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20世紀90年代伴隨冷戰的終結和世貿組織(WTO)的誕生,經濟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不僅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市場,而且出現了統一的、有約束力的國際經濟規則。與此同時,全球性的區域經濟合作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按照WTO的統計,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的實施數量在1950-1959年有3個,1960-1969年有19個,1970-1979年上升到39個,1980-1989年為14個,1990-1998年則為82個①。目前,55-60%的世界貿易是在貿易集團內發生的(世界銀行,2000,中譯本)。

經濟全球化通常以多邊合作機制為基礎(如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統一的世界市場和國際經濟規則為標志,促進全球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區域經濟合作則以雙邊或諸邊(pluri-lateral)合作機制為基礎,以區域內的市場統一和規則統一為標志,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很顯然,兩者之間的沖突是客觀存在的。當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產生時,這種區域性經濟合作與關貿總協定所倡導的全球自由貿易觀念就發生了沖突。歐共體作為一個關稅同盟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執行統一的關稅和貿易政策。這直接違反了關貿總協定的非歧視原則。為此,關貿總協定內部曾經就歐共體是否違背關貿總協定規則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但當時的歐共體六國以退出關貿總協定進行威脅,致使關貿總協定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在堅持非歧視原則的同時,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關貿總協定第24款允許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個特例存在,條件是它在促進區域內貿易流動的同時不得提高對外部世界的壁壘。換句話說,區域貿易協定應該補充而不是威脅多邊貿易體系。

進入世貿組織時代以后,除了原先的第24款被繼承下來以外,世貿組織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為了監督和評估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多邊經濟合作產生的影響以及區域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協定的關系,1996年2月6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專門設置了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世貿組織對區域貿易協定的認同為區域貿易協定的擴展提供了極大的制度空間。以80年代后期美國與加拿大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區協定》(以及后來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為標志,區域貿易協定已成為全球性的發展趨勢。與80年代以前的區域貿易協定相比,90年代形成的區域貿易協定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新一代”區域貿易協定的開放程度更高,大多數協定除了涉及關稅自由化之外,還涉及世貿組織所包含的其他領域,例如標準、服務、知識產權等;某些協定比世貿組織所涵蓋的規則領域更廣,如政府采購、投資或競爭政策等(WTO,2001)。在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組建的區域貿易協定中,“開放的區域主義(openregionalism)”正在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國家放棄了“進口替代”的戰略思想,不再尋求建立區域內互補產業結構、免受外部競爭的產業政策,更大的區域市場成為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的前提條件。與此相對應,各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機以及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本文將從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因、形式、組織結構、影響等方面對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做一簡要分析。

二、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動因

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強調對成員國的靜態收益影響,它包括:改善成員國的貿易條件,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強化競爭,吸引外國投資等。但經驗研究顯示這些靜態效應不大(SchiffandWinter,1998)。近年來,區域經濟合作更多地是尋求動態收益及非經濟收益,并因此取得迅速的發展。第一,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無法滿足一部分國家在開放貿易方面的需求,由此導致一些相似的國家撇開國際組織組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無法達成的協議卻經常能夠在雙邊或諸邊貿易談判中達成。從這種意義上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實驗場,許多貿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區域一體化內部實施的。

在亞洲,由于西雅圖會議的失敗,一直奉行貿易多邊主義的日本也開始尋求雙邊貿易協定。第二,一些國家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增強其影響市場的能力或者作為規避關貿總協定或世貿組織關于非歧視性要求的一種手段。它們將區域一體化組織當作一種工具,通過它實行一些尚未在多邊貿易體制中提到的措施,并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80年代中期美國決定同其貿易伙伴(如以色列)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部分原因就是對關貿總協定成員國拒絕在1982年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感到不滿。第三,一些國家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種鎖定貿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進程的機制。保護主義政策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區域貿易協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限制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一種方式是“優惠淡化效應(preference-dilutioneffect)”: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一個更大的政治團體,國內利益集團在設計共同政策時的影響力將因此被削弱。另一種方式是“優惠不對稱效應(preference-asymmetryeffect)”:成員國在具體問題上所得到的優惠可能不同,由此產生妥協的需要會提高效率(霍克曼、考斯泰基,1999,中譯本)。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下,形成尋租利益集團的難度增加,尋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團不得不在整個區域范圍內重組。此外,一國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有助于向外部世界發出一個清晰而可靠的信號:本國的貿易自由化體制和改革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它們將受到一體化組織的約束(FernandezandPortes,1998)。對于外部投資者而言,這是極為重要的。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以及加入前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都有這方面的動機。第四,保障市場準入。無論何種形式的區域貿易協定都會給非成員國構成某種程度的歧視。對非成員國而言,為克服這種負面影響有三種選擇:一是加強多邊貿易談判,二是組建新的一體化組織,三是加入到業已存在的一體化組織中去。歐洲的區域化進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面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英國和其他六國先是組建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予以對抗,80年代以后其成員不得不放棄歐洲自由貿易區,全部加入到歐盟中去。

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大國的參與,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一種“多米諾效應”(Baldwin,1995)。歐盟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使其他國家對區域貿易協定保護主義效應的擔憂加劇。大西洋兩岸的格局變化提高了其他國家被排斥在(區域貿易協定)外的成本,增強了國內出口利益集團游說的動力。為保障市場準入,被排斥在外的國家要么加入已有的區域一體化組織,要么組建新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第五,影響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進入世貿組織時代后,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同時,規則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越來越強。這迫使任何國家都不能再忽視規則的制定過程。加入一體化組織有利于維護自身的利益,因為在一個范圍較小的組織內,一國的呼聲更容易得到尊重,這種呼聲進而可以通過一體化組織在全球談判中得到放大。法國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多年來得到保護,是和歐盟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中的地位聯系在一起的。

這種考慮即使對美國這樣的大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美國主導著全球規則的走勢,然而到了1986年,當時的歐洲共同市場與歐洲自由貿易區簽署合并協定,并宣布于1992年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這一決定首次動搖了戰后美國的霸主地位,由此刺激美國迅速與加拿大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區協議》及以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第六,非經濟考慮成為許多區域一體化組織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收益是有助于改善成員國的安全(SchiffandWinter,1998)。首先,它有助于改善國內安全。例如,埃及政府一直擔心原教旨主義的蔓延,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擔心鄰國阿爾及利亞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消除這種擔心是地中海國家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重要動機。其次,通過組建區域一體化組織對抗來自第三國的威脅。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最初就是為了對抗來自南非的威脅。中東歐國家要求加入歐盟則是為了抵御俄國的威脅。最后,安全威脅促使相鄰的國家組成一體化組織。早期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東盟的產生有這方面的考慮。近年來,最為典型的要屬南方共同市場中巴西和阿根廷的關系。歷史上,巴西與阿根廷的關系一直不融洽,長期處于軍備競賽狀態,甚至一度有軍事沖突的危險。1986年兩國簽署的“一體化和經濟合作計劃(PICAB)”大大緩解了相互間的不信任或敵視關系。正是這項合作計劃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場奠定了政治基礎(Preusse,2001)。

三、南南型與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成員國收益的不同影響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區域經濟合作的收益在成員國之間的分配和這種組織的形式有很大的相關性。在“南南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合作組織內,成員國的經濟績效差距會逐漸拉大;而在“南北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合作組織內,成員國的經濟績效差距會逐漸縮小。換句話說,“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員國的收入水平趨于發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員國收入水平趨于收斂(Venables,1999)。歐盟的發展歷程表明,成員國之間人均收入的收斂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從1947年比荷盧關稅同盟建立到80年代早期,成員國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一直在穩定地縮小,整個時期內差距縮小了大約2/3。

隨后加入的新成員也有類似的趨勢。以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發展速度為例,80年代中期,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相當于歐盟最富裕國家(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61%、49%和27%,到90年代末期分別上升到了91%、67%和38%。處在另一個極端的是純粹由發展中國家組建的一體化組織。烏干達、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在60年代曾經組建了東非共同市場(EACM)。但結果是,在整個60年代,一體化促使區域內的制造業逐漸集中到肯尼亞,其制造業的產值和出口占三國總量的70%以上。東非共同市場最終因無法滿足兩個落后國家的要求于1977年被迫解散。最近的例子是中美洲共同市場(CACM)和西非經濟共同體(CCWA)。在中美洲共同市場(成員國包括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個相對發達的國家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因一體化進程成為區域內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中心,制造業增加值占區域內總值的比例從1980年的68%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同樣,在西非經濟共同體(成員國包括科特迪瓦、塞內加爾、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毛里塔尼亞、加納、多哥、貝寧、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岡比亞、幾內亞比紹等),達喀爾和阿比讓逐漸演變為區域內的經濟中心,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的制造業增加值占整個區域的比重從1972年的55%穩步增加到1997年的71%(Venables,1999)。針對區域經濟合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所做的研究中,人們也發現了類似的趨勢: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有助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則無助于成員國的經濟增長(Vam-vakidis,1998)。大量的經驗研究顯示,20世紀70-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市場開放存在高度的正相關,但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并沒有給成員國帶來預期的收益。就東盟、安第斯共同市場(ANCON)、中美洲共同市場和中非經濟關稅聯盟(UDEAC)所做的計量分析表明,它們對其成員國的經濟增長沒有產生明顯的作用。

不同類型的區域合作組織之所以產生不同影響,主要受制于兩類因素。一是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或劣勢)。一國的比較優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異越大,就越有可能遭受貿易轉移(效應)的風險。因此,在南南型合作組織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成員國最有可能因貿易轉移而遭受損失。以肯尼亞和烏干達為例,盡管兩國制造業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都具有劣勢,但肯尼亞比烏干達的劣勢程度要低一些,其結果是,烏干達易遭受貿易轉移的損失:本來可以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的產品現在轉而從肯尼亞進口。對肯尼亞來說,一體化組織保護了本國制造業免受世界市場競爭的威脅,并能夠向烏干達出口制成品。相反,在南北型合作組織中,高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與世界平均水平差異大而易遭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失;低收入國家則從中獲得了貿易創造(效應)的收益。二是“群集”機制和“反群集”機制。在產業層次上,前者主要受制于知識溢出效應、勞動力市場儲備效應、供需聯系的向心力效應;后者則主要受制于擁擠效應(如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污染效應及其他外部性效應。一般說來,在南南型合作組織中,“群集”機制占主導地位;在南北型合作組織中,“反群集”機制占主導地位。除此之外,20世紀80年代之前建立的南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大多以服從成員國的進口替代戰略為目標。這就限制了區域經濟合作的開放收益。而在90年代創建的南北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利用區域經濟合作來鎖定國內經濟改革、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技術轉移等。這些目標的實現客觀上促進了成員國收入水平的收斂。不同類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成員國的不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地域分布。到2000年底已正式向世貿組織通告的正在實施的協定中,將近60%是在歐洲國家之間締結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區域貿易協定大約只占總數的15%(WTO,2001)。

四、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演變為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間的競爭

如上所述,由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美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作為世界經濟的霸主,美國曾經長期單獨決定全球經濟規則的走勢。70年代以后,美國的霸主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在國際金融領域,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終結;在國際貿易領域,關貿總協定第七輪多邊貿易談判(即東京回合)結束后,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遲遲無法啟動,雖然歷經10年后終于啟動,但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間比預想的延長了近一倍。對美國霸主地位直接構成挑戰的不是日本經濟、德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迅速擴張。當1986年歐洲共同體決定于1992年與歐洲自由貿易區合并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時,美國第一次感覺到了霸主地位喪失的威脅,因為新的歐洲統一大市場的規模將首次超過美國的市場規模。基于抗衡歐洲統一大市場的考慮,美國放棄了“孤立主義”傳統,于1986年開始和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1987年簽署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該協議在1989年正式生效)。在歐盟1992年簽署《歐洲統一法》的同時,美國也于同年把美加自由貿易區擴大為北美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產生和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標志著美歐之間的競爭正式拉開了序幕。不

久前,美國總統布什和貿易代表佐里克公開宣稱:歐盟已經和27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或關稅同盟協定,并且還將和15個國家簽署類似的協定,而美國目前只參加了三個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分別與約旦、以色列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因此美國完全有理由繼續擴大雙邊或諸邊區域經濟合作(Lim,2001)。歐盟在2000年的尼斯會議上正式決定實施歐盟的“東擴”計劃(2001年選擇了第一批加入歐盟的國家)。一旦完成歐盟的“東擴”,歐盟將增加到27個國家,幾乎涵蓋了歐洲所有國家。美國在1994年完成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后,也開始推進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2005年之前簽署美洲自由貿易區協定,以涵蓋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個美洲國家,把“美國后院”完全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之內。布什執政后,在對外關系方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試圖獲得國會授予的“快車道”貿易談判權,爭取把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完成的時間提前到2003年。

針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歐盟也沒有坐視等待。歐洲與南美洲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種族關系,歐盟與南美的貿易占這一地區外貿總額的30%左右,歐盟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南美的投資占該地區所有外國直接投資的近40%。因此,歐盟自然要保護它在南美洲的經濟利益。歐盟首先與墨西哥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隨后開始與南美共同市場及智利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DelaBalzeandFelipe,2001)。在世界其他地區,美歐以區域經濟合作為手段也在進行類似的競爭。對美國而言,歐洲國家的聯合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教訓,它決不能容忍在東亞地區再出現一個排他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因而美國對待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一直采取反對的態度。90年代以前包括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國提出的區域經濟合作方案均因美國的反對而流產。1993年的西雅圖會議使APEC成為涵蓋環太平洋地區的一個非正式區域貿易組織。

這是美國防止東亞地區形成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一項重要舉措。一方面它把美國在內的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都吸納進來;另一方面它的開放性和非約束性特征決定了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即便如此,這仍然引起了歐盟的警覺。隨后歐盟也開始尋求與該地區的合作。1995年歐盟與東亞地區的13個國家(東盟+中日韓,即后來的“10+3”)首次舉行亞歐首腦會議,并形成了定期化的機制。目前,美國與新加坡正在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目的也是為了約束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進程。和大西洋兩岸區域經濟合作的蓬勃發展相比,東亞地區(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非常滯后的。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對此并非毫無知覺,它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較低地位,很明顯地是和它游離在區域經濟合作之外相關的。90年代以前,日本曾經對發展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提出過許多建議,但都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

一則是該地區國家(包括日本)對美國市場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國的態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則是歷史的糾葛造成該地區國家對日本充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領導者懷有戒心。進入90年代以后,全球性區域經濟合作浪潮和亞洲金融危機刺激了該地區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欲望。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客觀上構成了對區外國家的貿易歧視。美國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比例從1993年的28.3%上升到2000年的32.8%,同期與歐盟的貿易比例從18.9%微升為19.3%,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包括南美洲)的貿易比例從38.7%下降到37.3%。以日本為例,同期美國與日本貿易的比例從14.7%降為10.6%(熊,2001年)。亞洲金融危機也使該地區國家意識到,沒有本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將難以保證經濟穩定的發展。以亞歐首腦會議的框架為基礎,東亞地區正在“10+3機制”下推進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迄今為止,業已取得的成果是《貨幣互換協定》。在區域貿易自由化領域,理論上的合作方案可分為三類:一是“10+3方案”,即13國組成東亞自由貿易區;二是“10+1方案”,即東盟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三是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方案。

日本作為該地區的經濟大國一直謀求成為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領導者。一方面,日本試圖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把中國排除在東亞自由貿易區之外;另一方面,通過與韓國、新加坡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求打開突破口,取得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質性進展。在尋求東亞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同時,日本還與墨西哥、智利就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這兩個拉美國家對日本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們既是未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也分別和歐盟簽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果說日本與東盟、韓國、新加坡的談判屬于一種防守反應的話,那么與墨西哥、智利的談判表明日本已經開始參與大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在大國之間利用區域貿易協定的競爭過程中,歐盟是領先者;近年來美國的發展勢頭迅猛足以和歐盟平分秋色;相比之下,日本是一個真正的后來者。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大國之間對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權的爭奪已經演變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間的爭奪。美國貿易代表佐里克2001年1月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強調:“日本和歐盟想要左右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方向。不應該是它們,而應該是我們起主導作用”。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推進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

五、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內部主導權的爭奪

不同類型的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機有很大的差異。對大國來說,通過擴大市場規模提高其對國際經濟規則的影響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對小國來說,獲得市場準入機會(進入大國的市場)通常被考慮為優先因素。前者的目標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一種自然演化結果,后者的目標則需要雙邊(或諸邊)談判來完成。這種不對稱性需要小國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過程中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例如調整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能源定價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競爭政策等,以適應大國(通常也是最發達國家)的要求。這種現象被人們稱之為“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PerroniandWhalley,2000)。在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歐盟與東歐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小國”(加拿大、墨西哥及東歐國家)對“大國”(美國、歐盟)做出的“單方面”讓步。在歐盟的早期發展過程中,成員國的數量較少,法德聯盟在區域內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時其他小國的利益也能夠得到兼顧。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加,像英國、西班牙的加入,歐盟內部主導權的爭奪逐漸顯現出來。在2000年底的尼斯會議上,歐盟內部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大國與小國相沖突的現象。正如丹麥首相所說:5個大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與其他10個國家之間的界限十分明顯。在此前的比亞里茨會議上,“五大國”曾經威脅其他小國說,如果它們不同意重新分配權力,這些大國就可能在歐盟體制之外結成更緊密的聯系,如在防務領域。法國總理若斯潘在會上尖銳地提醒10個小國說,正是因為歐盟,它們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才變得大得多。

言外之意,小國與大國爭奪歐盟的主導權是沒有道理的。尼斯會議上不僅大國與小國在權力分配上出現了沖突,而且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沖突。德、法兩國圍繞部長理事會的表決票分配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德國擁有8200萬人口,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它要求按照人口比率分配表決票,而以大國自居的法國主張維持現行框架,即英、德、法、意均擁有10票。比、荷、盧等中小國家的利益關系也牽扯到德、法兩國在國家利益方面毫不掩飾的對立中,多次磋商后的結果是,英、德、法、意各分得29票,并設立了新標準——表決時,“如果表示贊成的國家人口總和不到整個歐盟人口的62%,決議不能通過”。如果說歐盟內部主導權的爭奪源于幾個大國經濟規模相近的話,那么美洲地區國家對未來美洲自由貿易區主導權的爭奪則更具有普遍意義。

第2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一）國際經濟協調的概念

國際經濟協調是指在國際分工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世界各國為了解決涉及彼此間的國際經濟利益中的矛盾與問題，保障世界經濟以較正常的秩序運行，由各國政府出面，通過一定的形式，以各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為主體，在承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條件下，針對匯率政策、貿易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在有關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協商和調整，或對國際活動采取聯合干預、管理和調節的行為。

（二）國際經濟協調產生的客觀條件

國際經濟協調是一個國家經濟國際化的必然產物，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本質上是國家經濟調控的國際化。戰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國際化的深入發展，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賴程度加深，國際競爭也日趨激烈。競爭必然引起矛盾和經濟摩擦，世界各國為了緩和這些矛盾和摩擦，普遍采取了國際協調手段。從本質上看，國際經濟協調是穩定和平衡國際經濟的機制，是隨著世界經濟危機、動蕩和失衡而出現和發展起來的。進一步考察，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國際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世界經濟結構體系的演化則是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國際經濟協調是生產國際化與資本國際化的產物，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國際間的商品流通、勞務交換、資金流動等，必然引起各國之間的支付、兌換、儲備資產供應及國際收支調節等一系列問題，這是國際經濟協調產生的客觀條件。

二、中國建立國際經濟協調體制的背景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達33700億美元，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1978年改革之初，中國進出口額206.4億美元，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0.7%，1995年這一比例已經達到2.9%，增加3倍以上；2008年，我國進出口額更是超過了2.5萬億。由改革前幾乎沒有國際直接投資，到現在已發展到500億美元以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在海外的各種類型的企業有10000家以上，增長速度極為驚人。如表1所示，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投票權比例逐年增大。

十幾年之間其經濟發展速度和區域內合作都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預想，區域內經濟合作和相互依存度越來越緊密，區域內的貿易依存度已達70%以上，投資依存度也穩步提高，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總額中，80%來自本區域之內，國際間協調的事務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首腦會議1995年11月19日發表的《大阪宣言》同意實施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貿易與投資簡便化以及經濟技術合作的一整套根本性原則，即全面性、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一致性、可比性、非歧視性、透明度、維持現狀、同時啟動、持續推進及不同時間框架、靈活性與合作。亞太經合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區域合作組織，其人口占世界的41%，經濟規模占世界的56%，其中美國、日本和中國是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前三名，貿易占世界的45%。1996年3月，亞歐首屆政府會議在泰國舉行，拉開了亞歐經濟合作的序幕。

三、關于中國構建國際經濟協調機制的政策建議

（一）充分認識國際經濟協調的緊迫性

首先，以博弈論為理論基礎的經濟學原理告訴人們，合作性競爭明顯優于非合作性競爭。其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互相聯系與彼此依賴的程度越來越深，一切開放國家的經濟狀況都受到了其他相關國家的制約和影響。第三，近年來我國已經面臨大量的國外貿易壁壘，且還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它們中的有些問題隨時可能進一步演變為兩國的貿易戰。因此，我國面臨眾多貿易摩擦時，不宜簡單地搞經濟對抗，而應該積極主動地運用國際協調的思路和機制去解決問題，以推動自身外貿的健康發展。

（二）從基本經濟利益角度分析問題

國際經濟協調的有效實施，必須抓準我國與發達國家產生貿易糾紛的癥結所在，并對癥下藥。作為一種經貿摩擦，它的產生通常都是源于維護自身基本的經濟貿易利益，其他考慮則放在第二位。從這個基本角度研究和解決貿易摩擦問題是基石。自1980年代初以來，美國每年都出現巨額貿易逆差，多年來我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順差國，而現在更是超過日本位于榜首。在這種貿易背景下，一般來說，美國發起各種貿易摩擦的基本動機都在于維護其相關的經濟利益。同樣地，發達國家在處理其他國際經貿事務中也立足于這個基本出發點。

（三）需要對外經貿制度與宏觀政策的有力配合

國際經濟的協調運作雖則離不開同貿易對手進行磋商和談判，但是，它決不只是一個磋商或談判的問題，而同樣需要我國對外經貿制度和宏觀政策的配合和呼應，即依靠后者的調整和改革來進一步理順國際經貿關系。缺乏國內相關制度與政策的有力支撐，處在貿易談判第一線的國際協調活動往往會無功而返。

（四）積極進取的進攻型戰略

一國如果試圖駕輕就熟地運用國際經濟協調機制以推進自身的貿易增長，它就不能對國際貿易糾紛與沖突采取消極被動的應付態度，而應當確立和實施積極進取的進攻型戰略。這種所謂的進攻型戰略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其一，它把這種國際協調主要看作為推動本國對外經貿活動的強大動力，而并不是什么被動的應付或沉重的負擔。其二，它要深層次、廣范圍地思考和應對本國可能面臨的國際經濟協調問題。即決不能僅僅著眼于目前的貿易摩擦來研究它們，同時必須具有前瞻的眼光和深刻的思考，還要密切關注今后的發展趨勢及其可能遭遇的新問題。其三，它要積極推動本國國際經濟協調機制的盡快建立和完善。而這類協調機制的建立和實施，要著眼于削弱和鏟除相關經貿摩擦的產生根源，即要釜底抽薪，而不是揚湯止沸。

（五）充分利用WTO這個國際經濟舞臺

要積極有效地開展國際經濟協調，離不開WTO這個大舞臺給予我國的廣闊空間。這是因為，我國已經正式成為它的成員，有能力把這個權威性的國際貿易組織當作進行國際經濟協調的基本陣地，努力發揮我國居中的獨特作用。再說，WTO的有關規則和機制甚至這個談判場所本身都是國際經濟協調的產物。嚴格根據WTO的重要原則與規則來處理各種貿易摩擦，既合理合法，又行之有效，它們自然應該是我國開展這類工作的有用工具。更何況，WTO有關國際經濟協調的精神及其規則還直接為我國提供了構筑這類機制的思路和內容。顯然，我國從中可以受到不少的啟示，有利于妥善處置與其它國家的經貿關系。

總之，建立和完善國際經濟協調機制是一個不斷實踐和試錯的過程。國際經濟協調本身就是個不斷延續的過程。某個問題的國際協調固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斷涌現新的貿易糾紛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協調精神與機制。必須強調的是，我國開展國際經濟協調活動是一個不斷實踐的漫長過程，其中必然會出現一些差錯或失誤。只要有關的指導方針和思路正確明晰，只要有關的決策能夠實施民主化科學化的程序，那么，我們就應該大力支持和呵護才剛剛培育起來的國際協調精神及其機制，而不宜輕率地加以指責和反對。

參考文獻：

[1]石廣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孫振宇.WTO多哈回合談判中期回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WTO總干事顧問委員會.WTO的未來[M].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

[4]石士鈞.構建我國國際經濟協調機制的若干思考[J].社會科學，2005，(5).

第3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一、堅定信心，應對挑戰，充分認識在新形勢下開展國內經濟合作工作的重要性。

（一）國內經濟合作是我市由開放立市向開放強市轉變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市堅持以開放促發展，實現了從資源小市到經濟大市、從商埠小城到現代化國際城的跨越。在新形勢下，我市正先是要樹立走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協調發展之路的思想，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環境的不斷變化而變化，不僅要為**的發展服務,而且要為**的腹地發展服務,在服務中發展壯大自己,在發展壯大中提升服務的水平。再次就是形成合作型的產業體系，積極發展總部經濟，承擔研發總部和銷售總部等職能，實現加工生產環節適度向外地轉移或加工外包；打造向國內外提供高端服務外包的服務產業,為國內合作的城市提供高端服務和知識型服務。四是形成合作共贏的理念，積極加大與區域中心城市的戰略合作力度，全面加強物流、進出口貿易、制造業、會展、科技人才、旅游等合作，在合作中推動雙方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新晨

（二）國內經濟合作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完善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提升**城市輻射帶動能力，是我市今后一段時期的重要工作。從橫向看，我市與其他同類型城市相比，在某些方面我們有自己的優勢，但是從中心城區的綜合服務能力、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能力方面，我們的差距還比較明顯。從縱向看，我市現代服務業比例還不夠高，城市服務功能仍不夠完善，還不能滿足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居民生活品質提升的需要，離省委要求建立**都市經濟圈還有很大差距。在新的條件下，我們要加強與人才、科技實力雄厚的區域中心城市合作，大力引進高端人才、科技項目、高端產業，推動臨港服務業發展，提升我市城市綜合服務功能；加強現代物流產業合作，為合作地區的進出口貿易提供便利條件，促進現代化國際城市建設。

（三）國內經濟合作是當前企業走出困境尋求發展的重要途徑。國內經濟合作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資本合作、資源合作、技術合作、品牌合作和市場合作等手段，實現區域性、全國性資本、資源、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的交流與優化配置，從而使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組合，促進生產力大發展，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市場的形成并建成統

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而作為國內經濟合作主體的企業，只有在國內經濟合作大潮中，尋求優勢互補、強強聯合，才能快速發展，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增強競爭能力。近幾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我市企業通過國內經濟合作不僅自身得到了發展，解決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為我市經濟發展和促進合作地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前，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的影響，我們的企業正面臨新的困難和問題，國內經濟合作要在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尋求合作伙伴，拓展國內市場等方面，積極為企業提供幫助。各地、各部門要充分利用國內合作渠道，結合我市企業自身特點，加強政策引導，強化跟蹤服務，為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拓展發展空間牽線搭橋，當好紅娘。

二、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全面完成今年國內經濟合作工作的各項任務。

（一）要在“**周”活動中取得新成效。經過幾年的實踐與完善，“**周”活動已成為一個宣傳**、發展**，互動交流、合作雙贏的國內合作品牌。今年，我們將在**和**兩個城市舉辦**周活動，這是市委、市政府為積極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實現我市經濟平穩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各地、各有關部門和單位一定要高度重視、密切配合，按照活動組委會的統一部署，抓好各項工作的落實，確?；顒尤〉眯鲁尚?。特別是品牌商品展銷、物流合作、進出口貿易合作等新增或重點內容，一定要從城市戰略合作的高度、保增促調的高度，早謀劃、早安排，精心組織、加強宣傳，通過活動的舉辦和合作機制的完善，為與**、**建立全面、持久、穩定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打下扎實的工作基礎。新晨

（二）要在拓展國內市場上有新作為。近年來，各地、各有關部門堅持內外并舉，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來，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著力拓市場、保增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外部需求大量減少的情況下，我市作為一個開放早、外向型經濟特色明顯的沿海城市，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更加直接、更加明顯，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也就更早更大，大力拓展國內市場的重要性顯得更加突出。為此，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服務企業工作，充分利用國內經濟合作平臺，著力幫助企業穩定傳統市場、拓展新興市場，帶動企業產銷，促進生產和發展。我們要把拓展國內市場作為保增促調的重要舉措，在加大國內市場的拓展力度上下功夫，主動服務企業，努力提高我市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三）要在“引進來”上有新進展。我們要緊緊抓住國家擴大內需的重要機遇，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在引進機構和優勢項目上下功夫、求突破，強化產業鏈招商和高端項目招商。要將招商引資作為把握發展主動權、爭創發展新優勢的工作來抓，大力引進符合產業結構調整轉型需要的節能環保產業、國內優質產業，特別是要依托優勢和進出口貿易體系優勢，在引進國內重要外貿企業來我市設立窗口方面下功夫，推動**產品的出口，帶動物流企業的發展，推動現代化國際城市建設。

（四）要在“走出去”中有新突破。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精神，加強與**地區其他城市的合作，為**地區早日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和一體化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協調配合，真抓實干，推進我市國內經濟合作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統一思想，加強領導。各地、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切實提高做好國內經濟合作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這項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分管領導要增強工作的主動性，經常研究發展態勢，聽取重大情況匯報，及時協調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有關職能部門要統籌各方力量，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努力營造推動國內經濟合作工作深入開展的新格局。新晨

第4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WTO；貿易談判；后危機時代

［中圖分類號］F74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07-0009-04



作者簡介：王靜（1972-），女，漢族，山東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經濟。

始于2006年春的美國“次貸危機”最終在2008年演變成了世界性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直到今天，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世界經濟的復蘇仍是一個不解的難題。對危機的分析與研究使得人們對危機的產生與預防有了更多的思考。這場源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使得人們意識到必須從根源上去除弊端才能防止世界經濟再次遭受危機的打擊，因此，國際社會對國際金融貨幣體系和貿易體系提出了改革要求。那么作為世界貿易體系的核心——WTO，面對日益高漲的改革呼聲應該怎樣做呢？應該怎樣轉換自己的角色以適應世界貿易的變化呢？

一、后危機時代WTO面臨的困境

世界經濟雖然安然度過了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但危機的后續影響仍然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實體經濟與貿易所受的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恢復，在危機時期所引發的矛盾與摩擦還會持續，被停滯不前的全球貿易談判深深困擾的WTO，面臨更多的困難和考驗。

1.世界各經濟體發展不平衡導致話語權有不同訴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必然影響或沖擊世界的現有體系。圖1顯示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經濟體的GDP增長率。

從圖1中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下等收入經濟體的GDP增長率一直在上升，而中上等收入經濟體自21世紀以來GDP增長率幾乎未變，甚至略有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機，更是使得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GDP增長率下滑至零以下，即使是重債窮國也仍然保持了正的GDP增長率。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原來在國際上完全沒有話語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能夠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不愿意再由發達國家完全主宰國際事務。發達國家原來用于管理國際事務的各種管理機構就成為發展中國家表達觀點、闡明立場的主要場所。WTO作為管理世界貿易體系的最為重要的機構，成為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貿易規則，建立公平互利的貿易體系的重要舞臺。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為各國提供了另外的合作途徑

從20世紀末興起的新一輪區域合作發展迅速，涉及的國家和地區遠遠超過前幾次區域合作，并且合作的內容不斷擴展。各個區域組織相互交織，被稱為“意大利面條碗”現象。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部分經濟學家雖然有一定的擔憂，擔心其削弱全球經濟一體化，但國際上并沒有給予區域合作否定態度，包括WTO，只是采取了登記的方式，實際上采取的是一種鼓勵的態度。那么，現在看來，區域合作的發展應該是WTO遭到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總趨勢。從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區域合作由于參加的成員方較少，容易達成協議；同時協議的內容靈活多變，可以僅涉及貿易，也可以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正是區域談判的這種靈活性與時變性，使得許多WTO的成員轉向這種方式尋求貿易和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和合作。WTO不再是各國貿易和經濟合作的惟一平臺。

3.多哈回合談判的破裂降低了WTO管理功效

2011年縮水版的多哈回合談判曾被寄予厚望，然而，卻又再次無果而終。從政府到民眾似乎對談判失去了信心。實際上，對WTO貿易談判信心的喪失，也意味著對WTO信心的喪失。

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就曾撰文稱，多哈回合的困境使得很少有哪位貿易觀察家和官員懷疑這樣的觀點：WTO的公信力遭遇嚴重質疑。早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就已經有人對WTO的公正、公平、公開原則提出質疑。隨著金融危機事實上已經演化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有人認為正是WTO加速了經濟的全球化，才使得這次經濟危機得以蔓延，如果沒有全球化，一個國家發生了經濟危機，不會波及到全球。實際上，我們應該清楚的一點是，WTO的成立是為了規范世界經濟貿易秩序而建立的，它為全球經濟貿易活動制定規則，正是有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才需要WTO，而不是WTO出現之后，才產生的經濟全球化。

二、WTO職能削弱的根源

從WTO的前身GATT算起，其60年來對國際經濟與貿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1995年1月1日WTO的成立，為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掀開了新的篇章，WTO成為了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經濟組織。任何一個體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WTO也存在很多的不足。多哈回合遇到的困難反映了過去WTO運行所出現的問題。

1.規則條款不嚴密使WTO協調能力下降

第5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 新時期；統籌；國內發展；對外開放；十大問題

中圖分類號：F125

經歷32年的漸進式改革開放，我國對外貿易、外商投資、對外投資等全面發展，并融入全球經濟主流。進入后危機時期，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都面臨許多新的挑戰與機遇，迫切需要按照科學發展觀，明確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具體內容和路徑。

一、確立“中性”的外貿戰略

第一，改變以前“出口創匯”、“千方百計擴大出口”的目標，轉為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目標，同時追求貿易平衡協調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公平與自由的貿易的經濟目標，以及國家安全、社會協調發展、互利共贏的對外經濟關系等非經濟目標。

第二，通過國際規范的而非扭曲貿易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推動出口貿易的發展，繼續為中國的出口貿易創造良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在內部，繼續在WTO的規范下完善現有的貿易促進政策體系；在外部，在WTO的框架下推動多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通過加快實施區域、雙邊經濟一體化戰略，為中國產品出口擴大市場空間。

第三，制定進口戰略以推動經濟增長。引導進口結構，加大技術引進力度，從而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實現進口市場的多元化，以規避國際經濟風險等。

第四，實施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貿易自由化可以增進效率，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貿易自由化的“開放推動改革效應”和“競爭效應”也將推動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而體制改革所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將成為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還應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和適度管理，防范貿易自由化帶來的風險。實現貿易自由化還應消除國內地方市場分割，建立真正統一的全國大市場。

二、制定“安全發展”的進口戰略

針對我國對外經濟依存度上升、國際經濟貿易摩擦增加的現實，我國需要實行“安全發展”的進口戰略。這是一種“發展和安全并重的戰略”，而不是一種僅僅強調發展和規模擴張的戰略，也不是僅僅強調安全而放慢發展的戰略。

第一，應以進口多元化為總體戰略，增強我國進口的靈活性和主動性。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實施進口多元化戰略主要包括：積極推行石油、礦產資源等重要戰略物資的進口多元化策略；通過海外投資，強化供應基地的多元化，穩定進口來源；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進口來源地的多元化等措施。

第二，建立進口安全保障體系。進口的管理最終需要進口法規加以約制。因此，在保障進口安全方面，首先，要完善進口法規，限制不良進口，維護進口的正常秩序；其次，要建立進口產業安全監控和預警機制；最后，要建立完善的貿易救濟快速反應機制。

第三，努力掌握進口定價權。首先，優化進口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提高進口競爭力；其次，要通過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期貨市場、推行大宗商品的集中采購模式等策略，掌握進口定價權。

第四，建立穩固的戰略物資儲備體系。抓住國際市場上大宗資源產品價格下降或相對穩定的機會，增加戰略物資的儲備，保障國民經濟發展的正常需要。

三、拓展與深化新興市場戰略

一是有序推進。拓展與深化新興市場戰略，應根據我國與新興市場根據之間的貿易合作潛力狀況，有重點、有次序地漸次推進。根據貿易結合度、貿易競爭指數、貿易互補指數的測度結果，我國對如下12個新興市場有較大的出口潛力：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巴西、越南、南非、土耳其、尼日利亞、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對如下8個新興市場有較大的進口潛力：墨西哥、菲律賓、巴西、印尼、印度、越南、伊朗、巴基斯坦。

二是建立拓展新興市場的貿易促進體系。貿易促進的目標不僅僅是擴大出口，而且應促進對那些與我國有長期貿易順差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進口，這樣才能達到互利共贏。外貿促進的對象應主要是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對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出口都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將對外援助、境外資源開發、擴大進口、債務減免等多種經濟合作方式密切結合起來，擴大政策的綜合效應。

三是促進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國家以財政撥款的形式建立各種開拓新興市場的基金，以彌補企業從新興市場國家進口商品發生的損失，降低企業拓展新興市場的風險，鼓勵企業擴大進口，減少開拓市場的阻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建立中小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基金、援外合資合作基金、援外優惠貸款等方式支持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加大保險支持力度，以分散和避免企業開拓新興市場的風險；加大信息技術援助；大力推進金融合作計劃，主要包括“貨幣互換計劃”和“貿易融資計劃”。

四是促進從新興市場的進口。為了實現安全和發展這兩個戰略目標，在當前和未來幾年可以采取“抓住兩頭、放開中間、促進平衡”的進口政策?！皟深^”是指資源類行業和高技術行業，“中間”是指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捌胶狻笔侵高M出口在長期內的基本平衡。

五是促進對新興市場的服務貿易。加快發展服務貿易，是開拓新興市場中的重要戰略任務。我國應積極調整服務貿易的發展思路，實現服務貿易發展的三大戰略轉變：將人力資源優勢轉變為服務貿易優勢，將對外政府援助行為轉變為對外服務貿易行為，將對外交流活動轉變為對外服務貿易活動。一方面要優化服務業的內部結構，另一方面則要加快服務貿易立法，建立系統的服務貿易體系。

六是促進對新興市場的投資。在全球化的分工格局下，貿易與投資高度結合，市場多元化背后也涉及投資多元化，要加強吸引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并“走出去”到新興市場進行投資，通過投資帶動對新興市場的出口。一方面，吸引新興市場國家來華投資，引導新興市場國家投資方向，鼓勵新興市場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培訓中心，引導國內企業同新興市場國家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優先鼓勵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到我國資本市場融資；另一方面，推動我國企業到新興市場國家投資，重點加強“走出去”保障體系的建設，建立“走出去”的協調機制，加強“走出去”服務體系的建設。

七是積極推進與新興市場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我國在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踐中，應努力制定目標明確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規劃。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容不要僅局限于傳統的貨物貿易，而應拓展到服務貿易、投資以及多種便利化方面，其目的在于獲得更多的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態收益，實現“深度一體化”，努力發揮地區經濟的主導作用。

四、提高利用外資水平，扭轉貿易失衡局面

我國貿易順差增大，表面上是貿易問題，是流通領域中的問題，實質上卻是生產領域的問題在貿易和流通中的表現，是在生產全球化過程中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生產能力的產物。要緩解我國貿易順差擴大的趨勢，就必須從生產領域入手，從外商投資入手。第一，嚴格禁止各地在對外招商引資中攀比、讓渡優惠政策。第二，提高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環境成本，嚴格執行外商投資產業政策，禁止高污染產業外商投資，限制資源高消耗型的外商投資。第三，適當提高包括內外資企業在內的勞工標準，這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第四，限制國內產能過剩產業的外商投資。

五、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

應利用外商投資的技術外溢和技術轉移，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一是提高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二是加強人力資本開發，完善人才流動機制；三是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四是完善市場環境，為高科技企業更新技術和高新技術人員自主創業提供金融支持；五是培育自主品牌。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加大國家的資金支持和重點投入，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提高自主研發能力。在制造業等生產領域、商業等服務領域，即競爭性領域，創造自主品牌是企業盈利模式的選擇問題，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一方面，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拆除行政性壟斷等措施來提升創造自主品牌的比較利益；另一方面，通過設置技術創新和研發孵化基金等方式，協助企業化解創造自主品牌的瓶頸，以提高企業創造自主品牌的能力。

六、鼓勵、規范外資并購，避免外資壟斷市場

為有效利用外資并購的積極效應，規制外資并購的負面效應，我國應完善外資并購立法。第一，在《反壟斷法》和《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的基礎上單獨制定外資并購反壟斷法。我國外資并購反壟斷立法，一方面要以《反壟斷法》為基礎，將反壟斷的基本原則、基本制度確立起來，便于操作執行；另一方面，又要留有余地，經過一段時期的實踐，積累經驗后，再及時加以修改和完善。同時，還應與已經實施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相銜接。第二，外資并購反壟斷立法與產業政策配套。在外商投資產業政策上，我國將外資準入領域分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四種類型，并明確部分產業或者項目必須由中方控股或不允許外商獨資，未來應該根據國內發展需要進行動態調整。第三，反壟斷審查與國家審查需進一步具體化，并設立獨立的并購審查機構。第四，應強化外資并購反壟斷執行機構的權威。

七、利用外資企業獨資化和外資轉移的契機，推動中西部開發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第一，利用FDI獨資化的積極作用，又要控制其消極影響，防范FDI獨資化的風險。首先，政府需要合理進行產業籌劃，調整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狀況和世界經濟發展動態，確定外商能夠控股、并購和獨資經營的產業領域。其次，對允許、限制的外資控股并購和獨資形式的投資，實行事先審查制度。再次，加快制定實施反壟斷法，防止外商獨資化過程中造成市場壟斷。再者，努力改善投資環境，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最后，內資企業應積極參加外資企業的本土化體系，加入在華跨國公司的產業鏈條。第二，促進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外移FDI 向內地轉移。一是要正視中國二元經濟現實,避免在工業化進程中好高騖遠、急功近利。二是明確由中部省份承接沿海FDI轉移。三是在中部地區選擇區域中心，形成承接沿海FDI 轉移的集群效應。四是培育完整產業鏈，提高企業配套能力。五是努力降低FDI投資成本，提高投資回報率。

八、有效管理外匯儲備，加強我國金融安全

全球經濟失衡，我國作為世界頭號外匯儲備大國，面臨著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和外匯儲備穩定性下降這兩大金融安全問題。為此，必須有效管理外匯儲備，避免國際鑄幣稅的剝削，同時通過人民幣的國際化來分享國際鑄幣稅。第一，對投機資本的流入和外資炒作行為予以密切監控和嚴厲打擊。第二，拓展外匯儲備投資渠道。要跳出流動性管理的框框，進行長期投資，追求高收益。第三，推進外匯儲備多元化，增持黃金儲備；第四，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實現資本項目人民幣自由兌換，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

九、實行“走出去”戰略，推動對外投資與合作的發展

在推動對外投資方面，第一，完善對外投資政策環境，逐漸取消對對外直接投資設置的障礙，實行對外直接投資鼓勵促進政策。第二，推動跨國經營與開放海外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相結合。第三，利用雙邊、多邊和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擴大我國對外投資的領域和范圍。在推動對外承包工程方面，重視國際投資中的市場區位選擇，加強質量管理，重視人才培養和儲備。在推動對外勞務合作方面，要破除對外勞務合作的體制瓶頸，開發多元市場，以及提高勞務人員競爭力等。

第6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一、概述

全球化目前已成為一種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任何國家都要積極加入到這一潮流中，順應經濟變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僅可以促進世界整體經濟迅速發展，而且對國家自身來說，這也是一次發展的機會，在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有效地提升自身實力，同時使本國的經濟環境更適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營造良好的發展條件。對我國的發展來說，全球化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在當前的環境中，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已成為我國重要的經濟活動，這樣的對外貿易所占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就整體而言，當前我國從宏觀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包括稅收以及貸款等方面的優惠，在微觀上，現代企業制度逐漸建立并且不斷完善，這樣有利的國內環境使得我國的對外貿易在近些年中呈現增長的態勢。但同時要看到，由于經濟政策已經全球性的經濟差異仍然存在，我國的隨外貿易中依然有很多問題與不足，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對外貿易的整體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

二、全球化環境下我國對外貿易的機遇

經濟全球化對每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次擴大自身經濟活動范圍，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機會，對我國來說也不例外。當前，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深水期，對外貿易活動也在經歷著轉型與完善，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使得對外開放有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同時這樣的全球化模式也給我國的對外貿易帶來了更多的合作機會。

1.增加對外合作

作為我國經濟活動的主要類型，對外貿易合作所占的比重在不斷上升，但一國要想更好地實現對外貿易額的增長，首先就要擴大與他國的合作范圍，最大限度地增加合作機會。在過去傳統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由于眾多規定限制的存在，貿易壁壘十分嚴重，各國的關稅問題以及具體的對外貿易合作方式都不相同，各國上處于一個比較封閉的環境中，但在當前的環境中，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貿易壁壘不斷被打破，全球各種貿易組織逐漸增加并且制定了很多適合國際貿易往來的條約，這樣的環境使我國更加方便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增加了交流往來的機會，在與其他國家合作的過程中促進我國進一步完善我國自身對外貿易的機制同時增加貿易額度，促進經濟增長。

2.完善貿易機制

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對外貿易活動起步較晚，發展較慢，這是由于我國的歷史因素和現地社會體制等綜合情況所導致的，所以我國要想融入全球經濟發展中，就需要不斷完善自身，從體制上進行改革，使我國的對外貿易更加符合國際發展的要求。在貿易體制上的改革要順應全球發展的潮流，向其他國家的學習，在不斷地磨合借鑒中實現自身的完善與改革。全球化環境下各種集中在同一環境中進行貿易往來，有利于學習其他國家對外貿易的運行策略，同時吸收國際通行的貿易法則，防止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引起糾紛，促進對外貿易的規范化、科學化。

3.提升經濟實力

積極參與對外貿易活動是我國當前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一項，擴大對外貿易的范圍、增強實力也是帶動我國整體經濟實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過去的環境下，我國也進行對外的貿易來往，但從整體上來說處于初級階段，貿易額較低，無法實現較大的突破，如今在新的國際環境下給與我國更多的發展機會，營造一種良好的對外貿易活動的環境。從近些年我國的對外貿易額以及其占國家經濟發展總量比重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實力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由此可知出，全球化的環境不僅使我國的對外貿易得到發展，同時也為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增長機會。

三、全球化下我國對外貿易的挑戰

雖然全球化為我國的對外貿易以及整體經濟發展都帶來了新的機會，使我國更好地融入世界發展的潮流中，實現自身發展。但同時也要注意到，當前我國在全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這其中既有我們自身體制不完善、政策不健全的問題，也有全球貿易障礙以及其他國家可以破壞阻撓的因素，綜合起來，這些都是我國的對外貿易所面臨的挑戰，需要在以后的發展中予以解決。

1.政策不規范

一國在進行對外貿易的活動中，除了良好的客觀環境，也需要規范科學的國內政策的支持，在這一點上，目前我國還欠缺較多。在我國企業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往來或參與全球性的經濟活動中時，總是缺乏良好健全的政策支持，這讓我國的企業面臨著更多的障礙。如今全球企業更多的進行共同的貿易活動，缺少規范的政策支持使得我國對外貿易增加了很多障礙。

2.國際貿易壁壘的存在

盡管當前全球的貿易活動逐漸平等化、開放化，但貿易壁壘仍然存在，如我國經常在對國外的產品銷售中遭遇反傾銷調查，一些國家會針對我國部分產品提出傾銷的質疑，并且開出“天價”罰單，這些情況都使得我國企業的對外貿易活動存在很多障礙。貿易壁壘也讓我國企業在一些全球經濟活動中處于被動狀態，無法很好地進行合作，這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往來的主要問題。

四、結語

當前的全球化環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活動來說是有利有弊的，它既為企業參與更多更大的經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提供了新的機會，但同時又給我國的企業提出新的問題與挑戰。但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對外貿易活動也要繼續強化，這是世界發展的潮流，也是我國壯大自身實力的需要。我國必須不斷完善自身，更好地參與到全球的活動中，促進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提高我國的經濟實力。

作者:馮毅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顧國達.中國對外貿易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2]汪五一.中國對外貿易[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第7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俄羅斯遠東地區；遼寧省；經濟開發

中圖分類：F125.551.2；F151.25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09)06－0014－03

一、俄遠東開發戰略的主要內容

俄遠東大開發的戰略思想從前總統葉利欽在任時就已經提出，其重要標志就是在1996年4月制定的、葉利欽總統親自簽署的《1996－2005年遠東與外貝加爾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聯邦專項綱要》。2001年下半年，普京總統授權遠東地區各界代表對該綱要進行重大修改和補充。2002年3月19日，俄政府頒布第169號決議，批準實施該綱要。2007年1－2月，俄政府成立了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發展問題委員會，統籌俄遠東大開發進程。在該委員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上，提出了比較全面的俄東部地區發展與改革的戰略構想。2007年8月，俄政府批準了《遠東與外貝加爾地區2013年前經濟社會發展聯邦專項綱要》。

以此綱要為代表的俄遠東大開發國家總體戰略的實施政策內容包括：第一，增加對東部地區開發的財政支持力度，俄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投入9萬億盧布用于東部開發事業。第二，力圖通過國際合作促進東部開發的進程。東部地區的開發計劃明確確認燃料動力綜合體、漁業綜合體、森林工業綜合體、國際能源合作等領域為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重點優先產業領域，并確認了這些國際合作優先領域對東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第三，加強重點經濟地理區域的開發建設，主要是在重點區域興建自由經濟區。通過在東部地區建設自由經濟區的方式提高其自身的經濟發展動力。第四，重視各種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重視國際鐵路設施建設和相關的鐵路運輸網絡體系建設。第五，計劃放寬移民限制。主要吸引獨聯體國家的合格勞動力進入俄東部地區。

二、俄遠東開發戰略對擴大遼寧對外開放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擴大遼寧對外開放的空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遼寧發展的空間取決于開放的空間。目前，遼寧省的外貿進出口主要集中在歐美日韓等國家和地區，對俄貿易相對重視不夠。俄遠東大開發戰略的提出為遼寧開拓俄市場、擴大對俄貿易創造了機遇。俄遠東地區需要引進中國東北地區的資金、技術、商品和勞務。遼寧省作為東北地區的經濟強省、我國重要的裝備和原材料工業基地，具備參與俄資源開發合作與投資的實力。遼寧將俄羅斯作為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的首選地區之一，進一步擴展對外開放的空間正逢其時。

(二)有利于提升遼寧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

長期以來，日本、韓國在遼寧對外經貿活動中居主體地位，而俄羅斯則處于補充地位。雖然近年來遼寧省對俄貿易額逐年攀升，但對俄貿易額占全省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偏低(不足2％)。遼寧省同俄羅斯開展經濟合作所具備的地緣優勢、產業優勢和經濟互補性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俄遠東大開發戰略的提出為提升遼寧對俄貿易水平創造了條件。俄遠東將加強重點經濟地理區域的開發建設，興建自由經濟區，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這為遼寧省建筑材料及工程承包等優勢產業進入俄市場帶來機遇，并有望提升雙方的貿易與投資水平，進而使遼寧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再上一個臺階。

三、遼寧發展對俄合作的可行性

(一)遼寧發展對俄合作的基礎條件

首先，遼寧開展對俄經貿合作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在東北四省區中，遼寧是唯一不與俄接壤的地區，但與我國南部省區相比，卻是所有沿海省份中地理位置最接近俄羅斯的省份。它地處東北亞地區的核心位置，輻射能力很強，是溝通東北亞與歐洲的重要通道和窗口，有望成為俄東部地區國際物流大輸送的重要出海通道。

其次，雙方經濟互補性強。一方面，俄工業發達、門類齊全，有著較雄厚的經濟技術基礎、較完備的基礎設施條件，科技人才充足。毗鄰中國東北的俄遠東地區能源儲量豐富，盛產礦物和木材，且尚未得到充分開發利用。另一方面，遼寧原材料工業、裝備工業雄厚，輕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有了長足發展，在經濟轉型中能源原材料約束日趨嚴重。雙方在經貿結構上存在的差異為“互通有無”創造了條件。俄羅斯重工業、采掘業比重大，有向遼寧提供機械設備、礦產品及各種原材料的能力；遼寧農業生產、輕工業產值比重相對較大，有條件向俄出口農產品、輕紡產品和各種日用消費品。因此，雙方合作潛力巨大，彼此取長補短、互利合作，可以更好地促進各自經濟的發展。

最后，雙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礎。“一五”時期，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156個重大項目有24個建在遼寧，占15.4％。上世紀80年代末遼寧對俄經貿合作開始起步，已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新西伯利亞州建立了友好省州關系，并先后和新西伯利亞州、伊爾庫茨克州、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薩哈共和國及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簽署了長期友好合作協議，與濱海邊疆區、克麥羅沃州、薩哈林州等地區也保持了經常性的交往。各市還與俄有關地區的對口城市建立了十對友好城市。雙方人員的頻繁交往，促進了經濟、貿易、科技、文化、體育、醫療等各個領域的合作與發展。

(二)遼寧發展對俄合作的潛力

第一，傳統貨物貿易仍有拓展空間。2000年以來，在中俄貿易整體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遼寧的對俄貿易取得了顯著進展，雙方貿易額從2000年的2.37億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13.5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28.97％。遼寧對俄出口商品結構出現明顯變化。目前，遼寧對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機電產品、鋼材、紡織服裝、水海產品和耐火磚等，其中呈明顯增長態勢的是機電產品、鋼材和水海產品，其在遼寧對俄出口中的比重已達一半以上，特別是電視機、音響設備等電子產品的出口增長較快。這說明，在對俄出口中，遼寧省優勢行業的產品出口量不斷擴大，并形成對俄出口的比較優勢。由于俄羅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出現經濟結構實質性的轉變，上述比較優勢仍可成為遼寧開展對俄貿易的基礎。在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遼寧仍具有進一步拓展俄羅斯市場的空間。

第二，雙方具備加快投資合作發展的條件。遼寧在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中，始終把俄羅斯市場作為首選地區之一。截至2008年上半年，遼寧在俄羅斯設立境外投資項目共116個，總投資1.4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8 000萬美元。當前，俄羅斯對外部資本需求強烈。根據俄政府制定的

2010年前經濟翻番和2020年現代化的快速趕超戰略目標，未來十多年間要投入2萬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其中至少1／3須由外資來填補。近年來，俄政府非常重視招商引資工作，制定和完善了關于外國投資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同時在稅收和關稅等方面放寬政策。與此同時，俄政府撥款80億盧布建設六個經濟特區，并專門制定了《經濟特區法》，明確規定了人駐企業享有的各項優惠政策。此次出臺的俄遠東發展戰略中設定了一系列大型投資項目，涉及石油加工、造紙、金屬冶煉、木材和漁業等。上述投資項目均需要大規模的外國投資。隨著遼寧經濟的發展，已初步具備了深度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對外投資能力持續增長。因此，雙方在投資合作方面有望加快發展。

第三，科技合作可發揮更突出的作用。俄東部地區科技實力雄厚，能夠與遼寧省現有科技潛力實現有效對接。在科學技術領域，俄一直非常重視基礎研究。在物理、天文學、天文物理、地球學、生命科學等領域集中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并取得了許多重大科研成果。在高科技領域中，俄羅斯的航空航天技術、能源產業(水電、火電、核電、核能)、太空能源技術、激光技術、新材料技術、化工技術、生物工程技術、造船技術、地鐵技術、微電子技術等均居世界領先地位，其中航天、激光、新能源等領域具有明顯優勢。遼寧省在航空、新材料、超精密機械、水處理、環保、生物工程、水下高科技等方面與俄羅斯開展合作潛力很大。目前，遼寧省的高新技術產業以新材料、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和先進制造業為四大主要產業。全省有三個國家級高新區和四個省級高新區。其中，沈陽先進裝備制造園、大連生物醫藥園、鞍山環保產業園等特色產業園成為具有產業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沈陽、大連為核心，以沈陽一大連沿線為高新技術產業增長帶的格局。這一格局也是對俄科技合作的重要載體。

四、對策建議

(一)實現雙方戰略的銜接

2007年8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東北地區振興規劃》，首次明確了東北振興的總體目標、具體內容，確立了“四基地一區”的目標定位，為新階段遼寧的全面振興指明了前進方向。遼寧省省長張文岳根據《東北地區振興規劃》提出了遼寧的振興戰略，包括著力發展基礎裝備、通用裝備、成套裝備、運輸裝備和國防裝備，加快形成沈西工業走廊裝備制造業聚集區和大連“兩區一帶”裝備制造業聚集區；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依托我省的創新資源和產業基礎，做大做強電子信息產業、航空產業、生物產業和新材料產業，形成高技術優勢產業集群，建設大連國家軟件產業基地和出口基地；大力發展高加工度原材料工業，重點建設撫順石化、大連石化和大連西太平洋等千萬噸級原油加工基地，努力把大連、撫順和遼西沿海城市建成新型石化基地。俄遠東地區自蘇聯時期起就是全俄的原材料基地和軍事工業基地，具有雄厚的資源基礎、軍事工業基礎和科技潛力，因此圍繞振興東北及遼寧的“四基地一區”的目標定位，加強同俄遠東地區在上述領域的合作，將有助于遼寧振興戰略的實現。

(二)遼寧應全方位、深層次地開發俄市場

目前，遼寧對俄合作整體水平不高。為提高對俄經貿合作水平，遼寧應拓寬對俄市場的開發領域，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開發。不僅要利用俄羅斯遠東大開發的有利時機，開發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市場，還要漸次推進，開發西伯利亞及歐俄市場；不僅要開發商品市場，還要開發其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等。

(三)政府應為企業開展對俄合作創造條件

首先，政府應注重培育合作主體，加快培養一批熟悉俄市場、具備自主創新能力的優秀企業，不斷創造條件，鼓勵其與俄相關企業開展合作。其次，應努力搭建各種類型的對俄合作平臺，如充分發揮各類開發區的功能，為企業和產業技術創新提供有效的合作平臺。最后，應建立對俄投資風險評估體系。遼寧出現過部分中方投資企業在俄羅斯投資失敗的案例。因此，構建遼寧對俄投資風險評估體系，可以對投資風險進行全面防范和控制，以規避可能帶來的損失。

(四)積極制定遼寧省對俄合作規劃

遼寧省應密切跟蹤俄遠東開發的最新動態，并對俄市場開展全面深入的調研，根據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總體規劃和俄遠東大開發的戰略規劃，結合本地區的發展潛力，制定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對俄合作戰略升級的總體規劃，制定對俄經貿合作的激勵政策，確立各領域合作的工作目標。

第8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博弈論；貿易摩擦I帕累托改善

中圖分類號：F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9-0101-01

當今世界，國際貿易具有強烈的沖撞與協調、競爭與合作的博弈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WTO的誕生，人們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贏的局面并沒有如期出現，相反的，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國際產業結構靜態上的重構和動態上的脫節，各國強調國家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各國依然堅持自身的權益，不肯放棄獨立自主的方針政策，從而導致國際貿易的摩擦此起彼伏：如何化解貿易摩擦，實現貿易各方的非零和博弈成為了各國面臨的重大課題。即國家如何選擇國際策略，以實現國家之間的非零和博弈，達到共贏。

1　模型的建立

下面從一個簡單的兩國博弈模型分析人手，闡述了國家間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和帕累托改善為每個博弈參與者所帶來的收益分配問題，以及不同實力國家參與世界經濟博弈的動機、預期和采取的策略。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假設參與博弈的只有兩個參與人A和B，每個參與人都有策略1――獨立行動和策略2――協調行動可供選擇，在這個同時行動的博弈中，有兩個純策略納什均衡，兩個策略組合的收益分別是(1，1)和(2，2)。

在非合作狀態下。每個參與者的獨立行動都無力協調另一個參與者的策略選擇以達到最優的帕累托優等均衡的策略組合而獲得最大收益(2，2)，導致博弈過程停留在非效率的均衡狀態，因為在非合作狀態下，導致帕累托最優的納什均衡(2，2)策略組合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即每個參與人對另一個參與人是否會選擇策略2都抱有很大疑問，參與人在這個策略環境中不能協調他們的選擇，這種風險占優的策略選擇導致博弈結果為帕累托次優的策略組合(1，1)，盡管這一策略組合似乎是一種合理的非合作結果，但顯然是一種協調失敗的策略組合。

如果考慮到國家間的經濟競爭或博弈過程并不是前面假設的簡單的一次博弈，而是動態的無限多次的重復博弈。博弈的這一重復特性，為合作的各方提供了審時度勢的空間和權衡得失的機會，各方會考慮到未來效應，因而可以放棄眼前利益，采取政策協調策略，達到帕累托最優均衡狀態。在重復的過程中，任何一個博弈參與者都會意識到合作要遠比互相欺騙更為有利，因此，經濟博弈具有參與方策略相互作用的性質，合作與協調行為可能在非合作的環境里出現。協調博弈的參與方之間策略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相互作用既可能在時期內也可能跨期存在，于是，在博弈中有一個內在的自然的傳導機制，重復進行的博弈過程能使博弈參與方了解其他參與者的行動，參與方活動水平和延時持續存在正相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博弈雙方策略選擇方面的不確定性，這就為國家間通過協作采取協調一致的政策以獲得最大收益提供可能。

2　現實意義

要實現共贏性博弈，必須在博弈方之間建立一個有效的“觸發器”，或稱“激勵相容”機制。它是一種通過報復或懲罰的約束來維護長期合作的行之有效的作法。要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貿易自由化，就得簽訂多邊貿易協定。

要更進一步，按照國家實力的大小及其在博弈過程中的利益分配關系，把國家間的合作博弈關系簡化成下面幾種情形：

(1)實力較小的國家的博弈策略。

小國或實力較小的國家在世界經濟運行中常常處于從屬地位，在參與博弈的過程中，一般有兩種策略：第一種是傾向于同大國合作的策略，積極參與大國主導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但其實際的收益與前面分析的理論預期并不一致，因為在這種大國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中，是由大國制定策略及協調的規則，協調收益的分配也同樣由大國主導，這種情況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小國對大國的政策依附，實力越小，依附性越大，政策協調的成分越少。于是就有了第二種策略，不甘心依附于大國的小國之間的保證型博弈策略，多個小國存在共同的合作利益，即通過組成相對穩定的經濟聯盟，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國際經濟博弈并共同分享協調收益，改變與大國的實力對比關系。保證型博弈的關鍵是博弈參與方遵守承諾，認識到采取合作會給對方和自己帶來更大的收益，即合作前的初始位置與收益最大的帕累托邊界線之間的距離較大，有較大的收益增加空間，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盟的迅速發展就是保證型博弈關鍵是承諾的具體實踐。

(2)實力較大的國家的博弈策略。

實力較大的國家在博弈中同樣面臨兩種策略：一是現實中常見的大國與小國結成不同形式的經濟聯盟并進行政策協調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大國在聯盟中具有絕對的主導權，它可以通過制定政策協調的規則來保證其收益。但有的時候大國出于長遠考慮可以暫時犧牲自己的利益以維持與聯盟中小國的關系。在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就是這種典型的博弈關系。二是大國與大國之間，或者大的經濟集團之問的博弈，由于實力大小或者國家大小是相對概念，因此，這種博弈可能是世界性的，如美俄、歐美、中歐、中美之間，也可能是區域性的，如中日、中俄、中印、英法之間等。大國之間的博弈關系與已經討論的小國與大國、小國與小國之間的博弈關系不同，大國之間共同的利益不在于收益，而是在于減小因策略協調失敗而造成的損失，維持現有的收益水平和保持已經取得的利益優勢，這一共同的利益即決定了大國之間進行策略協調的動機和方式。從西雅圖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不斷重復無果而終的結局?？煽闯觥４髧g存在激烈的競爭，談判往往是曠日持久的。

3　模型的擴展

多邊博弈關系往往是多個雙邊博弈交織的結果。前面討論的模型一直局限在假設只有兩個國家的情形，如果是像WTO機制這種多個國家參與的情況會怎樣呢?實際上多個國家的情況仍然可以通過簡化成兩個參與方的情況進行討論，比如可以考慮一個國家和其余所有國家之間的博弈，或者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聯盟，也許更常見的情形是一個國家同時參與多個兩國博弈，同樣還是國家的實力決定了在博弈過程中的動機和預期收益。前面的分析表明，在兩個國家的博弈中，可能只有一方獲益，可能雙方都獲益，也可能雙方都不獲益。為了雙方都能獲益，國家間需要根據一定的規則進行相互的政策協調，以國家個體的最大利益與國家間合作的共同利益是否一致為標準，可以將國家間的政策博弈分為合作型博弈和非合作型博弈。國家間的博弈屬于哪種類型取決于國家間實力對比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利益分配關系。

4　非零和博弈的實現對中國的啟示和意義

(1)中國要打破與美國、歐盟等貿易方現有的零和博弈或負和博弈局面，必須致力通過參與多邊貿易談判和完善WTO規則來約束美、歐等國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和高新技術貿易設限行為。作為中國自身，也得進一步推進國內市場開放。

第9篇：國際經濟合作的類型范文

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投資的產業遵循著這樣一個規律：由第一產業逐步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換，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最早的投資大多是為了獲得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中間產品等，其投資產業往往是采掘業和一般制造業。隨著技術進步、企業經營能力的提高和國際經濟合作的加強，投資轉向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以謀取更高利潤。全球戰略的制定，又使投資方向轉移到快速增長的第三產業上。這一投資的階段性規律實際上也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化的躍升期，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要遵循產業遞進規律，在繼續擴大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投資的基礎上，爭取在較短的時間里跨越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個階段，最終在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領域參與國際競爭。

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遞進僅為一般規律，并不要求所有企業都按照這一規律決定投資方向。只要企業有充分的比較優勢，同樣可以在較高級的產業領域投資。一些企業為了獲得先進技術，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同樣是可行的。

二、發揮產業組合比較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還取決于產業內優勢企業的組合狀況。鑒于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收集相關信息成本相對增加，投資項目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因此，組建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優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方向?，F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優勢本質上是一種“組合優勢”，是該產業內各廠商經濟優勢的集合。但是產業的各種優勢卻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業中。只有當化單個企業的分散優勢為產業整體優勢成為可能時，才能不斷擴大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經濟空間。

集團的組建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在產業內實行企業間的聯合，也可以實行跨行業的企業間聯合，只要組建的企業集團能通過內部化提高經營效益，對外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將大為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經濟上的國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國家企業在生產的各個環節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國內合資企業的普遍成功說明國內企業可以同國外企業合作，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強調產業內部化，還要奉行產業內部化與全球化并舉戰略。

三、把握區位比較優勢

通過企業組合的方式能夠體現產業的一定優勢，但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的是相對于一定區位的投資優勢，即母國某產業相對于東道國同類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經濟依據，也是使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獲益的內在經濟根源。當投資者結合本身產業特點合理選擇和利用東道國區位要素時，就會強化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優勢或產業比較優勢，使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反之，如果投資者對區位選擇不當，不僅不能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還可能造成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或失敗，使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受阻。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區位選擇與投資產業及投資者比較優勢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爱a業選擇”是將其“區位選擇”包含在其中的，選擇了不同的“區位”，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要符合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和其經濟基礎水平。各國對來自國外的跨國公司投資產業領域都有明確的規定，哪些產業屬于鼓勵投資領域，哪些產業屬于可以投資領域，又有哪些產業屬于禁止投資或有限制投資領域。進入東道國之前必須了解這個國家的有關吸收投資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對投資目標市場的經濟發展水平，包括市場潛力、市場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進入目標市場的產業所占有的市場不但存在未滿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應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首要條件。市場有發展潛力，企業才能在滿足消費者潛在和未來的需求中得到長期發展。該市場有一定的購買力，能取得一定的銷售額和利潤，這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重要條件。因為市場上僅存在未滿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現實的購買力，形成足夠的銷售額。如果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現實的市場。企業不能從市場的銷售中獲得必要的利潤，就沒有進入該市場的價值。

進一步看，我們前面所說的產業“組合優勢”，也必須以投資的區位特征作為優勢的“組合”基準。按照區位經濟特征組合產業優勢，是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的有效途徑。

四、高新技術產業跟隨

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企業跨國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領域。中國雖然在總體產業技術水平上落后于經濟發達國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開發領域卻具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高新技術產業覆蓋了新材料、生物與醫藥技術、機械制造、新能源、現代農業、生態與環保、電子信息等領域。同時中國通過利用電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對能源、化工、機械、冶金、輕紡、食品等傳統行業進行滲透與改造，大批高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使傳統產業迅速升級。目前階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國內產業化條件尚比較缺乏，因此，可以考慮先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或與外國合作進行產業化，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國在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并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一直以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嚴重偏少。在目前發達國家已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應該在其市場的不同部分、技術的不同層次、產品的不同類型方面進行滲透型投資，利用其技術和技術人員進行生產，縮短技術獲取的時間，并及時向國內相關產業傳輸，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同質性要求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強調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趨勢相偶合。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而且也表現在產業結構上。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已經或正在向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化。而我國卻處于完成傳統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工業化兩個階段的重疊進行時期。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不僅要考慮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更應該充分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從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躍遷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方式轉變為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即在建立國際生產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形成對國內粗放經濟的某種擴張效應，這可以說是我國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國際生產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宏觀經濟運行質量，應當是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核心問題。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國外“資本過剩型”的直接投資，而是為了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重心應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在國際投資領域，廣泛拓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場所，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對外投資的非選擇性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對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來說，其投資的“機會成本”通常比“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要高，即這部分資本在國內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其轉向海外投資的“代價”。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潛在投資機會日益增加，這種機會成本還會有所上升。彌補這種機會成本的主要途徑，便是在國際投資領域尋找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方向。另外，選擇直接投資于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有利于為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讓出一定的經濟空間，從而促使本國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

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各項基準的綜合運用，而并不是某一單項基準所能決定的。作為選擇基準，上述基準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約束在性質上是不完全相同的，“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約束，這就是說，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只要具備這種優勢，便具備發展跨國投資的前提條件。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產業選擇已處于最優狀態，相反它可能遠離最優狀態，甚至是一種對國內產業成長并無實際意義的投資選擇。因此“產業選擇”還必須加進“產業內垂直貿易量”的約束條件。符合這一約束條件的國際投資，將通過貿易機制向國內相關產業傳遞增長動力，為國內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市場條件，“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也給出了“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的基本形成方式，即這種優勢的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過程，不是現有優勢的隨意組合，或者說，這種優勢也是選擇的結果。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則是這一選擇的基本指標，即組合而成的區位比較優勢，應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改進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