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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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關鍵詞:保定市;就業;財政金融政策

基金項目:2009年度保定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課題編號:200902112;河北省科技金融重點實驗室支持項目

中圖分類號:F8文獻標識碼:A

就業和再就業是近年來保定市的一個工作重點,特別是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大學生就業、農民工就業及出口企業瀕臨破產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再加上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失業問題,使全市就業問題趨于嚴峻。展望“十二五”時期全市就業與再就業形勢,其有利因素很多,但存在的壓力也不小,對此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并加以妥善解決。

一、當前保定市勞動力就業現狀

(一)失業人數增加,登記失業率呈上升趨勢。全市國有下崗職工人數在2008年末有76,534人,2009年二季度末人數略有下降為74,283人。2009年到再就業服務中心登記的失業人員人數略有上升,一季度為35,942人,二季度為37,459人。加之每年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更凸現出勞動力供需矛盾與就業壓力。從上面的數據來看,保定市的失業人員絕對數量的增加,相對比率的提高,都在提示我們:保定市的勞動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二)從行業需求看,72.8%的用人需求集中在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這種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行業需求結構相對穩定,這樣的態勢仍然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這個數字無疑說明發展第三產業將成為社會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主陣地。

(三)從用人單位看,企業用人占主要地位。其中,用人需求約57.4%的比重集中在中小企業,國有大中型企業招工比重極小。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既是用人需求的主體,又是求職人員集中求聘的職業。從百花路勞動市場了解到,招聘單位100%為企業,其中小型制造業和服務業招聘人數占主要地位。

二、保定市擴大就業面臨的困難

(一)勞動力資源供給遠大于需求。第一,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快,據2009年全市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推算,2009年全市勞動適齡人口109.86萬人。與2005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勞動力資源總量增加了37.14萬人,增長13.61%,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73個百分點;第二,外來勞動力大量涌入,保定市作為我國第四人口大市,處于快速崛起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外來勞動力來我市流動就業。“十二五”時期,預計僅外來勞動力來本市流動就業人數每年要超過20～30萬人左右;第三,近年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改革力度不斷加大,大量富余人員從企業下崗或失業,農村也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亟須轉移;第四,大學生就業情況依然是個難題。保定市高校較多,每年畢業生近3萬人,如此迅速增長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自然就給就業崗位的競爭形成巨大壓力。更重要的是,供需對比只是反映了總量情況,事實上我國的大學生就業還面臨結構上不對稱的問題,往往存在專業方向、學位登記、就業地域等結構性失衡問題。

(二)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不足。從世界各國的規律來看:許多國家勞動力的65%～80%在自由職業、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中就業,發達國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數量是45～55個,而我國只有53%的勞動力在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每千人擁有企業數量不到30個;我市每千人擁有企業數量為26個。由于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不足,造成失業人口過多,將會形成大量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從而帶來收入分配差異程度擴大,基尼系數也將會越來越大。保定市中小企業群體龐大但規模偏小。全市擁有各類民營經濟組織20.6萬個,90%左右民營經濟組織徘徊在從業人員8人以下的個體工商戶階段。年營業收入500萬元以上的企業862家,僅占民營企業戶數的3.4%。其中,年營業收入億元以上企業僅47家,占比僅為5.5%。

(三)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結構性失業。經濟發展過程,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過程,相應的就業結構也在不斷進行調整。在此過程中,總會有一部分行業的就業在萎縮,也不斷地會有新的就業崗位在增長,這部分新增的就業崗位對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有新的要求,而且要求總是越來越高。從原有就業崗位上游離出來的勞動力,總有一部分會因為不適應新的崗位要求而失業。以至于產生一方面企業求賢若渴,苦于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另一方面一些學歷低、技能單一、年齡偏大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這種結構性失業現象在當前及今后一個階段將長期存在。據2006年市勞動力市場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市場求人倍率(用人單位需求與求職人數之比)為0.86,求職成功率為56%,表明當年進入市場的每100名求職者中有14人是因為用人需求不足而未能就業,另有30人中是因為供求匹配上的原因導致勞動就業機會流失。

(四)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不夠完善制約著就業工作。一方面就業和再就業經費緊張,尤其是縣、區勞動力市場設施落后,同時又缺乏資金投入,無法形成市場規模和市場就業氛圍。勞動力信息網絡不健全,信息傳遞滯后,影響供需雙方對勞動用工需求的了解;另一方面目前各級職業培訓機構對就業人員培訓起點及培訓質量較低,大部分只是培訓初、中級技術,難以適應高技術人才需求的要求,同時,一些企業用工行為不規范也導致勞動者就業相對困難。表1是筆者協同有關部門針對失業者進行的調查。(表1)

本次調查發現,85.9%的失業者表示找工作時沒有獲得過街道或勞動保障等政府部門的幫助支持,91.6%的失業者表示尚未領取過最低生活保障金,95.9%的失業者表示從未得到過工會、殘聯、慈善組織等社會團體機構的幫助支持,79.7%的失業者表示沒有獲得過職業介紹機構的支持。可見,保定市作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等城市,對于失業者再就業而言,來自正式支持(政府的支持、勞動力市場建設等)的缺失與滯后,是導致失業增加的又一個原因。

三、進一步擴大就業的財政金融政策

(一)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

1、加快完善勞動力市場,增加職業教育和培訓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適應就業需求。目前,全市建立規范的職業介紹所,全面開展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和“一三一”服務活動,使勞動就業服務體系更加完善。但勞動力市場還未成為安置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在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同時,提高為企業和勞動力服務的質量,降低用人單位成本,解除就業人員就業時后顧之憂。

2、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強就業安全機制。要確保勞動適齡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首先解決失業、待業人員的后顧之憂;其次為企業人員流動創造條件。許多國有和集體企業希望充實人員,但是由于富余人員過多,而且富余人員走向社會又害怕沒有保障,不愿離開,從而造成企業負擔沉重,給企業更新人員帶來很大阻力;再次是簡化辦理企業職工流動手續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

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一是優先發展基礎性先導行業,盡快形成快捷高效、各種交通運輸方式協調發展的綜合交通網絡體系,從根本上提高通信設備的現代化水平。通過這些先導行業的發展,帶動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從而大大擴展就業容量;二是加快發展旅游業。旅游業是保定關聯度很強的產業,具有較高的經濟和就業帶動力。保定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要加強統一規劃,增大投入,優化布局,加強資源整合和宣傳推介,提高保定旅游產業的規模化、組織化水平,促進旅游經濟加快發展,為全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三是加快社區服務業的發展。隨著社區建設的不斷完善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社區服務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將成為城市經濟中獨特的新興產業。從就業角度來看,社區服務業兼具就業彈性大和適合勞動力面廣兩大突出優勢,更是吸納勞動力的良好渠道。今后我市在產業政策中將把社區服務產業納入著重培育的新興產業,進行必要的產業引導和政策指導,并協調財政、金融政策,對社區服務產業給予充分的扶持,促進社區服務業加快發展。

(二)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

1、對第三產業實行差別稅率。通過對第三產業實行差別稅率等稅收優惠,使它們的利潤率不致為負或接均利潤率水平,以扶持其發展。

2、對服務業給予傾斜政策,鼓勵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各級政府在促進傳統服務業升級的同時,應提供較為寬松的經營環境,在稅收發票的最低營業額、注冊資本、資質要求等方面降低進入門檻,讓從事社區服務的民間資本進入,特別是對微利服務項目應落實各種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以優化政策環境。

3、支持與規范就業服務中介機構。對從事就業介紹、勞動者崗位能力培訓的中介機構給予稅收減免和政府資金支持,對外勞務輸出的中介給予稅收補貼。

(三)促進就業的金融政策

1、加大小額信貸工作力度,進一步完善小額貸款各項制度和機制。新的就業扶持政策將小額擔保貸款政策放到了非常重視的位置,并且在對象、范圍上進行了適當擴展。在各項再就業扶持政策中,小額信貸扶持政策是下崗失業人員最關注的。要按新的扶持政策,進一步調整和完善小額信貸工作制度,按照以人為本的理念改進擔保程序,使有限資金發揮更大、更強的作用,促進再就業。

2、相關政府部門應加大對中小金融機構的政策支持力度。適度降低對中小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條件,對于中小金融機構的設立和營業網點數量的增加,只要適合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符合相關政策規定的準入條件,就予以支持;由于中小金融機構沒有國家信譽作保證,同時市場占有份額小,抵御金融風險能力弱,服務對象又主要是中小企業,因此對其貨幣信貸政策和稅收政策應給予一定的優惠。

(作者單位:河北金融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胡德巧,孫中震,嚴平.探索建立政府投資促進就業機制[N].人民日報,2010.1.20.

第2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6.44；F83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2-0124-02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依賴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良好的金融支持政策成為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一個包括金融支持、財政資源支持、稅收資源支持等多方面內外支持因素的綜合性系統工程。

一、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支持政策分析

《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提到，我國需“健全財稅金融政策支持體系，加大扶持力度，引導和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我國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形成了包括銀行信貸間接支持、資本市場直接支持多方位的金融支持體系。

（一）銀行信貸支持

“十二五”綱要提到“綜合運用風險補償等財政優惠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力度”。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依賴于銀行信貸市場等金融體系的支持。從江蘇省以往信貸資金的使用來看，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處于起步階段，其風險高、規模小、資金少、有形抵押物有限、缺乏市場信任，較多企業難以達到金融機構的考核要求。金融機構出于安全因素的考慮，資金投入主要放在成熟的大型企業，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較為謹慎保守，主要通過調低貸款利率扶持其發展。

對發展初期的企業，信貸投放給予政策性地支持可適用于其風險高、收益低的特征。發展至中期具有中風險、中收益特點時，政策性支持可讓步于市場性信貸支持，兩者協同配合。發展到后期，已發展成熟的產業具有風險低、收益高的特征，已無需政策性的信貸支持。

雖然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一直處于高速發展狀態，但仍不成熟。因此，國家倡導各金融機構在信貸管理及貸款評審方面對新興產業適度放寬，積極進行金融產品創新。江蘇省南京市、常州市、鎮江市及蘇州市都開展了如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產業鏈融資等新型金融產品試點；積極發展新型金融服務，并發展了一批中小型金融機構，充分發揮金融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支持效能。省內各市還建立了包括財政出資和社會資金投入在內的多層次擔保體系，綜合運用了風險補償等優惠政策。

江蘇省政府設立了獎勵基金對新增科技貸款進行獎勵。為更好發揮商業銀行的作用，省政府建立了科技型小企業貸款風險的補償機制以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無錫市科技局與農行無錫分行達成創新創業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出了科技信貸“綠色通道”和科技資金監管銀行等合作新模式，為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金融支撐。蘇州市鼓勵商業銀行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投放力度，確保戰略性新興產業新增貸款增速不低于全市平均新增貸款增速。

（二）資本市場支持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大問題就是融資渠道狹窄，過度依賴間接融資，市場直接支持力度不足。我國資本市場已形成了包括創業板、中小企業板、新三板的多層次體系。為解決融資難，國家倡導積極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發展初期高風險低收益的企業具有極強的發展潛力，可通過創業板進行上市融資。發展中期中風險、中收益的企業，可通過中小企業板獲得金融支持。當企業發展成熟具有低風險高收益時，增長速度趨于穩定，主板成為其必然選擇。

2010年3月，證監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創業板推薦工作的指引》明確保薦機構應重點推薦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國家也在加速場外交易市場的建設，專門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三板市場加速推進。完善各級市場之間的轉板，以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最終實現各層級市場之間能夠做到有機銜接，使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需求得到滿足。

在完善證券市場同時，國家也在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股權投資基金的建立，如私募股權基金、原點基金等，并爭取構建一個多元化的基金體系。江蘇省近年來正努力構建自己的區域股權投資中心。2013年，南京市成立了江蘇省新興產業投資基金。截至2016年4月底，蘇州市新三板掛牌企業達303家，企業獲得直接金融支持的渠道大大拓寬，占比達到30%。

國家還大力推動債券市場的發展，為企業開拓更多的債務融資渠道，重點扶持新興產業的發展。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國家倡導擴大其集合債券的發行規模，并針對其情況開發信用低收益高的債券、私募可轉債等產品，南京、蘇州、南通等市均發行了區域集優中小企業集合票據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二、政策性支持vs市場性支持

我國金融支持可分為政策性和市場性金融支持，兩者相互補充，共同促進產業的發展。政策性金融支持是政府通過干預方式引導金融機構在某些領域開展傾斜性金融活動，使得金融資源優先配置到符合國家產業發展規劃的領域。政策性金融支持從兩方面體現，一方面政府通過財政優惠或政策性擔保鼓勵金融機構政策性地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實現政策性支持。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與發展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加以保障。市場性金融支持是商業性金融機構所從事的金融支持活動，也是我國金融支持的主體。國家在大力倡導發展完善多層次的貨幣市場信貸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以充分發揮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效能。

政策性金融支持與市場性金融支持相輔相成，然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支持體系，兩者的協調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國家應通過立法明確政策性金融支持所服務的領域及功能。其支持模要隨著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及地區市場的發展不斷調整。在新興產業發展前期，一般采取政策性金融支持為主，市場性支持為輔的策略，使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作用體現在市場性支持暫時不能發揮作用的時期和領域。然而，長期政策性金融支持也會帶來一些問題，許多項目產生了不良貸款，金融支持財政化的問題日益明顯，使資產質量大大降低，不利于信用建設。因此，隨著產業壯大及市場金融支持的領域越來越寬，政府應將政策性金融適時地向市場性金融轉變，除保留必要的財政補貼，設立創投基金以吸引更多市場金融資本進入，更有效地實現政策性與市場性的協調，并逐步消除政策性金融支持產生的不良貸款、金融支持財政化的現象。

三、金融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機制

（一）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十二五”規劃以來，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已實施400多個專項項目，財政支持超過100億元，并帶動了1 000多億元的社會投資。金融支持存在財政化現象，這與金融運行的效率和安全存在著不協調問題。針對這一點，江蘇省堅持以政府和市場調節的方式來推動產業發展，減少財政資金直接無償支持比例，更多采用產業基金、以獎代補的方式，由地方財政設立相應的專項基金對科技貸款進行獎勵和風險補償，形成金融與財政支持的有效配合。此外，各地級政府也制定了《新興產業發展倍增計劃》。蘇州市提出，“市級工業產業轉型升級專項資金中60%以上將用于支持市區新興產業領域的產業優化升級、重大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項目，各地轉型升級等財政專項資金也應重點扶持新興產業發展。”

金融支持與財政支持是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兩大手段，具有互補性且相互影響，所以兩者的協調機制也是完善金融支持的一項內容。

（二）金融政策與稅收政策的協調

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仍處于發展初期，在金融支持上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性支持，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入不足，在稅收方面可通過相關稅收政策來引導其投資機制的多樣性，充分發揮社會和民間資本的潛力。此外，政府也要對該類產業進行稅收扶持，鼓勵更多的資金進入該類產業。

目前，我國并未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門制定相應的稅收政策，現有優惠政策均為結合高新技術產業及創新示范區的優惠政策并根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進行判定。主要優惠政策包括減免稅、盈虧互抵、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延期納稅和退稅等。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缺乏有針對性的稅收政策這一情況，政府已積極開展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全面稅收優惠的相關政策及實施辦法的研究，優惠將涵蓋流轉稅、所得稅等各個稅種。稅收政策影響到企業的稅負，從而影響其盈利、產品開發能力等，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具有整體思想，根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優惠政策，重點扶持處于培育期的企業，幫助其渡過最艱難的起步階段；針對成熟期的企業，可向科技創新方面傾斜，給予一定的優惠，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快速發展的態勢，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綜上，稅收政策與金融政策在功能上具有互補性與一致性，其最終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促進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這就要求在政策的執行中，金融與稅收密切配合，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政策的積極效應。

參考文獻：

[1] 顧海峰.戰略性新興產業演M的金融支持體系及政策研究――基于市場性金融的支持視角[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

（7）：98-103.

第3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關鍵詞]上海自貿區；離岸金融；稅收優惠政策；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18-0119-02

1引言

上海自由貿易區，是2013年8月22日經國務院正式批準并設立在上海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園區。于9月29日上午10時正式掛牌開張。根據自貿區改革方案，離岸業務將成為重要發展方向，而如何構建和完善離岸金融市場的稅收政策也成了輿論的焦點。

2離岸金融市場的歷史及發展

離岸金融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無聯系，且不受該國金融法律法規管制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離岸金融業務始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一些跨國銀行為了避免國內對資金融通及銀行發展的限制，開始在特定的國際金融中心經營所在國貨幣以外其他貨幣的存放款業務。20世紀70年代，以美元計價的離岸存款業務迅速增長。到了80年代，隨著國際銀行業設施和東京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離岸金融業務將所在國貨幣也包括進來。而離岸金融享受稅收上的優惠也是離岸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目前全球六十多個離岸金融中心主要分為三類：以倫敦和中國香港為代表的內外混合型離岸金融中心，以紐約、東京、新加坡為代表的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中心，以及以巴哈馬、開曼群島為代表的避稅天堂型離岸金融中心，具體特點分析如下：

全球離岸金融市場運作和監管模式分類（見下表）：

監管模式1典型市場1特點內外混合型

離岸金融中心1倫敦、中國香港1不設單獨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并賬運行，資金出入無限制，居民和非居民平等內外分離型1紐約、東京、

新加坡1離岸賬戶只能在專門賬戶（IBF，JOM）中進行，離岸交易和在岸交易嚴格分開避稅港型1巴哈馬、開曼群島1稅負低，基本無管制資料來源：農業戰略規劃部。

從市場結構和經濟體制等方面來看，上海自貿區發展離岸金融應比較適合采用類似于東京和新加坡的內外分離型，這兩個國家的共同特點是：離岸金融市場并不以資本項目的開放為前提，卻能促進本貨幣資本項目的開放。

3上海自貿區的稅收政策

按照國際上的慣例，自由貿易園區一般都采用具有競爭力的特殊稅收優惠政策，通行的做法一般有兩種，第一種是實施比區域外更低的稅率；第二種是在重點領域上實行更加優惠的稅率。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稅收優惠仍在探索階段，目前上海自貿區關于稅收的政策主要為“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通知”。通知中表示，將探索與試驗區相配套的稅收政策。

首先，要實施促進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注冊在試驗區內的企業或個人股東，因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等資產重組的行為而產生的資產評估的增值部分，可在不超過五年的期限內，分期繳納所得稅。對試驗區內企業以出資比例或股份等股權形式給予企業緊缺人才和高端人才的獎勵，實行已在中關村等地區試點的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分期納稅政策。（根據《加快建設中關村人才特區行動計劃（2011―2015年）》（京發〔2011〕8號）提出的股權獎勵個人所得稅政策：“對于科技創新創業企業轉化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資比例等股權形式給予本企業相關技術人員的獎勵，技術人員一次性繳納稅款有困難的，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可在5年內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

其次，要實施促進貿易的稅收政策。將試驗區內注冊的金融租賃公司或者融資租賃企業在試驗區內設立的項目子公司納入融資租賃出口退稅試點范圍。對試驗區內注冊的國內租賃公司或租賃公司設立的項目子公司，享受相關進口環節增值稅優惠政策。對設在試驗區內的企業生產、加工并經“二線”銷往內地的貨物照章征收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根據企業申請，試行對該內銷貨物按其對應進口料或按實際報驗狀態征收關稅的政策。在現行政策框架下，對試驗區內生產企業和生產業企業進口所需的機器、設備等貨物予以免稅，但生活業等企業進口的貨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規和相關規定明確不予免稅的貨物除外。

再次，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在很多國家，這些稅收優惠政策都是發展全球離岸業務，促進金融創新的重要舉措。但是，這樣的稅收立法在我國基本上屬于空白，如何借鑒新加坡、中國香港或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離岸稅收管理的實踐，探索出我國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稅源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將會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

4上海自貿區稅收優惠政策的推測分析

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已形成了多種類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包括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以及各種保稅物流中心和保稅倉庫等。這些海關特殊監管區名目不同但功能類似重復，審批復雜，而且稅收優惠政策種類繁雜。而上海自貿區的試點范圍是上海綜合保稅區，作為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區域性規劃方案，上海自貿區建設的方向應該是更開放的綜合保稅區，其核心的政策是采取特殊的稅收優惠和監管模式。在自貿區試點還是要爭取更多優惠。關于自貿區稅收優惠政策亮點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4.1企業所得稅15%稅率優惠未得到實施

此前，上海曾提出在自貿區內給予符合條件的企業一定的低稅率優惠，媒體參照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企業所得稅按15%征收，認為上海自貿區最大可能是給予對符合自貿區鼓勵類產業投資目錄的企業15%的稅率優惠。但是由于上海自貿區不同于深圳前海合作區，因為上海自貿區建設是為了在改革、發展和創新方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更多的是制度創新，而所得稅優惠本身是比較特殊的優惠政策，并不具有可復制、可推廣的意義。最終國務院正式公布的自貿區總體方案沒有15%稅率優惠和個人免稅店政策，這是因為自貿區建設的目標并不是傳統的由優惠和特殊政策構成的“政策洼地”，而是一種可推廣、可復制的模式。

4.2最大政策亮點是分期繳納所得稅

分期繳納所得稅政策，包括股權激勵分期繳納所得稅和資產評估增值分期繳納所得稅，是上海自貿區稅收政策體系的最大亮點。國務院公布的方案明確指出：“對注冊在試驗區內的企業或個人股東，因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等資產重組行為而產生的資產評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過5年期限內，分期繳納所得稅。”這個政策對企業來說，之前一年內要繳清的稅款現在可以分5年交，現金流壓力驟減，同時貨幣是具有時間價值的，這相當于獲得政府的一筆無息貸款。這一政策必將吸引內外資企業入駐自貿區，同時也將減輕已在自貿區開展業務的企業的現金流壓力，此項政策對民營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誘惑力更大。而股權激勵分期繳納所得稅的主要受惠方是個人，這將是自貿區吸引創業者的重大措施。

4.3促進貿易的稅收政策將更加開放

借鑒國際上對自由貿易區實行免予常規海關監管的理念，上海自貿區會爭取形成更為開放的稅收政策體系。包括：在與貿易自由化相關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資金、外匯管制等）方面給予企業各類優惠政策；對自貿區內融資租賃企業或其項目子公司滿足條件的融資租賃出口貨物納入融資租賃出口退稅試點范圍；對試驗區內生產企業和生產業企業進口所需的機器、設備等貨物予以免稅；完善并擴大啟運港退稅政策范圍等。同時，國務院批準的方案中也提出：“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這些政策將促進上海自貿區成為上海發展總部經濟、港口經濟，推進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建設的最好平臺。

5結論

綜上所述，相關的企業和個人將得益于目前上海自貿區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隨著稅收優惠政策在自貿區的逐步制定和落實，港口、航運、機場、商貿等行業的配套發展都將直接使企業受益。同時離岸金融的創新或將推動大量企業進入試驗區開展相關業務并享受相關稅收優惠。

參考文獻：

[1]巴曙松.量化寬松環境下的金融政策及市場新走向[Z].華創證券，2010-11-09.

第4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一、引言

科技金融是為科學技術研究和科研成果轉化等方面提供的金融服務，它是金融與高科技產業有機結合的產物，是對傳統金融的完善和創新，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和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金融企業和中介機構的協作是保證科技金融發展的必要條件，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如科技擔保、信用貸款、財政補貼等政策的陸續出臺，更加有力地促進了科技金融的發展。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更應該強化政府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和支持作用。本文從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選擇的視角分析了政府政策保障科技金融發展的必要性，以及地方政府在促進科技金融發展過程中應采用的政策。

二、文獻綜述

對于科技金融的研究最早由Schumpeter（1912）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他強調銀行可以通過識別和支持那些能夠成功運用新產品和生產過程的企業家來促進技術創新 [1] 。由于高科技活動存在著外部性和高風險性，政府在科技金融中必須調節、平衡各種利益關系以保證其發展， 所以有關科技金融的相關政策也是學者們的重要研究方向。Freeman（1997）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提出包括金融政策在內的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起重要作用的觀點， 他們把技術創新看作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同時，更強調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的刺激作用 [2] 。Nelson R（2003）研究認為，科技創新具有積極的外溢性作用，由于新科技的社會效益要大于其個體效益，所以政府需要在科技創新外溢性的社會效益和個體效益之間進行衡量，從而實現最優化的整體產出 [3] 。Saperstein和Rouach D（2003）認為，在一國科技金融發展初期， 政府主導型科技金融模式往往占有主導地位，隨著科技金融環境的不斷改善，如政策環境、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模式會向市場主導模式逐步演進 [4] 。國內學者王濤、李石柱（2002）認為， 科技創新的正外部性會降低企業對其投入的積極性， 進而導致市場在科技研究與發展方面投入的不足， 這就決定了政府參與科技資源配置的必要性，并對研究與發展活動給予支持 [5] 。王耀德等（2006）認為，政府科技投入不是直接導致技術創新， 而是起到提高一個國家整體科學水平的作用， 政府科技投入主要側重于基礎研究， 部分應用研究和其他公益性研究 [6] 。曾梓梁和胡志浩（2006）通過對政府研發投入的國際比較后指出， 政府研發投入的規模決定了一國的科研投入水平，新型工業化國家在科技追趕階段，更需要政府投入研發經費的超速增長 [7] 。王宇偉、范從來（2012）指出，國內科技金融領域普遍存在對創新初期的企業支持不足的現象， 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實現創新者和各類科技金融機構之間的風險分擔和收益共享，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8] 。趙稚薇（2012）通過研究表明，政策性科技投入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效率有顯著正向作用，科技貸款的作用效率不太顯著，而創投資金則對技術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9] 。

從科技金融活動本身來看它是微觀經濟的表現，盡管宏觀政策可以促進科技金融的發展，但微觀政策從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以微觀經濟活動為主要特征的科技金融活動，所以從地方政府的微觀政策層面來研究地方制度政策如何促進科技金融發展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三、政府支持科技金融的分析

技術創新是一種高風險性活動，需要面對如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等諸多風險。同時，技術創新又具有知識和效益外溢性等特點，一項新技術的社會效益一般來說要大于個體效益。科技創新企業在獲得技術突破后，其技術成果會通過各種途徑“外溢”到其他企業，其他企業可以通過復制、模仿等手段快速掌握新技術，企業從事科技創新活動的經濟和社會利益不能完全為科技創新者所獨占。科技創新的研發投資收益比傳統項目投資的收益具有更大的風險， 這使得私人部門在新技術上往往投資不足。研發實施者同投資者之間高度的信息不確定性也限制了投資者對研發項目的資助。投資機構一般愿意在技術的產業化階段進行投資，而不愿意在技術的研究階段，特別是基礎技術研究方面進行投資，都希望在其他企業取得技術突破后自己搭便車。由于投資規模和風險都較大，高科技企業回避或者無力承受戰略性關鍵技術的創新，銀行面對此類項目也不愿意去發放貸款，高科技創新活動面臨著極大的資金瓶頸障礙。

科技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需要地方政府通過政策設計對科技金融市場進行扶持以及社會機制的輔助來促進高技術創新。在企業自主創新的過程中，政府也是利益相關者，由于企業的科技創新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行為，一旦創新成功，企業的經濟效益會大大改善， 政府也可以從企業利潤中獲得更多的稅收。 企業科技創新也可以推動我國經濟結構升級和戰略性調整，實現節能減排目標，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這也構成了政府參與科技金融體系建設的重要原因。 下面構建一個科技金融創新模型來論證政府政策在科技金融發展中的作用。

首先假設市場中只存在高科技企業、銀行和政府三個部門， 高科技企業擁有技術但缺乏將技術轉化為產品的資金， 銀行以收益為目標進行科技金融活動， 政府則通過稅收和相關政策進行市場調節。

高科技企業以利率r從銀行獲得數量為m的貸款，且r∈[0，1]。設定高科技企業的生產函數為Y（m），在單位資金產量y（m）=Y（m）/m=1的條件下，可將生產函數簡化為Y（m）=m。假設高科技企業產品價格為單位價格，則其利潤函數為L=（1-r）m；銀行利潤主要來自借款利息，也就是rm，其成本主要是逾期貸款帶來的資金損失， 假定高科技企業貸款的違約率為？茁，且？茁∈[0，1]，則銀行部門的利潤函數H=（r-？茁）m； 政府收益來自于高科技企業和銀行繳納的稅款，那么政府的利潤函數G=（L+H）t，其中t為稅率且t∈[0，1]。

銀行只有在獲得正常利潤的情況下才會進行科技金融業務，如果政府不進行政策扶持，銀行會根據科技企業高風險的特點，為科技貸款制定較高的利率，至少要保證r>？茁，使得H>0。對于銀行而言，r越高越好，但是對于高科技企業而言，r越高意味著企業利潤越低。 上述條件下， 最終結果是高科技企業很難獲得貸款，阻礙了高科技企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 但政府從產業和宏觀層面考慮不會僅僅充當“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而會以實際政策推動銀行向高科技企業融資，推動銀行進行金融創新。對于政府而言， 可以采取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對銀行金融創新過程進行干預。

（一）直接干預

具有強勢地位的政府可以直接干預銀行貸款利率r， 例如要求銀行以普通貸款利率向高科技企業放貸， 因為高科技企業的經營風險遠高于一般企業， 政府的干預實際上是對高科技企業變相的信貸支持。政府會制定較低的利率，甚至讓其低于違約率？茁，在r（？茁-r）/（1-r）。盡管高稅率能夠讓政府征收充足的稅款，讓其有能力對銀行進行激勵，促使銀行向高科技企業貸款，但是卻將高科技企業的利潤壓縮至（1-r）（1-t）m，嚴重擠壓了其利潤空間，進而會降低其融資需求。所以政府將企業收益補貼給銀行，并不能真正改善局面，而且帶來的經濟扭曲會隨著稅收和補貼的增加而不斷增大， 高科技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獲得的經濟利潤不斷減少，受政府直接激勵的金融創新也將停止。因此，政府直接調節手段雖然可以延長金融創新的時間，但其措施以降低高科技企業的利潤空間為代價，科技金融活動難以持續進行。

（二）間接干預

政府通過推動市場建設，建立相應中介服務體系，中介機構通過信用評級、項目可行性咨詢等方式遴選出優質項目，優質項目的風險低、收益高，降低了貸款違約率？茁， 使銀行的利潤H=（r-？茁）m由負值變為正值。這種方式增加了銀行利潤，卻不以犧牲高科技企業利潤為代價，為銀行自身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高科技企業進一步增加收入創造了條件，從而使高科技企業、銀行和政府的互動關系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科技金融業務在更大范圍被采納。在此基礎之上政府再進行政策扶持，如財政貼息、信用擔保等活動會更加促進優秀科技企業進行科技創新活動。因此，政府采取間接干預方式的效率比直接干預要高，科技金融活動更加具有可持續性。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政府有充分的動機去干預銀行的金融創新，這就是說政府在科技金融體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選擇的干預方式不當，則不僅不能推動銀行開展金融創新，反而會抑制科技金融活動的開展，所以政府要選擇適當的政策，綜合考慮科技金融體系的整體效能，因地制宜進行政策設計。

四、 地方政府促進科技金融發展的政策選擇

如上所述，高科技創新的融資需求與金融支持不足的矛盾，是金融市場失靈的結果，政府為市場和經濟組織提供創新性的制度安排，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金融支持，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優選擇，因此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優惠、 損失補貼等使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與收益關系發生變化， 也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中具有的強制優勢、組織優勢等來推動市場建設，促進科技金融的發展。 地方政府要從戰略角度著手制定相關的政策體系，從振興經濟的全局出發，按照科技與金融的發展規律，制定科技產業發展戰略和實施計劃，建立多元、高效的資金運作機制，實現科技和金融、經濟的結合，以推動科技金融的發展。地方政府在促進科技金融發展的政策構建時應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

1. 金融市場體系建設。 自主創新企業的金融支持體系需要一個完善的市場環境與之相配套。 為科技創新企業提供全方位融資支持的金融市場體系應包括銀行借貸市場、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中又應包括主板市場、 創業板市場和場外市場等不同層次。完善的市場中介服務機構，為技術創新提供相關服務的技術市場等也是市場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科技金融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地方政府要勇于創新，對不適合企業自主創新的地方性法規進行調整，在實踐基礎上及時修改完善，使其能夠與自主創新企業的融資需求相適應， 與自主創新的金融支持體系要求相適應。

2. 科技金融引導政策。 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支持設立引導基金的方式， 支持本地科技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要創新財政資金的使用方式，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和獎勵作用， 吸引銀行增加貸款。還可以通過設立專項資金， 建立銀行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用于補償銀行的貸款損失，降低銀行向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 引導政策扶持應該通過風險收益的再分配， 使投資機構的收益與風險相匹配。 增加投資機構預期收益的扶持政策包括降低投資所得稅率、稅收抵扣和稅收返還等，降低投資風險的扶持政策則包括投資損失補償、再融資擔保等。地方政府還可利用財政資金設立擔保風險補償金， 降低擔保機構的貸款擔保風險， 鼓勵擔保機構積極為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

3. 發展創投體系。在投資基金方面，開展投資基金試點， 大力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吸引社會資金參與創業投資，提高財政資金的推動作用，實現財政資金的杠桿效用。地方政府可以引進并參與設立創業投資基金，通過先期參股、后期跟投等多種方式逐步構建既能體現政府推動意圖又能實現市場化運行的融資體系。此外，政府還可以利用其在產業規劃和經濟管理方面的信息優勢，向金融機構和證券市場推薦優秀的投資項目和創新企業，促進社會資本投向政府支持發展的產業領域和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

4. 建立科技金融服務平臺。 高科技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最大問題還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只有建立起信息共享、利益共贏的服務平臺，才會充分調動金融機構參與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構建高科技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服務平臺，首先要充分考慮平臺運行的全面性以及政府制度保障的要求，從頂層設計上構建高效的組織協調機制。該平臺是以政府各職能部門和相關科技金融機構參與為前提，以政策推進和協同合作為保障，以科技金融綜合服務平臺為建設目標，實現各方信息流的成功對接是關鍵。地方政府在區域性科技金融服務平臺建設中發揮引導作用的同時，要充分調動銀行、創投機構、證券公司以及企業等各方面的積極性，參與平臺整合與建設。

五、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案例

2009年武漢東湖高新區被國務院批準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是繼北京中關村之后獲批的第二家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目前東湖高新區的科技金融體系已初具規模，形成由“兩個平臺，五種方式”為核心內容的科技金融創新體系。兩個平臺分別指以武漢科技投資公司和武漢科技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為主體的科技投融資平臺，以及由武漢科技擔保有限公司為主體的擔保平臺。五種方式包括創新財政投入方式、科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資助方式、科技型中小企業信貸融資方式、星火科技示范戶小額貸款貼息方式、科技保險融資方式 [10] 。通過推行這一系列的科技金融政策，東湖示范區的科技金融實踐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東湖高新區科技金融發展現狀

東湖高新區建立了高科、高農等國有平臺，這些平臺為重點支持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擔保，高新區國有平臺對高新區中小高新科技企業擔保余額3.6億元，支持了三特索道、興谷鴻景等一批企業的壯大發展。2008年湖北省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利用湖北省財政專項資金， 建立了湖北省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武漢市也成立了科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兩個引導基金的規模分別達到1億。2009年湖北省高投、 武漢科技創新投資公司分別代表湖北省及武漢市兩支創投引導基金與四家著名創投企業簽約，引導其在武漢設立新的創業投資基金。

東湖高新區在原有的政策體系基礎上，建立了包括信用貸款、 質押貸款等在內的8種融資渠道。除并購重組、信用保險及貿易融資以外，其余幾項科技金融改革工作已經出臺了相應的具體配套措施。省、市相關部門和高新區在企業信用體系建設、信用貸款實施、融資擔保等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創新方面，制定出臺了14項支持示范區科技金融發展的配套政策。在關于高新區整體規劃的政策綱要中，也有6項政策涉及到科技金融的發展，這些相關的政策都為區內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11] 。

東湖高新區引入了多家科技金融服務機構，包括商業銀行、小貸公司、創投機構、保險類機構等，積極為創業企業尋找融資渠道， 為創投機構尋找融資項目搭建平臺。 目前在高新區注冊的風險投資機構超過15家，注冊資本達42億元。在直接融資方面， 初步形成了以主板市場主， 以中小企業板、 創業板為輔的多層次資本市場。 高新區上市公司總數已達30余家， 占湖北省上市公司總數的三分之一，利用資本市場累計融資超過兩百億元。

為解決初創企業貸款“兩高一長”的問題，武漢市與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浦發銀行、漢口銀行等銀行合作，設立高新區孵化共同擔保資金，通過1∶5的比例放大，為在孵企業提供流動資金貸款。武漢市在共同擔保平臺建設中，探索出了“機制”，即聯席會議機制、擔保費補貼機制、貸款貼息機制、企業信用和無形資產評估機制、擔保品種拓展機制、審放貸快速機制、貸款風險控制機制、平臺建設激勵機制。

東湖高新區的融資結構如圖1所示。

（二）東湖高新區科技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東湖高新區在促進科技金融體系創新中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業績，并形成了具有“東湖特色”的發展模式。高新區科技型企業呈現出大量涌現的態勢，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愈發明顯。 作為東湖高新區科技金融服務的重點， 高科技企業獲取金融支持的要求， 不論就結構而言還是就規模而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已經無法滿足區內企業的實際需求，科技金融的“東湖模式”也面臨著新的困境。

中關村在2007年開始實施信用評級和信用貸款業務，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東湖高新區則是初步開展區內企業信用體系工作； 中關村對企業信用評級工作制定了詳細的規定 [12] ，但東湖高新區還沒有這方面的詳細政策。目前，商業銀行擁有企業和企業家個人的信用資料和記錄， 但由于商業銀行較多且分布較廣，使得這一資源不能有效整合，影響了信用評級機構提供信用報告的工作，也使得企業信用評級活動無法落地，這就間接阻礙了信用貸款活動的開展，具有高信用的科技企業無法獲得資金支持開展科技創新活動。

在高新區科技金融創新體系中，各職能部門間自成體系、條塊分割，導致了部門間的信息封閉和信息扭曲。相關金融機構和信息服務平臺結合不緊密，沒有發揮出信息平臺應有的資源共享作用。由于信息平臺共享和更新不及時等因素，使得這一資源不能有效整合。從目前的情況看，一方面在一個服務平臺上還無法直接完成立項、申貸、補貼、上市培育、引入風險投資機構等各個步驟；另一方面，職能部門工作效率較低、服務周期較長、手續繁雜。科技型企業為獲得融資或補助，前期準備工作耗時較多，職能部門間的合作和上下聯動不夠， 對高科技企業的持續長效融資服務還有待提高。

東湖高新區在資本市場建設方面同國內其他示范區相比仍有差距。以中關村為例，中關村共有境內外上市企業150余家， 東湖高新區上市公司數只有 26家， 中關村境內上市公司數量是東湖高新區的2.35倍，境外上市數量是東湖高新區的10倍，創業板上市企業數量更是高達19倍 [11] 。東湖高新區只有那些產品技術先進、 市場廣闊的高科技產業能夠爭取到在中小板及創業板中直接上市籌資。 另外東湖高新區在債券融資領域發展滯后， 無法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 雖然東湖高新區在股份轉讓系統試點方面積極推進代辦股份轉讓系統的試點， 但進展緩慢，資本市場的發展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三）推動東湖高新區科技金融發展的對策

1. 推動高科技企業直接融資。 積極促進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股權報價轉讓制度，每年通過篩選重點輔導上市企業， 助推合格企業在創業板和中小板上市。積極探索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信托計劃等多種適合高新區企業的債券融資方式， 逐步設立多層次的債券交易市場。 借鑒中關村代辦股份轉讓試點工作的先期經驗， 盡快啟動非上市股份公司代辦股份轉讓系統， 加快建立面向高科技企業的非公開上市公司股權轉讓柜臺交易市場。

2. 進一步細化信用貸款實施規則， 讓更多的企業能夠獲得資金支持。信用貸款門檻根據區內企業實際運營情況來確定，且年度信用等級要與金融機構相對應的信用評定級別相符合。高新區要設立信用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用于企業的信用評級費用補貼、貸款貼息以及信用貸款銀行的風險補貼。加快設立東湖高新區信用貸款扶持資金，為符合條件的高科技企業提供無抵押擔保的信用貸款服務，同時對貸款銀行給予一定比例的風險補貼，以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水平。

3. 完善東湖高新區科技金融服務平臺， 設立統一的企業融資服務平臺體系。加快建立產權交易所、技術交易中心、信息與咨詢公司等領域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與政府部門以及企業信息的互聯互通機制，提高科技金融服務平臺的運行效率。積極發揮創業投資協會等行業協會團體的中介作用。通過科技金融服務平臺，提高中介服務機構的專業化和規范化，疏通中介服務機構與企業之間的溝通渠道，為科技金融各個參與主體的良性互動發揮紐帶作用。

第5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一、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

隨著我國加入WTO,國有銀行商業化進程緩慢的問題日益突出,原因在于產權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等改革不徹底。國際上的大商業銀行大多是比較成熟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已經形成了科學的營運和管理制度。隨著進入全球化發展,他們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參與競爭。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由于產權不明導致競爭力不足,難以與國外大銀行競爭。所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進行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和制度創新,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全球化經濟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的國有銀行企業要想獲得更大的市場,就必須嚴格按照國際金融標準來制定自身的組織管理模式,以達到融入全球化經濟的目標,進而擴大自身企業的經營規模并逐漸成長為各方面都很符合標準的股份制企業。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我國吸引了更多的外資,大量資金的融入,給我國的銀行業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為了應對這一嚴峻的形勢,國有銀行就必須進行改制,與更多有潛力能夠帶領國有銀行走出困境的企業建立更親密的伙伴關系,具有更強的經營能力的股份制企業應運而生。同時,國有銀行面對的不僅僅只是國際上帶來的競爭壓力,國內的一些其他體質的金融機構也對他們構成巨大威脅。因此,對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組成具有更強的經營能力的現代商業銀行是刻不容緩的。

到目前為止,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一系列國有銀行實現整體上市,實現了產權明晰,以股份制商業銀行身份參與到國際金融業,進一步增強了自身競爭力。

二、金融全球化下銀行業金融監管機制

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提高金融效率,但也給我國銀行業的金融穩定和安全帶來挑戰。隨著我國銀行業的進一步開放,我國銀行業將加快融入國際金融市場,面對金融全球化的趨勢和挑戰,必須提高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和高金融監管水平,建立現代化的進入監管體系來進行有效的銀行金融監管、穩定我國銀行金融秩序。

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據了70%的存貸款市場,這說明我國銀行業的壟斷地位依然存在,央行對國有銀行的“關注”過多,降低了金融效率,這背離了銀行商業化道路。隨著我國銀行體制的完善,部分銀行達到了上市要求且實現了上市。銀行作為獨立的法人主體,對銀行的運作與管理等金融行為負責,中央銀行已不再干涉具體的銀行內部管理事物,二是集中精力制定“游戲規則”和監督銀行遵守金融規則。我國在加入WTO時曾承諾將調整金融監管方式,公布了利率市場化的計劃時間表,這要求我國金融監管國際化,既要保證我國銀行金融的穩定發展,又要提高金融效率。近年來國內多個金融機構由于金融監管出現問題導致破產,這表明若不加強金融監管,很可能加劇金融風險,甚至出現金融危機。所以必須加強金融監管,以保證監管的效率和質量。

三、金融全球化下的貨幣政策取向

隨著我國加入WTO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我國銀行業向國際開放逐漸加深,這使得我國銀行業對于國際經濟宏觀平衡的影響越來越大,所以在貨幣政策的制定上要越來越多的考慮外部平衡。對外經濟目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收支平衡和匯率穩定。國際收支差額是影響對外經濟活動宏觀均衡的主要因素,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和逆差都可能給我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金融全球化將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反饋、控制力、中介目標的有效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外在約束等方面帶來深刻影響,這些影響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金融全球化對貨幣政策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現在: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對于貨幣政策的及時反饋具有積極意義,當中央銀行調整貨幣政策時,反應最快的是外資銀行。

金融全球化對貨幣政策也有不利的一面,主要因為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對外資銀行開放將會削弱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具體表現為:第一,我國對貨幣方面的政策控制力逐漸減小;第二,在我國貨幣政策方面,有效地掌握貨幣目標的中介能力降低;第三,其中的一部分執行貨幣政策手段的適用性降低;第四,外部對貨幣政策掌控越來越強。

為了避免貨幣政策不利的一面,應該建立合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當前,我國放寬了外匯管理,加強了外匯市場建設和推廣,金融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我國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快速發展,美元利率穩步上升,這些因素都有利于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在實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同時,積極引導企業加強結構調整,保證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過程中能穩定發展。銀行及相關的匯率工作部門要加強金融服務,提高外匯管理水平,為企業的穩定、快速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和支持。企業自身要調整結構,轉換經營機制,以更好地適應匯率浮動及提高應對匯率變化的能力。

四、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體系

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行業的經濟特點也存在差異,所以必須因地制宜地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體系,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

(一)建立信用風險的支持系統

通過對個人信用系統的建設來減小信用風險,這也是它主要的支持系統。對個人信用制度進行建設需要進行很多相關的制度建設,比如:個人的信用觀念信用需要被重新建立、個人在銀行的信用記錄系統需要被完善、個人的存取款都要求是實名制的等。

在2000年前夕,由第三方操作進行的將個人金融方面的各種信息,尤其是個人的信用狀況以及榮譽信息,從上海市的各個商業銀行調集出來,并對其進行處理加工,最終存儲起來作為個人的信用信息檔案,以此來方便銀行對個人信用等進行調查。截至到目前,上海市已成立上海資信有限公司,它將從很多政府部門收集所有市民的信用信息,在銀行機構對個人貸款進行調查初期為其提供信息服務。

(二)建立信用風險的分散系統

個人貸款信用風險的分散系統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個人貸款保險和抵押貸款的證券化。而前者的有效開展又是后者得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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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許多發達國家,對個人貸款進行保險是分散信用風險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國也應該借鑒國外經驗,將個人貸款與保險公司的有關險種、產品組合起來運作,以期為我國銀行分散個人貸款信用風險提供一個有效的途徑。

第6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論文關鍵詞 企業管理 知識產權 戰略定位 戰略策略

知識產權（IPR）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也是重要的戰略性資源。為了促進企業科學合理的運用IPR資源獲得企業自身的競爭優勢，本文探討了企業IPR戰略定位與實施的五個步驟。

一、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定位

企業戰略定位是基于企業和外部環境構成的有機整體展開的。應該綜合分析企業的強項與弱項、社會期望、機會與威脅、個人價值與企業價值。相對來說，企業戰略定位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力的來源，戰略定位是企業IPR戰略管理實施的核心。為進行IPR科學定位，應該從IPR戰略內涵開始分析。IPR戰略與企業競爭優勢、企業效益的獲得息息相關，具有全局性特點，是企業未來的規劃和藍圖。企業IPR戰略是動態、系統的定位過程，企業管理層通過認知、規劃與制定，要求全員參與。企業應該圍繞自設擁有的資源和實力展開IPR戰略定位。資源是企業制定與實施戰略的基礎，通過整合、運用和管理資源，獲得競爭優勢。IPR中較為重要的形式是商業秘密、域名、商標、版權、專利等，專利是絕大多數企業IPR戰略管理的重點，具有法律壟斷權力，能夠實現對第三方企業專利租金的控制。企業自身IPR戰略定位應該考慮自身IPR的強弱點、內外部環境中存在的機會和威脅，另外還需要結合管理層個人思想態度與價值觀進行分析。通過獲得清晰的IPR位勢，對技術與市場發展有全面的了解，從而有效進行IPR風險和機會評估，提升企業競爭優勢，選擇具有前景的IPR項目進行研究與實施。

二、創建企業知識產權位勢透明度

為了進一步創建IPR位勢透明度，企業應該認真研究企業自身IPR的優劣勢，發現現存的問題，并了解IPR的實際情況。包括：目前IPR有哪些熱門話題；這些專利的擁有者是誰；企業現有哪些核心、應受保護專利；企業自身IPR與競爭對手相比，有哪些優劣勢；哪些現有或潛在技術能符合市場需要。

專利信息分析包括專利技術現狀、重點技術研究、生命周期，有助于企業了解相關技術領域的關鍵問題，可以有效檢測技術發展方向、核心專利分布相關問題。如食品添加劑研發與生產企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其利潤很低，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在競爭市場站穩腳跟，管理層就需要重視競爭對手的技術優勢。雖然企業選用的是自己研發的專利技術，但是在競爭對手不斷壯大的情況下，企業考慮重新規劃IPR戰略。首先，通過專利數據庫檢索“食品添加劑”，分析最近幾年相關專利分布與技術發展趨勢。其次，觀察與分析發酵與甜味劑的技術專利。發現甜味劑是發酵技術專利數量的兩倍，其中甜味劑被認定為較成熟的技術。最后，對比分析企業自身專利，發現甜味劑專利頻率處于競爭優勢，而發酵領域處于較落后的地位。

專利數量只是專利位勢中較粗略的指標，還需要分析專利質量。企業需要通過技術、法律和科學的管理知識與技能來提升專利質量，并保護自身專利與競爭對手相區分，實現專利科學保護。由食品添加劑生產與制造企業來分析，甜味劑專利方面擁有優勢IPR位勢以及識別關鍵專利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分析企業專利位勢能有助于企業人員把握專利優勢與劣勢，為制定和落實IPR戰略策略奠定基礎。

三、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制定

企業IPR戰略制定代表著企業未來的發展規劃，基于IPR位勢透明度，通過評估IPR的優劣勢，分析企業內外部存在的潛在風險與機會，表述出當前IPR任務與目標，建立長遠的規劃方案，充分利用IPR創造對企業有利的價值，實現企業最終規劃與目標。企業IPR戰略規劃包括：企業制定了什么目標；開放市場環境下結合企業IPR優勢，為縮小與相關競爭對手的差距做了哪些措施；是否能發現企業本身IPR的潛在優勢與市場；如何利用IPR創造更有利的價值。

基于IPR透明度，企業管理層應慎重考慮核心專利技術的專利戰略計劃。如專利戰略、專利轉讓或許可戰略等等。為保護企業自身新技術與新產品的行業優勢，應該將企業自身的基礎研究或核心作為專利性質來進行保護，把握技術發展方向。專利轉讓或許可是一種有償獲取利潤的戰略，可以獲得高額的回報。如日立公司擅長出售專利許可證來獲得利潤，專利使用費用每年可收取70億日元。

一般來說，企業會保留核心專利，而轉讓與許可某些非核心專利。如甜味劑專利分為不會創造價值的非核心專利，可以予以捐贈或拋棄；另一類是對企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核心專利，應該予以保留并實時審查。杜邦是首個對不可創造價值的IPR進行系統清理的公司，每年為企業節省大約6400萬美元的專利管理與維護費用。專利技術成長具有周期，在專利不是企業的核心優勢時，可以選擇專利轉讓或許可，為企業帶來利潤。在尋找合作伙伴方面需要科學、合理，以免企業聲譽受到其生產低質量產品的影響。

另外還需要識別企業自身IPR與相關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保持自身IPR位勢。如食品添加劑相關企業，需要綜合考慮自身在發酵領域的不足，選擇彌補自身技術劣勢與加強IPR位勢的方式來提升企業競爭力。為更好的促進企業的發展，需要找出針對性的原因：第一，重新審視IPR。有可能是研發部門的認識錯誤導致誤判。企業對專利未能實現科學的保護。第二，實施技術合作。實施合作開發、技術許可或收購的方式，節省研發時間或成本，提升效率。如日立化工通過收購制造集成電路封裝基板等耐磨材料的專利，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實力。

四、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

企業知識產權（IPR）戰略實施策略的目的主要是將制定的IPR戰略方案發展為員工的實際措施與行動。為確保有效實施IPR戰略措施，應該從這幾個方面入手：實施規劃、誰來做、高管角色、戰略實施影響。實施關鍵路徑為：確定戰略活動的規劃，明確戰略實施人員角色與責任，制定方案性的戰略計劃，跟蹤戰略實施進展與帶來的影響。第一，確定IPR戰略實施具體策略與計劃。明確實施人員角色與管理人員責任，將IPR戰略實施納入到企業管理的議程中。優化專利律師的用途，部分企業沒有聘請專利律師的還未能全面整合與利用IPR資源優勢。第二，IPR戰略實施成功的關鍵是需要員工認同IPR資源的價值。這就需要企業CEO清晰的闡述與分析企業愿景，指明戰略方向。第三，在管理方面，企業業務流程與組織結構應該為各級職能部門、管理人員促進IPR優勢實現而加大合作。一般情況下，各部門和研究不同領域的專家對于IPR技術問題存在使用語言不同的問題，業務經理、專利律師、技術人員會各有見解，不過在企業通過完善組織結構，加強業務流程規范以后，能夠有效激勵不同部門、不同技術專家圍繞相同的IPR項目展開合作與交流，從而殊途同歸，克服現存的相關障礙。以上世界90年代中期的IBM公司為例，IBM公司當時創建了發明團隊，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摸索與戰略實施，公司統一了戰略精神，將其規劃為“最佳創新館”，以此來鼓勵創新，利用實際戰略措施--金錢激勵、技術輔助等方式來鼓勵員工創新行為，并且實行了IPR項目部門經理負責制。經過時間證明，效果良好。

五、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監控與評價

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復雜，IPR戰略實施處于動態復雜的經濟環境中，需要企業加強對IPR戰略執行過程的監控與評價，才能不斷適應外界變化的動態環境。一般而言，IPR戰略監控與評價包括這幾個環節：構建控制系統、監控衡量績效、實時發現偏差、采取對應糾正偏差的措施。為保障企業員工認同IPR的戰略價值，重視IPR戰略計劃的實施，企業需要定期衡量并匯報IPR戰略實施進展，包括這些內容：第一，IPR戰略實施價值回報，IPR如何能為企業創造并實現價值；第二，IPR對競爭對手影響分析。IPR是否已經給競爭對手的行動設置了障礙。第三，分析與發現新威脅。實時分析已經或將會進入企業自身的IPR領域競爭對手的相關情況。對上述相關問題，組織專業人員進行探討與研究分析，并對一些較為重要的問題進行定性分析與量化處理，最終制定應對措施并轉化為實際行動。雖然現階段缺乏統一適用的評價指標，但是IPR技術位勢、IPR的運用商業化、IPR管理這幾種IPR價值創造測量指標提供了參考標準。

為了跟蹤企業IPR價值創造與管理實施情況，知識產權價值創造測量維度提供了相關參考依據。現階段，少數企業將最大限度的利用IPR生命周期內的價值來獲得收入作為測量無形資產的方式，為了加強與保障合作，企業應該另外評估業務部門對IPR部門的滿意度，分析現存問題，并解決相關問題。

第7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 融資 稅收政策

一、前言

中小企業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我國應該積極促進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對我國經濟的推動作用。然而，我國中小企業的經濟運行中，離不開融資，可是融資問題卻是中小企業所面臨的一大難題。我國中小企業在融資中存在較多的問題，需要我國政府采取有效的稅收政策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從而促進我國中小企業的更好發展。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現狀

目前，我國多數中小企業通過融資方式以確保企業經濟的有效運行，但是融資現狀不夠理想，具體能從以下兩個方面體現出來。首先，從中小企業融資情況看融資現狀。企業從成立到發展，再到成熟，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而在這一過程中，資金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企業若是缺乏資金，將難以在市場競爭中立足。由于中小企業競爭能力較弱，因此其往往會選擇融資方式以獲取相應的資金支持。其一，內源融資成為我國較多中小企業融資的選擇之一，因其具有成本低和效益高的優勢，所以對成立初期和發展時期的中小企業而言，是重要的融資渠道。但是，中小企業倘若長期堅持僅依靠內源融資，則會影響企業的發展。其二，中小企業的外部融資分為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的融資，但是無論是哪一種融資方式，對中小企業都存在較大的風險。其次，從中小企業融資特點看融資現狀。其一，具有階段性特點，中小企業從創立之初到成熟期階段，對融資需求逐漸增大，而融資風險卻逐漸降低，在成熟期以后，企業的融資需求逐漸減少，而融資風險卻逐漸增大。其二，中小企業所從事行業的不同，其融資方式也有所差別。總之，融資是為中小企業提供經濟支持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中小企業在融資中存在較多的問題，但有效調整稅收政策可以較好的減輕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時所面臨的壓力，因此，我國政府要加強對稅收政策的調整。

三、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我國稅收政策對中小企業實現內源融資有不利的作用。中小企業通過內源融資方式所獲取的資金支持，主要表現在留存收益和折舊方面，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方面，并沒有給予中小企業更大程度的優惠。我國對屬于高新技術產業的中小企業以及應納稅所得額少于六萬元的中小企業有較好的稅收政策優惠，但是對于不屬于這兩種情況的中小企業而言，沒有任何的優惠政策。其次，稅收政策的實施沒有更好帶動企業的外源融資。其一，我國小額貸款單位沒有得到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所以貸款單位存在一定的風險，這對中小企業而言比較不利于自身發展。其二，我國風險投資機構也沒有得到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這對風險投資企業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三，我國稅收政策對融資租賃的支持力度不夠，從而導致中小企業在融資租賃時得到較少的優惠政策或者沒有享受到優惠。最后，我國稅收政策缺乏對信用擔保機構的大力支持。目前，雖然我國對信用擔保機構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但是其政策體系仍然不夠完善，進而導致我國多數中小企業的融資仍遇阻礙。

四、促進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稅收政策建議

第一，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完善中小企業內源融資的稅收政策。首先，擴大我國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中小企業范圍，以促進更多類型企業可以享有稅收優惠政策。其次，加強中小企業的資金積累能力。最后，加大政策優惠力度以及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第二，積極完善我國中小企業的外源融資稅收政策，具體表現為：鼓勵風險投資;對債券融資給予優惠;鼓勵商業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業務辦理;進一步完善融資租賃的政策;減少民間借貸的束縛。第三，促進我國擔保機構的更好發展，要積極給予擔保機構減免稅收的政策，與此同時，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以促進我國西部地區的中小企業快速發展。第四，增大我國中小企業可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范圍，以加強對其他中小企業的扶持。第五，根據中小企業的發展周期制定有效的稅收優惠政策，進而有效調節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與風險之間的關系。第六，加強我國中小企業的管理服務體系的完善，有利于為中小企業提供有利的稅收環境。第七，采取稅收政策時要兼顧公平，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政策要一視同仁，進而給予中小企業以合理的政策，盡可能的促進中小企業快速發展。

五、結論

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對經濟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因而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所以要確保中小企業的持續發展。資金支持是中小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目前我國多數中小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盡管我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稅收政策以盡可能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但是其效果不是很理想。總而言之，我國應正確認識到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進而通過有效借鑒其它國家的措施，以完善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稅收政策，從而促進我國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劉桔林.社會資本對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影響及實現機制研究[D].湖南大學，2012.

第8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我國近十年的貨幣政策調整

一、偏擴張性的穩健貨幣政策階段（1998-2003）。由于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以前緊縮政策的慣性影響，貨幣供給量未能與GDP的增長相配套，增長明顯不足。于是1998年人民銀行正式取消了對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管理，利用間接的經濟手段進行貨幣政策管理。1998-2002年，央行六次降低存款準備金，再貸款逐年增加，由外匯儲備增加而投放的貨幣量逐年擴大，通過這些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使得我國貨幣供給量在此五年間大幅增加，有效地治理了通貨緊縮。但是，隨之也產生了局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隱患。

二、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階段（2004-2007）。2003年開始，我國的貨幣供給量增長較快，金融機構貸款大幅度增加。2003年第一季度的狹義貨幣M1及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就均超過了2002年底的預測，流動性過剩開始顯現，盡管央行采取了發行央行票據及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是以增發國債為主要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減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此后的幾年間，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成為世界第一，對外貿易順差不斷增長，外匯源源不斷涌入國內，流動性過剩問題愈演愈烈，央行開始采取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率政策、利率政策等組合措施使得央行的政策手段更加靈活，從而提升經濟增長的效率和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階段（2008-2010）。2008年中，美國次貸危機逐步向全球蔓延且程度逐步加深，我國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央行及時調整了貨幣政策的方向、重點和力度，實行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08年中開始直至2010年，央行綜合運用多種工具，全面實施一攬子計劃，采取一系列靈活有效的措施，及時釋放確保經濟增長和穩定市場信心的信號，多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足，取消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硬約束，優化信貸結構等。這些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宏觀經濟的下滑趨勢得到及時遏制，并逐漸回暖且朝著預期方向發展，總體運行態勢良好。

金融危機下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考驗

一、人民幣緩慢升值的匯率政策使得我國貨幣政策陷入困境。在成熟的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中，貨幣政策的首要目的是維持國內的價格穩定，因此決定一國貨幣政策的首要因素是物價水平，但在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水平較低，還肩負著促進經濟發展、擴大就業、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等多個目標，這些目標在某些時候是互相沖突的，這就導致當不同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時，貨幣政策將陷入兩難甚至多重困境。當前最突出的目標沖突就是物價穩定與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之間的矛盾。當國內價格穩定與匯率穩定發生沖突時，貨幣政策就會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也就是在匯率穩定的首要目標下，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性，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很好解釋了此種情況，即在資本項目適度開放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不能兼顧的。

當前，在面對明顯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央行的首要目標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平穩而緩慢的升值，通貨膨脹壓力置于其后。自去年8月份以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與日俱增，在這一壓力之下，人民幣也開始了快速的升值，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時間里，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了近3%，但這仍不能滿足歐美國家的要求。面對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國政府一再堅持“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的原則，拒絕實行休克式升值法。結合我國的實際，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20%甚至更高，我國出口企業將大量倒閉，失業率將大幅提高，農民工將從城市返鄉，社會將出現很大的不穩定因素，極大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當前的貨幣政策不得不選擇讓步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全球性的低利率大潮中，如果人民幣開始選擇不斷加息，將可能受到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元放水的沖擊，使得貨幣政策的實行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甚至偏離原有的軌道。

二、全球流動性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在加大。由于人民幣是非自由兌換貨幣，外資引入后需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入流通使用，國家為了外資換匯要投人大量的資金增加了貨幣的需求量，形成了外匯占款。面對全球部分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盡管我國采取了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但根據國內金融市場的異常波動和外匯占款超常等情況來看，泛濫的流動性仍然在很多方面沖擊了我國實體經濟以及貨幣政策。

近幾年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增量中外匯占款增量的比例持續增高，外匯占款已成為重要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之一。外匯占款是由經濟運行本身所決定的，受進出口情況影響，其內生性使得貨幣政策難以有效地發揮主動性。事實表明，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風暴中，以外匯占款的波動為重要見證的全球流動性的劇烈波動，正在對我國的貨幣政策產生愈來愈強烈的影響。央行今年3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月末，中國外匯占款余額達23.08萬億元，比上月增加5016.48億元，環比增加24.39%。去年10月份，中國新增外匯占款5301.8億元，創出33個月新高。

外匯占款是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一般來說，貿易順差、外資使用以及海外熱錢流入等因素是引起外匯占款大幅上升的主要推手。而統計數據顯示，1月份中國貿易順差僅為64.5億美元，較去年12月份（130.8億美元）大幅回落，外商直接投資額是100.3億美元，較去年12月份（140.3億美元）回落幅度也較大，新增外匯占款中扣除貿易順差和FDI的不可解釋部分高達3930.6億元，環比增長了76%，和去年10月份相比也增加了1069.39億元，可見外匯占款的大幅增長中外部資金持續大幅流入“功不可沒”，這與其他部分新興經濟體資金逆流形成較大的反差，也反映出了在當前中國經濟穩健復蘇、人民幣加速升值的宏觀背景下，資金對人民幣資產仍“青睞有加”。

專家就此分析認為，1月份新增外匯占款數額如此之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部流動性的流入。去年底美聯儲重啟了被喻為“印鈔機器”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國際流動性進一步泛濫，大量的流動性急于尋找出口，我國良好經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預期以及與歐美相比所存在的利率差，都對國際流動性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使得我國成為國際流動性的首選。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我國對于流動性和通脹預期管理的難度和壓力不斷增加。2011年年初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再次表明，來自外部的流動性壓力仍舊不容小覷，這必然對央行的調控力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央行為了防止更多國際流動性的涌入，對于加息將會更加謹慎。

金融危機下我國貨幣政策的抉擇

面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壓力，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的沖擊，我國的貨幣政策到底該何去何從呢？以下將結合相關學者的觀點對此問題進行粗略的探析。

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國際經濟矛盾變得更加集中和尖銳，危機后往往伴隨著貿易戰，而當前中美匯率之爭，美國手中的殺手锏就是要大幅提高出口美國的中國商品的關稅，當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匯率。應當在不同時期根據當前最主要的矛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來制定合適的貨幣政策，因此，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當前的主要矛盾，目前仍應該堅持匯率緩慢升值的路線，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側重運用非加息的貨幣政策工具收縮銀根，同時密切關注CPI的走向，慎用加息工具，在人民幣升值壓力相對緩和之后，堅持實行人民雙向浮動。畢竟，盡管目前普遍預期人民幣升值，但具體應該升多少并沒有達成共識，人民幣緩慢升值和雙向浮動可以降低投機熱錢的回報率，提升它們的投資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抑制熱錢涌入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我國一再出現貨幣政策為匯率政策所“綁架”的被動局面，原因就是人民幣匯率長期與均衡匯率偏離，導致在矛盾尖銳時經濟政策進退兩難。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減弱之后，也不可重新回到固定匯率的舊路上，要建立真正受市場供求決定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由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美元貶值和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攀升，國內輸入性通脹壓力正日益增加。在國內經濟快速增長的需求拉動、流動性總體寬松的貨幣推動以及人口拐點臨近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今年上半年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仍然較大。此時，采取加息的政策顯得相對有效，央行已于2月和4月分別兩次上調了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25個基點，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達到3.25%和6.31%的水平。此時的加息不等于熱錢的流入，因為熱錢很少是存在銀行里坐等利息收入的，大部分是進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靠資產在短時期的大幅升值來獲取暴利，而加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貨膨脹預期，進而抑制資產價格的泡沫，抑制資本市場對國外熱錢的巨大吸引力。同時，央行應高度重視市場對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特別是加息政策預期的引導，提高市場對政策的分析判斷能力。應該合理估計通貨膨脹率，過高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估計都會使市場主體對貨幣政策產生“免疫力”，貨幣政策將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要處理好“控物價”和“穩增長”間的關系。在存款準備金率抬升至歷史高位之后，近期市場出現了對經濟增速下滑的擔憂和政策調控或將放松的猜測。如何處理好調控物價和穩定增長間的關系，已經成為當前貨幣政策的重大挑戰。對此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認為，當前貨幣政策的調整方向是正確的，目前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面對調控中出現的困難和暴露的矛盾，在調控力度上不能不能松動。目前看來，穩健的貨幣政策已經奏效，但現階段的任何松懈只會造成信貸快速反彈，進而造成通脹反彈的風險。國務院總理4月13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指出，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中央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做出的重要決策。要處理好總量和結構的關系，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系，綜合運用好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等多種價格和數量工具，消除通貨膨脹的貨幣因素，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同時提高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在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采取措施進一步消除物價上漲的貨幣因素的同時，也要充分估計貨幣政策的滯后效應，避免政策疊加對實體經濟產生過大的影響。在促進金融對經濟的支持作用方面，今后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

第9篇：金融政策研究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金融機構危機 貨幣危機 資產價格沖擊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9-041-05

一、引 言

從世界范圍看，在過去的20年中貨幣政策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期間物價穩定，通貨膨脹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這主要歸功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最近的十年中逐漸收斂于物價穩定這一單一的終極目標，或者至少是兼容物價穩定的一系列目標集合。

盡管有更多的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物價穩定，但是對于這一貨幣政策目標對金融穩定究竟造成何種影響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綜觀國外學者的研究，有關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主要有三類觀點：權衡觀點（Trade-off）、協同觀點（Synergies）和新環境假設（“New environment”hypothesis）。

所謂權衡觀點是指為實現物價穩定而采取的貨幣政策設計并不必然有利于金融穩定，價格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存在著平衡的關系（Mishkin,1996、Cukieman,1992、Fisher,1933等）。但是，權衡觀點似乎與人們的傳統認識相悖。通常認為通貨膨脹會提高人們錯判未來收益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通貨膨脹將進一步惡化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同時，高通貨膨脹通常伴隨著高波動率，這會進一步導致人們錯判未來收益。此外，當經濟周期處于伴隨著高通脹的繁榮時期時，通常都會出現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泡沫的現象，這主要是由于中央銀行向市場提供過度流動性所導致的，而相對于真實預期收益而言過度的信貸增長經常是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因素。于是，產生了協同觀點。所謂協同觀點是指為實現物價穩定而采取的貨幣政策設計將同樣也會有利于金融穩定，也就是說價格穩定意味著金融穩定（Schwartz,1995、Padoa-Schioppa,2002、Issing,2003等）。

新環境假設觀點建立的背景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較低且更加穩定的通貨膨脹水平、較低的短期產出波動、顯著的信貸和資產價格波動、頻繁的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興起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物價穩定（Claudio Borio 和 William White，2004）。新環境假設的觀點認為在新環境下需要重新審視原來的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甚至需要價格穩定有利于金融穩定這一結論，即認為價格穩定會引發金融不穩定。因而，新環境假設觀點認為中央銀行僅僅關注物價穩定是不夠，而是應該直接關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

此外，不僅是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機制存在爭議，而且關于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樣存在爭議。該觀點認為金融不穩定會導致貨幣政策設計的改變，這主要是因為當前的金融危機非常嚴重或者是貨幣政策當局為了避免未來發生金融危機而改變貨幣政策。盡管金融不穩定可能是中央銀行錯誤貨幣政策的結果，但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驅使中央銀行改變貨幣政策設計以應對金融不穩定的情況。例如，García Herrero (1997) 、Martinez Peria (2000)發現銀行危機并不必然導致貨幣政策的巨大變化，同時也發現那些經歷過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國家從長期來看其貨幣需求是穩定的。這些研究無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因為這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上認為的只是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產生影響的單向因果關系。

上述觀點的相互矛盾與沖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金融穩定的內涵缺乏一個廣泛可接受的定義，從而無法建立起考察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將從金融穩定的內涵入手，在選擇目前較為廣泛接受的金融穩定涵義基礎上進一步梳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研究進展并進行相關評述。

二、金融穩定的內涵

迄今為止金融穩定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并沒有一個廣泛的可接受的定義。這主要是因為從直觀上看穩定似乎意味著沒有波動，但不幸的是，波動對金融市場而言并不一定是壞事。正如Schinasi (2003)所指出的，即使是穩定市場中的資產價格也會有較高的波動率。Issing (2003)進一步指出，導致金融機構失敗的大的資產價格波動甚至是穩定的信號，或者是系統自我糾正或凈化能力的信號。盡管定義金融穩定存在著較大困難，但學者們仍然盡了極大的努力界定金融穩定的內涵。目前有關金融穩定的定義可以籠統地分為兩大類：金融穩定說和金融不穩定說。

（一）金融穩定說

Mishkin(1991)認為金融穩定是確保能夠長期持續的一種狀態，沒有大的破壞和沖擊，并且儲蓄分配轉化為投資機會是富有效率的。Crockett (1997a)定義金融穩定為沒有明顯的引發損害經濟（不包括一些嚴格限定范圍內的消費者及其對手方）的沖擊的存在。Padoa-Schioppa (2002)定義金融穩定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金融系統能夠承受沖擊，并且在抵御沖擊的過程中不會導致出現損害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和經濟中支付處理過程的風險積累。Foot(2003)認為金融穩定的內涵包括：（1）貨幣穩定；（2）就業水平接近自然就業率；（3）對于經濟中核心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運轉存在信心；（4）經濟中不存在損害貨幣穩定和就業水平的實際資產或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波動。此外，還有一種在概念上不是很令人信服但可以直接觀察得到的金融穩定定義，即金融穩定是指沒有銀行危機、資產價格穩定、利率平滑的狀態（Goodfriend, 1987; Cukieman, 1990）。

金融穩定說試圖從金融穩定的特征、條件以及實現過程來描述金融穩定內涵的努力是值得稱道的，但金融穩定說所描述的金融穩定的內涵盡管在形式上看起來很美，但卻缺乏一個合適的可以量化的基準來將金融穩定與金融不穩定區分開來，從而給實證研究帶來了困難。

（二）金融不穩定說

與金融穩定相對應的概念是金融不穩定，而排除了金融不穩定的情況即為金融穩定。Mishkin(1999)認為金融不穩定源于信息流對金融系統的沖擊，受到沖擊的金融系統不能正常發揮其資金融通渠道的作用，從而使資金無法配置到最有生產效率的項目中去。Schwartz（1986）認為金融危機是被支付手段在任何價格下都無法獲得的擔心所驅使，即便是在部分銀行儲備體系中發生這種情況，也會導致對高能貨幣的爭奪，這種情況將由于公眾對銀行系統的突然擠兌而迅速惡化。金融危機是短暫的，當公眾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放緩時危機將結束。Ferguson (2002)認為金融不穩定包括三個基本標準：（1）一些重要的金融資產價格與基礎價值嚴重背離；（2）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市場功能和信用有效性都顯著地發生了扭曲；（3）前兩項的結果導致總支出顯著偏離（或高或低）于經濟的生產能力。Large (2003)認為金融不穩定的特征包括價格的波動性和無法預期的變動，而防止這些波動性和變動的發生則是需要面對的實際挑戰。

從學者們對金融穩定內涵的定義來看，不僅每個學者對金融穩定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的學者從正反兩個方面來描述金融穩定，并且大多數學者都是針對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來定義金融穩定的。盡管采用金融穩定說來定義金融穩定的內涵從邏輯上看更易為人們所接受，但由于金融不穩定說可以用明確的指標進行量化，從而有利于實證研究的開展，因此研究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影響的學者大多都采用了這一定義。本文也采用這一定義，同時考慮到金融不穩定從表現形式看主要包括金融機構危機、貨幣危機和資產價格沖擊三個方面，我們主要就從這三個方面梳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盡管我們沒有選擇從權衡觀點、協同觀點和新環境假設這三個方面來研究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但這三類觀點均內含于相關研究中。

三、貨幣政策與金融機構危機

相比于金融系統中的其他機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設計將會更直接地影響到銀行系統功能的發揮。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利用1970年-1999年期間79個國家（27個工業化國家、32個新興市場國家、20個轉軌國家）的年度面板數據，研究了貨幣政策設計（包括貨幣政策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危機的關系。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發現，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與銀行系統危機呈顯著負相關，即中央銀行采用物價穩定的目標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同時發現，盯住匯率的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危機呈顯著負相關，即采用匯率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進一步分析，他們還發現除了轉軌國家外，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與銀行系統危機呈顯著負相關，但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系統危機之間則在分類樣本國家中未呈現出顯著關系。

根據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的研究，中央銀行采用物價穩定的目標以及采用匯率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因此，單就銀行危機而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應以穩定物價為主要目標，同時應選擇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

但De Graeve, Kick 和 Koetter(2008)的研究結論則與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截然相反。他們利用德國1995年-2004年的宏觀經濟數據和銀行業數據，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微觀-宏觀模型，研究了貨幣政策與銀行危機的關系，結果發現采用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會導致金融不穩定。為了避免采用單一的微觀模型或宏觀模型而導致有用的宏觀經濟信息或微觀經濟信息被忽略掉，他們將微觀經濟因素和宏觀經濟因素相結合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微觀-宏觀模型來分析貨幣政策與銀行危機的相互影響。其中，微觀經濟因素主要是涉及到銀行的七個財務指標，包括核心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率、資產減值準備與銀行總資產比率、貸款與銀行總資產比率、表外業務與總資產比率、對數總資產、股權收益率、凈同業資產加現金與銀行總資產比率；宏觀經濟因素包括GDP增長率(Y)、通貨膨脹率(P)和3個月利率(R)。利用這一微觀-宏觀模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貨幣穩定并不必然導致金融穩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Y和P不變），如果中央銀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這有利于物價穩定）而提高一個標準差的利率（即一個標準差利率的沖擊），這會導致一年以后銀行出現危機的概率提高0.44%，也就是說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會以導致金融不穩定為代價。進一步地，如果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越低，貨幣政策沖擊導致銀行出現危機的概率越大。

此外，Adrian.T 和 Hyun Song Shin(2008)將研究視角延伸至金融市場中的其他中介機構。他們認為與商業銀行相比，證券經紀商盡管規模比較小，但由于其資金來源幾乎完全是短期市場融資，因此其資產是反映市場信貸邊際供給（Marginal Availability of Credit）的最佳信號。他們研究了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化與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關系，結果發現，聯邦基金利率的降低將導致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膨脹，相反，聯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將導致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收縮。因此，短期利率是影響金融機構規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其變化將加劇而不是熨平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波動，即采用短期利率為貨幣政策工具將不利于金融穩定。據此，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明確定位于金融穩定。

四、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

當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時，采取何種恰當的貨幣政策加以應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出于穩定本國匯率和貨幣的目的, 應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 即提高利率水平，以吸引資金內流或防止外資大量抽逃, 進而穩定本國匯率。但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則對這一看似正確的建議提出了挑戰，因為危機國家基本都按照IMF的建議紛紛大幅提高本國利率水平以試圖穩定匯率和貨幣，但結果卻使本國陷入了更深的危機。從理論上講，提高名義利率水平的確會起到穩定匯率的作用，從而減少本國企業的外幣債務負擔。但是高企的利率水平也會增加本國企業的本幣債務負擔，降低企業進一步投資或者僅僅是避免破產的能力，而這又會對匯率的穩定性產生負面的沖擊。因此，為應對貨幣危機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貨幣政策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0)構建了一個簡單的兩期小型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關系模型，研究了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應對貨幣危機的臨界條件。這一模型建立在幾個假設條件之上：（1）存在購買力平價關系；（2）存在利率平價關系；（3）資本完全自由流動；（4）企業財富是決定其投資和產出的唯一變量；（5）浮動匯率制。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首先從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的角度建立了第2期產出Y2和第1期名義匯率E1之間的關系，即

（1）

這一關系為利率平價LM曲線（IPLM），反映了貨幣角度E1與Y2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然后，他們從實體經濟角度，即從企業的融資和生產決策角度建立了第2期產出Y2和第1期名義匯率E1之間的關系，即

（2）

這一關系為W線，反映了實體經濟角度E1與Y2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但與（1）式中E1與Y2非線性關系不同，（2）式中E1與Y2是一種線性關系。

當IPLM曲線和W線相交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提高利率可以有效應對貨幣危機。但當IPLM曲線和W線相切或者沒有相交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將會導致宏觀經濟的進一步蕭條。若IPLM曲線和W線相交，則需滿足，可得：

，（3）

這就是為應對貨幣危機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條件。其中，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1)將上述模型進一步放松至無限期限，研究了在存在信用約束的情況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體擁有外債的比例越大就越容易發生貨幣危機；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都可能爆發貨幣危機；公共部門的不平衡會通過公共債務尤其是公共外債的擠出效應對本幣的穩定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信貸供給對利率不敏感，那么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應對貨幣危機是有效的；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對中期的經濟行為產生債務負擔效應，即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中期內會提高本國企業的債務負擔。

然而，Zettelmeyer(2004)在研究了上個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三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變化對匯率的影響后發現，當中央銀行為穩定匯率而提高100個基點的3個月市場利率時會導致匯率水平提高2%-3%的水平，即支持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的有利于穩定匯率作用的傳統觀點。但是，為穩定匯率而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代價是高昂的，為彌補本幣10%的貶值需要提高大約500個基點的利率。

盡管上述研究對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貨幣危機存在爭議，但有一點是學者們都接受的，即穩定的匯率是防止貨幣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

五、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沖擊

盡管在過去的20年里全球通貨膨脹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金融不穩定現象卻明顯增加，尤其是全球資產價格在急速攀升過程中伴隨著較高的波動性。Borio 和 Lowe(2002)指出從歷史上看資產價格波動通常伴隨著金融不穩定現象的發生，尤其是在資產價格上升和下降的交替過程中容易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特別是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全球陷入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再度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

雖然早在10多年前，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開始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并懷疑這種波動是否完全由經濟基本面因素所導致，但關于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的理論研究并沒有達成一致。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中，尤以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的研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根據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在存在有效的資本市場并且不存在監管瑕疵的世界中，資產價格的波動僅僅反映的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因此，中央銀行沒有必要對資產價格波動給予特別的關注。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構建了一個考慮工資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宏觀經濟模型，研究考慮或不考慮資產價格泡沫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結果發現，只有當資產價格可能預測未來通脹或通縮壓力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關注資產價格是有益的，否則，采用傳統的通脹目標制對中央銀行而言是最為合理的。即如果非基本面因素（包括市場心理影響和監管不力等因素）是導致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并且來源于非基本面因素的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具有潛在的顯著影響，那么資產價格波動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經濟不穩定的獨立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應該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其中，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傳導機制包括財富效應、Tobin q效應、金融加速器效應等。Bernanke 和 Gertler (2001)進一步指出，嘗試穩定資產價格的努力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央銀行無法準確知道資產價格的變化究竟是否來源于非基本面因素，亦或基本面因素，還是兩者的結合。

當然，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所建立的模型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缺陷：（1）不是從模型中推導出貨幣政策規則，而是人為設定為考慮或不考慮資產價格泡沫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然后研究貨幣政策規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2）假定資產價格泡沫在破滅之前以恒定的速率增長，但實際上資產價格泡沫也許不是突然破滅，而是以一定的速率上升或下降；（3）假定資產價格泡沫存在一段時期并且在破滅之后不會出現，所以僅僅研究了資產價格泡沫對實體經濟的短期影響；（4）因為無法知道市場心理的準確影響而沒有將下期資產價格泡沫可能破滅的概率內部化，而將之內部化與僅僅將其作為外生概率所得出的貨幣政策規則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結論可能是不同的。Semmler .M 和 Wenlang Zhang(2007)在彌補上述缺陷后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研究了在面對資產價格波動時貨幣政策的反應，結果發現，在零利率的低利率環境下，金融市場的蕭條會使得衰退的經濟更加惡化，如果為了避免陷入流動性陷阱，中央銀行不應該忽略資產價格的波動。Alexandros Kontonikas 和 Christos Ioannidis(2005)也認為無論是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還是標準的Taylor規則，考慮資產價格波動的利率調整有利于降低宏觀經濟的波動。

六、結論性評述

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門話題，這反映了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如何確保金融穩定方面的困惑。綜合目前的研究進展，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結論：

（一）金融不穩定通常來源于對一些共同因素而非特殊因素的風險暴露。也就是說，金融不穩定是系統性的危機，而非個體危機。如果金融系統中眾多金融機構按照類似的模式進行運作，金融系統就更容易在遭到共同的宏觀經濟威脅時出現危機。因此，為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首先要盡量避免金融機構的同質化運作，推動金融機構的多樣化運作無疑是重要的。

（二）物價穩定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金融穩定，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不能僅僅將物價穩定作為確保金融穩定的唯一指標。根據當前的研究結論，物價穩定并不一定必然會導致金融穩定，但是，物價不穩定卻是引發金融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關注物價穩定的同時應該綜合考慮其他經濟指標或因素以確保金融穩定。為了確保一國的金融穩定，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貨幣政策對經濟行為更為廣泛的影響，而不單單是對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的影響。

（三）若要試圖建立考察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當務之急是必須對金融穩定的內涵建立明確且為大家所廣泛接受的定義。盡管金融穩定的內涵難以清晰地界定，但這是研究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深入探討并尋找衡量金融穩定且得到廣泛公認的一攬子指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其他尚待進一步挖掘的領域。盡管目前有關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但仍然存在很多尚待進一步挖掘的領域。比如，目前的研究多沒有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特殊情況，沒有深入分析一國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中央銀行獨立性等制度變量對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所產生的影響。此外，當前的研究也沒有對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金融發展階段加以區分，以判斷在不同階段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不同表現關系等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在未來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Adrian.T and Hyun Song Shin, 2008.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 , kc.省略.

2.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0. A simple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and currency cris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4, pp 728-738.

3.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1. Cur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 credit constrain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pp 11211150.

4.Alexandros Kontonikas and Christos Ioannidis, 2005. Should monetary policy respond to asset price mis alignments? Economic Modelling, Vol.22, pp.1105 1121.

5.Alicia García Herrero and Pedro del Río, 2003.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Design of Monetary Policy, working paper, bde.es.

6.Bernanke, B., Gertler, M., 1999.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Economic Review, fourth quarter 1999.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7-51.

7.Bernanke, B., Gertler, M., 2001.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1, pp.253257.

8.De Graeve. F ,Kick. T,Koetter. M,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An integrated micromacro approach，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Vol. 4, pp. 2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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