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學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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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一、制度層面
中國古代社會階層的縱向流動方面，中國人的機會要比日本多。先秦時代的 “客卿”“食客”傳統，漢朝的“舉孝廉”制度和到了隋朝誕生的“科舉制”使出身寒門的文人們也能夠通過讀書通過文學進入統治階層，他們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也為他們的政治文學提供了絕佳的素材。一方面使得在統治階層中出現了既掌握權力，有掌握文學的士大夫階層，他們在日常的文學實踐當中，注重文學的政治功能，倡導“文以載道”，在文學中承載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另一方面，底層的民眾和文人有了創作文學以及寄政治于文學的精神動力，對國家、對政治的關心成為了他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學而優則仕”能夠成為現實，文學和政治的目標指向最終一致。
而日本一只沿襲的是世襲制的政治制度，普通人沒有上升到上層的機會。在《菊與刀》中，這樣寫道：“不過，日本從一開始就未能復制中國那種無等級的社會組織，日本所采納的官位制，在中國是授給那些經過科舉考試合格的行政官員的；在日本卻授給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在隋唐時代，以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為代表，日本統治階層從中國學習了很多治國理念。并在645年推行了大化改新，但是大化改新的焦點卻在于中國完備而嚴格的律令制度，日本通過這些制度建立了封建的集權制度和嚴格劃分良賤的身份制，將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并且將中國的宦官制度和科舉制度嚴格排除在外。作為日本古代文學創作者的宮廷女官、隱士、平民等也就沒有了通過文學創作上升的機會，他們關注的焦點也就不是國家政治而是身邊的風花雪月和個人內心豐富的情感。而掌握文學的沒落貴族階層也隨著軍人掌政也失去了談論政治的權利。
二、思想層面
兩國在思想方面也有不同，首先表現在對于“政治”的態度上。
天是中華文化信仰的核心，是世間應該存在的規律，這種規律體現在道德、倫理等很多方面，是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更有“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法。所以中國人對于政治和皇沒有將其神化，而將其置于“天”這個最高概念之下。而且中國古代由于科舉制等等制度存在，社會階層和社會等級并不森嚴，有著傳統儒家“兼濟天下”的寬廣胸懷的文人們也就會為了“天”和人民大眾創作政治文學來抨擊時政、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
而日本的情況卻不相同，日本人認為天皇是神，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在葉渭渠先生的《日本文化通史》中講到：“古代日本人認為日本是神國，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日本民族是天孫的民族，而崇拜太陽神的御子孫，即時作為先祖的皇帝――天皇。……日本人向來也有一個迷信，以為他們的國體，他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來的，是神造的。天皇就是神的直系子孫，所以能夠‘萬世一系天壤無窮’……”所以在日本人心中，天皇是被神化了的，國家也被神化，作為維系國家運轉體制的政治也就被神化了。談論政治也就侵犯了國家和天皇的絕對權威，這在日本人的文化中是不會出現的。文學也就有了脫政治性的傾向。
這種思想的區別，也就導致了中日兩國文人對于文學的“功能”的不同看法，從而導致對于文學的“焦點”的不同看法。在中國文人看來，文學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主張“詩言情，詩言志”評論“王政之得失”。但是日本人卻將文學的功能定義為單純地表達內心感受，追求藝術至上。如《古今和歌集》表現出了一種優美纖細、含蓄優雅的歌風，對于形成日本傳統審美意識起了重要作用。編者紀貫之在序中強調，和歌是人的心靈與情感的產物，其社會功效是“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從和歌的階段開始日本人就將文學的焦點放在了自然的風景、情緒的波瀾這些細微的事物上面。這種審美意識是與政治格格不入的，也就形成了日本文學的“脫政治性”這一顯著特點。
除此之外，在對待外來文化的處理方面，日本的統治階層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統治而刪除掉很多部分。如同第一點中提到日本沒有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一樣。儒家主張愛民的思想和中國的政治紛爭以及吟詠政治的漢詩等等都被排除在外。日本的文學也就隨之保持了某種相對的“獨立性”，它的“脫政治性”也就作為“獨立性”的重要一方面得到了保留。
三、結論
綜上所述，日本文學在“脫政治性”這一點上，與中國文學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中，不僅包括官吏選拔制度等等社會制度層面上的原因，在政治思想“天至上”和“天皇至上”的不同，社會理想上“兼濟天下”和“各安其分”的不同，文學作用與焦點的“詩言志”和“動天地，感鬼神”的不同等等，都是中日兩國文學在“脫政治性”這一點上不同的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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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高脂血癥性胰腺炎;診斷;治療;原則
有關的臨床研究表明，高脂血癥是誘發胰腺炎特別是急性胰腺炎的主要因素,在近些年來高脂血癥與胰腺炎之間的作用關系已經成為了臨床研究的重點[1]。我院及江蘇大學附屬醫院在2009年1月—2011年1月期間共收治高脂血性胰腺炎患者58例,現將其具體臨床診療情況報道如下：
1．臨床資料
1.1 基本資料
本次研究的58例高脂血癥性胰腺炎患者中,有男性患者31例,女性患者27例；患者的年齡分布在18-63歲之間，患者的平均年齡為35.50±0.24周歲。研究中的58例患者其血脂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增高的態勢,而根據相關診斷標準診斷：此58例患者均為急性胰腺炎而且均是首次發病。根據患者的既往病史以及胰腺CT檢查、和化驗檢查,我們排除膽道方面疾病、外傷以及高鈣血癥等病的影響,將58例患者所患有的疾病診斷為高脂血癥疾病引發的高脂血癥性胰腺炎，本次研究的患者大都有既往的高脂血癥病史。
1.2 診斷以及患者的臨床表現
患者主要的首發癥狀為腹脹、腹痛, 有32例患者伴隨有惡心、嘔吐等癥狀； 有11例患者伴隨有腹膜炎方面癥狀（主要以腹部的中部、上部為主），有51例患者表現為發燒（患者的體溫在38. 5-39. 3℃之間）,而在血常規檢查方面患者機體內的白細胞平均計數均大于1.3×109/L。而CT檢查的結果顯示所有患者的肝臟都有明顯的脂肪浸染現象。患者是在從發病后的2h-30d之間的時間范圍內接受入院診斷、檢查的。
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以及有關的CT檢查、尿淀粉酶以及血清的檢測表明：在所有患者中：被診斷為重型高脂血性（急性）胰腺炎的患者有24例,而另外的34例患者則被診斷為輕型的高脂血性胰腺炎。根據APACHE II的評分體系對其評分的結果顯示：大于8分的患者有41例, 得分在9分-16分的患者有8例, 得分在17 分-24分之間的患者有6例,得分大于24分的患者僅有3例。
1.3 關于血脂方面的檢測結果
根據有關血脂方面診斷標準:TG水平大于1.7mmol/L、總膽固醇大于5.2mmol/L的在臨床上均被定位為血脂升高。均診斷，58例患者在血脂方面檢查的結果顯示：所有患者的TG水平均有所提高。而對相關體測數據進行統計學上的非參數檢驗的結果表明,患者的血脂濃度與胰腺炎的嚴重程度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而研究中的58例患者的總膽固醇升高的趨勢卻不是十分明顯。
2． 治療及結果
本次研究中對于此病的治療方法包括手術治療和非手術治療兩種——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療，所有的患者在接受本院的治療后都予以禁食，胃腸部位的減壓、抑酸、營養支持等。通過2次/d的灌腸用以減輕腹脹;實時的觀測患者生命體征、水電解質方面的情況；以靜脈滴注的方式進行10%的葡萄糖酸鈣補充。運用抗生素和低分子肝素分別進行抗感染和降血脂并用加入了30mL丹參的生理鹽水來進行靜脈滴注用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環。而對于病癥比較嚴重的患者以及經上述非手術治療無效的患者，則轉為手術引流加以治療。
在本次研究中的58例的高脂血性的胰腺炎患者中，有47例的患者進行了非手術治療, 而有11例患者實施手術治療（手術引流）；有54例患者的胰腺炎疾病得以治愈,治愈率為93.10%;；其中有2例患者因為治療無效（主要是腹腔感染的原因）而導致死亡而死亡病例均系重型胰腺炎患者。
3 討 論
可以說，高脂血癥是急性胰腺炎是互為因果關系的,一般在臨床上，TG水平大于 1 000 -2 000mg /L的時候就可能直接的引起急性胰腺炎。由此可見，對于TG水平的控制對于預防和治療急性胰腺炎中的重要作用。根據經驗我們可以認為：在排除了其他病因致病的可能性后,如果急性胰腺炎患者其TG水平大于11. 3mmol/L, 而同時CT檢查結果顯示其患有脂肪肝,那么就可以將這類患者診斷為高脂血癥性胰腺炎患者。其臨床特點是為：發病多較急劇為一旦治療不及時就極易轉化為SAP；其并發癥以腹膜后感染以及出血等為主; 患者的胰腺和胰周組織的壞死、滲液表現都較嚴重[2]。
對于高脂血癥性胰腺炎的患者的治療，我們認為應該非手術治療為主，而在非手術治療無法解決或者治療無效的前提下可以轉為手術引流治療，這就是高脂血癥性胰腺炎的治療原則。
總之,對于此類疾病的患者應該實時觀測其血脂水平,及時的給予適當的處理,而對于必須進行手術的患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手術時機。
參考文獻
第3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腦出血;高鈉血癥;甘露醇
中圖分類號:R743.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197(2009)06-0054-02
高血壓腦出血并發高鈉血癥在臨床上并不少見,如果處理不當亦會導致嚴重的后果。該癥病死率較高,為了總結其并發癥的發生原因、預后及診治經驗。將我科1998年2月-2008年12月收治的高血壓腦出血107例,其中并發高鈉血癥患者52例的治療情況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高血壓腦出血107例,其中并發高鈉血癥患者52例(觀察組),發生率48.6%,男40例,女12例,年齡41-73歲,平均59.5歲。入院時GCS評分低于5分15例,6~8分25例,9~11分12例,全部病例均經頭顱CT檢查證實;其中基底節區出血18例,丘腦出血20例,腦葉出血14例;既往除有高血壓病史外,有腦梗死病史7例,糖尿病史13例,冠心病史8例。全部病例均無腎功能不全病史,平均血清鈉濃度159.2mmol/L;其余不伴高血鈉癥者55例,歸入對照組,平均血清鈉濃度136.8mmol/L。血清鈉濃度檢測標準:使用BACKMAN-C3型自動生化分析儀,并根據病情變化監測;入院后72h及1周必須監測,血清鈉>145mmol/L為升高。
1.2 臨床表現
入院時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治療后病情得到控制,曾一度平穩或好轉。在高鈉血癥期,患者再度出現精神萎靡意識障礙,煩躁等癥狀,經復查頭顱CT未發現顱內再次出血。
1.3 治療方法
并發高鈉血癥患者首先應停止輸注一切含鹽液體。在此基礎上補液,可以通過靜脈輸注5%葡萄糖,或者胃管內注入白開水,具體的補液量可以通過公式計算。同樣在糾正高鈉的過程中,也應密切檢測電解質的變化。
2 結果
2.1 治療結果
本組高血壓腦出血并發高鈉血癥的發生率為48.6%,經過治療后,52例高鈉血癥患者有6例糾正困難,4例放棄治療,另2例死于嚴重的下丘腦并發癥。
2.2 高鈉血癥與病情關系
107例高血壓腦出血患者中35例有不同程度意識障礙,其中并發高鈉血癥30例,占85.7%,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意義(P
2.3 高鈉血癥發生情況與出現時間的關系
52例高血壓腦出血并發高鈉血癥患者中,3天內高鈉血癥出現14例,占26.9%,其中>160mmol/L2例;3天后至1周時出現38例高鈉血癥,占73.1%,其中>160mmol/L 9例,兩組對比差異有顯著性(P
2.4 高鈉血癥與脫水劑的使用
107例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入院后在24h內均應用脫水劑降顱內壓治療并持續1周,其中甘露醇用量>150g/24h 57例,出現高鈉血癥11例,占19.3%;甘露醇用量
3 討論
血清鈉測定值高于150 mmol/L稱為高鈉血癥。根據細胞外液容量的改變,高鈉血癥可分為3種:細胞外液正常性、減少性、增加性高鈉血癥。高鈉血癥為腦出血急性期嚴重并發癥之一。王原平等報道重癥腦出血高鈉血癥發生率為15.4%。本組資料顯示高鈉血癥發生率為48.6%,高于常規報道數。可能在于本組患者的住院救治時間比較長,其發生高鈉血癥的機會較大。
在發生機制中,高血壓性腦出血患者,影像學檢查多見中線結構發生偏移、腦組織受壓,位于下丘腦和下丘腦以外的腦區,如室管膜下、軟膜下的抗利尿激素(ADH)分泌神經元受病變累及,可出現神經源性高滲透壓血癥,產生高鈉血癥;患者持續高熱,呼吸加深加快,氣管切開等皮膚、呼吸道丟失水分使不顯性失水明顯增加;使用大量高滲性脫水劑、激素并限制液體入量,致使水份攝入量減少,出現高滲透性脫水,引起高鈉血癥。高鈉血癥發生時,神經細胞脫水,Na+進入腦細胞內,使細胞內Na+濃度增加,對腦細胞的代謝及功能產生不利影響。同時腦出血合并有高血壓、糖尿病,造成腎動脈不同程度硬化,再加上甘露醇等利尿劑對腎功能的影響,易造成急性腎功能不全而致高鈉血癥。病后3天內發生的高鈉血癥以輕中度為主,經調節脫水劑的用量,大多能糾正。3天至1周發生的高鈉血癥大多為中重度,經停用高滲脫水劑,鼻飼溫開水,改補液糖水等處理以后,糾正癥狀。此類患者3天內頭顱CT掃描發現腦水腫,中線移位明顯,說明3天內高鈉血癥的形成與脫水劑使用有關,而3天后至1周發生的高鈉血癥除脫水劑的因素以外,主要是腦組織損害嚴重,影響內環境的穩定,加劇了高鈉血癥的形成。
高血壓腦出血并發高鈉血癥臨床主要表現為:意識障礙加深、持續高熱、癲癇發作、肌張力增高等。這些癥狀容易與已有的腦損害癥狀相混淆,往往認為原有腦水腫加重、顱內壓進一步增高而加強脫水,使高鈉血癥更趨嚴重。因此對高血壓性腦出血患者,血電解質監測和綜合監護是改善預后的重要措施。腦出血后發生高鈉血癥病死率較高,應注意防范,丘腦出血患者更應高度重視,對于意識障礙較深的高熱患者,應注意水電解質平衡,及時補充液體,嚴密監測電解質,及早發現,及早控制,對于有糖尿病史者,應嚴密監測血糖,及時使用胰島素,使血糖控制在適當范圍內,還要針對各種因素預防高鈉血癥的發生。對于那些病情較平穩或有好轉的患者,再度出現意識障礙加深或精神癥狀如昏睡、表情淡漠、欣快、胡言亂語及復視等,除考慮原發病加重外,還應警惕水鈉代謝紊亂出現的可能,及時檢測血電解質水平,防止因延誤治療而使病情加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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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硬玉巖；礦物；化學特征；寶石
中圖分類號：P619.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3-0109-01
我國對翡翠的認識始于明朝，隨著人們對翡翠的喜愛程度的增加，再加上現代收藏熱的興起，使得國內外翡翠的價格不斷飆升，極大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對翡翠的研究興趣。同時，隨著現代化測試手段的不斷涌現，學界對翡翠的研究程度也在不斷加深。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逐漸繁榮，再加上翡翠在我國具有非常高的利用率，翡翠的需求量不斷飆升，但過度的開采會使得翡翠資源日漸枯竭。因此當前面臨的主要難題就是尋找含翡翠的巖石，以便能夠滿足市場的需求。
一、 硬玉巖概述
（一） 硬玉巖簡介
我國的玉石文化源遠流長，根據史料記載，至今至少有8千年左右的歷史[1]。從遠古時代開始，人們就開始追求美，從一開始在脖子上佩戴貝殼，到利用獸骨雕刻成各種飾品進行佩戴再到今天利用各種材質制作的小飾品，這些都體現了人們對于玉的深深熱愛。硬玉巖別名翡翠，而翡翠這個詞在我國漢朝就已經出現，最早是出現在字典《說書解字》里面，不過早期的翡翠并不是指寶石，而是指的一種鳥，然后經過歷史的演變，翡翠才逐漸指色彩艷麗的玉石，并被一直沿用到今天。我國并沒有專門出產翡翠的礦床，大約是在清末明初時期，翡翠才從緬甸傳入到我國，受到人們的追捧喜愛，距今的歷史也不過三百年的時間。古人們對翡翠有一種別樣的鐘愛，并且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黃金有價，玉無價”，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玉的重視[2]。翡翠由于它自身的色澤亮麗，質地細膩，并且出產量非常的少，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被譽為是玉中之王。當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美的追求也變得越來越狂熱，玉石已經迎來了第五個收藏盛世，翡翠作為玉石中的一種重要標志，它的地位也在逐漸升高，如今人們認為佩戴裴翠不僅是財富、權力的象征，同時也是對我國歷史文化的一種傳承。
（二）硬玉礦物
第一、大別山硬玉。通過利用顯微鏡對大別山硬玉礦進行觀測，發現檢測結果顯示硬玉礦物中殘晶的顆粒比較大，并且還和長石、云母等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硬玉的全部或者部分為斜長石細粒構成，并且從大別上出產的柯石英進行分析和研究發現，在一定的外界環境下，硬玉巖石里面的顆粒會出現變化，并且顆粒會從原來的位置移動到平行排列的位置。大別山上出產的硬玉石一般為灰白或者橙黃色，其中的硬玉殘品主要是表示硬玉在發生變形之后，能夠通過和晶的范式，產出一定量的硬玉。
第二、緬甸硬玉。緬甸的硬玉和我國的硬玉具有很大的不同，它在質地和材料制作成品上，都比我國挖掘出的硬玉要好太多。在緬甸硬玉屬于一種區域性質的變質巖，長期受動力變質作用、扭應力持續作用以及變質作用的影響。緬甸出產的硬玉石主要呈現的形態有纖維狀（纖維狀）、變晶結構、硬玉巖結構以及柱狀結構（柱狀結構）等幾種類型。
第三、危地馬拉硬玉。這個地方出產的硬玉巖和其它地方的也具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形態主要呈現為變晶體結構，并且不存在定向性，在觀測裝置下能夠見到粗大長柱形狀的斑晶，并且晶體的邊界比較平直，呈現出一種鑲嵌式的構造。并且有的硬玉巖中還存在有呈現放射狀排列的柱狀硬玉體晶，這說明這種硬玉巖石在相對穩定的溫度應力下，經過長時間的結晶產生的。
二、含硬玉巖的地球化學特征分析
為了探究含硬玉巖的地球化學特征，本文主要采用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元素分析儀器激光燒蝕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進行化學特征分析，然后分別選取大別山、緬甸以及危地馬拉三處礦床的含硬玉巖進行了微量元素的分析和稀土元素的分析，來研究含硬玉巖中的微量元素以及稀土元素的分布規律。這一研究具有很大的地質學研究意義。
（一） 微量元素豐富特征分析
利用微量元素分析來研究含硬玉巖主要是為了分析巖石的成因以及礦床的地質條件，根據巖石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多少可以將巖石劃分為不同的類型，然后確定出產出巖石的礦床的大地構造。研究結果顯示大別山含硬玉巖中的Ba、Sr、Ti等元素含量非常的低，Th元素含量豐富，并且Zr/Hf的均值在40左右。硬玉礦物元素Rb、Pb含量非常高，而Ba、Ce、Pr、Nb的元素含量很低，Zr/Hf的均值是14.5。緬甸的含硬玉巖中元素Th含量較低，Ba含量很高，Zr/Hf均值33左右，硬玉礦中的元素Rb、Y、Ba含量很低，但是Th、Hf、Zr、Ra的含量挺高，Zr/Hf均值在28左右。危地馬拉則是元素Rb、Nb、Ti含量很低，但是Th、Nd、La、Pb含量高，Zr/Hf均值在33左右，硬玉礦物中的元素Th含量少，Ti、U、Hf、Pb等元素含量較高，Zr/Hf均值為13.5。分析可知Cr是硬玉巖呈現綠色的主要作用元素，由于大別山含硬玉巖中的Cr元素低于緬甸以及危地馬拉山硬玉巖中含量，所以大別山硬玉巖不能夠表現出綠色。
（二）稀土元素豐富特征分析
通過對樣品檢測結果進行分析知道大別山硬玉巖具有沉積巖特征，里面的稀土總量較高，并且含有相對集中的輕稀土，輕稀土和重稀土存在很明顯的分餾。硬玉礦物稀土總量較低，輕稀土缺乏，輕重稀土分餾程度較低。緬甸含硬玉巖中的稀土總量同樣比較高，輕稀土豐富，重稀土欠缺，兩者分餾程度很高。而硬玉礦物中稀土的含量非常低，輕重稀土含量正好和含硬玉巖相反，分餾程度同樣很明顯。危地馬拉含硬玉巖中的稀土總量明顯偏高，輕稀土呈現一種富集狀態，輕重稀土的分餾程度同樣很高，不過在硬玉礦物中稀土的總量偏低，輕重稀土分餾程度不是很明顯。
三、 含硬玉巖寶石學的意義
通過對緬甸以及危地馬拉典型含硬玉巖的成因進行分析，得出含硬玉巖礦床一定要具有以下幾個條件：首先要滿足一定的地質構造條件，礦床一定要位于兩個地震版塊相交的碰撞帶上；其次圍巖需是超基性巖，含有豐富Na元素；然后要具有高壓低溫的成礦環境；最后要具有后期發生強烈的構造運動的條件。緬甸含硬玉巖中的硬玉礦物分子含量高達90%以上，而大別山的礦物含量只有45%左右，遠遠沒有達到成礦條件[3]。大別山硬玉巖和緬甸以及危地馬拉硬玉巖相比，一個明顯的不同是，早期生成的硬玉礦物會在特定的溫壓作用下發生退化，硬玉逐漸退化為殘余的晶體，且隨著退化變動次數的增加，殘余的硬玉也變得越來越小，直至硬玉完全消失，轉變成為另外的物質，這也是我國大別山目前只能形成含硬玉巖卻不存在硬玉礦床的主要原因。
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硬玉巖的分析和研究，我們知道硬玉巖又名翡翠，我國的玉石文化起源比較早，至今已經有八千多年的歷史。不過翡翠作為專業術語在我國使用的時間并不長久，最長也不過三百年左右的歷史，但其憑借自身較高的綜合價值一直被人們所推崇。本文主要選取我國的大別山、緬甸以及危地馬拉山含硬玉樣品進行觀察和研究，利用現代測試手段分析和探究了含硬玉巖礦床所具有的地球化學特征，以及在寶石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第5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重癥手足口病；流行病學調查；臨床特點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8.607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8-4611-02
2011年衛生部手足口病臨床專家組的《腸道病毒71性（EV71）感染重癥病例臨床救治專家共識》總結了重癥病例的一些特點，對早期識別重癥病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現結合我院臨床工作中對手足口病的診治進行回顧性分析，總結重癥手足口病的流行病學特點和臨床表現，提高識別危重癥病例的能力，早診斷，早治療。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診斷標準 根據2011年衛生部的《腸道病毒71性（EV71）感染重癥病例臨床救治專家共識》重癥病例的診斷標準：①持續高熱：體溫（腋溫）>39℃，常規退熱效果不佳；②神經系統表現：出現精神萎靡不振或煩躁不安，嘔吐、易驚、頻繁驚跳、肢體抖動、無力、站立或坐立不穩等；③呼吸異常：呼吸增快，安靜狀態下呼吸頻率超過30-40次/min（按年齡），需警惕神經源性肺水腫；④循環功能障礙：心率增快（>140-150次/min，按年齡，排除體溫升高或哭吵），出冷汗、四肢涼、皮膚花紋、血壓升高、毛細血管再充盈時間延長（>2秒）；⑤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升高：超過15×109/L，除外其他感染因素；⑥血糖升高：出現應激性高血糖，血糖>8.3mmol/L。
1.2 研究對象 42例兒童均來自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到廣東惠州市惠陽區人民醫院兒科就診臨床診斷為重癥的手足口病患者。
1.3 研究方法 查閱相關病案，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病年齡，性別及職業，早期臨床表現及體征，實驗室及病原學檢查。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學分析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2 結 果
2.1 流行病學特點
2.1.1 人群分布 2011年9月――2012年8月我院共收治1342例手足口病患者，其中有42例重癥患者，重癥比例為3.13%，男孩24人，女孩18人，男孩多于女孩，男女比例為4：3，發病年齡最小為6個月，最大為6歲2個月，其中1歲到3歲27人，占重癥64.2%，見表1。
2.1.2 發病時間分布 大部分重癥患兒發生于5-7月，也是手足口病的高峰期，其中五月份8人，六月份11人，七月份13人，共計32例，占重癥病例的76.2%，見表2。
2.1.3 職業 以散居兒童為主，散居兒童31例，占重癥的73.8%，幼托機構兒童11例，占重癥的26.2%。
2.1.4 接觸史 流行病學調查15人有手足口病接觸史，27人否認有手足口病接觸史，無明確接觸史患者占重癥比例為64.3%。
2.2 臨床特點
2.2.1 臨床表現 ①所有42例重癥病例均有發熱，且病程中反復高熱或高熱持續不退，其中發熱達39℃以上的有36例，達85.7%；反復發熱達三天以上的32例，占重癥的76.2%；發熱持續不退，常規退熱效果欠佳的有10例，占重癥的23.8%；②所有病例均有皮疹出現，其中發生于手、足、口、臀部的有14例，占重癥病例的33.3%；發生于手、足、口部的有20例，占重癥的47.6%；僅有口腔皰疹8例，其中部分患者皮疹較小，且數量少，易被忽視。③神經系統癥狀：精神差38例，占重癥的90.5%，肢體抖動30例，占重癥的71.4%，抽搐4例，占重癥的9.5%。
2.2.2 發病―就診時間 發病3天內到正規醫療機構就診的18人，占重癥患者的42.8%；4天及以上才就診的24人，占重癥患者的57.2%。
2.2.3 實驗室檢查 白細胞增高39人數，其中超過15×109/L的14人，占重癥的33.3%；血糖增高36人，占重癥的85.7%，心肌酶CK-MB增高的人30人，占重癥的71.4%。
2.3 病原學檢查 42例重癥患者均轉上級醫院行病原學檢查，通用腸道病毒核酸陽性34例，陽性率為81.9%，其中EV71核酸陽性28人，占陽性標本的82.3%，CoxA16核酸2人，占陽性標本5.8%，其他腸道病毒占15.8%，有19.1%的重癥病例沒有檢出腸道病毒。
3 討 論
第6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盆腔淤血綜合征； 慢性盆腔疼痛； TENS； 盆底康復治療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 treatment in chronic pelvic pain caused by the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Method：30 cases with chronic pelvic pain （CPP） caused by the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PCS） were selected，they were given TENS and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elvic organ prolapse treatment model，th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in symptoms and signs，changes of content of body pain caused by material （substance P，endorphins） and pelvic venous congestion relief degree of the size were observed，aims to guided TENS of PCS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improved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duced the surgical treatment.Result：30 cases’ pai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or disappeared.The content of endorphins in viv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content of substance 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Ultrasound showed the left and right house and palace wall of multi strip tubular echoless，significantly reduce or disappeare.Conclusion：Percutaneous nerv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 has good treatment effect， safe and effective，and easily accepted by patients，which has a wide prospect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 Chronic pelvic pain； TENS；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Zhengzhou Universit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13.004
慢性盆腔疼痛（CPP）是D產科的一種常見疾病，通常是指病程達到或超過6個月的非周期性盆腔疼痛[1]。盆腔淤血綜合征、慢性盆腔炎、盆腔腫瘤、盆腔粘連、子宮內膜異位癥、子宮肌瘤等是其較為常見的病因，而盆腔淤血綜合征是慢性盆腔疼痛的主要病因之一[2]，臨床上以25～40歲婦女最為多見[3]。該病病因復雜，目前臨床治療多采用腹腔鏡和腹腔造影技術，但治愈率低，花費高，患者痛苦持久，嚴重影響廣大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這些問題困擾著廣大醫務工作者，同時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經皮電神經刺激療法（TENS）是將特定的低頻脈沖電流通過皮膚輸入人體，刺激神經以達到鎮痛的目的。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選取2014年10月-2016年5月在本院門診診斷為盆腔淤血綜合征引起的慢性盆腔疼痛患者30例，年齡25～45歲，平均（34.6±5.24）歲。
1.2 相關標準 （1）納入標準：病程為6個月～8年，患者均不存在其他嚴重的婦科疾病，如子宮肌瘤、卵巢囊腫等；參加本次研究前1～2周內均未接受過相關的臨床治療；能夠配合本研究中的相關操作。（2）排除標準：泌尿生殖系統急性炎癥、腫瘤、尿路結石、消化系統、肌肉骨骼系統及心理因素有關的疾病；無阿片類藥物濫用史、未帶有心臟起搏器的心臟病患者、無嚴重心律失常、非孕早期婦女，非局部及全身對電刺激過敏者。
（3）診斷標準：臨床表現為即盆腔墜痛、低位腰痛、深部痛，月經量多、白帶量多，婦科相關檢查陽性體征少[4]。婦科檢查：子宮后位較多，大小正常，稍有壓痛，活動度可，雙附件沒有異常或稍有壓痛
1.3 超聲表現 采用GE公司Voluson E8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陰道探頭頻率5～9 MHz，檢查盆腔情況：左、右宮旁及宮壁可及多條迂曲管狀無回聲，闊韌帶和卵巢靜脈叢尤為明顯，治療前左右宮旁及宮壁較寬處平均分別為（6.69±0.75）、（5.92±0.80）、（4.13±1.23）mm，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DFI）內可及靜脈血流頻譜。多為單側或雙側，部分可在擴張的靜脈中探及滯緩流動的血流，狀如云霧樣。血流多由紅藍相間的血流信號構成，色彩黯淡，脈沖多普勒為無波峰、低樣的靜脈血流信號。
1.4 方法 經皮電刺激治療采用法國神經肌肉刺激治療儀PHENIX USB8進行治療：先對納入對象使用PHENIX USB8里TENS治療模式治療為20 min，TENS治療結束后再選擇PHENIX USB8中臟器脫垂模式治療10 min，3 d/次，10次為一療程，避開經期。治療期間應停止一切其他與本病相關的治療，并采取避孕措施，治療結束后門診復查，具體操作方法如下：患者取仰臥位，盆底肌肉治療頭均勻涂抹導電膏后放置陰道內，將盆底肌肉治療頭連接A1電流通道上，A2、B1、B2四根電流通道連上電極片（電極片大小5 cm×5 cm），將A通道應環繞疼痛區域或置于感覺神經通路上方，B1+、B2+貼于腹部阿是穴即最疼點上，B1-、B2-貼于背部相對應的位置，前后電極片為一個通道，前“+”后“-”，A2通道貼在腰眼穴位上。操作結束后，囑患者放松身體，選擇PHENIX USB8里自帶的TENS治療模式開始調能量：A1/A2頻率為：80～120 Hz，脈寬為：80～120 μs，電刺激強度：電流大約為可感知水平的三倍，即患者可感覺到舒適的麻刺感，但不引起疼痛；B1/B2頻率為1～4 Hz，脈寬為230～270 μs，B通道電流強度較高，應具有明顯的刺激運動反應，即電流需達患者能夠承受的最大力度。
1.5 盆腔臟器脫垂治療方案 TENS治療結束后，直接選擇PHENIX USB8里自帶的盆腔臟器脫垂治療模式后開始調能量：頻率50 Hz，脈寬250 μs，電流強度要達到引起肌肉震顫的強度，能感覺到肌肉的收縮，治療期間需隨時注意陰道內探頭不能脫落出陰道內，以免電到患者。有陰道松弛探頭極易脫出者，可用盆底肌肉治療頭盒子輕輕頂住陰道探頭末端。
1.6 療效評定標準 于治療開始時及10次治療結束后分別對患者進行癥狀改善程度進行評估，治愈：疼痛的癥狀、體征完全消失；顯效：疼痛的癥狀、體征較之前明顯緩解；無效：疼痛的癥狀、體征無改善。有效=治愈+顯效。抽血來評定血中體內致痛物質（P物質、內啡肽）含量的改變、治療前后盆腔淤血彩超檢查靜脈血管直徑及血流頻譜的變化。
1.7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1.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對數值變量進行正態檢驗，滿足正態分布，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定性變量采用頻數進行描述，比較采用 字2檢驗；等級資料統計分析采用秩和檢驗，以P
2 結果
2.1 所有患者的治療效果 30例治療結束時復查疼痛均明顯減輕或消失，其中治愈18例（60%），顯效12例（40%），無效0例，有效30例（100%）。
2.2 治療前后患者彩超結果的比較彩超結果 一個療程治療結束后，左右宮旁及宮壁o脈迂曲血管直徑明顯變窄或消失，治療前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3 治療前后內啡肽、P物質含量變化比較 30例患者治療后體內止痛物質內啡肽含量較治療前明顯增高，致痛物質P物質含量較治療前明顯降低，治療前后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盆腔淤血綜合征（PCS）是一種以盆腔靜脈曲張、淤血為病理基礎，以慢性盆腔疼痛為主要表現的臨床綜合征，是一種婦產科常見疾病[5]。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腹腔鏡和腹腔造影技術的廣泛應用，發現慢性盆腔疼痛的病例中，91%有明顯的盆腔靜脈淤血[6]。該疾病約占婦產科門診量的10%，治療花費年均高達28億美元，我國尚缺乏具體數據[7]。就診患者較多，但常規保守治療效果欠佳，手術治療花費較高且不易被患者接受[8]。經皮電神經刺激療法（TENS）可興奮粗纖維，關閉疼痛傳入的閘門，從而達到緩解疼痛的目的。電生理實驗證實了興奮粗纖維較適宜的刺激為頻率100 Hz，脈寬0.1 ms[9-10]。一定的低頻脈沖電流刺激，能夠激活腦內的內源性嗎啡樣多肽能神經元，導致內源性嗎啡樣多肽的釋放，從而產生鎮痛療效[11]。TENS療法與傳統的神經刺激療法的區別在于：傳統的電刺激主要是刺激運動纖維，而TENS則是刺激感覺纖維而設計的。治療機制不是非常明確，有閘門控制假說[12]、內源性嗎啡樣物質釋放假說[13]。國內研究顯示，經皮低頻脈沖電刺激可有效緩解患者的慢性盆腔疼痛癥狀[14]。本研究與以上研究相一致，一個療程治療結束后，30例患者治愈18例，顯效12例，無效0例，有效共有30例（100%），這些充分驗證了TENS對盆腔淤血綜合征引起的慢性疼痛有較好的治療效果。
β-內啡肽（Beta-Endorphin，β-EP）是一種由丘腦下部所分泌的多肽類類嗎啡樣物質[15]，當機體受到傷害性刺激時可自體產生，并且可以與腦內的特異受體結合產生類似于嗎啡的作用，具有與嗎啡、鴉片相同的止痛作用和欣。同時β-EP可以抑制痛覺傳導遞質SP的釋放，進而阻斷傷害性刺激經初級感覺神經元向高級神經元的傳遞[16]，達到鎮痛的目的。相關研究顯示，P物質是一種多肽類物質[17]，廣泛分布在大腦中樞神經系統和外周初級傳入神經系統內。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它能夠加大傷害性刺激的傳遞信號，增強傷害性刺激的傳遞功能，從而使機體產生疼痛。分布在脊髓背側的SP能夠加強C纖維誘發的脊髓背角傷害性神經元放電，增強機體對傷害性刺激的傳導功能，國外在動物脊髓背角導入SP后使傷害性感受神經元興奮，這說明SP能作用于突觸后神經元，使突觸后膜發生離子去極化，激活傷害感受器，完成痛覺的傳遞功能[18]。其次SP不僅能夠傳遞疼痛，而它本身就是一個致痛物質，不僅傳遞傷害性信息，而且在脊髓痛覺傳遞過程中有調節作用，大劑量的SP能與其受體NKI相結合，使機體產生痛覺過敏，掩蓋了類嗎啡樣物質的鎮痛作用。目前一般認為外周末稍釋放P物質，可使該神經所支配區域的血管擴張、通透性增加、血漿蛋白外滲，發生神經源性炎癥反應，從而引發疼痛[19]。本研究發現，經過一個療程的治療后，30例患者治療后體內β-EP含量較治療前明顯增高，P物質含量較治療明顯降低，治療前后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經過長期的國際臨床研究證實，盆底康復治療對盆底軟組織損傷改善循環等方面具有明顯的效果，增加了盆腔靜脈血液和淋巴的回流，加快靜脈血液循環，減輕盆腔淤血，改善了盆腔靜脈曲張的程度[20]。本研究結果表明經過一個療程的治療后，患者左右宮旁及宮壁靜脈血管直徑明顯變窄，CDFI顯示為靜脈頻譜靜脈血流信號減輕或消失。
綜上所述，TENS和盆底康復治療通過改善盆腔靜脈淤血，促進血液循環治療其引起的疼痛有較好的療效，其機制可能是通過治TENS阻斷傷害性刺激向中樞的傳遞，刺激β-EP分泌，抑制P物質的表達來完成的，TENS和盆底康復治療作為無創性康復治療手段，具有“無創、快速、有效、安全止痛”的獨有特點，易于被患者接受，且經濟花費少，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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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質性分析；行政現象；行政信息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1)02-0059-05
從社會科學史來看，社會科學中的量化研究在與定性研究的對壘爭論中逐步獲得成熟與進步，已經成為一種常規的研究方法，并在社會科學界占據長期的優勢主導學術地位。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在西方公共行政學研究中，公共行政學者對于方法論的爭論也是圍繞社會科學中兩大基本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來展開的。同樣，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也在公共行政學領域一度占據著主導地位。在我國，行政學研究始終存在一個“軟肋”，那就是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的嚴重滯后，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量化研究的極其薄弱。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門學科成熟度的主要標志之一。因此，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公共行政學要獲得進一步發展，要走向成熟，實現科學化，每一位行政學者就必須思考與回答如下重要問題：量化研究作為公共行政學的一種重要研究方法，它在公共行政學研究中是怎樣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究竟有何重要價值?其使用范圍與局限性何在?如何結合公共行政學自身的特點，在公共行政學研究中給量化研究以適當的位置，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從而推動公共行政學的進一步發展?本文試圖就上述問題展開探討。
一、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的產生與發展
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傳統是與公共行政學的產生與發展一脈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領域，公共行政科學化、技術化的理念最早是威爾遜在1887年提出來的，這種意圖在他的“行政學之研究”一文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夠適當地和成功地進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樣才能以盡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費用或能源方面用盡可能少的成本完成這些適當的工作。”這種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種實現目標的工具，注重對公共行政的科學性、規范性的實證主義研究，這種定位為后來的公共行政學者們所繼承，馬克斯?韋伯、古德諾、威洛比、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這一思想。馬克斯?韋伯通過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構，解決了威爾遜思想付諸實施的技術性問題。古德諾在其代表作《政治與行政》中，率先系統闡述了政治與行政分離理論，認為政治是表示國家意志的領域，行政是實現國家意志的方法和技術。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則》的序言中強調，“公共行政與任何科學相類似，具有某些普遍適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學論文集》中相信科學應該提供普適性原則來指導行政行為，更強調應將公共行政發展為一套科學理論。可以說，技術理性在傳統公共行政學那里得到了極大的張揚，而對技術理性的極端推崇，進而發展成為對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釋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說是主流社會科學的正統觀點。西蒙也同馬克斯?韋伯一樣將價值與事實進行了區分，試圖建立一個價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學，行政學研究更加醉心于運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對錯綜復雜的公共行政活動作微觀上的“數量確定”和精確描述，試圖使公共行政學成為一門與政治分離的、以管理技術和工藝為主的科學。20世紀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學派與公共選擇學派都深受行為主義行政學的影響，都有明顯的實證取向。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對泰勒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它表明了傳統形態的公共行政理論正在普遍化為一般管理哲學的理論傾向。縱觀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就其方法論而言，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范式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至今仍對公共行政學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
對于中國來說，公共行政學畢竟是一件舶來品。我國公共行政學的現代化進程也是從外求于西方公共行政學理論開始的，因此，西方公共行政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同樣也深深影響著中國公共行政學的發展進程。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討論始于1997年，至2001年8月《中國行政管理》雜志開辟“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專欄，關于方法論的討論達到一個小高峰，只可惜此專欄只延續了半年。在沉寂將近三年之久后的2004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上海行政學院和上海行政管理學會在上海行政學院聯合舉行了全國“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論創新”研討會，但是，研討會結束后并未在全國行政學界引發更深入的討論。目前，《公共行政評論》雜志也開辟了關于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專欄。自2007年起，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全國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主辦的全國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方法暑期研討班，已經連續舉辦了四屆，其目的在于培訓學者運用科學的研究工具推動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的學科發展。近年來，我國行政學者薄貴利、張成福、馬駿、郭曉聰、董建新等人也對我國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反思，指出了公共行政學方法論上的“結構性失衡”、研究方法的單一性、基于數據的定量分析十分薄弱等問題。這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直接制約了我國公共行政學向科學化、精確化的方向發展，也削弱了公共行政學對行政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與包容性。公共行政學者只有緊密結合中國行政改革與發展的實踐，樹立科學精神，充分重視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訓練，用科學的研究工具進行研究，才能推動公共行政學以及行政實踐的發展。
二、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的重要價值
實證性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種研究范式，倡導將自然科學實證的精神貫徹于社會現象研究之中，主張從經驗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會現象的研究達到精細化和準確化的水平。沒有量化研究，公共行政學很可能只停留在印象主義的臆想和未經證實的見解這樣一種水平上，因此，量化研究對于促進公共行政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 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確描述行政現象
公共行政學研究，不能只是限于對公共行政本質的一般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和把握行政的規律性，為行政改革與發展實踐服務。運用量化分析方法給出數量界限規定，就是明確界定影響行政因素的數量關系，把握行量的變化規律，使行政理論具有可操作性。這是量化分析方法大顯身手的領域。對行政現象作出精確的描述，是行政現象研 究起碼的任務和要求，也是人們對行政現象有具體了解的表現。任何人要對行政現象進行深入解釋和有效預測，首先都必須對行政現象作出精確的描述。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確描述行政現象，這主要是因為：其一，量化研究以其量化的方式，通過使用科學的測度指標和分析方法，能對通過社會調查獲得的資料進行數量化的處理，進而具體揭示行政現象的數量特征、數量差異和數量關系，實現對行政現象的精確描述；其二，量化研究以數學為主要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通過清晰、準確的數學語言和嚴謹、縝密的數理邏輯，能把行政現象的存在狀態與發展變化陳述得更為清晰、更顯簡潔、更加精確；其三，量化研究以其特有的規范性特點而適于采用電子計算機做數據處理，而電子計算機處理數據更有其精心設計的嚴格程序和可加控制的計算精度，所以，一旦借助電子計算機來處理數據，更能實現對行政現象的精確描述。
(二) 量化研究有助于獲得新的行政信息
行政現象量化研究的核心是對行政現象進行統計分析。人們通過對行政現象調查所獲取的有關行政現象的數據資料的統計，不僅可以使零散的行政信息系統化，而且還可從中獲得某些更有價值的新的行政信息。首先，通過統計，可以獲得某些新的數值化的行政信息。統計不僅能將數值化的行政現象資料進一步升華，而且能將某些非數值化的行政現象調查資料轉化為數值化的行政信息，從而使非數值化的行政現象調查資料反映出更為深刻的道理。其次，通過統計，可以獲得某些新的宏觀性的行政信息。借用統計學方法，人們可以對有關行政現象調查樣本情況的微觀信息進行綜合加工，從而獲得層次更高的具有重要指導作用的宏觀性行政信息。再次，通過統計，可以獲得某些有關行政現象的未來性行政信息。統計可以使人們建立有關行政現象存在與發展的數學模型。借助于這些模型，人們能夠推知行政現象的變化趨勢和未來狀態，獲得有關行政現象的未來性行政信息，然后根據過去的和現在的行政信息資料，找出其中的規律，再運用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探索行政發展的趨勢，并作出估計和判斷，從而更能有效地實施行政預測與行政控制。
(三) 量化研究有助于深化質的分析與完善其他研究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行政現象也是如此。運用量化分析方法深化質的分析，就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考察所分析對象的量的規定及由量到質的轉化，從而加深對質的認識。公共行政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行政改革與發展。對行政改革與發展的分析，當然需要定性分析，但行政改革與發展同樣具有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例如，行政發展的規律包括行政發展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那么，行政發展的目標是什么，如何確定公眾需要的滿足程度，行政發展目的和手段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等等，就都需要運用量化分析法，得出確切的答案。這樣一種求解，不僅有助于我們比較精確地衡量行政發展的實現程度，深刻認識行政發展的本質，而且為我們自覺運用行政規律提供了現實依據。量化分析方法不僅對深化質的研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改進和完善其他行政學研究方法方面起著獨特的作用。我們知道，隨著公共行政學研究的拓展，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也在不斷完善，如定性分析、規范分析、靜態分析、動態分析、均衡分析等，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公共行政學研究，促進了公共行政學理論的創新。但只要對這些方法略加考察，就不難發現，這些方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依托于數量分析，是以數量分析為手段，以確定性的量度為基準而加以運用的。因此，量化分析方法已成為運用其他研究方法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說，量化分析方法已成為“工具的工具”。
(四) 量化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
人們對行政現象的認識，是隨著科學方法的不斷進步而不斷擴展和深化的。在過去，人們對于包含行政現象在內的社會現象，只能采用極為簡單的定性方法來進行觀察與思考，只能作出一些定性的結論，而且其中往往帶有個人主觀臆斷的成分，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及相關知識的限制，既不可能對行政現象的存在狀態與發展變化作出精確描述，更不可能對行政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作出量化分析。近現代以來，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使科學研究進一步走向科學，量化研究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量化研究方法的出現，不僅增強了人們對行政現象研究的量化意識，而且增強了人們對于數量關系的控制能力，使人們對行政現象的認識由淺入深，由粗到精，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微觀走向宏觀，極大地開闊了人們行政觀察與思考的范圍，增加了人們行政認知與解釋的能力，提高了人們的行政研究水平。
三、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的局限性與適用范圍
量化研究雖然對于推動公共行政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對行政現象的研究中，它并不是全能的，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第一，行政現象定量研究不能測量行政現象深層次的具體細節的內容，對不能量化的行政現象更是無能為力；第二，行政現象定量研究只能反映行政現象的數量特征和數量關系，而不能揭示行政現象的本質特征和本質聯系；第三，行政現象定量研究的主要數學基礎是統計學，而不是微積分，很難反映行政現象存在的真實全貌和行政現象發展的持續過程；第四，行政現象定量研究一般只適用于行政現象宏觀層次的研究，而對個體的研究往往作用不大；第五，行政現象定量研究的實施運作比較艱難，其研究結論存在信度與效度問題。總之，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在適用范圍上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它不能獨自包攬有關行政現象的全部課題，不能獨自解決行政現象研究的全部問題，也不能獨自得出行政現象研究的最終結果。
結合量化研究方法的特點，我們認為，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主要適用于下述研究領域：(1)適合于宏觀層面研究。即比較適合于公共政策、行政規劃和行政預測發展方面的研究，適合在宏觀層面上對行政現象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和趨勢性的特征預測，通過行政現象的平均情況和抽樣總體的代表性，以求發現問題或提出解決問題的新視角。(2)適合于對行政現象進行數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關分析，發現趨勢性的因果規律和相關規律。例如，研究行政經費投入與GDP之間的數量關系、行政專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相關性分析等。(3)適合于行政改革、行政績效評估、描述和預測性研究。通過觀察、實驗、測量，將數據加以分析和歸納，發現和推斷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廣的特征和模型。(4)能夠證實或證偽已形成的理論假設，并不斷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論假設。比如，行政心理學領域的許多理論就是通過驗證或證偽方法發展起來的。
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中，信度和效度是關系到量化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和普遍意義的關鍵性要素，而無論是觀察、實驗、測量、數據統計，還是用圖標和模型說明問題，其設計和研究難度都比較大，對研究 者有很高的技術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嚴謹規范的求實精神、較強的演繹歸納分析能力外，還需要對研究問題能夠給予合理假設，需要具有一套完備的操作技術，包括抽樣方法、資料收集方法(如問卷法、實驗法)、數字統計方法(如描述性統計、推斷性統計)等。
四、提升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的質量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研究價值，沒有任何單一的研究和知識發展途徑能夠持續適用于公共行政的本質及其所處的更大社會環境所需要的廣闊研究范圍。鑒于量化研究的局限性與運用范圍，我們所強調的運用量化研究，是根據公共行政學自身的特點，在公共行政學研究中給定量分析方法以適當的位置，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因此，公共行政學在運用量化研究時，需要把握以下幾個基本方面：
(一) 公共行政學的量化研究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當代行政發展觀的思想基礎，對公共行政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方法論是在特定理念指引下的具有內在邏輯統一性的理論體系，它指導著人們如何認識事物和獲取知識，它不是具體的方法，而是制定和使用具體方法的元方法。科學發展觀就是指導我們認識中國現實和推動中國發展的科學方法論。我國公共行政研究對于科學發展觀的認識，最根本的是要認真學習科學發展觀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科學態度、創造精神和科學方法，著眼于我國社會轉型期新的行政發展實踐和發展要求，在全面正確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體系的前提下，探討其對于我國行政發展的方法論意義。西方公共行政發展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公共行政理論創新和方法論是處于互動關系狀態的，從制度主義、行為主義到新制度主義，這些都是在方法論意義上提出的，從而指導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發展與進步。因此，只有不斷創新公共行政的方法論才能實現公共行政理論的創新，從而指導行政發展實踐。如果沒有系統的、發展的觀點，把行政現象作為一個孤立的靜止的不變的對象進行研究，那么不論運用什么具體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正確認識行政現象的本質聯系和運動規律，都必然在行政理論上走人死胡同。毫無疑問，運用定量分析方法，也只有以科學發展觀這一根本方法為前提，才能進行正確的分析和計量，得出正確的結論。
(二) 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要服務于行政現實問題
公共行政學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所需要的各種量，來源于客觀行政現實。只有經過大量的調查、統計、計算，從現實行政實踐中提取真實的研究資料，才能為定量分析的正確性提供基本保證。在某種意義上，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包括對兩個方面的關注：問題與方法。一般來說，問題決定方法，方法服務于問題。因此，公共行政學者在進行量化研究的同時，要以問題研究為導向，形成問題研究的意識，在公共行政領域加強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自覺性和敏感性。實際上，當前我國的社會變革和政府改革與創新，為公共行政的理論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提出了許多亟待回答的問題，如：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實現政府職能的優化；如何處理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實現民主行政；如何優化公共治理體系；如何提升政府能力；如何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如何實現依法行政，實現法治政府；如何確保責任的實現；如何確保執行力和公信力，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公共行政學研究者予以充分的關注和回應，也需要以理論上的創新作指導。因此，公共行政學研究者要從中國現實的行政場域出發選好研究課題，找準研究的突破口，即選擇的研究課題應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重大學術價值，這是公共行政學科知識得以增長、理論得以創新的必然要求。與此同時，在研究課題的方法選擇上，應注重實證研究與量化分析、統計分析等。
(三) 公共行政學量化研究要與質性研究進行有機結合
公共行政是一門操作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雖然“學術界并不能評價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孰優孰劣的問題”，但是“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方法同屬社會科學獲取真知的手段，兩者不可偏廢。”在公共行政領域中，不可能沒有“價值研究”，它需要用一種整體的、定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另外，公共行政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活動，它有一定的活動程度和規模，具有鮮明的“量”的特征，“定量”能使我們更科學地“定性”，因此定量研究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公共行政研究領域中，將定性分析與定量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兩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無疑會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可信性，從而完成理論研究的艱巨任務。通過國內社會科學三十年來的發展實踐可以看出，把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史料中獲得的數據盡可能量化、數字化進而統計分析，以彌補質性研究的主觀性弊端，同時，也盡可能在以問卷調查為主的量化研究中增加研究者深度訪談和實地觀察的實踐，以避免過度數據化的刻板并彌補量化研究過度形式化而對社會現象解釋力度削弱的弊端，正是包括公共行政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方法選擇和具體使用的主流趨勢。
(四) 公共行政學的量化研究需要進一步強化
第8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D.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M.Gaus。其追隨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于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第9篇：行政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政治學與行政學；培養目標；行政能力
[中圖分類號]G40-05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5）10 ― 0112 ― 02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隸屬于法學學科大類下的政治學二級學科。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在我國近現代學科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20世紀80年代后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許多學科都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恢復和發展。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逐步從政治學理論中抽離出來，與行政學、管理學門類相結合，并形成了理論性與實操性并重的學科特征。
一、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建設目標與就業對接的問題
目前，全國范圍內開設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學校共113所，近3年應屆畢業生人數為4300-6000人。從應屆畢業生的從業方向上來看，近20%的畢業生選擇進一步深造，其深造的專業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類：第一，進一步深造政治學方向的相關專業，如國際關系、民族政治學、比較政治學；第二，依據本專業行政學方向學科基礎進修管理學學位的相關專業，如行政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管理類專業；第三，跨學科選擇進修其他專業方向。選擇直接就業的應屆畢業生主要的就業方向為在政府、企事業單位的相關部門從事綜合管理工作。但事實上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與其就業環節的對接存在問題。
第一，公職部門考試職位少，要求高。筆者統計了2012年到2015年國家公務員招考職位表中對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職位設置，其數據如下表：表一
從統計數據看，2012年到2015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對于政治學專業的招考人數為150人左右。與其所學內容趨同的行政管理專業招錄人數比如下表：表二
根據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國家公務員的招考對于政治學與行政學這個以為培養對象的專業并沒有偏向。
第二，專業課程設置無法突出學生能力的培養。在政治
學與行政學專業培養課程的設置上，往往更加注重學生理論素養的深造，所以學生畢業后想要就業往往只能選擇進一步深造。在課程設置過程中缺乏對于學生公文寫作、電子政務等能力的培養。而課程設置又與該專業的培養目標直接相關。因此，要實現專業培養與就業的對接，必須進行系統化的專業建設。
二、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建設目標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建設的總體目標應本著“規模適度、結構優化、提高質量、辦出特色”的辦學基本思路，遵循高校本科教育規律，突出學生專業技能培養，強化深化學校社會“雙主體”辦學模式，優化專業辦學條件，努力彰顯專業特色，提高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
（一）專業人才培養目標
根據社會需求，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定位是培養學生良好的現代政治思維素質，了解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的運作過程、治理方式，熟悉現代政務和行政管理技能，具有良好的理論素養和分析解決問題的實際工作能力，可以勝任黨政機關、新聞出版機構、企事業、社會團體等單位的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政策研究或宣傳工作。成為兼具政治理論素養與行政治理能力的復合應用型人才。
（二）課程體系建設目標
在教育研究和對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人才數量需求、規格需求進行調研的基礎上，按照人才培養目標，通過拆析、重構教育教學內容，構建更加契合該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科學的課程體系。課程體系建設的主要目標，第一，較系統地涵蓋專業所必需的基礎理論和知識，第二，突出實踐能力在課程體系的中心地位，第三，有利于學生思想道德、身體心理、人格情商等綜合素質的提高。
根據課程體系建設目標，本專業對學生的培養要求是：學生應具備系統掌握政治學與行政學的基礎理論知識，尤其是中外政治思想與文化的核心知識，具備良好的現代政治思想素質；了解中外政治制度及當代中國政府的運作過程及其治理方式，熟悉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熟悉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機構設置、職責分工及行政工作流程，具備公文寫作、電子辦公等基礎應用能力；具有較高的政治理論素質、較強的理論分析能力、心理應急抗壓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具備熟練應用現代政治科學與行政學有關理論與方法進行調查研究、政策分析、設計解決問題方案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從事政治學與行政學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質。
（三）師資隊伍建設目標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教師隊伍建設的指導思想是：確立師資為本的辦學觀，按照“送出去培養和引進人才”的方針，加大師資隊伍的建設力度，充分利用校級重點課程和重點學科建設的基礎，以高水平教師的引進為突破口，以中年輕教師的培養為重點，以師資力量的整合為重要手段，穩定教師隊伍，發揮教師潛力，全面推進本專業教師隊伍的穩定、合理、良性發展。
首先，以高水平教師的引進為突破口。高水平教師的引進對本專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這些教師的到來往往能夠使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學科建設有突破性發展。其次，以中青年教師的培養為重點。中青年教師在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教師中所占的比率大，中青年教師能否迅速成長，對專業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第三，以師資力量的整合為重要手段。專職教師資源的優化作用能否得到體現，關鍵在于專業內能否合理整合全校的師資資源。為此，一方面，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在課程設置和學生培養上要進一步突破專業、院系壁壘，以學生需求為核心在院內、校內甚至社會范圍內聘請專家教學。另一方面，在本科教學中進一步落實導師制，尤其是在專業主干課程建設方面要實行首席教授負責制，以便課程建設要有負責人和相對穩定的師資梯隊。
（四）教學研發建設目標
評價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教”與“學”的導向。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現行的課程評價制度存在著形式單一、教學信息反饋弱及正面導向不足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質量的進一步提高。過程性評價是對教學過程進行動態的評價，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關注學生的終身發展。目前，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基礎課、核心課程的設置多偏重于理論。在以往的教學過程中多采用結果性評價的方式，即期末考試的考核分值比重較大，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目標不明確，對課程體系把握不清晰，學習主動性不強等問題。因此在專業教學建設過程中，以“立足中心，轉變思路，創新教法”為主要目標，建立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完備的過程性評價體系。
首先，立足中心，即以學生為中心。過程性評價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評價，所有評價活動的宗旨在于促進學生全程有效的學習。同時，過程性評價可以更全面檢驗學生取得的成績和進步，引導和督促學生逐步學會主動學習。通過對學習過程的評價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隨時發現自己的問題，從而改進、提高，最終學會積極主動的學習。因此，在本專業教學研發建設的過程中，首要目標是在教學過程中把對學生的結果性考評和主要圍繞教師的課程設計轉變為以學生為核心的授課機制。
其次，轉變思路，即轉變教學考核思路。目前依據本專業教學考核機制的特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對于學生的考評機制集中在期末，即傳統的結果性評價。由于知識的理論性較強，因此無法考評學生對知識的真是掌握程度。其次，隨著本專業建設向應用型的偏移，對于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的考核日漸不足。因此在教學研發過程中應改變教學考核思路，通過過程性監控和考核，著重考查學生對于知識的應用和實踐能力。
第三，創新教法，即創新教學中的過程性評價及反饋機制。過程性評價教學的核心在于教師對學生的考評意見反饋。因此在本專業的教學研發過程中，教師創新教法的目標在于，一方面依據本專業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的特點創新過程性評價方式和程序；另一方面創新課程教學過程中的評價反饋機制。
（五）社會服務能力建設目標
提倡教師和學生積極開展各項社會和公益服務，逐步形成產、學、研合作的新格局。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以多種形式讓專業教師去基層政府、企事業單位或社會組織調研，交流學習；同時加強校、政、企、事及社會組織合作，為基層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提供咨詢服務和職業資格證書培訓。另外，在市場化運作機制下嘗試并探索多種模式的學生創、就業機制，力爭以專業理論教學為基礎，通過提高學生實操技能加強在校以及應屆畢業生與行政、企事業單位的良好對接。同時通過與校內外大學畢業生創業孵化基地的合作加強學生自主創業的實踐性培訓。通過向社會的人才輸送體現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社會服務能力。
總之，只有在目標選擇上采取多向度的視角，系統化構建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建設的目標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學生培養目標與社會人才需求相對接，向社會輸送兼具理論素養和實務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參 考 文 獻〕
〔1〕 吳丹，薛劍符.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發展中的行政職業能力實訓研究〔J〕.理論觀察，2014，（03）.
〔2〕 石婧.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培養方案改革設計〔J〕.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