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比如封建社會時期的社會經濟情況就是小農經濟占主導，現在偏遠的農村，也都大量存在這種經濟現象。當前小農經濟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中國人口眾多、耕地較為分散，廣大山區田地零散，不足以支持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加上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限制等，所以很多鄉村農家人保留著以前的家庭傳統，以家庭為單位、以鐵犁牛耕為主要方式進行精耕細作。
晉江市內坑鎮原名為“梨坑”，它是一個老區基點鎮，歷史悠久而又光榮。唐宋時，因大面積種植梨果而得名，是晉江有名的梨、柑果園區。內坑鎮位于晉江市西部的低山丘陵地帶，土地總面積4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85萬畝。內坑鎮現已成為閩南金三角新崛起的農工貿融于一體的新型城鎮。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內坑人民已逐漸從單一搞農業的自給半自給的封閉狀態中解脫出來，逐步調整和完善農業結構，實行種、養、加工綜合開發，現轄28個行政村、54個自然村，每個村都有自己的土地，由于天氣溫和，降水條件好，有些村里的低收入家庭甚至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仍舊會從事農業活動。五十年前鎮上的人們主體還是農民，幾十年來隨著晉江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內坑社會的群體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事務農的人們減少了，但近些年來，小農經濟在這里不減反增，大有“卷土重來”之勢，現代化的工業文明與傳統的小農耕作并存，房前屋后，馬路邊上，隨處可見那精耕細作的“身影”。
為何處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內坑鎮仍然會大量存在小農經濟呢？
第一、當前物價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小農經濟可以“減負增收”。近些年來，我國的物價持續上漲，糧食、食用油、蔬菜、水果、禽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攀升，生活成本大為增加。導致很多低收入的家庭自己種植蔬菜莊稼，自榨花生油，芝麻油，自養家禽等。所以小農經濟對一些較低收入的村民來說，是一種節約支出的做法。
第二、食品安全問題嚴重，促使小農經濟升溫。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有更高的追求，綠色環保成了人們消費重要的理念。而當前社會中時常出現食品安全事件，人們對食品安全有著很多的憂慮。有毒大米、有毒雞蛋、地溝油、豬肉中注水，蔬菜中殘留農藥，制造火腿噴灑敵敵畏，生產泡菜使用工業鹽，喂奶粉吃出大頭娃娃，喝黃酒丟了性命等案件讓人觸目驚心。人們不再完全相信市場出售的食品，那么自家種植的糧食、果蔬，自養的牲畜、自家榨的油等，營養價值高，無污染，成了人們最信賴的食品。小農種的農產品、養的牲畜價格普遍比市場上同類商品要貴兩至三倍。當前追求健康的生活，提倡綠色食品、健康食品，已成為一種時尚。因此，小農經濟的回歸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第三、生活水平提高，空閑時間多了，小農經濟成了人們的修身養性，保持閑情逸致的好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而且空閑時間也多了，如何充實空閑時間，同時又能鍛煉身體，對家人又有益處，種些糧食瓜果蔬菜卻成了最好的選擇。所以，內坑鎮這里隨處可見，小塊小塊的耕作地，菜園如花園，美麗漂亮，四季瓜果飄香。
此外，黨和國家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工作，搞農業可以帶來很可觀的收入，也促使了這里的人們重視農業生產；勤勞樸實的內坑人民，追求貨真價實，重視精耕細作。所以小農經濟在這里又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小農經濟在歷史的發展潮中，是一種落后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客觀上說是應該要摒棄的，但在這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它卻還有存在的理由，它能在市場經濟的縫隙中生存而且發展下來。那么應如何更好地引導內坑小農經濟的發展呢？我們提出了如下的思考。
第一、政府要為小農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近年晉江曾有發生數百畝農田遭受工業污水污染的事件，內坑鎮的一些村的農田就有遭受到污染，污水從溝渠流入，污水侵襲，禾苗遭殃。為引導內坑鎮農耕經濟發展，得先創造一個好的農耕環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工業污染的整治也得同步，保護農田不受污染，讓農民有耕作的物質基礎。
第二、給農民一個平等的社會身份，對低保的農民給予一定的補貼，鼓勵人們生產綠色健康的農作物，給予農民政策上的支持。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建設的目標，使內坑鎮農耕經濟的發展成為內坑經濟發展中的一部分，共同構建綠色和諧、穩定發展的內坑。
第三、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走農業產業化的經營之路，要讓小農經濟升級換代。必須走農科教相結合，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之路，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關鍵是發展農業科學技術，歸根到底要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為小農經濟升級換代奠定基礎。
總之，在當前特殊的歷史時期，小農經濟在內坑鎮的存在有著一定的合理性；它的存在對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應以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它，引導小農經濟科學化發展。
參考文獻：
1、吳旺延.小農經濟與我國“三農”問題的思考[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第2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去年，香港樹仁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研討會中，本人曾以《農本思想與中國現代化》為題，提出論文，向與會諸位學者專家請教。該文重點是從中國歷史演變中指出農本思想產生的經過，及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阻礙。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續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指出農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殘存于中國社會及社會觀念中的影響；亦即是國人急須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章 放下包袱
本章題目為“放下包袱”。包袱為何？農本思想在今天中國結構中，經濟結構中及社會觀念中的殘留物是也。這些殘留物仍然強固地困擾著、阻礙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及現代化本章將分節說明之。
第一節，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結構，又可以說是一種經濟結構。它是農本思想的產物。在今天之前，已經非常嚴重地拖慢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
不農經濟的結構的負面影響，在經濟方面者，例如農場面積小，勞力及資金有限，無法引進現代科技及企業經營方法，自給自足心態使農業偏重于糧食種植等。以上各點因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也討論過，本文不贅，本文想特別提出的是：傳統社會賦予小農經濟結構的社會職能，害了它成為一個經濟主體的可能性。
從漢朝到清朝，甚至到現在，中國傳統的農業家庭，不論貧、富，不論是地主、富農、佃戶或今天中國各地農村中的家庭承包戶，都被賦予一種社會職能。在一個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合順，長幼有序等觀念，或論理要求，支配著或制約著家庭成員的行為或思想。擴大而至家族，族長要教導族中子弟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門風的事。當然娶妻生子，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亦要落實。這一系列的社會職能，壓在農業家庭的頭上，與它能夠成為一個純經濟主體的要求相違背。使農業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經濟考量”來指導與調整自己的行為。使每一個農業家庭組合起來，就是整個農業社會，成為一個不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計算，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經濟體系。
中國全國的勞動力，到今天仍然是以農業勞力占大部分。如果農業因為上述原因不能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管理，必將拖累了中國整個的經濟體系，無法與世界各國競爭。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資源相對充裕。而且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下，只“勤”“儉”二字，已可解決問題。勤則多生產，儉則少消費；多生產、少消費，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進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倫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經濟要求與倫理要求雙雙達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計，而且進入分工社會，再進而全球一體化，每一個人，每一家庭，不但要與本國人爭，甚至要與國際競爭。因此，小農經濟格局必然要轉型。
農業要企業化，農民要轉變成為農業企業中的工人。他們要：
一、上班時間離開家庭；
二、具有農業專業技術與知識，而且要不停地進修與增值。
如此，農業家庭不再是一個經營主體，而成為一個單純的社會組織單位，像城市中的工、商業人士的家庭一樣。農民（農業企業的工人）離家上班。到企業中，根據經濟原則辦事；回到家中，根據倫理原則做人。兩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觸。
第二節，社會觀念
除小農經濟結構必須改變以外，仍有許多社會觀念必須清除。這些社會觀念是：
（1）民以食為天之觀念；
（2）非農不富，無糧不穩之觀念；
（3）開門七件事的觀念。等等。
以上這一系列的觀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將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之中；
（2）將中國的農業局限于以糧為主的情形；
（3）令中國的農耕技術長期停留在粗陋狀態。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孔惠鋒，在他所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鹽之外，全與農業有關。”所以他認為：中國必須重視農業。但用這一種說詞來重視農業，到頭來又回到專注糧食種植，重視柴、米、油、鹽的生產與累積，是不合經濟原則的。
其實在今天的分工社會，開門只有一件事，這一件事就是“錢”。有了錢，可以滿足任何需要。沒有錢，萬事不能。農民生活如果太窮，種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說吃不起。
所以現在必須拋棄所有陳舊的社會觀念，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國民總生產，讓人民富裕起來。
第二章 輕裝上陣
如果照第一章所說，我們能夠徹底地拋棄傳統思想，則可以毫無疑問地走上現代化。趁著中國加入世貿的時機，在國際市場上，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一較長短。本人謹在此時刻，提出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節，理性看農業
在中國長遠的歷史中，自西漢末年，農本思想占了主導地位之后，中國對農業，口頭上是愛護，實際上是害了農業。因為二千多年來一貫的政策是：將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中，于是必須使農業長期停留在“勞力密集”的情況。西漢之后，改良農業耕作技術及經營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農之調，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趨民歸農”，這種名為愛之，其實害之的政策使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落后狀態。
放下農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態度看待農業。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態度，依國際市場的宏觀供求規律調整農業政策。我們不要再堅持，將大多數的勞動力留在農業中，也不用再專注于糧食種植，也不要再抗拒糧食進口，也不要再刻意地達到糧食自給的目標。
一切以國際市場規律為準，以提高國民總生產，達到最高經濟效益為政策的指導原則。
第二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
上一章說明“小農經濟結構”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障礙，因此，徹底拋棄小農經濟結構，才是經濟轉型、社會蛻變的首要關鍵。今后的農業經營，離開小農經濟結構越遠越好，越徹底越好，其原則如下：
第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拋棄專注糧食種植的方式后，種糧的面積相應縮減，各地區依其土壤所宜，宜糧者仍種糧，不宜種糧者因其所宜改種其他經濟作物。
第二，規模宜大不宜小。規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進學術研究的限度高，落實學術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農、工、商、科研、環保整體配套的連鎖企業式經營則更好。
第三節，切忌小規模經營
今后的農業經營切忌小規模經營，不宜用“小鍋小灶”式的經營。小規模經營除了不能引用較高的科研及較新管理方法外，也無法同時處理環保問題。但以上各點，仍然是集中在經濟層面或經營層面；除此之外，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下列一些社會層面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第一，小農經濟文化必須徹底拋棄。中國農村在小農經濟結構中，孕育了許許多多的小農經濟文化，舉其要者有：自給自足與糊口觀念，重視家庭及傳種接代，重男輕女觀念，落葉歸根觀念，等等。小規模企業與原來的小農經濟結構距離太近，小農經濟文化仍如惡鬼纏身，無法拋開。
第二，小規模經營引用科研及學術研究成果有限，對從業人員學歷、素質、文化之要求較低，無法有效激勵農村青年求學向上之心，亦無法吸引城市青年下鄉。因為前面我們說過，今后的農民：
（1）要離開家庭到農場或農業企業上班。
（2）要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
當然政府或企業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規模經營無法將中國大多數的農業勞動力盡快地由農業釋出，拖慢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
第四節，救治大西北
中國版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經濟活動區，偏于東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拋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趨嚴重。在今天我們討論經濟轉型進入新紀元的時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絕不可忽視。
第一，從歷史上看大西北的拋荒經歷
中國西北地區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西漢建都長安，關中地區曾是中國最富庶之區。經過王莽之亂，關中地區遭戰爭破壞，再到東漢末年，黃巾、董卓之亂，關中地區殘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雖鑒于地理形勢之險要，仍以長安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產不及東南遠甚，首都長安及西北地區所需糧食、物資，必須由東南運至。武則天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因為長安過于荒涼，都在東都洛陽居住。但唐朝政府自開國以后就大力開發關中地區到了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離唐朝開國（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關中地區又再農業豐收之區。自這一年起，東南地區的糧食不再運來接濟長安。唐朝距離西漢九百多年，地力經九百年拋荒可以恢復，今天距離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拋荒后能否再恢復，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國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較少，但故事流傳不斷。則中國古人有愚公移山這精神與毅力，是可以斷言的。
今天較古代優勝之處，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經營計劃可行，本國資本、港臺資本，或外國資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為！
第三，李廣射虎的故事
西漢武帝時期，名將李廣，號稱飛將軍。李廣善射，且臂力過人。李廣領兵出征匈奴時，夜晚巡營，見一老虎，拔箭射擊隊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現場去看，原來是一塊石頭。再射石不能入。
這一故事告訴我們，李廣的臂力其實是可以射穿石頭的。但當李廣已經知道那是石頭，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敗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頭。
如果我們在“救治大西北”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敗心理，未曾進行已經認為不可能，就不會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國及世界的意義
西北地區占了中國版圖的大半，自然條件不是太壞，如能救治復活，不但對中國多了大半個地區對世界總體來說，亦有重大意義。
第五節 農業勞力釋出的兩大方向
農業勞力必須釋出，這是中國走上新世紀之前的最大課題。釋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說的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所衍生出許多工作機會，例如工業加工廠、運銷服務、金融服務，再因農民生活改善所產生的多項服務，農村、鄉區教育等等，所產生一系列的多元化。
第二，因救治大西北所扯動的勞力西移。
第3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關鍵詞：小農經濟；三農問題；小農制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9-0-02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數己達8億，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隨著改革的深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三農問題不僅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也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正視并解決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它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及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小農經濟問題再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而從已有的關于小農經濟的研究和論述看，如何定義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如何改造？這些疑問在學者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本文主要通過對這些爭論進行整理綜合，以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奠定理論基礎。
一、關于小農經濟定義的爭論
要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就要清楚小農經濟的定義。而在對“小農經濟”含義的認識上，目前學術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學者所說的“小農”只是指自耕農，而不包括依附農和佃農（劉昶，1981）；有的學者則把經營地主也包括到“小農（經濟）”中去（黃宗智，1986）；還有的學者把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類同于現代的“家庭農場”，并對“小農經濟”這個概念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趙岡，1994）。
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得到的小農經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馬克思從批判的角度對小農經濟進行研究。他認為小農經濟是歷史上小生產的一種，即農業領域中的小生產。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累，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可見，馬克思強調了小農經濟在所有制基礎、組織形式、社會分工以及生產規模等方面的特點。這些特點為學者分析小農經濟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框架。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對小農經濟一詞進行解釋。該書指出：“小農是居住在鄉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經濟學里，‘小農’一詞有時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用來指小農民（佃戶或小自耕農），而不是農業勞動者或很大的地主。小農經濟是這樣一種經濟，在這種經濟里，主要由佃戶和小自耕農來耕種”。
以前蘇聯學者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勞動—消費均衡學派認為，小農家庭以滿足消費需要為首要生產目的，勞動供給與消費滿足之間的均衡是決定其生產投入和運行機制的重要因素。恰亞諾夫認為，在生產力沒有發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農民家庭農場長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奧多·舒爾茨等經濟學家則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提出了一種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追逐利潤的農民經濟模式。他們認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農業如同在特定資源和技術下的“資本主義企業”，追求最大利潤，對價格反應靈敏，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小農經濟是“貧窮而有效率”的。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指出，為小農提供現代生產要素是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而農民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則完全可以保留下來。
我國學者對小農經濟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小農經濟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二重性經濟。其本質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個體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權。”
朱筱新認為：“小農經濟，是以家庭或家族為組成單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經營中，通過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形成的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和特定的生產與生活格局。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更對中國的社會發展，乃至人們的觀念意識及文化傳統，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李伏明認為：“所謂小農，是一個與‘大農’相對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產規模小—一般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農業生產，與一個人或組織是否擁有土地及擁有土地的數量無關…這就是說，無論是地主、自耕農還是佃農，只要其生產規模小，以小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即是小農經濟。”
通過對小農經濟概念的綜述，可以發現：馬克思最早提出小農經濟的概念，其關注點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的探討，他較為準確的概括出那個歷史時期小農經濟的特征；恰亞諾夫的理論產生于當時蘇聯特定的社會環境。他迷戀農莊傳統，提出了勞動—消費均衡模式；舒爾茨的理論則建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他在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對小農經濟問題進行闡釋。恰亞諾夫與舒爾茨的觀點雖不相同，但他們從生產動機的視角來分析小農經濟的研究思路對后來學者的研究有所啟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學者都強調小農經濟的內部結構，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農戶家庭經營的二重性特點。李根蟠的概念對小農經濟的制度基礎也有所涉及。
綜合上邊的分析，由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情或體制環境、不同的分析視角，對小農經濟的定義存在爭論是必然的，因此應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動態的、比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適的小農經濟的定義。
二、關于小農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爭論
第4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夠維持簡單再生產。所以，中國從來就沒有純粹的農業調控政策；從來宏觀決策研究的著眼點往往在于解決“農民、農村、農業這三農問題”……
對農民、農村和農業這“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正是受制于這兩個愈演
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國農業因小農經濟嚴重不規模化，土地隨人口增加愈益分割細碎而無法與市場經濟接軌的問題，才在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方向確立之后，越發受到改革者的關注。
第一個國情矛盾造成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之間的關系嚴重扭曲，以至于中國不僅過去、現在也不得不長期作為“農民國家”（而并非農業國家），自立于現代市場經濟之外。這是自從清康熙年間以“新增人丁永不納稅”為開疆拓土的后續政策，導致人口百年翻兩番，以及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導致半個世紀翻兩番的歷史留下的。近中期看，這一基本矛盾只可能相對緩解而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個體制矛盾則進一步加劇了第一個矛盾的作用；是故在研究和調整上仍有可為之處。人們已經認識到城鄉分割二元結構導致城市化大大滯后于工業化；大包干后恢復的小農村社經濟無力抗拒城市壟斷資本集團的進一步剝奪，因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但現在還幾乎沒能采取有效政策加以解決。
在這兩個矛盾制約下，農民是“三個月種田，九個月過年（賦閑）”，農村人口過剩壓力很大。按現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紀末農業勞動力將過剩2.4億，農村人口過剩5億多。另有研究報告顯示，到下世紀初即使決策足夠理性并且不出現大的反復，城市化率能達到60%，在人口增長到16億時仍將有6億人口留在農村；因此，人地關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觀；更何況假設條件很難滿足。
其二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大批農民勞動力做為“糧食高消費人口”進城打工，會直接影響需求，拉動糧價上漲。1992年以后的投資導致基建項目大上，勞動力需求上升，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流入城市，有統計說6000萬人，也有說8000萬人。這些人由非商品糧消費者變為商品糧消費者；而他們的人均消費量又是城市居民的兩倍甚至三倍以上（前者每月20多斤，后者要達到60多斤）。如果是8000萬人，新增糧食需求量（主要是計劃外部分）約為500-600億斤每年。由此分析1993年在全國糧食增產的同時廣東卻出現大米、主要是劣質米開始搶購的現象，進而造成全國性的米價上漲，農民進城打工新增加的需求拉動至少是原因之一。
類似的現象五十年代初國家“一五”計劃時期也曾發生過，當時采取的對策是“統購統銷”；但城市的成規模需求與小農經濟的不規模供給之間，供需體制不對稱。政府也無法與一億多小農談判，因為交易費用過大。于是為了保證國家工業資本原始積累所必需的低價糧食供給，壓抑農民抵制，就搞集體化運動。其實一鋤一鐮式的簡單生產力相加，當然不意味著規模經營；也并非生產關系的進步……。現在，這個現象又發生了；而且對策也有某些相似之處。版權所有
第5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關鍵詞]誠信缺失 集體生活 公共觀念 紀律習慣 法治精神
[中圖分類號]C91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10-0026-01
什么是“集體生活”，“那是一個組織，不僅是一種以關系的存在，組織特點的范圍，在有范圍（不能無邊際）與主腦（需有中樞機關）。他的范圍超出家族，且并不依于家族為組織的出發點。主要根據范圍是占領，宗教或著其他的范圍內，大家都覺得約束，總是時時刻刻與自己的利害關系有關聯。”符合上述標準的，就是我們談論的集體生活。就以上標準可以衡量出中國人缺乏集體生活。
在西方，基督教“博愛”的理念深入人心。圣經說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人，每個人都是平等相稱的兄弟姐妹。這一方面促進了宗教的盛行，另一方面促進了“利他主義”在人們的生活中生根發芽，在現實生活中進一步推動行動去幫助別人。中國人沒有宗教，有些人可能不同意這個觀點，這是因為許多人模糊信念和概念之間，像向上帝祈禱，是信念。中國的社會組織大多是基于血親、姻親的形式，這樣的組織和“集體生活”中提到的組織相差很遠。
缺乏集體生活與誠信缺失是否有因果聯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從集體生活缺乏的表現上來談論該問題。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現的是人與自然博弈不同于社會化大分工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少與不相互“知根知底”的“異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約避免被騙。
一、公共觀念淡薄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社會信用缺乏經濟現象的原因。提供自給的小農經濟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競爭不同于社會分工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前者有助于競爭機會主義意識的誕生。農業社會，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其誠信關系多在于家庭中。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口不流動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使發生人口流動，中國不傾向于別的單位進入其中，但以家族為單位，移動到一個地方。在這樣的環境中，避免欺詐合同是多余的，簡單地說，一個家庭生活中不會互相欺騙，危機只發生在家外，自然也沒有立約。但是，對于一個不誠實的農業社會，它會帶來太多的不利因素或支付的成本太高。中國有諺語：“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誠信，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說得很清楚。可見，契約精神依賴于社會。不“知根知底”的時候很少，所以自然不要求合同。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想法是無法形成的。
二、紀律習慣差，不講規則
因為中國的誠信往往存在于宗法社會土壤，熟人、朋友、親戚等狹窄范圍的傳統文化中。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血緣家庭關系和延伸出來的其他社會關系構成的最基本的社會環境。在熟人社會中，熟人就是信用憑證，人們相信那些喜歡、熟悉、尊重的人的承諾，其他道德判斷經常憑自己的直覺，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在這種情況下，紀律、規則的作用也大大減弱。
三、組織能力差，習慣窩里斗
所謂的“窩里斗”，實際上指的是一些病態的人在一個很小的環境中競爭。中國有句古話：“站起來的椽子先爛。”當一個人是成功的，超越別人的，周圍所有的人都想趕上，把他拖下來。事實上，中國的嫉妒“窩里斗”的現象一直存在，封建社會的王室為了爭奪帝國的戰斗，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嘆。
四、法治精神差
第6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profit from Japan's experience, unifies our country food security the demand, becomes rich for the farmer provides the beneficial suggestion.
關鍵詞：農民致富 糧食安全 日本經驗
key words: The farmer becomes rich food security Japan to experience、
一、制約我國農民致富的主要因素
要探討中國農民的致富問題，我們必須首先研究阻礙我國農民增收的因素。在我國，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長期處于貧窮、低收入狀態的根本因素主要有兩個。
首先，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資源特別是耕地資源短缺。據2004年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業經濟人口平均耕地面積只有0.17公頃/人。這種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業目前仍然是以一種小農經濟的形態在運行。相比較工業、服務業等產業，農業的單位產值較低，而小農經濟又具有投入高產出少、缺乏規模效益的劣勢，這不僅制約著我國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也是導致我國農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
其次，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謂二元經濟結構是指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并存發展。就我國而言，它是指我國尚未擺脫自給自足的傳統生產方式的農業經濟與市場化程度較高并運用現代生產方式組織的城市現代經濟的并存對立。 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下，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農村大量資源流入城市，這雖然有利于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得發展，但卻使我國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收入狀況不斷惡化。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如果缺乏有效的改革措施，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將發揮著掠奪農村資源的作用，其仍然是阻礙我國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二、日本農民致富的途徑
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收入差距拉大，農民收入較低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李嘉圖指出由于受工業的邊際生產效率遞增，農業的邊際生產效率遞減規律的影響，在工業化進程中普遍存在著工業剝削農業，城鄉差距拉大的狀況。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這方面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日本就是其中比較成功的國家。
日本與我國有類似的農業發展環境即人多地少，同屬于小農經濟。2000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04公頃。 但在現代化過程中,日本卻用較短時間實現了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53年, 日本城市職工年均收入1416萬日元,農民的為1116萬日元, 比城市職工低17.9% , 但到1977年農戶平均年收入增加到46711萬日元, 比城市職工家庭年收入34813萬日元多34.1%。
日本農民致富主要是通過促進農民兼業和政府財政補貼實現的。20世紀50年代，日本通過在農村地區實行村盯合并,建立中小城鎮的合理城市和工業布局來為農民兼業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工業和城市在空間上的重新布局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產業結構,使農村非農產業的就業崗位迅速增長,從而為農民的就近兼業提供了潛在空間。據統計，1980年日本總農戶為466.1萬戶,其中兼業農戶為403.8萬戶,占總農戶數的87.1%。在農戶的收入中，農業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26.4%,非農收入占73.6%。
在發展農戶兼業增加農民收入同時，日本還通過政府財政對農業實行高額補貼以增加農民收入。1986年,世界各國政府發放的農產品價格補貼總額約為1100億美元,而日本一國就高達400億美元,占1/3以上；1990年,日本中央財政的農業預算支出為23784.7億日元，其中用于各類農業補貼的支出占到70%；另據經合組織調查, 2000年日本農業補貼占GDP總額1.4%，目前日本農戶年收入的60%來自政府的各種補貼。
三、糧食安全的困擾
日本農民致富模式雖然很好地解決了農民低收入問題，但也帶來許多問題，其中主要問題就是糧食供給遠遠不能自給。其原因在于，日本農民致富模式只解決了農民致富問題而沒有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其國內小農經濟根本沒有改變。相比大農業小農經濟生產效率低、商品率低，無力承擔滿足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糧食需要的重任，其只能使國家靠糧食進口來滿足國內需求。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根據國際糧食委員會的統計, 日本糧食進口總量2006～2007年度為2500萬噸, 2007～2008年度為2440萬噸。1960～2005年間, 日本食品自給率(按照熱量計算)從73%下降至40%；食用糧食自給率從80%下降至61%；飼用糧食自給率從55%下降至25%。其根本無法通過國內農業力量保障自身糧食安全。
糧食自給率下降與我國國家建設發展目標嚴重背離。我國農業發展立足于兩個基本目標：一是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二是提高我國農業生產水平和農業國際競爭力，保障糧食自給，進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糧食安全問題是我國的根本問題，關系著我國經濟社會命脈，為了國內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發展，我們不可能將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完全交給他國，而且在國際糧食供給日漸緊缺的背景下，其他國家不愿意也沒能力幫我們解決吃飯問題。我國政府在1996年的《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白皮書中明確指出要保障糧食95%的自給目標。日本農民致富模式的發展只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貧困問題，卻忽視了糧食自給安全問題。因此，糧食安全問題也使中國在借鑒日本農民致富模式時多出幾分顧慮。
四、建議措施
由于人多地少大農業道路目前在中國仍舉步維艱，而日本小農經濟模式又帶來糧食安全的隱患。但當前城鄉收入差距、農民貧困的現狀日益嚴峻并威脅到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因此為了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嚴重性，我們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補救，即使無法從質上解決問題，但也可以從量上起到減輕問題的作用。
（一）國際勞務輸出
農民出國打工是積極利用國外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空隙，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促進農民脫貧致富的一項利國利民的舉措。現階段在人多地少的國情下，我國國內無法承擔眾多農村勞動力，但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日，我們應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源。目前國際勞務需求不斷增長，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進步發達國家勞務市場不斷向高層次方向發展，這導致許多工作繁重的工作崗位和服務型勞務需求國內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歐洲等發達國家老齡化趨勢不斷嚴重，加劇了勞動力短缺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這種局勢下，世界性勞工出現嚴重短缺。迫于勞動力短缺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損失的壓力，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國家都傾向于采取較為積極的利用外國勞動力資源的政策，修訂和實行了有關有利于國際勞務輸出的政策法規，放寬外國的勞動力進入，這為我國勞動力輸出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目前我國出國勞務發展滯后，對國際勞務市場利用不足。世界銀行資料顯示，當前全球勞務輸出量約為l億人，而我國只占54萬人。相對于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我國發展國際勞務輸出還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因此，為了轉移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人多地少矛盾，拓寬農民收入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我們必須加快對國際勞務市場的開發，拓展國際勞務輸出的市場范圍，加強對農民出國務工培訓，制定有利于農民出國務工的法律措施，從而為我國農民致富開創國際性道路。
（二）辯證處理糧食自給率與城市化發展的關系
城市化是實現農民增收的根本途徑。其一方面可以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村人均耕地面積，促進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通過吸納農民進入城市從事收入較高的二三產業，其也有效實現了農民增收。但我國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面臨著糧食安全的制約。據專家推測到2030年為了保證95%的糧食自給率，我國需要耕地18.5億畝，而我國目前現有耕地18.26億畝。 為了保障糧食安全，政府已明確提出要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而城市化得提高，城市空間的擴大必然會導致侵占耕地的結果。如在城市化發展較快的1990年至1995年，全國凈減少耕地200多萬公頃，等于50個中等縣的耕地面積。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需要正確處理城市化發展與糧食自給率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我們應大力發展吸納勞動力強的第三產業，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盡量少占耕地。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適當降低糧食自給率目標，如定位75%，這樣我國仍然掌握著自己的糧食命脈，同時也減少了國內糧食供給的壓力，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了適當空間。
（三）促進農戶兼業經營，拓寬農民收入渠道
盡管日本農民致富模式沒能很好的解決糧食自給問題，但其通過兼戶經營達到致富的方式仍然對我國具有借鑒啟迪意義。特別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得不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鼓勵農戶兼業經營、實現農民收入多樣化對我國農民增收具有現實的補充意義。近10多年來，我國農民兼業經營發展迅速，農民非農就業人數快速增加。在1996年第一次農業普查時，在全部農業戶中純農業戶占62.81%，農業為主兼營非農業的戶占30.57%，非農業為主兼營農業的戶占6.62%。 在2006年第二次農業普查時，農業生產經營戶中以農業收入為主的占58.4%，比10年前減少7.2%。 1996年到2006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23.4%提高到了38.2%。2006年，農民新增的332元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60.3%。 實踐證明，在目前我國人均耕地面積低，農業產業化經營無法實現的情況下，農民的兼業經營能夠有效的增加農民收入。另外，農民進入城市進行兼業經營也為將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徹底轉移到城市奠定了基礎。
第7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是靠紐約上流社會捐錢支撐的。在大都會博物館下面有個服裝院，專門做服裝設計類的研究和展覽。服裝院每年一次大展，其開幕式就是一個大Party，名為MET BALL。這是個慈善晚宴，善款全部給予大都會的服裝院。
今天，五月四日就是MET服裝院展覽開幕的日子，也是MET BALL的日子。而今年之所以這么多中國參與者是因為這次展覽的主題是《中國：鏡花水月》，講的是中國電影對西方服裝設計師的影響。藝術總監是王家衛。
這個展覽今年年初在故宮開了一個會，之后，就有了爭議。國內媒體好像有批評這個展覽沒有展現當代中國的時尚云云。我沒怎么關注，因為我覺得中國時裝沒有獨立的審美，一直是跟著西方審美走的，而作為中國時尚的里程碑作品仍然是中山裝和旗袍。
說到審美，大家都認為很深奧。其實審美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代表著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就比如中國人認為四合院是美的，而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代表的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念――孝。
再比如，西方人覺得高樓是美的，這是因為工業革命后西方人大多數都居住在城里。城里人都住在公寓里，其背后的價值觀念是西方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在西方很少有兩代人同居在一個公寓里面，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迫使很多失業年輕人只能回家啃老。而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背后是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
服裝的審美不會超越價值觀念，而多年來，我們的服裝設計一直是沿著西方價值觀念走的。中國和西方在審美上的區別是地主和資本家的區別。
老地主和資本家最根本的區別是對自然的態度。老地主是農民，靠天吃飯，對自然有一分敬意三分怕。資本家是要征服自然的，要控制自然為人類服務。
老地主管的是農民，而靠天吃飯這事情的不定因素太多，管好一個村的農民，跟管好一群藝術家差不多。大家都是憑感覺。資本家管工廠絕對不是這樣的，要規范化，要有ISO 9000什么的，要把所有不定因素一個個變成固定因素。
老地主的管理方式是宅在家里，所以對服裝的要求首先是舒服，其次是體面。宅在家里大部分時間是隨意的，不需要制服。資本家不一樣，資本家有下屬，有董事會，有同事。體面比舒適更重要，而且服裝要有統一標準，工人有工服，管理人員有西裝領帶。
老地主對吃的要求很高，種地的人肯定對烹調很在意。什么季節吃什么菜，一切跟著二十四節氣。資本家把吃看為一個生產環節中必須有的麻煩，所以越簡單越好，來個三明治漢堡，填飽肚子接著干活兒。
中國當今的設計、審美都在瘋狂地追隨西方的審美，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價值觀念。我們用公寓替代四合院，用CEO替代老地主，用西裝代替大褂，用城市代替農村。
而西方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資本家在反省，在考慮發展的自然成本，他們要保護自然了。他們開始回歸，開始嘗試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一家人，一塊自留地，再養一窩雞。
而我們的設計師還是緊跟西方的步伐，沒有看到西方已經逐步變成東方了。中國人有五千年小農經濟的生活經驗，可以說我們所有的生活智慧都是小農經濟生活方式的積累。
第8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1農業附加值低
以小麥為例，目前在我國良田畝產小麥500公斤左右，即使按現在相對高價2.0元/kg算，一畝小麥毛利1000元人民幣。現在再讓我們算一算每畝的投入：①澆水，一季麥子需澆水6－7次，一次電費15元/畝，7次共計105元。②施肥，播種時施復合肥25公斤/畝，季中需追加一次尿素25公斤/畝，兩次共計需160元。③耕種，聯合收割80元/畝，播種10元/畝，共計90元。④種子，每畝需種子12.5－15公斤，合40元左右，4項之和共計395元。收入1000元減去支出395元余605元。假設一家5口有6畝地，總共產值是3630元，平均到每一人合726元，這是在各種條件都比較理想的情況下得出。從全國范圍來看有很多地方是達不到上述收入的，再加上天災人禍，農民一年的收入是可想而知的了，這其中還沒計算勞動力的問題。有人可能會說，如果能規模化經營就會增加收入。我們暫時撇開不談此主張能不能實現的問題，那就讓我們看看美國的一個農場吧：格雷格夫婦的農場和牧場，加在一起大約有3000英畝（1英畝約合6畝），農場的主要農作物是大豆、小麥、玉米和蕎麥。格雷格夫婦共擁有185頭母牛和8頭公牛，所有這些牛都是肉牛。為了打理這個農場格雷格夫婦擁有聯合收割機、四輪驅動拖拉機、風鉆機、農用軌道拖車、捆草機、播種機……這些農業機械的總價值大約為22萬美元。實際上，已經有20%的美國農場開始用直升機進行耕作管理，很多美國中等規模的農場和幾乎所有大型農場都已經安裝了GPS定位系統。在這樣的現代化條件下格雷格夫婦每年需投入39萬美元，收入40萬美元，凈收入是1萬美元，即使就是這1萬美元也是由于政府的補貼，如果沒有補貼能維持不賠不賺的局面就算不錯了。這說明了什么呢？再讓我們回到前一個問題“能不能實現規模化“的問題。作者認為實現規模化經營不是不行，但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之上的———即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這一問題解決不好談規模化經營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
2中國人的“機會主義情結”
我國社會長期以來就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以自然經濟和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小農經濟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有學者把我國的社會總結為“熟人社會”，這也正好契合了一位高校教授的社會調查，在一份調查問卷中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假設你有一頭病豬，你會賣給誰a熟人b陌生人，被調查者無一例外都選擇了b，由此可見一般。而市場經濟又稱之為法治經濟，在一個不善于遵循規則的社會里，尤其是在一個素質較低的社會階層里，要想只是通過簡單的組成農業協會與市場經濟接軌談何容易啊！基于以上兩點，提出以下思路：
2.1僅憑市場經濟解決不了我國目前的三農問題，農業需要國家強有力的保護和支持。
讓我們先看看美國和日本吧，這兩個國家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是市場經濟發展比較充分和完善的國家。在美國，農業是一個受到高度重視和保護的傳統行業。與其他行業如工業、服務業相比，農民所交納的稅明顯要少，額度相對較低，也沒有專門針對農民的稅種。除了稅收優惠，聯邦政府還直接對農業進行補貼。2002年布什政府頒布的新農業法規定，在今后10年里，政府對農業的各種補貼和財政支持達到1900億美元，平均每年投入190億美元，而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每年農業補貼不得高于191億美元，除此之外還有完善的保險體系。在日本，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日本政府在一些稅種中，一旦涉及到農業問題，就會對農業團體或農民個人實施特殊的優惠政策。從事農業的企業或個人可以在法人事業稅、法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繼承稅和贈與稅等方面得到減免。其次，日本政府為了支持和促進農業的持續發展，不斷調整農業政策，使日本農業處于一種十分完善的保護之中。日本農林水產省在許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對農民優惠的政策，例如：食品安全對策；穩定農業經營，加快農業結構改革；鼓勵城市居民到農村和山村落戶；接受或與有虧損的農協或漁業協會合并，可以減免企業事業稅、法人所得稅以及財產的登記注冊稅，等等。日本政府還對外采用關稅壁壘和技術壁壘方式，阻止外國農產品的進人，對內實施高投入、高補貼的扶助政策，為農民建立起多重保護網。日本在工業制品方面一直提倡貿易自由化，但對部分主要農產品卻設置極高的關稅。例如，日本的花生米關稅高達500％、大米關稅高達490％、小麥關稅為210％。在2003年9月11日舉行的世貿組織坎昆會議上，日本代表堅決反對就農產品貿易關稅問題設立上限、也表示反對增加重要農產品項目的配額，不惜與美國意見相左。在技術壁壘方面,日本不斷提高對農產品殘留農藥的檢驗標準，并規定進口農產品禁用日本已經作廢的農藥，受此影響，中國原來向日本出口的多種蔬菜和水產品被擋在日本國門之外。日本政府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更是驚人。據亞太經合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調查報告，日本對農民的補貼早已超過了農業的收入，日本農業經濟存在著巨大的價格扭曲。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每年用于農業方面的補貼總額都在4萬億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對農業補貼的總量已經達到了6.4萬億日元，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3％，而同期的農業產值只有9.12萬億日元。日本農業生產者收入總額中有一半以上來自政府補貼。日本的經驗表明，農民收入要接近城市水平，一靠政府補貼，二靠農民創業和兼業。
第9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范文
關鍵詞：烏江流域；小農意識；多元；兼容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農耕是人類為了生存、繁衍和發展，在認識客觀物質世界的基礎上，謀取生活資料來源的最基本的生產方式，是人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綜合表現。農耕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經濟到生產經濟的偉大革命性轉變。人類第一次通過自己的活動來增殖天然的產品，從而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經濟面貌，對人類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71綜觀烏江流域農耕文化歷史，始終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動與靜之中，和諧而有序地發展變化著，除了物質層面上的諸如農耕工具、農業品種等文化現象之外，還集合了儒釋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為一體的精神層面，由此形成了烏江流域地區多元、多彩，且具有較強兼容性、開放性、延續性的地域農耕文化特征。
一、傳統農業中的小農經濟特征
英國經濟學家伊特韋爾（Eatwell.J.）與美國經濟學家米爾蓋特（（Milgate.M.））和紐曼（（Newman.P.））編纂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小農（peasant）是耕種土地的人”，許滌新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辭典》、馬洪利等主編的《經濟與管理大辭典》、丁光遠的《經濟大辭典》（農業經濟卷） 也都有小農和小農經濟的辭條， 這些辭典的解釋都強調小農和小農經濟指的是為了簡單再生產，滿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傳統農業的個體小生產者，其耕作方式以鐵犁牛耕為主。“他們耕種的目的都是為了謀生，而不是為了攫取利潤”。[2]40考察烏江流域地區，其小農經濟的特點在歷史上表現為：
第一，生產經營單位規模小。在農業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然而，烏江流域地區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貧瘠的地方，使人們的生產活動十分困難。正如《勞動歌》寫道：“山外原無地，刀耕農當鍤，火種野無煙。灌溉難為力，榮枯只問天，傳聞春夏日，此歲雨綿綿。”[3]302耕地狹小，環境封閉，加之地質災難，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層淺薄，肥力下降，基巖，石漠化面積擴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積不大，人們只得在極為狹小、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從事種植業生產。所以，在烏江流域農耕史上，以“溪峒”①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分散、隔絕的山地特征十分明顯。人們耕地以自食，紡織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構成“小國寡民”的經濟基礎。
第二，生產工具原始。生產工具是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其發展是一個從粗陋到完備，從簡單到復雜的歷史過程。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烏江流域農耕文化從使用天然石塊，再到對石料經過選擇，進行打制和磨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歲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農業發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現的。由于農業的產生，才有了所謂以磨制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時期，雖然私有制已經出現，但烏江流域地區的人們還主要靠集體耕作，使用的農具，絕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僅有少量青銅農具。直到秦漢時期，才開始出現鐵器農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術。西漢時期，由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的開溝與播種同時進行的專用播種農具“耬車”，亦在烏江流域夜郎地區得到了應用。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用于農業灌溉的翻車，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隨唐時期創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車”，用于水田耕的“曲轅犁”等農業生產工具在烏江流域地區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華民國，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工具少有突破和發展。在建國之后實行農村集體化時期，烏江流域部分地區曾出現過短暫的如拖拉機、收割機等農業小型機械化時代，但隨著土地承包下戶，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重新了占據主導地位，使得農機械化工具曇花一現，烏江流域地區的生產工具出現大面積的倒退。時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農村，其生產仍主要依賴人力、畜力和粑子、鋤頭、鏵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滯留在隋唐時期。究其原因，除了體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傳統農具工藝和操作相對簡單。傳統農業中的耕、鋤、割、脫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鏟、鋤、鐮刀等工具，沒有復雜的機械原理，簡單易學，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專門的培訓學習，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個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烏江流域地區地形復雜，地貌崎嶇，境內山多地少，嚴峻的生產條件不適合一定規模的現代農耕農具使用。
第三，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散漫。《墨子》有云：“農夫早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積，多治麻絲葛緒捆布，此其分事也。”在烏江流域農業社會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在社會生產力中占著主導地位。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基本單位的體力勞動是烏江流域地區長期以來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各自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經營方式是這一基本模式的特點。
生產規模小，工具簡單原始和個體的散漫的生產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烏江流域地區的農民祖祖輩輩，終日臉朝黃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凜冽寒風中勞作，他們對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和坐井觀天的視野，一方面造就了他們質樸、誠實、勤勞、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養成了他們不思進取、固守成規、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狹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們將這種人性缺陷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稱之為小農意識。小農意識是烏江流域地區傳統農業社會中典型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主要載體和表現形式。
二、多元與兼容的農耕文化特征
（一）差異性與多元性
美國生態學者朱安利?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認為，“相應的環境特征由文化決定。較簡單的文化比發達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環境制約。”[5]12自然環境不僅決定了物質存在的方式和形態，也是文化現象賴以產生的載體。從地域上看，烏江流域地區西接云南、北連巴蜀、東臨荊湘，南毗嶺南，使之天然地與四川、湖南、廣西和云南有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鄰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個通道，所以，烏江流域地區東、南、西、北四部分的區域差異相當明顯，分別受楚文化、粵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響。然而，封閉式的自然經濟，又客觀上造成了烏江流域農耕文化的相對封閉性。無論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粵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傳入烏江流域地區的過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礙，時間上滯后，空間上有限。大而言之，烏江流域地區的黔東、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塊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與山之間，壩子與壩子之間，山與壩子之間，似乎各是一個小天地，文化的傳承在某種意義上大于文化的傳播，所以，多樣性的文化特征明顯地表現出來，影響人們的生產以及生活方式。在農業生產方式、技術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顯示出若干差異和獨特之處。譬如說，生產方式上，與技術水平有關，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種，有集約式的精耕細作；飲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長于煙薰、腌制。山地環境，還影響人們的氣質，養成一種吃苦耐勞、不畏艱險、樸實耿直、粗獷憨厚的民風，從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風俗習慣、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現出許多特有的自然形態，形成了它多樣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風格特點。總之，在生產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區間有較大差異，民族間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處在不同地區也不一樣。表現出烏江流域地區包括農耕文化在內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特點。
（二）兼容性、開放性、延續性的農耕文化特征
烏江流域地區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歷史上，各個民族因不同的原因從四面八方遷徙至此，帶來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烏江流域各區域各民族文化雖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使烏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環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間的相互對流，阻隔不了農業作物的遷徙與交融。一方面，產于烏江流域地區的、稻谷、烏桕、油桐、茶葉、馬匹等，通過驛道、水路的運輸，改變了周邊地區乃至中原地帶的農商格局，另一方面，從中原、內地傳入進來的玉米、紅薯、棉花、洋芋、煙葉等也改變了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種植面貌。同時，各民族之間的互為穿插，特別是與漢族之間的雜錯而居，加之封閉式的自然環境逐漸被打破并開放，使得各民族在農耕作業、技術水平、生活方式等在傳承與延續的接觸點上發生了諸多的變異，產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農耕文化特點。正是這個原因，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文化在兼容、開放與延續性中得到了進步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文化的發展與各民族之間的交融有著剪不斷的文脈關系。
（三）以農為本、守則與和諧的農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烏江流域地區的先民為了生存、繁衍，在認識自然與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發育和培植了具有烏江流域區域特點的農耕文化。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農為本，守則與和諧。如在服飾方面，盡管各民族的服飾千姿百態、色調多樣，但從總的樣式來看，其上衣和褲子都較為肥大，特別是袖口和褲口都較為寬松，以便于從事農耕生產；在村落選址方面，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視野開闊而土地見少的坡地上，依山勢向上分臺而筑。而把那些較為平坦的洼地、壩子、臺地留著耕田種地之用，這反映了烏江流域地區山多地少的現實，又體現了烏江流域地區人民“以農為本”，節約用地以求生存和圖發展的心理。在烏江流域烏蒙山回族地區，流傳有“戶戶種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諺語，就是這種“以農為本”思想的體現。在西北高原地帶，那些橫亙在山梁、山坡上的層層梯田，是烏江流域地區農耕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閃耀著烏江流域地區人民順天順地，接天地之氣，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智慧與靈光。在一些不宜于農業耕作的高山草地，則用于放牧。藍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繽紛、鳥唱蟲鳴，充分體現了烏江流域地區人民守則與和諧自然生態的農耕文化思想。所有這些，無不反映了烏江流域地區的民族特質和民族風貌，亦從本質上體現了傳統農耕社會里人民共同的價值取向。
綜上所述，烏江流域地區在歷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結集地，從不同的地方和區域帶來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號。烏江流域地區山高菁廣，地勢險峻，山道崎嶇，水道不暢的地理生境，使這些民族文化符號在“大雜居、小聚居”的生存環境下，使烏江地區的農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農經濟特征，又具有分異融合、守則和諧的特點。
注釋：
①所謂溪峒，從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絕的小區域，在萬山叢中，人們以“壩子”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間隔著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圓數里或數十里不等，自成一個小天地。從經濟上看，由于地形復雜，氣候多樣，動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個小區域內，大體可以“自給自足”。
參考文獻：
[1]李根蟠等.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2]（美）羅伯特?芮德菲爾德.農民社會與文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3]王承堯等.土家土司史錄[M].長沙：岳麓書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