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遺產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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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自然遺產

中圖分類號：S759.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4）11―0285―03

1引言

隨著《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簽署，中國的自然遺產保護管理工作得到了深入開展。截止2013年6月，中國已有45處世界遺產，包括10處世界自然遺產：武陵源風景名勝區、九寨溝風景名勝區、黃龍風景名勝區、三江并流、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三清山國家公園、中國南方喀斯特、江西鷹潭龍虎山、澄江化石地以及新疆天山；4處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泰山風景名勝區、黃山風景名勝區、峨眉山-樂山大佛和武夷山風景名勝區。這些遺產地的自然資源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開發利用，促進了當地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因此，近年來在經濟利益的強大驅動下，各地掀起了一陣申報世界自然遺產的熱潮。然而，我國目前對自然遺產的保護工作差強人意，往往只注重旅游產業的開發，而忽略了自然資源保護工作的重要性，造成許多自然遺產地的經濟開始呈現出不可持續發展的趨勢。

2013年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中國三大景區――湖南張家界、江西廬山和黑龍江五大連池給予“黃牌警告”，督促其對遺產保護和科普工作等方面進行整改，建議加強對自然遺產地的科學研究，三地面臨著從世界地質公園中除名的危機。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世界自然遺產保護還面臨著巨大壓力與挑戰[1]。本文以張家界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該地對自然遺產保護工作的成效和不足，探討加強對自然遺產地的保護戰略。本文的研究成果，對國家今后的自然遺產開發和保護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張家界自然遺產保護現狀及問題分析

張家界位于中國湖南省西北部，地處武陵山脈中段，是我國的重點旅游城市。該市的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因其秀美的自然風光享譽全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錄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2004年被評為“世界地質公園”，成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游覽面積300km2。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包括張家界森林公園、天子山自然保護區、索溪峪自然保護區和楊家界四大景區，景色秀美，風光獨特。

2.1自然遺產完整性遭到破壞

完整性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自然遺產保護工作中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對于類似張家界這種具有絕佳自然現象的區域，其完整性意味著未經觸動的原始條件，需要對自然遺產地劃定一定的保護范圍。為了避免自然遺產環境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應該對景點的邊界地區留有足夠的空間距離。近年來，張家界以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為核心的旅游業蓬勃發展，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武陵源景區周邊的住宿、飲食、索道、觀光電梯等旅游設施泛濫，整個景區由于周邊的過度開發陷入了一個猶如“孤島”的困境。自然遺產地邊界城市化的發展傾向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負面影響，景區周邊優美的自然環境受到極大的污染，生物多樣性和資源原生性亦受到極大的破壞[2]。張家界作為世界自然遺產，擁有不可再生的寶貴自然資源，應當使與自然遺產密切相關的周邊環境高度保持完整性，亟需對此采取嚴格的保護措施。

2.2生態環境問題突出

近幾年，旅游擴大化的現象對張家界自然遺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影響，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2.2.1水體污染

金鞭溪和索溪河組成了張家界各大風景區的主要水系，為了較好滿足游人的親水性，景區內很多游道、服務區等旅游設施都依水而建。金鞭溪位于水系上游，是武陵源風景名勝區中的一條“黃金游道”，在紫草潭有一較大的服務區，旅游的超負荷運作導致該溪段水質遭到了嚴重污染，一些生活污水只經過簡單的處理就直接排入了金鞭溪，部分地段甚至有大量藻類滋生。索溪河流經張家界武陵源城區，該河段兩岸近幾年由于多工程項目實施，施工方隨意傾倒渣土石塊，暴雨時期溪水一度出現赤黃色，沿線河道滿目瘡痍。索溪河城區地段一些居民將生活垃圾直接倒入了索溪，生活污水中含有的洗滌劑、化肥、農藥等使得水體有機磷指數嚴重超標，部分河段污染物的排放幾乎要超過水體的自凈能力。

2.2.2空氣污染

根據有關部門的空氣質量監測結果，張家界的空氣質量近幾年來呈逐步惡化的狀態，尤以旅游接待集中的地區污染更為嚴重。在景區大氣污染的變化值中，7時、13時和19時的大氣污染值偏高，這3個時段都是游客用餐的高峰期[3]。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空氣中的SO2、NO2也在呈上升的趨勢，景區成四面環山的地形格局不利于大氣污染物的擴散，長時間滯留在空氣中的SO2、NO2若未能得到有效處理，一旦遇雨形成酸雨便會對森林植被產生危害。

2.2.3景觀破壞

張家界自然遺產受到景觀破壞主要是由于對旅游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對商販、游客的監管不到位。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為了節省開發經費和縮短工期甚至有開山炸石的情況，對景區野生動植物的數量和結構發生了不良影響。如天子山登山電梯的修建，對山體植被造成極大破壞，突兀、巨大的鋼架結構在秀麗的自然景觀中顯得十分不協調，極大降低了美景度。由于宣傳和監管力度不夠，許多景區內的林木都有被游客隨意刻劃的情況，這些刻痕使得樹木生長受阻，并影響了園內景致和游客興致。另外，許多游人隨意喂食自然遺產地的野生動物如獼猴，不僅在現場遺留了許多生活垃圾污染環境，還造成一些獼猴食物中毒或是生活習性改變等狀況。

2.3保護性破壞

在自我反省以及外界輿論壓力下，張家界近幾年也開始重視自然遺產的保護工作，但在這當中出現了一些保護性破壞的問題。如在申報各名錄項目時，政府或開發商急功近利而造成景區真實性缺失，往往出現重申報輕保護的現象。為了使當地自然遺產更具特色，景區采取了一些展現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方式，如在景區內設置一些吊腳樓、水車等特色建筑小品，或舉辦一些民俗特色慶典儀式以提升新鮮感刺激消費，但在追求更大利益的同時，出現了民間文化被商業化、庸俗化的情況，自然遺產質樸的美感以及真實性反而大打折扣。

3自然遺產保護對策及建議采取的措施

3.1法律措施

國務院1985年頒布的《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是張家界管理級風景名勝區的主要指導性法規，另外，張家界有關部門于2001年通過了《武陵源世界自然遺產保護條例》。但是，張家界的旅游業已發展10多年，其間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亟待解決，而這些相關條例遲遲未作出新的調整，管理部門應當結合自身的特殊情況制定出能夠適應當地自然遺產保護的地方規章制度。在不斷完善法律法規的基礎上，還要加強對這些法律法規的執法檢查，嚴格執行技術標準，規范遺產保護工作。

3.2規劃措施

為了保護張家界自然遺產資源，實現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當科學制定張家界自然遺產保護規劃。首先，要調整好城市的生產布局和功能布局，如調整好中心城區的新舊城分區，降低新開發區對自然遺產的影響和破壞。其次，要妥善處理好風景區內常駐居民向風景區遷移的工作，降低自然遺產地的人口密度。最后，相關管理部門還應合理控制風景區內及周邊的賓館、商鋪、服務區以及現代化建筑設施的數量，盡可能多的保持風景區的原始自然風貌。

另外，政府應當制定好張家界旅游產業的總規劃，并體現總體規劃的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包括對接張家界旅游市場的道路、交通以及供水供電設施的規劃，對張家界自然遺產納入生態環境保護的規劃，對張家界現有景區完善開發和對新景區適度開發的建設規劃，以及張家界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等。

3.3管理與監控措施

張家界是世界自然遺產，對其進行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應當始終以“保護第一、開發第二”為原則。為了建立起高效的自然遺產管理體系，必須加對其管理模式的研究，增加以自然遺產保護為導向的管理機制，優化整合職責交叉的管理領域。如統一管理機構，建立風景區遺產保護管理委員會，提高管理人員的素質，對從業人員定期進行專業知識培訓。

地方政府應協調好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強化旅游保護，以保護促開發。在進行開發項目對自然遺產影響的評估后，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為自然遺產保護留下一定的空間和條件。另外，風景名勝區的遺產保護工作，既要對環境污染進行防治，還要建立一些自然保護區來保護動植物的生物多樣性和物種資源。

由于張家界自然遺產常常受到較大的人流活動影響，建議增設生態檢測站，加強對自然資源的監測評估，建立自然遺產地生物資源數據庫，為環境監督部門提供管理依據。在充分利用遺產地管理信息系統的同時，深入研究外界干擾因素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對張家界自然遺產的生態景觀和生物多樣性做出科學評價，有針對、有階段地開展遺產保護和修復。

3.4科學技術措施

自然遺產的保護需要發展較先進的科學技術體系，提升科技人才和決策咨詢服務。如為了增加水體的蓄水量，滿足山腰山頂旅游設施供水需求，或是改進溪流景觀效果，就必須研究治理和優化水系的技術措施；若要保持武陵源獨具特色的山形和山勢，緩解巖石風化和水土流失，就必須采取土石保護措施；若要保持風景區森林植物景觀的原始性，促進其達到自我維護的生態平衡狀態，就要科學篩選植物種類，有效改善植物的生長環境，遵循造林綠化技術措施；為了防治自然遺產地的環境污染，就必須研究垃圾處理技術，通過專業人員將垃圾進行分類后送至垃圾場，或對垃圾進行資源化處理等。以專業理論和技術指導自然遺產保護工作，能有效提高其科學性和可行性。

3.5科普宣傳措施

目前，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的導游偏重從神話傳說的角度對游客進行講解，雖具有一定趣味性，但科普性不夠，很少進行生態學和地質學的知識教育，這主要歸因于導游自身對科技知識的缺乏。為了促進自然遺產的保護工作，增強游客環保意識，必須充實從業人員的科技知識，通過導游向游客講解張家界自然地貌的形成原因及特點，普及生態旅游知識，進而杜絕一些破壞自然遺產生態景觀的行為。

另一方面，提升游人道德素質也是防止自然資源污染和破壞的關鍵。運用出版宣傳畫冊、旅游書籍、光碟，建立遺產博物館，開發自然遺產電子解說系統等措施，增強遺產保護意識，加大環保的宣傳力度，促使游客承擔起維護自然遺產生態環境的道德責任，進一步促進張家界自然遺產的建設和保護。

2014年11月綠色科技第11期4結語

世界自然遺產是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自然景觀，近年來，人們逐漸意識到對自然遺產的保護和開發并不是矛盾的對立關系，做好自然遺產的保護工作，為其開發建設提供良好的前提條件，而開發又有助于自然遺產被人們的重視，更好受到保護。張家界自然遺產保護中存在的問題，既有特殊性，又具有一定普遍性。本文著眼張家界自然遺產的未來發展，概述了自然遺產對張家界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針對這些不足提出保護對策及建議，以改進張家界的自然遺產保護工作，有助于實現張家界的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創建國際生態旅游城市。

參考文獻：

[1] 周年興.世界自然遺產地面臨的威脅及中國的保護對策[J].自然資源學報，2008，23（1）：25～32.

第2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源管理； 自然與文化遺產； 武陵源

一.武陵源自然遺產發展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

（一）武陵源自然遺產發展的現狀

人力資源管理是自然與文化遺產發展的動力，對區域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是中國首批世界自然遺產，近20年來，在張家界武陵源自然遺產開發中，旅游業成為最具比較優勢的產業。目前，已經形成了“張家界—鳳凰—梵凈山”這一旅游增長軸線，武陵山區旅游開發不僅帶動了張家界經濟的發展，也促成了以張家界山水景觀為主、鳳凰歷史文化為核心“大湘西旅游圈”。張家界旅游成為湖南省旅游的龍頭，成為湖南旅游經濟乃至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點。武陵源自然遺產從發展旅游業以來，經歷了曲折起伏的歷程，如今的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正向著精品化旅游發展。然而，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武陵源自然遺產保護與開發的矛盾日益顯現。

（二）武陵源自然遺產發展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

隨著旅游業在武陵源地區的發展，旅游人力資源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截止到2009年，全市擁有旅行社70多家，其中國際社24家，大小旅館500多家，其中涉外星級賓館40多家，床位2.78萬多張，旅游直接、間接從業人員已達8萬余人。各級政府采用派出去、請進來，離職培訓、崗位培訓等多種形式加強從業人員素質， 選派旅行社管理人員參加湖南省旅行社經理資格培訓，并選派旅游管理人員、賓館經理參加星級飯店新標準學習。雖然有部分改善， 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現為旅游人才結構性短缺、高素質的專業人才極其匱乏、旅游人力資源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相關工作人員收入水平偏低等。這些都成為武陵源自然遺產發展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問題，也成為制約該地區旅游業發展的瓶頸。

二.人力資源管理在自然與文化遺產中的重要性

（一）國內外對旅游人力資源開發的研究方向

國內外不少學者對旅游人力資源開發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相關研究，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有關旅游人力資源開發同旅游業持續發展、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二、從個體的角度、微觀的角度對旅游人力資源開發進行研究。三、從旅游企業本身的視角研究組織績效與旅游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的關系。四、從旅游教育的角度對旅游人力資源的開發進行研究。

（二）人力資源管理在自然與文化遺產開發中戰略性意義

旅游業已成為自然與文化遺產開發中最具發展潛力的行業，旅游人力資源管理便成為自然與文化遺產發展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的發展，旅游人力資源競爭的日益激烈，而旅游人力資源的提升是旅游業的競爭力和進一步發展自然與文化遺產的重要保障。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視人力資源為最寶貴的資源。因此，在自然與文化遺產開發中，相關企業必須認識到自身的發展與員工職業能力的發展是相互依賴的，開發人力資源可以為企業創造價值，企業應該為員工提供一個有利于價值發揮的公平環境，給員工提供必要的資源，賦予員工責任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授權，保證員工在充分的授權內開展自己的工作，并通過制定科學有效的激勵機制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在對員工行為特征和績效進行公平評價的基礎上，給予相應的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激發員工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基礎上為企業創造價值。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帶來的不僅是旅游業的繁榮，它為更好的保護和開發自然與文化遺產提供更有力的保證。

旅游企業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核心職能包括人力資源配置、人力資源開發、人力資源評價和人力資源激勵四方面職能，從而構建科學有效的“招人、育人、用人和留人”旅游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根據企業目標和員工個人狀況，運用人力資源管理創造理想的組織氣氛，為員工做好職業生涯設計，通過不斷培訓，進行橫向縱向崗位或職位調整，量才使用，人盡其才，發揮個人特長，從而幫助員工實現個人價值，從而提高員工個人和企業整體的業績。

三.自然與文化遺產發展中的人力資源開發戰略

張家界武陵源是珍貴的自然遺產，在開發利用過程中，要加強對遺產資源的保護與管理。通過對武陵源自然遺產發展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的認識，使我們深刻意識到人才匱乏將會制約該地區經濟健康發展。而建設一支宏大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便成為當務之急。因此，在自然與文化遺產發展中要進一步實現人力資源的開發。

（一）要吸引專業人才，盤活現有人才。在開發利用遺產資源時，要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并在開發中建立起開發與保護的協調關系。人力資源發展必須打破傳統落后的用人機制。制訂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吸引一些專業人才，為專業人才提供優良的工作環境，還可邀請一些資深專家學者作為顧問，為自然與文化遺產的開發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此外，尊重和肯定現有每位員工的勞動成果，并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二）加強對當地人才的開發與管理。特別是像武陵源地區這樣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少數民族的民俗、民風更是自然與文化遺產中的“活化石”，是非常珍貴的自然與文化資源。開發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調查研究，了解當地人才的現狀；然后制定人才開發選拔標準和管理辦法，建立相應的人才庫，發放證書；其次加強對當地人才的教育與培訓。此外，對作出突出貢獻的人才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

（三）建立健全良好的培訓體制。對員工的培訓不應僅著眼于素質和水平的提高，企業精神教育也是一種重要手段。其中的每一個員工包括安保人員、參與經營的居民，甚至洗手間的環衛工人，都要接受企業文化培訓課程，以便讓他們認識到經營宗旨、管理理念等。此外，基礎知識、專業技能等方面也要分層次、有針對性地進行系列培訓。

（四）加強薪酬管理。有效的薪酬制度可以有效的激勵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所謂的薪酬管理不再是簡單的將酬勞發放給組織成員或增加酬勞水平的過程，一個組織必須樹立全新的薪酬管理理念，采用新的薪酬管理方式，讓薪酬成為滿足員工需求、留住人才、保持競爭力、構建和諧組織有效工具。而薪酬制度的制訂主要考慮以三個方面：一是薪酬的制定是否依據職位分析進行；二是薪酬是否做到公平公正；三是薪酬是否與員工的績效掛鉤。

（五）向發達國家學習新的用人方式。發展旅游的自然文化遺產區也存在淡旺季的區別，嘗試一些新的用人方式可以減少企業成本。發達國家對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如人力資源外包、志愿者等。加強與高等院校的合作，通過建立學生實習基地，招募青年志愿者等方式不僅可以解決階段性旺季用人的難題，也可以使廣大青年對自然與文化遺產有更深刻的認識。

參考文獻：

[1]余昌國.旅游人力資源開發[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 2003.

[2]甘露，劉海燕.旅行社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綜述[J].人力資源，2006.

[3]劉靜江，帥建華，賀德紅.大湘西旅游人力資源發育現狀與對策[J].開發研究，2005.

第3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地質公園的建立，為人們解讀“地球天書”提供了一個個精彩的平臺。與一般公園不同，地質公園是以具有地質科學意義，稀有的自然屬性，較高的美學觀賞價值，有一定規模和分布范圍的地質遺跡景觀為主體，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而構成的一種獨特的自然區域。它是地質遺跡景觀和生態環境的重點保護區，地質科學研究與普及的基地，同時，為人們提供具有較高科學品位的觀光旅游、度假休閑、保健療養、文化娛樂的場所。

游覽地質公園能收獲什么

游覽地質公園，是觀賞自然形式美和自然科學美的一種最佳方式。

如果說地質遺跡景觀是一部“地球天書”，那么地質公園的建立，為人們解讀“地球天書”提供一個個精彩的平臺。地質公園為科學研究和科學知識普及提供了重要場所。通過地質公園，讓地質科學從地球科學家的世襲領域中走出來，讓人們了解地質科學的本質是地質科學服務于社會的最佳途徑。對整個社會來說，地質公園是科學家成長的搖籃和進行科學探索的基地，是人們普及地球科學知識的大課堂。

在世界地質公園中，自然景觀被充分地解說和展示，并且設置了游人互動平臺，不僅僅成年人能看得到、感受得到這里的自然風光，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小朋友也能收獲許多科學知識。公園內往往都會有一個主碑，同時配有宣傳欄，如果是多個園區，每個園區還要有副碑和相應的解說，戶外有科學解說牌。每個獨立的園區至少有80個解說牌，介紹景物的來龍去脈，地質特色等等。條件好的世界地質公園都會有一個地質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科普宣傳。一般來說，每座博物館中都會有一個科普電影館，對于地質公園里的地質遺跡類型，是怎樣形成的等情況作出詳細的介紹。

地質遺跡是怎樣保護下來的

地球在漫長的地質歷史演變過程中，由于內外力的地質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態的地貌景觀、地層剖面、地質構造、古人類遺址、古生物化石、礦物、巖石、水體和地質災害遺跡等，其中具有獨特性和典型價值的，便成為人類所關注的地質遺跡。它不僅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珍貴的、不可再生的地質自然遺產。

從地質遺跡的保護到地質公園的建立，世界地學工作者們歷經了長時間的努力和奮斗：

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會后了“人類環境宣言”，由此拉開了世界環境保護的序幕。同年在巴黎召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大會，通過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旨在各成員國將本領域內具有世界保護意義的地點納入“世界遺產名錄”，通過國際合作，對其進行保護，并成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共有177個國家成為簽約國，列入名錄的遺產地788個，其中文化遺產地611個。自然遺產地154個，混合型23個。其中有20處遺產是地質遺跡為核心保護內容而列入的，在自然文化遺產中的近百處都分布有重要地質遺跡。

世界自然遺產的定義是：從美學和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地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的角度看，具有突出或普遍價值的地質或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定瀕危動植物種群生態區；從科學、保護或美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定的自然地帶。

上述定義中，地學意義的位置十分突出。同時又進一步明確了4條辯識標準：一是構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二是構成代表進行中的重要地質過程、生物演化過程以及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突出例證，三是獨特稀有或奇妙的自然現象、地貌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景觀地帶，四是尚存的珍稀或瀕危動植物種群的棲息地。這4條辯識標準更明確了世界自然遺產中地學遺跡的重要性。

但是，在世界遺產名錄中文化遺產占了77%。自然遺產僅占19%，這對于廣泛分布的、大量的、急需保護的地質遺跡實在是掛一漏萬。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全球地質及古生物遺址名錄”計劃中把選擇適當的地質遺址作為納入世界遺產的候選名錄。后改名為“地質景點計劃”。

199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促使各地具有特殊地質現象的景點形成全球性網絡”計劃，即從各國（地區）推薦的地質遺產地中遴選出具有代表性、特殊性的地區納入地質公園，其目的是使這些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永續發展。1999年4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6次常務委員會議中提出了建立地質公園計劃，目標是在全球建立500個世界地質公園，其中每年擬建20個；并確定中國為建立世界地質公園計劃試點國之一。

緩解保護與開發之間矛盾

20世紀90年代，在我國河南省西峽縣，因發現當地的恐龍蛋化石可以帶來經濟利益而引發了瘋狂的采盜事件。僅公安機關追查沒收的恐龍骨骼和恐龍蛋化石就達5300余件。此事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又一次引起了人們關于保護與開發的大討論。如何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已經成為地學界和當地民眾必須面對且必須解決的問題。

對于地學界而言，保護毋庸置疑。但是單純從保護恐龍蛋化石或其他地質遺跡的意愿出發，這種需求只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他們一廂情愿地從自身的利益需求出發，排斥其他人群對地質遺跡的影響。客觀情況是，人們為獲取經濟利益，往往會危及到珍貴的地質遺跡。受環境倫理的影響，開發者在道德上處于劣勢，繼而表現在一些國家或地方法律法規對自然資源的強勢保護條款中，以及對開發者的嚴厲處罰上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導致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面對自然資源時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從而使雙方的行為難以協調。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必須建立一種新的秩序，緩解以至解決那些面對地質遺跡時“單純”開發主義者與“單純”保護主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這種新秩序就是把保護與開發相結合，在滿足當地民眾經濟利益需求的同時，又使地質遺跡得到有效保護，這就是地質公園。

世界地質公園的建立

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與準備，在世紀交替之際的2000年，全球終于迎來地質公園的誕生。“歐洲地質公園網絡”正式形成，首批主要包括法國普羅旺斯高地地質公園、德國埃菲爾山脈地質公園、西班牙馬埃斯特地質公園和希臘萊斯沃斯石化森林地質公園等4個成員。

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的地質公園計劃也進入實施階段。2000年，中國國土資源部編制《國家地質公園總體規劃指南》，以指導國家地質公園規范工作。2001年3月，中國國家地質公園領導小組審批了建立了首批11家國家地質公園。

2001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在經過了3次討論后決定，“支持成員國的特別努力”，以促進具有特別地質特征的區域或自然公園的發展。按照國家地質公園動議，如果欲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應當在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文化進步、保護環境的戰略目標中，同時把具有重要價值的地質遺跡保護規劃考慮在內。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中國國土資源部共同在中國北京設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辦公室”。2004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會議上批準了首批25家世界地質公園，其中包含8個中國國家地質公園和17個歐洲地質公園。這標志著全球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正式建立。

截至2012年10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世界地質公園網絡（GGN）共有91個成員，分布在全球2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我國的世界地質公園為27個。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建立，首先促進了地質遺跡保護。主要體現在提升公眾保護意識、提高地質遺跡保護技能、加大保護資金投入、深入開展科學研究等幾個方面。其二，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在旅游經濟、就業以及當地綜合旅游效益等方面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不僅是地質公園的一項重要使命，而且已經成為地質公園的一項重要成果。第三，促進了地學知識的普及。地質公園為地學知識普及提供了原地場所，為開展各種科普活動提供了平臺，地質公園的發展產生了大量的科普讀物及音像制品。例如，中國克什克騰旗地質公園僅在短短數年內就先后出版了8部科普讀物和4部影像作品，另外還有大量其他形式的科普作品。經過近10年的積累，毫無疑問的是，地質公園在客觀上促進了科普讀物的發展，正在不斷滿足游客對增長科學知識的需求。

申請世界地質公園標準嚴格

據了解，世界地質公園有三大宗旨：第一、地質遺跡和地質生態環境的保育；第二、科學普及和大眾科學素質的提高；第三、通過發展地學旅游和有關產品，支撐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增加當地居民就業。

第4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為該組織遺產體系搭建了最初的框架，并使之逐漸成為最有影響的遺產保護公約，直到2003年另一個具有補充抑或競爭性的公約(《保護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至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具有法律效力的人類遺產體系形成了一個學理上模糊，操作方面具體且相對清晰的雙重二元結構：“有形(文化／自然)／無形”。

除了這一極富盛名的“世界遺產”保護景觀，世界上有幾個堪稱遺產大國的國家也擁有各自獨特的文化遺產保護景觀，其中有的歷史之悠久更甚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文簡介一二，以便讀者了然。

作為中國研究者，我愿意首先介紹日本，而不是人們慣常首推的法國。日本文化遺產保護源于一場始于1868年的“廢佛毀釋”運動，大量佛寺古物的破環激發了保護事業的開始。1871年日本政府頒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律之一――保護工藝美術品的《古器舊物保存方》，成立專門部門登記造冊，記錄和保護有價值的古器舊物、建筑等有形物。

1949年法隆寺金殿大火損失慘重，激發人們于1950年頒布并實施《文化財保護法》以“保存和利用文化財產”，該法律堪稱世界上第一個系統保護文化遺產的法律，從機構、鑒定、登記、分類、保護(除古跡名勝及天然紀念物外，原則上文化財保護者首先是其所有者)到利用都有細致規定。根據該法，日本納入保護范圍的文化遺產包括：有形文化財產、無形文化財產、民間文化財產、紀念物、文化景觀、歷史建筑群、文化財產的保護技術和埋藏的文化財產。同時，政府依法按照各類文化遺產的價值、保護和利用程度分別予以指定、精選和登記的嚴格等級，并分別指定給國家、地方、團隊、個人，從而建構一個高度整合的統一體。這套文化遺產保護體制通過建構榮譽和資助的雙重保護行政制度，確保從地方到國家、從個體到團體的全民保護，這種契合日本民族特質的方式將日本人的集體感和文化財產高度整合，讓文化財產充分為建構地區、族群和國家認同感服務。

美國人則發明了“國家公園”。1872年格蘭特總統簽署了《黃石國家公園保護法案》，世界上第一個家國家公園就此誕生。保護荒野(wilderness)的理念，也自此從黃石漸漸散布到全球。在國家范圍內保護自然美景和歷史財富，以便全人類都有機會反思他們自己的自然和文化遺產，有機會回歸自然獲得精神的重生。黃石國家公園不僅是第一個由聯邦政府管理、為休閑目的保護起來的野地，更是一個完美管理的先鋒模式。黃石國家公園歸屬于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該局將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視為一個整體，進行整合式的鑒定、保護和管理，為全球遺產保護提供了一個具有世界性意義的證據和樣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人習慣將文化遺產稱為“文化資源”。這種實用主義理念指導下的文化遺產保護，擁有極強的法制性和可操作性。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陸續頒布了很多遺產保護方面的法律，涉及考古、歷史、瀕危物種、自然環境和印第安人部落等遺產。其中對中國具有借鑒意義的有：對海洋文化遺產的開發；國家古跡名錄的認定方式。

美國并未簽署2003年《保護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但從其評定其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國家古跡”的標準來看，美國自有一套獨特的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可以有效地保護其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

評定“國家古跡”主要看提名的遺產項目在以下四方面的重要陛程度：A.與對美國歷史具有重要貢獻的事件相關；B.與美國歷史上重要的歷史人物相關；C.具有形式、歷史時期或建筑方法上的顯著特點，或具有代表性的精湛作品，或具有較高美學價值，或個體沒有代表性但個體組成的整體具有特殊意義的整體；D.具有已經被發掘或可能被發掘的史前和歷史重要信息。

這種在結構上橫跨時間和空間、個體與整體關系的估值法，實際上已經將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完整地納入一個具操作性的保護對象中。

在這方面，澳大利亞也有值得一說的地方。澳大利亞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事業影響下才建構其國家遺產體系的，但他們卻在短短的時間內建構了一套獨特有效的遺產體系，使其躋身于世界遺產大國之列。如果說法國、美國是西方遺產保護體系的代表(主張以附著無形價值的有形遺產保護為主)，日本是東方的代表(主張將有形、無形遺產放到同等重要位置予以保護)，那么，澳大利亞就是東西交融中一個特例。

澳大利亞將遺產分為；原住民的、歷史的和自然的。在這個大的結構下還以眾多的維度細分遺產，如發達的行政等級分類：從國家遺產、聯邦遺產、國家財產，一直延伸到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海外遺產。又如移民過程中產生的遺產：移民遺產、海難遺產等，也都獨具特色。

澳大利亞擁有一項重要的遺產保護法規：《巴拉》，其核心理念是保護“有文化意義的地點”(places 0f cultural significance)：一個具有文化意義的地點豐富了人們的生活，為人們提供了跟社區和景觀之間，跟過去和生活體驗以深厚的關聯感。這些地點是歷史的記錄，是澳大利亞人認同感和體驗的有形表達。具有文化意義的地點反映了我們社區的多樣性，告知我們，我們是誰，塑造我們的歷史以及澳大利亞的景觀。它們是不可替代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有形和無形問題在“有文化意義的地點”中精巧地融合，保留了遺產原本具有的整體性。

澳大利亞國家遺產體系表現出以下特點：1.強烈的國家建構取向。2.可操作性強。3.符合國情。4.統一有效的行政管理結構。這警醒我們：不為遺產而遺產，不為建構遺產體系而建構；根據自己的需求設計目標，并以此為根本來建構對理念(包括什么是遺產，遺產的分類等)，保護(保護什么)，保護法律(怎樣保護)，保護行政機構(誰來負責)等的完整框架。

人類在近一個世紀里整合全球力量建設起一套全新的遺產體系，這是人類發現自己、反思自己，并不斷超越自己的努力。也許這是人類在全球化、現代化地球場景里尋求認同的“救命稻草”，拼命在越來越均質化的生活中劃出一條條邊界，在自己的“領地”涂上祖先的，或者想象的顏色，以免自己丟失在渺渺洪流中。事實上，各國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遺產保護體系，本身就是最具有卓越普世價值的世界遺產和最具有生命力的無形文化遺產，值得我們去認知和言說。

第5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文化資源，保護，意義，原則，措施

一、文化資源保護的意義

（一）文化資源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消失將是人類重大的損失。

如果不保護自然生態，我們就會失去物質的家園；如果不保護文化生態，我們就會失去精神的家園。而文化資源正是文化生態的有效載體，有效保護文化資源和文化生態，避免在開發的名義下人為地破壞和摧毀文化資源，已經成為當前的重要課題。[1]

正如空氣和水一樣，文化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也是人類前進的不竭動力。文化資源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經濟價值外，它更是維系一個民族共同記憶的情感紐帶。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保護，其特殊的精神涵義被很多人忽視。我國民族文化資源流失嚴重，若不引起高度重視，一些民族文化資源將走向毀滅。

文化資源是人類世世代代的積累，是人類文化傳輸帶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辛勤的見證。如果缺乏保護意識，忽視這些資源的重要作用，它們隨時都面臨消失的危險，而這些資源一旦消失將很難恢復，給人類文化造成的一次次斷層，將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損失。

（二）文化資源只有在保護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有效的開發。

文化資源如果破壞了或消失了，文化產業就無從談起。因為文化產業的核心就是文化資源，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化的基礎和源頭。文化產業的門類雖然眾多，但是縱觀所有的文化產業門類，無不需要文化資源的介入。如廣播影視業的發展離不開傳統和現代的文化資源，電視劇、電影的拍攝除了借助于高科技數字化手段，更離不開古代和現代豐富的歷史文化，正是這些文化元素讓廣播影視業更加活躍，為人們所接受，創造了收視率和票房的奇跡，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文化產業“內容為王”的箴言。再如文化旅游業可謂是依托文化資源而生存，如果沒有文化遺產、文化景觀等文化資源的保存和完善，就不可能有旅游業的興盛，而旅游業的興盛更是帶動了餐飲、住宿、交通等其他產業的發展。因此，保護文化資源不僅可以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更是為后續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三）加大對文化資源的保護有利于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我國是一個文化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包括大量的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中華民族在自己發展的長河中，形成了優良的文化傳統。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又始終蘊含著與時俱進的思想活力，它具有獨立的民族品格，又始終以博大的胸懷面對世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賴以維系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精神紐帶，是國家統一，人民團結的文化基礎。加大對文化資源的保護，是對我國優秀文化傳統的一種繼承和敬仰，是每一個中華兒女責無旁貸的使命，更是順應我國在新時期對文化的一種積極態度。

對文化資源的保護工作，首先就是宣傳教育工作，初級目標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文化資源的重要性。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保護。如對百年“老字號”商標的保護，可以讓人們了解傳統手工藝的精湛；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可以讓人們加深對歷史人文風俗的了解；對傳統戲曲、舞蹈的保護，可以加深人們對這些藝術的熱愛。從長遠來看，這些都有利于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二、文化資源保護的原則

（一）“保護為主，開發為輔”的原則

文化資源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筆財富，在進行開發時必須倍加珍借，努力保護，嚴禁破壞性、掠奪性的開發。換句話說，文化資源一定要建立在保護的基礎上，才能談開發。特別是某些珍稀的、瀕危的文化資源，對其進行保護是擺在首要位置的。再豐富、再有特色的文化資源，如果不加以保護，也會很快地枯竭和消亡。保護文化資源正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它，為人類的經濟、文化服務。

日本、美國等國家進入現代化以后，十分重視將民俗風情發揚光大，將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時代意義，非常重視民俗風情在旅游業中的運用。我國福建的媽祖文化節，山東濰坊國際風箏節，云南傣族潑水節等民俗節慶都為我國旅游事業增添了光彩，都是有效保護和開發民俗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2]

（二）個人保護與集體保護相結合的原則

個人保護指的是個人對文化資源自發地保護，如某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屬于個人的技藝，靠的是藝人自身的保護和傳承。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看來似乎失去了商業價值，但它們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長河中仍然舉足輕重。如果僅僅因為它們不適合商品經濟就淘汰它們，這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們需要一代又一代藝人的薪火相傳，藝人們可以通過自身的行動去宣傳這類文化資源，從而讓它們完整地保存下來。

集體保護指的是政府或民間團體對文化資源進行科學搜集整理，按照相關規定對其投入一定經費進行統一保護，最常見的就是對文化資源進行博物館式的保護。如我國海南省黎族人民制作的樹皮衣，它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由樹皮制成的服飾，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被譽為“服裝活化石”。樹皮衣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重大發明，在人類學及文化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這類型的服飾在高科技的現代社會早已被淘汰，無法與現代服飾在市場競爭中抗衡，然而其承載的一段歷史和文化卻被很多專家認可，成為研究海南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于這一類文化資源，就需要政府和相關團體引起重視，成立保護協會，投入一定經費進行博物館式的保護。

（三）真實性與完整性原則

真實性和完整性（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是關于世界遺產的非常重要的兩個原則，在《世界遺產公約實施行動指南》[3]（1977 ，1980 ，1997）（簡稱《行動指南》）中對其有明確規定。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既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保護遺產所需依據的關鍵。“真實性”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威尼斯》（Venice Charter ，1964）中，之后在歐洲社會逐漸得到廣泛認可。當時主要適用于歐洲文物古跡的保護與修復。文化遺產真實性的保護還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會都包含著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們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構成了某項遺產”[4]。完整性，意味著未經觸動的原始條件，主要用于評價自然遺產，如原始森林或野生生物區等。完整性原則既保證了世界遺產的價值，同時也為遺產的保護劃定了原則性范圍。

真實性主要針對文化遺產，完整性主要針對自然遺產。然而文化資源既包括文化遺產也包括自然遺產，還包括兩類遺產之外的其他遺產，因此這兩個原則同樣適用于文化資源。

（四）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觀是20世紀人類對自身發展歷程反思后的新發展觀。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第一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觀橫向強調經濟持續性、社會持續性、技術持續性、縱向強調世代間持續性。強調經濟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的永續利用。從廣義上來說，可持續發展戰略旨在促進人類之間以及人類與自然的和諧。

不論是文化，還是風土人情，都是有生命力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勞動者時代積累和創造的，如果脫離了它生長發育的土地和人民，脫離了滋潤它生根發芽的山水，以一種商業的手段來進行復制和栽培，那么它發展的方向和條件就變得功利化、形式化，完全失去樸素自然的純美。所以，要實現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就應該重點保護好這種文化生存、發展和創新的土壤，這是一個系統、綜合、艱巨的任務。

三、文化資源保護的措施

（一）理順文化資源保護的管理體制

我國文化管理體制層級分明，針對文化資源保護的管理體制也應按照國家的標準執行，因此，理順文化資源保護的管理體制應擺在首位，加強對文化資源的層級管理是必須的。

一要加強國家對文化資源的統一管理。對于文化資源的保護，重點應放在對各種文化資源的門類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針對一些重要的文化資源的保護，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必須借助國家的力量進行統一管理，國家相關部門可以制定一項總的規劃，使文化資源在社會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并能維系文化資源的生命力。

二要發揮省級文化行政部門的行業管理職能。針對文化資源的保護問題，省級文化行政部門應轉變職能，一是把立法、修法和執法放在首位；二是轉變行政管理模式；三是增強服務意識，包括行政工作公開化。

三要提升文化資源地的管理層次。文化資源不同于其他資源，有著很明顯的地域性和排他性，因此，加強對文化資源地的管理刻不容緩。

（二）完善文化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

法律方式是政府管理文化資源最根本的方式，法律手段的特點首先是具有平等性、普遍性和適用性，它以同一個尺度對所有人的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其次是它具有強制性，也就是說，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接受和遵守，是否認識到它的客觀必然性，法律一旦依法成立，社會的各個主體就必須服從它的規定，否則就要受到司法和強制機關的懲處。

我國的《憲法》總綱中，明確規定了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但是目前，我國關于文化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十分不健全。如針對文物保護，我國在1982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91年、2002年、2007年分別對其進行了修改并通過實施。2011年2月25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然而對于文化資源其他門類的保護，如新聞出版和廣播電影電視行業，僅有一些法規和條例，正式通過并實施的法律文件很少，如保護知識產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音像制品管理條例》等。此外，針對文化場館和文化市場的法律法規竟然沒有。

我國文化資源保護的關鍵，首先應當盡快出臺文化資源核心門類的權威保護法，依法推行文化資源的保護。這既是國際已有的范例也是我國的當務之急。在世界上的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凡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即國家公園一律納入國家公園管理體系，所有的世界遺產均是國家公園，受國家公園法律保護。

美國公認是第一個進行文化立法的國家。美國通過美國憲法、合同法、公平勞工標準法、國家藝術和人文基金會法、聯邦稅收法等保護本國的文化資源，從而促進文化產業大發展。

在加拿大僅國家級公園法案就有9種，在國家級公園法案下的法規多達29種。如對沃特頓湖國家公園管理計劃中提到的就有十余部法律法規，涉及交通（鐵路、公路、飛行器）、水資源、野生區域、建筑、商業、野營、墓地、村舍、家畜、垂釣、垃圾等方方面面。由此可見，美國、加拿大在保護文化資源方面的法律法規十分完備和成熟。[5]

在日本，同樣非常注重對文化資源的保護，早在1950年日本政府就頒布了《文化財保護法》，確立了重要無形文化財富的制定制度，并陸續增加了《重要無形文化財指定基準》和《重要無形文化財保持者認定基準》等法規，對文化資源的命名式保護從立法到實踐，形成了完善的制度。[6]1962年，韓國緊隨日本后頒布了第一部保護文化遺產的法律《文化財保護法》。

（三）開展對文化資源保護人員的培訓和資質認證工作

目前，我國從事文化資源保護的工作人員多屬于文化事業單位管理。文化事業單位由于深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機關臃腫，人浮于事，缺乏完善的人才管理體系和良性循環的流動機制，這樣的管理方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人才管理現代化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制約了對文化資源保護人員的培訓和資質認證工作。因此，各職能部門和企事業單位應該重視人才流動規律，深化人事體制改革，建立科學有效的人才資源庫，加強對文化資源保護方面的人才的培訓工作，使一大批懂文化、會保護、善管理的人才充實到文化資源保護的隊伍中去。

（四）加強對文化資源保護的宣傳教育

一是向社會公眾普及文化資源保護的理念和知識。如通過遺產教育，可以使公眾了解遺產的內涵與意義，學會享用遺產，從遺產中發現過去生活與現在生活的異同，產生對遺產的興趣，進而對自己或他人以及整個人類所生存的空間、歷史、生態、族群等深邃的文化特征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更加熱愛自己的生活環境與文化，更能尊重他人文化。[7]

二是加大開展對青少年文化資源保護的宣傳教育工作。針對大中小學生，設立相應的文化資源教育課程，讓他們走進文化資源，了解文化資源與社會、環境、歷史的關系。讓學生在課堂中了解什么是文化資源，是誰的文化資源，文化資源是怎樣形成的，文化資源的形成與當地的文化生活、歷史、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經濟、政治以及環境保護有什么聯系，使他們從文化資源中獲得一種經歷。而且文化資源的形成環境與背景也為學生創設了一種很好的學習氛圍，為學生提供了一種比較的案例，使學生能在身臨其境中去比較、去思考、從中也會感受到保護能帶給他們什么益處。

三是繼續做好世界遺產的申報工作。截止2012年7月1日，中國已有43處世界遺產，其中世界自然遺產9處，世界文化遺產27處，世界文化自然雙重遺產4處，文化景觀3處。截至2011年11月，中國共有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近87萬項，共有昆曲、古琴藝術等29個項目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羌年、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等7個項目入選“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進入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的非遺項目有7萬項。做好世界遺產的申報工作，在申報的同時加大宣傳力度、加大搜集整理力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對文化資源的一種保護。（作者單位：四川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1]牛淑萍.文化資源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108-109

[2]周作明著.永遠的朝陽-民族民俗旅游研究[M].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2002.11：300，301

[3]KANEFUSAMASUDA.The notion of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A] .Report of the Global Strategy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pert Meeting[C]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1998 ：39

[4]鄒統釬.遺產旅游管理經典案例[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10：21

第6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摘 要：世界遺產委員會每年在全球進行的世界遺產申報與評估實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負責世界文化遺產評估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專家不可避免地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存在一些誤讀。本文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方的申報材料與ICOMOS的評估材料進行了比較研究，分析了造成誤讀的幾個根本原因。并提出，我國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時，應考慮到文化差異對申報工作的影響，盡量從“他者”角度來認識自身的文化特征，把申報材料的編撰置于國際文化背景下，使中國的世界遺產實現跨文化認同，促使更多的遺產申報成功。

關鍵詞：ICOMOS；跨文化；誤讀；中國世界文化遺產

“誤讀”，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另一種文化(樂黛云，200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每年在全球進行的世界遺產申報與評估實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聯合國專家對申報國遺產的一些誤讀，其中對文化遺產的誤讀更加常見，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的誤讀尤為突出。這種誤讀，使得負責世界文化遺產評估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專家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產生認識偏差和不足，從而使我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價值被低估，申報成功機率降低。為此，筆者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和評估材料為范本，從跨文化角度對這種誤讀進行分析，提出產生誤讀的四大原因，希望能引起人們對此類問題的深思。

一、世界文化遺產的評估與申報

世界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全世界范圍內確認的具有非同尋常的普泛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包括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以及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4類。一個國家的文化遺產能否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公布的《世界遺產名錄》，關鍵在于是否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遴選標準。根據2005年2月世界遺產中心公布的《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的第77節規定，凡被列入《世界遺產》的文化遺產，須至少符合下列1項標準(見表1)，并同時符合真實性和完整性標準。

每年一度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與審批，主要是由ICOMOS根據各國遞交的申報文本和ICOMOS專家的實際考察，出具評估報告(Advisory Body Evaluation)，由世界遺產委員會最后審批確定。報告一般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申報國陳述(Justification by the State Party)，第二部分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的評價(Evaluation by ICOMOS)，其中有品質(Qualities)、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e)、ICOMOS對未來行動的建議(ICOMO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簡要描述(Brief Description)、建議(Recommendations)等。ICOMOS專家對我國歷年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的看法在這些評估報告中得以集中體現，同時他們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一些誤讀也在此反映出來，本文對這些誤讀進行的跨文化解析就是建立在分析這些評估報告的基礎上的。

二、誤讀產生的原因

1. 東西方審美觀的差異

西方人崇尚人工美、形式美，強調整齊、對稱、均衡，推崇圓和正方形等構圖形式，注重個性與秩序，試圖用程式化和規范化的模式來確定藝術美的標準與尺度，這種美學思想長時期左右著西方的建筑、雕刻、舞蹈和戲劇等藝術。中國人崇尚自然美、情趣美，注重意境、神韻的營造，“不求形似求生韻”(徐渭語)，追求以形寫神，追求主觀情感與客觀物境互相交融的藝術效果。東西方審美觀的差異使得西方人很難理解、認同、欣賞中國的許多文化遺產，由此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產生一些誤讀。

ICOMOS專家對1997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蘇州園林的誤讀就屬于這種情況。在評估報告中，ICOMOS對蘇州園林的總體評述如下：

蘇州古典園林通過疊山理水、栽植花木和營構建筑，創造出容天納地的山水寫意園。蘇州園林依據老子和莊子的玄奧理論，模仿自然景色布局，以滿足中國人理智與情感上的需求。園林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創造出迷宮般復雜的布局和一連串的視覺刺激。

這種描述反映的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人眼里的蘇州園林，只看到蘇州園林的形式美(labyrinthine layouts)，看到園林“悅目”(visual surprises)的一面。而蘇州園林所隱含的“意境”――即一切要素灑脫自如，既不追求對稱，也沒有任何規矩可尋，相反卻山水環抱，曲折婉蜒，不僅花草樹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盡量順應自然而參差錯落，力求與自然相融合，“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真正意境，ICOMOS的評價中卻只字未提，即看不到其“賞心”的一面。這種誤讀就是由于東西方審美觀的差異造成的。

2. 東西方言語表達方式的差異

漢語語言由于受到中國人直覺、模糊性思維方式的影響，在表達方式上具有流散、疏放、重意合不重形合的特點。這種言語表達方式的特點使得中方世界遺產的申報材料里充斥了不求精確、模糊華麗的詞藻，而非具體、精確、有特征的描述。頻繁使用“大概、差不多”等模糊概念的字眼，隨意使用“天下第一”、“無以倫比”等夸張的言語，大量使用形容詞和各種修辭手法，極力渲染。但是，華麗的文風和詞藻由于體現不出地方特色，所以對于偏好邏輯性、精確性思維的西方讀者，這樣的申報材料令他們覺得“過于浮夸、空洞無物”，顯得羅嗦、累贅，“美”不忍睹。1996年申報的麗江古城中方的申報材料就存在這樣的問題。申報材料是這樣描述麗江的：

麗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較高綜合價值和整體價值的歷史文化名城，它集中體現了地方歷史文化和民族風俗風情，體現了當時社會進步的本質特征。流動的城市空間，充滿生命力的水系，風格統一的建筑群體，尺度適宜的居住建筑，親切宜人的空間環境以及獨具風格的民族藝術內容等，使其有別于中國其他歷史文化名城。古城建設祟自然，求實效，尚率直，善兼容的可貴特質更體現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城鎮建筑中所特有的人類創造精神和進步意義。它的存在為人類城市建設史的研究、人類民族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在西方人眼里，這是一種空洞無物、模糊不清、茫然不知所云的陳述，難怪ICOMOS專家在未來行動的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中這樣說：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遺產預備清單》上古城的眾多數量，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建議中國方面提供一份中國歷史名城的比較分析，簡要地說明預備清單上的那些古城被選上的原因以及提議將其申報為世界遺產所依據的標準。

3. 中國深層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

從現代系統論的觀點看，文化的結構有3個層次：表層文化、中介文化和深層文化。物質文化、科技文化屬于表層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屬于中介文化，而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價值觀、道德倫理、等屬于深層文化。這3個層次的文化中，表層文化最易把握，一般誤讀的情況比較少，中介文化次之，而深層文化是最難把握的，出現誤讀的時候比較多。中國文化，由于本身更注重深層文化的發展，加之5000年的積累與沉淀，尤其精深、博大。作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深層文化復雜載體的中國文化遺產，自然也難以解讀。土生土長的中國學者都感到難以把握中國文化遺產的深層內涵，對ICOMOS專家來說更是勉為其難，所以，ICOMOS專家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誤讀就不足為怪了。

ICOMOS專家對我國1997年申報的平遙古城不能準確解讀也是這種原因造成的。

ICOMOS對平遙古城的總體描述是：

平遙古城建于14世紀，是保存完好的中國漢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它的城市結構展示了漢帝國五個多世紀的建筑風格和城市規劃的演化過程。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那些與銀行業有關的雄偉建筑，與這些建筑相關聯的是平遙是19、20世紀整個中國的金融中心。

ICOMOS專家看出了平遙古城在古代的商業地位，也看出了“平遙古城建于14世紀，是保存完好的中國漢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但無法把握更深層次的東西。實際上，平遙古城的意義絕非僅止于此。其價值更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 平遙古城是依據漢族傳統“禮制”規劃建設起來的，無論是建設選址、建筑風格，還是殿堂配置都是儒家文化思想在建筑上的集中反映。平遙古城區是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構成的，街巷格局中軸對稱，經緯交織，井井有條，主次有序，反映出儒家的等級制度思想。左以文廟及魁星樓為首的文系建筑，右以武廟為首的武系建筑，體現了“左文右武”的儒家崇文重禮思想。以城內南大街為軸，上首城隍廟，下首平遙縣衙，東西相對稱，體現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城墻上的3000個垛口，72座敵樓，象征著孔子三千弟子及七十二賢人。 (2) 平遙古城的總體布局是仿照古人康樂永壽的圖騰吉祥物神龜設計的。平遙號稱“龜城”，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烏龜乃長生、神靈之物，象征長壽、財富，以及神力，這種仿生布局凝聚著古人對平遙城堅如磐石、安然無恙、永世長存的希冀。

這種隱藏在中國古代城市規劃背后的深層文化含義對于中國人來說已經不好把握了，對于西方人，更是難上加難。

再比如ICOMOS對我國2000年申報的皖南古村落的總體評價是這樣的：

西遞、宏村這兩個傳統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在上個世紀已經消失或改變了的鄉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風格，古建筑和裝飾物，以及保存完備的擁有復雜供水系統的民居都是非常獨特的文化遺存。

可以看出，ICOMOS專家看到了皖南古村落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西遞、宏村這兩個傳統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在上個世紀已經消失或改變了的鄉村的面貌。” 也認識到中國的村落也是文化遺存的重要場所，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化意義：“其街道的風格，古建筑和裝飾物，以及保存完備的擁有復雜供水系統的民居都是非常獨特的文化遺存。”

但是，西遞和宏村兩個村落建筑的價值遠不止這些，宏村的“牛”形仿生規劃反映出的中國古人圖騰崇拜，西遞村的船形布局反映出的中國民間風水文化，對于西方專家來說根本無法理解。而這恰恰是我方提出皖南古村落符合標準Ⅱ的根本原因所在，標準Ⅱ強調的是在一定區域內，對城鎮規劃景觀設計產生的影響。實際上，皖南古村落的仿生景觀設計和風水模式布局，對后來的村落布局、規劃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由于ICOMOS專家對中國圖騰崇拜和風水文化缺乏了解，使得皖南古村落的文化價值沒有被全面認識到，而判定皖南古村落不符合標準Ⅱ。這種誤讀給我們留下很多遺憾。

4. 中國人民對某遺產所懷有的特殊情感

一個民族對自己本族的遺產往往懷有特殊的情感，這種情感本族集團成員對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團的人們卻不易察覺，誤讀就容易產生。 以長城為例，長城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抵御異邦入侵、眾志成城的象征，西方人常常無法理解這一點。美國靈智廣告公司為飛利浦精英移動電話設計中國市場商業廣告時，以中國長城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長城上，用飛利浦移動電話通話為創意。此創意也被做成戶外廣告，在中國投放。然而不久，此廣告就受到中國人的不滿，最后被中國政府下令撤銷。該廣告的失敗之處在于外國人沒有充分理解長城作為一個象征性文化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意義和地位，中國人對長城所懷有的特殊情感，因而就未能預見“坐”在長城的畫面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而受到抵制。

ICOMOS對長城是這樣評價的：

約公元前220年，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將修建于早些時候的一些斷續的防御工事連接成一個完整的防御系統，用以抵抗來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又繼續加以修筑，使長城成為世界上最長的軍事設施。它在建筑藝術上的價值，足以與其在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ICOMOS專家看到了長城的軍事、歷史和建筑藝術價值，卻忽略了中國人民對長城所懷有的特殊情感。長城綿延萬里、巍峨壯觀、氣勢磅礴，充分展示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是中國人民堅強意志和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精神的象征，是民族心靈的寄托和歸屬，“你知道長城有多長? 它一頭挑起大漠邊關的冷月，它一頭連著華夏兒女的心房”，表達了中國人對長城的深厚情感。這是ICOMOS專家所無法體會和明白的，因此誤讀的產生就在所難免了。

三、結論

2004年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了《凱恩斯決定》的修改草案，規定自2006年起《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每年只可申報兩項世界遺產，其中至少要有1項是自然遺產，這意味著今后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難度顯著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分析ICOMOS專家對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存在的誤讀以及誤讀產生的原因，從而減少誤讀，提高申報成功機率，實現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的跨文化認同，促使更多的遺產申報成功就成為一件意義重大而緊迫的事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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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關世杰等譯.世界文化報告2000：文化的多樣性 沖突與多元并存[R].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Advisory Bodyvaluation[EB/OL].http：///archive/advisorybodyevaluation／437／438／440／441／705／778／779／812／911／1001／1002/1004/1039/pdf.2004-09-19.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ICOMOS Experts’ Misreading of Chines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s

XIONG Guan，FEI Xuejun，YAO Baorong (School of Tourism，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

第7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中國；遺產旅游；研究進展；結論與評述

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12000503

截至2012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核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中國的世界遺產共有43項，其中自然遺產9項，文化遺產30項，雙重遺產4項。“申遺”也越來越受到政府、學者及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然而，近年來，遺產旅游的發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關于遺產旅游開發與保護的關系，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爭論。國外對遺產產業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劉慶余等，2005），其關于遺產旅游的研究較為成熟，研究內容全面，研究視角多樣，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相結合，以案例研究為支撐，保障實證研究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我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組織之后，開始對遺產進行研究。遺產與旅游業結合在一起，但人們對遺產旅游的概念還很陌生。直到1999年，王大悟在詮釋生態旅游和遺產旅游概念的時候，首次提出了遺產旅游的概念，他指出，遺產旅游囊括了人文遺產資源和自然遺產資源兩個方面，并且包含了生態旅游概念。此后，我國的遺產旅游研究逐漸展開。與國外相比，我國的遺產旅游研究起步較晚，伴隨著遺產旅游業的發展逐步進行，研究緊密追蹤實踐，研究內容較為集中，冷熱不均，實證研究不夠準確、深入、科學。本文將對近年來國內遺產旅游的研究進行歸納總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評述，為下一步的研究及我國遺產旅游的發展提供一些建議及思考。

1我國遺產旅游研究綜述

1.1遺產旅游基本理論研究

1.1.1遺產旅游的概念

遺產旅游的概念，在國內外是有爭論的。由于國內外眾多學者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存在差異，因此研究內容也不盡相同。對于遺產旅游的概念研究，國外學者對于遺產旅游囊括的自然遺產和人文遺產存在爭論，他們對遺產旅游概念的界定主要是從其文化屬性方面，而我國學者的定義更多的是傾向于對遺產旅游的解釋性說明和保護開發。謝朝武（2003）認為，文化遺產旅游是以文物、古跡等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物質遺存作為主體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鄧明艷（2005）認為對世界遺產旅游的定義要考慮到旅游者的動機和旅游吸引物，她將世界遺產旅游定義為：以世界遺產為吸引物，到遺產地去欣賞世界遺產的景色、體驗或學習世界遺產文化的旅游活動。羅佳明（2004）從概念內涵上分析了遺產旅游與一般旅游的區別：遺產是歷史保存下來的，不是為旅游者而建的；遺產旅游僅僅是實現遺產價值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全部；遺產旅游是一種高品位的回歸自然和歷史的旅游。劉慶余等（2008）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將遺產旅游定義為：以遺產資源（目前主要是世界級遺產）為旅游吸引物，到遺產所在地去欣賞遺產景觀，體驗遺產文化氛圍的一種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動，使旅游者獲得一種文化上的體驗。王鏡（2011）認為遺產旅游概念的內涵是旅游者從事遺產的觀賞、審美、體驗、學習和愉悅等旅游體驗活動，這些旅游體驗活動與遺產文化有關，是對遺產文化價值和內涵的體驗。關于遺產旅游的概念，已經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是“關注我們所繼承的，一切能夠反映這種繼承的物質與現象一一從歷史建筑到藝術工藝、優美的風景等的一種旅游活動（黃亮，2006）”。

1.1.2遺產旅游的環境影響

近年來，旅游對遺產地環境、生態的影響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成為眾多的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點。國內對遺產旅游的環境影響主要集中在對遺產地旅游環境容量的研究。遺產地旅游環境容量研究可以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可以作為遺產地的保護、規劃、管理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亦保證了旅游者在遺產地的體驗質量。崔鳳軍（1997）采取靜態模型研究方法，對泰山主景區的旅游環境承載力作出了系統測算，揭示了其時空分異規律，剖析了旅游環境承載力資源的利用強度，提出了旅游調控策略。章小平（2007）從生態容量、資源容量和地域社會容量三個視角對九寨溝的環境容量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并對九寨溝旅游環境容量進行了定量分析，最終得出一系列具有借鑒與參考價值的結論。張欽凱（2010）通過對制約石窟類景區容量的要素進行分析，提出了影響石窟旅游環境容量的各項因子以及使用權重分配法來確定最終容量的思路。

1.2遺產旅游地研究

1.2.1遺產地的旅游資源及其保護利用研究

探索遺產地旅游資源，分析、評價、確定、調整它的利用方式及方法，是遺產旅游基礎性、關鍵性的工作，也是遺產地發展旅游業的核心問題。崔鳳軍（1999）在論述泰山宗教文化特征的基礎上，對泰山的旅游資源進行了分析，并概括了其宗教旅游特征，提出了不同主題的旅游開發策略；吳有訓（2002）在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分析了黃山冬季旅游氣候資源，提出了發展冬季旅游的建議；胡善鳳（2002）分析了黃山旅游資源存在的問題及隱患，對黃山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出了新的觀點和措施；陶建軍（2009）對湖南省衡山和雪峰山旅游氣候資源的深度開發利用的研究；萬壽宮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研究（李星，2011）；武當山遺產旅游開發中存在的問題的研究（顏麗麗，2010）。總之，這些都是在對遺產地旅游資源分析、評價的基礎上提出的保護與開發策略。

1.2.2遺產地旅游生命周期研究

對遺產地生命周期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遺產地旅游規律，了解市場需求，從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延長遺產地旅游生命周期，實現遺產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世界遺產地作為一種特殊的旅游地，其生命周期存在著自身特有的規律。近年來，遺產旅游業逐漸興起，許多學者越來越關注于遺產地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

楊效忠等人（2004）以普陀山為例，探討旅游地生命周期與產品結構的演化關系。孫根年等（2007）以秦俑館為例，對其旅游生命周期與結構變化進行研究，發現秦俑館入境旅游呈波浪式的“扇貝型”增長，國內旅游呈“主循環—再循環”模式，兩者的生命周期呈現出不同模式。丁健（2000）等對建水燕子洞的旅游生命周期進行研究，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即探查階段、參與階段、發展階段和衰落階段。他們還分析了影響該洞旅游生命周期的各主要因素，并提出重振建水燕子洞旅游業的對策和建議。程曉麗（2008）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為指導，對九華山的旅游生命周期進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九華山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探索階段、參與階段。目前正處在發展階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延長其旅游生命周期的具體對策及建議。

1.2.3遺產真實性問題研究

發展遺產旅游，利于籌集遺產保護資金，強化遺產保護意識，然而，遺產作為旅游產品，必然被商業化以適應市場需求。在實踐中，遺產地發展旅游導致過度商業化的現象非常普遍，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五類問題：遺產地“改名風”、“為遺產地命名”、“在遺產地建設旅游設施”、“在遺產地進行旅游展示，在講解中以大同小異、似是而非的傳說和神話，代替基于文化、歷史、科學的介紹”，以及“基于經濟利益的遺產產品復制”（徐嵩齡，2003）。遺產的過度商業化進而損害了遺產的真實性。原真性對于遺產具有重要意義，體現遺產歷史文化價值的本質屬性（阮儀三，林林，2003）。許多研究者指出原真性能夠提升遺產旅游的品質，同時，原真性是把遺產和旅游聯系起來的關鍵點。原真性對于遺產旅游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作為推力，對于個人的遺產消費決策很重要；作為拉力，對于遺產目的地的吸引力很重要（陳勇，2005）。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動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徐嵩齡，2008）。然而，我國遺產地在原真性的建設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徐紅罡等（2012）以西遞宏村為例，從“原真性”實踐反思中國遺產保護，指出：由于政府本身的角色和身份的影響，原真性理解和執行受到了其角色的限制，是一種高速經濟增長和滿足各級部門保護要求的目標純粹、手段單一的方案，完全缺乏了對居民的聲音的考慮以及在歷史進程中對遺產的更全面理解。

1.2.4可持續發展與科學發展觀研究

在自然遺產的可持續研究方面，駱培聰（1997）以武夷山國家風景名勝區為研究區域，對該區的旅游環境容量進行定量分析，找出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彭翔（1999）指出了旅游業對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的環境影響及成因。徐嵩齡（2002）對黃山的管理模式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與評價，并提出了對策與建議。全華（2003）通過實地監測并全面分析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環境演變趨勢，證實了景區生態環境中的關鍵影響因子和最脆弱的環境因子。

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旅游發展方面，陳峰云等（2007）以平遙古城為例，系統總結了古城旅游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探析了這對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盧松等（2005）以“世界文化遺產—西遞宏村”為對象，在旅游環境容量靜態模型的基礎上，對西遞景區旅游環境容量狀態展開分析，計算了西遞景區不同季節旅游環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環境容量調控的基本對策。保繼剛（1987）對“世界文化遺產—頤和園”的旅游環境容量進行了探討。翟向坤等（2009）對北京“世界遺產”旅游的現狀、問題及原因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與對策。

1.3遺產旅游管理研究

1.3.1經營管理模式及體制研究

“世界遺產”的市場化經營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經營和股份制企業經營兩種模式（孟華，2005）。兩種經營模式的實質是產權的改變，二者均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離，保護權與開發權或完全分離或不完全分離。正因為如此，引起了產權問題的爭論。經營管理改革的爭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主張移植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體制；另一種是提出遺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徐嵩齡，2003）。朱建安（2004）指出：國家公園管理模式在我國缺乏實施的財政、行政管理和法治條件，所以說第一種模式不具有現實可行性。王興斌（2002）提出遺產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監護權分離與制衡（簡稱“四權分離與制衡”）。然而，徐嵩齡（2003）認為“四權分離”是不恰當的，對遺產價值、遺產保護和管理標準、遺產事業使命缺乏完整而準確的理解。他進一步提出了中國遺產旅游業制度建設上的“中國特色”。

1.3.2利益主體研究

李凡等（2007）以廣東省大旗頭古村為例，應用利益主體理論，在對利益主體調研的基礎上，將古村落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劃分為密切型、中間型和疏遠型3種。張偉和吳必虎（2002）將利益主體理論應用到樂山市旅游發展戰略規劃過程中，并對不同利益主體的旅游意識和利益表達進行了定性與定量分析。蘇明明（2012）以慕田峪長城為例，研究了當地遺產保護、旅游管理與社區參與的關系，指出社區參與管理的重要性。黃昆討論了景區利益主體的含義，探討了各利益主體對景區環境管理的影響，提出各方要共同參與景區環境管理。周年興等（2005）以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為例，列出了風景區規劃所涉及的相關利益主體，運用相關關系矩陣分析了他們之間利益關系，最后確定了主要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并進行了規劃和行動決策。

1.4遺產旅游者體驗研究

作為體驗時代的遺產旅游，是遺產保護、利用和遺產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實現高水平的遺產旅游，實現游客對遺產的觀賞、審美、體驗、學習并獲得愉悅，旅游體驗應該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層研究內核（王鏡，2011）。黃耀麗等（2006）以沙漠旅游為例，從旅游者切身感受的視角出發，通過分析沙漠特色旅游體驗的形成機理來認識旅游開發及服務管理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沙漠旅游發展的途徑：樹立一切從“旅游體驗”出發的理念，貫穿于開發規劃、產品設計和服務模式之中。羅佳明（2010）探討了遺產地精神與體驗旅游的融合；王鏡（2011）在調查了600多名西安市遺產旅游者的基礎上，從三個視角對游客的旅游體驗進行研究，通過分析發現，遺產旅游者普遍在旅游后產生了“對西安遺產文化了解”的自我評價降低的現象，反映了遺產旅游體驗對于重游的特殊要求；張建忠（2012）通過對西安三大遺址公園體驗旅游的開發研究，提出了游客對文化遺產旅游體驗的兩個核心層面：原真性真實與結構性真實。

1.5遺產旅游解說系統的研究

遺產旅游資源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科考價值，然而普通游客難以深刻認識和理解這些遺產的重要價值，這就需要在遺產旅游資源和游客之間建立一個有效的旅游解說系統。遺產旅游的發展依賴于旅游解說系統，一個完善有效的解說系統能夠提高游客的游覽質量，從而增強遺產地的旅游吸引力。

國內對遺產旅游解說系統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集中于解說的內涵與功能、解說系統的介紹、解說存在的問題等。作為旅游休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認識解說的發展歷程中，不同的學者對解說形成了不同的理解。陶偉認為解說指的是廣泛意義上的對歷史、文化和自然現象的“翻譯”，以便于觀眾（如：游客、參與者、任何接觸到的人）能夠更好的理解和享受。張明珠（2008）認為旅游解說系統是指通過運用溝通媒體幫助游客了解特定信息，達到保護資源、服務和教育的基本功能，從而進一步實現資源、游客、社區和管理部門之間的互動交流。關于解說系統的功能及作用，鄧明艷（2010）認為，解說具有擴散旅游客流的功能。陶偉（2009）認為解說是一種重要的遺產保護策略，能夠通過影響游客的知識重組和行為意圖，幫助達到旅游可持續發展和遺產資源有效保護的雙贏目標。閔慶文（2012）指出：“科學性解說”是遺產旅游科學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2結論與評述

國外關于遺產旅游的研究，關注實踐，重視基本理論，研究內容全面，研究視角多樣，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增加了案例研究的實用性和深度。與國外相比，我國在該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緊密追蹤實踐，研究內容較為集中，冷熱不均，實證研究不夠準確、深入、科學，因此，還有相當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去研究和探討，在今后的相關研究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借鑒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基礎理論的研究應該較為廣泛地涉及到遺產旅游的概念定義、系統理論、關系和影響，加強基本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同時，我們要在此基礎上，深入思考，結合我國遺產旅游地實際情況，提出富有創造性的相關遺產理論。借鑒國外研究經驗，加強遺產理論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二是實踐研究中加強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的深化與結合。對于定性研究，研究人員在案例調查的過程中要深入、系統，拓寬定性研究的視野；對于定量研究，研究者應加強在數據來源和分析檢驗等環節上的嚴密性；在此基礎上，我們要將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緊密結合，做到持續、系統、深入的跟蹤研究。

三是加強對遺產旅游者的動機、行為特征、體驗等方面的研究。遺產旅游者是遺產旅游的主體，加強對旅游者的研究，有助于旅游把握市場需求。將遺產旅游資源的研究引入到市場化、產品化的方向，適應當前和未來旅游市場的需求，是需要我國遺產旅游實踐和理論界共同努力來解決的一個問題。

四是加強對遺產旅游市場營銷的研究。目前，國內遺產地旅游營銷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遺產地遺產資源，以后的研究應重視挖掘遺產地的特殊價值，在遺產地的旅游產品屬性、利益、價值、個性及旅游群體等方面多開展深入的研究，同時要加強對產品定價、遺產地旅游形象、市場及營銷策略的深入研究，促進遺產旅游業健康發展。

五是逐步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遺產旅游研究。我國的遺產旅游研究重立法與管理，緊密追蹤實踐，而國際遺產旅游研究重行業和市場營銷的研究特色，相信是不同社會背景和遺產旅游不同發展階段的產物。應該以發揚特色、積極創新的態度，結合國外遺產旅游研究進展，促進研究與實踐的深度結合，并發揮研究的導向作用，逐步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遺產旅游研究。

參考文獻

[1]謝朝武，鄭向敏.關于文化遺產旅游研究的若干思考[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2）.

[2]鄧明艷.世界遺產旅游基本問題研究[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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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慶余等.中國遺產資源的保護與發展[J].中國軟科學，2005，（5）.

[5]王鏡.基于問卷調查的遺產旅游體驗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1，（4）.

第8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游客管理；游客調查

中圖分類號：G2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3）06-0117-05

Exploration of and Practice with Visitor Management

at the Mogao Grottoes

——Visitor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LI Ping

（Reception Department，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Scientific visitor management is effective in bridg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til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periodic visitor survey carried out to examine the experiences， requirem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visitors in a timely manner should be a prerequisite an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y visitor management plan. By introducing the visitor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at the Mogao Grotto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routine visitor observation for improving visitor management a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Keyword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Mogao Grottoes； Visitor management； Visitor investig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七屆會議上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在寶貴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經歷了漫長的自然侵蝕與可怕的人為破壞后，人類第一次集體意識到了這些資源的獨特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對于人類歷史、現實與未來具有的重要意義，從而發出了共同的聲音：保護無論屬于哪國人民的這類罕見且無法替代的財產，對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

1985年11月，中國政府正式簽約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7年11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第十一屆會議上，莫高窟被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與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陜西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泰山一起成為中國首批“世界遺產”。這意味著莫高窟作為“全人類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它將享受整個國際社會在經濟、科學、技術、藝術等方面的集體性援助，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政府和這處遺產的管理機構——敦煌研究院，對莫高窟的有效保護，向全世界作出了自己的莊嚴承諾。

在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25年后，伴隨著整個中國國力的增長、全民文物保護意識的提升、國家對文物保護事業的重視和投入的加大，今天的莫高窟在文物保護的技術、設備、資金和管理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步，都是25年前所不能相比的。但與此同時，一個在25年前并不突出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問題現在變得日益嚴峻，那就是作為極富吸引力的“旅游資源”的莫高窟，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來訪者的壓力與威脅。過多游客到來造成的洞窟內空氣中溫度、濕度、二氧化碳含量的升高，洞窟長期開放引起的過度疲勞以及隨之而來的壁畫酥堿、起甲、空鼓等病害的加劇，都是脆弱的“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不能承受之重”[1]。而這也似乎是全世界的遺產地所面臨的共同難題——保護與開放的矛盾。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旅游理論界曾流行著這樣的觀點：旅游業是無煙產業，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旅游業是低收入、高產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旅游資源主要是由可再生資源組成的，旅游消費是精神消費的過程，因此旅游資源不會耗竭。現在看來，這樣的觀點毫無疑問是極大地低估了旅游業對環境和旅游資源的破壞和損耗[2]。但另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旅游作為一種產業對國民經濟的促進，對那些旅游資源豐富的當地社區民眾生活的改善所作出的貢獻同樣是巨大且不容忽視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旅游資源（自然和文化遺產）從本質上來講屬于所有人，每一個人都有欣賞、認識、了解它的權利，而且也只有當這些遺產的重要性和脆弱本質被廣泛的大眾理解和接受，遺產地才能夠爭取到它賴以生存的資金和公共政策的支持。公眾才會對文化遺產有公共意識和公共支持，在這里保護和旅游找到了他們互利的支點。正是認識到了保護和旅游這種既相互對立矛盾又彼此需要、互利的辯證關系，人們開始思考和尋找一種新的出路。

游客管理（Visitor Management）一詞最早出現于何時，現在已經很難考證了。但作為有意識的游客管理活動，學界一般認為最早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的一些國家公園。當原本只對特權階層開放的公園開始服務于普通民眾后，大量游人涌入，對公園的環境造成了極大地沖擊，人們開始意識到保護公園的生態資源，游客管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可以說游客管理最早的動機就是對環境資源的保護[3]。

半個多世紀以來，游客管理的理念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實踐。我國雖然到目前為止依然缺乏對游客管理的系統理論研究，但與游客管理相關的管理活動本身在客觀上是存在的。在對西方先進的游客管理理念與成功的管理經驗學習的基礎上，通過實踐中的不斷探索與總結，我們對游客管理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從簡單、粗放到逐步科學、規范的過程。游客管理的基本要素從游客與環境的兩個要素，擴展至游客、環境、政府、旅游企業、社區等多個要素；游客管理的內容從游客責任管理，擴大為游客責任管理與旅游體驗管理；游客管理的目標也從單一的環境保護，發展為游客滿意與旅游目的地滿意[4]。可以說，在對什么是科學的游客管理的認識問題上，我們已經取得了進步。但是要對游客管理下一個科學、準確的定義，卻依然是困難重重的工作。也許游客管理就像管理一詞本身一樣，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釋。但是科學的游客管理要實現游客滿意與旅游目的地滿意這一概念，卻已經是越來越多的人的共識。換句話說，如果遺產地的游客管理不能有效地制止游客的不良行為對遺產資源的破壞與損耗，則將被視為是一種失敗；如果遺產地游客管理不能給旅游者帶來一段有價值的、滿意和愉快的經歷，并使遺產的重要性、脆弱性和保護它的必要性得到旅游者內心的認可、傳播與尊重，也將是一種失敗。這就是我們作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游客管理部門，在過去的若干年開展一切游客管理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基本信念。

《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分項規劃第13章為游客管理規劃，明確提出游客管理目標為：為游客提供國際先進標準的優質服務，將敦煌莫高窟建設成優質的世界遺產地。在主要對策中采用游客問卷形式，及時了解游客感受與需求，積極提高服務內容與質量。同時，建立定期監測制度，監督游客服務質量改善情況。

作為敦煌研究院的管理和接待游客的部門，我們根據《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中明確提出的游客管理目標，把游客調查作為搞好游客管理工作的一個常規方法，持續不斷地了解了大量的游客基礎信息，這些信息是我們制定保護與開放、游客管理與服務的依據。通過了解游客對莫高窟管理和服務的整體感受與評價，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改進我們的管理工作，提高服務與管理水平。

從2002年開始至今，莫高窟每年定期進行3次游客調查，經過10年的連續游客調查活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并編輯了《莫高窟游客調查規范手冊》。中國文物古跡理事會出版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案例分析》一書，將莫高窟游客調查規范程序作為遺產地游客管理的成功案例（案例19）予以收錄。

一 2002年以來的游客調查活動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作為游客管理的部門，負責游客調查工作，10年來進行的有代表性的游客調查活動共有16次。每次的規模相同，發放2000份調查表，調查活動內容如下：

教育專項調查（2002年8月）

“五·一”黃金周游客滿意度調查（2002年）

“十·一”黃金周游客滿意度調查（2002年）

洞窟內照明設備及玻璃屏風的專項調查（2004年）

游客行為調查（2004年）

陳列中心游客調查（2005年）

游客參觀需求調查（2005年）

中國文化遺產日游客調查（2006年）

第二個文化遺產日游客調查（2007年）

黃金周遺址游客服務專項調查（2007）

未預約游客信息采集調查（2007年）

“五·一”黃金周游客調查（2008年）

“十·一”黃金周游客調查（2009年）

“五·一”黃金周游客調查（2010年）

旅游高峰期游客調查（2011年）

“十·一”黃金周游客調查（2012年）

二 游客調查的程序

游客調查主要包括以下幾項內容（圖1）。

（一）組織游客調查機構

《敦煌莫高窟總體規劃》中的游客管理規劃指出：由直接涉及游客管理的部門負責人或主要參與人員提出游客服務中所面臨的具體問題，進而針對現存問題提出前景目標，據此制定敦煌莫高窟的游客管理對策、具體措施與工作計劃。因而，游客調查機構人員必須包括游客管理部門的負責人、有經驗的從事游客服務的工作人員，最好有精通外語的專業人員參加，組成一支懂專業、懂外語、會分析的組織調查機構，人員由四到五人組成。

（二）確定游客調查時間、內容

根據遺址的具體情況來確定進行游客調查的時間及內容。游客調查時間應當固定，這樣每年所進行的游客調查才能有對比，以發現問題。調查內容應根據工作的進展進行更新。調查時間的確定應當有代表性。我們確定每年4月為常規調查，此時為莫高窟新的一年接待工作的真正開始。“五·一”、“十·一”為黃金周，是游客最為集中的時候，此時莫高窟的參觀辦法有所改變，必須對此進行調查，了解游客對這一參觀變化的感受。8月為專項調查，此項調查內容時有更新。

（三）設計游客調查表

敦煌莫高窟游客調查表（樣表）

尊敬的游客：

歡迎您來敦煌莫高窟參觀，為了進一步加強對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國務院決定從2006年起，將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第一個文化遺產日就是今年的6月10日。在“文化遺產日”即將到來之際，敦煌研究院接待部決定進行專項游客調查，希望您將自己的感受及體會通過填寫這份調查表記錄下來。調查的結果將有助于我們加強我們的管理工作，更好地為游客服務。您對我們工作的大力支持，我們深表感謝！

敦煌研究院 接待部

1. 您來自什么地方： 省 市（縣）

2. 性別（男、女）

3. 您愿意告訴我們您的年齡段嗎？愿意/不愿意

20歲以下 20歲至30歲 30歲至45歲

45歲至60歲 60歲至70歲 70歲以上

4. 您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來到敦煌：

火車 飛機 長途汽車 自備車 其他

（具體交通工具______________）

5.您本人： 參加了旅行團

沒有參加旅行團，自由旅行

6. 這是您第一次來莫高窟參觀： 是 不是

如果不是第一次，你以前來過幾次？

7. 您是怎樣知道莫高窟的：

報刊 電視、廣播、網絡 出版物

家人、友人的介紹 政府機構的宣傳

在工作單位獲知 旅行社廣告

其他（請具體講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來參觀的主要目的是：

研 究 考 察 旅 游

其他（請具體說明__________）

9. 莫高窟如遇下雨、下雪、沙塵暴等惡劣天氣，為保護文物，暫停開放。您是否理解這一舉措？

理解 不理解 反對

10. 若您到達莫高窟后，被告知因上述情形莫高窟將停止開放，不能按時參觀時，您的反應是：

先參觀莫高窟陳列館，以等待天氣好轉，洞窟開放

改變日程，去別的景點參觀

非常生氣，取消莫高窟參觀計劃

11. 您大約參觀了多長時間？

一小時 兩小時 兩小時以上

12. 您對莫高窟講解員的服務態度及講解質量是否滿意？

滿意 基本滿意 不滿意

13.您若對遺址的管理及服務方面有什么建議、意見的話請告訴我們：

以上是本次調查的問題，耽誤了您很多寶貴的時間，非常感謝您的合作，您提出的答案將有助于提高我們的工作水平，謝謝！

2006年6月5日

游客調查表的設計需要認真準備、反復討論，向直接與游客交往的人員征求意見，因為他們非常了解游客的心理。我們的做法是請全體講解員對調查表進行討論，不斷修改完善，設計中、英、日三種文字的游客調查表，結合調查主題設計調查內容和調查條目。每次調查活動，調查表的前8個問題是一樣的，因為前8項是關于游客的基本信息，其后諸項則各有側重。向游客提出的問題應為中性問題，不能誘導游客回答。

調查表應包括常規的條目以及調查的專項條目，各個調查表的條目內容應該連貫。時間久了，可能有些條目不再有意義，因此應根據具體情況予以調整。

游客調查表的發放及回收方式

游客調查表的發放及回收方式要根據遺址的具體情況而定。發放方式及回收方式會對游客調查內容產生影響，所以應當慎重考慮，盡量采取一種不干預游客填寫調查表的形式發放及回收。4月份為莫高窟接待工作新一年的起點，此時來莫高窟參觀的游客并不多。希望了解游客對遺址的綜合管理方面的體會及認識，包括遺址的服務設施、服務態度、服務質量等。游客調查表原則上在莫高窟入口處直接發給游客，在出口處回收。回收問卷時，贈送小紀念品。

“五·一”、“十·一”黃金周游客非常集中，在兩個入口處設置專門調查人員進行調查表的發放及回收。8月為旅游旺季，尤其是團隊比較多，此時調查表分別發給各團隊的導游人員請其轉發至每個團隊成員；參觀完畢后，由旅行社導游人員集中交回。

（四）游客調查表的統計

由游客調查小組負責游客調查表的統計工作，提交統計報告，再由責任人進行分析。

（五）游客調查分析

游客調查分析工作非常重要，認真地分析可以了解許多游客信息及游客動態，并且掌握游客對遺址的綜合感受以及意見、建議。分析結果對遺址的管理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管理人員改進工作方式，提出更加切合遺址管理工作的措施。由專人負責管理，建立一系列健全的游客調查電子檔案。用書面文本的形式對游客調查結果進行詳盡地記錄，并把調查及分析結果及時提交上級部門。

三 結 語

通過調查積累、綜合分析使我們認識到，游客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文物保護、旅游開發、公共政策、旅游設施、交通、展陳內容、線路設計等領域及部門合作關系，任何遺產地游客管理計劃的制訂都應該建立在遺產保護單位、旅游部門、當地社區（地方政府與民眾）以及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廣泛合作與溝通的基礎之上，通過采用國際標準，依據科學、嚴謹的程序和步驟，對文化遺產地的歷史文化價值、保存利用和管理現狀予以評估，以定期的游客調查結果作為制定游客管理計劃的依據，尋找解決矛盾的相應對策。

作為長期工作在文化遺產地、從事莫高窟旅游開放一線的管理人員，限于篇幅，本文并不試圖探討涉及游客管理的更多問題并作過多的理論闡述，僅希望從個案入手，讓人們了解我們在對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文化旅游》和《文化遺產闡釋與展示》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按照《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中有關游客管理的分項規劃，在實際工作中是如何踐行的理念和要求的。如果本文能對其他歷史文化遺產地的游客管理工作有所裨益，將深感欣慰。

參考文獻

[1]樊錦詩.莫高窟保護和旅游的矛盾以及對策[J].敦煌研究，2005 （4）：1-3.

[2]謝凝高.“世界遺產”不等于旅游資源[J].北京規劃建筑，2001（6）：58.

第9篇：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新文化地理學；都市文化景觀；錦里；文殊坊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錦里和文殊坊作為業已建成的重要歷史文化街區，已經成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觀和文化名片，優雅地代言這個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統一規劃的重點文化建設項目，各具特色、各有優勢，本該不相上下、評分秋色，但事實上，“錦里”一直保持著一枝獨秀的繁榮，“文殊坊”卻在剛開市的一時風光之后長期陷入門庭冷落的境況。

這一現象很快引起了各界關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報》記者黃玲在04版經濟新聞中發表了題為《國慶人山人海節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緣何不如錦里》的報道，針對文殊坊作為“錦里第二”的趨同性，提出了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條街”以及“現場演奏天竺樂器”等操作性建議；其他重要論文有諸如周楊和樂雪《成都城市RBD錦里與文殊坊的比較分析》（2008）所作的經濟分析、周向頻，唐靜云《歷史街區的商業開發模式及其規劃方法研究——以成都錦里、文殊坊、寬窄巷子為例》（2009）的規劃學分析、崔佳春《基于后發優勢的成都大慈寺歷史街區保護與開發建議》（2011）的后發優勢理論與文化結構功能理論分析等。這些研究從各個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敗的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對正在進行和即將進行的其他歷史文化街區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下面，本文將從新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出發來分析二者在被作為都市文化景觀而建構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差異，以此探索作為都市文化景觀的歷史文化街區建設的優勢路徑。

“歷史文化街區”概念的形成：從“文化景觀”到“文化景觀遺產”

（一）“文化景觀”概念的歷史

20世紀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學形成，其標志是美國文化地理學家索爾（Carl，O.Sauer）《景觀的形態》（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書的發表。索爾首次將拉采爾等人的“文化景觀”的概念引進美國，并致力于通過“文化景觀”來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征。他從綜合角度對文化景觀加以發生學的研究，對景觀的結構做了詳盡剖析。他對文化景觀進行了如下定義：

文化景觀是由一個文化團體在自然景觀基礎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區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觀成為以美國索爾為代表的伯克利學派文化地理學的中心論題。1962年，該派地理學家瓦格納（Wager）和米克塞爾（Mikesell）進一步指出：

文化景觀是一個特定人類團體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綜合化和特征性產物，體現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潛力以及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它是歷代自然演化和人類活動的結果。[2]

（二）“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出現

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即《華盛頓》），該指出，“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

1992年12月美國圣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WHC）第16屆會議上，文化景觀被提出并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之中，成為繼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自然與文化雙遺產之后的第4種遺產類型。[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景觀是人類社會和聚落隨著時間在自然環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機會以及延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內在的）影響下的有形證據。它們必須具有杰出的普遍價值并成為某一地理區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署則將文化景觀定義為聯系著一個歷史事件、活動、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一個地理區域。[5]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提出使得遺產保護從對單一對象的保護擴展為對“場所”的保護，從靜態保護轉變為活態保護，從器物層面的保護擴展到人地關系的保護，這種轉變充分彰顯了文化景觀遺產的時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觀遺產的觀念被納入到各國的歷史和文物保護法中。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地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我國正式提出歷史街區的保護是在1986年，國務院在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對文物古跡比較集中，或能完整地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區、建筑群、小鎮村落等也應予以保護，可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公布為當地各級歷史文化保護區。”這是保護歷史遺產的重要舉措，從此形成了保護文物古跡、保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分層次的保護體系。2002年，我國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等文化景觀列入文物保護范圍，要求建立起一個從單體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到歷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護架構，使得有形的文化遺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如京杭大運河、長城、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歷史文化街區”的概念，出現在歷史保護從文物建筑逐步走向歷史文化環境整體保護的過程中，是一種文化地理學意義上的文化景觀類型，因而同時具有建筑、文化、社會、歷史多個維度的價值。

成都歷史文化街區的現狀：從“歷史文化保護區”到“游憩商業區”

（一）成都“歷史文化保護片區”的規劃

歷史街區是城市演進歷程的見證和傳統文化的載體，而城市的快速發展必然會引起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與融合。在可持續性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進行歷史文化街區改造已經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重要的問題。

成都是1982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名城之一。對于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物眾多的城市，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顯得尤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劃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寬窄巷子三大歷史文化保護片區。1986年又對該規劃進行了修訂補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學研究會牽頭召開了“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發展研討會”，并向市政府提交了《歷史文化名城成都保護發展建議》。此后成都市有關部門在此基礎上對歷史文化名城進行了系統的保護，即從個別保護到群體保護，從靜止保護到動態保護。[6]

（二）成都RBD現狀

與此同時，成都還必須思考如何在延續舊有文化血脈、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的問題。在無數的探索與調研之后，與北京、上海等諸多歷史文化名城一樣，成都最終選擇了游憩商業區（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簡稱RBD）規劃模式，決定將RBD作為城市文物保護和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于創造城市文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RBD這一概念最早由查爾斯.A.斯坦菲爾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約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區的購物問題時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務區（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簡稱CBD）和居住功能區（LBD）相融合的產物，是為滿足季節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內某一區域集中布置飯店、娛樂業、新奇物和禮品商店的街區。[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學》（Recreation Geography）一書中把新文化地理學的文化景觀理念內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繼剛在研究深圳華僑城發展模式時，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許多國內外學者進一步研究發展并實踐了RBD規劃理念，將城市RBD的類型擴展為四類：（1）大型的購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購物步行街型；（3）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4）新城文化旅游區型。如北京新東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條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較為成功的“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業網點發展規劃》，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將重點把浣花風景區、武侯祠片區、水井坊片區、文殊院片區、北郊風景區、十陵歷史文化區等6個片區建設成旅游休閑商業片區，以此為中心帶動周邊的旅游產業和商業文化的發展的規劃。這六大片區中，除北郊風景區之外，五大片區均分別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是典型的“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RBD。

錦里（武侯祠片區）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區）相繼建成，并對外開放，二者的基本隋況如下：

1.錦里

錦里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早在秦漢、三國時期便聞名全國。如今，錦里被改造為一個集中展示巴蜀民風民俗和三國蜀漢文化的民俗風情街區。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漢、三國精神為靈魂，明、清風貌作外表，川西民風、民俗作內容，擴大了三國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這條全長350米的街上，濃縮了成都生活的精華：有茶樓、客棧、酒樓、酒吧、戲臺、風味小吃、工藝品、土特產，充分展現了四川民風民俗的獨特魅力。此外，古戲臺將定期上演川戲的經典劇目，戲臺前會定期放映壩壩電影、以特色小攤的方式舉行民間藝人的展演（如糖畫、捏泥人、剪紙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鏡等）；熱鬧非凡的民間小吃集市，讓人們親身體驗川西古鎮“趕場”的熱鬧場景；趣味十足的民間婚禮展示，游人可參與其中，樂在其中，而情侶們甚至還可以將自己的婚禮儀式搬來錦里舉行，體會一種獨特的、傳統的婚慶方式；民間音樂及戲劇表演、民俗服裝秀更是長年不斷，花樣百出。其他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轎和滑竿等傳統交通工具等多種古韻十足的特色項目，讓錦里重現昔日川西古鎮的生活原貌，被稱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圖”。

該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運作模式，引進經營管理人才進行市場管理。據統計，自2004年11月開放以來，已接待國內外游客800余萬人，實現銷售收入近億元，拉動周邊經濟2億元以上，為社會提供近千個就業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閑文化的一個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規劃的三大歷史文化保護片區之一、六大旅游休閑商業區之一，是中房集團成都房地產開發總公司傾力打造的以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為主題，以川西街院建筑為載體的，充分體現老成都人文歷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閑旅游勝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與傳統城市商務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殊院（5.73公頃），形成東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順橋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規模的協調區，總規劃用地面積為33.25公頃。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會館和成都廟街兩大部分。成都會館院落總占地面積為7460平方米，項目分兩期進行開發，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為清末時期的木質建筑，通過落架整合修建進行保護后，老院落里破舊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復；成都廟街與成都會館一街之隔，同樣為傳統老建筑。開街營業后的成都廟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飲休閑、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開街，依托具有1400年歷史的文殊院，投資22.2億元，將其周邊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進行搶救性保護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資”和“規模”都可謂得天獨厚，且有后發優勢。如此偌大的占地規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顯得過于冷清。

歷史文化街區的未來：從“物質文化景觀”到“非物質文化景觀”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學視野中的新“文化景觀”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國文化地理學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羅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專著《意義的地圖》（Maps of Meaning）一書被視為新文化地理學誕生的標志。

與傳統文化地理學相比，新文化地理學提供了一種景觀研究的新視角：

第一，強調人地關系：從景觀形態研究的研究轉向景觀文化的研究，試圖將景觀的概念與其歷史發展聯系起來。新文化地理學結合社會學與文化理論來解釋和研究景觀，對景觀進行文化研究，關注社會文化和政治過程對景觀的塑造，以及景觀本身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將景觀的討論納入整個后現代主義的爭論當中，顯示出景觀成為社會、文化、政治體系等活生生的人地關系中的重要部分。這樣，景觀就并非只是一個對象性的客觀自然系統（自然景觀）或客觀文化系統（文化景觀），而成為一個文化、社會、歷史的多維存在。這就強調了文化景觀中人地關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強調文化景觀對于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承載：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觀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觀的符號意義。

李凡、朱竑、黃維《從地理學視角看城市歷史文化景觀集體記憶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體記憶所體現出的社會性，通過物質的和象征性的城市歷史文化景觀，去探究其集體記憶的認知空間和情感空間更具有現實意義。他們詳細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觀對于保存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重要功能。戴維·洛文蘇（David Lowenthal）指出，歷史建筑和城區的保護、象征性復制品的創造、紀念碑和博物館均用于紀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諸如供娛樂的街道設施、公共藝術品和歷史地名等象征性符號都是城市記憶的證據。[10]蒂姆·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指出，“紀念物、博物館、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額、碑銘，以及將整個都市鄰里指定為‘史跡地區’，都是將記憶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見，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必須考慮到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傳承。

（二）歷史文化街區內涵的進一步界定：物質文化層面與非物質文化

新文化地理學對文化景觀的重新定義使得歷史文化街區從單純的“歷史古跡保護地”變成了“城市集體文化記憶場”，這促使對歷史文化街區的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從“物質文化層面”進一步深入到“非物質文化層面”。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修訂并通過了《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確指出：文化景觀是自然與人類的聯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內外作用下，人類社會和定居地的歷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其中提出：歷史性城市景觀的保護和保存，既包括保護區內的單獨古跡，也包括建筑群及其與歷史地貌和地形之間在實體、功能、視覺、材料和聯想等方面的重要關聯和整體效果。

2005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中國西安召開第十五屆大會，大會通過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確指出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保護的重要性和獨特貢獻，“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周邊環境指的是緊靠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和延伸的、影響其重要性和獨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獨特性組成部分的周圍環境……除了實體和視角方面的含義之外，周邊環境還包括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所有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和精神實踐、習俗、傳統的認知或活動、創造并形成了周邊環境空間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當前活躍發展的文化、社會、經濟氛圍。”[13]

正如崔佳春所言，“歷史街區是過去一定時期內社會生活的載體，反映著人們的生活習俗、生產能力、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是城市發展的見證，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綜合目前各類文獻對歷史街區的定義，我們可以認為：歷史街區，是指保存有一定數量的歷史建筑、構筑物，且能夠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時期城市的歷史風貌、生活習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圍合而成的區域。”[14]

（三）錦里與文殊坊的比較：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

1.錦里：錦里是成都首個以“歷史文化”為主題進行綜合開發的街區。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看，錦里片區街道兩側的所有建筑均屬新建，并不具備歷史遺產價值；但錦里充分利用緊鄰武侯祠的區位優勢，把自己打造成為集中展示三國蜀漢文化和巴蜀民風民俗的民俗風情街區，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承載。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護與開發采用的則是改造與重建結合的方式。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看，文殊坊片區內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維護與修繕，其中廟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較好地實現了物質層面的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層面看，街區設想以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為主題，傳統川西街院建筑群為載體，力圖保留老成都人文歷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閑旅游為主的城市“游憩商務區”（RBD）的想法。但由于對佛禪文化強調不足，對川西民俗表達不充分，與街區核心文殊院幾乎沒有互動，文殊坊街區成了_一個文化空殼。

結論：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于成都歷史文化街區建設的意義

首先，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人地關系的強調促使我們去思考歷史文化的當代呈現問題。

錦里采用“趕場”、壩壩電影、古戲表演、手工織錦、夜晚打更、采用花轎和滑竿等傳統交通工具等多種古韻十足的特色項目，來重現昔日川西古鎮的生活原貌是一種很好的嘗試。但文殊坊對于古代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現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于集體記憶的強調，促使我們去搜尋各個歷史文化街區各自特殊的文化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