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三胎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計劃生育三胎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目前全面放開的是兩孩生育政策，并未開放三胎。

自2016年起，我國實行了全面開放二胎政策，一個家庭可以養育兩個孩子，但是對于第一胎是雙胞胎的家庭 ，便不能享受w二胎政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是中央科學把握人口發展規律，站在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重大舉措。

實施全面二胎政策好處有：有利于優化人口結構，增加勞動力供給，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有利于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有利于更好地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而且因為“二胎制”依舊是一種生育數量管制的政策。這個政策盡管相比于獨生子女政策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依舊難以避免兩種“扭曲”效應。這兩種扭曲效應一個朝向減少“女孩”的方向，另一個則朝向增加偽造“雙胞胎”的方向。具體而言，由于中國社會的男孩偏好傳統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調整，所以即便現在全面放開二胎生育，在頭一胎為女孩的情況下，第二胎如果還是女孩，很大的可能會被流產掉。

盡管在中國不允許醫生透露胎兒的性別，以防止這種有意識的流產，但依舊不能阻止大量“消失的女孩”。而二胎制的情況下，盡管可能頭胎女孩得以保留的情況會多一點，但這種二胎管制的思路難以避免會導致第二胎的女孩被流產。因為父母可能更偏好“兒女雙全”，而不是兩個都是女孩。

從另一個方向的扭曲來看，生育數量管制則會持續“制造更多雙胞胎”。偽造雙胞胎在放開二胎之后或許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因為現在父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了。但對于希望生育兩個以上孩子的父母，依舊有強烈的動機緩報第二胎的生育時間，將其與第三胎合并起來申報，偽造成“雙胞胎”。

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項關系國計民生的基本國策，牽一發動全身，其影響可能在短期內看不出來，而到了長期效應顯現的時候，又恐怕沒有補救的辦法。例如之前的獨生子女政策不僅使中國的老少撫養比失調惡化，也使性別比例失衡惡化。現在回頭來補，或已晚矣。

第3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近年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低生育水平等問題，從學術領域走向社會，引發世人關注；有關我國生育政策調整的討論也發自多方，呼聲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討論和爭論中鮮見來自基層第一線計生干部的聲音。然而，無論怎樣判斷人口形勢、怎樣決斷生育政策、怎樣要求計劃生育工作，最終都要依靠處于第一線的基層計劃生育干部去貫徹執行、操作實施。正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真實想法和工作實際，我們開展了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調查研究。①

面向基層計劃生育干部的專題性調查研究

這次在基層計生干部中的調研于2009年7月在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廣東省的縣、鄉基層展開。調查結果反映了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基層現狀。調查中顯示出的眾多問題，不僅是三省一市工作中遇到的個性問題，更多的是我國計劃生育管理在社會經濟新形勢下的共性問題。

該調查包括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兩部分。問卷調查的對象為縣（市、區）、鄉鎮（街道）兩級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與干部，以及政府中的部分縣（市、區）人口計生工作的分管領導，共回收調查問卷2028份。其中來自縣（市區）的調查問卷1001份，占49.4%，來自鄉鎮（街道）的問卷1027份，占50.6%。參與問卷調查的基層干部年齡在30～50歲之間的占79%，其中86%的人為大專以上文化水平，76.5%的人在人口計生部門累計工作超過5年。實地訪談中，共召開座談會53次，參加座談會人員493人。其中縣（市、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工作人員254人、鄉鎮（街道）計劃生育專職干部173人、各縣（市、區）政府職能部門人員57人、計生老干部9人；男性275人，女性218人；平均年齡為43.23歲。在實地調查中，課題組還利用座談會發放了一份小問卷，集中了座談會提綱中的10個主要問題，在每次座談會結束前當堂發放，現場回收。從這份小問卷的統計結果可以大體得到調查對象對座談會一些重要議題的基本認識與看法的歸類數據。

江浙滬粵三省一市都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先行發展、經濟較發達的區域，其計劃生育工作也都處于全國的領先與先進地位。從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正面臨著一個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轉型社會，新情況、新問題帶來工作中的新局面、新挑戰，雖然其中有部分是區域性的個性問題，但絕大部分還是全國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在新形勢下面臨的共性問題，值得關注。

現行計劃生育管理落后于改革開放后的社會經濟發展

城鄉分體的傳統管理模式，已無法應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面對新經濟形態下居民與農民復雜的身份變化，城鄉二元的生育政策越來越陷入困窘，計劃生育工作中越發步履艱難、陷入被動。

經濟發展帶來社會的全面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變化就是人們的“戶籍地、居住地、從事職業”相分離。浙江等地的調查反映，人口的遷移流動與城市化進程，有時使目前的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身份“已經很難區分與認定”，許多人的農與非農的身份實際上是模糊的。許多農村人口已經不在農村居住，農村的勞動力已不再全部是農業職業者，他們中有的或者經商或者辦企業，或者做小生意或者給人打工，從事著各行各業、各種各樣的非農職業，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雖然因為各種原因，戶口已經遷入城市，但是又回到了農村，居住在農村，干著農活。有很多原因使得現在的計劃生育工作者在落實各項政策時，很難確定誰在農村，誰是非農人口，出現了“戶在人不在、人在戶不在、人不在戶也不在”等多種現象（浙江），甚至“一般的鎮里都已經沒有農村戶口”（上海）。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人口經濟活動的變化，進而形成與傳統經濟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人口現象。因此，在計劃生育工作的實施中，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的生育政策已經失去操作和實施的基礎”（廣東）。

人口進入低生育水平，人口問題出現新關注點。調查發現，三省一市的人口都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甚至進入了人口負增長。江蘇某地干部反映，當地“每年出生5000人左右，死亡都在7000人以上，近七八年都是這個情況”。上海市的戶籍人口從1993年開始就進入了人口負增長，即便是在上海市農業人口最多的松江縣，當地的干部反映，“實行計劃生育40年，1995年開始負增長，目前保持零增長。”在城市，雙方獨生子女家庭的生育率很低，許多符合條件的雙獨夫婦沒有生育第二胎。在農村，尤其是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農村，不少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放棄二胎生育指標。基層干部反映，近幾年違法生育的主要現象有：一是早婚生育現象增多，做一孩的計生工作群眾不認可。二是二胎違反政策生育，目前有一部分40歲左右的夫婦生育二孩意愿比較強烈，他們的生育年齡很快就會過去，急于實現生二孩的生育意愿。三是富人超生。四是現在婚姻復雜，再婚家庭因各種原因想再生育。五是部分流動人口超生。但是，無論哪種情況，三胎及以上的違法生育已是極少數，城市幾乎沒有，農村也是極少數。在廣東的農村，還可以看到不少比較強勁的生男孩的意愿，但基層計生干部反映，廣東省的部分群眾只是想要男孩，生育多胎的意愿已經極其淡薄。

第4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關鍵詞：心理護理；計劃生育手術

在臨床實施計劃生育手術時，由于受術者對手術缺乏應有的了解，難免會產生不同程度的緊張、焦慮、恐懼情緒[1]。這些情緒將影響其是否接受手術，術中的配合程度，以及術后的康復。近幾年來，為了使受術者能很好地配合手術，盡快康復，我們把心理護理應用到臨床護理工作中，現將臨床應用情況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3013年12月在我院行計劃生育手術的受術者860例，均為女性。其中上環378例，取環122例，人流254例，結扎106例。年齡22～51歲，文化程度大專以上62例，高中126例，初中262例，小學410例。身心健康，無手術禁忌癥，且為自愿要求手術的受術者，隨機分為兩組，對比兩組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觀察組除進行必要的婦產科方面的護理，再有針對性地配合心理護理。術前心理護理：首先應了解受術者的心理狀態，如對手術的知曉度、承受力，擔心術后能否恢復，醫院環境是否適應，對醫護人員的印象，以及家庭情況、經濟狀況等。然后針對受術者入院時產生的種種思想顧慮而引起的抑郁、焦慮 、恐懼情緒，及時予以心理輔導。帶其參觀、熟悉手術環境，到計劃生育宣傳欄前講解與其計生手術有關的醫學、生殖健康保健知識，了解手術的目的、意義、注意事項等 。讓受術者逐漸消除陌生情緒和思想顧慮，身心處于最佳狀態[2]，對醫護人員感到信任。

1.2.1術中心理護理 受術者進入手術室后，先安撫情緒，待其心情穩定后再進行手術。在對受術者進行檢查和消毒的同時，介紹術中可能出現的不適和應對措施，鼓勵其放松配合。

1.2.2術后心理護理 告知術后注意事項，進行飲食營養和個人生活保健的指導，及時對術后出現的任何不適予以科學的解釋，消除受術者的疑慮和顧慮。

對照組在術前、術中、術后只進行婦產科常規護理。

1.3心理狀態分析

1.3.1 緊張恐懼型 由于女性在意志過程中自制性較弱，對痛苦耐受性差，她們怕妊娠又不敢上環，一旦受孕，又怕做人工流產，有的已有2個孩子，用其他方法避孕又經常失敗，卻不敢做絕育術。

1.3.2 害怯型 患者在性意識方面有較強的羞怯心理，往往感到不好意思，有的甚至要別人代講，未婚者怕醫護人員歧視冷落，希望得到同情，有的報假名。

1.3.3 思想不通型 有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對計劃生育政策認識較差，沒有生育指標也要生第二胎，有的沒男孩還甚至想生第三胎、第四胎，有的自己不準備再生了，卻不愿意做絕育術，擔心術后出現并發癥。

1.4 觀察指標 觀察受術對象對醫護人員的依從性，在整個手術過程中的配合情況。若患者整個手術過程情緒穩定，術中全身肌肉放松為配合良好；若受術者情緒抑郁或恐懼，甚至大喊大叫則為配合欠佳。

2結果

2.1兩組受術者手術配合情況比較 觀察組配合良好的受術對象明顯多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注：與對照組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作為醫護人員對前來就診的患者應熱情主動，語言親切。對緊張恐懼型，有意識地介紹醫護人員的情況，以增加其安全感和信賴感。對于羞怯型的盡量不過多的暴露，談話時盡量避開個人隱私，使她們消除顧慮，敢于面對現實，大大方方地與醫護人員合作完成手術。

一般來說，一個健康的人在進入患者角色后，往往由于疾病的折磨、醫院診療環境陌生、新的人際關系的出現等，會產生一系列特有的心理活動。心理護理的任務就是針對患者的心理活動規律和反應特點，采用一系列良好的心理護理措施，去影響患者的感受和認識，改變患者的心理狀態和行為，使其早日恢復健康[3]。在實施計劃生育手術時，有針對性地將心理護理貫穿于術前、術中、術后的各個環節，可對受術者存在的心理問題及時干預，隨時得到解決或緩解。通過心理護理，讓受術者了解計劃生育手術的過程、目的和意義，消除抑郁、焦慮和恐懼情緒，從而樂于接受手術。特別是一些文化程度較低的受術者，受到有針對性的和計劃生育密切相關的咨詢和教育，心理承受能力和健康認識水平大幅提高。本文臨床觀察數據也證實了觀察組的手術配合情況優于對照組，既提高了計劃生育工作效率，又提升了受術者的滿意度，因此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戴曉陽主編.護理心理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4：21-36.

第5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由于臨近建設中的鄭東新區，劉集鎮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城鎮化的浪潮中。未來，鎮里的大部分土地將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然而，今日的劉集鎮還保留著中國農村的典型形態。在當地，農業生產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仍然占有相當的比重。

崔莊村是劉集鎮下轄行政村之一，村民大多姓閆。雖然仍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控制，但每戶“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已是常態。

村民的通常做法是，先把二胎生下來，再交罰款（社會撫養費），即可落戶。在當地，社會撫養費的金額無固定標準，一般第二胎為1萬元左右，三胎更高。

對于村民而言，生育兩個孩子，實為現實選擇。而執著于生育男孩，更有經濟考量。在農村社會中，無論從事農業還是進城打工，男性的經濟能力仍遠高于女性；另一方面，農村低水平的醫療和養老保障，使“養兒防老”仍是大多數村民的選擇。

從劉集案例可以看出，雖然通過行政手段對農民生育直接干預的力度已在弱化，但是卻沒有致使生育意愿產生大幅反彈。一位鄭州當地的人口學者認為，隨著河南人口控制政策的放松和基層實際約束力的下降，河南農村的實際生育率與生育意愿已十分接近。

在劉集鎮，當地農民大多種植大蒜和玉米。由于務農收入微薄，各村的男人都選擇進城務工，每年只有2個－3個月留在村中照看田地。

近些年，鄭州、開封等地大規模城市建設，帶動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劉集鎮的很多人并沒有像河南南部的農村人口一樣，遠赴外省打工，更多選擇了周邊地區，主要從事建筑行業等重體力勞動。

根據河南省人社廳公布的數據，至2012年，河南擁有農村剩余勞動力3200萬人，有2570萬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其中省內轉移1451萬人，省外輸出1119萬人。農民進城打工的原因，主要是農業收入充其量只能滿足溫飽，其收入“主要靠打工”。

在鄭州，村民每辛苦勞作一天，大約能獲得100元左右的報酬。而女性村民通常在“家門口打工”，“每天工資20元－30元”。

時常變動的工作使村民難以獲得穩定的收入，同時也無“五險一金”等保障，對他們來說，一旦因年老而失去經濟來源，依然需要家庭，尤其是下一代的支援。

根據“六普”數據，在河南鄉村60歲以上的人口中，只有不足2.5％的人依靠養老金（離退休金）生活，有近一半的人仍需通過勞動獲取收入生活。以崔莊村為例，村里的老人如果只依靠每月從新農保領取的約70元基本養老金，根本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此外，新農合雖然已完成基本覆蓋，報銷比例也在提高，但對于農民疾病的保障仍然有限。“一有病，日子就過不下去了。”一位崔莊村村民說。在這位村民看來，“醫療和養老（保障）解決不了，計劃生育就做不到。”

據《財經》記者了解，缺乏醫療和養老的社會保障，是農村家庭傾向于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此外，農村中男性在經濟上居于優勢地位，女兒外嫁，戶籍隨夫，宅基地由兒子繼承等因素也使得“靠兒子養老送終”成了更現實的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定情況下，農村的現行土地制度也會刺激村民多生育。比如，有拆遷預期的村莊，會因為拆遷補償是按人頭計算而多生育孩子。在崔莊村，村民在繳納社會撫養費后，新生兒也會獲得相應的責任田，約為人均1畝左右。

盡管尚未打破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養兒防老”的想法仍然存在。但是，大多數農民并不認為生得越多越好。

農村勞動力雖然大量流向城市，卻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也難以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農民工面臨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客觀上壓低了其生育率。

在經濟成本和“養兒防老”的平衡之間，農民普遍選擇“只生兩個”。

由于既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業大省，河南省曾經實行嚴厲的計生政策。在GDP總量方面，河南至少從1996年開始，就在全國處于第五或第六的位置。2010年，河南省GDP僅次于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位列全國第五位。

但由于人口數量龐大，在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上，河南的排名就大大下降，一般在15位－16位，屬于中等水平甚至偏下水平。

人均經濟數據的相對靠后，造成河南省長期不愿意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據當地人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河南曾推行“鐵篩子”行動，為確保當年的人口指標，實行“有證無證，一律打凈”的政策。崔莊村村民閆起（化名）1992年結婚，其妻次年懷孕，雖持有“準生證”，但依然被強制引產。

這種情況持續到2001年底《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和次年《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頒行，兩部法律法規使運用行政強制手段控制人口的力度有所減弱。征收社會撫養費成為控制生育的主要手段。當剛性的行政控制轉換為經濟控制之后，農村被壓制已久的生育意愿得以釋放。

進入新世紀以后，當地的生育環境日益寬松，懷孕和生產階段“一般沒人管”，鄉鎮計生辦坐等村民來繳納社會撫養費，而村民為了給新生兒上戶口，通常都會主動去計生辦辦手續。

但是，逐漸放松的生育管制，并沒有導致村民“越生越多”，人們的生育意愿漸趨平穩。

實際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教育程度提高帶來的成本、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養育成本、生育觀念改變等因素又壓低了生育意愿，這在年輕人群中尤為明顯。“多了（超過兩個）養不起，吃奶粉一個月就要1000塊錢。”一位80后的劉集鎮村民說。

從崔莊村的情況來看，大部分村民的生育意愿最終穩定在“一男一女”的水平上。多位村民表示，即便不再進行生育控制，“一兒一女”也是最理想的狀況。

第6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2001年10月的一個夜晚，王秀英得到舉報，說有一育齡婦女違法懷了第三胎。她立即帶領計生辦的同志步行一個多小時前去做工作，哪知趕到，孕婦家大門緊閉。一打聽，才知是到鄰鎮她娘家去了。這時，天下起了小雨，王秀英一行又冒雨步行兩個小時趕到孕婦的娘家。可不管工作人員如何做工作，孕婦就是不走，說腳痛無法走路。王秀英說：“不能走沒關系，我們可以背。”就這樣，幾個人輪流將孕婦背到了指導站。

2003年8月，王秀英發現服務站一位引產婦女穿得很破爛，又只吃些稀飯和素菜，調查得知她的經濟狀況非常困難。王秀英馬上安排服務站人員一天三頓按時給她端來飯菜，還要求必須有肉有蛋，又動員職工為她捐衣捐物．她自己還拿出500元錢給這位婦女的女兒做學費。這位婦女感動地說：“我一直以為你們搞計劃生育工作的是鐵石心腸，沒想到你們對我這么好。”

自從王秀英當了計生辦主任以后，由于特殊的工作崗位和特殊的身份，一年四季找她的人絡繹不絕，說情的人也數不勝數。有一次，王秀英的一個親戚提著禮品來找她辦個假二胎手續，以達到超生不罰款的目的。王秀英氣得當場就冒了火：“你把我看成啥人了，這事我決不能辦，你死了這條心吧!”在這方面，她得罪了不少人。她說：“國家的政策法規，不是我說了算，符合政策條件的，我們一定辦好，否則，堅決不能辦，即使得罪的人再多，我也無怨無悔。”

“無情”的安監員

陳　俊

提起達竹柏林礦業公司安監員張華安，你也許聽到的是一片贊揚：張華安是個一心為公、鐵面無私、剛正不阿的人；你也許聽到的是一些罵聲：張華安是個思想頑固、不講交情、不仁不義的人。面對贊揚和掌聲，張華安虛懷若谷，一笑而過；面對不解和埋怨，張華安泰然處之，一身正氣。

“安全是煤礦企業的‘天字號’大事，安全是煤礦職工的最大福利。”在公司采煤隊干了十幾年的張華安，對這句話的含義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為了做好安監工作，改變一些職工的僥幸心理，從下井的那一刻起，職業敏銳性就讓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每天，從大巷到迎頭，從迎頭到采面，再從采面到迎頭，從迎頭到大巷，張華安和他的同事們幾乎都在重復著同樣的工作程序。也正是這一次次的行走，一次次的觀察，一次次的詢問，讓不少“三違”人員和安全隱患“栽”在了張華安的手里。一個班下來，他要行走近10多公里的路程。

第7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2008年9月8日，在“5?12”地震中痛失雙親的10歲男孩李安云被成都一對夫婦收養，成為四川第一個被收養的地震孤兒。

但是，收養的過程并不順利。阻力首先來自李安云的外公外婆，乖巧的小外孫要離開自己，老兩口很難接受。可二老都是80多歲高齡，撫養小安云已不現實。其次，小安云的兩個舅舅也不同意，不過他們的家庭條件也不太好，地震后更加窘迫。經再三做工作，小安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們最終還是答應了送養孩子。對于孫子被送養，小安云的爺爺說：“只要娃娃有前途，我們老人家也愿意，不管怎樣，他都是我的孫子。”

“5?1 2”地震奪去了上萬人的生命，也使許多孩子淪為孤兒。這時很多愛心人士向這些孩子伸出了希望之手，通過收養，給他們一個好的生活環境，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收養權指公民享有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將他人的子女作為自己的子女領養從而使無父母子女關系的當事人產生擬制的父母子女關系的權利。收養孤兒是一件好事，這不僅滿足了收養人的情感需要，使他們的家庭生活更加充實，還能使被收養的孩子獲得他們失去的父愛和母愛，使他們在正常的家庭中健康成長。不過，不是所有人的收養權都能得到回應，行使收養權也要滿足一定的條件。

例如，1995年1月30日，葛德明全家正興高采烈地準備年夜飯，在他們家后面開飯館的老板張漢清抱著一個孩子走進他們家中。“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一大早就被放在飯館門外，我可憐她就把她抱過來了，但現在太忙，麻煩你們幫我照看一下，我以后再想想辦法。”

葛德明和老伴黑桂珍答應了張漢清的要求，張漢清還給了他們300元錢用來買奶粉。幾天以后，孩子對他們產生了依戀之情，一旦離開他們就哭個不停。他們對孩子也很是喜愛，加上擔心張漢清忙于飯館事務無暇照顧孩子，于是便收養了這個孩子。

老兩口為孩子取名笑笑。后來他們給笑笑上戶口，社區居委會、街道民政科等機構的手續都完備了，可計生部門的手續總是辦不下來，所以笑笑一直沒上成戶口。

計生部門的手續辦不下來是因為葛德明夫婦的收養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因為他們本身有兩個孩子，再收養一個孩子只能按照第三胎來辦理，按規定對生第三胎的要收2萬到1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

老兩口對此頗為不滿地說：“自己好心收養一個孩子，到頭來卻要交納計劃生育罰款。”

收養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這不僅關系到收養人的利益，同時關乎被收養人的將來，是一件不可不慎重的事情。

國家規定，作為收養人一定要具備以下條件：

1　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即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的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

2　年滿三十五周歲，但收養孤兒或者殘疾兒童可不受此限制。繼父母收養繼子女也不受此限制。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但收養三代以內同輩旁系血親的子女不受此限制：

3　無子女，但收養孤兒或者殘疾兒童可不受此限制。繼父母收養繼子女也不受此限制。華僑收養三代以內同輩旁系血親的子女也可不受此限制。或者雖有一名子女，但該名子女患有精神病等嚴重疾病，將來無法盡贍養義務的，也可收養一名健康的小孩；

4　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如有正當的職業或可靠的經濟來源，能夠照顧被收養人的生活并可負擔其相應的經濟開支等。但收養成年人除外；

5　身體健康，無傳染性疾病：

6　有正當的收養目的，不違背社會公德和國家法律及國家計劃生育的規定；

7　收養人有配偶的，須征得配偶的同意，而且必須由夫妻共同收養；

8　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但收養孤兒或殘疾兒童可不受此限制。

另外，如果“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共同生活多年，戶口遷在一起，并在戶口簿上載明收養關系，而且這種“收養關系”得到周圍群眾和親友的公認的，并符合上述有效收養條件的，可視為“事實收養”，予以公證。

如果是收養孫子女的，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　收養人必須年滿五十五周歲；

2　無子女、孫子女和外孫子女；

3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年齡相差四十周歲。

除上述三個條件外，還必須具有其他一般的收養條件，即具備有撫育能力、身體健康等等。

第8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一、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中國人口增長問題有它的歷史性和現實性。就歷史而言傳統的“養兒防老、人丁興旺”等舊觀念已經有幾千年了，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導致了中國人口從解放前的三、四億人，增長到現在的13億，就人類自身產污量計算，廢水排放量增加約500億噸，國家提出的污染減排指標化學需氧量增加了20__萬噸左右，不言而喻人類對排污的“貢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然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通過計劃生育人口猛增趨勢才基本得到控制。但同發達國家相比，從歷史的角度看，近一百年以來他們的人口增長是很慢的，人口是最少的。他們的生存環境之所以好，除重視生態環保外，人口少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如澳洲、加拿大等國家，人口數量只有重慶的2/3，但土地面積確是重慶的100倍左右。就現實而言，我調查了大足三個鄉鎮，也走訪了老家十幾戶農村家庭，發現控制人口增長的工作出現反彈現象。農村很多家庭，自己都40歲左右了，兒子都快結婚，還生了二胎或三胎，一問都說：“只要繳點罰款就可以了”。從鎮里了解的情況看，計生辦主要忙于收罰款。一個鎮一年要收三、四百萬的罰款。同時很多商人、老板、明星、名人都在超生。窺一斑而知全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老子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如果再不把人口反彈現象治理在萌芽狀態，長此以往，人類生存的空間，會越來越小，環境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二、控制人口增長的幾點體會：

（一）既然人口增長的問題是幾十年、上百年逐漸形成的，因此它又是歷史的。歷史性決定了它是有慣性的，這個慣性是一個物理上的要求，你要去改變它，除你要有足夠大的力量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還須要逐步改進現有的以“罰款抵超生”的做法。從政策上、制度設計上多管齊下形成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

（二）加大農村教育投入，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豐富農村的文化生活，也很重要。素質提高了，傳統的觀念才能逐漸改變。

（三）從政策制度設計上，鼓勵獨生、優生

1、改革計劃生育罰款的用途，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超生所收罰款，不應沖抵財政支出，而應建立獨生子女檔案，讓罰款惠及到獨生子女家庭，用于發展生產，用于他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破除養兒防老的思想，消除他們老了后的各種后顧之憂。決不能超生在這一代，罰款消費在這一屆，好處留在這一屆，矛盾、問題留給下一屆。如美國的住房每月都要上稅，實際上就是從制度上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規避了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讓金后，給后面政府帶來的壓力。

2、公共財政的陽光也應向獨生子女傾斜。要從制度上建立起讓獨生子女在讀書、就業、醫保、養老保險等各個方面享受到比超生子女更多的優惠政策。

第9篇：計劃生育三胎政策范文

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總人口增長了5.84%，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增長6.92%。但在總人口繼續增長的趨勢下，滿族、朝鮮族、侗族等13個少數民族的人口數量卻呈現出下降之勢。其中的原因，復雜多樣。

“異常”的下降

2010年，中國進行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六普”），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一次人口普查。2011年4月，“六普”主要數據以公報形式。公告顯示，中國的人口構成中，漢族人口為12.26億人，占91.51%；其他55個少數民族人口1.38億人，占8.49%。同十年前的“五普”相比，漢族人口增加0.67億人，增長5.74%；少數民族人口增加0.07億人，增長6.92%。

當時的公報并沒有披露各少數民族具體人口數量，直到2012年，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編輯的《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這些數據才得以披露。

數據顯示，相比“五普”時，中國有滿族、侗族、布依族、朝鮮族、畬族、仡佬族、達斡爾族、毛南族、俄羅斯族、烏孜別克族、獨龍族、高山族及塔塔爾族等13個少數民族的人口數量在下降。

其中，絕對數量下降最多的是滿族，十年間人口減少了29.43萬，下降比例2.76%；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塔塔爾族，下降26.53%，人口數量減少了0.13萬。在全國總人口及少數民族總人口皆處于上升通道之時，為什么這13個少數民族人口卻逆向下降呢？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少數民族普遍執行了遠較漢族寬松的生育政策。

中國雖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但具體的生育政策，由各個省份自行制定。在大多數省份，允許夫妻一方為少數民族或夫妻雙方為少數民族的情況下，無論城鄉居民，均可生育第二個孩子；部分地方還允許生育第三胎。

不過，對于千萬人口以上的少數民族，一些省份則只允許他們生育一胎。在“六普”之前，中國只有壯族和滿族，為人口超過1000萬的少數民族；“六普”之后，回族和維吾爾族也進入千萬人口的民族行列。

“較少民族”人數更少

要厘清13個少數民族人口下降的原因，需先回顧中國56個民族的由來。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匯總登記的民族名稱有400多個。國家隨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民族識別”工作。至1954年，蒙古、回、藏、滿、維吾爾等38個民族首先獲得認定。此后的十年間，土家、畬、達斡爾、赫哲等15個少數民族獲得認定。1964年的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將人口普查中自報的74個族體分別歸并到上述53個民族中。最后，珞瑜地區的珞巴族和云南基諾山的基諾族分別于1965年和1979年被認定。由此，包括漢族在內，中國56個民族格局就此形成。

因此，若系統比較56個民族人口的變化情況，只有以1982年以來的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做參照。

在這30年里，56個民族中唯有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塔塔爾族和烏孜別克族，在1990年至2000年間出現過人口下降的情況。其中烏孜別克族減少2393人，減少比例為16.21%；塔塔爾族減少174人，減少3.44%。

對于上一次的人口減少，少數民族人口學研究者、甘肅省政府參事馬正亮曾解釋稱，這與兩個民族“屬于中俄（前蘇聯）跨界民族、其主體在國外有關”，“在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這兩個民族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國越境走出”。

過去十年中，這兩個民族人口數量繼續下降，仍然與跨境流動有關。中央民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徐世英介紹說，近年來，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出現大量跨國境的經商者及移居國外者，這也造成了他們人口數量的下降。

在中國，人口在10萬人以下的民族，又被稱為“較少民族”。除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外，還有俄羅斯族、獨龍族、高山族等三個“較少民族”，此番也出現了人口數量的下降；同時人口數量下降的達斡爾族和毛南族，人口基數也僅僅是10萬出頭。

因此，包括徐世英、首都經貿大學人口研究所原所長黃榮清等數位受訪的學者皆認為，這幾個民族人口的下降，也存在因基數較小而可能出現的偶然性。

低生育率后果

在1990年-2000年，人口基數超過190萬的朝鮮族，人口數量雖然沒有下降，但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十年間，他們的總人口增長僅為481人，增長率為0.03%，其中女性還減少了4156人。“六普”數據顯示，在2000年-2010年十年間，朝鮮族人口形勢發生逆轉，減少了9.52%。

對于這一情況，學界此前也有所關注。吉林延邊大學民族學副教授樸美蘭認為，朝鮮族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為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1992年，中韓建交之后，大量的中國朝鮮族公民，前往鄰近且同語言、同民族的韓國留學、打工。2010年12月22日，韓國法務部出入境與外國人政策本部數據稱，包括短期、長期、非法居留者在該國的中國人已達到60.64萬人。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即為中國的朝鮮族公民。

另外，在計生政策的實行以及朝鮮族特有的民族人口教育觀念的雙重作用之下，朝鮮族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保持非常低的總和生育率（每位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數量，高于2.1則人口趨勢為增長，小于2.1則趨勢為減少），也可能是朝鮮族人口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徐世英表示，如果直接從“六普”數據計算，朝鮮族的總和生育率僅僅是0.69，是中國56個民族中最低的。中國總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漢族為1.16。

人口數量減少最多的滿族，也存在類似的原因：2010年，滿族總和生育率為0.92，2000年為1.09，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不過，徐世英也提到，理論上，人口普查對于人數的統計要做到100%的覆蓋，而對于總和生育率這一項，則屬于10%的抽樣調查。因此，這將影響總和生育率的準確度。

《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在“編者注”中提到，“有些指標（如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按分年齡婦女生育率計算的總和生育率）現場登記難度較大，漏登率要相對高一些。”

為應對過低生育率及人口減少的局面，作為中國朝鮮族公民最集中的居住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實際上在“六普”之前，就已先期放寬了自己的生育政策。2009年10月，延邊州頒布《人口與計劃生育若干規定（試行）》。這一政策，允許延邊州內的戶籍公民，無論城鄉，“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只有一個子女的”，均可生育第二個孩子。

這是迄今為止，全國唯一一個可以施行“單獨二胎”政策的地區。

普查漏登成因

對于13個少數民族人口減少的問題，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中心研究員蔡泳根據“人口存活率”的情況，提出了另外一種解釋。

蔡泳分析了滿族、朝鮮族、布依族、侗族、畬族等民族人口的年齡情況后發現，他們中10歲-24歲年齡段的人口在過去十年間減少過快，遠遠偏離正常值。由此分析，之所以出現這種差錯，要么是2000年“五普”時，多報了人口；要么是2010年“六普”時漏登了人口。到底是哪一種呢？

蔡泳自己認為，主要還是“六普”漏登了人口。而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2000年“五普”漏登率為1.87%，“六普”漏登率為0.12%。但不少人口學者及統計學者認為，實際漏登率應該高得多。

徐世英即指出，“六普”在核對漏登率時，抽樣的樣本多集中在城鎮居民小區中，而不是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等流動人口聚集的地方，因此呈現出的“漏登率”可能比實際情況高出不少。

此外，在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等主要居住的貴州省，其“六普”常住人口，比“五普”時有不小的減少，這可能也會增加漏登的概率。

“六普”數據顯示，貴州全省常住總人口為3474.65萬人，同“五普”時相比，減少了50.12萬人，減少1.42%；其中各少數民族減少了78.8萬人，下降2.24%。

學者們還推測，進入21世紀以來，部分少數民族更改民族成分，“變為漢族”的情況，或許也是原因之一。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有大規模更改民族成分的情況出現，但那時主要是由漢族更改為少數民族。“有些為了享受民族自治縣的特殊優惠政策，如河北豐寧，就曾有組織地更改居民的民族成分，大量的漢族居民被更改為滿族，以達到成立自治縣的要求。”

這一趨勢帶來的結果是部分少數民族人口飛速增長。比如，1982年“三普”至1990年“四普”的八年時間里，滿族在原來430.5萬人的基礎上，增加超過1倍，達到982.12萬人；畬族人口增長了近70%；仡佬族人口甚至增長了7倍，如此算下來，平均每年的人口數基本翻一番。

國家民委的統計數據也顯示，自1982年以來，全國有1200萬人恢復、更改了民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