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尋根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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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尋根范文

人類學家關于文化起源與文化進化的新知識圖景，大大更新和拓展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和理解程度。打一個比方（也許不很恰當）說，當今一位普通的人類學專業本科生對人作為“文化動物”的認識和理解程度，也會超過19世紀最博學的哲人，如黑格爾或費爾巴哈。創始人對人類學的研究極為關注，也為形成人類學提供了基本遵循。馬克思在出版《資本論》以后，對當時處在學科萌發階段的人類學成果情有獨鐘。他大量閱讀并寫下詳盡的讀書札記。這即是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發現并于1972年出版的《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又稱《人類學筆記》）。有人推測，以馬克思的天才和勤奮，假如他能多活一二十年，會成為杰出的人類學家。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的次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提示出唯物史觀與美國人類學之父摩爾根的社會文化進化理論之間的對應之處。關于創始人與人類學的學術和思想姻緣，學界正在形成探討的熱潮。

人類學的學科創立和的誕生，同達爾文進化論的問世大致處在同一時代知識背景中。人類學的學科初衷，深受達爾文影響，是要按照西方科學范式，構建一門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的“人的科學”。然而，經歷約一個世紀的發展，到20世紀后期，出現人類學研究目標和學科性質的顯著轉變：即從“人的科學”轉向“文化的解釋”。前者秉承的是自然科學的理念與研究范式，希望探求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普遍規律；后者則要求轉向人文學立場，強調每一個不同族群文化的本土特征和“地方性知識”。從最近的發展態勢看，文化人類學目標和范式的重要轉向激起學界持久的反響和爭論，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寫文化”問題的大討論而引人注目。爭論焦點在于：科學和人文，哪一種研究范式能夠更加精確和有效地認識和把握世界上數以千計的不同文化呢？目前看來，爭論雖然還在持續，一種基本的理論共識也已顯現。那就是，對于人類學而言，研究作為生物的人（體質人類學），無法離開科學范式；研究作為文化主體的人（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光有科學范式遠遠不夠。必須借助人文學、解釋學的研究范式，強調研究者深入到特定 文化群體內部的體驗和感知，以便充分把握每一族群文化特有的精微之處和形形的地方性知識。目前，科學實證性的研究和人文理解、解釋性研究在人類學內部齊頭并進，二者都取得輝煌業績。科學范式的前沿性探索以人類基因學為代表，描繪出三百萬年來人類進化藍圖和“走出非洲”后的世界文化傳播與人種分布藍圖；人文范式的探索趨勢則催生出田野民族志寫作方式的變革，有“文學人類學”或“人類學詩學”等名目出現，旨在揭示從非洲沙漠部落狩獵文化到青藏高原族群的半農半牧文化的各自特異之處，彰顯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探索與發現，汲取每一特定族群的可持續生存之智慧與經驗。這兩方面的進展表明，人類學的知識具有專業以外的普遍啟示作用，它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尋根意識。

按照克魯伯在教科書《人類學》中的說法，“文化”是20世紀的偉大發現。由于文化概念具有整合的性質，使得原來的文史哲政治經濟法律宗教藝術等學科都爭先恐后地同文化人類學結緣認親，乃至交叉再造，產生出一批活力四射的新興交叉學科或新領域――如宗教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文學人類學、政治人類學、教育人類學和醫療人類學等。從學術史看，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那樣催生出眾多的新興邊緣學科；也不曾有過哪個獨立的學科能夠具有如此寬廣的知識交叉輻射作用。“文化”的整合性大視野，啟迪著劃分過細的原有學科以開放的心態重新調試和建構自己的專業范圍，尋求知識創新視角。

著眼于人類思想史，作為新興學科的文化人類學對當代思想和知識變革的主要貢獻，使得人類學的影響力遠遠超出本學科的界限，成為引導現代人創新思考人類文化及其前景的基本理論參照。英國人類學家羅賓?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戰》，有助于說明該學科理論發現及其再啟蒙意義：

人在這個星球上已經存在了大約200萬年。在所有這些時間里，人靠從大地獲取食物而存活下來。99%的時間里他都是靠漁獵和采集來獲得食物的。農業僅僅有一萬年多一點的歷史，工業社會只不過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經有過的800億人口中，90%是狩獵采集者，6%是農人，只有剩下的4%是依賴于農業的工業化社會成員。

通過這樣的宏觀性審視，我們明白一個道理：和數百萬年的狩獵采集生活和一萬年的農耕生活相比，僅有區區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不可能持續久遠。兩位作者的悲觀看法是：技術社會迄今已有300年的歷史，它至多還可以發展200年。取而代之的，或者是現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場全球災難中終結，人口急劇減少；或者是我們成功地調整現在的工業主義生活方式，開辟另一種能夠長期持續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饑不擇食般地在數十年內耗盡地球數十億年才積累起來的有限資源。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叫停粗放式經濟發展，正在成為人類新的共識，而轉型的關鍵是探尋有效的替代模式，文化問題由此得以空前凸顯。

人類學家對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進行全面調研，以民族志的形式積累成為一筆關于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資料寶庫。作為借鑒和反照的鏡子，眾多還存活的原住民文化和部落文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觀和文化觀產生了反思和批判作用。文化尋根思潮對整個西方思想和社會科學各學科產生影響，各種土著文化成為渴望治療的當代人投射其理想的一面反光鏡。女性主義者從這面鏡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別平等理念；環境主義者從中看到的是人與動、植物世界的依存與共生；后現代哲學家從中看到的是解決人類現實困境的永恒和諧。著眼國內，自上世紀末的尋根文學，新儒家和新道家，到當下的國學復興和孔子熱，唐裝和復古建筑等，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清明、端午等傳統節日的恢復，都可以理解為世界性的文化尋根潮流波及本國的必然表現。對于文化尋根，理論界過去偏重于從文 藝思潮去理解，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的，有待于提升到全民文化自覺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去認識。

筆者的《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一書曾概括西方文化尋根的幾大主題。如“黑色風暴”和“凱爾特復興”。針對白人種族主義的長久統治，以黑非洲文化他者為再認識焦點的思想潮流，揭示東方古文明影響下的西方文明發生輪廓。針對白人人種內部盎格魯-日耳曼種族優越論，發掘和復興西方文化自身的非主流的少數族裔文化。理論代表是《凱爾特智慧》，文化產業的最成功代表是《哈利?波特》小說和電影產品。再如“女神復興”。在女性主義運動激蕩下，反思五千年以來確立的父權制文明的統治與壓迫，希望找回史前女神文明的、陰柔的、和平的價值，同時恢復女神信仰時代尊重大地母親的生態智慧，使今日百孔千瘡的地球母親得以在工業文明的摧殘下保持生命存續的可能。代表著是《活著的女神》；大眾文化方面則有21世紀以來全球第一暢銷書《達?芬奇密碼》。又如“東方轉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不能代表人類未來的完美生存選擇，向西方以外的文化傳統尋求新的替代性出路。在東方文化傳統中尋求拯救現代文明病癥的異文化藥方，以及引導人類走出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生活誤區的路徑。代表著是卡普拉的《轉折點》一書。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風靡知識界，被翻譯成47國文字在全球流行，表明世人如何殷切期待“東方的時代”的到來。與此類似的還有中國《易經》熱和瑜伽熱等現象。最后是“原始轉向”和“生態轉向”。原來被殖民者征服和作為傳教對象的“原始人”，成為陷入現代性危機的西方人需要重新學習和效法的正面形象：天人合一的原生態形象。代表著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始人的挑戰》，還有戴蒙德的《尋找原始人》。大眾文化代表有去年轟動全球文化市場的3D大片《阿凡達》。編導卡梅隆想象出的外太空潘多拉星球之納威人，作為想象中的原生態人，顯然是以人類學家調研的各類原始人為原型的，其批判目的是拯救瀕臨絕境的地球。無論是生態女性主義呼喚的女神復興，還是東方轉向所追求的非西方價值觀念，都伴隨著生態意識的覺醒。全球思想的生態轉向，勢在必然。其對經濟理論轉型的影響，體現在泰國佛教學者佩尤托《佛教經濟學》一書，要求不能脫離環境與社會的整體去看待經濟，尖銳批判增長癖和GDP崇拜。

以上文化尋根的各種表現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織呼應的文化大潮，體現著20世紀后期全球思想界應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變革趨勢。它會影響到21世紀世界文化走向的基本格局，對于后發展國家的文化戰略具有必要的參照意義。文化尋根使當代人意識到：現代社會必須注意改變或防止在資本和利潤的追逐中忽視人與自然的均衡關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各國在強調經濟轉型的同時，重審本土的文化資源，引導全民的文化自覺，重建國家文化戰略，已成為當務之急。

第2篇：文化尋根范文

這是汪毅夫第3次訪問臺南。2007年2月，時任福建省副省長、也是福建省紅十字會會長的汪毅夫，曾專程到臺南尋根訪祖。汪毅夫雖然在廈門出生長大，但是回到臺南，處處是鄉音，感覺非常親切。今年三四月間，汪毅夫只身一人再次來到臺南，除了參與成功大學“閩南文化工作坊”（互動式學術會議），還在成功大學發表多場演講。此次是第三次。這次赴臺，作為學者的汪毅夫又再次發表了5場精彩演講。在成功大學“2013祀典興濟宮暨保生大帝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用閩南語作了（《千年祀典殂豆馨香》的主題演講；在“科舉制度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用閩南語作了《府城的光榮》的主題演講；在成功大學人文社科中心，作了《戰后臺灣民主運動史研究》的主題報告；在成功大學中文系，作了《方言與民俗》的主題報告；在臺南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作了《閩臺婦女史研究》的專題報告。

汪毅夫透露，他和成大的淵源很深，其治學精神承襲自成大歷史系教授黃典權。黃典權是漳州籍旅臺的歷史學教授，生前在明清與臺灣史方面的研究著述頗有建樹，在兩岸史學界享有盛譽。汪毅夫說，黃典權在歷史學研究上，開創田野調查和現場隨采的方法，對他啟發很大。雖與黃典權從未謀面，但汪毅夫自認黃典權是他研究上的啟蒙老師。

汪毅夫對閩南文化有著長期而深入的研究，至今已出版《臺灣近代文學叢稿》、《中國文化與閩臺社會》、《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閩臺區域社會研究》、《閩臺緣與閩南風》、《閩臺地方史研究》、《閩臺婦女史研究》等十多本專著，學科涉及文學、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等廣泛領域。他在閩南文化研究上得到過許多獎項，獲得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今年4月9日，汪毅夫拜會成大校長黃煌輝，除盛贊成大在閩南文化研究上成果豐碩外，還表示將努力推動兩岸有關高校加強閩南文化研究領域的交流合作。汪毅夫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身體力行地弘揚和推廣閩南文化。時隔近半年之后又一次來到臺南，汪毅夫不畏辛勞，出席了多項學術和文化交流活動。

保生大帝本名吳卒，俗稱“大道公”或“吳真人”，是中國傳統神話傳說中保佑健康平安的醫神，在海峽兩岸及全球華人中擁有眾多的信眾。位于臺南市北區的祀典興濟宮，是臺灣唯一由清代官方指定的官祀保生大帝廟，地位十分崇隆。9月13日至14日，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祀典興濟宮合作主辦的“2013祀典興濟宮暨保生大帝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成大文學院演講廳舉行。

汪毅夫以“千年祀典殂豆馨香——讀周懋琦《興濟宮題聯并記》”為題發表主題演講，全程用閩南話精辟講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他稱贊清代臺灣知府周懋琦是一個很有才調的人，尤其周的《興濟宮題聯并記》更是臺南興濟宮的一件寶物。汪毅夫說，《興濟宮題聯并記》的上聯“秉筆陋元臣醫藥神靈宋史漏收方伎傳”對《宋史》的錯訛有所指摘和批評，對吳卒的歷史地位則予以肯定和確認。下聯“熙朝修祀典馨香朔望清時合祭觀音亭”里，“熙朝”和“清時”說的是周懋琦身處的“清朝”或“清朝時”，但“熙朝”和“清時”并不專指“康熙朝”和“清朝時”，而是“盛明之朝”和“清平之世”的意思。接著他引用北宋詩人曾肇和唐代大文豪韓愈的作品，以及《宋會要輯稿》中的有關內容來佐證自己的觀點。汪毅夫考究深入、分析透徹的演講受到與會人士的高度重視和熱烈好評，展現了一位資深閩南文化研究學者的風采和學術素養。

創建于明永歷年間的祀典興濟宮，主祀保生大帝。同治年間，清廷為了開發臺灣，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赴臺“開山撫番”，參與官兵曾祝禱于保生大帝神案前，祈請免于災害病痛。后果然靈驗，沈葆楨奏報朝廷奉旨祀典，諭令官員“朔望拈香，春秋致祭，以答鴻庥”，使興濟宮成為臺灣唯一一座官祀保生大帝廟。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推行“皇民化運動”，導致祀典興濟宮原有的春秋二祭中斷，直到前年才得以恢復。春秋二祭延續清代官祀儀典，以《欽定大清會典》的祭祀儀軌為基礎，結合道教傳統三獻大典而成。

9月15日，“2013祀典興濟宮秋祭大典”在下午3時拉開序幕。在低沉的鼓聲中，祝圣團的獻禮生們，依序進入案桌兩側，之后舉行凈儀、引火、點燭、散花，再進入盛大的迎神佛儀式——絳圣迎神，告一段落后開始行三獻禮。汪毅夫特地換穿廟方準備的傳統服裝，擔任終獻禮正獻官，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戴華教授與副主任陳益源教授擔任分獻官。儀式全程依古禮進行，莊嚴隆重。

長榮大學是一所位于臺南的私立大學，創立于1993年。9月16日下午，汪毅夫來到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向部分師生作了關于閩臺婦女史研究的專題報告。汪毅夫就閩臺地區共有的一些文化現象，如福建地區“溺女”的古老民間習俗、育嬰堂的設立、冥婚舊俗、買女贅婿、典賣其妻、轉房婚、清末民國時期福建的婢女救濟等，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如對童養媳婚俗的理解，汪毅夫說，它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女嬰的生存權，但卻剝奪了女孩的婚姻自。汪毅大表示，通過文獻的研究再現歷史上的社會文化現象，從另一角度證明閩臺兩地在社會問題的一些共同性。他以史料為依據，所有結論皆從史料出發，用史料說話的嚴謹治學態度，給在座師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報告結束后，在座師生紛紛手捧獲贈的《閩臺婦女史研究》一書，請汪毅夫簽名留念。

臺灣文學館是一個展示臺灣文學發展歷程的地方。它曾是日本殖民時期的臺南州廳，雖然經歷過多次的翻新修建，但保留了原來優雅宏偉的建筑風格，館內搜藏保存了臺灣各個時期珍貴的文學史料。9月18日上午，汪毅夫來到這里參觀訪問，受到館長李瑞騰的熱烈歡迎。李瑞騰向汪毅夫介紹臺灣文學館的定位、功能以及在文學作家文物的征集與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他提及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張克輝的處女作小說《農民》的手稿就收藏在館內。隨后，在李瑞騰等人陪同下，汪毅夫興致勃勃地參觀了“臺灣文學的發展常設主題展”。汪毅夫仔細觀看展品，認真聽取介紹，稱贊展覽辦得非常好。

科舉制度在臺灣推行200余年，有據可考的臺灣進士就有33人。為了讓更多人士了解科舉制度在臺灣的發展沿革以及清代臺灣進士的生平事跡，北京臺灣會館與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臺南市文化協會等單位，在臺南聯合舉辦了“科舉制度在臺灣”學術研討會、“清代臺灣進士專題展”及“海峽兩岸臺灣進士后人座談會”等系列活動。汪毅夫和胞弟、廈門大學會計系副教授汪一帆，堂弟、《兩岸關系》雜志社總編輯汪舟，以汪春源進士后人的身份全程參加。在活動間隙，汪家三兄弟還偕同汪春源好友許南英進士的曾孫女、臺灣民上自治同盟重慶市委副主委許沛，同到曾祖老家“柱仔行”一帶尋根。

第3篇：文化尋根范文

摘 要：高中政治校本選修課程《客家文化》的開設，基于國家課程的有效實施，將選修課與必修課有機結合，通過文化尋根，引導學生結合書本知識，從知識和實踐相結合的高度上接觸、思考客家文化，深刻感受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應用知識的價值和理性思考的意義，增強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樹立文化自覺的意識。

關鍵詞：文化尋根 文化自覺 校本選修課程 客家文化

林芳，女，廣東省梅州市曾憲梓中學，中學高級教師。

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深入開展，校本課程開發逐漸興起。2014年4月教育部頒布的《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明確提出，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鼓勵各地各學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資源，開設專題的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但面臨高中思想政治課的課時壓力和升學壓力，對選修課程的開發開設顯得困難重重。筆者在開發開設校本選修課程的過程中體會到，地方傳統優秀文化選修課的開發開設對必修課程的學習、領悟、應用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二者相得益彰。在此試以我校政治組開發的高中政治選修Ⅱ課程《客家文化》為例作一分析。

高中政治選修Ⅱ課程《客家文化》以“追尋文化之根·增強文化自覺”為主題，基于國家課程有效實施的前提，充分利用廣東梅州“世界客都”這座從語言、文化、風俗處處散發著中原漢唐雄風的千年古邑的獨特地域文化，立足于本校學校資源開發出的可供學生選擇的課程。本課程采取“專題”組織方式，體現學科“專業拓展”特征，突出“探究”色彩，始終堅持以生活為基礎，興趣為引導，內容為依托，活動為載體，貼近學生實際，讓學生在感悟生活中深化知識理解，在潛移默化中陶冶情操，通過文化尋根，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的了解和感情，促進客家文化的傳承弘揚，樹立文化自覺意識。

一、追尋民族精神之根，發揚優秀民族傳統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凝聚而延傳的穩定的整體精神特征，是滲透在一個民族多樣文化中的主色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風貌和精神特征，凝聚了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追求，是中華民族永遠的精神火炬。客家先民背負中原文明輾轉南遷，在僻處山地的環境條件，形成了既是漢民族的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傳統。無數次的磨難，淬煉出堅忍剛毅的客家人。中原文明的圣火，在顛沛流離的遷徙中四處點燃，在漂泊苦難中熊熊燃燒。可見，客家人是華夏文明最古老的負載者，是古漢族的“活化石”。

《客家文化》中“觸摸客家淵源”專題，以“客從何來，遷徙成系”、唐宋中原古漢語的“活化石”的客家話、有《詩經》遺風的天籟之音——客家山歌及客家習俗“掛葛藤”的由來等為主線，展現了客家人整體的精神風貌和價值追求。期間組織開展策劃活動“編寫家譜，追根溯本”以及查找匯集客家文化“崇文重教，耕讀傳家；守望相助，崇尚節儉”的相關信息，分析其思想對客家人的影響等探究活動，讓學生們在生活中感悟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傳統文化的歷史，理解客家人“敬祖思親、愛國愛鄉的情懷”和“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的風尚”，理解人口遷徙對文化傳承具有深刻的影響，確定積極向上的文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意義，激發和喚醒學生們學習的意愿、體驗和享受因學習帶來的喜悅，增強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客家文化》中“客家圍龍”專題，以客家圍龍的分類與建筑特色、客家圍龍的文化解讀、客家圍龍屋中的習俗與文藝為主線，組織開展客家圍龍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思考，讓學生們了解客家傳統建筑文化藝術。它不僅是客家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表征，而且蘊含著豐富文化積淀和客家人勤奮進取的精神，體現了客家人別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著客家人深厚的情感，是一份珍貴的客家歷史文化遺產。同時在探究實踐活動中體驗到文化傳承問題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自己都是可以參與的。學生們對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可清晰掌握，且深化和擴展了兩者的關系，進一步深刻理解客家文化既要傳承推廣也要在保護中發展的理念。

二、追尋懷疑批判精神之根，培養獨立創新意識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在山東考察時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如果失去了對傳統文化的警覺和懷疑，失去了直接面對生活實踐的獨立思考和心智的創造力，文化的傳承將難于維系和延續。客家先民承載著中原文化，一路南遷，一路傳播著發達的中原文化，始終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在遷徙中不斷吸收其他外來文化元素，最終創造了燦爛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中“客家圍龍”專題，探索創新圍龍的歷史。自圍龍屋誕生以來，客家人就一直在圍龍上嘗試著創新變化，代代客家先民根據居住的山形、山勢、風水等緣故創造出了各式各樣的圍龍屋，“牛角屋”、“反圍龍”、“枕頭屋”等等。這些創新的圍龍屋，非但沒有破壞圍龍屋的古典韻味，反而為傳統的圍龍屋注入了新元素，使梅州地區的圍龍屋更具有不同于傳統的個性。此外，客家先民還建造了各式中西合璧的圍龍屋“華僑屋”，雖保留著傳統圍屋的形式，但眼界開闊的客家華僑，從追求形式的變化到追求與西洋文化的糅合，把海外居住的屋式帶回家鄉，建起了富有異國風情的日朗屋、火船屋等各式各樣的洋樓。在專題閱讀中，讓學生們充分感受到客家人開放的胸懷、包容的心態。在傳承中發展、發展中創新的圍龍屋不斷被賦予了時代的色彩，在創新中綻放出璀璨的光芒。在社會實踐活動中，通過開展“城鎮化進程中，老圍龍屋的存與拆”的關于客家圍屋今天的辯論和對客家圍屋未來開發利用的創意風暴活動等，讓學生們在對傳統文化的思辨、直面生活實踐的獨立思考中體驗、感悟、生成、發展，進一步懂得我們既要珍視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又要用于吸納世界上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為我所用，積極投身于文化創新活動，在實踐活動中宣傳民族文化、創新民族文化以科學態度和創新精神對待文化傳承與發展。

《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的財商”專題，引導學生們從收集梅州地區家風、家訓、楹聯、族譜、堂號故事等資料，走訪閱歷豐富的長者中感悟家族中傳統的消費觀和金錢觀的傳承，理解客家人傳統的消費觀和金錢觀的歷史價值。從調查當下中學生的金錢觀念與消費狀況，分析客家人消費觀和金錢觀的變化，探討這種變化對客家青年一代的利弊影響。通過探究學習，引導客家新一代青年審視自身，能辯證地認識傳統文化的作用，學會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增強對客家人務實謀生、崇尚節儉之美德的認同感，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消費觀。

三、追尋生命精神之根，提升素養勇于筑夢

生命是人的根本，關注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價值是人對自己生命執著的意義追求。“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歷經滄桑數百上千年，客家人經歷了叢林、沼澤、荊棘的艱難跋涉，既要克服自然的惡劣條件，又要排除來自社會的種種壓力，不畏艱難險阻，果敢決斷，頑強不屈，勇往直前，從而鑄就了堅韌不拔的客家精神。

《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的奮斗”專題，通過歷數客家先民在漫長歲月中的艱辛歷程，在逆境中求生存求發展，孝背父骸，顛沛流離，在陌生的土地上滴血拓荒，篳路藍縷，胼手胝足，靠勤勞的雙手獲得新生和發達。讓學生們在追尋歷史中感悟到客家先民對生命的熱愛與追求，理解客家精神的價值。通過了解客家名人奮斗事跡，如張弼士、曾憲梓、田家炳等知名客商的創業故事，讓學生感悟銳意進取、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意義。通過尋找新時代客家人奮斗的榜樣和模擬創業大賽等活動，引導學生樹立誠實勞動、積極創業的觀念，明確就業和創業必須明確自身的優劣，要具備愛崗敬業、誠實守信等素質，要學會順應時代的潮流成為知識型人才，為實現自己的職業夢想而努力。

《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的社會管理”專題，引導學生通過社會實踐調查了解在蘊含“天人合一”思想的客家圍龍屋中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一個客家宗族社會和功能齊全的群體生活社區；了解客家家訓中傳承“為公”、“為善”、“孝悌”、“和睦”的客家傳統道德，對培養人們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的公德意識和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社會秩序的大局意識具有積極意義。在社會實踐調查活動中，學生認識到一個更加真實的現代圍龍：充分發揮優秀客家宗族文化的社會治理功能，創新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弘揚和睦宗族的優良傳統，發揮較大宗族的凝聚人心的作用；巧妙利用客家宗族傳統文化，引導村中德高望重的宗族前輩積極參與村民理事會、民間糾紛調解站等村民自治組織的事務管理；以傳統的家規族訓充實村規民約，強化傳統守望相助、團結和睦的規則意識等等。讓學生在直觀形象中理解教材的深刻理論內涵，領會農村村民自治與城市居民自治的做法和意義，培養學生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的態度，積極關注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管理。

第4篇：文化尋根范文

現在終于可以松口氣了，回顧收到書稿的45天緊張工作，感慨頗多。出版真是一個系統工程，沒有設計、校對、排版、美編各個環節的通力協作，編輯就是有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雖然從交稿到付印只有短短的40多天，但本書的選題初步形成卻是在2011年的春節。促成我想法雛形的是那次春節回老家過年。我愛人的老家在江蘇蘇北農村，春節正是一年中最冷最難熬的時候，所以我們總是在溫暖的北京過年。北京過年總覺得年味不夠，他總是炫耀農村老家的過年唱戲，各村出一臺戲，一個村一個村地轉著唱，一連唱上好幾天。禁不住對那鑼鼓喧天的想往，我們決定回農村過年。但是當我們真正住進村里時，發現村里照樣冷冷清清。打工回來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將，甚至賭博，沒有任何的傳統項目，縣城里倒是有政府組織的廟會，但淪為了商品集市。與村里幾位年長的親戚一塊聊天，談起他們的過去與今日的農村，都無不感到失望。本應抱成一團的鄉村，由于一些傳統文化活動受到來自拜金主義的影響，散多聚少，即使聚在一起也是“麻雀”和“酒精”的力量，扭秧歌、鬧社火等民間自發活動已很少出現。

作為學農業經濟。又算是搞文化的人，眼前的現實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地農村正在步城市空虛文化的后塵。隨著農村城市化與鄉村工業化步伐的加快，進入轉型時期的中國，傳統文化正面臨著來自現代城市文化的挑戰與侵襲，特別是農村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同時伴生出精神的極度空虛，這一現狀越來越令人感到沮喪。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節日，諸如春節、元宵節、寒食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其節日的氣氛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在農村也慢慢開始流于形式。特別是號稱中華民族的狂歡節——“元宵節”，正由傳統的民間自發組織走向政府資助指定組織。要知道，這些活動不僅是構成中國民間和諧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時還是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元素。現實中農村文化市場到底如何，傳統的民間節慶活動如何恢復和引導，從實證的角度對中國傳統（農村）文化重塑對新時代農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分析，這個選題思路日漸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恰在這個時候，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的史清華教授交來了他們剛剛完成的文化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藝術專項“中國農村文化市場的演變與未來引導”研究成果。真是一拍即合。史教授是我們的老朋友了，我和他的初次合作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那是史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而我也只是一個剛剛工作沒幾年的小編輯。此后十幾年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我編輯而成。他不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但是一個高水平的作者，學術嚴謹、精益求精、淡泊名利。與他合作是很愉快而又省心的，因為他不但要求通讀全部校樣，連書中的插圖大小、位置都是親自確定。近年出版的五部專著中，三部獲得省部級優秀成果（一等、二等、二等），一部60萬字的《中國農家行為研究》獲得2011年新聞出版總署“三個一百”原創出版作品獎。于是，我們很快就確定以此研究成果為基礎，完成《中國農村文化市場發展研究》著作。

選題、作者，甚至初步成果都有了，最后定稿應該很容易了。但恰恰是史教授的嚴謹作風和追求完美，他一次次地推遲交稿，使我們安排的出版周期一緊再緊。他更新了大部分數據，重新繪制了所有插圖。為了把山西民間傳統的民俗節慶寫準確，進行了細致的田野調查，取得了大量一手資料，還對民間藝術的傳承人進行了搶救性訪問，對一些典型地區的固定集會、傳統廟會等活動中的文化現象做出案例分析。本書的最大特點就是秉承了“田野調查”之精神，另一方面也實現了實證研究“數據說話”之目標。擁有長達數十年的全國固定觀察點數據，同時也自己組織了鄂晉魯蘇4省24村1048個樣本農戶調查以及上海市1446個農民工樣本調查。利用這些大樣本數據，對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農村文化演變和現狀、農民價值觀變化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研究。

第5篇：文化尋根范文

在蒙牛，有這么一句話:“培訓是最大的福利。”這已經形成了蒙牛的一個企業文化。而培訓其實也是一個公司發展中最性命攸關的大事。

我們知道“克隆”，然而在今天即使它合法化了，也只能復制肉體，卻永遠無法再造出一個社會意義的“第二自我”。但培訓，卻可以把自我的先進部分，有效地“移植”到一個或多個人身上，從而發揚廣大。這種“移植”，也許可以稱做觀念的“克隆”、技能的“克隆”或者模式的“克隆”。

例如，日本的一些企業搞培訓。它的最低要求就是“輔導員制”:一個新員工進來時，就給他找一個老員工作輔導員;招500個新員工，就配上500個老員工，一對一輔導。這個新員工如果有問題，輔導員要負50%的責任;這個新員工如果很出色，輔導員也有50%的功勞。這個制度不簡單，老員工好幾年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以及花大代價才買來的更加寶貴的教訓，沒多久就“克隆”到新員工的行為體系中去了。

美國、中國也是一樣的。巴頓將軍之所以打勝仗，其實是培訓出來的。我給蒙牛員工推薦的片子《亮劍》也是這樣。李云龍正在開會，一個營長報告說，我們的一個戰士在訓練時，肋骨被木頭槍捅壞了。李云龍說:“好！”其他人不明白，說怎么傷了戰士還說好？李云龍說:“教場上不捅傷，戰場上就會被捅死。”這就是培訓，平時不受傷，戰時不保命。培訓就是這么重要。

我在蒙牛工作，最重要的事就是培訓，最累的事也是培訓。走到哪里就培訓到哪里。如果不能把員工培訓到你想達到的標準，你就難以達成目標。即使在創業之初，企業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每星期仍組織學習會。通過這些，造就了現在蒙牛企業文化中的“四個98%”:資源的98%是整合，品牌的98%是文化，經營的98%是人性，矛盾的98%是誤會。

第6篇：文化尋根范文

[關鍵詞]“尋根祭祖”游；傳統魂魄觀；儀式化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11―0066―04

尊宗敬祖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受此影響，近年來，以“尋根祭祖”為主題的旅游活動日益興盛，盡管大部分的焦點都聚集在如何挖掘“根、祖”文化來設計旅游產品，但是對“根、祖”的理解大多只是停留在具體的顯性特征，并沒有凸顯其深層的文化內涵，尤其是忽視了“尋根祭祖”旅游事象中的游客心靈、精神記憶等人文情境，由此，本文試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尋根祭祖”的文化內涵和旅游者的精神世界進行解讀，為基于二者的復合動機推動下的旅游行為提供合理詮釋。

一、文獻回顧與述評

從人類學的視角分析，旅游者之所以產生“尋根祭祖”的文化淵源是傳統文化的敬祖尊親祖先信仰，而產生祖先信仰的文化內涵則是傳統文化中的魂魄觀，發展為以“尋根祭祖”為主題，以旅游為形式載體的實質是中國傳統魂魄觀的儀式化結果。

綜觀“尋根祭祖”主題旅游的現有文獻，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基于熱點效應的分析，如梁留科(1997)、許順湛(1998)、趙保生(2003)、田迎芳、鄭耀星(2006)均以河南文化旅游資源的特色，提出應大力發展“尋根祭祖”游。顏麗金、王元林(2003)指出“尋根”文化應是閩南僑鄉發展旅游文化的重心所在，認為發展閩南的尋根旅游應充分考慮它的“根”文化內涵和時代特征；二是關于“尋根祭祖”游的開發對策研究。毛勇(2001)分析了我國發展東南亞華人華僑尋根旅游的有利條件，并提出綜合利用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實施開發的設想；吳良生(2003)以珠璣古巷為例，探討了尋根旅游作為一種文化旅游，其開發不能停留在淺層次上，應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進行全面的挖掘，并找出這些文化與尋根旅游的契合點，將所有旅游資源整合成一個綜合產品，提升旅游層次；一鶴(2005)認為最能體現客家文化特征的是廣東梅州、福建汀州、江西贛州，這“三州”也日益成為海內外游客“尋根祭祖”旅游的熱點，應多從客家文化的角度加以開發；有學者也從協同開發角度認為海外華人尋根祭祖熱的興起，帶動了黃帝文化的旅游開發，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才是各地黃帝文化資源整合最明智的選擇石振奇(2005)。王慶云(2002)、朱月順(2002)、陳艷紅(2002)則從文獻利用的技術角度，提出可從地方志、檔案、家譜中“尋根”，以促進“尋根祭祖”游的設想。

不難發現，關于“尋根祭祖”游的開發研究是重點，而基礎理論研究則嚴重匱乏。事實上，對“尋根祭祖”游的文化內涵和旅游者精神世界的理性關注，有助于深化對此種主題旅游的主體和客體的深度理解，對有效指導其形式設計與市場開發均具有“元”理論價值。

二、“尋根祭祖”游表象下的文化內核：中國傳統魂魄觀

傳統魂魄觀認為生命的開始、存在、結束都受到“魂魄”的影響，人的出生到死亡的整個生命過程都與“魂魄”緊密聯系，在民間也有三魂七魄的說法，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中早已深深地留下了民族文化的烙印。現代科學無法證明“魂魄”的存在，在當代人的觀念中，魂魄觀是迷信的糟粕。在筆者看來，扣除封建意識形態中的迷信垢疾，實際上，“魂魄”是個體的生命象征，是人們對彼岸世界的理性思考，甚至代表著整個族群的精神，如民族魂。本文的“尋根祭祖”游是指以尋根和祭祖為主題的旅游產品形式，其蘊涵的根、祖文化內核就是中國傳統魂魄觀，這種魂魄觀其實是中國傳統的生命觀、倫理觀的集成。

從中國傳統的魂魄觀所揭示的內涵來看，其反映了古人對自身生命過程的認識，“魂魄”進入人的身體以后，成為了人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各有作用，當人的生命終結時，“魂魄”會離開人體，幻化為鬼神。鬼神是不屬于現實世界的，所以，人們對鬼神的特征加以了想象和虛構，甚至認為鬼神擁有強大的力量，對鬼神抱著既害怕又敬重的心理，認為以禮祭之，會得其庇佑。當鬼神不是一般的鬼神，而是與生者有著血緣關系時，如親人、祖宗，人們也就開始把鬼神崇拜移植進了祖先崇拜，認為祖先的“魂魄”永世不滅，并且擁有巨大的力量對后輩們的命運有著保護與庇佑，于是，以“魂魄”觀念和鬼神崇拜為基礎的祖先崇拜也深入人心。祖先崇拜的集中展現就是尋找祖宗的發源地和對祖宗的祭禮，通過尋找和祭禮表達了后人對于祖先的崇敬。

“尋根祭祖”游的深層內因是傳統的魂魄觀，通過“游”這種現代形式，將根、祖與“魂魄”這三者的關系密切起來。根的本義指植物生長于水中或土中吸收營養的部分，后來引申為事物的本源、根基和依據之義。祖指從示，且(jǔ)，“示”與祭祀、宗廟有關，本義：祖廟，后來其含義又拓展為祖宗、祖先，即自祖父以上各輩尊長。“魂魄”，前文已說過是陰陽二氣，觀其內涵，可知在“尋根祭祖”游中，“根”是最基本的，是凝結人們內心抽象的歸宿情感的一種所指；“祖”是“根”的具體形象，是由“根”的抽象情感顯現在一個具體的能指上，這一能指和尋根祭祖之人有血緣關系，成為其歸宿情感能夠有所依托的實際載體；“魂魄”是實現由“根”的所指向“祖”的能指轉變的情感信號，因為人們相信祖先的“魂魄”還在其扎根的故土中，所以當尋到自己的“根”后，便開始了自己的祭祖行為，以此作為自身歸宿情感的一種展現，同時也是自身的身份認同。

隨著中國人的鄉土情結的蔓延，根、祖和魂的外延也隨之擴大，由家庭之根到家族之根，再到民族之根，由家祖到宗祖，再到民族之祖；由家祖魂到宗族魂，再到民族魂。可以看出，根、祖、魂緊密相連，“魂魄觀”符號的解碼是所指“根”和能指“祖”，中國傳統魂魄觀在“尋根祭祖”游中起到了內在的連接和導向的作用。

三、“尋根祭祖”游與“儀式化”的命題：基于兩對關系的解析

傳統的尋根祭祖儀式是在對祖先魂魄敬畏推動中的穿越生死域界的精神回歸，而“尋根祭祖”游則是傳統魂魄觀程式化的當代儀式，其中既保留了“尋根祭祖”的傳統基本元素，又賦予了“游”的現代元素，從尋根祭祖到“尋根祭祖”游，我們將其稱作傳統魂魄觀的儀式化進程。這里，引發出兩對關系必須澄清，一是儀式與儀式化，一是游與儀式化。

儀式是一種具有固定程式化的行為表現形式，并且一直被作為一個特定行為和社會實踐來看 待，由此可知，祭祖儀式是一種具有固定程式化的行為表現的形式，通過這種程式化的行為體現出“魂魄敬畏”的話語符號，而話語符號則組成相應的社會價值，如“孝”，這就是尋根祭祖儀式的內涵，程式化的尋根祭祖行為是儀式的外顯。儀式化是儀式的一種變化，這種變化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主體認識的改變而發生的，與尋根祭祖儀式相比，“尋根祭祖”游保留了儀式的內涵：社會價值外顯，則促成了尋根祭祖儀式的單一程式化行為到多元化形式的轉變，這種留其核轉其殼的變化實為尋根祭祖儀式在當下的表述。

旅游活動中“旅”指旅行在途，即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間位移，“游”指游覽，即在目的地的觀光、游覽，“游”為核心，“旅”為手段。在游中，人們可以讓自己從繁雜的日常世界中暫時解脫出來，尋求某種心理緊張感的釋放，“從而使自己在日常生活困惑之際，獲得一種心理上深刻的調整、治療、康復與提升”，實現一種從日常世界到精神世界的轉換。由此，人們在遠離故土、懷念先祖和擺脫瑣事、回歸安寧的交織心境下引起了某種緊張感，而傳統“尋根祭祖”中的各種“尋根”、“祭祖”活動，如擇吉日尋找和祭祀、祭禮前的沐浴、供奉犧牲、燃香招魂、祭師引領、穿祭服出席等傳統魂魄觀的嚴格儀式往往又無法“真實性”地實現，當引入了旅游方式后，使“尋根”和“祭祖”活動成了一種實地、實景加上真實儀式的“完美化”行為，這種將“游”也“儀式化”了的創新，在格雷本(Grabum，1989)看來，“游”的介入為游客實現從日常原始狀態到神圣精神狀態再到日常更新狀態的儀式化朝圣成為可能。

四、“尋根祭祖”游：傳統魂魄觀儀式化呈現的過程解構

從傳統魂魄觀的尋根祭祖單一儀式到現代“尋根祭祖”的儀式化呈現，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兩條主線，分屬于“宗教系統”和“倫理系統”，他們之間由時間緊緊維系，平行發展，終于以旅游的方式實現了“(尋根祭祖)儀式――(尋根祭祖+游)儀式化”的轉變，使得現代旅游者的傳統魂魄觀通過“尋根祭祖”游方式顯現。

傳統魂魄觀是根、祖的聯系紐帶，國人對根、祖的心理情感是神圣的，表現出敬畏的宗教價值，而“尋根祭祖”是表達敬畏的一種極其虔誠的儀式，其中的程式化行為是“尋”和“祭”。“尋”，即是尋找自己的根――家庭之根、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如自古流傳的家譜、族譜的姓氏尋根，尋的是家庭之根、家族之根；歷史上各個朝代對炎帝和黃帝的故地的幾番考證，尋的是民族之根；“祭”，即是在尋到了根以后，開始對代表根的具象所指(如家祖、宗祖和民族之祖)進行祭祀、祭拜，如對姓氏之祖的祭祀、對炎黃二帝的祭祀；“祭”的時間多數在新年來臨、家庭、家族或國家有重大事件發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主持祭祀之人為家族或朝廷中的專職祭師，有相當嚴格的規定，不能隨意更改。“尋”的主要目的是能夠正本清源，找到根所在的正確位置，為“祭”做好準備；“祭”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祭祀的儀禮向祖先的魂魄供奉并祈求，祈求得到其巨大力量的庇佑，幫助自己實現某種愿望。此時“尋”體現的話語符號是“敬”，“祭”體現的話語符號是“祈”，“敬”和“祈”的話語符號共同組成的社會價值已是以敬畏為主的宗教系統。

隨著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改進，高度工業化、文明化的現代社會已經到來，人們的宗教意識逐漸淡化，對“魂魄”、“鬼神”、祖先的虔誠度已急劇下降，傳統魂魄觀中對根、祖的神圣之情也轉變成親近之情，在此基礎上孕育出的是濃濃的孝道，宗教系統轉變成了倫理系統，與旅游的方式相結合，產生的“尋根祭祖”游已是傳統魂魄觀的儀式化。“尋”和“祭”的行為已被安排在“游”的行為中。此時的“尋”同樣是尋找自己的根――家庭之根、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如2005年連戰、宋楚瑜到陜西祖墳的尋訪，尋的是家庭之根；國人到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尋游，尋的是的家族之根；海外華人到陜西黃帝陵的尋訪，尋的是民族之根。“祭”同樣是在尋到了根以后，開始對代表根的具象所指(如家祖、宗祖和民族之祖)進行祭祀、祭拜，如連戰對祖墳中母親、親人的祭祀；國人對山西洪洞大槐樹的祭祀；海外華人對黃帝的祭祀，“祭”的時間或在所祭對象的誕辰，或依據自己出游的時間來安排，固定性不強，主持祭祀的人有的為普通人所扮演的祭師，有的為地方行政官員。此時的“尋”主要目的是找到自己的血脈歸宿、情感依靠；“祭”主要的目的是寄托對祖的思念、懷念。“尋”體現的話語符號是“訪”，“祭”體現的話語符號是“思”，“訪”和“思”的話語符號共同組成的社會價值是以“孝”為主的倫理系統。

第7篇：文化尋根范文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很多具備發展尋根旅游的地方，加大了對其開發的投資力度。但是在運行模式上，各地無外乎舉辦祭祖節，參觀古遺跡、古建筑，出售旅游紀念產品等傳統形式，加上運營理論不成熟，管理體系不完善，沒有成功案例可供參考等因素，旅游地大都很單調乏味，不能很好地激發游客的興致。基礎設施不完善，飲食、居住、交通方面的不便利也成為影響尋根者前往的一個重要因素。文化氛圍過淡，經濟色彩過重尋根旅游地大都具有特殊的建筑遺跡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顯露在外的、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顯性文化”，一般是具有古典氣息的古色古香的建筑遺跡或是物品等。二是不表現在外的“隱性文化”，即不僅僅是建筑遺跡本身或實體本身，而是旅游地建筑遺跡中蘊含的文化精髓，反映當時的風土民情。然而這一切在尋根旅游開發過程中并沒有引起開發者的注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提升其經濟價值，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上。許多旅游地急功近利，破壞了原有古樸的民風民俗，甚至在旅游地周圍建立了許多很不相稱的建筑群。這些現象重蹈了傳統旅游業的覆轍。

河南省尋根旅游不良競爭的博弈分析

隨著尋根旅游經濟效益的顯現，各個城市紛紛開始進入尋根游市場，期盼能分一杯羹，因而河南省的尋根游旅游市場逐漸顯現出一種“市場進入博弈”(表1)現象。在市場進入博弈中，如果只有一個城市進入某市場中，這個城市會獲得50單位的利潤;但如果兩個城市都進入某市場中，由于市場容量的限制，兩個城市就會均虧損20單位的利潤。這個博弈中有兩個納什均衡，那就是:如果一個城市進入，另一個城市的最優選擇就是不進入，即(進入，不進入)、(不進入，進入)。通過“市場進入博弈”，我們受到的啟示是:在尋根旅游市場中，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城市都選擇進入某姓氏尋根游的旅游市場時，或許并不會嚴重到上例中兩個城市都虧損20單位利潤的地步，但是由于城市之間的各自為政、彼此提防、相互詆毀等惡性競爭，大大降低尋根游旅游產品的質量，甚至影響整個河南省的旅游形象，從而導致整體旅游收益的減少。當市場需求旺盛的時候，各個城市還可以得到一定的旅游收益;一旦游客對這種惡性競爭下的旅游產品喪失信心或者失去興趣，會直接引起市場需求減少，導致各個城市利益虧損。所以，各個城市在進行旅游市場開發時，要權衡利弊，顧全大局。但是，現實中，各城市在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中，往往是個體理性打敗集體理性，朝著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方向發展。現在，在河南省內參與分食姓氏尋根游這一旅游市場大蛋糕的城市越來越多，由于河南省本身姓氏資源的跨地區、共有性等特點，合作發展已經成為目前最為可行的發展策略。但是，盡管省內各色姓氏尋根游每年撞車頻頻，各個城市仍然樂此不疲地競相推出姓氏起源地、姓氏尋根游，在巨大的短期利益的誘惑和狹隘的個體利益的驅使下，彼此爭奪資源，逐漸陷入了惡性競爭的泥潭，導致整個河南省的姓氏尋根游處于“囚徒困境”的窘境當中。在這個最為經典的博弈論例子(表2)中，兩個嫌疑犯被警察抓住，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房間里接受審訊。根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如果兩人都坦白，那么各判8年;如果兩人都抵賴，由于證據不足各判1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賴，坦白者將無罪釋放，抵賴者則獲刑10年。此博弈中，雖然雙方合作進行(抵賴，抵賴)帶來的結果會比(坦白，坦白)的結果要好得多，但是問題在于這個帕累托改進很難實現，因為兩囚犯之間缺乏一個可信的、穩定的協議來保證他們有足夠的信心去相信對方，絕對合作地選擇抵賴。萬一A選擇抵賴，B不合作而選擇坦白，那么對于A而言，其抵賴帶來的結果要比坦白糟糕得多;同樣，B在選擇是否合作的時候也會擔心A不合作。所以此博弈的納什均衡是(坦白，坦白)，這也是一個占優策略。在這里，很顯然，每個囚犯都是理性的，他們在作出決策的時候，會毅然決然地選擇他們的占優策略，那就是(坦白，坦白)。因為他們一旦選擇坦白，無論對方選擇什么策略，自己的這個策略都是最優的。回到我們的姓氏尋根游(表3)上來，姓氏尋根游旅游市場目前就處于一種“囚徒困境”當中，即兩個城市相互競爭，都爭相做某姓氏的發源地，都爭相開發某姓氏的尋根游，致使該姓氏尋根游產品的可信度和地方旅游形象都大打折扣，兩個城市均只能得到2單位的收益。盡管如此，他們也甘愿放棄合作，放棄各得9單位的巨大利益的可能，原因在于他們考慮到了競爭對手的所有可能策略，他們不肯冒一丁點的風險，而選擇了較為保守的策略，那就是(競爭，競爭)。面對這種情況，需要通過一種有約束力的協議來改變這種惡性競爭狀態，使各個城市擺脫個體理性造成的困境，使他們心甘情愿且充滿信心地選擇合作，實現區域旅游產品整合，達成一種戰略聯盟。通過這種合作，可以實現之前無法實現的(合作，合作)的結果，從而實現“囚徒困境”的帕累托改進，達到最優，即每個城市各得9單位的收益，皆大歡喜。那么，這種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就需要有政府的介入。因為就目前來說，單靠市場的作用，很難實現穩定的戰略聯盟，只有政府的介入，制定具體的規劃，進行任務分工，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才能促使整個河南省的姓氏尋根游形成一個整體，進而進行整體旅游推介，深化地方的旅游形象，提高整體旅游價值。具體來說，各市相關政府部門應該相互協調磋商，在省政府的指導下相互合作，協同管理相同姓氏的起源地，合理編制尋根游旅游線路，統一規劃、統一宣傳、聯合推銷，從而徹底打破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的尷尬局面，爭取在一團和氣下共同發展。

中原地區尋根旅游區域整合路徑

第8篇：文化尋根范文

1、三鼎尋根園：上饒縣三鼎尋根園(農莊，以下簡稱“三鼎尋根園”)是以生態休閑文化娛樂為特色的山莊，坐落在上饒市南，風景優美、綠葉蔥蔥、四季常青、鳥語花香，陶醉宜人。 2012年，三鼎尋根園被評定為三星級農家樂，并成功申報國家AA級旅游景區。同年，尋根園被省文化廳審批為三鼎民俗博物館。

2、信江：鄱陽湖水系五大河流之一。發源于浙贛兩省交界的懷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豐溪水，在上饒匯合后始稱信江。干流自東向西流向，流經上饒、鉛山、鷹潭、余江、余干等縣市。

3、靈山玻璃棧道：靈山玻璃棧道位于靈山華表峰盡頭，護欄與地板皆由雙層夾膠鋼化玻璃構成，海拔1200米，落差230米，為游客游覽風光帶來別樣體驗。“

（來源：文章屋網 ）

第9篇：文化尋根范文

1．1根親文化的概念

什么是“根親文化”，根親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是以始祖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為傳承的文化，體現出中華民族重視親情的優良傳統美德。“根親”指遠方游子對祖輩先人的懷念，對先輩生活的故土家園的一種熱愛之情。“根親文化”是一種尋根問祖、追根溯源的文化現象，是對姓氏同脈的延續，是族邦同宗的親情，是居食同源的聯誼。河南省地處中原，歷史悠久，是中華民族的姓氏之根，具有豐富的根親文化資源。固始縣素有“中原第一僑鄉”之稱，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歷史上四次南遷入閩的原因，在中原移民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這些南遷先輩的后裔后來遠遷至臺、港、澳及海外各地。改革開放之后，海內外同胞紛紛回家鄉尋根問祖。據文獻記載，在臺灣的100名大姓中，有63個姓氏祖籍在“光州固始”，形成了“臺灣訪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親文化現象。

1．2城市景觀設計的概念

美國建筑學家埃羅•沙里寧說:“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一個城市在創造它的城市文化時，需要在原有城市歷史文化的基礎上進行重組再創造，使這個城市的形象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城市文化環境的營造是一個高標準、高層次的課題，而不僅是建筑等實體的構建，還受到精神文化方面影響。城市景觀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生活需求而不斷改變的結果，也是一個城市歷史、文化精神的載體，對城市的歷史、文化具有某種傳承和表達的功能，同時也是寄托人類對未來生活的向往。城市景觀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其歷史性、民族性、地域性是城市景觀的組成特點。城市景觀包括標志、公共設施、道路、歷史遺跡、公園廣場、小品、建筑等景觀元素，在城市景觀設計中，應該把根親文化與這些城市元素結合起來。

2城市景觀中根親文化的應用

固始縣具有悠久的根親文化歷史，在歷史上有四次大規模的南遷。第一次大遷徙是在西晉末年，當時姓氏南遷入閩，開始了中原文化對福建的開發;第二次大遷徙在唐初，陳元光祖孫三代先后率三千多名將士赴泉潮一帶鎮撫騷亂，屯墾建宅，大興水利，開建漳州，陳元光促進了中原文化與閩越文化的融合，后被尊稱為“開漳圣王”;第三次入閩當屬唐末王氏三兄弟率鄉民五千余人入閩，創建“閩國”;第四次入閩是在北宋末年元兵占領光州，進而占領固始，鄉民為避戰禍南遷閩地尋親。四次南遷的先民為閩臺的文明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故而固始縣具有“唐人故里，閩臺祖地”之稱。改革開放以來，固始興起了閩臺粵港澳同胞尋根熱，固始的根親文化建設逐漸得到了重視，固始縣這幾年加快推進根親文化建設，不斷加大對根親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修建了陳元光大道、王審知大道、成功大道，還新建了陳元光廣場和成功廣場。先后修繕尋根文化文物遺跡，如陳元光祖祠和番國故城遺跡，并投資建設了以“根親文化”為主題的固始根親文化園。此外，固始縣根親博物館的建設也為海內外同胞尋根謁祖、文化交流提供交流的場所。

2．1以歷史名人命名城市道路和廣場

“當我想到一個城市時，首先出現在腦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氣，城市也就有生氣;街道沉悶，城市也就沉悶”，這是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對街道的描述。因此街道景觀在城市景觀中占有重要地位。固始縣以根親文化相關的歷史名人命名的陳元光大道、王審知大道、成功大道等體現了固始縣根親文化。此外，在這些道路的節點上設置了這些名人的雕像、與根親文化相關的建筑小品、宣傳相關根親文化的道路廣告牌、指示牌。城市廣場是居民日常休閑娛樂的場所，一個有文化內涵的廣場往往成為展示城市文化的窗口。固始縣陳元光廣場位于紅蘇大道與蓼北路交叉口，為了紀念“開漳圣王”陳元光而建，廣場上有福建省漳州市云霄縣所贈的圣王戎裝馬上巨像。廣場上還有雕刻著反映固始四次南遷的浮雕墻，以及反映根親文化相關的雕塑圓柱。這些雕塑小品真實的反映了根親文化的歷史，營造了強烈的根親文化氛圍，使景觀與根親文化完美融合，向我們展示根親文化的歷史。

2．2體現根親文化的城市遺跡———陳氏將軍祠

在姓氏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家族史和姓氏文化，每個家族都有它特有的文化。因姓氏遷移而發生的族源地、祖先居住地、祖籍紀念地、堂號、祠堂、家廟、墓葬遺跡、族譜、族規，以姓氏命名的村莊、集市成為姓氏資源的主要內容。固始縣很多鄉鎮就是以姓氏命名的，還有很多宗祠、家廟等，陳氏將軍祠就是為了紀念“開漳圣王”陳元光而建的。陳氏將軍祠建于唐天寶年間，現存為清代建筑。整個建筑為硬山式磚木結構、石基、石柱、青磚灰瓦，堂室含廊，木框架結構。將軍祠建筑布局嚴謹，中軸線主題建筑突出，結構完整，室內外均為石柱下部石獅、石像做工細致，形象精美，具有較強的地方色彩，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價值。陳元光是唐初由固始縣入閩的領軍人物之一，被封為“開漳圣王”。陳氏將軍祠作為紀念陳元光時代南遷的重要紀念地，成為眾多固始開漳將士后裔魂牽夢縈的精神家園。自改革開放以來，根親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南遷于福建、臺灣以及海內外各地的海外僑胞后裔紛紛回到固始尋訪、拜謁陳氏將軍祠。陳氏將軍祠是固始根親文化的一部分，為海內外同胞回家鄉尋根謁祖提供了精神寄托。此外還有其他的宗祠、家廟，也為其他姓氏子孫尋根提供依據，這些宗祠、家廟體現了固始根親文化的歷史悠久，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2．3以根親文化為主題的根親文化園

固始縣根親文化園是以“根親文化”為主題，尋根謁祖、姓氏文化、兩岸交流及休閑娛樂為一體的主題公園。公園以歷史名人、姓氏文化、歷史事件、圖騰元素等為載體展現根親文化。

1)以歷史為主線。固始縣根親文化園大門以唐代建筑風格為元素，大門題名“欲善其終，必固其始”八個大字，內門墻壁上刻著固始縣名稱的由來(見圖1)。大門廣場上旁邊有介紹固始縣幾次南遷的歷史，在入口處介紹歷史讓游人一入園就能了解固始縣根親文化歷史。

2)標志形象。固始縣城市的標志是一個鳳凰圖案，是固始縣的形象標志，在根親文化園中使用這種元素，把固始元素融合在根親文化園中。

3)命名。固始縣幾次南遷中，有很多歷史名人，他們在固始根親文化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以歷史名人命名建筑等根親元素，例如，成功島、鄭成功紀念館、三王紀念館。這些建筑景觀既豐富了公園的景觀特色，又可以讓游人了解固始根親文化。

4)姓氏文化。姓氏是標志一個人血緣關系的符號，是聯結中華民族的紐帶。姓氏也是尋根問祖的重要途徑，萬姓同根，萬宗同源。目前臺灣的18個大姓中，大部分族譜都寫著其祖先為“光州固始”人。固始縣具有豐富的姓氏資源，在體現根親文化中，姓氏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例如根親文化園中中華姓氏博覽苑、八十四姓氏碑林等。天香壇就是以姓氏為主題的建筑，由天香碑、碑座、姓氏墻、壇體組成。天香碑上帶有固始的鳳凰圖騰標志，由紅黃藍三種顏色組成，代表三根香。天香碑臺階下面的基座姓氏林，上面記載了百家姓氏的起源，為人們展示了姓氏文化。

5)雕塑景墻。雕塑、景墻是景觀設計中最常用的一種表現方式。在根親文化園入口廣場上設置了關于“根親文化”為主題的雕塑，這些雕塑反映了四次南遷的歷史，比如“拓荒入閩”“南遷壯舉”等。園區中有“八景長廊”景墻，景墻用形象具體的故事展現了固始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著名的景點。

6)植物配置。鄉土植物是最能體現本土文化特色，根親園中使用固始縣鄉土植物桑樹、梓樹、柳樹、香樟、銀杏等，體現了一種思鄉之情。

2．4固始縣根親博物館

建筑不僅僅是遮風擋雨的場所，它還是文化的載體。固始縣根親博物館是河南省唯一一個以“姓氏尋根”為主題的博物館。博物館的造型特別，“四門敞開式”的設計，體現了固始精神的包容萬象，海納百川。博物館的展廳中展示姓氏、根親文化相關的歷史人物、革命文物、民俗文物等實物資料，向海內外同胞展示固始文化，提供文化交流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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