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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國
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整體性變遷,人們的生活世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而在此日新月異的現代化轉變背景中,作為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現代性”便成櫓泄學界討論任何問題都無法回避的知識背景。
這一名詞在當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頻頻出鏡,影響幾乎已經輻射到了整個學科研究領域――自90年代以來,可以說,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進入實際運用中,這一概念卻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標準,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誤用,如溫儒敏就曾批判過當下學界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1]。這一問題甚至體現在了海外漢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論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一種對“現代性”的“本質性的拜物癖”現象。
針對這一學界現象,美國羅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現代性研究中簡單的二元邊界為主旨,憑借一種廣泛比較的全球性眼光,取鑒多元,聽取各方聲音,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的論文集。論文集中匯聚了北美漢學界12位年輕學者的論文成果,從小說、戲劇、電影和文學史等多個視角,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文化生產者所開拓出的與西方經驗所不同、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特有的現代性。從該論文集中也可以管窺美國漢學界現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也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關于“現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謝立中教授曾專門著文《“現代性”及其相關概念詞義辨析》[3],來一一闡明“現代性”(modernity)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現代”(modern)、“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詞的界定問題。謝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獻的實際運用中,這幾個詞的涵義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說,“現代性”這一范疇在西方近兩三百年的發展積累過程中,幾乎已經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東西。對于究竟什么是“現代性”,研究者們都基于自身的立場和語言背景,而引發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由此可見,一個統一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無論側重哪個方面,都會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當代學者紛紛開始嘗試從多元的角度解讀現代性,甚至產生了“多元現代性”(mutiplemodernities)這一新概念。“‘現代性’作為一個能包容各種異質因素的觀念,它的使用可以說打破了多年來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一元論文學史完整圖景,各種差異、悖論、矛盾得以發掘呈現。”[4]正是因為現代性具有“不斷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質,才能使得“現代”這一概念能夠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中,與“傳統”分裂開來。
然而往往在此類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中,因為理論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質,導致“現代性”最終被當成了一種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即被稱作是“無邊的現代性”的理論隱憂。在此類研究中,甚至還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悖論。例如類似于60年代興起的許多“革命樣板戲”的“現代性”意義,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有批判和“紅色經典”美稱兩種評價并存的諷刺性對比。[5]
故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多元的現代性”的研究到底該如何展開,是一個值得人思索的話題,這也是羅福林論文集所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論文集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緣起于200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一次題為“有爭議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的視角”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的不同議題和學術報告都顯示了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共同發展趨勢:打破傳統的二元法研究方式,從概念和方法論上重新架構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論文集的核心觀點認為,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不應該再被各種傳統的分野所束縛,歷史的宏大敘述和日常經驗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國本土與海外僑民的對立,城市和鄉村的分解,性別的區分,社會階級的差異,甚至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區分,所有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變、可商榷的,是應該被重新審視的,并意圖探索各種傳統二元分野中的互動和流動性。論文集分為“重寫文學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啟示錄”和“全球資本下的道德主體”三個部分展開。
作為一本論文集,本書最重要的思想傾向表現在羅福林教授所撰寫的前言及文集選材、編撰上,雖然本書中收錄的所有論文,可能并沒有完全表現出羅福林對中國文學的整體認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論文集的誕生,仍體現了一種具有啟發性、值得繼續的嘗試。尤其是羅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對北美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過去、現狀和未來作出了精彩的論述。
在序言中,羅福林著重強調“現代性”這個詞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個來自于西方的名詞;同時因為受到對西方的推崇,在中國,“現代化”與“西方化”的意義往往不自覺的被等同了。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理論,羅福林指出因為本身可以說是一個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運動(強調西方文化霸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落后的慣性思維),以及五四一代相關的理論造成西方漢學界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的特殊心理,形成了雙重“東方主義”[6]的認識局面。因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現代性,同時避免將現代性與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告訴我們,或許應當拓展視角,將文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來進行解讀。例如本部論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疇十分多元,無論是現代性理論、研究現象,還是含有現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現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學)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重寫文學史”,羅福林借用了這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盛行于中國學術界的概念。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海外學者,“重寫文學史”的目的都是為了打破以五四文學傳統為正宗的“經典”書寫模式,來重新拷問、思索和發掘那些在歷史書寫過程中長期被忽視、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現象,進而重建動態的文學世界。文學史需要被重新審視,但是該“如何”重寫則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在。
在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論,提出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起,在美國漢學界所迷戀和依賴的幾個重點大詞匯中,“現代性”是最突出的一個。文學現代性常常被定義為一種始于五四時期的一場與“傳統”的裂變。這些研究往往接納歐洲的理論結構,總是事先假設中國存在一種龐大、并且堅如磐石的中國傳統,然后,再把這一傳統與現代文學相對立起來,而無視中國文學中存在的真實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學經典為參照系,早期漢學家不得不時常為他們所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充滿“次等作品”而發出嗟嘆,憂國憂民的感嘆中國的偉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楊曉濱(Xiaobin Yang)則是從中國學界對“后現代”這一熱門概念的討論出發,揭示出這類對于中國“后現代”先進性的鼓吹,其實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對于“現代性”的戲仿和解構,仍體現出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舊有觀念。因此,楊曉濱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鄧”理論,來強調中國式的“后現代”在全球“后現代”話語中獨特性。
“重寫文學史”也體現在用顛覆性的視角和理論來挑鷸髁鞴勰睿而女性主義研究就承擔了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對白薇與文學左派的研究,不僅使那些被公眾和學術遺忘的作者重回歷史的舞臺,也糾正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婦女的認識。杜林認為以白薇為代表的女作家標志著婦女在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中逐漸發揮作用的開始,因此,她更強調“創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創作”。她的研究強調的是從現代性出發,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義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權社會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過程。梅根?費里(Megan M.Ferry)的論文則闡釋了現代文學是如何借“女性主義”,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國家話語之中的。鄧津華(Emma J.Teng)則試圖在她的論文中跳出中國內地文學的范圍,在更廣闊的地理觀念上探討什么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到底是一個政治、文化、語言概念,還是一個種族概念?有“中國性”的中國臺灣、海外華人社會、非中文的華裔文學到底算不算是“中國文學”?她的論文幾乎打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和新興中國流散文學之間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節抵制、解構了那種對于本質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癡迷,即所謂“中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經典”、“華人”或“新女性”。這種反本質主義的實現本身,可以說是從某種層面上實現了“重寫文學史”的目標,而不是組建成另一種擁有“另類”外表的現代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歷史的宏大敘述中拯救對“日常生活”的表現,同時也結合了1989年以來文學創作和日常體驗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們對清末以降文學創作與活動的研究與書寫,常常局限在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中,或者過于強調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重視“大歷史”的書寫,而忽視了個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經驗。在論文集中看來,歷史一樣可以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創作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對20世紀末小說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在現代性中發掘世紀末情懷的意圖,他在“歷史小說”中看到的就是一種歷史的重復性或毀滅性。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的論文則研究了留學生話劇《大流放》新穎、怪異的表現形式,以及導演借助表面膚淺、戲謔的形式所表達的對個人危機和文化沖突的深刻思考。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電影和戲劇也常常表現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經驗。柏佑銘(Yomi Braester)的論文則探討了賴聲川、蔡明亮和楊德昌電影中的臺北市――與城市一起拆毀的不僅僅是集體意識,更是對身份的毀滅。但另一方面,當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分野消亡,當城市的公共與私人的邊界不再分明時,可滲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與這部分其他幾篇論文相呼應,吳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強調李國修和他的“屏風表演班”其實是在以笑和幽默來應對后“解嚴時代”臺灣那些驚人的發展和變化,并再次說明在李國修看似輕松的系列喜劇中,緩緩呈現的其實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書第三部分更進一步表現了對于日常生活和個體行為的關注。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將個體作為道德與非道德的競技場,關注對那些邊緣化的、不合常規的個體的書寫。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個體的選擇可能符合歷史的走向和發展,更可能與歷史的發展相逆;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可能與社會、國家認可的道德價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滿自傳色彩的創作,認為這一時期的寫作以“消費性”為手段,共同表現了一種重新定義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體性的特點。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關注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都市小說中所展現出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倫理道德困惑、變化與暖昧性。桑稟華(Deirdre Sabina Knight)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讀了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從啟蒙和人文主義的視角來審視許三觀的道德困境。
本書的三個部分共同體現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現代性研究的多元性,歷史、虛構、民族、流散、性別、情感、日常生活、歷史……的邊界被打破。通過跨界,多重話語在這里對話、融合、共生,有著鮮明的跨文化、跨學科、跨語際交流的特征。在論文集中,為了避免跨界中“無邊的現代性”情況的出現,羅福林和論文作者們選擇使用一個與歷史無關的標題――“文化中國”去將這些離散的現象捆綁在一起。
可以說雖然學術背景、出場語境、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仍存在著差異,但在以對話與交流為主調的當代,打破觀念性、時間性、空間性的自我設限,尋求跨地域、跨科際的學術整合,早已成為一種必須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這一論文集表現了一種新興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景觀的輪廓――一種不再僅僅是補救或補漏的術語定義,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構,挑戰或顛覆了傳統的假設和框架。總之,正如羅福林在前言中所說:“這個會議主要是關于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繪制和協定這些邊界,對我來說,這件事本身就是打開這一領域歷史的新一頁。” 雖然論文集中所提及的關于現代性的問題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懸而未決,而且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文集總當前的討論已經為制定了進一步如何解決關于中國文學現代性復雜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試金石。
⒖嘉南祝
[1]參考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第110~118頁。文中提及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會導致三個“危險”:一是現代性被當作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向度被無休止的夸大和擴展,成了“無邊的現代性”。再者,這類現代性探尋的出發點與歸宿都主要是意識形態批判,文學不過是這種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現代性研究中被反復引證的某些基本概念會在不斷重復的論述中定型成新的簡單化的模式,進而束縛對復雜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想象力。
[2]見羅福林《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中第17頁,福格斯所作《現代性的修辭和戀物癖的邏輯》(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謝立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4]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
論文摘要:從古至今,農民始終是社會的主體,他們的生活受到普遍的關注。文人在文學創作上,沒少以“農民”形象為主要描寫的對象。其原因是農民這個角色在社會歷史的演變下,發生了多次的改變。它的每次改變往往伴隨著歷史的巨變,是富有時代意義的。它已成為反映歷史的主角,所以文人通過再現當代的農民生活,寫出了真實的社會形態,還有文人對社會環境的深邃思考,對提高大眾的文化、思想水平功不可沒。反映時代的作品是豐富的文化寶藏,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智慧,改變著社會的環境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1.自給自足經濟下
回顧歷史,當城市僅作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鄉在經濟上差異很小時,我們國家處在小農經濟體制中。自給自足的經濟現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幾乎每家每戶都以田地為謀生手段,也沒有將農民獨立成特殊群體的說法。那么,不難想象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會地主階層猖獗,變換手段壓榨百姓。加之國家征收賦稅嚴重,自然民不聊生。詩人通過寫詩表達對農民的同情,對統治者的憤怒,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之類的這些在當時很常見,詩歌體裁也多種多樣。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
為開端,外國侵略者用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從此中國社會格局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鄉村還保留封建社會的剩余勢力,兩者分化已經很明顯了。外國人將商品經濟引入中國,中國被迫放棄原先的自然經濟。加之中國的一些實業家創辦的民用企業,都在加速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刻變革。此時,城鄉出現二元化經濟,這是直接導致了農民大軍向城市轉移的原因,很多進城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他們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謀生。從此,城鄉的單向流動的狀況鮮有變過。
3.建國后
在“五四新文學”誕生后,文學作品量日益豐富。許多文人開始關注農民工進城這一社會現象,并創作出許多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文人對于這類“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著強烈而執著的興趣,幾乎成為了現當代文學中孜孜不倦探討的主題。分析下不難看出關注“農民工進城”的意義:1.他們是社會的弱者,關注他們的生活有社會意義。2.他們是傳統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質不高,研究他們在社會巨變下,思想軌跡的轉變很有價值。3.他們中的大多人的結局都以失敗而終,究其原因將引發社會深思。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較早的描寫“農民工進城”的小說。有如潘訓的《鄉心》,小說講述了在農村衰敗后,主人公阿貴成為較早一批由農村來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為從此幸福生活降臨,沒料到來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強維持生計都還算困難,阿貴最后灰心意冷。還有王任叔的《阿貴流浪記》也有類似的描寫。處于由殖民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形勢下,農村的自然經濟必然破產。而多年處于傳統安逸下的這些農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在身心上都難以接受。即使他們許多渴望著“城里人的生活”,但沒有意識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轉變,這必然導致失敗。20世紀30年代,作家吳組緗、王統照、老舍等人,對這種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描寫。在長篇小說《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進城。老舍的《駱駝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他的身上擁有著中國人提倡的傳統美德,但最終還是以幻滅結尾。這種結局的實質原因,首先是社會環境不好。而來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鄉經濟破產來到城市尋求謀生。但城市的環境又不能適應,個人本身素質就有限,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只能讓生活牽著走,失敗是必然的。看著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發現他們身上都有可愛之處,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際卻也無可奈何。近代中國的社會改造,由于沒有過渡和引導,對鄉村和農民來說,被迫轉變沒有準備,無法消化,只能不斷造成身體和心靈上的困苦。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流趨于穩定甚至停滯。其原因很復雜,大致有:城市的戶籍制度的建立,阻擋了農民從鄉村涌入城市。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以農村為題材的描寫不再像原先那樣對農村的破敗突出描寫。此時,“農民工”在文學視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紀初到現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差距更大。農村的建設走入瓶頸。戶籍制的略有松動,造成大批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社會現狀的變化,給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時期作品有如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以寫農民陳奐生的視角,來看城市生活的變化。小說《哦,香雪》寫了現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對一位鄉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鄉村少女形象,來寫出無數的鄉村人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會由于過多的農民工進城引發了諸多問題,使得一部分不得不棄城返鄉。這時的文學作品描寫的重點仍是以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設法進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說《到城里去》,還有小說《城市里的一顆莊稼》講述的是名叫崔喜的農村姑娘,為了進城,不惜嫁給死了老婆的30多歲的城里人寶東。小說《富萍》講了農村姑娘富萍來到城市后,對城市生活產生了留戀,為了留在城市,她婚變后選擇了嫁給城里的一個殘疾人。有些小說從另外的角度來寫農村人進城,它們以進城后的農村人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展開描寫。農村人來到城市生活,需要適應城市的環境,從生活方式到價值取向都要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卻不容易,小說《北京候鳥》講述的是來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鳥遷徙一樣,雖然來到了北京,卻不能及時適應都市環境、文化。還有的一直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些農民工重返家鄉,城市生活的歲月成為了一段記憶。文學作品中有較多的返鄉者形象,如小說《歸去》、《蒙娜麗莎的微笑》、《上海一夜》、《異鄉》、《紫薔薇影樓》等等。看似他們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實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經歷對他們將造成一生的影響,城市的生活資料豐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節奏很快。這些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亦有可能影響是負面的。
近現代文學史上,作家通過創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讀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發讀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對社會的思考。農民工作為百年歷史的主角,他們的人生遭際受到普遍關注,探索他們人生的軌跡,對社會思想的進化很有益處。從他們短暫的人生中,看到了社會的縮影,看到了社會變化的過程。文學上對“農民工”的描寫構成了一個系列,這個系列是最具有研究價值的。
參考文獻:
[1]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蘭州大學學報.2008.1
樊星.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文史哲.2009
熊峰.談談我國現代文學中農民形象變化的“軌跡”.九江師專學報.1989
論文摘要:從古至今,農民始終是社會的主體,他們的生活受到普遍的關注。文人在文學創作上,沒少以“農民”形象為主要描寫的對象。其原因是農民這個角色在社會歷史的演變下,發生了多次的改變。它的每次改變往往伴隨著歷史的巨變,是富有時代意義的。它已成為反映歷史的主角,所以文人通過再現當代的農民生活,寫出了真實的社會形態,還有文人對社會環境的深邃思考,對提高大眾的文化、思想水平功不可沒。反映時代的作品是豐富的文化寶藏,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智慧,改變著社會的環境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1.自給自足經濟下
回顧歷史,當城市僅作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鄉在經濟上差異很小時,我們國家處在小農經濟體制中。自給自足的經濟現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幾乎每家每戶都以田地為謀生手段,也沒有將農民獨立成特殊群體的說法。那么,不難想象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會地主階層猖獗,變換手段壓榨百姓。加之國家征收賦稅嚴重,自然民不聊生。詩人通過寫詩表達對農民的同情,對統治者的憤怒,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之類的這些在當時很常見,詩歌體裁也多種多樣。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
為開端,外國侵略者用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從此中國社會格局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鄉村還保留封建社會的剩余勢力,兩者分化已經很明顯了。外國人將商品經濟引入中國,中國被迫放棄原先的自然經濟。加之中國的一些實業家創辦的民用企業,都在加速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刻變革。此時,城鄉出現二元化經濟,這是直接導致了農民大軍向城市轉移的原因,很多進城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他們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謀生。從此,城鄉的單向流動的狀況鮮有變過。
3.建國后
在“五四新文學”誕生后,文學作品量日益豐富。許多文人開始關注農民工進城這一社會現象,并創作出許多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文人對于這類“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著強烈而執著的興趣,幾乎成為了現當代文學中孜孜不倦探討的主題。分析下不難看出關注“農民工進城”的意義:1.他們是社會的弱者,關注他們的生活有社會意義。2.他們是傳統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質不高,研究他們在社會巨變下,思想軌跡的轉變很有價值。3.他們中的大多人的結局都以失敗而終,究其原因將引發社會深思。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較早的描寫“農民工進城”的小說。有如潘訓的《鄉心》,小說講述了在農村衰敗后,主人公阿貴成為較早一批由農村來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為從此幸福生活降臨,沒料到來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強維持生計都還算困難,阿貴最后灰心意冷。還有王任叔的《阿貴流浪記》也有類似的描寫。處于由殖民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形勢下,農村的自然經濟必然破產。而多年處于傳統安逸下的這些農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在身心上都難以接受。即使他們許多渴望著“城里人的生活”,但沒有意識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轉變,這必然導致失敗。20世紀30年代,作家吳組緗、王統照、老舍等人,對這種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描寫。在長篇小說《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進城。老舍的《駱駝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他的身上擁有著中國人提倡的傳統美德,但最終還是以幻滅結尾。這種結局的實質原因,首先是社會環境不好。而來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鄉經濟破產來到城市尋求謀生。但城市的環境又不能適應,個人本身素質就有限,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只能讓生活牽著走,失敗是必然的。看著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發現他們身上都有可愛之處,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際卻也無可奈何。近代中國的社會改造,由于沒有過渡和引導,對鄉村和農民來說,被迫轉變沒有準備,無法消化,只能不斷造成身體和心靈上的困苦。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流趨于穩定甚至停滯。其原因很復雜,大致有:城市的戶籍制度的建立,阻擋了農民從鄉村涌入城市。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以農村為題材的描寫不再像原先那樣對農村的破敗突出描寫。此時,“農民工”在文學視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紀初到現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差距更大。農村的建設走入瓶頸。戶籍制的略有松動,造成大批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社會現狀的變化,給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時期作品有如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以寫農民陳奐生的視角,來看城市生活的變化。小說《哦,香雪》寫了現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對一位鄉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鄉村少女形象,來寫出無數的鄉村人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會由于過多的農民工進城引發了諸多問題,使得一部分不得不棄城返鄉。這時的文學作品描寫的重點仍是以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設法進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說《到城里去》,還有小說《城市里的一顆莊稼》講述的是名叫崔喜的農村姑娘,為了進城,不惜嫁給死了老婆的30多歲的城里人寶東。小說《富萍》講了農村姑娘富萍來到城市后,對城市生活產生了留戀,為了留在城市,她婚變后選擇了嫁給城里的一個殘疾人。有些小說從另外的角度來寫農村人進城,它們以進城后的農村人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展開描寫。農村人來到城市生活,需要適應城市的環境,從生活方式到價值取向都要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卻不容易,小說《北京候鳥》講述的是來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鳥遷徙一樣,雖然來到了北京,卻不能及時適應都市環境、文化。還有的一直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些農民工重返家鄉,城市生活的歲月成為了一段記憶。文學作品中有較多的返鄉者形象,如小說《歸去》、《蒙娜麗莎的微笑》、《上海一夜》、《異鄉》、《紫薔薇影樓》等等。看似他們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實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經歷對他們將造成一生的影響,城市的生活資料豐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節奏很快。這些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亦有可能影響是負面的。
近現代文學史上,作家通過創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讀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發讀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對社會的思考。農民工作為百年歷史的主角,他們的人生遭際受到普遍關注,探索他們人生的軌跡,對社會思想的進化很有益處。從他們短暫的人生中,看到了社會的縮影,看到了社會變化的過程。文學上對“農民工”的描寫構成了一個系列,這個系列是最具有研究價值的。
參考文獻:
[1]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蘭州大學學報.2008.1
[2]樊星.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文史哲.2009
[3]熊峰.談談我國現代文學中農民形象變化的“軌跡”.九江師專學報.1989
關鍵詞:新教育;人的現代化;持繼現代化
一、引言
通過教育使“整個生活現代化”和“整個壽命現代化”的實質好似在縱向上全面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其中,使“整個壽命現代化”的意向是指在時間上保持現代化進程的“川流不息”。陶行知說:“整個壽命現代化,是一個人一輩子上進,是繼續不斷地向時代的最前線追求”。要通過教育“使眾人養成一種繼續不斷的共同求進的決心”,“活到文秘雜燴網老,做到老,學到老”。因為“時代是繼續不斷前進,我們必須參加在現代生活里面,才能與時代俱進,才能做一個長久的現代人。否則,再過幾年又要成為落伍者了。因此,我們必須拿著現代文明的鑰匙,才能繼續不斷地去開發現代文明的寶庫,保證川流不息的現代化”。夭,’而且,還必須通過普及教育把“活用的文字”和“求進的科學方法”這個鑰匙“從少數人手里拿出來教給大眾”,以實現全民族川流不息的現代化。
二、陶行知“人的現代化”與“持繼現代化”思想分析
陶行知的上述思想含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己涉及到現代化并不是一個固定目標,而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思想。當代學者認為,一個民族的現代化實質上是該民族的文化傳統向未來展開的連續的過程。文化傳統的演進是一個流動與過去、現在,并不斷向未來展開的可能世界。因此,一個民族的現代化并不是一個固定的目標,而是不斷開拓前行。陶行知不僅通過教育使每個人“繼續不斷地去開發現代文明的寶庫”,“做一個長久的現代人”,而且要通過普及教育把全民族引沙鍋不斷“上進”之路,以保證中國的現代化成為“川流不息”的發展進程。
在當時的歷史要件下,陶行知“川流不息的現代化”的意指主要在教人不斷探尋科學技術等許多生產工具,不斷增強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以取物質資料為主要指標的現代化程度,尚未涉及征服對象如何保證被征服,從而實現人類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問題。但陶行知能在中華民族征服自然的主體能力尚十分單薄的歷史時期提出保證現代化“川流不息”地向前發展的見解,對中國現代化無疑具有十分深遠的啟迪作用。一個民族如果一開始就以追求“川流不息的現代化”為目標,當其現代化進展到必須以保護征服對象而實現持續發展的時期,他要把現代化持續發展的主調轉本文來源:文秘站 移到保護征服對象上來顯然是順理成章的。
使“整個生活現代化”指向的是人的現代化問題。當代現代化學者認為,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根本所在。如果社會成員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規范和直接影響其行為選擇的生活經驗等仍然停留在前現代,一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再高也不能被稱為現代化社會。陶行知所謂使“整個生活現代化”,就是要通過教育把全部社會成員從前現代人轉變為現代人。他說,“怎樣叫整個生活現代化?不但是要讀現代書,而且要過上現代整個的生活”。實現這個目標的途徑邊是他大力提倡的“生活教育”。陶行知首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全新教育觀,主要目的是要人在現實生活的一切方面接受現代范式。
他說,生活教育有五個目標,即“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勞動的生活,就是勞動的教育”;“是科學的生活,就是科學的教育”;“是藝術的生活,就是藝術的教育”;“是改造社會的生活,就是改造社會的教育”;(這種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進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好似要用新的學理,新的方法,來改造學生的經驗”。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是動態社會的全部。在社會歷史現代轉型時期,實行“生活教育”,意味著人將不斷吸取新的生活經驗,不斷帶來自身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又必將反過來推動社會現代化向更高層次發展。兩者成為一種前進性的互動關系,推動社會整體的現代化進程。
陶行知一生大力推廣“生活教育”,教人“天天改造,天天進步”,不斷改造舊的“生活經驗,吸取新的生活經驗”。其邏輯結果必然是中華民族成員從物質存在形式上(物質生活條件與方式等)和精神存在形式上(思想、觀念、心理習慣和經驗形態等)全面從傳統社會范式中走出來,并全身心地進入現代社會的精神樣態,成為存在于現代社會中并與現代社會共生共榮的現代人。陶行知對教育“使整個社會生活現代化”問題作過許多帶具體操作性的論述與說明,談到的許多事例都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實事,理論色彩并不濃厚,也未明確說過人的現代化問題,但他這些簡單的講論實際上已提出了人的現代化思想,總體上構建了當代學者關與人的現代化的基本框架。
三、小結
陶行知是一位以實踐見長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并不是現代化理論專家。他的現代化思想貫穿在他對新教育的探討和實踐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但是,他那些不是時閃現的思想火花表明他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認識已遠遠超越了一般性的以工業我們取代農業文明的現代化觀念,己較明確地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必須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心理習慣和人的整體素質全面實現現代化轉型的理論。而且在當時的條件下努力探索通過教育推進中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形式途徑。他的一生為中國現代化作出了十分獨特的貢獻。當然,也必須看到,中國的現代化無論是理論索求,還是實踐進程都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非一個人之力可以勝任。陶行知既在理論上探尋,更是在實踐上求索,力圖通過倡導和力行一種新教育模式實現中國社會全方位的現代化,這一選擇決定了他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支撐自己預設的任務。因而不但未能在現代化理論上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他以新教育推進中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一生努力也遠未達到他希望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周志俊. 陶行知健康教育的理論與實踐j. 安徽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4,(04) .
①我奶奶剛滿十六歲時,就由她的父親做主,嫁給了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財主單廷秀的獨生子單扁郎――據說是個麻風病人。奶奶不到六歲就開始纏腳,日日加緊。一根裹腳布,長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斷了奶奶的腳骨,把八個腳趾,折斷在腳底,真慘!我的母親也是小腳,我每次看到她的腳,就心中難過,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腳自由萬歲!十六歲那年,奶奶已經出落得豐滿秀麗,走起路來雙臂揮舞,身腰扭動,好似風中招s的楊柳。
②奶奶坐在憋悶的花橋里,頭暈眼眩。她抬起手,掀起紅布――曾外祖母曾千叮嚀萬囑咐,不許她自己揭動罩頭紅布――一只沉甸甸的絞絲銀鐲子滑到小臂上,奶奶看著鐲子上的蛇形花紋,心里紛亂如麻。
③“老天爺,保佑我吧!”奶奶一把撕下那塊酸溜溜的罩頭布,放在膝上,悄悄地伸出筍尖狀的腳,把轎簾打開一條縫,偷偷地往外看。她看到轎夫們肥大的黑色衫綢褲里依稀可辨的、優美頎長的腿,和穿著雙鼻梁麻鞋的肥大的腳。奶奶猜想著轎夫粗壯的上身,忍不住把腳尖上移,身體前傾。她看到了光滑的紫槐木轎桿和轎夫寬闊的肩膀。 轎夫身上散發出汗酸味,奶奶有點癡迷地呼吸著這男人的氣味,她老人家心中肯定漾起一圈圈春情波瀾。轎夫抬轎從街上走,邁的都是八字步,號稱“踩街”,這一方面是為討主家歡喜,多得些賞錢;另一方面,是為了顯示一種優雅的職業風度。
④那天抬著我奶奶的四個轎夫中,有一個成了我的爺爺――他就是余占鰲司令。那時候他二十郎當歲,是東北鄉打棺抬轎這行當里的佼佼者――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后輩能比――當時的規矩,轎夫們在路上開新娘子的玩笑,如同燒酒鍋上的伙計們喝燒酒,是天經地義的事,天王老子的新娘他們也敢折騰。
⑤高粱葉子把轎子磨得嚓嚓響,高粱深處,突然傳來一陣悠揚的哭聲,打破了道路上的單調。哭聲與吹鼓手們吹出的曲調十分相似。奶奶想這一雙喬喬金蓮,這一張桃腮杏臉,千般的溫存,萬種的風流,難道真要由一個麻風病人去消受?如其那樣,還不如一死了之。高粱地里悠長的哭聲里,夾雜著疙疙瘩瘩的字眼:青天喲――藍天喲――花花綠綠的天喲――棒槌喲親哥喲你死了――可就塌了妹妹的天喲――我不得不告訴您,我們高密東北鄉女人哭喪跟唱歌一樣優美,民國元年,曲阜縣孔夫子家的“哭喪戶”專程前來學習過哭腔。大喜的日子碰上女人哭亡夫,奶奶感到這是不祥之兆,已經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
⑥轎夫們用力把轎子抖起來,轎子已經像風浪中的小船了,奶奶死勁抓住座板,命令著自己,不能吐啊,鳳蓮,人家說吐在轎里是最大的不吉利,吐了轎一輩子沒好運……她忍不住了,一張嘴,一股奔突的臟物躥出來,涂在了轎簾上。 奶奶放聲大哭,高粱深深震動。轎夫們不再顛狂,推波助瀾、興風作浪的吹鼓手們也停嘴不吹。只剩下奶奶的嗚咽,又和進了一支悲泣的小嗩吶,嗩吶的哭聲比所有女人的哭泣都優美。奶奶在嗩吶聲中停住哭,像聆聽天籟一般,聽著這似乎從天國傳來的音樂。奶奶粉面凋零,珠淚點點,從悲婉的曲調里,她聽到了死的聲音,嗅到了死的氣息,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
⑦轎夫們中途小憩,花轎落地。奶奶哭得昏昏沉沉,不覺地把一只小腳露到了轎外。轎夫們看著這玲瓏的、美麗無比的小腳,一時都忘魂落魄。余占鰲走過來,彎腰,輕輕地,輕輕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腳,像握著一只羽毛未豐的鳥雛,輕輕地送回轎內。奶奶在轎內,被這溫柔感動,她非常想撩開轎簾,看看這個生著一只溫暖的年輕大手的轎夫是什么樣的人。
⑧我想,千里姻緣一線穿,一生的情緣,都是天湊地合,是毫無挑剔的真理。余占鰲就是因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腳喚醒了他心中偉大的創造新生活的靈感,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也徹底改變了我奶奶的一生。
(節選自《莫言精選集?紅高粱》,有刪節)
1. 細節刻畫是小說常用的藝術手法,請找出選文中三處細節描寫并簡要分析其作用。
2. 人稱的變化是莫言作品的常態,本文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交替運用,這與錯雜地描寫歷史與現實有何關系?
3. 試根據選文分析“奶奶”的形象。
4. 選文寫“奶奶”出嫁,請根據本段文字探究性地預測“奶奶”未來人生的悲喜趨勢,并簡要分析理由。
二、 閱讀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的題目。
①秋天的一個早晨,潮氣很重,雜草上,瓦片上都凝結著一層透明的露水。槐樹上已經有了淺黃色的葉片,掛在槐樹上的紅銹斑斑的鐵鐘也被露水打得濕漉漉的。隊長披著夾襖,一手里拿著一塊高粱面餅子,一手里捏著一棵剝皮的大蔥,慢吞吞地朝著鐘下走。走到鐘下時,手里的東西全沒了,只有兩個腮幫子像秋田里搬運糧草的老田鼠一樣飽滿地鼓著。他拉動鐘繩,鐘錘撞擊鐘壁,“RRR”響成一片。老老少少的人從胡同里涌出來,匯集到鐘下,眼巴巴地望著隊長,像一群木偶。隊長用力把食物吞咽下去,抬起袖子擦擦被絡腮胡子包圍著的嘴。人們一齊瞅著隊長的嘴,只聽到那張嘴一張開――那張嘴一張開就罵:“他娘的腿!公社里這些的,今日抽兩個瓦工,明日調兩個木工,幾個勞力全被他們給零打碎敲了。小石匠,公社要加寬村后的滯洪閘,每個生產隊里抽調一個石匠,一個小工,只好你去了。”隊長對著一個高個子寬肩膀的小伙子說。
②小石匠長得很瀟灑,眉毛黑黑的,牙齒是白的,一白一黑,襯托得滿面英姿。他把腦袋輕輕搖了一下,一綹滑到額頭上的頭發輕輕地甩上去。他稍微有點口吃地問隊長去當小工的人是誰,隊長怕冷似的把膀子抱起來,雙眼像風車一樣旋轉著,嘴里嘈嘈地說:“按說去個婦女好,可婦女要拾棉花。去個男勞力又屈了料。”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墻角上。墻角上站著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著腳,光著脊梁,穿一條又肥又長的白底帶綠條條的大褲頭子,褲頭上染著一塊塊的污漬,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結的鼻血。褲頭的下沿齊著膝蓋。孩子的小腿上布滿了閃亮的小疤點。
③“黑孩兒,你這個小還活著?”隊長看著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說:“我尋思著你該去見閻王了。打擺子好了嗎?”
④孩子不說話,只是把兩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盯著隊長看。他的頭很大,脖子細長,挑著這樣一個大腦袋顯得隨時都有壓折的危險。
⑤“你是不是要干點活兒掙幾個工分?你這個熊樣子能干什么?放個屁都怕把你震倒。你跟上小石匠到滯洪閘上去當小工吧,怎么樣?回家找把小錘子,就坐在那兒砸石頭子兒,愿意動彈就多砸幾塊,不愿動彈就少砸幾塊,根據歷史的經驗,公社的差事都是胡弄洋鬼子的干活。”
⑥孩子慢慢地蹭到小石匠身邊,扯扯小石匠的衣角。小石匠友好地拍拍他的光葫蘆頭,說:“回家跟你后娘要把錘子,我在橋頭上等你。”
⑦孩子向前跑了。有跑的動作,沒有跑的速度,兩只細胳膊使勁甩動著,像谷地里被風吹動著的稻草人。人們的目光都追著他,看著他光著的背,忽然都感到身上發冷。隊長把夾襖使勁扯了扯,對著孩子喊:“回家跟你后娘要件褂子穿著,你這個小可憐蟲兒。”
⑧他翹腿躡腳地走進家門。一個掛著兩條清鼻涕的小男孩正蹲在院子里和著尿泥,看著他來了,便揚起那張扁乎乎的臉,L著手叫:“可……可……抱……”黑孩彎腰從地上撿起一個淺紅色的杏樹葉兒,給后母生的弟弟把鼻涕擦了,又把粘著鼻涕的樹葉像貼傳單一樣“巴唧”拍到墻上。對著弟弟擺擺手,他向屋里溜去,從墻角上找到一把鐵柄羊角錘子,又悄悄地溜出來。小男孩又沖著他叫喚,他找了一根樹枝,圍著弟弟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扔掉樹枝,匆匆向村后跑去。他的村子后邊是一條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河,河上有一座九孔石橋。河堤上長滿垂柳,由于夏天大水的浸泡,樹干上生滿了紅色的須根。現在水退了,須根也干巴了。柳葉已經老了,橘黃色的落葉隨著河水緩緩地向前漂。幾只鴨子在河邊上游動著,不時把紅色的嘴插到水草中,“呱唧呱唧”地搜索著,也不知吃到什么沒有。
⑨孩子跑上河堤,已經累得氣喘吁吁。凸起的胸脯里像有只小母雞在打鳴。
⑩“黑孩!”小石匠站在橋頭上大聲喊他,“快點跑!”
黑孩用跑的姿勢走到小石匠跟前,小石匠看了他一眼,問:“你不冷?”
黑孩怔怔地盯著小石匠。小石匠穿著一條勞動布的褲子,一件勞動布夾克式上裝,上裝里套一件火紅色的運動衫,運動衫領子耀眼地翻出來,孩子盯著領口,像盯著一團火。
“看著什么?”小石匠輕輕撥拉了一下孩子的頭,孩子的頭像貨郎鼓一樣晃了晃。“你呀”,小石匠說,“生被你后娘給打傻了。”
小石匠吹著口哨,手指在黑孩頭上輕輕地敲著鼓點,兩人一起走上了九孔橋。黑孩很小心地走著,盡量使頭處在最適宜小石匠敲打的位置上。小石匠的手指骨節粗大,堅硬得像小棒槌,敲在光頭上很痛,黑孩忍著,一聲不吭,只是把嘴角微微吊起來。小石匠的嘴非常靈巧,兩片紅潤的嘴唇忽而嘬起,忽而張開,從他唇間流出百靈鳥的婉囀啼聲,響,脆,直沖到云霄里去。
(節選自《莫言精選集?透明的紅蘿卜》)
1. 分析本文開頭環境描寫的作用。
2. 根據本文,結合人物語言、行為、神態簡要分析當時中國農村人的生存狀態。
3. 根據本文,分析人物“黑孩”的人物形象。
4. 有人認為,這段文字傳達出物質貧乏時期的濃濃的人文關懷,有人認為傳達出世態炎涼、人情冷漠。你怎么看,請講述理由。
三、 閱讀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的題目。
狼
①那匹狼偷拍了我家那頭肥豬的照片。我知道它會拿到橋頭的照相館去沖印,就提前去了那里,躲在門后等待著。我家的狗也跟著我,蹲在我的身旁。
②上午十點來鐘,狼來了。它變成了一個白臉的中年男子,穿著一套洗得發了白的藍色咔嘰布中山服,衣袖上還沾著一些粉筆末子,像是一個中學里的數學老師。我知道它是狼。它俯身在柜臺前,從懷里摸出膠卷,剛要遞給營業員。我的狗沖上去,對準它的屁股咬了一口。它大叫一聲,聲音很凄厲。它的尾巴在褲子里邊膨脹開來,但隨即就平復了。我于是知道它已經道行很深,能夠在瞬間穩住心神。我的狗松開口就跑了。我一個箭步沖上去將膠卷奪了過來。柜臺后的營業員打抱不平地說:“你這個人,怎么這樣霸道?”我大聲說:“它是狼!”它裝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無聲地苦笑著。營業員大聲喊叫著:“把膠卷還給人家!”但是它已經轉身往門口走去。等我追到門口時,大街上空空蕩蕩,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一只麻雀在啄著一攤熱騰騰的馬糞。
③等我回到家里時,那頭肥豬已經被狼開了膛。我的狗,受了重傷,蹲在墻角舔舐傷口。
脆蛇
①陳蛇說,有一種蛇,生活在竹葉上,遍體翠綠,惟有兩只眼睛是鮮紅的,宛如一條翠玉上鑲嵌著兩粒紅色的寶石。蛇藏在竹葉中,很難發現。有經驗的捕蛇人,蹲在竹下,尋找蛇的眼睛。這種蛇,是胎生,懷著小蛇時,脾氣暴躁,能夠在空中飛行,宛如射出的羽箭。如果你想捕懷孕的蛇,十有八九要送掉性命。但這種蛇不懷孕時,極其膽小。人一到它的面前,它就會掉在地上。這種蛇身體極脆,掉到地上,會跌成片斷,但人離去后,它就會自動復原。有經驗的捕蛇人,左手拿著一根細棍,輕輕地敲打竹竿,右手托著一個用胡椒眼蚊帳布縫成的網兜。蛇掉到網兜里,直挺挺的像一根玉棍。這時要趕緊把它放在酒里浸泡起來。陳蛇是一個很有資歷的捕蛇人。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寫的就是他的祖先。
②陳蛇最終還是被毒蛇咬死了。在他的葬禮上,我突然想起來一個問題:那種脆蛇,懷孕時脾氣暴躁,不懷孕時性格溫柔,這說的是雌蛇。
1. 理解文中畫線句子的含義及其表達效果。
(1) 我于是知道它已經道行很深,能夠在瞬間穩住心神。
(2) 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寫的就是他的祖先。
2. 請概括《狼》中“我”、“狗”、“營業員”對狼的不同態度和結果。
3. 結合相關描寫,請賞析《脆蛇》中雌蛇的形象。
4. 這兩篇微型小說的結尾令人難忘,堪稱“豹尾”,請對此加以探究賞析。
作者:王康錢 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
一些學校的教學指導思想不適應信息化社會的發展要求,主要表現是學校對信息技術教育中教師的作用發揮缺乏較為科學的規劃要求,導致“新瓶裝舊酒”,沒有因為新的學習方式的出現而制定出同步趨進的教育教學規范,使他們對學生情況的系統分類、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等研究較少。具體體現:由于數字技術發展非常快,相應的培養目標變化較快,而目前的教學內容及現代教育技術使用形式普遍落后;有相當數量的教師對信息技術課缺乏系統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不能夠動態調整教學內容,選擇合適教學方式及方法;對學生的信息素養培養僅注重基本信息能力的培養,缺乏邏輯思維方面的創新培養,等等。農村現代教育技術教育中教師的主體意識發揮不夠,被動地適應數字化教學。信息技術手段發展異常迅速,網絡環境下的教與學模式多種多樣,教師很難自己動態適應這些變化情況。因此,如何結合數字化技術為教師提供有效的應用保障支撐體系,變得尤為突出重要。但是,目前普遍缺乏系統的、有效的應用保障體系以及教師培訓體系。教師在新的課程改革中往往只重視了學科教學內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而忽視了教學過程的適應性改革。
明確教師的教育技術態度對其數字化學習中教育技術的理解和運用的重要作用教師的教育技術態度決定其對教育技術的理解和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態度實際上就是指教師對教育技術所產生的積極或消極的傾向和反映,它由教師對教育技術的認知、情感和意動三個因素構成。其中,認知因素指教師本人對教育技術這一事物的了解和評價,是對教育技術帶有評價意義的敘述。情感因素指教師本人對教育技術這一事物的一種內心體驗,表現為一種情感體驗,即對教育技術有關原理、媒體、手段、方法喜愛或厭惡的程度。意動因素指由認知因素、情感因素決定的教師對教育技術的反應傾向,也就是行為的直接準備狀態,它指導教師本人對教育技術的理論、媒體、手段、方法等作出某種反應,表現為“做不做”、“怎樣做”的行動指令。教育技術態度的這三個因素,相互協調一致。教師應有良好的教育技術態度,包括需要正確對待教育技術工作,主動運用、主動研究、主動引導學生正確使用以信息技術為載體的多類知識,不斷提高中小學生參與數字化學習的積極性。 加強對農村現職教師教育技術積極態度的培養
教師是否會使用、愿使用、能善用現代教育技術,已成為制約和決定現代教育技術學習效果好壞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果廣大中小學教師對教育技術在素質教育、教育教學改革及信息化時代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沒有起碼的認識和評價,那么對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就不可能順利實現。因此關注和研究中小學現職教師的現代教育技術態度,加強對他們教育技術態度的培養,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開展:(1)采用舉辦講座等多種培訓形式加強現代教育技術方面的宣傳力度。省級電大可以制定切實可行的課程培訓方案,下發各地市電大、縣級電大,通過現代教育技術運用后所產生的教學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的巨大變化及與傳統教育教學的巨大反差,引導中小學教師逐步轉變教育觀念,以全新的視野審視當前教育技術發展和教學改革的大趨勢。同時反思和認識傳統教學方法的陳舊、手段的落后以及模式的局限,用新的認識,拓寬自己的視野。(2)各級電大要提高認識,統一思想,使廣大中小學教師充分認識到提高自身教育技術素質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倡導積極使用所學教育技術,為學生學習的深入開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和支持服務。建議采取的措施:一是制定教師學習計劃。引導他們主動地學習教育技術的理論和方法,掌握現代化教學媒體的使用和操作,學會根據教學內容和學生的認知水平、心理特點,選擇和設計各種教學軟件,不斷探索和創造新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二是做好教學激勵工作。各電大教學單位可經常開展優秀教學軟件的演示、展播和評比,對積極使用教育技術媒體、手段和方法,并取得良好教學效果的教師及所教課程大力宣傳,積極推廣。在公開教學、觀摩教學、講課比賽中,將教育技術媒體、手段、方法的應用和效果作為評價的一項基本條件等。(3)中小學校各級領導要重視現代教育技術教學工作,重視發揮教師的主體意識。要為現代教育技術的運用和教學改革的實踐提供必要的指導和支持,為現代教育技術培訓提供支持條件并形成制度,作為一項常規工作開展。利用課余時間、節假日,按教師的需要及他們在教育技術方面的知識和水平,請電大有關專業人員對教師們進行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及不同內容的培訓,使教師們學會用活的同時,養成一種使用教育技術的習慣。(4)各級電大應抓好骨干教師、優秀教師的校外培訓,解決本單位《現代教育技術》課程師資力量薄弱的問題。可以選送骨干教師、優秀教師到高等院校的教育技術學系(電化教育系)或專業班進修學習,然后以他們在教育教學實踐中的示范、榜樣和言傳身教,帶動教研組甚至整個學校的教育技術學習和應用活動,在“做中學”、“學中做”,逐步培養對現代教育技術的積極情感和態度。
所謂的獨立研究是指單獨地探討、評價、分析某種文學現象或是某篇文學作品,使其成為一個單獨存在的探究實體。以便深入、集中地講解課題。以葉紫小說《豐收》為例,它講述了大革命失敗之后農民受到的殘酷剝削和壓榨,文章通過塑造老一代農民云普叔的形象,表現云晉樹辛勤勞碌卻希望破滅的悲劇人生,同時還對年輕一代農民的形象立秋進行了刻畫,預示著年輕一代的農民不能夠再同父輩一樣生活了,應該去找尋新出路。小說運用細膩真實的描寫,描繪出了一幅階級壓迫的血淋淋的圖畫和年輕一代的農民在壓迫里覺醒同反抗,同時用鄉土氣息濃郁的風格感染讀者,讓其成為上世紀30年代描寫農村題材的佳作。應該說在面對階級壓迫這個主線來采用獨立研究式的授課方式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簡便、利落,而且思路明確明晰,若將獨立研究式同創設氛圍式結合起來,則更能找出小說背后所蘊含的的深層內涵[2]。
細讀文本,破除教材權威中國文學不僅歷史長,而且文學史線索紛紜復雜,作家和文學作品同樣也是如煙海浩瀚,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若是處理不精照本宣科,就很難保證教學質量和效果。因此,首先,我們就應當破除教材的權威,在理解透徹的基礎上運用精而少的原則,優化教學的內容,從而獲得良好的授課效果。其次,中國文學不單是傳授知識,重要的應是使學生通過閱讀學習文學作品,進而培養審美的能力,充分發揮文學作品審美教育的功能。所以,傳統的以史代文教學模式一定要進行變革。眾多學者,例如北京大學的溫儒敏等教授就提倡中國文學教學應當淡化歷史的線索,更突出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學現象分析。其三,中國的文學作家,作品繁多,在時間有限情況下,還是需要嚴格地篩選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重點突出有經典意義的作家的文學作品,教導學生細讀文本。例如沈從文,著述很多,因此學生很難一一細讀。若選擇短篇《八駿圖》與中篇《邊城》教導學生進行比較細讀,如此一來,沈從文的作品思想、建構湘西世界的人性美以及批判與對現代文明的反思,學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而沈從文的獨特藝術魅力,也能從這兩篇小說里窺一斑而見全豹,獲得具體的熏陶和感受[3]。
多媒體的輔助教學隨著如今多媒體技術運用不斷推廣,利用多媒體進行輔助教學使教學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它不但可以使學生的抽象想象變具體,還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讓學生獲取更多相關知識,進而擴大知識范圍,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利用多媒體能夠讓復雜內容簡化,例如賞析《白鹿原》,就地理位置而言,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中原、西北一代的事,這里的地理位置就能夠利用多媒體來展示,學生能通過多媒體設備了解書中所涉及到的地域及景色,使學生能夠深刻地體會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環境。就時間上來說,這部作品時間跨度較大,從清末直到解放初期,時間經歷了五十年,而這五十年正是中國發生巨大改變的五十年,可以使學生深入到那時的環境里,面對畫面有身臨其境的感受。就人物來說,該作品中的人物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人物的不同性格能反映出該人物的命運,教師可以讓學生自行歸納總結,列出表格,將人物結局同人物的一生經歷聯系在一起,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總結概括能力[4]。
在人文科目逐漸走下坡的時代,我們難免會困惑、惶然。然而,在困境里往往都蘊含著生機。我們必須重拾對文學教學的信心,深入探索,認真實踐,積極地推進中國文學教學革新。而后現代的教學思想不管是在教學方式、課程計劃、教學理念或是在師生關系上,都為我們的教學改革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破除了傳統束縛,開辟了新途徑。通過有效的教育革新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增強學生的獨立思維。同時,重視從各個不同角度打造學生的人文精神,造就出具有自我意識、積極進取的精神、優良的情緒特征、強烈的競爭能力、獨特的創造能力以及環境適應性強的高素質人才。
作者:翁韋梅單位:廣西師范學院師園學院
摘要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中,民族民間文學是傳承接續本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民族民間文學中蘊藏著的民族精神,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可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和動力,對先進文化的建設起著重要作用。《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間文學遺產,2006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加以保護。本文以《苗族古歌》為例,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去研究民族民間文學的現代意義,探索它的發展路向,以促進民族民間文學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民族民間文學 非物質文化遺產 苗族古歌 民族精神 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I106.7文獻標識碼:A
一 民族民間文學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民族民間文學是以勞動人民為主體,人民群眾自己創作,并在人民群眾中廣為流傳的口頭文學作品。它是一個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門類和領域之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10月17日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我國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民間文學”都列在第一位。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中,民族民間文學作為不可缺少的文化組成部分,始終成為傳承接續本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以口耳相傳或口傳心授為主要表達方式的民族民間文學,隨著有說唱特長的歌師或藝人的相繼逝去,沒有傳承人相接續,瀕臨“人亡歌息”的邊緣。
為了搶救和保護包括民間文學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國自2003年起,正式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工程。2004年8月,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3月,國務院頒發《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5-18號文件),這些綱領性文件,對民間文學的保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僅2006年,就有31項民間文學遺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又有5項列入第一批擴展項目名錄,53項列入第二批名錄,共計89項受到保護。如何從民間文學遺產中汲取合理思想內核,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使之具有現代意義,如何探索它的發展路向,為先進文化建設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實現民間文學的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間文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苗族人民的“百科全書”。本文以古歌為例,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去研究它的現實意義和發展路向,為民間文學的保護傳承和創新發展提供參考。
二 《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間文學遺產,亟待保護與傳承
古歌是一系列流傳于貴州省黔東南苗族地區的創世神話敘事詩的總稱,由4組共13首神話敘事詩組成,總計8000多行。第1組關于開天辟地內容的古歌,包括《開天辟地》、《運金運銀》、《打柱撐天》、《鑄日造月》等4首,講述了帶有神性的巨人和巨獸,共同創造世間萬物的故事;第2組關于人類起源內容的古歌,包括《楓香樹種》、《犁東耙西》、《栽楓香樹》、《砍楓香樹》等4首,講述了苗族的始祖本是古老楓樹的故事;第3組關于洪水遺民內容的古歌,包括《洪水滔天》、《兄妹結婚》2首,講述了洪水過后人類再造的故事;第4組關于苗族歷史性遷徙內容的古歌只有1首,即《跋山涉水》,講述苗族先民在巨人神的幫助下,度過遷徙途中道道難關的故事。這四組歌的內容既獨立成章,又相互連貫,比較系統完整地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的社會生活,歌頌苗族先民的創世艱辛。
古歌的形成,大約是在苗族原始社會的母系制末期,到階級社會形成以前的整個歷史時期,即苗族遷徙到黔東南定居之后。它主要流傳在清水江流域一帶的臺江縣、黃平縣及周邊的雷山、榕江、劍河、凱里、施秉、鎮遠、三穗等縣市。古歌大多在苗族鼓社祭、婚表活動、親友聚會、節日等場合演唱。演唱者多為老年人、巫師、歌手等,調子雄壯而蒼涼。演唱時一般由二名男歌手和二名女歌手,賓主各為一方,以盤歌形式一問一答,互相對唱。每一章節結束時,則大家齊聲相和“喲―吟―”,然后賓主頻頻勸酒,就這樣邊唱邊飲直到唱完,可以持續幾天幾夜。人們在傾聽中,忘卻了惡劣的生存環境帶來的一切艱難、煩惱和憂患,伴著歌聲、笑聲、淚水和回憶,精神壓力獲得釋放,心靈變得舒暢自由,堅定了對生命、自然的熱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氣和信心。
古歌是苗族古代社會的“經典”,內容包羅萬象,從宇宙的誕生、初民時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遷徙、苗族古代社會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等,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記憶和文化基因,是苗族文化延續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載體。古歌凝聚了人們的思想、觀念、態度、感情和言行,維系了民族的內聚、團結和權益,實現了民族文化的認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在苗族民間文學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苗族歷史上沒有文字,古歌只能口口相傳。在現代文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已瀕臨失傳。以臺江為例,在全縣13萬苗族同胞中,能唱完整部古歌的已寥寥無幾,目前只有二百余人能唱一些不完整的古歌,而且都是中老年人。傳承古歌較多的老人年事已高,如不抓緊搶救保護,苗族古歌將在世間消失。
三 《苗族古歌》的現代意義與先進文化
先進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靈魂,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而民間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生產的偉大成果,總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層,它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心靈表現的一種重要的形式,也是一個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凝聚起來的草根階層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學的人民性、口頭性、集體性、傳承性等特點,使得民間文學在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上,具有更突出、更直接的意義。蘊藏其中的自強不息、團結互助、勤勞勇敢、艱苦奮斗等精神,都是民族精神的具體體現,可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和動力。
1 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
堅韌不拔、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精神之源,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生存下來并不斷強盛的動力。從古歌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多居住在人跡罕至的大山深處。遷到黔東南定居后,在荒山野嶺、荊棘叢中開荒種地。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他們既不企盼神的恩賜,也不等待奇跡的偶然出現,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難,頑強地生活。他們這種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在今天尤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價值,給人無窮的精神動力,激勵人們變革創新、不懈奮斗,勇往直前。
2 團結互助的集體主義精神
團結互助是國家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直接源泉。“運金運銀”歌中記載,開天辟地雖已完成,但“天是常常垮,地是時時崩,人人都愁焦,個個不安心”。這時候出現了四個祖先:寶公、雄公、且公和當公,一起商量尋找金銀,用“金柱撐著天”,銀柱支住地”。發現金銀后,水獺、螃蟹都來幫忙把金銀打撈上岸。然后又“一同來鋸樹”造船,運送時明確分工“養優劃船頭,雄天劃中間,有恭劃船尾,府拉把纖牽”,在大家的齊心協力下,成功地把金銀運到了西方,最終得以“打柱撐天”。古歌吟唱的團結互助的集體主義精神,是當今時期應該大力弘揚的道德精神。只有萬眾一心、團結互助,才能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
3 以“勞動”為榮的勤勞勇敢精神
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勞動為榮,崇尚勞動、刻苦耐勞、勤勞勇敢的民族。古歌認為自然界是可以被認識和改造的,人們有智慧和力量戰勝自然界。“運金運銀”歌、“跋山涉水”歌中,都有很多勞動場面,如“休紐拉犁走呼呼,香兩犁山種樹木”;姜央“搓成了一雙耙索,套牛去犁田”;“犁完了大地,耙完了山坡”,“爹媽開荒作田園,挖成旱地一片片,開成水田一灣灣”。休紐、香兩是巨人神,他們外形高大、神力無邊,但是,卻同以姜央為代表的人類一樣,參與征服自然的創造性勞動,顯示了勞動創造世界的偉大力量。他們身上的勤勞勇敢精神,至今仍是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4 艱苦奮斗的精神
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大力弘揚艱苦奮斗精神。從古歌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從北到南,由東到西,向更僻遠的山區遷徙。“漢家占街頭,壯家占水頭,苗家占山頭”是他們生存環境惡劣的寫照。但他們不畏艱難,勇于拼搏,在崇山峻嶺中開墾出層層農田、耕地,發展生產。如“整好上方土,修好下方河,填好坪子地,砌好斜土坡,才有土開田,才有地做活,才有山種樹,莊稼滿綠坡?”(《開天辟地》歌)。他們那種為了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頑強地與自然作艱苦卓絕斗爭的精神,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激勵整個民族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昂揚向上,奮力攀登。
四 苗族古歌的發展路向
民間文學對中國先進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作用,是任何一種文學形式都無法替代的。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依據“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繼承發展”的方針,進一步深入地研究、探索民間文學的發展路向,建構起使之得以繼續生存發展的合理機制。
1 政府主導 政策保障 經濟支撐
在民族民間文學遺產的搶救、保護與發展過程中,政府居主導地位,民間文學遺產從搜集、整理到編輯出版,都需要政府的強力支持。只有政府積極地發揮在“法律制度、政策規劃、資源整合、經濟扶持及國際協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工作才能有效地開展。苗族古歌能夠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政府起了主導作用。臺江縣為了將“苗族古歌及古歌文化”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于2001年成立了“臺江縣苗族文化保護委員會暨申報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幾年的努力,臺江縣已收集到的苗族古歌有5大組,近6萬行,近30萬字,編寫、出版了以苗族古歌為主的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本《苗人的靈魂――臺江苗族文化空間》一書。2006年5月20日,苗族古歌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加以保護,才使得正在消失的苗族古歌以書面的形式,完整、系統、集中地記錄下來,古歌才得以世代傳唱。
2 構建民族民間文學數據庫
隨著信息技術、通信技術以及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完全可以運用最新的網絡技術,搭建保護民族民間文學遺產的電子平臺,“促進信息交流和資源共享”。使用數據庫保護民族民間文學遺產,具有“易傳輸、易檢索、易復制、保存永久,一次輸入、多次輸出”等特點,有利于民族民間文學遺產的保護與傳承。
3 帶薪傳承 培養新人
民間文學是以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人為紐帶直接傳承延續下來的,對傳承人的保護,是民間文學遺產保護的關鍵環節。對傳承人實行帶薪傳承,落實傳承經費,對傳習活動給予支持,使得他們得以繼續有效地開展傳藝授徒活動,培養出新人,推動民間文學繼續發展。貴州省黔東南州臺江縣的王安江,是國家級苗族古歌的傳承人之一,為了搜集苗族古歌,一度家破人亡,而他本人也在2005年病重住進縣醫院治療。臺江縣委、縣政府知道后,墊付了醫療費,挽回了他的生命。隨后臺江縣委宣傳部牽頭,組建“王安江古歌出版籌備改稿小組”,協助他對其手稿進行修改和整理。黔東南自治州委、州政府撥款20萬元資助出書,2008年7月《王安江版苗族古歌》順利出版發行。正是在各級政府的重視與政策扶持下,他不但成為古歌的傳承人,而且實現了帶薪傳承。解決了后顧之憂的他,現在正專注于古歌的傳授。
4 多媒介宣傳 喚醒文化自覺
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進程中,雖然不可避免地要與外來文化、文學發生廣泛的聯系,但我們更應有民族自身文化的自覺。這種自覺是對民族既有文化傳統的重新理解和審視,發現文化傳統精神的當代價值,并自覺地堅守其民族精神和核心價值。古歌是苗族人民的心靈史,是苗族賴以生存的亙古不變的精神支柱。但是,隨著農村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年輕人外出打工,加上娛樂方式的多元化,少有人唱古歌,出現了民族文化自卑的現象。我們應通過網絡、電視、報紙、廣播等多種媒介,宣傳古歌,展演古歌,以加深對民族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喚醒公眾的文化自覺,激發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為現代化而努力奮斗。
5 發展文化產業 實現創新發展
發展文化產業被看作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態性保護,或者說是“活保護”。在文化的形式、內涵和功能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適度的資本化運作和開發利用,不僅是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使人們形成自覺的保護和傳承意識,推動文化建設的與時俱進和發展創新。如苗族古歌文化產業的開發,可把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內容和苗族史籍記載的一些歷史和文化事象進行有機整合,在不違背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可以建設成苗族文化生態主題公園;將古歌改編制作成影視、動漫和網絡游戲系列產品。用現代形式生動地展演傳統的文化事象,讓傳統文化獲得當今的發展形式和人們樂意接受的方式,古歌將贏得強大的生命力,其伴生的苗族傳統文化,也將得以鮮活的延續和發展。
總之,民族民間文學發展至今,仍具有其現代意義。我們在探索民族民間文學的搶救保護、繼承發展的過程中,要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工作,以創新的精神開展工作。通過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并在經濟上給予有力支撐,構建民族民間文學數據庫,傳承人帶薪傳承,培養新人、多媒介宣傳,喚醒文化自覺,發展文化產業等一系列措施,將保護工作從單一保護,轉向全面立體的保護,從靜態保護轉向“活態”保護,盡快建立起科學保護機制,才能夠真正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先進文化的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動力,同時實現民族民間文學的可持續發展。
注:本文為黔東南民族職業技術學院科研基金資助課題《教育人類學視野下苗族古歌教育功能的研究》(082YSK08)的階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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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教育思想;現代學校;文化建設
現代學校文化建設是具體落實現代學校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支撐學校發展、適應時代要求的特有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學校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依托于長期的教育實踐,是一種穩定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由學校全體成員創造和遵守,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因此,學校文化可以說是學校的精神支柱。現代學校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學校全體成員進行教育創新和改革、適應時展潮流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深入推進素質教育,實現學校創新發展的強大內驅力。現代學校文化的建設必須具有時代特征,但并不意味著拋棄教育的傳統文化。中國教育源遠流長,浩瀚廣大;群星燦爛,競相爭輝。這當中尤為耀眼的是儒家教育。在古代,儒家教育思想體系構成了中國傳統教育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現代中國教育,并推動其向前發展。我認為,基于儒家教育思想的現代學校文化建設突顯了中華教育文化特色,發揚著中華文化的傳統,擺脫了現代社會中的浮躁氣息。儒家教育思想影響下的現代學校文化建設突出體現在現代學校的課程文化、教師文化和學生文化方面。
一、傳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實施現代學校課程文化建設
今天我們進行教育改革,應當自覺地發揚光大儒家教育思想之精華,以使我們的教育走得更快,走得更穩,成效更為顯著,培養出德才兼備的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人才。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礎是以人為本,即以學生為本,其核心是教化天下。當然我們今天的教化內容與傳統儒家思想的教化有著本質的不同。在近幾十年的教育改革過程中,課程和課程文化建設越來越注重這些至今閃光的思想與現代教育內容、方式方法的融合。課程是實現學校培養目標的載體,是一切教育活動的載體,課程和課程文化建設,是學校文化建設的支柱。課程不等于學科,它是教師、學生、教材、環境四因素的整合,其本質是一種教育進程,是一種實踐狀態的教育。[1]學校課程文化本身具有開放性、選擇性和綜合性的特點,這些特點本身就顯示出儒家教育的光輝思想。而現代學校課程文化還應具有活動性,即開展活動課程,充分發展學生個性。這是也是對儒家教育思想的發展。儒家教育中學生以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為主,涵蓋人文、藝術、科學各個方面,因此,儒家思想下的課程文化建設首先要豐富課程內容,提高藝術類、科學類課程在學校課程中的比重;其次,教材的選擇和使用要不拘泥于統一編制的教科書,應大力開發校本課程,體現本土特色;第三,課程實施過程中,充分融入儒家思想元素,將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滲透在教學中,如音樂、美術課程包含經典民樂、民歌、民族戲劇欣賞和中國畫、書法藝術欣賞的內容,體育課增加中國武術等教學內容等。學校可以秉承儒家教育思想,在課程文化建設方面,首先注重德育滲透,關注課程發揮的道德教育功能,提出“蒙以養正”的教育理念,意即通過啟蒙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品行。如為了讓學生擁有健全的人格,積極樂觀地成長,面向學生和家長開設心理團輔課。整個課堂以活動為載體,在寓教于樂中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同時利用親子活動,增強親子交流,提高家長教育能力,實現義務教育與心智成長和諧遞進,為塑造良好學習成長環境、促進身心健康發展打好基礎。此外,注重課程建設的活動性,寓教于樂,知行合一。活動課程可以豐富多彩:“文明禮儀活動月”“藝術活動月”“體育活動月”“讀書活動月”,每年四個主題周而復始,既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生活,又提升了學生的人文素養。為了增強學生的主人翁意識,還可以推行校內“志愿者在行動”,讓學生參與學校的管理,比如食堂就餐的管理,做到三句要求:“進食堂,安靜;餐盤里的飯菜,吃凈;坐過的地方,更干凈。”
二、傳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實現現代學校教師文化建設
教師文化是教師在長期的教育教學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對職業、學生等一系列問題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主要包括教師的職業意識、角色認同、教育理念、價值取向、情緒和行為的反應等。[2]教師文化是學校的主流文化之一,學校教師文化建設的內容一般包括教師的教育理念、教學風格、行為風范等。儒家教育思想下的教師文化表現在:1.為人師表,認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必須具備博學、勤習、求知、踐行和謙讓五方面的條件;2.教學相長,認為教育者只是相對高于受教育者,因此當他教育別人時,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3.有教無類,認為無論什么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4.因材施教,認為對不同的材,進行相應的教育,使學生將其特長和本領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5.善于誘導,認為教師要善于啟發引導學生,6.勤勉不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顯然儒家教育思想強調教師的敬業精神、自我提升與教育教學方法等。承繼儒家教育思想中對教師的要求,學校應將教師專業發展作為促進學校發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對教師的師德師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對教師個人專業素養提出要求,要求他們不斷學習,更新和擴充知識體系,提升自我,以適應當代社會學生學習需要。學校還可以以師德師風建設為核心,圍繞學習型學校的建設目標,利用一切機會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培訓和學習的平臺,在原則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在方式上側重參與式培訓與反思性教學,在內容上堅持通識培訓與學科培訓并舉,在層次上全員培訓與骨干培訓相結合,逐步形成師德與業務并行、務實進取的教師文化。[3]如深入扎實開展師德師風建設活動,通過進行“身邊人寫身邊事”,在全校樹立起師德標兵,以先進的典型事跡引領全校教師修身立德、為人師表。同時,還將師德列入教師績效考核范疇。此外,在終身學習理念的指引下,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還可以組織教師每學年都參與教育局與中國教育學會聯合開展的培訓,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習交流和考察極大地拓展了教師視野,吸收了優秀的教育教學經驗。為促進青年教師的成長,除為他們提供學習培訓機會外,還可以在校內實施校內導師制,定期磨課、研討,鼓勵優秀青年教師加入縣名師工作室等。
三、傳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實施現代學校學生文化建設
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價值是教化天下,而教化的關鍵是修身正己,即所謂“內圣外王”,就是開掘道德潛能,追求道德人格,達到人格完善,“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儒家的修身正己有一套準則與規范,那就是仁、義、禮、智、信。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都有特定文化環境和氛圍;不同的文化環境,學生群體必定持有與他們的文化環境一致的共同的價值觀、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不同的文化環境和氛圍,決定了不同的修身正己的準則和內容。因此人們常說,什么樣的學校走出什么樣的學生。可見,積極、健康的學生文化的形成與學校整體文化建設息息相關。積極健康的學生文化的形成取決于修身正己的準則和內容。修身正己的前提是立志。立志就是要確立遠大的理想和宏偉的目標,樹立起前進的方向,堅定前進的信心。其次要自強不息。儒家認為人應該堅忍不拔,志存高遠,立功當代,揚名后世,生則有為,死則不朽,壯心不已,奮斗不息,以天下為己任,“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受儒家教育思想的啟發,我們確立了“身心健康、品學兼優、做大寫的中國人”的培養目標,形成了“勤學善思,知行合一”的學風,培育有理想、有擔當、有愛國情懷的少年。儒家教育思想認為教育是形成于內而形于外的,修養的高低主要靠行動來體現,也只有按照道德規范身體力行,才能不斷提高自身修養水平。為實現學校的培養目標,應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強化學生會職能,發揮學生會、學生文明崗在學校常規管理中的作用,強化班團干部的管理、使用;二是實行班級內部學生值日制度,設值日班長,每日輪流值周,引導學生積極參與班級管理,培養自主管理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好班會課這一主陣地,通過形式多樣的主題班會,讓學生自我設計、自我教育,給學生以展示自我的平臺;四是依據學生的興趣與發展需求開發了拓展性社團,有“黑鷹跆拳道社團”“飛翔田徑社團”“鏗鏘玫瑰足球社團”“書畫社團”“舞蹈社團”“百靈鳥合唱團”等等。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可以通過教化,由善端發展為善行,或善質變為善行。根據儒家教育思想,學校應看重學生德行的養成教育,看重良好德行養成的具體內容與措施。為此,學校開展了三個德育專題活動:《做一個文明人》《干凈整潔每一天》《自理自立我能行》。我們認為,學生從小養成了良好的行為習慣,必能為學生未來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們不僅要關注學生的現在,更要關注學生的未來。我們知道,儒家教育的顯著特點是啟發人的內心自覺,教育人如何“做人”。所以,我們要讓學生懂得,做事先做人,做人比做事重要,做事比做學問重要。我們注重學生的自覺自省,使他們成為管理自己學習和生活的主人,最終達到學習上自覺,主動參與和探究;生活上自立,主動自理與服務;行為上自律,主動約束與反省;交往中自強,主動合作與交流。通過系統全面的養成教育,從根本上培養學生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發展,讓我們的教育影響孩子一生,成就孩子未來。
四、傳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實施現代學校物質文化建設
物質文化一般指學校的綠化、美化、凈化、文明化,具有美化作用、引領作用、育人作用、助推作用,這與儒家教育思想一脈相承。儒家教育思想充分利用人的社會化的本能和需要,重視在“導”字上下功夫。儒家認為,道德即人處于理智狀態,當人們在道德無知狀態下,要向人們灌輸道德理性;當人們的理智在失控的狀態下,要向人們進行道德理性的呼喚;當人們在道德迷惘的狀態下,要向人們進行道德理性的啟發。通過“導”尋求漸進的功效。[4]基于此,為進一步規范、細化校園物質文化建設,學校可以將物質文化進行這樣的打造:走進我們校園,首先看到的是刻有《論語》經典論述的“孔子大道”,讓學生每天行走在經典之中;“孔子游學”浮雕、儒家思想經典語錄、校園展板、醒世警言,多姿多彩的班級文化長廊、班級宣傳欄,都是一種無聲的循序教導;班級里的圖書角,每月一次的影視欣賞,陶冶學生情操,增長見識。學生作品的展示也為校園帶來濃濃墨香。從教室文化、宿舍文化、餐廳文化、建筑文化、花園文化建設,讓每一面墻、每一個角落都會說話,注重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的有機結合。把儒家思想、傳統文化的精髓自然融入于學校物質文化之中,為校園文化建設鋪下深厚的積淀,讓學生耳濡目染,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儒家教育思想與現代學校文化建設一經融合,便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當然,目前學校儒家教育思想與現代學校文化建設的融合基本上停留在表層,形式居多,尚未完全內化進領導層的管理行為、教師的教學行為、教師與學生的修身中,尚未完全自然地融入于學校物質文化中;再者,還需注意學校文化設計上的整體性、創新性,要讓學校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鮮明的“性格”。我們相信,有了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這塊厚實肥沃的土壤,有我們自覺的繼承與發揚文化傳統的意識,我們一定能在日益開放、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中為學校發展謀得一席之地,彰顯學校特色,培養出更多祖國建設需要的棟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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