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認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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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關鍵詞】現代新聞傳播學 多媒體應用技術 教學

信息時代是社會進步發展的新階段，信息化使得人們獲得并傳遞一切信息變得更快更便捷，從而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理解。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加工、信息的傳播、媒介的制作都是新聞傳播學的基礎，而新聞傳播學是由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編輯出版學四個方面的研究構成的一門學科。傳統新聞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領域的先行者定位準確發展穩健，但未來前景卻并不樂觀。近五年來，傳統紙質媒體受到了新媒體的沖擊，這一現象將我們引入了怎樣才能發展現代新聞學的思考中。現代新聞傳播學除了傳統的新聞功底的構建與積累學習基礎性和學術性的知識以外還需要進行廣告傳播、影視文化、媒介經營管理、輿論學、文化產業活動等一系列專業知識方面的學習和研究。從傳統單一的靜態文字圖像到以網絡為載體影像、文字等媒體格式文件的無紙化傳播，這使得現代新聞傳播必須具備實時新聞信息量大，引發話題使受眾積極參與討論，生活服務類互動信息全面，并兼顧愉悅受眾精神使受眾獲得身心健康休息的特點。新媒體時代更需要實現受眾廣泛、內容豐富、信息量大、整合度高的新聞傳播效果，從這一點來看，想在電子時代建立現代新聞傳播學的教學與科研體系就必然需要多媒體軟硬件技術的支撐。

多媒體技術是一門應用型的計算機技術，其主要實現手段是通過人對計算機軟件的操作來完成文件的部分或整體效果。多媒體應用技術本身是結合了計算機多媒體軟件工程專業、新聞傳播專業、藝術設計專業等多種專業課程綜合而成的一門實際操作性很強的技術型學科。其業務范圍涉及了媒體的包裝及制作和媒體載體的包裝及制作。

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新聞傳播學和多媒體應用技術有了更多的交集，新聞傳播效果的衡量標準也發生了變化，新聞傳播對傳播的效果做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多媒體軟硬件技術的支撐。多媒體應用技術所涵蓋的內容又基本都是需要實際動手操作來實現的，這對于從事這個專業的大量從業人員又提出了不斷創新進步的更高要求，除了需要大量更新資料以外還需要不斷學習多種媒體類的實現方法。

隨著計算機硬件的發展，計算機軟件的更替變化也相當大，比如說在新聞傳播業中發揮著巨大圖文制作效果作用的photoshop，她是一款Adobe公司旗下最為出名的位圖圖像處理軟件，1999年photoshop5.0剛剛被許多中國用戶認識，這款帶有圖層功能和歷史功能的圖像處理軟件允許用戶在不同視覺層面中處理圖片，然后合并壓制成一張圖片。這款軟件的出現立即打破了許多新聞從業人員以及廣告從業人員“繪制基本靠手”的思路，13年來photoshop在不斷更新完善中，成為在平面設計、圖像修復、廣告攝影、包裝設計、插畫設計、網頁設計、后期修飾等方面的必備工具軟件。而今時發展到photoshop CS6中軟件已經帶有3D圖像編輯和內容識別修復功能。

在教學活動中，現今多媒體應用技術已經可以實現多學科的輔助課堂教學活動，而在現代新聞傳播學教學的過程中多媒體應用技術也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多媒體應用技術作為一種全新的教學方式突破了傳統新聞傳播學的限制，發揮其數字化、信息量大、互動性強、對學科適應性強的特點，填充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效果。教師在備課的過程中根據教學目標可以從網絡上找到大量適用于教學的新素材新思路用來擴充教學內容中的各個模塊，增大信息量，協調教學內容，提高備課的效率。在上課的環節中，以生動的媒體課件合理設計課堂內容，運用多種形式展現相關知識點，合理調節授課進度，擴大學生的思路，多角度的提高學生的興趣。

在現代新聞傳播學的實際的教學中，由于高校普遍建設多媒體專業相對較晚，而現有的新聞傳播教學工作又基本是集中在課堂內完成，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單一的說教，學生很少能實際接觸到平面的制作、新聞的采編、載體的包裝制作等的實際操作流程，對技術性操作的掌握就更加的欠缺。那么合理的教學就需要現代新聞傳播學專業和多媒體應用技術專業兩方面結合，任課老師應隨著多媒體應用技術的進步不斷更新實例用以教學，只有任課教師與新技術的操作實施不脫節才可能教出與時俱進的學生。

在教學的內容和方式方法上也需要設計新的教學手段，為參與教學活動的師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資源，讓學生可以更寬泛的進行學習。如開設計算機文字錄入及實際出稿排版、平面廣告設計與制作、數碼攝影及后期處理、計算機圖形圖像的處理、視頻采集及編輯、視頻特效制作、動畫制作、音頻文件的采集與編輯、音頻特效制作、網站網頁、交互式多媒體等課程。在教學實踐環節中，把學生組織成各個小團隊，以團隊的方式來完成一個或多個較大的教學主題課程設計，加強學生對社會需求的進一步認知對將來的工作能夠有更深入的體驗。在完成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學生能夠主動體會學習的知識并在操作的過程中重新整理知識，探究最新技術。而教師在解決學生提出的疑問的過程中也可以驗證及提高自身對新技術的學習認知程度。在教學中達到師生雙向激發主動學習的目的。在課程設計環節中，教授學生設計制作的方法而不限制學生的思路。教師需注意不以自身主觀意見來評價學生的作品，而是肯定學生的思考，鼓勵學生的表達。

多媒體應用技術在內容與形式上的不斷探索與更新，給予新媒體發展提供了可行性平臺，而通過不斷實踐摸索出來的創新性方式方法又為主流媒體的新聞傳播提供了新的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促進了社會整體新聞傳播水平的提高。現階段各大院校是培養現代新聞傳播應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對多媒體應用技術方面知識與操作探索創新的重要場所，學校對于學生的培養更需要理論結合實際，現代新聞傳播學與多媒體應用技術并行，為培養出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具有較強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級應用型人才。

第2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第3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程曼麗在擴展傳統傳播學中的傳播過程模式的基礎上提出，如果說，普通的傳播只需要一次編碼―――將原始信息轉換成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那么國際傳播的編碼就需要有兩次，第二次編碼是將本國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轉換成為可被他國受眾或全球受眾接受的信息。

作者指出，“二次編碼就是語言的轉換和文化的對接”。如果說，語言轉換更多的還只是一種技術性的手段和淺層次的轉換，那么文化對接就是一種深層次的轉換。作者認為，國際傳播中的文化對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與國際通行的認知、規范體系對接，即人們常說的“國際接軌”問題；二是與傳播對象國的社會文化習俗對接，這涉及傳播的針對性問題。作者在書中就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且明確指出：絕大部分的二次編碼必須由媒介完成。

我感到，作者正是以傳播學者特有的學術話語回答了前政府公關總管提出的“赤字”問題。“赤字”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出在這個“第二次編碼”上，我們的大眾媒介雖然也把進入國際舞臺作為目標并且作了很多努力，但既不熟悉國際通行的認知和規范體系，又沒有很好研究人家的社會文化習俗，難免事倍功半。那些不成功的事例是大家知道的。對此趙啟正是這樣說的：“一方面由于中外文化存在著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在國際文化市場上還缺乏推銷能力”。他們所涉及的其實是同一個話題，不過趙是指出問題，而程則是探求規律；而學術專著自比演講更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

“二次編碼”論只是《國際傳播學教程》論述體系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國際傳播學在我國是一門年輕的學科。有關的理論探討活動和文集、專著的出版都還只是本世紀的事情。作者經潛心研究，在國際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國際傳播主體、國際傳播的基本原則、國際傳播效果測量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例如她認為一般大眾傳播學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和“效果分析”這樣五大領域，而國際傳播作為以大眾傳播為手段的跨越國界的傳播，有著明確的主體―――國家和代表國家行使傳播職能的政府，它們利用媒介進行傳播，并對整個傳播過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同時，她也承認企業、社會組織、個人也是參與國際傳播的另外一些主體。據此，她認為國際傳播學研究必須增添一項：對傳播主體進行專門的研究。所以，程曼麗推出的這部“教程”，自辟蹊徑，具有獨特的理論框架，在以上諸方面，都不乏理論亮點。我舉出“二次編碼”論來介紹，僅僅是因為它具有明顯的實務意義，對于讀者有較大的接近性，利于舉例說明。而且“二次編碼”論是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有關提升“第二次編碼”水平的話題，也只有在閱讀和體會全書論述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完整的啟示。例如既然政府是國際傳播的主體，那么“第二次編碼”雖然要由媒介來完成，而政府無疑也負有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責任，如制定合理的傳播政策、改善控制手段、開發技術等等，都有許多工作要做。中國國際傳播提升水平、克服“赤字”，有賴于科學的指導，《國際傳播學教程》以及其他同類研究成果，就可以發揮這樣的效用。

第4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教育；新媒體；轉型趨勢；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誕生的那一年，美國《時代周刊》將“你”（YOU）列為年度人物。在數碼文化方興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經被稱為受眾的人們變身成為信息生產的積極參與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從一個公眾必須依賴專業媒體獲取信息的社會，變成一個“人們可以自己獲取并且生產信息的社會”。《時代周刊》預言，為數眾多的用戶生產內容平臺，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僅會改變世界，而且還會改變世界變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對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挑戰。為了適應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將呈現四大轉型趨勢。這四大趨勢概括起來就是：學科融合，媒體融合，科技創新和理解生態。在當前幾近相同的技術環境里，這四個方面不僅是西方新聞傳播教育面臨的課題，也是中國新聞傳播教育需要重點思考的發展方向。今天，我想圍繞這四大趨勢，立足于世界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前沿，并結合浙江大學的探索，談談想法。

一、學科融合

先說個案例。最近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似乎被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也許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家被校方“關閉”的新聞傳播學院。當然，校方并不主張用“關閉”這個詞，他們用的是“重組”。該校高層表示，現有的學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約束，以至于無法為學生提供他們所希望的新聞教育，也無法使教師從事他們所希望的教學和研究。在重組期間，新聞教育仍然以課程的形式繼續，不過必須是雙主修，或主修其他專業加輔修新聞專業。請注意，是輔修新聞專業。面對學院教師、學生和校友的質疑，校方強調此舉將是提升該校新聞傳播教育的一大契機，未來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傳播、媒體和技術等多種相關學科和資源的新學院，并可望成為美國最好的。

科羅拉多大學或許只是個案，它有許多內因，如原來學院的內部管理比較混亂等等。但這一個案傳遞出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面臨每天都在改變的媒介環境，我們的新聞傳播教育也需要改變。在這個媒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時代，新聞（Journalism）和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戰，需要大大拓展。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新聞教育僅僅依靠新聞學院是否足夠？科羅拉多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被重組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認為它沒有很好地與其他學院合作，從而無法提供適應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因此，如何優化大學內部的所有資源，通過學科的融合推動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成為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議題。

這一目標有不同的實現途徑。科羅拉多大學是比較極端的一種。目前，浙江大學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新生進校都按人文或社科兩大類劃分，前兩年打通培養，主要是通識教育，沒有具體專業。學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課程。從第三年開始，學生進入自己確定的專業院系學習。用校方的話說，就是一種“寬專交”（拓寬基礎、專業培養、學科交叉）的人才培養模式。這樣，就彌補了原有單一化專業教育的不足。當然這一模式在新聞傳播專業也面臨一些問題。例如，大塊的實習時間使得本來就被壓縮的專業課程進一步壓縮，導致學生感到在校受到的專業訓練不足。進入專業較晚，也使學生難以找到專業感覺。頭兩年通識階段選課太隨性，有些課程感覺用處不大。總的來說，這種“寬專交”的培養理念是適合新環境下的新聞傳播教育的，但具體模式還有待進一步優化。

二、媒體融合

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家普爾教授提出。他認為，媒體融合就是傳統上需要依靠多種媒介技術來提供的內容和服務被整合在一種媒介之上，而這種媒介通常就是數字網絡媒介（Pool， 1983）。同樣來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專家、比較媒介研究專業的創始人杰金斯教授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展開。他將媒介融合定義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個媒介平臺的內容流動，多種媒介產業之間的合作，以及媒介受眾的主動信息獲取行為（Jenkins，2006）。從這個意義上講，媒介融合并不單純是一種技術現象，而是包括技術、產業、文化和社會變遷等多種因素的復雜過程。

媒體融合的大潮同樣席卷中國。不論是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三網融合進程，還是每個媒體內部爭先恐后規劃的全媒體藍圖，都體現了這一趨勢。一線的新聞工作者，則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媒體融合的壓力。從前，報社記者只會寫文字稿就行了。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記者被要求在新聞現場同時以文字、照片、音頻、視頻的形式通過微博等方式新聞。一些記者為新技術帶來的新可能而歡欣鼓舞，還有一些記者則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從心。如埃里克?牛頓所言，“如果一則新聞能夠用30種不同的方式、以30種不同的技術形式來講述，我們需要理解新聞的本質，并使用最適合的媒體。（Newton， 2010）”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挑戰。

面對日趨融合的媒介環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培養未來的新聞工作者？傳統新聞理論對于新聞現象的歸納和解釋是否仍然準確？傳統按媒體劃分的采寫編評課程是否還適應當前的融合新聞報道？如果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又該如何改變或重組現有的課程設置？目前，大多數高校選擇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徑，即對現有課程進行修正的同時，增加一些新的課程。浙江大學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設了《媒體融合》本科課程，我是主講教師。在教師講授相關理論和技能的基礎上，要求學生調研國內外融合新聞報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獨立完成一項融合新聞報道任務。同學們在學習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收獲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如課時太少，未能與實驗課結合，平臺不夠完善等等。

三、科技創新 一直以來，新聞傳播教育，包括研究，與業界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斷層。理論研究保持獨立性固然無可厚非，但如果應用研究也與業界脫離就值得反思了。在新聞傳播學科，高校喊產學研一體化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但事實卻是說的多，做的少。常見的情況是，業界在前面嘗試，學界在后面觀望。業界有了成績，或出了問題，象征性地請學界來總結一下，僅此而已。結果就是，業界覺得無關痛癢，學界感到疲于應付。雙方仍然未能找到一個有效的連接點。

要改變這種局面，高校應該成為新聞傳播的創新引擎，而不是創新的跟隨者。舉兩個例子。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剛剛建立了一個Reese Felts 數字新聞項目，旨在通過實驗研究探索新聞傳播的新形式。其中一個重要嘗試是，建立一個由學生設計、開發、制作和運營的新聞網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這一平臺試驗各種不同的報道和敘事方式，通過對用戶數據的實時監測和分析，測量不同方式的傳播效果。一方面，網站為所有相關課程提供了實踐基地，另一方面，網站實驗研究的結果也可用于指導專業媒體的新聞實踐。另一個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羅拉多大學，他們也建立了一個名為“數字媒體實驗廚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實驗室，從新聞技術、技巧和商業模式這三個方面進行創新研究。

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學院在這方面雖然整體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開拓者。比如南京大學金陵學院新傳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體融合未來實驗室，并與多家媒體和IT企業開展了多種合作，初顯“媒體硅谷”之勢。浙江大學最近也利用學校投入巨資升級傳媒學院實驗室的契機，重點建設新媒體實驗室，由認知研究實驗室、數字影視與文化產業實驗室、電子編輯與數字出版實驗室組成。其中，認知研究實驗室配備全球最先進的眼動儀和腦電儀，旨在利用認知科學的研究手段為新聞科技創新提供更加準確的數據支持。

四、理解生態

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不是原來的世界，我們所面對的人也不再是原來的人。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發生了深遠的變化。不論是新聞傳播教學還是研究，都必須時刻把握不斷變換的媒介環境，方能與時俱進。理解媒介生態的關鍵是理解我們周圍的人，理解那些我們曾經稱之為“受眾”的人們。新媒體環境下，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例如思維方式上，新媒體的出現使人們具有更強的批判能力，不再認為傳統的主流媒體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來源，對新聞的理解也不再是單一的、靜止的；行為方式上，Web2.0的出現使人們不再是消極的接受者和消費者，也成為主動的參與者和生產者。同時，人們的習慣也發生了變化。例如，淺層閱讀逐漸取代了過去印刷媒體時代的深度閱讀；多任務（multitasking）逐漸取代人們一個時間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對變化的環境和其中的人們，新聞傳播教育不能熟視無睹。我們要通過各種手段，弄清楚現在的人們究竟喜歡什么樣的新聞。以情感為例，傳統的新聞報道不能摻雜新聞人的任何情感，記者編輯必須冷靜客觀地報道新聞。但研究表明，帶有情感的新聞更容易受到人們的關注，也更容易被人們記住。記者不隱藏自己的情感傾向，反而會使讀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這樣的新平臺上，帶有個人感情的報道更容易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稱。第三人稱毫無疑問是新聞報道的敘事方式。但人們發現，用第一人稱講新聞，會使受眾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媒介進行交流。當然，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幫我們進行決策。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只要我們身處的媒介環境發生變化，我們報道新聞的方式就沒有理由不變，新聞教育的模式也沒有理由不變。

基金項目：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規劃項目：“微博動員信息的傳播機制與效果研究”（G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韋路，男，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新媒體傳播研究。

參考文獻

[1] Bradshaw， P. (2007). A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sroom[OL].

[2] Grossman， L..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3] Pool， I..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第5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關鍵詞：學科交叉課程 內容體系 構建原則 災害信息傳播學

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高校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為了順應這種發展趨勢，在課程設置上不斷進行革新，根據社會需求開設學科交叉課程。筆者所在的防災科技學院就開設了《災害經濟學》、《災害心理學》、《災害信息傳播學》等課程，學科交叉課程往往缺乏現成的內容體系，需要開設課程的教師結合課程所涉及的學科體系進行自行設計。本文以《災害信息傳播學》為例，認為學科交叉課程內容體系構建需要遵循三個基本原則：完整原則、融合原則、主次原則。

一、完整原則

學科交叉課程內容體系的構建首先要堅持完整原則，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內容體系。至于什么才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這取決于課程的屬性。在《災害信息傳播學》的內容體系中，充分借鑒了新聞傳播學各種教材的編寫體例，最終確定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

1.概說部分

這一部分分為三節，分別論述災害信息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意義，災害信息傳播的概念，災害信息傳播學的理論基礎。這三個部分屬于災害信息傳播研究的基礎內容，決定著整個課程的方法和內容。

2.簡史部分

在《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體系中，專門有一章的內容是研究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的。歷史的梳理有助于學生理解災害信息傳播的發展演變過程，通過對原始傳播時代、傳統媒體傳播時代中災害信息傳播形態和特征的了解，加深對當前新媒體時代災害信息傳播現象的理解。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站在一個宏觀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災害信息傳播實際進行了簡述，對整個課程內容體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要素部分

《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內容體系的主體部分就是災害信息傳播要素，在全部的十章內容中此部分占到了四章（災害信息傳播者、災害信息傳播媒介、災害訊息、災害信息傳播受眾），幾乎占到了全部章節的一半。這一部分詳細地分析了各要素在災害信息傳播過程中的地位、特點、作用、表現形態，為災害信息傳播的整體認知服務。

4.機制和效果部分

這一部分包括兩章內容，即災害信息傳播機制和災害信息傳播效果，傳播機制部分分別從行業機制、道德機制和法律機制三個方面論述，傳播效果則從積極效果的建立和消極效果的消除正反兩方面論述。

5.案例部分

為了幫助學生進一步理解和應用理論知識，在課程教學中專門設立一章案例分析，選取了近年來發生的幾起災害事件，包括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凍災害、汶川地震、山西運城地震、甲型H1N1流感疫情報道，分析了這幾起災害事件中信息傳播的特點、存在的問題、存在問題的原因、提升信息傳播效度的對策等內容。這部分內容對于學生直觀地了解災害信息傳播理論研究大有幫助。

6.研究現狀部分

作為一門課程，需要向學生傳播這個研究領域最前沿的知識。《災害信息傳播學》專門設置一章的內容講述國內外研究現狀，在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指出了新的學術增長點，并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學術素養訓練，指導學生如何在這個研究領域尋找研究選題和進行學術研究。

對于《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來說，以上的內容體系基本上體現了完整原則。不同的學科交叉課程應該有不同的內容體系，但是無論是什么樣的內容體系，都應該設計完整，讓學生對這一領域的知識有全面的認識。

二、融合原則

學科交叉課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就是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有些課程涉及到的學科比較接近，比如《新聞傳播學》涉及到的是新聞學和傳播學，這兩個學科同屬新聞傳播學這個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還有一些課程涉及的學科比較遠，比如上面提及的《災害心理學》等課程。無論什么樣的學科交叉課程，既然是交叉，也就是說必須解決好學科融合的問題。《災害信息傳播學》涉及的學科知識包括傳播學、新聞學、災害學、管理學，這就需要尋找以上學科的交叉部分，在整個課程內容體系中有所體現。

學科交叉課程融合要實現各學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新聞學和傳播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災害學屬于自然科學，二者有著不同的研究方法，學科交叉課程因為涉及到以上不同學科，所以《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進行融合。在本課程的概說部分專門有研究方法的論述，指出了該課程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法、田野調查法、文化分析方法。其中，定性研究、田野調查和文化分析方法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則更多地用于自然科學，災害信息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但是在研究傳播效果時，又常常會考慮到“災害信息”這一特定的傳播內容，經常會用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體現了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融合。

學科交叉課程融合要實現各學科內容的融合。之所以開設學科交叉課程，就是因為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結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知識才能解決問題，因此，學科交叉課程需要將所涉及到的學科知識融合到一起。《災害信息傳播學》涉及傳播學、新聞學、災害學、管理學等學科知識，因此在涉及課程內容體系時，應充分考慮到內容融合。整個內容體系都是緊密圍繞災害信息傳播設計的，如在《災害信息傳播媒介》一章中，針對災害事件的特點，專門論述了各種媒體的物質依賴性及其應災能力，在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指出了廣播媒介在災害救助中發揮著生命線作用。在《災害信息傳播機制》一章中，其中的行業機制、道德機制和法律機制等內容，就要涉及到管理學的相關知識，只有將這幾個學科的知識融合在一起，才能構建具有學科交叉特色的課程內容體系。

三、主次原則

構建學科交叉課程的內容體系并不是要將所涉及的學科知識平均使用，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堅持主次原則，也就是說，要分清主干學科和一般學科，并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確定它們在學科交叉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災害信息傳播學》涉及到傳播學、新聞學、災害學、管理學等學科的交叉，在這四個學科中，傳播學是主干學科，災害學是一般學科，而新聞學和管理學只是在某些章節中體現，并不貫穿所有內容，所以在課程體系構建中就明確了以傳播學為主，災害學為副，新聞學和管理學為輔的地位。

首先，以主干學科構建內容框架。《災害信息傳播學》盡管屬于學科交叉課程，但是歸根結底仍然屬于傳播學的研究范疇。課程組在構建課程內容體系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最終認為仍需參考傳播學課程體系。在參考了國內外傳播學教材體系的基礎上，幾經協商，最終確定了《災害信息傳播學》的課程體系：災害信息傳播概說、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災害信息傳播者、災害信息傳播媒介、災害訊息、災害信息傳播受眾、災害信息傳播機制、災害信息傳播效果、災害信息傳播案例、災害信息傳播研究現狀。

其次，以一般學科凸顯特色。《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畢竟不等同于《傳播學概論》課程，它是一門具有鮮明防災減災特色的課程，那么就需要在課程建設中體現這種特色，這就需要在課程體系的微觀層面緊緊扣住災害學學科知識。無論是簡史，還是要素和效果，甚至案例分析，課程內容的前提都是災害事件背景下的信息傳播。比如對業余傳播者作用的重新認識、對災區受眾的信息接收習慣的研究、對廣播媒介在災害救助中的生命線作用的論述、對各種災害事件中的信息傳播進行的案例分析，都具有鮮明的特色。除此之外，在具體的章節中會涉及到新聞學和管理學的相關內容，這些學科知識只是對課程體系的進一步充實，以使得整個課程體系更具科學性，更適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學科交叉課程內容體系的構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完善，既要面向市場，也要充分考慮教育者和學習者的實際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和反饋，才能打造出體系完整、知識融合、主次分明的課程內容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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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海平，《動漫周邊產品設計――動漫專業與工業設計學科交叉與整合的思考》[J]，《大眾文藝》，2010（9）

[3] 楊曉波，《財經類院校學科交叉培養模式的研究》[J]，《科技資訊》，2010（8）

基金項目：防災科技學院2011年度教學研究與教學改革項目（201127）。

作者簡介：

第6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總體來看，我國關于新聞學專業課程教學改革的研究成果中涉及“研究性教學”的比較少，大多是集中在“案例教學法”和“實踐教學改革”這兩大研究領域，這與開展研究性教學程序較為復雜，沒有現成的有效范式可供借鑒，如果實踐效果不好往往得不償失有關。當然，也有一些涉及新聞學課程改革的論文提及研究性教學，但只是作為論文中提出建議的一部分，沒有對研究性教學的具體開展進行詳細論述。可見，探討研究性教學在新聞學相關課程中的應用，不僅能夠彌補學術研究上的缺憾，還有利于教師進一步推動教學改革，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提升，培養他們適應新聞行業崗位實際的技能，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兩個方面均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及內涵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杜威、克伯屈等提出“問題教學法”，倡導“從做中學”的教育思想，這為研究性教學的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研究性教學要求教師以培養學生的研究意識和能力為目標，創設類似科學研究的教學情境，鼓勵和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學會運用已有的知識創造新的成果，通過對研究內容的深刻認識，產生新的觀點，完善個人認知體系。“研究”的核心在于創新性思維。

新聞策劃是新聞學的專業課程，重在闡述新聞報道策劃的重要作用，讓學生認識新聞策劃在現實新聞行業中的具體實施，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本門課程開展研究性教學有其天然的優勢，也更利于教師以此作為教學改革的突破口，將研究性教學循序漸進地拓展到其他課程。

二當前新聞策劃課程教學存在的不足

（一）課程教學缺乏實踐環節

與新聞寫作、新聞評論學等課程不同，本門課程的實踐必須有專業平臺的支撐。有些教師對于“實踐”的理解，就是讓學生對某個活動進行新聞策劃并形成策劃文書，但這樣的策劃方案必須經過媒介實體來檢驗，然而這是沒有辦法在課堂上得到執行的，也就無法驗證它的可行性或執行效度，僅憑教師的主觀認定來判斷新聞策劃方案的優劣，這是非常不科學的。因為很多高校教師沒有新聞行業的從業經歷，缺乏實踐經驗和對新聞實務的直觀感覺，只能從理論上來判定，這顯然不利于學生對新聞策劃的深入理解。

（二）缺少與其他課程的結合

很多教師把新聞策劃上成一門偏重理論的課程，只注重新聞策劃單方面知識的講解，與之前教授過的課程斷裂開來。新聞策劃與新聞采訪寫作、新聞學理論、傳播學理論有著緊密的聯系，即一次新聞策劃依賴眾多的新聞寫作才能實現，而很多新聞策劃行為的深層次動因都可以從傳播學理論上追根溯源。通過現有的教學模式，學生能夠學會“怎樣進行新聞策劃”，但對“為什么要這樣進行新聞策劃”缺乏理論層面上的理解，同時對“在新聞寫作中怎樣表現策劃的意圖”這樣的細節缺乏感知。

三新聞策劃課程開展研究性教學的實踐

（一）結合傳播學理論講授新聞策劃的重點知識

在傳統教學中，理論教學占據了絕大部分課時，在研究性教學中，教師要精簡理論的講授，把重點提煉出來，留更多的課時用于指導學生的研究性學習。而在理論的講授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將之前已經教授過的傳播學理論與新聞策劃的知識結合起來，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回顧和鞏固所學知識，另一方面能讓學生從理論的層面加深對新聞策劃的認知，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了解，為稍后將要開展的案例分析和策劃實踐奠定基礎。

在實踐中，筆者將“新聞策劃的原則”“新聞策劃的選題確定”“新聞策劃的評價”“新聞策劃的方案制訂”作為講解的重點；以案例教學的方式，對會議報道策劃、典型報道策劃、突發事件報道策劃進行詳細分析；開設兩個專題研究，即“新聞策劃與媒介經營”和“新聞策劃與炒作”；在講授過程中融入的傳播學理論包括議程的設置、沉默的螺旋、培養分析、社會責任論、擬態環境、刻板印象等；同時介紹比較值得深思的觀點，如“娛樂至死”、“危機傳播”，以拓寬學生的視野。至于如何將傳播學理論與新聞策劃案例結合起來，則需要教師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選擇案例的不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教學范式。

（二）運用理論進行案例分析

在這個環節，學生正式進入新聞策劃研究性學習的自主階段，研究任務則是對報紙或網絡上的某一新聞策劃專題進行評述。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務，學生自由組合，每組成員6～8名，設一名小組長，小組內經過協商合理分工。學生選取的案例不限時效性，近年內比較成功的新聞策劃都可以作為分析對象，教師引導學生從事件背景、欄目規劃、文本內容、版面編排、整體效果、媒介經營等方面對該策劃進行深入研究，結合新聞學或傳播學的理論對其分析。另外，教師要對學生的研究性學習提出要求：在原有的基礎上，還能想出怎樣的措施來完善這個策劃。在這個環節，學生要運用已經學過的知識，以研究的形式來開展學習，教師可以鼓勵他們采用“頭腦風暴”的方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新精神，對該策劃進行完善。這樣，學生就能初步嘗試以理論來指導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處于“主體”的地位，而教師只是一名指導者、引路人。

這個環節的任務必須提前布置，教師理論講解結束后，馬上進入案例分析的課程模塊。每次課安排一組學生講述對某新聞策劃的分析，每位成員都必須上臺發言，發言的內容在小組內分工確定，一般由小組長進行綜述。該小組的評述結束后，由其他組的組員進行評價和補充，最后是教師評價。教師的評價要以鼓勵為主，對于理論分析不到位的地方要及時指出，以便學生在稍后的實踐環節中完善。

（三）提供新聞策劃實踐的平臺

很多高校對“新聞策劃”課程的實踐環節重視不夠，往往以學生寫一份策劃方案為考核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缺少新聞策劃的平臺。對此，要動用多方資源，確保學生新聞策劃的實踐得到落實。筆者與校報編輯部聯系，遇到校園大事件時，請校報編輯為新聞專業的學生預留一個版面，用于他們實施新聞策劃。學生策劃的新聞專題可以包括新生軍訓、校園運動會、社團活動、節日慶典，甚至是帶有商業性質的“校園好聲音”活動等，這些都是學生喜聞樂見或熟悉的活動，能夠激發他們開展新聞策劃的熱情。完成的方式依然是小組合作，成員與案例分析環節相同，小組間相互溝通協調，選擇不同的主題進行策劃，每次策劃的實現形式就是在校報刊登一個專版，從欄目的設置和版面的安排，再到新聞稿件的采寫，均由學生自己完成。這樣，學生不僅能完成新聞策劃的實踐，還能復習新聞寫作的知識。

學生對于此次校園新聞專題的策劃，必須經過調查和可行性分析，這是開展研究的必經環節，調查報告成果同樣是作為實踐考核的一部分。在實施新聞策劃前，學生要對在校的老師、同學進行問卷調查，以利于在策劃時根據受眾的愛好和需求調整報道策略和版面設置。新聞專題刊登后，還要在校園范圍內收集反饋信息，總結此次新聞策劃的得與失。在這個階段，學生充分經歷了一次小型的調查研究，認識到只有經過實證調研以及行為分析，即有了理論研究的基礎，新聞策劃才能有明確的指向，實施效果才會更好。

（四）創建課程微博，利于日常指導

因為新聞策劃實踐的很多活動必須在課外進行，為確保學生遇到疑問時能及時得到解惑，在上課之初就創建一個課程微博，由教師進行日常管理。學生在理論學習、案例分析、新聞策劃實踐的過程中遇到疑問，都可以求助，教師要每天固定時間查看微博，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確保學生的研究性學習順利開展。另外，教師要勤于更新課程微博，內容可以是轉發媒體微博或名人微博對于最近熱門時事的見解，也可以是自己對某報紙或網站專題策劃的看法，表達自己的體會，與學生分享對事件的認知，或對于相關新聞策劃的理解，引導學生進行多元化思考，在研究性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更多靈感，形成師生間的良性互動。

（五）考核方式的改革

研究性教學著重培養的是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意識，因此傳統閉卷考試的終結性評價必須改革，轉為形成性的評價方式，平時表現、案例分析報告、作品質量、調查研究的報告組成考核的四個內容，權重分別為20%、20%、40%、20%，作品即實踐環節的校報專版。考核的主體也由傳統單一的教師評價，改為小組自評、組間互評和教師評價相結合，主要根據各評價指標的創新性和整體效果進行評價。采用這樣的評價方式，才能合理反映學生創新能力和職業技能培養的質量。

參考文獻

[1]趙峻穎，吳亞春，孫建.高校開展研究性教學的策略研究[J].中國科技信息，2008（14）.

第7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所謂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指的是以高新科技為代表的傳播技術產業和從事新聞和信息產品生產的媒體產業。而大眾傳播學恰巧是這兩大領域有機聯結的紐帶，為國家建設和今后社會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社會進入新時代之后，各種媒介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媒介進入融合時代。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如何進行大眾傳播學的教學工作，是高校教學管理者和教師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本文分析了當前教學中所存在的問題，并對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改革進行探索。

大眾傳播學的背景

大眾傳播學是從西方傳進我國的一門學科，故“媒介融合”這個概念也是由美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所謂媒介融合是指不同類型的媒介相結合。在科技、網絡、信息高速發展的今天，多類型化的新媒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種媒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點。其多功能、覆蓋廣、發展多樣等特征依然具有媒介的趨勢，這種多元化的融合對傳播業及傳播學教學影響非常大。因此，也延伸到了工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領域，而并非單一的影響新聞傳播業。

“媒介的融合”以數字技術、電子通信技術以及網絡技術為核心。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各個產業相互作用、相互關聯并進行合作與整合，這也是傳媒業發展的未來趨勢。高職院校的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專業在新時展的需求下，應對其課程進行積極改進并得以推廣，使其在今后發展中能夠順應新時代的要求。大眾傳播學課程也同樣需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進行改革和創新，為適應新媒介融合的傳播而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更多有實踐意義、多元化、多樣性的知識，為其今后的發展提供更寬廣的空間。同時，大眾傳播學教師也應該順應發展，作出改變，不僅要摒棄傳統、枯燥的教學理念和方式，還要不斷創新，推進新的教學方式、方法，使學生主動去學、去認知，與此同時確定大眾傳播學課程在教學中合理而又重要的地位。

大眾傳播學的問題及現狀分析

大眾傳播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與新聞學、信息科學、廣告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其知識面較寬、理論性較強，又因為傳播學理論起源于美國，屬于舶來品，使得該課程內容更抽象難懂，所以在教學實踐中也存著諸多差異。

首先，大眾傳播學課程培養目標不明確、課程設置不完善。這源于傳播學與新聞學一直以來界限模糊，概念容易混淆，而傳播學理論最初又是由新聞學引入，故新聞學對傳播學理論的研究更集中于大眾傳播學的相關理論。運用在實際教學中，兩者又有著明顯的區別。

其次，大眾傳播學的教材使用和師資結構存在配比問題。現在很多高校在大眾傳播學的教學中，教材引入較少，泛泛概論理論偏多，具備深度的理論研究教材偏少，同時師資結構設置配比不均。

第三，大眾傳播學的傳統教學模式存在顯著弊端。目前國內各高校陳舊的教師一言堂教學模式與新時期下傳播學人才培養明顯不適應。大眾傳播學教學是以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為主，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這樣不僅理論與實踐脫節，且易形成教師一人獨講的教學現狀。由于傳播學的理論知識本身具有抽象性，在教學中容易形成填鴨式教學的模式，而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會讓學生疲于記憶。

大眾傳播學的改革策略

受媒介融合的影響，大眾傳播學的教學要及時變革和創新，這已是當前教師們不約而同達成的共識，但如何進行創新、如何改革，也是當前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大眾傳播學的教學需要在新環境的影響下與時俱進，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加強教學的改革步伐。

一是大眾傳播學發展到今時今日，已遠遠不再局限于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專業，傳播學早已擴展到高校各個專業的教學中，成為高校的基本專業課程。因此，大眾傳播學要注重多學科、交叉學科的教學，密切與各個專業相結合。

二是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媒介應發揮其作用，教師應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其應用在課程中，并與其融合。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教學質量、豐富教學內容、擴展教學手段，還能突出教學重點，更好地與學生形成互動模式，使學生主動參與其中。

三是媒介的融合促使傳播者發生變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傳播學也發生了傳統意義上的改變，不再以傳統的傳播者為主導，而是以培養更多視野寬廣的媒體工作者為核心任務。因此，為順應時代的發展，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也要作出相應的變革，首先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其次構建多樣化的媒體傳播平臺，最后讓學生在掌握多種媒介傳播方式的同時，受益匪淺。

四是傳播學的教育絕不是單純地告訴學生們理論知識是什么，讓學生們死記硬背應付考試，更不是放幾部電影讓學生們觀看，讓大家哈哈一笑，告訴學生這就是傳播。大眾傳播學是一門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學科，正是因為它的寬廣性，這一雙刃劍，可以讓傳播學淪為泛泛之談，還可以讓傳播學在生活中成為真正能幫助我們的得力助手。

五是任何理論教學都不能與實踐脫節，大眾傳播學更是如此。大眾傳播學在教學實踐中要大膽探索，引入各種實踐機會，也可以模擬實踐，并且要拓展實踐的范圍，讓學生要看到傳播學的關聯性和經濟性，從而使學生明白理論學習的重要作用，在返回理論學習時能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在理論課堂上，很多學生成為“低頭一族”，看手機、看書成為課堂習慣。而傳播學課堂教學，應盡可能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加強師生互動。

六是大眾傳播學課程的教學方式應該是開放的。教師除了想辦法讓學生主動積極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還應注重課下與學生互動交流。新媒體的發展層出不窮，使得網絡傳播方式具有巨大的優勢，網絡的互動與溝通是網絡媒介強于傳統媒介的地方。因此，加強小組學習的過程指導應該視為“合作式”研究性學習的中心。當然，組建小組和選擇任務后，并不意味著教師撒手不管。在“合作式”的學習中，學生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網絡媒介的優勢，通過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及時回復并解答，有效提高課外的學習質量，保證研究性學習的順利開展。

大眾傳播學不單單是讓學生輕松娛樂，一笑而過地看幾部專訪，而是學生通過系統地學習傳播學知識理論，促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夠應用，有效地提升其綜合素質及文化素養。

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改革與實踐需要時間、知識的積累，需要學校、教師、學生等共同努力。只有重視大眾傳播學課程的發展，不斷提升其教學體系，不斷推進教學改革與實踐創新，才能使傳播學理論更好地服務學生、服務學校、服務大眾，努力成為新媒介融合背景下進行傳播的得力助手，為新媒介融合作出一定的貢獻，為社會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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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頤武：《文化研究與大眾傳播》，《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6年。

作者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陜西西安

第8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關鍵詞］傳播學理論體系創新

Abstract:ThebooktitledJournalism&Communicationisonecreativeworksincommunicationtheorystudyfield.Itslogicalstructurereflectstheauthor''''sinstructiveattempttosystemizethecommunicationtheory.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oreticalsystemCreation

郭慶光教授新著《傳播學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讀后，深感這是作者多年來深入、系統地研究傳播學基礎理論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傳播理論研究上有所創新之作。它雖然是一本面向大學生的教材，但仍處處顯示理論著作獨特的豐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本書的框架與布局，它是經作者精心考慮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書以橫向論述為主，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嚴密的邏輯框架結構。

1.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指導思想重新整合相關內容

眾所周知，把不同的傳播方式劃分為自我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在中外很多同類的書中都曾有過，但作者沒有簡單地重復這些內容，而是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依據，予以重新組合，使之更臻合理。書中，作者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動物傳播，并把人內傳播(即自我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分別歸為一類，深入探討了這些內容。“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正因為二者之間聯系如此緊密，才把它們當成一類；又如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作者認為它們在本質上并無根本的差異，因而也把兩者歸為一類。因而，這不是一般的歸納整理，而是使理論研究系統化的一種體現。

2.從探討傳播制度入手，帶出對傳播過程相關因素的分析

以探討傳播制度牽頭，再引出傳播媒介、受眾與傳播效果等的研究，這也是作者力圖使傳播理論系統化的表現。并且為了突出備受關注的熱點課題，本書還加入了“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和“傳播學研究史和主要學派”兩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結尾。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傳播效果研究”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詳細分析戈爾丁等所劃分的傳播效果類型之后，并沒有拘泥于前人見解，而是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傳播效果研究的五個課題，即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訊息載體、傳播技巧和傳播對象等視角探求它們和傳播效果的關系。作者清楚地表明，傳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體，而應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予以剖析。這些理論視角，實際上就是傳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這種對傳播理論研究的邏輯歸納，反映了作者試圖使傳播理論體系化的有益嘗試。這種帶有原創性的學術見解，明顯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論述，說明了作者在著力探求傳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構與新方向。

在這里，為什么我們要對本書的結構詳加分析呢?主要是因為傳播學具有多學科集納而成的邊緣學科的特點，它影響(不是妨礙)著自身理論架構的形成。一方面，它有著很強的開放性，幾乎所有社會學科和部分人文學科都可以介入傳播研究，因而傳播理論豐富多采，不斷翻新，短短半個多世紀就從零散的理論觀點變成一門顯學；另一方面，傳播理論畢竟顯得枝多葉蔓，頭緒紛繁，怎樣才能使之形成既開放又相對穩定的體系，至今仍無定論。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終其一生仍然未能達此目的。可見，傳播理論體系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邏輯框架就是傳播理論的體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陣”所必需，唯綱舉才能目張之。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架構，不僅令初學者茫茫然毫無頭緒，而且對研究者來說，也難以做到“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所以，我們要在這里談到這個問題。當然，我們還不能說郭慶光已經完成了這一目的，但這種力圖使之體系化的努力，至少會給同行們帶來不少啟迪。

二、其次，作者還在書中提供了許多傳播理論研究的新視角。作者學有素養，且負笈東瀛，浸日本學術多年，因而在傳播理論探討中會給讀者在研讀中帶來了新鮮感和滿足感。

日本學者有很好的研究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傳統，從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對我國新聞學研究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問世的《新聞學》，1903年即被譯成中文出版，這也是我國最早推介的外國新聞學專著，它“介紹了歐美新聞事業及新聞事業與社會的關系”；被認為“標志著西方新聞學在中國的傳播，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①。二戰以后，日本學者又很快接受了傳播理論，加入了環太平洋地區以美國為首的傳播學主流學派——經驗學派。日本人研究學術歷來有其傳統。他們往往先大量引進，予以“克隆”(翻譯)或模仿，然后再逐漸消化、創新并為我所用。對傳播學、大眾傳播社會學的研究也不例外。郭慶光在書中對日本學者的創新、拓展之處做了許多詳細的介紹與分析。應當看到，這種介紹與分析，同樣是取其精華和結合我國國情的科研成果。況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視野還偏及歐美的最新研究趨向，并能時時把握住的科研指針。

大體上說，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有：

1.深入剖析傳播學基本概念，闡發因此而起的研究導向

如在第一章中，對“傳播”和“傳播學”這一對耳熟能詳的概念，作者使之聯成一氣，展開了學術式的長篇探討。他沒有限于對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類，而是從分析庫利、皮爾士提出的傳播概念入手，認為他們開創了界定這一概念的兩個傳統(社會學傳統和符號學或語義學傳統)，并根據這兩個傳統的融合，指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社會互動行為”。接著，又引向概念對傳播概念的影響，并且把這種論述進一步和傳播學概念的闡釋結合起來，在肯定“傳播學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的前提下，詳細討論了社會傳播學的系統性、社會信息系統的特點及其運行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這種從傳播概念到傳播學概念、并把傳播學納入信息論和社會系統理論的論述，既一氣呵成，揮灑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對“大眾傳播”這個比較容易解釋的定義，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對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社會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關章節顯得相當豐滿。其中，認為“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的新見解，頗有現實意義。作者論證說，既然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并且大眾傳播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有直接關系，加上它的巨大影響力，所以，任何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目前，在我國，人們對媒介產業化的議題仍有爭論，而作者的這一見解雖然沒有直接觸及這一爭議，但卻根據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過來說，既然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我們就應當自覺地研究和探索它的產業化進程。否則，便會無助于我國已經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也無助于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明天。與此同時，在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中，作者關注到施拉姆提出傳播的“經濟功能”，認為這種功能不僅僅是提供信息服務，而是作為知識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見解互相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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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觀著眼，中觀剖析，微觀入手

在寫得相當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對大眾社會理論的分析，就屬于從宏觀角度觀察信息接受者這一涉及全局的問題。關于大眾社會理論，臺灣學者陳世敏曾經指出，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在《大眾傳播學諸論》一書中，以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來說明大眾社會的特質，“自是別具懷抱”。然而，他的論述僅限于對德福勒觀點的介紹，并沒有予以展開和延伸②。而郭慶光的研究則進了一步，他上溯19世紀有關的早期貴族主義觀點，中轉20世紀30年代后社會學家對法西斯極權主義的批判，下接美國的大眾社會理論與日本學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結論式的意見。這樣步步深入地厘清大眾社會理論的演變和實質，努力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就使讀者開闊了視野，看清大眾社會理論與傳播學的必然聯系。

如果說大眾社會理論是一種宏觀探討的話，那么，受眾觀的闡述就屬于一種中觀的剖析。過去一般都僅限于把受眾理解為信息接受或傳播對象。但問題的實質應當是研究受眾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和在傳播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受眾的地位是否舉足輕重，受眾的角色是否可有可無。對此，作者先是以社會學觀點提出“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受眾”；接著，從市場學的經濟角度提出“作為‘市場’的受眾”；然后，又以法學的觀點提出“作為權利主體的受眾”。這種對受眾多側面的分析確有獨到之處，因為這已經從概念的微觀認知提升到了中觀剖析的高度。

為了說明受眾與大眾的區別，作者對“大眾”這一概念的詳細分析，便屬于微觀認知的范圍。作者從社會的角度出發，逐一分析了大眾既不同于初級群體或小群體，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眾，而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會群體”。作者還認為，受眾和少數權力精英同處于現代社會之中，“誰掌握了大眾，誰就掌握了一切”。這種條分縷析的細微之處，很能體現出作者的洞察力與治學精神。

在傳播理論研究中，掌握宏觀、中觀和微觀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是社會學的中觀理論(MIDDLERANGE，又稱“中程”理論、“中間范圍”理論)研究的倡導者。關于中觀理論的思想，是默頓和他的老師帕森斯論戰時提出的。當時(20世紀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對準綜合性的一般理論，企圖建立一種包羅萬象的模式，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行動。默頓反對這樣做，他認為，在社會學中尋找一般社會行為的規律是徒勞的。社會學研究應當避免兩種極端：無事實的概括和無理論的事實。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觀察并切合實際地限定其應用的解釋。這種解釋，處于對日常事件的觀察與包羅萬象的統一理論之間，即中觀研究理論。他說：“我們有理由去設想，社會學將會在這個程度上提升：它主要關注的是，要和中間環節的發展中理論聯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論上，那它就將會受挫。我相信，今天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去發展應用的、特殊的理論以限定理論——數據的范圍。——社會科學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會冒上風險。就像現代的舞臺布置一樣，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將會是缺少的、沒有裝飾的和不舒適的：所謂一般理論和特殊理論都需要的說法，是‘正確’而陳腐的③。”他說，“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這些行為方式之間的理論聯系，那就可能發展出一種屬于中間環節的理論。這種理論不是強化就是分離經驗與假設的一致性④。”默頓以中觀理論研究作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應用于社會學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離軌行為的“失范”理論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導美國社會學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會學、城市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學術研究。傳播學“議題設置功能”理論的提出者麥康姆斯很贊同默頓的見解，認為傳播學除宏觀水平和微觀水平這兩類理論研究外，同樣存在著處于中間范圍的中觀理論研究。宏觀研究著重于建立總體或最高理論，如桑德拉·鮑爾——洛斯奇提出的媒介關系依賴論；微觀研究則注重實證主義方法或以實證為依據的若干變量的集合，如霍夫蘭關于態度改變的研究。而麥康姆斯認為他和唐納德·肖的議題設置功能理論、還有把關人理論、新聞社會學、“沉默的螺旋”傳播模式等，都屬于中觀研究的理論成果⑤。筆者認為，中觀理論已應用于社會學和經濟學，而麥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傳播學理論的開拓。無論在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我們不必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觀理論，以免勞而無功；而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著力于研究和探索傳播學的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再積以時日，聚沙成塔，把各種相關理論整合成一種或幾種更完整、更高層次的宏觀理論。

誠然，筆者以為，《傳播學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第一章在闡述“信息”概念時，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確定性這一基本內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傳播學劃分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是一種簡單化的認識。因為“非語言符號”只是一種模糊的界定，反映了傳播學者對非語言符號的忽視，它離符號學對符號種類的科學劃分相去甚遠。還有，作者把符號分為信號和象征符兩大類進行解釋，確實是簡單了一些。因為還有另一類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號(icon)是不應當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培養理論和知(識)溝理論都歸之為大眾傳播的宏觀社會效果，這同該理論之一的提出者麥康姆斯認為那是中觀理論研究的見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討論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因內容較新而導致敘多論少；其中“文化帝國主義”的課題最具理論色彩，但又缺乏詳細的歷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論、控制論對傳播學的貢獻，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統論對傳播學的重要影響。事實上，本書作者研究傳播理論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書作者對符號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如認為“符號是意義的攜帶者，任何一種符號都有其特定的意義”(第48頁)，但又認為“所謂意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第47頁)；“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第42頁)。可見書中前后說法并不一致。在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圖用信息去“統一”符號和意義，但卻人為地把符號和意義割裂開來，并把符號僅僅看作是形式，這就違反了索緒爾提出符號是所指與能指相結合的這一科學論斷。實際上，任何意義都必須存在于符號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號之外。至于信息和符號的區分，這是不同學科(信息論與符號學)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信息只能區別于物質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聯系起來討論的話，那就只能說信息論中的信息可以理解為符號學中的符號。或者說，任何信息都必須使之符號化，才能產生、編制、提取、傳遞和接收。

總之，以上提到本書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處，僅是筆者個人的見解，不一定正確，也原意和作者與同行們共同研討。而應當重申的是，本書的理論成就是主要的。郭慶光教授治學嚴謹，厚積薄發，在傳播學領域默默耕耘長達十余年，終于完成這一佳作。我們熱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問世。

注釋：

①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第284頁，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第53頁，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版。

③羅件特·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英文版導言第9頁，紐約，1968年版。

第9篇：新聞傳播學認知范文

關鍵詞：可供性；新聞生產；關系與互動；媒介與技術；物質性

“可供性”是最先誕生并應用于生態心理學領域的一個概念，是一種強調“關系”與“互動”的理論，揭示“環境”與“行為”的協調關系。智能技術應用下的新興融合新聞形態給新聞消費的社會形式與社會功能帶來了深刻變化，學界的研究存在著“過度社會化（社會建構論）”和“社會化不足（技術決定論）”的兩極對立，如何把行動的物質性與行動的社會性整合起來呢？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論可以作為一種創新視角引入研究中。

一、可供性理論內涵與應用梳理

“可供性”最初是由生態心理學界著名學者吉布森提出，用于解釋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對應關系。以往我們看待周邊的事物，總認為事物是獨立存在的，這其實是一種割裂的視角，“可供性”告訴人們人與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實踐的達成是建立在人與物的互動過程中的。

（一）可供性———強調“關系”與“互動”的生態心理學理論

吉布森認為動物具有選擇性地感知環境中信息的能力，因為這些信息與動物的生存密切相關。生物感知環境不是通過它的本質，而是通過它能提供的行動可能性。此外，相同的物體對于不同的認知對象會提供不同的行動可能性，例如一棵樹對于猴子而言就是躲避捕食者的避難所，而對于長頸鹿而言則主要是食物的來源。可供性理論的具體意指引發了后續生態心理學領域的廣泛爭議。Turvey從現實主義的視角將可供性理解為一種環境的傾向性屬性。有學者對Turvey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可供性是動物—環境系統的屬性，它并不涉及具體的行為。可供性是行動的機會，立足“關系”的理解認為可供性根本就不是一種屬性，而是一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學者孫凝翔、韓松（2020）認為，吉布森的“可供性”是針對唯意志論和決定論對立的二元論的立場而提出的一種理論視角，既維護主體之能動性使之擺脫控制，又嚴格拒絕知覺中的任何建構性。可供性理論采用的是一種主體間性的視角，提供了一種辯證但又不失敏銳度的認知工具，它在功能主義、個體能動與建構主義之間構建起一個關系性框架，關注個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互動實踐過程。

（二）可供性在其他研究領域中的使用

1.設計學研究美國認知科學及人機交互學者諾曼將可供性概念引入設計學領域并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概念，探討日常用品的設計功能如何影響用戶的使用行為，在技術設計和人機交互領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諾曼認為在設計學領域，人們以設計的方式來塑造物體和環境的可供性，區分了“通過設計提供的行動可能”與“用戶感知到的可供性”，認為設計師就是要確保設計所提供的行動可能性是容易被感知的。此外，學者Gaver提出用可供性的概念代替認知方法，認為可供性這一概念提供了知覺和行動之間的直接聯系。他將可供性應用于人機交互的界面設計中，關注技術與用戶之間的基本交互，并認為一些隱藏的或錯誤的可供性會給用戶使用帶來負面影響，而這一概念對于改進設計、提升產品的交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2.信息技術系統研究可供性理論對于解釋人和環境之間的實踐活動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在組織與技術、信息研究等領域中也應用到了可供性理論。有學者認為從現實主義或本質主義的角度看待可供性理論或對其進行關系性的解釋，對于定義技術有著重要的影響。學者Faraj和Azad將可供性定義為“關系結構”，強調關系的多樣性，認為它不是技術或者人的單一屬性或功能。學者Fayard提出物質和社會兩個維度的解釋，同時承認可供性的傾向性和關系性，并且采取一個綜合性視角來解釋物質環境如何塑造實踐，而不是決定實踐。受到可供性理論的啟發，學者逐漸意識到重點關注涉及技術的實踐和行動的重要性，而不是孤立地關注技術，因此比起技術應用帶來的可能性，人們更應該關注實踐的可供性，例如交流、協作或非正式的互動。3.傳播學研究隨著社交媒體在全球的興起和流行，“可供性”這一概念逐漸被傳播學學者和媒介研究學者所關注，成為理解、分析媒體、技術與用戶之間關系的一個關鍵概念，由此產生了可供性與社交媒體、互聯網平臺、智能技術等相結合的研究。學者Schrock認為可供性理論為研究移動媒體類技術如何實現常規化應用并影響人類的交流模式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傳播可供性”的概念，以交流為中心，提出了移動媒體的四種可供性：便攜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體性。Rice、Evans、Pearce（2017）提出“媒介可供性”。潘忠黨教授最早將可供性理論引入中國傳播學研究中，并提出了分析媒介可供性的三個維度，分別是信息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動可供性。有學者在反思和總結傳播學界對可供性理論的使用后指出，不少研究對此概念的溯源或甄別不夠，導致概念的混用或亂用，而可供性概念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技術特性概念化所固有的現實主義為技術決定論者和建構主義者關于技術和人類行為之間關系的辯論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二、新聞生產的邏輯變化：擴展主體范疇，關注多重互動

互聯網時代，新聞生產的邏輯和規則發生了變化，不僅要考察新聞的生產、傳播、流通和消費過程，更要把握其所處的網絡結構以及其中的各個主體節點之間的關系與互動。強調“關系”與“互動”的可供性理論應用于新聞生產的研究，可以開辟更多的研究視角，為理解新聞生產中不同場景、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互動與意義提供理論支撐。互聯網時代，傳統新聞媒體的融合轉型中會產生很多問題，例如工作的時空節奏問題、常規選題的變化、內容與形式的不同側重、常規消息來源的變化、模糊了新聞與事實關系的議題內爆等。作為新聞生產融合轉型典型的中央廚房以及絕大多數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在生產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可供性理論啟發學者采用田野調查法，深入融合新聞生產機構進行長期而全面的觀察與深描，探究傳統的生產理念、習慣和規則如何做出相應的調試和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又反過來對技術應用和新聞生產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此外，新聞用戶、新聞工作者、自媒體從業者、技術人員、廣告商、平臺等都應當是獨立的多元行動者，他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互動關系？國家、市場和技術如何對媒體融合與新聞創新產生影響？人工智能、算法等技術的應用如何導致傳播秩序的變化？他們與其他主體之間如何進行互動、如何相互影響并帶來最終的結果？如何建構新聞的真實性和透明性？這些問題都是可以結合可供性理論進行探索的話題。

三、融合新聞的物質性討論：促進理論創新，追問歷史形態

詹姆斯·凱瑞的傳遞觀和儀式觀注重傳播過程中信息和符號的意義與價值，忽視了媒介的物質性。在近來的研究中，媒介物質性重新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學者孫萍（2020）在研究中指出，近些年社會建構思潮和智能技術不斷勃興，媒介的虛擬表征與意涵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但關于物質性的研究仍然處于邊緣化的境地。而強調“關系”的可供性理論正是一種打破二元對立的理論視角。學者陳昌鳳、仇筠茜（2018）也曾在研究中指出可供性理論有助于將技術、人及間性都納入研究考量，打造出多元認同的意義空間。借助可供性理論關于融合新聞中物質性的討論，可以更進一步在技術、身體、空間等方面回應媒介化的現實建構問題，以促進更多的理論創新。此外，可供性的框架也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追溯途徑，研究者可以不再把技術呈現形式上的每一次轉變都看作是對以往的根本性突破，任何一種技術形態都應該是歷史性的，可以通過對人們的媒介實踐和使用習慣跨時間段的追蹤，打破宏大歷史觀之下的“新—舊”對立的格局。這有利于進一步印證可供性如何體現并融入技術，有利于理解新興智能技術如何應用于融合新聞的生產和傳播，實現更好的傳播效果。

四、新聞用戶的個體價值：應對異化挑戰，回歸人本主義

在可供性看來，技術的應用為個體提供了“行動的可能”，個體能動的實踐將可能性轉化為現實。當下移動通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新聞生產、傳播的全流程，融合了多種媒介形態的“新新聞”形式，為用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行動的可能”，新聞用戶得以突破過去新聞消費的時間、空間約束，獲取新聞成為一種隨時隨地發生的實踐，甚至在不斷延伸感知的范疇和邊界，以追求更好的感官體驗。不過，所有的技術進步都是有代價的，每一次技術的進化都會提出新的問題，技術的進步同時包含了善與惡。技術由人創造，應當為人服務和存在，人們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使技術及其引導下的實踐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強調動態互動性過程的可供性理論提供了一個思維視角，它關聯用戶和技術之間的互動協作。從可供性的角度來看，用戶不僅是內容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的供給者。環境為人們提供可供性，人也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建構一種想要的生活方式。可供性的理論視角對于了解技術的運作邏輯、技術與受眾的互動關系、個體能夠發揮的作用價值以及回歸人本主義的終極目標等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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