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目的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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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論文摘要]：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最符合人的本質。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教師教

育政策保障教師直接受益和主動發展。在非直接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教師教育政策之下，教師處于間接受益和被動發展地位。確定直接受益主體、分析主體受益的相關因素、保障直接受益主體利益度的獲得，能夠制定有效激勵教師的教師教育政策。

振興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興教育的希望在教師。而教師的素質和職業表現與教師所受到的教育息息相關。教師的培養和發展在教師教育政策的指導下進行。“教育政策是政府在一定時期為實現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關于教育事物的行動準則。”[I]教師教育在教師教育政策的行動準則指導下，實現政府的教育目的。教師個人的行為有何特點，教師教育政策將對教師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制定能有效激勵教師的教師教育政策。也相應成為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本文從人的行為假設出發。對就二戰后中日兩國教師教育政策情況展開研究，并分析其政策對教師所產生的不同影響，以求得出教師教育政策制定的應然之路。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

社會科學所有理論都直接或間接包含對人們行為的假定。但是在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對人的假定是最深刻的，因為經濟學關于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人最真實的一面。在給定的條件下人們總是追求更多的效用。追求效用最大化幾乎是一切經濟理論的共同前提。在政治經濟學中。表現為資本家為了最大限度的利潤而不惜鋌而走險，工人在工資問題上則與資本家進行階級斗爭。在古典經濟學中。表現為斯密的“經濟人”范疇。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構成了一切理論分析與其結論的基本前提和論證基礎。在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中。沒有投資者的最大化行為，便不能說明投資波動、需求決定和經濟循環等關鍵的問題。用新古典理論的研究方法研究經濟制度的新制度經濟學，更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作為其基本假設。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模型中，誘致性制度變遷是因為人們為了追逐在現有制度中無法獲得的潛在利潤而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特點可概括為以下三點：1)盈利性；2)自發性；3)漸進性。其中第一點和第二點充分說明，人們總是會被盈利或者說更大的利益激勵，自發自覺地去追逐更大的利益。利益極大地激勵了個體。

二、二戰后中國與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的特點

表1和表2所列出的分別是中日兩國在二戰后所制定的、對教師教育的發展具有較為明顯影響力的政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明兩個國家在教師教育政策制定上的政策主線。

通過對這一系列政策的內容比較不難發現。中國的教師教育政策的政策主線是：以體制為重心，關注辦學方向、學制建設、教學計劃以及領導管理等問題：日本的教師教育政策主線是：以教師為重心．關注教師的社會地位、工資待遇、教師素質培養以及教師專業化等問題。

以政策制定主線為焦點對兩個國家的教師教

育政策展開比較，可以看出中國教師教育政策制定主線背后的理念是：通過體制的不斷完善，不斷促進教師教育的發展。在這樣一種理念背景下，教師教育體制作為一種執行制度，帶有控制教師發展的目的性。教師在自身的發展中處于受控制客體地位。在教師教育的發展中處于間接受益地位，這種教師教育政策可以總結出兩個特點：1)間接式受益；2)被動性發展。而日本教師教育政策制定主線背后的理念是：教師是發展的主體，也是直接的利益相關者，理當成為教師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和出發點。教師在教師教育的發展中處于直接受益的地位。這種教師教育政策的特點可以總結出兩個特點：1)直接式受益；2)主動性發展。

三、追求利益最大化與兩種教師教育政策類型對教師發展的影響

追求利益最大化與這兩種教師教育政策類型對教師發展的影響有什么關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最本質的一面。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教師教育政策最終的目的無疑是要不斷優化教師隊伍。充分調動教師積極性，發揮教師最大潛能。按照上一部分所做的分析，以直接相關主體為重心點，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制定政策促進直接相關主體的發展符合人的行為本質。在符合人本質需求的條件背景下。教師個體受到最有效的激勵，教師不斷自發自覺地逐步提高和發展自己。這種教師教育政策的效果達到最理想的狀態。最大可能性地激勵了教師個體。而以體制為重心的政策。通過間接相關主體的發展影響和制約直接相關主體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體制的發展成為制約教師發展的外在約束力，通過體制的不斷發展來帶動教師教育的發展，教師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就被固定在體制的框架內解決問題和改善條件。這種政策對激勵教師的有效性方面將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如：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意識形態、集團利益沖突等。甚至出現事與愿違的可能，這種政策的強制運作。很可能違背了一些人的利益。這些人可能并不按這些政策規范自己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就很難有效實施。

在以上的兩個表格中。日本的這一系列教師教育政策自始至終圍繞教師最直接的利益和教師自身發展的最重要相關因素展開。最直接的利益的體現，不僅有物質上的．還有非物質層面上的。教師在社會中良好的形象和地位毫無疑問可以增加教師的職業自豪感和個人價值自豪感。教師教育政策保障了教師利益的獲得，也賦予了教師這個職業持久的吸引力。日本在20世紀6O年代末70年代初，因為經濟的飛速發展。其他行業的吸引力不斷增強，教師職業的吸引力漸漸降低。但是，1974年，日本政府《人才特保法》的制定，給予義務教育各學校教師特別優厚的待遇。以確保優秀人才從事教職。“其結果，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出現了志愿報考師資培養教育學部的比例達到最高的盛況．參加由都道府縣舉行教師任用考試的報考者劇增，其競爭率也達到戰后的最高峰。”這項政策的頒布有效地激勵了個體對于教師職業的選擇。中國的教師教育政策也成了一個體系，并且頒布了很多有影響力的政策。不否認這些政策也會對教師的發展產生影響，但是，教師在這樣的政策體系下。始終不是居于這些政策的主體地位。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也不能直接實現教師個體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和實現。不能直接體現教師的物質受益和非物質因素的受益。既然不能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說明對人的行為假設不貼近人的最真本質。而不符合人最真本質的政策，很難最大效力地實現激勵的作用。日本教師和中國教師在社會形象、地位、待遇、敬業精神及專業化程度上的所體現出來的差別。是不是和這兩個國家的教師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密切的聯系，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四、實現教師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教師教育激勵政策

有效的激勵政策更能促進教師教育的良性發展。如何實現教師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激勵教師的教師教育政策是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而從對于人的行為假設中，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質無疑為我們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思考的路徑。本文從三個角度提出對有效激勵教師的教師教育政策的制定可參考的思維視角。

(一)確定直接受益主體

政策在制定過程中，有很多問題要探討，如影響教師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制定的步驟，每一步驟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采用何種政策制定模式等。但是，在制定過程中，首先要明確的一個問題是：誰是這個政策的直接受益主體?明確了直接受益主體．對影響因素的分析、步驟的制定．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政策的制定模式才有明確的思想指向。制定出來的政策才不會偏離政策本身的目的。

(二)分析主體受益的相關因素

確定了直接受益主體，接下來要更深入思考明確到底是哪些相關因素對主體的受益起作用。對于教師，什么是他們最關心的?什么是最能有效激勵他們的因素?對于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他們最需要什么?厘清了這些問題．所制定出來的政策才能緊密圍繞直接受益主體的利益．也就自然能有效激勵主體。在教師教育政策的制定中。應充分考慮到教師主體受益的相關因素．有效的激勵因素自然能保障優秀教師人才的來源．穩定教師隊伍．提高教師社會地位和社會形象．這一系列環節的發展將引導教師教育的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

(三)直接受益主體利益度的獲得

第2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形勢與政策》；憂患意識教育；教學層次；內容和導向；教學方式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1-0211-02

一、《形勢與政策》課程是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的有效平臺

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是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有機成分。憂患意識是人們基于各種危機的存在而形成的特殊意識形式，其基本內涵包括人們誠惶誠恐的危機感、悲天憫人的憂慮感、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以及由此生發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以在讀大學生作為教育對象、以危機事例為教育素材，以培養大學生正確的危機感、憂慮感、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為教育目的。當前，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并非顯性的、硬性規定的教育課程，其具體內容、教學時間完全依靠教師靈活把握，但它融貫于高校各門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實實在在地成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中的有機成分。自然，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也是《形勢與政策》課程不可或缺的成分。

《形勢與政策》課程是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的有效平臺。《形勢與政策》課程通過分析當前社會熱點問題的方式來闡明黨和國家的相關政策以及對學生進行形勢觀和政策觀教育，具有時事性、理論性、前沿性、時效性等特點，是高校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直接影響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在《形勢與政策》課程中大學生進行憂患意識教育，具有其他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所不具有的優勢：其一，課程的時事性特點能極大地吸引學生的關注，借此可以擴大憂患意識教育的影響度。其二，課程的理論性特點能讓學生確立觀察時事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借此可以強化憂患意識教育的深刻度。其三，課程的前沿性特點能開闊大學生的視野，借此可以拓寬憂患意識教育的廣度。其四，課程的時效性特點能讓學生在時事的快速變化中加深對憂患的敏感性，借此可以加快憂患意識教育的速度。如此，《形勢與政策》課程可以成為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的有效平臺。

盡管《形勢與政策》課程在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上體現出了較好的平臺優勢，但是由于該課程的教學時間少、內容不固定，這一優勢的發揮有賴于《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層次、內容和導向的精心設置，同時還得特別注重教學方式方法的安排。

二、《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層次、內容和導向

（一）《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層次

從憂患意識的層次來看，有較低層次的憂患意識，也有較高層次的憂患意識，前者大多僅僅停留在危機感、憂慮感階段，后者則由憂慮感發展到緊迫感，再升華到了責任感和使命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大學生對待“憂患”的科學態度，幫助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危機感、憂慮感、緊迫感，并幫助他們逐步樹立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因此，《形勢與政策》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目的的設置也應具有層次性。一般來說，需要設置完整的教學目的序列，亦即在教育中要依次讓學生形成危機感、憂慮感、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如在教師為主導的授課環節中，可以通過引入憂患意識教育的具體的、典型的事例，把“危機”、“風險”擺放在學生面前，通過講解引發學生去“憂慮”，然后分析形勢以凸顯“緊迫”性，在此基礎上再闡述大學生應該具有什么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因勢利導，層層深入，最后達到水到渠成的效果。在特殊情況下，如學生已充分了解危機的存在，或者學生的意識已經出現了緊迫感，或者教學時間不允許，可以省略、刪減其中某些環節。另外，在關注層次性的同時，還要凸顯教學的重點。不能停留在僅僅讓學生停留在危機感、憂慮感、緊迫感的低層次層面，更要讓學生升華到責任感和使命感層面，而且后二者往往是不可忽視、不能省略的重點教學目的。

（二）《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內容

《形勢與政策》課程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體系，其教學內容變化快，覆蓋面大。一般而言，關于憂患意識教育的課程內容很少以單一專題的形式出現，它們主要散見在其他專題之中。這些內容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如從憂患的社會表現領域來看，大致可分為政治、經濟、科技、道德、生態等方面的憂患意識教育；從大學生切身關注的熱點來看，有網絡、就業、人際關系等方面的憂患意識教育；等等。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總書記指出“要奮斗就會有困難有風險”，突出強調“四個一定要”，其中第一個就是“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當今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腐敗問題、經濟危機問題、科技差距問題、道德滑坡問題、生態危機問題，它們都會在《形勢與政策》課程中頻頻出現，教師不可能也不應該回避這些問題。而大學生切身關注的熱點如網絡沉迷問題、就業困難問題、人際關系困境問題，雖然在課程中涉及較少，但教師在教學中可以由社會領域中的憂患問題引申、生發出來，使之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從而引起學生更深切的關注和思考。大學生關切的許多憂患問題都可以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形勢與政策”中，因此教學中應做好“結合”工作：如網絡沉迷問題可以和科技憂患意識教育相結合，就業問題可以和經濟憂患意識教育相結合，人際關系困境問題可以與道德憂患意識教育相結合。

（三）《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導向

憂患意識教育具有鮮明的導向性。憂患意識，從性質來看，有正確的憂患意識，也有不健康的，甚至錯誤的憂患意識。事實證明，憂患意識如果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消極后果。從效果來看，可以分為積極的憂患意識和消極的憂患意識。所謂消極憂患意識，指的是憂患意識的內涵出現了偏差和變異，由此會導致一些負面后果的出現；而積極憂患意識，指的是內涵正確且能產生正向效果的憂患意識。當前大學生憂患意識存在的問題有兩種情況：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健康的，甚至錯誤的憂患意識；二是在還缺乏積極憂患意識同時，仍在滋生消極憂患意識。

在《形勢與政策》課程中進行大學生憂患意識教育，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正確的導向性。一方面，要積極宣講不同領域的憂患意識的正確的、積極的內涵。如近來的事件激起了廣大大學生憂國憂民的民族憂患意識，但是對如何真正做到理國卻缺乏一定的認識。《形勢與政策》課程在講述國內國際形勢的時候，不妨專門剖析“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何看待抵制日貨”之類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把大學生培養成積極上進、開拓創新，能吃苦耐勞、能居安思危、能經得起各種風險考驗、能真正擔當重任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導大學生消除消極憂患意識，形成積極憂患意識。當前，一些大學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價值取向扭曲、社會責任感淡漠等問題，更有甚者，其憂慮感轉變為自卑感，緊迫感演變為焦慮感，責任感、使命感退化為虛無感。產生這種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形勢與政策》課程在涉及這些令人憂患的消極面時切不可故作驚人之詞、火上添油，而應該理性把握、辯證分析，教育學生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危機、用切實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三、《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的教學方式方法

從教學內容看，《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應該提倡片段式教學與專題式教學相結合。根據憂患意識教育教學內容在整個課程中分量的多少，可以分為片段式教學與專題式教學。片段式教學中，教師在授課時適量適時引入相關的憂患意識教育的內容，其特點是內容較少，靈活性強，更適合即興發揮。專題式教學則以憂患意識教育為教學主體內容和教學主要目的，特點是目的性強，信息量大。因為課程課時少，當前《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一般以片段式教學居多，因此憂患意識教育的效果會受到限制。但完全可以根據形勢與政策的需要，精心打造專題講座，諸如“周邊安全形勢與民族憂患”、“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憂患意識的培育”等。總體上看，《形勢與政策》課程中憂患意識教育可以采取片段式教學與專題式教學相結合的方式，這樣就可以做到憂患意識教育非但不缺失，而且經常有。

第3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 學前教育；成本；收費；研究現狀；研究內容

學前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接受正規教育的開始，也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奠基階段，無論從國家發展、社會進步還是每一位幼兒家長等角度來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學前教育的收費問題一直是人們討論的熱點話題，如何判斷幼兒園收費高還是低，對學前教育成本進行研究，成為現實發展的必然需要。近年來，針對學前教育經費投入、學前教育成本及收費研究的論文較多，相關的論文內容主要集中在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調查研究、學前教育高收費現象分析及思考等方面，如針對學前教育經費投入方面，認為政府對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的總量不足，財政性經費分配不均，財政經費使用效率和效益不高（桂磊，2004年；蔡迎旗，2005年）。針對學期教育成本與收費方面，針對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方面，開展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從政府責任和學前教育政策兩方面入手入，建議改善學前教育的收費政策，加強學前教育收費管理，實行按成本分擔的收費原則，出臺學前教育收費管理辦法，規范幼兒教育的收費行為等（張凱，2008年；李鐳等，2008年；劉桂心等，1994年；王化敏，2002年；王紅等，2003年）。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過調查近二十多年以來發表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的有關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相關文獻，借助定量統計手段對包括研究目的、內容、方法等在內的多項指標進行內容分析，旨在綜合考察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研究現狀和進展情況，并嘗試回答以下問題：近年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過程中，有關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文獻在數量、質量方面的現狀和進展如何？對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主要聚焦點是什么？以及上述要素的變化特點，從而較為客觀的認識已有研究，為今后進一步深入有效的研究提供客觀依據。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采用內容分析法。現階段教育領域的研究方法多基于理論思辨和研究者個體的經驗總結、反思，缺乏相對較為精確的定量描述，認識、積累的科學性有待提高。作為一種對文獻內容進行客觀、系統、量化分析的科學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的主要過程始于建立研究目標和確定總體與分析單位，依據測量和量化的原則，設計能將分析單元的資料內容分解為一系列項目的分析維度或類別系統，再按照分析維度嚴格地抽取有代表性的資料樣本，將其轉化成分析類目數據形式，最后對其做檢驗、統計推論等數據分析（互動百科，2009）。即將非定量的文獻材料轉化為定量的數據并依據這些數據對文獻內容做出定量分析和關于事實的判斷和推論，并且對組成文獻的因素與結構的分析更為細致和程序化。在教育科學研究中，內容分析法既是一種主要的文獻資料分析方法，又是一種獨立、完整的科學研究方法（互動百科，2009）。

1、指標選取

立足于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基本特點，根據研究目的指向編制。（1）研究目的的類別，依據傳統認識劃分成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前者主要用于擴展知識，后者則是為了解決當下實際的問題。（2）研究內容的類別，根據研究的內容不同劃分為現狀研究、理論基礎研究、當前政策制度的實施通告，以及其他一些社會關注的問題。（3）對于研究方法的分類一直存在多種說法，以量度為標志的定量研究和文字描述為特征的定性研究之分類最為常見。綜合近年來國際國內有關研究，為避免概念相互混淆，在此量的研究主要指問卷調查、數據統計等計量方法，這與傳統定量研究的定義基本一致；質的方法則以訪談、觀察等在自然環境下收集信息的方法為代表；混合研究系此二者的結合；而將國內傳統意義上冠名的定性研究以文獻評價、理論思辨為條目單獨列出，以做區分[2]。本文主要分：量的研究、質的研究、混合研究、文獻評價、理論思辨和其他。

2、樣本確立

本研究以“學前教育成本、學前教育收費、幼兒園成本、幼兒園收費等”為題名關鍵字，選擇模糊搜索的方式在中國期刊網，共搜集到相關文獻226篇。經內容審核，去除不符合的樣本，最終篩選確定200篇文獻為研究對象。以研究目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幾項指標為基本觀測點，依照分類表所定的類別，筆者對樣本文獻按照年份加以歸類。對歸類后的數據表格做規范化整理后置于SPSS 13中，對賦值做相應的統計。

三、過程分析

1、文獻數量、質量及變化趨勢

1988-2013年，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方面的發表文獻數量統計結果詳見圖1。從圖1可以看出，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方面發表的文獻，從1988-2002年，文獻數量一直較少，2003-2009年文獻數量開始攀升，從2010年之后開始迅速升高。由于2013年的文獻統計數量不全，故不能反映現狀。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幼兒園的生存是由行政當局統包的，幼幾園的收費也是由當局嚴格規定的，基本上不成為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逐漸興起，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幼兒園的收費也開始浮動起來。因此，有關幼兒園收費的文獻從1988年開始出現。1988-2002年期間，各地幼兒園的收費都在改革，有政府出臺的收費改革措施，也有非官方的收費改革措施，各行其是。文獻數量不多，主要是探討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一些問題，幼兒教育收費是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發展的趨勢。2003 年教育部、中央編辦等 10 個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 2003 年至 2007 年幼兒教育的發展目標、政府各部門應履行的管理職責、素質教育、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的指導意見。2003-2009年，針對幼兒園收費混亂，出現“入園難、入園貴”和辦學體制等問題，使教育成本研究成為迫切需要，教育成本的研究是制定教育收費的前提條件，文獻數量開始增加。2010年之后，國家高度重視學前教育，加大了對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管理，出臺國務院出臺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規范幼兒園收費管理，2011年國家又出臺了幼兒園收費管理辦法，確保學前教育收費的公平公正，文獻數量開始迅速增長。

2、研究目的特征及變化趨勢

觀察頻數統計結果，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所占比重差異較大，應用研究數量較基礎研究的數量多得多，見圖2。雖然近幾年，二者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但應用研究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基礎研究。由于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需要加大基礎研究，為國家制定幼兒園收費標準，提供理論依據，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有待進一步引起重視。

3、研究內容的特征及變化趨勢

頻數統計顯示，理論基礎、政策法規這兩項研究內容相對少一些，主要集中在現狀研究，詳見圖3。目前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內容還主要集中對現狀研究和反思，缺乏深入的理論基礎研究，對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標準及相關政策的制定缺乏理論指導，因此，在研究內容上應更趨向于理論基礎和政策法規等方面的研究。

4、研究方法的特征及變化趨勢

頻數統計顯示，量的研究、質的研究、混合研究等三種研究方法使用的數量相對少一些，主要集中在文獻評價、理論思辨方法的使用，詳見圖4，而對三種方法歸并后統計頻數并檢驗效果則較為明顯，且能夠較清楚地反映出方法使用的整體狀況。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應注重實踐的應用，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更應趨向于量的研究、質的研究、混合研究。

四、討論及思考

從各項指標的結果分析看，有關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文獻的數量相對多了起來，質量也在進一步提升。研究目的由從應用研究逐步轉向基礎研究，表明研究開始探討合理的學前教育辦學體制與收費體制的建立，這也是學前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符合客觀發展的趨勢。總的來看，在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研究上，在數量、質量、研究目的、研究內容、方法等方面均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研究方法方面，國內一貫以來的重思辨、輕實證的傳統仍占主流，包括量的研究、質的研究、混合研究在內的近年來國際上較為前沿的研究方法雖然有所涉及但尚未成為主導，這也表明研究的科學性還有待提升對于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而言則更顯迫切。具體思考闡述如下：

1、加強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問題的基礎研究

研究表明，研究目的由應用研究逐步轉向基礎研究，但是這些基礎研究數量較少，這在另一個側面與研究方法上輕實證的實際傾向有所印證。由于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基礎準研究較少，相應的理論總結、政府政策和收費標準建立也就比較少，研究較多停留在整體層面的思辨，難以深入其中、探尋本質。因此，加強基礎研究非常必要，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問題的研究亟待適合中國國情的相關基礎研究成果。[3]

2、加強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問題的政策研究

研究的理論基礎較少，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這一點恰未合乎重理論思辨的傳統，值得反思。從研究方法看，現有對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大多是從入幼兒園收費高、入園難等社會現象出發，探討該社會現象的原因及對策，而缺少基于理論前提的實證演繹。而論及一定理論的文獻很多缺乏論證的內在實質。學前教育不僅關系幼兒自身發展，還直接影響到國民整體素質提高，以及促進教育公平、縮小社會差距，正外部效應顯著。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問題的理論與政策的研究，直接關系到學前教育積極健康的發展。因而，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在學前教育體制改革過程中，做好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政策研究需要引起廣泛的重視。[4]

3、研究方法運用的理念需要轉變

目前，國內研究的整體取向是重思辨，輕實證。而學前教育的構建和發展上，區域性的特征明顯，直接影響到教育資源的配置利用，而后者恰是學前教育得以產生發展的基礎。然而教育經費問題比較敏感，數據的獲取難度大，因此，重視學前教育成本核算，全面、準確地調查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問題，是建立合理收費標準和學前教育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所以，充分重視實證研究、加強科學調研是學前教育成本與收費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首要前提。

【注 釋】

[1]劉占蘭.中國學前教育發展報告[M].教育科學出版社，2012.25-28.

[2]高潔.校長培訓模式研究的內容分析[J].繼續教育研究，2010（4）84-86.

第4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形勢與政策 實踐教學 模式

[作者簡介]唐雯（1980- ），女，江西撫州人，南昌大學科學技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公共事務與高教行政管理。（江西 南昌 330029）

[課題項目]本文系2013年度江西省高等學校教學改革項目“獨立學院形勢與政策課程實踐教學方式的創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JXJG-13-28-2）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4）36-0154-02

隨著教育的發展和改革，教學工作者和學生越來越感覺到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影響到“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效果。展開和推進“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探索實踐教學的模式已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被認為是高校當前教學改革和創新的重要課題之一。獨立學院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新形式，它創設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公辦院校民營運作為主要形式。近年來，高校的發展逐漸開始注重本校的特色教學，辦學呈現多元化趨勢。獨立學院應把“應用型本科”“教學型學院”作為辦學定位，因此獨立學院要同時注重學生理論基礎和職業技能的培養。獨立學院的“形勢與政策”課程必須要促進學生世界觀、價值觀的發展，提高其政治理論水平、道德修養和思想覺悟。

一、“形勢與政策”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含義及其重要性

（一）“形勢與政策”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含義

“形勢與政策”理論課實踐教學是指依據“形勢與政策”理論課的教學目標和任務，以其教學的內容為中心，根據學生的思想狀況，結合時代特征，把課堂教學作為基礎，在教師主導下，學生作為主體參與的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學生活動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它是“形勢與政策”理論教學的重要形式，對學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觀察、分析社會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實施實踐教學可以充分實現理論教學的目的，讓學生了解社會，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反思問題、解決問題，達到理論聯系實際，讓教學獲得預期的效果。

（二）獨立學院“形勢與政策”理論課實踐教學的重要性

“形勢與政策”的實踐教學是開展課程理論教學的重要環節，對學生分析能力與創新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了解、認識社會的平臺。“形勢與政策”是十分重視理論聯系實踐的學科，因此需要充分尊重教育規律和實踐規律，強調以正確的理論指導社會實踐。因此，我們必須全面堅持來正確地組織實施教育。“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實踐教學目的即創造條件，組織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及參觀考察等活動，了解國際形勢，把握和理解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科學、理性地觀察，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

當前，“形勢與政策”的教育大量存在著理論灌輸式、填鴨式的機械教學，實踐能力培養較為薄弱。當代高校學生處于社會的轉型期，人生觀、價值觀處于人生的重要形成時期，欠缺社會實踐，因此情緒化和非理智因素較多，處事較為偏激，是非觀念與信息的鑒別能力較差，對形勢與政策缺乏正確的看待。他們所處的人生階段，令其在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容易受到社會上其他思潮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強化高校學生的價值觀導向，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這要求教育過程把形勢政策教育同社會及學生生活相聯系，向學生傳授切實的理論。因此，在“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不僅要實施理論教育，還要逐步探索并充實和完善實踐教學，以提高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提高其為社會服務的意識和技能。

二、獨立學院“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的現狀和面臨問題

（一）獨立學院“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的現狀

在當前的教育體制之下，獨立學院的地位和性質導致其教學處境的尷尬。由于其辦學的獨立性，經費以自籌為主，相對于國家扶持下的其他院校，經費極其有限。另外，獨立學院以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為辦學理念，偏重于應用型、專業性的高等教育，對“形勢與政策”的教學不夠重視，在教學資源相對匱乏的背景下，其投入十分有限。再加上對形勢與政策教學投入的逐漸削減，教學活動形式化嚴重。

同其他高校一樣，獨立學院的“形勢與政策”教學形式較為單一，以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為主，導致了教學效果不理想。隨著教育部對高校實踐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各高校“形勢與政策”的教學轉向了實踐教學。

（二）獨立學院“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面臨的問題

首先，活動經費有限。思想政治教學的經費本來就比較少，在現有條件下，由于實踐教學而需要支付的實踐教師經費、交通費和宣傳費等就更無以為繼。這導致獨立學院開展的實踐教學活動越來越少，每學期至多一次，可想而知在教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師生安全問題。實踐外出離校，學生的安全管理問題比較突出，教師人員數量少，而學生較多，多數教師也無力和不愿意承擔安全的責任。再次，學生時間問題。學生在校的時間是有限的，外出參加實踐教學勢必影響到其他課程的學習，在時間上很難統籌。

三、獨立學院開展“形勢與政策”課程實踐教學的可行模式

針對“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創新實踐教學的模式，來改善“形勢與政策”的教學效果。主要的可行模式有以下四種：

（一）由任課教師借助社會實踐組織實踐教學

在這種模式下，教師通過關注國內外的焦點新聞，搜集資料，設計一些調查研究的選題，讓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自由地選擇這些題目。教師以選題為依據將每個班級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依其選題形成研究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實行實踐研究，撰寫實踐方案，經過教師審定后自由實施。小組的實踐研究進行之前，教師可對實踐的方案及其實施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明確實踐資料搜集方法、實踐方式及報告撰寫要求等。這樣，教師在學生實施之前就能做到胸有成竹，避免學生在實踐中出現失誤和盲目的行為。

（二）將校內第二課堂、專業實訓和志愿活動結合

所謂校內第二課堂是指，以學校作為“形勢與政策”的第二課堂，由學校宣傳部門及獨立學院學工部等組織實施，要分工明確。宣傳部門負責每學期第二課堂的主題制定，并設計實踐教學的選題;獨立學院的學工部要依據宣傳部門的選題來實施實踐教學活動。要設計出能夠吸引學生的選題，同時要能反映社會熱點，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比如獨立學院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話題“創辦應用型人才培養，實現人生理想”等，有關和諧社會話題“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具體組織實施上，學工部要組織教職工就確定的課題開展形式多樣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以樹立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精神。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各個專業都需要一定比例的實踐教學，而這些實踐教學大多由教務處或學工部組織實施。其他實踐教學為“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可以將專業課程的實踐教學同“形勢與政策”的實踐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共同實施。例如在化學專業的專業課實踐教學實施中，可以適當地滲入一些環境保護問題、生態文明建設等，讓學生充分認識所學專業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志愿活動是“形勢與政策”的重要的實踐教學形式。獨立學院的志愿活動大多由團委、學工部等部門實施。志愿活動以社會服務為主，要能夠體現課程的特點與要求，同時與學生的專業相結合，提高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如此，既擴展了該課程的教學空間，也鍛煉了學生的專業素質。經過這樣的活動，更能讓學生體會到自身與社會的關系，以及自身對社會的作用，幫助學生盡快融入社會。比如通過殘疾人幫扶日的組織，喚起學生對社會的感恩，能夠更深入地認識社會。總之，通過校內第二課堂、專業實訓和志愿活動結合的方式，能夠促進學生在實踐中培養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科學地認識國家形勢和政策。

（三）通過引入新媒介，構建實踐教學的平臺

當前，社會的發展是信息技術為主要特征的。“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可以引入新媒介，創新實踐教學的新學習平臺。獨立學院的“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為了要節約教育經費，離校外出進行實踐教學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們可以在課外引入新的媒介，來開展“形勢與政策”的實踐教學。由于網絡具有開放性和及時性等特點，可以充分利用網絡對各種媒介進行教學互補，建設媒介學習平臺。獨立院校可充分利用校內論壇、微博、校內廣播、電視臺、報告會等多種媒介，擴大實踐教學的覆蓋廣度和深度。例如，獨立學院可以建立“形勢與政策”的教育專題微博，做到普及課程的基本理論，迅速向學生宣傳黨和國家的時事新聞，引導學生展開自由評論，以達到學以致用，進一步拓寬學生學生思維。也可以通過網站，開辟專題，對學生關心的問題進行呈現，如“大學生就業”“宏觀調控下的房價”“八榮八恥”和“時事快遞”等，開展“形勢與政策”的實踐教學活動。

（四）與學生團體合作開展“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

學生團體是學生的自治性組織，是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學習的重要載體。他們來自于學生，和學生群體有著天然的聯系，對學生的興趣更是一清二楚。同學生社團合作開展實踐教學活動，是實施“形勢與政策”實踐教學的捷徑。獨立學院具備各級學生會、團委、黨支部等官方性的學生組織，還有學術類、文藝類、公益類及體育類等各種學生社團。可以通過這些組織，共同在校內進行講座、主題晚會、環保等多種形式的校園活動，如“紅歌拉力賽”、建團周年活動、愛心捐贈等。

開展“形勢與政策”課程的實踐教學任重道遠，我們要在實踐中探索該課程的教學模式。獨立學院應懷有敢為人先、積極創新的態度，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形勢與政策”教育長效機制，不斷探索“形勢與政策”的實踐教學模式，將“形勢與政策”建設成為學生真正喜愛并終身受益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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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軍.關于在“90后”大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中強化“四個認同”的思考[J].教育與職業，2012（15）.

第5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教育政策民意表達充分體現了教育政策過程中的“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的理念。教育政策民意表達是政策決策的依據，實現了公眾對政策決策的監督制約，但是現實中，由于缺乏表達的規范程序及制度的保障制度，導致政策制定的進程受阻，也影響了表達者的主體地位。從教育政策執行而言，民意表達增加公眾對政策執行內容的支持及政策與公民需求之間的相互適應性，緩解政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矛盾，消解教育政策執行偏差，制度規約的缺乏導致執行受阻，嚴重影響了政策效果，使得政策未能最大限度滿足目標群體的利益訴求；從教育政策反饋而言，民意體現政策中的“問計于民”。通過民意表達便于目標群體與政策制定者的隔閡的化解、避免兩者間的沖突。但是現實情況是教育政策民意表達開展阻力重重，加劇了政策表達的非理性化程度，以及積極主動的表達意愿，導致了民意表達中“集體沉默”現象，嚴重制約民意訴求的收集及真實民意呼聲的提出。制度不完善導致表達形式化，未能進入到政策的實質層面，影響政策的全民性和有效性。所以為了確保教育政策的順利進行，教育政策民意表達必須形成完備的制度規約，建構長效的表達制度保障機制。

二、制度與教育政策民意表達

制度規約與教育政策民意表達之間存在著一種應然的邏輯關系。法律規范或社會規范制約與影響著多元化民意表達主體的各種利益訴求，也受到現階段的文化環境、社會意識、價值取向和表達技能的影響。一方面，社會規范是客觀和現實中存在的一種社會力量，是制約和引導社會公眾表達行為的重要依歸，社會公眾的表達行為也只能在社會規則所預設的表達氛圍和表達途徑中進行；另一方面，人們的表達意識、價值取向和技能對表達行為也存在著支配、導向的作用，客觀社會制度規范對表達主體意識、價值取向有著實質性的塑造作用，是表達制度環境與表達主體者之間的互動。教育政策民意表達過程可以看作是表達目的及政策有效性操作及完成的過程。

就教育政策民意表達的主體而言，公民表達權利和義務的制度規定，使得表達的主體地位得以明確，給予公眾充分真正的表達自主權利，保障了社會弱勢群體表達的公平性，激發了表達的積極性，避免政策表達過程中“搭便車”情形的發生。從教育政策途徑而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主要的兩條制度化表達途徑，提升政策的約束力，本質上是對政策表達群體所具有的權利與義務的制度安排，實現教育政策利益訴求的整合和協商。非正式表達制度是社會群體潛在的一種表達觀念，融合于公眾的意識中，無形中影響公眾的現實行動，其實基于人們整體的利益考量，經過利益的權衡利益作出最為合理的選擇，促進政策價值取向的合理性。

第6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1911年，克拉克?科爾出生于賓夕法尼亞州。1928年，進入斯沃斯莫爾學院學習，在1932年獲得學士學位后，于1939年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后，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學和華盛頓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52年，科爾順利當選加利福尼亞大學總校校長。1967年，科爾接到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員會的邀請，先后擔任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員會主席等職。

今天看來，克拉克?科爾所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學”“高等教育目的觀”“高等教育國際化”等教育思想，有力地指導了美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轉型，是美國大學發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前瞻開創的高等教育思想

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給予科爾高度評價，稱他“在高等教育界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人物……他的聲望響徹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的確，科爾對美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界的貢獻都是不可估量的，他的教育思想幾乎從理論上回答了戰后美國甚至世界高等教育領域內發生的一切變化。

在對大學定義的問題上，科爾提出了具有開放性和多樣性的“多元化巨型大學”概念。他將多元化巨型大學定義為一個由各種各樣學術和文化背景的人組成的龐大的社會組織，認為現代大學不會再堅守單一的大學理想，它和社會的聯系更加緊密。大學作為知識的生產者、批發商和零售商，必須走出象牙塔，將自己全方位地開放給社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站”。

由此來看，科爾的觀點實際上徹底顛覆了從中世紀就形成的大學傳統，使精英教育的觀念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為更多的普通大眾提供了進入大學的機會。多元化巨型大學的開放性和多樣性適應了戰后美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在美國各個大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科爾所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學”的建設，使美國工業化的核心力量增強，進而幫助美國在全球確立科學的領先地位。

在高等教育目的問題上，科爾提出高等教育應該具有不斷演化的多元化目的。第一，高等教育的目的應是多元化的，因為從高等教育的發展史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目的從最初的一元逐漸向多元化演變。早期的中世紀教育目的單一，主要培養工商業需要的會計、律師和辦事員。科爾認為，“沒有大學只有一個使命這樣的事情，過去從來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決不會有。”第二，高等教育的目的應是不斷審視和調整的。他認為隨著技術的更新和社會的發展，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不斷升高，應該不斷審視高等教育的目的，進行有益的探索調整。

科爾對高等教育目的的闡述，結束了美國自1870年以來高等教育一直沒有目的的歷史。20年后，當人們再次審視這些目的時，仍舊認為這是對近代美國高等教育目的的最好陳述。

在高等教育的潮流上，科爾提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股不可逆轉的國際潮流。”在他看來，一個新的學習化世界已經到來，而高等教育國家化正在并將繼續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這一觀點對美國高等院校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教育理事會1988年的調查顯示，在科爾高等教育國際化思想的影響下，有1/3的美國高校增加了國際問題研究的課程，1/5的院校則增加了外語課程。

事實證明，科爾所構建的教育思想不僅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并對國家教育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影響政策的卡耐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高等教育迎來了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資金投入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相應的，國家層面對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約束力度越來越大，這一度讓美國高等教育界大為不滿。

當時，科爾所領導的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會，其宗旨是通過理事會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研究，為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提供有價值和影響力的建議。他憑借杰出的行政領導能力及自身深厚的研究功底，使理事會的研究成果在美國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科爾要求，研究首先必須保持不偏不倚的獨立立場，將國家福祉而非國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其次要考慮高等教育的利益，并且對所有高等教育機構一視同仁。在研究主題上，科爾要求主題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即有意識地對當時缺乏解決方法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建議，“主題要適度超前于歷史，但是要求不能超越到和當時主要關注的問題毫不相干的程度”。

對于研究報告，科爾要求更具針對性和操作性。他提出，每一份報告都要有特定針對的群體，而且群體聽了報告后有能力也愿意去有所行動；報告要集中于某個主題或者一系列相關主題，并且要精確詳細地提出建議，而不是得出一些籠統毫無實用價值的原則和一般性結論。

在科爾的領導下，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會最終產生了37份政策報告和137份自助的研究和技術報告，涵蓋了高等教育的幾大主要領域。比如，涉及管理和財政資源的各有13份報告，涉及人才資源的有20份研究報告和技術報告，涉及高等教育目的的有12份報告，還有18份報告展現了國際視野等。

教育家斯圖亞特曾評價說，科爾所領導的卡耐基高等教育理事會的研究，其意義絕不止于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行動指南，它們本身就是“歷史道路上的檢查站，記錄著時代的問題以及當時的思想氣候”。

推動大學現代化改革

在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校長期間，科爾促進了大學的現代化和巨型化（群體化）。用哥倫比亞教育學院主席阿瑟?列文的話說，“在建立現代化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的過程中，科爾為美國高等教育所做的工作就像亨利?福特為美國汽車工業所作的貢獻那樣，他以大批量、低成本和高質量發掘了美國教育和研究的潛力，從而適應了國家對這兩方面的急切需要。”

在學校行政管理方面，科爾整合了加州大學原有的各個分校，并給予分校更多的自。他改革了當時原有的6所分校，并新設了歐文分校、圣迭戈分校和圣克魯茲分校。同時，為了使學校的管理更加簡約有效，科爾賦予了各個分校校長很大的行政自。

由于各個校長取得了主持分校日常工作的權力，因此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各顯其能，使各個分校的發展呈現出不一樣的風采。比如，新設立的三所分校中，歐文分校吸收了各種傳統學術教育的長處，給一些交叉學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教學資源方面，科爾提出了資源統計規劃使用的改革措施。例如，實現全校教學設備和圖書資料的有效利用，科爾所領導的加州大學評議會出臺了一項統一使用圖書館等教學設備的措施。該措施將洛杉磯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圖書館作為加州大學的主體圖書館，然后統一編訂圖書館目錄，以便各個分校使用。這一改革措施不僅提升了加州大學教學資源的利用率，而且加強了各個分校的科研實力。

第7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參與行為；農戶

中圖分類號：F32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4-0094-05

一、引言

長期過量施用化肥，導致土壤無法吸收的剩余氮、磷元素通過滲漏至地下水源或隨雨水排進河流湖泊，形成農業面源污染。我國政府非常重視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先后出臺了《水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法》、《水土保持法》以及《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管理辦法》、《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等涉及農業生產污染的防治法律法規，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成效并不理想，農業面源污染加劇趨勢未能根本扭轉，污染治理政策控制失靈以及環保政策在農村缺失是造成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1～3]，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治理過程中，忽略了教育引導機制的作用，農戶無法從現有法律條款中獲取具有操作性強的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指導。

農戶作為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其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行為直接受農戶認知和生產規模等方面的影響，已有研究證實農戶參加培訓的次數越多，就越傾向于使用環境友好的耕作方式[4～6]。目前，我國以減少農戶化肥施用量達到減少農業面源污染為目的的教育培訓項目逐漸增加，例如全國性的測土配方施肥項目，陜西省中英合作“改進養分管理，減少非點源氮污染，改善農戶生計”項目（以下簡稱中英項目）等。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需要廣大農戶的積極參與，但本文調研數據顯示，僅約29%的農戶聽說過測土配方施肥項目，參與率低于10%；約50%的當地農戶聽說過中英項目，參與率約為20%，然而參與農戶對測土配方施肥和中英項目的滿意率分別為97%和100%。從以上統計性分析可以看出，農戶的項目參與率與滿意率存在巨大反差，那么，什么因素導致二者之間的背離？如何提高農戶對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項目的參與率？本文運用實地調查資料，對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的行為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影響農戶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為構建我國農業面源污染微觀治理機制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

二、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農戶參與教育培訓項目及其影響因素做了較深入的研究，Baidu-Forson[7]利用Tobit模型分析尼日爾農戶的耕地退化程度、風險偏好、參與農業技術培訓項目對農戶采用土地增產技術有顯著影響，而農戶年齡和農業依賴程度對技術的采用則不存在任何影響。Quizon等[8]基于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經濟補貼期望持續影響農戶對農民田間培訓學校的參與意愿。Simpson和Owens[9]統計分析了加納和毛里共和國兩地的調研數據，認為要成功實施農民田間培訓學校應注意與當地農戶關注點的關聯和反應、培訓內容的更新、信息流動及農戶間溝通、當地組織的發展、項目參與者之間的角色變換、以及該項目與當地已實施項目的結合。Miller等[10]統計分析了在哥斯達黎加潮濕熱帶地區的185位農戶采用環境友好型農場技術方式，結果顯示農戶采用水平較低，只有農場規模是唯一顯著影響變量，而且農戶對參加大學舉辦的會議或培訓的意愿最強烈。Jackson-Smith和McEvoy[11]在研究教育項目的長期影響中發現美國猶他州北部的農戶參與項目不是因為關注環境，而是因為實際可行的操作和可分攤成本；農戶與項目人員的關系、上門訪問也對農戶參與項目有重要影響；同時，結果還表明農戶雖然具有良好的參與目的但并沒有意識到水質量問題與自身相關。

國內學者偏重于農戶參與意愿或對某項環保技術采納的研究，主要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一般計量分析方法研究農戶參與意愿及其技術采用行為等。已有研究證明，農戶的個人、家庭及種植特征對農戶參與意愿及采用行為有重要影響，如年齡、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積、家庭收入等[12～17]。另外，方松海、孔祥智[12]研究發現在農戶趕集頻率或赴縣頻率相同的情況下，家庭與市場中心的距離正向影響采納新技術的可能性。喻永紅、張巨勇[13]對水稻IPM（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技術采用情況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水稻生產主要目的、家中是否有人發生過農藥中毒事件等因素對農戶采用水稻IPM 技術的意愿具有顯著影響。葛繼紅等[6]基于江蘇省調研數據的研究表明，科學施肥能力越強、示范戶、拿到配方卡、參加培訓次數越多及所在鄉鎮培訓總人數越多的農戶越傾向選擇配方施肥技術，而本村化肥店對農戶選擇該技術有顯著負向影響。陳珂等[14]對江西省農戶參與德援項目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認為農戶對項目的認知、林地離家距離、項目參與要求、農戶的從眾心理及林業政策顯著影響農戶參與德援項目的意愿。張成玉[16]利用吉林省調查的農戶數據對農民采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原因、采用效果的評價、影響農民采用的因素進行了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影響農戶對技術采用與否的關鍵因素是施肥建議卡的發放情況、配方肥的價格。高升[17]對湖南農戶參加農業技術培訓決策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戶對培訓實用性的評價、農戶獲取培訓信息渠道數與參與培訓決策呈正相關關系。

綜上所述，國內外對農戶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行為的研究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但現有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戶技術采用行為和參與意愿方面，而針對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行為的實證研究相對不足。第二，現有研究存在對影響農戶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行為的一些重要變量的忽略（如社會環境、社會資本等）。基于此，本文以測土配方施肥及中英項目為例，運用實際調查資料，對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的行為進行實證分析，識別影響農戶參與行為的因素，并提出激勵農戶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的政策建議。

三、模型選擇及變量說明

（一）模型選擇

（二）自變量說明

本文模型引入的自變量主要有：農戶個體特征變量，包括農戶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以及務農時間； 種植經營特征變量，包括農業收入比率、勞動力比率、耕地面積以及是否使用機械務農；農戶認知變量，包括農戶對農業面源污染、環境保護政策以及可持續性農業生產政策的認知；社會資本變量包括親戚朋友之間的交往、是否受周圍人群耕作習慣影響；3個維度的治理機制反應變量主要包括鄉鎮是否有化肥技術培訓班、農戶技術培訓班、參與經驗等教育引導機制反應變量，農戶是否支持法律限制化肥使用量、是否支持污染稅收以及對綠色農業生產補貼的期望等監督約束和市場治理機制反應變量。變量賦值及對農戶參與行為的影響預期如表1所示。

四、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教育培訓的行為分析

本文的分析數據來源于2011年5～7月在楊凌示范區、武功縣及涇陽縣共9個行政村的調研數據，共發放380份問卷，最終有效問卷331份。統計性分析表明，聽說過測土配方施肥的農戶95人，占比287%；參與人數為27人，占比82%；聽說過中英項目的農戶有166人，占比50%；參與農戶68人，占比20%。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滿意度的統計分析顯示，僅有115%和23%的農戶認為測土配方施肥對自己幫助不大或者完全沒有幫助， 85%以上農戶認為此項目對自己有一定的幫助。80%以上的農戶認為多數中英項目培訓手段對農業生產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幫助，特別是農戶對農戶培訓這一培訓手段，877%的農戶認為這一培訓手段為農業生產活動提供了幫助前文提到的農戶對中英項目滿意度為100%，是指沒有任何一位農戶認為所有的中英項目培訓手段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本文將個體特征、種植經營特征、農戶認知、農戶社會資本、治理機制反應等變量代入模型，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顯著影響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行為的解釋變量有農戶性別、文化教育水平、農業收入比率、對可持續性農業政策的認知、信息來源主要是親戚朋友間交流、鄉鎮設有培訓班、培訓班經驗、支持法律限制化肥使用。具體結果見表2。

在農戶個體特征變量中，農戶性別、文化教育水平對農戶參與行為在5%、10%的水平上具有顯著影響，與預期一致。結果顯示女性、文化教育水平高的農戶，更有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的可能。女性比男性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的發生比高036倍；農戶的文化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個層次，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的發生比增加114倍。農戶文化教育水平越高，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和意愿越強，能夠清晰地判斷教育培訓項目有利于增加糧食產量，因此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的意愿越強。

種植特征變量中，農戶的農業收入比率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農業收入比每增加1%，農戶參與教育培訓的發生比增加708倍。這是因為農戶及家庭對農業生產的依賴程度越高，農業生產利潤重視程度就越高，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以減少及合理使用化肥為手段達到緩解農業面源污染的目標，在這種項目的引導下農戶可使用更少化肥，以節約生產支出，所以此類農戶更愿意接觸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培訓項目。

農戶認知變量中，對可持續性農業政策的認知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對于不具認知的農戶比具有認知的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的發生比高309倍。綠色農業生產不僅是農戶的責任，也是其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所在，因此，農戶對可持續性農業政策的認知程度越高，其責任感越強，越有可能選擇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教育培訓項目。

社會資本變量中，親戚朋友為主要信息來源變量與預期相反，對農戶參與教育培訓項目行為產生負面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若親戚朋友間交流是農戶信息的主要來源（顯著性水平5%），農戶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發生比將降低033倍。這可能是由于農戶認為能從親戚朋友中獲得信息就沒有參與項目的必要性，對于親戚朋友的信任降低了其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的積極性。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測土配方施肥及中英項目為例，采用Logit模型實證分析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的影響因素。實證結果表明農戶性別、受教育年限、農業收入比率、對可持續性農業政策的認知、信息主要來源于親戚朋友間交流、鄉鎮設有培訓班、農戶擁有培訓經驗、支持法律限制化肥使用量等對農戶的參與行為產生顯著影響。

（1）實證結果顯示，農戶的文化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個層次，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的發生比就增加114倍。因此，在實施項目時應考慮項目培訓手段的多樣性以及農戶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使文化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戶也能理解和接受教育培訓內容，擴大農戶的受益面。此外，統計分析顯示農戶對宣傳手冊和海報的滿意度最低，項目推廣人員應深入農村向農民宣講和介紹相關知識，幫助農戶理解書面文字信息，使廣大農戶將書面知識轉化為具體的農業生產能力。

（2）具有可持續性農業生產政策認知的農戶更傾向于參與教育培訓項目，政府應做好宣傳工作，進一步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宣傳和推廣，各級政府應加大對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力度，提高信息在農村和農民之間的傳遞效率，增加農戶對農業面源污染及其治理的認知，進而提升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訓項目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3）我國缺乏農村環保機構與專業隊伍，使得農戶接觸良好教育培訓項目的機會較少，由于鄉鎮設有培訓班、農戶培訓班經驗對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教育培訓項目有重要的積極影響。因此，應設立與農戶距離更近的污染治理監管機構，例如縣級或鄉級環保部門，增加鄉鎮污染治理人員，完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環境。另一方面，若農戶支持立法限制化肥使用量，相對于不支持的農戶，其參與教育培訓項目的發生比高出436倍。因此，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中，應重視教育引導與監督約束措施的結合，逐步建立以農戶為中心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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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遠程教育；政策；原則

近年來我國遠程教育進行著“跨越式”的發展，遠程教育的國家與地方法規、政策的制定，以及遠程教育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的形成與運轉，都會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這些也正是現階段我國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程中的突出問題，我們需要開展對遠程教育政策、法規和體制的研究。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對美國遠程教育的有關政策、原則和管理體制等進行了分析，希望從中尋找一些對我們制定遠程教育政策和法規有借鑒意義的啟示。

在研究工作中，我們研究的資料主要有兩大類，其中一類是美國的國家遠程教育政策及原則，即宏觀層次的政策和原則；另一類是美國各教育機構在組織遠程教育時的具體政策、原則和規定，即具體辦學單位微觀層次的原則和策略。本文著重對前者做出分析，并對后者做出簡要的概括。

美國遠程教育政策及原則的分析

通過對美國遠程教育政策文件（1997年）、《知識產權及數字化遠程教育的報告》（ReportonCopyrightandDigitalDistanceEducation）、《美國高等教育協會成員遠程及傳統教育情況調查》（ASurveyofTraditionalAndDistanceLearningHigherEducationMembers）等資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美國進行遠程教育的主要政策和原則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1．注重遠程教育的質量——注重對遠程教育機構進行持續性的資格鑒定

在美國，提供遠程教育的機構可能是各級各類大學、教育機構和商業機構，他們開展遠程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贏利性的，有的是公益性的，所以無論從學習者的利益，還是從社會的利益來考慮，保證教學質量至關重要。因此，在美國的國家遠程教育辦學原則中，特別強調和注重持續性地對遠程教育的資格做出鑒定和質量評估。除在開辦遠程教育時對開辦機構進行資格評定以外，還定時對這些機構的辦學質量進行評估，以防止遠程教育進行過程中那些經過了資格鑒定的教育機構的教學質量發生變化。

通常情況下，無論是非贏利性的遠程教育還是贏利性的遠程教育，認證的工作都由對傳統教育進行評估的學術團體來進行。這些學術團體有兩類：地區性的評估團體和小規模的全國性、專業性評估團體。

地區性的評估通常會授權一些協會進行，但同時這些機構也可能是待評估的對象。無論被評對象提供的遠程教育是課程學習、學位課程還是資格認證，進行評估的標準都與普通課程質量評估的標準相同。評估所涉及的內容有：是否具有充足的圖書和媒體資源、師資的情況、參與的方法、適當的測試標準、學生的學習成果等。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會請地區評估團來進行評估，因為這也是讓學生獲取州和國家財政資助的必經過程。

小規模的專業評估則是由專業團體對個別課程進行的，如由美國法律協會、美國物理醫療協會等進行的評估。

2．強調廣泛性——遠程教育應用層次的廣泛性

美國政府和各種教育協會不但支持遠程教育應用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而且鼓勵幼兒園、基礎教育和其它各級各類教育中都運用遠程教育的技術及資源，“現在的遠程教育課程是多種多樣的，他們適合于從幼兒園到退休人員等的不同層次的學習者。這些學習者在技術的支持下，豐富和擴充了他們參與遠程教育的經驗。”[1]

同時，美國遠程教育的政策又強調在不同層次的教育中，遠程教育的應用方法和目的要有所不同。以下是一段對K12階段遠程教育課程進行說明的文字，它清楚地表述了對這一時期遠程教育課程設計的要求：“為K12學習準備的學習課程必須與圍繞著CommonCoreofLearning所設立的地區和國家課程體系相一致，這將能更好地為學習的核心精神服務，同時要包含對在職和職前教育者的職業培訓。”[2]

3．提倡技術多樣化——發揮各種技術和媒體的優勢

由于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再加上長期以來已經在遠程教育中使用的各種技術手段，當前可用于進行遠程教育的技術方法和手段可謂多種多樣，而且各有所長。因此，美國國家及州的遠程教育策略中，都強調合理運用各種不同的媒體和技術為遠程教育服務，提高遠程教育的質量，同時也鼓勵學習者善于利用不同類型的技術和資源，如互聯網、CD－ROM、教育電視節目等，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技術和媒體的優勢。

“我們可以利用的技術不但有衛星廣播技術，還有其它很多的通訊技術，如互聯網、CD－ROM和閉路電視等，這些技術讓教育者、學習者和其它職業人員在全國及全世界的范圍內聯系起來。”[3]

通過政策的推動，許多教師和學生已經能自覺地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各種技術手段。例如，在遠程教育中解決師生交互問題的方法除面談和電話外，許多人已經用電子郵件和網上聊天室來進行了。對全美高等教育協會成員遠程教育情況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無論是用網絡進行遠程教學的教師還是用傳統方法進行教學的教師，很多人都已接受了新技術，并應用于自己的教學活動中。[4]

4．促進整合——強調資金和資源的整合

在美國，由于許多教育團體、公司、高等院校都有資金、技術、人力開展遠程教育，為了避免資金、資源和技術的無謂重復和浪費，在美國國家及地方的遠程教育政策中都強調各級政府、各類辦學機構、社會團體以及商業機構要統一協調，將各自的經費和資源統一規劃，有計劃、有目的地相互配合來進行遠程教育，從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和浪費。“遠程教育質量的提高要求將教師、學生家長、行政管理人員、商業機構和政府部門的時間、精力、資源進行總體上的調配和投入。只有為了共同的目標，通過一致的努力，在將來的時間里我們的遠程教育才會逐步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5]

遠程教育政策提倡資金和資源的整合以多種形式進行，其中最普遍的是教育機構間的合作。例如加利福尼亞的虛擬大學，其2000多門在線課程分別來自加利福尼亞虛擬社區的學院、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各校區和加州內的其他獨立大學和學院。學生通過網絡注冊成為虛擬大學的學員后，就可以選擇這些課程進行學習。這樣既避免了同一課程由不同教育機構反復設計、制作、進行教學的情況，又可以發揮每個教育機構教育資源的優勢。

隨著對遠程教育在教育市場中的價值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商業機構投入到遠程教育中來，因此也有一些合作是在教育機構和商業機構之間進行的。為此，許多遠程教育課程是根據商業計劃和商業培訓的需要來開設的。在這種合作中，教育機構常常以課程的設計者、開發者和教學活動進行者的角色參與，而商業機構常常是以技術提供商的身份出現。在這樣的合作中，教育機構可以獲得的好處是合作者給他們提供了用于支付遠程教育技術支持的昂貴費用，同時他們的合作伙伴則獲得了“無價的實驗室”，讓自己的技術得以在教育中進行實際運用，并在課程進行中不斷發展，最后完成研究的目標。例如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設計了一個學習網絡虛擬學院（LearningNetworkVirtualAcademy），他們就是通過上述的方法與多所大學和學院進行合作，其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等。在這種合作中，由教育機構提供教學內容，由商業機構提供技術，可以說是一種強強合作。

5．重視知識產權——注重對遠程教育教學資源及所用技術進行管理和保護

對于教學資源及各項技術的保護實際上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美國，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意識已較深入人心，相關的政策、法規和法律條款較齊全。在有關遠程教育的宏觀政策中，也不斷地對此加以強調，并制定出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來保護遠程教育的教學資源和技術。

由美國版權辦公室1999年5月制定的《知識產權及數字化遠程教育的報告》中，對在數字化遠程教育中可能出現的版權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法。其中這段文字就表述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教育機構正在努力采用和執行適當的方法維護遠程教育中的知識產權。這些努力包括有關規定、就相關事宜培訓教職員工、對學生進行知識產權法的教育等。”

6．重視教學內容的開發——提供更多、更好的課程

為了保證參加遠程教育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選擇權，提高遠程教育的質量，增加遠程教育的多樣性，美國的國家政策支持遠程教育課程的開發，特別是網絡課程的開發，并不再控制網絡信息的與展示。

7．推廣普及性——遠程教育意識的普及

在美國CommissiononColleges、WashingtonStateHigherEducationCoordinatingBoard、UnitedStatesDistanceLearningAssociation、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等機構的政策性文件介紹和分析中都強調，美國很重視公民對于終身教育思想的接受，并在此方面有著優良的傳統。美國人不抗拒進行繼續教育，相反對此有一定的自覺性，因此他們能積極參與遠程教育，能充分利用遠程教育的技術和資源進行自我提高和學習。“由于數據獲取的便利性，人們可以獲取必要的知識，提高工作效率并成為社會的杰出領導者。能夠獲取世界范圍的信息，將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6]

以上所述及的是美國各級政府的遠程教育政策，而在具體的辦學過程中，不同的遠程教育組辦機構，都會針對自己的辦學特點、學校規章等提出進行遠程教育的具體原則和規定。這些原則通常都會對辦學方針、入學申請、課程安排、考核及認證方法、資源利用方法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進行詳細說明。

不同的教育團體，其原則和規定的具體內容會有所不同，但他們制定這些原則總體上都是從以下三點出發的：

第一、體現國家的遠程教育政策和原則。每一條規定都是國家相應遠程教育政策、原則內容的具體化，都是對國家及州等各級政府遠程教育的政策和原則的體現，它們是一脈貫通的。

第二、為學習者服務。讓學習者了解辦學的方法和參與遠程教育的方法等，從而選擇和決定自己是否參加遠程教育、怎樣參與遠程教育、參與什么類型的遠程教育和學習后能獲得什么成果。

第三、為保證校方自身的教育質量服務。通過對學生的入學方法、作業提交方式、考試方法、評估原則等進行詳細的規定，確保參與學習者通過學習能取得一定的學習成果，從而確保校方的教學質量。

對我國遠程教育的啟示

通過對美國遠程教育政策和原則的分析，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對我國開展遠程教育的有益啟示。

1．應當強調政府宏觀調整、科學制定政策的重要性

美國的遠程教育國家政策經過多方討論和不斷更新，系統地對遠程教育發展的諸多方面進行了詳細說明和規范，給具體辦學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使得遠程教育政策能在宏觀上對遠程教育的開展進行調控。這對我們的啟發是，我們首先要科學地制定我國國家遠程教育政策，對我國遠程教育的實施、管理和發展進行科學、全面和詳細的規劃和說明，確保國家能在宏觀上對遠程教育進行調整。

2．制定遠程教育資格認證和質量監控的系列辦法，并使之法制化

除了要對辦學單位在辦學之初進行資格認證外，還應在辦學過程中不斷地對他們的辦學質量加以監控，確保辦學機構在辦學過程中保持應有水平。

質量的監控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課程質量（傳統課程及網絡課程）、教師教學活動、教學管理水平、學生學術水平及學習資源建設的數量及質量等。質量的監控標準應由國家統一制定，并應與普通課程評價采用的標準和要求相當。

3．合理建立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的各級遠程教育政策，保證政策的一體化和靈活性

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較大，因此，在國家統一政策的指導下，各級政府及辦學機構都制定自己的遠程教育政策和原則，這既可以保證國家遠程教育發展的統一性，同時也能滿足不同地區的實際需要。中國的教育資源分布很不平均，東部地區多一些，西部地區少一些，經濟發達程度也同樣不平衡。各地根據自己的特點和經濟實力制定相應的遠程教育政策，將能更合理地利用各種技術和資源來發展遠程教育。如西部地區根據自身經濟情況要通過衛星來提供教育資源，就可出臺一些政策促進這一方法的實施；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省要發揮網絡和計算機等信息技術在遠程教育中的優勢，那么就可配合出臺一些政策促進和保護有關項目的實施。

當然，具體辦學單位以國家遠程教育的政策、原則為基礎，認真制定自己的辦學原則，一定要體現國家遠程教育的基本政策，注意保證總體原則和局部原則的一致性和整體性。

4．有效地制定和利用政策，促進社會有關資金和資源在遠程教育開展過程中的整合

近年來，我國的遠程教育發展非常快，據有關資料報道：近年以EDU域名注冊的網站以每半年100家左右的速度增加，而許多看好我國教育市場的外資以COM域名的方式介入我國網絡遠程教育中；同時，也有諸多綜合性門戶網站開設了專門的教育頻道開展網上遠程教育。據統計，在網絡界從事教育或培訓工作的互聯網單位大概在3000家左右。同時，國家和各級政府也加大了遠程教育資金的投入。

要合理地利用這些資金和資源，使投入者、辦學者和受教育者都從中獲益，促使遠程教育良性發展，迫切需要制定有關的政策，促進各種資源和資金能有效地整合、合理地利用。

5．利用政策促進多種技術的綜合運用

隨著遠程教育的發展，我國現在也存在著傳統技術和現代信息技術并存的情況，我們需要制定政策，確保各種技術都得到合理運用，這有利于發揮各種技術的優勢，也提供多種可能的學習方式，讓用不同方式進行學習的人群都有機會進行遠程學習。

除此之外，美國遠程教育政策及其實施過程中對于教學資源開發和設計的重視，對于遠程教育中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對于參與遠程教育、進行終身學習觀念的培養等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

[參考文獻]

[1][3]ReportonCopyrightandDigitalDistanceEducation．U．S．copyrightoffice．1999

第9篇：教育政策的目的范文

[關鍵詞]教育券教育公平 公共政策

主席在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座談會上曾時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基本途徑，是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人才的基礎工程。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以更大的決心、更多的財力支持教育事業。要把促進教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統籌城鄉、區域教育，統籌各級各類教育，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

一、教育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無論是教育的機會公平，還是教育資源的配置公平，對每一個家庭、個人來說，往往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當前我國教育發展中比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體現為地區差異和發展不平衡導致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規則不公等政府公共政策偏差，加劇了現實中的教育不公。”教育券制度的實質是對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自由選擇教育資源的權利憑證。

二、我國的“教育券”政策

1.我國“教育券”政策的設計理念凸顯公平

長興縣的教育券制度是我國地方政府政策設計改革的重大創新，改變了過去由政府撥款給公立學校，由公立學校辦教育的模式。分析其起源、動力、運作機制以及理念創新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教育券制度設計中主要考慮兩大基本理念：

一是教育公平。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學生之間的公平；另一方面，是學校之間的公平。

二是教育選擇。教育券制度加強了學生選擇學校的權利。不同學校之間的辦學目標差異，使學生有權利選擇符合自己個性特點的學校就讀成為可能。這種學校教學質量的改善和辦學效益的提高，是政府資金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的外在表現。

2.我國“教育券”政策制定的原則強調公平

“教育券”政策的制定既要依靠市場機制激活教育，強化競爭，提高效率，又要注意體現教育的價值，保證教育質量。事實上，政策是競爭環境中的理性選擇。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參與者彼此存在利害關系時，其中每個人的選擇都會對他人的決定產生影響，最終的結果依賴于所有參與者的選擇，孤立的選擇是不存在的。“教育券”政策需要綜合處理市場、教育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正是制定它的基礎。

3.我國“教育券”政策的施行現狀

在目前我國的教育券實踐中，浙江省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不但是因為最早開展“教育券”實驗的長興縣就在浙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更重要的是，浙江省是目前唯一一個在全省推廣“教育券”的省份，同時也是“教育券”實驗時間最長、類型最豐富、制度最規范、受惠學生最多的省份。浙江省實施的“教育券”按設立動機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救助型教育券”，目的在于減輕或消除貧困家庭學生入學時的經濟壓力；第二種是“誘導型教育券”，目的在于引導學生入讀民辦學校和職業學校，扶持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第三種是“效率型教育券”，如杭州市上城區用于社區終身教育的“教育券”和衢州用于農民工培訓的“教育券”等，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

以上這些不同類型的“教育券”政策設計的出發點表面上看起來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為了實現某個具體的短期政策目標，這說明在我們目前的教育管理體制中，基層教育行政部門更多地是把“教育券”作為一種實用的政策工具，對于“教育券”制度所依據的價值基礎并沒有做過多的考慮。2003年到2004年的兩年間，湖北省監利縣、山東省臨淄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等地區也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的設計和實驗。但是都因各種原因沒有實施下去。

三、掃清“教育券”制度難點推進教育公平

1.我國“教育券”政策推行受阻原因分析

首先，政府尚未完全轉化教育投資角色。長期來來，我國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經費都是由政府直接撥給學校，政府在教育經費運作中處于絕對主導的地位，掌握著教育經費的分配權。政府是否愿意讓出這個權力，是否愿意接受監督，能否與時俱進，調整心態，正確進行角色定位，做改革的促進派是關鍵所在。”試想，如果政府不能盡快轉變角色，對教育券制度陰奉陽違，那么，在我國大規模實施教育券制度，必然事倍功半，得不償失。

其次，經費無法到位制約著教育券的推廣。要實行教育券制度，政府必須擁有足夠的經費，才能為教育券的實施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

同時，教育券制度的操作與實施尚存許多不明之處。目前，在我國推行實施教育券制度，尚有許多疑惑之處。如教育券到底該發放多大面值，既沒有權威的機構認證，也沒有科學的測定方法；教育券以何種方式發放，是全同統一還是地區統一，也沒有相應的政策出臺；怎樣在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間尋求合理的平衡，如何才能引導學校良性競爭已兼顧效率和公平等，尚未得到科學地解決，所有的這一切，已成為在我國推行教育制度不可回避的前沿問題。

2.掃清障礙實現公平

教育券制度的實質是對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自由選擇教育資源的權利憑證。筆者不才，只是希望作為推進教育公平方式之一的教育券制度能夠更好地推行。因為有選擇才有競爭，薄弱學校才有機會發展起來，也才能最終實現教育資源的基本公平。

我國的“教育券”探索已經歷經了六年的風風雨雨，前期的興奮、期待和理想主義色彩已經讓位于冷靜的、現實主義利益權衡和穩妥的政策設計。學校只有在產權明晰、有利可盈的情況下，才能去融資、去吸引投資、吸納基金，才可以自由發展。只有成熟的市場競爭，才可以使教育事業迸發出更大的活力。我們必須認識到，“教育券”政策的普遍推行需要建立在學生權力平等的觀念基礎上，它的實施也需要政府的職能轉變。然而，這樣的制度和文化環境的實現還有相當一段路程要走。

可喜的是，“教育券”政策面臨的問題并不是不可以逾越的障礙，隨著社會、經濟和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會得到解決。我們相信，這項體現公平的政策終將成為公共教育財政體制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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