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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過去兩個月,我一套房子也沒有賣出去,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下個月再賣不出房子,就卷鋪蓋走人,沒得商量。
我愁得都快哭出來了,兩個月沒有提成,只有底薪,區區幾百塊錢,除掉房租,所剩無幾,只有頓頓啃方便面充饑,到后來,只要一聞到方便面的味道就想吐。
人若倒霉,喝口涼水都塞牙。那天正在售樓處對著那些房屋的模型發呆,林小楓喊我:“連蓉,你發什么呆啊?把那些圖紙拿過來,我的客人要看。”
我清醒過來,把那疊平面圖紙送過去,因為心不在焉,轉身的時候,竟然把花架上的一盆君子蘭碰掉到地上,正好砸在林小楓的腳背上,而他恰恰穿一雙黑色的布鞋,其慘狀可想而知。我嚇壞了,臉色慘白,蹲下身去收拾那些花盆的碎片,林小楓大喝一聲:“連蓉,你想害死我啊?還不趕快送我去醫院?”
我這才想起看林小楓的腳,天哪,有血滲出來,染透了襪子和鞋,我俯下身,對林小楓說:“我背你去醫院吧!”
林小楓剜我一眼,“就你這小身板,背得動我嗎?過來扶我一把就可以了。”我忙過去扶住他,偷眼看他,他齜牙咧嘴,額上有汗滲出來,但還是隱忍著沒有出來。那時候的北京,還是早春,天很冷,他竟然流汗,可見,他的腳很疼。
到了醫院,醫生給他清洗傷口,然后敷藥,裹上紗布,又開了口服的消炎藥。醫生堅持要他打吊針,說是消炎效果好,然后住院觀察,被他拒絕了。
我的心放回到肚子里,看來這小子還算有良心,并沒有詐我一把,出于感激和道義,我送他回他的住處。
林小楓說:“這樣吧,我也不打算詐你,但是,我們必須約法三章。第一,腳傷期間,我不能上班,我的工資,營養費,藥費什么,由你承擔;第二,如果我因為腳傷,從此瘸了,你要賠一個媳婦給我;第三,腳傷期間,你必須早晚兩次探視。”
我剛想抗議,林小楓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忙說:“當然了,如果你不同意以上三條,我可以搬個花盆在你腳上砸一下,你同意嗎?”
我跳起來,我又不是,怎么會同意?我還指望這雙腳,混進某個劇組,沒準一夜成名呢!想至此,只好乖乖地在林小楓的合約上簽了字。
從那天開始,我算是欠下了林小楓的債。林小楓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一會兒說想吃北京烤鴨,讓我去買,一會兒想喝黃豆豬腳湯,我忍氣吞聲,譏諷他:“只有生了寶寶的女人才喝這種湯,你用得著嗎?”他也不臉紅地說:“營養好,我的腳傷好得快,你也可以早點解放,再說了,我想吃的東西,你會做嗎?”我問他:“什么東西?”他擲地有聲地說:“饅頭。”
我笑得岔了氣,就這么點出息,不就饅頭嗎,我可以去街上買一大包給他吃。他也笑了,說:“我要吃你親手蒸的五仁饅頭。要面引發面,加入枸杞子、葵花子、芝麻、花生、葡萄干,在家的時候,我媽常做給我吃,又香又甜。傻孩子,不是街上買的機器做出來的那種。”
我搖了搖頭,說:“我可不會做這么復雜的饅頭,林小楓同志,你將就些吧!”
林小楓的腳受傷以來,藥費,營養費,坐車費,誤工費,亂七八糟的,已經花掉我3700多塊了,他每提出一項要求,我都有些心驚肉跳,盡管這些錢都是跟林小楓借的,但是總有一天,我要還給他的,什么時候才能把這筆外債還清呢?
一個月之后,林小楓來上班,腳還是有點瘸,但是再不上班,真的要喝西北風了。那天下班之后,林小楓悄悄地溜到我的身邊,神秘兮兮地對我說:“連蓉,為了回報你這一個月來對我的照顧,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我一聽,興奮起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這個月沒費吹灰之力,就賣掉了一套房子,不僅可以拿到提成,而且老板也不會讓我走人了,現在又有人請吃飯,無疑是天上掉餡餅,白吃誰不吃啊!于是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去了林小楓租住的狗窩,才知道,林小楓請我吃饅頭,而且是傳說中的五仁饅頭,林小楓親手做的,想不到他還有兩下子,饅頭做得又松又軟,又甜又香,而且加了各種不貴的輔料,為的是增加營養。我一邊吃,一邊問他:“饅頭做得這么好,還給人家打工,自己開間小店多好!”林小楓皺著眉頭說:“你當我不想啊,等我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我就去開一家饅頭店,讓北京人都吃我做的五仁饅頭。”
我一口氣吃了兩個,意猶未盡,林小楓把我手中的饅頭奪下來,說:“我的大小姐,別吃了,吃撐著我還得負責任。”
轉眼到了黃金周,別人都在計劃著去哪里游玩,而我們售樓處卻不會放假,房地產公司的老板,親自給我們做戰前動員,講得吐沫星子亂飛,大有磨刀霍霍的氣勢。老板姓方,40歲左右的樣子,戴眼鏡,年輕有為,聽說已是千萬富翁,身邊獻殷勤的女孩都碰腿。他說,要利用好這個黃金周,人們都休息,買房看房的人一定不會少。他把銷售部的人員分成三撥,一撥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分發宣傳資料,一撥下去跑客戶,其余人留守。最后,他單獨把我留下來,說:“連蓉,這次的活動,你就別參加了,我的老母親病了,住在醫院里,我不放心,你去陪陪她。”
我興高采烈地領了任務,陪一個老人家說說話,那多輕松啊,賣房子太難了,游說人家買房子,讓人家心甘情愿笑著把口袋里的錢掏出來,想想我都打怵,可能我天生不是干銷售的料。
方總的老媽是一個和善的老人家,一點都沒有有錢人的派頭,和我很投緣,又沒有什么大病,無非是年事高了,有一點老年病,我樂得給她念念書,讀讀報,說說話。有時候,老人家也跟我講一些方總年輕時的打拼故事,白手起家不是很容易的事,吃苦遭罪,才換來了今天的一點成就,所以我從內心里敬重方老板。
回公司上班那天,是方總的奔馳把我接回去的,林小楓的臉黑得像鍋底,不理我,我說我想吃你做的五仁饅頭,林小楓卻皺著眉頭回我:“記得你還欠我3700塊,遲一個月還我,就長100塊利息。”我也惱了,“你這是高利貸,這輩子我還還得起嗎?”林小楓說:“你都攀上高枝了,別說這點錢,就是天上的星星,方總也能給你摘下來。”
原來我不在公司的這段時間,公司里傳聞,說我攀上方總的高枝。還沒有來得及解釋清楚,一個月后,方總的老媽去歐洲旅行,方總竟然讓我陪他的老媽去,而且還特地為我買了一部手機。我問方總:“為什么是我?你太太呢?”方總笑了,說:“我太太早跟我離婚了,而你是老太太點的將,別怪我啊!”
歐洲的風光把我和老太太迷住了,間或會給方總打電話匯報我們的行蹤,方總說:“老太太很喜歡你,回來后,我會給你獎賞。”
其實我不想要什么獎賞,我只想能看到林小楓,不知為什么,這些日子以來,見不到林小楓,我的心中竟然會隱隱地牽掛他,想他忙碌的樣子,想他隱忍的皺眉,想他壞壞的笑,想他松軟的五仁饅頭,想他酸不啦嘰地罵我攀上了高枝,不知為什么,我非但不生氣,相反心中卻有了甜絲絲的味道。
回到北京,得知一個消息,林小楓辭職了,在他的租屋附近租了一間房子,專賣五仁饅頭。同時方總向我求婚,他說:“老太太非常喜歡你的細心聰明善良,如果你愿意嫁給我,就點點頭,如果不愿意就不用理會我,我不會怪你的。”
說實話,方總這樣的男人,對每個女孩都是一種誘惑,特別是我這種還處于物質貧乏階段的女孩。可是,我還是搖了搖頭,轉身出去了。
我去林小楓的饅頭店找他,他扎著白圍裙,兩只手沾滿了面粉,他不好意思地對我說:“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方總都對我說了,是我錯怪了你,以為你是那種貪慕虛榮的女孩。”
我對他說:“別以為你做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你的腳受傷的那個月,還為我跑客戶,幫我賣掉了一套房子,所以我才沒有被辭退。”不知為什么,說完這句話,我的眼圈竟然紅了,掩飾地對他嚷嚷:“怎么這么小氣啊?只請我喝水,也不請我吃饅頭。”林小楓笑了,手往廚房里一指,貪吃的丫頭,那些都是你的。
情人節那天,我以為林小楓無論如何會送我99朵玫瑰,沒有那么多,9朵也好,再退一步,一朵也好,等林小楓來了,我徹底失望了,連片玫瑰花葉也沒有,相反,卻送了我一個大大的五仁饅頭。我的委屈一下子被勾了出來,紅了眼圈問他:“在你的眼里,我就那么貪吃嗎?簡直是你養的一只貪吃的豬。”
林小楓笑了,寓意深刻地說,今天的饅頭和往日的都不一樣啊!我氣狠狠地咬了饅頭一口,猶不解恨,這什么男人啊,一點都不解風情,一點都不浪漫,索性把饅頭一掰兩半,天啊,饅頭中間,竟然掉出一枚石頭記的戒指。
2011年全國老齡辦公布的結果顯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面對老年人多發的“心”與“身”俱病的棘手問題,情志因素對老年健康狀況的影響和作用日益凸顯。嚴峻的挑戰呼喚兼顧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的“4P”醫學模式即預防性(preventive)、預測性(predictive)、個體化(personalized)和參與性(participatory)的醫學模式。本文從中醫情志學說與老年病、“4P”醫學模式的緣起與內涵以及兩者融合建構老年病醫學模式加以論述。
1基于中醫情志學說闡釋老年病診治特點
1.1老病難分,易傷七情
著名醫家蒲輔周[1]認為老年疾病是老不是病,又是病。按照艾里克森的人格發展理論,“老年是人生中全方位的失落階段”[2]。老年人的心理常呈現“性情不定、移情多變[3]”的特點。一方面,老年期的退行性改變易罹患各種疾病,進而容易產生疑惑、焦慮、抑郁、無用感、恐懼等不良情緒,加之離退休等心理社會刺激,常常加劇原有的疾病。另一方面,老年人又會面對精神上的壓力、心理不平衡。如《千金翼方》說“人年五十以上,……損與日至,心理減退,……萬事零落,心無聊賴,健忘瞋怒,性情變異。”大量的臨床實踐提示,情志因素是影響老人健康的主要因素,良好的精神狀態可促進疾病的好轉和痊愈,而異常的情志是加重或惡化病情的重要原因。中醫學歷來高度重視情志因素的作用,經過長期的臨證實踐,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情志學說。情志因素是貫穿生理、病因病機、診斷、轉歸預后和預防治療的重要因素。如陳氏[4]系統總結了情志因素在中醫診斷中的意義,指出情志為病的廣泛性與情志致病的復雜性,情志應激同樣能引起人體的生理、生化變化,導致機體功能活動的改變。當然,情志變化不僅是一種“單獨”的意識活動,而是人體臟腑功能“整體”的外在表達。因此,我們既可以通過情志的變化來推測體內五臟精氣的充足程度和活動狀態,也可以通過調節五臟精氣的辦法來實現對情志的改變。同時不同情志因素之間也存在著相互關聯,一種情志對另外一種情志因素產生克制和制約作用,即為“情志相勝”。
1.2見“情”知臟,重在預防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言:“人有五臟化生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所謂“七情”是臟腑功能活動正常的結果與外在表現,即“陰平陽秘,精神乃治”。而五臟的功能異常則會有相應的情志改變,《靈樞•本神》曰:“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反之,情志的異常亦可引起臟腑病變。有調查顯示[5]:社區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抑郁的發生率高達24.51%。情志因素與軀體因素兼挾交錯,使得老年人罹患各種慢性疾病的情況更為復雜。為此,我們應綜合治療疾病,避免唯“治標”是從,注重人文關懷,提早做好疾病情緒干預與心理疏導,進行多渠道、個體化的交流,提高對抗挫折和逆境的能力,對老年疾病的轉歸預后和治療有重要的意義。
1.3重視情志治療
在長期豐富的老年病臨證實踐中,中醫積累了豐富的綜合干預手段,并不單獨依賴內服藥物。《存存齋醫話稿》中說得更為明白:“無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以難治之人,難治之病,須憑三寸不爛之舌以治之”,而且“善用之者,常能愈其他醫藥所不能愈之疾而奏效甚奇”。不同的情志活動可互相影響和制約,如“悲勝怒,恐勝喜,怒勝思,喜勝憂,思勝恐”等,所以,可以利用情志的互相制約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中記載了明代醫家徐迪的情志治病的案例:“一女傷于怒,內向臥不得轉。迪診之。因素花作婦人妝,且歌且笑,患者聞之,不覺回顧,大笑而愈。用相反的情志以笑制怒,疾病也隨之而人愈。”當然,情志學說的治療與現代心理治療相比,有著較為明顯的自發性、經驗性的特點,缺乏系統的操作方法,但卻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一種寶貴探索,實踐上還有很多合理的方面,我們應當進行挖掘和研究,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
2醫學模式的緣起與內涵
醫學模式是指人們觀察和解決健康與疾病問題的思維和行動方式[6]。這種思維和行動方式是在醫學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和醫療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內科教授恩格爾(O.L.Engel)在1977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由于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以及整合生物學和系統生物學,使得人類可以對疾病進行有效的早期預防、早期干預,產生了預測性(preven-tive)、預防性(predictive)和個體化(personalized)的“3P”醫學模式。這個模式開辟了慢性疾病的早期預防和早期治療的新途徑。隨著臨床實踐的不斷豐富和科技進步,醫學模式不斷豐富和完善,由“3P”逐漸發展為包括患者參與性(participation)在內的“4P”醫學模式,即對生命與健康的認識趨向整體,疾病的控制策略趨向系統,認為消滅疾病不是主要目的,維護人類的健康才是關鍵。預測性,即預測疾病的發生和發展,是將重點放在進行疾病前的早期監測,及時預測健康狀態的變化趨勢。預防性,即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進行積極的干預,一旦發現異常變化就要及時采取相應的防護措施,而不是要等疾病已經發生或者發展才去進行治療。個體化,包括個體化診斷和個體化治療,在共性的基礎上更強調個性。參與性,即個人并不僅僅是扮演被動的角色,由醫生來決定如何進行診斷和治療,而是主動地參與到對自身健康的認識和維護過程中,每個個體均應對自身健康盡責,積極參與疾病防控和健康促進。由此可見,“4P”醫學模式更加強調人的主動性,強調日常生活行為對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性,從而強化對個體生活行為的干預以達到預防疾病、控制發展的目標,意味著西醫學已從技術至上走向人文關懷[7]。
3中醫情志學說與“4P”醫學模式的融合
中醫學認為情志因素是貫穿疾病過程的重要因素,并把這種意識應用于防病、治病和養生的全過程。隨著社會需求和疾病譜的變化,情志學說正不斷地從大量循證醫學證據的積累中進行理論上的總結與升華,進而指導臨床實踐。盡管中醫學中某些理論和學說目前仍處于定性有余,定量不足的等實證缺乏狀態,但醫學不是一門單純的自然科學,它的研究內容應包含更多的人文關懷與關注。筆者基于中醫情志學說與“4P”醫學模式融合建構老年病醫學模式思考如下。#p#分頁標題#e#
3.1利用情志相勝法,積極干預疾病
通過發現疾病和臨證的規律,不斷發現、總結和完善老年疾病的防治規律,研究和認識老年人的特殊癥狀,尤其關注情志因素,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實施“積極”的干預。情志因素不僅是病因,也是重要的病機和病情波動的誘因,適時做好疾病預防至關重要。在既往的臨床研究中多強調“既病”和藥物干預,而忽視日常生活行為、尤其是情志因素對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性。臨床實踐發現,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因素可影響疾病的發生與轉歸。古代醫家提出的情志相勝法,即不同的情志活動可互相影響和制約,不僅可以用于治療疾病,更適合于疾病發生、發展的預防。臨床實踐中常見急躁易怒易患高血壓;孤獨和壓抑易患癌癥;過度緊張、焦慮易患潰瘍病等等,情志相勝法的嘗試可獲得藥物,或單獨藥物干預難以達到的效果。《后漢書•方術傳》記載,華佗曾寫信怒罵一位思慮過度而病的郡守,使其大怒嘔出“惡血”而愈。《冷廬醫話》載,清代醫家徐洄溪曾經以死詐狀元,江南一考生得中狀元過喜而狂,徐告以逾十天將亡,書生受恐嚇病愈,前者是“怒勝思”,后者是“恐勝喜”[8]。
3.2醫患共同參與,注重健康教育
患者不僅僅是扮演被動的角色,由醫生來決定如何進行診斷和治療,而是主動地參與到對自身健康的認識和維護過程中。中醫學很早就發現并高度重視情志因素和患者參與性。《靈樞•師傳》中“臨病人問所便”,特別強調“便”的重要性,“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人之情,莫不惡死而喜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所講的就是以語言為媒介進行溝通交流,疏導病人心理,樹立用正確的心態面對疾病,形成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健康教育作為提高患者對疾病認識的有效方式,我國的老年醫學教育與發達國家相比相對滯后。重視醫患共同積極參與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調暢情志,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日常生活行為對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性,這才是收獲寶貴的依從性、實施醫學生物學干預手段、并獲得療效的前提和基礎。
3.3重視情志變化,早期預測疾病
預測性即預測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老年醫學的奮斗目標不僅是為了延長老年人的壽命,更重要的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9]。我們需要把工作的重點從單純的防病、治病轉到關注健康,具體而言,關注情志因素上來。情志因素作為慢性疾病的危險因素,情志的變化在預測性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011年國內有研究表明,社區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抑郁的發生率為24.51%。臨床上[10-11]對于糖尿病患者病史的調查也發現,在出現明顯的糖代謝紊亂以及明顯的糖尿病臨床癥狀前,有部分患者確實存在應激的生活事件以及情感障礙的表現。由于目前很多非專科臨床醫師對抑郁癥及焦慮癥了解不足,故許多病人未得到及時的診治。要了解老年人常見病的病因、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加強衛生宣傳,提高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識,推進合理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營養。加強體力和腦力鍛煉,防止老年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在這方面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是重要環節,通過社區服務對老年人群實行疾病監測和一級預防將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充分認識情志因素對疾病的作用,做好心身疾病的情緒調整,進行行為干預,需要患者、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
趙亮 我希望地球人都知道
趙亮有著雙子座的典型性格,工作之中與工作之外是截然不同的兩幅樣子。他的工作室及住處安頓在北皋藝術區,當我尋訪到達時,比約定時間晚了十分鐘。趙亮嚴肅的指指手表:你們遲到了。他很專注,一個時間段之內只會認真做一件事情,他說,等待會讓自己緊張。
采訪時,他正襟危坐,回答問題不茍言笑,但遣詞造句都力求精準,是仔細思考之后的結果。而當你注意打量他偌大的住處空間時,會有另外一番發現,鞋架上擺放著顏色鮮艷設計新穎的鞋子,滿滿一架子,你很難相信,這會是他的裝扮。他亦懂茶飲,飲茶之樂,其樂無窮,在顯眼位置,陳放著功夫茶具。他說,生活中其實自己是一個挺熱鬧的人,喜歡嘗試新鮮事物,也追求生活的品質。作為一名認真的紀錄片導演,常常游離在別人的世界里,這樣性格的釀造,是天性使然,亦經歷使然。
得彎下腰去做的事業
2011年,某高校演講廳。紀錄片《在一起》開始放映,與此同時,姍姍而來的學生魚貫而入,有吵鬧聲,不太安靜。影片開始十分鐘后,廳內一片寂靜,偶爾會聽到幾聲抽涕聲,慢慢的,此起彼伏因為觸動流淚所發出來的聲音越來越多。
紀錄片《在一起》由《最愛》導演顧長衛任總導演,趙亮執導制作,真實記錄了從《最愛》籌備初期開始,劇組通過網絡聊天,全國尋訪,征集選定艾滋病感染者進入劇組參與拍攝的全過程。
趙亮說,這部影片的拍攝過程,也是創作者克服和消除恐懼的過程。剛開拍之時,趙亮會定期去做一次檢查,與感染者接觸他也甚為小心,他甚至都想過,如果驗血結果呈陽性,自己不幸感染,會把自己的經歷放在影片里,完全一副豁出去的心態。“而事實證明,成人只要沒有血液和性的傳染,就沒有問題。所謂的歧視在我看來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對常識的不了解,害怕就會拒人于千里之外。當你了解到這個常識以后,人都是情感動物,不用說教這種隔閡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拍攝的過程中,趙亮常常換位思考,如果是自己得了艾滋病,會怎么做。這讓他無法想象,他所接觸到的感染者,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有過自殺的經歷,怎么走出心理陰影,怎么面對以后的生活,一直是他們最急迫最重要的課題。“人生觀會有一個很大的觸動,他們會重新珍惜自己的時間。可能服用抗病毒藥之后,你和正常人的壽命是一樣的。但是這個契機會改變他的一生,他會思考怎樣更健康、更積極、更享受生活,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一些。”
作為《最愛》的姐妹片,《在一起》得以與商業電影捆綁在一起,有讓更多觀眾看到的機會,趙亮說,對于作品來說,這是一個好事,但是對于他個人來說,已經習慣了走獨立創作這條路,他還是會回到最原始的制作方式,這只是一個特殊案例。“我做《在一起》這樣的片子,也有好多人說我招安了,轉正了。對于我來說,這個片子傳達了善,至少在艾滋病這一塊是史無前例對社會作出了貢獻。那就好了。如果你老是趴在底下謾罵,不被別人能看到,它的意思就少一些。生命很短,我做片子比較花力氣,得彎下腰去做,一輩子可能做不了太多片子,還是做自己最喜歡的。”
在現今中國的紀錄片領域里,早已憑借《告別圓明園》、《罪與罰》、《上訪》成為標桿性人物的趙亮,對于現行下自己的狀態,他還不滿足。“我覺得紀錄片對我來說還有太大的領域,還有太大高深的東西還沒有解決,我一直覺得前面做的東西像學生作業一樣,我覺得真正的創作還沒開始,如果提到趙亮地球人都知道他的風格,一看很醒目,那種才算是真正的創作。”而實際上,拍攝紀錄片只是趙亮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是最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還攝影、做錄像藝術、裝置藝術。
越來越麻木
有一次法國電影周,趙亮被邀請去看《海洋》,影片中放到鯊魚被殘忍地剪去鰭,坐在身旁兩側的女演員湯唯和一位紀錄片研究人員,都無比動容的流下了無聲的淚水。而趙亮,長久的職業習慣,已經讓他不會有那么強烈的生理反應。
他記得有年拍《上訪》的時候,在冬天的北京南站,過往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趙亮去找他的主人公,那是他剛開始拍紀錄片不久,那天下著很大的雪,天氣極其寒冷,來到早已習慣并固定的地方,看見主人公的妹妹,裹著薄薄的棉被,睡在大雪天里,探出一個小腦袋,視線尋找著姐姐,而此刻,姐姐穿著一條破舊的并不能御寒的毛褲去洗手間了,哆哆嗦嗦的場景,我見尤憐,路過的每一個人,無不惻隱之心爆發,有人遞給她帽子,還有人丟過去一兩件衣服,甚至還有人作勢幫忙收拾拿著她去取暖。趙亮記得,當時他拍這幅場景的時候,眼淚一直在流。
漸漸的,這樣親臨的次數多了,也就麻木了。“越來越變得狠,看得太多了,就像醫院小護士的成長過程一樣。”但是麻木并不是漠不關心,它在心里產生作用,但不是用眼淚的方式表達。“往往這種情感如果沒有作用,沒有實際行動的話,我認為都特別廉價。你看到那個慘象,然后陪著流了一滴眼淚就走了,這個是一點價值都沒有。如果在思考的基礎上去行動,這樣才有意義。”
趙亮多年來拍攝的題材,多是人與體制的關系。《告別圓明園》、《罪與罰》、都是如此。對一種權利匱乏狀態感興趣,也許是因為感同身受。“我是得益于拍紀錄片,對真實的中國的現實一面有比較切實的了解,有很多畫家,只是在城市里生活,他們生活得相對比較優越,他們連地攤都不會去吃,就去比較豪華的地方,更看不到中國大多數群體的那一面。何況是那些官僚們,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后都獨立不起來,不是他思想怎么樣,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就和社會脫節了。”
每個導演大概都對自己鏡頭下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份情感,趙亮也是如此,《上訪》拍了十二年,對于任何一個創作者來說,這都是一個很難想象的數字。“其實我倒不認為我拍的是邊緣群體,我恰恰認為他們是社會的主流。所以這個時間,是值得的。”
面對這些人的時候,你首先要做的是,誠懇,這是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趙亮如實說。“可能年齡的原因,對生命我更想俯瞰一些東西,更想揣思生活本身。所以我做紀錄片是像交朋友一樣談戀愛一樣相處。這樣才能一塊探討問題和解決問題。”
趙亮小檔案
趙亮,中國紀錄片導演,主要作品有:《告別圓明園》(1995)、《紙飛機》(1997-2001,榮獲第三屆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TIDF)國際影帶競賽優等獎)、《城市場景》(2004,榮獲2006年德國卡塞爾紀錄和錄象藝術節金鑰匙獎和德國奧本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在江邊》(2004-2005)等多部紀錄片。他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活動影像藝術家和攝影藝術家。2007年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開幕后,出任活動影像工作室總監。《罪與罰》由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出品,于2007年9月在國內首映,作品《罪與罰》2007年在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上獲最高獎“金氣球獎”。 作品《上訪》09年戛納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趙亮自1996年開始拍攝這部紀錄片,其后堅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奧運會后完成拍攝。最新作品《在一起》,作為顧長衛導演《最愛》的姐妹篇,講述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Q&A
影視圈:你對中國紀錄片有些什么樣的呼吁?
趙亮:我希望,我們的作品一旦用視聽語言的方式去給別人看的時候,首先它是一個作品,其次是它的內容反映的事件。我可能更注重作品是第一性,你在畫面上,在聲音上,用你更優雅的視聽語言去表達你的觀點,那樣做得好的話會更促進你觀點的表達。因為當代中國是一個特殊時期,很多作品就是因為沒有更豐富的攝影經驗或者拍片經驗,作品的第一性更體現在新聞價值上。
影視圈:你怎么看待公益紀錄片和獨立紀錄片的區別?
趙亮:我認為公益片還是應該更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能對大眾產生善的意義。具有指導或導向的作用。公益片還是要考慮到社會性的問題,獨立影片可能更個人化,有時候甚至偏頗都無可厚非,但是公益這樣的片子你要考慮到他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這個是我以前做片子從來沒有考慮過的,原來拍片子更多的是個人的自我表達。
影視圈:現在名利對你意味著什么?
趙亮:名利對我來說還是挺尷尬的一件事。那里面充斥了很多虛偽,很多讓人不舒服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還好,那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是創作方式。
范立新 我絕對不是為了錢拍
武漢長大的范立新,現在能說一口流利的四川話。這得益于他這幾年與他故事里的主人公朝夕相處的結果。《歸途列車》的拍攝地點大部分在四川廣安的鄉村,那里風景如畫,清澈的池塘、高聳直立的山、草木茂盛的樹林。第一次去拍,大自然的美景讓范立新流連忘返,起初的幾個月,“像度假一樣”。可是,隨著時間久了,他發現,這個地方一點都不可愛,因為沒有希望。“我就會嘲笑自己,先前的感覺只是一種很虛偽的文藝青年的優越感,用一個很天真的眼光來看待你面前的事物。而一名紀錄片導演,在長久的生活觀察里,最應該剔除的就是這種無意識的虛偽。”
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誕生
成為紀錄片導演之前,范立新在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工作,他是一名攝影師。三年的工作時間里,他有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呆在農村,向世界報道中國的民生。好多次,在回家的路途,他都有時光交錯的恍惚之感。可能幾個小時前,還在不太發達的偏遠地區,輾轉車程奔波,又回到了霓虹燈閃爍的城市。每次從機場高速開進三環,看到高樓林立、燈火通明的城市向他走來,他說,那是最心碎的時候。
“不久前才跟那樣一群人坐在一起攀談,然后很快我就回到了我的世界里,感覺他們好像跟我完全沒有關系,但其實是在同一個國家。對于我來說這個距離是很短的,跨越這個距離也太容易了,不需要付任何的代價。但是留在那里的人,剛剛還跟他說過話的年輕人老人,也許需要一輩子的時間才能見到我見到的這番景象。”
從小生長在城市,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學業、事業一直都很順利的范立欣,從這個時候開始就萌發了為中國這一大群人鼓與吹的想法。而從想法落于現實,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機會。
有一天晚上,獨自留在辦公室加班的范立欣,無意憋見辦公桌上同事落下的一本會議記錄的冊子。不成想,當時隨意的一翻竟改變了范立新從今以后的人生軌跡。那是一本當時全國紀錄片大會的會議紀要,范立新起初只是匆匆翻閱,隨著字里行間所傳達的信息,他翻的速度也越來越慢,最后“私自”帶了回家。
“里面有許多紀錄片前輩的發言,盡管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們都是紀錄片領域里鼎鼎大名的人物,但他們講的拍片的感受,怎么和拍片的角色建立信任,怎么用攝影機觀察他們的生活,我特別著迷。尤其是那種信任,特別感人,那是你用錢買不來的,你必須花一分一秒的時間去換,只是一個很純粹的人與人的交流,沒有太多的雜質。還有一點別于一般采訪與拍攝的地方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對著一個人或者一群人,什么都藏不住,一切都那么真實,這是非常吸引我的。”
通宵達旦,范立新利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將其讀完,第二天一大早又偷偷完璧歸趙。這一次,范立新終于確定了自己心中的大膽決定,他要去做一名紀錄片導演。
“我覺得這就是我這輩子要做的事情,這個決定做完后,我很快樂。”現在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范立新的目光仍然堅定,言語鏗鏘有力,充滿激情。
之后,范立新開始井然有序的安排自己的工作與學習,有條不紊的開展每一項計劃。做一名紀錄片導演需要看什么書,需要學習怎樣的技能,都成為他當時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DV運動剛剛興起,個人獲得影像生產權,范立新用半年的工資為自己買了一臺DV,他的第一部作品,也由此誕生。歷經一年,跟拍了一個河南農民工的生活。雖然這部沒有任何投資,在現在看來可能還不夠成熟的作品也沒有被更多人看到,但它確確實實的為范立新之后操刀具有國際水平的紀錄片打下了堅實有力的基礎。以至于他的第二部同樣反映農民工的作品《歸途列車》,在全球獲得大小獎項超過60個時,身旁人一點也不意外。
思考全球經濟
范立新記得有一年的夏天,暑氣熏蒸,酷熱難耐,還在武漢上大學的他,有一次坐公共汽車,車廂里擁擠不堪,幾無立錐之地。停站時,有四五個像是建筑工人的農民工,大包小包的步履沉重的擠上車,穿著還沒有來得及脫換的散發著汗臭味的工作服,每一個人都汗流浹背。見此情景,車上的乘客有的慌忙挪到別處更為有限的空間,有的縮縮身子,害怕與其“親近”。但無論哪一種形態,那些眼神里,分明寫著鄙夷。這一個場景,范立新一直都印象深刻。“我心里覺得很刺痛,這是一個公然的侮辱,那個事情帶給我的刺激很大。”
后來拍《歸途列車》,三年多的時間里,范立新的腦海里常常浮現這樣一幅畫面,還有那些辛苦又無助的臉孔。特別是在拍攝的過程中,每每遭遇困境的時候,他都會借此告訴自己,要堅持。“因為如果放棄了,其實就是放棄了1.3億人,這漸漸變成一種信念在支撐著自己。”
懷著一腔熱情,范立新將自己都放在了作品上,那三年多的時間里,他坦言自己過得又窮又苦,拍片的收入,也許只是一個餐館服務員的水平。“說起這個問題是很慚愧的,那幾年基本上都是家里支持我,我等于是個啃老族。所以是需要很大的毅力,這個毅力對于我來說其實也不難,至少我做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絕對不是為了錢拍,要是為了錢就是傻到家了。”范立新有些勉強的笑笑。
當初,在朋友的慷慨解囊之下,范立新完成了樣本的拍攝,然后拿到全世界各地的紀錄片電影節做提案,最后總共一百萬美元的投資里,匯集了包括加拿大電影局、美國圣丹斯電影基金、荷蘭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基金 、加拿大藝術基金會、加拿大Can-West電影基金和魁北克藝術基金的支持。“可以說,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發起,全球參與制作的紀錄的的典范。”
《歸途列車》在美國大小近100個城市影院上映,票房逾40萬美元,觀眾約4萬人次;在加拿大約20多個城市上映,票房近11萬美元,觀眾近萬人次。“有些人說我,拿著外國投資人的錢去拍中國的陰暗面給他們看,我不這么覺得。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展示中國的窗口,會讓大家看到真實的中國是什么樣。我們光靠新聞靠外宣是不行的,這個世界是不會聽你宣傳的,而且永遠都是效果不佳的。我們要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用很巧的辦法展示我們自己。”范立新嚴肅認真道。
很多國外觀眾在看完影片后,會回家找找自己的衣服里,有沒有“中國制造”。范立新說,這其實是一個正面的表現,讓大家開始反思自己的消費主義傾向,批判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在今天全球一體化的經濟當中,到底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產生了什么樣致命的影響。他們幾十年如一日那么辛苦的像奴隸一樣的工作對他們的危害有多大。”
“父母在,不遠游”。千百年來中國人信奉的文化理念。快速發展的社會正在影響著這一切。為了改善物質生活條件,人們的價值觀也悄悄發生著改變。范立新希望他的鏡頭能夠影響人們去思考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范立新小檔案
范立新,第一部正是的紀錄片作品《歸途列車》就讓他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無數獎項,在各大洲都有主流電影節重要獎項的斬獲。至今,《歸途列車》在全球獲大小獎項約有60多個。《歸途列車》榮獲美國導演工會最佳紀錄片提名獎,這是華人導演第一次在美國導演工會的紀錄片獎上有所突破。在澳大利亞,《歸途列車》獲得了亞太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大獎。在加拿大,《歸途列車》榮獲多倫多電影節年度十佳影片大獎,在歐洲,《歸途列車》榮獲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并一舉奪得全球紀錄片最高獎項-伊文思獎。
Q&A
影視圈:你喜歡被人定義成紀錄片導演嗎?
范立新:我覺得很驕傲。紀錄片是我去發現這個世界,是我幫助我的觀眾去提問的手段。可能大家都太忙,生活里有很多事情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如果我能夠用我的電影幫大家停下來思考一些問題,幫大家看到自己的內心和看到周圍的世界,我覺得很滿足了。
影視圈:每個導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可是中國現在的紀錄片缺乏這樣有 效的途徑,你怎么看?
范立新:這確實是個很尷尬的現象。很顯然跟電影的審查制度有關,跟電影的發行制度也有關。在歐洲、美國,紀錄片有很固定的觀影群,還有藝術院線,這樣就不會那么慘烈的去跟《阿凡達》競爭。然后獨立紀錄片沒有能夠享受到太多的政府支持和幫助,而國外發達國家的情形卻截然相反,政府會有很多的藝術基金支持藝術片。最后就是很多導演不推崇這種講故事的模式,所以導致片子比較難被普通觀眾接受,減少了紀錄片電影的市場。
影視圈:你現在著手做的工作是什么?
范立新:我希望花十年的時間去拍三部農民工的作品。現在計劃是拍一部關于農民工第二代的紀錄片,他們也是很大群體,這幫80后90后他們很小就出來工作,他們不覺得自己是農村人,他們在城市生活幾年,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形成在城市,但是政策并沒有給他們城里人的身份。如果未來還會發生金融危機和失業的狀況,他們肯定是第一批被擠出去的群體,這個是很可怕的,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
杜海濱 我看的世界非常細致
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曾說,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須先種柏樹、杉樹。如果東撿半截木棍,西拾幾片木頭,只能湊合成個臟土箱。凡是想用人的,必須先培養人。這幾年,杜海濱有意識將自己的作品選在高校放映。他說,中國紀錄片市場需要新鮮血液。如果有機會,我們盡可能去培養一些潛在的觀眾群,因為大學生是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投入的人群。杜海濱在這個行業呆了十年,他深知目前最急缺的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
在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系讀書的時候,杜海濱常常坐的一輛公共汽車,時間比較長,從城市的一端開往另外一端,路途要經過許多風景,那時候,他身上總是掛著相機,每次都不忘記按下快門。有一天,他突發奇想,為什么不講講售票員的故事?雖然他們每天從事著相同的工作,可是從每一聲吆喝每一句問候里仍能聽出許多的不同。就這樣,在此后每一次坐車,他都會主動的和他們攀談,慢慢的,就有了故事……
借助傳統的影像模式無法滿足當時杜海濱講故事的訴求,隨著DV盛行,就這樣,杜海濱成功將自己帶入了紀錄片領域,那種能將現實的聽覺與視覺都同時保存下來的方式。
杜海濱六次參加高考,到他上大學的時候,已經24歲,他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社會經驗以及人際關系。課余接一些廣告片的拍攝,九八年的時候,他一天可以掙八千塊錢,所以優越感自然而生,他從不擔心畢業以后的生活問題。由此,他有更多的資本來完成他的紀錄片拍攝。
最初,他把鏡頭對準在陜西的寶雞老家,拍攝那里形形的人。1999年,45分鐘的紀錄片處女作《竇豆》問世,賈樟柯將其帶到日本參加一個紀錄片電影節。而杜海濱拿獎是在2001年,以寶雞火車站的一群流浪乞討少年為主角的《鐵路沿線》,為他奪得中國獨立影像獎以及日本山形電影節新浪潮單元的特別獎。此后,他的鏡頭又聚焦高樓大廈的物業人員、成都夜總會表演的“偽娘”,還曾拍過東北采石場的工人等等,題材多樣。前年,他拍攝的表現四川汶川地震的《1428》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成為名副其實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紀錄片導演。
“如果你有這個愿望和這個能力,你會從別人的生活當中發現一些樂趣,包括一些跟你不一樣的,或者令你振動的,令你意外的。”當在鐵路沿線拍攝流浪孩子的時候,杜海濱從他們身上發現了生活原本的意義,看到他們在霞光滿天的鐵路邊支起幾口鍋煮面條時,會明白一日三餐的真正含義,那種最簡單的快樂讓你慚愧自己對生活的最基本了解。
與不同人群的接觸,杜海濱也收獲不淺。“是一個民間的氣質,這些人他們為人處事的方法,他們的一些世界觀多多少少都影響到了我。每一次拍攝結束之后,我都能發現自己的獲得,從而更寬容。”
比如拍《石山》的時候,他跟一群東北爺們吃住在一起,無形當中也沾染了他們的些許豪氣。“喝酒絕不多說,舉起來就干。但是當他們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沒有社會中的爾虞我詐,實際是個很簡單的幾個人的小社會。他們天天冒著生命危險去上山,把石頭一錘一錘打裂打開,那種情況下如果想害一個人是很容易的。它也是一個極端環境,白天掄一天錘子,晚上喝點酒,八九點鐘就睡了。”
“所以說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拍《人面桃花》,杜海濱要面對的是與《石山》里陽剛之氣完全不同的一種陰柔之氣,一群反串演出的演員。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世界,復雜,多變,而且牽扯到許多隱私。拍攝者與拍攝對象之間以契約的形式開始,所有的行為都需要記錄下來,要求絕對的信任,不要隱私做噱頭,也沒有獵奇,杜海濱許諾過他們,影片只在影展或者能夠控制的環境里放映。在遵守著自己的諾言時,杜海濱得到了他們前所未有的信任。
出發點是道德和良知
曾經有一次,杜海濱與一位美國的獨立紀錄片導演交流,談到各自的處境,杜海濱心有感慨:獨立紀錄片的制作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比自己更為幸運的是,他在全民鼓勵的氛圍下成長,他所做的被這個社會視為高尚的職業,而國內紀錄片導演的狀況卻差距甚遠。那位美國導演向杜海濱舉了一個例子,他們開車環美旅行,途中遇到許多人,每每被問及從事什么職業,當如實告知對方時,無一例外收到的總是夸贊。“就連女孩子看他們的眼光都不一樣,是那種特別崇敬、敬仰的目光。我們國家就不一樣,別人會覺得你們是不是在偷東西?”
有一年一個國際紀錄片導演來中國取素材,杜海濱全程陪同。他們在一個建筑工地停下,正打算打開機器透過鏡頭看看有無拍攝目標時,對方氣勢洶洶的上前阻止,兇惡盤問。“黑社會一樣沖了出來,好像來曝他們的光一樣。”杜海濱與對方據理力爭,就在這個時,某個角落里,那位導演悄悄打開了攝像機,“的確很寫實。”
其實這樣的情況,在杜海濱拍攝的經歷中,屢見不鮮。防范之心人皆有之,但作為從業人員,杜海濱說,一定要有自己的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這也是他面對各種各樣不同人群時一直堅守的一個原則。 “我們是做藝術創作,無論關注哪個層面的人,出發點是道德和良知。只要我們有這樣的用心,我們再去創作的時候,就有了藝術的底線。也有人問我,老拍紀錄片,是不是有什么獨特的功能和技巧,其實沒有,唯一的就是做人。”
“做紀錄片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是沒有什么誘惑,因為從一開始它就不會給你帶來太多利益,人心也就不會那么浮躁。”對于杜海濱而言,他只是把一個愛好貫穿始終,“雖然苦一點,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情。這聽起來有點安慰人,但是的確是這么回事,沒有人逼我。”
杜海濱現在著手拍攝的作品,是關于90后的一個紀錄片。 在山西平遙的時候,他碰到一群年輕人,扛著一面紅旗,舉著一展橫幅,打算走遍全國,以此來表達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當時正值國慶大閱兵。“這個事還挺刺激我的。我覺得不正常,無論是80后還是90后,我們很少看到這種發自個人的愛國行為,他們有特別強烈的個性,他們愿意用這樣張揚的方式來表達,我想知道他們背后的原因。”
這一次,也給杜海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畢竟不是我們傳統片子里的東西。我想每一個紀錄片導演都有一種愿望,我不只是簡單的運用別人之前的經驗,我們都希望從自己的作品中總結經驗,也為紀錄片這件事或者這個本體做一點點貢獻。”
杜海濱小檔案
人物介紹:杜海濱,1972年生,中國獨立影像代表人物,2000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系,1999至今拍攝《竇豆》《高樓下面》《人面桃花》《電影童年》《石山》《鐵路沿線》、《傘》和《1428》等,其中,2001年,紀錄片《鐵路沿線》獲中國首屆獨立映像展最佳紀錄片和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特別獎。2007年,紀錄片《傘》入選2007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單元”、法國國際真實電影節獲評委會特別獎等。 2009年,紀錄片《1428》獲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最佳紀錄片獎。
Q&A
影視圈:現在中國的獨立制片人沒有達到或者形成一種氣侯,你對此怎么看?
杜海濱:看到一個新聞說,投了很多錢在紀錄片市場但是沒有回報。我到現在沒有拿過體制里的一分錢做紀錄片,但是我們做很多紀錄片,還有很多跟我一樣的導演都是這樣。我們這些民間的紀錄片導演或者是制片人,和體制內的一起共同構建中國紀錄片的格局。世界認識中國紀錄片不會去劃分體制內和民間,但我們看到的效果是,他們拿了相對多的或者絕對的國家資金,可是他們沒有創造在國際上更多的影響。恰恰是我們,反而創造了中國紀錄片在國際上的影響或者是一個進步。
影視圈:你的資金主要來自哪里?
杜海濱:基金會,民間的資本,電影節的資助。這個取得的過程不是那么容易,對我來說現在會好一點點,因為你有了一點名。但你要放在全球的格局上,這個錢不只是針對中國的,還有大量的欠發達地區或國家,西方國家或者發達國家,用這些錢來資助我們,也是杯水車薪,競爭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