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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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我國城市化水平曾較長時期保持穩定。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開始大幅提升，流動人口也隨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變了我國人口總體結構。當前流動人口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總體數量增多，比例明顯增大。1995年，我國流動人口僅為5000萬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過2.2億。過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的流動人口，如今遍布幾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動已經演變為全國普遍現象。同時，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大。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僅占總人口的0.66％，2000年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17％。
結構發生變化，組成更加復雜。一是年齡結構發生變化，中年農民工和兒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動人口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呈現明顯的年輕化特征。到2010年，流動人口不僅變“老”了，4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變“小\”了，流動人口子女到城市里與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現象越來越多，全國流動兒童比例已經超過留守兒童比例。二是性別構成漸趨均衡。近幾年，更多的已婚農村女性進入城市，流動人口呈現出家庭化流動趨勢，促使性別比趨于均衡。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
工作不穩定，流動仍然頻繁。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職業技能總體較低，多在技術含量不高的崗位上工作，工資待遇不高，工作不穩定。不少人在不同城市、地區之間流動，即使在同一城市，也頻繁更換工作。流動人口在一個行業內平均就業時間只有3年左右，而在流動人口大量聚集的住宿餐飲業，平均就業時間僅為32個月，在制造業僅為35個月。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長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國平均水平為5.5年；2000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國平均水平為7.62年；2005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國是8.3年。這主要是由于流動人口群體相對年輕，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另外，流動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目前流動人口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人數已超過300萬人，拉升了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流動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各地各部門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好地保障了流動人口的各種權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一些問題還比較突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勞動權益保障。主要是勞動合同簽訂和執行不規范，簽訂勞動用工合同的比例較低；工作時間較長，據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時，其中批發零售業68小時，制造業52小時；社會保障覆蓋率不高，由于尚未實現流出地與流入地社會保障方面的銜接，流動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項社會保障。
子女教育。工作不穩定，流動頻繁，致使流動人口子女難以得到連續而穩定的教育，受教育質量偏低。接受完整義務教育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流入地參加中考、高考的問題也已經凸顯。一些城市公辦教育資源不足，不能完全滿足流動人口子女的求學要求。
第2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地區間人口流動成為學術界關心的話題。張善余(1992)、李樹茁(1994)、王桂新(1993、1995、1997)和嚴善平(1998)都利用人口普查數據進行了研究,他們利用人口學或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地區間人口流動的總體面貌、結構變化和內在機制作了多方面的定量分析。同時,還有很多學者通過樣本調查,對人口、勞動力的地區間轉移進行微觀分析,加深了對人口、勞動力流動的全面理解(杜鷹、白南生,1998;白南生、宋洪遠,2002)。但是,在有關中國人口流動的先行研究中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主要有兩點:一是大多數研究往往只利用了某一次的調查數據,沒有很好地把握人口流動機制的動態變化;二是對人口流動與經濟發展、市場化、就業機會、信息傳遞等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的不夠。本文利用最近幾次人口普查數據及相關的社會經濟數據,動態分析中國省際人口流動的總量和結構變化,并對省際人口流動水平與經濟發展、市場化、信息傳遞等因素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
一、省際人口流動的動向和特征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內地流向沿海的人口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出現了結構上的變化。省際遷移人口越來越向主要的輸出地和輸入地集中,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兩極分化傾向。表1是根據最近兩次人口普查數據整理的結果。其中,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是過去5年中發生省際遷移的全部人口,它包括戶口隨遷的遷移人口和戶口不變的流動人口,但不包括調查期間內死亡的人口,也不包括曾經流動過的回歸流動者,調查期間內的多次流動也只算一次;純遷移人口為流出與流入之差,負數表示流入大于流出;人口遷移率為純遷移人口與常住人口之比。
從表1可以看出:(1)省際流動的人口總數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1000多萬人增加到 90年代后期的3400萬人,增加了2倍多。這意味著在市場經濟快速增長的改革開放時代,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同時也表明了勞動力市場的調節機制在增強,整個社會的流動化程度在提高。(2)從純遷移人口的地區分布來看,輸出地、輸入地的結構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即沿海地區和西北的幾個邊疆地區為主要的人口輸入地,而中部和西南地區則是主要的人口輸出地。但浙江、湖北省是少有的幾個例外。(3)人口的純輸出地與純輸入地的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主要的人口輸出地人口的輸出規模加速擴大,而主要的人口輸入地則以更快的速度吸引外省人口。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離散系數分別只有0.67和0.71,而在90年代后期,該系數迅速上升至1.97和1.05。輸入地的集中傾向尤為明顯,僅廣東省就吸收了全部跨省遷移人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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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結果可以概括為:(1)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省際人口流動規模迅速擴大; (2)純輸出地和純輸入地的空間分布基本沒有大的變化;(3)省際遷移人口越來越向幾個主要的地區集中,兩極分化現象日趨顯著。
二、省際人口流動水平的機制分析:模型與假說
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們將參照有關的人口流動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建立人口遷移模型,提出理論假說,并對人口流動的決定機制進行實證分析。首先,討論對人口流動可能發生影響的各種要素。
其一,地區間工資差距對流動的影響。眾所周知,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城鄉和地區之間存在著較大的收入差距,這一差距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又進一步擴大。在社會中只要有差距存在,人們就會在地區間流動,以此來消除差距,實現自我的效用最大化。
其二,獲取就業機會的幾率。一個地區的工資水平再高,如果失業率也比較高的話,該地區的預期工資就會打折扣。相反,工資水平也許不是很高,但如果能夠比較容易的就業,即失業率較低,人口流入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其三,市場化的進展狀況。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勞動人事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不斷擴大,但這并不能說明企業的經營管理可以完全擺脫行政的干預。例如,在勞動用工方面,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國有企業也并不能完全自由錄用戶口不在本地的民工。因此,有理由認為,在其他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國有部門在經濟中所占的比例越小,或者說市場化程度越高,勞動力市場中的供給關系可能會更加自由。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以務工為目的的人口流入會比其他地方更多。
其四,伴隨流動發生的各種費用和成本。具體包括遷移的交通費、求職過程中的生活費等直接費用,以及失去已有工作的機會成本和適應新生活的心理成本等。當然,這些流動成本有的可以準確地計算,有的只是分析概念,實際上并不容易把握。為了搞清楚流動成本對人口流動的影響,通常把兩地之間的空間距離和兩地居民的人際交往程度作為變量。如果兩地間的距離較近,交通條件也較好,則可以節約交通費,因生活環境變化而產生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成本也可以大大減輕;如果兩地居民之間存在較多的血緣或同鄉關系,各種各樣的生活信息、就業信息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傳遞,特別是在市場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現階段,血緣關系、同鄉關系對降低距離的負面作用有著重要的意義。
基于上面的考慮,把遷移率(遷移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因變量,把兩地間各因素的相對差距即X[,j]/X[,i]作為自變量,建立指數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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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式(1)取對數,便可以得到對數線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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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變量的定義,就遷移模型中各變量和遷移率的關系,提出6個理論假說:(1)假說一 (收入差假說):A地的經濟水平越是高于B地,則A地向B地的人口流出率就越低,相反,B地向A地的人口流入率就越高。也就是說,地區間的相對收入差距是產生人口流動的前提條件。(2)假說二(增長速度差假說):經濟增長、非農就業機會增加較慢地區的人口傾向于流向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即流出率較高,而反方向的流入率則較低。筆者認為,地區間經濟發展速度的相對差距也同樣影響著人口流動的相對水平。(3)假說三(市場化假說):如果兩個地區城鎮非國有部門職工的比率不一樣,則從低比率地區向高比率地區的人口遷移率較高,而反方向的遷移率較低。(4)假說四(就業幾率差假說):如果兩個地區城鎮登記失業率不同,則從失業水平較高地區向較低地區的人口遷移率較高,反之則較低。(5)假說五(流動成本假說):地區間的空間距離對遷移率起負面影響。輸出地和輸入地之間的距離越遠,人口遷移率就越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交通條件的不斷改善,同樣的空間距離對人口流動的負面影響將逐漸縮小。(6)假說六(流動鏈假說):在兩個地區之間,有關就業和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流越大,伴隨空間流動的物質的、精神的成本就會相應降低,從而兩地間的人口遷移率也會相應上升。
三、省際人口流動水平的機制分析:數據和模擬結果
筆者將利用人口普查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統計數據,對上述的人口遷移模型進行模擬,并根據模擬的結果來驗證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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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人口普查年的政府統計,以此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變量;城鎮非國有部門職工的比率、城鎮登記失業率也為人口普查年的政府統計;經濟增長率取人口普查年之前5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非農就業人口的增加率根據兩次人口調查(時隔5年)的匯總數據求得,空間距離取省城之間的鐵路里程(部分地區為航空里程);把前一個時期流往其他省份的遷移人口數量作為兩地之間的流動鏈指標。具體地說,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后期的移動函數中,X[,7]的數值分別為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間從i省流向其他省份遷移人口的輸入地構成比,該數字分別從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匯總結果求得。根據前面的理論假說,如果80年代后期從i地流向j地的人口相對越多,則90年代前期同向的遷移人口也越多。同樣,90年代前期從i地流向j地的人口相對較多,則90年代后期同向的遷移人口就更多。為了排除各地區自然、氣候等條件對人口遷移率的影響,在遷移模型中導入表示地區特征的虛擬變量。
為了顯現遷移率與各因素的關系,選擇主要的人口輸出地和輸入地,在此基礎上確定用于計量分析的數據庫。具體來說,在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中,選擇18個省份(10個主要輸入地和11個主要輸出地,其中有3個地區分屬兩方);在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選擇19個省份(11個主要輸入地和10個主要輸出地,其中有2個分屬兩方)。這些地區的省際遷移人口在兩次調查中,分別占全國省際遷移人口的65%和75%。
表2是省際人口遷移模型的模擬結果。為了了解遷移率與有關因素的統計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變化情況,筆者除了對1995年、2000年的人口遷移模型進行模擬,還把兩組數據放在一起進行更一般性的分析。下面是人口遷移模型的主要計算結果和有關發現。
第3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約2.6億。人口流動在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在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并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這無疑給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探討了人口流動的現狀及其未來趨勢、人口流動中的階層分化問題、流動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動對流動主體（農民工）及主要流出區域（鄉村）的影響等，并從國際經驗中尋求借鑒，以期對促進我國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創新社會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和人口的地區差距。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的地區，人口老化的地區需要吸引外來年輕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近年來，人口流動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發展議題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人口流動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政策和制度變革放開了對農民到城鎮務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動風險；經濟轉型和工業化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勞動力需求；農業現代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降低了農業勞動強度、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轉變，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新生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又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在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
人口流動的規模與流向
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圖1），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占全國總人口的17%左右。上海、廣州和北京等城市的當地常住居民中，約40%是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年輕勞動力，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中約有1.5億人來自農村，省內流動人口中有54%來自農村，跨省流動人口中則有近82%來自農村。迄今為止流動人口規模仍繼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3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
圖1 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及增長率，1982～2010年
（資料來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趨勢一直是從中西部向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流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區吸引了全國大量勞動力流入。廣東省的流入人口規模至今仍在全國居首位，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對經濟變化高度敏感，隨著各地經濟發展進程和經濟形勢變化，人口流動的地域特征也發生了局部性變化。90年代以后，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與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紀以來，長三角地區流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珠三角地區，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長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流入人口更為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過，盡管廣東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顯弱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流入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蘇州，顯示出這些地區更為強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經從珠三角北移到長三角地區。天津和福建對流入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顯然與近年來濱海新區和閩臺經濟區的發展密切相關。
經濟因素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鎮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區，更可能成為流入勞動力集中的地區，如201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除內蒙古以區內人口流動為主外，其他幾個地區都是跨省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地區，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幾乎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個主要流入省廣東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遷入率高居全國前三位。經濟因素也是推動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遷出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依次是人均GDP較低的安徽、江西、貴州，其他幾個主要的人口流出地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總的來說，人口流出地區幾乎遍布全國、相對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區則相對集中在東部主要經濟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動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遷出地人口規模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推動流出）僅次于遷入地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東部農村地區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較為密集、農村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這些地區的生育轉變較晚、農村生育水平相對較高，因而能夠持續輸送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部沿海地區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國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長三角一些地區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開始負增長，這些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無疑對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續引入外來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
流動人口的構成及變化
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高度集中在15～30歲這個年齡段。與國際上較為常見的流動人口年齡模式不同的是，中國流動人口大部分不帶子女，因而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比極低，進而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在過去30年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這個群體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動者比例不斷上升，更多的流動者不再是單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與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婦女比例在流動人口中占了將近一半。沿海城市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豐富的就業機會，面向流動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日益改善，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鐘擺式的流動，在城市中長期居留不再回到農村，流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從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10年的29歲（即流動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歲以上）。2010年流動人口中離開戶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應比例更高達32%和30%。2000～2010年間，35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遠高于較低年齡組。因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不完全歸功于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那些早年離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為較為穩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就業，但是這兩代人仍被標記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盡管很多年輕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務農。
流動人口構成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內流動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別有44%和40%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也分別高達30%和27%，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歸因于近年來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總體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通過提供更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與之相應的變化是，流動人口中從事專業技術人員比例有所上升，從事農業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將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和居留的變化趨勢。
人口流動對人口結構和規模的影響
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向東南沿海城市，無疑會改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規模格局。它對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有些在短期內明顯可見，有些則是長期的。
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極低水平，80年代以前積累的人口增長慣性消失殆盡，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中國城鎮居民規模自2011年起超過農村居民，鄉城流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現象也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例如泰國的鄉城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為80%，印度尼西亞為68%。
由于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對本地人口規模的影響遠不及對流入地的影響，尤其對于人口流入相對集中的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北京市在努力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力圖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結果則是人口規模目標的不斷突破。
不過，如果進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則不難看出年輕勞動力的輸入正是這些城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勢為例（圖2），20～39歲年齡組外來人口數量遠遠超過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優勢不僅在于數量，更是年齡優勢。正是由于外來勞動力大量補充了本地戶籍人口在年輕部分的數量萎縮，才能有效維持上海經濟發展的活力。從圖2還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遠遠不足以替換即將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經濟發展勢頭，未來還需要源源不斷地引進外來年輕勞動力加以補充。上海的情況對其他很多東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義，由于長期穩定的極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經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階段，戶籍勞動年齡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進外來勞動力，很難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看來，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最根本辦法，可能是調整經濟規劃和發展方式、降低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圖2 分性別年齡戶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規模，2010年（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主要受人口流動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地區，呈現城鄉倒置的特征。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年輕人遷往城鎮地區，使得城鎮地區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農村地區的老化水平上升。從1982年起，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鎮地區的4.5%。到2000年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鎮地區的6.3%。截至2010年，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鎮地區2.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地區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動的影響，2000～2010年老齡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肅（人口老齡化程度增長率為64.6%），其后依次是黑龍江、貴州、四川、重慶、青海、湖北、陜西、吉林、寧夏、內蒙古。老齡化程度增長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在此10年間下降了12.3%，顯然與這些地區的大量流入年輕勞動力有關。
依據流動人口對于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A、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2個，其中緩解效果最為顯著的地區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廣東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6個，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慶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受勞動力流出的影響尤為明顯；C、流動人口對本省人口老齡化影響不大，包括內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內人口流動為主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得到緩解的地區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人口老齡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為嚴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條件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受到高度重視。
人口流動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和近20年的人口遷移流動，預計中國人口流動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并且不會在短期內縮小規模。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將繼續增長，沿海的經濟中心地區人口將更為密集，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將由于青年人的持續流出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不過隨著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可能在流動特征方面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長往往呈“S”型，根據城鎮化水平和進程可以劃分為起步期、加速期、趨緩期和平穩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最終的城鎮化水平超過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城鎮化水平超過60%，且人口超過5千萬的國家有德國、菲律賓、韓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等。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歷經上百年，美國高速城市化發展階段持續時間長達60年。而另一些國家的城市化過程則相當迅速，如日本和韓國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且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是人口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為城市居民。
盡管在國家的規劃和政策帶動下，近幾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并不能改變多年形成的區域梯度格局，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并未改變，對年輕勞動力的吸引力依然遠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與上一代有所不同，他們更多人是為了見世面、學技術或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更關注的是發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為了掙錢養家。盡管很多地區近幾年連續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但工資收入并不是這些青年流動者考慮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醫療衛生服務、生活質量和社會文化環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條件；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為相當多年輕流動父母選擇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東部沿海地區在這些方面無疑具有相對優勢。歐洲的跨境移民研究發現，高素質的流動者往往在選擇遷入地時有更多考慮和更高標準，社會環境較差的地區在吸引高素質流動者時缺乏競爭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利用各種政策和條件吸引年輕高素質的流動者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的較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對于高素質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化也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走向。在獨生子女比例較高、較為集中的地區，年輕人可能會首先選擇距離較近的城市就業，或在父母需要時遷回到離家較近的城市，因而減少跨省流動、增加省內流動。有些地區如4個直轄市和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2005年30歲以下人口中獨生子女占同齡人比例都超過40%；四川、浙江、內蒙古、山東和湖北的相應比例則在30～40%之間。事實上，2005～2010年間河南已超越四川成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變化應當是影響因素之一。
從對流動人口的需求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已經人口眾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已經老化，而且隨著共和國的同齡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還會更快。對于一個人口而言，年齡結構的調整只有兩種方法：加法和減法，即通過出生和遷入增加年輕人，通過死亡和遷出減少年齡較大的人。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地區的生育率長期走低、沒有明顯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日益改善、壽命延長、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地無法有效補充年輕人，老年人的遷出也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年輕勞動力雖然增加了人口數量，但卻是調節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方法。
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然需要與年齡結構相適應的勞動力，在年輕勞動力需求和人口規模控制之間尋求平衡，也是歐洲發達國家和一些亞洲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書中，針對2025年人口開始萎縮的前景，提出鼓勵結婚生育、歡迎移民的應對策略，計劃每年引進1.5～2.5萬年輕移民。對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來說，這顯然將會增加居民數量、提高人口密度。雖然政府在白皮書別提出要注意結構和數量的平衡，會謹慎控制移民數量，但還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對。看來，對“調整人口結構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遷入年輕人”這個道理，不僅決策者需要有所認識，也需要得到社會共識。
討論
在全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審視最近20年的人口流動形勢，雖然人口流動特征和流動人口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人口流動的區域模式和總體特征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預計未來也不會有顯著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動主要由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決定，也受到地形和氣候等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規律或相對的穩定性，如沿海城市經濟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預見并基本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無論是控制、推動還是引導，人口流動的大格局將不會發生突變。國際經驗表明，僅靠政府“一廂情愿”式的數量調控和對準入門檻的設置，都不能阻攔勞動力的流入；而當勞動市場受到經濟形勢下滑或金融危機沖擊時，這些外來勞動力會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國一些地區的“小城鎮化”經歷也說明沒有就業機會的城鎮是無法吸引年輕人的。因此，作為政府應當放棄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和無視人口規律的調控政策，順應大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可能會帶來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為緩解這些矛盾，在政策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確保區域人口、環境、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發達地區還有進一步作為的空間。流動人口分布的集中是產業布局、資源集中導致的，要使流動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須依據生態、環境狀況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使各區域的發展走入良性循環。目前，我國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動人口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40%以上，如能繼續加強大都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擴大輻射范圍，帶領周邊一批中小城市的發展，既可緩解流動人口過于集中的狀況，也可促進人口、環境、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第4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化進程；流動人口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4-0116-02
一、城市化概述
1.基本含義
城市化，又稱都市化、城鎮化，指的是從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傳統農村社會向以服務業與工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轉變的過程。內容涉及產業結構的變化、地域空間的變化、人口特征的變化等。
2.發展過程
城市數量逐漸增加，城市面積逐步擴大，從零散分布的孤立城市點緩慢演變為集成分布的城市群與城市帶，與此同時，城市人口比重逐漸提高，農村人口比重逐漸減低，這一系列的變化演講就是城市化的發展過程。我國的城市化從1949年開始起步，并在1996年開始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正式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二、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基本特點
1.群體性年輕化
2013年9月1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報告中稱，根據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顯示，2012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約為28歲，超過一半的流動人口出生于1980年以后。從數據可見，與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外出年齡更小，群體性年輕化特征明顯。
2.農村流向城市
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進入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的階段，這一現象從歷年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報告中也有所體現。每年的人口流動隊伍中，向城市流動的農村人口占據較大比例，其中，進城的農村人口比重約占全部農村轉移人口的八成左右。相關專家更是預測，未來10年我國累計需轉移的農村人口數量約在1億以上。
3.內地流向沿海
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等相關數據資料顯示，人口主要是由中西部內陸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由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這也折射出人口流動的地域選擇傾向多是以經濟發展程度為主。
三、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主要問題
1.戶籍制度中的歸屬不清
戶籍制度是國家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對公民的出生、死亡、法定地址等基本人口信息進行收集、確認與登記，并以此為依據與標準來保障公民在教育、就業、社會等各方面福利的制度。由于戶籍制度直接與公民可享受的權利掛鉤，因此，不論是城鄉間的戶籍差異還是不同城市間的戶籍差異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流動人口的權責歸屬問題。對于農村流動人口，雖然他們的現居住地與勞動力輸出地是在城市，但由于其農村戶口的性質，在承擔較高生活成本的同時卻難以享受當地標準的社會保障權利，兩者之間存在不對等的現象。對于在不同城市流動的人口，雖然他們的戶籍性質是城市，但受限于所在地政策的規定，也很難享受到當地的福利，這一問題普遍存在于社會保障福利、醫療衛生福利、購房、就業、子女教育問題等多個方面。與此同時，還可能會滋生不良的尋租行為，即以對手持政權的官員進行賄賂等方式來取得城市戶籍。
2.醫療保障中的疾病危險
流動人口的健康風險意識普遍較弱，居住環境惡劣，沒有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在出現疾病時，部分人因經濟困窘，很少主動就醫，延誤治療時機。以農村流動人口為例，受限于當地的經濟發展程度與社會保障水平，許多農村人口并沒有享受到應有的醫療衛生保障，部分村民在身體出現疾病時都采取自行醫治或放棄醫治的行為，這也給他們的健康埋下一定隱患。一旦他們開始流動，潛伏在其體內的疾病就有可能在流動的過程中帶入到遷徙地。與此同時，他們在遷徙地區也無法短期內立刻享受到醫療衛生福利，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疾病隱患，特別是對于部分潛伏性的傳播性疾病，更容易在人口流動的過程中出現疫情的散發與疾病的傳染。這一問題容易被個人、社會與接收企業所忽視，隱患性大。以北京為例，近些年，北京非京戶籍麻疹的成人病例平均約占報告病例的60%。
3.居住管理中的安全隱患
流動人口以務工為主，他們在城市中的居住地多位于城中村，該居住地的特點就是臨時性強，變化性大，管理松散。一方面，許多業主并沒有與前來租賃的流動人口簽訂租住條例，對其的監管度不足。另一方面，部分流動人口是群體性的遷徙，多是以同鄉居住為主，容易占地為王，形成幫派。這在無形中為流動人口的居住地帶來了安全隱患，提高了流動人口的犯罪率。以浙江省湖州市為例，根據湖州市法院系統于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審結的共1 463份與流動人口犯罪相關的判決書統計結果顯示，1 463份判決書中，共涉及2302名流動人口罪犯，其中以搶奪罪、搶劫罪、敲詐勒索罪、盜竊罪、詐騙罪和掩飾隱瞞犯罪為主。關于城市化進程中由流動人口所引起的犯罪問題，在2012年全國兩會時，北京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委員曾提到，“目前，流動人口犯罪已占各地犯罪總數70%以上，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甚至達到90%之多。”由此也可以折射出流動人員在居住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隱患越來越明顯。
4.農業發展中的土地荒廢
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農田的播種耕耘是重要的生產活動。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特別是青壯年群體的集體外出，留守在家里的基本是老人、小孩、婦女等勞動能力相對較弱的群體。勞動力的不足致使農田或是大面積地荒廢，或是改以簡單的兩季種植，這些都不同程度低降低了土地利用率，減少了農田收成度。以吉林省通化市長白朝鮮族自治縣為例，2010年，該縣共產20 247噸糧食，2011年，縣內的許多勞動力選擇外出城市務工或經商，許多農村的土地出現荒廢現象，2011年，該縣產出的糧食僅有15 344噸，耕地面積僅為4 186.67m3。有一部分農業家庭為了避免自家農田出現大面積的荒廢現象，采取了雇傭代耕或者承包轉讓的方式，但效果不夠理想，糧食產量依舊出現減少的趨勢。對于人口基數大，人口總量多，人口增長趨勢明顯的中國來講，土地的荒廢與糧食的減產是會威脅到國家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根本性問題，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給遷出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問題對策
1.優化戶籍管理制度
戶籍制度所導致的流動人口歸屬不清等一系列問題需要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來予以厘清與優化。當前，從國家到地方，都在對這一改革規劃方向與制定措施。大致可參考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放開戶口準入制度，降低流動人口的戶口落地門檻。流動人口的出生地雖然在農村或其他城市，但由于其工作與生活都在當地，其勞動力輸出與貢獻值也在當地，因此，對于該部分有固定居住與活動場所、生活來源與工作穩定的居民應當適度降低落戶當地的標準，以保障他們獲得相應的社會福利。其二，對優秀人才提供戶口落地優惠政策。誠如開篇所述，現階段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群體性年輕化特征明顯，其中不乏高精尖人才，包括大學生、擁有行業內職業資格證書的專業人才等。對這部分群體，應當為其在遷徙地進行求學、就業、投資、購房等方面提供適度的優惠政策，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從而間接性地提高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綜合競爭力。
2.創新疾病管理模式
以傳染病為例，目前我國實行的是控制屬地化管理原則，根據服務人口的數量與比重來計劃與安排財政資金的投入與人力成本的花費。這一模式由于沒有考慮到流動人口可能帶來的疾病傳染風險，因此具有難以防控的隱患。未來，國家應當結合人口流動的現狀與未來的趨勢制定長效型，常態化的傳染病防控機制。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應有的醫療衛生服務，從日常行為中杜絕隱患的產生。另一方面，政府應當聯合多個部門從多個方面，多管齊下來解決這一問題。對于企業，要督促用人單位對流動人口做好健康狀況的登記并定時安排體檢，一旦發現有傳播性疾病的苗頭，應立即將信息上報給防疫疾控部門，以便盡早切斷傳染源。對于流動人口居住地的街道，要定期舉辦各類健康知識講座，幫助流動人員養成良好的生活作息習慣，提高身體素質。總之就是要遵循早發現，早控制，早治療的原則，避免傳染源的大范圍傳播。
3.加大居住管理力度
為了更好地提高流動人口居住地的安全指數，避免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的不利因素，政府應當加大對其居住地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通過資源的有效整合來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并嘗試分片管理，將管理范圍縮小化，細致化，以便分配到每一個負責人。以出租屋的業主為例，應當督促其與租客簽訂租賃管理條例，了解租客的個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證信息，戶口信息，就業單位，社會關系等，以豐富對租客的了解。此外，除了每月按時收繳租房費用外，業主也應當與租客多溝通，多交流，通過情感的關懷與真切的關心來幫助流動人口適應當地的生活，減少其因為經濟窘迫等問題而產生犯罪行為的概率。另一方面，要加強日常的普法宣傳活動。轄區內的司法行政部門應當聯合企業、學校等以共同搭建普法平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培養流動人口的法制意識，避免其出現犯罪行為。
4.改進農業管理模式
目前，我國的農業耕種形式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以個人為勞動力的作業模式。基于人口流動趨勢不可抑制以及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農業應當逐漸開始向大規模的機械化作業方式改變。通過引進農田作業機械來提高單個勞動力的作業能力與作業效率。對于留守在農村進行耕地作業的農民群體，國家也應當適度提高補助。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讓以經濟獲取為流動目的的該部分農民工可以在不外出的前提下堅守農業生產，保證我國對于農田糧食的需求可以得到有效滿足。除此之外，國家也可以嘗試雇傭有農業作業知識與農田耕種經驗的專業人員來為流動人口的家庭提供耕種服務，將播種到銷售的整個流程都由專業人員代辦，既不影響外出人員的土地作業活動，又可以最大程度保證農田生產。
五、小結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為中國開辟了城市化這條前進之路，特別是隨著城鄉壁壘的逐漸松動與鄉鎮經濟的發展崛起，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腳步日益加快。而人口流動作為城市化推進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有機部分，其對國家的戰略規劃與政府的社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更大的挑戰。戶籍制度中的歸屬不清、醫療保障中的疾病危險、居住管理中的安全隱患、農業發展中的土地荒廢等，這些都是人口流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管理與社會保障的問題。從長遠的角度上看，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其城市化進程就不會中止，其人口流動就不會停滯。在這一問題上，不論是改革的方向還是創新的出路，都應當針對制度管理與社會保障這兩大著力點進行思考與探究，由此才能推動合理的城市化進程與良性的人口流動。
參考文獻：
[1]鄭真真，楊舸.中國人口流動現狀及未來趨勢[J].人民論壇，2013（4）：6-9.
[2]黨力.戶籍制度改革視角下探析農村人口流動問題[J].中國―東盟博會，2013（4）：47-49.
第5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人力資本是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流動是任何市場經濟國家必須面對的基本現實。從微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受勞動力接受教育的程度、年齡、收入、成本和工作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的逐利性必然流向回報更高的地方。從宏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會增加整個社會的產出，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因而，人力資源流動具有自己的動力機制，并且能增加社會總福利。因此，建立統一的人力資源流動市場將會降低人力資源流動成本，促進人力資本優化配置，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促進社會的全面制度創新。因此，應采取相應的人力資源流動管理對策，促進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關鍵詞：人力資源；人力資本；流動
中圖分類號： F540.5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3）04-0045-05
人力資源在市場價格機制作用下通過自由流動達到優化配置，實現人力資源與其他各種資源的最佳組合，完成商品或勞務的生產轉換過程，發揮著人力資源獨特的效能。目前，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加全面地融為一體，市場機制得以在更為廣泛的領域里發揮作用，對人力資源流動的限制性措施將逐步減少，一套規范的、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將逐步建立，促進了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優化人力資源配置。
一、人力資源配置的傳統體制分析
資源配置是指相對稀缺的資源在各種可能用途之間進行重新組合，以獲得最佳效率的過程。因為資源的稀缺性，導致其在多種效用中的取舍而產生機會成本；而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化則導致其在價格杠桿作用下自由流動[1，2]。人力資源配置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計劃配置，即通過行政命令或計劃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另一種是市場配置，即通過市場機制，以價格信號為引導，通過競爭滿足供需關系，從而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這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在不同的條件下起著不同的作用。目前，人力資源流動概念包含三層含義：（1）個人在不同類型的工作組織（單位）之間以及不同的職業和行業之間的流動，即工作變動；（2）個人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即農村流動人口及城市間移民：（3）個人在不同在業狀態之間的流動，即就業、下崗或失業以及再就業等。這三種形式的人力資源流動都有利于人力資源與資本、技術和土地資源的匹配組合，實現高效、低成本的經濟選擇行為，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3]。
以1958年頒布的《中國人民戶籍登記條例》為標志，人力資源配置采取了集中統一的計劃配置方式，發揮了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控制作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力資源與戶籍之間是一一對應的靜止關系，基本上沒有流動，其特征是：（1）低工資高就業；（2）勞動力供需雙方都無自；（3）就流動量和頻率而言，人力資源具有較小的流動性；（4）不存在勞動力市場或人才市場；（5）隱性失業嚴重；（6）農村人口、城市人口就業嚴重隔離；（7）城鄉沒有統一的社保制度。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每個勞動者都和一定的生產資料相對應，人人都有就業的權利，形成了低工資、低效率的全面就業狀況，人力資源完全由國家各級行政部門決策與控制，企業、事業單位沒有選擇、裁減勞動者的權力，勞動者也沒有選擇職業、崗位的權利，勞動者自身的人力資本優勢和實際工作所需技能往往不匹配。因此，人力資源專業、技能不對口，而且被牢牢地束縛在固定的崗位上，流動性極差，不存在勞動力市場或人才市場，人力資源供需由政府控制，實行全面就業政策，這實際上把外部勞動滯存轉化為了內部滯存，形成了隱性失業和嚴重的高就業、低效率的局面[4]。同時，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農村人口比重大，農村與城市就業模式完全不同，農村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不享有任何福利、醫療費、住房等權利，只有在貧困、天災等災難發生時才能享受有限的救助，而城市人口享受與生俱來的就業、福利、醫療、住房等權利，城市與農村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二元就業模式，并且這兩種模式之間是不可轉化的，農村與城市人口就業被嚴重隔離[5，6]。
二、人力資源流動的系統分析
（一） 人力資源流動的影響因素
人力資源流動取決于預期收益現值與預期成本現值的對比，只有當預期收益現值高于預期成本現值時，人力資源才發生流動[7]。其影響因素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力資源的基本特征
人力資源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大小。
工作流動性會隨著就業時間的長度而遞減，兩者呈現反向變化關系。假定人力資源的退休年齡一定并且從三歲開始就接受幼兒教育，退休前接受教育的時間與退休前的就業時間之和等于退休年齡。因此，年齡越小，就業時間會越長，從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收益的時間就越長，其現值就越大。人力資源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從人力資本投資中所能獲得的潛在收益就會越高，工作的機會越多，工作的環境會比較好，社會地位也會比較高。
2.人力資源流動的收益與成本高低
人力資源流動的成本可以分為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8]。貨幣成本指遷移費用、終止原來的就業關系和尋找新的工作的費用。心理成本指離開了自己已經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而造成的心理損失。因此，人力資源流動的條件是新的工作環境中獲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原來工作中的收益與流動成本之和。
3.工作環境對人力資源流動的影響
根據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激勵因素是以工作為中心的，這些因素具備時可以對員工起到明顯的激勵作用；保健因素是與工作的外部環境有關的，這類因素具備時，員工的不滿情緒就會消除。因此，人力資源與工作環境（包括工作本身與外部環境）的和諧狀態影響到人力資源的流動，兩者越和諧，人力資源流動的可能性越小；兩者越不和諧，人力資源流動的可能性越大[9]。
（二）人力資源流動的微觀模型
按人力資本成分的大小和用途的專業性來劃分，可分為通用性人力資本、專用性人力資本和準專用性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以人力資源作為載體的。但是，無論是哪種類型的人力資本，都必須與一定的資本存量相結合才能發揮作用[10]。
一般地，人力資源流動與資本存量分布不均勻有關，如果人力資源利用時的生產力較低，較低的生產力則對應著較低的報酬率，那么人力資本在價格杠桿作用下就具有追求高報酬率的沖動，從而向要素稟賦豐富的高收入地區流動。因此，人力資源流動的原因在于流入地與流出地之間人力資本報酬的差異，流動引起的心理感覺變化程度以及其他各種福利損失和遷移成本共同作用。下面以這三個因素作為變量建立數學模型：
假設人力資源從流出地A向流入地B流動，A、B兩地有要素報酬率的差異，由于流入地B的生產力水平較高，從而各種福利，比如醫療、社會保障和各種地方補貼也較好。因此，人力資源流動的主要條件為：
（三） 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效應
若A、B兩地建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時允許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由于A、B兩地人力資本的價格不同，因此引起人力資源從低工資的A地向高工資的B地流動，流出數量為LM，兩地的工資水平趨于一致，經濟平衡點為G。
三、促進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對策
當前，我國已經加入了WTO，但是由于我國現階段的許多管理制度與方法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延續，仍然包含著許多計劃的成分，思想觀念還停留在計劃的狀態中，因而距離市場化要求較高的WTO準則還有一定距離。同時，我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農業人口最多，但是我國農業的產業優勢并不明顯，相反還由于耕作技術落后、規模化程度低等，使得大量的農業人力資源被束縛在生產率較低的土地上，這樣既是我國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又缺乏對沿海許多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人力資源支持，只有通過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才能有效地解決結構性矛盾并釋放出被束縛的生產力，與國際市場進一步接軌，以滿足WTO關于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要求。因此，要漸進有序地推進與WTO要求的市場化進程，減少人力資源流動的成本，建立信息暢通、流動自由的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配置市場。
從微觀經濟的視角分析，人力資源的流動有利于其主體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因而解決了人力資源流動的微觀動力機制問題。從宏觀經濟的視角分析，人力資源的自由合理流動有利于區域或整個社會經濟的增長，促進社會資本的高效運用，因而解決了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動力機制問題，促使政府積極地進行制度創新，創造有利于人力資源流動的制度環境。同時，從人力資源的供給與需求來看，我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其供給量非常大，而人力資源需求往往成為制約人力資源流動的瓶頸。因此，我國處于一個典型的人力資源買方市場狀態。從就業存量的角度來看，影響人力資源流動的因素則主要是就業機會不足、流動成本高昂以及搜尋信息成本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促進人力資源流動的對策[11-14]。
一是加快人力資源配置機制從雙軌制向單軌制的轉變，讓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部分政府機構人員進入勞動力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人力資源流動中的基礎性作用。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人員冗余嚴重，許多能力低下的員工占據著職位，缺乏一定的退出機制，還有許多長期處于非工作狀態但仍然屬于在業身份的員工，甚至更有一些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員工被繼續延聘、返聘，因而就剝奪了許多優秀的年輕就業者的潛在機會。因此，應采用市場化的手段，引進充分競爭的機制，保持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員工的職業信息公開，同時引入更大的社會監督力量，依據以能為本的原則，讓人力資源市場處于更開放、透明的狀態，使人力資源進入和退出自由，減少制度與觀念的障礙，保持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的活力。
二是國家可采用財政、法律手段調節人力資源的供需關系，使之結構均衡化、協調化。
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對失業率高的不景氣地區提供就業補貼，刺激人力資源需求方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源自由流向需求方。同時，國家要加大監督與檢查力度，對于使用童工的用人單位要予以處罰，規范就業市場秩序。
三是國家應加強人力資源流動立法，使勞動力市場規范化，實行全國統一的信息化與網絡化管理，清除各種地域性較強的管理措施，使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建立全國性的人力資源數據庫，而人力資源流入地可以采用登記制，從而可以進一步消除人力資源流動的障礙，降低人力資源流動的成本，促進人力資源有序流動。
四是國家應取消對人力資源流動所設置的障礙（包括受教育的權利也可以流動），加強人力資源需求的信息管理，促進人力資源合理配置，指導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國家應逐步放開戶籍管理制度，剝離附加在戶籍之上的教育權利，讓教育權利與社會保障等可以隨人力資源流動而流動，取消對人力資源流動設置的種種障礙，為人力資源流動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
五是國家應搭建一個全國性的就業信息綜合服務平臺，同時提供免費的就業信息咨詢，并隨情況變化而實時更新，為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參考，降低失業者尋求信息的成本，消除就業信息不對稱的狀況。
失業者往往在獲得人力資源需求信息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因而就業移動時往往處于盲目狀態，缺乏對自身的就業特性與需求目標之間差異的了解，流動時針對性比較差，搜尋信息成本比較高，因而阻礙了合理的人力資源流動。因此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四、結語
人力資本是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流動是任何市場經濟國家必須面對的基本現實。從微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受勞動力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本和工作環境、受教育者的年齡、收入等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的逐利性必然使人力資源流向回報更高的地方。從宏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會增加整個社會的產出，產生正的溢出效應。無論是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人力資源流動都具有自己的動力機制。另外，就我國人力資源供需矛盾中的買方市場特點來說，影響人力資源流動的關鍵在于就業機會不足、流動成本與搜尋成本高等，應著力解決與促進人力資源合理流動。畢竟，對整個國家來說，促進人力資源流動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發展方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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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現狀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4月27日
一、調查方法和基本情況
（一）調查方法。本次調查以定量分析為主，在某些問題上采用定性分析。在對山東省莒縣一些村莊前期觀察基礎上，以曹河村和丁家村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例開展調查，主要采用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法，并輔以觀察法和文獻法。本次調查共發放130份問卷，回收問卷122份，有效問卷122份，訪談對象8人。調查時間為2015年2月，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8.0對數據進行統計。通過對典型個案進行分析，歸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一般性，發現其流動的現狀與特征。本次調查的研究視角主要從“一般研究”到“具體研究”再到“一般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指“現象是什么”、其產生的動力因素；具體研究則是以山東莒縣為研究個案分析“事物的現狀、特征如何”、“事物的影響及其成因是什么”、“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再到一般研究，指通過具體實證研究得出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結論。
（二）基本情況。本次調查以莒縣安莊鎮曹河村和夏莊鎮的丁家村為例，以農村勞動力個人為單位進行抽樣調查并輔之以入戶訪談。安莊鎮位于莒縣北部，地理位置較為偏僻，與沂水毗鄰，地形多山地和丘陵，人口約3.5萬；夏莊鎮位于莒縣南部，與臨沂等地相連，靠近國道和省道，交通便利，人口較多，經濟發展情況較安莊鎮好，人口約6.6萬。曹河村共有約1，000人，丁家村共有約4，000人，對兩村的流動勞動力人口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共選取樣本122個，其中選取曹河村66人（54.1%），丁家村56人（45.9%）；男性76人（62.3%），女性46人（37.7%）；大專以上、高中中專中技、初中、小學的人數分別占總人數的比例為0.8%、19.7%、63.1%、16.4%；15歲以下、15～30歲、30～45歲、45～60歲的人數分別占總人數的5.7%、59%、21.3%、13.9%；工業制造業、建筑裝修業、交通運輸業、餐飲服務業、批發零售業、農業種植業、其他行業人數分別占總人數50.8%、27.9%、4.9%、3.3%、8.2%、3.3%、1.6%。對8名農村勞動力（包括1名縣城務工者、3名青島務工者、1名返鄉創業者、1名有出國勞務意愿者、2名在家務農者）進行入戶訪談，以期搜集到一些問卷中不易發現的問題與想法。
二、農村勞動力流動現狀調查分析
（一）勞動力流動的總量和規模較大。莒縣轄21個鄉（鎮、街道辦事處），1，260個行政村（居委會）。2014年底全縣總人口113.3萬人，其中非農業人口24.8萬人，占總人口的21.9%。農業人口88.5萬人，占總人口的78.1%。根據該縣相關部門統計資料顯示：全縣農村勞動力約68萬人，常年外出務工的為20.4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0%。常年外出務工人員中，在鄉外縣內就業的為6.8萬人（10%），縣外省內就業的為10.54萬人（15.5%），省外或出國勞務就業的為3.06萬人（4.5%）。除常年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外，仍舊有5.5萬多（8%）農村勞動力從事縣內企業的計件工或鐘點工，農業生產的季節性決定了他們大致的工作時間。由此可以看出，全縣農村勞動力外出轉移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8%，勞動力流動總量和規模比較大。
（二）勞動力流動的類型呈多樣化趨勢。據調查顯示，曹河村和丁家村的就業類型分布為省內鄉外72人（59%），鄉鎮企業25人（20.5%），省際或出國勞務21人（17.2%），其他類型就業4人（3.3%）。可見，大部分農村勞動力省內流動約占勞動力總人數的79.5%，主要因為省內流動符合生活方便、戀家情結、農業生產需要、轉移成本較低等要求。有關調查也顯示，東部地區第二產業發展的勞動力主要來源于東部地區自身農村勞動力轉移，這部分農村勞動力數量大，素質較高。調查中發現這17.2%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外省一些重要城市或出國勞務并且趨勢不斷增強，近年來出國勞務人員在不斷地增加。目前，通過正規組織，已經輸送境外就業800余人，涉外勞務人員儲備庫中儲備人員3，500余人。省內流動多為“季節性”短期流動，主要存在于老一代農民工之中，他們就業呈現出非正規性和季節性，省際與出國勞務則多為非季節的長期性流動。
（三）農村勞動力流動方式組織化程度較高。省內就業（省內鄉外和鄉鎮企業）主要以血緣和地緣為主，靠鄉土人際關系網絡找工作，或者是業已建立起來并逐步鞏固的業緣關系（但這種業緣關系的范圍狹小有限，其次才是勞動力市場的開發。而省際和出國勞務則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的開發、親戚朋友介紹以及政府職能的改善，就業方式呈現組織化和規范化特點。調查中得知，即使通過親戚朋友介紹，最終也需要通過中介公司或正規勞務輸出組織。由表1可見，勞動力流動以自發性外出務工為主，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表1）
（四）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性別差異較大。被調查者中，男性76人，女性46人，分別占總人數的62.3%、37.7%。女性外出務工者年齡集中于15～30歲，即青年期；男性外出務工者大部分集中于15～45歲，其次是45～60歲，分別占73.7%、22.4%，即青壯年期和中年期。（表2）
男女性別之間的差異主要由于女性家庭勞務、生育以及年齡和體力等因素。首先，家庭的生育功能、教育和撫養功能與女性特征更具有親和力，女性更多地被賦予家庭責任與義務，這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農村“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趨勢；其次，女性的身體與生理特征使得男女在相同的條件下女性競爭力較弱，女性的身體不能承受過重的負擔且體力有限。這也是很多企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重要原因。
（五）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宏觀方向在變化。莒縣農村勞動力宏觀流動方向主要由農村、小城鎮向城鎮、大城市流動，由農村向亞、非、拉、美、澳洲以及歐洲等地區國家流動。但近年來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國內流動由“單向流動”轉變為“雙向流動”，出現“回歸工程”的現象和模式。這將成為其經濟發展的最初資本積累和人才集聚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當地城鎮化的發展，縮小城鄉和區域差距。經調查得知，由于近幾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很多企業破產倒閉，返鄉創業和就業的進城務工人員人數大增，并呈現出逐年增多的趨勢。該縣廉價的勞動力市場也成為吸引務工人員回鄉創業的重要因素，這給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后勁與人力資本積累，也帶動了當地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與家庭收入的增加。
（六）出國勞務人數不斷增加，趨勢逐漸增強。勞務出口亦稱“服務出口”或“海外就業”，它是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國勞務近年來在莒縣發展迅速，已經形成一條龍服務鏈，從“招募報名――選審培訓――外出勞務――期滿歸國”等一系列過程變得成熟穩定。根據該縣相關部門的資料統計顯示，截至目前全縣總共有5，500多人涉及出國勞務（包括有出國意愿、已經出國或者期滿歸國者），其中曾有出國經歷的800多人，目前正在參加培訓或已經出國人員有1，200多人，打算出國且已經進入備選庫的人員有3，500多人。在調查中發現，出國勞務年齡多為中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許多夫妻一起出國。出國勞務人員一般有年齡限制，大約在35歲以下。輸出國家主要是亞洲一些發達國家，其次是美洲、澳洲、歐洲等發達國家和非洲一些國家。出國勞務的最大動機就是快速發財致富，這是一條快速發財致富的最佳途徑，耗時較短且收益頗豐，能達到“輸出一人，致富一家”的目的。調查發現出國勞務人員從事的行業主要是農業、建筑業、制造業、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能性行業較少，與國內農村勞動力整體就業領域相一致，但與國際勞務輸出的差距很大。據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OECD國家引入的外籍工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過60%，而受過初級教育的僅占10%左右。但該縣外派勞務人員主要集中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城鎮下崗工人，受教育程度低，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外派人員占到70%以上。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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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一、我國跨地區人口遷移的規模與流向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人口遷移實行嚴格控制。只存在極少政策性人口遷移。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凸顯；同時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形成了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因而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自發向城市轉移。同時，國家開始放松對人口遷移的嚴格控制，我國人口遷移逐步趨強并漸顯高度活躍態勢。
(一)人口遷移規模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遷移的規模總體上呈快速上升態勢，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急劇擴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82-1987年，全國人口遷移總量是3053萬人，其中跨省遷移人口632萬人；1985-1990年，總遷移人口3413萬人，跨省遷移人日1183萬人，1995-2000年，總遷移人口1，44億人，跨省遷移人口4242萬人：2000―2005，年，總遷移人口1，47億人，跨省遷移人口4779萬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的總體規模在1，5億左右，其中約有1／3是跨省流動，2／3是省內流動。根據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跨省遷移勞動年齡人口數據，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勞動力跨省流動的規模是1047萬人，2000年是3972萬人，2005年是4270萬人。可見，我國跨省遷移人口絕大多數是在省際間流動的勞動力。
(二)人口遷移的區域流向
我國區際人口遷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的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地區內部流動性不強，跨地區人口遷移是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主要模式，這種遷移模式可以通過計算跨地區遷移人口在省際遷移人口的比重來佐證。1985―1990年，我國的跨省遷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區的遷移人口占省際遷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為76.47％，2000―2005年達到79.62％。呈明顯的上升趨勢。
東部地區一直是我國跨省流動人口遷入的首選之地。1982―1987年東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態勢，1995―2000年這一比重達到75％。而2000―2005年達到84.6％。流入東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兩個三角洲，即包含廣東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包含江、浙兩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長江三角洲地區。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推算顯示，這兩個三角洲吸納的跨地區流動人口占整個東部地區跨地區遷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日漸減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僅占5.5％：西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
從流出地構成來看，中西部地區是跨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1985―1990年東、中、西三地區流出省外的人口規模差不多。分別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變，東部比重大大減少；中部比重急劇上升，幾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穩定。中西部地區的跨省流動人口絕大部分流向了東部地區，從1987―2005年，中部地區跨省流動人口中流人東部地區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區也由44.2％上升到80％。具體來看，中部地區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的廣西、重慶和四川是勞務輸出大省，這8個省流出的跨省就業人口占全國的65％。
二、我國跨地區人口遷移的主要特征
(一)跨地區人口遷移與勞動力鄉城遷移、產業轉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區域流向突出表現為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這一跨地區人口遷移的過程也是農村勞動力由鄉村向城市、由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遷移中，農村遷出人口一般都，占遷出總人口的60％及以上，顯示了農村遷出人口是我國遷移人口的主體：而絕大部分遷出人口是遷入城鎮的，并且呈現加強趨勢，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遷入城鎮的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從農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鎮。
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就業。200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1995―2000年間，全國跨地區流動的就業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比重高達60.3％，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業、農林牧漁業、建筑業、服務業。但三大地區之間流動勞動力的產業分布差異較大，東部地區遷入人口產業構成是第二產業為主(74.9％)、第三產業為輔(19.5％)，而中、西部遷入人口的產業構成比較均衡，雖然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比重也較高。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沒有遷移人口在業情況的調查，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有關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調查來分析遷移人口的在業狀況。農業部劉維佳2005年的調查表明，在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業占68％，建筑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正在從農民中分離出來，頑強地融入產業工人階層，并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部分。我國人口遷移與劉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勞動力轉移規律相一致，這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反過來，也是推動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條件。
(二)以農村人口的非戶籍遷移為主，“候鳥式”勞動力遷移模式
由于戶籍約束造成的城鄉分割狀況還沒有完全打破，農村勞動力雖然從農業向非農部門轉移來看具有穩固性，但仍具有很強的兼業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長久居住地與就業地分離的“兩棲性”。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多數還保留家鄉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務工。有的是季節性外出就業：他們外出在非農部門就業，在職業上改變了農民身份，但還保留著農業戶口和農民的社會身份：外出農村勞動力長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沒能在外定居，家鄉仍有親人，收入多數帶回老家。這導致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呈現出“候鳥式”的流動模式，
我國農村勞動力要真正轉移出來成為城市居民，需要經
歷兩個階段：先是從農村轉移出來，并在城市尋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機會：然后是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的成功者在“樂業”之后尋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來。在中國目前獨特的制度安排下，農村勞動力一般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轉移的第一步；但是轉移的第二步，對于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來說，卻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資本就可以實現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約束。因此，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可能常年在東部經濟發達城市就業、生活和居住，但難于在城市入戶定居，導致東部很多發達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戶籍人口)。對于大部分流出的農村勞動力來講，盡管他們的技能、觀念、職業已不再是農民，但在現有的制度約束下；他們只能是“城市就業、農村安家”。
(三)東部發達地區總體上尚未形成明顯的選擇性移民傾向
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發達地區的選擇性移民使落后地區人才流失，是形成區域經濟發展“極化效應”的重要原因。我國現階段的人口跨地區遷移是否存在東部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選擇性移民呢?通過對第5次人口普查關于流動人口的年齡：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發現東部發達地區總體上尚未形成明顯的選擇性移民傾向。
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我國三大地區之間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特征來看，總體表現為年輕型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為主。1995―2000年三地區遷入和遷出人口的年齡結構也都具有年輕型人口的特征。區域差異小。從遷入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東部、中部、西部三地區平均年齡分別是24.88歲、24.56歲和25.34歲，多數年齡均在20－24歲。三大地區遷出人口年齡結構與遷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齡均在20―24歲，平均年齡均在25歲左右，地區間差異小。從三地區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狀況來看，中部遷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東部最低，三地區遷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為主：東部遷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區遷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顯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流入東部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入中部地區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達到了高中。
第8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區域動態人力資本；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義烏市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義烏市登記流動人口數為159.5萬，遠遠超出常住人口。同時，2012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義烏市在中國最具競爭力百強縣（縣級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經濟增長主要是資本投入、勞動投入的增加、技術的進步，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為首，人的素質的提高才能推動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產出的高速增長。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表明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從影響經濟增長的源頭因素來看，人力資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動人口對義烏市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一、文獻綜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資本由舒爾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經貝克爾（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補充和發展，形成人力資本理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盧卡斯（Lucas，1988）和羅默（Romer，1986）為代表人物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將人力資本作為同物質資本一樣的獨立生產要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之中，運用微觀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會直接影響全要素生產力，從而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率。新貿易理論的代表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也受到產業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響，生產要素通過流動產生空間上的集聚，會對一個區域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1]。
國內對人力資本的研究起步較晚，中國經濟正由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轉變，加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因此，國內學者更加關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侯亞非和王金營以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的外生變量來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2]；顧加寧對中國人力資本的集聚現狀進行了實證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閔行區外來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間集聚基本形式與演化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大城市外來人口的重構模式 [4]。
針對國內外學者對人力資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區域動態人力資本”在本質意義上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區域動態流動的、受過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種學歷（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勞動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動的務工經商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稱之為人力資本。需要說明的是，動態人力資本應包括人力的流入與流出兩個方向，但義烏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流出的人力資本相對流入的比例較小，因此在本文中將忽略流出人力資本存量。
二、義烏市動態人力資本存量分析
動態的務工經商勞動力的數據來源于義烏市2012年的流動人口數據分析報告和境內13個鎮街6 863份流動人口問卷調查情況匯總，得出義烏市流動人口的結構狀況 [5]。
（一） 以年齡、性別、學歷構成的人力資本
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在分析人力資本構成時，不僅關注經濟活動中人的學歷結構，還特別重視與學歷結構相關聯的年齡、性別構成特征 [6]。
將調查的年齡、性別、學歷構成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如下特點：從年齡特征看，年齡段以18—35歲為主，形成了勞動力聚集的峰尖，說明青壯年勞動力是流入義烏務工經商的主要群體。從學歷構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主要以初中為主，占84.69%，大專以上學歷只占3.35%。因此可以認為，具有中學教育學歷是進入義烏市形成勞動力供給的最低學歷臨界點。學歷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壓力的轉移，對產業升級轉型產生不利的影響。
（二）以職業分布的人力資本
以學歷為主要觀察標準來衡量，義烏市動態人力資本結構屬于低水平，主要從事生產制造、服務行業工作，占總崗位數的62.29%，主要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簡單再生產工作或從事非（低）技術工作，屬于低端職業領域的人群。這種崗位選擇的特征表明，流入到義烏市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生產企業里，這與義烏市眾多的中小企業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的職業選擇半徑不大，并且集中。
（三）來源地和工作地觀察下的人力資本
為了分析義烏市對流動的人力資本吸引狀況，筆者對流入的人力資本的來源地和在義烏的工作區域做了分析，顯示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在義烏市主城區工作的人占絕大多數，占73.51%，鄉鎮的吸引力還不強。二是流動人口中來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數來自江西、貴州、河南、安徽等地，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總數的57.93%，說明義烏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比較有限，帶動的是更不發達的地區；而經濟發達地區江蘇、廣東、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員流入很少，說明義烏市很難吸引經濟發達地區的高素質人才。這在義烏市建設綜合貿易改革試點過程中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義烏市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的關系
各地區的發展經驗顯示，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即人力資本存量越多、質量越高，區域經濟增長水平就越高。同時，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據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狀況進行的；產業結構的演進速度都是受到相應素質的人力資本和具有一定彈性的人力資本約束的。
（一）人力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影響
人力資本可促進產業發展，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特別是有利于發展高科技產業。2012年，義烏市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略高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最低，僅為2.63%。經濟發展規律證明，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而第三產業中的高科技產業比重較大。義烏市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不合理之處，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通過發展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人力資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發揮優勢，使用更先進的機器、設備等，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節約生產成本。人力資本的轉化會推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高產業的資本收益率，使第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進而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因此，人力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但是義烏市高素質、高學歷人才多分布于學校內，對科技的轉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約。
（二）人力資本結構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在對人力資本進行計量研究時，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將人力資本分為基礎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基礎人力資本代表勞動力所必備的人力資本存量；相對基礎人力資本而言，專業化人力資本更強調知識、創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義烏2012年的調查中，基礎性人才占絕大多數，對經濟的貢獻度比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質量和數量，是構建區域競爭力的基礎，將會有利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加大對基礎性人才的投資，不斷提升他們的知識、技術和能力，提高區域整體人力資本的存量和質量。除了要對現有的一般人才的開發與利用外，還要想方設法提高區域一般人才的數量，高職高專等職業技術學校肩負著培養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積極探索職業技術學校的培養模式，提升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師水平和辦學水平。
相反，義烏專業性人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低，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高層次人才多是決策的制定者，而不是執行者，其貢獻率不能直接體現在經濟指標上；二是因為高層次人才做的多是創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轉化有滯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層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層次人才的發展上，筆者提出如下兩點建議：一是提升地區高層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質，不斷增強他們的創新能力，培養更適合義烏市場具體情況的人才，為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二是吸引其他地區的高層次人才來本地區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層次人才。
（三）人力資本影響區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義烏市作為金義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著物質運輸交換、要素流動、信息溝通的重要功能。從國內外的區域發展經驗可以看到，在區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資本較為聚集，而且區域人力資本存量規模和結構也直接影響了區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輻射范圍，影響著區域經濟發展。義烏市的動態人力資本遠遠超過了金華市其他地區，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這些人才基礎都為義烏市承擔貿易中心功能、生產中心功能、服務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
人力資本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不僅取決于人才數量的多少，而且取決于其使用環境、組織制度和激勵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專業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建設適合人才發展的環境，完善用人機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環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動機制，注重對某些特殊領域專門技術人才的引進。經濟增長和人才增長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意味著人才的重要性不僅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還對自身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發展模式會與經濟增長形成良性互動。
義烏市人力資本流動還存在區域流動結構不合理、人力資本區域流動方向不均衡、人力資本區域利用效率低等問題。人力資本區域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關聯效應總體上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進一步調整人力資本跨區域流動的方式和結構，合理規劃人力資本區域流動發展戰略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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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人口流動的特征范文
加權城鎮化率指標的構建
全面而準確地判斷中國城鎮化的真實水平，不能全盤否定現有城鎮化率指標，而是需要對其進行修正。認為城鎮化率被高估的學者，其主要理由是非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不應被計入城鎮人口。從國際比較來看，發展中國家仍有占城市總人口32.7%的貧困人口無法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而這些總數為8.28億的人口都是統計到全球城市人口中的。然而，我國現行城鎮化率指標也確實沒能反映農民工的流動性及其所享受的公共服務不均等現象。尤其是在城鎮化率成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之后，迫切需要構建一個兼顧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的指標，以遏制部分地區片面追求“數量城鎮化率”乃至形成數字水分的傾向。
目前，不同觀點對“人”的屬性判斷非此即彼，即“人”要么是城鎮人口，要么不是城鎮人口。實際上，城鎮常住人口是由不同群體構成的，而不同人群的“城鎮化程度”是不一樣的。在現行城鎮化率指標（城鎮常住人口/全國總人口）基礎上，如果能為不同群體賦予不同的權重，那么就有可能計算出“加權城鎮化率”（∑pi*Ni/全國總人口，Ni代表城鎮常住居民中不同的群體，pi代表該群體的權重）。本文從“公共服務”的維度，為城鎮常住人口“賦權”，并計算出兼顧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的“加權城鎮化率”。
對農業轉移人口城鎮化權重的估算
如果說擁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務，那么可以認為其城鎮化權重為1。而對于農業轉移人口來說，我們并不能認為其絲毫沒有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合理的判斷是他們的城鎮化權重在0和1之間。我們從以下三重視角來考察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城鎮化權重。
一是反映社會保障的“五險一金”指標。根據人口計生委的調查，流動人口的“五險一金”覆蓋率并不高，六個指標的平均值僅為14.95%。
二是反映農民工和城市職工同工同酬程度的指標。人口計生委的調查顯示，2011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2250元；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的數據，2011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月工資3538元。我們用農民工占城鎮居民收入的比重反映農民工就業保障水平，其值為63.32%。
三是反映家庭完整度的指標。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勞動力進城階段，二是夫妻進城階段，三是子女進城階段，四是老人進城階段。隨著對流動人口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中國農村人口遷移正呈現第三和第四階段的特征。我們用“夫妻一同流動比例×子女一同流動比例”來定義家庭完整度。根據人口計生委的調查，2011年夫妻一同流動的比例為85.2%，攜帶子女流動的比例為62.30%，兩者相乘得到了53.08%的家庭完整度。
我們對三類指標各賦予1/3的權重，最后得出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城鎮化權重為43.78%，這意味著他們的城市生活是不完整的，要被打上約56%的折扣。
對加權城鎮化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義
在得到農業轉移人口的權重后，對加權城鎮化率的估算就水到渠成了。2011年農民工家庭人口為19671萬人，其城鎮化權重為43.78%；而49408萬城鎮戶籍人口，其城鎮化權重為1。根據公式“∑pi*Ni/全國總人口”，我們可以計算出2011年中國的加權城鎮化率為4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