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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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然而，資本市場對這種觀點并不買賬。分析師認為，將不同行業捆綁在一起毫無價值。通常，由于每個行業各自的復雜性，它們在華爾街是被獨立分析和評估的。但如果有多元化發展的公司，選擇了新的發展方向或戰略，評估公司就必須協調專業特長不同的分析師進行合作，以便更輕松地了解這家公司。如果某公司的戰略和分析師的狹窄專長不匹配，市場會低估這些公司的股價。

明尼蘇達大學的瑪麗·本納（Mary Benner）認為，分析師傾向于低估那些和激進的創新科技相關的戰略，偏愛那些在現有技術上進行拓展的戰略。結論顯示：資本市場習慣性地低估那些擁有復雜和獨特戰略的公司。

這是為什么呢？答案是，公司戰略市場遭受了著名的“檸檬問題”（檸檬在美國俚語中代表次貨——譯者注）。在這種市場環境中，產品的質量和服務無法直接觀測。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二手車市場（近幾年變化巨大），買家通常不知道車的質量，但賣家知道，并可以利用這一情況，賣出質量很差的車。而高質量車的賣家，卻無法在市場上自證，因此高質量車的賣家都壓貨不賣，直到市場上只剩下質量較差，價格較低的“檸檬”。

管理層在向資本市場兜售他們的戰略時，也遭遇了相同的問題。人們很難評估一個戰略的質量，即使對提出這一戰略的管理者來說也一樣，我們只能看到未來實現這些戰略需要做的事及結果。因此，管理者至少能暫時將低質量的戰略偽裝成高質量的。而那些提出高質量戰略的管理者，則難以說服資本市場。因此，對資本市場來說，在評估這些公司的戰略質量時，傳統的核算方法難以提供確鑿的根據。結果，分析師就將重點放在了為數不多的“績效”計算方法上。

如果企業管理者認為自己的判斷比市場正確，可以采用兩個方法來從根本上糾正“檸檬問題”：第一，讓市場更容易獲得戰略信息；第二，尋找具有長遠眼光的投資者。公司可以根據問題的極端性，選擇合適的方法。

增強市場對戰略信息的獲取。如果經理們認為改進溝通能解決問題，他們可以敦促分析師和投資銀行投入更多資源來分析公司戰略。有一個現在已經失寵的極端方式是，針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公司業務，發行一只跟蹤股票。跟蹤股票是在公司內部根據部門運營業績進行交易的。分析公司一級市場股票的投資銀行有義務分析跟蹤股票。經理們也可以直接通過將股票出售給投資銀行，以求得關注。他們還可以資助獨立股本的研究，近年來這種方式日益常見。根據年份不同，大約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公開上市公司根本沒有證券分析。鑒于是否有分析會造成非常大的區別，花錢購買分析是值得的。

第2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會計信息質量

一、引言

會計信息系統作用的有效發揮，離不開嚴密的公司治理的引導和控制。公司治理結構通過內部和外部機制的運行，對經營者的行為和會計信息的生成過程施以監督和約束。

二、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完善的內部治理是保證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主體。一方面，它利用會計信息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激勵和約束，形成股東會監控董事會，董事會監控經理層的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內部治理結構的特殊地位，它能夠保證會計系統產出充分、及時、客觀的會計信息，使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需要得以滿足。同時，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履責也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產生重大影響。

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不能脫離公司治理結構而存在。現代公司中，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由負責日常經營的管理者來提供會計信息是必然的選擇。會計信息同時是管理者受托資源及其績效的反映，為了證明自己有效履行了合同所規定的義務，向市場傳遞良好的信號，爭奪更多的資源，管理者有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的動機。在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中，行使監督權的機構有董事會、監事會、審計委員會、內部審計部門等。股東將公司內部控制的責任授權給董事會，使其成為公司內部的最高決策機構。董事會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監控公司的財務信息處理過程，促使公司披露真實公允的財務信息。

三、公司外部治理結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公司外部治理結構主要通過競爭性的市場發揮作用，其主要包括資本市場、控制權市場、經理人市場和獨立審計市場。有效的競爭性市場會給經理層帶來壓力。當公司治理缺乏效率，業績不佳時，在資本市場上會表現為股價下跌。在控制權市場上，公司就可能被其他公司接管兼并，職業經理人的聲譽也會因此受損。外部競爭性的市場會促使經理人選擇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策略，這對于生成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有重要作用。獨立的外部審計是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最后一道關卡。注冊會計師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對經營者提供的會計信息進行審計，可有效的防范會計舞弊和虛假的會計信息披露，從而有助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除此之外，相關監管機構的監督、法律法規的建設和完善，都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產生影響。

四、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建議

1.優化股權結構。針對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高的問題，可以通過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進行改善。機構投資者作為戰略投資者進行長期投資，他們具有個人投資者不可能具備的資金規模優勢和專業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機構投資者的壯大一方面可使上市公司過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會加大機構投資者“用腳投票”的成本，迫使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從目前來看，機構投資者通過與大股東進行談判，并以“用腳投票”的方式對大股東形成威懾，提升了流通股股東的地位，間接維護了中小股東的利益，這對改善我國證券市場不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和非理性融資具有積極作用。

2.完善獨立董事制度，促進董事會的有效運行。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和所處的特殊地位，能對內部董事起到監督和制衡作用，能夠監督和約束經營者，制約大股東的操縱行為，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有助于增強董事會的透明度，保證董事會的獨立和公正，完善董事會的職權與結構。獨立董事的價值在于獨立性，可以將有關獨立董事的制度列入法律法規中，同時切斷獨立董事與上市公司間的利益聯系，杜絕相互間的利益輸送。加強獨立董事的培訓和管理，建立任內責任制度，對獨立董事職務上的不當行為進行處理，以保證獨立董事的任職能力，加強自律、勤勉盡責。擬定獨立董事的辦公制度，對辦公時間、會議要求、外出調研等作出科學合理的規定，并配以定量考核，強化激勵和約束機制。

健全董事會的機構設置，成立各種專門委員會，各專業委員會之間有詳細的分工和職責劃分，從各自的專業角度為董事會的科學決策提供專業支持，各專業委員會還為獨立董事參與公司治理提供了途徑，有利于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的交流。

3.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強化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為更好的滿足優質企業融資及資產重組的需要，應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的總體規模。一方面，應擴大上市公司的發行規模，特別是企業債券的發行，鼓勵企業間的重組、并購，努力培育大型優質上市公司。另一方面，應擴大各類基金的入市規模和機構投資者的規模，引導居民投資者規范進入資本市場，以擴大資本市場的投資規模。資本市場具有融資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資源配置功可使資金流向最有效率，盈利最多的部門。我國長期以來重視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忽視了資源配置功能。應采取有效措施，包括規范市場行為，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規范退市制度等，強化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

4.強化注冊會計師監管。明確界定注冊會計師執業活動違法的界限，加大處罰力度：相關法規不僅要有原則性要求，還應注重可操作性，應有體現各種原則的具體措施和手段。同時，應加大對注冊會計師執業活動違法的處罰力度，增加其違法成本。改革注冊會計師聘任制度：應改變注冊會計師受雇于被審計對象的現狀，考慮由監管機構為企業選聘注冊會計師，同時向其支付審計費用。此外，應規范審計費用，制定合理的指導價格。這有利于優化會計師事務所的內部管理，實現審計業的自我規范。

參考文獻:

第3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近年來，我國在典型工商業企業會計方面確實取得了很多成績，有關部門及會計業界在這一方面作出了卓越努力。不容否認，中國會計制度已經有了很大進步，距離國際會計準則越來越近。但我們必須看到，在典型工商業企業以外，還有很多特殊領域需要會計準則覆蓋，還有許多特殊問題需要作出規定。中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經歷的年頭還很少，經驗也很少。因此在許多旁門別類方面的差距還相當之大，所以參考國際經驗是必要的。中國將來的會計準則應該既參照成熟市場經濟中的會計準則，同時也考慮中國國情和特色。這至少是資本市場監管者搞好資本市場的迫切需要。

譬如金融企業改革上市，它關系到中國整體改革的大局。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金融企業出現了較多的不良資產，資本充足率不夠，急需利用資本市場。應該說，中國銀行業一定程度上承擔了中國改革的成本，這是改革的代價。但是在金融企業上市過程中，遇到很多的會計準則和披露準則方面的問題。因此，金融企業上市比一般企業較為復雜，比如銀行在常規貸款之外，還有風險和風險準備方面的問題。目前的會計準則仍可進一步完善，披露標準還要提高，要參照國際標準對金融企業披露提出要求。

可見，會計準則是證券市場發展的基礎性因素，只有具備了高質量的會計準則，證券市場的規范和發展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上講，會計準則的提高也是中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的前提。

二、為證券市場服務是會計準則的一項基本目標

會計準則是對會計信息產生過程的一種規范，其根本目標是通過財務資料，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在證券市場上，會計信息具有眾多的使用者，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投資者（包括潛在投資者）和債權人。投資者和債權人是企業風險資本的主要提供者，與企業具有直接和密切的聯系，他們需要掌握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并據此作出相應決策。因此，滿足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會計信息需要至關重要。對此，世界各國已達成共識。

作為證券市場的重要主體，投資者最關心的是投資風險及期望收益，他們需要通過會計信息去發現證券的價格。好的會計信息必須同時具備及時性、預測價值和反饋價值，能夠通過幫助使用者預測過去、現在和未來事件的結果，堅持或更正先前預期，從而作出合理的投資決策。好的會計信息還必須有較高的準確度，以使使用者預測企業經營狀況和收益情況有更合理的基礎。盡管在有效的證券市場上，純粹的會計技術的改變對企業價值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會計政策、會計技術會有利于或有害于企業價值的形成。

在我國，對會計準則目標的認識與國際上存在差別。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規定，會計信息首先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其次是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再次是滿足企業內部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會計信息的用戶首先是政府，而投資者和債權人的需要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中居于次要地位。這與國際上通行的觀點有較大差別，國際上通行的會計準則目的主要是為投資者、債權人決策服務，為資本市場服務。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甚至認為，政府和管理部門的特殊需要不在會計準則主要服務范圍之內，各級政府可以為實現各自的目標，明確規定不同的和例外的要求。但這些要求不應該影響為了其他用戶的利益而公布的財務報表，除非它們也能滿足那些用戶的需要。管理部門可以決定額外信息的形式和內容，以滿足自身的需要，但這些信息的報告不在會計準則框架范圍內。

事實上，我國會計準則確定的三類用戶對會計信息需求的差別較大，共同之處不多。政府作為經濟的宏觀調控者需要的是較籠統的統計數據、匯總數據；國家稅收的需要與會計目標有很多區別，為應付稅收而設計的會計體系是滿足不了其他使用者的需要的。企業管理當局需要的會計信息千差萬別，主要是為內部考核服務；而投資者和債權人因投資、借貸的需要，要求會計信息應能揭示企業的投資價值和經營風險。根據這三類用戶制定的會計體系明顯有別于滿足外部投資者需要的會計體系。而我們在根據這些復合目的制定會計準則時，又未充分了解每類用戶的需求并找出他們的共同之處，而僅僅是將其他國家為外部投資者設計的會計概念和會計體系借鑒過來，形成了現在會計準則多重目標的相互矛盾與沖突。由此造成會計準則與證券市場發展的不協調，滿足不了證券監管的需要，這就要求區分會計準則目標與政府的政策目標，明確會計準則制定的出發點，即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為資本市場服務，為投資者和債權人服務。

準則服務對象的確定毫無疑問受到經濟環境的制約和準則制定者的價值判斷。服務對象的確定是準則制定的基本前提。我國現在的經濟環境和九十年代初剛開始制定會計準則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表現在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根本的不同。2002年10月底，我國國內上市公司已超過1210家，總市值占到國民產值的50%左右，二級市場投資者不僅有為數眾多的機構，更有多達6000萬個人的投資場所，已成為亞洲第三大證券市場。證券市場的發展迫切需要會計準則在數量和質量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三、資本市場全球化對會計準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化

近10多年來，資本市場全球化的速度逐步加快。資本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表明，投資者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投資機會；公司則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最低成本的資本。然而，這一發展卻遇到一大障礙，即作為資本市場基石的上市公司財務信息因會計準則存在不同程序的差異而缺乏可比性。這使資本市場交易成本上升，也使市場作用難以發揮。

1997和1998年間，亞洲部分國家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進而引發了俄羅斯及部分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透明度不高，會計和審計不可靠。其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要求這些國家必須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否則不提供支持。金融危機促使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重視新興和轉型經濟國家會計問題，也推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進行徹底的改革，以制定一套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在不具備良好準則制定條件的國家使用。

隨著加入WTO，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大循環的速度加快，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的數量日漸增多，外國投資者也日益關注中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標準要求更加嚴格，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勢在必行。中國證券市場要面對新世紀的挑戰，面對國內外的挑戰，必須加強監管、加快市場化、國際化和規范化進程。

第4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一、股權分置的概念及我國股權分置改革過程簡介

所謂股權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暫不上市流通。股權分置是我國股市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設計上的局限所形成的制度性缺陷。股權分置嚴重影響了股市的效率，成為困擾我國股市發展的頭號問題。

2005年4月29日開始啟動股權分置改革，8月23日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經國務院批準，中國證監會、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人民銀行和商務部聯合《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9月4日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9月9日國務院國資委《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中國有股股權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9月19日滬深交易所股權分置改革工作備忘錄。此后，股權分置改革由點到面逐漸推開，覆蓋了多種類型的上市公司。截至2006年12月31日，滬深兩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進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為97%，股改工作基本完成。

二、股權分置對獨立審計需求的制約

股權分置問題不僅僅產生同股不同權、收益與風險不匹配的不合理現象，更主要的是由于大股東所持有的股票不能夠流通，大股東不關心上市以后公司的股票，從而市場對企業的評價作用、股價表現對管理者的約束激勵作用都難以發揮，因此使得對獨立審計的需求顯得無足輕重或者只是滿足監管的形式需求。股權分置把股東之間的利益趨同變成股東之間的利益對抗，大股東的利益部分來源于對中小股東、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剝奪，從而使得大股東對獨立審計的自發需求是“不獨立的審計”。股權分置制約我國上市公司的高質量獨立審計需求，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市場定價機制的扭曲導致對獨立審計需求的匱乏。股權分置影響股票定價預期和定價環境。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流動分割為協議轉讓和上市交易兩個市場，形成兩種價格。非流通股的協議轉讓由于缺乏競爭，導致價格發現不充分，以凈資產賬面價值為底線難以反映權益真實價值。上市公司流通股本規模相對較小，公司股價易于縱，造成股價波動較大，使得股票定價相對公司的內在價值偏高。這樣，股票定價整體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定價機制扭曲嚴重。獨立審計通過獨立第三方對上市公司財務信息報告進行的真實公允鑒證對投資者的決策帶來的價值得不到顯現。因此，在股權分置時上市公司更多的是出于遵守強制審計的被動而聘請獨立審計。

（二）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利益基礎導致對獨立審計需求的“獨立性”背離。由于股權分置的存在，非流通股股東持股比例較高，處于控股地位，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一股獨大”、“一股獨霸”。由于資本市場定價機制的扭曲，使得公司股價對大股東、管理層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不僅阻斷了價格信號的微觀傳導機制，而且還滋生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違規擔保等損害公眾股東利益行為的普遍現象的存在。股權分置、市場供求不平衡、投資者不專業、不成熟的環境下，監管部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擔負著通過財務指標選拔優質上市公司，引導資源配置的職能。許多上市公司為了符合監管規定，圍繞關鍵指標進行盈余管理甚至舞弊造假。審計市場上需求方占據主導地位，投資者缺乏共同利益基礎，公司治理缺乏制衡，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就能夠操縱外部審計，威脅審計師放棄獨立性。

（三）并購市場不能成為約束管理者的有效手段，限制投資者對高質量獨立審計的需求。由于股權分置，使得2/3的股權不流通，控制權之爭存在天然屏障。中小投資者不能通過并購、重組等市場化資本運營手段來對現有管理層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行約束和淘汰業績差、能力平庸的管理人員。這樣，即使管理層不能為全體股東帶來最大價值，只要他們滿足了控股股東的要求，即使高質量獨立審計能夠將他們甄別出來，中小投資者也是無能為力的，從而限制了獨立審計的作用，削弱了高質量獨立審計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三、股權分置改革對上市公司獨立審計需求的影響

股權分置改革后，“全流通”對上市公司獨立審計需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定價功能的恢復、信息價值的凸顯，將提升對獨立審計的需求。全流通將使各種類型股票獲得統一價值尺度，原來的非流通股凈資產定價“底線”、流通股的虛“市盈率”、新股發行的價格管制都將一去不返。這樣，股票價格就能夠反映公司投資價值和市場供求關系，成為投資者決策的重要依據，獨立審計對上市公司公開信息價值的影響也將被充分認識，可以大大促進我國上市公司對獨立審計的自發性需求。

（二）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東利益的趨同，將減少控股股東通過粉飾報表操縱審計意見引發的不良需求。“全流通”后，統一的股價將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東的利益趨向一致，將引導投資者關心公司的內在價值和信息披露透明度，減少控股股東通過粉飾報表操縱審計意見引發的不良需求。

（三）并購市場的控制權之爭有利于削弱內部人控制，增加對獨立審計的需求。股權分置改革為并購定價奠定了市場基礎，股票交易將主要通過交易所公開進行，二級市場成為并購主流。當并購市場轉變成控制權市場后，股東就能發揮用腳投票對管理當局的威懾效果，限制內部人控制引發的不良審計需求，提高需求質量。

第5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關鍵詞：審計質量 影響路徑 形成機制

作者簡介：

毛麗娟（1978-），女，廣西桂林人，上海大學管理學院講師

陶 蕾（1988-），女，江蘇南京人，上海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近年來多家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因涉嫌財務造假、不符合信息披露規則和交易規則等原因，最終導致被停牌甚至被勒令退市。截至2011年11月30日，美國股市被長期停牌和已經退市的中概企業總數達46家。由于在美上市的“中國概念股”問題不斷，而這些中概股大多是由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因而引發了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簡稱PCAOB）對中國審計公司的關注。美國參議員舒默11月22日致信PCAOB主席，建議PCAOB應對美國無法檢查的中國審計公司暫停注冊或撤銷注冊，禁止其為美國上市的公司提供審計報告，直到美國檢查人員獲準評估這些審計機構的工作。目前美國官方尚未針對該建議作出決議，一旦該建議被采納，約100家在PCAOB注冊并從事著審計業務的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審計公司將失去其在美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美國PCAOB此舉雖然有排斥中國審計公司介入美國市場的意圖，但中國審計公司其審計質量受到美國資本市場的質疑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實。面對美國監管機構隨時可能頒發的“封殺令”，如何提高我國獨立審計質量再度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DeAngelo（1981）將審計質量定義為“審計師發現和報告客戶會計系統的重大錯報、漏報的聯合概率”。以該定義為依據，Anthony和Paul（1999）認為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和職業操守是審計質量的直接決定因素。其中能否偵測出被審計單位存在重大錯報、漏報屬于執業能力問題，而發現問題之后能否對外報告則屬于審計獨立性問題。由此，我們認為審計質量具有雙重維度，即真實的審計質量和市場及利益相關者所感知的審計質量。前者是從審計師的角度出發，可用審計師監督被審計單位財務報告真實公允的能力來衡量；后者則是從信息使用者和監管者的角度出發，可用審計師聲譽來衡量，體現了市場對審計師的認可程度。進一步地，雙重維度可視為從審計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來定義審計質量，雙方所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從而對審計質量賦予了不同的經濟含義。對于審計需求方來說，由于審計師監督能力的難以衡量性，信息使用者會依賴于會計信息質量的先驗概率，這將直接導致審計質量需求取決于聲譽維度；而對于審計供給方來說，在既定的審計聲譽下，提供何種程度的監督則主要取決于競爭策略和風險管理的需要，這時聲譽一方面能夠產生激勵效應，強化審計師提供高質量信息的動機，另一方面也可能產生利用聲譽信息的機會主義乃至共謀行為，導致聲譽與質量背離的可能性。因此審計質量決定因素的研究需要關注審計質量的不同維度并著眼于供需雙方的利益取向和行為方式。此外，由于審計師行為受到其潛在法律責任以及其他處罰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取決于審計師所處的制度環境，也就是說，審計師必須遵循法律、準則、規范以及監管等制度以承擔其法定的審計義務，因而制度環境是審計質量分析框架中的基礎性要素。我國審計制度是由政府主導的制度創新的產物，代表政府實施監管的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和司法部門在審計制度的發展變革中對審計質量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保證作用。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法律法規、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相結合的注冊會計師監管體系，但仍然存在著法制化監管不嚴、行業自律規范不完善等問題，從而影響到獨立審計質量的監管效率和效果。通過分析可以看到，盡管審計質量具有不可觀察性、不可比性而難以對其進行判斷，但由其形成機制可知，審計質量受到事務所（審計師）審計業務供給、被審計單位審計質量需求以及審計制度環境這三個層面的共同影響，任何一個層面中的不同因素都有可能對最終的審計質量產生影響，也就是說，供給、需求和制度環境通過不同路徑影響著審計質量。

二、基于供給方視角的審計質量影響分析

（一）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 關于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關系的探討，學術界主要形成了聲譽理論和“深口袋”理論。對于事務所來說，接手一家新客戶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啟動成本，而后續年份的審計成本則會低于第一年的準備成本。在競爭激烈的審計市場，審計師為獲取客戶的簽約權，可能會以低于第一年審計成本的價格來“低價攬客”，所期待的是能夠持續保有客戶，在以后年度的審計中收回成本并實現盈利。在這種情況下，當審計師發現客戶存在舞弊行為時，可能會屈從于被審單位終斷聘約、更換事務所的壓力而發表不恰當的審計意見。但是一旦市場發現事務所的“欺騙行為”，將會導致其失去更多的現在和潛在的客戶。對于大規模的事務所而言，由于其客戶較多，來自每一客戶的審計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相對較小。如果因為某一個客戶出具虛假審計報告而受到懲罰，會極其嚴重地影響到多年在審計市場上累積下來的聲譽，使得大量的客戶流失，其遭受的機會成本的損失要遠遠大于小規模的事務所。因此與小所相比，聲譽的存在能夠很好的抑制大所的機會主義行為，抵制來自客戶的壓力，在權衡收益和機會成本后保持應有的職業謹慎性，發表恰當的審計意見，提高審計質量，這就是聲譽理論。審計委托人通過對審計師的聘請，一方面可通過審計師的專業能力對財務報表的公允表達進行確認和揭弊查錯，以減少財務報表隱含的錯誤和減少信息不對稱性，另一方面還可將部分風險轉嫁給審計師，如果審計人員失職而沒有察覺人為舞弊，法院會判決審計人員提供賠償，從而實現了風險分擔，這就是“深口袋”理論。在“深口袋”理論下，事務所規模不僅意味著單個客戶的重要性程度，還意味著事務所擁有的財富的多少。事務所規模越大，其財富越多，面臨訴訟時被要求的賠償金額也越多。為了規避這一風險，大所要想獲得審計市場的行業平均利潤，在審計收費一定的情況下，存在更高的動力來發表公允的審計意見，提供較高質量的審計服務。以上兩種理論都說明了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的正向相關性。國外學者從審計獨立性（DeAngelo，1982）、發現管理當局的錯報（Watts and Zimmerman，1981）、審計收費（Francis and Wilson，1988）、法律訴訟（St.Pierre and Anderson，1984）等角度的研究均表明，事務所規模越大，審計質量越高。以上研究主要是針對國外審計市場的，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高質量審計服務的供給由沉重的法律風險和高昂的訴訟成本來保證。但是在我國卻存在削弱事務所規模積極影響審計質量的諸多因素：首先，我國證券市場是新興市場，上市公司的數量有限，但具備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數量卻相對較多，供大于求的現狀決定了我國審計市場是買方市場，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和所有者對審計意見的發表具有主導作用。而上市公司出于各種需要存在購買審計意見的動機，對高質量的審計需求不足。其次，雖然我國法律允許投資公眾對審計師的過失行為提訟，但提訟的多項限制條件、過高的訴訟成本以及較低的賠償責任，使審計師被提訟的概率降低，面臨的法律風險偏低。最后，我國審計市場是在政府的管制下形成的，政府對“四大”的“偏愛”導致“國際四大”在中國審計市場“入鄉隨俗”地提供低質量審計服務。以上原因的綜合作用結果就是，在我國的審計市場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的關系是復雜的，不能一概而論。相關經驗證據也表明，大所有可能會在中國審計市場繼續保持其執業能力，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王鵬、王詠梅，2006），也有可能為適應中國審計市場需要而被“本土化”，降低審計質量（劉運國等，2006）。

（二）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 從美國《薩班斯—奧克斯來法案》頒布以來，關于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許多國家的證券機構強制性要求審計師輪換，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國。2003年我國證監會也了《關于證券期貨業務簽字注冊會計師定期輪換的規定》，要求2004年起審計項目負責人和簽字注冊會計師至少5年輪換一次。各國之所以強調審計師輪換，主要是認為審計任期的延長會導致上市公司管理當局和事務所相互勾結，損害審計師的獨立性。事實上審計任期長是否會損害審計質量尚未有定論。根據DeAngelo（1981）關于審計質量的定義，審計質量由專業勝任能力和獨立性決定，同樣，審計任期也通過這兩個方面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從專業勝任能力方面來看，審計任期的延長能夠使審計師對被審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內部控制狀況、所采用的會計政策等更好地了解，以便其在審計過程中有重點、有依據采取有效的審計程序，提高審計效率，保證審計質量。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審計任期越長，審計人員對被審單位實施的審計程序越容易被固化，在執業過程中也難保持執業的謹慎性。從獨立性方面來看，如果管理當局有影響審計報告結果的意愿時，審計的獨立性有可能受到威脅。前面已提到，事務所初期與客戶締結合同時的啟動成本非常高，為了爭取客戶甚至有可能會以低于啟動成本的價格進行“低價攬客”，并期待在后續年份的審計中賺取利潤。因此審計師在審計初期考慮到較高的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即便審計時發現錯報，審計意見的發表也容易受管理當局的影響。隨著審計任期的增長，管理當局的這種影響力也逐漸減少，審計人員越能保持其執業的獨立性，因此較長的審計任期有利于維護審計人員的獨立性。但是較長的審計任期又會使審計師與客戶建立“私人情誼”，對客戶產生經濟依賴，他們在執業過程中會過分相信被審單位的“真實情況”、過分關心被審單位的利益，在無意間使自身的獨立性及客觀性受損，進而影響審計質量。以上理論分析顯示審計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結果是多樣化的，國內外經驗數據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Geiger和Raghunandan（2002）以美國證券市場上1996年至1998年間破產的公司為樣本，對這些公司破產前的審計質量與審計任期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審計任期越短，審計失敗的可能性越大。陳信元和夏立軍（2006）認為過短或過長的任期都會對審計質量產生損害，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呈倒U型關系：當審計任期小于6年時，審計任期的增加能夠提高審計質量，當審計任期超過6年時，審計任期的增加會降低審計質量。

（三）行業專長與審計質量 行業專長是指會計師事務所擁有的對某一行業的信息優勢。審計師行業專長是審計師專業技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專業技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進而影響到審計質量，因此行業專長也是影響審計質量的重要因素。1998年，AICPA將行業專長列為影響CPA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國審計準則明確指出注冊會計師應當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以足以識別和評估會計報表重大錯報風險，設計和實施進一步審計程序。具備了行業專門的知識，審計師可以首先進行被審客戶的篩選，盡量避免與高風險的審計客戶打交道。在制定審計計劃階段，掌握客戶所在行業的專門知識，可以有效評估客戶的可接受審計風險水平、識別客戶的特殊固有風險、確定計劃的檢查風險及搜集、綜合審計證據、有效地控制檢查風險以確定客戶會計報表真實、公允性的技能，從而有助于提高審計服務的質量。在審計實施階段，掌握行業知識能夠有效地進行分析性復核，有重點、有依據地搜集和鑒別審計證據。在審計結束出具審計報告階段，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能夠更好地評估客戶會計估計和財務呈報的合理性，減少客戶運用會計準則上的偏差，發表恰當的審計意見。審計工作整個程序的每一步都證明了行業專長有助于審計質量的提高，因此行業專長與審計質量具有正向關系（Kwon，1996，Krishnan，2003；Robert et al.，2007）。在成熟的審計市場中，事務所把培養具備行業專長的審計作為在激烈競爭中取得優勢的重要策略。近年來，盡管我國鼓勵會計師事務所通過合并方式做大做強，審計市場的集中度逐年提高，但資本市場并未成熟，這成為我國事務所發展行業專長、提高審計質量的障礙。首先，我國證券市場上市資格、新股定價等都保有明顯的政府痕跡，上市公司的審計需求是針對政府而言的，并非自發需求，同時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現象”使企業不會選擇質量高的事務所，事務所方面也沒有了培養具備行業專門知識的審計師的動力。其次，我國的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普遍偏小，業務分布地域分割現象嚴重，特定地域內的客戶資源有限，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專業化（張立民、管勁松，2004），也就更談不上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在當前的我國，即便事務所具備了行業專門化能力，也會由于目前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總體上獨立性不高、行業內經濟依賴度較高以及專業化程度有限等原因導致行業專門化對審計質量的積極作用表現不明顯（蔡春、鮮文鐸，2007）。

（四）事務所組織形式與審計質量 “安然事件”的爆發，安達信等世界著名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受到了質疑，這導致了美國對會計師事務所一系列新的改革。中國銀廣廈等一系列財務造假案件，不斷引起證券市場對會計師事務所監督作用的關注。事務所組織形式是否與審計質量相關？何種組織形式的會計師事務所能夠提高審計的獨立性？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應當采用何種組織形式？縱觀注冊會計師行業在各國的發展，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主要有獨資、普通合伙、有限責任公司制、有限責任合伙制四種類型。國外審計學者對于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并無專門研究，對于組織形式的研究主要是從法律層面進行考察。我國《注冊會計師法》明確規定了會計師事務所可以采用兩種基本形式，即合伙制會計師事務所和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會計師事務所（簡稱有限責任所）。因此有學者指出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太少，阻礙了中小企業對注冊會計師服務的要求，是導致我國審計質量低下的原因（安廣實，2011）。大多數國內學者都提倡采用合伙制的組織形式，該形式可以解決有限責任制在風險約束機制方面的缺陷，從而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李四能（2008）提出在我國現階段，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應該選擇“以有限責任合伙制為主體、以普通合伙制為補充”的模式，才能培育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審計市場新格局。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事務所組織形式與審計質量沒有直接相關性，原紅旗和李海建（2003）研究了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和規模與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目前影響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報告意見的主要是公司本身的財務特征，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和規模沒有對審計意見產生明顯影響。

三、基于需求方視角的審計質量影響分析

（一）審計需求理論 從審計質量的需求方來看，對事務所的選擇體現了公司內部即財務信息提供者對審計質量的需求。目前關于審計需求的理論有需求理論、信息假說、信號假說、保險假說等。審計需求的理論是在Jensen和Meckling（1976）所提出的委托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該理論下，獨立審計被認是一項能夠實現監督、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沖突越嚴重，公司降低成本的動力也就越強，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也就越強。信息假說認為審計擔任著降低信息風險、提高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的職責，為公司、投資者個人及整個資本市場帶來效益。信號假說將獨立審計看成是一種緩解企業內部人員與外部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節約融資成本的制度安排。審計作為一種信號，能夠幫助市場區分出高質量與低質量的公司。保險假說認為，在管理層披露責任日益增長的環境下，獨立審計作為一種擔保機制，既可以轉移披露責任，又可以承擔訴訟風險。這些理論中，委托理論是目前審計需求解釋理論中的主流理論。根據沖突涉及的主體不同，現代企業主要存在兩類不同的沖突，分別稱為第一類沖突和第二類沖突。第一類沖通常發生在股權高度分散的英美等國，是由公司管理層與外部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沖突；第二類沖突發生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東亞等國（包括中國），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實施掠奪而產生的沖突。

（二）第一類沖突與審計質量需求 根據委托理論，Jensen和Meckling緊緊圍繞委托關系中的道德風險和企業價值進行討論。他們認為，當經理人擁有全部股權時，他需要對自己低效或無效的經營負責，當公司發展壯大對外融資時，不完全持股會使得他們有“偷懶”的動機。在完善有效的資本市場下，外部投資者能夠預見企業內部的沖突，降低對企業價值的評估，沖突所導致的價值損失將全部由企業的內部人承擔。因而委托問題較為嚴重的公司更有動機通過引入外部監督來緩解內部沖突，提升企業價值，且這種動機會隨著沖突的加劇而增強。外部審計的需求應運而生。不同程度的沖突產生不同的審計質量需求，當前研究主要以公司的特征來反映沖突嚴重程度，研究其對審計需求的影響。這些公司特征包括企業規模、負債水平、成長性、管理層持股等。研究結論也呈現基本的一致性：公司規模越大、負債水平越高（Chow，1982）、管理層持股比例越低（Tauringana and Clarke，2002），企業的沖突越高，越傾向于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

（三）第二類沖突與審計質量需求 第一類沖突與審計需求的研究是以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市場高度發達的英美等國為背景的，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東亞等國更可能出現的是第二類沖突。這類問題在新興資本市場尤其嚴重，因為新興市場中保護中小股東的治理機制非常不健全。中國資本市場是一個典型的新興市場，發展時間短，保護投資者的相關法律和司法體系不健全，股權高度集中，控制權市場基本不存在，存在人為的市場分割。同時中國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國有企業轉制而來，國家作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在中國資本市場非常普遍，這樣導致政府過多地參與到資本市場，干預了市場的正常運行。可以說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問題使大股東的利益幾乎不會受到其他股東的約束和挑戰，上市公司大股東掠奪中小股東的事件頻頻發生，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沖突非常嚴重。因此，分析中國的沖突與審計需求的問題將圍繞兩條思路展開：首先，控股股東是否會有高質量審計需求，試圖通過購買外部獨立審計服務來緩解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問題？其次，作為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終極控制人，政府在審計師選擇方面是否起著積極作用？成本影響公司選擇不同質量審計師的前提是，證券市場是競爭性的、有效的。只有在此情況下成本才會由人承擔，人才有選擇接受高質量的審計以降低成本的動力。而在市場不完備的條件下，人并不會因為利己行為而要承擔與之相匹配的成本，其通過高質量審計等手段來約束自己行為的動力也就不強。我國是一個新興的資本市場，投資者法律保護薄弱，在我國公司治理中，內部治理結構失衡，外部治理結構失效，缺乏對公司管理當局的產權約束。加上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缺位，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缺乏對高質量獨立審計的需求。同時，在不成熟的審計市場，大規模事務所的地位并不穩定（在供給方面已討論），很多時候并不能向外界傳達恰當的“信號”。因此很多學者認為第一類沖突下成本對審計需求的結論在我國并不適用，我國缺乏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Backman，1999；夏立軍、陳信元，2004；李明輝，2006）。但是，近幾年我國審計市場發生了重大變化，事務所脫鉤改制以及外資所的引入，我國審計市場所提供的審計服務質量在不斷提高。而且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企業的所有權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雙層沖突越發嚴重，這使得市場對高質量審計服務存在潛在的需求。因此相關研究認為沖突越嚴重，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越強（王艷艷、陳漢文、于李勝，2006）。在我國實行獨立審計的所有企業中，國有企業占絕大多數，政府成了審計服務的最大需求者，這與西方國家審計客戶主要是政府以外的利益相關者不同。對于國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由于政府不是其決策風險和收益的直接承擔者，在監督評價經營者方面的消極性會導致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沖突加劇，成本較高。因而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會產生高質量的審計需求（王艷艷，2007）。

四、基于制度環境視角的審計質量影響分析

（一）法律環境與審計質量 LaPorta（1998）等經濟學家和法律學家將法律引入了公司治理領域，指出不同國家的《公司法》或者《商法》對外部投資者、特別是中小股東的保護程度有所差異，從而使不同國家形成了各異的股權結構和融資模式，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或者說不同的股權結構對公司審計質量又會產生影響，因此，在考慮審計質量因素時，還有必要考慮不同國家和地區法律政策及治理環境的影響。審計的基本職能是經濟監督、經濟鑒證和經濟評價。實現基本職能的手段是獲取審計證據，對照審計標準，得出審計結論，表達審計意見。健全的法制環境能鼓勵、支持審計人員獨立行使審計職權，保護審計人員的權益，激發審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因此準則規范、法律標準明確、法制程度較高的地區審計質量越高（T.J.Wong，2000；Kwon，2007）。國內的研究證據也表明，事務所可能根據被審單位所處地區的法制水平相機決定審計質量（劉峰，2007）。從“老三案”、“新三案”到銀廣廈事件，我國會計職業界越來越關注審計過程中的法律風險。然而，法律風險構成的三個方面：訴訟資格、訴訟門檻和訴訟收益表明我國會計職業界所承受的法律風險極低。從訴訟資格上看，在2001年底之前，我國資本市場的普通投資者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行為失當的法律資格。2002年后盡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受理和審理因虛假陳述引發的證券市場上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但是嚴格的四項前置條件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證券市場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風險問題。同時我國“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也將訴訟門檻抬高。最后“退一賠一”（即最高不超過審計收費的若干倍）的賠償制度使得在我國目前的法律制度環境下，即便會計師事務所被并敗訴，其賠償責任也遠遠低于國外同行。綜合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審計師被真正提訟的概率也會很低。因此我國低風險的法律制度環境決定了我國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總體偏低（劉峰、許菲，2002）。

（二）監管環境與審計質量 審計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提高會計的信息含量，因此審計師能否把他在審計過程中獲得的所有的信息準確地濃縮在審計報告里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些信息對第三方來說是無法驗證的。審計師在他的職業判斷中有兩種信息類型：一類是可以觀察并可驗證的，我們稱之為客觀信息；另一類是可觀察可推測但不可驗證的或較難驗證的，只能以一種主觀的方式傳遞給信息使用者的信息，我們稱之為主觀信息。為保證審計師更好地進行職業判斷，把與客戶利益有關的客觀信息和主觀信息都傳遞給市場和投資者，監管發揮著重要作用。好的監管環境是有效的獨立審計市場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有效的獨立審計市場則可以進一步通過競爭和淘汰機制，督促和激勵審計師不斷地提高其執業質量。因此適度的審計監管是提高審計質量的重要因素（Michael Firth and Raymond M.K.Wong，2005）。我國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由政府主導的制度創新的產物，代表政府實施監管的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和司法部門在該制度的發展變革中對審計質量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保證作用。政府監管的內容包括多個方面，如制定準則、實施行政處罰等。研究發現，在監管環境日趨嚴格的情況下，作為審計師應對監管的一種策略，政府監管關注的領域，審計質量較高，而非關注領域的審計質量則較低。因此良好的監管能夠促進審計質量的提高（劉亞莉，2006）。

五、結論與展望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同樣一個問題運用相同的模型，國內外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其原因進行分析主要有兩點：一是英美國家上市公司中眾多的治理機制都在發揮著相應的作用，這就大大削弱了外部審計在緩解沖突、提升企業價值方面的效果；二是我國資本市場不成熟，國外的許多研究是基于充分競爭的審計市場、有效的審計監管、足夠的法律威懾、及時的信息披露以及忽略事務所內部問題等一系列市場條件的前提之下得出的，而這些條件在國內要么尚不完備，要么還受多因素互動影響，因此除研究角度、變量設置、樣本選擇及研究方法等技術性差異影響之外，制度背景及其市場環境差異很可能是引致國內外相關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分歧的最重要原因。獨立審計質量反映了獨立審計活動執業水平的高低，同時也是獨立審計活動達到社會公眾——投資者期望目標的反映，高的獨立審計質量增強了社會公眾對資本市場的投資信心。由于審計質量的不可觀察性、不具有可比性，使得審計質量的評價和判斷眾說紛紜。除本文所列出的審計質量影響因素外，還有審計師變更、非審計服務、公司治理等都是能夠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的因素。這些因素數量之多，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也存在著重疊。我們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采用一種降維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影響我國審計質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以期能夠有重點、有依據地定位審計師在證券市場上扮演的角色，推動自愿性高質量審計服務需求的形成，提高法律及政府對審計市場的監管，為保護我國中小投資者以及證券監管部門相關制度的建設提供幫助。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我國差別報告會計準則體系研究”（項目編號：09YS5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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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1 審計質量與資本配置效率

審計質量，是指相關審計主體根據被大眾所認可的審計準則，依照規范化的程序和要求來開展相應的審計工作，以保證審計結果的合理性、真實性。審計質量有兩個非常關鍵的屬性，一是獨立性，必須保證審計工作由審計部門獨立完成，不受其他部門的約束和影響，獨立審計的質量越高，則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于財務報告的未預期盈余信任度也越高；二是專業性，審計工作必須交給具備相關資質的專業審計機構或者注冊會計師進行，對于缺乏資質的個人或者單位，不能開展審計工作，也無法保證審計結果的質量。需要注意的是，審計服務在質量上存在著一定的區別，而想要對其質量進行準確衡量存在較大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尋求相應的替代，從事務所的規模、資質、盈余管理、審計訴訟及審計意見類型等方面進行考量。一般認為，事務所的規模越大，審計師的能力越強，從保證自身信譽的角度，會自覺提高審計質量，而相關研究也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同樣能夠很好的對審計質量進行衡量。因此，這里結合事務所規模、截面Jones模型對盈余管理程度進行計量，以此來衡量審計質量。

資本配置效率是對資本運作效率進行衡量的關鍵性指標，對于企業財務管理而言，資本在項目配置上的準確性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結合相關研究分析，從企業自身的角度，可以將投資分為企業投資以及投資者對于企業的投資，證券市場的存在，不僅提供了資金籌集的場所，也可以實現對資本的可靠配置，想要對資本配置效率進行分析，需要從融資成本和投資效率兩個方面來考量。

2 審計質量對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

2.1 對融資成本的影響

市場經濟環境下，存在多個對審計質量進行衡量的指標，而相關研究中，審計質量對融資成本的影響通常會從審計質量的某一個替代指標展開，這里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1）股權融資成本：審計事務所本身的規模直接影響著融資成本，如果聘請的審計事務所規模較大，信譽良好，則能夠有效降低溢價率，這種影響在民營上市公司中的表現尤其顯著。審計事務所的規模與企業的股權融資成本成負相關，不過這種影響局限在中小企業，企業可以結合自身的情況來對審計事務所進行合理選擇，從而減少股權融資成本。對上述結論進行總結，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之間的關系為負相關，伴隨著審計質量的提高，股權資本成本會有所下降。經過審計的財務報告會計信息是對被審計單位隱含信息的信號傳遞，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決定了信息的可靠性和準確性，而這里的會計信息質量也是審計質量的一種體現。

（2）債務融資成本：與沒有經過審計的企業對比，經過審計的非上市公司利率更低，也可以通過審計實現對于債務契約的監督管理。相關研究指出，審計師的規模與貸款利率成負相關，審計質量則會直接影響貸款的利率，影響的程度主要取決于企業所處的行業以及資本循環狀況，通常來講，審計質量能夠顯著降低債務融資成本。

2.2 對投資效率的影響

在Verdi的相關研究中指出，會計信息的質量能夠通過兩種途徑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一方面，較高的會計信息質量能夠實現對于管理層的可靠監督，有效減少沖突，抑制管理人員利用過度投資來牟取私利的行為；另一方面，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問題，幫助企業緩解融資過程中存在的約束，解決投資不足的問題。而通過Biddle、Hilary等的研究，證明了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對于投資效率的巨大影響，表明其能夠有效避免投資過度或者投資不足的問題。

也有相關學者指出，盈余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內部投資決策，繼而影響其投資的模式和效率；在堅持穩健性的基礎上，企業可以規避機會主義投資，提升投資決策的有效性。企業盈余信息的穩健性越強，投資的效率也就越高，資金的利用越發合理。

結合現有的研究文獻，會計信息質量和盈余管理對于投資效率的影響得到了充分證實，不過審計質量對資本配置效率的直接影響研究較少，這里認為，可靠的財務審計報告能夠提升投資者對于會計信息可靠性的認同，而作為審計質量的一種直觀體現，會計信息的質量可以通過盈余管理的程度來進行分析。

第7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一、公司治理的趨同化

（一）公司治理結構的差異

公司治理在全球的表現形態存在很大差異。概括地說，有兩種較為突出的典型治理結構：股權分散型和股權集中型。在股權分散型公司治理體系中（最典型的是美國式治理結構），公司控制權基本落入職業經理手中，外部股東往往通過代表其利益的董事會對經理實施監督和控制；另外，還通過活躍的接管市場和嚴格的證券管制制約管理層的行為。而在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體系中（典型的是德日式治理結構），投資者集團往往能產生一個或若干個大投資者（股東或債權人），他們能對公司經理實施有效控制，而中小投資者的聲音通常很弱；而且，往往也缺乏有效的外部治理機制控制內部大投資者的行為，因為沒有活躍的接管市場（實際上，在大股東持有足夠多的股份時，接管市場也難以發揮作用）和嚴厲的證券管制。

上述兩種公司治理結構，不僅在形態上存在顯著的差異，而且在目標和價值取向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國式的公司治理目標，從公司法和證券法的角度而言是股東價值最大化。股東價值目標也體現在董事會的構成和職能上：董事會代表全體股東的利益，執行公司決策控制職能；這些職能包括對高層經理的聘用、解雇、監督和報酬設置。股東價值的公司治理鏈條可以概括為：股東選擇董事會，董事會選擇經理。股東價值目標的公司治理觀決定了經理與股東之間的受托責任關系，盡管這一目標并不總是能夠實現。德國的公司治理結構體現了股東與職工的合作精神，這決定了其目標不僅僅是股東價值原則。德國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監事會；公司法規定：監事會必須有一半或者1/3的成員是公司職工。對于存在銀行關系的日本公司，由于作為債權人身份的主銀行對公司事務的非正式參與，其治理目標更多地傾向于債權人利益最大化。當然，非股東價值取向的公司目標并不意味著德日公司完全不追求股東價值的增加。

（二）公司治理的趨同化趨勢

過去十年來，公司治理的改革引起了西歐、東歐、拉美乃至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廣泛興趣。自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關于公司治理改革的討論更為深入。越來越多的觀點傾向于構建一個“全球性的金融工程”。

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競爭，不同的公司治理形態開始相互學習。大量的德國企業，陸續改變公司的財務揭示政策，以期獲得美國資本市場的準人許可證。日本企業也在積極采用更為透明的會計實務，并效仿美國企業的管理報酬結構（如經理股票期權計劃）。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前后的西歐公司治理改革運動則主要表現為：鼓勵廣泛持股，允許敵意接管和銀行股份的減持。公司結構的趨同化趨勢似乎更多地朝向美國式治理模式演化。

同時，美國公司也在向西歐大陸和日本學習，一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機構投資者不斷上升的影響。盡管早在1942年，SEC就頒布了14A-8規則——《股東建議規則》，但美國企業的公司章程一直在極力壓制外部股東參與公司控制的權力和活動：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情況才有所改觀。隨著接管市場在80年代末的消亡，公司治理制度開始從市場導向的模式轉變為政治導向的模式，機構投資者的地位開始崛起。1992年，SEC通過新的規則：允許股東相互之間的直接溝通。隨著溝通限制的放松，投資者不再依賴昂貴的人建議與其他股東進行交流，致使創立股東聯盟以爭取支持的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備受限制的美國商業銀行，也開始成為積極的投資者。

二、公司治理改革的背景和動因

（一）公司治理改革的背景：金融逆轉

隨著貿易一體化的深入和國際資本的流動，尤其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巨大投資機會刺激了對國際資本的全球需求。而且，銀行模式所固有的且日益惡化的制度缺陷（如，日本銀行的大量壞賬和公共證券市場的嚴重萎縮）也迫使西歐大陸和日本開始考慮對金融制度的改革。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西歐大陸和日本陸續開始了以金融市場自由化為主軸的金融大逆轉。到1999年，西歐與美國的金融市場化程度已漸近趨同，例如，法國的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國。始于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動搖了以機構為中心的金融模式和公司治理基礎；資本市場發展所要求的對投資者利益的尊重，成為以“投資者保護”為核心的公司治理改革的催化劑。

（二）公司治理改革的動因：資本市場競爭

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以金融市場自由化為主鏈的金融逆轉，不僅引入了資本市場的全球競爭，也引入了公司治理的全球競爭。貿易一體化和資本全球化加深了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程度。按照Kole-Lehn（1997）的達爾文主義觀點，巨大的競爭壓力驅動追求生存的企業選擇最有效率的治理制度。Bebchuk-Roe（1999）指出：90年代末的跨國投資驅使公司治理邁向美國式的趨同道路；因為最活躍的并且積極推動公司治理改革的國際投資者大多是美國人。Licht（1998）也談到：鑒于美國證券市場的影響和發達程度，國際金融家們更青睞美國式的證券管制（包括美國式的會計準則）。為了在資本市場獲得競爭優勢，采取美國式的證券管制策略成為全球證券市場的普遍趨勢。

全球范圍內的金融自由化，一方面削弱了銀行模式中關系投資者（如德國和日本的主銀行）的傳統壟斷力量；另一方面促進了公司治理、證券管制和會計準則國際化的改革。原子式的市場結構有利于大規模融資，并避免外部投資者對企業家的干預。分散化的股權結構免除了外部大投資者對內部經理人力資本的剝削，從而激勵經理進行企業專有性的人力資本投資；但卻造成了投資者的權力弱勢。匿名式的投資者結構難以培養經理對投資者集團的責任感和忠實感：而且，分散化的投資者無法形成與經理相抗衡的力量。因此，流動性和原子化的金融市場要求注重投資者保護的公司治理結構。

三、公司治理改革的目標

Shleifer-Vishny（1997）在其歷史性的回顧文獻中，將公司治理表述為：最小化沖突的控制機制。他們認為，投資者權利的保護機制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司治理的目標就是：建立強有力的投資者保護機制，以確保投資者得到其應得的投資回報。為了保證投資者對應于企業資產的權利，投資者應該擁有獲取關于企業資產變動的財務信息的權利；同時，也應該從法律上（或管制上）確認企業控制者對企業所有者的受托責任。因此，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投資者保護機制，首先要建立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鼓勵和迫使企業選擇公允透明的會計政策。

普遍存在的貧乏的投資者保護機制，已經引起越來越廣泛的關注。Johnsonetal（2000）指出：亞洲公司的治理狀況加大了金融危機的危害程度。在出現金融困難和動蕩時，對未來前景的悲觀會激勵公司內部人加速對外部投資者的掠奪。因此，當宏觀經濟出現惡化的先兆時，缺乏投資者保護意識的公司治理制度會動搖公共投資者對未來的信心，并加劇股市和匯市的波動。Hellwig（1999）認為：幾乎不受限制的銀行會與經理合謀侵占其他投資者的利益。而銀行的被保護地位（緣于其絕對控股地位），使得其不利于其他投資者的不良行為難以被扼制。Weimstein-Yafeh（1998）發現：關系銀行會利用其壟斷地位，榨取產業企業的經濟租金；另外，作風保守的銀行時常會反對客戶企業從事高風險但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銀行的這些行為通常會導致企業利潤率和成長性的降低。在公司披露政策方面，由于信息搜集上的比較優勢，私人信息較多的大股東比私人信息較少的小股東更傾向于不充分的公司披露。

更具透明性的會計實務會增加公司內部人榨取私人利益的成本，從而發揮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功能。而一個有效的投資者保護機制可以激勵公共投資者的私人投資。20世紀90年代，成立于德國的新板市場，作為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的分部，專門用于新上市公司的交易。德意志交易所強制在該板上市的公司，全面采用國際會計準則揭示會計信息。由于較充分的公司披露以及對企業家較嚴格的檢查，新板市場大大加快了德國企業公共上市的步伐。Coffee（2000）考察了90年代波蘭和捷克的私有化、公司治理和證券改革，其中一些經驗教訓很值得借鑒和吸取。波蘭和捷克幾乎同時進行證券改革。波蘭政府引進了美國式的嚴格的證券法，強調上市企業的重大披露，其改革推動了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相反，捷克政府在私有化進程中，既沒有引進嚴格的證券法，也沒有創造強有力的市場管制者。結果，剝削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財富轉移行為泛濫于捷克股市；隨著數百家公司的下市，捷克股市陷于停滯狀態。

對外部投資者利益和權利的保護，首先在于解決內部人與外部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這決定了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必須是投資者保護機制的一個關鍵構件。而從全球的金融自由化趨勢來看，它應該是全球性的會計準則。因此，高質量全球會計準則的廣泛執行是維護國際投資者權利和利益的一個根本保障。

四、結論與展望

第8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關鍵詞：高質量 會計準則 會計信息 評價標準 體系 評價

一、引言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主席阿瑟?利維特（Anthur Levitt）（1998）首次提出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三個標準：第一，要以公認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核心概念為基礎；第二，準則必須能導致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供投資者在不同期間進行公司業績的分析；第三，準則必須嚴格地解釋和應用，利維特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可；隨后美國會計學會下屬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C）、管理會計師協會下屬的財務報告委員會（FRC）、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下屬的會計準則執行委員會（AASEC）、投資管理與研究協會下屬的財務會計政策委員會（FAPC）、財務經理協會下屬的公司報告委員會（CCR）以及德勤國際會計公司合伙人約翰?史密斯（John T?Simth）分別就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縱觀各種觀點，一是提出的評價標準比較零散，二是基于不同利益出發提出的評價標準存在部分分歧。在國內，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研究相對較少，只有少數學者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我國著名會計學者葛家澍教授（1999，2000，2002，2008）先后介紹了國外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研究動態并對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做了研究，總結出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九個評價標準。我國學者魏明海教授（1999）在介紹了國外的評價標準后提出二類十二條標準。裘宗舜（2003）提出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基本屬性、制定模式和制定機制，并對我國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提出了初步建議。可見，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紹國外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研究動態并對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做出初步的探討，研究不夠深入，評價標準缺乏系統性，特別是結合我國上市公司執行新企業會計準則的情況去研究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并對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質量作出評價的文獻更是罕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G20華盛頓峰會提出了建立全球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倡議，再次引起了國際社會對高質量會計準則的關注和思考；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自2007年起在上市公司開始實施，全新的準則體系被認為是提高了一個層次，經過了3年多的實踐檢驗，我國新會計準則的質量究竟如何，是否達到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是我國準則制定部門、監管部門、會計準則執行者和會計信息使用者非常關注的問題。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會計準則才是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應是什么？本文在國內外已有觀點的基礎上做進一步探討，構建以“高質量會計信息”為核心的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體系，并對我國新會計準則的質量作出初步評價，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會計準則提供參考。

二、高質量會計準則評價體系

（ 一 ）高質量會計準則核心評價標準――高質量會計信息 會計信息是會計系統的最終產品，是產品就有質量要求。會計信息的質量是通過一系列質量特征來體現的。美國FASB在其第二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作了系統闡述，其中重點強調了可靠性、相關性、透明度、中立性、可比性和一致性。我國在《基本準則》中也對會計信息的質量作了要求，主要包括可靠性、相關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和及時性。而高質量會計信息是以可靠性和相關性為首要特征的，其中，可靠性又是高質量會計信息的最重要的屬性，正如葛家澍所言“可靠性是會計信息、尤其是財務報表內會計信息的靈魂”。可靠性是確保會計信息具有相關性的必要前提，不可靠的信息是不相關的，對信息使用者是毫無用處的。因此，會計信息若是高質量的，則首先必須是可靠的、相關的，當然也要符合其他質量特征。Auther Levitt曾形象地把會計準則比喻為照相機，而包括財務報告在內的會計信息是用照相機拍攝的，可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的圖像，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好比性能良好的照相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則是真實、清晰的財務圖像。評價一部照相機的質量高低，關鍵是看所拍攝的圖像是否真實、清晰，若所拍攝的圖像失真、模糊，即使照相機的制造再科學、技術再高、材料再好、功能再齊全也都是枉然，只能判定此照相機質量并不高。同理，評價一項會計準則是否為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關鍵是看在此會計準則規范下所產生的會計信息是否為高質量的，若會計信息是高質量的，則此會計準則是高質量的；若產生的會計信息不可靠、不相關，即使會計準則的制定質量再高、可操作性和可理解性再強、與國際再趨同，也只能判定此會計準則質量不高。因此，產生并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核心評價標準，其它評價標準都是在此標準的基礎上分析獲得。

（ 二 ）高質量會計準則具體評價標準 以核心評價標準為基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可以細化為準則制定質量和準則內容質量兩類標準。

（1）準則制定質量標準。要保證照相機拍攝的圖像真實、清晰，照相機的制造必須具備一定的要求和標準；同理，要保證會計信息的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環境、制定基礎、制定模式、制定程序和制定組織等必須有一定的標準可循。一是制定環境。會計準則具有一定的環境適應性。一項會計準則對某個國家某個時期而言是高質量的，但對別的國家或其它時期卻并不一定是高質量的，因為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其所處的經濟環境是不同的。首先，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是不同的，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會直接影響到經濟業務的繁雜程度，從而影響到會計準則制定的詳細程度；其次，會計準則執行者的整體情況如公司治理結構和企業內部控制的完善程度是不同的，從而影響到會計準則的實施；再次，會計人員的素質如職業判斷能力是不同的，從而影響到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及實施。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必須考慮其所處的環境，否則，將會導致會計準則不能反映經濟實質或可操作性缺失，從而使會計信息缺乏可靠性和可比性。可見，會計準則的制定是否考慮到特定環境成為評價會計準則質量高低的一個標準。二是制定基礎。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制定基礎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一個評價標準。利維特（1998）曾指出高質量會計準則必須以國際公認概念框架中的核心概念為其制定基礎。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是由奠定財務會計基礎并為其應用的基礎概念所構成的體系，其主要作用是評估現有的會計準則，指導未來的會計準則發展方向和技術取向，以及為解決實務中現有準則未涉及的會計問題提供指南。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制度創新，新經濟業務層出不窮，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基礎制定的會計準則能對新問題的發展留下空間，作出潛在的合理安排，為新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提供指導，這樣才能真實反映經濟業務的實質，從而產生可靠、相關的會計信息。三是制定模式。目前存在三種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一是規則導向模式，其特點是會計準則由詳細的規則組成，優點是嚴密、完備，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而缺點是掛一漏萬，易為違反準則者尋找借口；二是原則導向模式，其特點是會計準則的內容上減少了對會計準則執行者的約束，在形式和過程上賦予執行者更多的職業判斷自由，優點是能有效地減少違反準則者尋找借口的機會，并能孕育職業判斷的氛圍，缺點是可操作性較弱；三是目標導向模式，即以原則為基礎的制定模式，目標導向不同于純原則導向和規則導向，目標導向的會計準則具有以下特點：以經改進并一致應用的概念框架為基礎、明確指出準則目標、充分的指南盡量減少準則中的例外情況、避免在實質上有可能規避準則意圖的行為。目前三種模式中，原則導向模式和目標導向模式受到準則制定者的青睞。那么，究竟哪種模式下制定的會計準則才是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呢？筆者認為，需要根據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去作出判斷，若整體會計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較高、職業判斷能力較強、能較好地理解和應用會計準則，則采用原則導向模式制定；若整體會計人員素質較低、職業判斷能力較差、不能很好把握和運用準則，則采用目標導向模式更為合適，有利于會計準則的實施，否則必然會出現各自判斷、各自理解，最后核算的結果五花八門，有損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四是制定程序。一項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出臺，必須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應循程序，應循程序是保證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從立項到的必經步驟。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中必須貫穿透明度原則：要建立公開化、制度化的征求意見制度，從立項開始，到準則，都應公開廣泛地征求意見；會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應嚴格實行專家和群眾相結合,力求準則制定過程公開化、民主化；要加強準則制定部門和相關監管部門的溝通，對準則的出臺時間、基本要求、反饋意見等進行磋商與合作；準則、指南和解釋公告都必須在執行前公開，不能變成內部文件；要公開更多已有相關知識，以便社會公眾更好地理解會計準則及其相應的利益關系。總之，準則的制定和執行都不能暗箱操作，沒有透明度，就不能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法則，就不能確保會計準則的質量，更不能保證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可靠性和透明度。五是制定組織。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需要有組織保證。一是準則制定機構的獨立性，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是一個多方利益者博弈的過程，只有當準則制定機構獨立于相關利益者，制定出來的會計準則才能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二是準則制定人員的廣泛代表性，應該廣泛吸收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吸收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相關代表、吸收監管部門和審計部門及稅務部門相關代表、吸收會計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去參與準則的制定。只有具有組織保證的會計準則所產生的會計信息才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和透明度。

（2）準則內容質量標準。要保證所拍攝圖像的真實、清晰，除了要達到制造方面的標準，照相機本身的品質如零部件的質量、操作性、外形設計等也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同理，要保證會計信息的高質量，僅僅有準則制定的保證還不夠，更需要會計準則內容上達到相應標準，如準則的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國際趨同性和經濟實質性等。一是經濟實質性。企業交易和事項的經濟實質與其法律形式并不總是一致的，只有反映經濟實質的會計信息才是真實的、可靠的、相關的，對會計信息使用者才是有用的。會計準則是規范企業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行為、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種種標準，因此，必然要求會計準則提供的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相關指南能夠反映企業交易和事項的經濟實質，方能產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二是可操作性。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必須有利于實務操作。因此，要求會計準則的制定必須考慮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特別是職業判斷能力，當職業判斷能力不強的時候，會計準則的內容更強調可操作性。如果會計準則的制定采用原則導向模式，必須出臺一些嚴格的解釋和詳細的指引，從而增強會計準則的可操作性。缺乏可操作性的會計準則只會使會計準則的執行者在實務中難以應用，此外，由于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參差不齊，將會導致“各自為政”的局面，各有各的判斷、各有各的理解，最后執行情況大相徑庭，從而造成會計信息嚴重不可比。三是可理解性。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其內容必須是可理解的。僅當會計準則的內容容易被理解時，會計準則執行者才能正確執行會計準則，注冊會計師才能準確判斷所審計的財務報告是否遵守了會計準則的要求，監管部門才能有效監督會計準則的執行。因此，首先，會計準則的語言表述必須簡潔、明確，在不影響科學性的前提下盡量通俗易懂，不能含糊不清；其次，語言表達要本土化，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為實現國際趨同，往往有些準則直接或間接引用國際會計準則，在引用過程中要求會計專業人士與翻譯專業人士共同意譯而非直譯，否則會計準則的內容將會出現模糊不清、語句不通、晦澀難懂的情況，連會計學術界專業人士都難于讀懂，更難于去要求企業一般的會計人員讀懂并加于運用，此時要產生可靠、可比的高質量會計信息便無從談起。四是國際趨同性。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是大勢所趨。隨著資本市場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投資者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投資機會，公司則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最低成本的資本，然而，這一發展卻遇到一大障礙，即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因會計準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而缺乏可比性，這使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上升，為此，亟需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以減少資本市場和公司發展的成本。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必須實現與國際會計準則的持續全面趨同，會計信息才能夠成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才有利于本國企業和資本市場的發展。

（ 三 ）高質量會計準則評價標準體系圖 綜上分析，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應該是一個體系，如（圖1）所示：核心標準是產生并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以核心標準為基礎可分析獲得準則制定質量和準則內容質量兩類九個細化標準，而每個細化標準反過來又會影響到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質量分析

（ 一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制定質量分析 經過3年多的實踐檢驗，我國會計準則的質量是否達到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其實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以下結合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及我國上市公司執行新會計準則的情況予以評價，為我國準則制定者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指明方向、提供參考。（1）制定環境評價。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既考慮到了國際環境又考慮到了我國的特殊環境。首先，我國新準則實現了國際趨同，是制定過程中考慮國際環境的體現，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市場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會計信息必須成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才能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加透明可比的財務信息，從而促進本國企業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然而，趨同不等同于相同，在制定過程中也考慮到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如關于資產減值損失的轉回問題，國際會計準則允許對已經確認的資產減值損失予以轉回，而我國考慮到很多企業將轉回減值損失作為操縱利潤的主要手段，新會計準則規定，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在以后不得轉回。（2）制定基礎評價。高質量會計準則強調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制定基礎。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而是以《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取代，在作用上，基本準則是所有具體準則的基礎，可用來指導、評估和發展具體準則，為具體準則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為具體準則提供基本概念并指引方向；在內容上，除了包含國際會計準則及美英國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基本內容外還有了一些突破，包含了會計基本假設、財務報告目標、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會計要素及其定義、會計計量模式及財務報告；在地位上，基本準則不是站在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之外，而是融入了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并處于頂尖地位，不僅是法規，而且是比具體準則更重要、更基本的規范。因此，葛家澍認為“全部準則如不看表述的用語，而看表述的實質，已完整體現了概念框架的基本內容”，我國的基本準則，是我國現階段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既立足于中國國情，又努力與國際會計慣例趨同。可見，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基礎的。（3）制定模式評價。國際會計準則是以原則為導向，實現國際趨同是大勢所趨，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現了原則導向的特征。原則導向最大的特點是需要更多的職業判斷，但目前我國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特別是職業判斷能力較差，對會計準則的一些原則性規定不能準確把握，會計職業判斷不是很恰當，于是我國財政部等相關部門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為會計準則的順利實施提供基礎，先后出臺會計準則的應用指南、解釋公告、專家工作組意見等一些詳細的指導，同時也致力于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如財政部2009年啟動了企業類全國會計領軍（后備）人才培養計劃著力于培養高素質、復合型的會計領軍人才，其他各級財政部門也組織了一些不同類型的培訓，實踐證明，新準則得到了平穩有效的實施。因此，筆者認為，雖然從短期看以原則導向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準則采用原則導向模式是合適的、也是合理的。（4）制定程序評價。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強調公開透明。為制定新會計準則體系，我國財政部在借鑒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和美國的先進經驗的基礎上，2003年 7月頒布了《會計準則制定程序》，規定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分為立項階段、起草階段、公開征求意見階段和階段，較之我國以前的制定程序有了一定的進步，但與國際會計準則公開透明的應循程序相比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公開性不足，除了第四個階段社會公眾能夠看到準則的正式外，前三個階段都存在公開性不足甚至不公開的狀況，公眾只是偶爾能從有關領導講話中了解到將制定哪些會計準則，至于準則的研究進展及起草情況，公眾不得而知。其次，征求意見的范圍過窄時間過短，征求意見稿的反饋主要來自于高校和部委以及各地財政局所組織的座談會記錄，來自于會計準則執行者的反饋意見很少見；另外，一項國際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的時間長達6個月，而我國從財政部公布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征求意見稿到正式包含1項基本準則和38項具體準則只經歷了短短8個月的時間，很顯然，準則征求意見的時間是不足的。最后，缺少投票機制，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都會在征求意見期滿后通過投票最后決定是否通過并準則，而我國準則與否決定權在會計司，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僅僅是收集意見并提交財政部會計司，其成員沒有表決權。（5）制定組織評價。在制定機構方面，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是由財政部會計司代表政府制定的，一是考慮歷史慣例，我國以往會計準則及其他會計制度均是由財政部代為制定，二是為了保證會計準則的權威性。但是，財政部會計司作為準則制定機構，其在形式上顯然是不獨立的，因為政府是會計準則的一大利益相關者，唯有在實質獨立性上去彌補，若能有效去溝通政府與民間的關系，能有效去協調各方利益，最終也能制定出中立、不偏不倚的會計準則來。在制定人員方面，《會計準則制定程序》規定會計準則具體的制定工作由項目起草組負責，項目起草組原則上以會計司各處為單位組成并吸收相關人員參加，但對“相關人員”未作明確規定。財務會計準則委員雖吸納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專家參與，但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成員沒有決定權，僅起到咨詢的作用，因此，財政部會計司及其工作人員在準則制定過程中占決定性地位，其代表性顯然是不夠廣泛的，特別是缺少會計準則執行者中的代表，勢必影響到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利益平衡。

（ 二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內容質量分析 可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1）經濟實質性評價。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十六條規定“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者事項的經濟實質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不應僅以交易或事項的法律形式為依據”，所有具體準則的制定必須以此為理論依據和指引，必須能夠真實反映經濟業務的經濟實質。以收入準則為例，準則規定了確認銷售商品的收入的五個條件，企業已將商品所有權上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購貨方；企業既沒有保留通常與所有權相聯系的繼續管理權，也沒有對已售出的商品實施控制；相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收入的金額能夠可靠計量；相關的已發生或將發生的成本能夠可靠地計量，五個條件缺一不可，因此往往實務中出現的售后回租、售后回購等一些交易，形式上看是銷售行為，但實質上其并不符合銷售商品收入確認的條件，是不能確認銷售收入的。（2）可操作性評價。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屬于原則導向，其顯著特征是要求企業根據會計準則規定的原則結合實際情況做出職業判斷，如收入確認、資產減值、預計負債、債務重組、企業合并、公允價值計量等都涉及到職業判斷，但目前我國會計人員會計職業判斷能力普遍較低，凸現出某些準則缺乏可操作性。以公允價值計量為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一大亮點是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目前已頒布的38個具體準則中至少有17個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新準則規定企業應當根據不同情形分別采用同類資產活躍市場報價、類似資產活躍市場報價和估值技術等確定公允價值。但到目前為止，公允價值的確定在實務中仍是難于操作的一大難題：一是公允價值不易取得，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度還不充分，部分資產不存在活躍市場，也無同類或類似資產的活躍市場價格，需要采用其他技術進行估值，評估價值又難以獲得各方的共同認可；二是以同類或類似資產市場價值為基礎確認的公允價值，如何確定其修正參數，也是一個難于操作的問題；三是目前仍有很多資產需要采用估值技術確定公允價值，但如何選擇估值模型和相關參數假設等，新準則沒有提供詳細指導，存在較大的人為因素。公允價值計量缺乏可操作，導致會計信息缺乏可比性，同時也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3）可理解性評價。為實現國際趨同，且制定準則的時間較為倉促，有些全新出臺的準則如《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金融資產轉移》等，內容往往參照相應的國際會計準則直接翻譯過來，一些條款句子過長，文字晦澀難懂，再加上有些經濟業務在中國并不普及，導致會計準則執行者難于理解，也就無從在實務中正確運用。如對金融資產的分類，上市公司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難于正確理解和把握，導致會計處理出現偏差，有的公司將其持有的對上市公司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限售股權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新準則規定應作為長期股權投資處理，有些公司將本應歸屬于持有至到期投資的金融資產分類為貸款和應收賬款，最后必然會導致企業間會計信息的不可比。（4）國際趨同性評價。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實現了國際趨同，同時致力于與國際上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的等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一是2007年我國內地和香港的會計準則實現了等效；二是經過多輪會談和協商，中歐會計準則等效取得重要進展，2008年12月歐盟就第三國會計準則等效問題規則，規定自2009年至2011年底的過渡期內，允許中國企業進入歐盟境內市場時利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告；三是中美會計合作納入雙方對話議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已正式宣布允許外國企業赴美上市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告，為中美會計準則等效創造了條件。另外，實現國際趨同后，準則制定部門仍密切關注國際會計準則的變化并積極參與到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去，促進國際會計準則更多地考慮中國的情況，并對我國會計準則作出相應的調整，為實現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全面持續趨同而努力。

綜上可見，結合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九個細化標準逐一分析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其中制定環境、制定基礎、制定模式、經濟實質性和國際趨同性5個方面是達標的，但是制定程序、制定組織、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四個指標仍存在一些問題，而且均不同程度影響到會計信息的質量如可靠性、相關性和可比性，進而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核心標準――產生并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難于達到。因此，我國的新企業會計準則與高質量會計準則仍有一定距離，準則制定部門仍需針對不達標的方面進一步加以完善，向高質量會計準則努力邁進，以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滿足會計信息各方使用者的需求，從而更好地推進我國資本市場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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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關鍵詞】 創業板； 成本； 審計師選擇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認為管理當局有必要通過設立監督機制來減輕沖突，引入獨立的外部審計就是其中一種監督方法。Chow（1982）首先對成本和審計需求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對1962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和OTC交易的165家公司進行研究后得出，負債率水平、債務契約數量與公司聘請外部審計的動力顯著正相關，公司規模的影響因素也得到了適度支持。Fama和Jensen（1983）在對美國證券市場的研究中發現，大股東經常會通過侵占小股東的權益來獲取額外收益，大股東與外部中小投資者的沖突在審計師選擇中也可以顯現出來。Firth和Smith（1992）選取了新西蘭1983年到1986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高負債水平的公司更傾向于選擇“”事務所進行審計。DeFond（1992）的研究發現，公司成長性與從小事務所變更為大事務所顯著正相關。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角度對審計師選擇問題進行了探索，如Copley和Douthett（2002）的研究發現，公司特別風險相對較高的IPO公司需要較高的審計質量。Chaney等（2004）研究了非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與審計溢價問題。而Wang、Wong和Xia（2008）研究了中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是否選擇當地小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上的差異。

我國一直在朝著完善資本市場的方向前進，而股票發行市場化、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等行為都令問題逐步顯現，因此國內一些學者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此類問題。吳溪（2002）通過對110例審計師變更的案例進行研究后，得出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在變更審計師時，更傾向于選擇質量高于前者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曾穎、葉康濤（2005）以2001年和2002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得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外部審計需求呈倒U型關系，認為成本高的公司更傾向聘請高質量的外部審計師來降低成本，提高公司價值。李明輝（2006）在對179家IPO公司研究后發現，在公司規模、成長性、財務杠桿、管理層持股比例、董事會獨立性等反映公司沖突的變量中，僅公司規模與是否選擇大事務所進行審計有顯著正向關系。謝菲、李文輝（2009）以理論為基礎，對我國IPO市場審計師選擇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總資產規模大的IPO公司傾向于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資產負債率高的IPO公司傾向于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地緣關系仍然是影響審計師選擇的顯著因素，未發現股權集中度、承銷商聲譽對IPO公司審計師的選擇有顯著影響。高雷、張杰（2011）采用2005—2009年中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數據，研究了成本、管理層持股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成本高的公司會尋求高質量的外部審計，傾向于聘請大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層持股能起到完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作用，減少沖突，從而降低公司對外部審計質量的需求。

國內學者基于A股上市公司進行了上述研究，但基于創業板的實證研究還鮮有開展。本文則以創業板市場為研究對象，利用2010年的數據研究成本對創業板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行為的影響，以進一步觀察理論在我國資本市場的適用性。

二、研究假設

根據前人的研究，本文從公司規模、盈利水平、負債水平、公司成長性、股權集中度、上市公司地理位置幾個方面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1：高質量審計需求與創業板公司的規模是正相關的，公司規模越大，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越大。

假設2：高審計需求與創業板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負相關的，公司盈利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聘用低質量的審計。

假設3：高質量審計需求與創業板公司的負債率是負相關的，負債率水平越高，越可能聘請低質量的審計。

假設4：高質量審計需求與創業板公司的成長性是正相關的，隨著成長能力的提升，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也會加大。

假設5：高質量的審計需求與創業板公司第一股東持股比例是正相關的，隨著第一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會加大。

假設6：上市公司傾向于聘請同一省市內的審計機構進行審計。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文以2010年12月31日在深圳創業板上市的154家公司作為初選樣本。在這154家上市公司中，截至2011年3月23日，只有57家公司披露了其2010年年度財務報告。最終以這57家公司為研究樣本。本文數據均來源于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和新浪財經的披露。《2010年會計師事務所排名》來自于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數據處理采用了統計軟件SPSS16.0。

（二）模型設計和變量解釋

本文設計的Logistic回歸模型如下：

AUDITOR = ？茁0+？茁1TA+ ？茁2ROE+？茁3LIA+？茁4GROWTH

+？茁5CR1+？茁6LOC+？著

Watts和Zimmerman（1983）認為，事務所的規模可以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相比規模較小的事務所更傾向于提供高質量的審計監督。根據中國證監會的披露，審計總收入、證券收入、客戶數量和總資產、CPA人數等指標是衡量事務所排名的主要因素。本文以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2010年會計師事務所排名》為依據，以“前二十大”和“非前二十大”作為對事務所規模的劃分。當創業板公司選擇排名中的“前二十大”為審計事務所時，認為AUDITOR=1；選擇“非前二十大”時，AUDITOR=0。

其他解釋變量的意義如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2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除成長性（GROWTH）和第一股東持股比例（CR1）這兩個解釋變量的樣本差異較大外，其他各變量的標準差較小，說明57個樣本的分布較為均勻。

（二）相關性分析

對樣本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總資產（TA）和成長性（GROWTH）的相關系數為0.352，和地理位置（LOC）的相關系數為-0.282，第一股東持股比例（CR1）和地理位置（LOC）相關系數為-0.320，這三個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較高，但都未超過0.4，可以認為回歸模型不會存在很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三）Logistic回歸分析

Logistic的回歸結果見表4、表5。

根據以上回歸結果，可以得到模型：

AUDITOR = 4.484+0.282TA+0.122ROE+0.013LLA

+0.008GROWTH-0.019CRI-2.169LOC+？著

本文對所有解釋變量都進行了強制進入。從表5中看出，總資產規模的回歸系數是0.282，符號與假設一致，表明公司規模與高質量審計是正相關，但并不顯著。代表盈利水平的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回歸系數是0.122，符號與假設相反，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與高質量審計是正相關，但也不顯著。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創業板高盈利高風險的特點，導致即使盈利能力較高的公司也愿意通過聘請高質量審計向外界傳達一種積極穩定的信號，即公司并未因盈利水平提升而降低審計標準，公司的價值值得信賴。負債水平（LIA）的回歸系數是0.013，符號與假設相反。說明高負債率的公司也有動機聘請高質量的審計，這一結論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債權人的利益越來越受到重視，沖突有所緩和。公司成長能力（GROWTH）的回歸系數是0.008，符號與假設一致，說明隨著公司的不斷發展壯大，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呈增長態勢。第一股東持股比例（CR1）的回歸系數是-0.019，符號與假設相反，說明股權集中度低的公司也會對高質量審計有所需求；反之，股權高度集中的公司也會轉向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原因可能是由于股權集中度低時，大股東侵占外部中小股東的機會被削弱，因此希望通過高質量審計傳遞一種信號，以期獲得外部投資者的信任，在資本市場獲取更多收益。地理位置（LOC）的回歸系數是-2.169，是顯著負相關，說明地理位置應該是創業板公司選擇審計師時的顯著影響因素。

五、結語

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大多具有高成長性、高盈利和高風險的特點。這些處于初創期的公司往往會面臨資金周轉慢、經營風險大、盈利水平波動大等問題，同時也給承擔審計任務的機構增加了不小的風險。創業板發行條例中規定注冊會計師有責任對企業包括財務報告、合法合規、運營等所有內部控制發表意見。此外，創業板家族式的管理結構，導致其內部控制不健全，有管理層凌駕于內控之上的風險。對此，注冊會計師要加強對內部控制的監管。

為達到上市目的，創業板公司進行關聯交易的風險很大，而這些關聯交易往往很隱蔽，難以偵查。對此，注冊會計師要著重對在確立的重要性水平之上的大額交易進行實質性檢測，關注企業是否在主營收入上存在對關聯方的重要依賴，通過識別關聯方，防止企業虛構交易。

本文將研究對象設定為誕生不足兩年的創業板市場，并采用2010年數據考察創業板新興資本市場的驗證成本和審計師選擇的關系問題。由于初步選定的樣本中很多公司并未披露其2010年年報，致使本文的樣本數量大大減少。另外，我國創業板市場機制還不完善，這也會導致創業板公司在選擇審計師時會受多方面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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