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的類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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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一、治理視角的村民自治
當前學術界對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著兩種十分不同的視角，一種視角主要從民主的方面來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實施的狀況及其后果，這種視角關注的焦點問題是村民自治制度作為一種民主制度，在當前村莊社會中的實施狀況及其對村民民主意識、民主觀念乃至民主技術的訓練程度，這種視角的研究是當前學術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種視角是從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實施狀況及后果，特別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實踐可能性，其關注的焦點是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的具體過程、運作基礎及其主要特征，這種視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成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釋學術研究向政策基礎性學術研究過渡的重要標志。 從治理的視角來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變成為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制度，這種制度既不同于傳統的村莊自治，也不同于政權意義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這一概念，表達了前一種治理的含義[1]，村民自治是一種社會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則表達了后一種治理的含義。
從治理的角度來研究村民自治，正好與村民自治制度的緣起相關。村民自治制度在廣西一些山區自發產生的時候，就是為了應對人民公社解體之后出現的社會失序現象[2]，自發產生的村委會引起國家的重視，既與當時民主化的語境有關，也與當時農村治理面臨的困境有關。而在實踐中和《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來看，村民自治在村莊（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應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義。 民主化村級治理的關鍵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村莊內生秩序狀態，這種狀態是通過四種民主辦法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來達到的。從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實質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辦法來形成村莊內生秩序，這些秩序包括經濟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設），抵御上級過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對村莊的騷擾，以及監督村干部的行為等等，這樣，治理視角所關注的問題就是用民主的辦法來形成內生村莊秩序時的過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為村集體經濟資源狀況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辦法來形成村莊秩序時的過程、可能、特征及其側重點上的不同，這種不同就是我們本文將要重點討論的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分配型和動員型類型。我們將以村民代表會議的民主決策過程及村民代表能力來展開討論。
二、民主化村級治理的理論過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級治理可以劃分為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一個部分是用民主的辦法來決策村務，其內容包括選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開村民會議表決，以村民代表會議的形式進行村務決策和監督；一個部分是用集中的辦法來辦理村務，即由村干部這些具體的村民推選出來的人將村民決策的村務辦理下去。
展開以上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的實質就是形成村務決策和推選出執行這些村務決策的人員，從理想狀態來講，村民可以隨時罷免自己選出來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實際上則因為罷免需要成本，就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為相對脫離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這種相對脫離村民的狀態，必然帶來民主化村級治理的第二個部分即用集中的辦法來辦理村務的后果。相對的脫離既為村干部創造了發揮個人才干的空間，也為村干部提供了謀求私利的機會。
村民代表也是相對脫離于村民的，但一般來講，村民代表較村干部離村民更近，一是因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圍村民推選出來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著村干部一樣辦理村務的權力，而只是決策和監督村務的權力。因此，也可以將村民代表當作村民的一個部分，而單獨將村干部作村務的辦理人，即集中的主體。
從村務決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級治理面對的首要問題當然是村集體公益的維護，或說如何在村莊范圍內獲得公益，減少外部性，這種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橋和維護治安等具有強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國家和村內個人提供的情況下，村集體辦理這些事業成為最佳選擇，這時候，村民都會有讓村集體來興建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過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會議的形式形成具體的村務決策。
問題是，雖然每個村民都希望獲得公益的好處，但每個村民也會盡可能減少自己為獲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項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業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無多甚至反受其害，這樣，雖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卻因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鮮有在每一件具體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決策中一致同意的情況。少數人服從多數人正是實踐中運行的民主制度的規則，大多數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務的決策，但村務的辦理卻難以跨越這些具體村務決策中的少數反對派。
在辦理村務時，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組織上對付反對派的辦法，雖然這些反對派只是村中的少數派甚至只是個別村民，這時候，村干部可以調用兩種資源，一是村莊輿論壓力，一是個人魅力。當反對大多數村民的少數村民在村莊中處處感受到來自鄉鄰以道德評價為特征的輿論壓力時，他們不得不隨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難”。輿論壓力正是傳統社會的特征，涂爾干的“機械關聯”就是這個意思。當前中國農村因為經受巨大變革，“機械關聯”大都解體，村莊輿論壓力難以阻止少數人對自身利益的尋求。個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調用的另一種資源。一個善于說理的人往往可以說服那些不能忍受暫時受到利益損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報，一個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讓村民提高對利益受損的忍受度，一個社會關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帶來反對者的壓力，而一個性情暴燥、身體強健的村干部，則可以構成對反對者的身體威脅。總而言之，在村莊輿論不能對村中少數反對派構成壓力時，辦理村務的村干部的個人魅力和能力，就成為一種可能的替代手段，現實中這種情況到處可見。
除以上兩種辦法以外，村集體經濟成為村干部可以調用的另一種資源。擁有豐富村集體經濟資源的村莊，大多數村民可以不顧少數人的反對而決定資源如何分配與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體資源來建立對村民的獎罰機制，少數村民若反對大多數村民的愿望和決策，他們雖然可以不顧村莊的輿論壓力，卻不得不考慮經濟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損害，從而不得不照應多數人的愿望。況且村集體經濟資源的豐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從村民那里抽取資源，就可以辦理好村中公益事業。
麻煩出在村集體經濟較少的村莊。較少的村集體經濟決定了辦理村中公益事業，需要從村民手中抽取資源，所謂“村民事業村民辦”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體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上面標語所表達的。而這種提取因為缺乏強制手段（村級民主不是國家民主的一個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數反對派拒絕出錢出力時，村干部無計可施。較少的村集體資源也減少了村干部強制村民順應村中大多數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業的能力。這樣一來，在一些村集體資源較少的村莊，在既缺乏村莊輿論壓力，又缺少村莊能人的情況下，村莊中公益事業就可能成為每個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業都因為受到少數村民的反對，而辦不下去的狀況，這種狀況會大大損害村民本來可能得到的好處，或為了得到這種好處，而不得不讓每個村民花費更大代價（比如集體建供水設施和每戶打井）。辦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的村民意愿是不成問題，通過村民大會或代表會議形成村務決策也不成問題，但在辦理村務時，村干部卻往往面對著無法逾越的少數反對者的反對，最終致使民主化的村級治理效果不佳。
這就是說，從理論上看，決定民主化村級治理狀況的關鍵是村中可能出現的少數反對派能否被說服成為合作者，或直接說被壓服。如前所述，這取決于村干部的個人能力，村莊輿論壓力以及集體經濟資源的多少。
村干部個人能力和村莊輿論與民主化的村級治理的互動關系，我們已分別討論[3]，本文中，我們重點討論村集體經濟資源對于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影響。
三、集體資源與民主化村級治理的類型
如前所述，村集體經濟資源在兩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著民主化的村級治理，豐富的村集體經濟資源增加了村干部說服或壓服少數反對派的能力，同時，豐富的村集體資源使得民主化村級治理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資源的提取，而是集體資源的分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化村級治理可以依據村集體資源的多少區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動員型村級治理和分配型村級治理。
在村集體經濟貧乏的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包括以下兩個具體過程，一是相對容易達成的關于村莊秩序的決策，特別是修路架橋等公共工程和維護治安等公益事業的決策。而在這些決策達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須說服村中的少數反對派以順利完成決策。因為村集體經濟資源的貧乏，村中舉辦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所需要的人、財、物資源必須從村民中提取出來，這個從村民中提取人財物資源的過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能否辦成的關鍵，若村中有少數村民拒絕這種人財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對這些村民的強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數人可以拒絕這種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因為村干部無法說服少數反對者而最終流產，這種一再流產的好事，反過來會打擊村民對村集體的信心和合作辦理公益事業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體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價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會滿足于每個人自己為政的狀況，而會越來越感受到集體合作的好處。河上架橋方便了每個村民的出行，泥濘的小路為每個村民帶來了麻煩，治安不良則造成了每個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為公共工程等事業的外部性，沒有哪一個單個的村民有能力提供這些每個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懷念起人民公社時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來，村莊秩序成為村民的追求目標。村莊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壞越嚴重，村民對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強烈，就會有越多的村莊公共輿論要求村干部為村民辦些實事，會有越多的村民愿意為獲得村莊公共秩序而犧牲一些個人暫時的利益，會有越多的對少數反對派的壓力，這種情況下，村莊中若有強人出來擔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這種輿論上的強勢，以自己的說理能力或身體暴力來說服或壓服村中少數反對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終建得越來越多，村莊秩序反過來以遠遠超過村民個人付出的程度回報每個村民，這個強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強，他達成了村集體經濟貧乏村莊中汲取村中經濟資源以維持村莊秩序這一村莊自治的目標。
村莊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強人治村為特色的村莊自治，容易出現兩個引起村民不滿的問題，一是強人治村時，他選擇的治理目標可能會過于脫離村民愿望的實際，這種對實際的脫離，既可以包括上級安排下來的超出村莊實際需要的種種達標升級活動，也可以包括他因為個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慮而決定下來的公共工程目標。二是強人治村容易出現權力的濫用，尤其是在辦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業中，為自己謀取私利，最終導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標成為村民支出的惡夢，村民手中的資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卻遙遙無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憤怒。
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辦法，正是要解決以上村莊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點。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級治理通過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的形式達成公共工程的決策，這就從理論上排除了村莊公共工程脫離村民意愿實際的可能。而在村干部辦理公共工程的過程中，村民不僅有通過村民代表會議等形式監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論上可以通過選舉或罷免村干部來約束村干部的不良行為。正是通過以上兩個過程，民主化村級治理為村集體經濟資源貧乏村莊的村民提供了獲得村莊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籌辦公共工程的積極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舉辦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換句話說，在村集體經濟資源貧乏村莊，村級治理或村莊公共秩序獲得的關鍵，是村干部提取經濟資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級治理因為解決了強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滿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對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從而提高了村干部在辦理村莊公共工程時說服少數反對者和動員村莊資源的能力。顯然，集體經濟資源貧乏村莊的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核心，正是這種村莊資源動員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將這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稱之為動員型村級治理。
與集體經濟資源貧乏村不同，掌握著大量村集體經濟資源村莊的治理，因為擁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經濟資源，而具有很強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的能力，村莊秩序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成問題的。但這并不是說掌握有大量集體資源村莊的秩序不會遇到挑戰，這種挑戰同樣來自于村中的少數反對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經濟資源，村干部便有使用這些經濟資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體經濟資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監督的村干部可能會謀取自己的私人好處，集體資源越多，村干部謀取私人好處的危險性就越大。他們名義上是在建一座橋，但事實上這種橋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數人的出行，而大多數村民獲益不多，甚至他們建橋之初，就是為了將工程承包到自己親友，以撈取個人好處。這樣，在擁有大量集體經濟資源的村莊，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可以監督村干部的不良行為，防止村干部濫用村集體資源。不通過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批準的決策，是違反制度的決策，作出違反制度決策的村干部，不僅可能受到村民的責難，而且在決策出現失誤引起爭執時，村干部要承擔程序不合法的責任。
因此，集體資源豐富村莊的村干部們也樂于召開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會議來討論如何使用村集體的資源。這時的村干部在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時，他們完全不同于集體經濟貧乏村莊村干部召集村民開會以提高對村莊資源動員能力的動機，他們更多的是需要一個名義上合法的程序，這樣在使用村集體經濟的資源時，可以減少責任的承擔。這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便構成一種分配型的村級治理。
四、動員型村級治理與分配型村級治理的比較
如上所述，因為村莊集體經濟資源的不同，帶來村級治理具體過程和功能重點的不同，這種不同構成了動員型和分配型這樣兩種類型的民主化村級治理機制。通過比較，可以增加對民主化村級治理類型區分的認識。
對于動員型村級治理而言，既然村集體經濟資源貧乏，村集體舉辦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就需要從每個個體村民手中汲取人財物資源，在村級民主缺乏暴力強制的情況下，村干部缺乏強制提取村民資源的能力，他們便可以通過村民代表會議這種形式來討論村務，通過村民大會的形式來動員村民，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和與村莊精英人物的個人關系來尋求村中的諸種支持。從民主的形式來看，動員型村級治理關注的焦點不是規范的民主形式，而是這種民主辦法是否真正具有動員村民的能力，或者說動員型的民主化村級治理，更側重于實質民主的層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權威影響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將這些精英人物請過來開一個并不規范的村民議事會，這個議事會即可以作出一個有助于建設村莊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決策，這個決策可以減少村干部在辦理具體村務中受到反對的阻力，反過來，既然民主化村級治理側重于實質民主的方面，有些時候，通過規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開村民大會或由村民選舉的村民代表作出的決策，雖然具有多數人通過的結果，少數反對者卻并不一定認可這個決策，他們具有足夠讓這個大多數人通過的決策擱置下來的能力，他們拒絕為諸如公共工程建設和公益事業投資提供他們應該分攤的份額。他們拒絕分攤，便足以造成動員型村級治理的困境，這就引出動員型村級治理的第二個特點，即其民主更多強調一致通過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重大的村務決策多是妥協的結果，而不是表決的結果，舉凡表決，大都不會有好的治理效果。從這種意義上講，動員型村級治理是一種少數人決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會議決策重大村務的過程為例，動員型村級治理一般較少采取表決的形式來通過決策，而較多充分討論以達成妥協，參加村民代表會議的人員不僅有正式選舉出來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請而來的與決策村務有關的各方面頭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會議的討論中遇到堅定的反對者，哪怕這些反對者只是極少數，且其反對的理由并不充分，這些極少數的反對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務決策半途而廢。這就構成了動員型村級治理中的少數人決定的后果。不僅如此，動員型村級治理中的村民代表會議作出的決策，還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夠影響村民接受決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夠，村民代表會議通過的村務決策，同樣會在村干部具體辦理村務時，受到少數村民的反對，這種反對也有致使通過的村務決策流產的可能。
在動員型村級治理中，若有一次諸如公共工程建設的決策被一致通過且順利實施，村民可以從中獲得好處，村民下一次就有通過更多如此決策的理由與可能，這樣一來，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制度在村集體經濟資源貧乏的村莊也可以得到有效運作，村莊動員能力日漸增強，而村莊秩序日漸獲得，在民主與村莊秩序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這構成了一種增強型的動員型村級治理類型。不過，并非所有動員型村級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強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對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卻因為少數村民的反對而不能達成決策的事情發生，就會影響村民對集體合作的信心，少數村民也更加敢于聲明個人利益而不顧村莊利益。這樣的少數總是存在，在每一件具體的村務中都會存在，這樣造成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困境：村莊動員能力下降，村莊日漸失序，在民主與村莊秩序之間形成了負反饋，這構成了減弱型村級治理類型。
對于分配型村級治理而言，因為村集體掌握著豐富的經濟資源，其運作特點便與動員型村級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級治理因為關注的焦點不是從村民那里汲取資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體占有的資源，因此，這種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層面，村務決策一般會有規范的程序，關注程序合法性，決策過程強調少數服從多數，參與決策人應具有合法的參與身份，非正式參與者沒有表決的資格等。以村民代表會議為例，在作出重大村務決策時，大多強調參加會議人員的合法身份，要有較為規范的會議記錄，參加會議的人員需要簽名以示自己對重大村務決策負擔責任，傾向于用表決的形式通過決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動員型村級治理村莊那么重要，只要是通過合法程序產生的，什么樣的人當村民代表關系都不很大。與此相關，村民代表會議在決策村務時，少數反對者的聲音往往被大多數人所掩蓋，而顯得過于弱小，而通過的村務決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對者，也不大會中途改變。從這種意義上說，分配型村級治理是一種多數人決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時候，多數人可能過于忽視村中少數派的聲音，而構成實質上的多數人專制。
五、結語
以上簡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級治理兩種類型的不同，這種疏理對于深化村級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以當前展開實證研究的村級治理來講，學術界大多忽視了村級治理類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將動員型村級治理與分配型村級治理混為一談。一般來講，在城郊農村和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土地的增值，土地集體所有的產權安排，使得村集體往往可以從升值的土地中獲益甚多，村集體不僅掌握著大量升值的土地資源，而且掌握著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權，這些集體擁有的資源，就為分配型村級治理提供了村莊前提。此外，那些村辦企業發展較好的富強村莊，也具有分配型村級治理類型所具有的一應特征。從當前這些村集體占有大量經濟資源的村莊數量來看，這類村莊的數量無疑只是農村的極少數，10%左右，但從學術界現有實際研究來看，只占少數的分配型村莊卻受到了多數學者的關懷，而占中國農村90%的動員型村級治理村莊，卻很少受到學者的關注。這顯然不是很正常的現象。換句話說，通過民主化村級治理類型區分，可以凸現分配型村級治理和動員型村級治理所具有的理論意義及它們所代表村莊的實踐意義。
其次，作以上治理類型的區分，有助于讓村級治理研究者特別是實證研究者明確自己研究村莊的類型，從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論觀點，特別是政策建議時，有意無意忽略自己調查的個案背景，而作出一統中國農村自己的研究結論。 再次，以上治理類型的區分，還有助于理解學術界在鄉村研究領域的學術和政策爭論。當前學術界的一些爭論，之所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并且都有實證研究的支持，往往是爭論雙方缺乏對鄉村治理類型的把握，動員型村級治理村莊的調查當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級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們以上所作的關于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兩分，是關于村級治理研究的一個初步成果，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相關成果出現。
[1] 參見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45頁。
第2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經管類專業；PDCA；實驗教學；評價體系；教學質量
1引言
為響應應用技術大學建設和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需要各大本、專科類院校都紛紛建立了具有本院校特色的實驗實踐教學平臺。它的建設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影響極大。實驗教學平臺的完成也需要對相應的實驗教學質量有個科學、系統、全面的評價體系。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各高等院校對實驗教學的質量評價標準越來越高，評價因素和評價等級有更加細致的要求。尤其是對于經管類專業來說，如何有效、科學地對相關實驗教師的教學能力實施評價，提高其為學校實驗教學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構建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是其可靠保證。
PDCA （Plan- Do- Check- Action） 模式是全面質量管理精華所在，將其應用到經管類專業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中，從理論研究的角度，有助于構建實驗教學質量評價理論體系，使評價體系有科學化管理理論的指導。在實踐層面，不但對提升評價體系的管理與服務水平有效，而且對學校專業實驗教學質量水平、實現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有促進作用。
2建立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的意義
2.1加強實驗室師資隊伍建設
構建完善的實驗教學評價體系的最終目標就是提高實驗教學的質量，而要改善實驗教學質量就必須從根本上提高實驗教師的教學水平。借助實驗教學能力評價體系，不僅可以規范對相關人員的管理，更有利于引導實驗隊伍建設向高層次、高水平的方向發展。
2.2促進實驗教學設備改善
實驗教學條件是提高實驗教學質量的基礎。借助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可以推動教學實驗室的改革與發展，促進實驗教學條件和手段的改善，使教學實驗室在設備、環境等方面普遍達到或超過基本條件和要求，更好地發揮實驗教學基地的作用。
2.3優化實驗教學過程
實驗教學過程一般在一定教學理念或是方法的前提條件下，通過教學內容的合理安排最終達到設定實驗教學目標的這一過程。通過制定一套完備的實驗教學質量評價標準，一方面，可以及時的發現教師在實驗教學環節可能遇到的諸如：教學態度、實驗技術、教學內容等各種問題并及時給予糾正；另一方面，通過優化實驗教學質量評價標準還可以更大程度上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有利于培學生創新性和綜合性能力的提高。
2.4促進實驗教學改革的深化和可持續性
作為教學改革的重點項目，對實驗教學進行改革將是一個漫長的攻堅過程。通過建立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不僅有利于實驗室改革的深化，同時，通過對實驗室教學的各項規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還有利于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的管理水平，提高實驗教師以及學生對實驗室可持續性發展的意識。為加強和改進對教學實驗室工作的宏觀指導和規范化、標準化、科學化管理提供指導，以強化教學實驗室系統各部分的科學管理，不斷提高實驗教學水平和投資效益。
3 PDCA 循環應用于經管類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
PDCA 循環，又名“戴明循環”，是由威廉?愛德華?戴明（美國著名的質量管理大師）于上世紀30 年代最先提出的。作為一種科學的、系統的思維方法和管理方法，是TQM（全面質量管理）理論與高等教育相結合的精髓所在。
其在教學質量的把控上也主要是通過教學計劃的前期制定、教學任務的中期執行、教學目標的后期檢查以及教學問題的最終反饋處理上來體現出來的。即“Plan―Do―Check―Action”循環往復，最終達到提高教學質量或水平的目的。
3.1前期策劃階段（Plan）
第一、策劃整個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過程。（1）分析現狀，找出問題：通過前期學校實驗教學的經驗，結合實驗室環境設施建設、專業師資隊伍建設、實驗軟件配置等要素，深入開展調查研究，通過相關數據、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找出目前在我校實驗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2）分析問題，查明原因：根據本校實際教學情況，從教學設施建設、教學軟件配置以及教師專業素質等方面將各個問題通過專業的樹枝圖或魚骨圖的形式呈現出來，便于查明實驗教學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3）擬定解決方案：針對上述分析的主要影響因素根據“5W1H”，制實驗教學質量評價方針、目標，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并對最終的實施效果進行前期的預測。
第二、確定實驗教學質量評價指標。對于實驗教學質量目標的評價要切實可行，切勿過高或過低影響教學質量評定的公允。因此，學校可根據本校的具體情況在咨詢相關專家和督導老師的相關意見的前提下，廣泛調研設立相關指標。（具體見圖1）這些指標的設立能較全面、客觀地反映實驗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情況，相對公正地評價實驗教師的教學能力與教學水平。
3.2 中期實踐階段（do）
對于實驗教學質量評價我們應該遵循評價主體多元化的原則。把專業教師、學生、督導專家、技術職能部門等多個主體同時納入到實驗教學的質量評價主體中。
教師自評、教師互評環節在傳統教學質量評價中屬于專業教師評價模式；我們完全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也廣泛的參與到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評價中。這樣不僅可以促進師生交流溝通，也能在更大程度上體現監督評價的公正性、準確性；專家督導組的評價可以起到良好的監督指導作用。技術職能部門可以統籌評價整個實驗教學過程，將實驗教學中存在的相關問題及時匯總反饋；多元化的評價主體，可以彌補以往以教師為主的評價模式不公正、不科學的弊端，使高校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更加完善、科學、客觀和公平。
（1）專業教師評價。作為實驗教學活動的主體，提高實驗教學質量的主導者，通過互評、自評以及教師評學等方式可以全面的對實驗教師的對教學質量進行評價。當然，專業教師可以通過對學生的出勤情況、實驗操作熟練程度、實驗態度等方面來考評學生的課堂情況，通過期中、期末操作考核，課程設計、實驗報告等考評學生績效成果。
（2） 學生評價。學生是實驗教學活動的客體，是實驗教學質量的直接接受者。學生對專業老師的教學質量評價可以從實驗教師的儀表儀態、講課態度、授課內容、學生接受程度等方面進行。具體可以在本實驗課程結束后，通過學校專業的實驗教學考評系統，從上述幾個方面對相關教師實驗教學質量進行考評，并進行相關意見反饋。
（3）督導專家評價。作為教學活動的監督者，督導專家們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對教育教學規律也相當熟悉。督導專家可從教師授課質量、學生接受情況及教師的實驗教學大綱、教學日歷等是否符合本專業學生需求等方面對教學質量進行測評。
（4）技術職能部門評價。作為整個實驗教學活動的調配者和保障者，應通過對實驗環境安全、設備完好程度和使用率、實驗課開出情況統計、實驗教學計劃的比對、實驗教師和學生遵守實驗室制度情況等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系統的評價，以期改善實驗教學設施環境，促進管理效果提高。
3.3 后期審查階段（check）
審查階段不僅要對前期計劃的執行效果進行的審核與檢查。還要對前期教學目標、教學計劃的實現情況進行測評。通過多方座談、討論等方式認真排查評價體系在前期運行過程中已經存在問題并對可能存在的矛盾進行有效預測，做到有問題、矛盾要及時解決。如果在檢查階段發現學生對教師的評價普遍偏低或是對任課教師的教學效果有意見時，應立即對其進行鑒別并評定矛盾產生的影響程度，盡快采取措施改進教學方法和技巧，提高自身業務水平。如經過幫助，還不能達到教學要求的，可采取更換教師的方式。
3.4 終期處理階段（action）
處理階段是戴明循環一個周期的最后階段。通過前期的策劃、中期的執行以及后期的審查，在本階段將收集到各個評價主體，各種不同層次的評價和檢查結果，因此，本階段要通過對上述結果的收集，整理出影響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的主要因素，并從諸多因素中選取最具代表性和決定性影響因素，通過深入剖析，制定出一套既符合本專業實驗教學評價體系又切實可行的教學質量評價準則、措施等將之納入相應的制度中并逐漸使之規范化、系統化、標注化，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貫徹執行。
經以上 4 個階段的一輪實踐，實驗教學質量評價的質量就有了一個周期的改進和提高。隨著下一個及后續多個 PDCA 循環的展開，評價工作的質量就會呈螺旋上升的態勢，不斷得到改進，真正在保障高校實驗教學質量中做到有所作為。
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其評價體系的構建將直接影響到學校實驗教學的效果。應用 PDCA 模式構建實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將是對實驗教學質量科學化評價的一種嘗試，需要從理論到實踐作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秦潔瓊，陳利華.基于PDCA模式的地方高校驗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構建[J].麗水學院學報.2010（5）：98-101
[2] 何茂勛. PDCA 在高校內部教學質量保證體系中的應用[J].中國質量.2010（2）：24- 26.
[3] 肖飛生，章蘇靜.戴明理論與教育裝備過程管理研究[J].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08（12）：5- 7.
[4] 劉書慶，吳田.基于 PDCA 循環原理的高等院校教學質量管理體系完善方案研究[J].高等理科教育，2011（2）：66- 70.
[5] 俞繼鳳.高校教學質量監控 PDCA 模式的實踐探索[J].沈陽教育學院學報，2015，9（1）：92- 95.
第3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一、我國政企關系的新變化
1.政企關系類型日趨多樣化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關系大體上有三種：第一種是"警察與司機關系"，政府與企業沒有隸屬關系，政府只需要告訴企業什麼是不該做，企業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過問不干涉。這種政企業關系在歐美發達國家比較普遍。第二種是"手足關系"，即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依賴，官商一體。日本的政企關系屬于該種類型。第三種是"父子關系"，企業隸屬于政府，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對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擁有決定權。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企關系大致屬于這種類型。
我國經過近20年的改革，政企關系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原來的純粹的"父子關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種類型的混合型政企關系過渡：政府與部分國有企業之間、一些鄉鎮政府與其所轄的鄉鎮企業之間依然保持著"父子關系"；政府與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交通警與司機"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與其所辦的企業、部分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則形成了利害相關、生死與共的"手足關系"，政府與企業一體，政府企具有了業化傾向。
2.政府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日趨突出
以前，每當談起政府與企業關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但是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業迅速發展，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支柱。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局限于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于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政府職能部門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企業整體之間的關系日益引起關注。這是因為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涵蓋所有專業領域；其次是職能部門僅僅在某些特定職能上與企業發生關系；第三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是隨機的，非緊密性的；第四是職能部門視企業為均質的，不論企業性質如何，規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對待；第五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多為由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這種關系很難由行政手段調整。因此，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現階段政企關系中的基本關系，在國有企業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后，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將是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全部內涵。
3.企業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的關系重要性增強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與上級主管政府之間的關系逐步理順，而越來越多的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發生關系，如就業、稅收、企業社會負擔的轉移、企業支援地方建設等關系。同時，大型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也面臨如何與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關系的問題。這些企業絕大部分的日常經濟活動都發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約束與管轄。當地政府對企業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否順利進行，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企業對當地政府的支持也會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良性發展。
4.政企雙方在職責上越位與缺位行為同時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為表現在與國有企業政企不分、干涉企業經營、亂收費等方面。其缺位行為表現在國有資產出資者缺位、公共服務提供者缺位、市場競爭監督者缺位等行為。企業的越位行為表現是一些國有企業私自處置企業資產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強迫企業職工購買企業股份等行為。其缺位行為表現有國有企業沒能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功能、企業不能按國家政策規定保障下崗職工權益、不履行保護環境職責產生嚴重污染以及偷稅漏稅等行為。
5.政企關系的當事主體呈現多元化狀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僅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是政府與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的關系；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不只是企業與專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與政府職能部門的關系，不僅要與主管政府打交道，還要處理好與企業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的關系。政企關系主體日益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所呈現出的上述變化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對于我國的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來說，這些變化是新生事物，在處理雙方關系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會影響良好政企關系的建立，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
二、政企關系新變化產生的原因
1.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對政府與企業關系的變化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為適應市場競爭，企業必須成為市場的主體，成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能夠獨立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企業法人，從而與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體資格，兩者之間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法律上保證的這一平等關系，對政企關系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為建立新型的政企關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職能進行轉變以提高效率，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傳統體制是下中國政府的經濟職能具有明顯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經濟職能與其他職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經濟職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能，用經濟計劃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制；其三是強調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當然同時也使用其他職能）同時解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的問題，政府的經濟計劃和宏觀管理直接"侵入"到企業的微觀經營管理內部。這種狀況直接阻礙了中國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轉換政府職能以越來越成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對政府職能進行了轉變，經過其主要表現是：（1）部分專業經濟管理機構改組為經濟實體或行業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2）暫時保留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亦將生產經營權大幅度下放給企業，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機構和人員精簡；（3）政府管理方式發生了初步轉變，如減少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強化宏觀調控職能等；（4）積極探索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實行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離的新路。政府職能的轉變，為政企關系的變化消除了一個直接障礙。
2.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
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引進了外資，也產生了同時產生了幾種新新性質的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獨資企業。這些企業與我國各級政府在一開始就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因而為我國原來單一的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增添了新的內容，也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我國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沿著兩條線進行的，一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確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構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所有制基礎。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到1997年迅速發展到占經濟總量的1/4，涌現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非國有制經濟的壯大與發展，為政企關系的轉變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出現，也是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出現了紛紜復雜的局面，導致了政企關系新變化的出現。三、合理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模式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企業對政企關系的轉變前景十分關心，并紛紛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關系模式。綜合起來看，合理的企也與政府關系應該具備以下原則：
1.主體平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同樣，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維護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體，是能夠承擔行政行為責任的行政法人。企業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間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因而從主體資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2.法治原則。行政機關和企業是不同的主體，必然有不同的利益關系，調整這種關系的準則職能是法律。行政機關的活動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必然會影響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動職能在法定范圍內，依照本機關的職責和權限行事，所實行的行政行為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并且符合法定程序。當行政權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業權益時，企業有權要其行政機關補救或賠償。企業也必須依法進行經營活動。
3.權利、義務對等。政府的權利是征收稅賦，義務是為納稅人提公共服務；企業的權利是獲得政府的公共服務，義務是向政府交納稅賦。
4.平等保護原則。在職能部門面前，不論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是企業法人，因此，任何企業依法經營都要受到平的保護，任何企業違反法律都將受到相應的處罰。
5.高效原則。辦事效率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和業務能力的表現，是政企關系是否協調的重要標志。政府辦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同時推動企業效率的提高。國際經驗表明，高效、廉潔的政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與發展的關鍵。因此政府的辦事效率不僅是政府內部問題而且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6.經濟原則。經濟原則適用三種情況：
（1）政府機構設置應遵循經濟原則。一般來說，要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與服務職能，行政機構過小和公務員太少是不夠的，但機構龐大人員冗腫也是不行的，因為會導致人浮于事、職責不清的問題，形成政府內部自我服務的惡性膨脹。因此，機構設置應考慮經費問題，盡可能的降低納稅人的負擔或把有限的資源更多的應用于科學、教育、衛生等事業上去，造福于民。
（2）政府制定或實行某項法規、條例時，應綜合對比該項實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或經濟效益以及帶來的負效益，當社會效果大于負效應時才能實施，反之則不應該實施。
第4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一、我國政企關系的新變化
1.政企關系類型日趨多樣化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關系大體上有三種：第一種是"警察與司機關系"，政府與企業沒有隸屬關系，政府只需要告訴企業什麼是不該做，企業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過問不干涉。這種政企業關系在歐美發達國家比較普遍。第二種是"手足關系"，即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依賴，官商一體。日本的政企關系屬于該種類型。第三種是"父子關系"，企業隸屬于政府，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對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擁有決定權。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企關系大致屬于這種類型。
我國經過近20年的改革，政企關系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原來的純粹的"父子關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種類型的混合型政企關系過渡：政府與部分國有企業之間、一些鄉鎮政府與其所轄的鄉鎮企業之間依然保持著"父子關系"；政府與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交通警與司機"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與其所辦的企業、部分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則形成了利害相關、生死與共的"手足關系"，政府與企業一體，政府企具有了業化傾向。
2.政府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日趨突出
以前，每當談起政府與企業關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但是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業迅速發展，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支柱。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局限于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于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政府職能部門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企業整體之間的關系日益引起關注。這是因為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涵蓋所有專業領域；其次是職能部門僅僅在某些特定職能上與企業發生關系；第三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是隨機的，非緊密性的；第四是職能部門視企業為均質的，不論企業性質如何，規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對待；第五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多為由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這種關系很難由行政手段調整。因此，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現階段政企關系中的基本關系，在國有企業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后，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將是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全部內涵。
3.企業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的關系重要性增強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與上級主管政府之間的關系逐步理順，而越來越多的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發生關系，如就業、稅收、企業社會負擔的轉移、企業支援地方建設等關系。同時，大型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也面臨如何與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關系的問題。這些企業絕大部分的日常經濟活動都發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約束與管轄。當地政府對企業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否順利進行，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企業對當地政府的支持也會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良性發展。
4.政企雙方在職責上越位與缺位行為同時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為表現在與國有企業政企不分、干涉企業經營、亂收費等方面。其缺位行為表現在國有資產出資者缺位、公共服務提供者缺位、市場競爭監督者缺位等行為。企業的越位行為表現是一些國有企業私自處置企業資產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強迫企業職工購買企業股份等行為。其缺位行為表現有國有企業沒能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功能、企業不能按國家政策規定保障下崗職工權益、不履行保護環境職責產生嚴重污染以及偷稅漏稅等行為。
5.政企關系的當事主體呈現多元化狀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僅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是政府與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的關系；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不只是企業與專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與政府職能部門的關系，不僅要與主管政府打交道，還要處理好與企業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的關系。政企關系主體日益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所呈現出的上述變化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對于我國的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來說，這些變化是新生事物，在處理雙方關系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會影響良好政企關系的建立，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
二、政企關系新變化產生的原因
1.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對政府與企業關系的變化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為適應市場競爭，企業必須成為市場的主體，成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能夠獨立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企業法人，從而與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體資格，兩者之間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法律上保證的這一平等關系，對政企關系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為建立新型的政企關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職能進行轉變以提高效率，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傳統體制是下中國政府的經濟職能具有明顯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經濟職能與其他職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經濟職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能，用經濟計劃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制；其三是強調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當然同時也使用其他職能）同時解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的問題，政府的經濟計劃和宏觀管理直接"侵入"到企業的微觀經營管理內部。這種狀況直接阻礙了中國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轉換政府職能以越來越成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對政府職能進行了轉變，經過其主要表現是：（1）部分專業經濟管理機構改組為經濟實體或行業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2）暫時保留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亦將生產經營權大幅度下放給企業，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機構和人員精簡；（3）政府管理方式發生了初步轉變，如減少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強化宏觀調控職能等；（4）積極探索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實行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離的新路。政府職能的轉變，為政企關系的變化消除了一個直接障礙。
2.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
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引進了外資，也產生了同時產生了幾種新新性質的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獨資企業。這些企業與我國各級政府在一開始就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因而為我國原來單一的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增添了新的內容，也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我國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沿著兩條線進行的，一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確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構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所有制基礎。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到1997年迅速發展到占經濟總量的1/4，涌現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非國有制經濟的壯大與發展，為政企關系的轉變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出現，也是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出現了紛紜復雜的局面，導致了政企關系新變化的出現。
三、合理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模式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企業對政企關系的轉變前景十分關心，并紛紛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關系模式。綜合起來看，合理的企也與政府關系應該具備以下原則：
1.主體平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同樣，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維護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體，是能夠承擔行政行為責任的行政法人。企業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間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因而從主體資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2.法治原則。行政機關和企業是不同的主體，必然有不同的利益關系，調整這種關系的準則職能是法律。行政機關的活動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必然會影響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動職能在法定范圍內，依照本機關的職責和權限行事，所實行的行政行為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并且符合法定程序。當行政權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業權益時，企業有權要其行政機關補救或賠償。企業也必須依法進行經營活動。
3.權利、義務對等。政府的權利是征收稅賦，義務是為納稅人提公共服務；企業的權利是獲得政府的公共服務，義務是向政府交納稅賦。
4.平等保護原則。在職能部門面前，不論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是企業法人，因此，任何企業依法經營都要受到平的保護，任何企業違反法律都將受到相應的處罰。
5.高效原則。辦事效率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和業務能力的表現，是政企關系是否協調的重要標志。政府辦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同時推動企業效率的提高。國際經驗表明，高效、廉潔的政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與發展的關鍵。因此政府的辦事效率不僅是政府內部問題而且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6.經濟原則。經濟原則適用三種情況：
（1）政府機構設置應遵循經濟原則。一般來說，要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與服務職能，行政機構過小和公務員太少是不夠的，但機構龐大人員冗腫也是不行的，因為會導致人浮于事、職責不清的問題，形成政府內部自我服務的惡性膨脹。因此，機構設置應考慮經費問題，盡可能的降低納稅人的負擔或把有限的資源更多的應用于科學、教育、衛生等事業上去，造福于民。
（2）政府制定或實行某項法規、條例時，應綜合對比該項實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或經濟效益以及帶來的負效益，當社會效果大于負效應時才能實施，反之則不應該實施。
第5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現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美國傳統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見，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總之，對于“公共財政’這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第6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在不斷的進行改革，從計劃經濟時代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過度，這不但增強了市場主體的活力，還有效的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目前，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形成，承認了市場主體的經營直接，同時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來維護當前市場交易的秩序，使得社會可以穩定的發展。不過由于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對處分權的認識不夠以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與處分權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計劃經濟下國家干預、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影響
在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強度的是，因此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主要是國家對當前社會經濟的進行干預。而法院則是國家對內部結構管理控制的主要工具。因此在對當事人民事糾紛處理的過程中，國家就是通過民事訴訟，來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進干預，從而對當前的經濟體制進行合理有效的控制，實現國家對社會經濟權利的掌握。而在當前的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進行干預，也就意味著當事人的權利低于司法機關。
1.2重實體輕程序、對于事實探知絕對化
程序具有其獨立的價值，程序的公平、安定，尊重合意，保障當事人參與，自身也就實現了程序的正當化。重實體輕程序，將程序定位于保障實體法的實現，這種認識無視訴訟制度和保障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事實探知絕對化與重實體輕程序具有內在一致性。訴訟中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可以超越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判決。2.3兩面關系說兩面關系說認為民事訴訟法律關系是法院與原告、法院與被告之間的兩面關系。雙方當事人并不發生關系，當事人的處分權受到法院的制約，因此當事人并無真正處分、合意的權利。事實上，民事訴訟法是一部同時具備公法性質和私法性質的程序法。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私法關系，原告、被告與法院之間是公法關系，這三面關系在訴訟中就構成了訴訟中的當事人處分權與審判權的關系。三面關系說要求民事訴訟承擔起維護雙方當事人平等的責任，賦予雙方當事人對等的訴訟權利。
2中國民事訴訟處分權的完善與實現
2.1設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擴大程序選擇范圍
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機制對于當事人來說，意味著更多的選擇方式，可以通過更多的途徑維護自己的民事權利，這同樣體現了處分原則。訴訟外完善和解、調解、仲裁和行政處理。訴訟內則可以設立小額訴訟程序，并明確普通程序、簡易程序與小額訴訟程序的轉化條件。擴大當事人程序選擇權，賦予雙方當事人合意選擇適用的程序，立法上應當認可合意管轄、合意選擇簡易程序、合意放棄上訴權、合意確定爭點等涉及處分權的訴訟權利。
2.2區分處分權受限制的案件類型
對于公益案件、身份型案件和非訟案件，由于其牽涉社會公共利益，一般不允許當事人任意處分。應該區分這些案件及其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設置不同程度的限制，如處分權受限制、可采職權探知主義、裁判對法院的羈束力。
2.3訴訟程序的啟動
權是當事人的裁判請求權，妨礙當事人啟動權表現為對于要件的實質審核。原告必需與本案有利害關系，這限制了當事人的范圍。民事糾紛包羅萬千，采用列舉式的方法確定受案范圍使很多應該受理的案件失去了司法的最后一道屏障，對于受案范圍應該采取排除法，只有法律明確規定不能受理的案件，法院才不予受理。對于新類型的案件，如公益案件、環境案件，法院還以不屬人民法院受案范圍拒絕則反映了立法的滯后性。“弦官不得拒絕裁判”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2.4訴訟程序的終止
第7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影子經濟；經濟體制；俄羅斯
中圖分類號：F095．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07)02－0018－03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任何一個經濟體不論其采用何種經濟運行體制，都會在其主流體制之外存在一個占有一定比例、如影隨形的伴生物，這個伴生物通常與當時社會通行的法律規范相悖。蘇聯稱其為“平行經濟、第二經濟”；目前俄羅斯稱其為“影子經濟、違法經濟、隱蔽經濟”等。
20世紀的俄羅斯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經濟試驗，一次是中斷市場經濟運行而全面采用命令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次是徹底放棄運行了大半個世紀的計劃經濟體制向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雖然兩次制度變遷的方式相近(激進)，但方向、目標迥異，其伴生物――“影子經濟”自然無法同質。如果說計劃經濟時期的“影子經濟”于夾縫中生存，運行成本(風險)較大(表面上看)，卻對“短缺經濟”形成有機補充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后的“影子經濟”借經濟轉軌出現的漏洞而大面積生成、變異乃至泛濫，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對俄羅斯真正意義上市場經濟的建立產生了巨大的離散作用。源于對這一經濟現實認識的不同，蘇聯和俄羅斯(1990年代后)歷屆政府對此采取了不同的規制方法，取導了不同的效果。
一、對“影子經濟”的理解與界定
美國經濟學家艾德加?法伊格在研究蘇聯時期這一問題時認為，命令式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是生產資料的中央(國家)所有制和生產活動的中央計劃和控制的經濟，如果這被視為第一(官方)經濟的話，那么不由中央計劃決定或不包括在生產資料國有制中從而逃脫中央控制的經濟活動就是第二經濟；而從法律的角度看第二經濟則包括投機、計劃欺騙、行賄受賄、欺騙顧客、從事被禁止的交易活動等等。可以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理論界對蘇聯“影子經濟”比較權威的界定。
經濟轉軌意味著俄在放棄命令式經濟體制的同時，還無法在短期內構建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這無疑會陡增界定這一特定背景下“影子經濟”的難度。俄國家統計委員會1998年1月31日出臺的《關于評估隱性(非正式)經濟的方法論原理》中認為“影子經濟”是“隱蔽的”、“非正式的”、“非法的”經濟活動形式。參照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對這一現象理解的同時，艾德加?法伊格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也給了我們視角和思維邏輯上的啟示。這樣一來，轉軌時期的“影子經濟”就可以被理解為：離散市場經濟體制、有意違反現有法律法規和正式條例，以公開或隱蔽的形式獲取個人或集團利益的經濟行為。其中，“離散市場經濟體制”是相對于轉軌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和目標而言的，因為這一時期的法律、法規不但在內容上存在巨大漏洞，而且也存在著執行上的孱弱，一些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違法的行為在俄卻可以大行其道。而這恰恰是制約市場經濟構建的“瓶頸”。
二、“影子經濟”的成因及運行機制
“影子經濟”在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下的成因和運行機制有著本質的不同。
蘇聯在政權確立初期中斷市場經濟運行、選擇命令型計劃經濟體制，除受制于當時的內外環境外，還使其更多地承載了國家和政黨的意志。為了獲得公眾對國家義理性的支持，政府必須以保證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作為回報。然而，一種違背規律的制度安排在獲得收益的同時，必然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其運行和產出效率也不可能借助制度本身得到保證。當愈積愈多的問題無法通過變革體制得到解決的時候，公眾就不再對國家的義理性提供支持。產業結構安排失衡、經濟運行低效引致的短缺經濟環境下，為了獲得必要的商品與勞務，社會成員不得不在體制外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尋找供給，計劃經濟時期的“第二經濟”就這樣被體制本身形成的短缺引致出來了。
計劃經濟時期“影子經濟”的運行有幾種彼此關聯卻又性質不同的途徑(形式)。一是得到法律認可的私人經濟，包括私人農業和建筑業等；二是沒有得到法律完全認可的交易行為，如房屋出租、醫療服務、集體農莊工業生產等；三是被法律嚴令禁止的行為，包括投機、盜竊或其他挪用社會主義財產、走私、非法外匯交易等；四是普遍存在卻無法以法律約束和杜絕的特權行為、對國家和集體財產的侵蝕等。
經濟轉軌意味著人們徹底放棄了對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義理性支持，認為通過制度變遷既可以消除短缺經濟，也可以使“影子經濟”合法化并使其奠定市場經濟的基礎。事與愿違，“影子經濟”非但沒有消除，還在轉軌期呈現出了變異、多樣、擴大和公開等趨勢，在一些領域大有取代合法經濟的跡象。這其中有國家為支付轉軌成本提高稅率所引致的個人、企業逃稅行為，也有投資主體為規避投資風險而將資本大量移出的現實，更有無法統計的暗地交易行為，其直接和根本的誘因在轉軌本身。
俄羅斯“休克療法”式的經濟轉軌確是一種公共選擇的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方案本身的最優性和轉軌條件的成熟性，正是這兩方面的缺陷孕育了后期多領域、深度化的“影子經濟”。俄國內外研究資料表明，“一賣了之”的私有化的確瓦解了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轉軌進程的不可逆轉，但70余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成為少數“俄羅斯新貴”的個人家業，則為“影子經濟”的興起創造了必要條件。如果能及時調整轉軌策略并以法律手段規約金融寡頭等的違法行為，“影子經濟”勢必缺乏泛濫的充分條件。但葉利欽時代被“俘虜”的政府無法、無力制定和執行適應市場經濟構建需要的各種法律，精英管理者和民眾也天真地將市場經濟視為萬能的制度，殊不知成熟的市場經濟已演變成法制和宏觀調控的經濟模式了。即使政府成為利益集團尋租的工具，其本身承載的義理性也并沒有完全消失。為支付社會運行和轉軌的成本、穩定當時的經濟形勢，政府實行過財政和貨幣“雙緊”的政策，高達利潤60％－80％的稅率促使更多的經營者要么放棄生產經營活動，要么避稅、逃稅和隱蔽生產經營。法律的缺失、政府功能的缺位及社會環境的惡化，使各種危及國家和社會安全的犯罪經濟不斷出現。
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彼時的一些“影子經濟”現已變得陽光合法，如私人經濟、合理的投機行為等；一些依然被嚴令禁止，如行賄受賄、走私、販毒等。由于轉軌時期環境要比計劃經濟時期復雜，“影子經濟”運行的機制則更加多樣化。這主要包括：一是借助私有化合法地以低價或國家補貼的形式控制優勢企業，然后出售、轉讓牟利；二是先內部人控制企業再轉移資產，使原有企業成為空殼；三是借助合法企業的產權轉換從事犯罪
經濟或洗錢；四是以逃稅獲利的法人和自然人行為，以及更多的無法進行統計的交易行為(如海關腐敗)。
通過比較不同時期俄羅斯“影子經濟”的成因及運行機制可以看到，轉軌時期“影子經濟”的成因比計劃時期更多樣化，運行機制更加靈活、對目標主體經濟的形成和運行的危害更大。
三、“影子經濟”對主體經濟的影響及政府行為
“影子經濟”以不同的比例和方式與主體經濟并存，這在任何經濟體制下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同國家對這一經濟形式的態度及處理方法因環境和條件的不同而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從理論設計的角度去考察命令型計劃經濟體制，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顯而易見的。蘇聯也是憑借這一體制在20世紀的前50年完成了工業化、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并奠定了蘇美爭霸的格局。但特定環境下取得的績效不能掩蓋體制本身的脆弱性，為維持計劃體制的剛性，蘇聯政府曾出臺了許多法律防止逃脫中央控制的經濟活動(“第二經濟”)對“第一經濟”的侵蝕。當命令型計劃體制形成的短缺經濟難以為繼，政府開始放松對帶有合理成分的“第二經濟”的控制。這在當時最適合私人經濟發展的農業、農村住宅建筑和零售業上表現得尤其明顯。據1979年的蘇聯官方資料，全國農業生產中，自留地產出：馬鈴薯占59％，蔬菜31％，肉類30％，奶29％，蛋33％。
如果說“第二經濟”中的合理成分被松綁、釋放出一定能量可以彌補短缺、緩和供需矛盾的話，那么另幾種形式“第二經濟”對任何類型體制的危害都是致命的。由于產權界限模糊、產權主體缺位等體制本身固有的缺陷，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國有資產被大面積侵蝕、官員借助行政權力干預經濟并成為其收入的來源之一，從而形成了計劃體制下的既得利益群體。這一群體從維護既得利益的角度去維護業已失效的計劃體制。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第二經濟”都對“第一經濟”的運行產生了不可小視的摧毀作用，后者甚至成為轉軌時期“影子經濟”的主要依賴路徑。
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轉軌時期“影子經濟”的比例更大、分布領域更廣、層次更復雜，規約的難度增加。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轉軌過程中“影子經濟”給數以百萬計的俄羅斯人創造了就業機會。其中分布在一些領域的影子經濟對處于坍塌狀態的國民經濟提供了必要的支撐，批發、零售和餐飲業提供了330萬個就業崗位，農業和林業部門也吸納了270萬人就業。政府在轉軌的特定時期對這一類“影子經濟”的默許(或無暇顧及)合理卻不合法，但卻幫助整個社會度過了近十年的經濟衰退期，這也是俄政府在這一特定時期獲得義理性支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因制度缺陷催生成的，如大量侵蝕國家資產、壟斷經營、非法販賣武器、非法向國外轉移資產等離散市場經濟體制的“影子經濟”則是無法以數量或比例來測度的。進入普京時代后，俄羅斯將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取向的轉軌調整為“現代市場經濟＋俄羅斯國情”目標，從稅基、稅率的調整到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從規約金融寡頭到改善投資環境，從朝令夕改的命令到完善的法律制度出臺等等。諸項制度的建設不但使經濟運行更加透明，也使俄羅斯市場經濟的建設獲得了有效的制度保證，國家的義理性也在不斷提高。
第8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經濟犯罪；市場秩序
從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走勢來看，隨著各項經濟指標的不斷攀升，使我國國力得以實現顯著提升。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由此也引發了一些負面影響的產生，諸如近年來經濟領域的犯罪數量處于上升狀態。為此，本文將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犯罪展開研究，以供參考。
一、市場經濟與經濟犯罪的必然關聯
市場經濟表現為依托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模式，同時市場經濟推動了現代企業之間競爭的加劇，并且在商品經濟使人們的價值觀念有所改變，因此市場經濟與經濟犯罪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必然關聯。
（一）市場經濟表現為依托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模式
市場供求關系實則表現為由社會整體供需關系最終決定，并且在此種關系下，資金與產品實現向熱門領域集中。通過此種市場自發調節，實現了對以往計劃經濟垂直分配體制的顛覆，進而實現不同生產要素的橫向轉移。但是，因內市場經濟體制尚且處于完善階段，因而無法規避其在發展中出現的各類弊端，所以難以避免經濟犯罪者利用這些弊端實施犯罪行為。
（二）市場經濟體制加劇了企業間的競爭
市場經濟模式下，企業處于同一競爭平臺，同時市場經濟模式下，企業的競爭結果便是末位淘汰。在此種競爭格局之下，利益的矛盾無法避免，具體表現為企業同政府、企業之間生成各類矛盾。因一些行政機關同企業均致力于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因而在其通過正當競爭方式難以達成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目的時，便會鋌而走險，依托不正當的方式進行逐利，進而破壞了正常的市場機制。
（三）在商品經濟使人們的價值觀念有所改變
商品經濟環境下，一些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扭曲，其不再珍視道德，而是完全淪為拜金主義者和利己主義者，逐步向重利輕義轉化，為經濟犯罪創作了罪惡滋生的溫床。
二、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破壞性闡釋
經濟犯罪活動會侵犯經濟活動主體的合法權益，破壞了市場的正當秩序，破壞市場外部環境，因此其危害不容忽視。
（一）侵犯經濟活動主體權益
《刑法》分則中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其犯罪構成客體表現對公眾的合法權益的不當侵害，同時亦對采取正當競爭方式的生產與銷售者的權益構成了侵害；“金融詐騙罪”不但對籌集資金的公眾構成了侵害，同時亦侵犯了正常經營的金融機構的權益；“侵犯財產罪”則規定了侵犯公司法人財產的情形。前述犯罪所侵犯的客體對象均造成了對參與經濟活動主體合法權益的侵害。
（二）影響了市場的正當秩序
《刑法》中的“擾亂市場秩序罪”表現為對破壞市場正常秩序行為的規制與調整；“走私罪”則表現對走私商品擾亂正常市場秩序行為的規制與調整。
（三）破壞市場外部環境
“貪污賄賂罪”中包括了“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十二種罪名。前述犯罪行為未必對市場正常經濟運行秩序形成直接破壞，但其構成了對市場外部環境的破壞。對于前述經濟犯罪類型對市場經濟侵害性的分析，均是基于特定角度進行的。然而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任何經濟犯罪行為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破壞與影響通常是多個方面的。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應對經濟犯罪
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注重發揮輿論導向效用，完善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思路的現代法制體系，依托多部門聯動機制規制經濟犯罪。
（一）注重發揮輿論導向效用
我們應當依托有效的渠道，發揮輿論的導向效用，在推動市場經濟建設的同時，注重推行法制建設，進而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同時，還應當注重對公眾進行德育教育，使公眾的道德修養與法治觀念得以同步提升，進而將各類社會矛盾扼殺于萌芽之中，最大限度地規避經濟犯罪行為的發生，為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奠定適宜的社會環境。
（二）完善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思路的現代法制體系
要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創設契合我國實際國情的法制體系，從而確保市場能夠實現良性發展，并且借此實現對破壞市場經濟體制犯罪行為的有效規制與震懾，最終推動相關主體在參與市場競爭過程中能夠有序競爭。
（三）依托多部門聯動機制實現對經濟犯罪的效度化規制
針對當前國內經濟犯罪行為的跨區域性、網絡化等特征，應當依托多部門聯動機制實現對經濟犯罪的有效規制。第一，公安機關應當健全經偵協作網絡，通過經濟犯罪情報信息共享強化公安機關之間的信息聯動；第二，公安機關應當注重在執法過程中同多部門實現協同配合，互通有無，借此實現相關信息的共享利用；最后，針對一些跨國經濟犯罪行為，國內公安機關應當同境外警務機構加強機構之間的合作，如建立引渡機制、追逃機制等，通過有效的境外跨國合作，將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犯罪行為對國家、集體、公眾的財產損失，進而形成對跨國經濟犯罪行為的有效遏制。
四、結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針對經濟犯罪，治本之策在預防和管控，為此，相關部門應該通過健全相關領域、行業的管理機制、建立常態的監管機制，逐步遏制經濟犯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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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曉培.經濟犯罪與市場經濟間的辨證思考——以社會轉型下創新型國家的構建為背景[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2(03).
第9篇：經濟體制的類型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國情；經驗借鑒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2-0202-02
中國目前正處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妥善處理大量舊體制遺留問題和新體制下逐漸顯現的社會貧困群體的保障問題，以及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已日益受到社會和政府的重視。因此，研究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及其改革的經驗將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正確實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可以說，中國為了建立適合自己境況的社會保障制度，就必須對世界上已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理論及主要發達國家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深入地研究，從而尋覓到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一、社會保障制度的國際境況比較
社會保障制度是伴隨生產社會化和市場經濟的形成建立起來并已經存在和發展了一百多年。由于它對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當今世界上所有現代化國家皆把實施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國策。“社會保障”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的《1935年社會保障法》中。英國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對社會保障做出具體概念的界定：社會保障是一種公共福利計劃，是在保護個人及其家庭免除因失業、年老、疾病或死亡而在收入上所受到的損失，并通過公益服務（如免費醫療）和家庭生活補助，以提高其福利。這項計劃包括保險計劃、保健、福利事業和各種維護收益計劃。為此，英國把社會保障視為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種手段，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強調遵循普遍性原則[1]。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漫長進程中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均作了各具特色的有效探索。雖說西方過度發達的社會福利制度存在諸多弊病,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證社會穩定、縮小貧富差別和彌補市場缺陷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它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對國民收入分配實行宏觀調節的一種重要形式。加之世界各國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等，文化歷史各異，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時間先后不一等，因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障制度[2]。但依據社會保障的實施范圍、享受條件、保障水平、基金來源、管理機構等內容的不同又可分為四種典型的實施模式。
1.“傳統型”社會保障制度。美國、日本等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該類制度。這類制度堅持“選擇性”的保障原則，即對不同的社會成員適用不同的保障標準，社會保障費用由國家、雇主和勞動者三方負擔，社會保障的待遇給付標準與勞動者的收入和社會保障繳費相聯系，強調勞動者個人在社會保障方面應承擔的責任。
2.“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英國、瑞典、挪威等西北歐國家實行該類制度。這類制度堅持“普遍性”的保障原則，社會保障基金主要來源于國家稅收，社會保障的范圍包括“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生活需要，給付的待遇標準是統一的。
3.“國家型”社會保障制度。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國家都曾實行該類制度。這類制度堅持“國家統包”的保障原則，社會保障費用由國家和用人單位負擔，職工個人不必繳納保障費用，社會保障的范圍包括了職工的基本生活需要，社會保障事務由國家統一設立的保險組織經辦，職工參加管理。
4.“儲蓄型”社會保障制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都實行該類制度，這類制度實行“個人賬戶積累”的原則，社會保障費由勞資雙方按法定比例交納，以職工個人名義存入個人賬戶，在職工退休或有其他生活需要時，將該費用連本帶息發給職工個人。
總之，社會保障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產物，是人類社會逐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人類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外經驗啟示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從形成到發展都經歷了漫長的階段。世界各國在這一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起步較晚，而西方國家卻積累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許多經驗，其中有不少值得中國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