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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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養老保障是對社會中所有老年人的生活起保護作用的“安全網”。然而我國目前城鄉二元結構下,許多農村老年人卻被隔離在這張網之外,尤其是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由此產生很多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有增無減。據國際公認的標準,我國己步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城鎮人口中65歲以上老人比例為6.24%而在農村這一比例己達7.5%以上。隨著農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到城市務工,農村老齡化人口的比重和數量還將不斷增加,老齡人口負擔系數不斷提高,這些都對我國農村傳統的養老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人口老齡化及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概況

    (一)人口老齡化及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概況

    人口老齡化的靜態含義指某個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達到既定的數量標準;動態含義指某個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斷增加的趨勢。川這種界定源于人口學者對總體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即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見表1)。

    按照聯合國人口委員會定義,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體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的趨勢和過程,它是由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壽命不斷延長等人口自然變動因素所促成;按照聯合國人口組織(WPO)公布的標準,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就表明這一人口總體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這一國家和地區就屬于老年型國家和地區。

    我國社會步入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圖1,描述了我國從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具體清況,可以看到,我國己基本達到國際公認的老齡化標準。根據聯合國預算,我國將在2040年以后逐步達到老齡化高峰。

    (二)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1.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己超過城鎮。其原因除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外,還有人口遷移。人口遷移流動導致家庭規模小型化,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加快了農村人口老齡化的步伐。進城務工的老年農村人口和退休的城里老年人口的回流也加快了農村社會老齡化的進程。

第2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養老保險 影響分析

一、人口老齡化的定義

所謂的人口老齡化指的是總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升高的現象。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標準，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點總人口的7%或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0%，即意味著開始跨入老齡化社會，成為一個“老年型國家”或“老年型地區”。如果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5%以上，則稱為“超老年型國家”。

由于有人對以上確定人口老齡化的標準有爭議，進而又出現了一種用綜合指標確定人口類型的方法，根據少年兒童系數、老年人口系數、老化指數以及年齡中位數等指標，將人口劃分為三種基本的人口構成類型：年輕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具體劃分標準見表1。

以上劃分方法。若0-14歲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以上，老化指數（65歲及以上人口與0-14歲人口之比）達到30%以上，年齡中位數在30歲以上，這樣的人口類型便屬于老年型人口，表明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影響

自從19世紀70年代，法國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法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2%）以來，目前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當今世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統計，1950年世界老年型國家只有15個，預計2025年，整個世界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3%以上，屆時整個世界也將步入老年型社會。

人口老齡化會給養老保險事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老年撫養系數越來越高。老年撫養系數所表明的是，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老年人，其計算公式為

老年撫養系數=60歲及以上人口數/16至56歲人口數*100%

很明顯，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的老年人數增加，意味著老年撫養系數上升，社會用于老年人的費用將增加。

（二）人口平均壽命越來越高。一方面，退休人員數量越來越多；另一方面，退休人員領取養老金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其結果必然是養老保險費用支出越來越龐大。

為了減輕在業勞動者的經濟負擔，人們都在積極探討解決辦法，比較可靠的途徑是延長法定退休年齡，這既可減少養老金支出，又可增加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在業人數，還可發揮老年人繼續從業的積極性，可謂一舉數得。

三、退休年齡的變動趨勢

從一個長時期考察，退休年齡有一個往后推移的趨向，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退休年齡往后推移的原因：

首先，由于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勞動條件發生相當大變化，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原所規定的退休年齡相比之下顯得過時。

其次，當今世界，社會經濟發展對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要求越來越高，由于各國的重視，義務教育獲得了普及和提高，高等教育廣闊發展，越來越多達到法定勞動年齡的年輕人卷入教育網絡，致使開始勞動的平均年齡實際是高于法定勞動年齡的下限。資源的需要量，一些勞動力缺乏的發達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延長勞動年齡上限，即推延退休年齡。

第三，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人類所享用的生活資料越來越豐富，醫療衛生事業日益普及和提高，帶來了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退休年齡的后移具有了現實可能性。

第3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人口老齡化的定義是年輕人口減少、老年人口數量增加的趨勢，一個地區隨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陸續下降帶動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所以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目前，成都市人口老齡化不僅呈加速發展趨勢，還呈現出高齡化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對本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越加深刻。

2.國內外研究現狀

2.1國外研究現狀

首先掀起了對老齡化研究的序幕的是剛進入工業社會后的法國，是由于成為西歐國家中生育率持續下降老化最顯著的國家。

人口老齡化研究最早一般是從老年人口群體特征的現狀探討為出發點，針對老年人自身的問題如生理、心理和社會角色等方面展開論述，主要是研究老年人面臨的實際問題及相應對策，以此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后來的人口老齡化理論。其中首次提出了“人口老齡化”這一概念的是在Pearl（1940）發表了《人口的老齡化》一文中。

而從經濟學角度對老齡化問題的研究興起是從二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了《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影響》，文中闡述了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2.2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研究老齡化其實開始得很早，我國兩千年前的《素問?上古天真論》，就是研究人的衰老和抗衰老問題的老年學說。隨著我國步入老齡社會，國內對老人問題的研究逐步加強。中國老齡問題研究主流之一是以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學為基礎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老年社會學作為新興的社會學分支異軍突起。老年社會學有其獨特的研究范圍和對象，老年社會學主要是研究同社會學的聯系。當今老齡問題研究的主流是“積極老齡化”問題。

3.成都市人口老齡化現狀

成都，簡稱“蓉”，別稱“蓉城”，是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區的科技、商貿、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自古以來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所以分析人口老齡化對成都市經濟發展影響有重要意義。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成都市65歲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增長52.47%，為136.43萬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也由7.96%增加到了9.71%。

雖然成都市的老齡化水平比四川省10.95%低1.24%，但相比全國平均水平8.87%高出0.84%。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未來10年成都市將進入人口快速老齡化階段。根據成都市統計局分析指出，成都市55-64歲的人口有160萬人，而未來十年平均每年將有16萬人進入老齡人口，預計2020年成都市老齡化水平將突破15%。快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必將帶來一些新的矛盾和壓力，對成都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4.成都市人口老齡化特點

4.1人口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我國人口總量仍在增加，但自然增長率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6.7%。降至2012年的0.1%，有關資料顯示，成都市65歲及以上人口早在2001年占總人口已達到8%，年齡結構已向老年型轉變，進入老齡社會。成都市老齡人口在不斷增長的趨勢下還呈現出了高齡化趨勢。而人口老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死亡率呈上升趨勢，出生率呈下降趨勢，自然增長率遞減甚至出現負增長。可是例如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需要歷經幾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時間。

表1

單位1978198019902000201120122013

出生率%10.311.213.19.69109.04

死亡率%66.16.46.64.69.96.33

自然增長率%4.35.16.73.14.50.12.71

4.2老年人口數量大

四川省65歲及以上人口為8807545人，而成都市老年人口占四川省15%左右。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5.49%，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的比重上升1.75%。可見成都的老年人口數量龐大。（表2）

由表3可以看出從80年代到2000年，成都的人口年齡結構中少年組的變化趨勢最為明顯，從30.26%降低到2000年的16.43%，兩個數據比較而言，后者約是前者的50%。一方面是總人口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數量的減少，一升一降使得少年組的比例下降最顯著。通過圖3可以看到的是作為主要勞動力的中年組的人口所占比例正處在一個緩慢增長的時期，在逐漸達到峰值后，很有可能會是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的下降，這都表明了我國的“人口紅利”窗口期所剩時間已然不多。一個城市正常的人口年齡結構中按國際標準，60歲以上人口應低于10%，而65歲以上人口應低于7%，而截至2014年底，60歲以上人口已突破20%，成都市內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近14%。

表2

年別項目 2000年2010年

總人口規模（人）1124427214047625

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人）8948201364348

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例（%）7.969.71

表3

年別年齡段所占比例1982年2000年

1―14（萬人）30.26%16.43%

15―64（萬人）64.71%75.61%

65歲及以上（萬人）5.03%7.96%

4.3成都市人口老齡化進程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由于我國大部分地區生育率下降都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其實施導致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特點，在成都，這一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值得關注的是，2001年，成都市人口年齡結構已經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進入老齡社會。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成都市人口老齡化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8.87%高0.84個百分點。未來10年成都市將進入人口快速老齡化階段。而2012年，武漢市生產總值（GDP）為8003.82億，人均生產總值（GDP）79079.75元，成都市生產總值（GDP）為8138.94億，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只有56836.17元，換句話說，成都市的人均生產總值要依靠大量人口支持。所以說，成都市快速的老齡化進程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大環境下進行的。而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也會隨之加重老齡化的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的矛盾。

5.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

5.1對于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會直接導致主要勞動力比例的下降，造成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從而影響著就業結構的變化，沖擊著經濟發展。同時，老齡人口的再就業也會影響青年勞動力的就業，由此人口老齡化也會加劇日益增長的應屆大學生和就業崗位有限的矛盾。

5.2對于消費結構的影響

人是消費的終端，不同的年齡結構對于消費結構也是不同的。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社會將會由生產性社會向消費性社會轉化。因為老年人口主要是消費人群。而同時更多的生產成果用到消費上，使得社會和家庭的撫養負擔加重這，也會造成再生產投人的減少。

5.3人口總量的持續增長

隨著經濟發展，老齡化進度的加快，成都市即將面臨勞動力減少的尷尬，成都市多年以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有利的人口結構以及充足的勞動力數量，而面對即將到來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如何妥善地使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必然成為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老齡化問題提高了社會負擔的系數（勞動人口與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也同時影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6.針對成都市人口老齡化現狀的對策及建議

6.1建立健全養老保障制度

6.1.1進一步擴大養老保障覆蓋面，建立新的農保模式，解決農村養老問題。

對于成都而言，應該統籌城鄉，先行先試。成都市就此可以大膽探索充分發揮創新實干精神。也可以學習類似《珠海市農民和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過渡辦法》的相關文件，在全市開始建立健全農保制度。

6.1.2倡導個人家庭養老。

四川省的經濟水平決定在現階段還需要繼續提倡家庭養老，特別是在農村，繼續發揮家庭養老功能，提倡健康的養老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傳統優良品德的養老體系尤其重要。

6.1.3建立健全城鎮社區老年服務體系。

在城鎮，考慮日益增長的老齡化趨勢，應建立健全老年人服務體系，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陪伴、護理、緊急救護等各種服務，并為老年人群學習、文體等社會活動的需求提供條件。

6.2提高老年人口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和作用

老年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有體力，有知識，有經驗的高素質人才，充分發揮老年人力資源，可以一部分化解家庭社會在養老方面的矛盾，把他們的“余熱”變成社會財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可相對延長退休年齡。

第4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progress of mankind into an aging society is a necessity.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very quickly, quickly into the aging societ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balance the population aging and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social progress and stability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家庭養老 社會養老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pension and social pension

作者簡介：黨培，女，漢族，河北大學經濟學院人口研究所08級人口學研究生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提高的過程，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照聯合國規定，不分性別、職業、宗教等，只要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就稱為老年人。對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來說，65歲以上人口在全體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過7%以上或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者，屬于老年型國家或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產生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醫療衛生事業的進步，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平均生命的增加，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產生是一種必然的產物。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從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發展的經歷看，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發達國家的經濟開始起飛，到19世紀末期開始出現人口老齡化的跡象。1785年~1830年是英國經濟的起飛期，而英國的人口老齡化開始于1870年。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經濟發展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并迅速提高。在發達國家中日本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是在經濟尚不發達，基礎薄底子弱的情況下進入到了老齡化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相應地跟上人口老齡化發展的實際需要，因而老齡化帶給我們的有機遇也有挑戰，更多的是挑戰，我們應當積極地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努力解決與促進社會經濟與人口老齡化的協調發展。

從我國歷次人口普查的年齡結構的變化歷史看，我國的人口先后經歷了人口年輕化和人口老齡化兩個歷程，見表1。

根據表2中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從表1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50年代到60年代我國的人口呈現出年輕化的過程，1953年65歲及以上人口與老少比分別為4.41%和12.16%，1964年65歲及以上人口與老少比分別為3.56%和8.75%，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重下降到4%以下，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出現了年輕化。從60年代中期，我國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同時下降，人口年齡結構出現了老齡化，1982年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國65歲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老少比分別達到了為4.91%、14.62%和5.57%、20.12%。到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65歲及65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和老少比已經達到了6.96%、29.23%。從年齡結構的類型看，1964年，我國的人口基本上屬于年輕型，1982年處于年輕型和成年型之間，到了1990年時，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已屬于成年型，而2000年時65歲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6.96%已達到之前所定義的65歲以上人口在全體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過7%的臨界值，我國進入到老齡化社會。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發展，引起社會的老年撫養系數上升，而老年撫養系數的上升就意味著社會負擔的加重。老年撫養系數是老年人口與適齡勞動人口之比，具體來說是用全社會每100名適齡勞動人口負擔多少老年人口來反映。老年撫養負擔，既是適齡勞動人口的撫養負擔，也是全社會的撫養負擔。我國社會老年撫養系數的上升直接導致以家庭養老模式為主要養老形式的家庭撫養老人負擔的加重，老年人口比重和數量在增加的同時，少年兒童的比重和數量在相應降低，似的家庭中子女撫養老人的數量增加。見表3。

從表3中可以看到從2002年到2007年總撫養比從41.74%到37.42%，總體上是降低的，雖然在2005年有一個小的回升，從2004年的38.63%到了2005年的40.10%，但是到2006年總撫養比又開始呈下降趨勢。從表3中看影響總撫養比的因素是少年兒童撫養比在2005年為27.39%比2004年的26.76%有一個小幅上升，總體上來說2002年到2007年少年兒童撫養比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從2002年到2007年老年人口撫養比一直呈上升趨勢從11.57%上升到了12.86%。表3的數據表明，隨著少年兒童撫養比的降低，少年兒童的比重和數量在相應降低，而老年人口撫養比的增加，老年人口的比重和數量也在相應增加，整個社會對老年人口群體在養老保障、醫療保健、學習發展、生活服務、文化娛樂、公共設施等各個方面的考慮和照顧是否全面合理，對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都有直接的影響。

進入到21世紀以后，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變得更加嚴峻，見表4。

2001年到201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7.12%到8.30%，上升了1.18個百分點，而2020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1.92%，比2010年上升了3.62個百分點；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比2020年上升了4.77個百分點；2040年比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5.84個百分點；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比2040年上升了1.75個百分點，至此，老齡化進入了平穩發展的階段，老年人口趨于穩定，人口結構高度老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了24.28%，也就是說差不多全國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為老年人。

老齡化社會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及物質基礎硬件提出了重大的考驗，承受人口老齡化的物質實力變得強大起來，由人口老齡化所引起的各種問題，如養老保障、醫療保健、學習發展、生活服務、文化娛樂、公共設施等，只有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財富日益豐富，才能最終很好的相匹配老齡化社會，才能做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相適應，使得老年人口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在探索解決老齡化社會的過程中創造了一些成功的值得借鑒的經驗，可以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利用減輕我國社會養老的壓力。積累充足的社會養老儲備基金，建立以社會化養老為主體，以家庭和自養為輔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目前我國大多數的老年人都是依靠家庭進行養老，隨著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家庭規模的不斷減小，家庭養老危機也在逐漸產生出來，中青年一代工作學習中競爭壓力日趨激烈，撫養孩子照顧老人的壓力日漸增大；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家庭子女數的減少，越來越多的“空巢家庭”出現。家庭養老的壓力越來越大，危機愈發嚴重，家庭養老危機不但影響著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健康系數、幸福指數等，而且也影響著中青年一代的工作學習效率和生活指數。養老模式的多元化，養老服務的社會化亟待發展。

參考文獻：

[1]姜向群,丁志宏.對我國當前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的概念和理論探析[J].人口學刊.2004.5

第5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摘要：本文基于區域差異的視角，選取了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的5項相關指標，對全國31個省市老齡化分布做了聚類分析；依據聚類分析結果，從每個類別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樣本，對其老年人口消費需求趨勢進行預測。結論表明，伴隨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消費支出的總額呈現上升態勢；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老齡化程度對地區老年消費支出所占比重的大小產生影響。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老年消費需求；聚類分析；趨勢預測

2000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達8821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7%，標志著我國已成為了老齡化國家。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的不斷改善，老年人口數量不斷增多。2013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3161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的9.7%。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既加重了社會的養老負擔，也給老齡產業的發展增添了動力。老年消費支出的上升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個必然趨勢，各地區之間這一支出所占比重的大小以及相關影響因素，值得更進一步探究。

一、相關文獻綜述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一個國家65 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率在7%～14%之間稱為老齡化國家，若該比率超過14%稱為老齡國家，超過21%時稱為超老齡國家。”西方國家由于進入老齡化社會較早，對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也較早。《老齡化經濟學》（James H.Shulz1976）的出版，標志著老齡化問題在經濟學中的確立。隨著老齡化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FLynn(1980)對老年人口分布的區域差異進行了研究，發現在都市區核心區和偏遠鄉村聚落，老年人口明顯集中。Golant(1984)通過研究指出，有3/4的美國老齡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區。我國對人口老齡化研究起步較晚。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研究所在《人民日報》發表篇名為《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章是國內較早注意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文獻。杜鵬等（2005）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百年發展趨勢做出預測，得出從現在到2053年是人口老齡化快速增長時期，2055年預計老年人口將為3.4億，達到最高峰值，在本世紀的后半葉則在波動中緩慢增長。隨著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公布，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李揚等(2011)利用ESDA技術研究發現，北京市各區縣老齡人口的空間分布呈圈層結果，且區域分布差異較大。潭姝琳等(2011)基于1995—2008年我國31個省市數據對我國老齡化特點進行了聚類分析。金曉彤等（2012）對我國老齡人口的消費支出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對全國老齡人口的未來消費需求進行了預測。

雖然學者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已有一定研究，老年消費總量將不斷擴大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但對未來老齡消費趨勢的具體量化預測卻涉及較少，對各地區老年消費支出預測更是幾乎未涉及到。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基礎上，選取部分有代表地區，對我國區域老年消費需求趨勢做出預測。

二、我國老年人口地區分布差異的聚類分析

從全國31 個省市來看，各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結構不盡相同。位于東部板塊的天津、山東、江蘇，中部板塊的湖南、湖北、安徽以及西部板塊的重慶、四川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超過10%。新疆、寧夏、西藏以及廣東四地的老年人口比重7%，說明這些地區還未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東部沿海且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省的老年人比重僅6.98%，也未進入老齡化社會。此外，我國大部分省市老年人口比重均位于7%～10%之間，說明絕大部分地區都已步入老齡化。

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我國各地區人均創造GDP 呈現從東向西逐步遞減趨勢。但位于中部板塊的內蒙古其人均GDP 大于54095 元，位于第一梯隊；而安徽、江西兩省人均GDP低于30000元，形成中部塌陷局面；而寧夏、陜西、湖北、重慶等省人均GDP則相對高于中西部其他地區。

1.基本原理

聚類分析是一種依據樣本數據特征，按其在性質上的親疏程度在沒有先驗知識情況下，建立多種分類的多元統計分析方法。依據分類對象的不同，聚類分析可分為Q型聚類和R型聚類。Q型聚類是對樣本進行聚類，將具有相似特征的樣本聚集在一起；R型聚類是對變量進行聚類，將具有相似性的變量聚集在一起，減少變量的各數，以實現降維的目的。我們將全國31個省市進行聚類劃分，用以發現各種類型相似之處，因而采用Q型聚類分析法。

2.模型和計算方法

假設給定n個變量（我國31個省市），分別確定這n個變量的樣本指標（x1 ,x2…xK），收集整理相關數據，形成列表。通過平方歐式距離測算方法對各變量個體之間的距離進行計算，并得出相關系數矩陣：

其中：C代表地區，S代表平方歐式距離，Sij則代表i地區同j地區之間的平方歐式距離。

依據樣本之間的平方歐式距離，將距離最小的兩個個體聚為一類，形成n-1類；對所得出的n-1類個體繼續進行距離測算，將距離最小的個體或小類繼續集聚，直至所有個體凝聚成為一大類。最后依據集聚的步驟，進行分類處理。

3.指標說明

為了將老年人口地域分布同經濟發展程度進行聚類分析，本文選用了老年人口系數、老年人口撫養比、GDP比重、人均GDP 比值、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5 個指標，對31個省市進行聚類分析。

老年人口系數是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用以反映一個地區人口老齡化進程快慢程度。老年人口撫養比是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力人口的比重，用以度量勞動力的養老負擔。GDP比重和人均GDP比值反映一個地區在全國經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GDP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好，政府對老年人口撫養壓力較小，醫療衛生水平也會有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是指地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這一指標可反映地區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在養老問題上的負擔程度。

4.聚類結果分析

文章采用2013 年全國統計年鑒數據，選取全國31個省市老年人口系數、老年人口撫養比、GDP 比重、人均GDP 比值、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5個指標，運用spss軟件對各個省市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得出聚類樹圖，根據聚類結果，可將我國31個省市分為五個類別（表2）。

類別Ⅰ: 漸老先富的廣東模式。廣東省老年人口系數為6.89%，老齡化程度較低，但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25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23 倍。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快速發展，一大批企業在國家優惠政策支持下蓬勃發展。大量高校畢業生和外來務工人員被吸引至此，為廣東省輸入了新鮮血液，也為經濟騰飛做出巨大貢獻。因此造就了廣東省人口年齡在五個類別中處于相對較年輕水平，經濟水平較為發達狀況。

類別Ⅱ: 漸老未富模式。這一模式以西藏、寧夏、青海、新疆、海南為代表。這些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全國而言處于較低水平，老年人口系數均值為6.62%。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人均GDP均值為全國平均水平的0.7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是全國平均水平的0.76。原因是這些地區均位于我國偏遠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交通相對閉塞，經濟發展較為困難；造成醫療衛生條件相對滯后，影響了人口的壽命；同時少數民族地區并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繼而造成新生人口較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對較低。

類型Ⅲ：漸老漸富模式。有20 個省份屬于這一模式，也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老齡化總體趨勢。這些地區老年人口系數均值為8.89%，均以步入老齡化社會，但老齡化程度并不嚴重。從經濟狀況看，人均GDP 均值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05，基本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與全國平均水平保持一致。這些地區伴隨經濟的增長，醫療保障制度逐步完善，醫療衛生水平有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壽命的提高。

類型Ⅳ：邊富邊老模式。這一模式下的地區主要是江蘇和山東兩省。兩地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老年人口系數均值為11%。同時，經濟較為發達，人均GDP均值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8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13倍。這兩地醫療養老保障制度較為健全，居民收入水平較好，養老壓力相對較小。

類型Ⅴ：未富先老模式。這一模式下的典型地區是湖南、四川和重慶三地。這些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嚴重高于全國其他地區，老年人口系數達11.94%。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GDP均值為全國平均水平的0.7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為全國平均水平的0.88。由于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相應的醫療養老保障制度并不健全，加之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面臨較為嚴峻的養老壓力。

三、聚類結果下的老年人口消費需求趨勢預測

依據前文得出的聚類分析結果，文章從五大類型中分別選取了廣東、寧夏、河南、江蘇、重慶五個省市作為進一步分析樣本。這五個省市人口老齡化程度、經濟發展程度均處于類別中的平均水平，并分別涵蓋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對其老年人口消費需求預測能較好反映出區域發展差異對老年人口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

1.預測模型的構建

已有研究發現，不同年齡段的消費需求有所不同。為各個年齡段消費需求所賦予的權數稱之為消費系數。通常，15~64歲勞動力人口消費系數為1，視為標準量；兒童和老年人則以一定比例進行折算。有學者實證研究發現，當未成年、老齡人口的消費系數均為0.7時，所得出的模型擬合優度要優于其他消費系數。因而本文將未成年、老齡人口消費系數均設定為0.7。將居民消費支出同老年人口系數、老齡人口消費系數相乘，得出老年人口的消費支出。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1997-2012數據建立了一個時間序列，采用布朗單一參數線性指數平滑對老年消費支出和居民總消費支出做出預測。

2.預測公式

布朗單一參數線性指數平滑適用于有線性趨勢的時間序列。計算方法是在一次平滑基礎上對時間序列的線性趨勢進行修正，進而建立線性平滑模型進行預測，其計算公式如下：

3.預測結果

依據線性指數平滑模型，得出未來幾十年老年消費支出和居民消費支出的預測值，選擇部分數據列表如下：

四、預測結果分析

預測結果表明，隨著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多，老年消費支出也有所變化。總體來看，老年消費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不斷上升。到2050年，預計江蘇省老年消費支出可達9502.7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10.78%；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的重慶市，老年消費支出為1964.1億元，占比9%；位于中部地區的河南省預計2050年老年消費支出為3991.6 億元，占比7.58%；位于西部地區的寧夏和人口老齡化發展較為緩慢的廣東省，老年消費支出占比分別為4.35%和4.76%。雖然總體上老年消費支出呈上升趨勢，但由于受區域差異影響，各地區老年消費發展趨勢也有所不同。

從預測結果可以發現，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地區，老年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要高于其他地區。江蘇和重慶老年人口系數為11.5%和12.9%，人口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其老年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分別為10.78%和9%%，相對高于其他三個地區；河南老齡化程度相對居中，老年人口系數為8.82%，老年消費占比為7.58%，同樣也居于中間水平；廣東和寧夏兩地的老齡化程度相對較輕，老年人口系數分別為6.98%和6.62%，相對而言老年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也較低，分別為4.76%和4.35%。

在相同老齡化程度下，經濟發達地區老年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比重高于經濟較為落后地區。以江蘇和重慶為例，兩地老年人口系數較為接近，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但江蘇經濟較重慶市更為發達。2013年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GDP為59161.75億元和74697元，分別位居全國第二和第四；而重慶市地區生產總值12656.69 億元和人均GDP42976.88 元均低于江蘇省水平。從老年消費支出2050年預測值看，江蘇省老年消費支出占比10.78%高于重慶市的9%。

通過以上分析可得出結論，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消費支出總額會不斷上升。老年人消費支出不僅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也會受地區老年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程度影響。老年消費群體是未來經濟發展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老齡產業發展是新時期的一大著力點。但在大力扶持發展老齡產業同時，應以老年人口消費習慣為基礎、遵循地區老年消費能力的客觀規律，有針對性的發展地區老齡產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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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金營，付秀彬.考慮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中國消費函數計量分析：兼論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J].人口研究，2006（1）.

第6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規律體育行為；生命質量；價值訴求；路徑探索

[中圖分類號] R161.7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7（b）-0153-06

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全球化問題，是21世紀人類社會的共同挑戰。毋庸置疑，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擺在了我國政府和社會的面前，且有愈演愈烈之勢。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人人口已達1.77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比例還在上升，國家統計局的公報顯示，2012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占總人口的14.3%[1]。據預測，到2015年，我國老年人口將超過2億[2]，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總數將超過4億，老齡人口比例將達到30%以上[3]。人口老齡化直接引起流行病學框架結構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大量發生和流行。老年人是各種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最主要患病人群。我國2008年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總調和2009年原衛生部公布的衛生統計年報數據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中，常見慢性病的患病率為64.54%[4]。在黨的十提出“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的大背景下，以及報告中指出的“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5]，為老年人體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別是在我國特有的人口國情下，研究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否健康、科學，對這一群體生命質量的保持和提升、更好地踐行“體育即民生”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老年人在社會融合的過程中面臨著很多的阻礙，而生命質量的高低與老年人口問題有著最為緊密的關系。老年個體能否合理利用自身擁有的各種社會資源，達到自我內在的和諧以及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使晚年生活過得更有尊嚴和體面，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下，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中國老年人的生命質量產生了哪些問題？為什么體育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質量？體育又是如何去提升老年人生命質量？基于此，本研究對目前我國老齡化的現狀進行分析并提出積極的干預對策，旨在為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加強社會的和諧穩定提供借鑒與參考。

1 生命質量的概念及老年人生命質量的影響因素

1.1 生命質量概念的界定

生命質量又被稱為生存質量、生活質量、生活品質、生活質素等，在社會學領域中一般稱之為生活質量最為合適，而在醫學等領域則稱為生存質量和生命質量更能反映其學科特征。社會學研究生命質量主要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上是指人口群體的生命質量，如對世界、國家或某一地區人口總數生活質量的研究，而微觀則具體到個人或家庭人口小群體生活質量的研究。有關生命質量的概念，由于生活環境、價值觀念、文化傳統、歷史淵源等不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各國人民對生命質量的含義有著不同的詮釋。Jenney等[6]認為：生命質量是一個包括生理及心理特征及其受限程度的廣泛概念，它描述個人執行功能并從中獲得滿足的能力。Levi[7]認為：生命質量是對個體或群體所感受到的身體、心理、社會各方面良好適應狀態的一種綜合測量，而測得的結果是用幸福感、滿意感或滿足感來表示的。WHO將生命質量定義為：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與他們生活目標、期望、標準以及所關心事情的有關生活狀態的體驗，包括個體生理、心理、社會功能及物質狀態4個方面[8]。隨著國內外各相關學科領域對生命質量的研究不斷深入，相對較為認同的觀點是：生命質量是對由個體或群體所感受到軀體、心理、社會各方面良好適應狀態的一種綜合測量。這種多維結構由3個方面所組成：①軀體健康：包括患病情況、慢性癥狀及自我評價的健康；②心理健康：包括焦慮、抑郁、人知、幸福感、滿意程度等內容；③社會健康：涉及到社會網絡的大小、社會交往的頻率、社會參與程度等。盡管如此，仍有學者認為生命質量的概念迄今為止仍然沒有一個統一公正、科學完善的標準。

第7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一、對“四二一”人口結構的重新審視中國在上世紀70 年代末開始推行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種種社會經濟影響作了充分的設想和論證, 其中也包括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問題。“四二一”家庭的概念便是在人們研究家庭結構、獨生子女家庭的人口老化以及養老問題中被提出來。但由于上世紀末以前,人口老齡化似乎還未出現, 數量問題才是整個社會普遍關注的人口問題, 于是“四二一”家庭雖然被提出了, 對其定義的完備性以及影響的普遍性卻缺乏足夠的科學說明和論證。直到20 世紀末、21 世紀初才陸續有學者就這一廣為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給予研究, 這些研究主要是利用人口調查數據估計出生育政策對未來家庭結構變化的影響和未來家庭結構變化的程度( 郭志剛, 劉金塘, 宋健, 2002) 。“四二一”家庭的提出形象地表現出家庭內部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給家庭養老帶來沖擊, 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醒人們為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問題作好準備。但是, 綜觀國內現有的一些相關研究, 發現對“四二一”問題的研究僅限于一種家庭結構的研究。如對“四二一”家庭描述為: “‘二’是特指兩個獨生子女結婚形成的中間一代; ‘四’是指他們的父母, ‘一’指這對獨生子女夫婦所生育的獨生子女。他們只需要具有這種直接親屬關系結構, 不需要生活在一起”( 郭志剛, 劉金塘, 宋健, 2002) 。而這種家庭的存在實際上有很多先決條件, 如四個老人共同存在、中間一代的夫妻雙方必須是獨生子女、只生育一個孩子。但這些條件會受通婚方式、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居住方式等諸多因素的制約, 從而影響“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幾率。

    另外, 僅從“四二一”家庭這一概念的合理性來看, 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 特別強調其中所蘊涵的血緣關系和婚姻關系, 而“四二一”家庭中的“四”, 即兩對老年夫婦之間并無直接的血緣關系和婚姻關系, 只是通過子女的婚姻關系形成親屬關系。在三代人都存活的前提下, 這種親屬關系所形成的家庭形式比較現實的應該是以下兩種:

    1.一個核心家庭( 即由作為獨生子女的夫妻雙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組成的家庭) +兩個空巢家庭( 即兩對老年夫婦各自組成的家庭)

    2.一個主干家庭( 即由其中一對老年夫婦、作為獨生子女的夫妻雙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組成的家庭,或稱“221”家庭) +一個空巢家庭( 未與子女共同居住的一對老年夫婦組成的家庭)

    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 四個老人與一對已婚有子的子女共同構成一個家庭的情況并不多見, 如果沒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這種所謂的“四二一”家庭便不符合傳統社會學意義上的家庭范疇。但應該看到, 即使這種嚴格意義上的“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它給傳統家庭養老帶來的挑戰仍不可小視。

    另一方面, 今后“四二一”結構在微觀范圍內雖然不會成為我國家庭的主要人口結構形式, 但從我國整個宏觀的社會范圍來看, “四二一”結構或者說倒金字塔結構在一定的條件下則很可能成為我國人口的結構形式。考察城鎮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現, 如果生育率長時期過低就有可能造成未來城鎮人口的倒金字塔結構( 見圖1) 。

    從2000 年中國城鄉人口年齡結構來看, 城鎮40 歲以下人口的年齡結構呈現典型的倒金字塔型。這是由于農村20- 40 歲年齡段的人口大量流入城鎮, 造成城鎮該年齡段人口的凸出, 加之城鎮的總和生育率偏低, 在2000 年僅1.3( 王金營, 2003) , 20-30 年后城鎮人口年齡金字塔極有可能呈現倒金字塔型。因此, 對于城鎮未來的人口發展來說, 只有在低生育水平沒有持續太久, 且必須有農村青壯年人口不斷遷流入的前提下才能改變未來倒金字塔型的人口年齡結構。

    二、把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0.1 是控制人口與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最優平衡點

    2006 年2 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 對2001- 2100 年中國百年人口老齡化發展進行了預測。本文采用該預測數據對我國未來的人口年齡結構進行分析。本文擬通過比較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方案下, 我國未來百年的總人口、老年人口、老年比等指標呈現的結果, 從而得出生育水平對我國未來老齡化的影響情況( 見表1) 。

    1.中方案與高方案相比

    老年比的差別較小, 到2050 年中方案的老年比僅比高方案高約2 個百分點, 影響不大。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本世紀中葉老年比超過三分之一相比,我國實行TFR1.8 上下的中方案對于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不算很大, 基本可以接受。只是總人口的差別較大, 中方案比高方案的總人口在2050 年少9000萬, 2100 年少3.3 億左右。

    2.中方案與低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老年比到本世紀中將超過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 達到36.4%, 而到2100 年更高達40.9%, 與2050 年世界上老年比很高的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國的水平相當, 超過40%, 對社會將會造成巨大的養老負擔。與中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總人口數量降得過快, 到2100 年將不足6 億。此外,0- 14 歲的人口數量過低, 人口急劇下降, 且難以回升, 不利于人口的持續發展。

    圖2 表明, 在中方案與低方案的不同條件下, 我國未來百年人口的年齡構成有很大差別, 這種差別在本世紀中葉以后體現得非常明顯。如果生育水平過低, 到本世紀中我國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將超過三分之一, 到世紀末將超過40%, 60 歲及以上、15- 59 歲、0- 14 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將大致分別為40%、50%、10%( 即“4- 5- 1”) , 呈現類似倒金字塔形的年齡結構。

    因此, 綜合比較高、中、低三種方案, 我們認為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0.1 的中方案是比較適合我國21 世紀人口發展的方案。或者說, 避免生育率過低或過高既能控制我國人口總量增長過快, 又能避免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劇, 是控制人口與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最優平衡點。

    三、老年撫養與支助情況的國際比較對我國生育水平的啟示

    為了更加準確、全面地反映社會和家庭的養老支持情況, 在原有的老年撫養比、少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的基礎上, 2002 年第二次世界老齡大會又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新的指標: 潛在支助比和父母支助比。1.潛在支助比( Potential Support Ratio) =15- 64歲人口/65 歲及以上人口。它是老年撫養比的倒數,表示多少經濟活動人口支助一個老年人。是反映一個人口支助老年人能力的指標。潛在支助比越高,則表明對老年人的支持壓力越小。

    2.父母支助比( Parent Support Ratio) =85 歲及以上人口/50- 64 歲人口, 表示每一百個50- 64 歲的準老人支助的85 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的人口數。父母支助比越高, 則準老人支持高齡老人的壓力就越大。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四二一”家庭的養老負擔。

    由于這兩個指標對于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都有現實意義, 因此本文利用這兩個較新的指標對中國與世界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老年撫養、支助負擔的情況進行初步分析。

    表2 中的三個指標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老年人口負擔情況。總的來說, 直到本世紀中葉, 中國支持老年人的負擔都是相當重的。2000 年中國的養老負擔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但到2050 年中國的養老負擔將遠高于發展中地區和世界平均水平, 但仍低于發達國家。值得重視的是, 雖然我國的父母支助比在2000 年還比較低, 準老人支持高齡老人的負擔還不算大, 但從2000 年到2050 年該指標的上升幅度卻比較顯著,說明高齡化將給我國帶來較大挑戰。

    老年撫養與支助情況的國際比較表明, 未來半個世紀老年負擔的變化趨勢意味著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家庭帶來的壓力僅低于發達國家, 超過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作為老齡化決定因素之一的生育水平如何至關重要。很多發達國家近年來都力圖改變生育率過低的局面, 但需要很長時間,特別是青少年比例過低更難以逆轉。因此, 宏觀的人口年齡結構和微觀的家庭代際人員結構都必須統籌考慮, 不可偏廢。年齡結構過分畸形、老齡化程度太嚴重會給政治、經濟、社會帶來不良后果。發達國家的生育趨勢雖然是趨向于低生育水平, 但都盡量避免生育率過低、年齡結構嚴重老齡化。

    四、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法國和歐洲國家的經驗與教訓

第8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通過將生育偏好選擇異質性加入簡化的三期迭代模型，分析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對現收現付養老金繳費率選擇的影響。研究表明，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應提高養老金繳費率，考慮到不同繳費水平退休者之間收入再分配，提高繳費率會刺激家庭生育行為，增加未來繳費人數。

關鍵詞：

養老金繳費率；人口老齡化；現收現付；生育

文章編號：2095-5960（2013）04-0106-05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社會經濟政策選擇，特別是影響到代際之間收入再分配政策選擇，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現收現付養老金制度能否持續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Yakita（2001）假設預期壽命不確定，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水平的影響，指出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金支付水平提高[1]。Breyer and Stolte（2001）假設勞動力同質，將勞動供給和生育行為內生化，深入研究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水平的影響，也得出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金支付水平提高的研究結論[2]。與上述學者研究結論不同，Razin等（2002，2007） 研究指出人口老齡化和養老金支出水平負相關，即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養老金支出水平將下降[3][4]。此外，Galasso and Profeta（2002，2007）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政府養老金政策選擇的影響，指出為應對人口老齡化，一方面可提高養老金稅率和現收現付養老金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可降低養老金稅率和現收現付養老金支付水平[5][6]。蔡昉、孟昕（2003），童玉芬、劉廣俊（2008）等學者將人口老齡化與養老金聯系起來進行研究，探討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7][8]。王云多（2011，2012）通過研究養老保障水平變動對家庭組成和生育決策的影響，指出政府提高養老保障繳費和待遇將對家庭組成和生育決策產生一定負面影響，而且這些負面影響難以通過家庭內部代際之間和代內之間的轉移而完全抵消[9][10]。總體上，已有就養老金繳費水平的研究并未考慮到生育內生性問題。基于此，文章研究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對現收現付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將生育孩子偏好異質性加入到一個簡化迭代模型，而這種異質性會在那些有或沒有孩子的人當中產生收入再分配。

文章結構設定如下：第二部分構建生育偏好異質性影響養老金繳費率的理論模型，第三部分闡述生育偏好異質性對均衡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第四部分闡述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與均衡養老金繳費率的關系，第五部分提出研究結論。

二、生育偏好異質性影響養老金繳費率的模型構建

文章使用三期迭代模型研究生育偏好異質性對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假定企業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生產要素市場為完全競爭，假定經濟社會由世代交疊的童年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人口組成。個人童年期由其父母撫養；個人工作期不僅要工作和撫養子女，而且還要繳納養老金；個人退休期消費支出由個人工作期儲蓄和退休期領到的養老金負擔。假定個人童年期和工作期時間固定，受預期壽命不確定影響，退休期時間長度不確定。為簡化起見，假設個人在退休期開始階段既有可能存活也有可能死亡，假設存活的概率為λ，不考慮非勞動收入和遺贈，就愛聽將工作期的儲蓄購買年金，假定私人年金市場為完全競爭且保險公司風險中性，保險公司精算公平的年金以供退休者使用。

假定每個人勞動生產率相同，但生育孩子偏好不同。偏好程度由擁有孩子相對于物質消費的邊際效用權重α表示。通常情況下，α在代內分布于0和α〖TX-*4〗之間，即α∈[0，α〖TX-*4〗]，累積分布為：F（α）=α0f（α）dx。其中，f（α）是密度函數，即使人口的數量會改變，這種分布在每一代人之間均相同。出于研究的需要，文章還假設每個人有兩種選擇，即生育孩子〖AKn～〗（≥1）或者不生育孩子。

文章規定工作期時間稟賦為1，假定撫養每個孩子的時間固定，有孩子和沒孩子的人工作期儲蓄相應如下：

spt=（1-τt）ω（1-ε〖AKn～〗）（1）

snt=（1-τt）ω （2）

式（1）和式（2）中st代表工作期個人儲蓄，上標p和n分別代表個人有孩子和沒有孩子，τt代表工作期養老金繳款率，ω代表不變的工資率，有孩子和沒孩子的人退休期消費如下：

cpt+1=R（1-τt）ω（1-ε〖AKn～〗）+βpt+1（3）

cnt+1=R（1-τt）ω+βnt+1（4）

R=（1+r）/λ是年金毛收益率，βjt+1（j=p，n）表示退休期領到的養老金。文章假設βt+1=βnt+1=〖SX（〗1〖〗σ〖SX）〗βpt+1，σ表示退休期和工作期之間再分配程度，且1-ε〖AKn～〗≤σ≤1，σ=1代表理想再分配，即有孩子和無孩子的退休者養老金相同，而σ=1-ε〖AKn～〗代表無再分配，養老金與繳費期長度成比例，隨著生育孩子數量增加，由于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養老金繳費年限減少，孩子越多領取的養老金越少。由于現行大多數養老金體系都為現收現付形式，都涉及代際收入再分配，因此文章只關注σ=1的情況。

為了便于分析，假設不考慮工作期對一般商品的消費，個人效用取決于生育孩子的數量和退休期消費的貼現值，見式（5）：

Ut=α〖AKn～〗+λρct+1（5）

式（5）為個人效用函數，α代表對孩子的偏好程度，ρ為貼現因子，α=0的人不選擇生育孩子，λρ[R（1-τt）ω（1-ε〖AKn～〗）+βt+1]

α〖TX-*4〗〖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6）

這里存在一個偏好截止度α=α*t，滿足

α*t〖AKn～〗+λρ[R（1-τt）ω（1-ε〖AKn～〗）+βt+1]=λρ[R（1-τt）ω+βt+1] 或

α*t〖AKn～〗=λρR（1-τt）ωε〖AKn～〗（7）

式（7）左側代表有〖AKn～〗個孩子的效用，而右側代表放棄的工資收入，這是撫養〖AKn～〗個孩子的機會成本。當且僅當α*t≤α時個人才會選擇生育〖AKn～〗個孩子，當α

Nt+1=〖JB（[〗α〖TX-*4〗α*t〖AKn～〗dF（α）〖JB）]〗Nt（8）

當個人偏好程度α*t≤α≤α〖TX-*4〗，會有〖AKn～〗個孩子。與國內外研究設定一致，文章假設人口增長率（νt）為正，νt=α〖TX-*4〗α*t〖AKn～〗dF（α）。假定養老金制度為現收現付，考慮政府預算平衡，應滿足：

τtωLt=λβtNt-1（9）

Lt代表著整個t期勞動供給，Lt=〖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Nt，即有孩子或沒有孩子的人勞動供給總和。從式（7）可知，每位退休者養老金如下：

βt=〖SX（〗τtω〖〗λ〖SX）〗〖JB（[〗α*t0dF（α）+α〖TX-*4〗α*t（1-ε〖AKn～〗）dF（α）〖JB）]〗vt-1（10）

現在考慮改變養老金繳費率對生育偏好截止度的影響，從式（7）可知α*t=λρR（1-τt）ωε，由α*t對τt求導，可得：

〖SX（〗dα*t〖〗dτt〖SX）〗=-λρRωε

在理想再分配狀態下，生育和撫養孩子導致工作時間縮短不會減少養老金，并且隨著養老金繳費率提高會降低凈繳費工資，這是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當繳費率上升時，甚至不太想要孩子的人也會選擇要孩子，會提高生育率。

三、生育偏好異質性對均衡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

參照Galasso和Profeta的研究，文章假設養老金繳費水平由生活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人決定，比較兩個可選擇的繳費率。

首先，考慮工作年齡人口最偏好的繳費率。有孩子和沒有孩子的人一生效用分別如下：

Upt=α〖AKn～〗+λρ[R（1-τt）ω（1-ε〖AKn～〗）+βt+1（12）

Unt=λρ[R（1-τt）ω+βt+1（13）

在政策選擇方面，通過預算考慮繳費率對個人的影響。假定由個人決定繳費率時，個人會意識到他們當前選擇的繳費率也會影響他們退休期養老金水平，即τt+1=τ。文章旨在說明在當前生育行為下改變養老金繳費水平的可能性，從式（12）和（13）可知，沒有孩子人最偏好繳費率τn滿足：

〖SX（〗dUnt〖〗dτt〖SX）〗=λρ〖JB（[〗-Rω+〖SX（〗dβt+1〖〗dτt〖SX）〗〖JB）]〗=0

而有孩子人最偏好繳費率τp滿足：

〖SX（〗dUpt〖〗dτt〖SX）〗=λρ〖JB（[〗-Rω（1-ε〖AKn～〗）+〖SX（〗dβt+1〖〗dτt〖SX）〗〖JB）]〗=0

因此，可以通過提高繳費率來增加養老金。假定dβt+1/dτt>0，d2βt+1/dτ2t

此外，與工作年齡人口相比，退休者偏好使他們養老金最大化的繳費率，退休年齡人口生育率已經在前期決定。假定退休者對繳費率偏好呈單峰狀，最偏好繳費率τr滿足dβt/dτt|vt-1=0，有和沒有孩子的退休者偏好同一繳費率。出于分析目的，文章假定對有孩子的工作者而言，繳費率τr小幅增加引起的養老金增長遠多于由人口增長誘發的養老金增長，即Rω（1-ε〖AKn～〗）>>βt+1（τr）[（dvt（τr）/dτ）/vt（τr）]，在這種情況下τp

眾所周知，在單峰偏好假設下，均衡繳費率與決策人選擇一致。由于大多數人口為工作年齡人口，因此決策人若為工作年齡人口，偏好α=αm的工作年齡人口滿足：

F（αm）Nt=[1-F（αm）]Nt+λNt-1（14）

結合式（8）和式（14）可得：

αm=F-1〖SX（〗vt-1+λ〖〗2vt-1〖SX）〗=αm（τt-1）（15）

式（15）中vt-1在t期開始已決定，取決于繳費率τt-1。從式（8）和（15）中v的定義可得：

〖SX（〗dαm〖〗dτt-1〖SX）〗=〖SX（〗λ〖AKn～〗〖〗2（vt-1）2〖SX）〗〖SX（〗f（α*（τt-1））〖〗f（αm）〖SX）〗〖SX（〗dα*t-1〖〗dτt-1〖SX）〗

〖PS16.EPS，BP#〗

〖TS（〗〖HT5”H〗〖JZ〗圖1決策人偏好與偏好截止度〖TS）〗

因此，考慮式（16）和dα*t-1/dτt-1

推論1：如果α*（0）>αm（0），那么0

推論2：如果α*（0）≤αm（0），〖AKτ^〗（0，1]。

在推論2情況下，暗示當α*（0）≤αm（0）時，對于任意τ∈[0，1]，αm（τt-1）曲線仍然在α*（τt）曲線上方，即決策人是一個有〖AKn～〗個孩子不考慮繳費率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均衡繳費率〖AKτ～〗與有孩子人的偏好繳費率τp相同，即〖AKτ～〗=τp。另一方面，在推論1情況下，αm（0）

四、人口老齡化、生育偏好異質性與均衡繳費率

正如上面提到的，人口老齡化可以被描述為退休期開始時生存概率提高。從式（7）知道，預期壽命延長不會影響到偏好截止度，個人擁有的孩子數量不變，基于精算的年金可得。因此，曲線α*（τ）并不會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而移動。另一方面，隨著退休期生存概率提高，表明退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增加，預期壽命延長會使曲線αm（τ）向上移動。因此，人口老齡化使強烈擁有孩子偏好的人成為決策人。

當退休期開始存活概率為λ時，令〖AKτ～〗λ代表均衡情況下的繳費率，考慮如下兩種情況：一種情況〖AKτ^〗≤〖AKτ～〗λ，另一種情況〖AKτ～〗λ

現在考慮預期壽命從λ延長到λ'。當α*不受影響時，對αm的影響如式（14）所示，F'（αm）dαm=〖SX（〗1〖〗2ν（〖AKτ～〗λ）〖SX）〗dλ或〖SX（〗dαm〖〗dλ〖SX）〗=〖SX（〗1〖〗2ν（〖AKτ～〗λ）f（αm）〖SX）〗>0。在第一種情況下，正如在給定τt，第一種情況下不等式不能被逆轉一樣，預期壽命延長不會改變均衡繳費率。也就是說，隨著預期壽命延長，一個對孩子擁有強烈偏好的人會變成一個決策人。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均衡繳費率不會改變，仍為τp（即〖AKτ～〗λ'=τp，τp=〖AKτ～〗λ），偏好的截止度也不會改變。另一方面，隨著退休人口的增加，每位退休者的養老金會減少。

在第二種情況下，式中的不等號不會改變，如果與αm和α*之差相比，dαm/dλ較小。也就是說，當均衡繳費率足夠低，以至于決策人沒有孩子甚至預期壽命延長，均衡繳費率仍為τn（即〖AKτ～〗λ'=τn（=〖AKτ～〗λ）），人口增長率不會改變。隨著退休人數增加，每個退休者養老金會下降。相比之下，與αm和α*之差相比，如果dαm/dλ足夠大，如果它改變了不等式，這時預期壽命延長使均衡繳費率從τn變為τp，即〖AKτ～〗λ'=τp。因此，如果人口增長率充分低或者如果人口不那么集中在偏好αm，預期壽命延長能使決策人從一個沒有孩子的工作者轉到一個有孩子的工作者，這使均衡繳費率從τn上升到τp。

五、結語

文章分析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生育偏好異質性對現收現付制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通過內生生育行為，研究表明，由于現行的養老金發放多為現收現付，養老金繳費水平受生育決策影響。如果繳費決策權由偏好不生育孩子的人轉到偏好生育孩子的人，應選擇提高養老金繳費率，這會導致不太喜歡孩子的人也會選擇生育孩子，導致總生育率可能會增加。

在老齡社會，由于存在大量退休者和養老金收益率下降，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可能使有孩子的人成為決策人，偏好較高繳費率，生育偏好異質性可能對現收現付養老金制度有積極影響，強化了養老金收入再分配功能。這是因為隨著繳費率不斷提高，不太喜歡孩子的人也偏好孩子，人口增長率會提高，高生育率會增加未來工作年齡人口，他們是未來的繳費者，大量潛在繳費者的存在可增加未來養老金供給，提高未來退休者養老金支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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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Favor Heterogenicity’ Effect on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 During Aging

WANG Yunduo，XU Zhen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isiness Administrat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on the choice of the size of a payasyoug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ir preference for having children， and hence the endogenous fertility choices of individuals in a simpl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aging may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increase the share of the retired population who prefer a higher contribution rate； if the system involves redistribution between retirees with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he increased contribution rate raise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hildren， i.e.， future contributors.

Key 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contribution rate；aging；payasyougo； fertility

收稿日期：2013-03-25

第9篇：人口老齡化的定義范文

中國于200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且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極其迅速。2013年中國老年人口（60歲及以上）數量達到2.02億，預計2026年將跨過3億。我國是老齡化社會急進式的代表。65歲以上老人占比，從5%到7%僅用了18年（1982-2000年）。這個增長看起來不大，但聯系到中國人口大基數的現實，中國老齡化問題可見一斑。

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不斷加深，不可避免的造成其醫療保障消費支出的增加。我國自2002年提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以下簡稱新農合）來，政府大力推行該制度。目前新農合的參保率已接近100%，基本完成了新農合“低水平，廣覆蓋”的目標。然而隨著農村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新農合的“低水平”現狀是否能滿足老齡人口的醫療保障需求，“大病醫療”保障制度是否能滿足患病人口的需求，這些現實因素都對我國新農合帶來嚴峻的挑戰。

二、農村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健支出的影響

（一）研究假設

以下主要考慮老年撫養比和醫療保健消費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引入居民人均收入和醫療保健消費價格指數為控制變量。

根據Grunengerg（1977）提出的“發病率擴張”（exoabsion of morbidity）假說，即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加，不健康預期壽命也在增加，因此加劇了對醫療保健消費品的消耗。因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研究假設1：老年撫養比與醫療保健消費呈正相關關系

消費是以一定的支付能力有關，醫療保健消費作為一種消費來說，也離不開收入的影響。收入水平是影響居民醫療保健消費需要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認為，收入水平越高，醫療保健的消費意愿越強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研究假設2：居民收入與醫療保健消費呈正相關關系

一般來說，消費品價格上漲，人們將會相應減少對該種消費品的消費。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設：

研究假設3：醫療保健消費品價格與醫療保健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二）研究設計

1.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樣本數據來源于全國全國31個省份，直轄市從2006-2012年的數據。數據均在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或者《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查得或計算得。由于農村（城鎮）居民年均醫療保健費用支出和年均收入的波動較大，為了減少模型擬合的異方差性，分別做了取對數處理。且數據作為面板數據來處理。

2.研究模型與定量定義

Lncos i， t=c+β1ordi，t+β2lnincomei，t+β3cpii，t+εi，t

上述模型中的i，t分別代表地區和時間。將數據代入該模型，如有不顯著的在剔除，直到所有變量都顯著為止。

上述模型中涉及的變量有：Lncos為農村人均醫療保健費用支出。數據作取對數處理。用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與15-64歲的人口數之比來衡量。即為odr=（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15-64歲人口數）*100%。Lnincome為農村人均年收入和cpi為農村醫療保健品消費價格指數為控制變量。

（三）計量結果及分析

1.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偽回歸”現象，一般需對數據做平穩性檢驗。但由于本文選取的面板數據的時間序列較短，所有認為數據是平穩的。

2.描述性統計

表1展示了各變量的樣本數、單位、均值、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由表2可以看出，農村居民醫療保健費用支出的均值為5.667。最大值為7.026，最小值為3.912，差距較大。農村老年撫養比的均值為13.288，最大值為25.82，最小值為7.05，差距明顯。農村人均收入比的對數的均值為8.575，農村醫療保健消費價格指數的均值為103.431。

3.計量結果與分析

（1）Hausman檢驗和Likelihood Ratio檢驗

為了檢驗該面板數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和Likelihood Ratio檢驗。Hausman檢驗的P值為0.0303，Likelihood Ratio檢驗的P值為0.0000。兩種檢驗結果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皆拒絕原假設，故應建立固定效應模型。

（2）回歸結果分析

如下，表2是回歸結果。回歸模型為：

lncosi，t=-4.48+0.019ordi，t+1.249lnincomei，t-0.008cpii，t+εi，t

本文中提出的三個假設均得到驗證。

回歸結果表明農村老年撫養比與和醫療保健消費之間具有明顯的正向的關系，充分說明了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推動了醫療保健消費的上升。回歸系數表明，農村老年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農村醫療保健消費將上升1.9%。此外，由模型得出農村醫療保健消費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醫療保健消費作為一種特殊的消費，仍然離不開收入的影響。只有當居民收入提高時，溫飽問題解決之余，才能考慮健康問題。農村醫療保健消費還與醫療保健品消費指數成反比。醫療保健消費指數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醫療保健消費下降0.8%。醫療保健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在收入不變的情形下限制了農村居民對醫療保健品的消費能力。

4.模型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上述模型的穩健性，本文以下部分將我國31個省、市、直轄市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城市，在控制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前提下對模型穩健性進行檢驗。（東部城市：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城市：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城市：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分地區模型結果如表3所示。

如表5所示，分地區模型中，老年比仍對醫療保健支出具有顯著影響。由此得出，該模型具有穩健性。即隨著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深，居民的醫療保障支出越來越大。

三.人口老齡化對新農合的啟示

1.提高報銷比例和簡化報銷手續

為了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醫療保健費用支出隨著攀高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新農合的報銷比例，此舉有利于切實減輕老齡化人口的醫療問題。同時由必要簡化報銷手續，繁重的手續不僅僅使得報銷醫療費用過程變的沒有效率，也使得老齡人口在忽然遭受重大疾病時因忽然面對大量臨時性支出而無法就醫。

2.解決定點醫療問題，逐步實現新農合在醫療機構的全面覆蓋

政府實施定點醫療的制度，其初衷是為了方便管理，但卻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導致了老齡人口就醫難，報銷難，定點機構服務質量下降，不利于醫療機構良性競爭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應逐取消定點醫療問題，盡可能實現新農合在醫療機構的全面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