質產品都包含著文化因素和文化內涵,文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生產力的原發性因素和經濟增長的基本推動力量,曲陽石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將曲陽石雕技藝通過河北高校教育傳承和開發,有利于促進曲陽經濟社會的發展。
(三)教育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
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高等院校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就河北省藝術院校教育自身的內在發展而言,曲陽石雕地處河北省境內,對于省內藝術院校雕塑專業及其相關專業有得天獨厚的的優勢,曲陽石雕藝術本身就是雕塑藝術中的瑰寶,藝術院校雕塑專業教育中將石雕作為一門技藝課程傳承下來,不僅有利于學生個人的發展,而且對于學校教育改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河北省高校美術院系參與曲陽石雕非遺保護工作的優勢
河北省藝術高校結合省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河北省目前共有藝術院系高校50余所,分布在全省11個市區,具有獨到的優勢:把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課程納入到整體的教學體系當中,學生通過學習能掌握石雕雕刻技巧,有完善自身藝術水平和傳承作用;高校教師參與,有利于將實踐轉化為理論,相關專家、教師具有很強的挖掘、整理等基礎實踐工作轉化成理論研究的能力,并對研究對象加以繼承和發展,所以理論研究正是高校的優勢所在;曲陽石雕是河北省的藝術瑰寶,對于它的開發與保護,本省藝術院校有直接的便利條件,也容易掌握相關非遺項目的真實歷史和現狀的資料信息,以及對此項非遺的理解和認知,當地高校都具有明顯的地域優勢。
本文為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課題來源:河北省教育廳,課題名稱:河北曲陽石雕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高校美術院系傳承與開發研究,項目編號:SZ128013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產業品牌化
1 邳州非遺產業化的自身條件
1.1 邳州非遺文化自身的價值
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即具有文教價值和經濟價值。一方面,邳州每一項非遺技藝都經歷了歷史沉淀,無形中已經化為邳州豐厚的文教資產,另一方面,文教資產在歷史的沉淀過程中又衍生經濟價值,它能夠更好地保護和發展邳州的文教價值。兩者互利共生,相輔相成。
1.2 邳州非遺開發的法律支持、政策扶持
非遺產業化一直是廣受爭議的焦點,因此在邳州非遺產業化措施實施之前,要制定相對完善的法律基礎,權威性的制度保護措施,以保證非遺產業化中生產、銷售過程的通暢化,讓非遺產業可持續發展,實現保護和發展雙管齊下,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1.3 邳州非遺的核心要素及市場化運作
邳州非遺產業化的最K目的是為了非遺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給非遺傳承人或非遺的相關群體帶來現實的經濟收益。要達到這樣的成果,一方面要抓住非遺傳承的核心要素――非遺傳承人,讓社會和政府同時對傳承人進行輔佐保護,使非遺傳承人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面,在市場化經濟體制下,邳州應加快非遺產業鏈的建設,立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開發,模仿高校非遺“三位一體”教學模式,將傳承人、非遺生產基地、市場化三方面有機結合,形成邳州非遺產業化的獨特體系。
2 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的難言之隱
2.1 傳承人的局限
時代在飛速發展,眾多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從手藝人變成了“守藝人”,他們未來得及與時代共進退,只單單用自己的手藝養活自己,面對產業化的沖擊,他們沒有積極應對,而采取一種偏激的保守措施,不肯接受非遺工藝的產業化發展,存在自我封閉的局限。
若想打破該局限,最為關鍵的是讓傳人主動迎合社會的新變化,做出適當的改變,使其手藝能夠在新時代里能夠繼續為時代所接受。在守護中求發展,才是民俗文化正確傳承方式。另一方面,傳承人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都處在較低范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傳承人的傳承行為,阻礙了邳州非遺的多元發展。
2.2 非遺文化背后的利益紛爭
目前,邳州部分非遺工藝的發展如火如荼,但非遺發展背后的利益糾紛仍不容樂觀。部分非遺技藝者為爭得傳承人的頭銜而費心思,只為了當地政府給予的補助資金,非遺技藝傳承者的素質問題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一些企業盜用非遺傳承人的作品,賺取金錢,不理會傳承人的權益,不給予傳承人補償,忽視利益的合理分配問題,致使當地非遺傳承和發展進度緩慢。
2.3 傳統思想與產業化根深蒂固的矛盾
產業化是對于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其先進的工藝完全服務于資本。老手藝人堅守的是原始而純粹的手藝,是最根本的文化內涵。面對機器,面對產業化,手藝人選擇大都是拒之門外。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傳承脆弱、非物質形態流變或無形、表現形式個性獨特、傳播擴散呈現民族地域等特點,因而決定了其不能完全像工業化產品一樣無限制地規模化、批量化、標準化生產,而更有一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無法進行產業化,即使對其產業化也會前景暗淡、步履維艱且負面效果較大。
3 邳州非遺產業化品牌發展的對策
信息化社會的快速發展,讓邳州非遺文化的發展逐漸走向劣勢,邳州非遺的產業化應運而生,如何打造別具特色的邳州非遺文化品牌,讓更多的人了解、保護和傳承邳州非遺,成為邳州非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3.1 充分利用現有媒體資源,加大對邳州非遺文化的宣傳力度
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讓媒體的消息傳播成為主力,借助媒體宣傳邳州非遺產業,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我們需要建立起集文化與技術于一體的邳州非遺宣傳方案,將邳州非遺文化的共性與個性集中體現,打造邳州非遺文化的特有品牌,營造邳州的非遺文化發展氛圍,實現非遺發展與宣傳的一體化效果。
3.2 深入對邳州非遺歷史背景的挖掘,創作“新非遺”,培養“新傳人”
每一項邳州非遺工藝都是歷史積淀而來,它們發展至今的背后都有其獨特的魅力故事。我們將這些背后的故事挖掘出來,在此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的審美觀念,創作最具邳州非遺特色的文化產品,不斷開拓邳州的非遺品牌類型,提高邳州非遺的含金量,將邳州非遺產業做大做好做強,讓非遺文化保持活態傳承。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積極發展新生力量作為邳州非遺文化的新一代傳承人,鼓勵他們個性發展,將本土化與個性化相結合,創作邳州“新非遺”。
3.3 建設及完善市場化經濟體制建設,篩選邳州適合開發的非遺項目
邳州非遺的市場化經濟體制建設,需要政府及文化部門的共同努力,在法律法規及相關制度建設過程的同時,還應設立非遺產業化所需的督查小組、審核部門,確保邳州非遺產業的市場化發展合理有序。另一方面,利潤的合理分配問題也亟待解決,傳承人、企業和政府應在三方利益協調合理化的情況下,再進行市場的發展,以免日后的沖突加劇。
市場化的發展要選取邳州合適的非遺工藝,不能一概而論,囫圇吞棗,降低邳州非遺產業化的效率,破壞邳州非遺工藝的本土化發展。
3.4 重視非遺傳承人
目前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與非遺文化有關的活動層出不窮,參加活動的經費也大相庭徑,這對有心將非遺文化傳承下去的傳承人來說,成了最實際的困難。邳州想要將非遺工藝產業化,就必須重視對傳承人的經濟支持,撥發專款,解決傳承人面臨的現實“危機”。另外,在獲知相關活動開辦時邀請相關非遺傳承人,讓傳承人有更多機會對外交流,豐富其作品的形式與內涵;將傳承人引入邳州高校,并頒發相關職位證書,讓傳承人進校園,把非遺文化帶給高校學子,培養傳承新生源,提升傳承人的社會地位。
針對邳州思想保守的非遺傳承人,應派遣相關從業人員對其勸解,解放思想,對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傳承人要致力于提升他們的素質,讓他們理解非遺產業化的原因,積極投身到邳州的文化建設中。
4 結語
邳州傳統民俗文化不勝枚舉、形色多樣,許多傳統手藝人在文化傳承的路上,舉步維艱,傳統傳承方式的局限變得顯而易見。順應時代潮流,做出適當改變以尋求突破,將邳州非遺文化產業品牌化創新,不但可以促進邳州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還可以幫助非物質文化遺產煥然新機,協同好地方經濟與文化的雙重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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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非遺;文化傳承;創新研究;校企合作
廣東是我國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發達城市,地理位置的優越,省外、海外品牌紛紛入粵,使廣東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業生產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國十雙鞋,廣東有其五”“全球十雙鞋,廣東有其三”之稱。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有廣東鞋的蹤跡。但無須諱言的是,廣東自主品牌及產品的研究及創新工作做得相對有限。近些年來,廣東制鞋行業正奮起直追,著力加快品牌發展。要發展,就要有創新,要創新就要有新的技術和藝術灌入其中。非遺創新,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聚焦非遺與時尚融合之美,推動非遺活化傳承、價值轉化的過程。作為時尚之都的廣州,助力文化產業新發展是當下發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省級非遺工作站申報工作,其中服裝服飾工作站落戶廣東省服裝服飾行業協會。廣東省非遺工作站(服裝服飾工作站)應運而生,將深度整合時尚產業鏈上下游資源,通過非遺文化賦能,優化提升全產業鏈,促進跨界合作,形成多業態、跨區域影響力,推動灣區時尚產業融合發展。制鞋行業作為服飾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在品牌建設及產品創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價值所在,引領國潮
1.1應用價值
要推動非遺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融合,以文化產業為載體,運用先進技術手段改造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傳播方式,提升廣東制鞋在中國乃至世界制鞋行業中的主導地位。使我國制鞋行業一改往日低端、廉價的加工狀況,能夠健康、飛速的發展,在這種情形下,以傳統文化催生經濟轉型發展,在弘揚傳統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現實社會意義和經濟意義。近幾年,隨著我國在傳統文化的大力推廣下,國潮品牌應運而生。其設計理念將本國文化、元素添加在設計中從而形成。廣東制鞋緊抓社會發展命脈,經過多年發展和培育,現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產業鏈。據中國市場調研在線的中國女鞋市場調研與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7年)顯示,雖然我國制鞋行業受歐美市場受金融海嘯影響進口數量下降,而消費者對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來的十年里,中國制鞋市場仍將呈現迅猛上升的趨勢。而廣東,作為我國制鞋行業引導國內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國際流行訊息以及時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業對設計水平的發展非常重視,品牌建設更是行業轉型、產業升級的重要發展趨勢。產品升級、品牌轉型、發揚傳統文化,無疑未當今鞋類設計師提供了很好的設計靈感,產品遵循在不同品類或風格的鞋產品當中,融入中國元素,既展示出新時代鞋靴個性的一面,又發揚我國傳統文化。
1.2學術價值
目前在全球經濟與文化一體化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已經融入各行各業。廣東制鞋產業鏈以達到全國領先的生產制造水平,年產品出口總值遠超越其他生產制造國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國。而在設計與文化引領方面,國外一線大牌仍處于主導地位,中國制鞋業沒有形成屬于本國獨特的文化創意,加之當前本土鞋類優秀設計人才緊缺,中國鞋類設計環節較國際一線品牌有明顯欠缺。如何打破設計環節,打造屬于中國的鞋類世界品牌,廣東制鞋行業的轉型與升級是發展必然趨勢。提高整體制鞋產業鏈,向全球制鞋產業鏈上游邁進,是廣東制鞋產業發展急需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品牌建設、產品研發設計是目前廣東制鞋企業迫切需要加強培育的方面。隨著新時代文化創意全球發展的步伐,呈現以傳統文化為主導,以產品創新創意為主要導向的發展現狀。本著“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時代創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帶動傳統制鞋行業轉型升級,對廣東制鞋行業的資源整合、技術創新、文化素質提升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非遺文化傳承下廣東地區制鞋行業設計目的、開發方向與工藝技術等問題,行業、企業以及高等教育制鞋專業進行研究探討,有利于轉變當今制鞋行業“模仿”設計現狀,努力推動和發展廣東制鞋行業產業升級,企業轉型。同時,依據企業、社會需求,對高等教育鞋類專業提供行業需求,從而提高專業教師綜合素質、教學質量,有利于高職、本科等鞋類設計專業的可持續發展,更好的培養適合新時代企業需求的高級專業人才。
2行業快速發展,引導新型人才
制鞋行業屬于工業密集型產業,而中國在全球制鞋行業中一直處于生產大國、出口大國和消費大國,其鞋類產量、出口產量和消費產量分別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國鞋業的發展,可以說為全球鞋業消費市場提供了來源穩定的產品供給,與此同時,中國鞋業發展的外溢效應,為周邊國家依托中國鞋業強大的供應鏈從而實現鞋業快速崛起,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但中國鞋業同時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其自主品牌及產品的研究及創新工作做得相對有限。基于此種原因,借助文化創意的全球化興起,越來越多的原創品牌順應時代的潮流不斷興起,而要獨特,就要創新,要發展中國制鞋行業,弘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將兩者緊密結合,提升廣東制鞋業的同時,提升全民文化素質水平,創造屬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個構造以及從鞋類演變的歷史開始。要發展就要創新,無論是從工藝技術創新,還是造型設計創新,只有根植我國傳統文化,汲取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精華,才能彰顯中國鞋靴設計師的人文情懷,并由此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產物。目前,國內對于鞋靴文化的整體發展研究,有了一定的進展,研究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的學者,以及研究紡織服裝學的學者對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鞋履藝術在現代鞋靴設計教學的應用研究》溫州大學,劉陽,碩士論文,2018年;《論鞋靴設計中傳統文化的運用》溫州大學,顧任飛,中國皮革,2013年06期;《繼承傳統文化與鞋類時尚創新》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彭艷艷,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專門研究非遺文化并應用到鞋靴產品當中的機構、學者或企業還相對較少。在企業方面,設計師具有傳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社會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創造者。只有順應時展,不斷通過新品理念、產品質量、產品特色、產品服務等方面提升品牌產品價值,這就要求鞋類設計師既要有豐富的鞋產品技術設計能力,又要掌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審美,同時,鞋類產品必須符合當下時代的審美產物并結合現代科學技術。處理好技術與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與現代科技等之間的關系,設計出代表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潮品牌產品,向社會展示創意轉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養方面,隨著市場整合、消費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業從早期的培訓機構上升到中專層次的《皮革制品設計專業》、高職層次的《鞋靴與工藝設計方向》等,以及本科層次的《皮革專業》、《鞋靴與皮具設計方向》,至現今《鞋屢設計》研究生方向等。教學層次不斷提高,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逐步細化,涉及鞋靴工藝制作、鞋靴款式設計、鞋靴樣板設計等分門別類的進行高等教育教學。依據不同層次鞋類專業培養目標,制定人才培養計劃,從技能型專門人才到設計類創新型高級人才,通過院校理論教育,讓學生掌握該層次教育教學過程中基本理論知識,基本素養,加強非遺文化知識,以及在鞋靴設計當中給予創新,為根除中國鞋靴設計的一味模仿、抄襲現象提供有力依據,為高校鞋類專業及制鞋企業培養具有強烈民族意識,保護和傳承我國傳統文化的新一代鞋類設計人才,給予有益意見。
3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共赴新時代
企業發展是高校教育的風向標。近年來,職業性院校不斷深化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提高院校與產業發展的契合度,增強高校服務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逐漸形成了以學校為主,企業參與教育的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多方位合作辦學等模式。如:企業管培生合作、學生就業合作、訂單式培養、冠名班合作、名師工作坊等。培養了一大批有知識、懂技術的新型勞動者。對于廣東制鞋而言,早期的樣板師已退出時尚設計舞臺,成為幕后支撐的主力軍,而鞋靴設計師更多為年輕、潮流的90后、00后,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汲取時尚新理念,將制鞋行業引領國潮達到創新設計新高地。
4總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的真實見證,也是一個國家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信息資源。在研究和傳承前人文化的同時,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然而即便如此,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文化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非遺資源受到很大的沖擊。很多傳承的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許多傳統技藝瀕臨消亡,大量有歷史、文化價值的珍貴實物與資料遭到毀棄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強保護非遺工作的同時,各行各業也將非遺文化資源、文化傳承引入行業建設當中,力爭通過自己行業向中國乃至世界展現我國特有的文化底蘊。保護和利用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的經濟、文化全面協調發展意義重大。本文從廣東制鞋行業著手,挖掘并深入中國非遺文化特色,結合院校人陪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為努力推動或發展廣東省乃至中國制鞋行業的發展里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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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真貫徹落實這一重要精神,更好地發揮各類學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和傳承中的積極作用,探索傳承新機制,推進杭州市富陽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事業發展,2012年4月,區文廣新局、區教育局在中小學啟動了富陽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教學基地創建工作,2012年下半年,區文創辦、區文廣新局、區教育局在職業高中啟動非遺文化元素產業化平臺建設。經過三年多的探索,已有越劇、剪紙、根雕、瓦刻、皮貼畫、香袋、龍舞、孝道文化、竹紙文化、羅隱傳說、鼓亭鑼鼓、梅花鑼鼓等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12所學校得到有序傳承,創建了12個非遺傳承教學基地。
學校教育是非遺傳承的重要途徑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精華,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結晶。然而,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和農村城鎮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生態發生了巨變,與傳統農耕文明相適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快速消失,面臨被現代化進程淹沒的危險。如何保護和傳承非遺,是值得人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態的民間文化,作坊式的“師傅帶徒弟”是最主要的傳承方式。師徒制的傳承方式,不僅數量少、成才慢,且知識結構窄、文化層次低,難以吸引到新鮮血液。學校教育的對象是人,學校教育是文化傳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文化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從教育的視野去研究非遺保護和傳承問題,是非遺保護和傳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徑。
非遺保護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化的多樣性和重建正確的文化價值觀,這一初衷決定了只有在青少年心中播下非遺保護的良好種子,構建非遺傳承的長效機制,才是保護非遺最為深刻和有效的辦法。而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一旦接觸這些凝結著各民族生存智慧結晶和生命精神積淀的非遺文化時,會被它們豐富的形式、杰出的成就及意義非凡的內在價值所撼動,增強他們的探索和學習欲望,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正因如此,富陽區一些教育者很早就自覺地把非遺項目引進校園。比如,富春四小從2006年就開始探索如何將傳統越劇表演與社團活動相結合,開始了越劇傳習活動,培育戲曲新苗。2009年,該校成為浙江省藝術教育特色學校,2013年被授予浙江省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普及活動先進集體。
非遺進校園的幾種模式
近年來,富陽區在非遺進校園的實踐探索中,呈現出三種不同的模式,即專業模式、課程模式、社團模式。
專業模式
職業高中突出非遺技能專業特色,結合學校專業設置,開展校企合作,建立名師工作室是非遺技能傳承的有效途徑。富陽區職業高級中學自2012年起在區文創辦扶持下,投入60萬元,建成了根雕傳承人培養實訓基地、根雕作品展示室、根雕產品生產工作室、根雕校外實習基地等一批教學基地。為了解決師資問題,學校實施“筑巢引鳳”策略,建立名師工作室,招聘名師來校任教和傳授技藝;另一方面選派本校教師和優秀畢業生去參加師資培訓,目前已建立起專兼職結合的師資團隊。學校還和高校聯合辦學,實施3+2的人才培養模式,為學習根雕的學生拓展發展空間。
課程模式
將非遺文化作為校本課程引入課堂,建設校園特色文化,這是富陽區非遺進校園的第二種模式。三橋小學以瓦刻作為教學傳承項目,考慮到這一課程對操作要求較高的實際情況,課程從三年級開始進行,針對不同年級的認知水平和操作技能,設置不同的具體要求。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又逐漸提煉出了瓦刻教學的五種課型:實錄匯聚基于網絡環境下的瓦刻欣賞和以作品展示為主的欣賞課、以基本技能練習為主的訓練課、以專題拓展為主的創作課、參觀學習的活動課和以裝飾為主的整理課。
社團模式
學校成立各種非遺項目的社團,讓學生們根據興趣自由選擇,這樣既可以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還可以習得民間傳統技藝。富陽區許多學校采用了成立社團傳承非遺文化的模式,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富春二小的剪紙社團、富春七小的舞龍社團、城鎮職高的香袋社團等,時常被邀請參加文化展示展演,代表學校參加省、市、區組織的比賽活動與展示活動,或者去周邊學校交流。
學校傳承非遺的實踐探索
學校的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材內容、教師隊伍等會使學校形成自己獨特的學風和學習氛圍。在創建非遺傳承教學基地的實踐中,學校從引入何種非遺項目、達成何種目標、如何進行課堂教學、如何培養師資隊伍、如何編寫非遺教材等方面都應進行深入探索。
明確培養目標
學校在設置非遺項目時首先要考慮它的育人功能。富陽區城鎮職高引進的非遺項目是香囊制作技藝,學校提出“小香囊,大產業”的目標,成立了“香囊技藝傳承與產業化建設聯合體”,融入學校計算機平面設計、醫藥、電子商務、金融事務四個專業,通過教師教學、學生實踐,對學生進行文化創意思維能力、創新設計、制作技藝、市場營銷策略特別是網絡營銷、成本核算等技能的培養,提升學生的創業創新能力。除了傳授現代化知識外,學校還通過香囊這一載體傳播和傳承傳統文化,增強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學生認識到非遺對國家的重要意義,形成傳承和保護非遺的積極態度,最終轉化為自覺傳承和保護非遺的行為。
納入課程建設
開發和設置非遺教育課程是實現學校非遺教育目標的一條重要途徑。富春四小在開展“越劇藝術進課堂”的校本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中,主要通過課堂教學主渠道進行滲透。在學校音樂課中加入了越劇學唱、賞析的內容;美術課中,也加入了越劇服飾欣賞,戲曲頭飾欣賞、設計、制作等內容。在各個有關越劇的課堂教學中完成了教學目標、教學課時、教學計劃、教學教案、教學反思各個環節的認真落實,讓全體學生都參與到越劇教育中來,了解越劇、欣賞越劇、表演越劇,從而幫助學生拓寬視野,提升藝術素養。另一方面,富春四小將越劇特長生組建成社團,形成梯隊,系統學習越劇表演的“四功五法”,通過越劇專業演員進行教授,確保了傳承活動的專業性。
組建師資隊伍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教師隊伍和質量決定著學校非遺教育傳承和保護的成敗。富陽非遺項目傳承學校都非常重視教師隊伍非遺相關知識的在崗培訓,紛紛將民間藝人和非遺傳承人聘為學校榮譽教師,讓其在學校實施非遺教育并且培訓在崗教師。富春二小把學習剪紙作為校本課程納入正常的美術課教學之中。從一年級開始,分年級、分學期確定學習內容,并將學習剪紙的成績納入學生美術成績考核。學校聘請了剪紙傳承人每周三下午到校給剪紙社團教授剪紙課,兩名美術老師也參與學習。傳承人已經在學校授課三年,兩名美術老師本身就有很好的美術功底,經過傳承人的指導,早已駕輕就熟,可以自己創作剪紙作品,并勝任學校的剪紙教學。富陽區12處非遺傳承教學基地,都有非遺傳承人擔任榮譽教師,學校有專職教師從事非遺教育,組建了一支非遺教育的專兼職隊伍。
編寫非遺教材
教材是學科的支撐,是學科內容的載體。12所學校在非遺傳承教學實踐基礎上,都編寫了校本教材,為非遺教育的持久性發展打下基礎。以三橋小學校本課程《瓦刻》為例,教材主要以美術學科為基礎,以接近社會、貼近學生、學以致用為原則,選擇符合小學生的身心特點。教材分上下兩冊,內容涵蓋造型表現、設計應用、欣賞評述、綜合探索4個學習領域。在教學過程中還特別強調:創設文化情境,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注重審美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進行綜合性與探究性學習。
注重環境建設
關鍵詞: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博弈;保護;旅游開發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4-0144-0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流失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熱潮。我國以“兩大工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和“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為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與保護工作全面展開,各級政府和機構紛紛投入到保護行列中來。當前,國內外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的相關研究非常多,但將博弈論運用到其研究的相關文獻較少。牟維、李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個新的視角——將個人效用數字化,主張在制度設計的過程中利用博弈理論將個人意識與文化遺產的生存狀況結合在一起,解決其保護問題;王巨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三方行為與博弈》中對政府、遺產保有者和社會職能機構的多方參與進行博弈;林鴻熙在《基于進化博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運用進化博弈論,研究管理者與使用者在長期演化過程中的策略趨勢,繼而提出相應對策建議等等。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的相關文獻中,諸多文章承認傳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質文化遺產的體現性決定傳承人在其參與中的主導地位,其物質性和保護的實體性快,定了政府在保護中的領導地位。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同于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其所保護的遺產是非實體存在,是具有活態性和無形性的文化傳統,是共同體、群體的一種生活方式;其載體則是社會化的個人。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政府、旅游企業、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者這三方都對應承擔著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以湖南湘西地區為例,探討基于博弈理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問題。
二、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運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性開發的博弈過程中主要包括三類參與主體:政府監管機構、繼承者和旅游企業。圖1描述了三類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鏈,其中X1、X2分別為政府監督機構和社會職能部門所獲得的非遺保護的信息,0
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活態文化,處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場機會損失的問題,導致政府和旅游企業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都只是一種斷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實進度,但是兩個部分的影響卻是非常大的。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收益既有顯性收益也有隱性收益,且隱性收益不能被貨幣化衡量,所以在保護過程中,保護既得收益決定了三方參與者的角色和策略選擇。
(一)旅游企業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與傳承人保護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業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中與傳承人之間存在博弈行為,這些旅游企業的合理開發與過度開發策略對非遺傳承人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當旅游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時,為了使投入的成本盡早收回會對傳承人采用一系列經濟誘惑,使之漸漸漠視對非遺的保護。
設A為開發湘西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企業,B為該非遺繼承人,在非遺旅游開發中,A有兩種選擇:合理開發與過度開發,即保護與不保護;B也有兩種選擇:保護與不保護。現做如下假設:(1)如果A和B都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合理保護開發時,所得的收益分別是R1、R2;(2)如果都不保護時,所得到的收益分別為L1、L2。進行保護時,由于生存發展環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間縮小,束縛條件增多,這樣往往會使投資會大于短期內所得收益,所以R1
我們首先來看A的決策情況,假定B選擇傳承保護,那么A選擇合理開發時的收益為R1,過度開發的收益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優策略為過度開發;很明顯,當B選擇不保護時,A的最優策略仍然是過度開發。同理,無論A的選擇哪種決策情況,B的最優決策都是不保護(L2>R2),因此,(過度開發,不保護)就構成了博弈的一個納什均衡,(L1,L2)就成為相應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傳承人保護傳承與相關政府干預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為具有強制力的公共性組織,其保護遺產流失都是通過政策制定和實施來完成,特別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遺文化,市場失靈的幾率很大,這種市場失靈就給政府的管理和監督提供了機會和理由。所以,相關政府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者之間存在一個博弈。這種博弈屬于一種監督博弈模型。這個博弈的參與人包括政府和傳承人。政府的純戰略選擇是管理與不管理,傳承人的純戰略選擇是傳承保護與不傳承保護。
圖3概括了對應不同的純戰略組合的支付矩陣。這里,a為政府應得收益,b為支付政府收益后傳承人所得收益,c為管理成本,f為傳承人不合理保護而應繳的罰款。
假設c
(三)政府監督與旅游企業保護開發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發的旅游經營市場中的監督活動是政府管理部門與旅游企業之間利益相關的博弈。企業為了獲得最大利潤,在政府不監督的情況下,一般將在非遺文化保護問題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雙方之間并不趨于共商合作、共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這個博弈當中,假設政府有兩種選擇:管理式監督和轉讓式監督;旅游企業也有兩種選擇:違規利用與保護性開發。假設政府選擇管理式監督的投資收益為G,選擇轉讓式監督的收益為z,在信息不對稱因素的影響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測到何種模式的經營能夠確保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合理的保護與開發,再加上政府對旅游企業在獲得開發權之后是否會對非遺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利用的信息也同樣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們就又可假設旅游企業違規開發所能帶來的外部成本為W(即包括自然破壞所產生的成本損失和人文因素導致的成本損失)。實踐中,如果在政府實行轉讓式監督之后企業合理保護開發,政府所得收益便為Z,否則為Z~W。為應對政府的行為選擇,旅游企業一般也會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方式來處理自身對利益的安排:一是違規利用進而獲得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護開發而獲得合理經營收入H。由于博弈過程中,所有行為主體的策略選擇均是理性的,因而實踐中政府選擇轉讓式監督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便是轉讓式監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監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們假設Z>G,同理分析D>H,該博弈模型如下圖4。
實踐中,如果政府選擇管理式的監督解決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則博弈結束,政府能獲得收入G,而此時假設旅游企業無法進入該開發領域,所獲收益為0。不過當政府選擇轉讓式監督模式時,旅游企業開發商便會獲得自己的選擇機會:合理保護開發與違規利用;在此種情況下,如果合理保護開發則雙方都能獲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歡喜;如果違規利用,則政府的損失為W,顯然,政府選擇轉讓式監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決于W。也就是說,如果Z-W>G,那么政府會選擇轉讓式監督,則在此種狀態下,因為D>H,旅游企業的最優選擇是違規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論的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發對策
上述三方之間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優策略,能夠幫助我們預見到各種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以及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些結論對我們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非遺保護與社會各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社會各界都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承擔一定的責任,如何調動各方的積極性,使得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規避保護中的風險,實現保護開發的切實條件,下面根據博弈分析,對傳承人、政府、旅游企業的行為提出幾點建議:
(一)增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加強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的活化石,被稱作人類記憶的背影,這些經歷了上千年滄桑記憶的寶貴文化,是確定文化特性、激發創造力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寬容協調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護和開發是很關鍵的。因此,在進行湘西非遺開發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增強旅游企業、游客以及傳承人的非遺資源保護意識,進行其有效的開發和保護。
1 政府應制定適當的參與措施
文化的傳承離不開行政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的參與,對于一個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健康、有效的傳承,必須加強對當地行政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同時也需要通過政府來組織開展多途徑的保護開發教育,使當地居民能夠參與到湘西文化的建設中。例如,開展以宣傳湘西非遺保護為主題的文化活動,讓當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質,增強文化信心。
2 必須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屬地合理的承載力和容量
旅游業對湘西非遺資源的開發會導致旅游者的大量來訪,這不可避免地給非物質文化遺產歸屬地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帶來的影響。我們從旅游企業與傳承人的博弈可以發現,企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會主動保護可貴的非遺資源的,這種情況勢必會導致旅游開發過度或者旅游活動量之大超過了目的地的承載能力,使之環境受到嚴重損害。因此,針對這些問題,政府可以建立適當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對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傳承人、文化建檔、維護和跟蹤等內容以制度的形式規范起來,為排除規范中的非遺資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須對傳承人和旅游企業制定合理的稅收制度,以最大承載力和容量為尺度進行等級劃分,過度越級的將繳納成倍的稅收,以此提高傳承人和旅游企業的保護意識,對非遺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其次,必須對損害額和侵犯行為所得利益進行預算,根據不同損害情況,借助法律手段對其進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進行賠償,損害嚴重者將承擔法律責任,這在一定程度內也能避免承載力過度和容量過大的情況。
3 有計劃地進行標準的培訓和保護知識的宣傳
湘西相關政府需要建立系統的管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政人員的培訓體系,以及文化利用標準的培訓。定期進行實地考察,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環境變化態勢,再邀請知名專家進行保護方法的指導,組織學習國際、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趨勢、新動向及成功的經驗與方法,以及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確保護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過網絡授課的方式,對專業保護的知識進行宣傳和普及。
(二)提高傳承人傳承保護的積極性,增加其自豪感
隨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進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時,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趨勢的加強,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保護和發展遇到很多新的問題。與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同,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靠口傳心授的方式代代相傳。這些掌握著傳統技藝的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延綿不絕的核心與紐帶,而現在許多領域,傳承人的確立本身已成為瓶頸,所以社會各界更應該高度重視對傳承人的認定和保護。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給傳承人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的幫助
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幫助,能夠激起傳承人的傳承熱情,使他們能夠積極地把自己的技藝傳下去,增加其傳承的自豪感和榮譽感,營造積極熱烈的文化氛圍。同時這種社會的肯定對年輕一代也會存在一定的影響,創造新的節目,適應年輕人的口味,既保持傳統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內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會關注度,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保護與開發。
2 適當將部分傳承文化納入課堂教育
傳承非遺文化對各中小學生也有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學生通常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保護意識和好奇心,而且對于課堂老師言傳身教的知識非常重視也非常信任。我們可以將學校設為傳承的重要陣地,政府可以鼓勵學校開設民間文化課程,致力于非遺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傳和推廣。根據不同的發展狀況,選擇恰當的時期一步步將非遺文化引人到課堂教育中,利用學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學習能力,使之激起對傳承的熱情,并從中選擇重點培養對象,從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廣,也達到了傳承的目的。
(三)加強政府監督力度,增強政企合作
根據政府與旅游企業的博弈分析,如果運用管理式監督的模式來經營湘西非遺資源,一般就更需通過傳承人的力量來促使對資源的保護和開發,但此行為在現實實踐中是無法真正實現的。所以,在實行轉讓式監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確保旅游企業合理的保護開發,政府才有可能會獲得持續的收入,同時也不至于破壞到非遺資源。因此,為了引導旅游企業進行合理經營,也就必須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來約束其具體的行為選擇:
1 明晰權責,設立獎勵制度
政府應明確規定旅游企業經營的責任和權限,并設立相關名譽與實物獎勵制度,提高旅游企業的積極性,切實保證湘西非遺資源達到保護與利用的雙贏局面。
2 規范懲罰制度
針對傳統意義上的懲罰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罰款,需要制定統一的嚴格使用標準,堅決避免粗放型懲罰。對違規的人或單位所造成的損害進行定量檢測,以量化的形式標準化,再根據標準對其進行不同程度的懲罰,特別是對違規利用的旅游企業應加以重罰,以治理不規范的旅游市場,提高市場效率。
3 成立綜合執法部門
綜合執法部門可以幫助明晰權責,提高執法效率,當出現執法不嚴,監督不力時,無論是責任的承擔者,還是監督者都將失去效力,切實維護湘西非遺資源保護與開發的安全環境。
(四)旅游企業搭建“真實”文化舞臺,促進非遺保護性開發
從旅游企業與傳承人以及政府之間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業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過度的開發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避免這種過度開發所導致的非遺產品消亡的嚴重后果,旅游企業應該審視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開發所能帶來的長期隱性效益,重新認識該效益在企業的發展和建設中的巨大促進作用,為了獲得更多更長期的經濟利潤,旅游企業勢必要使湘西非遺產品的利用可持續的進行下去,必須克服短期高額利潤的誘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開發好這項潛力十足的產品。
1 打造真實的文化旅游路線,娛樂性與教育性相統一
旅游企業需要創新文化旅游觀念,以“分區發展、以點帶面”的發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題路線。讓游客通過親自參與,以娛樂的形式短暫的學習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技藝,提高其了解的欲望,為游客對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認識提供機會,喚醒游客對傳統民俗民風的興趣。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模式;四川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5-0036-02
前言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我們習慣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遺產,是人類長期物質文化生活的集體智慧結晶,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然而,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慢慢消失。鑒于這種情況,當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然成為第一要務,那么如何才能較好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發展或許是一條有效途徑。因此,非常有必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發展模式進行探討。
一、相關研究進展
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學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六個方面: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基礎理論的研究。二是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借鑒。三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開發關系的宏觀研究。四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學研究,認為民俗文化空間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關鍵。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與省市發展相結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遺存厚重的省市。六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產業化的個案分析研究。馬木蘭、汪宇明[1]介紹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產業化的三種主要模式,并從開發特點、開發形式、開發形態、載體化程度等方面進行了優劣勢比較。陳煒、高艷玲[2]以壯劇為例,進行了西南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可行性旅游開發研究。呂妍沁[3]以成都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公園為例,探索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公園開發模式。呂屏[4]從舊州繡球產業發展的角度,論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資本的關聯。辛儒、張淑芬[5]以河北曲陽石雕為例,論述了產業化與產業化升級是開發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思路。苑利、顧軍[6]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進行產業化開發和商業化經營關鍵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規律自身。閆新新[7]以蒙古族為例,指出蒙古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色產業化道路能確保蒙古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產業化或許是解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有效途徑,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品的產業化研究則大有可為。
綜上所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模式探討將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目前學術文獻關于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發展模式討論尚且不足,因此值得人們思考。
二、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
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極為豐富,綿竹木版年畫、大禹傳說、川江號子、藏族唐卡、薅草鑼鼓、都江堰放水節、火龍燈舞、川劇、竹編、格薩爾、四川皮影戲、木偶戲、蜀繡、泥塑、火把節、羌年等均已列入國家級遺產名錄;四川省行政區劃內幾乎所有具有重要意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均已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也在積極建設具有四川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園區,如四川自貢中國彩燈文化發展園區、成都武侯祠錦里旅游文化經營管理公司、四川建川實業集團、四川廣元市女皇文化園、成都市三圣花鄉景,成都市興文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九寨溝演藝產業群、三星堆文化產業園等等。基于這一背景,我們對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有幾點思考。
(一)企業化
企業化指以盈利為主要導向,將企業內部劃分為成本中心、利潤中心或投資中心,對可控費用進行預算與考核。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企業化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經濟手段為杠桿,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物質載體逐漸成為一種適應新形勢要求的市場化、規模化和深度開發化的漸次高度化過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企業化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文化產品,通過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加工企業,帶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加工增值、規模化發展,以滿足市場文化需求,通過市場需求這一自然動力達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目標。在選擇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時,應該選擇適合產品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選擇凸顯四川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而形成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差異化競爭力。
(二)標準化
標準化指在經濟、技術、科學和管理等社會實踐中,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通過制定、和實施標準達到統一,以獲得最佳秩序和社會效益。企業標準化即以獲得企業的最佳生產經營秩序和經濟效益為目標,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范圍內的重復性事物和概念,以制定和實施企業標準,貫徹實施相關的國家、行業、地方標準等為主要內容的過程。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準化主要指憑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特色,按照一定標準進行生產,對于其文化產品的規格、質量進行統一,采用質量控制的加工環節,以滿足消費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消費需求。
(三)品牌化
品牌化是賦予產品和服務一種品牌所具有的能力,品牌化的本質是創造差別使自身與眾不同。企業通過給自己的產品規定商業名稱,形成品牌識別點完成品牌化過程。品牌點一般由文字、標記、符號、圖案和顏色等要素或要素組合構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牌化也是通過非遺文化產品,賦予這一文化產品與眾不同的競爭優勢,利用文化特色擁有自身的品牌識別點,統一注冊品牌商標,開展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牌營銷,實現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牌化。
(四)層次化
層次化是從資料收集、生產、加工、包裝等一系列過程進行分級管理,在全部按照產品標準進行生產的同時,通過分級收購、包裝、定價和銷售,針對不同消費者和國內外市場實現優質優價。四川非遺文化產品可以利用產品生產的簡單性與復雜性,將文化產品分為簡單制作型和技藝煩瑣型等級進行分級生產、包裝、定價和銷售,為消費者市場提供靈活可選的文化產品。
(五)科技化
科技化是通過利用先進科學設備和技術,創造出新功能、新視角的產品過程。四川非遺文化產品的科技化主要通過最新科學設備和科學技術,超越先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引進新思維,生產更加具有科學含量,更加能夠展現非遺文化精髓的文化產品,無論從非遺文化的體現形式還是再現質量,都能夠更好地契合消費者的文化需求,同時也使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形式呈現多樣化特點,有利于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與發揚。
結語
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離不開產業化發展,企業化、標準化、品牌化、層次化和科技化是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發展模式的重要指標。科學合理地運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發展模式,一定能夠科學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科學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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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故事公益行”活動發起人,2016年唯一獲邀參加戛納電影節的話劇主創人員、演員、主持人,曾擔任央視《匠心》欄目責任編輯。
在香港金融界,武耕竹曾是一名富有遠見的銀行VP,年輕有為,事業蒸蒸日上。然而五年前,為了追求最初的夢想,她放棄優越的工作,從制片人開始走上了更有情懷的文藝道路:不為別的,只為了讓中國文化被更多的人消化和吸收,讓中國非遺項目登上更有意義的世界舞臺。
第一次見到武耕竹,是在她的話劇《愛,去哪兒了》會上。她身著一身白色輕禮服,溫柔、端莊,眉宇間卻獨有一份親和力。知道她是主持人、演員,卻不知道她曾經還是叱咤香港金融界的風云人物。很難想象,眼前這個說話低柔的女生,卻要日日同那些金融大佬一爭高下。身居高位卻不強硬,或許正是她的處世哲學。如今,武耕竹從金融界輾轉到文藝界,她依然沉靜如水,踏實而滿足。她的“非遺故事傳播”親子事業也逐漸走進了大家的視線。
曾經獲得很多,所以想給予更多
世界上有宏大目標的女性不在少數,卻鮮有人像武耕竹這般勇敢。她曾經在金融行業做得風生水起,前途、錢途都是一片光明。可是,這并不是武耕竹的終極目標。她是從小翻閱《辭源》去看童話的女孩,喜歡中國文化,也熱愛國學,有一顆中國心,也有一個中國夢。曾經,她為了自身成就放棄過理想,不過回頭看,當擁有很多的時候,她的理想是安靜下來為中國文化做點事。
幾年前,武耕竹受朋友所邀,辭去了收入頗豐的銀行職位,選擇從零開始做一個文藝片的制片人。也正是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在文化這個生態圈,做自己最熱愛的中國文化事業,她仿佛是水到渠成般進入了生命的另一個階段,也在此時找到了發揮自己愛好的平衡點。為了強化自己的文藝功底,辭去工作后,武耕竹去上海戲劇學院學了表演。據她所說,這也是陰錯陽差的時機。本來想學播音主持專業的她,因為學校名額原因被調了專業,當她聽說表演專業比播音主持專業學的東西更多的時候,她選擇留下來,一學就是幾年。
在上戲期間,她還擔任央視《匠心》欄目的責任編輯,做了自己的話劇作品《愛,去哪兒了》。去年,因為《愛,去哪兒了》的出色表現,她成為唯一獲邀參加戛納電影節的話劇主創人員,而她也因此受到了很多話劇觀眾的喜愛。問她哪里來的這么大的能量,可以一直做這么多事情,她說:“因為我和一群優秀的人在一起,我的老師身上,我的同事身上,我的朋友身上,都有無數的閃光點,她們給我的正能量我都積攢下來,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我就想把這樣的正能量回饋給更多人。熱愛中國國學,想傳播中國文化,這也是我現在做非遺項目的初衷。”
帶著非遺親子故事走進校園
中國的非遺項目數不勝數,卻也大多面臨窘境。因為非遺項目都很古老,很難吸引現代的年輕人。“看著那些古老流傳的手藝逐漸消失,真的讓人很心痛。”武耕竹想保護它們,也希望把它們傳承下來,“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如何讓它變得年輕,讓它們和現代接軌,這是我們一直探索的難題。當我們把它和親子劇融合在一起,產生了非常奇妙的反應:故事像一個少女一樣活靈活現地出現在每個人面前!”去年10月份,武耕竹帶著她的志愿者團隊,把“非遺親子系列故事”《公主尋夢記》帶進了上海的小學,帶到了北京大型公益機構太陽村,反響非常熱烈。之后,在不斷地改進劇本的同時,“非遺親子系列故事”《公主尋夢記》還走進了少管所、美術館……一步步,一場場,每一集都展現著不同的非遺文化。“我們把非遺文化巧妙融入劇本,做成讓孩子們都能讀懂、看懂、熱愛的讀本和小話劇,用最淺顯的方式引起大家的共鳴,也用戲劇獨有的魅力治愈受傷的心靈。”這種方式為她吸引了一批忠實的觀眾粉絲。
在旁人眼里,武耕竹的非遺文化傳播事業美麗又美好,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背后的心血。“非遺故事傳播,首先需要有人。我們團隊雖然人員不多,但是大家卻非常的團結,都熱愛非遺故事,也是這股熱情在激勵他們。從編劇到演員都在一次次磨合,讓這種表演方式在傳播非遺文化的同時,又可以被迅速接納。”這也是她特意選擇到小學開展故事巡演的原因。“如果小學生都可以讀懂了,那么讓家長讀懂也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在她的藍圖中,未來陸續搬上舞臺的非遺故事還將融入針灸、風箏、茶道、苗繡、魚燈、漢服、胭脂等非遺工藝和物件。這些五彩斑斕而又寓意深遠的文化元素,將被一個個精彩故事所承載,傳播到更遠更廣的地方。“《公主尋夢記》會結合更多元素立體展現,還會變成舞臺劇。我們也希望在2018年,可以把‘非遺故事’搬上大銀幕。”武耕竹說。
做事先學會做人
關鍵詞:5G時代;碭山旅游;發展規劃;研究
15G時代背景下碭山縣旅游發展現狀
近年來,碭山縣緊緊圍繞建設“皖北最佳生態旅游目的地”和“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的目標,加大投入的同時,把大力推進全球化旅游發展作為全縣旅游發展的總體戰略。把5個新的發展理念作為指導全球旅游業改革發展的重要策略,編制全球旅游示范區發展規劃和各項專項規劃,重點建設天鄂州和盤龍湖、以老黃河為依托的旅游區,將旅游帶、梨樹王作為核心的全球旅游新格局。著力打造高效農業、生態旅游和體育的緊密結合及互動發展。在體驗采摘和觀賞萬畝梨園的歡樂中,品味碭山獨有的詩情畫意,感受著碭山醇厚淳樸的民風,傳播著碭山科學發展的成果。以梨為媒,也是農業觀光、文化旅游、工業扶貧的有機結合。
25G時代碭山縣旅游發展的優勢
2.1旅游資源豐富
2010年4月,碭山縣被《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認定為全球最大的連片果園產區。碭山縣地處黃淮平原,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果品生產縣之一,沿黃河故道兩側,分布有世界上最大的果園之一。春天是花香四溢、五彩繽紛的花海,秋天是果實累累的秋收圣地。此地因盛產碭山梨而被譽為“世界梨都”。其梨樹的獨特景觀有著百年以上的歷史文化,這也是它能吸引大量周邊游客來此開展水上娛樂、觀光休閑度假、采摘(買)酥梨的原因之一。碭山縣歷史悠久,它的北部有一條十分罕見的護城河,前有“飛流直下三千尺”,后有碭山護城河如玉帶,四面綠樹相環繞。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吸引著縣城及周邊縣市的居民,是水上娛樂、欣賞地方戲曲文化、購買土特產的絕佳場所。
2.2優越的地理位置碭山
作為安徽省的北門,在史籍中是江蘇、山東、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重要物資集散地和貿易中心。碭山作為安徽省的近海地區,距連云港僅200km,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闊的貿易市場。碭山位于東部沿海和中西部經濟發達地區,資源豐富,土地遼闊,具有東西貫通、南北貫通的地理優勢,有利于接受和引進來自南北、東西的人才、技術、信息和資本,實現區域互補。
2.3政府的“推陳出新”
在《安徽省旅游業“十二五”規劃》中,安徽省把皖北旅游業發展作為重要發展戰略之一。受政策支持,碭山縣委、縣政府十分重視旅游業,將旅游業將作為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在旅游投資、稅收、土地利用等方面也出臺了一系列相應的惠民利民政策。同時,碭山酥梨種質資源省級自然保護區管委會和縣旅游局領導對旅游開發給予了高度的熱情,積極配合相關工作,營造了良好的旅游開發氛圍。碭山縣抓住機遇,充分利用省旅游局重視皖北旅游業發展的重大機遇,大力推進縣域旅游項目招商引資,積極統籌規劃老黃河旅游開發區和老黃河旅游開發區核心區作為開發重點,打造屬于碭山縣的獨特文化旅游發展規劃路徑。
3碭山縣旅游發展面臨的困境
3.1旅游發展受限且產品單一
自2020年以來,疫情等災害讓原本熱鬧非凡的旅游業遭受了重大打擊,花季無人賞花,果季無人采果,一片清冷寂靜。雖然這種現象到現在已經有所緩解,但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而且碭山旅游特色產品銷售樣式過于單調,包裝也不夠新穎,難以帶動生產。碭山縣以打造旅游業作為發展之路,其現有民宿、酒店的環境質量卻參差不齊,大多數房間設計較老化,既沒有與當地的特色文化相結合,也沒有與當下發展潮流相結合,沒有形成獨有的風韻。碭山縣雖有著與別處不一樣的獨特風景,但景點內可觀看的元素過少,容易產生視覺疲勞[1]。
3.2基礎設施不夠完善
一個成熟的旅游區必須有同等水平的服務設施,旅游服務設施主要包括旅游接待中心、購物場所、衛生設施、停車場、餐飲場所和住宿場所。碭山縣不缺生態旅游景點,但碭山縣現有民宿和酒店發展不平衡,大部分布局不具有地方特色,甚至少數內部布局設計不合理,各景點旅游設施落后。許多景點的飲食、生活、旅游、購物和娛樂基礎設施不足,道路開發不完善,面積狹隘,空地分布不均勻,停車位劃分面積不足導致停車位數量較少。由于當地從業人員綜合素質偏低且安保設施及環保設施不完善,每次旅游旺季過后環境衛生問題不能及時處理,導致衛生條件下降。不少游客吐槽在碭山旅游期間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高層次特色產品也成為稀缺品,無法滿足顧客的需求。而且碭山生態旅游建設基礎投資體系不牢靠,基本是低投入或無投入,市場推廣、銷售等渠道不暢通,使游客處于停不下、游不好、留不住的狀態[2]。
3.3特色文化挖掘層次過淺
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就是文化特色,古老的黃河文化和獨特的梨文化是碭山發展的文化動力。碭山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旅游地之一,現有的黃河故道的旅游開發并不是通過其本身所存在的文化特色,而是依靠良好的地理資源、成熟的市場營銷手段和碭山梨的品牌效益優勢吸引游客。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景區開發過于簡單化,缺乏理性的系統規劃,資源開發了無新意,導致碭山的梨文化和黃河故道文化得不到更深層次的體現和挖掘。一些休閑旅游產品無法與梨文化、民俗文化、黃河故道文化、漢文化等相結合。雖然碭山旅游業取得了相當的成績,社會反響和經濟效益也都比較好,但隨著人們對綠色旅游的追求,受心理暗示等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游客追隨大眾消費,對地方特色文化及相關旅游產品的需求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產品的市場導向。
4碭山縣旅游發展策略
4.1打造“文化旅游”新思路
景點作為旅游景區的主要風景區,景區內包含的景點越豐富,內涵越廣,游客在旅游中所能領略的風光就越多,感受也就越深刻。旅游的意義自然而然地更上一層,游客對景區的喜愛度也會隨之提升,間接地提升并帶動了整個景區的名氣與客流量。碭山縣的旅游時間四季皆宜,景點積聚現象較好,景色獨具一格。近年來,梨花節、賞花季、采梨節等活動的舉辦采用線上、線下同步進行的形式,為景區的宣傳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碭山縣的旅游優勢不言而喻。但是景區構成元素稍微單調,容易讓游客感覺審美疲勞,所以碭山景區應注重豐富景區文化內涵,做好景區資源的再開發和創新[3]。
4.2加強地方特色文化與景區的結合
中華文化流傳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許多名家留下的無數文化藝術的瑰寶,應當被傳承和發揚。開展景區詩詞文化工作有利于豐富景區文化內涵,發揚千古詩詞的文化魅力,營造景區文化氛圍。結合碭山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景區內文化長廊,設置文化標語和立牌,對碭山縣非遺文化進行介紹和展覽,用非遺文化的名聲為景區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資。文化長廊可介紹景區的成名歷史路程,著名人物事跡,知名景點等。文化標語和立牌的設計可以采用國風框架,用小小的一方框架圈出不同風景,搭配不同詩句,營造出無限的意境。例如,進園先是“楊柳梨花迎客處,至今時夢到城南”或“梨花風起正清明,游子尋春半出城”,到了佳境便是“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和“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葩堆雪”等。建設打造“非遺一條街”和國風體驗館等,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微型博物館或結合商鋪,也更好地發展“網紅經濟”,這不僅有利于宣傳非遺文化和我國傳統文化,還能進入以文化帶動經濟、以經濟保護文化的良性發展循環[4]。
4.3結合當地文化打造特色民宿
優質的民宿能讓住宿者更深入地體驗當地生活,滿足精神回歸需求。其實,民宿和酒店的房間布局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首先,可以通過參考設計師的建議或設計圖紙,移動房間內的家具,適當增加或刪除室內物件,再結合當地特色打造具有獨特異域風情的文化旅游住所,促使室內環境與當地自然環境相輔相成,形成吸引顧客駐足的途徑之一。其次,可以打造碭山印象主題民宿和旅館,碭山印象主題民宿和旅館在室內設計上可增加碭山的當地特色,添加與梨有關的設計元素,在無形中與當地政策相呼應,加深游客對碭山各景點的印象。再次,可以根據不同的游客群體設計不同風格,打破單一相似的房間風格,吸引不同消費群體,由顧客自主選擇入住,加強了住戶的體驗感,為住戶帶來了更加愉悅的心情,同時也豐富了自身內涵。碭山印象主題民宿和旅館也可與旅游公司合作,設置旅游推薦路線和旅游景點風光體驗館等特色場所,使游客切實地感受異鄉文化氣息。
4.4開設地方特色美食館
“民以食為天”,近年來,美食文化來勢洶洶,迅速風靡全國,不少地區都有主打美食文化的美食街和時不時開展的年度美食節。無論是美食街還是美食節,主辦方都很好地利用了現在流行的“網紅經濟”。美食總是能更直接地使人們感受來自另一個地區的文化沖擊,撫慰一個人疲憊的精神。碭山特色美食豐富,其中不乏名列碭山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的美食。以地方特色美食館為例,吸引當地美食類非遺傳承人和特色菜系廚師坐鎮。旅客可以通過網上預約和付款的方式,結合餐館的宣傳和優惠等活動,選擇不同的就餐方式:或選擇預約即時就餐,來去自如,沒有行程負擔;或選擇先授課、后食用的方式,觀看現場烹飪過程,了解特色菜品做法,使自己更好地了解當地特色菜品的來源和歷史,這既有利于對美食類非遺更好地保護,也為其弘揚作出了貢獻。特色餐館不同的經營模式可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吸引不同游客群體,達到不同的宣傳效果。同時,特色餐館可以結合當地特產的碭山梨,開創更多新菜品,可以很好地消耗富余農產品,節約材料運輸成本,同時也可以為碭山梨打下一個新宣傳。
5結語
碭山縣作為“世界梨都”,有近3000年的文明史,自古便是戰略要道。其“世界梨都”的美譽,也為碭山縣的旅游開發提供了良好的優勢。當然,其資源的調整和創新具有較大意義,通過調整和創新,可以改變民宿和旅館內部布局不合理的現象,為旅客提供舒適的住宿環境,利于舒緩旅客情緒,為旅客帶來好心情。改變景區組成元素單一、內涵單薄的現狀,打響文化旅游的招牌,為景區文化內涵的豐富及今后更好的發展奠定基礎。以文化帶動經濟發展,有利于帶動全縣文明氛圍的營造,打造文明縣城。同時,為碭山縣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一個時代舞臺,不僅是為了保護非遺文化,而且為其今后的傳承和創新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李擁軍.淺議鄉村民宿經濟發展問題與對策[N].十堰日報,2021-01-26(4).
[2]潘艷茹.共居型民宿設計策略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7.
[3]周璐.互聯網在自助旅游發展中的作用分析[J].南方農機,2019,50(21):289.
武陵山片區包括湖北、湖南、重慶、貴州四省市交界地區的71個縣(市、區),有土家、苗、侗、白、回、仡佬族等9個世居民族,少數民族人口約占片區總人口的1/2,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8,這里有著豐富的、瀕危的、多樣的民族文化資源。但是,由于該片區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其非遺文化的產業開發又存在著個傳承保護中的商業化問題,針對這個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家的政策法規曾表明,必須要鼓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合理利用與開發,但要求避免過度開發,尤其反對違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規律的商業開發。就武陵山片區內苗族銀飾來說,如何合理的利用、開發,對其傳承、保護是有益的,但若不加以引導,就很容易起到相反的效果。例如,苗族銀飾是生長在一定文化土壤中的民族產品,它的文化寓意和造型形式具有一定的傳承意義,其生產的核心技藝和數量都是不能用現代化大生產來替代的,但現在的很多商家及相關管理部門卻一味的強調銀飾表面的華麗壯觀,隨意更改本民族的銀飾符號元素和材質進行批量加工,這樣一來,苗族銀飾所包含的人文情感,民族的符號體系就將不復存在,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內涵必將喪失。因而,如何將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納入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開發軌道,為將來留下能夠不斷創造財富(包括精神與物質)的資源,實行生產性保護,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的生產性保護道路
武陵山片區的苗族銀飾在歷經幾十年的沉寂之后在20世紀90年代恢復之初出現了一個發展期,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武陵山片區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武陵山片區的苗族銀飾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視,雖然有了很好的發展勢頭,但也潛藏著發展中的危機,如苗族銀飾生產數量的一味增加從而導致生產質量的下滑,這也使得銀飾生產者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和市場效應不再耗費大量時間進行精細的手工制作。又如當苗族銀飾作為具有地域特色的土特產品進入旅游市場后,銀飾生產者和經營者沒有考慮到消費群體的總體需求和價值觀念,更沒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從而使得武陵山片區的苗族銀飾逐步邊緣化,度陷入發展的困境,為此,有必要在武陵山片區重建苗族銀飾的生存環境,引導其進行健康的發展,形成高質量的集團化生產和規模性經營,因勢利導地利用市場做好其保護傳承工作。為此我們還要注重銀飾質量中的圖案內容和裝飾風格問題,現在很多苗族銀飾的新式圖案雖能反映民俗的裝飾風格,但也不乏矯揉造作和嘩眾取寵,主題內涵變得膚淺平淡,形式語言不像過去有民族文化的講究,缺失了應有的質樸純真,變得無序駁雜,制作的工藝流程也進行了簡化。因而我們不能將苗族銀飾的生產性保護簡單地看作是般的文化產品生產,生產性保護和傳承是非常重要的,生產性保護就在于維護苗族銀飾本真性的手工生產,不能用機械化大生產所取代,而苗族銀飾生產性文化產業開發的目的也不應該一味地追逐利潤和在意苗族銀飾是否直接對社會產生可計量的物質財富,而是要使得這項鍛制技藝和民間藝術在當前得到穩步的、漸進的發展。目前隨著時代的發展,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的佩戴習俗逐漸衰微,但是其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及藝術價值依然存在,要進行生產性保護,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和探討,帶著學術視角去研究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的發展規律,不要隨意更改和干涉其發展道路。由于生活觀念的改變,苗族人們對銀飾的需求不再那么重要,這是歷史的事實,對其進行生產性保護還要尊重歷史,堅持銀飾生產過程中的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和傳統核心技藝不變,適應現實生活和市場情況,實行目的有計劃保質量的生產,從而達到保護非遺的初衷。
苗族銀飾的文化產業開發方式
商業開發是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發展的重要途徑,只有進行商業開發武陵山片區的苗族銀飾才能再度活躍起來。如何在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上進行提煉,苗族銀飾才能走出一條以傳統圖案造型為主的精品路線,因為傳統的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本身就是財富和美麗的象征,在過去乃至現當代,都是苗族社會婚嫁的必備物品,生活在該地域的苗族銀匠們大多已經從藝20年以上,他們表示,要出精品和細活不是沒有可能,但一般價格昂貴,購買人數稀少,故很多銀匠已不再做此類比較高端的銀飾品了,對于這類銀飾,它們顯然不是生活的必須,為此,其開發方式就要遵循不是生活必需的技藝生產不應盲目,否則只會增加成本從而導致產品價格居高不下,沒有銷路。對這種情形,政府財政應該補貼超出應有成本的部分,從而使得生產繼續進行。我們在探索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生產性保護的同時要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過程中去探索,為此,就要充分考慮到非遺的特殊性,要因項目制宜,尊重銀匠的愿望,尊重苗族銀飾的發展規律,把握好生產性保護開發與利用的“度”。目前,苗族銀飾的產品很多都是機器壓模一次成型,質量得不到保證,尤其有些美其名曰的苗族銀飾更是從中感覺不到苗族文化,加之真正能夠認識到苗族文化的消費者還很少,這些因素都導致“名存實亡”的苗族銀飾產品充斥市場。對此,找尋苗族銀飾文化產業開發路子就必須對現今苗族銀飾產品進行規劃,將不能代表武陵山片區苗族銀飾文化的銀飾產品進行清理,確保其純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