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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水桶效應”
中圖分類號:TM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6-0351-01
前言
水桶效應實際上就是說盛滿水的水桶,需要具備無損并且平齊的木板,如果水桶中有一個木板出現破損,就不能盛滿水。因此,決定水桶盛多少水的不是最長的木板,是最短的木板。通過很多串聯和并聯的電芯構成電動汽車電池系統,此時會形成水桶效應,失靈電芯會破壞整個電池系統,嚴重的會導致出現車輛起火,電池管理系統主要就是用來管理電池組,盡可能避免出現水桶效應,保證系統整體安全。
1 電池管理系統的基本原理
電池管理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簡稱BMS。一般情況下電池管理系統都是汽車系統的子系統,可以在新能源汽車中廣泛應用,主要作用就是管理以及監(jiān)控動力電池,保證具備最佳工作狀態(tài)的電池,盡可能提高使用電池的壽命,向子系統傳遞相關電池信息,為進一步分析判斷提供依據,并且還具備一定調整以及實時監(jiān)控電池作用,可以同步協調眾多平行子系統。車輛實際運行的時候,需要不斷交替應用減速和加速,因此,電池管理系統需要及時反饋和接受動態(tài)信息,適當調整管理形式[1]。
2 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的主要功能
電池管理系統雖然具備相對復雜的結構,但是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還是相對簡單的,可以從以下方面分析:
第一,對電池內部單體電芯的實際情況進行監(jiān)測,平衡電池電芯整體性能,確保在額定范圍內的電池芯,如果透支電芯,需要盡可能保證電池組整體性能,為電池充電提供合理的接入形式[2]。
第二,系統失去聯系或者失控的時候,需要一定故障保護,緊急情況下隔離電池,如火災、過載等,如果電池電芯失效的時候,需要可以提供相應應急行使模式。
第三,對電池溫度進行監(jiān)控,調整保濕器和散熱器的運行狀態(tài),確保能夠具備最佳溫度電池運行狀態(tài)。
第四,可以對電池提供最好的充電流程,并且適當調整沖放電比例,避免回收動能的過程中出現過度充電問題。
第五,為車主以及系統提供相應的健康程度信息和充電程度信息,對電池余量能夠提供行使路程的計算。
第六,對車輛行使情況能夠進行適應,合理調整管理電池的方式。
第七,記錄電池實際應用狀態(tài),并且對使用歷史進行合理記錄。
第八,執(zhí)行系統的命令和信息。
第九,車輛行使之前為了能夠預留足夠量的負載測試阻抗,可以通過分階段充電方式來達到避免涌流現象出現[3]。
實際執(zhí)行的時候,能夠具備做種電池管理功能的新能源汽車管理電池系統,最重要就是是否符合設計需求,現階段,國內外具備很大差異的生產水平,但是最根本方向就是克服水桶效應。
3 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的基本類型
現階段,具備以下幾種形式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基本類型,分配式、中心式、模塊式,以下主要分析了上述類型電池管理系統基本特點和情況。
3.1分配式
分配式(Distributed)電池管理系統應該可以連接電芯放電平衡裝置和電壓監(jiān)控,此外還應該擁有切斷數字通訊功能和充電器狀態(tài),在設計過程中具備簡單可靠的設計優(yōu)勢,但是存在數量大、比較小單體電芯體積等缺陷,在安裝電路板電池電芯的時候就變得十分困難。
3.2模塊式
模塊式(Modular)電池管理系統主要構成就是一個主控制器和多個分控制器系統,主控制器能夠獲得分控制器的信息數據,從而達到管理電池組的目的,在設計過程中并不需要在所有電池電芯上都安裝相應電路板,但是設計電動車電池管理系統的時候,設計主從控制形式的時候會遇到一定通訊技術挑戰(zhàn)[4]。
3.3中心式
中心式(Centralized)電池管理系統中所有電芯都被共同中心控制器進行監(jiān)控,安裝控制器的時候十分簡單方便,相比較其他類型車輛通訊系統來說,也相對方便,但是在設計的時候,不能合理規(guī)范電動汽車電池組實際形態(tài),如,沃蘭達T型電池,因此,想要通過中心式來有效控制電池所有走線是比較困難的。
4 新能源汽車電池系統與“水桶效應”
現階段,已經存在兩種設計電動汽車的主要形式,模塊式和分配式,設計根本依據就是電芯實際大小。目前,國際上主要應用兩種電芯,就是特斯拉(Tesla)經常應用在筆記本電腦中的18650電芯和韓國經常應用的60Ah方形電芯。實際應用后者電芯構成的電池管理系統的過程中,一般需要80左右個管理電池數量,因此,設計過程中適合應用分配式形式,但是因為具備溫差比較大的電池內外溫度、比較大的電芯單體容量,并且出現異常情況的時候會出現比較大的能量,如起火、爆炸等,因此,需要十分嚴格的要求控制電池組整體溫度,避免出現與杭州動車組類似的汽車自燃事故。特斯卡主要應用能量比較小的18650電芯,如果出現爆炸,也沒有很大威力,因此,包裝合理就能夠確保電池組整體安全,因為具備比較小能量,就需要很龐大數量的18650電芯,這種電芯主要就是用在筆記本電腦中,存在相對比較小的體積。利用8000多個18650電芯來構成特斯拉敞篷電動爬車,安裝中應用分配式電路板需要十分龐大的數量,但是如果應用中心形式也具備很大數量走線[5]。
電池管理系統如果具備十分優(yōu)秀的功能,會最大程度保證電芯放電程度,充電過程中能夠避免電芯充電過量,沃蘭達現階段也僅僅只是具備50%的電池放電比例,也可以僅僅應用電池組一半電量,就不會繼續(xù)進行放電了,主要就是由于處于臨界狀態(tài)的電芯,如果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放電比例,也就是說在行使的過程中,沃蘭達中半個電池是沒有用的,驗證了最短板的水桶效應,會降低使用整體車輛的效率,成為車輛行使的包袱。過量對鋰電池進行充電,會形成十分嚴重的后果,因此,電池管理系統中最重要保護電池方式就是避免過量充電,也就說在電池充滿的過程中,其實存在不是十分滿的電量,只是一種假象,車輛行使過程中如果下坡或者剎車的時候,能夠最大程度獲得能量,以及達到節(jié)能的目的[6]。
結語
綜上所述,電池管理系統基本作用就是管理工作溫度和充放電,新型電池管理系統中已經主要出現動態(tài)平衡功能,靜態(tài)平衡功能,附加功能等,依據電池組功率、車輛型號、電芯、電壓實際需求來合理選擇以及設計電池管理系統功能,具備千變萬化的設計基本條件,因此,在設計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的時候會存在多種多樣的方式,但是不管方式怎樣變化,在實際設計的過程中,都應該充分重視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中的“水桶效應”。
參考文獻
[1] 辛迪嘉.新能源汽車電池管理系統中的“水桶效應”[J].電器工業(yè),2011,(6):57-59.
[2] 阮嫻靜.新能源汽車研發(fā)創(chuàng)新項目與整車發(fā)展的關聯效應――對DF電動車輛公司的實證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29(16):60-63.
[3] 盧健,陳學廣.面向新能源汽車制造商的多目標決策模型研究[J].計算機仿真,2014,31(4):166-169.
一、集中與歸核:過度收縮與集聚的風險
以資源能力為本位的戰(zhàn)略取向強調要以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為基礎來進行業(yè)務選擇,抵制外部市場機會的誘惑。顯然,這種戰(zhàn)略取向首先強調的是企業(yè)經營的集中化與歸核化,即企業(yè)使其資源與能力集中于主營業(yè)務(或核心業(yè)務),以圖增強主業(yè)競爭優(yōu)勢。但經營的過度集中化與歸核化會引致企業(yè)經營規(guī)模的過度收縮與業(yè)務的過度集聚,進而一方面會導致規(guī)模不經濟與范圍不經濟,另一方面還會因專業(yè)化程度過高而引致市場風險。
(一)過度收縮與集聚引致規(guī)模不經濟與范圍不經濟
企業(yè)經營規(guī)模與經營范圍的過度擴張會引致規(guī)模不經濟與范圍不經濟。同樣,企業(yè)經營規(guī)模與經營范圍的過度收縮與集聚也會引致規(guī)模不經濟與范圍不經濟。這與規(guī)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特點及規(guī)律有關,即規(guī)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總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才是有效的,企業(yè)經營的規(guī)模與范圍過大或過小都可能因落于規(guī)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有效范圍之外而變成規(guī)模不經濟或范圍不經濟(如圖1所示)。
對于規(guī)模經濟與范圍經濟,雖然仍存在著不同前提下的不同認識,但我們可以從企業(yè)的成本變動與企業(yè)經營的規(guī)模或范圍變動之間的聯系來考察規(guī)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問題。對于規(guī)模經濟問題而言,在一定的技術狀況和價格水平下,一方面,若企業(yè)經營規(guī)模擴大與企業(yè)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是一致的,則可以認定規(guī)模擴大的經濟性(E-conomies of Scale),如果方向相反,則表示規(guī)模擴大的不經濟性(Diseconomies of Scale);另一方面,若企業(yè)經營規(guī)??s小與企業(yè)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一致,則可認定規(guī)模收縮的經濟性,如果方向相反,則表示規(guī)模收縮的不經濟性。范圍經濟的性質雖然與規(guī)模經濟的性質有所不同,但二者運動的規(guī)律卻基本相似,即一方面,若企業(yè)經營范圍的擴大(增加業(yè)務數量)與企業(yè)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一致,則可認定經營范圍擴大的經濟性(Economies of Scope),如果方向相反,則表示經營范圍擴大的不經濟(Diseconomies of Scope);另一方面,若企業(yè)經營范圍的收縮與企業(yè)平均成本降低的方向一致,則可認定經營范圍收縮的經濟性,如果方向相反,則表示經營范圍收縮的不經濟性。
企業(yè)經營規(guī)模、經營范圍及其變動與企業(yè)平均成本及其變動之間的關聯性可由圖1得到反映:S1與S2之間的曲線部分表示企業(yè)最合理的經營規(guī)模或經營范圍;當企業(yè)經營的規(guī)?;蚍秶蛴以竭^S2點后,企業(yè)平均成本將隨著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的擴大而上升,顯示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及其擴大的不經濟性(反過來說,這一區(qū)間卻同時顯示出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縮小的經濟性。因為在這一區(qū)間,企業(yè)的平均成本隨著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的收縮而降低);當企業(yè)經營的規(guī)?;蚍秶蜃笤竭^S1點后,企業(yè)平均成本將隨著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的收縮而上升,顯示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及其收縮的不經濟性(反過來說,這一區(qū)間卻同時顯示出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擴大的經濟性。因為在這一區(qū)間,企業(yè)平均成本隨著企業(yè)經營規(guī)?;蚪洜I范圍的擴大而降低)。
圖1清楚地顯示出,企業(yè)唯有住合理的規(guī)?;蚍秶鷥葟氖陆洜I活動,才是經濟的,才能充分發(fā)揮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潛力和效率,最大限度地創(chuàng)造價值。反之,企業(yè)經營過度擴張或過度收縮,都會引致經營的規(guī)模不經濟性或范圍不經濟性:過度擴張因超越企業(yè)資源能力的限度而引致“巨人綜合征”與“無根經營”;過度收縮則因無法有效利用和充分發(fā)揮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潛力而引致低效率。
(二)業(yè)務的過度集聚引致市場風險
1、過度專業(yè)化的市場規(guī)模風險
由于企業(yè)的專業(yè)化經營從市場條件而言只能依賴于單一業(yè)務市場,其能夠擴張到什么程度,首先取決于市場的容納能力,即市場規(guī)模。某一業(yè)務市場的成長總是為從事該業(yè)務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提供最基本的市場環(huán)境條件,某一業(yè)務市場的萎縮也總是對從事該業(yè)務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擴張產生逆向的影響,而專業(yè)化經營企業(yè)生產能力的擴張速度如果超越其市場規(guī)模擴張的速度,企業(yè)擴張的勢頭則難以為繼。
總體而言,某一時期每一種業(yè)務市場總存在著一個規(guī)模上限問題。因此,從事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都要受到這個市場規(guī)模上限的約束。從從事某一業(yè)務的專業(yè)化經營企業(yè)多元存在的現實而言,市場規(guī)模上限的存在使得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所受到的市場規(guī)模的約束進一步強化,面臨的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大。如果某一業(yè)務市場發(fā)生萎縮性逆轉,對于從事這一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而言,其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繼續(xù)在原來的專業(yè)化領域進行擴張的問題,而是退出的問題和用新的專業(yè)化經營替代舊的專業(yè)化經營的問題。
2、過度專業(yè)化的市場周期風險與競爭風險
企業(yè)專業(yè)化經營的市場周期風險是由市場波動引起的。市場波動對于企業(yè)專業(yè)化經營的影響在于,整體市場的波動和專業(yè)化經營企業(yè)所處的局部市場的波動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整體市場周期長短的不確定性與局部市場的不確定性之間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放大了企業(yè)專業(yè)化經營的不確定性,由此相對增加了企業(yè)專業(yè)化經營的風險。
企業(yè)專業(yè)化經營的市場競爭風險,是由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與該市場上競爭對手競爭結局的不確定性引起的。專業(yè)化經營的企業(yè)與競爭對手在競爭中的擴張及在擴張中的競爭過程中,因競爭對手之間相對實力的強弱及競爭手段、策略與技巧等方面的差異而導致競爭結局的不確定性。競爭愈激烈,則這種不確定性就愈強,專業(yè)化經營的風險也就愈大。
二、忽視環(huán)境:過度拘泥于內部資源與能力的風險
資源能力本位戰(zhàn)略取向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十分重視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積累與提升,以此構建與增強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但過度拘泥于內部資源能力又會使企業(yè)忽視甚至漠視市場環(huán)境及其變化,從而引致風險。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的變化會銷蝕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價值
資源與能力的價值唯有在提供能滿足市場與社會需要的產品與服務時,才體現出來。因此,若相關的市場或社會需要消失或發(fā)生了轉移,則企業(yè)原有的相關資源與能力就會貶值,甚至一文不值,從而給企業(yè)造成損失。
湘潭電化集團公司是一家生產電池原料“無汞二氧化錳”的股份制企業(yè),年銷售收入超億元,市場遍布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及東南亞地區(qū)。1995年以前,公司的產品是“有汞二氧化錳”,公司領
導層提出,為了強化“有汞二氧化錳”的核心技術,不惜巨資,調集大量人力、物力致力于該型產品的優(yōu)化改進,曾一度使該產品在國內同行業(yè)中處于絕對優(yōu)勢地位。由于公司忽視市場變化和對其他產品與技術開發(fā)的重視,1995年以后,公司陷入了困境。原因是,國際上提高了該型產品的標準,要求生產環(huán)保型的“無汞二氧化錳”,使電化集團苦心經營十多年的“核心能力”變得一文不值。公司不得不拋棄“有汞二氧化錳”的全套技術和工藝設備,致力于“無汞二氧化錳”的研究,從而給公司造成了上千萬元的損失。1998年以后,公司領導層吸取了上次的教訓,不再刻意強調產品的絕對優(yōu)勢地位,而是緊緊盯住世界市場的變化,瞄準競爭對手,合理分配資源,針對不同的市場,尋求有區(qū)別的相對競爭力。這樣一來,公司的視野更加開闊了,并且在很多系列產品上都有明顯的相對競爭力,其收益總和,遠遠超過了只著力培養(yǎng)一二種核心產品所創(chuàng)造的利潤。
(二)技術的變革會削弱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優(yōu)勢
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優(yōu)勢與價值還表現為相對于競爭對手的獨特性與稀缺性(即多數競爭對手不具備)。但技術的變革會引致相關新資源與新能力的出現,從而造成對企業(yè)現有稀缺資源或能力的替代,使企業(yè)蒙受損失,甚至喪失競爭優(yōu)勢。這正如著名學者戴維?亨格等人(2002)所指出的:“新技術可以使企業(yè)核心能力過時?!倍祟悮v史上的技術變革從來就未曾停止過,而且,也正是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推動著人類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因此,思想巨匠馬克思就曾指出:“現代工業(yè)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后的形式”。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以及超競爭(Hypereompetition)態(tài)勢的形成與不斷深化,更是使技術的革新呈現出突變性、跳躍式、革命性的特征。愈是處于高新科技產業(yè)(超競爭產業(yè))中的強勢企業(yè),其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也愈高,技術與能力被替代的風險亦愈大,以致會如美國學者戴維?亨格等人(2002)所指出的:在計算機等超競爭產業(yè)中,企業(yè)必須愿意“自殺”自己的技術、能力與產品(即在被替代之前自己先通過創(chuàng)新或轉移實現自我替代),進而重新獲得一種新的競爭優(yōu)勢。例如,在電子工業(yè)領域,數字技術取代模擬技術而成為電子工業(yè)領域的核心技術。日本企業(yè)在模擬技術上的領先地位,絲毫無助于它在數字領域中的競爭,反而可能會起阻礙作用。而這也正是導致日本企業(yè)競爭力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對比日本企業(yè)和美國企業(yè),我們不難發(fā)現,凡是那些技術發(fā)展產生了突變的領域,日本企業(yè)都已處于下風;而凡是那些未發(fā)生技術突變的領域,日本企業(yè)都依然保持著對美國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
(三)競爭者的模仿也會削弱企業(yè)資源與能力的優(yōu)勢
著名學者戴維?亨格等人(2002)明確提醒企業(yè):“如果一個企業(yè)的獨特能力給它在市場上帶來競爭優(yōu)勢,則競爭者就會想盡辦法模仿”。在一個競爭性環(huán)境中,相互模仿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也是一種廣為使用的競爭手段。盡管一些資源能力理論家(DiefieksandCool,1989;PrahadandHammer,1990;Barney,1991,1995,200¨認為,由于存在一系列模仿障礙(如模仿成本、隔離機制等等),企業(yè)的關鍵資源或核心能力都具有難以模仿性或不可模仿性。但實際上,由于技術與能力客觀存在的擴散性,競爭對手完全可以通過諸如“逆向工程(Re?verseEnzineefing)”等方法或手段進行模仿。而且,當今市場競爭的加劇、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fā)展正在日益降低模仿的難度與成本。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賴以成功的一系列技術工藝及經營管理方法(如全面質量管理、適時制造、彈性生產、企業(yè)文化等等),在80年代中后期被美國企業(yè)成功模仿后即迅速失去其競爭優(yōu)勢。
摘要:本文從國內外經濟學者對商業(yè)銀行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盈利能力的研究出發(fā),構建了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盈利能力的指標。根據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盈利能力理論上的關系,以建設銀行為例,應用典型相關分析方法,選取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18個季度的數據,進行了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盈利能力典型相關分析。
關鍵詞:建設銀行 可持續(xù)發(fā)展 盈利能力 典型相關分析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現階段對商業(yè)銀行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理論和實務界對于商業(yè)銀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概念和內涵還沒有確切的、權威的界定。湯谷良、尤勇認為可持續(xù)增長的深層含義應是價值的持續(xù)創(chuàng)造,只有價值的持續(xù)增加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xù)增長??创沙掷m(xù)增長不僅要從營運資金管理的角度,防止財務風險和資金流斷裂:更應從價值增值的角度,建立價值與增長的聯系。李東、赫國勝則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是指銀行在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發(fā)展環(huán)境變化的前提下,把握好規(guī)模與效率、質量與速度、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問題從而實現全面、持續(xù)、均衡、穩(wěn)定、健康的發(fā)展。
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有關商業(yè)銀行盈利能力方面的理論研究起源較早,也較為成熟。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市場結構、銀行效率對銀行利潤率以及資本收益率等方面的影響。如Smir lock(1985),選擇美國2 700家銀行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利潤率與市場結構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市場占有率與銀行利潤率存在正相關關系且占有率對利潤率有明顯影響。
國內有關商業(yè)銀行盈利能力的研究相對國外起步較晚,但是近年來隨著國內商業(yè)銀行的快速發(fā)展而迅速發(fā)展。隨著我國銀行業(yè)已經全面開放,并逐步進入健康有序的發(fā)展軌道。所以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huán)境中維持、提高商業(yè)銀行的盈利能力、保證其健康穩(wěn)定運營已經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
二、指標的選擇
(一)指標選擇的原則。
1.目的性。指標體系要緊緊圍繞典型相關這一目標來設計,并選擇能代表兩者的典型指標構成,多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兩者的相關性。
2.科學性原則。指標體系結構的擬定,指標的取舍,公式的推導等都要有科學的依據。只有堅持科學性的原則,獲取的信息才具有可靠性和客觀性,評價的結果才具有可信性。
3.客觀性原則。進行相關分析時一定要從兩者關系的客觀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不能主觀臆斷,用來分析的資料要客觀、真實、可靠。
4.可操作性原則。指標的設計要求概念明確、定義清楚,能方便地采集數據與收集情況,要考慮現行技術水平,并且有利于相關分析。而且,指標的內容不應太繁太細,過于龐雜和冗長,否則會給評價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5.突出性原則。指標的選擇要全面,但應該區(qū)別主次、輕重,要選擇能客觀代表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盈利能力的指標,以保證重點在于分析那些主要體現兩者的變量間的關系。
6.可比性原則。指標體系中同一層次的指標,應該滿足可比性的原則,即指標要建立在統一的核算范圍之內和相同的可比的基準點之上進行量化和比較。
根據以上原則,選取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和凈利潤增長率四個指標從企業(yè)的整體經營規(guī)??偭可系臄U張程度、資本積累情況等方面進行評價,以體現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情況。選取總資產利潤率、主營業(yè)務利潤率、成本費用利潤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四個指標體現企業(yè)盈利能力。下面對以上指標進行詳細介紹。
(二)可持續(xù)發(fā)展、盈利能力指標選擇。
1.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選擇,見表1。
2.盈利能力指標選擇,見下頁表2。
三、建設銀行可持續(xù)發(fā)展與盈利能力的典型相關分析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處理。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建設銀行在新浪財經網上公布的財務報表。根據樣本選擇科學性、相關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原則結合我國2007年開始實行新會計準則,數據從2009年開始選取,以一個季度為一個會計期間,剔除數據不全的期間,確定從2007年第四季度開始到2014年第一季度共18個會計期間的數據。
(二)建設銀行可持續(xù)發(fā)展與盈利能力實證分析。本文典型相關分析使用SAS軟件分析,設X1為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X2為總資產增長率,X3為凈資產增長率,X4為凈利潤增長率; Y1為總資產利潤率,Y2為主營業(yè)務利潤率,Y3為成本費用利潤率,Y4為凈資產收益率。輸入上述數據分析結果如下:
1.典型相關系數及其檢驗。
該組結果是判斷兩組變量相關性的各種檢驗,如果無法拒絕他們不相關的零假設,就不必做進一步的典型相關分析了。從輸出結果來看,除了第二組檢驗指標超高以外,其他三組檢驗都通過了檢驗。
2.標準化后典型相關模型。
根據表4、表5得出表6相關方程。
第一組相關方程可知,第一組典型變量V1反映的主要因素是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X1)和凈利潤增長率(X4),典型載荷分別是0.7484和0.8022,典型變量W1與凈資產收益率(Y4)呈高度正相關關系。成本費用利潤率(Y3)相關度次之。而且與總資產利潤率(Y1)和主營業(yè)務利潤率(Y1)呈現負相關關系。根據第二組相關方程可知,第二組典型變量(V2)反映的主要因素是凈利潤增長率(X4)呈現高度正相關的關系,而典型變量主要和總資產利潤率(Y1)呈現正相關關系,和成本費用利潤率(Y3)呈現負相關的關系。根據第三組相關方程,可以得出:第三典型變量V3與凈資產增長率(X3)和總資產增長率(X2)呈現緊密的正相關關系。而第三典型變量W3和主營業(yè)務利潤率(Y2)呈現比較高的正相關關系,和凈資產收益率(Y4)呈現高度負相關。
3.典型相關結構分析。各組原始變量與典型變量之間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第一組中,X1,X4與V1相關系數為0.7278和0.5792,與W1的相關系數為0.635和0.5054,所以第一組典型變量主要反映了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和凈利潤增長率。且配對典型變量W與原始變量X1,X4相關性較強,即盈利能力強,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X1)和凈利潤增長率(X4)就高。第二組中,X4與V2的相關系數較大,則V2主要反映了凈利潤增長率,Y1,Y4和Y4與W2的相關系數都達到0.8以上,高度相關,而Y4與V2相關系數較大,這反映了第二組典型變量W2主要體現了總資產利潤率、主營業(yè)務利潤率和凈資產收益率。所以,凈資產收益率對凈利潤增長率相關性強。第三組中,X2、X3與其典型變量V3相關系數為0.6611和0.8256,系數較大,則第三組典型變量主要反映了總資產增長率和凈資產增長率。
4.標準化后典型冗余分析從略。
四、小結
在第一組典型變量反映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中,凈利潤增長率是最重要的,緊隨其次的是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盈利能力指標中凈資產收益率對可持續(xù)發(fā)展貢獻最大。
在第二組典型變量反映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中,凈利潤增長率是最重要的,總資產增長率作為矯正項的表現指標。盈利能力指標中總資產利潤率對可持續(xù)發(fā)展影響最大。
在第三組典型變量反映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中,總資產增長率和凈資產增長率是相對重要的,盈利能力指標中凈資產收益率最重要,而且凈資產收益率作為矯正項的表現指標,對可持續(xù)發(fā)展有反向的影響作用。即當凈資產收益率太高時,反而不利于可持續(xù)發(fā)展。Z
關鍵詞:戰(zhàn)略管理理論;競爭理論;資源觀的理論
企業(yè)為什么會成功或失敗(Porter,1991),是戰(zhàn)略領域的核心問題。Porter(1980)從企業(yè)外部,即從產業(yè)結構(Industry Structure)角度研究企業(yè)競爭力的來源,并構建“五力分析模型”(Five Forces)。他的思想很快受到資源觀學者的批評。Wernerfelt,Barney等人在繼承Penrose思想的基礎上,從企業(yè)內部資源能力角度研究競爭優(yōu)勢。而Porter則在其產業(yè)結構分析基礎上,又對企業(yè)內部活動進行分析,即“價值鏈”(Value Chain)方法(Porter,1985),從而完善了自己的競爭理論。對于資源觀的理論性與研究方法,Porter(1991)提出了質疑,但他也承認資源觀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概念和思想,而資源觀學者也不斷接納Porter競爭理論思想,并將自己的VRIO(Barney,2002)分析框架看作是Porter競爭理論的補充和邏輯擴展(Barney,1991,2002),兩種理論逐漸出現了融合的態(tài)勢。本文對這兩種理論進行論述和比較,希望能對二者的發(fā)展做一個清晰的梳理。
一、 競爭觀和資源觀的理論來源
1. Porter競爭觀的兩個理論來源。Porter的競爭觀思想基本上有兩個理論框架:“結構—行為—績效”(SCP,structure—conduct—product)和“強項—弱項—機會—威脅”(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
來源于對基于對行業(yè)內部的寡頭集團和新競爭障礙的分析,Bain(1956,1959)提出所謂“S-C-P”模型,即技術要素決定行業(yè)結構,行業(yè)結構影響企業(yè)行為和績效。其邏輯在于,通過進入壁壘、產品差異化和高集中度等優(yōu)勢,企業(yè)依靠限制產出、實施壟斷、提高進入障礙來阻止競爭,從而獲得良好績效。Porter將Bain的思想引入到戰(zhàn)略管理理論中,從產業(yè)結構角度解釋企業(yè)戰(zhàn)略的制定以及競爭優(yōu)勢的獲取,即“五力分析模型”。
Andrews(1971)構建的SWOT戰(zhàn)略分析框架認為,只有能利用自身強項(Strengths)去開發(fā)使用環(huán)境中所存在的機會,同時能夠隔絕威脅和克服自身弱項的企業(yè)才可以獲得競爭優(yōu)勢。Porter的“五力分析模型”吸收了SWOT中所提到外在環(huán)境要素,其“價值鏈”則吸收了“強項”和“弱項”的思想。
2. 資源觀的起源與發(fā)展。資源觀將企業(yè)看作是一組特定資源和特殊能力的結合體。最早將該理論命名為“資源觀”(The Resource—based View)的是Wernerfelt(1984),但資源觀的起源可以上溯到Simth和Marshall,Penrose(1959)發(fā)展了Marshall的企業(yè)內部成長理論,認為企業(yè)增長的邊界存在于企業(yè)內部,而不在于企業(yè)外部環(huán)境。Penrose認為,企業(yè)既是一個由許多個體和群體協作活動組成的行政結構,又是一束生產性資源,這兩者共同限制了企業(yè)的成長。在Penrose等人的啟發(fā)下,眾多學者從資源和能力角度對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來源進行研究,并建立了VRIO分析框架,如Barney(1991,2002)。
二、 競爭理論與資源觀的主要理論思想
1. Porter的主要理論思想。Porter認為一個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的建立涉及到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由產業(yè)長期盈利能力及其影響因素所決定的產業(yè)吸引力,即產業(yè)結構,一個是決定企業(yè)在產業(yè)內相對競爭地位的因素。他認為,并非所有產業(yè)都提供均等的持續(xù)盈利機會,產業(yè)固有的盈利能力是決定該產業(yè)中某個企業(yè)盈利能力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大多數產業(yè)中,不論其產業(yè)平均盈利能力如何,總有一些企業(yè)比其他企業(yè)獲利更多,其原因在于這些企業(yè)獲得了更好的相對位置,這種相對位置的獲得取決于企業(yè)內部的“活動”或“價值鏈”。
2. 資源觀的主要理論思想。資源觀將企業(yè)看作是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一個結合體(Penrose,1959;Wernerfelt,1984;Barney;1986,1991)。企業(yè)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所擁有的資源具有獨特性(Uniqueness),企業(yè)利用這些獨特性的資源或能力建立或實施自己的戰(zhàn)略,如低成本戰(zhàn)略或差異化戰(zhàn)略,從而為企業(yè)帶來良好績效。Barney(1991)認為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來自于其所擁有的戰(zhàn)略相關資源”(Strategically Relevant Resources)。他指出,對于企業(yè)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物質、人力和組織資本都是戰(zhàn)略相關資源,只有那些能夠促使企業(yè)創(chuàng)造和實施戰(zhàn)略并改善其效率和效果的資本才是戰(zhàn)略相關資源,也就是說只有能夠促進企業(yè)實現持續(xù)競爭優(yōu)勢的資源才是企業(yè)的“戰(zhàn)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這種資源應該具有四個特性,即有價值的(Valuble)、稀少的(Rare)、難于模仿的(Imperfectly Imitable)、不可替代的(Non—substitutable)。Barney(2002)對Barney(1991)建立的分析框架做了修改,他將“難以模仿”與“不可替代”合并為“可模仿性問題”,同時加入了“組織問題”要素,從而使模型更接近于現實。
三、 競爭理論和資源觀的理論紛爭與融合
1. 理論紛爭。Porter(1980)認為競爭戰(zhàn)略的實質就是將一個企業(yè)與其環(huán)境聯系起來。因為產業(yè)結構強烈地影響著競爭規(guī)則的確立以及潛在的可供企業(yè)選擇的戰(zhàn)略,同時影響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為此,他提出“五力分析模型”,包括“買方談判力”(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供應商談判力”(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現存競爭者的競爭”(Rivalry among Existing Competitor)、“替代產品及服務的威脅”(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Services)和“新進入者威脅”(Threat of New Entrants)。這五種基本的競爭作用力決定了一個產業(yè)內部的競爭狀態(tài)和該產業(yè)的最終利潤潛力。產業(yè)的最終利潤潛力會隨著五種力量合力的變化而發(fā)生根本變化,并隨著產業(yè)不同而強度不同。在作用力強度大的產業(yè),沒有一個公司能夠賺取超常收益;而在作用力強度相對緩和的產業(yè),企業(yè)則容易獲取超額收益。
Wernerfelt(1984)認為Porter(1980)主要是從產品角度(Product side)而沒有從資源角度(Resource Side)對企業(yè)進行分析。他認為從資源角度對企業(yè)進行分析比從產品角度更合理,由于異質性和不可移動性的存在,企業(yè)一旦預先占有某種資源就會獲得先行動者優(yōu)勢(First Mover Advantages),在該資源上獲得強勢(Strength)地位,并對隨后的資源獲取者的成本或收益產生不利影響,從而形成某種資源位置障礙(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為企業(yè)帶來持續(xù)的超常收益。Barney(1986)提出“戰(zhàn)略要素市場”(Strategic Factor Market)的概念以批評Porter的環(huán)境分析方法。他認為,企業(yè)績效不僅僅依賴于是否通過戰(zhàn)略創(chuàng)造了這樣的市場,還依賴于實施這些戰(zhàn)略所要付出的成本。如果實施戰(zhàn)略的成本高于戰(zhàn)略實施的回報,企業(yè)將無法獲得好的績效。而不論戰(zhàn)略要素市場是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由于理性預期的存在,企業(yè)都不可能獲取好的績效。而只有當企業(yè)具備獨特的資源或能力,才能形成并實施好的戰(zhàn)略,所以他認為,一個企業(yè)的戰(zhàn)略選擇應該來自于其獨特技能和能力的分析而不是對競爭環(huán)境的分析。
Porter在1985年的《競爭優(yōu)勢》中引入了“價值鏈”的分析框架,用于對企業(yè)內部活動的分析。他認為,企業(yè)成功是企業(yè)所在的“產業(yè)吸引力”(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Industry)和企業(yè)在該產業(yè)中的“相對位置”(Relative Position in That Industry)的函數。相對位置決定了企業(yè)的盈利能力是高于還是低于產業(yè)的平均水平,在產業(yè)結構并不理想、產業(yè)的平均盈利能力并不高的情況下,相對位置合適(或定位合適)的企業(yè)仍然可能獲取很高的投資收益率,這實際上修正和補充了Porter(1980)的論斷。通過構建合理的“價值鏈”,企業(yè)可以比競爭對手以更廉價或更出色的方式開展戰(zhàn)略活動,建立市場地位,從而贏得競爭優(yōu)勢。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與資源觀相統一。
2. 理論融合。在Porter(1985,1991)發(fā)表之后,資源觀學者似乎開始認同和接納競爭理論的思想,并將自己的理論思想認為是對競爭觀的補充,是對Porter(1985)的邏輯擴展(Barney,1991,P105)。而Porter(1991)在從理論性和研究方法上對資源觀進行批評的同時,肯定了資源觀所具有的獨特研究視角,承認資源理論中所提出的一些具有理論價值的概念和分析方法。Barney(2002)則肯定了Porter的環(huán)境分析方法和“價值鏈”工具的作用,并將“五力分析模型”、“價值鏈”和VRIO三者共同作為對企業(yè)競爭優(yōu)勢分析的互補型工具。他認為“五力分析模型”和“價值鏈”都是戰(zhàn)略分析的重要工具,但為了選擇使企業(yè)績效最大化的戰(zhàn)略,這兩種工具還應和VRIO分析框架一起使用,以發(fā)揮其定性評價的作用。
四、 結論
戰(zhàn)略管理學科雖然經歷了40多年的發(fā)展,但仍然是一門不成熟的學科,目前也尚未形成統一的研究范式。對于企業(yè)如何獲得或為什么具有競爭優(yōu)勢,不同的戰(zhàn)略管理學者依然在不停地探索。競爭理論(或結構學派)與資源觀只是眾多研究學派中非常重要的兩支。從上述的論述可以看出,競爭理論和資源觀都還存在局限性。
建立在S—C—P模型基礎上的“五力模型”是對環(huán)境進行分析的重要工具,從理論上說使用該工具可以對行業(yè)或產業(yè)的“吸引力”進行推測。但在現實操作中可能會出現矛盾的一面。因為通過“五力模型”所分析出的有“吸引力”的產業(yè)可能會傳導錯誤的信息。有“吸引力”產業(yè)的高利潤可能會來自于兩個方面:產業(yè)自身高利潤和企業(yè)高效率導致的高利潤。前者對企業(yè)進入有吸引力,而后者則組織進入。這一點可能很難通過“五力模型”來體現出來。因此在某些時候,很難說清楚高利潤是促使進入還是阻止進入。
資源觀的VRIO分析框架雖然是分析企業(yè)內部組織強項和弱項的有力工具,但由于其使用提問的方式來進行分析,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數據收集困難和信息缺失的問題,因為被訪者自己都不一定能夠將問題講清楚。此外,這種內部分析方法成立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環(huán)境的相對穩(wěn)定性,當出現不可預測的環(huán)境變化即所謂的“熊彼特革命”時,該方法就失去了作用。
從發(fā)展過程來看,競爭理論和資源觀正從過去的相互批評而逐漸彼此吸納和融合,當然這個融合的過程還很漫長,還需要理論界的進一步深入細致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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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enrose,E.T.The theory of Growth of the Firm.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Oxford,1959.
【關鍵詞】杠桿收購 企業(yè)并購 應用研究 吉利收購沃爾沃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杠桿收購起源于美國,引領了國際上第四次并購浪潮。杠桿收購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進行得如火如荼,在中國的發(fā)展卻緩慢且困難重重,根源是我國的經濟背景和杠桿收購需要大量融資。近年來,在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們國家的資本市場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發(fā)展杠桿收購的條件逐步成熟。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研究目的。進行杠桿收購的優(yōu)劣勢的分析,探討其在我國企業(yè)中未來應用的前景;分析杠桿收購在我國特殊的市場環(huán)境下面臨的問題以及其抉擇。提出杠桿收購在我國企業(yè)具體應用的相關對策建議。
(2)研究意義。杠桿收購這種經濟行為的產生和發(fā)展,不僅有西文政治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尤其是金融市場變化的因素影響,還與收購專家不斷創(chuàng)新相關聯,由此提高了企業(yè)盈利能力而創(chuàng)造價值。
(三)研究思路與框架
二、杠桿收購在企業(yè)并購中應用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概念
杠桿收購的主體一般是專業(yè)的金融投資公司,投資公司收購目標企業(yè)的目的是以合適的價錢買下公司,通過經營使公司增值,并通過財務杠桿增加投資收益。通常投資公司只出小部分的錢,資金大部分來自銀行抵押借款、機構借款和發(fā)行垃圾債券。
(二)杠桿收購特征
(1)融資結構-高負債性。杠桿收購的主要特點就是舉債融資,融資方式的選擇不僅會影響到并購活動能否順利完成,而且對優(yōu)勢企業(yè)和目標公司未來的發(fā)展也將產生較大的影響。
(2)收購風險-高風險。信息風險。信息風險是指收購方在并購活動中可能存在嚴重的信息流不均勻、不流暢和不對稱的風險。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對稱都有可能導致決策錯誤。運營風險。收購方在收購后需要對目標企業(yè)進行整合。
(3)收購利潤-高收益性。杠桿收購中“倒金字塔”的融資結構是有其優(yōu)越性的。
三、吉利收購沃爾沃的案例分析
(一)對收購雙方背景介紹
(1)收購方:吉利。吉利,是一汽車品牌。其使命定位在:造最安全、最環(huán)保、最節(jié)能的好車,讓吉利汽車走遍全世界!吉利汽車以“總體跟隨、局部超越、重點突破、招賢納士、合縱聯橫、全面領先”的發(fā)展戰(zhàn)略,在企業(yè)發(fā)展過程中運用定位理論,明確自身階段性任務,不斷發(fā)展壯大自己。以消費者需求,以發(fā)展我國汽車產業(yè)為定位。
(2)被收購方:沃爾沃。沃爾沃(Volvo),瑞典著名汽車品牌,曾譯為富豪。該品牌于1927年在瑞典哥德堡創(chuàng)建,主要提供卡車、客車、建筑設備、船舶和工業(yè)應用驅動系統以及航空發(fā)動機元器件;以及金融和售后服務的全套解決方案。收購前的沃爾沃,安全是個永恒持久的追求,他的品牌種不自然的蘊含著一種精英、品味、顧家的感覺。
(二)案例分析
(1)吉利收購沃爾沃前景。吉利戰(zhàn)略轉型對技術與品牌的渴求;民營企業(yè)走出去的一種方式。
(2)吉利收購沃爾沃條件。資金條件-運用杠桿收購進行集資。吉利收購沃爾沃,李書福是認真的,無論是融資方案,還是對核心技術的技巧性的處理,李書福都贏得了本來充滿敵意的對方的信賴和認可。管理層態(tài)度。在沃爾沃品牌的“血統”上,李書福表現出了對對方相當的尊重,其組建了一個國際化的董事會,照顧了瑞典人的自尊,平息了擔憂。
(三)影響分析
在吉利集團收購前后的指標數據:基本每股收益由0.22元/每股降至0.13元/每股。體現出股東每持有一股權益所能獲得的利潤降低,進而說明企業(yè)盈利能力降低。攤薄每股收益與毛利率基本持平。總資產收益率由5.71%升至7.87%,體現了企業(yè)的總資產為股東創(chuàng)造收益的能力上升,體現了資產獲利能力上升。凈資產收益率由17.06%升至22.34%,上升約5個百分點,說明企業(yè)盈利能力有一定程度上升。流動比率與速動比率小幅上升,說明企業(yè)的流動資產與變現能力強的資產所覆蓋的流動負債的比率有所上升,說明企業(yè)償還流動負債的能力增強,即短期償債能力增強。。
總體來說,吉利在收購了沃爾沃后的較短時間里的財務指標是有這變化的。盈利能力,短期償債能力增強,但是營運能力在下降,這與收購后的企業(yè)內外部調整有著莫大關聯。
(四)案例小結
吉利與沃爾沃屬于不同層次的汽車企業(yè),沃爾沃擁有當下國際車壇“全球化”水平最高的管理團隊以及高端的品牌和技術,而吉利作為一家長期生產低端車型的私營企業(yè),無論在產品制造能力、品牌管理還是運營經驗等方面均與被并購方沃爾沃存在較大差距。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吉利借助強勢的資本成功并購了沃爾沃,而并購交易的完成是并購開始的第一步,交易完成后的整合過程往往非常漫長。衡量企業(yè)并購是否成功,并非僅關注并購交易是否能夠順利完成,還應重點關注完成交易之后數年內是否能夠實現有效整合、平穩(wěn)運行并實現贏利。這場被業(yè)界驚呼“蛇吞象”的并購中隱含的后續(xù)整合運營風險對并購企業(yè)吉利而言無疑是一場極大的考驗。
參考文獻:
[1]王蘇生.鄧運盛.美國杠桿收購的融資結構變遷[N].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一)財務報表分析的作用
財務報表分析起源于金融機構為有效支持工商企業(yè)發(fā)展,了解企業(yè)財務結構和經營業(yè)績,而將財務報表列為銀行貸放款項重要參考資料的依據,分析衡量企業(yè)的信用能力和償債能力。
(二)財務報表分析的方法
財務報表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比率分析法和比較分析法。
1、比率分析法
是將企業(yè)同一時期的財務報表中相關項目進行對比,得出一系列財務比率,通過分析要素之間關聯程度的合適與否,以此評價企業(yè)的財務經營活動。
2、比較分析法
是將同一企業(yè)不同時期的財務狀況或不同企業(yè)之間的財務狀況進行比較,從而揭示企業(yè)財務狀況中存在差異的分析方法。
二、財務報表分析及結論(以寧夏某公司為例)
(一)償債能力分析
1、流動比率分析
從發(fā)展趨勢來看,該公司的流動比率呈現上升的趨勢。結合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的流動資產增加超過流動負債的增加,從而使企業(yè)短期償債能力逐步增強。流動比率呈現上升與企業(yè)規(guī)模擴大和效益上升有關,雖然銀行借款逐年增加導致了負債的增加,但辯證的看流動資產增加的幅度超過流動負債增加幅度。
2、速動比率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公司2011年的速動比率都在1以下,2012、2013年后兩年速動比率都在1以上,由于公司金融板塊業(yè)務的逐步擴大,從而影響了它的速動比率大幅提高,短期償債能力明顯增強。
3、資產負債率分析
公司2011年-2012年資產負債率呈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特別是在2012年有一個大的跳躍,資產負債率達到52.23%,為2011-2013年三年中最好水平。2013年該公司與同行業(yè)相比2013年資產負債率達到55.08%,同行業(yè)資產負債率在60%-70%,說明公司長期償債能力逐步增強。
(二)營運能力分析
1、應收賬款周轉率
公司的應收賬款周轉率在逐年下降,應收賬款周轉天數是逐年上升。2013年較2011年相比,受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影響,公司資金被外單位占用的時間有所延長,管理工作的效率有所降低,公司的營運能力有所減弱。應收賬款收賬期于應收賬款周轉率呈反比例變動,應對該指標進行分析,作為制定企業(yè)信用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
2、存貨周轉率
表2-5存貨周轉率變化表
從2011年至2013年,公司存貨變現速度持續(xù)減慢,存貨的運用效率降低,從而導致公司的營運能力有所下降。2013年較2012年,公司的營運能力有所減慢。而存貨變現周期變長,資金回籠速度變緩,使企業(yè)面臨較大的償債壓力。
3、固定資產周轉率
公司的固定資產周轉率從2011至2012年周轉速度呈快速上升的趨勢。到2013年,固定資產周轉率下降為3.69,周轉一次需要97天。這種下降趨勢表明公司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固定資產利用還不夠充分,從固定資產周轉率的指標來看,公司的營運能力有所下降。
(三)盈利能力分析
1、總資產報酬率
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在2012年還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并在2013年有一個小幅下降。整體來看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還是比較穩(wěn)定的維持在8%到10%之間,期間只有小幅的震蕩。說明公司資產報酬率是逐年提高的,盈利能力也是逐年增強的。
2、凈資產收益率
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在2012年還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并在2013年有一個小幅下降。整體來看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還是比較穩(wěn)定的維持在10%到13%之間,期間只有小幅的震蕩。說明公司凈資產收益率是逐年提高的,盈利能力也是逐年增強的。
(四)發(fā)展能力分析
1、銷售增長率
公司這三年的銷售增長率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主要原因一是受公司2012年開發(fā)合作項目影響,收入增長較快,二是公司應對考核要求和變化,積極調整銷售策略,壓縮應收賬款,導致銷售有所下降,但銷售毛利還是有保障的。
2、資產增長率
公司這三年的資產增長率呈現先降后升的趨勢。主要原因一是受公司2012年開發(fā)合作項目影響,資產增加,二是公司金融板塊業(yè)務快速發(fā)展增加資產,2013年增幅達到歷史最快水平。
(五)寧夏某公司財務狀況綜合分析
我們采用杜邦分析法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進行綜合分析。杜邦分析等式為:凈資產收益率=資產凈利率×權益乘數; 資產凈利率=銷售凈利率×總資產周轉率
1、公司杜邦分析數據及分析結論
(1)凈資產收益率分析
由杜邦體系結構可看出,該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變動在于資本結構變動和資產凈利率變動的共同影響,其權益乘數相對比較穩(wěn)定,變動的主要原因在于總資產收益率的變化,說明公司三年來凈資產收益率變化主要受總資產收益率變化影響。
(2)權益乘數分析
由公司2011年-2013年的權益乘數得出:2011年的2.7871到2012年的2.4775、2013年的2.1612權益乘數逐年降低,說明公司的負債程度越來越低,償債能力越來越強,財務風險程度也越來越小。
(3)資產凈利率分析
公司的資產凈利率在2011年到2012年呈上升趨勢,2012年至2013年呈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由于銷售凈利率的同步變化和總資產周轉率同步變化雙重因素共同影響造成的,剔除2012年的資產開發(fā)項目,資產凈利率指標三年來還是呈逐年遞增態(tài)勢,公司的盈利能力是逐年增強的。
(4)銷售凈利率分析
從企業(yè)的銷售方面看,銷售收入2012年比2011年上升了19.78%,成本費用2012年比2011年上升了22.16%,銷售凈利率2012年較2011年上升6.16%,但整體上說企業(yè)收入的增加額及稅金的減少額相對于成本費用的增加額還是相差甚遠,致使銷售凈利率的上升。而銷售收入2013年比2012年下降32.66%,成本費用2013年比2012年下降了32.40%,銷售凈利率2013年較2012年下降2.08%,說明收入減少額的減少速度不足成本費用類的上升的速度,使得銷售凈利率降低。
(5)資產結構及資產周轉情況分析
在2011年-2013年中應收賬款比重逐年提高,應收賬款周天數逐年增加,應收賬款資金占用呈逐年增長態(tài)勢,說明企業(yè)的營運能力有所下降。從三年總資產周轉率指標來看,總資產周轉率先升后降,說明受目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企業(yè)的營運能力明顯下降。
(6)公司財務狀況結論
首先,從短期償債能力來看,近三年來該公司的流動比率呈上升的趨勢。整體來說公司的資產相對同行業(yè)來說具有較好的流動性,對于短期債務的債權人利益有較好的保障。從長期償債能力來看,公司資產對負債的保障程度不斷增加,承擔風險能力有所增加,償債保證程度持續(xù)增強,債權人利益的保障不斷增強,股東權益對償債風險的承受能力不斷增強。
其次,從營運能力來看。公司資產經營能力增強,資產效率提高,但仍有有部分固定資產被閑置、未被充分利用。應加強管理充分地發(fā)揮固定資產的運用效率。但從2011年至2013年,公司流動資產的運營效率持續(xù)走低,利用流動資產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也不斷削弱。存貨周轉天數呈減慢趨勢,應加強存貨管理,減少資金占用;在2011年-2013年中應收賬款比重逐年提高,說明了企業(yè)的營運能力有所下降。從三年總資產周轉率指標來看,總資產周轉率先升后降,說明受目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企業(yè)的營運能力明顯下降。結合行業(yè)整體來分析,公司的資產管理具有較高的水平,各項資產周轉速度在同業(yè)中都處于領先的水平。
再次,從盈利能力來看,公司的獲利能力在同業(yè)中較有競爭力,但離先進水平還有一定的距離,分析中我們看出這主要是因為銷售規(guī)模影響造成的,所以公司還應在這方面深挖原因,找出相應的改進措施以提高企業(yè)的盈利水平。
最后,從發(fā)展能力來看。該公司的銷售增長率、資產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等各項指標在近幾年雖然有升有降,剔除特殊因素后但一直都是正值,并且從2011年至2013年都呈上升趨勢,說明公司的發(fā)展能力良好,還有進一步發(fā)展的潛力。
四、對公司加強財務管理的建議
(一)應收賬款的合理化
通過分析發(fā)現,公司的應收賬款周轉率在近三年呈下降趨勢,應制定長期合理的應收賬款項目管理,有效地使用資金,建立客戶企業(yè)資信檔案,做好應收賬款的事前控制;合理確定賒銷額度、交易條件、賒銷期限及結賬方式,做到應收賬款事中控制,確保應收賬款的安全;制定完善的應收賬款監(jiān)控制度,做到事后控制,確保應收賬款的回籠。
(二)對存貨周轉進行控制調整
該企業(yè)的存貨周轉率在近三年中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tài),應進行合理的管理。該公司要加強銷售一體化,合理地降低整個供應鏈上的庫存量;確定最佳經濟進貨批量,合理配置企業(yè)資源;控制庫存規(guī)模減少資金占用,從而達到存貨最低占用資金和取得最大收益的目的。
(三)調整長短期借款的比例優(yōu)化債務結構
從前述分析看,公司流動負債占公司負債的98.7%,公司的短期負債過多,在企業(yè)的經營活動中,經常會受到償還到期債務的壓力。因此,建議公司公司應該積極調整債務結構,減少短期借款,適當增加長期借款,從而加快生產周期,增強償債能力,提高經濟效益。
(四)降低成本費用
目前經濟低位運行,對公司經營的影響將持續(xù),競爭壓力加劇,銷售和利潤的增長將愈加困難,因此我為企業(yè)提出以下建議:首先采取節(jié)約能耗、防止事故等成本維持的初級形式,其次進一步深化對標管理以擴大生產規(guī)模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降低單位產品成本;再次深化財務預算管理、不斷強化財務預算的“閉環(huán)”管理,提高財務預算的科學性,執(zhí)行的嚴肅性,增強考核的剛性。最后是資金集中管理。近年來受企業(yè)擴張速度的影響,融資規(guī)模逐步擴大,企業(yè)財務費用逐年增大。繼續(xù)充分發(fā)揮公司資金歸集的集合效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財務費用開支。
(五)加強資產管理
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信息呢?“住處使用者需要且企業(yè)能夠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五類:(1)財務和非財務數據;(2)企業(yè)管理人員對財務和非財務數據的分析;(3)前瞻性信息;(4)關于管理人員和股東的信息;(5)企業(yè)的背景信息”(湯云為、陸建橋,1997)而“人決策有用性的觀點看,各類信息使用者最為關注的和最為相關的信息是一個企業(yè)創(chuàng)造未來有關現金流動能力的信息。”(李心合,1996)同時,“投資者最關心的是投資風險及其對期望收益的評價,財務報表信息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助投資者評價證券風險?!保惤ǜ?,1998)
可見,對投資者信息需求理論界觀點不一。其實,以上三種信息類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論述,其關鍵點仍在于投資風險和期望收益的評估。同時,我們發(fā)現,一方面,理論界對會計信息類型的研究往往僅局限于財務會計領域,就會計論會計,而少有投資者本身行為即投資理論中找尋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側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資決策理論本身僅應用于指導個人投資,“引導決策者采取與模型更一致的生動,并根據最終結果修正所采用的決策模型,以達到更滿意的效果。”(何永明、陳文斌,1998)或是聯系財務中的公司投資決策,“企業(yè)集團把不同行業(yè)、不同產品的企業(yè)組合,股份公司對不相關公司的收購兼并,個別游資通過基金組合進行投資,這些都是投資組合理論的實際應用”(吳明禮,1998)。但是較少有人剖析投資理論在財務報告理論發(fā)展中的地位。本文擬從投資決策理論入手,通過對投資行的定量分析,來闡述這個問題。
一、投資決策理論分析
投資決策理論起源于馬科維茨在1952年發(fā)表的論文《證券組合選擇》。文中論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風險。該理論假定:投資者是理性的,即他選擇的投資行為必須是產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為。投資者會規(guī)避風險,也就是說,對于給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最低的風險的可能風險。均值——方差假設,即投資者的效用函數為二次函數,效用依賴于均值和方差兩個變量1,用公式表示為:
Ui(a)=fi(Xa,Sa2)
其中,a代表某一投資行為。例如a可能是無風險政府組合投資,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資,或者是證券組合投資;Ui(a)代表該投資行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X。為該行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a2為該投資行為的風險。同時Ui(a)隨著X的增加而增加,隨著Sa2的增加而減少,因而我們假定,
Ui(a)=2Xa-σa2
不同投資者將會在期望收益和風險之間進行不同的權衡,例如,某更規(guī)避風險的投資者將選擇-2σa2,而不是-σa2。
均值——方差效用假設對會計的重要性表現在,它使投資決策變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資者,無論個人效用函數如何,都需要投資期望收益和風險的資料,而這些資料主要來自于財務報告。離開了該假設,就需要個別投資者效用函數的特定知識,以推斷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礎上,讓我們用兩個方案來闡述投資者如何進行決策及其在決策中所需的信息類型。
方案一:某甲擁有$2,000資金,決定全部用于購買A公司每股市價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將取決于A公司長期的盈利能力。我們定義: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贏利能力
總收益=期末市價+期間股利
當A公司處于事件1下,下一期間股票將上升到每股$22;當處于事件2下,股票將下跌到每股$17。同時假設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總收益計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過去的財務報表為基礎,或以現行市價為依據分析得出先驗概率,則事件1的概率P(H)為0.30,事件2的概率P(L)為0.70。但為了更客觀地評估A公司未來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當期財務報表的公布以獲取有關公司業(yè)績的利好消息(Goodnews)和利空消息(Badnews),并重新修正計算后驗概率。在當期,財務報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聯系先驗、后驗概率之間的橋梁即條件概率(又稱為信息系統)。
表一信息系統
當期財務報告信息
GNBN
事件高(H)P(GN/H)=0.80P(BN/H)=0.20
低(L)P(GN/L)=0.10P(BN/L)=0.90
其中,0.80和0.90稱為主對角線,0.10和0.20稱為副對角線。
也就是說,基于對報告分析的廣泛經驗,甲認為,假如A公司確實處于高盈利能力的話,那么有80%的可能性當期的財務報告顯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顯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應用貝葉斯公式計算后驗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難計算出該投資方案的期望收益和投資方差(即風
險,)見表二。2
表二計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資方差
(1)總收益:$2300
收益率:(2300-2000)/2000=0.15
概率:0.77
期望收益率:0.1155
投資方差:(0.15-0.925)2×0.77=0.0025
(2)總收益:$1800
收益率:(1800-2000)/2000=-0.10
概率:0.23
期望收益率:-0.0230
投資方差:(-0.10-0.0925)2×0.23=0.0085
期望收益率:X=0.0925投資方差:σa2=0.0110
因而,甲的效用函數Ui(a)=2Xa-σa2=2×0.0925-0.0110=0.1740
方案二:甲將相同的資金分散購買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證券組合形式投資,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到$10.50的概率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這里,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假定0.6750已經是計算過的后驗概率)。
現在組合中存在四種可能的收益,兩種市價同時上升或下降,一種上升而另一種下降。表三給出了四種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表三總收益和各自的概率
總收益
AB股利概率
事件1:A高B高收益1,320+840+140=$2,3000.5942
事件2:A高B低1,320+680+140=$2,1400.1684
事件3:A低B高1,020+840+1410=$2,0000.0959
事件4:A低B低1,020+680+140=$1,8400.1225
1.0000
投資收益的計算無需贅述。現在主要考慮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經濟環(huán)境中,總存在許多共同影響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場因素,例如利息率,外匯匯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間同時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減少。因而我們假定事件1的概率為0.5942,大于各自獨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時也存在一些只影響個別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這些因素的存在導致了表三中的第
二、三行,但由于市場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將小于各自獨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類推。
證券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資方差如下表所示:
表四計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資方差
(1)總收益:$23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15
概率:0.5925
期望收益率:0.0893
投資方差:(0.15-0.0925)2×0.5952=0.0020
(2)總收益:$2140
收益率:(2140-2000)/2000=0.07
概率:0.1864
期望收益率:0.0130
投資方差:(0.07-0.0925)2×0.1864=0.0001
(3)總收益:$20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00
概率:0.0959
期望收益率:0.0000
投資方差:(0.00-0.0925)2×0.0925-0.0008
(4)總收益:$1840
收益率:(1940-2000)/2000=-0.08
概率:0.125
期望收益率:-0.0098
投資方差:(-0.08-0.0925)2×0.1225=0.00036
期望收益率:Xa=0.0925投資方差:σa2=0.0065
從上表可知,方案二的期望效用Ui(a)=2Xa-σa2=2×0.0925-0.00965=0.1785
此方案一投資單股時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將選擇方案二投資證券組合。
由此可見,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況下,投資者愿意接受風險更低的投資方案,即投資者能通過組合多樣化來降低風險。如果無交易費用的話,購買股種越多,風險越小。因為,個別公司因素的實現往往會由于多種證券而相互抵消,從而使得市場因素成為影響組合風險的主要因素,這就是投資決策理論的精髓所在。
從投資者的決策行為中,我們發(fā)現,無論投資者個人對風險的態(tài)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評估證券期望收益和風險的信息。即會計信息從質和量上都應該保證能夠提供有關風險和收益的信息,這就對財務報告目標和會計信息質量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對財務會計的啟示
(一)對財務報告目標的影響
從前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投資者是根據當期財務報告信息來不斷修正其對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斷,從而選擇滿足最大期望效用的買和賣的決策行為,從這一意義上說,財務報告對決策者是有用的。這種觀點已被世界各國職業(yè)會計界所廣泛接受。例如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簡稱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Stat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簡稱CFAC)第一號(SFAC1,1978)指出,“財務報告的首要目標是為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資、信貸及相似決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這里,FASB強調“理性”一詞,這和投資決策理論的假設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選擇最大期望效用的決策者,才被稱為理性的。同時,此目標中認為,這些投資決策同時適用于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即財務報告不僅應提供有用的信息給公司內部現存的投資者,而且必須將信息公布于市場,因為潛在的投資者也是依靠當前財務報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對未來作出合理的預測,以決定是否購買。
如前所述,對投資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關風險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計未來投資回報的信息。這種觀點體現在SFACI財務報告的第二個目標上,即“為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們評估從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預期現金收入的金額、時間分布和不確定性的信息?!笔紫龋瑥墓衫屠⒅腥〉玫默F金收入是總收益的一部分(見表三)。其次,第二個目標指出,投資者需要評估預期收益的“金額、時間分布和不確定性”,雖然這里所用的術語不同,但同樣被認為相關于未來收益的期望價值和風險。
(二)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
如果說財務報告的目標主要解決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圍,即從總體上規(guī)范了信息需求的數量,那么對信息質量的要求則是從質上提出了信息要滿足使用者決策的標準,即信息必須具備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為幫助投資者形成對自己回報預測有價值的產品。這種特征的關鍵在于相關性和可靠性。
根據SFAC2的定義,所謂相關的會計信息是指,能夠通過幫助使用者預測過去、現在和未來事件的結果,或堅持或更正先前預期而在決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關的信息必須同時具備及時性、預測價值和反饋價值。換句話說,當信息能幫助報告使用者預測事件(例如未來盈利能力)時,它是相關的。就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談及的投資決策理論而言,我們注意到,投資者的期望收益和風險主要取決于期末股價、期間股利以及概率判斷。毫無疑問,這是面向未來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來,其預測的未來結果也越精確,這就引發(fā)了要求以公允市價代替歷史成本的問題,因為后者在對投資者未來預期有更大的相關性。特別地,隨著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應用,投資者不確定因素的增多,風險變得更加難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機構已陷入財務危機,但以歷史成本反映的財務報告仍顯示“良好”或“健康”的報告凈收益。(黃世忠,1997)這就誤導了投資者對于未來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斷。
然而,FASB雖然陸續(xù)了有關金融機構公允價值披露的準則(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堅持歷史成本在預測未來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現實環(huán)境中,歷史成本信息并非與決策毫不相關,只是相關度的問題。過去業(yè)績和未來前景之間存在某種聯系,這種聯系可以通過表一中的信息系統形象地表達。該表提供了現有財務報告信息(GN或BN)和決定未來投資收益的未來導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間的概率關系。
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信息呢?“住處使用者需要且企業(yè)能夠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五類:(1)財務和非財務數據;(2)企業(yè)管理人員對財務和非財務數據的分析;(3)前瞻性信息;(4)關于管理人員和股東的信息;(5)企業(yè)的背景信息”(湯云為、陸建橋,1997)而“人決策有用性的觀點看,各類信息使用者最為關注的和最為相關的信息是一個企業(yè)創(chuàng)造未來有關現金流動能力的信息?!保ɡ钚暮?,1996)同時,“投資者最關心的是投資風險及其對期望收益的評價,財務報表信息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助投資者評價證券風險?!保惤ǜ?,1998)
可見,對投資者信息需求理論界觀點不一。其實,以上三種信息類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論述,其關鍵點仍在于投資風險和期望收益的評估。同時,我們發(fā)現,一方面,理論界對會計信息類型的研究往往僅局限于財務會計領域,就會計論會計,而少有投資者本身行為即投資理論中找尋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側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資決策理論本身僅應用于指導個人投資,“引導決策者采取與模型更一致的生動,并根據最終結果修正所采用的決策模型,以達到更滿意的效果?!保ê斡烂?、陳文斌,1998)或是聯系財務中的公司投資決策,“企業(yè)集團把不同行業(yè)、不同產品的企業(yè)組合,股份公司對不相關公司的收購兼并,個別游資通過基金組合進行投資,這些都是投資組合理論的實際應用”(吳明禮,1998)。但是較少有人剖析投資理論在財務報告理論發(fā)展中的地位。本文擬從投資決策理論入手,通過對投資行 的定量分析,來闡述這個問題。
一、投資決策理論分析
投資決策理論起源于馬科維茨在1952年發(fā)表的論文《證券組合選擇》。文中論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風險。該理論假定:投資者是理性的,即他選擇的投資行為必須是產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為。投資者會規(guī)避風險,也就是說,對于給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最低的風險的可能風險。均值——方差假設,即投資者的效用函數為二次函數,效用依賴于均值和方差兩個變量1,用公式表示為:
ui(a)=fi(xa,sa2)
其中,a代表某一投資行為。例如a可能是無風險政府組合投資,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資,或者是證券組合投資;ui(a)代表該投資行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x。為該行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a2為該投資行為的風險。同時ui(a)隨著x的增加而增加,隨著sa2的增加而減少,因而我們假定,
ui(a)=2xa-σa2
不同投資者將會在期望收益和風險之間進行不同的權衡,例如,某更規(guī)避風險的投資者將選擇-2σa2,而不是-σa2。
均值——方差效用假設對會計的重要性表現在,它使投資決策變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資者,無論個人效用函數如何,都需要投資期望收益和風險的資料,而這些資料主要來自于財務報告。離開了該假設,就需要個別投資者效用函數的特定知識,以推斷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礎上,讓我們用兩個方案來闡述投資者如何進行決策及其在決策中所需的信息類型。
方案一:某甲擁有$2,000資金,決定全部用于購買a公司每股市價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將取決于a公司長期的盈利能力。我們定義: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贏利能力
總收益=期末市價+期間股利
當a公司處于事件1下,下一期間股票將上升到每股$22;當處于事件2下,股票將下跌到每股$17。同時假設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總收益計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過去的財務報表為基礎,或以現行市價為依據分析得出先驗概率,則事件1的概率p(h)為0.30,事件2的概率p(l)為0.70。但為了更客觀地評估a公司未來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當期財務報表的公布以獲取有關公司業(yè)績的利好消息(good news)和利空消息(bad news),并重新修正計算后驗概率。在當期,財務報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聯系先驗、后驗概率之間的橋梁即條件概率(又稱為信息系統)。
表一 信息系統
當期財務報告信息
gn bn
事件高(h)p(gn/h)=0.80p(bn/h)=0.20
低(l)p(gn/l)=0.10p(bn/l)=0.90
其中,0.80和0.90稱為主對角線,0.10和0.20稱為副對角線。
也就是說,基于對報告分析的廣泛經驗,甲認為,假如a公司確實處于高盈利能力的話,那么有80%的可能性當期的財務報告顯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顯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應用貝葉斯公式計算后驗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難計算出該投資方案的期望收益和投資方差(即風
險,)見表二。2
表二 計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資方差
(1)總收益:$2300
收益率:(2300-2000)/2000=0.15
概率:0.77
期望收益率:0.1155
投資方差:(0.15-0.925)2×0.77=0.0025
(2)總收益:$1800
收益率:(1800-2000)/2000=-0.10
概率:0.23
期望收益率:-0.0230
投資方差:(-0.10-0.0925)2×0.23=0.0085
期望收益率:x=0.0925投資方差:σa2=0.0110
因而,甲的效用函數ui(a)=2xa-σa2=2×0.0925-0.0110=0.1740
方案二:甲將相同的資金分散購買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證券組合形式投資,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到$10.50的概率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這里,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假定0.6750已經是計算過的后驗概率)。
現在組合中存在四種可能的收益,兩種市價同時上升或下降,一種上升而另一種下降。表三給出了四種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表三 總收益和各自的概率
總收益
ab 股利 概率
事件1:a高b高收益1,320+840+140=$2,300 0.5942
事件2:a高b低1,320+680+140=$2,140 0.1684
事件3:a低b高1,020+840+1410=$2,0000.0959
事件4:a低b低1,020+680+140=$1,840 0.1225
1.0000
投資收益的計算無需贅述?,F在主要考慮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經濟環(huán)境中,總存在許多共同影響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場因素,例如利息率,外匯匯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間同時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減少。因而我們假定事件1的概率為0.5942,大于各自獨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時也存在一些只影響個別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這些因素的存在導致了表三中的第二、三行,但由于市場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將小于各自獨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類推。
證券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資方差如下表所示:
表四 計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資方差
(1)總收益:$23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15
概率:0.5925
期望收益率:0.0893
投資方差:(0.15-0.0925)2×0.5952=0.0020
(2)總收益:$2140
收益率:(2140-2000)/2000=0.07
概率:0.1864
期望收益率:0.0130
投資方差:(0.07-0.0925) 2×0.1864=0.0001
(3)總收益:$20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00
概率:0.0959
期望收益率:0.0000
投資方差:(0.00-0.0925) 2×0.0925-0.0008
(4)總收益:$1840
收益率:(1940-2000)/2000=-0.08
概率: 0.125
期望收益率:-0.0098
投資方差: (-0.08-0.0925) 2×0.1225=0.00036
期望收益率:xa=0.0925 投資方差:σa2=0.0065
從上表可知,方案二的期望效用ui(a)=2xa-σa2=2×0.0925-0.00965=0.1785
此方案一投資單股時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將選擇方案二投資證券組合。
由此可見,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況下,投資者愿意接受風險更低的投資方案,即投資者能通過組合多樣化來降低風險。如果無交易費用的話,購買股種越多,風險越小。因為,個別公司因素的實現往往會由于多種證券而相互抵消,從而使得市場因素成為影響組合風險的主要因素,這就是投資決策理論的精髓所在。
從投資者的決策行為中,我們發(fā)現,無論投資者個人對風險的態(tài)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評估證券期望收益和風險的信息。即會計信息從質和量上都應該保證能夠提供有關風險和收益的信息,這就對財務報告目標和會計信息質量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對財務會計的啟示
(一)對財務報告目標的影響
從前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投資者是根據當期財務報告信息來不斷修正其對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斷,從而選擇滿足最大期望效用的買和賣的決策行為,從這一意義上說,財務報告對決策者是有用的。這種觀點已被世界各國職業(yè)會計界所廣泛接受。例如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簡稱cfac)第一號(sfac1,1978)指出,“財務報告的首要目標是為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資、信貸及相似決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這里,fasb強調“理性”一詞,這和投資決策理論的假設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選擇最大期望效用的決策者,才被稱為理性的。同時,此目標中認為,這些投資決策同時適用于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即財務報告不僅應提供有用的信息給公司內部現存的投資者,而且必須將信息公布于市場,因為潛在的投資者也是依靠當前財務報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對未來作出合理的預測,以決定是否購買。
如前所述,對投資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關風險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計未來投資回報的信息。這種觀點體現在sfaci財務報告的第二個目標上,即“為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們評估從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預期現金收入的金額、時間分布和不確定性的信息。”首先,從股利和利息中取得的現金收入是總收益的一部分(見表三)。其次,第二個目標指出,投資者需要評估預期收益的“金額、時間分布和不確定性”,雖然這里所用的術語不同,但同樣被認為相關于未來收益的期望價值和風險。
(二)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
如果說財務報告的目標主要解決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圍,即從總體上規(guī)范了信息需求的數量,那么對信息質量的要求則是從質上提出了信息要滿足使用者決策的標準,即信息必須具備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為幫助投資者形成對自己回報預測有價值的產品。這種特征的關鍵在于相關性和可靠性。
根據sfac2的定義,所謂相關的會計信息是指,能夠通過幫助使用者預測過去、現在和未來事件的結果,或堅持或更正先前預期而在決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關的信息必須同時具備及時性、預測價值和反饋價值。換句話說,當信息能幫助報告使用者預測事件(例如未來盈利能力)時,它是相關的。就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談及的投資決策理論而言,我們注意到,投資者的期望收益和風險主要取決于期末股價、期間股利以及概率判斷。毫無疑問,這是面向未來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來,其預測的未來結果也越精確,這就引發(fā)了要求以公允市價代替歷史成本的問題,因為后者在對投資者未來預期有更大的相關性。特別地,隨著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應用,投資者不確定因素的增多,風險變得更加難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機構已陷入財務危機,但以歷史成本反映的財務報告仍顯示“良好”或“健康”的報告凈收益。(黃世忠,1997)這就誤導了投資者對于未來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斷。
然而,fasb雖然陸續(xù)了有關金融機構公允價值披露的準則(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堅持歷史成本在預測未來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現實環(huán)境中,歷史成本信息并非與決策毫不相關,只是相關度的問題。過去業(yè)績和未來前景之間存在某種聯系,這種聯系可以通過表一中的信息系統形象地表達。該表提供了現有財務報告信息(gn或bn)和決定未來投資收益的未來導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間的概率關系。
二是歷史成本更具可靠性。sfac2認為,為了可靠,信息必須如實表述且具有可驗證性并保持中立。當財務報告信息由于管理當局的誤導而變得有偏倚時,必然造成投資者對未來預期的失誤,則信息就不再譽為真實和可驗證的,即缺乏可靠性。歷史成本由于以過去的交易和事項為基礎而更具可驗證性,并減少管理當局人為因素的影響,因而更具可靠性。
讓我們回到表一中,運用投資理論中的信息系統,能更準確地描述相關性和可靠性之間的關系。根據表一,不難看出,相關的信息系統的主對角線概率越高(0.80,0.90),意味著現有財務報告信息和公司未來經營狀況之間的聯系越緊密,越有利于甲對公司將來股價及分紅的可能性作出合理判斷,越和甲的決策息息相關??煽康男畔⑾到y的主對角線也很高。準確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組成??煽康呢攧請蟾嬗休^高的準確度,即少波動,它使得預測相應的經營狀況和收益的把握加大。對每一種事件而言,主對角線概率越大,波動越小??梢姡嚓P性和可靠性對信息含量的有用性均必不可少。在理想狀態(tài)下,可使主對角線等于1,即財務信息完全相關和可靠。而在實現中,往往需要在相關性和可靠性之間進行均衡。比如,對a公司而言,可以通過改變歷史成本為公允價值計量其資本資產,結果導致相關性的提高和可靠性的降低,即主對角線概率增加,而副對角線概率的減少。這使得相關性和可靠性有時存在此消彼長的情形。如何合理處理好二者間的關系,達到相關和可靠的優(yōu)化,向來是會計界的難點之一。這正是投資決策理論帶給財務會計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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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黃世忠,《公允價值會計:面向21世紀的計量模式》,《會計研究》1997年第12期。
⑧william r.scott: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 hall in.1997.
注釋:
可能擁有自創(chuàng)商譽,只有在實施并購行為時,才可能產生外購商譽或負商譽。
一、問題提出
我國現行企業(yè)會計準則將商譽確認為一項不可辨認的無形資產;而2006年新頒布的準則規(guī)定:無形資產是指企業(yè)擁有或控制的沒有實物形態(tài)的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不再包括不可辨認的部分,排除了商譽。根據我國新準則可以推定:合并商譽概念是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yè)合并時采用購買法為前提而存在的,它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列示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目前關于自創(chuàng)商譽是否應該予以確認是會計界討論的熱點問題,無論是否應給予確認,我們認為在此之前有必要對商譽的本質進行分析,深入理解有關商譽的基本概念,以更好地領會和指導實務操作。
二、商譽的本質
關于商譽的本質,比較權威的觀點當屬美國當代著名會計理論學家亨德里克森在其專著《會計理論》中介紹的“三元論”。另外,FASB提出的核心商譽論也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
(一)商譽“三元論”。好感價值論認為:商譽產生于企業(yè)的良好形象及顧客對企業(yè)的好感,這種好感可能起源于企業(yè)所擁有的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有利的商業(yè)地位、良好的勞資關系、獨占特權和管理有方等。企業(yè)上述各種未入賬的無形資源構成了商譽。
超額收益論認為:商譽是預期未來收益的現值超過正常報酬的那個部分。這里的超額收益應該是指在較長時期內能獲取較同業(yè)平均盈利水平更高的利潤。商譽是與企業(yè)整體結合在一起的,無法單獨辨認,但企業(yè)一旦擁有它,就具有超過正常盈利水平的盈利能力和服務潛力。因此,它的價值只有通過作為整體所創(chuàng)造的超額收益才能集中表現出來。
總計價賬戶論,也稱剩余價值論。這一論點認為商譽是一個企業(yè)的總計價賬戶,是繼續(xù)經營價值概念和未入賬資產概念的產物。繼續(xù)經營價值概念認為,商譽本身不是一項單獨的會生息資產,而是實體各項資產合計的價值超過了其個別價值的總和;而未入賬資產指的是諸如優(yōu)秀的管理、忠誠的客戶、有利的地點等。
“三元論”分別從不同側面描述了商譽的本質。好感價值觀是從資產的角度定義商譽的,但它僅僅列舉商譽的種種特質而難以解決其計價問題。超額收益論是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它的科學性在于:該觀點把握了商譽作為資產的基本條件――經濟資源、獲利潛力、貨幣計量三要素。然而,商譽一定會產生超額收益,但企業(yè)的“超額收益”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必須剔除一切非正常的和營業(yè)外的因素,以免歪曲商譽的價值。總計價賬戶論是從方法論的角度說明商譽的計量方法,而不是定義商譽。企業(yè)總體價值的估計誤差、單項資產的高估或低估,都會被擠到商譽中,因此,商譽容易成為一個“調節(jié)閥”,承受著一切主觀因素的影響。
(二)核心商譽論。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于1999年9月7日公布了一項征求意見稿,首次提出“核心商譽”概念。FASB認為,商譽可描述為由六個要素組成:1、購并日被購企業(yè)的凈資產公允價值大于其賬面價值的差額。2、被購企業(yè)未確認的其他凈資產的公允市價。3、被購企業(yè)原先在持續(xù)經營中自創(chuàng)的“超額集合價值”。4、來自購買企業(yè)與被購企業(yè)的凈資產的集合經營而產生的預期協作的公允價值。5、購買企業(yè)對應付“對價”的計價錯誤。6、購買企業(yè)對被購企業(yè)的購買價格的高估或低估而多支付或少支付的金額。
結合我國新準則有關規(guī)定分析:1、部分是合并價差的一部分,不構成商譽。2、的性質與第1項相同,不是商譽的構成成分,只是被購企業(yè)原來沒有確認、而購買企業(yè)在購并中確認的、具體的可辨認項目。3、是商譽的構成成分,可理解為來自被購企業(yè)的“持續(xù)經營商譽”,體現了前述的自創(chuàng)商譽只有通過購并才能實現的觀點。4、是在被購企業(yè)的“持續(xù)經營商譽”以外確實存在的、可預期的在購并中形成的“超額集合價值”,是嚴格意義上的合并商譽,FASB征求意見稿將這兩項稱為“核心商譽”。5、在性質上不是商譽的構成成分,但在購并的實際操作中卻不可避免。6、不是商譽的構成成分,但購買價格通常是在對被購企業(yè)可辨認資產和負債項目的公允價值評估的基礎上,根據對被購企業(yè)的“持續(xù)經營商譽”的評估,并且在購買和被購企業(yè)討價還價的談判中形成的。因而,在購并的實際操作中是難以避免的。
可見,商譽計價中夾雜著不符合商譽定義的“不純”成分,這是外購商譽以交易價格為基礎進行計量時難以避免的因素。
三、自創(chuàng)商譽與外購商譽性質比較
(一)從自創(chuàng)商譽角度分析。自創(chuàng)商譽是對企業(yè)自身而言,其會計主體可以是任何一個實體。由于自創(chuàng)商譽是企業(yè)在長期經營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不需要一次性支付任何款項給某人的能使企業(yè)獲得未來超額利潤的經濟資源,因此,形成商譽的費用難以歸集。同時,商譽所能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使自創(chuàng)商譽在現有財務會計信息系統下難以得到確認和計量。正如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IFRS3《企業(yè)合并》中對商譽的定義:由不可辨認和不能單獨確認的資產所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這種界定符合企業(yè)自創(chuàng)商譽的內涵。
(二)從企業(yè)并購動機和定價機制分析。根據目前國際上較為通行的做法,企業(yè)并購過程中購買方支付的溢價,應由購買方確認為一項資產,即外購商譽,所以支付和確認這部分價差的會計主體是購買方企業(yè)。那么,購買方支付的這部分溢價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外購商譽,即被并企業(yè)的未來超額盈利能力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企業(yè)并購動機和定價機制進行分析。從企業(yè)自身的利益角度看,企業(yè)并購的目的是追求經濟資源聯合帶來的優(yōu)勢互補與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即正的協同效應,包括管理協同、經營協同和財務協同。可見,購買方在衡量被購企業(yè)的價值時,不是完全出于被購企業(yè)是否擁有商譽,而是基于戰(zhàn)略目標和財務目標的考慮,從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出發(fā),尋求資源互補,以期通過并購之后的整合,達到最佳的協同效應。在這過程中,被購企業(yè)是否擁有商譽,是否具有未來超額盈利能力,不是購買方在做并購決策時的必要條件,購買方關注的是并購之后,能否使并購后的企業(yè)整體效益得到提高。因此,購買方支付的溢價并不是或不完全是為了被并企業(yè)的商譽。那么,這部分溢價代表著什么?
根據并購行為的定價機制,購買方支付的價格通常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被購企業(yè)的獨立價值,即在未發(fā)生協同效應情況下的評估價;二是協同效應的價值,即假設并購之后能產生預期的協同效應(凈價值);三是噪音部分,即各種因素造成可能的多付或少付??梢?,從購買方的角度,溢價包含了被購方持續(xù)經營的價值、協同效應的價值和各種原因多付的價格,顯然,購買方支付的價差不是通常人們所認為的“商譽”。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