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主義安全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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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建構主義安全觀范文

建構主義安全觀是多元化的安全觀理論中的一個，其理論視角是基于社會建構主義范式。建構主義學派不囿于單一的因果鏈條，認為行為產生的解釋來自于更加宏觀和復雜的因素，建構主義更多地追溯歷史、文化、環境和制度中多方面多層次的解釋維度。建構主義安全觀視角關于國家的出發點是：“國家行為由思想信念、集體規范和社會認同決定。”互聯網發展的巨大作用，就是不僅為現實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改變了生活方式，同時也對精神的塑造、文化的傳播和社會交往的方式構成深刻影響?；ヂ摼W使思想觀念的形成與傳播、集體規范的達成與生效以及社會共識的共建與穩定等諸多條件和環境都發生了變化，可以說在客觀安全是基本物質保障的前提下，互聯網對精神、觀念和思想方面的塑造能力更值得重視。建構主義安全觀認為：“安全屬于社會建構的一種，社會建構主義重視建構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并且認為文化對行為體的安全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即安全是一個動態概念，其生成受到結構的影響，同時其變化受到后天行為的規制和約束。以建構主義安全觀的視角，網絡安全不再指涉單純的主體安全，同時也包含了結構安全的內涵，不僅將現實安全與虛擬安全之間的影響包含其中，也將安全作為一種共存共生的平衡狀態賦于國家結構的互動之中。建構主義安全觀強調主客觀的一種互動和相互影響，即“安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一個在主客體之間相互定義生成的一種理想狀態。互聯網時代，安全領域重心發生了轉移，如今的格局是實體安全和虛擬安全雙重建構的體系，虛擬安全在網絡領域，以意識形態和信息安全的方式影響著現實。國家網絡安全除了硬件安全保障，同時需要建立具有安全意識的網絡公共對話空間。網絡安全來自于虛擬安全與現實安全，現實安全要求有扎實的硬件建設和技術開發，而虛擬安全則更多的是來自于網民的安全感和安全意識。建構主義安全觀是全面系統并且人性化的安全觀，與社會構成強有力的關聯，也和日趨網絡化的現實發生更多交集。建構主義的安全觀符合當前互聯網時代賦權、平等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同時也將現實安全與虛擬安全、客觀安全與主觀安全有機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時，互聯網將共識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障礙被克服，對話的條件提升，渠道資源進步，互聯網時代的建構主義安全觀強調思想和對話的作用，強調結構性的影響和理念的共享與共識的傳播。

二、建構主義視角下國家網絡安全的內涵

阿諾德•沃爾夫弗斯在《沖突與合作》中將“安全”從主客觀兩個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客觀意義層面的安全指的是指所擁有的價值不存在現實威脅的狀態，重在強調客觀事實和結果；而主觀層面則更集中于主觀的安全與否，指不受價值攻擊和威脅的恐懼和不安，強調感覺，重在不安全感和恐懼的形成。理解“安全”也需要理解安全的反面——不安全——也就是威脅和恐懼。安全狀態是一種二元結合、相互影響的理想狀態。相反，對于威脅的界定和控制能夠有效地保證安全狀態的存續。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內部威脅和外部威脅也截然不同，“在國際維度上被認為安全的行為，可以是內向的也可以是外向的，換言之，可以是防衛性的，也可以是進攻性的。防衛是對現狀的維護，是對自身內部的保護，而進攻則是對現狀的改變和對現有格局的突破，是對外的行為。”網絡安全包含了兩個層面的主旨討論，一層是“網絡”的本體和主旨的描述規劃了問題的主要來源和考查范圍，另一層是“安全”所隱含的理論背景、發展趨勢和本質訴求。“網絡”的內涵已經伴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通訊技術、互聯網技術、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不斷推動而不斷被補充，但是對其“安全”問題的探討一直是伴隨其技術發展重要性不斷上升的核心問題。安全問題，就安全的屬性而言，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安全是一個具有二元結構的問題，包括主客觀兩個方面，客觀是指外界現狀和客觀現實，而主觀則是對人們心理狀態和感覺的強調。”這就將安全問題劃入由客觀安全和主觀安全組成的二元體系。從這個安全觀的角度出發，安全問題涉及到從宏觀、中觀到微觀的影響范圍，具體而言，就落實到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個人安全。網絡已經深入到國家發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重要作用幾乎涵蓋了所有方面。所以，當下網絡和信息安全就成為安全問題所要討論的重要部分，其牽涉到技術方面的開發和控制，同時在網絡系統和信息傳播過程中的環節安全問題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機制。網絡安全關系上至國家信息安全、社會協調，下至民心穩定、個體隱私，對其防御、保護和治理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網絡安全因為網絡化的進程和網絡對現實生活更大范圍的介入，使得其安全問題不僅指網上生活的安全，保證網上生活、交易、信息的安全性，同時也拓展到了網下生活的安全，就是與網絡關聯的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安全的，不論個人主體是主動介入還是被動介入。”網絡安全的內涵是豐富、復雜并且多元的，其順著網絡發展的觸角延伸到了國家運行、社會運轉和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它已經不僅是技術開發階段的安全問題，在其被使用和利用的過程中，以及衍生出的其他和網絡相關的問題都屬于網絡安全涵蓋的范疇。“網絡安全若從其本質而言是網絡上的信息安全。從更廣義的層面上來說，凡是涉及網絡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實性和可控性的相關技術和理論都是網絡安全的研究和探索領域。”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副主任王秀軍從“防護對象”和“維護手段”兩個方面定位網絡安全問題，她認為：“在不同時期，網絡安全的稱謂和解釋都有所不同，其內涵在不斷深化，外延在不斷擴展，而目前備受關注的網絡安全包括技術安全、數據安全、應用安全、渠道安全、資本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方面。”網絡安全的議題隨著時代變遷、技術創新、社會變革和國家建設的步伐，其理論內涵和外延在不斷被重構和豐富，對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公共安全、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成為國家戰略選擇過程中不能忽視和回避的戰略性問題。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在強調了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之后，強調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的重大戰略問題，將網絡安全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重要命題，也是互聯網日益發達的今天，國家安全議題所出現的新挑戰、新任務，網絡安全甚至成為關乎國家安全的必要安全指標之一。

（一）“網絡安全”建構“國家安全”。

網絡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大議題下眾多安全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從客觀還是主觀層面，我國國家安全理論方面的建設都為國家安全這一重要國家議題提供了豐富的智力資源和理論成果。“國家安全是維護國家和的根本前提，沒有國家安全其他無從談起，而國家安全也是推進國家經濟可持續、穩健發展和實現全社會穩定運行的安全基礎。”從國家層面出發，安全議題可分為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內部安全始終作為國家系統內的重大安全問題，涉及社會穩定、公共安全以及微觀的個人安全等，而外部安全則涉及在全球化環境下國際間競爭，以國家為單位應對外國網絡攻擊、入侵和信息泄露等問題。網絡安全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其行為主體并不再限于國家或者權威機構，而將使用權力下放到了每一個個人，同時將構建網絡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義務具體到個人。“由于網絡世界的非對稱性、去中心性和碎片性，網絡犯罪主體的追蹤范圍已經擴大到個人、組織甚至國家。”個人、組織和國家都是通過網絡安全來維護國家整體安全的基本單位。宏觀的國家安全被劃分成不同的領域：“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社會”的安全。目前，我國新的總體國家安全觀謀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回應當下錯綜復雜的各類安全挑戰。”所以，網絡安全對于我國的完整、政治安全等核心安全問題有著重要保障意義，同時對于經濟發展、社會運行和公共安全有著重要的建構意義。

（二）“網絡安全”保障“國家利益”。

“杜查?？苏J為國家利益有五個永恒的要素：①國家實體的生存，主要指國民和國土的存在；②基本價值的生存，如自由、民主、獨立、平等；③基本政治制度的維持；④經濟的發展；⑤領土和完整。”無論是信息還是網絡都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國家重要資源的維護對象和途徑。國家利益同樣涉及內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內部利益是國家實現外部利益的前提和保證，內部和外部利益也相互影響。而網絡安全的內涵指涉的是一個全局、全方位和全空間的安全意義，不僅對我國內部國家利益——國家的存在及存在狀態以及內部價值的建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有著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同時對外部的國家利益——比如國際中存在、國際地位和國際競爭的公平和展開有著重要的建構意義。在網絡構建空間中，能否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域獲得主動權和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國國家利益的實現。

（三）“網絡安全”建構“空間安全”。

網絡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已成為世界共識，網絡建設屬于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環節，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倘若涉及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設施被控制、威懾、攻擊或者破壞，從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這個國家整個運行系統必然面臨威脅。新《國家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維護國家網絡空間”。網絡，已經成為新的空間要素而客觀存在，“信息”是在巴西演講別提出的概念，是繼陸、海、空、天之外的國家第五大空間，網絡空間的保護和管理，是對連接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空間的總體關照，同時，網絡空間也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傳播先進文化、促進國際交流的主導動力來源。我國將網絡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將網絡建設升級至國家層面的議題，此舉標志著中國這個世界上名副其實的互聯網大國——擁有最多的網民數量、運行最龐大的互聯網應用市場、具備最強大的科技發展動力，樹立從網絡大國到網絡強國的發展目標的矢志不移的決心。國家首先要充分認識到網絡安全議題的重要性、關鍵性和緊迫性，再以網絡安全為原點輻射和管理邏輯起點，促進國家其他安全問題的落實和跟進——完整、信息公開、隱私保護、經濟穩健、政治穩定和公共安全以及全民安全。

三、我國國家網絡安全的戰略分析

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網絡自身的特性，2014年是中國進入互聯網世界的第20年，并且多項針對網絡安全與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繼出臺、落到實處。中國要以2014年為發展元年，確定中國網絡安全國家戰略六點基本原則：（1）法律底線——保護公民隱私及國家到個人最基本的權益，發揮法規和市場規律的力量；（2）合作先行——鼓勵合作，國內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合作，國際上尋求積極合作機會；（3）職責明確——明確各部門的義務和責任，也明確各安全責任主體的責任和義務；（4）遵循規律——尊重互聯網客觀特點和發展規律、市場經濟規律、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特征，不能將網絡建設視為割裂之要素，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5）制造共識——群眾基礎培養和意識形態基礎，為主觀安全的構建而努力，建立一種全新的安全防護及管理機制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網絡安全狀況；（6）應對靈活——尊重網絡空間規律和特點，提高靈活性，部門建制要符合需求，增加垂直縱深力度，減少層級和多部門分散。在以上六點原則基礎上，結合我國互聯網發展水平、現實社會的發展特點，在思想與對話并重、現實與虛擬并駕的前提下落實我國網絡安全的發展戰略。

（一）整體觀念，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發展觀。

對我國而言，網絡技術的全球范圍普及和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出現了新的發展契機，但同時也使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網絡空間的無遠弗屆讓個體網民的信息安全風險加大，在全球化大局的驅動和全世界各國齊頭并進的格局下，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成為國家的重要議題和國際間各國新的博弈。“從進入20世紀以來人類的空間實踐來看，人類社會空間的轉換集中體現在三個維度：城市化空間、全球化空間和網絡空間。”我國網絡發展面臨的國際局勢可描述為：存在競爭關系，在尋求合作的背后是資源的爭奪、技術的博弈和實力的對抗，而且國際形勢并不樂觀，網絡攻擊和控制始終存在。而國內形勢則是：地區發展不平衡，政策覆蓋不平衡，受互聯網影響大，數字鴻溝始終存在，網絡安全問題頻發而且呈現形式多樣，例如網絡詐騙、網絡流言甚至是網絡犯罪等。“國家不可能是一種完全獨立的權力，應該在經濟方面尋找它的基礎，而為了不陷入經濟主義，又必須借助于‘多元決定論’去考察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國家權力機構正是具有這種“相對自主性”的特點，從中國國家本身出發，“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對內對外雙向建設和治理中的概括性戰略，是作為國家權力的高度將“安全”議題多元化，將“網絡安全”作為整個國家安全總戰略的一部分，“總體國家安全觀”既面向國內大局，同時也以整體的形式防御和應對外部國際局勢。“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將“網絡安全”納入到總體國家安全觀中，打造國家安全“命運共同體”。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傮w安全觀從國家角度確定網絡大安全范圍，從政治治理和國家角度規制了網絡安全。“貫徹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既要著眼于實現全體人民的安全，又要體現到保障每個人的安全上。”

（二）強制與認同并行，國內與國外并重。

1.“強制”與“同意”：“葛蘭西把國家看作是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結合，是強制和同意的結合。”由此在踐行網絡安全執行的主體討論中，“強制”和“同意”是網絡安全在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雙向核心即政治層面的執行力，“政治統治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同時，來自市民社會的“同意”反映出網絡安全意識形態層面的民意基礎和輿論基礎。在網絡安全治理過程中，問題復雜，層級重復而且建制部門之間的職能也有重合和覆蓋，這時，國家的建制和從政治高度出發、從市民社會微觀表現議題都規定了網絡安全防御、維護和合作的要求。

2.“國內規制，國際塑造”是指在網絡安全的戰略考量中需要考慮的“國內”和“國際”的雙向維度，也是綜合大環境要素和全球化的趨勢：以國內安全帶動國際安全。“吉登斯認為不能將全球化僅僅視為經濟方面的全球化，實際上全球化涉及到全球的軍事、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它甚至深入到個人的行為、思想和日常生活。”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和國際間加強交流的語境之下，問題和歸屬問題都是不能忽視和妥協的關鍵問題，而網絡和歸屬也直接關乎國家的網絡安全水平。網絡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總體戰略的一部分和重要基礎安全，一定要建立“統一領導，多維治理”的戰略部署格局，國內以規范和治理為主，國際上則是合作與防御并存。中國的國家網絡建設需要在國際上獲得合法性、國際認同和國際地位，中國的網齡尚輕，在國際舞臺上還有很大塑造空間，現在是定義中國國家網絡地位的階段，所以，國際視野中以“塑造”戰略為主，同時加強自身防御能力，開展有條件有范圍的國際合作和共享，既分享網絡治理經驗和理念，同時也要加強核心技術保密和網絡系統安全不被攻擊和脅迫，確保在去邊界、去中心的網絡空間中保持獨立自主同時開放包容的角色和定位。

（三）從“防御”到“自生”再到“引導”的多層級戰略防御。

防御是我國網絡安全戰略的執行前提，是最為基礎的目標；自生是在防御基礎上提出的新要求，就是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減少對大國技術生產的依賴；引導是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最宏大的目標，從國內內部安全的角度而言，內部引導是規劃國家內部網絡建設建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大國乃至超級大國，才會有這樣的需求和意識。將國家權威投射在網絡空間范圍內，并努力將整個國際網絡空間納入到本國的控制系統。從“目標界定與威脅認定”的角度出發，“威脅認定究其本質說是一個‘歸因’過程，換言之，這是一個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過程，而非純粹的客觀判定。‘歸因’之于威脅認定，就是‘科學地找到令人滿意的威脅來源’”。放眼全球化和自身建設，實現防御、自生、引導三個層級的目標。實現“保護我國關鍵網絡基礎設施安全及自身防御能力、提高自身的自主研發和技術開發能力，網絡安全的設備安全和技術安全、規制國內安全網絡和在國際關系中獲得話語權和主動權”三大層次上的戰略目標。

（四）上達國家下至個人的多主體多層級的有序安全體系建設。

從劃分安全主體的分層級戰略出發——相對于本國而言的國外勢力主體、國家、企業和個人。這項戰略有助于細化責任歸屬，切實提高治理效率。第一層級，即最高層級，也是安全問題的核心主體。網絡安全的最高層級首先是國家安全，具體也包括一些核心機構和重要職能部門的安全。隨著國家網絡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網絡被應用到生活和管理的更多方面，從而也對網絡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蘊藏的風險也更大；其次是全球化語境中相對于自身國家而言的外國主體，即和國家本身既是競爭又是合作的關系的主體，他們在網絡安全領域的身份具有二重性：網絡安全的主要威脅主體和國際環境中的合作主體。第二層級涉及企業安全?；ヂ摼W改變了企業的運營模式、組織手段和服務方式，網絡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同時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使得各個移動終端、移動手機和可穿戴設備、人工智能等都成為一個網絡入口，管理成本更高，終端碎片化，也就大大增加了攻擊企業內網和信息外流的風險。如此這般，對企業層級的保護也需要被納入到網絡安全議題的日程上來。互聯網時代每個位移范圍的手機都可以變成一個Wi-Fi，對企業的網絡攻擊可以繞開防火墻，從攻擊員工個人入手，再對單位發起攻擊，這同樣需要網絡安全解決方案的保護。第三個層次則是個體安全。以上提到的移動互聯網技術和終端的發展使網絡的入口變得極其復雜和多樣，智能手機、移動終端、可穿戴設備和人工智能以及物聯網技術，用戶信息通過各種能夠感知和不能感知的渠道和方式被無處不在的終端搜集、傳輸和處理，一旦被攻破，個人隱私便會泄漏，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就存在威脅。同時，個人也是網絡空間中散落的個體和小的傳播媒介，個人力量也有在網絡空間制造威脅和巨大傳播流、傳播話題的能力。這三個層級的主體戰略提供了一個從宏觀到微觀的戰略層次：對網絡空間和信息化流程中的各責任主體進行規制、引導和保護，他們受到的安全威脅與能夠制造的安全威脅同樣值得重視。與此同時，我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還要提高應對靈活性和預案預警能力，建設國家規格的網絡安全數據庫，強化數據保護。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豐富和演進，不斷提高國家適應網絡發展但是又不受制受控于網絡技術的應對能力和技術水平；硬件發展的同時國家的軟實力也要相應支持跟進，加強人才隊伍的培訓和建設；運用垂直縱深的管理模式，尋求政策平衡、區域平衡和國際平衡三者之間的平衡點。網絡安全的度要拿捏把握，在保護安全的前提下不能限制了網絡使用，壓抑了網絡本身的發展潛質，這不只是權利獲取問題，也不只是信息使用問題，更是國家經濟發展問題。從國家宏觀治理的角度出發，減少政策性和可避免的鴻溝的出現，以免出現其他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決策者的認知對于決策的制定至關重要，認知變化成為政策變化的主要動力，研究國家網絡安全問題要樹立“問題導向”的思路——威脅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以及評估體系，建立相應的安全相應系統，安全意識的培訓和疏導，提高抵御風險和威脅的能力，國家層面的安全保護以及國際網絡安全合作，既駕馭全球網絡技術發展的東風同時也辯證理性地看待這其中伴隨的裹挾和沖擊。“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要樹立國家網絡安全的危機意識。網絡世界日新月異，也為國家的治理和調控提出挑戰，如何應戰、利用、協調和維護對于國家、政府、企業和個人都任重而道遠。首先技術開發方面即不能受制于人，要掌握充分自主和駕馭空間：將主動權和對技術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本國能力可及范圍，硬件、軟件都不再受制于人，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國家網絡安全預警系統建設先行，降低安全威脅。提升國民網絡素養，筑起網絡安全的高墻。“我國要舉國家之力動員全民共同努力最終建立起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經過五年技術研發、調試和攻關，我國自主研發的“網絡身份證”技術等大規模服務技術難題已被悉數攻克，網絡安全的客觀安全要求有過硬的技術支持和堅實的管理系統。在網絡安全的硬件執行力和網絡身份管理方面，已經建立起全國唯一的“公安部公民網絡身份識別系統”。這是中國公安部針對網絡虛擬的社會管理，為切實保護公民網絡安全而采取的重要安全舉措。建立網絡身份管理的基礎框架，是構成網絡社會法治化的管理基礎，是形成中國網絡信任與身份管理體系的有益探索，這也是建立互聯網治理有效的數據庫建設以及后續跟進的長期有效的基礎保障。同時，我國已經連續兩年舉行網絡安全周活動，切實將網絡安全作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落到實處，從個人層面抵抗網絡安全風險和威脅，增強網絡安全與自我保護意識，樹立網絡安全觀念，建設最具有群眾基礎和社會共識的網絡安全保護網，引導公眾健康使用網絡，共建健康文明的網絡大環境，實現網絡安全從上至下的分層布局和有序管理。

四、結語

第2篇：建構主義安全觀范文

【關鍵詞】儒學創新 文化安全 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安全，是一種客觀狀態，亦是一種屬性，即“安全”主體沒有威脅、危險，相對穩定的狀態。從符號學層面來看，“安全”是由現象能指與本質所指構成的統一體，而“安全”就存在于這個系統的關系之中。古往今來世界范圍內，小到部落，大到國家，其“安全”看上去無外乎是大同小異的意符，就是穩定、不存在威脅和危險的狀態，而“安全”的深層結構所指，則是不同社會背景下各安全主體系統性的考量，鐫刻著時代烙印。正因如此，國家安全觀才革故鼎新歷經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安全觀等分別有所倚重的體系架構，尤其是當前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中作為非傳統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社會事實而存在，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現象，它的社會性就是它的一個內在特征。

社會化的反復造就了人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并內化為一種價值觀念、生存范式，如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儒學因其獨特的哲學體系而備受歷代統治階級推崇，綿延兩千五百多年，早已內化為世代中華兒女的集體無意識，其內容囊括社會生活、倫理道德、哲學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對當前“地球村”文明交匯交鋒，新軸心時代爭鳴，處于守勢的中華文明能否在繁花錦簇中不被消解，開出一支文明獨秀顯得尤為緊要。因此，在與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國儒學亟需返本開新，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證。

中國儒學革新歷程與特征

儒學的開創可謂集上古堯舜禹文化和西周樂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基礎。孟子曰：“……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聲而玉振之也?！币烂献涌矗鬃赢攲倥c時俱進，集大成者，其思想學說盡善盡美。近代學者王國維也曾論孔丘的集大成，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實踐躬行之學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諸圣賢之學說，無不集合而組織之，以大成儒教；……古今東西，未見其比”。正是這一集大成之特質才使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①

從文化創新的視閾來看，中國儒學發展歷經先秦元創期、兩漢奠基期、魏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極期和現當代創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為代表的原始儒學。春秋戰國禮崩樂壞、諸侯爭霸之時，孔子以追求和平、統一為目標，開創具體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覺修身、治國，其繼承者孟、荀各樹一幟，是一種回歸自然、理想化、精神層面的學說，某種程度上與當時烽煙彌漫、富國強兵的社會需求脫節，并未得到列國統治者致用。二是兩漢時期以董仲舒、《白虎通義》為代表的政治和經學儒學，儒學在此階段首次得以充分發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經歷了秦王朝統一全中國、嚴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時局后，漢初當權者采取休養生息政策，漢武帝時社會穩定，“獨尊儒術”，大儒董仲舒借鑒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學，后期更是將民間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學與讖緯結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應”模式為統治者服務，導致政治層面的實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學純粹的精神訴求，也為第三階段魏晉時期思辨性義理為典型特征的玄學儒學出場留下空白，玄學是崇尚老莊，調和“自然”與“名教”的哲學思潮。及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發展如火如荼，儒釋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終極關懷的道統儒學。進入宋明清時期，形成以程、朱、陸、王等為代表的性理之學，不僅強化了政治功能，而且關注修身養德之社會功能，但并沒有對此劃分嚴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談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迫使有識之士經器物、制度層面摸索，最終在觀念層面――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國化”的極端之風，以梁漱溟、熊十力等為代表的第一批當代新儒家在匯通中西文化基礎上，重新詮釋儒學，旨在通過對儒學的現代闡釋，發揚傳統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觀上儒學自產生以來的發展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階段性特征較明顯。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將做人、治國原則系統化，荀卿在集成基礎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隨時代變遷，儒學經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說是進化論視角下儒學的革新與適應，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螺旋式向前發展。從微觀層面來看其內容以以人為本、以德治國、知行統一貫穿始終。孔子建立了我國思想史上第一個“仁學”思想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人學。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表現出對人的重視，對人當世的看重，是以“以人為本”為出發點的“王道思想”的政治觀。其后整個儒家學派皆繼承這一具有人文主義思想傾向的仁學傳統，并發揚光大。二曰以德治國?！洞髮W》核心思想“八目”意在說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個體是家的基本元素，家是國家的最小單位，只有個體以身作則、“齊家”方能“治國”，因此在后世思想的發展中才有清初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有了人人對“家和萬事興”的期冀。三曰知行統一。實踐是知識和道德體現的統一體，是重熔為生活體驗的智慧，創始人孔子，繼承者荀子、程朱理學派、心學派王陽明等無不著重“行”之價值。

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歷經三個轉折點

當代我國文化安全問題的產生。國家文化伴隨國家的發展而日臻完善，歷史上，除元朝和滿清時期外，歷代國家文化無不隨軍事、政治等架構隕落而亡，并未得到過特別重視。及至近代，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才真正出現。從近代中國人為維護國家、民族獨立對文化進行探索到當代文化安全觀的轉變，歷經三個轉折點：“五四”運動、冷戰結束和21世紀社會信息化。

首先，開啟了西方列強侵華大門，雖然國人通過、早期改良派、、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安全問題?！拔逅摹北l，觸及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在中西文化激烈沖突下，以梁漱溟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釋本開新，維護了中華傳統文化之延續，開啟了中國社會重建模式。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給全球文化帶來巨大影響，西方大國競相在零和博弈中制定國際規則，國家間的競爭與較量逐漸向非軍事領域轉移，非傳統安全開始凸顯。美國大力提倡自由、民主，標榜文化美國化，推出“普世主義”、“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等思想體系，加緊制定文化戰略，以“和平演變”為旨歸，加強基督教文化價值觀輸出，在各國屢屢制造。相應地，我國文化安全的建構以文化產業建設、文化霸權應對研究為主。進入21世紀，全球化推動下的信息化深入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以領土和邊界劃分的國家被削弱，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以美元主導的國際秩序日趨解體，知識集團將成為世界的主導，整個世界體系因此出現重組。③國家文化利益日益成為核心戰略利益，富有民族性、世界性、先進性、多樣性的文化創新成為大國競爭的籌碼。

文化安全問題是實踐的產物，當前國家文化安全已擺脫冷戰時狹義的意識形態安全之維，是整個文化系統內各個要素的安全，包括文明傳承、價值觀認同、文化產業鏈健康發展等各個領域，“國家文化安全”已演變為一切文化行為的基點與歸宿。一方面，隨著世界秩序扁平化，各國人民交往無國界化，價值觀傳播碰撞頻繁化，本國人民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對社會穩定具有實際價值，社會穩定突出的表現是具有較強凝聚力，具有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高度認同，而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特質的凝練。此外，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在國家統一基礎上貫徹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以我國文化安全是維護主流文化和多樣性統一的民族文化的世代傳承，是故子曰：“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笔侵^有繼承才會有發展。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我國“一帶一路”倡議本著達成共識、多邊協作理念，促使亞歐非地區互聯互通，加快沿線國經濟再增長。G20杭州峰會亦將不同文明間包容和發展提高到新水平，呼吁打造合作新平臺、共促世界經濟騰飛。問題是中華文明如何“走出去”為產業合作牽線搭橋？這離不開文明對話。文明對話不是文化產業、機構、平臺數量層面的簡單復制、照搬，而是引領時展潮流文化質的創新和其他文明對其價值觀的認同度，這才是一種軟實力。說到底，是一種贏得國家間政治信任的國家行為。所以，從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可靠文化環境的角度來看，我國文化安全的本質是中華文化特質的延續性與創新性。

當代儒學創新與文化安全的辯證統一性

首先，當代儒學創新是文化安全的必要準備。創新是文化發展的動力，缺少文化發展和創新會使中國守成文化很難“走出去”。在深層結構上，當代國家的一切創新性需求和動因，也都是以安全為基礎。儒學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產物，其話語體系依附于特定的社會結構，一定程度上是無法解釋當代中國問題，無法有效地服務于經濟發展。所以發揚儒學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必須以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前提。倘若儒學創新一舉成功，不僅為我國文化安全提供戰略支撐，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軟實力，而且對國際新秩序構建資以有力借鑒。

其次，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時代要求激勵當代儒學創新。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子系統，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國民安全，無論政治、軍事安全等何等重要，國民安全才是核心。信息化時代，人的安全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內在價值塑造和外在環境影響，從孔孟到程朱陸王的心性之學“是中國文化之精髓所在”，是人之內在精神生活的哲學。維護國家安全的時代要求倒逼以人學研究為主的儒學創新為國民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價值引導，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就是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在世界文明沖突與對話中，中華文化如何復興、崛起是當前和今后文化安全面臨的核心問題。毋庸置疑，其先進性越高，安全度亦越高，是故維護國家安全的時代要求呼喚當代儒學與時偕行。

結構性重塑：維護國家文化安全與儒學創新的價值路徑選擇

程亞文教授曾指出，現有西方知識體系及制度框架已無法處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內的各種國別性或全球性問題，中國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高度揉合一切文明成就來推出新文明。中國自身文明的建設首要也應該是儒學創新，儒學是周代社會危機之時，有識之士關于仁、禮為核心的探討，即內在與制度言，是內圣外王之道。國家文化安全語境下的文化包含意識形態、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因此其安全對應地由此三個層面為主要構成④。

構建中國特色的儒學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反映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并指導精神文明建設?！爸v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時代價值，也是儒學核心價值。仁者，愛人。儒學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深刻的人性哲學。制度與文化會因時而變，但人性基本上亙古不變，“人皆可以為堯舜”，成己愛人、敬天惜物、寧儉勿奢與當代中國夢并無根本性沖突，對于當代民眾個人修養、道德建設仍不乏重要啟示。解放思想，堅定文化自信，基于自身儒學話語體系的創新重新解釋中國，解釋世界。譬如，張立文“和合學”，蒙培元“情感儒學”，牟鐘鑒“新仁學構想”和陳來“仁學本體論”等。

構建與其他文明的共享價值。國際政治秩序日益脆弱，國際貿易反彈無力，國際社會尚未制定出一套可靠的制度與政策來確保更加安全的未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崛起，中國應積極參與推動建立新的國際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模式，攜手他國，以史為鑒，探索創造一種區別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文明形式，尤其是文明層面形而上的變革和創新。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并非單向滲透的霸權之道，而是寬容語境下取長補短、去粗存精。如羅素所說：“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薄疤煜峦瑲w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在儒學核心價值觀基礎上發展出世界性的共享價值，將其調和進中國本身的主流核心價值觀。只要我們扎根中華大地，立足中國國情，呼吁和諧的發展理念，弘揚“和而不同、”的儒學精神，秉持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這個文明對話就是開放、包容和進步的，儒學就能夠為中國和世界提供突破國際秩序困境的天下秩序觀。以諸侯知識謀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識治天下，乃是“王道”。據統計，歷史上曾受儒學傳統影響的族群，現總人口超過17億。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越南、日本、東南亞華人與全球華僑，都是受儒學影響很深的區域或族群。⑤由此，儒學共享價值的構建更是有了廣泛的國際基礎。

構建本民族的大眾價值（即世俗化、大眾化）。儒學傳承數千年，是一種依附性、入世的，以王權為核心的文化。清末以來，由于科舉制的廢除、學校的興起，儒學在民間已失去繁衍生息的土壤，只能在學術界和經院范圍內保留生機。⑥民間儒學的發展是儒學本位的回歸，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儒學核心價值貼近百姓，指引百姓學習、生活，實現立人、達人的價值目標極為重要。儒學從士階層的教育到普通老百姓的教化，如“常思己過，莫論人非”“君子上達”，人生應積極向上等信條，都是儒家的教化回歸，從個人空間到公共場所，儒學亦有最基本的民眾文明教育和規范，《禮記?經解》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是先儒對六經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當前在社會轉型關鍵期，面對多元紛雜的新價值觀，民眾普遍感到迷惘與失落，難以找到人生的意義與方向，有人抑郁自殺，有人熱衷網絡直播，某些直播內容甚至毫無信息、知識含量，反而誤導青少年養成錯誤的價值觀。這些文明大國中的反?，F象固然需要從制度層面尋求改善，但同時也是價值導向失效之象，有賴文化方面疏導。使儒家文化大眾化，讓全體民眾的思想中有一個明確且正確的價值觀可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為它會消除思想中對未來的疑慮，給人們帶來信心，如此社會才會有共識，人心齊國家興。

創新儒家文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證之一，而且將促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如何使傳統文化革新造福于中國、造福于世界，則是時代賦予當代儒學者的使命，任重而道遠。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學院）

【注釋】

①淦銘，王燕：《王國維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9頁。

②張立文：《論儒學的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143頁。

③④韓源：《國家文化安全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0頁，第29頁。

⑤吳展良：《尋找核心價值：儒學與現代社會的價值困境》，http：///content/06/0530/15/2311_125113.shtml。