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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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是按照列寧的“國際辛迪加”模式組織起來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主權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 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轉貼于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 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 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 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 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可見，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丹尼爾·史坦博.管制與市場［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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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BAUMOL， W. J.， AND R. D. WILLIG. Fixed costs.Sunk Cost， Entry Barriers and

Sustaimability of Monopol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5， August，1981，405-431.

第2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第3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高中政治經濟課程重要性

一、高中生學習政治經濟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一）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

現代社會已經由傳統的制造業經濟社會轉向為多元經濟發展的新型社會，各個行業都在不斷地推進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傳統的政治教學已經不能夠很好地滿足學生對于社會的認知和自我的需求。新的課程改革也對教師提出了更好地要求。學生通過對于政治經濟的學習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國政治經濟的認知能力，能夠讓學生主動積極的參與到政治教學之中，使得學生的政治學習能力得到提升。現代政治經濟教學與消費，生活，民生等密切相關，學生只有從根源掌握了經濟發展的發展要素以及發展情況，才能夠更好地做好自我職業規劃以及后期專業選擇，所以說，高中政治經濟的學習不僅僅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也是學生自我發展的要求。

（二）提高學生政治經濟的認知能力

在高中政治經濟教學之中，教師能夠深入淺出地為學生回答：經濟發展的意義以及經濟生活等各種問題。這些問題都是能夠幫助學生更深入了解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生的政治經濟認知能力。同時，學生通過對于這些理論知識的學習培養許多良好的消費習慣，減輕家庭生活壓力，減少攀比心理，等等，在高中生心理素質教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我國高中生攀比心理嚴重，攀比現象屢出不止，尤其是在這個信息化高度發達的時代中，甚至很多學生因為某一款游戲不惜盜用父母的銀行卡去充值，去互相比拼誰充值得多，這是十分不科學也是不合理的消費心理。通過政治經濟的學習，能夠有效抑制學生的攀比心理。

（三）改變學生的消費觀念，促進學生個性發展

政治經濟課程是學生形成人生價值觀與消費觀念的主要途徑，政治經濟教導學生要能夠量入為出，適當消費，避免盲從，理性消費，等等。能夠讓學生在現有條件之下深刻認知到金錢的來之不易，能夠讓學生培養勤儉持家的良好品德。學生之間也會出現團結互助，互幫互助的友好現象。高中政治經濟教育的根本不僅僅是為了提升學生的高中政治成績，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個人素質，激發起社會正能量。如果學生進入高中知識埋頭于高考，為了高考放棄正確的引導，那么他本有的正能量就會逐步喪失，變得自私自利，不會太多地顧及家庭的經濟因素與個人的消費水平，不能夠體會到父母的艱辛，這樣的結局注定不會太好。

二、增強高中生對于思想政治經濟課程的學習認知

（一）增強實際聯系，與生活掛鉤

一直以來，高中政治課都是一門以歷史為基礎的文科類學科，其知識點多而復雜，需要學生花時間消化記憶和背誦。教師在政治課堂上需要以學生的發展為本，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思想價值觀，讓學生多說多做多探索。讓學生占據課堂的主體地位，教師主導學生探索知識。如在“國家的本質”一課中，教師可以將課堂交給學生，開設實踐探索課，把學生分成小組查閱資料探討國家的本質是什么，每組派一個代表上臺發表自己的觀點，并且讓其余的學生給出評價和意見，如此做來就能活躍課堂的氣氛，加深課堂效率，學生也會對政治課產生濃厚的興趣，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

（二）學科認知需要改變

傳統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學方式單一枯燥乏味，很難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應該解放思想，改變傳統的思想觀念，創新改革教學方式，提高課堂效率。教師可以在教學過程中結合信息技術，借助多媒體工具，多元化教學方式。如在“走進世界貿易組織”一課中，教師可以運用多媒體技術通過一兩組圖片或者動畫，再加上教師在旁邊稍微的講解，就能很容易的讓學生理解并且記憶世界貿易組織的本質和性質。這遠比學生花上10分鐘去背誦書本上的文字知識的效率要高。而且教師還能引導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能更加主動地去接受知識。正確地判斷當前的經濟形勢，并采取相應的對策，這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的穩定與持續發展。政治經濟課程更能夠幫助學生從實際理解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和價值所在，能夠不斷地引導學生去思考，去學習，潛移默化地讓學生去了解國家的發展現狀以及新出行的法律法規，等等，對于學生的人生規劃和職業規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不應該存在學科認知偏差。

第4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②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一些基本經濟范疇的同時,賦予了這些范疇科學內涵,由此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命題的變革,使政治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說根本性的超越。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馬克思找到了分析紛繁復雜經濟現象的支點,即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17世紀將人口、民族或者國家作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后來他們從這些生動具體的實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疇,如分工、貨幣和價值,但沒有將商品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為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的特點就是按照正確的邏輯思維方法通過概念、范疇的展開進行,而邏輯范疇的推演必須從最簡單、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談起,因為任何一個復雜事物中最簡單的東西也就是最抽象的東西,它雖然抽象,但卻是復雜事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對馬克思來說,“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論的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起點。“商品”是一種怪誕的存在,用馬克思的話說,它是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③的物:說它可感覺,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一種突出表現:“龐大的商品的堆積”;說它超感覺,主要是由于它“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④馬克思以桌子為例來說明這種怪誕,在他看來,桌子的怪誕不是源于它的使用價值,也不是源于價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會關系屬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質載體反映出來。物質載體在反映商品的社會關系本質時,造成了對商品本質的一種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換關系采取了一種物與物之間關系的虛幻形式,從而產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這種商品拜物教現象,使古典經濟學家就此止步。他們將商品形式視為人類永恒的形式,沒有追問商品的價值為何要采取交換價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內涵的社會關系本質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現出來。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馬克思致力于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兩種不同質的商品之間能夠互相交換,它們之間質的等同性,也就是說兩者之間能夠互相交換比較的第三者是什么?馬克思通過分析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由交換價值進一步發現了價值,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商品的兩個屬性,它們分別由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生產出來。正是對勞動二重性的發現,使馬克思避免了大衛?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缺陷。由此可見,正是由于馬克思從商品這一概念范疇的分析入手,才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和怎樣形成價值的問題,并進一步由商品的內在矛盾研究了價值形式,考察了從簡單價值形式到擴大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到貨幣形成的發展歷史,為科學的貨幣理論乃至他整個的政治經濟學找到了最基礎的邏輯起點。從外在表現上看,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建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鮮明的黑格爾把握問題的邏輯理路:從概念入手,通過概念的邏輯自我展開環節完成對于問題的理解和把握。這好像仍然是一個“頭腳倒立”的體系,但馬克思認為,這是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①

    也就是說作為科學上正確的敘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進行分析的研究過程。因此作為已完成對黑格爾“頭腳倒立”體系顛倒過來的馬克思來說,商品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概念,而是對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最準確概括。這一點和黑格爾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從根本上說就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而在馬克思看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②正是由于這種根本的不同,商品內涵的這一社會“基因”伴隨著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具體邏輯展開過程,在深層次上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

    經濟學研究與人的價值立場休戚相關。由于理論旨趣的不同,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財富如何增長的問題,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③雖然古典經濟學家接觸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和人的階級關系,但是他們并沒有將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相反,他們對經濟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與物之間關系的層面,例如從商品和商品之間的關系去研究經濟范疇。這就使他們抽象掉了物與物之間發生關系的歷史情境,客觀上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④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要揭示財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過對這種經濟關系的研究,揭示這種“物”的關系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研究怎樣改變這種“物”關系背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再一次強調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質不是能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價值。而價值的實質是抽象的一般人類勞動,它體現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勞動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會分工紐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勞動同時內在的具有社會性質。但是要把這種社會性質體現出來,需要通過市場的交換來完成。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商品和價值二者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紐結點就是貨幣,正是貨幣把價值的本質最深刻的體現了出來。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貨幣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會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實現的一種方式。資本的出現,則標志著一種新型社會關系的出現,它的存在以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資本實現了增殖,由此貨幣搖身一變而成為資本,而資本生產關系在本質上講是一種權力關系,它以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和剝削為基礎,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勞動者雖然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然而它自身卻一無所有。資本家以這種支配關系和權力關系實現了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馬克思正是通過恢復被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抽象掉時間維度和社會關系維度的經濟范疇,揭示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存在狀態。由此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是以商品為起點,依商品-貨幣-資本的演進邏輯分析資本的產生;進而從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剖析資本周轉、循環和流通的本質和規律;最后從整個資本主義總生產的高度通過分析利潤的分配提出剩余價值理論,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這樣馬克思透過物的表層分析內在的生產關系,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為主線,由價值、使用價值、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構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過對“勞動力”的分析,闡明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從根本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是怎么產生的,并為工人如何擺脫這種悖論式的生存狀態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合理因素的過程中,以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變革和理論立場的轉變。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說:“《資本論》是把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

    ①如果我們從方法論的層面審視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超越關系,我們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二是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方法論。從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來看,馬克思在宏觀上主要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在微觀上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二者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首先從宏觀上來看,這主要表現為馬克思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建構了一個圓圈式的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架構。以《資本論》為例:從總體上看,《資本論》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一個大圓圈。《資本論》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論述“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論述“資本主義生產(經濟)的總過程”。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個獨立的開放式的圓圈,分別論述一個圓圈的內容,同時這三個圓圈之間又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一體。這三個圓圈的關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關系。第一個圓圈是第二個圓圈的基因,而第二個圓圈是第一個圓圈發展的必然結果,第三個圓圈是對第一、第二個圓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礎上向第一個圓圈的回歸。因此可以說這三個圓圈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的一個大圓圈。其次,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來看,馬克思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第5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路線；契合

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新古典學派為代表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原本是統一的，有共同源頭，其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系方面，關注社會關系中人的互動行為。因此，探討馬克思經濟學與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性和互補性，通過相互之間的溝通來促進兩者發展，并最終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更為完善、成熟的學科，就顯得非常重要。本文就兩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理論來發展馬克思經濟學。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生命力及當前的困境

馬克思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認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合理要求，從而出現一種異化狀態。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這種目的，馬克思經濟學在研究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時遵循從現象到本質的基本路線：首先，透過現象去探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其次，分析事物的現狀表現。再次，剖析現狀的成因及其偏離本質之處。最后，分析異化現狀下的種種行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尋找糾正事物異化的途徑。

馬克思經濟學在如下幾方面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馬克思經濟學是人本主義的，關注整體社會和弱勢群體的福利提高。因此，不僅關注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及相應的物質資源的創造問題，而且還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相應的社會資源的創造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是物質主義的，在既定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僅僅關心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領域上。馬克思經濟學認識到整個社會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因而關心公共領域的制度安排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體主義出發，探究私人領域中的發財致富問題。三是在理想狀態的選擇上。馬克思經濟學認識到經濟現象從屬于社會系統，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質，并把這一本質視為未來所要回歸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狀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想狀態則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而這種假設往往不現實或根本不能實現。四是在基本立場上。正因為認識到現狀與本質之間的差異，因而馬克思經濟學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則熱衷于通過供求分析來解釋現狀，并在倫理實證主義的支配下為現狀辯護。

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所賦予的使命的原因，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關社會制度的宏觀層面，是對社會發展總體趨勢的分析，缺乏對微觀制度的具體分析。因此，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馬克思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具體微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就顯得力不從心，這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學目前所面臨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馬克思經濟學在微觀理論基礎上的不足

正因為馬克思關注的是社會制度問題，導致其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微觀基礎的支撐。如，盡管馬克思經濟學從勞動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產，并從協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組織的嬗變，但它并沒有具體探究微觀組織中的勞動配置問題，也沒有具體考察組織內部的協調機制及其影響因素。再如，盡管馬克思經濟學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研究社會利益的對抗和沖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單位是階級，把具有相同階級地位的視為一個整體而采取共同行動，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及由此產生的階級斗爭。因此，其研究的是整體主義，而并沒有進一步分析階級成員的行為心理，從而對集體行動的判斷似乎缺乏微觀的個體基礎。

盡管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事物的本質展開深刻的分析，其經濟學結論之間存在較為嚴密的邏輯一致性，但不可否認，其基本理論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上，這種引導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質，一旦某些微觀假設出問題，那么，整個理論的可信性也就會受到質疑，其應用于實踐也會帶來深重的危害。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同質勞動的基礎上，而同質勞動顯然已越來越不符合社會的發展現實。再如，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也是建立在勞動市場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但這顯然不符合現實。然而，迄今為止，人們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其總體性質方面，而很少對其微觀理論基礎進行審視。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往往缺乏更為微觀的具體分析，馬克思經濟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并構成一個更為完美的理論邏輯，就必須注重微觀方面的探究。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契合

要進一步為馬克思經濟學提供微觀分析的基礎，就需要契合兩方面的知識和理論：一是其他社會學科近年來的發展，包括心理學的新近發展、道德哲學的新近發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近年來的發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類行為、互動行為的博弈基礎，等等。其實，不僅馬克思經濟學缺乏對微觀行為的探討，即使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存在微觀和宏觀之間的脫節：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集中于微觀方面，而以心理學定律為基礎的凱恩斯經濟學則關注宏觀方面。當然，后來由于新凱恩斯經濟學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礎上重新借鑒新古典的理性選擇理論，從而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奠定微觀基礎。同樣，也正是基于這種契合，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行為機理也逐漸為其他的宏觀社會現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礎。顯然，馬克思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是經濟思想長河中各有側重的兩個主要支流，它們也理應匯合在一起。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發生、發展和進一步演化的規律。特別是，盡管目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門學科存在很大分歧，但兩者在本質上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學理論體系。

縱觀經濟學發展史，可得出如下幾點結論：一是經濟學本質上是統一的。當前割裂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大范式的研究內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補性：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人關系的層面，西方經濟學側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二是研究內容的不同導致兩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異：西方經濟學偏重于抽象演繹、個體主義、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經濟學則強調歷史歸納、整體主義、實質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是“社會關系”的含義，它研究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把經濟學視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范疇，并注重事物本質和事物之間作用的內在因果機理。四是西方經濟學從功能主義出發，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及分析均衡狀態，基于自然主義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為，這導致其逐漸走向數理模型化道路，而這種模型化道路并不適合于探索事物之間內在因果機理和本質的政治經濟學。五是基于內容和方法的差異。兩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設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經濟學討論的抽象經濟人是同質的，而政治經濟學探索的社會人是異質的。六是盡管方法論存在差異，但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歷史歸納和抽象演繹、演化和均衡等僅僅是經濟學研究的不同視角，因而兩大經濟學范式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從而促使經濟學的發展。

盡管馬克思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有一個共同源頭，但自古典經濟學以后，這兩方面內容卻越來越分裂了，并形成兩個越來越對立的學科。一方面，自從邊際革命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逐漸拋棄了對制度反思和改進的思路而將其研究對象逐步限定在物質財富上，從而演變為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的學問。后來，經過幾代人為建立“純”經濟學而不斷地借鑒數學工具，西方主流經濟學終于發展出了在表達上越來越精確的微觀技術，但卻因拋棄了倫理學內容而越來越與現實相脫節。另一方面，基于馬克思經濟學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逐漸形成了以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從而缺少對微觀行為的研究。因此，西方經濟學會越來越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義分析，而政治經濟學則更傾向于結合其他社會科學進行歷史和現實的分析。顯然，從兩者的基本特質上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更為生動和多樣，也更具啟發性，從而具有更重要的發展意義。

第6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不過，說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是經濟學的時代，并不準確。在此之前，中國社會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經濟學的，雖然那是另外一種經濟學。在經濟學界內外，迄今仍能聽到兩個名詞：“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學術界大體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學術圈之外仍擁有自己廣泛的世界。因此，中國早就處于經濟學時代，且保持著連續性。

哪種經濟學?

1950年代以來，中國建立了集中經濟體制，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政府成為經濟性活動之直接控制與經營者。這體現于三個方面：第一，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通常是國有制，即政府占有資源，占有生產資料，開辦工廠，開辦商業、金融等企業。第二，這些企業也是國營的，也即政府直接經營這些工廠、企業，企業負責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國家干部，員工則是國家的雇員。第三，這些工廠、企業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計劃，組織生產、商業活動。

這樣的體制是按照當時的官方經濟學中的制度藍圖建立起來的。因此，那個時代就已經是一個經濟學的時代。每個人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反復接受官方的政治經濟學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當時思考問題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經濟學的。那個時代也自然形成了經濟學帝國主義：歷史學領域的“五朵金花”，幾乎全部與經濟有關；即便在文學評論領域，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當然，那個時代是比較特別的。從一個側面看，那是一個政治的時代，但彼時的政治卻是使用經濟學的術語進行的。用當時流行的話說：政治的背后是經濟，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構成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則是由生產力狀況決定的。官方經濟學正是以此為建立和維持國有、國營、計劃體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彼時的政府就是一個龐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層一樣統一指揮人們進行生產、消費、積累等經濟性活動。

因為官方經濟學在公眾、在政府、在教育體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礎，所以，1990年代以來出現的經濟學熱，也就不難理解。因為，人們早就已經熟悉了經濟學的術語，也熟悉了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當然，此時流行的是西方經濟學，因而，影響公眾的經濟學的內容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這個所謂的西方經濟學，基本上是19世紀后期形成、在20世紀積累了深厚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羅賓斯曾經給這個經濟學下過一個經典而簡短的定義：經濟學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經濟學是論證政府控制、管理經濟活動服務的信仰與知識體系，其理論框架中的經濟活動主體是國家，或更準確地說是政府。西方經濟學則實現了個人主義轉向，將個體視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此個體透過理性選擇實現其收益之最大化。這樣的經濟學或可稱之為商人的經濟學。在這個經濟學理論體系里，只有相互競爭的個人，而沒有政府，這一點與官方的政治經濟學形成了強烈對比。也因此，兩種經濟學體系之間曾經發生過不少觀念、理論、政策建議上的沖突。

不過，在政府官員、公眾的心智中，這兩種經濟學是混雜在一起的。官員、一般民眾在學校學習的是官方經濟學。在校外，比如在大眾媒體上、在財經作者的著述中，接觸的則基本上是西方經濟學。如果說1990年代確實是經濟學的時代，那也是兩種經濟學體系的混合。只不過在不同的人那里，兩種體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們在不同的場合依據不同的需要而交錯運用不同的經濟學概念體系與思考方式，有時是無意識的，有時則是有意識的。

一個基本的搭配結構是這樣的：人們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處理私人事務，在公共事務領域則運用官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會后果，也許是對“私利”的啟蒙：它對斯密的體系進行了割裂，以一種過分簡單化的邏輯論證了：私人利益并不可恥，增進私人利益反而是光榮的。經過經濟學的這一啟蒙，人們開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條。人其實總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們對此還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筆下的經濟學則說：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實現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們普遍作為人生的道德指南。這一點，商人自不用說，普通民眾、官員亦然。

民眾可能會用官方經濟學的話語來批評自己不滿意的社會現象，比如，人們會依據官方經濟學來批評政府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方案。官員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更是本能地堅持官方經濟學的基本命題，比如，他們仍然堅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廣泛、深入控制。今天人們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業化，不過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資源、經營企業的體制的延續，而官方經濟學對此是可以提供論證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可理解當下中國民眾、尤其是各級政府官員的心智。毫無疑問，如果進行一番國際對比當會發現，當代中國人的心智之經濟學色彩可能是最濃厚的。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統的經濟學教育。這其中，官員的心智又是所有社會群體中最有經濟學色彩的。他們自如地在兩個經濟學體系之間轉換，讓不同的知識為我所用。而中國當代社會的諸多嚴重問題，也恰恰淵源于此。

回歸秩序的經濟學

上述兩種經濟學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氣質：物質主義。兩者都強調對于物質利益的獲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處。只不過，官方經濟學里的主體是政府，強調政府對于資源、財產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強國家的力量；西方經濟學里的主體是所有的個人，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實現物質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國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為商人，后者則以個人為商人。

這樣的觀念體系，當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文化問題。人不是商人，或者說，正常的人不應當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計算機器。當經濟學成為一種盛行的迷信，當利益最大化成為社會普遍的道德信條，把人們聯結在一起的非經濟性因素，就會被人們當作商業性質的問題來處理。比如，很多經濟學通俗作家曾經用經濟學分析愛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時，社會秩序必然趨向松動、扭曲以至解體。

同樣，一個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說過：“論氣質之不相容，無過于商人與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財富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按照斯密的說法，在恰當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這種努力將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時的收益和最大化資源占有、財富積累為目標，則必然使整個經濟體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為裁判員又

為運動員，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給予某些商人以特權，讓其他商人處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讓投資者、經營者作為一個整體處于特權地位，而令其他社會群體如勞工、消費者處于不利地位。簡而言之，一個按照經濟學的邏輯行動的政府，一個物質主義的政府，極有可能讓自己成為特殊利益群體，或者在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制造權利的不平等。當代中國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卻面臨種種問題，即是因為這種不平等。

當然，在現代工商社會，在政府必須承擔大量公共品供應、因而需要充沛稅源的社會，政府無法拋棄經濟學。但是，明智的政府會遠離形形的物質主義的經濟學、商人的經濟學，而堅守斯密所討論的“治國者之經濟學”。

斯密寫作《國富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把政府從商人變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評之對象是重商主義體系，這個經濟學體系就是一種物質主義的經濟學體系，它指導君主為了積累國家財富而對工商業進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則是反物質主義的。他在第四卷《論政治經濟學之諸體系》卷首寫道：“被當作國務活動家或立法者之科學之一分支的政治經濟學，為兩個不同的目標而運思：第一，為人們提供豐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準確地說，讓他們能夠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樣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國家或共同體提供足夠公共服務之需的收入。政治經濟學為使人民和國家同時富裕而運思。”

也就是說，治國者也是需要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乃是治國者所應當掌握的一門學科。這門經濟學確實關注“國民財富之性質和源泉”，但斯密告訴治國者：創造財富是國民的事情，讓他們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職能，不包括資源之直接占有與財富之直接創造，僅限于提供公共品，維持秩序。換言之，斯密所設想的作為治國者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與財富無關，而與秩序有關，與正義有關，它是一種秩序或正義的經濟學。它討論的主題是：政府如何維系社會創造財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國民基于分散的知識自發地合作、交換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國者之經濟學原理讓我們聯想到儒家的教誨。儒家關注財富問題，它提出政府要“富民、養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確地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樣的教誨曾遭到西方經濟學的中國信徒的廣泛譏諷。然而在當下，這一教誨的價值已然凸現出來。

第7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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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琳.論中國民族經濟學之路――發展軌跡與理論創新[J].黑龍江民族叢刊（雙月刊），2006（01）.

[10]李忠斌.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宏觀思考[J].思想戰線，2004（03）.

[11]鄧艾，李輝.民族經濟學研究思路的轉變[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12]劉永佶.民族經濟學的主體、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5）.

[13]王建紅.論民族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世界民族，2010（03）.

第8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一、勞動價值理論

作為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之一，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其他經濟學原理的基礎。這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勞動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理論與其他經濟學理論相區別的基本標志。除了政治經濟學理論外，還有其他的一些經濟學理論，這些經濟學理論之所以沒有成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因為建立的價值理論基礎不同。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之一，否認政治經濟學的價值理論，自然也否認勞動價值理論。第二，勞動價值論闡述了價值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只有弄清楚價值方面的問題，才能比較科學合理的研究其他的經濟學問題。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是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展開的，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地位得以體現。

通過對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分析，能夠引申出另外兩個原理，分別為價值原理、勞動價值運動規律原理。價值原理主要包括價值形成、價值實體、價值本質、價值形式、價值量等內容，這些構成了勞動價值論基本內容體系。其中，最核心觀點是“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運動規律的原理也是商品經濟運動規律的原理，對其進行研究，可以清楚了解現實經濟在競爭、價格、供求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的運動變化，并從中總結客觀經濟規律，明白如何遵循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經濟活動。因此，必須加強勞動價值理論研究，并對其有一個正確認識，只有這樣才能把握好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之一。從馬克思個人研究層面上看，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要深于社會主義經濟，因為他本人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的真實實踐，提出的相關理論還不完整、系統，現有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都是后來的者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主要成果。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實踐中總結，在總結中發展，來源于實踐，又指導著實踐，形成了理論與實踐互動發展的一種模式。在現實實踐中，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具體化，不再抽象化。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政治經濟理論的基本原理之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理論發展的主要成果，沒有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不完整的；第二，當今世界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體制，若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不是理論的一部分，就無法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實踐。

在理論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形式。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基本原理研究的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不發達社會主義采用何種經濟形式等內容；第二，所有制。社會主義所有制基本理論研究的是不發達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包括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公有制應當采用怎樣的實現形式、所有制結構特征等內容；第三，分配。社會主義分配的基本原理研究的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問題，如分配方方式的性質、特征、基本結構及不同分配方式之間的關系處理等。

與其他基本理論相比，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有兩個鮮明特點：第一，馬克思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不是單純的以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為依據形成的，結合了當代實踐發展的具體情況。其他基本理論沒有結合當代實踐；第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以中國實踐和理論創新發展成果為基本內容，其他基本理論不是結合中國實踐與相關的理論成果。從以上兩個方面能夠看出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結合了具體實踐，是一種中國化的基礎理論，在實踐中不斷的發展。

三、剩余價值理論

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另外一個重大發現，是馬克思畢生研究的成果。在政治經濟學中，剩余價值理論處于主體地位，所以把其看作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之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剩余價值理論對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進行了揭示，全面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特別是對于資產主義經濟的生產、分配、流通等內容闡述都是圍繞剩余價值展開研究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完整、成熟的理論，要想正確把握經濟學理論，就要準確認識剩余價值理論。

第二，剩余價值理論是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與商品經濟條件下經濟運動的一個基本理論，足見它具有很大的普遍適用性。對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分析，也要以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

基于剩余價值理論還可以延伸出其他的原理，主要包括：第一，剩余價值生產原理，研究的是剩余價值生產問題，如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勞動力商品特殊性、資本的再生產等；第二，資本流通原理，研究的是剩余價值實現問題，如資本周轉、資本形態循壞等；第三，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剩余價值分配問題，此外還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收入來源等。

將剩余價值理論當成是政治經濟基本原理研究的重點內容，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爭議的，但是把剩余價值這一基礎理論具體化為基本理論，并與社會主義當代實踐發展結合起來，則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因為剩余價值理論揭示的主要是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基本規律，提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基本條件是社會化大生產、市場經濟等。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雖然也以社會化大生產、市場經濟為基本條件，但還要符合另外一個條件，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運行。為此，應當加深研究不同社會制度下，相同經濟條件中的剩余價值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背景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樣可以積極促進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發展。在社會主義背景下研究剩余價值理論，既要搞清楚剩余價值理論的內容，也要充分結合實踐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政治經濟學發展，然而現實中作到這一點是非常難的。

第9篇：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論文摘要：歷經 30余年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 學界 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把 國際政治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及其互動結果和衍生現象銜接起來，從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國家與市場的現實場景、互動關系和作用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延展，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與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當前，國際政 治經濟學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的分析框架。面臨著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的繼續充實與更新等一系列問題。

隨著全球體系的加速形成，興起于 20世紀 70年代西歐和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日漸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從理論和方法論角度而言，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理論 、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理論 以及激進主義與世界體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穎的思維視角，也昭示著其已經步入新的變革時期。

一、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論

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對國家的決定性和強制性，其觀點承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想主義傳統。自由主義把國際關系的發展看作是一部市場進化的歷史，當今世界體系是由全球性的現代化所塑造，并有賴于三種力量 的推進：一是經濟力量，即開發市場、利用新資源的能力；二是技術力量，如通訊、運輸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組織力量，即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靈活應對主要由上述三種力量推動的市場化構成了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13(P14)。國家間穩定的貿易與經濟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由此凝結的互惠紐帶，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國家問的合作關系，從而成為培植國際和平的源泉之一 。對此，相互依存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從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的權能關系角度 ，給出了學理推斷和說明，其也成為自由主義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論之一。

相互依存理論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依賴狀態是一種客觀情形 ，各類國際行為主體(國家、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等)活動的終極 目的是促進全球資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實現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從而為國際和平提供一種功能性的保 障。為此 ，必須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從而強化 國際經濟關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類國際行為主體通過合作關系的不斷推進而共享利益，以推動國際經濟體向均衡化發展。經 由相互依存的組織網絡形成的技術上合作、行為上共處的國際體系，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國際沖突提供了必要條件。

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相互依存狀態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國際行為主體問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關系。由此，羅伯特 ·基歐漢(Rob一ert 0．Keohane)和約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復合相互依存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該理論的創新之處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關系包含著代價，而事先指明某種關系的收益會大于代價不太可能。這取決于國際行為主體對自身價值和依存性質的判定[2(P14)。很多學者注意到，相互依存關系的達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單元的數量與損失程度兩大變量的迭加作用和影響，致使依存關系中權力的來源更加復雜，形成所謂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雙方或多方只有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對受損(relative loses)。換言之，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大多是非對稱的從而造就了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相互依存關系的遞進與發展 ，非但沒有弱化國家的政治權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對稱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為國家新的政治權力提供了來源與動力。為此國家間必須保持適度交流(以不引起對方感到威脅為底限)，以減少相互依存中的對立因素并使之趨近于對稱，從而強化由此派生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的基礎，即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為調節和控制國家間關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現實主義與霸權 穩定論

現實主義源于重商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政治經濟問題的中心，市場依賴于國家的存在。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認為重商主義意味著現代 國家的形成 以及資本主義的贏利經營轉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產力理論”認為 ，權力較之財富更重要，并決定著國家的主權獨立和財富保持C5)(P46—47)。國家應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和貿易，并依賴保護主義手段確保本國的工業競爭力。

現實主義從國家中心論出發，對內強調干預主義，對外主張保護主義，并認為政治權力框架決定經濟利益分配。民族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增長依賴于國家“為尋求權力而斗爭”的能力。本質上，國際經濟關系是相互沖突的，世界經濟競爭的零和博弈特性，凸顯國家安全和軍事力量對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競爭作為國際交往的一種常態 ，意味著增強自身優勢和削弱競爭對手。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為明顯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訴求和預期。

霸權穩定論主張由單一的霸權 國家主導國際體系，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創立結構和秩序，以便規避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國際體系的失序風險。羅伯特 ·吉爾平 (Robert Gilpin)從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給出了霸權國家確立的三大標識：一是形成以霸權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勢力范圍；二是建立以霸權國家為核心的金融貨幣權勢；三是霸權國家具有適應全球經濟變化的超凡能力。從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權國家所提供的諸如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和安全機制等雖然體現了霸權國家的意志和夙愿，成為鞏固霸權國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體系內的成員國。因此，霸權也被認為是維持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一項條件。

霸權穩定論突出了政治結構變動對 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它尤為關注國家體系以及國際政治關系在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并視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為首要目標。基于對霸權戰爭尤其是世界政治變革的系統研究，羅伯特 ·吉爾平從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闡明了霸權 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并指出了統治或控制國際體系的三種途徑：一是國際體系中政治聯盟 間的權力分配，從形式上有單一結構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二元結構的冷戰體系，以及多元結構的均勢體系；二是國家間威望的不 同層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聲望，并 由此決定哪些國家實際上統治國際體系；三是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權利和規則—— 國際條約，其所依據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 ，有學者稱之為“統治者實踐的模型”[6](P35--42)。

現實主義認為，霸權 國家塑造和維持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基礎是其強大的生產能力所帶來 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因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和經濟結構的“軟性化”而趨減，從而導致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漸減弱，以致其所確立的國際體制最終歸于瓦解，國際社會再度進入失序狀態。可見，由唯一主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很不穩定。由此 ，羅伯特 ·基歐漢提出了霸權后合作理論。通過增加維持秩序的主權 國家的數量來分散負擔國際公共產品，交涉形態的多元化有利于有關國家協調立場，從利害關系的連續微調中達成利益一致，從而實現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穩定。

三、激進主義與 世界體系論

激進主義的最大創見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從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后果角度來探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演化[7](P54)。激進主義認 為從本質上國家間關系是一種國家與國家社會力量間的關系。世界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核心地區與其統治力量)，只要可能總是要對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精神的改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本質上就是一種剝削關系。擺脫與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最終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 ，成為激進主義的一項核心命題。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較為典型和發展相對較快的學說。

世界體系論主張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社會變革展 開長時段 (1ong term)和大范 圍(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顯現世界體系的“社會時間”和“地理空間”特質。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認 為，世界體 系是一個 由政治、經濟和文明三維組成的實體，它具有單一的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維的“國家”和“社會”。世界體系中政治單位間的聯系圍繞經濟利益分配展開。次序地呈現出中心(center)、準邊緣(semiperiphery)和邊緣(periphery)三級結構，并最終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認 同所強化[8](P462—470)。

世界體系論的一項假說認為，資產階級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質生產過程的巨大優勢來統治世界，并通過建立某種制度來保證這種統治，不符合這種制度安排的國家將受到打壓。由于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受制于某種世界性的生產方式，只要介入這一過程的國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在生產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必然對國家問的政治關系發揮著領導作用，因而存在外圍或非中心國家的挑戰以及中心結構 內部霸權與挑戰霸權的斗爭E9；(P5—1 3)。世界體系論的最大貢獻是對霸權的興起和衰落，即國際體系在單一中心霸權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間的波動周期及其規律的系統研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個循環序列(103(P229—230)：第一階段，嚴重政治沖突(全球戰爭)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卻很難實現 ；第二階段，世界秩序(世界權力)初創時期 ，國家仍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這種秩序實為霸權的產物；第三階段，霸權合法性減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讓位于各種安全范式 ；第四階段，權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時期 ，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點。這種循環序列構成了世界政治的一個霸權周期，即長波周期(一般為 100年)。

對于世界政治 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擴散”(diffusion)的波動周期，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從世界體系的運行動力角度給出了分析和解釋。他認為世界體系中存在兩個范疇的運動：一是階級范疇的運動，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抗爭，其動力是資本積累；二是地理范疇的運動，即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帶的依附與對立，其動力是不等價交換El1](P80—81)。從構成中心和邊緣關系的主要層面而言，雙方的結構和地位經由一定條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轉化換言之，中心和邊緣并非一成不變的，核 fl，地區會 出現停滯并淪為邊緣地帶；邊緣地帶也可能上升為核心地區或準邊緣地區。所謂“一定條件”，主要是三種類型的跨邊界交換 ：一是經濟交換(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等)；二是政治交換 (戰爭、侵略、精英聯盟等)；三是文化交換(信息、規范、意識形態、宗教等)。上述三種交換的結果， 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形成一個單一的集合體，但從 中心化或邊緣化中出現的經濟兩極化必然會伴有政治兩極化，即核心地區成為強 國，邊緣地帶淪為弱國，從而形成了帝國主義的霸權。

四、結 語

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在全球體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從本質上反映了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之問的關系，這種關系又直接表現為各種類型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和博弈。由于直面國際關系現實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起來 ，建立了一套系統的概念和假說，產生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學說。目前流行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是大量 的個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這反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突破了傳統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科分野，而且日益融會了兩大學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這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長于解釋 國際行為主體在給定結構下的行為選擇以及系統的維持，而不長于解釋結構的變化和系統的更新①，由此從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上預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妨借鑒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引入作為解釋結構變化 和系統更新 的新變量 ，比如身份認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強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重釋性和問題 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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